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让我们教育界、社会、家庭念念不忘的劳动教育，它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应该是以一种怎样的应然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在家庭中成长壮大，与父母朝夕相处。因此，我们在讨论劳动教育时最不应该忌讳与回避以及绕行的就是家长。
那么，劳动教育在家庭背景下应生成什么呢？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与立场，即通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各种家庭教育背景下的劳动教育变式，我们就会发现在家庭教育背景下的劳动教育其实就是培养孩子受用一生的劳动习惯。这些劳动习惯应该包括：高大上的劳动意识;历久弥新的劳动兴趣;自我服务的劳动习惯;劳动中难能可贵的合作精神。前两者是构建孩子劳动习惯的前提与基础，后两者是家庭教育背景下培养孩子劳动习惯的应然结果。
劳动教育在家庭背景下的生成应注意什么呢？
一是对孩子劳动意识的养成要及时、及早。现下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都比较金贵，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于是在家中凡事都被父母包揽，唯恐孩子在劳作中受伤害和受委屈，家长头脑中固有的“树大自然直”的思想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被越来越放大。呈现在家庭情境中是不断上演的不让孩子在家庭中干活，孩子只管吃好、穿好、玩好就行的肥皂剧。岂不知家长的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让孩子干家务会使孩子缺少必要的最起码的初级劳动锻炼，天长日久就助长了娇气与颓废之气，固化、定型了懒惰的坏习惯，甚至影响到日后上学读书的行为习惯，以至于波及学校教师对孩子管理以及家长自身对孩子的教养。因此，针对家庭背景中劳动教育的这一现实情况，首先要做的就是及时及早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索尼公司创始人、日本教育家深大曾说：“早期获得的信息会像血肉一样长在脑内，长期发挥作用。”意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也从儿童发展心理学角度作过精辟的论述：“儿童出生后头3年的发展，在其程度和重要性上，超过儿童整个一生中的任何阶段……如果从生命的变化、生命的适应性和对外界的征服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人的功能在0～3岁这一阶段实际上比3岁以后直到死亡的各个阶段的总和还要长，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把这3年看作是人的一生。”
二是对孩子的劳动兴趣的养成要警钟长鸣，不可懈怠。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尔基也重复过这句话。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一书中也曾说：“学习最好的激励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有了某种兴趣，就会对该事物或活动表现积极肯定的情绪。”基于此，这就警示我们父母在家庭背景下对孩子的劳动兴趣的养成金钟长鸣，不可懈怠。家长要懂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家庭教育的不同往往表现在教育内容的生活化，教育方式的情感化，教育方式的多样化三个方面。因此，家庭中劳动兴趣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究其主要原因是家庭对孩子劳动兴趣的养成既无计划性也无组织性，是贯穿在日常生活中、在亲情感召下、在没有剧本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演绎的。这种家庭劳动教育的环境极容易造成家长对孩子劳动兴趣养成上或掉以轻心，或放任自流，或野蛮生长。为此家长必须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兴趣;教育孩子对自己的劳动学会欣赏;发现劳动中蕴藏的一切机会，用激将法激活孩子沉睡已久的劳动欲望，盘活孩子的劳动冲动;创设情境，让孩子把家庭劳动的感受及时用有效地方式（如口头的、书面的、音像的、电子的等）表达出来;让孩子发现家庭劳动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三是把自我服务的劳动习惯的养成当作家庭劳动教育的主要抓手。我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指出：“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让他自己去做。”这为我们家长在家庭中对孩子实施自我服务的劳动习惯的养成指明了方向。自我服务劳动简而言之就是指照料自己的生活，保持环境整洁的劳动。它包括在家庭中的生活自理、学习自理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家庭教育的实践表明，家庭中自我服务劳动应该以养成教育为主。如生活自理方面的盛饭、洗筷子、洗茶杯、穿脱衣服、钉扣子、叠被子、整理床铺等;学习自理方面的削铅笔、订本子、包书皮等;卫生自理方面的洗手、洗脸、刷牙、剪指甲、洗头、洗脚、梳头、洗澡、洗手帕、洗袜子、洗小件衣服等。由此可见，上述的三方面的劳动没有一样不是镶嵌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的。因此自我服务劳动习惯的养成就是要生活化、常规化，从家庭生活的一点一滴开始，在家庭生活的一分一秒中铸就，在家庭生活的日复一日中一路前行。家长要把劳动习惯在家庭背景下养成要坚持由简到繁的教育策略;劳动习惯的养成尽量不要脱离家庭日常生活，由于生活化、常规化是孩子好的劳动习惯养成的源头活水。劳动内容在一定时期要相对固定，要有可持续性;自我服务劳动与家务劳动要相结合，不仅要强调“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还要强调“家里的事情主动干”的家庭劳动精神。
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2
【关键词】家庭教育；孩子；起跑线；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2【文献标识码】a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教育的三大支柱。但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校，也是终身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教师，也是终身教师。所以，孩子的教育一定要重视家庭教育。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谆谆教诲我们：“教育儿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儿童是我们国家末来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他们将创造历史。我们的儿童是末来的父亲、母亲，他们也将要成为自己儿童的教育者。我们的儿童应当成长为优秀的公民，成长为贤良的父亲和母亲。但是，这还没有概括一切，我们的儿童又是我们晚年的希望。因此，正确的教育是我们幸福的晚年；不好的教育是我们将来的苦痛、辛酸，是我们对其他的人们和整个国家的罪过。”可见，正确的家庭教育是多么重要。
然而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过去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家庭教育价值观正在遭到破坏，重智轻德逐渐成为家庭教育的普遍价值趋向，由此导致家庭也逐渐成为第二课堂，学校应试教育成了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你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家里其他什么都别管。”这句话几乎成了很多家庭的通用语，也集中反映了很多家长在家庭教育上只重视孩子的考试成绩，而忽略孩子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很多孩子在家里的普遍现象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小学阶段的孩子，每天整理床铺和书包，削铅笔，换本子，诸如此类的事情大都是父母包办。中学的孩子在家里一点家务活都不干。十六七岁的孩子不洗自己的衣服是正常的事；父母不在家，宁肯吃零食也不做饭的孩子大有人在，他们视父母为家庭为自己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事。家长对孩子唯一的要求是学习成绩。这种对孩子学习的苛刻和高要求与对孩子生活习惯培养的过分迁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家庭教育中这种价值观的扭曲，对孩子一生的健康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其可怕的后果是：孩子的责任感和劳动意识的丧失。
家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孩子责任感的培养。一个孩子，他可以丑一点，可以笨一点，但他不可以没有责任心。教育成功的关键是培养一个有责任心的孩子，一个懂得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责的孩子。责任心的培养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放手，孩子该做的事让孩子自己做，比如穿衣吃饭，比如学业上的安排，比如早晨的起床，比如困难面前的抉择，让孩子尽他对自己对家人该尽的义务。同时，还要还孩子权利，让孩子有权决定看什么书，有权决定参加不参加复习班，有权决定买什么衣服，有权决定和谁出去玩，有权决定喜欢哪个歌星，家长只要引导孩子即可，让孩子享受他作为个体的权利。权利和义务造就一个人的责任感。
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3
作者简介：王中对，温州大学学生处助学解困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浙江温州/325035）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教育收费改革背景下贫困研究生资助体系重构研究”（Y201327574）的研究成果之一。
摘要：本文立足于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背景，基于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教育经济学核心理论以及当前硕士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等方面，探讨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以及要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三方面的关系，以期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进得来”、“读得下”、“放得了”、“学得好”。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都须缴纳学费，这无形中抬高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在他们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于是，研究生资助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理论界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们认为，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纷纷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研究。笔者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探讨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策略，以期对改革与创新硕士生资助体系有所裨益。
教育经济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从教育学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又在具体内容上把教育学的知识与经济学的知识予以综合，分化与综合并进，相互交叉，从而形成新兴的边缘学科，以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教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和规律为研究对象。[1]该学科的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核心理论的观点，对硕士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并为其指明了重构的方向。
一、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理论依据
1.劳动价值学说：教育收费无可非议，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义不容辞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2]恩格斯认为，劳动力价值中除了成长的维持生活费用、养育子女的生活费用外，还需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以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3]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总价值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提高；衡量劳动力的价值，主要看教育和训练费用所占的比重大小。[4]复杂的劳动需要劳动者经过一定的专门的教育和训练，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才能完成，因此复杂的劳动自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也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可见，只有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而且劳动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是与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多少，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例的。[5]因此，不管是国家、社会、家庭还是个人，投资硕士生教育以形成复杂劳动力较高的经济价值，都是明智的选择。
2.劳动力再生产：硕士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接受教育的机会理应均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阐明：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有当劳动力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在数量、质量上相适应时，社会物质再生产才能得以良性发展。可见，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再生产。研究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再生产人的劳动能力，还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如果保障性资助方式不完备，这无疑将迫使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筹集不到学费，而放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那么，这部分劳动力的智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将得不到科学发展，其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将得不到有效改变。长此以往，贫富的代际传递势必难以打破，教育方面的差异势必越拉越大，教育公平势必大打折扣，社会分层势必受到影响，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可见，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保障性资助方式完备与否。只有设置了完备的保障性资助方式，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教育机会均等”才得以实现。
3.人力资本理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将由人类的才智进化来决定，硕士生资助要注重效率
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中，创新人才被看成是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因素，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创新人才，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事关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6]人类的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的知识的发展来决定。[7]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后，它对社会实践与现实的改变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促进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它使人们认识到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同时，它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8]可见，硕士生资助应该服务于科研能力的提升，着眼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硕士生资助要凸显激励与导向功能，注重资助成效，提高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效率一般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所谓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一般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的教育成果，教育资源占用和消耗的程度。[9]那么，硕士生资助的效率，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成果，资助经费消耗的程度。而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投资效率的硕士生的发展潜力，即硕士生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做出较大贡献的可能性，一般在硕士生毕业后时间越久，这种资助效率也将反映得越明显。追求卓越、提高绩效也是当代教育思潮的焦点。[10]
二、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
1.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确保研究生教育机会均等
由于就业压力、渴望深造等原因，近几年来硕士生报考人数逐年呈递增趋势，递增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调查显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比率普遍在10-20%之间，部分地方院校甚至超过30%。因此，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构建的硕士生资助体系必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问题。为此，首先要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得来”。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教科文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务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订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中同样适用于研究生的有关国家助学贷款规定，“原则上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费贷款需求，更别提生活费贷款了。因此，要切实提高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能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和住宿费问题。其次，要加大助学金与勤工俭学岗位津贴的资助力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读得下”。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虽然硕士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6000元，但这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而言还是杯水车薪，高校还得设置相应的助学金予以补充。此外，高校还要强化“三助”工作，拓展助研、助教、助管岗位，适当提高岗位津贴，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解决部分生活费问题。
2.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降低缺陷感
以浙江省温州市高校部分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90份，回收率为98.75%，有效问卷为766份，有效率为95.75%。调查发现，发生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的生活事件位列前茅的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丧失，这与葛华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1]以月生活消费400元为一档，比较不同月生活消费学生的生活事件与抑郁，结果发现在学习压力方面，少于400元的组和401-800元的组显著高于801-1200元的组；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应激、缺陷感各因子与抑郁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分数如表1所示。表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事件、抑郁与缺陷感的相关
可见，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习压力相对较大，当他们遇到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时，对缺陷感的影响较大，甚至会导致抑郁。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当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发生上述生活事件时，及时给予人文关怀性的临时经济困难补助，可以有效降低他们的缺陷感，达到预防抑郁心理的目的。因此，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要设置完备的硕士生临时性经济困难资助方式，应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生有关生活事件，帮助他们将这些生活事件“放得了”。
3.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科研能力培养，它是研究生教育固有的、决定研究生教育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是自研究生教育的产生之初便具备的，不随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层次、培养类型、培养形式变化而变化的稳定属性。[12]无论是从法规、政策层面，还是从培养实践层面，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均是为了解决本专科学生科研能力不足与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能力高要求的矛盾，将科研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也是围绕培养科研能力展开的。[13]可见，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是构建科学的学生资助体系，提高资助效率的关键。然而，目前硕士生科学研究资助普遍比较薄弱，存在经费分配不合理、资助力度不够、资助周期短、资助项目少等问题[14]，不利于硕士生的培养。因此，高校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硕士生科研资助工作，既要做好硕士生具体研究项目的资助，更要做好科研能力培养过程的扶持性资助以及科研能力发展状况的奖励性资助，并且大力拓展“助研”岗位，切实提高岗位津贴，将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勤工助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解决他们忙于生计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生“学得好”。
三、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1.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就硕士生资助体系而言，促进资助公平实现的资助效率才是有价值的资助效率，促进资助效率提高的资助公平才是真正的资助公平。高校硕士生资助，“必须由单一强调‘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平诉求，发展至兼而强调‘教育机会均等前提下的教育收益最大化’的效率诉求”[15]，明确什么类型的硕士生资助对象采取何种资助方式，科学处理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使得硕士生资助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校要统筹国家助学贷款、助学金等保障性资助与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科研资助、“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岗位津贴等发展性资助，实现硕士生资助效率优先，兼顾资助公平。
2.处理好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引发了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是要人来掌控的。[16]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是由文化自觉意识所决定的。文化自觉意识，反映出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创造，体现出一种广阔的文化境界、深刻的文化反思、充分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17]资助硕士生提升科研能力，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是对人类构成威胁。如果那些掌握高科技的人，能摧毁我们这个世界，能污染我们的地球，能组合成新的基因来生产新的生命形式，但他们只懂得如何画指数曲线，如何使用试管，而其他的一无所知，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18]因此，高校要创新硕士生资助的方式方法，加强教育引导，协调发展资助对象的科研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为实施社会主义人才强国战略输送一大批科学研究能力强、又能成为文化自觉急先锋的优秀硕士生。
3.处理好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的关系
调查发现，由于特殊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缺陷感表现得较为普遍，程度上也更为严重。缺陷感体验越强烈，个体的自我效能就越差。[19]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高校校园内悬殊的贫富差距，将会加剧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贫困”程度，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消费行为、社会心态等方面遭受更大的冲击，他们的缺陷感体验也将更为强烈。缺陷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尊体验。自尊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性总体情感上的评价，是自我概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20]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对个体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尊水平越高，孤独感水平越低。[21]缺陷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与个体对自我的错误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预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将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因此，硕士生资助要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双管齐下。
参考文献：
[1][4][5][8][9]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佘远富，陈景春.试论创新人才培养与研究生教育体系改革[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1）：7-10.
[7]t·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10]翁福元.教育政策社会学：教育政策与当代社会思潮之对话[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11]葛华，郑平，刘向阳等.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与非家庭经济困难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9（4）：428-431.
[12]周泉兴，王琪.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历史、现实和哲学的考察[J].中国高教研究，2009（2）：38-40.
[13]薛天祥.研究生教育管理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管佳，李奇涛.我国研究生科研资助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7）：48-52.
[15]桂富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生发展性资助理念及管理体系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16]甘阳，陈来，苏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7]王中对，潘玉驹.文化自觉视野下高等工程教育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1）：112—114.
[18]张晓鹏.美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中国大学教学，2006（3）：7-11.
[19]刘楚芬，卢宁.高中生归因方式与缺陷感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7（1）：42-45
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4
所谓学前儿童家庭劳动教育就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其中主要是父母）为了使子女及其他年幼者能够自强自立，从而实施的一种劳动教育。”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说，“儿童在社会上的作用及作为公民的价值，完全决定于儿童参加社会劳动的能力，决定于他对这种劳动所作的准备。同时，儿童的幸福、儿童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据此来决定。只有当劳动成为表现人格和才能的主要形式的时候，才可能有创造性的劳动。任何工作只要具有某种意义，就不会把它看作不愉快的工作。”因此，马卡连柯指出，在教育儿童的工作中，父母应牢记以下几点，家庭的劳动锻炼对于儿童的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家庭劳动教育可以增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培养儿童的意志力，有助于幼儿养成自尊、自立、自强的性格。第二，家庭劳动教育在人的品德形成、开发智力、增强体魄、促进审美能力发展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第三，享受创造劳动成果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幼儿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为以后独立生活奠定良好基础并一生受用。
因此，劳动教育应该从小抓起，让幼儿学习初步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对幼儿进行劳动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
二、学前儿童家庭劳动的现状
（一）家长对幼儿参与家庭劳动的态度有偏颇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百姓的家庭教育观念中根深蒂固，家庭劳动教育更是被许多家长所忽略，家长过分溺爱孩子，在家务上总是亲自上阵。这样做，会养成孩子的依赖心理和好逸恶劳的习惯，也使孩子错过了培养生活能力和劳动习惯的最佳时期，严重制约孩子的创造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发展。
（二）教育方式不正确造成幼儿难掌握劳动技巧
部分家长虽有意识地安排孩子劳动，但因方法不当也收效不佳。有的家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隔三岔五安排孩子劳动，没有形成一定规律，不利于习惯的培养。还有的家长简单地把幼儿当劳动力使唤，或把劳动当作惩罚的手段，或以金钱和物质对幼儿的劳动进行奖惩，当孩子劳动中有失误便加以训斥和责备……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都会使幼儿难以掌握正确的劳动技巧，也难以在劳动中获得愉快。
（三）幼儿对参加家庭劳动不重视
现实中我们常看到这样令人忧虑的现实，那就是娇生惯养以及缺乏锻炼，使许多孩子身体虚弱，四肢无力，缺少吃苦耐劳精神。孩子往往是在摸爬滚打中得以茁壮成长的，劳动是保持良好身体素质的重要因素。然而，现在的孩子却极少主动创造条件锻炼自己，偶尔参加一次轻微劳动就叫苦连天，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要父母代劳。
三、学前儿童家庭劳动的策略
参加家务劳动不仅是学前儿童为父母分忧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幼儿今后的就业成才和生活幸福。做父母应须知：不是家务劳动需要幼儿，而是幼儿个性的发展需要家务劳动。因此，家长要创造良好的条件，让孩子从小就自然而然地参与并热爱劳动。下面就是学前儿童参加家庭劳动的具体策略。
（一）转变观念
告诉家长，家庭劳动教育的意义不在劳动的效益上，而在于劳动对儿童个性全面发展上。通过劳动，使儿童理解劳动的社会意义，初步掌握最简单的劳动技巧，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要让幼儿从小就明白：扫地、洗菜等家务劳动是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帮父母干活。这样学前儿童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做家务，而不会讨价还价。
（二）榜样激励
幼儿具有模仿榜样的特点。在身边树立让幼儿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从内心敬佩的劳动榜样，从而学习榜样。教师与家长也要时刻以身作则，平时不要因为做家务而发牢骚，也应成为热爱劳动的榜样。并在劳动中采用循循善诱的方式让幼儿参与进来。可以吩咐孩子做一些十分简单的事情，如把报纸、拖鞋等拿给父母，培养其做家务活的良好习惯并体会到劳动的快乐。
（三）行为训练
家长们在安排一系列具体的劳动教育活动时，应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具体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合理要求。如果幼儿知道他的付出对整个家庭有益，他会更看重自己和被分配到的任务。因此在分配工作时，记得向幼儿阐明这个道理。
2.适度赞美。当幼儿喝完水会将杯子洗干净放好称赞他：“你记得把杯子洗干净放回原位，真好，省了我不少事！”鼓励幼儿继续保持这个行为。适度赞美可以使幼儿在成就感的动力促使下，培养成劳动与整洁的习惯，一种负责感也就初步形成了。
3.善用记事本。可将家事按照时间先后列表，例如，上学前需完成的包括铺床、穿衣、吃早餐等等。这样的安排很合逻辑，孩子做起来也比较有效率。大家照章行事，只要等孩子做到的时候，站出来夸奖他就好了。
（四）情景体验
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5
摘要：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孩子人生的第一课堂，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需要更高素质的人才，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也日趋增高，使家庭教育的地位越发显得重要。本文根据家庭教育活动规律，从家庭教育的作用、特点及方法的教育问题逐一阐述，为孩子走向成功提供了最佳的教育方案。关键词：家庭教育人才走向成功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和前提。如果孩子从小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将会对其一生产生不可弥补的损失。当今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不断凸现，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教育方式的误区，已逐渐引起社会、学校、家庭的高度重视。因此作为家庭教育主体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承担了对孩子的生理上的精心照料、智慧的正确诱导、行为习惯的养成与塑造的责任。1.家庭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孩子从出生到正式步入社会，是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着，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家庭教育的目标应是：在孩子进入社会之前，培养孩子身心健康地发展，为孩子打开走向成功之门。1.1“学会做人”，是家庭教育的起点和基点教子做人，是家庭教育的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教子做人，就是要重视子女思想品德的教育，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孩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懂事到懂事，从不能分辨到能够分辨事物的好坏对错，都是在家长的行为中获得的。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纠正不良习惯，形成好的习惯，就有利于孩子道德认识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健康发展。www.133229.com如果做父母的由于对孩子的溺爱，对孩子犯下的错不及时地给予纠正，有的甚至袒护，影响了孩子道德的认识和道德行为的发展。因此，提高孩子鉴别能力，针对问题及时指导，提高孩子德分辨的能力，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做人的关键。1.2“学会求知”，是家庭教育培养子女智慧开发的前提教育子女“学会求知”，这是家庭教育子女智慧开发的前提。在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重知识、重能力、重创造、重发展是人才的重要标志。家庭教育在子女的智力开发和文化知识学习上，培养子女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是重要内容，孩子一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将为他今后的学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好的学习习惯，再聪明的孩子在困难面前也会半途而废。好习惯的养成是孩子自主发展的动力。没有动力，孩子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会影响到孩子潜力的开发。学习能力指不仅具有知识运用的能力，还具有把握知识并提出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标新立异的主张和想法。在“求知”上机械照搬、因循守旧，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不会成功的。1.3“学会劳动”，是家庭教育培养子女综合能力的关键“学会劳动”，就是重视教育子女从小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及社会公益劳动等。如果父母培养子女的自理能力及劳动习惯，子女从小学会劳动，将终生受益。调查表明，目前有许多家庭，“劳动”已成为家庭教育中被忽视的角落。据统计，基本不做家务劳动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占一般以上。专家指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突出的道德缺陷是懒惰、懦弱和自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家庭教育有直接关系。勤劳、勇敢、奉献是良好品德的基础，安排好子女参加家务劳动，引导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既是家庭教育的必修课和基础课，也是培养子女综合能力提高的关键。2.把握家庭教育的特性，才能更好实施教育方法家庭教育就是父母、长辈对未成年孩子所实施的综合性教育。家庭教育特点归纳为三个方面。2.1家庭教育的早期性我国古谚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之师，如果孩子从小在家庭的怀抱里接受父母良好的教育，将是孩子早期智力发展的关键，对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不可轻视的。从人的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看，幼儿期的孩子是进行早期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期，也是智力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因为人的许多基本能力是这个年龄阶段形成的，如语言表达、基本动作、习惯、性格等，因此家庭教育的早期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早期教育。2.2家庭教育的连续性孩子从小到大，几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家庭之中，都在接受着家长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有意和无意、计划和无计划、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进行，甚至可以说家长以一种连续不断地、随时随地的自身言行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着子女，中国传统家教注重“身教重于言教”。父慈子才孝，兄友弟则恭。父母的言行举止，犹如一本没有文字的教科书，会潜移化地对孩子产生终生影响，甚至具有强烈的暗示和感染的力量，这种教育对
孩子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行、谈吐举止等都在不停地给予影响和示范，其作用相当大，甚至伴随着人的一生。2.3家庭教育的及时性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家长与孩子朝夕相处，对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父母通过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及时掌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理状态，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家庭教育的及时性就是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及时教育，及时纠偏，使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因此，家长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应根据孩子特性和个性，采取不同形式和不同方法的教育形式，对孩子因材施教，为孩子走向社会奠定成功的起点。3.家庭教育方法是塑造成功人才的关键教育不是一件只凭本能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它必须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性，既要面对客观条件和教育对象千差万别，又要在实施教育中必须具有随机性和创造性。作为父母，教子必须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方法错误，孩子的潜能与才干不但无法被发现，反而会被误导，影响孩子的一生。3.1目前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目前部分家长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中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重智轻德。以分数衡量孩子的成功，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品德个性、行为习惯、情绪情感、思想志向、兴趣爱好不闻不问，完全忽视对孩子的思想品德培养。有些家长生怕一些非智力因素影响到孩子的学业。二是重“金”投资。许多独生子女的家长们认为自己只要舍得投资，就会有收获，不惜耗费重金和精力，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三是对孩子.娇宠溺爱，提供过多关心和帮助。家长们对孩子包办过多，替孩子做他们能做的一切。结果养成了孩子的依赖性，孩子的意志力、坚韧性得不到锻炼，自立自理能力较弱。父母的教育的误区使许多孩子缺少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缺乏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修养，身心得不到健康发展；缺少丰富的个性和创造性，缺少创造性思维和活动，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的实践能力较差。过弱的文化熏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对孩子的“轻德”、“重金”、“溺爱”只能导致未来社会人才的“淹没”。现代对人才的要求是知识水平、适应能力、合作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要求，这些家长要高度重视。3.2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培养、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为出发点，教导孩子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创新、学会合作、学会做事；具有基本生活技能、社会规范、理想志趣等方面全面发展是现代家庭教育的主要目标。因此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一是人才品质的全面发展，即德、智、体、劳、美五个方面的发展。德是做人的前提条件，智是智能开发关键，体是人才发展的保障，劳是技能和习惯养成的途径，美是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条件，它们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二是身心健康素质的提高。科学的头脑和科学的生活方式，积极的人生观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不可少的。三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能力培养不仅是智力上的发展，更需要生活能力和解决事情的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家庭教育对创造力的开发，应贯穿于整个生活环境、整个身心发展、整个日常行为之中。因此，作为家长要为孩子提供有利于创造力发展的人文环境，使环境成为孩子创造力发展的课堂，引导孩子质疑、探究和发现，引导孩子主动、富有个性地学习，引导他们走出课本、体验生活、善于思考、勤于动手、勇于实践，引导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发展他们的智慧优势，从而拓展孩子学习知识的渠道，拓展孩子发展的空间。3.3现代家庭教育的方法每一个孩子都不同于任何其他孩子，每一个孩子未来智力与才能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不相同的，父母必须根据孩子性格和能力发展不同特点实施教育：一是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征、个性差异及身心发展水平，确定教育内容和要求，使孩子按照德、智、体、心理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二是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循序渐进是根据孩子不同时期发展特点进行教育。通过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教育过程。现代心理学已证明，人的思维发展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应依据不同层次和阶段特点实施教育。教育是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事情，父母要保持正确的心态与沟通的方法，对孩子要有信心和耐心，目的是重视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这样才能获取孩子信赖、实行无障碍交流奠定基础。三是隐性教育的方式。隐性教育主要指家庭教育环境，家庭环境对人的一生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结构会在以后的心理发展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良好的家庭环境与氛围是孩子个性发展的重要场所。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影响着子女的认知、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等。优良的环境
条件对孩子进行熏陶，耳濡目染，就是我们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参考文献：[1]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技出版社，1987.6.[2]田秀云.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赵忠心.家庭教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9.[4]邓佐君.家庭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5]李润强.中国传统家庭形态及家庭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李丽.浅谈当前家庭教育的特点[j].当代教育论坛，2004，(2).[7]刘美丹，刘晓艳.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与影响[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6）.www.lunwenwang.co
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6
【关键词】劳动教育素质教育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在不断充裕的家庭条件下，大部分家长视孩子为掌上明珠，怕其吃苦，危险，孩子力所能及的事家长却取而代之，忽视了劳动教育，于是，独生子女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加上部分学校特别是师资力量薄弱、条件有限的农村学校没有开设好劳动课，安排的“劳动课”的目的在于打扫清洁卫生或变劳动课为知识课。导致劳动观念越来越淡薄，使这些独生子女只会读书，不会劳动。长此以往，将会影响这部分人素质的发展。于是，笔者认为在小学阶段抓好劳动教育十分重要。只有从小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树立强烈的劳动观念，长大成人才会有所作为。当今，在新课程的教育理念下，素质教育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所以，劳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素质教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生活技能素质。
一、劳动能促进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小学阶段是人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时期，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形成紧靠家长的言传和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家长和老师在课外引导学生不断参加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劳动，亲身体验劳动的艰辛，享受劳动的成果，才能促进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例如：让学生捡废品，通过学生对一件件废品的积累到出售，让其去体会自己父母挣钱的不容易，从而受到了不能铺张浪费的教育，逐渐形成节俭的美好品质。出售后的收入虽少，但是总能让学生感受到快乐，因为是学生已经证明了自己，找到了自信，体验到了劳动价值所在。农村家庭的父母，要让自己的孩子投入到粮食耕种的劳动中去，只有让孩子亲自参加劳动，尝尝汗湿、腰酸背痛的滋味，才感觉到劳动的辛苦，懂得劳动的分量，切身体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真正含义，使之自觉地爱惜粮食。只有参加劳动，才能理解农民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蔬菜或者农副产品，工人为社会提供日用品，输送水电是为了什么，才会真正体会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劳累，是为了人们的幸福，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更能激发对那些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的人的厌恶感，做到加倍珍惜自己和别人的劳动果实。正如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让孩子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才是英雄汉。”
二、劳动不但能增强人的体质而且能磨练人的意志。
一个人有无劳动的兴趣和习惯，将影响自己的一生。大量事实表明，不论知识水平、家庭背景、经济收入、种族肤色如何，凡是从小做家务、热爱劳动的人到了中年以后往往特别能干，工作成就大，生活也很美满。劳动，可以培养孩子动手习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营养良好的情况下，劳动能促进大肌肉、小肌肉的发育。劳动在培养完美体魄上所起的作用，同运动一样重要。许多劳动能显示体力与技能、技巧等多种多样的结合。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不仅使人“心地正直”，而且能使人“身强力壮”。
少年儿童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会面临许许多多困难和挫折，这就要求学生从小养成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如果遇到困难就畏缩、害怕和逃避，我们为之努力的事情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怎样磨练人的意志呢？诚然，轰轰烈烈的斗争和艰苦的劳动、险恶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但是平凡的生活小事也能磨练人的意志。首先，让学生从生活的一切方面锻炼意志，如遵守学习与生活制度、及时独立地完成作业、做事有始有终、坚持锻炼身体、待人始终如一等。其次，引导学生做一些自己不愿做或不敢做的事，如让学生在炎炎夏日跟随父母下地劳动，或在寒冬腊月用冷水搓洗衣服等，完成后及时给予表扬，这样可以让学生建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坚强的意志就是在完成无数件小事中逐步培养起来的。
三、劳动能提高学生的生活技能。
在人类发展史上，劳动推动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劳动教育不容忽视，在小学阶段，要求学生掌握简单的生活技能。低年级学生学会自我服务活动。如：穿衣服、削铅笔、洗手帕等；中年级学生可进行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公益劳动。如：包书、整理书包、洗碗、扫地、擦窗、给花草浇水、在校内进行大扫除等；高年级学生以家务劳动为主，如：洗衣服、做饭、涮锅洗碗、农村儿童学会农田的种植，能参加学校的科技小组，在活的自然中学习，在实践中加强探索。只有让学生持之以恒地去完成这些事，才能树立劳动观念，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提高生活技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劳动教育在学生的素质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应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现对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以下建议：
家庭：
第一，建议家长改变教育观念。
即便是独生子女，不能溺爱，不要怕其吃苦和危险而不让孩子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让孩子多动手做事，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第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多设置一些“障碍”。
所谓的“障碍”就是孩子力所能及的事，家长要多找一些孩子能完成的事情让孩子去完成。如；中、高年级的孩子，饭前盛饭，饭后收拾、清洗。不能一味满足孩子的零用钱，可让中、高年级的孩子利用假期自己挣零花钱，城市的孩子卖报纸，农村的孩子卖菜等。
第三，家长要做好榜样作用。
随着家庭经济的富足，部分家长的家务活也随之减少，吃饭上馆子，洗衣服有洗衣店的服务，或雇个家庭保姆包揽一切家务，这样不但没有事情给孩子去完成，而且滋生了孩子享乐主义的思想。
学校：
要切实贯彻好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积极地改善和创造劳动课教学条件，开足、开好劳动技术课；学校和家庭要形成教育合力，老师布置的家庭劳动任务可让家长督促完成并签字认可。
社会：
呼吁全社会重视劳动教育，形成积极劳动的社会氛围，大力渲染“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如何构建和创新评价机制呢？
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7
关键词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劳动力市场；工资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1)08-003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量农业生产剩余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到2006年为止，中国有1.2亿“离土离乡”外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1］。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以夫妻二人共同外出打工的家庭迁移已经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模式［2］。农村迁移家庭通常采取在城市定居的方式，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在城市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内，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城市定居的农村迁移家庭不断增加，农村迁移家庭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日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
本文关注于农村迁移家庭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供给行为，劳动供给是劳动力市场中任何群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按照Heckman［3］的观点，劳动供给的变化可以分为劳动参与（广度）和工作时间（深度）的变化，因而劳动供给行为可以分为劳动参与行为和工作时间选择行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市场工资水平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市场工资对他们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程度如何，除市场工资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对农村迁移家庭生活状况的了解和就业政策的设计。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开始对居民劳动供给行为展开广泛的经验研究。1999年，Blundell和maCurdy［4］通过对大量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后指出，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远大于工作时间工资弹性，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远大于男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的典型化事实。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微观数据的日益丰富，中国学者陆续开展了一些关于中国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经验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方面，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国外研究基本一致［5-16］。2005年，郭继强［17］分析了城市农民工工作时间选择行为，指出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倾斜，但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行为却尚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由于市场工资是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本文首先分析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市场工资的决定因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在决定农村迁移家庭城市工资水平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工资和收入对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估算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本文第一部分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二部分论述回归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研究结论。
张世伟等：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8期1数据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调查数据（CHip），数据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2个省和直辖市中2000个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信息，每户包含家庭成员特征和家庭消费支出等方面的信息。在调查的2000户家庭中，1522户是夫妻双方同时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家庭，本文的分析关注于这部分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调查数据中个体的全部工作时间分为在城镇工作或就业时间、在家乡从事非农经营活动时间、在家乡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在城镇寻找工作时间和因病休假时间。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删除了夫妻中任何一方各项工作时间总和不等于全部工作时间、城镇工作时间大于零而收入等于零或者城镇工作时间等于零而城镇工作收入大于零的家庭，删除了夫妻双方任一方所需信息缺失家庭，最后得到1292个家庭样本。根据eissa［18］的观点，本文将劳动参与界定为2002年在城镇有过工作经历，在男性样本中1285个个体参与劳动供给，劳动参与率为99.45%；在女性样本中1034个个体参与劳动供给，劳动参与率为80.03%，说明农村迁移家庭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劳动参与率，主要源于城镇就业是农村家庭迁移的主要目的。
劳动供给理论认为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本文首先给出工资和非劳动收入对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影响的统计描述。尽管现实经济中个体的工作时间通常受到其所属行业、单位类型和雇主偏好等需求因素的限制，但Killingsworth［19］认为个体可以通过选择职业和雇主间接地决定工作时间。通过表1给出的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职业性质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男性中私营或个体经营所占比例为68.41%，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所占比例为23.11%，女性则分别为71.95%和21.37%，男性和女性的职业性质均以私营或个体经营和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为主，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个体主要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由于非正规就业是目前农村迁移家庭中个体的主要就业形式，因而相对于城市正式职工而言，具有较大的自由来选择工作时间，如从事个体经营的个体可以根据盈利情况调整经营时间等，因而可以认为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可以连续地做出工作时间的选择决策。
表2给出了参与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工作时间、小时工资、非劳动收入的均值（和标准差）（非劳动收入由家庭城镇年总收入减去个体城镇年劳动收入得到；家庭城镇年总收入为家庭成员在城镇中个人打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收入、礼金收入和其他收入之和，个体城镇年劳动收入为个体打工收入和经营收入之和）、工作时间与小时工资和工作时间与非劳动收入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年均工作时间均接近3500个小时，远大于城市职工的年均工作时间，说明农村迁移劳动力工作强度非常大；参与样本中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在统计上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5092和-0.4348，工作时间和非劳动收入均呈不显著的负相关性。然而，上述关系仅仅是描述性的，由于个体间存在差异，在实际分析中应该通过回归模型对其他影响工作时间的因素加以控制，并考虑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的内生性问题。
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工资收入和劳动供给与个体属性密切相关。表3给出样本个体属性的描述性统计量，可以发现个体平均年龄35岁左右，说明迁移劳动力多数为青壮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4年左右，说明迁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大多数未达到初中毕业；迁移劳动力绝大多数身体健康；工作经验和职业培训时间均较少，分别仅为7.30年和0.7个月；迁移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97人，说明绝大多数家庭有两个孩子，且一半以上的孩子寄养在农村老家；迁移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18582元，外出前他们外出前年收入的3379元，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最主要动力。当然，平均年最低生活费用10000元以上说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
2回归模型设定
劳动供给行为的分析需要对两个方程加以估计：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根据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劳动供给分析以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为出发点，通过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来校正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中的样本选择偏差。假设个体的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pi*表示不可观测的决定个体i是否参与劳动的变量，pi表示个体是否参与劳动（1为参与，0为未参与），yi表示个体i非劳动收入，zi表示可观测的个体属性，由于未参与个体的市场工资不可观测，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中不包含市场工资变量，α表示系数，在假定ui~n(0,1)的情况下，个体i劳动参与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Φ(•)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基于probit模型可以获得系数α的估计值。根据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校正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估计的逆米尔斯比：
其中，wi表示参与个体i小时工资，xwi表示影响个体i市场工资的个体属性，β表示系数。在工资方程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逆米尔斯比之后，可以假定随机扰动项εwi~(0,σ2w)。使用工资方程可以对个体市场工资进行预测，并将所有个体预测的市场工资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劳动参与方程（结构式）中（Blundell和Smith［20］认为对所有个体均采用预测的市场工资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得到一致的估计量）：
其中，i表示个体i预测的小时工资，γ表示系数。使用逆米尔斯比对工作时间方程进行校正，校正后的工作时间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hi表示个体i工作时间，xhi表示影响个体i工作时间的个体属性，θ表示系数，在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逆米尔斯比之后，可以假定随机扰动项εhi~n(0,σ2h)。
在估计出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后，可以估算劳动参与弹性和工作时间弹性。劳动参
其中，epw表示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epy表示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pfl表示劳动参与率，表示非劳动收入的均值。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的估计值分别可以表示为：
其中，ehw表示工作时间工资弹性，ehy表示工作时间收入弹性，表示参与样本工作时间均值。
从样本的统计中发现男性参与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高达99.45%，基本均参与城镇劳动市场，因而只需对男性工作时间方程加以估计，同时在对男性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不必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但女性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80.03%，需要对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加以估计，并且在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需要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按照mincer方程的基本设定，在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中选取了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和职业培训时间，其中受教育年限反映了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情况，工作经验和职业培训反映了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工作经验是指个体在城镇就业时间，职业培训指个体在城镇接受培训时间，尽管在农村的工作经验和培训时间可能会对个体工资水平产生影响，但在调查的数据集中却无从获得相关的信息，因而在分析中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对迁移个体在城镇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在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中还包含了农村迁移家庭迁入地所在省份的变量。依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在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中除选取非劳动收入外，还选取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户主、非劳动收入、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农村老家人口数和农村迁移家庭迁入地所在省份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年龄反映了劳动参与的生命周期模式；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健康资本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则反映了城镇以及农村老家家庭情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省份变量反映了不同地区经济环境差异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在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解释变量除选取了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外，还包含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工作经验、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年龄反映了工作时间的生命周期形式；受教育年限、健康和工作经验反映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工作时间的影响；户主身份、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反映了家庭情况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需要解决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的内生性问题［21］。解决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基本方法是2SLS估计法，因而需要对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选取恰当的工具变量。选取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是工具变量与内生的解释变量相关而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按照传统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方法，本文首先选择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平方和工作经验平方作为小时工资可能的工具变量；其次，考虑到需求因素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会对个体的市场工资产生影响，选取了迁移家庭所在城市的劳动参与率和职业培训时间作为小时工资可能的工具变量；最后，在调查中要求每个个体对外出打工之前所能够赚取的年收入进行了估计，这个收入可能直接与城镇工作的小时工资相关而与城镇工作时间并不相关，因而，将其作为小时工资的另一个可能的工具变量。非劳动收入可能的工具变量选取了配偶打工前能够赚取的年收入、配偶的年龄、教育、工作经验、职业培训时间和相应各变量的平方项。由于这些工具变量均可能与个体的工作时间相关，因而可能并不是恰当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可以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来判断。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是检验工具变量内生性的必要条件，如果过度识别约束检验被拒绝，那么所选取工具变量是内生的，是不恰当的。实际中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不断选取各种工具变量组合来确定合理的工具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选择行为并不相同，因而某一在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被选做合理工具变量的变量可能作为男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就是不恰当的，即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的工具变量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的工具变量可能是不相同的。
3回归结果分析
表4给出了女性工资方程、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和男性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从女性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年龄对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主要源于农村迁移家庭以青壮年为主（表3数据描述显示迁移家庭中女性的平均年龄为34.22岁，且标准差仅为7.10岁），劳动参与并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受教育年限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增加0.0086；与身体不健康的女性相比，健康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会增加0.3414；与非户主的女性相比，女性户主劳动参与率大约会增加0.1456，意味着户主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较大的责任；非劳动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没有影响，说明女性的劳动参与并不具有收入效应；城镇生活人口数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城镇生活人口数每增加一人，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降低0.0236，说明迁移家庭中女性仍然承担了城镇生活中的主要家务活动；城镇生活家庭月生活最低费用并没有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可以增加家务活动时间从而替代通过市场购买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农村老家人口数则增加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农村老家人口数增加一人，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增加0.0253，说明农村人口生活负担将会促进迁移女性积极地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由女性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逆米尔斯比进而修正工资方程的估计（在计算逆米尔斯比、预测未参与个体市场工资、估算教育收益率、劳动参与弹性和工作时间弹性时，需去除回归方程中不显著变量。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去除不显著变量的各方程估计结果，有兴趣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从女性工资方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逆米尔斯比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工资方程进行样本选择偏差的修正是必要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以及职业培训时间均显著，工资水平随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而随着经验的增加，女性工资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趋势。上述结果说明农村迁移家庭女性的人力资本在决定其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时已经发挥了明显作用，但3.71%的教育收益率要远小于城镇女性的教育收益率。
由于男性基本均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因而可以应用oLS方法对男性工资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对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经验的增加，男性工资水平同样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趋势，而职业培训时间对男性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同样说明男性人力资本在决定其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尽管农村迁移家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4.97%，远小于城镇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但却大于农村迁移家庭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这与城镇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于城镇男性的教育收益率的经验事实存在差异。
根据女性工资方程可以预测样本中所有女性的小时工资，将小时工资（对数）预测值作为解释变量可以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而估算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值。通过比较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和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二者主要差异在于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在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教育对劳
动参与的影响变成了负效应，健康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与简化式相比明显降低，主要源于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对劳动参与的部分影响是通过市场工资的形式加以体现。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小时工资对数对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边际效应为0.4245（去掉不显著变量的影响之后，边际效应约为0.4318）。根据式（7）可以计算农村迁移家庭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为0.5395。非劳动收入对劳动参与影响不显著，说明女性劳动参与不具有收入弹性。
表5给出了农村迁移家庭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2SLS估计结果。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反复尝试不同工具变量的组合，最终确定职业培训时间、年龄平方、外出打工前收入和丈夫外出打工前收入作为女性2SLS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从女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逆米尔斯比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并不显著；Hausman内生性检验被拒绝，说明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内生的。小时工资对数的系数为-1031.4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倾斜，即工资越低，工作时间越长。向右下倾斜的工作时间曲线已经有很多经验证据，但多数只存在于低收入群体中。Dessing［22］认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个体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工作时间从事劳动力市场活动从而保证能够获得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表1的统计结果说明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主要就业方式为收入较低的临时工或个体经营，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享受城镇中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社会福利，工资水平越低，维持基本生活的难度越大，因而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非劳动收入的系数为-0.014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当非劳动收入增加，女性可以减少工作时间转而从事家务活动。从其他影响工作时间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年龄的系数为负并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女性的工作时间略微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表示人力资本的受教育年限对工作时间没有影响，而工作经验和健康均能增加女性的工作时间；表示家庭基本情况的户主身份会增加女性的工作时间，城镇生活人口数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对工作时间均没有影响，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的增加会促使女性工作更多的时间从而获得满足家庭基本生活的费用。
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不断尝试不同工具变量的组合，最终确定城市劳动参与率、职业培训时间、年龄平方、外出打工前收入、妻子外出打工前收入、妻子职业培训时间和妻子工作经验作为男性2SLS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从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Hausman内生性检验被拒绝，说明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内生的。小时工资对数系数为-1356.85，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迁移家庭中男性工作时间曲线依然向右下倾斜。非劳动收入对男性工作时间影响并不显著，说明非劳动收入的变动并不会影响男性的工作时间。从工作时间方程中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年龄系数为负并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男性的工作时间同样略微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和健康变量对男性工作时间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能够使迁移个体获得更长时间工作的机会从而能够增加收入水平；表示家庭基本情况的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农村老家人口数和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的四个变量中，只有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对男
性工作时间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费用的提高，会促使男性增加工作时间。根据式（8）可以计算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2613和-0.3443，男性工作时间不具有收入弹性，而女性工作时间的收入弹性为-0.0733，工作时间对于非劳动收入的反应要远小于对小时工资的反应。
4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在城市中生活和就业。依据中国微观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71%和4.97%，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这一方面可能源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歧视，另一方面可能源于农村教育质量较低。同时，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男性工作时间将明显增加，主要源于教育有助于工资率的提升。由于农村迁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受教育质量较低，政府发展农村的教育，将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迁移家庭收入的提升。
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女性工作时间方程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身体健康不仅有助于女性的劳动参与，而且有助于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增加。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较差，政府发展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将会提高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进而有助于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和收入的增加。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但随着经验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增加工作时间。由于经验的边际贡献大于年龄的边际贡献，说明向城市迁移时相对较年轻的个体在劳动供给方面占有优势，政府应鼓励年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尽早向城市迁移，尽早地融入城市将有助于其工作经验的积累，进而有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升。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女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约为-0.2613和-0.0733，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约为-0.3443，虽然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均较小，但仍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曲线均向右下倾斜。向右下倾斜的工作时间曲线暗示着农村迁移家庭的收入水平较低，为维持家庭在城市的基本生活需要，农村迁移劳动力不得不工作较长的时间。长时间的工作使得迁移劳动力缺少机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又进一步限制了他们收入水平的提升，导致许多农村迁移家庭陷入贫困陷阱。同时，女性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为0.5395，远大于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说明市场工资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地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就业，进而促进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有序的迁移，不仅有助于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发展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适当提升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为进行个体经营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提供优惠政策，消除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逐渐覆盖全部农村迁移人口，促进农村迁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的提升，促使农村迁移人口尽快摆脱贫困陷阱，达到农村迁移家庭和城市居民的和谐和融合，进而达到提高中国社会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韩长赋.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J］.经济研究,2006,(12):4-12.［HanChangfu.thetrendandperspectiveofRuralmigrantworkersinChina［J］.economicResearchJournal,2006,(12):4-12.］
［2］蔡.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CaiFang.patternandChannelofpopulationmigrationinChina［m］.Beijing:SocialSciencesacademicpress,2001.］
［3］HeckmanJ.whatHasBeenLearnedaboutLaborSupplyinthepasttwentyYear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3,83(1):116-121.
［4］BlundellR,macurdyt.LaborSupply:aReviewofalternativeapproaches［m］//ashenfeltero,CardD.HandbookofLaboreconomics,Volume3a.amsterdam:elsevier,1999:1559-1695.
［5］LiHaizheng,ZaxJ.LaborSupplyinUrbanChina［J］.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2003,31(4):795-817.
［6］姚先国,谭岚.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J］.经济研究,2005,(7):18-27.［YaoXianguo,tanLan.ananalysisofFamilyincomeandLaborSupplyDecisionsofUrbanmarriedwomeninChina［J］.economicResearchJournal,2005,(7):18-27.］
［7］杜凤莲.家庭结构、儿童看护与女性劳动参与［J］.世界经济文汇,2008,(2):1-12.［DuFenglian.FamilyStructure,ChildCareandFemaleLaborSupply［J］.worldeconomicpapers,2008,(2):1-12.］
［8］张世伟,周闯.城市贫困群体就业扶持政策的劳动供给效应［J］.经济评论,2008,(6):23-30.［ZhangShiwei,ZhouChuang.LaborSupplyeffectsofemploymentSupportingpoliciesonUrbanpoorGroup［J］.economicReview,2008,(6):23-30.］
［9］张世伟,周闯.中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J］.管理世界,2010,(5):56-64.［ZhangShiwei,ZhouChuang.LaborSupplyBehaviorsofDifferentincomeGroupsinUrbanChina［J］.managementworld,2010,(5):56-64.］
［10］张世伟，贾朋.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的地区差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1（1）：121-129.［ZhangShiwei,Jiapeng.RegionalDifferencesinUrbanResidents-Laborparticipationelasticitytowages［J］.JilinUniversityJournalSocialSciencesedition,2011,51(1):121-129.］
［11］张世伟，周闯，贾朋.东北地区城镇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研究――基于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的经验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1）:54-63.［ZhangShiwei,ZhouChuang,Jiapeng.JointHouseholdLaborSupplyofnortheasternUrbanResidents: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DiscreteChoicemodelofLaborSupply［J］.ChineseJournalofpopulationScience,2011,(1):54-63.］
［12］张世伟，郭凤鸣.东北城镇居民劳动供给行为分析［J］.东北亚论坛，2010,19（4）：112-119.［ZhangShiwei,GuoFengming.LaborSupplyinnortheastUrbanLabormarket［J］.northeastasiaForum,2010,19(4):112-119.］
［13］张世伟，周闯.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参与弹性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9,(5):39-48.［ZhangShiwei,ZhouChuang.LaborparticipationelasticityinChina-sUrbanLabormarket［J］.worldeconomicpapers,2009,(5):39-48.］
［14］张世伟，周闯，万相昱.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自然实验的研究途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8（4）：98-106.［ZhangShiwei,ZhouChuang,wanXiangyu.LaborSupplyeffectsofpersonalincometaxReform:anapproachBasedonnaturalexperiments［J］.JilinUniversityJournalSocialSciencesedition,2008,48(4):98-106.］
［15］于洪.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归宿与劳动力供给的研究［J］.财经研究，2004,30（4）：50-59.［YuHong.ResearchonindividualincometaxincidenceandLaborSupplyinChina［J］.theStudyofFinanceandeconomics,2004,30(4):50-59.］
［16］余显才.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11):28-40.［YuXiancai.aCaseStudyoftheeffectofincometaxuponLaborSupply［J］.managementworld,2006,(11):28-40.］
［17］郭继强.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5):16-26.［GuoJiqiang.LaborSupplyofRuralmigrantworkersinUrbanSecondaryLabormarket［J］.ChinaSocialSciences,2005,(5):16-26.］
［18］eissan.taxationandLaborSupplyofmarriedwomen:thetaxReformactof1986asanaturalexperiment［R］.nBeRworking,1995:5023.
［19］Killingsworthm.LaborSupply［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20］BlundellR,SmithR.CoherencyandestimationinSimultaneousmodelswithCensoredorQualitativeDependentVariables［J］.Journalofeconometrics,1994,64(2):355-373.
［21］FortinB,LacroixG.atestoftheUnitaryandCollectivemodelsofHouseholdLaborSupply［J］.economicJournal,1997,107(443):933-955.
［22］Dessingm,LaborSupply.theFamilyandpoverty:theSshapedLaborSupplyCurve［J］.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2002,49(4):433-458.
ananalysisofLaborSupplyBehaviorsofRuralmigrantHouseholdsinChina’sCities
ZHanGShiweiJiapengZHoUChuang
(CenterforQuantitativeeconomicsof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8
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有所减轻，教育投资的需求随之释放出来。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到城市实现非农就业，农村社会出现了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农村家庭的经济分化因此引起了教育投资分化。一些农村家庭在支付子女教育的基本费用以外，也开始增加对课外补习等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的投资。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开始增加教育投资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如给子女购买课外辅导读物、聘请家教、上补习班等，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转入城镇、县城甚至大中城市的中小学就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及劳动力流入地教育资源的限制，农村人口中绝大部分青少年依然在农村接受教育。根据2008年全国妇联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子女的数量达到5800万，而且留守子女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近几年来我国流动青少年的增长率为30%，而留守青少年的增长率达到200%。尽管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放宽了一些农村家庭的资金约束，也增强了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能力。他们会通过家庭汇款来增加子女课外补习的教育支出，以此来弥补由于家长角色缺失给子女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增加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替代时间投入。但是，由人户分离所带来的农村家庭亲情关系的割裂，传统双亲教养模式的变化，必然会对留守子女的营养健康和学习问题等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近几年国家致力于改善农村的教育问题，也加大了农村的教育投入，但是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变化以及新的教育需求，才能使配套的政策制度更为有效。
本文尝试在新的教育政策制度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大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考察父母外出务工这种家庭行为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农村家庭课外补习投资为切入点，探讨普通农村家庭和有劳动力流动农村家庭在家庭课外补习投资上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学龄子女学习成绩的因素，探索外出务工行为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的作用机制，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梳理思路，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是一个农村家庭在经济收入约束下，对家庭资源作出合理分配的联合决策。国内外的很多研究对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子女的个数、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子女自身的学习情况、当地的教育供给、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会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有关国际移民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影响国外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认为，能缓解留守家庭的现金需求压力，从而可以更多的用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能改善留守子女的生活与身体健康等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表现。目前国内有关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对农村教育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胡枫等［10］根据5个城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父母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远距离跨省流动会对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但外出务工寄回的汇款能缓解家庭资金压力并减少子女的劳动压力，特别是对农村初中及以上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他的研究中还是没有解决“自选择”问题，而且没有对汇款如何影响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2008年在江苏、四川、陕西、河北和吉林5省开展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子女受教育情况，如学龄阶段、读书的各项费用、学习成绩等;家庭资产和父母的就业情况，包括家里的耕地面积、楼房类型，以及所在乡村的基本特征等相关信息，以及从1995年到2008年间每一年每个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史以及2008年农村家庭主要的非农就业情况。①首先，通过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情况来了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本文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具体界定为在其住户所在的乡镇以外的地点就业，并且不住在家里超过半年及以上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根据笔者对农户家庭十几年非农就业情况的调查，外出务工人数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农村家庭中父亲外出务工的增长幅度高于母亲外出。在农村家庭中，父亲外出务工的人数和比例都远高于母亲，这是由劳动力市场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农村家庭内部传统的角色分工决定的。以父亲承担家庭经济负担为主，母亲则承担照料家庭、照顾老人和管教子女的家庭责任为辅。从他们非农就业的职业分布看，在商业、建筑业、工厂生产以及服务行业的人数所占比例较高，占了64.2%，而在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不到10%(如图1所示)。从他们工作的单位类型看，在企业的占48.6%，占了将近一半，另外，在工程队的占25.7%(如图2所示)。从外出务工的职业和行业来看，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艰难的工作。由于住宿条件受限，很难为全家流动创造合适的生活环境。而且他们大多只拿到工资性的劳动收入，所能获得的相关社会保障是极不健全的，在住房、医疗和教育各方面都得不到全面保障，因此他们大部分只能选择把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也有少部分从事比较稳定的工作，甚至自己当老板的。随着外出务工见识的增长，他们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需求也会随之扩大。
再来看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的总体情况。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大部分农村地区较好地推行了学杂费全免的政策。但书本费的补助只针对部分贫困学生，大部分学生仍需支付购买书本的费用。其中，高中教育所支付的学费和书本费平均值高达2033.5元，这笔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大的家庭负担。另外交通和食宿费在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占了家庭教育总支出的50%以上。交通和食宿费用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中小学教育阶段农村教育布局的调整，许多农村规模较小的小学被裁撤，归入附近规模较大的中心小学，大规模撤点并校的结果是一些学生上学距离较远，因此增加了交通费用或不得不寄宿在学校;另一方面，一些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子女只能选择寄宿教育，由寄宿给农村家庭带来的教育成本的增加是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居高不下的一个很大原因(见表1)。在调查中，笔者进一步了解到，一些学龄子女并没有在本村划定的学校就近入学。在样本农村家庭的学龄子女中，有15.1%的孩子没有在最近的学校上学。其中，小学阶段特别是1～3年级，几乎所有的儿童都选择了就近入学，到了4～6年级，则有11.5%的儿童没有就近入学。到了初中、高中及以上阶段，没有就近入学的比例逐渐增加。从他们不就近入学的原因来看，有50%是因为考取了好学校，有25%是因为通过其他方式上了好的学校，即通过“择校费”或其他关系转到城镇或县城较好的学校去读书。有11.8%的孩子因为某些个人的因素如上了聋哑学校或在家上学而没有就近入学。另外有13.2%的其他原因，包括跟随父母到外地读书的，或最近的学校费用高，或没有考取最近的学校等。尽管农村中没有就近入学的学生比例较小，但由此也可以看到，由于农村教育资源
的匮乏，一些农村家庭为了让子女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选择把子女送到较远但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上学。随着农村家庭经济约束的放宽，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选择把子女送到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去读书。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把是否就近入学视为农村家庭为提高教育质量而追加的一种教育投资(具体详情见表2及图3)。相比较其他教育开支，目前农村家庭在子女课外补习费用上支出的平均值较低，占农村家庭总教育支出的比重较小，和城市家庭对子女课外补习投资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相比较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和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在子女课外补习投资上的差异，调查发现相对于父母没有外出务工的家庭，只有母亲外出的家庭课外补习的比例要高出很多，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课外补习的比例比没有外出家庭也要高出不少，而只有父亲外出的家庭却没有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父母外出务工的家庭会在子女的教育投资上增加课外补习投资的比例(如图4所示)。根据图4的比较结果，能进一步了解父母外出务工是否会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如图5所示，父母外出务工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的比例明显高于父母不外出家庭的子女的比例。其中，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的比例最高，达到19%。相比只有母亲外出的家庭，只有父亲外出的情况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更大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学习成绩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实证分析
通过对以上调查数据的简单归纳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父母外出务工的行为和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与子女的学习成绩间有着较为重要的相互关系，之前简单的描述分析还没有涉及其他因素可能会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课外补习的影响，所以笔者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来研究他们之间的作用机制。考虑到学习成绩和课外补习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来解决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变量设置上满足识别联立方程组中结构方程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这二个方程，以纠正单个方程回归可能带来的参数估计不一致的问题。Y1=f(Y2，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变量，村特征，学费，汇款，地区虚变量)Y2=g(Y1，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变量，村特征，学费，是否就近入学，地区虚变量)其中，Y1表示是否课外补习，Y2表示学习成绩。在第一个方程里主要是一些表示儿童特征包括子女年龄，性别，户口;家庭特征包括父母教育年限，户主性别，父母是否村干部，小孩个数，人均耕地面积和房屋类型等;外出务工变量包括父母外出务工年数和父母自营工商业时间;村特征变量包括村距乡镇的距离和村距县城的距离;用来控制其他观察不到的地区之间差异的地区虚拟变量;以及表示教育成本的学费，表示家庭收入约束的外出务工汇款。在第二个方程中，除了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特征、村特征、学费以及地区虚变量等以外，用是否就近入学作为反映学校质量的变量，来控制学校质量对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在表示家庭特征的变量中没有放入房屋类型，并且没有放入汇款这个变量，因为房屋类型和汇款可以作为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变量，通过影响家庭课外补习投资来影响学习成绩。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学习成绩、学费、家庭中子女个数和外出务工汇款等都会显著的影响农村家庭对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而课外补习投资、母亲的教育年限和父亲外出务工行为则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
估计结果表明: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母亲的教育年限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父亲的教育年限却不显著。说明母亲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由于在农村家庭中存在一定的家庭分工，大部分家庭中由母亲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因此，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子女的辅导和教育帮助会比较大，一定程度上对子女的学习有促进作用。第二，父母的外出务工行为中只有父亲外出务工会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考虑到父亲的教育年限没有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家庭中父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们平时对子女生活上的约束和学习上的管教督促，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而不是通过辅导子女的课业而产生影响。这是由我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所决定的。第三，课外补习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孩子的学习成绩。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多增加些课外补习的投入就可以增加子女升学的竞争能力，对农村教育的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第四，父亲的务工程度和母亲的务工程度对子女课外补习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汇款金额会显著提高农村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这说明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投资上主要受家庭收入的约束。通过外出务工给农村家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会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但是那些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却没有汇款的农村家庭仍然会因为收入约束不会增加对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第五，家庭中子女的个数跟子女是否课外补习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多个小孩的家庭里，父母往往需要在几个子女之间进行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孩子数量的增多，家庭中孩子教育投资的绝对值就呈现减少趋势，每个孩子所能分到的教育资源有限。第六，相对于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在课外补习上都是显著为正。随着年级的增长，农村家庭会在子女的课外补习上增加教育投资。子女接受的教育越多，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越高，就更愿意在子女的教育上追加投资。第七，学费和课外补习之间呈现负的相关关系。学费越高，农村儿童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越小。这可以解释为学费越高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好。学校所购买的教材和课外读物相对较多较好，学费中已经包括了学校组织的课内补习费用。这符合笔者实际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即一些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水平。第八，本村到县城的距离和课外补习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本村到县城的距离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供给。一般距离当地县城较近的村庄和乡镇，受县城地块经济的辐射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好，相应的教育供给要充足些，可以为农村家庭提供较多的课外补习资源。一些偏远的村庄则很有可能会因为教育资源供给的不足而影响到农村家庭对增加课外补习投资的需求。这表明边远农村和近郊农村的家庭在课外补习投资上存在差异。
四、结论和建议
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9
大学生、研究生乃至中专生缺少返乡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村也绝少有他们的用武之地。在这个制度设计中，农村青年通过中考、高考进城有着充分的利益驱动机制，城市却缺少对农村制度化的反哺机制，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制度安排中缺乏回农村的利益驱动机制是现行农村教育方式的主要弊端。
中国农村教育模式改革分析
现实中，农村不需要现行中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大、中专生与研究生，从农村走出去的大、中专生与研究生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从城市走出来的大、中专生，研究生更不可能到农村去。所以，农村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农村培养出足够的、合格的、留得住的各类专业人才；其次是为城市提供合格的职业技术工人，以利于通过农村城镇化转移出部分农村人口，即利于农民变市民。农村教育为城市输送高等教育精英人才不应该成为农村教育的主要目的，但为体现教育公平，也要为有能力、有财力、有信心的农村青年提供一条成为精英，进入城市的途径。因此，农村教育改革必须同时面向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
1改革现有的农村义务教育内容和模式，继续普及农村的基础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针对农村青少年，应引入“双元制”教育理念，纠正“离农化”倾向。在应试教育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安排当地需要的劳动技能和技术教育；同时适当增加乡土教材特别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自编乡土教材，使学生加深对农村、对家乡的热爱、了解与认同感，通过教育目标定位，使大多数农村青年成为立志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继续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是整体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主渠道，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精英教育都得在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开展，认真贯彻《义务教育法》，努力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全国农村范围内高质量、高水平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强化政府保障责任，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免除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2做好青年“后继农民”的培养工作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经商务工，致使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日益老龄化、女性化、弱质化。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大多在40岁以上，并且以妇女居多，种地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长此以往，随着目前的一线农民老龄化、子女又不愿意回乡务农的继续，我国的粮食安全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这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迫切需要：一是从小学抓起，通过在义务教育中植入农业内容，使学生增加对农业的兴趣；二是对受义务教育之后的青年农民进行农作职业培训，以培养种田、养殖能手；三是通过优惠政策吸引部分进城农民返乡种田养殖。因此，在农村中小学、高中课程中加入一些农业及相关二、三产业的职业教育内容，对毕业后需要从事农业的青年农民系统地传授农业经营知识和技术，使他们努力成为专业农民，是提高我国农民整体素质、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3大力开展农民转岗培训和继续教育未来20年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农村劳动力转岗、转移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便成了农村教育的重中之重。解决“三农问题”之关键是减少农村人口，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核心问题。农村教育面临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因此，应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分步骤地开展农村人力资源的转岗培训，开发相关课程和教材，研究制定科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增加资金投入，配备师资。
4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高等(职业)教育、社区教育近年来，大学不断扩招，但大学生就业却越来越难。积极发展面向农村的高等职业教育是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途径之一。从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教育、为农村教育提供出路的角度看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需要大力发展。现有的高职学院、中等专业学校、县级职教中心都有条件发展高职教育。高职教育面向农村招生必须有特殊优惠政策，优先录取农村考生，这对减少农村中小学大量辍学、发展效益农业、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意义重大，符合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农村城镇化并非简单的农村工业化，更多的是发展经济，加强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内涵。开展农村社区教育也是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综合素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社会文明、全面、快速发展的主要举措和有效途径。
5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努力，搞好农村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造就人才的启蒙教育和指导人生的终身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家庭的幸福、民族的盛衰和国家的兴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下，改善农村家庭教育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对政府来说，一是要适当加大对农村家庭教育的投入，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来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二是办好农村寄宿学校，为农村学生创造安心学习、快乐生活的良好环境。对学校来说，一是学校要成为学生的第二家庭，教师要当好学生的第二任父母，设法弥补家庭教育责任缺位及远离父母给学生带来的亲情缺失；二是帮助学生家长提高素质。学校和教师在学生家庭教育方面的责任不容忽视。对社会和家长来说，要优化家庭教育环境，以培养学生勤于探索的兴趣和习惯以及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责任重大。
大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篇10
【关键词】家庭教育 自我评价 指标体系
一、引言
大量的实证与理论研究都表明，早期家庭教育的对孩子成年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都显示，父母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家庭教育作为独立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外的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立的体系和特点。许多国家都将其作为国家家庭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政策的支持来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
随着独生子女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家庭结构从原来的联合家庭更多被于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尽管生长在更好的物质条件下，但从各种不时出现的80后、90后独生子女负面事件的报道中可以发现，我国家庭教育的质量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工作都较为缺乏。
目前国内在社会学领域研究主要有经济结构与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离异家庭、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庭教育问题等。在心理学领域主要有父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等。虽然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具体到应用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有人提出应该通过制订家庭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进一步推动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欧美等国家从二战之后就开始对家庭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1987年在美国家庭关系的全国会议上，人们对家庭教育所涵盖的人际关系、家庭生活教育等10个方面的问题做了明确定义。国外有报道，对于父母行为的指导和系统性的培训可以有效改善家庭教育的质量，而为年轻父母提供指导性的手册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家庭教育中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社会家庭中，母亲一般承担较多教育的子女义务，她们的家庭教育观念对孩子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方式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因此。了解中国当代文化背景下。中国母亲对于家庭教育的基本观念对于帮助明确家庭教育的内容，评估家庭教育的现状，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就当前中国母亲们在家庭教育的观念和态度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希望为人们在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依据。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研究对1990年以来，国内外关于家庭教育评价的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选取具有评价意义的内容形成考察家庭教育观念的基本框架。通过对来自城市和农村24名家长的结构访谈，形成初步的评价指标内容。经专家筛选，合并了内容相近或相同的指标，去除了其中被认为难以理解和缺乏代表性的内容。之后，我们组织母亲们就指标内容是否合适以及有无缺漏进行4次，每组6人，共有24名母亲参加的焦点小组讨论，并跟进结果整理形成初步的家庭教育观念的调查问卷。初步发放400份(农村地区200份。城市地区200份)问卷给被试填写后回收，对获得的数据在SpSSi1.5社会学统计软件平台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去除其中统计学无意义的部分，形成标准问卷。最后，将形成的标准问卷再次发放500份(农村地区200份，城市地区2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为363份，有效率72.6％)，回收后数据后在amoS7.0的平台上运用结构方程对各二级指标进行建模，检验评价体系的结构效度，并根据各维度拟合指数的值，形成重要性排序。问卷所有项目采用对重要性评价的方法，以自陈式Likert五级量表评分的方式呈现。
三、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共得出101条关于家庭教育观念的自评项目。采取聚类分析的方法，可分为：劳动技能教育、社会技能教育、道德与情操教育、文化修养教育、性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行为习惯教育和家庭教育方式，共计8个维度。对第二次问卷发放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结构方程建模，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结果显示：结构测量方程模式中所有待估参数的t检验的绝对值均大于2.58(p
根据对各个维度的主成分分析，家庭教育自我评价体系一共分为四个级差。分别为一级指标：家庭教育自我评价体系；二级指标：教育方式、道德情操、社会技能、行为习惯、性教育、文化修养、心理健康、劳动技能8个维度；三级指标：涉及家庭教育不同方面101个自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