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1
【关键词】高校扩招；社会就业压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向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教育事业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过程。【1】在这一进程中，为了普及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我国逐步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扩大了高中阶段教育的覆盖范围。从1999年开始，我国实施高校扩招政策，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不仅圆了广大学子的大学梦，也对社会就业压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的现状研究
1999年2月，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6月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把培养高新技术人才作为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重要任务，并确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新思路。【2】从此，我国高等院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招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表1集中反映了我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的步伐。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本专科招生108.4万人，到2010年达到661.8万人，增长率达511%，在校人数从341.0万人增长到2231.8万人，增长率达554%。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招生7.3万人，到2010年达到53.8万人，增长率达637%，在校人数从19.9万人增长到153.8万人，增长率达673%。1998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到2010年达到26.5%，增长率为170%。
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又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定为：在校总人数从2009年的2979万人到2015年达到3350万人，到2020年达到3550万人。研究生在校人数到2015年达到170万人，2020年达到200万人。毛入学率到2015年达到36.0%，到2010年达到40.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随着高校扩招和教育事业普及化的发展，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不断上升，社会人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对社会的就业压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社会就业压力现状背后的人才结构因素
就业压力是反映劳动力就业难易程度的一个社会指标。对于确定的人才市场而言，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影响就业压力的重要因素。当劳动力供应大于市场需求的时候，就业较为困难，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较大；当劳动力供应小于市场需求的时候，就业较为容易，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较小。而一国的就业问题是与该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局限于教育领域的问题，确切地讲，主要是由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的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
通常而言，社会对劳动力人才的需求结构是呈金字塔形状的。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对初级人才的需求数量高于中级人才，对中级人才的需求数量高于高级人才。如果人才结构不合理，那么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就业不均衡现象，即部分人难以就业，而部分人极为抢手。在一般的比较分析中，接受不同级别教育的人的数量大致可以代表各级人才的数量，即教育人才结构大致可以代表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因此，教育人才结构必须和社会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教育结构必须和社会产业结构相搭配，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社会繁荣的进程相适应。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院校开始实施扩招政策。随着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人才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中高级人才规模扩大，初级人才规模不断收缩，造成了结构性的就业问题，出现了沿海部分制造企业“招工难”和中低层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给大学毕业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2001年有34万人，2003年达到52万人，2006年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24万人，到2011年又增至144万人。【3】如果算上为了争取更好就业机会而被迫报考研究生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一趋势将更加严峻地反应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然而，与此同时，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专、高职、技术类院校的学生却保持着较高的就业率，超过了90%。【4】
结构性就业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难上，还从当前普遍存在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上得到了佐证。很多原本仅需要中等劳动者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都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这既是人才和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也反映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另一方面，尽管中职劳动者就业受到企业人才高消费的影响，被大学生抢占了部分工作岗位，但目前其就业形势仍大大强于大学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我国人才结构失衡的严重性。而这种人才结构失衡是高等教育扩招步伐快于社会产业结构调整进度所造成的。
三、高校扩招对社会就业压力的宏观影响和长远分析
高等教育是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和科学技能的学校，是推动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高校扩招使更多中学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学生而言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既圆了他们的大学梦想，又提高了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6】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高校扩招带来的更多的是推动劳动力流动方向在横向和纵向上发生改变，一方面改变人才市场结构，另一方面缩短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劳动力流动方向的改变对社会就业压力的阶段性影响构成了转嫁社会就业压力的模型，对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意义深远。
（一）高校扩招与转嫁社会就业压力
自实行计划生育后，我国的出生率逐步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低增长的水平。所以，撇开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年龄人口计算，每年投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口也应该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低增长的状态，从而维护了人才市场劳动力供应的基本稳定，如果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基本不变的话，也就形成持续的、稳定的就业压力。
高等教育促使劳动力在纵向上发生分流的现象，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另一部分则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了文化素养，掌握了更多的劳动技能，然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这里视为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实质上起到了延缓一部分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的作用。而某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为该年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和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的总和。接受高等教育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高校扩招的进程和规模的差异，就构成了社会就业压力变化的内在原因。
当高等教育以大体相同的招生人数稳步发展，或者高校扩招以相同的人数持续增长的时候，一些年前进入高等院校的人数投入劳动力市场，正好基本上弥补今年因接受高等教育而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缺口，因此，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维持基本稳定，对社会就业压力产生的影响很小。但是从施行高校扩招到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的过程，将会打破这种稳定状态。
图表来源：在社会人才流动仅限于升学和投入就业市场两个方向，并且各高校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即某年的高校招生人数等于四年后的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假设下，笔者根据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劳动力纵向流动情况绘制。
高校扩招促使劳动力流动方向在纵向上发生改变。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阶段一，也就是高校扩招之初，由于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增加，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减少，而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基本维持稳定，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随之大幅度降低，劳动力市场供应减少，就业压力降低。在阶段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增速减缓，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减少较慢，而由于前一阶段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增速较快，本阶段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增加，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劳动力市场供应增加，就业压力加大。所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Lm曲线）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模式。由于社会对就业压力降低的适应很快，而在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的时候很难适应，就放大了高校扩招在转嫁社会就业压力下所带来的压力水平。
（二）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对社会就业压力的意义
高校扩招圆了广大学子的大学梦，提高了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强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使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进而使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社会主要劳动人口的退休年龄保持不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主要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在一定范围内不断缩短，劳动力的实际供应减少，社会就业压力减小。
以一名普通学子（劳动力）为例，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大约十五六岁，如果不继续深造，通过两三年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习，或者直接投入就业市场，其工作年限有四十余年；如果继续深造，通过三年高中阶段的学习，四年大学阶段的学习，甚至还有三到六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年近三十岁，其工作年限就缩短了十余年。这十余年实则是劳动力实际供应的减少，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上面说明了个体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带来的社会实际劳动力的减少，而社会主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则可以从图1中得到说明。图1中，Ca曲线表示无高校扩招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数，大体为水平走向，有缓慢的增长，Lm曲线表示高校扩招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位于Ca曲线的下方，走向是先降后增，在两端都靠近Ca曲线，可以达到但不会超过Ca曲线的高度。Ca曲线与坐标轴构成的区域表示了无高校扩招情况下的劳动力实际供应，Lm曲线与坐标轴构成的区域表示了高校扩招下劳动力的实际供应，而Ca曲线和Lm曲线之前的面积就是高校扩招下社会劳动力实际供应减少的部分。
教育事业的普及化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使得工作年限大大缩短。据教育部统计，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8年左右增长到2009年的9.5年。同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我国教育事业普及化发展的目标定为：到2020年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以上。这反映了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是解放劳动力，实现自动化的过程，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郝保伟.国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述评[J].理工高教研究，2007，26（1）：5-9.
【2】张静.高校扩招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20（3）：6-9.
【3】傅鸿飞.从大学生就业难看中国人才结构培养失衡[J].数据，2007（07）：39-40.
【4】麦可思研究院.2011大学生就业报告暨2011年就业蓝皮书[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2
[关键词]教育经济增长劳动简化法生产函数法
教育经济效益，从宏观来看，指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与社会所得到的经济收益之比。计量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方法较多，有劳动简化法、生产函数法、舒尔茨分析法、丹尼逊法、修正的劳动力简化法、多因素分析法等。根据资料的可取性原则，本文对江苏省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将采用劳动简化法和生产函数法分别进行测算。
一、劳动简化法
劳动简化法是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提出的。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以及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简单劳动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此法用劳动简化系数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劳动总量中由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劳动量，进而确定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由教育程度提高所带来的份额，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t代表报告期，0代表基期，K、L、Y分别表示平均劳动简化系数、劳动力人数和GDp。
为了便于计算，劳动简化法有以下几条基本假定：被计算的社会劳动者所接受的某一级别或年限的教育在概率的意义上是同质的；相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同质的；社会劳动者因教育程度不同形成的不同劳动复杂程度可以用一定尺度来换算；教育对社会劳动者所造成的无形收入、无形支出以及教育接受的其他影响和教育的其他功效都被视为常数略去不计；把GDp的创造视为全社会劳动者的贡献。
采用劳动简化法测算教育投资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是要把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力以一定尺度简化成基准劳动力或标准劳动力，建立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系数关系。确定劳动力简化系数的方法有四种：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工资收入差别为尺度；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长短为尺度；以培养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教育费用为尺度；以劳动生产率大小为尺度。为收集数据的方便，本文采用教育年限的长短为换算尺度。将劳动者文化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教育年限按3年计）、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5个层次。以小学文化程度劳动力作为标准劳动力，则文盲半文盲的劳动简化系数为0.5，小学为1，初中为1.5，高中为2，大专及以上为2.66。
要得到社会劳动平均简化系数，还必须获知全社会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构成，即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而这个资料一般只能从人口普查资料中获取，于是将研究的时间取为1990年至2000年，因为我国在这两年分别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通过查阅《江苏省统计年鉴2001年》及相关计算，结果如下表。
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2006年》，江苏省1990年和2000年社会劳动者人数分别为4225.02万人和4418.14万人，1990年和2000年江苏省GDp分别为1416.50亿元和8553.69亿元，即:,,则根据教育贡献率公式计算得1990年至2000年期间江苏省教育投资贡献率为26.49%，表明在此期间，江苏省GDp增长额中有26.49%是教育投资作用的结果。
二、生产函数法
生产函数是描述因素投入量与结果产出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利用具体类型的生产函数，应用回归分析计算出教育投资社会经济效益，避免单个方法计量结果的片面性。该方法的理论依据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是多种多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何种生产过程，都可以把它看成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技术和自然条件下，一组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生产函数就是在某些前提假设下，描述这一过程的经济数学模型。利用生产函数衡量教育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要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把教育的作用分离出来。
C-D生产函数是最著名的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是，其中Q代表产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投入，和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为技术进步因子。为了更全面的反映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变形，引入教育投入因子e，则C-D生产函数变形为为教育投入因子的产出弹性。C-D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变形后为
在实证分析中，假定劳动力投入L是同质的。此外，还必须在可获得的资料范围内对各种产出与投入的描述指标进行选择确定。对于总产出Q，选择GDp较为合适，因为它全面反映了江苏省的经济总量水平，而且数据易取得，具有权威性。对于资本投入水平，一般经济计量学认为最好用固定资产值加流动资产，但由于流动资产统计资料难以取得，此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资本投入。K为劳动力投入，L用社会从业人数表示，教育投入因子e用在校学生数表示。江苏省具体指标数据如下表。
根据数据资料运用SpSS软件，得到江苏省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为1.784，即全省受教育人口数每增加1%，则其GDp将增加1.784%。
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弹性系数）÷GDp增加率×100%
江苏省1990年至2000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19.70%，全省受教育人口数年均增长率为2.47%，则得到教育投资贡献率为22.37%，即江苏省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为22.37%。
三、结论
通过劳动简化法和生产函数法两种方法对江苏省教育经济效益进行测算，其结果分别为26.49%和22.37%，具有一致性，结论是可信的。此两种定量分析表明，江苏省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作的贡献是很显著的，处于较高水平，这与江苏省历年来重视教育投资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还应当在现有基础上更加注重教育投资水平和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蒋萍:社会统计学[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分析[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3
关键词：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3-0005-04
《天津市工业布局规划（2008—2020年）》显示，天津市将大力发展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科技和轻工纺织优势支柱产业，将天津打造成一个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装备制造业为核心、优势支柱产业为支撑的新型工业化体系城市。在这个新型工业体系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尤其是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创新型、复合型高级技术人才。这无疑为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那么，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何？天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应对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本研究旨在通过定量分析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揭示天津市高职教育发展存在的不足，以期为天津市未来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缺乏对天津市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在全国范围来看，已经有一些关于其他省份的相关研究。例如，马文君、高素芬（2012）对河北省2001—2010年间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结果为0.83%；刘晓明、王金明（2011）采用2001—2009年的数据计算高等职业教育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1.21%；吴文辉（2010）计算1990—2008年高职教育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8%等等。这些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共同之处是测算过程中都包含了人力资本理论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因不同的研究者所用的具体计算方法及采集数据的方法有所不同，最后结果的可比性并不高。本研究采用丹尼森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变形的公式来测量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理论基础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由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llHDouglas）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美国1899—1922年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因素对生产的影响得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的表示式为：
Y=aKαLβ
式中Y是工业总产值；a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K是投入的资本；α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α>0，β>0，α+β=1，表明生产效率并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涵盖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关于人类生产能力的认识进一步拓展，人们开始认识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不足，即在原本的生产函数模型中并没有考虑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等因素，只是简单地把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作为劳动力的投入。人力资本理论对投入市场的劳动力从一个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角度进行了诠释，使人们意识到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人力资本也占据着重要份额，劳动力综合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教育在提高劳动力质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美国教育经济学家丹尼森把教育因素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力投入被认为是由初始劳动力（L）和教育投入（e）组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变式为：Y=aKα（Le）β，对上式两边求全导数，经过推导后可得国民经济的增长模型为：
y=a+αk+βl+βe
式中y为经济年均增长率；a为年技术进步率；k为资本投入量年增长率；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表示为l；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通常用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代替）；α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代表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β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代表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由此，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表示为：Re=βe/y。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egRe。
柯布-道格拉斯对1899—192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得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为0.75，美国学者麦迪逊对1913—1984年西方六国的研究得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为0.7，我国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也大多采用0.7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故在研究2001—2011年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也将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取值为0.7。因为α+β=1，相应地，α取值为0.3。y的取值采用天津市GDp的年增长率。关于e的取值，由于个人劳动报酬的差异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而教育只是影响劳动报酬的因素之一，按照丹尼森等学者的常规算法，对依据劳动报酬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一般按0.6的折算系数进行折算。
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公式Re=βe/y，计算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值、天津市教育综合指数值、天津市经济年均增长率三个数据。为了便于直观地比较数据，下文中的计算结果均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计算过程依然采取原始数据。
（一）天津市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
具体测度方法为：将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简化指数相乘得到各级教育的教育综合指数。
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利用公式Hi=ni×∑fi测算天津市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其中，Hi为人均受各级教育的年限，∑fi为受本级及以上级别的教育比重之和。我国目前实行的学制有中小学、初中、高中、高职、本科、研究生，受教育年限分别是6年、3年、3年、3年、4年、3年，故取值依次为6，3，3，3，4，3。利用表1数据计算可得的取值。2001年和2011年天津市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如表2所示。
劳动人员的劳动简化指数用劳动报酬法计算劳动人员的劳动简化指数，从业人员年平均收入数据采用范静波在2009年研究我国教育收益变动趋势时使用的数据（如下页表3所示），将用2003年数据折算的劳动简化系数视为2001年的数据，同理，将用2008年数据折算的劳动简化系数视为2011年的数据。
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根据公式e=∑（Hi×Li），计算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其中e为人均教育综合指数，Hi为人均受各级教育年限，Li为劳动简化系数，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天津市2001—2011年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e2=（e2/e0）（1/n）-1=5.59%。其中n为终止年与起始年之间的间隔年限数。为剥离其他因素以相对准确地反映由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增长率，对上述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按0.6的系数进行折算，可得天津市2001—2011年间教育投入年增长率为e2=e2×0.6=3.35%。
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中的占比按照统计学中综合指数的编制方法，保持高职教育水平不变，2001—2011年高职之外的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为4.93%，可得高职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为0.66%，则2001—2011年间天津市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中高职教育的占eg比为11.77%（同理可得2001—2011年间天津市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中本科教育的比重为25.11%）。
（二）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设1978年的GDp为100，按照相应年份GDp指数采用几何算数法计算2001—2011年天津市的GDp年均增长率y=15.51%，根据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模型和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模型，可得2001年和2011年天津市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13%和1.78%。同理可得天津市本科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0%。
结论与分析
（一）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处于上升期
从业人员人均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年限由2001年的0.22提高到了2011年的0.40；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从业人员的比重由2001年的7.2%增长至2011年的13.3%。这表明，在政策大力支持下，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规模、招生人数、教学质量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二）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待提高
2001—2011年间，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8%，本科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0%。天津市教育总体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13%，其中高职教育的贡献占比为11.77%，还远小于本科教育25.11%的占比。实际上，2001年受高职教育和受本科教育的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量的比例分别为7.2%和3.4%，2011年则高达13.3%和12.4%，天津市从业人员中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员数高于受本科教育的从业人员数。可见，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增长的速度小于本科教育的增长速度。
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从业人员绝对数和比例均高于接受本科教育的从业人员，但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低于本科教育。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天津市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现有半数以上的高等职业院校成立于2000年前后，基础相对薄弱；另有部分学校主要沿用了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学方式，尚未形成完整、独立、个性化的教学体系，很多毕业生并不具备岗位所需技能，人才供需脱节。其二，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不尽合理，教学质量有待提升，招生困难，生源质量堪忧。天津市滨海新区2009年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是2.09，而本科毕业生在人才市场面临的却是从结构性剩余到绝对剩余。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吸引好生源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对策建议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发达国家的技工合理布局，高级技工应占技术工人总量的35%左右。数据显示，2010年天津市高级技工及以上人数仅占到技术工人总体的10%，2011年天津市全部从业人员中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比重仅为13.3%。虽然近10年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但现有高技能人才布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2013年天津市最新的技能人才缺口信息显示，现在全市有203个职业缺少技能人才，其中有69个职业的技能人才属于非常紧缺状态。
要提高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继续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基础上，还必须提升办学质量，对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政府主导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一方面，改善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和工作福利，提升相应就业岗位对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鼓励高等职业院校多元化投资办学，吸引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中来，提升企业等用人单位对雇佣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积极性。
（二）高等职业院校提升教学质量
目前，进入人才市场的高职生不只是数量不够，更重要的是有一部分人在能力上不过关，动手操作能力差，根本没有达到高职培养目标的要求。建议学校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学生的学习时限不要局限于3年，可以适当放宽。以地区的职业院校为例，学生学习唐卡等专业技术时并不以3年为限，而是以学生真正熟练掌握一门专业技术为毕业准则。目前，天津市的二、三类产业都存在较大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尤其是工业企业的发展，更急需高技能人才的支撑，高职院校要以此为具体参照来设定教学课程和培养目标，保证学校所授与学生就业时所需相一致。
另外，建议高等职业院校分层次培养人才。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譬如新能源、新材料），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要求。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依据天津市当前一些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对高技能人才的具体需求，在对学生进行高级技术基础培训的同时，对专业课程进行更加详细的分层设置，让学生在掌握基础技能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兴趣学习更深层次的技术。
（三）“校企合作”提升人才供需的匹配度
根据《2013年度职业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围绕该目录中所列当前紧缺的二百多种技术人才，学校和企业联合进行人才培养，充分发挥“校企合作”的优势，打造结构合理、灵活多变、适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为高职学生提供最先进的实训环境，以保障学生掌握最新的产业技术；学校按照企业要求对在职的初级技工进行高层次技术培训。学校企业两者结合，共同开创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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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4
(一)差异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文盲半文盲率从1983年的35.5%,下降到2000年的8.09%,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例也有所上升。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3年的5.26年,提高到了2000年的7.7年①(见表1)。农村教育发展的同时,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从而导致区域间劳动力文化程度存在着差异。我们按经济发展水平从小到大将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排列,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2000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的只有2.91年,而最高的北京为9.38年。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分析,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8年,中、西部地区分别为7.98年和6.47年,东、中部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国平均数,西部则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差异的量化判断
为进一步分析区域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状况,我们利用广义熵指数的分解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进行测算。式中,p为不同区域教育水平由低到高排列时区域数的比例;Q(p)为在区域比例数为p时的教育水平,也称为分位点值。μ是平均教育水平。广义熵指数有4个特性:①如果让θ=1-ε(θ<1),则广义熵指数等同于atkinson指数;②当θ=0时,为平均对数偏差(meanLogarith-micDeviation);③当θ=1时,为theil指数;④当θ=2时,为变异系数(CoefficientofVariation)的平方根。这里,n是区域个数,yi是第i区域的教育水平,i∈(1,2,...,n),Y=(1/n)Σyi为教育水平算术平均数。i(θ)的值在0~∞之间,0表示相等分布,数值越大,表示越不均等。常数θ表示权重,赋予不同教育水平分布中的教育水平间距。θ越小,对教育水平分布的低尾部分变化越灵敏;θ越大,对教育水平分布的高尾部分变化越灵敏,θ通常取值为0、1和2。因此,当θ=0时,对低尾部分的教育水平间距赋予较大的权重;当θ=1时,在整个教育水平分布中赋予相等的权重;当θ=2时,对高尾部分的教育水平间距赋予较大的权重。可以将所研究的区域分为K组,互相独立的子组为k=1,2,……,K。这里,φ(k)是子组k的区域个数份额,μ(k)是子组k的平均教育水平,i(k;θ)是每个子组的广义熵指数,上式中右边的第一项表示组内教育水平分布不均等的加权和,第二项是每一区域以各子组平均教育水平μ(k)计算的广义熵指数(即排除组内的不均等),它表示组间教育水平不均等对总体不均等的作用。采用以上模型,我们把区域分为两个概念,一是按地域划分的中、东、西部地区;二是按人均纯收入划分的高、中、低收入水平地区。
计算结果表明,在农村劳动力总体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中,不同纯收入水平组间的影响为28.13%,不同纯收入水平组内,2000元以下低收入组的教育水平不均等程度最大,它对总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为67.16%;而中高收入组内教育水平差异较小,2000~3000元的中收入组影响程度为1.11%,3000元以上的高收入组对总体的影响程度为3.6%。这说明在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影响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因素除了农民收入这一主要因素之外,还有农民对教育重要性认识的差异、贫困地区教育条件等因素。从不同经济区的角度来看,东、中、西部地区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对总体受教育水平差异的影响程度为42.63%,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为51.9%,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区域间比较平等,对总体教育水平不均等影响较小,中部为1.36%,东部为4.12%。可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大,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农业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实质上是各个层次受教育水平差异的表现,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具有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力分布呈现出各自的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不均等广义熵指数为0.4433,小学为0.0256,初中为0.0418,高中以上为0.0833。这说明文盲半文盲劳动力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间的分布差异远远大于其他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分布差异,这种状况在低收入地区组表现得尤为明显,总差异的53.63%来自于低收入地区中各柱形块表示相对影响程度),而中等收入地区组的影响程度仅为2.8%,高收入组影响程度仅为2.21%,不同收入组组间的不均等性的影响程度为41.36%。虚线表示不同收入水平地区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广义熵指数变化情况,从图1中可看出以下几点:①低收入地区各类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差异普遍大于中、高收入地区(除小学之外);②无论是低收入地区还是中、高收入地区,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的分布差异远大于其他文化层次的差异,低收入地区更为明显;③高收入地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力差异大于中等收入的地区。
二、经济发展、公共教育投资与农村教育水平差异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教育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特性,对于基础教育,其“公共产品”的特性更为明显,政府应该承担起基础教育的主要供给者角色,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来看,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都是相当大的。例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9个成员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约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13%。在这些国家,初等教育人均年度教育支出为3310美元,中等教育则为4340美元;美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2%,其中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占4.4%,高等教育经费仅占2.8%。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比较低,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078元,按照世界银行2000年的划分标准,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相对较低,2000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8%,比上年的14.5%减少了0.7个百分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87%。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入国家5.66%的平均值。
1949年,美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3.3%,高于我国2000年的水平。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直接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都高于我国2.87%的水平。由于我国GDp总量低,人口数量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又较低,所以教育经费投入不仅表现为绝对量低,而且人均投入量更低。2000年,全国普通小学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491.58元(公用经费支出37.18元),其中农村普通小学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412.97元(公用经费支出24.11元);全国普通初中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679.81元(公用经费支出74.08元),其中农村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533.54元(公用经费支出38.67元);全国普通高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1314.99元(公用经费支出212.08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7309.58元(公用经费支出2921.23元)①。
而1997~1998学年度,美国小学生人均基本教育支出为6,700美元左右。另外,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生人均教育经费占人均GDp的比例,我国分别为6%、12%,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11.89%、18.17%,高收入国家分别为17.56%和22.29%,这也说明我国中小学生获得的公共教育经费明显偏低,远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地方财政收入是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物质基础,地方财政收入低,就不足以支撑必要的教育经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相对量变化不大②,但绝对量是增大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9年国家财政用作教育事业费支出的比例一般都稳定在百分之十几的水平上,但是由于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地区间人均财力十分悬殊,所以地区间教育经费的绝对量差距甚大。1999年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贵州省的12倍多,人均财政收入为贵州省的14倍多。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均等化水平很低,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地区差距相当大,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更为不足。1999年上海普通小学生人均教育费用是贵州的8倍之多,而农村普通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上海也是贵州的近8倍。平均来看,整个东部地区平均财政收入为整个西部地区平均财政收入的3.6倍,平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是西部地区的2.4倍,其中,广东为青海的18.2倍。同时,农村的基础教育通常由县级和乡级政府负责筹措资金,这也使得各地区农村教育经费水平差距很大,富裕地区的小学配有语音室和幻灯机,而贫困地区的小学连课桌和板凳都配不齐,有些甚至是危房校舍,贫困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难以支付必要的教育经费。因此,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是形成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
三、农民收入水平、私人教育投资与农村教育水平差异
按照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分组,人均纯收入高于3000元的区域,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2年;人均纯收入水平在2000~3000元之间的区域,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2年;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地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9年,三组的比值为:1.21:1.18︰1。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模拟关系。例如,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42元,若增加1%,即增加22.53元,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平均可以提高约0.01年。也就是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现有水平上增加1000元可使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提高0.5年。由图3还可以看出,人均纯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递减函数,即提高低收入农民的收入水平对提高农民素质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比如,2000年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341.45元,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68.5元,在此基础上各增加1000元,东部地区可使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提高0.32年,而西部地区平均可提高0.68年。可见,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尤其在低收入地区这种作用关系更为明显。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实质上是农村私人教育投资作用的结果。
因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高低,必然导致私人教育投资的差异,从而形成农村教育水平的不均等。在我国,由于农民家庭收入的贫富不均,农民对教育的投资十分悬殊,2000年农民人均教育投资为11.11元,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86.71元的6%,仅为上海农民人均文教支出559.72元的2%。当农民人均收入小于2500元时,农民家庭的教育投资弹性较小,约为0.3左右,并且变化不大;当农民人均收入超过2500元、小于4500元时,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教育投资弹性迅速增加;当农民人均收入超过4500元时,教育投资弹性逐渐趋近于一个固定值,约为2.3。可见,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教育投资弹性在0.3~2.3之间变化。人均收入越高,教育投资弹性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家庭收入贫富差距逐年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地域间的收入差异,另一方面表现为地域内的收入差异。从地区煎来看,198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低的青海省与上海市的比值为1:3.1,2000年该比值扩大为1:4.1。
从各地区内来看,贫富差异也都在扩大,例如青海省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县和最低的县差额为118.09元,1998年为1876元,扩大了16倍。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县和最低县的差额为1664元,1998年扩大为2957元。可见,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欠发达地区,都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贫困地区有较富裕的农户,发达地区有较贫困的农户。例如,2000年,浙江省有20%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7%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①;河南省有32.9%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6.2%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②。因此,区域内和区域间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农村私人教育投资的差异是农村教育水平差异的直接原因。
四、缩小农村教育水平差异的政策建议
为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缩小区域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均衡发展,目前应采取以下措施:
1.政府应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保证9年制义务教育在农村的实施。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尚属中低收入国家,国内城乡间发展极度不均衡,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8:1③,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美元,导致农民无力投资教育,农村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城镇教育水平。因此,在农村私人教育投资极度不足的条件下,政府公共教育投资向农村倾斜就显得异常重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基础教育全部实行义务教育有助于促进教育发展。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保证农村教育的校舍、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等,从而保证我国义务教育法在农村的贯彻实施。
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5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素质偏低，明确了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制定了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
贫困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关心、保护并为贫困群体创造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使之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作为浙江省原来的8个贫困县之一的武义县，自1994年以来进行了以城市化为载体的下山脱贫的成功实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世世代代蜗居深山、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山民”实现了变“市民”的全方位历史跨越，为“山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与山外世界平等的平台，同时，也加快了“山民”向现代人转变的进程，为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人了活力，被受此实惠的“山民”称为“挖穷根”的“德政工程”。然而，下山脱贫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模式，各地政府可因地制宜选择转移模式，帮助山民尽快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创设贫困山区劳动力培训的机制架构，提高山民的整体素质，使他们下得来、留得住、富得起，从“山民”变“市民”后能真正地融人现代文明。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农民生存状态的调查，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存在的障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的中部，东临台州，西连衙州，北靠杭州、绍兴，南接丽水，面积10918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l0. 7%。浙中地区一般是指金华市所辖的九个县市(区)，即兰溪市、东阳市、义乌市、永康市、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姿城区、金东区，人口447. 94万。金华市属于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全境的东、南、北三面是山区，山区的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0%。由于历史原因，金华市下属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其中既有名列全国百强县的义乌、永康、东阳，又有贫困县武义、磐安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浙中地区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山区，山民的生存状态堪优，表现为“七难”:一是“行路难”，山民进出得翻山越岭，20%的山民连县城都不曾到过;二是“用水难”，由于没有水利设施，遇到干旱，山民、家畜及农作物就会缺水;三是“求学难”，由于村子小，不可能办学校，因为经济拮据和交通不便，致使外出求学极为困难;四是“求医难”，山民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没有医疗保障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五是“婚嫁难”，特别是男子娶妻难;六是“邮电通讯难”、“接收广播、电视难”，造成山民信息闭塞、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七是“生活难”，收人水平严重偏低，据调查，2003年贫困山区山民的年人均收人仅为401元，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2005年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以“给农民减负、促进粮食稳定增产、鼓励农民持续增收”为主题的。各地政府加大了扶贫的力度，给山区进行“输血”，如下拨扶贫款、修公路、建希望小学、送慰问金、慰问品等。但一方面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贫困现象更为突出，国家的财力极为有限，扶贫款项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间题。另一方面，有些山区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如磐安县因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造成山区公路屡修屡坏，损失严重。下山脱贫，不仅能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能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探索劳动力转移的合理途径。
二、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特点
本文选取了金华市姿城区为研究个案，对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了深人调查。据统计到2003年底，婆城区14个山区乡镇总人口为295759人，其中实有农村劳动力为174380人，占总人口的58. 96%。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有90100人，占农村实际劳动力的51. 67% ,占总人口数的30. 46%。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以就近转移为主。在本乡镇范围内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为36898人，占转移人员总数的40. 95 %;转移到本区其他乡镇街道的劳动力为34285人，占38. 08% ;转移到本省其他县市的有13850人，占15. 37%;转移到省外的有5067人，占5. 62%。从转移区域看，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的人数比约为20:1。由此可见，婆城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在本省范围内转移，转移到外省的人数比较少。
2.以雇员打工为主。从转移的行业看，以向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转移为主。根据对14个农村乡镇劳动力离开本乡镇从事行业状况统计:转移到工业的人数为14596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7.4%;转移到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人数为1210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2.8 %;转移到其它社会服务业的人数为1281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4.1 %。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是雇员，而个私业主和“白领”占的比例很少。
3.以自发盲目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目前农民外出就业以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为主。据调查，2003年姿城区农村劳动力通过有关部门有组织进行转移的仅占8.6%,其余人员的转移仍然属于自发进行。
4、以兼业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有明显的兼业性，那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就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兼业性还体现在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今年外出打工，而明年可能不外出打工。
综上所述，山区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自发、盲目、分散、不稳定等特点，制约的主要因素在于劳动力的素质偏低。
三、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调查与分析
(一)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状况调查
1.文化素质偏低。据抽样调查统计，在磐安县全部农村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 1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6. 9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4. 83%，甚至有14. 17%的从业人员为文盲和半文盲。
2.思想观念落后。由于几百年来一直蜗居在崇山峻岭中，与外界极度稀少的信息沟通造成了山民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严重，市场观念、开拓创新意识淡薄，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山民不愿意也无法主动地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甚至甘于困守山上接受一点外面的接济。劳动力转移的主动性不强，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
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在于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磐安县统计，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约为2. 6万人，占3. 4万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76. 5;在县内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上的大约1. 5万人，两项合计4. 1万人，占到了全县初中及以上农村劳动力的70%以上，也就是说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已率先实现了就业非农化。从异地转移的情况看，有一个显著特征:文化程度越高，转移范围的半径越大，没有文化的农民，大多流转范围局限于本县。素质低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过大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输出和向农村工业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成因剖析
1.教育投入不足。尽管近几年来，金华市对教育投人的总量都在逐年增加，但全市教育投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2%，只能满足教师的工资性支出，真正用于教育科研、教学设施投人的微乎其微。山区的教育投入经费严重短缺，我们在调查中痛心地看到有许多山区孩子还在危房里上课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2.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山区乡镇的一些骨干教师纷纷想方设法调往平原乡镇、城区或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如边远山区塔石乡近五年调往外地的教师达21名，而本乡只能聘请代课教师补缺，因此要提高山区乡镇的教育质量比较困难。
3.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课程和教材过分强调学科分类和体系，与现阶段农村科技和农村经济发展相脱节。教学流于形式，不适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化需求。职业学校定位不清晰，缺乏办学特色。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沟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4.对实用技术的培训不够重视。许多乡镇领导对农村培训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具体的培训计划，没有足够的办学经费，没有健全的教学设施，没有单独的培训场所，培训学校形同虚设。一些农民种、养殖规模比较大的乡镇，偶尔也会举办几期实用技术培训，但重理论轻实践，农民只能学到一些肤浅的书面知识和技术，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至于那些外出人员较多、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的乡镇，往往缺少有针对性的集中培训，对劳动力转移放任不管，任其自发进行。
四、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对策措施
(一)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孟要作用
1.有利于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据调查，2002年姿城区14个乡镇农民子女初中升人高中的升学率为76. 5%。这种低升学率导致一批年轻的农村人口过早的进入劳动力队伍。将乡镇初、高中毕业后未能升人更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1一2年的职业培训和相关教育，可以提高其素质和劳动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并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矛盾。
2.有利于减少劳动力盲目转移。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劳动力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流动，增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选择职业和岗位的盲目性。
(二)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具体建议
1.强化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和管理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制定了关于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的规定。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实行多渠道办学。
一要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的农村教育经费来源体制q各级政府、社会各界要努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人，确保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逐步建立起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校办产业收人、社会捐资、设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确保教育经费来源稳定和扩大。特别是要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大力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体制。
二要理顺农村教育经费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加强教育资金管理，严格管理国家教育拨款、社会集资、学校创收、学生缴费等教育财源，形成以专门金融机构为轴心的教育资金运转机制，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安全、高效运转，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要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的监督机构。要对教育经费进行科学管理，必须建立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互相制约的管理模式，使教育经费真正用到实处、物尽其用。
四要努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调整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总额中的比重，以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实施;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经费的投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2.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要培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劳动力与产业的优化配置，必须对农村教育进行综合改革，克服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弊端。金华市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教育内部的“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础扎实、层次合理、纵向衔接、横向沟通、高效运作”的大教育格局。农村教育的综合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人手。
(1)推进农村基拙教育的综合改革。农村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使农村劳动力的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农村特别是山区乡镇，接受初中教育后的农村青年大多返乡务农，但由于农村普通初中教育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相脱节，学到的知识解决不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问题，毕业生不能很快融人当地的农业生产建设和产业化经营中去。因此，课程设置要贯彻实际、实用、实效的教育原则，因地制宜，加大农村教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的改革，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紧密结合，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大批适用人才，为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人，提供智力和人才保证。
(2)加强“三教”统筹，优化教育结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教育整体，要深化改革，使“三教”在办学思想、服务方向、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高度融合。农村“三教”统筹的基点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个基点上以“大职教”为纽带，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要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计划，重点发展急需的专业，按需施教，提高教学质量，还要逐步试行主辅修制，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成人教育在基本完成扫盲教育以后，转移到以岗前、岗中培训为主。对重视农民教育、农业技术培训的学校，政府要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支持，彻底扭转职教、成教学校长期忽视农民教育和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
(3)以农村教育实体为依托，推行农科教结合。要紧紧围绕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继续实施科技、教育、卫生“三下乡”活动，努力探索和推广“开发一个项目，建设一个基地，培训一批人才，推广一项技术，致富一方农民”的新模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拓宽就业新门路。
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6
[关键词]委托工资法投入产出率工资
一、随着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了级数增长的态势，并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贸易在商品交换的同时带动要素跨部门、国界流动，改变贸易格局和比较优势，作为一个典型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在我国的进出口中占极大份额，贸易对我国劳动力要素收入的影响尤其是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成为关系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委托工资回归法建模，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贸易影响本国工业部门劳动力工资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建模
1.本文采用委托工资回归法的思路来分析贸易和工资收入的关系，并测度中国的贸易对不同教育水平工人工资的影响。首先，建立产品价格和要素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在Leamer(1998)方程基础上，为了突出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之间的联系同时消除价格和资本之间的随机效应，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加入回归方程中，得到本文方程如下：
(1)
其中，表示每单位J产品资本的使用量，表示资本回报率的变化比例，为常数项，表示产品价格的变化率，表示要素回报率的变化率，表示在产品j中要素i的贡献率()通常用要素i在收入中的份额表示，是误差项。需要注意的是要素价格在式子中是参数，而要素价格的变动才是被估计量。方程右边的变量表示行业要素收入份额，给定最初的要素价格它就决定于该产业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可见产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技术原因是外生决定的。比例变化的测量由基期的产品价格和产出以及基期的要素价格和要素供给量决定，而这些数据相对于现期价格都是外生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中包含了三种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这样本文就可以依据方程将产品的价格变动对要素的收入份额进行回归，并用回归系数表示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致的要素价格变动的比例，从而测量特定时期的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变化。考虑到资本项专业化（specificationofcapital）变化、方程右边变量的误差导致价格变化的趋势以及在本文的方程中疏忽的变量例如：通货膨胀、利润以及生产技术变化等本文保留了常数项。
其次，贸易对工资收入影响模型。本文用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它变量不变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参数来表示贸易对于要素价格的影响，文中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来表示贸易因素。
2.数据选取和说明
(1)数据的分类。本文依据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第3版）、oeCD（1986）按照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产业分组和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将工业划分为高技术产业（Ht）、中高技术产业（mHt）、中低技术产业（mLt）和低技术产业（Lt）四大类。同时按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将劳动力根据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划分为：大学及其以上水平，中学水平（包括高中和初中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小学水平，以体现劳动力技术水平状况。
（2）数据来源和说明。产品价格、工人工资和消费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贸易数据来自《海关统计年鉴》；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本文根据统计年鉴的投入产出表（1987，1992，1997，2002年），结合部门产值计算得到。产业产出、产品价格指数、分产业的工资收入样本数据和劳动力供给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cei.gov.cn/default.aspx?tab=157）。相关说明：第一，本文模型中的工资水平采用的是职工平均工资，且从1998年开始为在岗平均工资数据。第二，在计算要素收入份额时，按照投入产出表并采用索洛残差法（具体估算方法参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计算。第三，在计算价格的变动率时，本文以1987年的价格作为基期，工资变动率和资本价格变动同样以1987年作为基期。文中的产业产品价格我们根据产业划分取其平均值并经过了价格指数的平减。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1.行业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产品价格变动关系回归结果。在回归结果中，用capital表示资本，LX表示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Z表示具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D表示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结果如表1：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1的结果可知，LX、LZ、LD在四个产业中业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资本和常数项也通过了统计检验。(1)在四个产业中，只有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价格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其他两类劳动力工资均与价格变化同方向。(2)小学水平劳动力工资对于mLt产业的价格变动反映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变动在mLt产业变化最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对Lt产业的价格反映最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在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劳动力创造的附加值相对比重较大导致。(3)在高技术产业，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产业价格变动最为明显，这也表明在高科技产业中更多的集中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力，且该类产业的价格变动对于技术水平高的劳动力工资有更为显著的影响，这也符合斯图尔帕－萨缪尔森理论中关于一个行业中价格上升，那么该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价格就上升的描述。(4)在HtH产业中，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回归系数最大，说明在该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扩大了与低教育与中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本文还发现对于中低技术产业中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价格的变动反应尤其突出，明显大于其他三个产业，这可能是由于在依据技术水平进行的产业划分中，中低技术产业中聚集了大量的采掘类行业，而我国现阶段采掘类行业的从业人员大都为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力。
2.行业贸易因素变动对不同劳动力工资变动影响的回归结果。这里本文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表示贸易因素然后利用方程对贸易影响劳动力工资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如表2：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2的结果可知，参数都通过了统计检验。
(1)在四个产业中，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均与贸易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与产业贸易变化在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呈同方向变化，在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中呈反方向变化;小学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化均与产业贸易变化呈同方向变化。
(2)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化反应最为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出现在低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水平劳动力工资与贸易变动呈反方向可能是由于在我国的贸易结构中我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口的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符合国际贸易理论中出口增加将增加该行业密集使用要素的价格而降低进口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的描述。
(3)低技术产业中，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贸易变动反应系数与中低技术产业的系数符号相同，但数值明显小于后者，且在低技术行业三类劳动力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小于其它三类产业。这说明我国低技术产业的贸易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不大，也可以说明我国的贸易品不主要集中于文中划分的低技术产业。
(4)小学水平劳动力在高技术水平产业中的工资增长最快，说明在高技术产业中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其他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缩小的最快。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回归系数最大，也即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高技术水平劳动力更快的扩大了他与其它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本文利用委托工资法对中国1987年～2006年鉴对外贸易与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贸易的变化不仅影响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力工资收入，而且也影响了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力在同一产业中的工资收入。在四个产业中，贸易因素对具有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对具有中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反方向的；对于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在高技术水平和中高技术水平产业中是正向的，在中低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产业中是反方向的。此外，在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在中低技术产业中，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后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对于低技术水平产业，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同时高教育水平和中等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是缩小幅度要比中低技术水平产业要低。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来源于我国自身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资源禀赋。我国属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也大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且我国的贸易大都集中于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东盟国家，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贸易结构，所以现阶段我国的贸易仍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此外，由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提高一国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2.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贸易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变化有重要影响，且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之间影响效果有不平衡性。现在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时刻，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外需严重不足，这对于多年依靠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贸易的我国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而外贸企业又是保证国内劳动力收入和就业的关键领域。为此，政府应一方面应该继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贸易格局的多元化，以便得到更加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克服贸易对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应当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树立品牌意识，加大科技研发和相关成果转化，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此外，还应继续建立和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效果，还富于民这样才有可能扩大居民购买了进一步拉动国内需求。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职能，趋利避害在推动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配套措施，劳动者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总之，在注重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同时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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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7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溢出；社会福利；分配
中图分类号F323；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5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09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始于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日益壮大。据2009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总量已达到2.3亿，其中外出六个月以上的达1.5亿。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两大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男性为主；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1]。所以，我国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相对于留守的劳动力而言，其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教育投入属地性质十分明显，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来源于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使得教育投入表现出显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将会使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这便使劳动力输出地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而劳动力输入地特别是东部城市将是溢出受益方，获得了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
教育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社会福利分配效应究竟有多大呢？各省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及受益情况如何？各省份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以及溢出的主要流向地的分布情况又是怎样呢？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可能会进一步产生福利影响么？目前相关文献虽然都认同农村劳动力流动将产生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但是缺少对这种直接福利效应进行衡量并探讨溢出及受益双方的分布情况。
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估算
1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衡量
人力资本的类型包括：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知识人力资本、能力人力资本[2]。本文关注教育投入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即教育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测算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标法、直接能力测算法，其中最常用的成本测算法是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早期的文献是以学校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存量；Kyriacou和Barro在比较各国人力资本投入时假设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与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入成正比[3-5]；mankiw在经济增长核算实证研究中也用受教育年限来测算[6]。因此，目前受教育年限成为了衡量人力资本投入的最常用的度量，国内关于人力资本研究中大多也用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7-8]。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而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投资相关性强。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测算，同样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
谢童伟等：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2测算方法
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5个不同学历层次，定义各教育程度的年限：文盲半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以上为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学公式如下：
H=aeY=∑5i=1eYi×pi
其中，H为人力资本水平，aeY为平均受教育年限；i为以受教育程度的组数；eYi为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年限；pi为各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
13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199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以统计口径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估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国水平，以“乡村从业人员”测算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RH）一般水平。这是因为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文化程度。
14农村教育人力资本估算结果
全国农村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6.752提高到2008年的7.285年，提高了0.533年；而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7.766提高到2008年的8.255年，提高了0.489年。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基本上比全国水平高出1年左右，平均高出14.58%（见表1）。
2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在各种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下降的
众多因素中，农村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流动的规模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人数占主体。因此，定义“农业就业优势比”为农村劳动力从事农林牧渔业与从事其他行业比重之比，用于衡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农业就业优势比越低，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越多。
图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业就业优势比
Fig.1Ruraleducationhumancapitalandagriculturalemploymentadvantageratio
从图1可知，随着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业就业优势比则迅速下降，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963；这说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应用VaR脉冲响应分析，分析随机扰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路径变化，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若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因外界因素而提高，在4期前教育水平提高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4期后负效应慢慢减小；也就是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
在分析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时，引入“农业收入优势比（ip）”、“农村劳动力男性优势比（Gp）”，分别代表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和农村男性劳动力比重；同时考虑户均耕地面积（S）及户籍制度改革（p），户籍制度是作为虚拟变量。
在模型设定时，将logistic模型做线性化处理：
π/（1-π）为优势比，此处为农业就业优势比，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参数问题转换成拟合线性模型的参数。logistic模型转化为线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用连续的因变量而不用离散的因变量，这样便于用连续的时间序列分析。x1、x2、x3、x4和x5分别代表RH、ip、Gp、S和p。从模型可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高1%，从事农业的人数下降0.25%；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不是迁移性质的。
3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3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之一是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流向城市，跨省流动则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全国人数比例的88%到90%；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劳动力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80%[9]。
为了便于估算，本文将卢卡斯模型简化，设定如下：
影响城市生产总值的因素主要有K、L、UH、RH；K为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UH为城市教育人力资本水平；L为城镇从业人数；RH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σ、β、γ、η为估计系数。由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由原有流动的劳动力和新增加的劳动力构成，因此，RH应考虑滞后期，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如表2所示。
经过豪斯曼检验，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采用的数据为2001-2008年的各省面板数据，均做可比性处理后取对数；滞后期的选定以模型显著程度判断。模型表明：城市获得了明显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对城市发展，特别是对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的贡献显著。
32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份额计量
农村人力资本当期值（RH）、滞后一期（RH（-1））、滞后两期（RH（-2））若分别增长1%，则城市的GDp分别增长0.44%、0.46%、0.89%；这三个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4、0.46、0.89。依据弹性系数的定义，农村人力资本溢出对城市GDp的弹性系数为：
因此，ΔGDpt即表示由于农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增加而引致城市GDp增长的量。假设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m’为：
m’=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农村流动的总人口
依据蔡昉等（2005）1997-2002年的跨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数据，可计算得m’分别为0.38、0.38、0.41、0.47、0.46、0.41，m’大概在0.40左右；因此，除了1997-2002年，其余年份的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设定为0.40是比较合理的。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效应ΔSt为：
从1993-2009年，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城市GDp增加值贡献量累计22983.07亿元，而跨省流动溢出对城市GDp增加贡值献量累计为9301.51亿元；大致表现出“四起四落”的现象，1995-1998、2000-2002、2005-2007和2009年为溢出增长阶段，尤其是在2005-2007年期间溢出增长最快；1993-1994、1999、2003-2004和2008年为溢出下降阶段。这种现象是由于我国经济发
表3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展的情况决定的。在“四起”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大，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明显，跨省溢出呈现增长趋势。而在“四落”时期，我国经济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经济形势有所下滑，农民工需求量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特别是跨省务工成本及困难增加；因此，跨省溢出效应也随之下降，比如1998和2008年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跨省溢出效应下降最明显。
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动是双向的，每个省份都有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与流入，只是流出与流入数量上有差别；因此，劳动力净输出地是福利损失地，而劳动力净输入地是福利的受益地。各省的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出比率和流入比率，依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分的人口（乡村）”计算而得，即跨省流出（入）比率=跨省流出（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出最多的为四川，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入劳动力的18.09%；而跨省流入最多的为广东，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出劳动力的33.44%。从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而导致的直接福利分配效应来看，净受益最多的省份为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福利损失最多的省份为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溢出和受益差距最小的省份为云南、青海、，其中云南基本持平（见图2）。
33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的分布
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取决于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与流出的变化；这种变化受地缘影响较大，即距离及流动成本影响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广东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受益最主要的5个来源地为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除
图2各省福利净受益
Fig.2netwelfarebenefitofeveryprovince
了内部之间的跨省流动外，主要来源于安徽、江西、河南、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等地；福建则主要来源于江西、四川、贵州、湖北、安徽等地；北京、天津主要来源于河北、河南、山东、四川、安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新疆则主要来源于西南的四川、西北甘肃和陕西以及河南和安徽。从劳动力流出的情况看，四川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出最多，因此其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最明显，主要流向广东、新疆、浙江、福建、江苏等。另一方面，从长时间跨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现象，即流出的几个大省和流入的几个大省基本上比较固定：劳动力流出及直接福利损失的最大省份基本上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劳动力流入及直接福利受益最大省份是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表5列出了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这充分说明了由于地缘和路径依赖等原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集中程度直接决定了各省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和受益的集中程度。
4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间接福利影响
41大规模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及溢出拉大城乡间及区域间经济差距
在完全竞争且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要素、资源会流向回报率高的地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高回报率将吸引人力资本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并加速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以及持续递增的人力资本流入。人力资本流动与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及作用，即如果某地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快，也会像资本积累快一样，促使该地区的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向其稳态位置收敛。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除了表现在个人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社会产生外部效应外；从空间角度看还表现在因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而产生的区域之间的外溢性。大规模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流出而低文化程度劳动力留在原籍，中西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中西部农村人力资本持续大规模溢出导致了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一直处于净流失状态；而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城市，则因为中西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获得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在数量及质量上的差距扩大，进而拉大经济发展差距。
42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导致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激励程度下降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方式，教育投入是人力
注：由估算的1993-2009年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和损失整理而得。
资本投资的最重要途径。教育外部性、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在我国“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下，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流动将从两个方面导致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收益出现明显的非对称性。
一方面，这种教育投入体制具有显著的属地性质，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西部地区流出的劳动的教育投入来源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由于这种属地性质，东部地方政府无需对该部分劳动力进行教育投入，这也就是为何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如此突出的根本原因。同样是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做贡献农民工子女却在东部地区得不到同等教育权利和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资源，逐渐被边缘化。而这种属地性质还将使中西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因为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具体表现在地区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将因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匮乏受到影响，拉大中西部与东部的地区经济差距。经济发展缓慢的直接结果是地方财政增长缓慢，从而教育投入经费将受到影响，很多地区教育经费一直无法足额兑现，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挤占教育经费。
另一方面，在这种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在2001年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是由以前的“分级管理”改革为“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这将教育经费投入的重心由乡镇提升到了县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投入瓶颈、改善农村教育。但是到现在这种“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弊端已成为制约农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政府所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中，财政能力最薄弱的县级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的大部分投入负担，而中央、省级则投入甚少。洪银兴，龙翠红（2009）估计中央财政预算内投入只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农村教育投入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投入规模直接受制约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农村教育的投入程度又直接影响到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水平，进而引起人力资本的差异。2004年，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划分，东部地区文盲半文盲率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率分别为4.3%、18.6%，中、西部地区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4%、12.2%与15.8%、9.2%[10]。人力资本的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与其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程度并不对应，加上东中西部原有教育差距的存在；因此，作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主要投资主体的当地政府激励程度的降低，又进一步恶化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贫困陷阱的存在就成为必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低就成为了常态。
5总结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径，随着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明显。持续大规模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对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外溢效应表现得相当显著。这种现象产生了直接的社会福利的分配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净输出地为福利损失，而劳动力净流入地为福利受益。其中，广东净受益最多，四川福利损失最多，云南基本持平。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尽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但是因为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规模持续流出对城乡与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间接福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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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8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高等教育/需求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空间移动，这种转移对文化传播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西欧和美国的经验来看，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从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已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但还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1]（第6页）。我国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占63.91%，而1999年世界平均比例为54%，高收入国家为24%，中等收入国家为34%[2]（第143页）。另外，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1999年达50%，远低于第一次现代化的30%的标准，而高收入国家为5%.中等收入国家为32%[2]（第141页）。所以，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从现状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向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向乡镇企业转移，向小城镇及城市转移等几种转移去向。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一、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有：一是“刘易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利润投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二是“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特别重视经济转变过程中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三是“托达罗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的就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第二种理论可理解为农业对劳动人口的推力，第三种理论实质上讨论的是劳动者的一种心理动机。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个体行为，尽管历史上存在强迫性迁移活动，但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个体及其心理活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卡托纳的经济心理学模型[3]（第37页），在劳动力转移这一个体行为中，客观环境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的“推力”，并不直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而是客观环境对劳动力的心理过程，如愿望、态度、预期等产生影响，进而产生转移行为。
根据现有对经济心理行为的研究，特别是把经济可变因素与个体（心理）可变因素互相结合起来强调行为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反馈关系的研究[3]（第38页），认为个人是以不同的方式知觉的，对环境的知觉包括对劳动力转移后的生活气氛、物价情况、收入情况、个人的社会地位等。这种知觉到的环境，而不是客观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转移行为，客观环境和知觉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和个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大众交流工具。个人因素对环境知觉也产生作用，这种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目标追求、价值、愿望、预期、认知方式，收集信息的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兴趣等。劳动力转移行为还会带来主观享受，这种享受包括转移后的满足（或不满），对转移后职业的参与，以及从事新职业获得的一种认知协调。
所以，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个体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一是决定了对环境认知的水平、准确度和全面性，个人对环境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把握客观事物和全面聚集信息的能力基础之上的。二是影响了个人对收入、社会地位的预期，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较为客观地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三是影响了个人对转移后的主观享受，个人素质的高低影响了这种主观享受，教育文化素质高的人由于容易得到更多的就业或高收入的机会而会得到更大的满足，而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四是影响了个人的实际转移质量，个人的文化、技能水平决定了其转移后的职业及收入、社会地位。不了解劳动力个人的心理要求，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让他们没有充分的心理、能力等素质准备，而实行主观性或强迫性转移，则不会出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乡镇企业近几年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如1995年到1999年5年间，乡镇企业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负增长5.1%[4]（第21页）。另外，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增幅不大，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省会城市的占18.8%，转向地级市的占18.4%，转移到县城的占16.7%，转移到建制镇的比重为14.9%[5]（第22页）。可见，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强。
2.农村劳动力转入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较低。有抽样调查表明，1999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4%，按可比口径比1998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转移速度有所上升，但1999年从非农产业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0.5%，增减相抵，1999年净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5.9%，比上年上升了仅0.4个百分点[5]（第22页）。
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的比重较低。1999年农村劳动力在本省内转移就业的占79%，比上年上升11个百分点，转向外省的占20.9%，下降了11个百分点[5]（第22页）。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和其它服务业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1999年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54.2%，转移到第三产业的为41.7%，到异地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占4.1%，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9.4%[4]（第21页）。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增大，难以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并且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其原因除政策壁垒因素外，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与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
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
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劳动力通常只能滞留于依靠传统经验生产的有限领域，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也难以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思维开阔，易于接受新事物，具有更强的自信，更高的收入、社会预期以及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更易于实现有效转移。根据盖尔·约翰逊的研究，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抵触，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并减少城市管理成本[6]（第62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于实现转移。据对山东聊城市的调查，在1998、1999两年转移的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由于在当地较为受重视，尽管转移的并不多，但转移起来相对容易；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最大，占55.6%，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1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每百人中有10.3人转移，初中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农村劳动力中有8.4人转移，小学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劳动力有4.5人转移，文盲、半文盲每百位劳动力中有1.3人转移。
（二）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职业状况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掌握和熟练运用新的工种和技术有直接联系。我国1999年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高达79.4%，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还不高。而教育文化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越易于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越易掌握新的工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用效果也越好，所以，教育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与就业状况呈正相关。美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高峰期的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入城市的白人和黑人在就业方面出现很大差距，除民族和关系网原因外，文化程度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对转移后职业的稳定性有显著作用，水平的高低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之一。1987年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中，文盲高达21%，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为17.16%，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9.46%，中专及大专以上回流的则很少[7]（第29页）。究其原因，其一便是由于教育文化素质差，思想保守，难于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其二是参加技术革新的人员所提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创造的价值等，与受教育文化水平成正比关系，且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事故发生率明显减少。教育文化水平高的劳动力创新性越强，职业稳定性越强，也易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率先离开农业，长时间脱离农业，实现有效转移。
（三）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收入
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文化水平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为此有学者得出反贫困的措施是提高移民的素质的结论。在所调查的山东聊城五个乡镇企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56元，大多职工工资在200-400元之间，而工资在400元以上的有58%为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该企业中仅有的三个大专生的收入都在360元以上。其它相关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参与了转移，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汇寄款149元[8]（第3页）。原因是，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9]（第58页），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较高的生产率则带来较高的收入，且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也高。
（四）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区间
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是决定其转移方向、距离的重要因素，转向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高于转向落后地区的劳动力。1999年在转向东部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1.5%，转向中部的比重为10.9%，转向西部的比重为9.1%[5]（第22页）。没有技术特长，没有高的素质，期望收入也就较低，而且较低的文化水平又决定了他们相对保守的思想意识，往往对自己转移到城市缺乏信心，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他们更多地留恋故乡。
（五）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与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
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表明，社会问题的引发与劳动力素质有关。中国近代农民离村进城，是被迫的，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不具备谋生能力，更没有知识的积累，他们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多数人不得不靠出卖苦力谋生，引发了城市的无序及城市治安等问题。在欧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太大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诸如住房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和贫困严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德国为此实行了国家强制干预，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问题[10]（第233页）。所以为避免引发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素质准备，将教育和培训贯穿于劳动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中。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素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前提条件之一。日本、韩国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和充分就业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技术素质，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能够适应非农经济新技术新领域的需要，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劳动力转移。美国在1930年到1974年间，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总数达到了3280万人，这是现代最大的人口转移，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是高等教育，特别是社区学院的大发展时期（注：美国社区学院由1930年的436所增加到1974年的1203所，增加767所。参见毛澹然。美国社区学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不高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的重要特征。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8.4%，高中程度的为9.6%，中专程度的为1.6%，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4%[4]（第21页）。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劳动总量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所以必须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乡镇企业、非农产业等的有效转移。
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大势所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即提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的意见。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实现由农民向城镇居民的根本转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农村劳动力总体教育文化素质较低，大多为非熟练技术人员，缺乏专门的技术培训和学习，只能在脏、苦、累的体力部门就业。各类城镇部门对劳动力的素质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其过低的文化教育水平很难达到要求，从而增加了转移的难度。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需要提高其教育文化素质。我国现有的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专以上学历的最多仅为0.4%，远低于全国平均3.6%的比例，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须提高其教育文化水平，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总量中，大约只有12%转移到了各类城镇部门，其余88%的劳动力仍是在农村工业、商业及服务业部门实现产业转移的，即使按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的比例，也将有50多万的农村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城镇部门。
乡镇企业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劳动力素质，乡镇企业将对高素质劳动力有较大需求，吸纳的将是教育文化素质更高、思想更为活跃的高级专门人才。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学者用线性外推法和生产函数两种方法对今后我国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做出了情景性描述和预测，得出了乡镇企业每年要吸纳200-350万劳动力的结论[11]（第25页）。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例为2.3%[12]（第355页），按这一最低标准要求转移进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则每年至少有4.6万人，到2010年至少要有37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按乡镇企业发展“十五”计划的标准来要求，则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
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角度来分析，第三产业也将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3%，而全世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1%，发达国家平均为65%，其中美国为71%；中等收入国家（人均2950美元）平均为56%，其中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4860美元）平均为57%，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1710美元）平均为52%[13]（第93，94页）。如果我国这一比重上升到5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50%，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将吸纳16000万劳动力。如果按既定的10年的时间实现这一调整目标，则平均每年有16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这些劳动力如果能达到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3.6%的比例，平均每年有57万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有效转移到第三产业。
劳务输出也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之一。我国劳务输出有较大潜力，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的3%[4]（第23页）。现在国际上流动的劳务人数达2000多万，中东地区有上千万亿美元的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但国际劳务输出对劳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一般是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某种技术和外语的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专门技术人员，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达到要求的则很少，劳务输出单位有时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劳务人员，故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劳务输出的首要条件。如果将我国劳务输出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劳务输出的8%，则会输出100多万剩余劳动力，100多万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将会产生极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总之，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需要发展教育事业，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和职业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简单的地域流动、职业改变，而应是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的过程和结果，要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二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农村劳动力实现有效转移，不仅限于技术的培训和职业素质的提高，还应有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以尽快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我国在实现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的过程中，要保证并促进城市的文明程度，形成并保护“城市的空气”。这种“空气”或称“市气”实质上是一种氛围，是一种自由、民主、文明的文化环境。这种氛围的营造需要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素质和较快的适应能力。“人气”足，“市气”才旺，只有大力培育教育市场，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才会有“市气”，不可一味地追求圈地运动，重土、重城而不重市，不重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前，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这种基本素质需要通过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来完成。
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也不仅是在转移前，更应该贯穿于转移中和转移后的整个过程中。对转移前的农村劳动力，要有一最低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对未能达到最低水准的人，要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要为转移后的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教育环境，为他们的继续教育创造条件，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为那些需要而又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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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9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人教育；农村成人教育
一、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
（一）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转移出大量农村劳动力。英国、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如此。英国的土地77%在农村，是欧洲农业土地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大大超过欧洲的平均数40%，但英国是世界上农村劳动力转移最早、最彻底的国家。早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由于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的二、三产业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劳动力，英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和二、三产业流动，农村人口大幅减少。据统计，工业革命前，农业收入在英国国民经济收入中占的比例约为40%，到19世纪中叶下降为20%，20世纪初下降为6%，而2005年英国农林牧渔的总产值约71亿英镑，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8%。与此相对应，英国是世界上农业劳动力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19世纪初为35%，20世纪初下降为9%，到2005年仅有55万人，占全国劳动力人口的1.4%。1947年，到2003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4%，农林牧渔业在日本GDp中的比重占1.4%。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1%。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现状的需求
我们经常自豪地说，中国是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1%的人口。然而我们是以占世界40%的农民才养活了这21%的人口。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89.4%只降到8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转移了约1.4亿农村劳动力，但和实际需要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
据劳动部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有4.82亿农村劳动力，2002年增加到4.98亿。根据2008年2月21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对外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主要数据显示，2006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亿，而且今后平均每年还将新增数百万人。依据人口增长趋势预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总供给规模到2010年才会停止扩大。据专家预测，在农村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我国农村只能为1.5亿左右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有3.8亿左右属于剩余劳动力，除了已经进入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和大中城市打工的以外，还有1.2亿左右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需要转移。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项十分浩大极其复杂的工程，虽然我们有特殊的国情，但是，要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如前所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转移出大量农村劳动力。
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走出农村“围城”的人，都体会到了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巨大差异。由于城镇与非农业经济社会比较利益较大，由于农村人口相对过剩和土地狭窄的压力，农民大量离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从而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当前广大农村关注的焦点。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人口有7.37亿（国家统计局,根据2006）的中国农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因此，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仅仅是人口学的问题，同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成人教育的呼唤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中国作为世界上农村人口和总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相对低下的人口素质，是长期以来形成“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有关专家、学者就增加农民收入开出了不少良方，如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但这些好的建议在实践过程中均因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而困难重重。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已成为制约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因此，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转移的方向看，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两种：一是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即“离土不离乡”；二是向城市转移，跨地区流动。这两种转移的实践过程都显示：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力更易于流动。譬如，（1）统计结果显示，2006年末，农村常住人口中劳动力总资源5.3亿，农村住户户籍劳动力中离开本乡镇外出务工人员1.3亿，其中，40岁以下的占82.1%，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0.1%，在本县以外务工的占80.8%，去省外打工的占49.3%。（2）据统计，我国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四类劳动力中，流向非农产业者占同等文化程度类型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分别为4.69%，16.72%，38.46%和40.80%。（3）根据江苏省农村经济调查局于2001年对全省34个县340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文化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在被调查农户全部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35.6%；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50.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3.4%。在已转移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8.9%；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61.7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9.36%。已转移的劳动力的文化指数为8.98，比全部劳动力的文化指数高出1.01年，高中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达59.1%，中专以上为76.8%，分别高于平均水平16.5和34.2个百分点；而文盲和半文盲的劳动力转移率只有13.5%；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构成明显高于农村整体劳动力的文化构成。
从以上统计数字不难看出，随着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从数量向质量过渡，劳动者文化素质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巨大影响，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更容易实现向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的转移，低素质的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越来越难。一方面劳动力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水平，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转移能力，低素质的劳动力很难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难以适应非农行业发展的需要，加大了在非农行业就业的难度，使简单的体力劳动力过剩，技术型、管理型的农村人才奇缺。另一方面，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越易于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越易于为非农产业所吸纳，劳动力素质低，难以接受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只能停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而跨地区转移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要求相对更高，经济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级化变迁趋势，而传统的建筑业、服务业等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存在工资待遇低、迁移成本太高的不利因素，素质低的农民在就业中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不利地位。
（二）成人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
没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素质为基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实际上是低层次、低水平、暂时的流动，就业稳定性差，重回农业率高。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的全面素质不断提高，具备较强的职业转换和创业能力。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本质上说，就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实现个人收入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教育作为培养和生产人的劳动能力的活动，是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成人教育（应该包括作为剩余劳动力流出地的农村开展的农村成人教育和作为剩余劳动力流入地的城市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成人教育）是直接针对农村劳动力（即农村现实人力资源，也就是农村成年劳动者）进行的教育和培训，以开发他们的潜能，提高他们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适应市场经济变化和社会改革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成人教育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水平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而对于基础教育水平既定的农村劳动力而言，成人教育是提高其素质的主要途径，对农村现实人力资源开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大力开展成人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持续有序转移。
三、成人教育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一）积极推进农村成人教育发展
1．实行“农科教”结合。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调动一切力量，各部门密切合作。实行“农科教”结合，是当代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经验之一，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的，统筹农业、科技、教育、劳动、财政、人事、扶贫办等各个部门的力量，变各自为政为协同作战，取得最佳整体效益。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尤其要本着“农科教”结合的原则，各部门一盘棋，加大统筹力度，密切合作，整体推进。
2．实行“三教统筹”，积极推进农村成人教育的持续发展。农村教育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增强办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农村实际，注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必须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农村学校的综合功能，提高办学效益。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中，尤其要迅速改变忽视农村成人教育的现象。要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重新审视和加强农村成人教育，从而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3．按编制足额配备师资，同时加强阵地建设。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建立一支精干的专职教师队伍是搞好农村成人教育的重要前提。当前，在“双基”任务尚未完成的地方，专职教师既有培训的义务，又有扫盲的责任，还有对农民进行科学技术传授的任务；在“双基”任务已经完成的地方，各行政村还应该有一名既能监督义务教育普及情况，又能和乡镇成人教育学校对口联系负责本村农民培训的教师。乡镇一级更应配备具有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胜任成人教育教学工作的专职教师。一支事业心强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对于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农村成人教育的阵地建设，尤其是乡、村两级化技术学校，应该像普通教育一样，列入当地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认真加以解决。尤其是乡镇化技术学校，更应下工夫建好，并配备相应的教学设施。据调查了解，一些地方把乡镇所属的农技站、种子站等相应的站所合并在成人教育学校内，成立了成教中心，使本来用于多头的经费集中到一起使用，且又具有系统的教学、实验、实习场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对于经济尚不够发达、农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尤为适应。
4．转变思想观念，引导农民接受教育培训。在基层我们发现，农民学科技并不都是自觉行为。由于农民的文化知识所限，不可能把学文化、学科技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所以，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农民为了眼前的某些利益，放弃了对文化知识的学习，甚至放弃对科学技术的学习，他们认为学习、读书只是孩子们的事。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也认为，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费时费力，还耽误生产，所以对举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持犹豫不决甚至抵制的态度。上述两种情况，前者影响的是某一个人、某农户的长远利益，而后者影响的则是整个乡镇的长远利益。因此，一定要首先解决党政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切实解决把农民教育当作可有可无、甚至认为是耗费人力财力的短视行为。各地充分发挥乡镇化技术学校的作用，除大力宣传、发动、引导农民学文化、学技术之外，还需采取相应的行政干预措施，让农民学科技逐步由被动行为变成主动行为，从学习中真正尝到甜头。当然，乡镇成人教育学校也应该根据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依靠自身的优势，逐步把学校办成既能育人、又能创收的经济实体，增强学校的活力。
5．为农村成人教育立法，建立独立建制的农村成人教育学校。现代化农业生产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农村劳动者只有不断接受在职在岗培训，才能适应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在一些发达国家，农村成人教育备受政府和社会重视，而立法是发达国家农村成人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我国《教育法》的部分条款中虽然对成人教育有所规定，但迄今尚无一部专门关于成人教育的基本法规，这给建立稳定、有效的农村成人教育体制带来困难，不利于农村成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1987年国家教委等部委所发的7号文件，早就规定乡（镇）成人学校独立建制。目前乡（镇）成人学校不独立建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村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人学校不具法人地位，校长无人事、经费等使用权，严重影响学校内部管理；教师评职称、评先进等工作也受到了影响。目前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管理体制的不健全，经费筹措、队伍建设的不落实，办学条件、评估体系的相对薄弱等问题大都源于农村成人教育无法可依。因此，加强农村成人教育的立法势在必行。
（二）积极开展进城务工农民的教育与培训
1．将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纳入政府工作范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是一项涉及农村和城镇、流人地和流出地、投入和回报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规划、组织、协调等都离不开政府的协助和支持。具体而言，其一，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以指导、规范用人单位的培训行为，保障进城务工农民享有劳动就业培训的福利待遇。目前我国已经推出了着眼于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就业的能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此举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工作。其二，政府对进城务工农民培训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协调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关系，整合学校、企业和社区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以提高教育培训的效益和质量。其三，政府进行相应的资金投入，扶持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工作。特别是针对自己无力承担教育费用，又没有就业单位的进城务工农民，这一做法更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政府也可以牵头建立进城务工农民培训基地或专门学校，有计划地对进城务工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
2．营造城乡平等的就业环境和机会。进城务工农民是一个极具活力、能量极大的群体，他们为城市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已经离不开他们，但在城镇就业问题上，他们却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为了加速城镇化进程，应当逐步建立真正的自由流动、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要善待进城务工农民，让他们通过感受城市人的亲和力，产生自我发展的欲望，激活提升自身素质的内在需求，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市场的形成和完善。
3．加强政府与学校及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鼓励职业学校开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班，政府应在政策和资金方面予以支持，以保证对进城务工农民培训的低门槛和高质量；使用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或单位，必须对所用农民工的全面素质进行集中培训；对于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花大力气，协调各类学校做好培训工作，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优惠；对已接受培训而未谋取职业的务工人员，在劳动就业方面应适当倾斜，政府组织实施的“再就业培训工程”可酌情考虑“失业民工”的生活处境和求职愿望，以增强其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同时严格实行职工资格证书制度，各培训结构和学校应积极创造条件，使其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4．建立与农民工输出地政府间的联系渠道。各级政府要加强劳务输出服务组织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劳务输出的领导和办事机构，具体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组织、协调、指导劳务输出工作，各乡镇、村也要积极传递劳务输出的信息，组织协调本乡镇劳务输出，搞好外出务工人员的跟踪服务，形成县、乡、村三级劳务输出工组织网络体系。要加强劳动力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在完善城乡现有劳务输出服务机构的基础上，大力支持涉农部门、各类经济组织和社区兴办农村劳务输出中介服务机构，建立起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大市场。要加强全程跟踪服务，做好信息、组织招收、劳务培训、证照办理、民工维权等方面的服务，营造一个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劳务输出的经费投入，保证各级培训和劳务输出机构工作的正常开展。
5．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应以就业培训为主，辅之以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休闲等教育。鉴于外出就业是进城务工农民的主要目的，对他们的培训应以就业培训为主。一般而言，就业培训的基本任务是传授就业知识、培养就业技能、提高就业能力，以促进进城务工农民由“体力型”劳动者向“技术型”劳动者的转变，满足务工人员和社会的双重需求。但除了就业培训外，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教育和培训不应忽略甚至排斥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休闲等方面的教育。从农村进入城市，农民固有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往往难以适应城镇生活的要求，甚至会与城镇社会规范发生碰撞与冲突。为此，必须开展进城务工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教育，具体如公民权利义务教育、城市生活规则教育、伦理道德教育以及法制法纪教育等，以引导其尽快适应城镇生活。此外，还应积极利用学校、图书馆、文化宫等对进城务工农民进行文化休闲教育，引导他们提高文化品位，学会科学利用进人城镇以后的闲暇时间，提高其生活质量，进而促进城镇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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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颖.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成人教育，2006,（4）21.
[6]本部分数据引自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2月21日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
高中数学劳动教育篇10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实现经济增长不同要素的组合形式,或者说是实现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增长源泉的构成及其路径选择①。根据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来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即通过扩大生产场地、添加机器设备、增加劳动力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中心的②。集约型增长方式是指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是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益为中心的③。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从主要依靠上新项目,扩大建设规模,转变到主要立足现于现有的基础,把建设重点放到现有企业的改造、充实和提高上;②从主要依靠投入大量资金,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贡献的份额;③从主要依靠增加原材料、能源和劳动的消耗,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加强科学管理,降低消耗,是用同样的人力、物力消耗创造出更多的财富;④从主要追求产值的程度和产品的数量,转变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产品质量、性能和品种,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以劳动力增加和资金大量投入为主,经济增长质量依然很低。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克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本文主要讨论的是非体制性的障碍。
第一,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低、速度慢,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高技术产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比较低。同时,科技成果又难以推广,宝贵的资源生态环境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保护,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技术改造资金的严重短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引进技术、改造设备。
第三,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就业压力极大,并且劳动力素质偏低。沉重的人口压力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严重障碍。因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注重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扩大劳动就业,而集约型的增长方式是以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为特征,劳动者的数量投入就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劳动者整体素质不高,造成就业结构性矛盾,不适应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要求。粗放型经济增长注重的是投入数量,对劳动力技术素质要求低,而集约型增长是靠投入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来推动的,对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要求高。我国科学与教育长期落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与技术水准不高,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
(一)教育有利于资本积累(投资)的增加一个国家,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经济,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筹措大量的初始资本以及如何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在承认教育的发展受一国资本形成能力的制约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看到教育在一国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资本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储蓄。一国的总储蓄包括国内储蓄和国外资金,教育在一国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主要是指教育在提高国内储蓄,即在提高个人或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中的作用。
1.教育在提高个人或家庭储蓄中的作用个人或家庭的储蓄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高,用于消费后剩余就多,从而储蓄就多。所以,要提高个人或家庭的储蓄水平,首先要提高个人或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来看,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提高文化技术水准,提高劳动的质量,能增加他们的个人收入。
2.教育在提高公司企业储蓄中的作用公司企业的储蓄来自利润。企业利润的增加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教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过接受教育职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企业利润。
3.教育在提高国家储蓄中的作用国家税收收入的增加是政府预算储蓄提高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和个人。首先,教育能够使劳动者提高文化技术水平,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获得更多利润,并向国家交税,形成国家积累。其次,劳动者个人因受教育而提高收入,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也将会随之提高,从而增加企业的利润,导致国家税收和储蓄的增长。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个人收入、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的增加,从而促进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储蓄的增长,国家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科学研究、用于企业技术的引进和落后设备的技术改造等,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可以生产和发展科学技术,创造新的生产力我国现阶段发挥教育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关键是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依靠三方面的力量:专职科研机构、教育部门和企业。其中高等教育机构是主要力量。首先,处于科学发展前沿的高等学校,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必然要对新的科学理论进行探索。其次,要避免知识的陈旧化,不断更新和充实教育内容,教师必然亲自参加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活动。科学技术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只有直接运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并发挥效力,表现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时,才是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这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有条件的,其中教育是个十分重要的条件。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并入到生产过程之中,这就要求全体生产劳动的参与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掌握已经不是仅仅依靠生产实践,而要在生产劳动之外的教育过程中进行。这就是说,现代教育是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生产力的不可缺少的桥梁和中介。
(三)教育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1.教育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作用教育具有减少和改变人口数量的作用。通过教育活动,社会总人口各方面的质量有所提高,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就会具有较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指导为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计划性、自觉性和目的性也会随之提高。因此,要控制人口数量,其根本就要不断地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教育对人口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育可以使人类优生优育,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教育使一代一代人健康成长,成为质量较高的劳动者和各种专门人才。
2.教育对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作用
第一,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指参与劳动过程的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素质的综合,以及劳动者的非智力品质的综合反映。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素质。因为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和整体素质为目的,以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活动。通过教育可以唤起人的主体意识,发展人的主动精神,形成人的精神力量,促使人的发展,进而在此基础上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发现能力、学习能力、生活能力、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等,使之适应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第二,教育的发展有助于规范劳动者的行为。劳动者行为是指劳动者在就业机制、就业职业、报酬、闲暇、劳动条件、劳动要求等等方面的反应和动作。①从我国目前经济的运行实践来看,劳动力行为不规范已经妨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教育是规范劳动者行为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教育能够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劳动者进行规范的教育,给予劳动者道德的力量,使之养成社会需要的行为规范。
第三,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改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决定于劳动力的素质和行为,也取决于劳动力在各种产业中的配置是否合理。劳动力配置结构的调整和改善要求劳动力能适当流动,因为只有劳动力适当的流动才能使劳动者找到适合自己能力和偏好的职业,促使劳动力配置结构改善。劳动者合理流动的前提就是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懂得一定的专业技术,这就要依靠各级各类教育来培养。许多研究表明: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教育程度与人口流动成正比关系。
(三)教育对提高现代管理水平的作用现代管理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需要而采取的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自觉的控制。在经济运行中,通过管理把各种生产要素按照生产力运动规律的要求组合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要提高管理水平,主要依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