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1
（一）测算方法20世纪60年代之前，度量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投入的方式基本上是直接核算劳动者的数量，就如同计算工厂中使用螺丝钉的数量一样。随着舒尔茨、贝克尔和丹尼斯等倡导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不同教育水平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差异问题，劳动者生产率的异质性逐渐受到重视。为此，基于投入、基于收入、基于受教育水平和基于综合指数的各种测度人力资本的方法逐渐发展出来。基于投入的方法主要源于舒尔茨按照人力资本投入测算美国1929-1957年期间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的研究。此后，基于边际生产力理论和资产收益估价方法，一部分学者提出以劳动者收入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乔根森和弗洛梅尼即以劳动者终身收入折现的方法做了测算。另外，穆里甘和马丁用收入与单位人力资本所得收入的比值构造人力资本指数，对美国的人力资本进行了度量。与此同时，以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为人力资本变量的方法也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萨卡罗普洛斯就以受教育年限为指标测算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1985年的研究已包含了60个国家的教育投入和发展数据。1993年，巴罗和李钟和提出用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对人力资本进行估算。由他们建立的数据库不断更新和扩展，截至2010年，该数据库已囊括全球146个经济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合组织（oeCD）、亚洲发展银行（aDB）也主要使用了这种方法。国内已有的一些代表性研究（如蔡昉、王德文，1999；胡鞍钢，2002）对人力资本的测算基本都沿袭了这种方法。此外，陈钊等人(2004)的研究则通过动态预测的方法，填补了缺失年份的数据，形成了1987-2001跨期15年的面板数据。就人力资本度量而言，受教育年限是相对综合、全面的变量，它既体现了劳动人口受教育的强度，即教育的入学率和完成率，又考虑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层级结构，即各级教育的劳动人口比例。用受教育水平测算的教育人力资本包括总量和劳均两项指标，计算公式分别为：Ht即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它以受教育程度为指标反映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教育人力资本总量是劳动人口与其相应受教育年限乘积的总和，作为劳动人口受教育时间长度的复合度量单位，教育人年表示1个劳动人口受教育1年，其人力资本总量增加1教育人年，以此类推。durj,t是j级教育的受教育年限系数，即t年教育程度为j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数；Lj,t是受教育水平为j的劳动人口数。St即劳均受教育水平，是总量与劳动人口的比值，用以反映教育人力资本的均值。
（二）测算结果考虑中国人口统计的数据特性，将劳动人口的范围界定为15岁及以上的广义劳动人口，不考虑劳动参与率问题，使用人口普查和相关数据，按照公式（1）和（2）建立全国及各省的教育人力资本实存账户。经计算得到主要年份的教育人力资本总量与均值，如表1所示。
二、教育人力资本的盘存
（一）盘存方法虽然以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的教育人力资本实存账户近似反映各省经一段时期增减变化的最终实存结果，但数据间隔期太长，不足以充分反映其具体变化的过程。以自然年度为统计周期的教育和人口统计为笔者通过永续盘存法建立盘存账户提供了依据。永续盘存法在资本账户的应用源自戈德•史密斯（1951）对物质资本存量的开创性研究[18]。国内相关研究也均以此为基础，如，张军（2004）[19]、钱雪亚（2004）[20]分别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行了永续盘存。本研究使用永续盘存的基本程序是：第一步，以实存账户的初始规模作为盘存账户的初始规模，保证二者具有可比性；第二步，对确定初始规模后一年中的人力资本形成和减损进行登记与计算；第三步，按照盘存公式计算出当年的人力资本规模增减变化量和期末结存规模；第四步，将上一年的期末结存规模作为下一年的期初规模开始新一存；第五步，对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年份进行逐年盘存，从而得到全国及各省年度人力资本规模。其中，Hi,t是i省t年初的教育人力资本规模，ΔHi,t是新形成的人力资本规模，ΓHi,t是减损的人力资本规模。t年期初存量加当年净流量（新增流量抵扣当年减损流量）便得到t年末的存量，也即下一年（t+1）年初的存量。虽然教育人力资本存量H是时刻变动的，但根据当前可行的技术，笔者只能假定H相对稳定，一年集中核算一次人力资本的流量，即新增的ΔH和减损的ΓH。其中，新增人力资本流量ΔH来源于各级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hj，即：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各级教育毕业生人数Lj及其累计受教育的年限durj。需要说明的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中未继续升学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部分既新增加劳动人口，又改变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其受教育年限durj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累计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各级成人教育的毕业生已经在其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记为劳动人口，因此，不计入新增劳动人口，只计算因接受成人教育而改变的受教育水平，即其新增的受教育年限。减损的人力资本流量ΓH来源主要是死亡人口、丧失劳动能力人口和迁移三个部分。前两部分相对容易测算，迁移流动人力资本的测算则相对困难。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加强，据估计，1978-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达1.18亿；1997-2000年期间年均增长1000万人；2003年末，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达1.69亿人[21]。然而，囿于统计口径和方法的不一致，基于户籍的人口统计并不能充分反映中国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的盘存工作只能假设不存在人口大规模迁移，建立静态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由此，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不包含因人口流动因素所致的变动在内。
（二）盘存水平经过盘存，研究得到了1990-2010年全国及各省盘存账户中历年的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均值和劳动人口规模。1990年是共同的起点，2000年和2010年则既包括通过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实存结果，又包括通过盘存获得的账面结果。通过对盘存账户的分析，笔者得到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第一，在静态增长模型中，如果排除人口流动的因素，只通过教育因素新增和人口死亡等因素自然减损，各省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和均值水平会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第二，2000年和2010年的教育人力资本账户差异，有可能是源于盘存过程中的数据偏误，也有可能是因为盘存公式中没有考虑的人口流动等其它因素所致。第三，大部分省份的教育人力资本账户差异都较小，出现明显较大差异的主要是广东、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河南、和青海等人口流动的频发省份。
三、账户平衡性分析
（一）实存账户与盘存账户的差值前文分析发现，在2000年和2010年，教育人力资本实存账户与盘存账户存在差值。为进一步探究这种差异，笔者计算了两个账户的差异度，公式为：账户差异度=（实存－盘存）/实存（7）由此得到的账户差异度是相对实存结果而言的，去除了人力资本原有规模的影响，能够较清晰地反映盘存与实存的差异程度。经计算，全国教育人力资本实存总量高于盘存总量，二者之间的差异度在1991-2000年期末为2.62%，在2001-2010年期末为3.55%。由于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省际之间，全国账户中4%以内的差异应当可视为正常的误差；部分省份的账户差异度较大，超过容许偏误范围，则可能是由没有考虑人口流动等模型设定误差所致。表2报告了各省的账户差异度和经标准化处理的账户差异度标准分。
（二）账户收支的失衡依据标准化差异度，1991-2000年期间，全国29个省份（四川、重庆由于区划调整，不做统计）中，教育人力资本实存总量超过盘存量的省份有11个，占到总数的37.93%；其中，差异程度较大（标准化总量差异度大于1）的是、广东、北京和上海。实存总量少于盘存量的省份有18个，占比62.07%；其中，差异程度较大（标准化总量差异度小于-1）的是青海和安徽。2001-2010年期间，31个省份中，教育人力资本实存总量超过盘存量的省份有13个，占总数的41.94%；其中，差异程度较大的省份有4个，与前一期相比，仍然在列是、北京和上海，另外增加了天津，而且北京成为差异程度最高的省份，实存总量比盘存量多出了30.22%。实存总量少于盘存量的省份有18个，占比58.06%；其中，差异程度较大的省份分别是河南、贵州、湖北和安徽。综合来看，教育人力资本账户不平衡的省份数量和结构基本稳定，但部分省份不平衡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四、人口流动与账户平衡性
在实物资产的管理过程中，实存账户和盘存账户之间的差异通常是源于没有在账户登记中及时反映资产的增加和减少。而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减不可能逐笔登记，出现一定程度的账户差异也就难免，但在考虑了人力资本正常盘存误差因素后，仍然出现显著的差异，就需要特别考察其原因。一方面，静态增长模型虽然充分考虑了人力资本形成和减损过程中劳动人口的自然增加、死亡等因素，但近20年来中国大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却没有及时反映，上述模型遗漏了省际间劳动人口动态流动这个重要变量。因此，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力资本盘存存量和流量估计是忽略了人口流动因素的理论状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得到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1990、2000和2010）近似反映了实存状态。由此推知，除去随机因素的干扰，理论状态和实存状态的人力资本盘存差额就可以粗略地被视为主要由大规模人口迁移所造成的变动。对比分析标准化的教育人力资本总量的账户差异度（HStoCK）、劳均受教育水平的账户差异度（HLeVeL）和劳动人口规模的账户差异度（mLaBoR），可以发现，三者在变动数量和方向上都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以此为主要变量的回归分析，可以检验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两次账户平衡性分析的结果构成了两期面板数据。豪斯曼检验表明，固定效应（Fe）比随机效应（Re）估计的结果更好。然而，沃尔德检验证实了组间异方差的存在，即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笔者使用可行广义矩估计（FGLS）纠正异方差问题。回归结果详回归结果表明，就标准化账户差异度而言，劳动人口与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及劳均受教育水平均显著正相关，但效应量有别。其中，劳动人口账户差异对人力资本总量账户差异的边际贡献（0.890,p<.01）要远高于对劳均受教育水平账户差异的边际贡献（0.082,p<.10）。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增长有两个来源：劳动人口增加和劳均受教育水平上升。劳动人口的流动一方面直接改变人力资本总量，另一方面又通过人口结构的改变、知识外溢效应等途径间接地改变劳均受教育水平。由于本研究集中关注由人口流动所致账户差异，因此，可以认为：人口的净流入（标准化劳动人口数量账户差异度为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均受教育水平的外溢；人口的净流出（标准化劳动人口数量账户差异度为负）导致了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均受教育水平的损耗。
五、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省级教育人力资本收支的平衡性，通过建立实存账户和盘存账户，一方面，测算了各省历年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均值和劳动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对比这三项指标在两个账户间的差异。由于普查数据间隔期过长，实存账户无法捕捉人力资本的实时变化，而经过永续盘存法建立的盘存账户却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在具体的盘存过程中，受中国人口统计的惯例所限，笔者无法精确推算各省由于大规模人口迁移与流动而致的人力资本收支状况，因此，在静态增长分析框架下，人力资本流量变化主要源于各级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以及人口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这两部分。
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2
【关键词】教师劳动；性质
教师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总的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已经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教师劳动的认识，将有利于对教师劳动作出更准确的评价，更好地调动教师劳动的积极性，更好地贯彻党的科教兴国战略。
我国传统理论认为只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而其他部门的劳动者虽然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是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占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劳动，因此教师劳动不是直接地参与物质资料生产的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是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占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为了正确界定教师劳动的性质，考察其是否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价值创造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教师劳动的性质。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教师劳动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劳动与直接的物质生产存在着特殊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与物质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分化——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辩证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就是教育过程，教育过程是物质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在生产劳动中，经验丰富的劳动者既担当着生产劳动者的角色，又承担着把生产经验传递给年青劳动者的教育者角色，这种在生产过程中传递生产经验、对人的教育也是人类社会早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杠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了，人类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私有制，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化教育的人员，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教师的劳动从总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自然经济时代，教师的劳动由于与生产劳动过程的这种分离使其成为非生产劳动阶级即统治阶级的专利，成为统治生产劳动者的一种服务工具，成为阶级对立的体现，教育也作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生产劳动相对立，统治者鄙视生产劳动，但作为生产经验传授的教育仍然在生产劳动中存在着，虽然作为受鄙视的方式存在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步确立并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并发展起来。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工业革命爆发并逐步完成，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科学技术充分显示了其巨大威力，“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1]，工人由个体的全才变成能够操作机器的专业化劳动者，因此只有加强对劳动力的技术培训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与社会大生产紧密结合、以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劳动力为目的的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起来，教师的劳动作为社会总的劳动的一部分以服务的方式加入到了社会生产当中去并与社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在市场经济中，教育把劳动力商品转化成为一种资本商品即人力资本，教师的劳动以前所未有状态与整个社会生产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总的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不再局限于直接生产过程，而是向后延伸到教育过程”。[2]教育过程成为价值形成过程的总链条中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形式，教师的劳动也是紧密地融入到社会生产过程中，是总的劳动过程中的一种生产劳动，而且是位于决的生产劳动中最前端的生产劳动。
其次，从价值创造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教师的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一方面，教师通过具体劳动把人类生产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劳动者，劳动者把教师传授的知识和经验转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并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得到增强，从而成为一个适合社会所需要的新型劳动者，这也正是教师的使用价值，是由教师的具体劳动创造出来，这种使用价值的体现就是劳动者本身发生了变化，使一个原生态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掌握了一定知识和技能的能够从事一定的复杂劳动的劳动者，劳动者被“加工”了；另一方面，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对教师来说也是其脑力和体力的耗费即它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耗费，正是教师的这种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并通过教师的具体劳动物化或凝结在劳动力商品中，成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教育工作者的劳动已经对象化于劳动者”。[3]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也告诉我们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劳动者本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养育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和劳动者的教育训练费用，其中劳动者支付的教育培训费用就包含了教师的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各种教育设施的物化劳动的价值。即使通过简单推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教师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众所周知，一个没有通过教育训练的、只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小于一个通过教育训练、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即简单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与复杂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之间有一个差额，因而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和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决定了前者的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上要高于后者，劳动力商品的这个差额就应该包含了教育训练所创造的价值，也就是包含了教师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教师劳动作为培养人的劳动，其创造的价值凝结在其所对象化的劳动力商品中。另一方面，不但以培养劳动力的方式创造价值，而且教师还在进行着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尤其是高校教师）这种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所创造的价值以价值库的形式存在并在商品价值量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成为价值创造的主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师的劳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教师的劳动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作为一种传递人类文明的活动，也在进行着精神生产，这种精神生产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作为人类生产力的首要要素的劳动者在教师劳动的对象化作用下由原生态的劳动力向着真正的社会的劳动力转化，其本质力量在不断增强，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在不断增强。教师劳动作为人类文明的传递活动不仅促进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奠定物质基础，同时还能够满足人民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而提出的更高水平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由于教师的劳动，人们的能力得到不断增强，生产力在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从而使人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不断缩短，剩余时间在不断增长。人类剩余时间的增长，为人类发展的个性化和社会化提供了保证，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和发展，人类的解放程度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教育也作为一种发展资料而为人们充分占有，人类社会得到进一步解放。
通过对教师劳动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的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是总的社会生产劳动链条中的一部分，它直接或间接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
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3
关键词：河北省；劳动力；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3—0057—03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必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资源，其规模、结构、分布、配置和使用方式对产业转型升级都有着十分重要且直接的影响。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但总体来看，河北省的劳动力还存在受教育程度低、从业结构层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等突出问题，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此，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创新创业能力，推动劳动力产业转移，优化劳动力从业结构，是促进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今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劳动力资源总量丰富，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人力支撑
1.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持续增长，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2010年，河北省15—64岁劳动力人口为5384.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4.9%，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704.7万人，增长幅度为15.1%。其中，男性劳动力人口为2711.8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50.4%，较2000年增长了7.3%；女性劳动力人口为2672.5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49.6%，较2000年增长了8.2%。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来看，15—24岁、25—34岁和44—5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最多，分别达到1123.1万人、1156.8万人和1069.1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23.9%、19.9%和21.4%①。
2.十年内劳动力资源仍处于“黄金时期”，保证了产业转型升级中劳动力需求。据著名人口学家曾毅从人口的生育水平、期望寿命、结婚、离婚、平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水平等方面的预测，河北省劳动力总量递增的局面在未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到2020年，河北省劳动力人口将达到5110.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7.2%，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势必会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劳动力人口整体素质偏低，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1.劳动力人口学历层次较低，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智力需求。从河北省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人口数量较多，达到3995.4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74.2%；高中学历以上劳动力人口数量较少，只有1378.9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25.6%；研究生学历劳动力人口数量最少，仅有9.8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0.2%。从河北省劳动力人口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看，25—44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对产业转型升级支撑能力不足。其中，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人口比重占25.2%，高中学历以上劳动力人口比重仅占3.8%，而研究生学历劳动力人口不足0.1%。
2.劳动力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低，不能较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需求。总体来看，河北省劳动力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5.8%。从不同产业来看，河北省十大重点产业（农业，钢铁、石油化工和装备制造三大支柱产业，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三大现代服务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也较低，尤其是农业和钢铁业在河北省产业中所占份量很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6.0%和6.2%，而装备制造、新能源和现代物流产业也仅占8.5%、7.8%和10.3%。
3.提升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目前，河北省的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普遍较低，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人才的整体实力、活力、竞争力和人才规模结构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全面提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培育和引进一批高素质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劳动力，是实现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和必然要求。一是加强职业教育。整合农村各类教育资源，形成中小学文化教育和成人职业教育并行的农村教育体系，逐步扩大农村职业高中的数量和规模，促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稳步有序发展，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二是加强基础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突出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主体地位，确保九年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免费。三是合理设置学科。针对河北省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省内各大高校的重点学科更新改造势在必行。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重点加强智能装备和自动化、现代通信和信息、生物制药和制造、新材料和再生材料、工程化食品和酿造、新型材料和建筑等领域的学科建设。
三、劳动力人口产业分布不合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重要的约束条件
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4
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有多种,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估算以下四个方面的指标值入手①:(1)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ΔYe)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ΔY)的比例(ΔYe/ΔY)。(2)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把教育当作一个生产要素,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3)教育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量(Δ(Y/L)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加量(Δ(Y/L))的比例(Δ(Y/L)e/Δ(Y/L))。(4)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这一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S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Sy)的比重(Se/Sy)。目前所见到的方法,主要是从前两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面主要介绍前两方面的估算方法。
二、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的方法
1.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
在西方,舒尔茨被认为是就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是西方众多估算方法的根据,也是舒尔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础,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此函数。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柯布于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③。Y=aKαLβ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a为不变的“效率系数”;指数α和β代表资本和劳动在总产量中的相对比重,且α>0,β>0,α+β=1。根据美国20世纪的统计资料估算出α和β分别约为0.25和0.75,表明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25%和75%。参数α和β还可以称之为产出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因为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分别为:Y/K=αaKα-1Lβ=α(Y/K),K/L=βaKαLβ-1=β(Y/L)。由这两个式子得出α=(Y/K)(K/Y),β=(Y/L)(L/Y),α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资本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资本弹性,β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劳动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劳动弹性。舒尔茨以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为例,计算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④第一步,计算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额(ΔY)以及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余值增长额。ΔY等于报告期(1957年)国民收入(3020亿美元)减去基期(1929年)国民收入(1500亿美元),结果等于1520亿美元。然后,求出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实际国民收入与按照1929年劳动生产率水平计算出来的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虚拟国民收入之差额,结果为710亿美元。
其中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通过总的国民收入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值即0.75求得的。第二步,用反事实度量法,计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首先计算1929年、1957年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存量。一定时期内教育资本存量计算公式:er=∑ni=1Ci*Bi,其中,i为毕业生的教育等级或类别的数字代码,n代表不同教育等级或类别的个数,et为一定时期内全部教育资本存量,Ci为i级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Bi为具有i级学历或类别的就业劳动力人数。其中的各级教育毕业生费用包括社会支付费用、家庭支付费用以及为上大学或中学而放弃的收入即教育机会成本。其次,计算1957年实际教育资本存量与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计算出的1957年虚拟教育资本存量的差额,把这一差额作为1929—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用ΔKe表示(ΔKe=2860亿元)。第三步,计算1929年至1957年间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某级教育收益率(Ri)=(X2—X1)/Ci•100%其中,X2代表本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X1代表低一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Ci代表本级毕业生获得本级教育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3i=1wi•Ri,式中i分别取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wi为权重,其值为某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Ri为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
按此公式计算,美国1929—1957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45%、27%,教育投资收益率依序分别为35%、10%、11%,总的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28%×35%+45%×10%+27%×11%=17.27%。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公式为:pe=(ΔKer)/ΔY,其中p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ΔKe为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ΔY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利用上述方法,舒尔茨计算结果为,1957年美国由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总的国民收入增量pe=2860×17.27%÷1520≈33%,占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余值增长额(710亿美元)的70%。舒尔茨没有单独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资量占总教育投资的比例27%,乘以总教育资本增量(ΔKe=2860亿元),求出高等教育资本增量(ΔKhe=772.2亿元),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11%)得84.942亿元,这就是1929—1957年劳动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获得的收入,它占国民收入增量1520亿元的的百分比为5.59%,,即1929—1957年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为5.59%。
我国学者曾采用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过我国特定时期的教育贡献率。⑤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未必完全适合,因为它的理论前提是假定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上的。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认为,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就是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贡献,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工资等于劳动力在生产上所作出的贡献。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起止年间工资收入差别,作为其计算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依据。在中国,则不同,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刚性”、“收入分配上的趋同性”、“收入来源的隐蔽性和多元化”、“劳动力部门所有制”等现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资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和知识价值,也不等于他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采取舒尔茨方法计算出来的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导致低估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次,舒尔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即使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别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别,如个人天赋、种族特权、家庭背景、社会机遇等都会直接影响收入,因此需要对收入差别进行折算,否则便高估了教育投资收益率。这一点丹尼森已经考虑到了,对工资收入差别用0.6做折算。再次,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忽视了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劳动力质量修正法
这种方法不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个教育因素,而是在考虑教育对劳动力质量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简化系数,使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量,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前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资为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对劳动力质量进行修正,计量了前苏联20年代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⑥此后,前苏联学者科马洛夫于1972年在《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的经济问题》⑦一文中,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年—1975年期间,整个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前苏联学者C.Л.科斯塔年在《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一书中,则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5年—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我国学者曲桢森以工作年总课时(等于某级教育毕业生受课的总时数×该级毕业生一生的工作年数)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采用类似科马洛夫的计算程序,计算我国1952年—1978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17.6%。
韩宗礼先生则以教育年限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采用类似于科斯塔年和科马洛夫的算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64—1982、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⑧有的学者以各级毕业生人均教育培养费用或人均教育成本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总的说来,除了质量修正尺度不同之外,上述劳动力质量修正方法基本上遵循下列相同的计算程序。第一步,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Li)。如科马洛夫确定的系数:受初级教育的劳动者L1=1,初等教育以上L2=1.2,受7年教育L3=1.3,受8—9年教育L4=1.4,中等教育L5=1.6,中等专业教育和大专L6=1.9,大学本科教育L7=2.3。曲桢森确定的系数:具有小学程度劳动者L1=1,初中程度劳动者L2=1.49,高中程度劳动者L3=1.88,大学程度劳动者L4=2.37。第二步,分别计算基期与报告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λ0、λt)。公式为:λt=ΣwitLit,其中,w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劳动者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L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修正系数。同样,基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公式为:λ0=Σwi0Li0。第三步,计算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由于提高劳动力教育程度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量(ΔYe)。公式为:ΔYe=YtLt(λt-1)/(Ltλt)-Y0L0(λ0-1)/(L0λ0)=Yt(λt-1)/λt-Y0(λ0-1)/λ0(1)其中,Yt、Y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国民收入,Lt、L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劳动力数量,λt、λ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这是根据科马洛夫和曲桢森的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
根据科斯塔年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为:ΔYe=Y0(λt-λ0)/λ0(2)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科马洛夫的公式为:ΔYe/ΔY=[Yt(λt-1)/λt-Y0(λ0-1)/λ0]/(Yt-Y0)。科斯塔年的公式为:Ye/ΔY=[Y0(λt-λ0)/λ0]/(Yt-Y0)=(λt/λ0-1)/(Yt/Y0-1)。韩宗礼的公式为∶Ye/ΔY=[(λt-λ0)Lt][Yt/(Lt(t)]/(Yt-Y0)=(λ0/λt-1)/(Y0/Yt-1)以上简述了运用劳动力质量修正法,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额的过程。这种算法仍有一定的缺陷。第一,无论是采用工资法、教育年限法、课时法还是教育费用法,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或者叫做简化系数,都有一定的主观性。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劳动力在工资、教育年限、受课时数和教育费用上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劳动力质量上和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代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学非所用、大才小用或者学后失业不用的现象。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相比,在经济理论基础上有差异,前者一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资本不创造新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使其自身价值实现转移。因此,在核算国民收入的增量时,把国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包括劳动力质量)上的提高。从公式⑴和⑵中可以看出来。报告期与基期的(Ye的计算式子中并没有乘以一个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系数,但是这并不影响最终计算结果,因为如果乘以β系数,最终也会被约分掉的。后者则坚持西方国民收入核算理论(Sna),认为Gnp(国民生产总值)和ni(国民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些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第二,采用这种质量修正方法计算出来的教育贡献率一般值都很大。原因在于假定修正系数或简化系数与新创造的价值或劳动生产率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劳动者提高的生产能力全部归因于多接受的教育。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
三、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率的方法
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三要素作用的结果,假设土地是固定不变的,假定技术变化率体现在资本存量的改进中,那么,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生产函数∶Y=Y(L,K)。那么,总的产出增长率应该等于投入要素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的增长率之和。但事实上,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于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增长率之和,二者的差额被称为余值增长率。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如科技进步、规模报酬递增、劳动者质量提高、制度创新等,但余值增长率存在的根本原因,舒尔茨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导致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丹尼森则进一步寻找了导致余值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包括教育因素)及其各自的贡献,并把最后无法解释的余值增长率归因于知识进展及其作用。按照丹尼森的观点,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那么,Cobb—Douglas函数可以变为:Y=aKα(Le)β。式中,Y代表国民收入产出量,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量,L为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代表教育投入量。对此式两边求对时间t的全导数,且两边同时除以Y,经过推导,可得国民收入产出增长速度模型:y=a+αk+βl+βe。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年增长率,a代表年技术进步率,k代表资本投入量年增长率,l代表不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年增长速度,e代表教育投入量年增长速度,α、β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劳动的弹性。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可以表示为:ye/y•100%=βe/y•100%。(其中,ye代表由教育的作用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率,y代表国民收入总的增长率)。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二是某些学者所采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法。
1.教育量简化指数法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是他进行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计的第一本著作。1974年出版的《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一书,对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丹尼森在作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时,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最多分解出23个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的投入量分为全部要素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即要素产出效率)两大类,教育被看作是全部要素投入量中的一个投入要素。1985年他对美国1929—1985年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得出,国民收入年均2.92%的增长率中,有0.4%归因于教育的贡献,这相当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0.4%÷2.92%×100%=13.7%。我国学者史清琪、秦宝庭等采用丹尼森的算法计算了我国1952—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6.76个百分点,其中教育占0.86个百分点⑨,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为12.72%。丹尼森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率(速度)贡献的方法是:第一步,确定各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根据某年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年人均收入差别确定该年收入简化指数。以受过8年教育的男性劳动力的年人均收入为100%,以此为标准,折算出其他不同教育年限程度者在收入上的相对百分比差别即收入指数,从而确定由于教育年限的不同所导致的年人均收入简化指数上的差别。由于考虑到收入上的相对差别并不是全部由教育所导致的,假定同期收入差别中有3/5是由教育引起的,于是对收入简化指数的差别进行调整,使其差别缩小为原差别的3/5。第二步,计算报告期年和基期年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某年教育量简化指数(%)=Σ(该年某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该年同一教育年限劳动力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第三步,计算全期教育量指数增长系数(Ge)和每年平均增长系数(r)。全期增长系数Ge=报告期教育量简化指数(%)-基期教育量简化指数(%)。设基期年教育量简化指数为100%,则报告期教育量指数增加到100%+Ge,设每年教育量指数平均增长率为r,采用水平法计算:1×(1+r)t=1+Ge,r=(1+Ge)1/t-1,(其中,t为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相差的年数)。第四步,计算教育量增长导致的每年国民收入增长率(ye)。设工资在全期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即产出对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则ye=βr。第五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ye/y)。设国民收入全期年均增长率为y,则ye/y=βr/y•100%。此外,丹尼森认为知识进展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中,只有3/5是教育作用的结果,因此应该把这3/5的部分加总到教育的贡献中去。
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5
劳动教育教学工作总结
在劳动技能课堂教学中，继续培养学生日常行为习惯，教会学生动手操作、编织等劳动技能。如何才能把劳动课这门课程教好，使学生爱学、会学。我采用灵活的教法，学生被动地学习，变为主动地学习;变机械地学习为有目的地学习。从创新、合作和成效三方面进行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总结如下：
一、创新
在劳动技能课实践、动手操作过程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和对劳动课动手操作过程的兴趣，来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拓宽学生的思路，让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展开丰富的想象，低年级培养学生行为习惯、自我服务和家务劳动的本领，掌握日常生活中的小常识，体会劳动课中的乐趣刷牙、打扫卫生、叠衣服、系红领巾等习惯的养成。
例如：
1、刷牙
在刷牙课上，让每个学生准备一个小杯子和一个小牙刷。我教会学生正确的方法，每次上课前，我总是要问每天刷牙时间，为什么要刷牙?让每个学生轮流表演，还运用儿歌让每个学生牢固掌握刷牙的方法，略差的学生，我手把手的指导，，教育学生养成早晚刷牙、漱口的卫生好习惯。
2、系红领巾
课堂上，我采用提问的方法，让学生明白自己是一名少先队员，每天来到学校要戴红领巾，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我们要爱护红领巾，利用课件，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分步骤练习系红领巾，采用一帮一教学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学会带红领巾和洗红领巾、叠红领巾的正确方法，不会的，我在课外进行辅导，耐心的教育，收到了成效
二、合作
在劳动实践操作中，以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激励全体学生之间互相合作。小组之间开展竞争，使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得以发展，特长得以锻炼，素质得以提高，最终走向成功。追求学生人人进步为最终目标，以合作学习小组为运行载体，以全员激动为操作手段，以小组团体成绩评价为导向，激发竞争活力，强化合作意识。
在劳动技能教学中，我总是将学生分为几组，最后，评一评哪组做的最好，激励学生在动手做的过程中，强调学生个体心理品质的训练、健康心理素质的养成、互助协作的团队精神的形成，使学生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从集体的利益出发，让他们明白成功的作品属于自己，也属于集体。
例如：
1、穿、系鞋带
能充分发展学生手指协调活动能力，养成独立完成事情的好习惯。我采取穿好的鞋，让大家轮流欣赏老师的作品，引出今天的课题。提问同学们，你们的鞋带是自己系的吗?谁来帮助老师完成系鞋带全过程，只有两名同学能独立完成，其余学生在老师的辅导下，才能勉强的完成。通过今天学习，希望同学们以后自己独立完成，不要在让父母为你们操心了。
接着，我讲鞋带系好的好处和不系好的坏处。然后利用自己穿带鞋带的鞋子，进行分布练习，教师辅导，纠正不足。最后，分组练习，组长负责把每个学生都教会。老师并利用游戏比赛的方法，比比那一组的学生以最快完、系的最好完成任务，及时颁发奖品。
2、炒酸辣白菜
记得学生炒酸辣白菜的时候，我就亲自示范切炒，并讲述方法，逐个辅导学生刀法。手把手的教，个别不够熟练的，丝切的不均匀的，就耐心的讲解，遇到问题，及时解决。让每个学生把菜切完，进行评讲，哪个地方不到位，哪个地方做的好都给与很好的评价。要求学生掌握正确的炒菜要领和方法，才能做好一顿可口的饭菜。对示范中不认真听讲的学生，严厉批评教育，课下个别谈心。老师完整的示范后，优秀的练习，充分发挥的小组长的聪明才智，由组长负责完成本组的任务，老师巡视每个学生操作的过程，及时找不足，改正。
三、成效
我在劳动技能课教学中，尽力满足学生的需要，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依靠自身的努力达到成功和从知识的获益中得到满足，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快乐，在劳动教学过程中总是能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需求，促使每一个学生学会学习，达到愿学、乐学、会学、善学。课堂上，不管学生最后的作品做的怎样，我总能肯定学生的作品，总是能肯定学生为作品付出的一切劳动。并且当众表扬一些成绩平平的学生，使他终生受益。
作为一名教师，只有不断加强观察实践的力度，让学生亲自动手去研究、去体味，才能使学生学好劳动技术，掌握劳动技能，进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劳动教育教学工作总结
经过一个学期的劳动教学，三年级的学生也能掌握一些基本的劳动技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对本学期的劳动教学小结如下：
一、在本学期的劳动教学中能组织学生积极开展劳动活动，积发了学生劳动兴趣，培养积极的劳动情感。
小学生最初参加劳动实践时，劳动兴趣带有暂时性，易受意外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整个劳动活动，并不是劳动的具体内容。因此在组织本班进行劳动实践时，我的教育具有集体活动的色彩，将不同的集体活动形式同具体的劳动内容很好的结合起来、稳定学生的劳动兴趣，不断提高学生的劳动自觉性。但是由于劳动条件和内容的不同，集体活动的形式也要有所不同。同时，在劳动的过程中让不同的学生担任不同的劳动角色，并经常进行互换，让学生时时对劳动都充满了期待。
二、尽自己所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发展。
劳动课是以一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本学期我让本班学生积极的投入实践劳动，将他们所有有限的知识转化为能力，他们也十分的乐于运用与相互教导，从而培养学生的主动、乐观、创新的意识。这对他们劳动技能的掌握、自理能力的提高、劳动习惯的养成都有极大的帮助。
三、在劳动的教学中，大部分学生懂得了自我检查以及帮助他人。
在自己做完了本部分的劳动任务后，学生都知道要先把自己的劳动任务检查一下，看能否通过自己的检查，如果通过了，他们就会对我说，让我去评分。在得到优分后，他们会相互帮助，直到任务完成，接受学校的检查。
四、在热烈的劳动氛围中，大部分学生都能自觉地参与其中，但是个别学生会钻点小空子，不愿参与。
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6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素质偏低，明确了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制定了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
贫困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关心、保护并为贫困群体创造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使之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作为浙江省原来的8个贫困县之一的武义县，自1994年以来进行了以城市化为载体的下山脱贫的成功实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世世代代蜗居深山、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山民”实现了变“市民”的全方位历史跨越，为“山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与山外世界平等的平台，同时，也加快了“山民”向现代人转变的进程，为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人了活力，被受此实惠的“山民”称为“挖穷根”的“德政工程”。然而，下山脱贫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模式，各地政府可因地制宜选择转移模式，帮助山民尽快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创设贫困山区劳动力培训的机制架构，提高山民的整体素质，使他们下得来、留得住、富得起，从“山民”变“市民”后能真正地融人现代文明。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农民生存状态的调查，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存在的障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的中部，东临台州，西连衙州，北靠杭州、绍兴，南接丽水，面积10918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l0. 7%。浙中地区一般是指金华市所辖的九个县市(区)，即兰溪市、东阳市、义乌市、永康市、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姿城区、金东区，人口447. 94万。金华市属于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全境的东、南、北三面是山区，山区的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0%。由于历史原因，金华市下属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其中既有名列全国百强县的义乌、永康、东阳，又有贫困县武义、磐安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浙中地区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山区，山民的生存状态堪优，表现为“七难”:一是“行路难”，山民进出得翻山越岭，20%的山民连县城都不曾到过;二是“用水难”，由于没有水利设施，遇到干旱，山民、家畜及农作物就会缺水;三是“求学难”，由于村子小，不可能办学校，因为经济拮据和交通不便，致使外出求学极为困难;四是“求医难”，山民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没有医疗保障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五是“婚嫁难”，特别是男子娶妻难;六是“邮电通讯难”、“接收广播、电视难”，造成山民信息闭塞、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七是“生活难”，收人水平严重偏低，据调查，2003年贫困山区山民的年人均收人仅为401元，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2005年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以“给农民减负、促进粮食稳定增产、鼓励农民持续增收”为主题的。各地政府加大了扶贫的力度，给山区进行“输血”，如下拨扶贫款、修公路、建希望小学、送慰问金、慰问品等。但一方面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贫困现象更为突出，国家的财力极为有限，扶贫款项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间题。另一方面，有些山区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如磐安县因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造成山区公路屡修屡坏，损失严重。下山脱贫，不仅能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能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探索劳动力转移的合理途径。
二、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特点
本文选取了金华市姿城区为研究个案，对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了深人调查。据统计到2003年底，婆城区14个山区乡镇总人口为295759人，其中实有农村劳动力为174380人，占总人口的58. 96%。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有90100人，占农村实际劳动力的51. 67% ,占总人口数的30. 46%。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以就近转移为主。在本乡镇范围内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为36898人，占转移人员总数的40. 95 %;转移到本区其他乡镇街道的劳动力为34285人，占38. 08% ;转移到本省其他县市的有13850人，占15. 37%;转移到省外的有5067人，占5. 62%。从转移区域看，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的人数比约为20:1。由此可见，婆城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在本省范围内转移，转移到外省的人数比较少。
2.以雇员打工为主。从转移的行业看，以向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转移为主。根据对14个农村乡镇劳动力离开本乡镇从事行业状况统计:转移到工业的人数为14596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7.4%;转移到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人数为1210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2.8 %;转移到其它社会服务业的人数为1281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4.1 %。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是雇员，而个私业主和“白领”占的比例很少。
3.以自发盲目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目前农民外出就业以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为主。据调查，2003年姿城区农村劳动力通过有关部门有组织进行转移的仅占8.6%,其余人员的转移仍然属于自发进行。
4、以兼业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有明显的兼业性，那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就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兼业性还体现在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今年外出打工，而明年可能不外出打工。
综上所述，山区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自发、盲目、分散、不稳定等特点，制约的主要因素在于劳动力的素质偏低。
三、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调查与分析
(一)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状况调查
1.文化素质偏低。据抽样调查统计，在磐安县全部农村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 1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6. 9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4. 83%，甚至有14. 17%的从业人员为文盲和半文盲。
2.思想观念落后。由于几百年来一直蜗居在崇山峻岭中，与外界极度稀少的信息沟通造成了山民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严重，市场观念、开拓创新意识淡薄，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山民不愿意也无法主动地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甚至甘于困守山上接受一点外面的接济。劳动力转移的主动性不强，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
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在于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磐安县统计，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约为2. 6万人，占3. 4万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76. 5;在县内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上的大约1. 5万人，两项合计4. 1万人，占到了全县初中及以上农村劳动力的70%以上，也就是说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已率先实现了就业非农化。从异地转移的情况看，有一个显著特征:文化程度越高，转移范围的半径越大，没有文化的农民，大多流转范围局限于本县。素质低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过大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输出和向农村工业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成因剖析
1.教育投入不足。尽管近几年来，金华市对教育投人的总量都在逐年增加，但全市教育投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2%，只能满足教师的工资性支出，真正用于教育科研、教学设施投人的微乎其微。山区的教育投入经费严重短缺，我们在调查中痛心地看到有许多山区孩子还在危房里上课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2.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山区乡镇的一些骨干教师纷纷想方设法调往平原乡镇、城区或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如边远山区塔石乡近五年调往外地的教师达21名，而本乡只能聘请代课教师补缺，因此要提高山区乡镇的教育质量比较困难。
3.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课程和教材过分强调学科分类和体系，与现阶段农村科技和农村经济发展相脱节。教学流于形式，不适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化需求。职业学校定位不清晰，缺乏办学特色。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沟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4.对实用技术的培训不够重视。许多乡镇领导对农村培训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具体的培训计划，没有足够的办学经费，没有健全的教学设施，没有单独的培训场所，培训学校形同虚设。一些农民种、养殖规模比较大的乡镇，偶尔也会举办几期实用技术培训，但重理论轻实践，农民只能学到一些肤浅的书面知识和技术，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至于那些外出人员较多、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的乡镇，往往缺少有针对性的集中培训，对劳动力转移放任不管，任其自发进行。
四、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对策措施
(一)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孟要作用
1.有利于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据调查，2002年姿城区14个乡镇农民子女初中升人高中的升学率为76. 5%。这种低升学率导致一批年轻的农村人口过早的进入劳动力队伍。将乡镇初、高中毕业后未能升人更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1一2年的职业培训和相关教育，可以提高其素质和劳动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并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矛盾。
2.有利于减少劳动力盲目转移。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劳动力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流动，增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选择职业和岗位的盲目性。
(二)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具体建议
1.强化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和管理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制定了关于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的规定。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实行多渠道办学。
一要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的农村教育经费来源体制q各级政府、社会各界要努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人，确保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逐步建立起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校办产业收人、社会捐资、设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确保教育经费来源稳定和扩大。特别是要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大力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体制。
二要理顺农村教育经费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加强教育资金管理，严格管理国家教育拨款、社会集资、学校创收、学生缴费等教育财源，形成以专门金融机构为轴心的教育资金运转机制，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安全、高效运转，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要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的监督机构。要对教育经费进行科学管理，必须建立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互相制约的管理模式，使教育经费真正用到实处、物尽其用。
四要努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调整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总额中的比重，以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实施;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经费的投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2.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要培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劳动力与产业的优化配置，必须对农村教育进行综合改革，克服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弊端。金华市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教育内部的“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础扎实、层次合理、纵向衔接、横向沟通、高效运作”的大教育格局。农村教育的综合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人手。
(1)推进农村基拙教育的综合改革。农村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使农村劳动力的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农村特别是山区乡镇，接受初中教育后的农村青年大多返乡务农，但由于农村普通初中教育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相脱节，学到的知识解决不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问题，毕业生不能很快融人当地的农业生产建设和产业化经营中去。因此，课程设置要贯彻实际、实用、实效的教育原则，因地制宜，加大农村教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的改革，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紧密结合，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大批适用人才，为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人，提供智力和人才保证。
(2)加强“三教”统筹，优化教育结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教育整体，要深化改革，使“三教”在办学思想、服务方向、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高度融合。农村“三教”统筹的基点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个基点上以“大职教”为纽带，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要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计划，重点发展急需的专业，按需施教，提高教学质量，还要逐步试行主辅修制，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成人教育在基本完成扫盲教育以后，转移到以岗前、岗中培训为主。对重视农民教育、农业技术培训的学校，政府要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支持，彻底扭转职教、成教学校长期忽视农民教育和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
(3)以农村教育实体为依托，推行农科教结合。要紧紧围绕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继续实施科技、教育、卫生“三下乡”活动，努力探索和推广“开发一个项目，建设一个基地，培训一批人才，推广一项技术，致富一方农民”的新模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拓宽就业新门路。
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7
劳动教育工作总结
历时九天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已经结束，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主要就是对这次活动进行总结，对表现突出的班级和学生进行表彰。刚才，大家听到了整个活动情况的通报，表彰了六个成绩突出的班级和90名优秀学生，在此，我代表全校师生，对他们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请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同时，也希望我们这次还做得不够好的班级和同学们，一定要认真查找自己的问题，诚心诚意地向他们学习，努力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富有激情，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光彩夺目。
劳动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没有必要的劳动教育，学生就不可能得到完整的教育，这是教育的一条基本规律。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且在课程计划中也规定初中学生每年应该有144学时的劳动教育课，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可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在近20年的中国教育活动中，劳动教育已逐步走出了校门，目前，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强烈的呼声缺少劳动教育是中国目前教育中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失业?就是因为我们的劳动教育没有跟上，在人们心目中没有正确的劳动观念，大多数青年人，鄙视劳动，厌恶劳动，把自己看来太高，都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事，实实在在地从基础做起，其实有很多人，他根本就不会做事。中国真的没有就业岗位吗?根本不是。
我们应该知道，劳动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方式，一个不能劳动的人，他只能寄生一生;一个不愿劳动的人，他只能乞讨一生;一个不会劳动的人，他只能贫困一生。劳动只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很多成功人士都是从简单劳动开始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他连简单劳动都做不好，那么他还哪有能力做复杂劳动呢?所以，在这里，我请同学们记住，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全面打基础的阶段，你们应该抓住每一个劳动锻炼的机会，从简单的劳动做起。
首先，我们应该做一名愿意劳动的人。
其次，我们应该珍惜目前的大好时光，把学习搞好。我们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学习成绩也是检验我们劳动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准。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吃苦精神。
第三，我们应该懂得我们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今后的劳动。通过学习，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让自己聪明起来，心灵手巧起来，就是让自己成人以后会劳动，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富有，让生命的质量得到提高。
劳动教育工作总结
动课的第一特性就是实践性强，没有实践或实践得不够，都不能体现劳动课的最大特点。因此、在劳动课的教学过程中，如何根据小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组织好劳动课的实践活动，是我在一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
一、组织学生进行劳动项目竞赛，激发学生劳动兴趣
培养积极的劳动情感小学生最初参加劳动实践时，劳动兴趣带有暂时性，易受意外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整个劳动活动，并不是劳动的具体内容。因此在组织小学生进行劳动实践时，一定要具有集体活动的色彩，只有将不同的集体活动形式同具体的劳动内容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稳定学生的劳动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劳动自觉性。由于劳动条件和内容的不同，集体活动的形式也要有所不同。
二、让学生在实践中发展
皮亚杰指出儿童只有自发地、具体地参与各种实际活动，大胆形成自己的假设，并努力去证实才能获得真实的知识，才能发展思维。劳动课是以一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只有让学生积极的投入实践劳动，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劳动课是一门思想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劳动技能的掌握、自理能力的提高、劳动习惯的养成都是在劳动实践中实现的。小学劳动课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方面与其他各科相比，有着独特的途径--实践操作。劳动课的实践操作既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也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如：带领学生参观，组织学生课外实践，也可以开设兴趣小组等。不管是在课内，还是课外的实践操作，都要充分重视到学生的想象力、发散思维、合作意识、成功的，这些是培养创新意识最基本的要素。
(1)在实践操作中丰富想象力。
想象是我们的大脑对已存储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亚力士多德指出:想象力是发现发明等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要创新就必须会想象，因此，在劳动课实践操作过程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和对劳动课动手操作过程的兴趣，来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拓宽学生的思路，让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展开丰富的想象，是培养学生和发展学生创新意识的必要手段。
例如，在纸工课上，学生折出的东西非常多，有的连老师都没想到，这时，我就适时表扬那些学生，对其作品给予鼓励和肯定，这样就能激发学生的创作兴趣。只有勇于想象，勤于想象，善于想象，才能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2)在实践操作中发展发散思维。
发散性思维就是在对问题的解答或者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只限于只找到一种，或者多种多样的演绎和推导。在教学中设计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通过尝试和探索，对原有的制作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是发展学生发散思维的有效途径。课堂上的实践操作是整个课堂教学非常重要重要，在整个课堂教学占较大的比例，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积累学生点点滴滴具有创新意识的闪光点。(书村网)
(3)在实践操作中强化合作意识。
在劳动实践操作中，以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激励全体学生之间互相合作。小组之间开展竞争，使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得以发展，特长得以锻炼，素质得以提高，最终走向成功。追求学生人人进步为最终目标，以合作学习小组为运行载体，以全员激动为操作手段，以小组团体成绩评价为导向，激发竞争活力，强化合作意识。
在劳动各科教学中，我总是将学生分为几组，最后，评一评哪组做的最好，激励学生在动手做的过程中，强调学生个体心理品质的训练、健康心理素质的养成、互助协作的团队精神的形成，使学生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从集体的利益出发，让他们明白成功的作品属于自己，也属于集体。
(4)在实践操作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里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每个学生总是希望自己成功，总是能得到老师的赞赏，可见，让学生在劳动实践操作中体验成功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教师应尽力满足学生的成就需要，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依靠自身的努力达到成功和从知识的获益中得到满足，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快乐，在劳动教学过程中总是能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需求，促使每一个学生学会学习，达到愿学、乐学、会学、善学。
例如，在劳动课上，不管学生最后的作品做的怎样，教师总是能肯定学生的作品，总是能肯定学生为作品付出的一切劳动。教师还应当众表扬一些成绩平平的学生，他将终生受益。英国教育学家斯宾基说过：求知如果能给学生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快乐，及时无人督促，也能自学不辍。
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8
一、多维发展，确立教育目标新体系
体育与健康课的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为宗旨，与德、智、美等各育有机结合，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新课程确立的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体系，明确规定了以下课程总体标准：（1）增强体能，掌握和应用基本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2）培养运动的兴趣和爱好，形成坚持锻炼的习惯；（3）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表现出人际交往的能力和合作精神；（4）提高对个人健康和群体健康的责任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5）发扬体育精神，形成积极进取、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这一目标体系避免了过去所用的套话、空话，显得更加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就教学宗旨来看，体现了以学生运动技能培养为主的价值取向向学生身心和谐发展的多维价值取向的转变。实施这一目标体系，要遵循以下规律：一是目标的权威性。课程目标是根据初中阶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制定的，不可随意拔高或降低；二是目标的灵活性。新课程目标体现了总体要求的规定性与实施单元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在选定具体项目或内容后，执教者可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确定目标；三是目标的层次性。根据各年龄阶段学生发展水平，将目标纵向分解，形成目标树，使各阶段教育目标具体化；四是目标的针对性。体育与健康课必须关注学生的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在总体目标范围内，根据学生性别和年龄特点确定教育目标；五是目标的全面性。体育与健康课目标既有显形的习惯、技能目标，也有隐形的品质、情感目标，设计目标应综合考虑，不可偏废。
二、多育并重，构建教育内容新体系
新课程突破了以往以竞技项目为主的内容体系，从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方面确立了课程内容框架，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体育课程的内容范畴。因此，选择新课程教学内容，要树立“大体育”观念，既考虑体育与健康课本身的教学内容，又思考体育与健康同各种教育因素的有效衔接，从“动育、心育、食育、性育、劳育”等方面整体谋划，科学设计。“动育”，即运动技能教育。包含着对学生运动兴趣、爱好、习惯、体育道德的培养和运动技术水平的训练，是体育与健康课的主体内容；“心育”，即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体育与健康教育的整合是对体育认识的一次飞跃，心理健康教育肩负着学生健康知识的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和乐观、进取、开朗、豁达的心态的形成等重要任务；“食育”，即饮食科学教育。人体的许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必须从关注饮食开始，因此，提高学生的食品卫生和安全意识，培养科学的营养结构知识和饮食习惯，是体育与健康课的基本内容；“性育”，即性知识教育。初中阶段，正值学生生理发育成熟时期，加强青春期卫生知识教育，让学生掌握性科学，打破性神秘，既是卫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劳育”，即劳动教育。它既是一门专门的课程，同时也是体育与健康的重要组成部门，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区服务劳动或自我服务性劳动，可以达到以劳健体、以劳益心的目的，对于增强学生体能，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都具有重要作用。
三、多方结合，创新教育途径新体系
新课程改革为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实施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的前提下，加强体育与健康课教学与教育诸方面的有机结合，创新教育途径，是实施新课程背景下，实现体育与健康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首先，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有机结合。课堂是学科教学的主阵地，必须将改革体育课与健康课堂教学作为实施体育与健康教育的中心环节；同时，必须将各种课外实践活动作为有益补充，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课外（趣味）体育活动、心理咨询活动、竞赛活动，为培养学生健康知识和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习惯和技能构建有效载体。第二，坚持课标的规定性与内容的选择性的有机结合。新课程标准只规定了学生身心发展标准，而没有规定具体的教学内容，给学校和教师留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学校和教师完全可以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的原则下，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和学生实际，选择教学项目或内容。第三，坚持体育与健康教育与教育诸方面内容有机结合。将体育与健康教育渗透到教育过程的各个方面，既可以增强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又有利于以体育德、以体增智、以体强身，以体益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第四，坚持课程选择与课程开发相结合。体育与健康教育涉及了广泛的教育内容，结合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实施校本课程开发，有利于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宜宾市八中根据自身运动场地狭窄的实际，自编了室内徒手操，开辟室外趣味体育活动场地，解决了部分学生不能做课间操的问题；根据学生实际，编写了校本教材《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增强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五，坚持学校、家庭与社区教育有机结合。在加强校内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基础上，调动家长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要求学生参加一定的家务劳动或家庭体育锻炼，鼓励学生参加社区群众性体育活动，指导学生积极参加文化宫、少年宫、体育俱乐部等单位和团体组织的校外体育活动，努力形成学校、社区、家庭互动协调的良好局面。
四、多元检测，建立教育评价新体系
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9
一、原因分析
（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同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以及由此体现的劳动贡献差异是导致行业工资差距的微观因素。行业工资高的金融等行业的员工在学历和知识结构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员工的教育水平比较高。排在末位的农林牧渔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员工教育水平比较低，而劳动力供给量则比较丰富。教育水平逐渐成为导致工资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劳动生产率和边际产品价值也越高，往往得到较高的工资；反之，受教育水平越低，其劳动生产率和边际产品价值也越低，往往工资较低。工资行业差距多为受教育水平的外在表现。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对工资差距的贡献非常显著。我国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一直保持在13%左右的贡献水平，劳动者教育回报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数量增长趋缓、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上升，产业部门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对专业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这些改变意味着低素质劳动力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正在逐渐上升。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数量在人力资本贡献函数中的作用已不再显著，说明经济正从劳动密集向人力资本密集转变。今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将继续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二）分配机制不合理我国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市场发育还不十分成熟，生产力发展也很不平衡，行业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分配机制不合理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也有待合理化。大量本应上缴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利润留在企业内部，对这些社会财富缺乏有效监管，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企业向员工发放过高的奖金和补贴。企业利润反映的只是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中的显性部分，还有一部分超额收益以超出正常劳动回报率的收益形式存在。垄断企业多数由计划经济时代垄断行业的管理部门演化而来，国家对垄断企业的利润分配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措施，对垄断企业的工资水平扩张倾向缺乏必要的预算约束，对各行业劳动者工资的正常增长缺乏明确的保障，客观上形成垄断行业利润分配的垄断，加大了行业工资差距。
（三）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劳动者的工资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劳动力市场呈现以下特点：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市场力量不均衡，制度不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致使由劳动力供求决定的均衡劳动者工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导致行业工资差距加大。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主要表现形式为城镇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失业率。1996年～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上升，从3%上升到4.2%。这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相对过剩。工资制度的不尽完善导致工人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工人的劳动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相关制度安排的缺位和不完善，导致行业工资差距扩大和工资外所得的存在；行业垄断及权力寻租行为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工资差距。
二、对策建议
（一）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供知识与技能，增加熟练劳动力的供给。随着我国进入产业结构迅速变化的新阶段，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对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提出迫切的需求。产业升级需要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强化企业在职员工高等教育是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主要着力点。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制定发展企业在职员工高等教育规划，以提高企业在职员工的素质，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高素质的劳动力储备。在规划中应当明确在职员工高等教育的方向，即引导面向未来的在职人员高等教育和先导培训，加强对高等教育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升在职员工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对未来转换岗位和创业技能的要求。在规划中对高等教育培养的目标、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的选择等也应当给予明确的指导意见。
（二）工资分配机制合理化1．规范垄断行业工资分配。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明确界定垄断企业的产权，实现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健全和完善委托机制。加强工资分配的规范机制，严格界定垄断企业的经营收益和行政垄断所导致的超额利润收益，避免人为扩大行业工资差距。完善行业工资指导线制度，指导和规范垄断行业的整体工资水平。除了地区工资增长指导标准外，还应行业工资增长的指导标准外，引导企业合理地确定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建立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控制制度。根据垄断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估算其工资总额，并且对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进行监控。可根据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确定垄断企业的工资水平和总额的控制线，将控制线作为核定企业工资总额和员工薪酬总额的预算控制标准。核准工资总额预算和职工薪酬总额预算以后，监督企业严格执行。2．重构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格局。2012年，收取中央企业税后利润约为823亿元（其中，垄断行业所占比重达79.4%），仅占中央企业利润的近6%。国有企业分红应当逐步承担基本公共服务新增财力支出的30%～40%。“十二五”期间，国有企业累计利润预期为10.8万亿元，其分红应当承担2.8万亿元～3.7万亿元。要在明确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审核垄断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保证其合理的获利水平。鼓励垄断企业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并规定超过一定利润水平的企业必须向社会股东分红，限制企业内部留存利润的标准和使用方向。将不同类型的垄断企业上缴的利润用于改善民生的各个领域，如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对于员工工资增长缓慢的企业，可以实行适当的税费减免。
劳动教育过程总结篇10
关键词：农村教育；农民素质；战略选择
收稿日期：2006―09―11
项目来源：仲恺农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计划项目（G2068396）
作者简介：曾书琴（1966―），女，江西南昌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成人高等教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发达的社会中，农民所占人口比例少。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仅2％的农业人口，就生产了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5，小麦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13多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8亿，占总人口的62％，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我国有文盲8507万人，其中90%（7656万）在农村，且青壮年人口文盲占90%以上。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提供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的统计显示：劳动力为文盲、半文盲的农户，其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分别为小学文化程度的1.5倍、1.6倍和1.65倍，是初中文化程度农户的3倍、3.1倍和3倍，是高中文化程度农户的3.9倍、3.3倍和3.9倍，显然，贫困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成反比。
伴随经济发展，我国农村人口亦开始转移，近几年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城市的农业人口中，约有1.5～2.0亿；在发展过程中尚要为4～5亿的农民创造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据资料，全世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共为社会提供4.5亿个工作岗位。2002年3月，全国城乡登记失业率为3.7%，同期社会科学院估计失业率为5～6％。因而，中国农民的不再作农民的出路是个非同小可的难题。在亟待解决农民转移难题的同时，却产生了有技能劳动力严重不足现象。目前，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1.4亿，其中技术性工人只占50%；7000万技术工人中，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各占60%、35%和3.5%。制造业发达的日本、德国的高级工占40％左右。
我们是崇尚“劳动致富”的国度，但现实中我国本分、勤劳的农民阶层，却是最不富有的人群。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一书中说到，3个世纪以前，一个莫桑比克居民与一个瑞士居民的收入之比大约是1：5，现在却是1：400。证明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贫富差距拉大。这些交织着的矛盾和问题，提示在经济技术快速发展时的中国农村，农村居民自身素质成了制约农村发展、农业进步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农村继续教育对农业经济的促进
1.农村继续教育与农业劳动力智力结构的改善。我国农业劳动力超过4.5亿，相对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来说，难以满足农业发展和农民奔小康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7.6%的平均水平，且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8.8%的平均水平。如果把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算是高级层次，初中毕业程度算是中级层次，而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算是初级层次的活，那么，我国农业劳动力高、中、低三级的智力结构比例大体就是10：43：47。这是一个初级层次比例太高，而中、高级层次比例太低的不合理的智力结构，严重地妨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农业发展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唯有教育尤其是继续教育，才能提高和改善农业劳动力的智力结构。
2.农村继续教育与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入wto后，在国内粮食价格受进口压力下降的情况下，中西部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收入会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大多数传统农区农民从种植业得到的收入仍然占总收入的60％以上，如果种植业受进口影响，比较效益进一步下降，农民种地只能吃亏，这将使得农民收入减少。
要想增加农民的收入，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继续教育。农村继续教育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经济腾飞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农村劳动者素质低，观念陈旧，科技推广力度不大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内因。只有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继续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使农村劳动力转变观念，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才能使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具备强烈的商品意识、产业一体化知识与技术创新精神，用现代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才能使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更好地发挥其在农民增收和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3.农业继续教育与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我国每年有大量的青少年学生因升学无望加入到农村劳动力大军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队伍不断扩大，向城镇转移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培训，缺乏城市就业所需的劳动技能，只能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当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农村劳动力正在加快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二是转移的直径不断扩大；三是就业难与“民工荒”矛盾并存。这些趋势和矛盾表明，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技能的重要性凸显。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劳动力供给状况的变化，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虽然目前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但并不表示劳动力供不应求，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粗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市场需求，导致粗劳动力工资水平过低，造成了农民工的回流。而熟练农村劳动力基本上能稳定地留在城市，并且工资水平随着工龄的增加不断提高。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和矛盾表明了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重要性。中国制造企业的迅猛发展对技术性人员形成了强大的需求，而技术性人员恰恰是劳动力市场上最紧缺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大量农村青年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只能提供“粗劳动”，无法提供市场所需的熟练技术。更有大量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甚至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不满16周岁的农村孩子，大量成为从事简单劳动的“童工”。这些劳动力都有待于接受职业教育稳定转移出去。
三、发展农村继续教育的几点建议
1.突出农村继续教育的战略地位。农村继续教育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出路，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政府要从全民族富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高度来看待农村继续教育。政府应在确保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来强化农村继续教育的战略地位。教育行政部门要像抓九年义务教育那样抓农村继续教育。在充分利用现行继续教育资源基础上，政府要力促教育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搞好继续教育的统一规划，协调继续教育的整体布局，完善继续教育的各种形式，有所侧重地抓好继续教育及相关配套工作，以确保真正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机制，并使其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
2.调整农村教育定位。农村教育的定位问题，是解决农村教育走向何处、农村教育为了谁，以及农村发展要靠谁等问题的前提。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国家在教育政策上倾向城市，形成“城市中心发展论”，农村教育的发展采用的也是城市取向的教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农村孩子接受教育只是为了上大学，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如此，农村教育只是培养了两种人：一种是一批来自农村的都市人，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主力军，农村教育培养的人才大都远离了农村；一种是“种田不如老子，喂猪不如嫂子”的无一技之长，没考上大学的学生农民。陶行知曾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叫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叫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田，做房子不造林，叫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叫人分利不生利，叫农人的子弟变成书呆子。”一个世纪后的中国农村教育依然如此，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农民素质低下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村教育的定位失误。
要解决中国社会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这两个基本矛盾，必须调整农村教育的方向，回归素质教育。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国家的现代化，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根本上取决于八亿农村人口能否实现人的现代化，关键是要把农民从小生产者转变为现代公民。人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观念、劳动、生活与交往方式的现代化；表现为素质全面发展、身心和谐发展、个性特长发展及其创业能力发展，而这就要求农村教育必须是全面的素质教育。
3.引导农民接受继续教育。大批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未经职业培训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很大原因是我国没有实行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职业准入制度。对于在读的初、高中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必须接受职业培训或接受职业学校教育，并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后才能就业。对于已走向社会的农村劳动力，政府要鼓励他们接受继续教育，并对积极参与继续教育的人员给予一定奖励。以通过职业准入来引导农村青少年接受继续教育，激励农民的教育消费，从动力机制上改变农民对继续教育的态度，从主客观两方面促进农村劳动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
4.改革农村继续教育内容。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促进农民的职业转化。发达国家都有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而我国受过这方面教育和培训的农民不足20%，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的要求也更高。同时，农村经济正从产业单一化向多元化转换，这种转换需要多种类型的人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亦工亦农的“双栖人口”将大量、长期的存在。因此，无论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还是成人教育，都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专业设置既要考虑第一产业的需要，又要考虑第二、三产业的需要；既要考虑农民当前就业需要，又要兼顾他们将来的就业需要。在现代农业技术教育中，要重点提高农民生产技术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如围绕先进适用的农业新知识、新技术进行培训，向农民传输现代农业生产理念。在就业技能培训中，要围绕农民进城就业的需要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知识和技能，提高政策法律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使农民具有就业竞争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5.创新教育方法。一是在农村中小学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活动的开展上，在实现国家规定的基础教育基本要求时，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突出农村特色。在农村初、高中适当增加继续教育内容，开展“绿色证书”教育，并积极创造条件或利用职业学校资源，开设以实用技术为主的课程，鼓励学生在获得毕业证书的同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二是发展农村继续教育时，实行多样、灵活、开放的办学模式，把教育教学与学生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结合起来，加强实践能力与就业能力的培养。实行灵活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方便学习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因为教师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对能否培养人们从小就热爱学习的兴趣乃至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又直接影响着终身学习社会的发展进程和社会效果。三是以农民培训为重点开展农村成人教育，普遍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积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使他们初步掌握在城乡和非农产业就业所必需的技能，并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培训证书。坚持培训与市场挂钩，鼓励和支持“订单”培养，先培训后输出。逐步形成政府扶持、用人单位出资、培训机构减免学费、农民适当分担的投入机制。四是加强农村学校劳动实践场所的建设。劳动实践场所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的有效载体。各级政府要根据农村教育的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农业示范场所、科技推广基地等多种资源，鼓励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专兼职指导教师，指导和支持农村学校积极开展各种劳动实践和勤工俭学活动。
五是加大城市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和服务，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城市各级政府要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并适当减免学费，保证进城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城市职业学校要扩大面向农村的招生规模，城市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要积极开展进城务工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积极推进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职业学校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不断扩大对口招生规模。
参考文献：
〔1〕吴华财.“三农问题”与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战略选择〔J〕.中国科技信息，2006,(5)239-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