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1
【关键词】中医藏象教学体会
藏象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好中医藏象对于在校生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它引导初学者步入中医的殿堂。俗语说：“不懂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纵观历史，历来中医大家对藏象很重视，藏象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剂、中药、预防等各个方面，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藏象学说是中医临床各科的理论基础，一直指导着临床医疗实践，并在长期反复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充实、完善和提高。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对与这一部分内容兴趣不高，学生普遍反应知识点琐碎、难记。因此，笔者在教学中尝试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掌握藏象知识，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质量。
一、合理使用教材
教材中是这样描述藏象的，藏象，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藏，指隐藏于体内的脏器。象，其义有二，一指脏腑的解剖形态，其二指脏腑的生理病理表现于外的征象。“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是“象”的内在本质。藏象学说是建立在对人进行动态观察的基础上，从“象”把握“脏”，类似现代控制论“黑箱”理论，从输出的信息获得结论。藏象学说认为人体是以心、肝、脾、肺、肾五脏为中心，以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等六腑相配合，以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通过经络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形体官窍所构成五个功能活动系统。这五个系统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从而使人体自身及人体与外界环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
二、前后联系，注重学习迁移
学习迁移是指已获得的知识、技能、学习方法或学习态度，对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和解决新问题所产生的某种影响。凡是这种影响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称为正迁移；凡是这种影响起消极的干扰作用，称为负迁移。学习迁移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理解并熟练掌握的知识才能迁移到新的学习中去。作为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的正迁移，加强对于新知识的理解。在中医绪论中，给学生介绍过中医的基本特点之一整体观念，在藏象教学时，要让学生明确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在形态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生理功能上是互相协调的，在病理变化上是互为影响的。同样在讲授时要联系阴阳、五行学说，通过阴阳、五行学说的知识迁移，强化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五液、五声与五方、五时、五气、五化、五味、五音等之间的对应联系，让学生感受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讲授五脏六腑的功能时，以图表的形式把五脏与五体、五官、五志、五液、五声展示出来，既清晰的展现知识点，又方便学生记忆与背诵。
三、利用多媒体，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
多媒体技术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于一体，课堂上动静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感知能力，增加教学知识量，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将抽象难懂的教学内容具体化、形象化，有较强的艺术性，学生乐于接受，学习兴趣较高。笔者制作的《中医护理》课件，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在课件制作时把握教学的重难点设计，通过多媒体课件的有效使用，对于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均有促进作用。在课堂上形成了良好的师生互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每个脏腑的生理功能都是藏象学说的重点掌握内容，笔者认为在讲授时，应该讲解清楚，而且应该反复向学生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各脏腑功能的相互协调才能共同完成人体的生理功能。那么，如何向学生介绍五脏六腑之间紧密的联系呢。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用比喻的方法来描述。《黄帝内经》中对于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就非常的有意思。在书中，把五脏六腑都安排有“官职”。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傅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脾胃为仓廪之官，肾为作强之官，胆为中正之官，膻中为臣使之官，大肠为传导之官，小肠为受盛之官，三焦为决渎之官，膀胱为州都之官。相傅之官具有辅助君主治理天下功能，脾胃，仓禀之官，要保证粮食的收集。在多媒体课件中播放一段有关电视剧中君臣议事的场景，皇帝与文武百官各居其位，各司其责，为天下计。这样的教学能让学生更加形象地理解脏腑功能之间的密切联系。
把教学内容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教师应该关注的内容。在讲授“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时，笔者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常见的生活现象加以启发，学生一看就能明白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在讲相生关系时，展示钻木取火，木生火；火燃烧变土，火生土；土里埋金，土生金；以水浇木，水生木。在讲五行相克的关系时，展示树林防止泥土流失，木克土；用土防水，土克水；水可灭火，水克火；火能熔化金，火克金。通过尝试这样的教学，发现学生乐于接受，并且对于所学知识印象深刻。
四、查阅资料，注重培养自学能力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努力去教，使你的学生逐渐不需要你的教育，也就是要他们渐渐地越来越多地得到一种能力，能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教育者。”
在教学中，笔者发现许多学生不满足课本知识，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笔者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把知识点设计成问题布置给学生，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小组成员通过图书馆、网络等自行查资料找答案，并在课堂讨论中交换信息。这样不仅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笔者在藏象教学中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提高了藏象教学的效果和学习质量。
【参考文献】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2
【关键词】脑主神明脑病诊治综述
DiscussiononGuideFunctionof“BrainGovernstheSpiritLight”intreatingencephalopathy
abstract：the"BrainGoverntheSpiritLight"theorycorrectstheinsufficientof"HeartGoverntheSpiritLight"theory，makesChinesetraditionalmedicalculturemoreperfectandmoredeveloped.itisaveryimportantbasictheoryinthetreatmentofencephalopathy.thisessayconcludesdifferentviewpointsinthisfield，explainsthemeaningof"BrainGoverntheSpiritLight"，theunderstandofitsbasisanditsdominationinthetreatmentofencephalopathy，inordertomakecontributiontothedevelopmentofChinesetraditionalmedicalSystemandsetsaguidelinetothemedicaluseinclinic.
Keywords：Braingovernsthespiritlight；treatingencephalopathy；Summarize
在突破中医藏象内景的古老命题“心主神明”之后，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和临床实践，推出了“脑主神明”的中医理论，近来受到众多医家的关注。其理论修正了“心主神明”理论藏象学说的不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中医传统文化。“脑主神明”理论在脑病的诊治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对“脑主神明”理论学说的认识
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代表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以五脏为中心，指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这之后，“心主神明”一直占据藏象学说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脑与神明相关的理论认识一直在发展，却并未进入中医藏象学说的核心体系中。直至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辛夷》中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的看法。至此，“脑主神明”理论学说逐渐兴盛。
回顾这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在商周时期，从《说文解字》中论说“思”字的字形开始，中医传统文化中便有对“脑”认识的相关记载［1］。《说文》中曰：“脑，颅中脂也”，提及了脑位于颅骨内，有髓会聚而成，具有与神明相关的功能活动，这当属中国传统文化对脑的最初认识。在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认为脑与神明相关。《素问·脉要精微论》言“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则精神将夺也”。至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曰：“头者人之元首，人神之所注。”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心》中亦明确指出了人心有二：一是藏于胸中，推动血行的“血肉之心”；二是无具体形态可言的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功能“神明之心”。他已经否认了胸中的心有主宰生命活动的功能，认为这个心只有推动血行的作用。故名曰“血肉之心”。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亦提出“灵机记忆不在心而在脑”；清代汪昂在《本草备要》中有“人之记性，皆在脑中”；《东医宝鉴·外形篇·头》则指出“头为天谷以藏神”……均把听觉、视觉、嗅觉以及思维、记忆、言语等功能归于脑。接受过现代医学思想的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治癫狂方》中提到：“神明之功用，原心与脑相辅而成。”
随着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心与脑的功能也在逐渐明了：脑所主之神是广义的神，它对机体的外在生命活动和内在精神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心主神志指狭义的神，是广义神的一部分，是在心主血脉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脑是人体耗氧量最多的组织，它对血液的需求也非常多，所以脑功能的正常发挥与心主血，上输于脑密切相关。心神功能的发挥，隶属于脑主神明的功能［2］。有医家认为“脑神”即“精神意识”，是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对内外环境信息进行翻译、整理以及储存的综合过程［3］。
2“脑主神明”的涵义
“神明”一词，含义广泛，追溯到《辞海》称：“神明，一指人或物的精灵怪异，一指人的精神。”《中医大辞典》云：“神明，一指神或精神；二指日月星辰。”《辞源》也有“谓神也“或”人之精神”之载。中医学中“神明”更寓其特定的含义，远在《内经》中既可概括为：（1）指自然界的规律；（2）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即人体显现的生命力；（3）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4］。“神明”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这其中也包括了情志活动［5］。《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髓者，皆属于脑。”脑的生理功能概括为：（1）脑与精神活动有关，脑是精髓汇聚之处，元神所居之府。（2）听觉、视觉、嗅觉以及思维、记忆、言语等归功与脑。因此，不难得出，脑主神明基本含义有二：一是脑主神志，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皆由脑所主；二是认为脑为一身之主宰［6］。
3“脑主神明”与脑病的治疗
3.1中医“脑病”范畴及病因病机1997年颁布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明确列出“脑系病类”，如痫病、癫病、狂病、癫狂病、多寐、不寐、中风、脑瘤、脑萎、痴呆、偏头痛、脑鸣等34种，成为继承发展中医“脑主神明”论，突破和变革“心主神明”说的里程碑［7］。就中医脑病的致病因素而言，不外乎：六淫、疠气、内伤七情、饮食劳逸、中毒、外伤、痰饮淤血、先天因素等［8］。雍履平［9］认为中医脑病总是围绕精、气、神的失调，或由精、气、神的虚损所致的邪毒形成的脑病而选方用药，已成为治疗脑病的既定思路和成功经验。
3.2脑居高位，易中外邪，治脑病宜开窍祛邪为主《灵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其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素向·五脏生成篇》又曰：“诸髓者皆属于脑。”说明脑为髓汇之处，居于高位，故受邪则首当其冲［10］。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说：“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风邪循经上扰则头痛；风邪犯肺则出现鼻塞，咽痒，咳嗽等症状。《素问·奇病论》曰：“人有病头痛，……当有所犯大寒，内主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医学心悟》曰：“中暑者，感之重也，其证大汗出，昏闷不醒，或心烦，喘喝，妄言，昏闷，……”《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湿，首如裹。”《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诸逆冲上”，“诸禁鼓慓，如丧神守”、“诸病腑肿，痛酸惊骇”及“诸转反戾”［8］。然六淫，或疫疠之邪，既可单独侵袭脑海，又可联合入侵［9］。故治疗亦根据致病因素的不同，在开窍祛邪的基础上辨证加减。风热者，加以疏风清热；风寒者，加以疏风散寒。兼有痰浊血淤者，辅以祛痰、活血化淤、生血养血等。临床在选用药物时，也应根据脑的生理功能选择。头位最高，其气象天，同为活血药，川芎药力可上达巅顶而桃仁偏散下焦淤血，故对同类药物选择的，充分考虑到脑的特性。脑内气机重升降，头位最高，宜升清阳以养之，故升麻、柴胡、葛根之属宜用，升已而降，浊阴在下，故牛膝、赭石亦应随证伍用［6］。
3.3治疗脑病宜从脑论治，结合五脏，分清虚实脑主神明的实质之一就是脑为一身之主宰［6］。《颅囟经》曰：“太乙真云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张介宾《类经·疾病类》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升于头，以成七窍之用，故头为精明之府。”《灵枢·平人绝谷篇》曰：“五脏安定，血脉和则精神乃居。”说明神明的正常、情感思维的障碍与五脏气血的盛衰有关［11］。周永红等［12］亦认为“脑主神明”的脏腑关系，主要体现在脑主精神、神志；除此之外，脑和脏腑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脑主宰脏腑形体官窍组织的生理活动，故“脑神”功能的正常发挥是建立在五脏生理功能正常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治疗脑病时，应注意结合五脏，分清虚实，辨证论治。黄跃东等［5］认为五脏六腑的气化功能活动是在脑的协调指挥下进行的。故治疗抑郁症除了运用醒脑开窍、启运神机这个基本大法之外，尚需进行脏腑辨证，在探明致病属性的基础上，判定抑郁症具体发病所兼脏腑，分别配以健脾、养心、调肝、理肺、益肾等方法，调和五脏，以助“脑神”机运。王长垠等［13］认为血管性痴呆多为本虚标实。本虚以肾精之虚为主，标实则为淤血痰浊。肾藏精，精生髓而上通于脑，脑髓依赖肾精的化生。遂以神明口服液补肾充血，化痰豁痰开窍，治疗血管性痴呆32例，总有效率75%。查丽［14］治疗老年脑病，认为其病机多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多脏虚损，多病并存，虚以脾肾虚损为主，实以湿热、痰淤为主。临床治疗应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祛邪时兼以兼顾胃气，慎用苦寒攻下之品。急证者可用综合治疗措施，针药结合，汤丸并进；对病情缓慢者应予丸剂、口服液，缓缓求之。
3.4指导针灸治疗
针灸与中药，一为外治，一为内治，各有千秋。《内经》中治脑的方药未曾述及，而治脑的穴位却已有记载［6］。《素问·宝命全形论》曰：“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又有特别强调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根据“脑主神明”理论，“治神”是《内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申东原［2］认为“治神”是补虚泻实的重要前提，并且详细阐述了：“治神”要求医者、患者情绪稳定；“治神”要求患者“入静”；“治神”要求得气。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一书中曰：“头者人之元首，人神之所注，气血精明三百六十五路，皆上归于头，头者诸阳之会也，故头痛必宜审之，灸其神不得乱，灸过多则伤神。”亦说明了脑与神明相关及脑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并运用到针灸的医疗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1］。李永春因《灵枢经·海论》中谓：“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百会)，下在风府”，遂用百会和风府二穴来调理脑。针灸与中药的作用机制及起效方式不同，应当说针灸在治疗脑病方面有明显疗效［6］。苏尔亮等认为头为诸阳之会，脏腑经络直接或间接与头部有广泛联系，应用头针疗法治疗脑病有明显的疗效［15］。
4小结
“脑主神明”作为新兴的理论，在脑病治疗的临床应用中，指导针灸“治神”已取得良好疗效；中医药通过从脑论治、结合五脏辩证、补虚泻实，亦不失为一种成功的思路与经验。然而，目前的情况是调脑仍需从五脏论治，而五脏有疾以脑调之者却鲜见，传统的治疗思路难以打破，脑主宰一身的理论也难以在临床应用中立足。其次，传统药物归经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但脑作为奇恒之腑没有相应的引经药，摸索脑的引经药就成为今后医学工作中的重点：一方面可以使脑病的治疗增加针对性，另一方面由于脑为一身之主宰，入脑的药物可通过调脑而治疗相应全身各部的疾病［6］。此外，要继承并宏扬一个新的观点，则应在中医理论的实验研究当中，以功能系统为主轴，从围绕上述临床有效结合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藏象、四诊八纲、气血、治则、经络等的理论探讨，则中医传统文化才可望有新的突破［16］。
本文承蒙刘泰教授的指导，谨致谢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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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3
【关键词】中医；心脏；病理
1中医心脏形体
1.1心脏的图谱古人对心脏的描绘与现今人体解剖学所绘大体类似。在经络循行图中，在描绘手少阴心经时，经脉最后循行属于心时所图示的正是人体解剖学的心脏。此外，与心脏相关的组织，古人提到了心包，认为心外赤黄裹脂，是为心包络，并在脏器图谱中将心包络画在心脏的外
围。
1.2心脏的“系”《医学人门・卷一》载:“心通五脏系，心之系与五脏系相连，输其血气，渗灌骨髓。”从上述系与心的关系，系与血的关系，可以肯定，系在这里指的是血管，主要是大血管。“上系连肺”之上系可能指的是肺动脉，“肺下系心”之下系，可能指的是肺静脉。而“心通五脏系，心之系与五脏系相连”，则明显说明古人认识到心脏通过血管与其他脏器的联系。古代对血管的研究结果，还影响到中医对某些脏器功能认识。如《十四经发挥・卷十》说:“心系有二，一则上与肺相通，而人肺两大叶间，一则由肺叶而下，曲折向后，并脊普，细络相连，贯脊髓，与肾相通。”古代这一“系”分布的认识，很可能是提出肺肾功能相关说的依据，古人可能从二脏之间存在着这种管道的结构联系，从而从二脏的功能着手，提出了相互影响的生理功能认识。
1.3心脏的重量与容量心脏重量按古时一两约相当于如今15.625克计算，约为188克，而现代13一17岁的青少年中，男性心脏重201克，女性心脏重194克，古今相差不大。古代一合约为现时的20毫升，三合约为60毫升，此与心脏收缩末期容积约为75毫升相近。
1.4心脏的形态与结构古今对心脏的外形观察基本一致。心“中有七孔三毛”，“孔”可能指的是心脏中的各种管腔房室之口，如上腔静脉口、下腔静脉口、主动脉口、肺动脉口、肺静脉口、左房室口、右房室口等，“毛”指的可能是心脏内肌与瓣膜之间的健索。除了上述孔、毛外，还有如《黄帝内经》王冰注中的“九窍”说。显然中医所论心脏的孔、毛、窍等结构，肯定是指心脏内腔中的开口与某些结构。关于心脏形体结构的观察，古代有可能结合了对动物心脏的观察，观察到左心房室中的血液与右心房室中的不同，左侧“精”于右侧，亦即左心房室中血液已富含氧气。由于牛羊与人类一样是哺乳类动物，近似人类，因此观察动物心脏对人体心脏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5心脏的位置古今比较，肺管与气管相同，第五椎指第五胸椎。古人认为心位于胸腔内纵隔中，横隔上，附著于脊之第五椎，向下延伸达歧骨处，即胸骨体下端，这些古代记载明确提示中医心脏有形体。现现，心斜位于隔膜之上，胸腔中纵隔内，前方对向胸骨体和第二至第六肋软骨，后平对第五至八胸椎。中医对心脏形置的记载可见基本正确。
2中医心脏医理研究
2.1真心痛陈士铎在《辨证录》中记载了真心痛的临床表现为，其症心痛不在胃肮之间，亦不在两胁之处，恰在心窝之中，如虫内咬，如蛇内钻，不特用饭不能，即饮水亦不可人，手足冰冷，面目青经者是也。其分为两种类型，寒邪犯，心，火邪犯心。前者碎不及防，一时感之，立刻身死。死后必有手足尽紫黑者，甚则遍身俱青，多非药食解救……有人参一、二两，附子二钱，急煎救之，可以望生，否则必死。若火邪犯心，其势甚急而犹缓，可以速觅药饵。从上记述可知，真心痛与今急性心肌梗塞基本一致。其用真心痛一词，强调了此病在心脏本身，即在心脏形体，与其他所谓的心病是有所不同的。其他如厥心痛，与真心痛中寒邪犯心类似，病位在心。
2.2心痹心痹的症状主要如:心卜鼓暴，隘于善唁，厥气上则恐，心下痛，夜卧不安，脉沉数。此症类似于现代的冠心病、心绞痛等。临床治法主要是通阳开痹，多用附子、桂枝温阳通阳，川芍、丹参、桃仁、红花活血化癖，人参、太子参、党参益气补气，郁金、降香、沉香、积壳行气降气等药配合组方。而临床常用的方剂是:《金溃》括萎燕白类方，以及导赤各半汤，安神汤，归脾汤，天王补心丹等药物。从心痹的症状、治疗用药等可清楚地表明其病位在心脏的形体。
2.3胸痹胸痹的主要症状是胸闷痛，甚则胸痛彻背、短气不利、喘息不得卧。近年人们常常将胸痹与心痹混同，但从二证的症状组合看，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其不同的临床表现主要在于胸痹有气短喘息，痛及背部，心痹则无;心痹则见气向上冲出现唁气、恐惧等症，而胸痹没有;在脉象上二证虽同见沉脉，但心痹沉数，胸痹沉迟。临床治法主要是开胸通痹，治疗常用仲景括萎蓬白自酒汤，括萎藻白半夏汤，惹芭附子败酱散等方，甚或用附子、乌头、川椒等方药治痣叶天士提出胸痹莫与胸痞、结胸、噎幅、痰食等证混治。喻昌更明确提出不可用豆翘、木香、诃子、神曲、麦芽等药，强调了本症属于心脏本身的病变，不是其他病变所引起。从胸痹症状分析，似相当于现代的肺源性心脏病、冠心病、心肌炎、心脏神经官能症等与心脏形体相关的病变。
3总结
中医有关心脏的理论与临床是建立在心脏形体基础之上。尽管中医心脏认识中还有诸多内容目前尚未能从人体心脏中发现，但中医脏腑不是功能概念应该是明确的，对中医脏腑学说的研究，从形体角度进行探索应是今后的重要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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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剑北.中医肝脏实体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1)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4
时间： 2003-3-4 作者：张其成
摘要：易学与中医学的会通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象”思维是医易学共同的思维方式，是医易会通的交点。“象”思维包括“象”思维方法和“象”思维模型，本文认为“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象”思维模型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多级同源、同质、同构的子模型。文章进而探讨了“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全息性、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以及重直觉、体悟、程式、循环的特征，指出这一特征正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本质差别就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两者各有优劣。文章还从“象”模型角度提出了“修补”中医思维方式、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未来观。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5
近年来，笔者结合系统生物学、中医药信息学和生物信息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血液指纹图谱藏象信息模型这一中医药信息学研究新方法。为方便大家了解和认识这一方法，笔者一直以现代科学的一些研究进展为参照来介绍这一方法。但是，在具体的研读过程中，却有了如下一些新的重要发现。这要从自稳态开始。
自稳态：正常机体主要在神经和体液的调节下，在不断变动的内外环境因素作用下能够维持各器官系统机能和代谢的正常进行，维持内环境相对的动态稳定性，这就是自稳调节控制下的“自稳态”，或称内环境稳定（homeostasis）。
生理学，是研究人体机能的学科，其要点在于稳态和调节。稳态是生理学核心概念，生理学研究的主题，从整体水平解释生命现象和机体的行为。
张有和、任秀玲、杨殿兴等认为中医的实质是状态医学。它是通过对人体功能状态进行研究，从而对生命信息进行正确的归纳与认识，进而形成独特的认识系统的。还有学者认为中医是过程状态医学，其实质与之一致。
所以，自稳态可以看作是沟通中西医的关键点。已经有许多学者做了一定的论述。
1自稳态与阴阳
赵国求［1］认为，中医阴阳平衡等价于人体复杂巨系统的最佳自稳态。刘成源［2］指出，自稳平衡思想是气化理论的核心。王春燕：阴阳自和蕴含着中医稳态理论。张克家：西医和中医都认为，人或动物体是由体内各种调节机制调控而维持的一种动态平衡，西医称之为“自稳态”，中医称之为“阴平阳秘”。金光亮：稳态学说的发展，与《内经》对人体生理功能活动的有关认识愈来愈接近。
从现代生物学角度上看，自稳体系是多层次的，也是多元的。它的多层次，表现在整体水平、器官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无论在哪个水平，都是自稳结构。而中医的阴阳五行认识恰恰是最高的一层——整体水平。
2自稳态与藏象
刘成源［2］：人体中的稳态是以五脏为中心，按照五脏与五腑、五体、五官、五华、五色、五音、五声、五味、五志的功能联系，形成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功能系统，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系统之间以生克乘侮关系达到稳态；并达到与社会及四时阴阳的和谐统一。
李梢认为，依据五脏促进、制约的相互作用，机体在生理状态的一定条件下能够形成较大幅度的稳态机制，并实现五脏功能随时间变化的性质，从而阐发中医整体观以及机体稳态的控制论机理。并开展了基于控制论的中医学四时五脏系统稳态性能仿真研究。
余如瑾，郭霞珍：外界因素与五脏的关系是通过五脏调控系统来实现的，五脏调控系统与现代医学的一些理论有相通之处。
严灿认为，中医五脏调控理论充分反映了中医学的稳态观。同时，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五脏调控系统的调控机制可以在细胞、细胞间识别及大分子信息物质的研究水平得到不断深入的揭示。
2．1生物节律是自稳态的定性与定量化描述生物节律（biorhythm）从生理指标到整体机能都不是固定不变，也不是匀速运动，往往表现出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在生理学中，把按一定的时间顺序发生变化，即按一定的时间重复出现、周而复始的功能活动变化节律叫做生物节律。自稳态的调定点是有节律性波动的，生物节律是对自稳态的定性与定量化描述，生物节律也就是对人体状态或者功能态的定性与定量化描述。
2.2藏象理论把人体功能态划分为五个阶段和环节，并对其功能定性中医藏象理论把机体自稳态依时间次序划分为五个单元，在这五个单元里面依次功能旺盛的部分也有五个，他们被分别命名为肝、心、脾、肺、肾五藏，共同组成了整体。这就是中医由功能确定结构属性的方法，由于这五藏对应于金、木、水、火、土五行，所以他们互相之间作用和影响的时候遵循生克制化乘侮等规律。应该说这是对阴阳的细化，也就更加实用。而且是在整体这个水平上的细化。而西医目前对自稳态研究的细化，主要表现在向器官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细化。缺乏在整体水平上的横向细化。
2.3藏象理论把人体功能态划分为多个层次藏象理论对人体功能态划分是由生理到病理的次序。
3自稳态与疾病、证本质
西医的研究进展表现在其疾病观与中医日趋接近。具体表现在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疾病观念日趋一致。
3.1新的疾病观《病理生理学》：疾病（disease）是机体在外界致病因素和体内某些因素的作用下，因自稳态调节紊乱而发生的生命活动障碍过程。疾病过程的共同规律中，居首位的是自稳态调节功能紊乱。
3.2自稳态与证本质鲁兆麟教授说：“中医是一门注重综合的状态医学，其描述的对象是病人的整体状态。”《中医基础理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马晓燕［3］：稳态观指导下的功能调节系统方法要求在有序度的变动中建立和维持最佳的有序稳态。中医学正确地把有序稳态的保持或破坏理解为健康或疾病。把体内多种多样的运动变化过程和相互作用的有序稳态称为“阴平阳秘”，是健康的表征，反之阴阳偏盛或偏衰则导致疾病，是体内多种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的不正常过程的综合反映。祝恒琛《未病学》：内稳态调节是中医基本治法。周东浩提出了证候就是“能反映机体自稳调节紊乱所致的相对稳定的生命系统异常状态实质的特征性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各种症状、体征以及各种检查结果的总和”，而证的实质就是这种生命系统异常态。
申维玺［4］：中医证发生的机理是由于细胞因子网络调节系统自稳态平衡破坏的结果，是一类细胞因子网络“功能态”的失常。
证的定义：中医藏象理论和六经理论，把一个完整的日、年等时段内的自稳态划分为若干个单元，一个或者几个自稳态单元的调节功能紊乱就是证。
3.3中西医的区别已经缩小，即西医已经向中医大幅靠拢
通过对比自稳态与阴阳平衡，证与西医疾病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中西医的区别已经缩小。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中医独特的优势。
中西医比较研究，在本质上，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起参照系的作用。它帮助确定中医对自身的定位以及确立中医现代化的目标。这一工作的严重滞后，当然会造成严重后果。
过去，我们说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区别于现代医学的一大特色，现在西医已经可以简单的辨阴阳证了，我们就需要改为各种辨证体系是中医学区别于现代医学的一大特色。
过去说西医是结构观、还原论指导下的结构医学或实证医学，中医是运动观、系统整体论指导下的过程医学或状态医学。现在也要修改了。4自稳态与指纹图谱、模式识别
庄永龙、李梢开展了基于控制论的中医学四时五脏系统稳态性能仿真。结果发现依据五脏促进、制约的相互作用，机体在生理状态的一定条件下能够形成较大幅度的稳态机制，并且能够实现五脏功能随时间变化的性质，从而提示了机体五脏功能系统及四时五脏相互作用的控制论机理。
由于西医传统思维上的惯性和在科学上操作难度极大，西医自稳态的研究方向主要表现在向器官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细化。
但是，分子生物学、系统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促进了西医研究方法中系统、整体和信息方法的发展。生物节律、时间生物学的提出和应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理论的提出和应用。蛋白质指纹图谱、代谢指纹图谱方法的提出和应用。细胞信号转导方法的提出。生物模式识别的广泛应用……这些与中医取象比类的整体性方法日趋接近。
应用指纹图谱工具研究自稳态节律已经呼之欲出。王永炎院士主张：（1）将生物信息学切入到中医研究，主张用字符数学图表达，但是中医许多东西信息学目前尚解决不了，如“神”的问题。（2）中医证候的研究很重要。既要看到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也要看到两者在理论层面的趋同性。（3）中西医现都已认识到，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应该是非线性的，而且应是用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的一个系统来切入研究。新世纪，中西医朝真正在理论层面的结合变为可能，但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运用信息学方法，以证候为主体，探讨与疾病、方剂的相关性。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香山科学会议第219次学术讨论会纪要。
笔者一直认为中医的弱项是技术工具而不是理论和方法，近50年来现代医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医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技术工具现代化，汉字输入输出现代化之前，汉字落后论花样百出何其堂皇，20世纪80年代基于电子计算机的汉字输入法五笔字型开发成功以后，谁还相信汉字落后。所以，中医现在最需要的是应用信息技术工具实现自己的理论方法和应用，具体说，就是笔者的，基于系统生物学、中医药信息学和生物信息学等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血液指纹图谱藏象信息模型这一中医药信息学研究新方法。这一方法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中医研究技术工具的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技术工具的中医化［5］。
参考文献
1赵求国，童忠良.中西医理论结合的困难.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2）:10.
2刘成源，罗红艳.气化理论及中医学的自稳平衡思想.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0，6（3）:4-6.
3马晓燕.系统观认知方式与中医学认知方式之比较.医学与哲学，2000，21（9）:41-42.
4申维玺，孙燕.论中医证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和肽及证本质的分子标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9，1130.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6
1《内经》中生理心理学思想
中医源于中华民族古代先民的生活实践和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其理论衍于中国古代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以阴阳、五行、脏腑学、经络学说作为理论框架。所以，中医学中有关生理、病理，以及心理学的思想，多以阴阳五行立论，从脏腑经络进行系统地探讨。
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理论基础之一。中医学认为，脏腑不仅是人体的功能器官和生理活动的基础，而且也是心理活动的基础。《灵枢·天年》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内经》还将人的精神情志变化分属五脏，《素问·宜明五气》说：“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天元纪大论》又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说明外界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是脏腑的生理活动所产生的。同时认为喜为心之志，怒为肝之志，思为脾之志，悲为肺之志，恐为肾之志等等。
现代医学心理学认为，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古代中医理论常用“心”的观念概括脑的功能，如《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素问·灵兰秘典论》指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枢·大惑》：“心者，神之舍也”。所以中医认为“心“是人和心理活动的功能器官。同时，中医还认为五脏六腑与人的精神意识活动都密切有关，且五腑所主不同的情志功能，互相之间生克、乘侮，息息相关。如《灵枢·本神》曰：“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者谓之魂。所以任物者忆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固思而远慕谓之虑，固虑而处物谓之智”。又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些抽象的观念就是中医心理学理论的雏形。
现代心理学也认为：人类的情绪变化是异常复杂的，以快乐、愤怒、恐惧为四种基本情绪，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合而成的复杂情绪，但总体可分为“正性”和“负性”情绪反应，前者包括：喜乐、恬静、兴奋、满足感等；后者包括：悲愤、厌恶、烦怒、焦虑等。这与《内经》中关于心理活动的阴阳分类相一致，如《灵枢·行针》中说：“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
2《内经》中医学心理学思想
现代科学证明，心理是人脑的机能，脑是心理功能的器官，人的心理的产生（包括情志活动）是由客观的事物剌激作用引起的。中医理论大多把脑髓功能归属于脏腑学说，说为“心主神明”，强调心是产生心理情志活动的生理基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和主宰。同时认为，不同的情志活动可通过不同的脏器体现出来，如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等，对五脏六腑之间又与情志有着统一的内在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五脏六腑、心为之主”。所以，中医关于情志致病的理论，仍以脏腑理论为基础，并提出“七情病因学说。”所谓七情，即舂、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又称“情志”，最早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后衍变为“七情五志”（五志即心志为喜，肝志为怒、脾志为思，肺志为忧，肾志为恐），属神的范畴。它包括神、魂、魄（先天賦予的，属狭义的神），意、志、思、虑、智（后天逐渐成熟的，属广义的神）。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以脏腑为中心，通过营卫气血的灌注，经络的沟通，从而实现生理功能活动。“七情”是五脏正常的生理功能化生的精气产生的各种精神表现。张介宾在《类经》中指出的“心为脏腑之主，而总统魂魄，并该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 以五志维心所使也。”五脏精气虽说是产生情志的物质基础，但必须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五脏，再通过心的功能活动才能反应出来。若情志过激超过了人体生理活动所能调节的范围，就会导致人体阴阳气血失调，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紊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素问·举痛论》指出：“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矣……”。七情致病的因素与各脏腑之间的病理关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如情志所伤往往首先伤肝，致肝气郁结，继则横逆犯脾，则胸协胀满、胃脘不适、食少纳呆；若气郁化火，火扰心神，则出现心烦不安、失眠多梦、心悸气短等心理生理病变；久则耗气伤阴，阴精亏虚，累及于肾，致肾气虚衰；若肾失滋润，肺失清肃而气逆，致肺肾阴虚证象。故临床上常可见七情致病任何一脏都可累及他脏，它们之间的生理病理机理是相互影响的。
心理情志不是人脑生来就固有的，而是人脑对外部的客观事物的反应。只有外部客观事物的刺激作用，形成心理情志正常或异常的反映。
《内经》对生活事件引起情志致病有系统的论述。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曰：“当今之世，忧患于内，若行于外……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也”。《素问·疏五过论》说：“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说明了心理社会因素、环境因素致病的作用。
外部刺激事件作用于个体时，由于个体对应激事件评价系统（中介系统）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不同。尽管同一事件对不同人所造成的精神损伤也不同。
外因导致七情变化多由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作用于个体而诱发的。七情致病，从性质讲，可大致分类两类：即积极性质的生活事件（也称正性事件）刺激多引起正性情绪情感；消极性质的生活事件或负性刺激多引起负性情绪情感。后者太过对心身健康危害较大，前者太过对心身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临床所见七情致病除对五脏系统有特殊的易感性和亲和性外，也可见两种以上情志杂合致病，如《内经》中常将“悲哀愁忧”、“怵惕思虑”并称，或可见多个脏腑同病，如心脾两虚的心悸、失眠，肝脾气血郁结所致症瘕等。又如，若遇剧烈境变，意外刺激，所求未遂，事有疑虑，过度操劳等亦可引起情志变异，造成内伤疾病，如心“在志为喜”，喜于欲遂，一旦获久欲求之而突如其来的喜讯，常可使人大喜若狂，或惊喜如呆。再如肝“在志为怒”，怒则气逆，因事怒甚悖愿而爆发，以致伤肝染成重病或由此而暴卒者屡见不鲜。
中医在形神合一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认为人的情绪变化与五脏生理功能关系也极为密切。中医对人格特征及其对外界刺激的认知评价在心身疾病中的重要性，也有一定认识。如太阳之人（火形人）为阳气之极者，具有心静开朗明快、喜悦乐观的性格特点，但情绪波动较大，阳气有余，易于极乐生悲，对各种刺激反应强烈，故对因“怒”致病是明显的易患性；少阴之人（木形人）属于阴形人、阴气偏重，其性格多深沉、悲观、多优多虑，易生思虑之情而发肝郁之证等等。
这些认识与西方心理学的某些观点极为相近。如西方心理学认为，胆汁质型气质者的特点性情急燥、易怒，易患高血压病；枯液质者性格内向忧郁，多愁善感，易生思虑忧伤，易患失眠、心悸等神经衰弱和神经症。
中医七情病因学说认为，人对外界刺激的情绪反应过激、过量、过大，超出了脏腑调节负荷的承受力，即可成为致病因素，使心理活动处于应激状态。现代生理心理学研究证明，心理应激持续状态，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机能活动增强，导致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儿茶酚胺类分泌增多，从而导致机体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损伤脏腑器官，而引发各种心理或心身疾病，产生一系列躯体和心理症状。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7
关键词：脾胃；情志医学；相关性；
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多维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情志与健康和疾病的相关性日益成为中西医学共同探索的新领域。情志活动属于人类正常的生理功能，是机体对外界精神刺激或既往刺激痕迹的一种“应答性反应”［1］；而情志病，是指发病与情志刺激有关，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证［2］。祖国医学认为，情志活动和脏腑机能密切相关，情志的产生、活动是脏腑的生理功能之一。脏腑对情志的活动起着调节控制作用，相应地情志的异常活动也会影响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脾胃在情志的产生、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深入探讨脾胃与情志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现从以下几方面略作回顾、分析与思考。
1 脾胃与情志相关的源流
情志医学滥觞于远古时期，资料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约16万余片，其中有一些是关于疾病症状如失眠的描述，这可能是对情志病最早的记载［3］。《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对情志病开始有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认识。它提出了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种情志在内的“九气说”，并以五志为代表，运用五行学说把人的情志活动分属于五脏，确立了中医学的“五志说”。情志见于中医文献约在明代张景岳《类经》首列“情志九气”，并首提“情志病”病名［4］。
脾胃与情志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脾藏意主思。《素问·宣明五气》云：“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灵枢·本神》亦云：“……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由此可知，《内经》已提出意宅于脾，即脾藏意的理论，且指出了脾与意、思的生理、病理关系。此后，历代医家对此也进一步阐发。如《难经·三十四难》曰：“五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脾藏意与智……”。《三因方》谓：“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即明确提出了脾藏意主思。《类经》曰：“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脾藏意，神志未定，意能通之，故为谏议之官。虑周万事，皆由乎意，故知周出焉。若意有所着，思有所伤，劳倦过度，则脾神散失矣。”脾之所以称为谏议之官，就在于脾藏意，意可虑周万事。
近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引领学者对脾与意、思关系的深入研究（主要以脾胃和神志的关系来涵盖）。易崇勤［5］从临床角度对脾藏意主思的临床意义进行了探讨。吴朝栋［6］以脾胃学说、升降学说为基础，从脾胃化生气血，脾升胃降及调治脾胃三方面分析了脾胃与神志活动的关系，认为脾胃化生气血，提供物质是调节神志活动平衡的前提；脾胃升降相因，是调节神志活动平衡的重要方式；调治脾胃是治疗神志疾病的重要手段。崔世麟［7］从脾胃理论和脑髓学说，并结合神经精神科的实验成果，且举从脾论治脑系疾病案例，提出“理脾法”亦为中医脑病的治疗方法之一。欧阳五庆等［8］从结构、功能和现代研究等方面论述了脾在志为思。王洪图［9］、翟双庆［10］等论述了中焦(脾胃)气机与神志的关系，对从脾胃入手诊治情志病颇有启迪。纪立金［11］专论了脾藏意主思，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是情志产生的物质基础；脾主气机之枢，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动中起着调衡作用，揭示了脾藏意主思理论建立的内在依据。
2 脾胃与情志相关的理论基础
2.1 生理关系
2.1.1 脾藏意意是意识、回忆或未成定见的思维，意是五神之一［11］。其与神、魂、魄不同，它虽根于先天，但主要产生于后天。《素问·宣明五气》云：“……脾藏营，营舍意；……”脾藏意体现了脾主运化水谷，化生营气，以营养“意”的生理，即“脾藏营，营舍意”。《灵枢·本神》曰：“……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意产生于后天，能否产生意还取决于由心神支配下思维活动的内部因素，其内因虽与先天禀赋有关，但后天脾胃化生气血的充养更为重要。故《素问·八正神明论》云：“血气者，人之神。”而气血的充足及运行正常与否，与脾胃的功能是休戚相关的，脾胃健运，则气血充盛，脾藏意的功能活动也就正常。
2.1.2 脾主思思是思考、思虑之义，思之志为脾气所生，是脾的生理功能活动。思有两个范畴［11］，一是认知范畴：《灵枢·本神》曰：“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属思维意识活动，是为实现某种意愿而反复研究、思考，属于心主导下的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二是情感范畴：即情感之思，与喜、怒、忧、恐并举。从情志与内脏的关系而言，思应与五脏都相关，但与脾脏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脾为土脏，居中央，灌四旁，为五脏之本，五脏中皆有脾气。思的情感变化只有以脾来解释，才比较符合情志与五脏对应的发生学规律。脾主情感之思，其变化可以表现多方面、多层次的特征。脾主气机之枢，其主情感之思，就是主对情感的思考、思虑活动的内在转变。脾主情感的内在转变，具有调节与稳定其它情志的作用，以保证正常的情志活动勿太过或不及，这也体现了脾胃为枢，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动中起着调衡作用［11］。
2.2 病理关系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8
探讨稷下学宫阴阳家思想对中医理论的影响，从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结合所产生的影响作考查，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促进了运气学说和疾病预测理论的形成，确立了藏象、经络、中药四气五味模型，形成了中医防治观，构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
【关键词】稷下学宫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学说邹衍内经
1稷下学宫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田氏齐国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外筑起高门大屋，广招天下贤才来此讲学授徒，参议政治，史称稷下学宫。其后逐渐形成一个具有思想和学说的学派，后人称为“稷下学”。稷下学者研讨的问题范围广泛，其深度也超越前人，总体学术水平在战国学术思想中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各主要学派自身的理论建设在这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大师级的人物和标志性的、集大成的著作［1］。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和黄老之学的精气学说，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哲学理论，它们渗透、反映到了诸多具体科学领域，如农学、气象学、天文学等，亦被医学所吸纳。
2稷下阴阳家的代表——邹衍的主要学术思想
邹衍是齐国人，稷下学宫后期的著名学者，是先秦阴阳家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齐宣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时就学于稷下学宫，是齐之上大夫。邹衍所处的时代已是先秦百家争鸣处于高潮的阶段，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述，学术贡献主要是总结阴阳说与五行说，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为阴阳学派的创始人。
3阴阳家思想对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
3.1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结合共同构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
纵观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它是在气和阴阳五行的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自然体系，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五行并不是阴阳家的专利，但是稷下阴阳五行家将阴阳、五行学说创造性的结合在一起，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为整个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平台。此外，先秦医家运用阴阳家“类”这一哲学范畴，把人体和相应的自然界现象归纳为木、火、土、金、水五大类，概括为阴和阳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把五行和五脏、五官、五味等一一相配，使人与自然及人本身形成有机的联系。
3.2促进运气学说和疾病预测理论的形成
阴阳家思想对中医疾病发病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五运六气学说的形成方面。五运六气，即运气学说，是在整体观的指导下，以阴阳五行理论来阐述我国黄河流域气象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相应疾病的发生规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气候医学理论。运气学说用阴阳和五行构成框架，通过五行和三阴三阳把气候属性和表示时间的干支联系在一起。运气学说蕴含着数学，是中医学里阴阳和五行最复杂的组合、最高水平的组合［2］。
3.3确立藏象、经络、中药功能模型
3.3.1确立“四时五藏阴阳”为核心的藏象模型。自然界的四时阴阳消长变化，与人体五脏功能系统相通相应，《素问·金匮真言论》所云“五藏应四时，各有收受”，就是阐明这一观点的。然而，五脏的年节律，《内经》有两种不同的阐述，四时五行说和五时五行说。稷下阴阳家在五行方位与四时节令上，也有四分法、五分法和八分法之别，直至邹衍杜撰“季夏”，将四季演化为五季，方与五行完美地配合在一起。四时五脏是阴阳学派与五行学派开始融合的早期学说，五时五脏则是阴阳学派五行化的定型理论［3］。哲学在医学中的渗透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3.3.2确立经络模型。首先，确立经络名称和属性。三阴三阳的名称广泛应用于经络的命名，例如分布于上肢内侧的为手三阴，外侧的为手三阳等。脏腑以“藏精气而不泻”的称脏，为阴；“传化物而不藏”的称腑，为阳，两者结合起来，阴经属脏，阳经属腑。经脉的五行分类与所属脏腑的五行属性相一致，根据脏腑的五行属性，可推演与其络属的十二经脉的五行属性。如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属“金”，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阳胆经属“木”，等等。经脉五行分类为进一步阐明脏腑、经脉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以及加强辨证施治方法奠定了基础。第二，指导经络治法。临床上经脉之间的子母补泻法是根据五行生克理论而制订的一种补泻法则，《难经·六十九难》提出“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如手少阴心经属火，病实则泻其子经足太阴脾经；病虚则补其母经足厥阴肝经的腧穴来治疗。子午流注针法则是以“天人相应”的理论，结合人体气血周流灌注的情况创立以时间为条件的一种古典针法，而阴阳五行学说则是子午流注在操作环节上的逻辑基础。
3.3.3确立中药四气五味模型。中药理论的核心是四气五味之药性理论。在阴阳家的五行框架里，《管子·水地》中阐述过五脏和五味的关系。《管子》并非医书，讨论五脏与五味的关系纯属思辨，但对于中医学五味理论的形成却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古代医家在五行框架内，探索出药物主要以药性为基准的分类方法，以及药物如何具体应用于治疗，达到中医学与中药学的协调、统一。
3.4形成中医防治观。在疾病的传变关系中，《内经》均以五行学说来阐发说明。这种以五行生克关系解释一脏有病可以通过母病及子或子病及母，或乘其所胜或侮所不胜的途径传及其他四脏的认识方法，是研究疾病复杂传变规律的方法之一。根据五行生克关系可以预测病情轻重，判定其发展趋势；根据发病之脏与季节、时日的生克关系，也可推测病之轻重变化。中医学历来重视预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五脏是人体的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行的盛衰有时间节律，五脏的盛衰也有同样的时间节律。根据五行节律可以知道疾病的好转与恶化、生与死，从而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综上所述，《内经》一书所奠定的中医理论基础，借助了哲学的阴阳五行说，使中医理论的形成从开始就具有了古代的唯物观与辩证法思想，在此思维方法下形成的中医理论体系，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体生命、疾病发生的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
参考文献
［1］白奚.稷下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8.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9
【关键词】中医机理中医美容皮肤美容
中医美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对皮肤的认识很多，包括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情志饮食劳逸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注重整体观念，按照中医学基本理论，人体的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由于身体阴阳失和所致，因此开展中医美容．不仅要注重局部的护理，更重要的是要进行身与心的调理，达到阴平阳秘，五脏调和，气血充盈的状态，才能从根本上达到驻容养颜的目的。
1整体观念在皮肤美容的应用
皮肤疾病和美学问题的出现，从中医的整体观念来说是“有诸内必形诸于外”，皮肤外表的症状表现是反映内部脏腑的病变。从最早的对疾病的病因探讨机理来说，被奉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金匮要略》就对病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枪、虫兽所伤。”这对病因的认识，从整体上概括了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过程，都是从表到里、内到外的一个过程，皮肤疾病在表面是内在脏腑的一种反映，内外表现都是一个整体的关联。
2阴阳五行学说在美容学上的应用
中华民族重视修身养性、延年益寿、美容驻颜的历史十分悠久，阴阳五行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基点，长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意识、美学思想。它的学说，贯穿于中医美容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用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指导人体肌肤与形态的维护和修复。
人体正常生命活动中，阴阳两个方面保持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五行学说通过对最初认识的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特性类比，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表现于形体则肌肤润泽白皙，光润悦泽，细腻净洁，无明显皱纹、疤痕、斑点及色素沉着，且富有弹性，并有形态健美，神采奕奕。
3藏象学说在中医美容的应用
从藏象学说来说，在五脏的关系更为密切。《素问·六节脏腑论》认为：“心主血，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肺主气，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脾主统血，其华在唇，在体合肉。肝主藏血，其华在爪，其充在筋。肾主藏精，其华在发，其充在骨”。这五脏所主和体窍的关系也说明内脏和皮肤外在表现都是密不可分。
3.1心：心主血脉、其充在面。面部的色泽荣枯是心气心血盛衰的反映。心的气血充沛，方能使面色红润光泽。若心气血不足，脉失充盈，则面色淡白虚浮无华；血行不畅，血脉瘀阴，则面色青紫。
3.2肺：肺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在体合皮，其充在毛。肺通过宣发作用，将气血和津液输布到皮肤毫毛，起滋润营养作用。肺气充沛，则皮毛得到温养而润泽；若肺气虚弱，则皮毛失于温养而憔悴枯槁。
3.3脾：脾主运化，主统血，在体合肉，其华在唇。全身肌肤的营养要依靠脾输布和化生营养物质来供养。脾气健运，则身强体健，肌肉中满，唇色红润泽丽。若脾失健运，则肌肉消瘦，四肢疲惫。，唇色淡白无华。
3.4肝：肝主藏血，开窍于目，其华在爪。若肝血不足，则指(趾)甲枯槁，变形，甚至脆裂，两目干涩，视物不清。若肝血充盈，指(趾)甲软硬适中，两目光泽有神。
3.5肾：肾主藏精，在体合骨，其华在发。骨骼的生长、发育、修复等均依赖肾精的滋养。肾精充足，则骨骼健壮，四肢轻劲有力。若肾精不足，则骨骼发育不良或脆弱，痿软。人体的头发为肾的外华，它的润泽和枯槁，藏盛和衡疏，乌黑和枯白等，都与肾有关。肾精充足，则头发茂盛乌黑；肾精亏虚，则头发枯槁、稀疏、枯白、脱落。
综上述可知，一个人的形体外貌皮肤是否美好，均与内脏功能密切相关。
4经络学说：经络在中医美容学中的应用
由于经络具有沟通表里上下，联络脏腑器官，运行全身气血，濡养脏腑组织的生理功能，故经络在中医美容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4.1阐释人体美的生理
人体是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肉脉筋骨等组成的，它们虽各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但又共同进行着有机的整体活动，使机体内外、上下保持协调统一，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有机配合和相互联系，主要是依靠经络系统实现的。同时。经络系统又输送气血以濡养这些组织，这便为人体美奠定了物质基础。
4.2揭示损美性疾病的病理
在正常情况下，经络有运行气血、感应传导的作用。在发生病变时，经络就成为传递病邪和反映病变的途径。因此，损美性病变虽然表现于外，但必以内在脏腑、经络气血不和为基础。如面部痤疮，一般认为与肺胃蕴热有关，然而，肺胃之热正是通过手太阴肺经和足阳明胃经的经络，直接或间接反映于面部。
4.3指导损美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1)指导诊断 由于人体的经脉、络脉、经筋、皮部均有各自的循行路线，并联系相应的脏与腑，因而，在临床上可根据病症出现的部位，结合经络循行及所联系的脏腑作为诊断依据。如酒渣鼻，因其表现于鼻部．而鼻准属脾，故与脾热有关。
(2)指导治疗 由于经络具有感应传导及调节机能平衡的作用。因此，在治疗前当辨清病属某一经络或某一脏腑，然后循经取穴，循经按摩，分经用药等。如针灸或按摩足太阴脾经有关穴位可治疗面色萎黄、精神萎靡、肌肉消瘦、皮肤粗糙或松弛等症。
经络系统由经脉和络脉组成。经络系统内连属于脏腑，外连属于筋肉皮肤运行全身气血连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保持机体阴阳平衡。通过经络系统的调节功能、疏通气血、改善面部的皮肤代谢，从而达到去皱、紧肤美白等美容功效。
5气血津液学说在中医美容上的应用
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也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和美丽容颜的基础。
5.1气与美容气是人体赖以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是不断运动着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它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的作用，对于营血与津液的正常化生输布，脏腑经络组织的正常功能，维持人体的正常活动，保持形体美、容貌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气的功能减弱，脏腑组织肌肤得不到正常濡润，就会导致面色无华，皮肤皱纹，毛发枯槁，形体怕冷等。
5.2血与美容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主要由津液和营气组成。它在脉中循行，内络脏腑，外络肢节皮毛，对全身脏腑器官组织肌肤具有营养和滋润作用，对保持容貌和体态起着重要作用。
血的营养滋润作用减弱，运行失常则面色萎黄或苍白，晦暗无光泽，肌肤粗糙干燥，毛发干枯稀少或脱落；目涩、四肢麻木等。
5.3津液与美容津液是机体内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包括脏腑器官组织的内在体液及其正常的分泌物。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濡养和滋润脏腑官窍肌肤。津液的生成、输布、排泄正常，则人体的皮肤润泽细腻有光泽，肌肉丰满结实，口唇红润，双目有神。如果津液不足，可出现皮肤粗糙，肌肉无弹性，双目干涩、口唇干裂，毛发干枯无泽等。
6情志学说在中医美容上的应用
人体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和成员，其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的功能维系和互相配合，需要情志因素的参与和协调。
6.1情志活动：七情包括喜、怒、忧、思、悲、惊、恐，七种，适度的七情变化是人体脏腑功能的正常体现。如良好的情绪高兴、快乐、振奋、平和可使肝气条达，脾胃健运，五脏调和，气血畅达，面色红润有光泽。过度的七情，不良情绪如悲痛、抑郁、愤怒、惊恐、忧思都会导致心神受伤，颜面无华。
6.2情志相胜“情志相胜”理论出自《内经》，是古代中医学中最典型而系统的心理治疗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的说法。它是依据五行相克理论而产生的不同情志之间相互制约关系，以情胜情来治疗情志疾病的方法。这个理论对后世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运用情志相胜法治疗疾患的方法，时至今日，与我们提倡的社会-心理-生理学模式，注重心理疏泄疗法的方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皮肤美容方面，比如抑郁伤肝，肝气郁结就容易出现黄褐斑；悲忧不解则脾肺气虚，可见面色恍白，神情惨淡；思虑过度，损伤心脾，可见面色萎黄，唇色爪甲不华。可见，情志的正常疏泄，能否保持适度的情绪，对皮肤美容的影响非常重大。
7饮食劳逸学说在中医美容上的应用
饮食是人体赖以生存和维持健康的物质基础，适度的劳动和休息则是保持人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如果饮食失宜，劳逸失度，动静失常，影响脏腑的生理功能，气血化生障碍，美容失去基础，肌肤则失华。
7.1饮食四气、五味
（1）饮食四气饮食四气指食物性质的寒热温凉，它对美容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是体质偏颇或者季节变化明显的情况下。
饮食偏嗜是指特别偏好某种性味的食物。例如，偏嗜生冷寒凉饮食者，日久则易于耗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气血运行不畅，面色淡白。若偏嗜辛温燥热的饮食，又可使肠胃积热，引发痤疮。
（2）饮食五味
①五味归属五脏的规律
《灵枢·五味》说：“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依据这一理论，中医学就形成了酸补肝、苦补心、甘补脾、辛补肺、咸补肾食补原则。药膳美容机理来源于此。
②五味损伤脏腑的表现和规律
《黄帝内经》在强调五味对五脏具有补益作用的的同时，也提出了五味可以损伤脏腑的理论。
《素问·五藏生成》说：“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
可见，五味对五脏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体健康变化而变化。我们要充分了解五脏情况之后，才能通过饮食五味达到健康养颜美体的效果。
7.2劳逸学说
（1）过劳包括劳心、劳力、房劳过度。劳心思虑过度，损伤心脾，可见失眠心悸，神疲，面色口唇无华；劳力过度，耗气伤形，损伤肝肾筋骨，少气懒言，面色少华；房劳过度，易耗伤肾精、肾气，出现腰膝酸软，眩晕耳鸣，精神萎靡，肤色暗淡，眼周黑晕等。
(2)过逸包括体力、脑力过逸。正常的劳动，有助于气血流畅，精神振奋，容颜年轻，身心健康。长期安闲少动，久卧、久坐或用脑过少，使人体脏腑经络和精气血神失调可导致反应迟钝，面色无华，身体肥胖。
8总结
中医美容独具特色，如今世界正处在顺应自然、返朴归真、回归大自然的热潮中，更显示出它的价值和作用。运用中医机理来调节脏腑，平衡阴阳，充足气血津液，增强自身的机体抵抗力，从而达到真正由内而外的整体健康和美丽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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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10
从历代医家对情志病的认识，以及现代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并从生理、病理、治疗三个方面，探析脾胃与情志的相关性，指出重视二者相关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脾胃；情志医学；相关性；
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多维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情志与健康和疾病的相关性日益成为中西医学共同探索的新领域。情志活动属于人类正常的生理功能，是机体对外界精神刺激或既往刺激痕迹的一种“应答性反应”［1］；而情志病，是指发病与情志刺激有关，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证［2］。祖国医学认为，情志活动和脏腑机能密切相关，情志的产生、活动是脏腑的生理功能之一。脏腑对情志的活动起着调节控制作用，相应地情志的异常活动也会影响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脾胃在情志的产生、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深入探讨脾胃与情志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现从以下几方面略作回顾、分析与思考。
1脾胃与情志相关的源流
情志医学滥觞于远古时期，资料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约16万余片，其中有一些是关于疾病症状如失眠的描述，这可能是对情志病最早的记载［3］。《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对情志病开始有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认识。它提出了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种情志在内的“九气说”，并以五志为代表，运用五行学说把人的情志活动分属于五脏，确立了中医学的“五志说”。情志见于中医文献约在明代张景岳《类经》首列“情志九气”，并首提“情志病”病名［4］。
脾胃与情志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脾藏意主思。《素问·宣明五气》云：“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灵枢·本神》亦云：“……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由此可知，《内经》已提出意宅于脾，即脾藏意的理论，且指出了脾与意、思的生理、病理关系。此后，历代医家对此也进一步阐发。如《难经·三十四难》曰：“五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脾藏意与智……”。《三因方》谓：“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即明确提出了脾藏意主思。《类经》曰：“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脾藏意，神志未定，意能通之，故为谏议之官。虑周万事，皆由乎意，故知周出焉。若意有所着，思有所伤，劳倦过度，则脾神散失矣。”脾之所以称为谏议之官，就在于脾藏意，意可虑周万事。
近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引领学者对脾与意、思关系的深入研究（主要以脾胃和神志的关系来涵盖）。易崇勤［5］从临床角度对脾藏意主思的临床意义进行了探讨。吴朝栋［6］以脾胃学说、升降学说为基础，从脾胃化生气血，脾升胃降及调治脾胃三方面分析了脾胃与神志活动的关系，认为脾胃化生气血，提供物质是调节神志活动平衡的前提；脾胃升降相因，是调节神志活动平衡的重要方式；调治脾胃是治疗神志疾病的重要手段。崔世麟［7］从脾胃理论和脑髓学说，并结合神经精神科的实验成果，且举从脾论治脑系疾病案例，提出“理脾法”亦为中医脑病的治疗方法之一。欧阳五庆等［8］从结构、功能和现代研究等方面论述了脾在志为思。王洪图［9］、翟双庆［10］等论述了中焦(脾胃)气机与神志的关系，对从脾胃入手诊治情志病颇有启迪。纪立金［11］专论了脾藏意主思，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是情志产生的物质基础；脾主气机之枢，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动中起着调衡作用，揭示了脾藏意主思理论建立的内在依据。
2脾胃与情志相关的理论基础
2.1
生理关系
2.1.1脾藏意意是意识、回忆或未成定见的思维，意是五神之一［11］。其与神、魂、魄不同，它虽根于先天，但主要产生于后天。《素问·宣明五气》云：“……脾藏营，营舍意；……”脾藏意体现了脾主运化水谷，化生营气，以营养“意”的生理，即“脾藏营，营舍意”。《灵枢·本神》曰：“……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意产生于后天，能否产生意还取决于由心神支配下思维活动的内部因素，其内因虽与先天禀赋有关，但后天脾胃化生气血的充养更为重要。故《素问·八正神明论》云：“血气者，人之神。”而气血的充足及运行正常与否，与脾胃的功能是休戚相关的，脾胃健运，则气血充盛，脾藏意的功能活动也就正常。
2.1.2脾主思思是思考、思虑之义，思之志为脾气所生，是脾的生理功能活动。思有两个范畴［11］，一是认知范畴：《灵枢·本神》曰：“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属思维意识活动，是为实现某种意愿而反复研究、思考，属于心主导下的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二是情感范畴：即情感之思，与喜、怒、忧、恐并举。从情志与内脏的关系而言，思应与五脏都相关，但与脾脏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脾为土脏，居中央，灌四旁，为五脏之本，五脏中皆有脾气。思的情感变化只有以脾来解释，才比较符合情志与五脏对应的发生学规律。脾主情感之思，其变化可以表现多方面、多层次的特征。脾主气机之枢，其主情感之思，就是主对情感的思考、思虑活动的内在转变。脾主情感的内在转变，具有调节与稳定其它情志的作用，以保证正常的情志活动勿太过或不及，这也体现了脾胃为枢，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动中起着调衡作用［11］。
2.2
病理关系
2.2.1情志变化可致脾胃病祖国医学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与脏腑气血、精神情志密切相关，强调“形神合一”，突出精神活动是人类正常的生理现象。《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指出：“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说明情志因素在脾胃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张介宾曰：“人身气血为本，精神为用，全是四者的奉生，而性命周全矣。”情志调畅则阴阳平衡，气血调和，反之变生诸疾。七情内伤，直接影响相应的脏腑，使脏腑的气机逆乱，气血失调，导致种种疾病发生。恰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云：“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脾是受情志因素影响最大的脏器之一，思则气结最易伤脾，怒则气上伤肝，而肝病最先传脾土。如思伤脾，思虑劳神过度，常损伤心脾，导致心脾气血两虚，出现情志异常和脾失健运等症；思虑过度，思则气结，伤神损脾导致气机郁结阻滞，则脾的运化无力，胃的受纳腐熟失职，便会出现纳呆、腹胀等症，进而聚湿生痰而变生它病。
2.2.2脾胃病屡现情志异常脾为气血生化之源，神赖气血的奉养而精明，气血亏乏则不能滋养神明。脾虚则藏意主思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则不能主持情感的内在枢转。临证上脾虚易引起健忘，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不敏捷及智力下降。若素多痰湿，或饮食不节，恣食肥甘厚味，则中焦失于斡旋，脾胃失于健运，痰浊停滞中焦，脾不能升清降浊，痰浊蒙闭清阳，神失清灵，则可出现记忆减退，头昏神蒙，不寐心烦，癫、痫、痴呆等病证。痰在情志致病中有着极其突出的病理作用，如痰蒙心窍、风痰闭阻、痰火内盛、上扰神明等，可产生许多情志异常病证，如癫、痫、狂、神昏、痴呆、惊恐、健忘、嗜睡或不寐等，这些皆与痰邪为病、神志不清有关。
2.3治疗关系
2.3.1情志病从脾胃论治由于脾胃与情志在生理、病理上密切相关，历代众多医家非常重视以脾胃为切入点治疗情志病。《金匮要略》开辨治情志病之先河，其方药而多验，为世人所推崇。其中“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病机是五脏阴气不足而表现出的情志之症，用该方不仅补虚润躁，更重要的是甘味入脾，以补脾气。再如《济生方》指出：“夫健忘者，常常喜忘是也，盖脾主意与思，心亦主思，思虑过度，意舍不精，神宫不职，使人健忘，治之之法当理脾使神志清宁，思则得之矣。”表明“脾藏意”与人的记忆、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临床诊治健忘，常用归脾汤、补中益气汤等益气健脾，补血安神，则惊悸消、健忘除。因为脾主情感的内在转变，具有调节、稳定情绪的作用，可以保证正常的生理情感活动，这也是“中土之枢”脾在情感活动中调衡作用的体现。
2.3.2脾胃病的情志疗法《灵枢·师传》精炼地阐述了情志疗法的原理：“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临证指南医案》中有47方治疗胃脘痛，其中16方与情志有关［12］，如“惊恐嗔郁”“情志郁勃拂逆”“思虑郁结”等诸多原因导致阳气痹阻，气血不通，脾胃营血暗伤，胃痛发作。我国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精神刺激在消化性溃疡的发病中占有重要地位，约占全部病人的5.4%～20.5%，经常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的职业人群，如司机、医生等容易患溃疡病［13］。所以临床上在治疗消化性胃溃疡中，除了常规药物治疗，常针对病人的不同心理特点和情绪状态，给予不同的心理的调治，逐步消除精神紧张和心理应激因素，保持乐观自信，促进溃疡愈合。其它因情志而发的脾胃疾病，如泻泄、呕吐、呃逆以及内伤发热等也多结合调整情志而治。
3脾胃与情志相关的现代研究
通过分析近年来相关研究资料，并结合临床实践，笔者认为从调理脾胃入手治疗癫痫、抑郁证等情志病的认识思路，有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14］，并在研究具有和畅气机、升清降浊的“宁痫冲剂”中发现［15］其抗痫作用可能与调节γ-氨基丁酸-谷氨酸（GaBa-Glu）的失衡，降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蛋白（BDnF）蛋白的表达，从而发挥抗神经元损伤作用有关；对具有化湿和胃、宁神解郁的“解郁1号”研究中发现［16］其抗抑郁的作用可能是通过上调BDnF在皮质、海马区的表达，提高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水平，协调5-Ht与去甲肾上腺之间的平衡，并保护5-Ht与去甲肾上腺神经元免受应激引起的神经元损害，达到治疗抑郁症的目的。此外，中医情志学说与现代心理应激理论在认识方法和致病因素上有极大的相同之处［17］，气机失调是中医情志致病的基本病机，理气降逆散结的“心舒1号”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的某些环节而具有心身双调的作用，是治疗情志病的有效方药［18］。
学习记忆属于中医情志(主要是意、思)的范畴，与脾藏意主思契合，因此脾与学习记忆生理、病理上必然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归脾汤可能通过调节精氨酸加压素［19］（aVp）与催产素受体［20］水平和基因表达而影响其学习记忆。同时，通过测试大鼠脑匀浆的乙酰胆碱脂酶(ache)含量的变化，发现脾虚模型大鼠脑组织的ache明显升高，使作用于胆碱能m-受体的乙酰胆碱(ach)大为减少而影响m-受体的兴奋从而使记忆功能减退。经过四君子汤健脾胃治疗后，模型大鼠脑组织中ache水平明显下降，接近正常水平；脾虚组一氧化氮（no）含量、一氧化氮合酶（noS）活性明显较正常组及四君子汤治疗组低(p
4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中医脾胃与情志相关理论确有其合理性并有很大的实际应用价值，但目前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情志、神志，情绪、情感等内涵不明，概念不清，区分不严；对脾胃在情志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认识不够，其机制及相互作用规律不明，与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较少。近年来，有关情志医学的实验研究开展得较少，脾胃与情志的相关性实验研究更鲜见报道，这主要与难以设计出符合中医七情致病的动物模型有关［22］。
因此，脾胃与情志相关的研究思路可归结如下。首先，应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分析其深刻内涵，规范明析情志、神志、情绪、情感等概念，探讨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规律，寻求临床应用的切入点。其次，积极开展其临床研究，一方面进行脾胃与情志的病因、病机和病证研究，另一方面提炼出治疗原则并筛选效验方药，形成科学的治疗体系。再者，应重视其实验研究，要注意把握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微观上借助现代科技优势，宏观上体现中医特色。实验研究对情志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西医学结合的必要手段。积极开展实验研究，将有助于从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等多层次，以及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等多环节进一步阐明脾胃与情志相关的生理、病理及治疗的科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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