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本质篇1
一、天道论与传统证据文化
在传统哲学里，天道论主要包括天意观、阴阳五行之道等内容。
(一)天意观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
天意观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君权神授思想使得皇帝和司法官吏在证据运用中注重政治性考量—维护神授的至上王权或君主专制统治秩序，这种考量往往使得皇帝、司法官吏尤其是酷吏在审判案件时首先考虑的就不可能是证据，或不可能仅仅考虑证据，从而损害司法正义的实现。
君权神授思想是古代社会天意观的核心内容。古人认为，人间有君王，乃天意。君权神授，王者通天地人。儒家大师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父母事天而子蓄万民。;刊受权君主治天下，这是天的旨意。
君权神授意味着皇权至上，皇帝拥有至高无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往往把司法当成维护君主专制和驾驭官僚的工具。这种政治性考量甚至个人爱好、性格、喜怒哀乐的情绪等常常左右证据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商封王、秦二世、隋场帝等暴君就是典型代表。
“太宗尝与侍从论狱，魏征曰:‘场帝时尝有盗发，稍涉疑似，悉令斩之，凡二十余人。大理承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
皇帝虽是最高的司法长官，但毕竟很少审判具体案件，因此，这种“稍涉疑似，悉令斩之”的现象更多的是由酷吏秉承皇帝的旨意完成的，比如张汤、杜周、来俊臣、周兴等都是历史上以逢迎皇帝，曲法裁判而著称的助封为虐的酷吏。酷吏的产生，除了性格和贪婪的因素外，多半与维护专制皇权的政治性考量相关。因此，中国历史上的酷吏，往往被皇帝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的工具而加以重用。这样的情形史载不绝。
在君权神授天意观的笼罩下，一旦至上皇权干预司法，司法官吏就不得不把政治性的因素纳人案件的审理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政治同司法混同起来了。对此孔飞立曾感慨道，各级官僚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此话虽说得有些绝对，但也是一种事实。
(二)阴阳五行之道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现象甚至精神现象无不遵循阴阳五行之道。阴阳五行之道在中国古代的思想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人称其为“中国人的思想律”。自然，它也会影响到法律领域。其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具体影响主要有:
1.确立了亲亲相隐制度。“阴阳五行之道的根本涵义或实质就是伦常之道。自然的阴阳秩序、五行秩序，实为亲亲尊尊、尊卑有序的秩序。人类应效法此种秩序，成就人道。”口传统证据文化中的亲亲相隐制度正是天地秩序伦理化的结果。
亲亲相隐制度来源于“亲亲相隐”的儒家思想。西汉时，亲亲相隐得到进一步规范化和明确化。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间这一诏令首次用允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孙为夫、父、祖隐在法律上不作证的正当性。
此后至清，各朝代的律例都确立了容隐制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亲亲相隐制度一直沿用了二千多年，它不仅仅是一项法律原则，也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可见，维护父子之道即护守君臣之义，因“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
2.德威并用，以德为主以威为辅是传统证据文化的思想基础。阴阳之道认为，阳尊阴卑，阴阳各有所司，不可或缺，否则，阴阳不调则会引起灾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儒家从五行之道发展出来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也体现在传统证据文化的各个表现形态之中。可以说，阴阳五行之道决定了无论是传统的刑事证据文化还是民事证据文化都是一种以“德”为主导以“威”为辅导的文化，“德性原则”是传统证据文化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刑事诉讼证据文化中的“威”比民事诉讼文化中的“威”更多一些而已。
“‘德’字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长期被人们高歌的概念，也是历朝统治者反复弹奏的一个主旋律。’，例虽然不同的时代赋予“德”以不同的意义，但“其义即为‘德行’、‘德性’、‘德品’之类，至少也是主要包含此义，继而升华为一种法律(包括习惯法)理念，而主要不是别的什么。’佃铱此理解，“德性原则”在传统证据文化中的表现并不仅限于纠纷解决者在诉讼中的“敦亲睦族，教化为先”，而是通过具体的证据立法和司法，推“德性原则”于保护孤幼老废疾和情理司法之中。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旨在保护孤幼老妇废疾等的证据规范。譬如，《唐律疏议·断狱》“老幼不拷讯”条规定:“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作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
古代社会的司法官吏在证据实践中既要依据国法，又要讲理和情，达致理、法、情的和谐统一。就“理”而言，证据的收集与运用要符合“事理”、“情理”和“天理”，强调证据的准确可靠，行为的恰如其分。就“法”而言，司法官吏在证据实践中要遵循朝廷的法令，执行法令一定要出于公心。就“情”而言，是指在证据实践中，要注重诉讼双方的人伦关系，权衡实际，灵活断案。三者都与“德性原则”密切相关。
当然，“德性原则”并不否定“威”在传统证据文化中的思想基础作用。制度化的刑讯和残酷的法外施刑、诬告反坐、审案中的跪着听审与“喝堂威”、“大胆刁民”的呵斥等等无不散发出浓浓的“威”的气息。只不过作为一种思想基础，它不能与德等量齐观，它只能在德的指导下，与德结合，才能实现自然秩序的和谐。
二、人道论与传统证据文化
就传统证据文化的哲学基础而言，天道论和人道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合二为一的。本节内容与上文的差异性在于论述的侧重点和角度。
范忠信教授认为，人道论主要包括人之道和人之使命两部分内容。人之道的内涵有:(1)法自然，不可逆天;无为而治，不必追求胜天，不必刻意追求有所作为。(2)法天之秩序，亲亲尊尊。(3)法天之生杀仁威、德刑并用。人之使命的内涵有:(1)参天地赞化育。(2)体现和成就“理”和“道”。(3)实现人之使命的途径、方法。
应该说，上述人道论的所有思想对传统证据文化都会产生影响，或者说这些思想在传统证据文化中都是有所体现的。正是这些思想共同决定了传统证据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形塑着传统证据文化的特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追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为根本价值取向，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同样，作为整体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证据文化也是以和谐秩序与无讼理想为总原则的。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是以天人合一论为其哲学基础的。无论是儒家哲学，还是道家哲学、法家哲学，抑或其它的哲学派别，无不坚持天人合一观，认为人应该效仿阴阳之道和五行之道建立一个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互不争讼又洋溢着浓浓人情风味的社会秩序。如果说这些哲学派别在人道论上有所差异的话，则在于他们主张实现和谐秩序和无讼理想的具体途径不同而已，比如，儒家主张“德主刑辅”、“以礼人法”，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重视“法”、“术”、“势”。
在这种根本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传统证据文化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传统证据文化的严酷性;二是传统证据文化的等级特权性;三是传统证据文化的伦理性。
下文，对传统证据文化的这三种特征略而述之。
(一)传统证据文化的严酷性
在中国古代纠问式诉讼中，证据活动常常出现无程序规则、践踏权利的现象。被害人只是告发人，被告人则是诉讼客体，是被审问，受追诉的对象。他们没有辩护权，没有质证权尸连最起码的人身权也没有。制度化刑讯和法外刑讯冠冕堂皇地横行几千年，不仅是被告，被害人、证人也是被拷问的对象。对于诬告者则反坐之。这些都是传统证据文化严酷性特征的具体表现。
中国传统证据文化何以如此严酷，原因很复杂，但追求“和谐”秩序和“无讼”理想无疑是其终极原因。因为，“和谐”秩序和“无讼”理想在中国古代具有其独特的政治价值:一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二是涉及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政绩。古代社会所追求的“和谐”秩序是以维护君主专制和宗法结构为基础的。凡是涉足公堂的人，在统治阶级眼里都是“刁民”，他们的兴讼行为无疑是对君主专制和宗法结构的破坏。因此，为维持此种秩序，最好的方法便是倡导“无讼”。对于轻罪案件，通过教化以期实现“无讼”理想。对于重罪案件，则是“刑期于无刑”，对“刁民”予以残酷的刑讯和刑惩正是实现“无讼”理想形成“和谐”秩序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见，“无讼”理想不过是“和谐”精神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落实。
(二)传统证据文化的等级特权性
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维护“和谐”秩序的价值取向还体现于证据制度和实践对贵贱等级秩序的强调和贯彻。因为，传统的人道观认为，尊卑不分明，便不能生成“和谐”的秩序。由此，等级特权性便构成了传统证据文化的另一个特征。
传统证据文化等级特权性的具体表现主要有:
1.贵族、官吏、特殊的种族不受拘系刑讯。早在西周时就有了“八辟制度”。曹魏时始将“八议”载人律文，以后历代法律均沿袭不改。对“八议”之人犯罪，司法机关无权审判，更不得按常规诉讼程序对他们进行拘系刑讯。贵族官吏不受刑讯，自唐以来皆有明文，唐、宋应议、请、减者，不合拷讯，但据三人以上的众证定罪，如有违反，故加拷讯的官吏以故失出人人罪论处，即罪五出人，亦以斗杀论。生异族统治的元代和清代，形成了种族的阶级，在诉讼上享有更多的特权。
2.法律规定一些特权阶级不用出庭对质。古代“法律根本否认士庶在诉讼上平等的地位，无论其为原告或是被告，均不使与平民对质，平民不能当面控诉他，他也没有亲自在法官前答辩的必要。”
3.法律一方面严格限制子孙、卑幼告父祖、尊长;另一方面则赋予父祖、尊长控告子孙、卑幼的特权。
(三)传统证据文化的伦理性
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维护“和谐”秩序的价值取向使得古代司法官吏在证据实践中必须要注重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尤其是在轻罪案件中，司法官吏大多以调解结案。对于调解者们来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明断是非，而是“息事宁人”以防矛盾扩大，影响社会安定。“‘息事宁人’多半是混淆是非的‘和稀泥’。在极端情况下，案件事实完全被情理所掩盖，司法官吏根本不去关注案件事实，两造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非的必要，甚至连提供证据的机会都没有。情况往往是，司法官吏在清楚了两造的宗法伦理关系后，接下来不是进行事实调查而是予以训斥或道德感化，直至两造“甘结”。
这种特殊的司法形式在传统上是公认的，得到不断的阐释和实践。魏征说:“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学大师朱熹对此说得更明白些:“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店人在总结审判经验时也说:“凡关宗族亲谊必须问明是何称呼，系何服制。”
司法的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尽管具有积极意义，但无疑削弱甚至是取代了证据在案件事实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司法官吏也不注重司法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而一味强调伦理道德的修养，这在客观上阻碍了证据知识和技术的生成与发展。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与传统证据文化
哲学思维方式是致知论的重要内容，是文化结构的内核，是某一种特定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对于文化的延续、传递具有“遗传基因”的功能。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的陈陈相因和长久不衰与此关系甚大。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具有直觉性、意象性等特征。
(一)直觉思维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直觉，有人将它视为理性的东西，也有人将它视为非理性的东西。但有一点是人们的共识:直觉是以经验为基础，以“体认”和“意会”作为把握对象世界的基本形式，它不具有清晰的、严格的逻辑形式，因而它是与逻辑思维相区别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的思维形式。
直觉思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然，直觉思维也深刻地影响着传统证据文化的个性，使得传统证据文化具有经验性和非逻辑性的特征。
1.传统证据文化的经验性
在一种直觉思维方法模式下，无论是证据的获取还是证据的运用都是以感觉经验作为基础的。可以说，传统社会运用证据的知识是实践理性的。首先，从思想而言，大多数证据思想历时两千多年不变，一代代思想家总是从历史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如果事先不告诉你一个具体的时代，你就不知道它是属于汉代还是清代。比如，“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等思想侵淫在中国古代各个时代司法官吏的头脑中;翻开一部《历代刑法志》，不仅关于刑讯的观点了无新意，而且支持观点的理由也完全是引经据典、老调重弹。
其次，从技术而言，传统证据技术主要包括五声听讼技术、片言折狱技术、鞠情技术、刑讯技术和勘验鉴定技术等。这些技术虽然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因素，但远不能说是科学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并不以严谨的形式逻辑和西方式的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为根据的，主要是司法官吏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型智慧的结晶。
我们可以检验鉴定技术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在古代社会，司法官吏的检验鉴定技术多是来自于经验。有宋一代，勘验鉴定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创立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单就检验技术而言，《洗冤集录》中很多精辟的总结。诸如“辨周身骨脉”、“辨检滴亲法”、“辨检验骨伤法”、“辨殴死及伪造伤”“辨勒伤”、“辨踢伤”、“辨自残及被杀伤”、“辨受毒伤”、“辨火炙伤”、“辨受杖伤”、“辨闷死伤”、“辨虎咬伤”、“辨阴脱伤”等等。
再次，从具体方法而言，在一个以经验传递为主要知识传播手段的社会，有经验的个体价值是相当巨大的，这种经验理性也赋予司法官吏以创造力。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经验所表达的是永远属于其自身知识系统的。传统社会的司法官吏凭借着自己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以及司法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性智慧，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地获取、运用证据，使得具体的取证方法、运用证据的方法在古代社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奇特性的特征。譬如，鞠情之术，这仅是对一种相对于刑讯获取供词的方法的理论概括，以情断狱实际包含着复杂、丰富、多样。大而化之，“情讯法”主要包括察听五辞、情理感化或教化、反复洁问、钩距和诈橘等具体方法。细而言之，则有“引贼上钩”、“假借他物”、“利用动物”、“”模拟试验、“察言观色”、“拉家常”、“咬文嚼字”、“乔装查访”、“考验情感”、“心里分析”等等，不一而足。
2.证据文化的非逻辑性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没有逻辑思维?如果有，与直觉思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在本质上是排斥逻辑的或说是超逻辑的。因此，中国的传统思维是以直觉为主，以逻辑思维为辅。也有的学者的说法与此相反。晨阳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有无逻辑思维，而在于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处理上与对方采取了颇为不同的方式，如果说，西方哲学家多把逻辑思维置之于直觉思维之上，或者有把直觉思维予以逻辑化的倾向，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做法正好相反。笔者赞同高教授的观点，即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直觉的，本质上是非形式逻辑的。
其实，证据文化的非形式逻辑性正是传统诉讼文化的非逻辑性特质的一种具体体现。传统证据文化的非形式逻辑性主要表现为在证据运用中注人道德情感色彩的因素，甚至直接以人伦道德或替代证据本身的逻辑而得出结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以情理挤压甚至替代了逻辑的断案故事很多，这是古代法官“片言折狱”的典型折射。虽然，运用“情理”建立对事实的认识，有诸多成功的案例，以至于“片言折狱”被视为古代司法审判的最高境界，但“片言折狱”很容易滑向司法擅断的泥沼，成为刑讯的元凶从而制造出大量的冤狱，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当然，也不能说古代的证据实践根本不符合形式逻辑，事实上，绝大多数判决的形成是符合形式逻辑的，否则，基本的司法正义都无法实现。只是，古代的司法官吏将直觉思维置于逻辑思维之上，或者说古代的司法官吏并不具有自觉的逻辑思维。
(二)意象思维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
意象思维与直觉思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意象思维的根本特点是以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号和运用象征的方式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及以直观性的类比推理方式把握对象世界的联系。意象思维与直觉思维中的“意会”方法在内容上有相通之处。其间的重要差别是前者与西方人重抽象思维的倾向形成反差，后者则是与西方人重逻辑思维的倾向构成对立。
传统证据文化中的意象思维主要表现为以自然现象、典故、现实之事等来类比证明具有相似性的案件事实。在古代司法实践中，由于事物发展的不可重复性或者不宜重复，不能直接验证，司法官吏往往使用类比的方法来检验证据的真假。
类比推理的现实基础或出发点是事物现象或属性的相似，但其表现形式则具有多样性。考察传统司法实践，证据运用中的类比推理主要有:用现实之事类比，用典故类比，用梦、神灵等象征之事类比。
1.用现实之事类比
用现实之事类比推理出案件事实是类比推理的常态，也最具有信服力。
2.用典故类比
在古代判例、判犊中，我们经常发现典故人判的现象，即司法官吏用典故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真伪。这既是经学思维的表现，也是意象思维的表现。
3.用梦、神灵等象征之事类比
传统文化本质篇2
关键词：傣族传统音乐；传承人；波叶法；生产性保护
一、前言
200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界定，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的过程中以及与其历史的互动过程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1]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即非物质性、口头性和展演性等特点，也带来了其更大程度上的变异性、不稳定性和不可再生性，当然，也因之更突显了其唯一性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各地区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更大程度的冲击和挑战，世界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除了整体性的原则和措施，还应针对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点探讨其传承和保护问题。
二、龙潭乡南本村基本概况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龙潭乡龙潭村南本村民小组是一个全部为傣族居民的傣族寨子。南本是一个山灵水秀、民风淳朴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傣族人民勤劳、善良，创造出的灿烂的民族文化，2005年被普洱市命名“市级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南本寨始建于元朝，解放前属六顺傣族土司的封地，寨子内现有88户人家、408人，全部为傣族，他们保持了傣族的全部传统习俗，如开门节、关门节、忌、泼水节等传统节日，许多传统技艺也因此得以传承，如傣族的传统器乐演奏、竹编、织锦以及傣族的一些饮食习俗。
傣族是一个人数较少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也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在这里还依然完整保留着傣族的所有习俗，包括傣族的传统音乐。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的丰富，越来越少的傣族人会傣族传统音乐的演奏，使得傣族传统音乐随时面临消亡的可能，因此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进行保护和传承势在必行。
三、南本傣族传统音乐的发展现状
在南本寨子，人们所听和演奏的传统音乐主要有弹拨乐、弦乐、打击乐等，使用乐器主要有叮西、叮旦、牛皮双面鼓、象脚鼓等。他们的音乐主要在各种节日和特殊场合演奏，每逢节日有头带领，由寨子的老艺人演奏，人们都会尽情的歌舞。生活型说唱艺术也可称为日常型说唱艺术，指的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展演的说唱艺术形式，与各族民众的生活紧密相关这一类的说唱艺术，可能在各民族的传统节日等场合举行，也可能在各族民众的婚丧嫁娶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常态状态下进行[2]。南本寨子的传统音乐作为人们生活中一部分，属于典型的生活型的说唱艺术，在传承和保护上，采取的办法是依靠传承人传承。
波叶法就是南本寨子老艺人中的一员，所掌握的傣族民间音乐较为全面。波叶法老人今年已84岁高龄，但是精神依然很好。他从小喜欢音乐，在还很年轻的时候跟着六顺①傣族土司府的乐师一尚扁学习傣族传统音乐，他聪明好学，因此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到如今还能演奏近百首傣族传统曲调。
波叶法老人除了能演奏傣族传统音乐，还能自己制作乐器。现在保存在他爱家里的一把叮西和一把叮旦都是他年轻的时候自己制作的，已经伴随他70多年了，拉起叮西，唱起“串姑娘调②”老人反复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还是那样神采奕奕。随着社会的发展，傣族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学习传统艺术，为了将傣族传统文化保持下去，波叶法老人积极带徒传授技艺。老人的三个儿子，也都很喜欢音乐，现在正跟他学习演奏傣族传统音乐。
老人对音乐的热爱和积极传承的精神受到了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的重视，2005年8月，波叶法老人被确定为思茅区的代表性传承人。之后更是积极参加各种宣传和传播傣族传统音乐的活动，参加乡里组织的演出，对傣族传统音乐在当地的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2008年，波叶法老人又再次被申报市级傣族传统音乐代表性传承人。
三、傣族传统音乐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
南本傣族传统音乐的发展主要靠像波叶法老人一样的老艺人来进行传承和保护。当然，波叶法老人作为傣族传统音乐代表性传承人对傣族传统音乐的传承有着更加巨大的作用。在像波叶法老人这样老一辈的传承人的大力推广下，傣族传统音乐将在在民众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不再像以前那样仅局限于民族重大庆典、宗教仪式等场合，傣族传统音乐也将成为傣族人民日常生活周期中可不断重复上演的常态活动，人们开始怀着一种艺术欣赏和自我娱乐的眼光来看待傣族传统音乐。但是由于傣族传统音乐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各种情况，傣族传统音乐在传承和保护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各种问题。
（一）传承人相继离世，传承难以为继
随着老一辈传承人的日渐离去，本来有老一辈艺人传承的很多技艺都面临着失去传承的可能。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来自民间，一代代的被传承下来。原先，传承人愿意学习技艺是因为可以靠技艺来养家糊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可以靠技艺，尤其是说唱技艺生活得很好的艺人已经很难再养家糊口，所以很多传承人不得不放弃传统技艺，转而从事其他行业，慢慢的失去了传承的基本条件。面对这样的状况，年轻人就更不愿意投入到传承队伍中去了，从而导致了很多传统技艺没人传承，出现后继乏力，难以为继的情况。
傣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也是一样，像波叶法老人一样的老艺人其实也不少，但是愿意学习传统音乐演奏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传统技艺传承面临最主要的的问题就是缺少传承人。
（二）所处地区偏远，得到重视不够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都来自民间，有很多并没有被大众所知道，是属于小众所有的，但是确实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应得到保护和传承。正如，南本的傣族传统音乐，它只在本地和附近有傣族居住的村寨流传，走出傣族这个特定群体，傣族传统音乐根本无法生存。而且由于地处偏远，傣族传统音乐只在当地流行，只能被当地人所认识和接受，要想传播出去很难。
国家出台政策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但是有很多小地方的技艺，地处偏远、知名度不高，也许根本不可能得到国家的重视。由于重视度不够，这些传统技艺会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而当当地的人们觉得不再需要某种技艺已经无法带来效益时，传统技艺只能走向消亡。
（三）缺少生产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性和活态性表现在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使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生产性方式保护是一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态和传承特点的保护方式[3]。
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看，有需求，就有消费，有消费就要有生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应该只是僵化的收录保存，而应该在不违背和破坏其核心价值和核心技艺的情况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生产领域，让更多的当代人能够享受到祖先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可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咋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得到更积极的保护。
傣族传统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但是它作为生活型说唱类传统艺术，并没有进行生产性的发展。傣族传统音乐只有在傣族各种活动时才会演奏，在特定的时间才能听得到，这样大大降低了傣族音乐传播的可能性。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
由于地处偏远，当地人们也许并没有把传统技艺看做一种宝贵的遗产，而是把它们看做一种生活的技艺，所以当生活条件变好，不需要在靠技艺养家时，人们对这些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的意识就会慢慢变淡薄。而且，因为教育水平不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很模糊，就更不用说保护和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需要通过传承人代代相传，如果民众意识薄弱，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会受到巨大阻碍。
四、傣族传统音乐传承和保护对策
傣族传统音乐由于它特殊的生存条件，傣族传统音乐曲调难懂，不宜学成，所以对它进行传承和保护的过程也相对较难。尤其在南本本地，由于条件受到限制，傣族传统音乐不能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扬。虽然傣族传统音乐只能被一小部分人听懂，但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对它的保护和传承还是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加强立法保护
随着我们目前所面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面临的诸多情况，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立法势在必行。我国现已有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权益的相关规定，在地方上也得到了实施，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进行保护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只要在进一步明确传承人的的权利和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能得到有效地保护。
（二）提高政府重视度
由于地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状况也不同，政府应根据地方差异，对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进行差异对待。有很多是大家所熟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吸引个人或者企业来参与保护和传承。例如我们的昆曲艺术，由于被大众所熟知因此也一定有昆曲特别爱好者，那我们就推出一些优惠条件，吸引他们共同参与进来。但是像傣族传统音乐这种地处偏远，受众少的传统技艺，要想得到全面和有效地保护的话，政府应该给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让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走向更偏僻的地区，帮助当地一起传承和保护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艺术瑰宝。
（三）实行可行的生产性发展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4]。
现在老一辈的艺人们逐渐变老，非常希望把自己所会的技艺传承下去，但是老人们愿意传授，并不意味着就有人愿意学。主要是因为各种现实原因。例如学习过程辛苦，学出来之后没有用等等，所以如果能够实行生产性发展的话，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会有所帮助。只是在选择具体的生产方式时还需要进一步不的探讨。因为不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生产型的方式进行保护。
（四）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国家现在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对我们的传统技艺进行传承和保护，但是，传承人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的过程中一个推动和发起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在人们生活的环里，要想能够很好地传承下去，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境地，我们要向人们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大力培养人们的文化自觉，让民众对拥有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到骄傲、自豪；同时加强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意识，让传承人发挥带头作用，推动当地进行全民保护和传承。
对于目前传统技艺传承和保护所面临的问题，解决传承人问题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其次提高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加强保护和传承的宣传将对整体的保护和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就是还需要不断完善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传承人的扶持，制定优惠条件吸引时下年轻人投身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事业中去，将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传承。
总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的工作。要搞好这项工作，不仅要发挥国家政府、保护机构的作用，还要发挥出社区民众和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得到有效地保护，并且得以传承和发扬。
注释：
①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下辖乡镇，与调查地南本挨近
②傣族葫芦丝曲谱中，男女青年恋爱时所演奏的一个首曲子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52.
[2]董秀团.说唱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J].民俗研究，2009（2）：146.
传统文化本质篇3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4-0027-04
ResearchontheLegislativeissuesofprotecting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theChinesetraditionalSports
wanGZhuo
(Departmentofp.e.，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411105，HunanChina)
abstract:Chinaisfull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However，itfacesdifficultiesinprotecting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theChinesetraditionalsports，whichtakesagreatroleinhumandevelopmenthistory.thispaperstartsfromtheconcept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nalysesthecharacters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theChinesetraditionalsports.especiallyaccordingtothecurrentsituation，itpresentsthelegislativethinkingofprotectingfromthelegalperspective，inthehopeofprovidingreferabletheoriestothegovernmentstoprotectandadvance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China'straditionalsports.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sport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legislation
在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蕴藏着无数浩瀚精深的、凝聚了中国各族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中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一些承载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受到巨大的冲击，或濒临失传、或随意滥用、或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开始引起从政府到体育界学者再到普通民众的密切关注。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做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对于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1“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体育”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fortheSafeguarding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按照上述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5个方面：l)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于2003年11月17日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有关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群生活。
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民族传统体育学被确定为一级学科体育学下属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从这时候起，“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称谓，被正式确定下来。有学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各民族体育活动方式的延续和保存，是各民族体育运动生命力的再现。［3］还有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还没有被现代化，至今还有影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4］笔者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指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内流传或继承的体育活动的总称，它包括各民族传统的养生健身活动、休闲娱乐活动、技击壮力活动等。
1.2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是指它的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从目前我国已开发和挖掘出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看，大多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表现在：1)非物质性。民族传统体育本身没有实体性，必须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身体活动（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才能表现出来，才能被人类所认识、欣赏或共享，这是与物质文化遗产最显著的区别；2)民族性。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是指其代表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体育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休闲娱乐、宗教祭祀、军事战争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的中国人民创造并发展了形式多样，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3)传承性。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性是指其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依靠传承的个人、群体的言传身教、约定俗成。在传承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表现形式和规则得以不断完善，并最终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竞赛娱乐项目。
1.3我国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五十六个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为人类文明留下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遗产。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律上已有较完善的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起步较晚，在保护方式和方法上都存在很大的缺陷。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通过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取得了可喜成绩，截止2010年1月，我国共有29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世界上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两批共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近年来，文化部一直高度重视并致力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取得可喜进展。国务院法制办在多次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草案并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7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核该草案。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该法案有望近期出台；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等省相继出台了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依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2006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确定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第六项为杂技与竞技（共计17项），其中收录了包括少林功夫、武当武术、蹴鞠在内的15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表1）。
2008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08］19号），确定了我国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项）。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第六项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38项），其中收录了包括围棋、象棋、峨眉武术、心意六合拳在内的28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表2）。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第六项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4项），其中收录了包括线狮、沧州武术、太极拳在内的3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表3）。
从以上国务院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名称（2006年名录的第六项为杂技与竞技；2008年名录的第六项改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不难看出，国家加强了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力度，说明民族传统体育在促进民族交流、融洽民族关系、传承文明、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目前我国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可以看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初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在发掘与抢救、传承与发展等方面也有所突破，但是保护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面临的问题依旧严峻：1)相关政策法规建设严重滞后。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细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仅有第二章第十五条之规定“国家鼓励、支持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和提高”提到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但这寥寥二十余字对中华五千年来形成的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远远不够；2)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庞大，种类繁多，保护工作涉及到政府的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体育部门、文化部门、民族事务部门、文物部门等等，容易造成多头管理的局面，其结果往往是管理效率低、部门间责任不分、保护不到位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5年3月26日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附件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名单》中包括：文化部、发改委、教育部、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等部委负责人，而唯独不见体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这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实属尴尬；3)现代体育的强烈冲击。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方体育逐渐占据世界体育的主流地位。现代体育集竞争性、规则性、娱乐性、休闲性于一体，与现代社会普遍追求的“自由、竞争、超越”的价值取向吻合，从而强烈冲击民族传统体育发展。［5］
由于目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缺失，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及现代体育的强烈冲击，导致了国家珍贵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流失甚至遭到严重破坏，滥用、盗用现象严重，公众的保护意识不强。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立法研究，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法律屏障，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思考
2.1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建设，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
2.2立法的基本原则
2.2.1“以人为本”原则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其创造还是传承都需要个人或群体的参与，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离开了人的参与，就无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人是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根本的因素，人本性是其根本属性。因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来进行。
2.2.2“政府主导”原则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大部分在民间流传，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氛围和环境的变化，使得文化遗产的民间自发传承较为困难，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助，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难以得到妥善的保护。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原则有利于国家对本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防止国外个人或组织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随意使用和抢先“注册”。
2.2.3“整体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形态，包括了历史环境、传承载体、精神内质三个相互联系的内涵层次，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文化结构整体。［6］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了这三个内涵，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统一于人的活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比如：对于少林功夫的保护，整理少林秘籍以及保护有关壁画和碑石就是非常关键的工作。［7］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把组成一个整体的多个文化遗产分割开来保护，否则非但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使其失去生命力。
2.3立法保护的主体和客体
2.3.1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客体在法学领域，要作为保护的客体进入研究范畴，首先必须明晰它的内涵和外延。什么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受到法律保护，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多样，这对保护的客体进行科学界定带来一定难度。比如中国传统武术，结构复杂，流派众多，其中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的少林功夫，套路有数百套之多，另有七十二绝技，以及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等门类独特的功法。［8］所以要对保护的客体进行精确细致的界定，既要依照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和规律，又要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和保护的意义。
2.3.2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主体是人。［9］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确定一个权利主体的难度较大。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几千、几百年来不断改进并传承下来的结果，权利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笔者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分为两类：1）自然人（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一些独特的表现手法，传统的练习技巧等，都掌握在少数艺人身上，他们掌握并承载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知识和精湛技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宝石，又是民族传统体育世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一定程度上这些“身怀绝技”的艺人决定着一种文化的兴衰和存亡。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该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进行保护，赋予其合法的权利主体地位。在已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释永信（少林功夫）、崔富海（挠羊赛）、任文柱（八卦掌）等榜上有名。2）国家或地方政府。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创造者和传承人已经无法考证，它们表现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传统习惯和特色，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习俗中。对于这类遗产的保护，应当把权利主体交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依靠政府的力量对该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
2.4法律保护模式
2.4.1公法保护长期以来，公法保护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在国际上，我国已经批准承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拥有依国际法赋予的各项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权利。在国内，《宪法》第11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云南、贵州、宁夏、浙江、江苏等省份也相继制定了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些法律法规为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2.4.2私法保护利用私法保护模式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对公法保护的有效补充，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通过法律途径对其掌握的技能获取一定的物质回报，不仅可以有效地保证传承人依法行使相应的权利和承担传承文化的义务，而且还可以使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更加广阔。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模式主要是指知识产权法保护。知识产权法一般包括以下几种法律制度：著作权法律制度、专利权法律制度、版权法律制度、商标权法律制度、商号权法律制度等。
2.4.3公法、私法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在学术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用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并处于不断演变之中，难以确定作者，即对权力主体难以确定；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对其所保护的对象都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延续性，是一个长期积累并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假设对其保护年限做一个限制，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建立一套公私兼顾，以行政法律法规为主导、以民事法律保护为补充的综合法律体系，更加适合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结语
在市场化、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权利主体积极行使权利，但如果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缺少国家行政部门强有力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难逃逐渐衰弱、消亡、被滥用、盗用的命运。因此，尽快出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最重要的一步。笔者呼吁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文化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联合起来，加强联系，加强立法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也为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争光添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省略nt.省略/sjzz/fwzwhycs/flfg/201001/t20100113_76348.html［oL］.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省略/inc/detail.jsp?info_id=52.
［3］赵静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8.
［4］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5］石伟,何强.川西北地区羌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5).
［6］龙先琼.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特征、以及保护原则的理论思考［J］.湖北民族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7］刘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体育与科学，2007，28(6.
［8］少林寺官方网站省略.cn/templates/t_new_list3/index.aspx?nodeid=66&page=Contentpage&contentid=1706［oL］.
传统文化本质篇4
符号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在建筑文化中的符号，更是一个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体现。建筑设计中，有关传统文化符号的提取更是需要有一定的审美价值，通过采用中华文化独有的符号基础，做到对建筑物的形态和结构、色彩和空间的传统化表达，体现传统文化价值，增强人民关于审美方面的愉悦感。传统文化在建筑艺术中的表达，包括建筑的形态、色彩、材质和空间等多种方面的元素。在保证实用功能的前提下，应突出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纵观世界各地的建筑发展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建筑凸显着本民族的文化内涵与特征。通过建筑中极富文化特征的表达，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力，从而体现出本民族文化的特点。民族文化凸显的建筑，或简单大气，或精致华丽，或神秘幽深，总是以一种文化的符号呈现在观赏者眼中，成为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体现
1、在建筑形态中传统文化符号的体现
建筑形态指的是一般建筑物的外观，给人的感觉是否美观大方、线条是否流畅、外形的端拱威严等，都是在融合传统文化符号时设计师应该注意的问题。使用传统建筑中的一些形式来平衡建筑系统的美感，是一种体现传统符号的良好方式。在外形方面的体现诸如在建筑比例、空间和协调方面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对于建筑的外形有着一定的塑造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观感，通过视觉直接影响我们的感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设计师在形态的设计当中应该利用建筑物的不同部分进行编码，来进行艺术的加工和改造。在设计时应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提取，巧妙的融合到现代建筑的设计当中，使建筑风格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风格。融入传统文化符号的建筑也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有一种文化归属感，从而使人们更好的接受建筑传达的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文化的理念传递下去。
2、有关建筑色彩中传统文化符号的体现
建筑中有关色彩的使用可以给人视觉上造成一种冲击，从而形成对建筑物的一种直观的印象。通过对色彩的巧妙搭配，凸显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可以为建筑物彰显一定的气质与文化底蕴。建筑物中对色彩的合理使用，可以给人们传递正面的有效的信息，传递一定的文化符号，加深了人们对于建筑本身的了解和感悟。这样就使得色彩的运用在建筑物中发挥了其一定的功能，同时色彩的搭配还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观赏价值和精神享受。在一定的建筑环境里，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建筑可以给人以一定的心理关怀，满足人们心理上的需求。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是一种喜庆、温暖、吉祥的象征，是我国人民喜欢的颜色，代表着洋溢的热情，在一些建筑物里通过中国红的运用，使建筑物有了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黄色也是一种色彩运用中的“正色”，象征着炎黄子孙，在传统的文化体系下被认为是一种帝王之色。合理的运用色彩可以突出建筑的庄重、华贵之感，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
3、有关建筑材质中传统文化符号的体现
建筑材质是一种建筑过程中运用的一种材料，通过这种材料的特征可以给建筑赋予一定的质感，从而引发人们心理和生理上的感受，获得对建筑直观的印象。所以建筑材料中传统文化中的材质也是一项可以进行发挥的元素。材质的作用可以发挥建筑本身所表现的内在含义，因此在设计时需要加以重视和运用。通过不同材质的搭配和使用，来传达不同的涵义，提高建筑的品质和审美特征。传统的建筑材料中，一些瓦、砖、木、石等材料是传统建筑中经常用到的，比如北大的图书馆，其建筑设计之初，就将青砖灰瓦作为其建筑的主要使用材料，突出了其传统建筑的特征，呈现出了古色古香的文化氛围，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基调。当今建筑行业的突飞猛进，建筑材料不断的创新和换代，传统的材质渐渐失去了其应用的市场。因此我们应该在这种环境下注重对于传统材质的利用，发挥其文化的价值，体现其审美的特质，突出其情感的表达。通过就地取材和因地制宜，实现成本的节省，将设计风格与现代的需要结合，突出对于文化的继承。
三、结语
传统文化本质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武术；保护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5－0055－03
1 传统武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时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并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6项内容：(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传统武术作为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至今的，以套路、散手包括功法练习为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传播方式，以提高道德修养和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完全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可以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特点等进行保护。
在目前竞技武术“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保护传统武术就等于保存了武术之根、武术之魂，意义尤其重大。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传统武术
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0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批准了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其划分为10个大类。目前各级政府正在制定国家、省、市、区(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传统武术占据了重要位置，据不完全统计，进入各级第一批和第二批名录的传统武术已有40多项，见表1、表2。
3 统武术的保护方法
把传统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一个新的课题，对比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武术“挖掘整理”运动，更加突出了传统武术“活态文化”的特征，突出了对传统武术创造者和继承者的尊重，在保护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 以人为本。活态传承
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性是它的“非物质”性。在传统武术这种技艺被表达出来以前，人们看不到、摸不着、感受不到传统武术的存在。因此，与物质类文化遗产相比，传统武术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更大。所以保护的重点不应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这些文化遗产的持有人!上世纪80年代的武术“挖掘整理”运动是对传统武术的静态保护，注重资料的收集；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动态保护，关键在于传承。陈氏太极拳被列为遗产，不是因为它留存的拳谱、器械，而是因为历代拳师言传心授的精湛技艺，这些技艺依附在人的身上，是一种活态文化。在旧时代，很多传统武术有“传子不传女”、“不立文字，口传身授”等习惯，使其传承之路越走越窄。事实证明，只要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会消失；只要激励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就会不断进取，产品也会越发精益求精；只要鼓励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继续招徒授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后继有人，绵延不绝。
3．2 “物质化”保护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物质类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一种文化遗产都是由“物质”与“精神”这样两个方面共同构成的，所谓“物质类文化遗产”，就是通过艺人的表演或匠人的制作，将他们的智慧、经验与技艺“有形化”、“物质化”；而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艺人在表演或是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技艺与技能。纯粹的“物质类文化遗产”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习惯上我们将文化遗产解构为“物质”与“非物质”，或是“有形”与“无形”只是出于研究上的方便，而不是说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以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分别出现的，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将文化遗产割裂开来并对它们实施分头保护。
传统武术属于技能与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实物收藏的方式进行保护，其最大优势是保存方式的直观性与客观性、真实性与不可替代性；而且便于展示，展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其最大价值的主要手段。当然，这种保护是一种静态保护，上世纪80年代的武术挖掘整理运动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但不宜作为主要手段。就现有科技水平来看，传统武术再现的最为简单、最为便捷的方式，莫过于多媒体记录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几乎不占用物理空间，或可忽略不计。(2)可以方便灵活地进行图文声像与数字信息的双向转换。(3)可以方便自如地对资料进行修改、编辑、排序、移位、备份、删除和增补。(4)可以高速、便捷地通过网络进行传输。(5)可以方便、迅速地进行检索、调用。(6)一次性投入，投入产出比高，便于市场运作。
3．3 整体保护
传统武术的整体保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能体系的完整，一是生存环境的完整。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多种技艺和技能共同构成的，如果置其它技艺于不顾，只保护其中的某项技艺，即使保护得再好，这种技术也不可能完整的传承下来。传统武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融会了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传统武术不仅包括习练方法、套路种类、技法运用、理论体系等，还包括门派典故、武林轶事、礼节仪式、练习口诀、传承制度等多种形式，它们一起构成了传统武术的技能体系。
任何遗产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传统武术产生于农耕文明，鲜活的存在于民间，离开了民间的文化土壤，传统武术就变成了空中楼阁。人们有这样的共识：“学习少林功夫要去少林寺，学习陈氏太极拳要去陈家沟”，就是重视传统武术文化土壤的最好注解。
3．4 原真性保护
根据文化现象所表现出的某些基本形态，可以大致将文化区分为“原生态文化”与“次生态文化”两类。所谓“原生态文化”，就是指历史上创造并流传或保存至今的、未经任何刻意改变的传统文化；所谓“次生态文化”则是指那些在传统的、在原生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正是这种未经“污染”的原生态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佼
佼者。
在金牌导向的冲击下，传统武术已经出现了异化，有些传统武术套路具有了长拳味道，充斥着高、难、美、新的动作，正在失去传统武术古朴、实用、精悍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意对“原生态”传统武术的保护。
3 5自主化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主体是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而不是一些政府、商界、学界或新闻媒体，要积极发挥传承人的传承自主性，禁止某些机构越俎代庖。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武术搭台，经济唱戏”，不顾武术传承和发展的本质规律，拔苗助长，使民俗变成了“官俗”。对这种倾向要坚决抵制、克服。
3．6 濒危遗产优先保护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承人的病危或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成为濒危遗产，譬如《二泉印月》等著名民乐就是在艺人阿炳病重的情况下由音乐家杨荫浏等人抢救保存下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都提出了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标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也制定了具体的评审标准，这三个权威文件都指出人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出现某种程度的生存濒危性。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来看，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如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杨氏太极拳和陈氏太极拳，是在中国乃至世界开展最为广泛的太极拳种类，其理论研究书籍汗牛充栋，习练人群数以百万计，它们的濒危性比起其它种类太极拳要差很多。
3．7 保护与利用并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科学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还具有经济价值，发掘、利用好它的经济价值，十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1982年上映的《少林寺》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武术热潮，这股热潮让少林寺禅宗祖庭的地位在少林功夫面前相形失色，这对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文化内涵博大精深的名刹来说多少有些尴尬，但少林功夫给少林寺带来的变化却是无法回避的。根据门票统计，从1974年到1978年，少林寺总共的游客是20万人左右，1982年达到了70多万人，1984年达到260多万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游客基本稳定在每年150万人左右。在武打影视：武侠小说的巨大影响下，少林寺以武扬名，少林功夫俨然已成为中华武术的名片。在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少林寺有了充足的财力对少林功夫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整理，建起了网站，组织了少林武僧团，创办了武术学校，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
传统文化本质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武术；资源；开发
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今天，在文化、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传统武术正在受到冲击，一些文化特性正在消失。因此，在目前这种状况和形势下，利用国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而加快对传统武术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刻不容缓，且意义重大。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1.1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举措
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保护物质类遗产需要，提出了“世界遗产”的概念。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见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本公约在2006年起正式实施。
1.2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人类的共同财富，发掘、传承、保护它不但体现着现代人类对于自己祖先的尊重，也更体现着对于我们自己历史的善待。随着近几十年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内综合国力逐步提高及民族意识理性回归，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我国2002年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人大常委会1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简称“非遗法”）无疑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也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有基本法可依的新阶段。
2.民族传统体育――传统武术现实中存在的难题状况
我国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传统武术作为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至今的，以套路、散手包括功法练习为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传播方式，以提高道德修养和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传统武术符合它的内容要求，完全可以根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特点等进行保护[2]。
2.1传统武术技艺失传现象
“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和社会环境，正在逐步走向消亡，这种现状实在令人堪忧。”[4]传统武术是流传着民间动态的、活的文化，需要靠口传身授、手把手的指点相传这样才能把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看不着、摸不到的运动性文化传承下来。当武术在流传过程中，传授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技艺不被其他人超越或有私心往往不会把自己掌握的武术技艺完全的传授给学习者，这就在传习过程中造成了传统武术技艺一代比一代传授的少，造成了一部分技艺的失传；武术门派众多，传授武术技艺时都有自己的门派规约，择徒而授、传男不传女、不立文字、口传身授、传统武术传承人突然的病危没有把技艺流传下来等致使一些技艺没有流传下来而失传[3]。
2.2传统武术继承人现状
传统武术扎根在农村，农村经济的落后及生活的贫穷，现实地影响了下一代练习传统武术的积极性。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青年一代崇尚现代文明，很快的接受了外来生活方式与文化娱乐方式，崇拜外来文化。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技艺逐渐失去兴趣，不愿学习继承，导致一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吸引不了青年人的目光，濒临失传危险。随着社会崇拜趋利化、金钱化特征的显现，年轻一代不留恋与农村，而是通过考学、打工到城市工作、生活，改善落后时代的现状。传统武术传统主体散失，极大地影响到了对传统武术技艺的传授，造成了传统武术继承人断代现象的发生。
2.3对传统武术保护过失
国家体委在1979年1月下发了《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1982年12月召开了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随后成立了武术挖掘、整理领导小组，自1983年起，全国各地的武术挖整工作逐次展开。然而因为后续工作没有持续跟上，而导致了一部分文献资料发潮变霉、一部分录像带遭到损坏，造成了挖掘、整理后资料的再次损坏无法弥补的遗憾。挖掘、整理工作是一件长期的、持续的工作，而不是一阶段性的。
3.政府对民族传统体育―传统武术保护措施
传统文化本质篇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螳螂拳”的基本概况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文化遗产就存在形式而言，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它包括古遗址、石刻、壁画、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上各时代的艺术品、文献、手稿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某些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区、名镇等。各国对于它的重视和保护，甚至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这种文化遗产是看得到、摸得着的，只要不丢失、不损坏，加上保存方法得当，它基本上可以长期存在，因而保护起来也更容易一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口述或无形遗产，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并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明确指出：“在本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该公约，2011年6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螳螂拳”的基本概况
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武术十大流派之一的“螳螂拳”产生于明末清初，由清朝初期山东农民起义领袖、崂山华严寺方丈于七（王郎）创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螳螂拳”已非常普及，传播村庄达54个，拳房遍及城乡，目前全青岛市练习者达几千人。2004年5月，首届“崂山杯”“螳螂拳”比赛在崂山华严寺举行，时至2007年第三届“螳螂拳”大赛，已经有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选手参加。“螳螂拳”流传谱系清晰、明确，地域文化特色浓郁，其旅游价值和广告效应不可估量。“螳螂拳”具有非物质性、价值性、传承性与创造性等特征，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归属“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别。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螳螂拳”保护现状
随着农耕社会“文”、“武”并重的科举制度消失使得“螳螂拳”所依附之社会经济环境不复存在。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武术作为大众且唯一的防身技能的时代已然改变。原本的功能性也逐步变弱。宗法体系下产生的“父传子”、“师传徒”模式在现代文化背景下颇为乏力。传统“螳螂拳”对体、智和武德的苛刻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螳螂拳”从最初的注重军事技能，防身技能的搏杀性质已经逐步转变为健身运动、体育竞技、武术表演等技艺性质。在此过程中“螳螂拳”与其他传统武术一样也遭受着国外与商业化推广紧密结合的各种流行武技，如“跆拳道”、“拳击”等的强烈冲击。其发展方式不转变则其消逝命运不可逆，转变又面临着人力物力的投入和激烈的竞争。有鉴于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螳螂拳”的保护工作需要社会的普遍参与。其中，政府应为保护的主体。“螳螂拳”是在民间由民间艺人代代传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时间性等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加上群体的保护意识不强，使得民间的自发传承已经比较困难。因此，“螳螂拳”的保护工作中政府的行政决策、组织、统筹作用应占主导地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螳螂拳”保护的内容
1.“螳螂拳”真实性的保护。“螳螂拳”的保护工作不但包括了“螳螂拳”实体的保护，还应包括其文化特征的保护，在确保实体不致失传的基础上尽力保留其“本味”才能保证真实性。
“螳螂拳”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不能被简单地认知为单纯搏击技能，练习者也并不仅仅是套路或散打招式练习，而是一种身心的修练，散发着文化的气息。在对其进行竞技化尝试、经济效益挖掘等与现代相适应的创新保护的过程中，不能过分地强调其单一的功能或价值，也应保留其独特桩法、劲力和格斗特点，确保其文化性不受损害。此外，进行历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时应在尊重史实的原则下合理处理民间传说。运用创新机制为“螳螂拳”创造新活力的同时，要以继承真实传统为原则，避免出现伪传统。
2.“螳螂拳”完整性的保护。“螳螂拳”的生发环境、传承谱系、武德与武艺等组成了一个有机文化整体。我们既要对其实体进行保护，也要对其文化特征进行分析、记录和保护。对于“螳螂拳”实体的保护包括：练习方法、技巧、口传身授的形式、训练方法；师徒、门派的传承关系；独特的劲力和格斗技法；传统拳谱、口诀、歌谣等等。“螳螂拳”的文化特征包括：其地域、民族特征；发源、传承历史；各流派的传承脉络、谱系结构；师与徒的礼仪规范；服装服饰、仪式等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对于“螳螂拳”实体和文化特征能够予以保留保护的，应尽量保留保护；对于因历史原因已经失传或丢失的部分，尽量寻找和挖掘；对于无传承人导致无法继续流传的应利用现代科技予以保存；对于重要文物则应交由相关文化部门予以妥善保管。
对于“螳螂拳”完整性的保护是与对其真实性保护相一致的，完整是真实的完整，真实是完整的真实。只有完整的还原并保存真实的本貌，不片面强调、夸大和过度的开发其任何一个侧面或功能才是对传统的最大保护。
3.“螳螂拳”传承性的保护。对于“螳螂拳”传承性的保护是建立在对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基础之上。只有对传承人群体以及其生存与传承的文化空间实施整体保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性保护。其中有效的传承人机制的建立与推广是保证传承性的关键。
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使其沿袭的个人或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载体，也是保护的重要对象。“螳螂拳”能得以沿袭至今，靠的就是一代代传承人的努力。传承人制度应该包含：传承人的认定方法与制度；明确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传承人的培养与奖惩机制；调节传承人群体的年龄构成，避免传承人群体过度老龄化导致失传；必要的资助模式与方法等具体而有层次的制度。
4.“螳螂拳”连续性的保护。“螳螂拳”的保护工作应在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需要长期的、连续不间断的进行。不可仅限于发掘、抢救和保存，而是要坚持连续性原则，继往开来，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机制。在保证其健康发展的同时，也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传统技艺与现代需求和谐共存；“螳螂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长久流传，发掘其内在及周边相关文化产业并加以发展，其空间巨大；“螳螂拳”的技击理念和智慧结晶若为影视、文学等文化产业合理利用，经济效益可观；“螳螂拳”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也为旅游、广告等产业提供了大量资源。而“螳螂拳”的资源开发远远不止于此，当其经济价值得到发挥并反作用于保护系统之时，“螳螂拳”的保护工作也便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立法不够完善。我国“文化遗产品类的多样性，文化遗产现实状况的复杂性，需要更为具体的分门别类的专项法规和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调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关系的基本法，是一个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其规定只是方向性的、原则性的，难以充分、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如“螳螂拳”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力不从心。
2.权利主体难以确定。民俗学理论认为，每个生活阶层的人都有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而且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每一个讲述者、表演者或演示者都可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变异作出贡献。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不同，前者具有很大的不特定性和很强的群体性，主要应包括原创人、传承人、传播人等，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明确界定某个权利人或某个权利群体。
3.各方参与不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存在着“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热的一头是政府（特别是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济价值，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而不断地鼓与呼，而作为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主力军的民众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其积极性并不高，从而导致开发的力量不够、效果不佳的状态，更不用说保护了。
4.法律保护意识淡薄。近几年，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级政府和文物行政部门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进行了大力宣传，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意识仍未深入人心。尤其是一些政府领导干部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执法观念、广大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不够深入全面、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设施的违法违规事件时有发生等等，这些问题表明我国尚未形成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意识。
5.保护工作上存在误区。部分人员存在重申报而轻保护、重开发而轻管理的思想认识，把“申遗”的成功当做目的，当做“政绩”，而成功之后一般就不再考虑或很少考虑了；有些人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软任务”，视经济建设为“硬任务”，认为抓后者能够显示“政绩”，而抓前者则很难有成绩，因此，在工作上不重视，经费上不支持；还有一部分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是“一阵风”，过一段时间后就会过去，因而得过且过，采取应付态度，如此等等。
6.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发利用走入歧途。由于受全球化、现代化和旅游事业发展的影响，许多地方的文化遗产表演，不按遗产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来办，而是通过大量“排练”和“复制”一些所谓能够代表当地人文景致和文化特色的“遗产表演”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螳螂拳”法律保护的路径研究
正确认识“螳螂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别属性，有的放矢地对其进行完备的法律保护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回避的历史重任。鉴于现行法律在中国传统武术的保护上仍存在相当的缺陷，并不能保护好“螳螂拳”。为此，我们应该坚持立法保护与政策保护相结合、政府保护与民间保护相结合、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相结合、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科技、文化、教育、法律等多方面进行保护，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长效工作机制。
（一）修改《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根据法律规定，“螳螂拳”套路应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但是《著作权法》第三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所规定的作品具体范围中并未明示包含中国传统武术作品，因此应将武术套路明确纳入和杂技、舞蹈作品并列的同种类型作品中。具体措施是，在《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三项增加一类“武术套路”作品或者将第三项表述为“……杂技艺术等表意类作品”，这样就能够将武术套路涵盖入本项。《著作权法》第十四条关于汇编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发掘整理的人可以依据此条受到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二款只规定了商业秘密的一般条款，但没有对商业秘密进行一个列举式的细分，这是各国通行的立法例。中国竞技武术中的先进技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以及健身武术中的一些“养生之法”是否属于该条中的商业秘密，尚待立法和司法实践明确。我们可以通过司法实践，将中国竞技武术中的先进技术、训练和恢复方法以及健身武术中的一些“养生之法”确立为一种商业秘密，从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保护。
（二）尽快制定出台《中国传统武术保护条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普遍的世界性问题，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本土文化受到冲击是个普遍问题。1950年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的制定颁布，标志着世界各国开始对本国的无形文化遗产给予特别关注。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施行，政府的重视和法律制度的健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以该法保护中国传统武术时，并无具有针对性且可直接适用的实施细则。既然，对于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中药和传统工艺美术，国务院分别制定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和《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那么由国务院制定《中国传统武术保护条例》同样大有可为。
《中国传统武术保护条例》中应当规定以下制度：第一，国家及当地政府对传统武术予以保护和扶植的义务：第二，对传统武术各门类的确认归属制度与传承人认定及保护制度；第三，对中国传统武术的使用管理制度，包括合理使用制度、商业利用制度和对传统群体以外的人对武术的使用限制制度；第四，明确中国传统武术受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保护这一原则并细化相应的具体措施；第五，对中国传统武术挖掘、传播有突出贡献者的奖励制度；第六，防止珍贵的资料流失海外及涉外诉讼救济措施；第七，相关群体及个人义务，尤其是保密义务，违反义务的罚则等。
（三）注重“螳螂拳”域名权的保护
域名也称为网址，是在互联网上的特殊的身份通行证，域名权是入网者在互联网上的专有的身份权，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具有财产价值。某些心怀叵测的单位或个人为达到阻止他人入网或恶意索取高额转让费的目的，往往会抢先将文化遗产名称、知名企业名称或著名商标作为自己的域名申请注册。我国近几年来不少知名企业的商号和著名商标被外商抢注为域名，已造成了不少损失。国内也出现了许多恶意抢注域名的事件。
目前，“螳螂拳”传承人已经认识到了保护域名的重要性，早在2004年太极螳螂拳的李飞林师傅就自己注册了这一域名。笔者认为，相关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把这个域名作为政府的官方网站而使用起来，从而协调“螳螂拳”各门派的传承与繁荣。还可以将汉字“螳螂拳”注册为域名，以便和商标、地理标志协调统一，一起保护“螳螂拳”各方主体的利益。
（四）给予“螳螂拳”证明商标保护
证明商标有原产地证明商标和品质证明商标两种类型，就青岛而言，前者有“大泽山葡萄”、“王哥庄馒头”等，后者如“绿色食品”标志等。在我国的传统武术领域，也有申请商标注册并取得成功者，如“崆峒山武术”商标就在2010年经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注册。但是武术功夫、武术门派等遭到其他商品、其他国家抢注商标的问题却也屡见不鲜。“青城派”成为了酒类商标；“真功夫”成了餐饮连锁企业名称；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几乎将以“少林”为内容的商标一网打尽，其中包括“少林寺”、“少林功夫”、“少林武术”、“少林拳”、“少林全套功夫”等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商标。
2008年12月，烟台市武术运动协会正式将“烟台螳螂拳”上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商标局正式受理申请，并审定“烟台螳螂拳”商标持有人商标在制造业、社会服务业等方面使用。笔者认为，“螳螂拳”作为一种集传统人文知识和传统科学知识于一体的传统知识，其发源于崂山华严寺，盛行于胶东半岛，蕴含着底蕴深厚的齐鲁哲学、医学、美学、艺术、伦理学、宗教等思想，是胶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螳螂拳”申请证明商标保护势在必行，但是由谁来申请以及商标名称的确定需要审慎的研究。
（五）明细“螳螂拳”的权利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确定应当反映来源群体与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与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与传承人二元权利主体模式，以更好地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与传承的客观规律以及国际公约的立法精神，同时也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一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确定的明晰化，不仅可以适当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权利的归属主体，还可以有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权利侵权事件中民事诉讼主体不易确定的难题。
（六）建立法律制度配套体系和法律救济机制
“螳螂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应与我国目前已有的文物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工艺美术和风景名胜保护区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体系相结合，以形成一个综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以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发扬。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应该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和机制。具体可包括：对于故意或过失侵害、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直接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行为，应当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各级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营私舞弊的，依法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负有传承义务的传承人，若疏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由该级文化行政部门发出警告并限期改正，若无视警告并进而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甚至灭失者应追究其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七）明确地方政府在“螳螂拳”保护中应肩负的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政府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适合的主体。对于传统知识我们不应陷人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怪圈，而是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保护传统知识的目的和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价值；将保护传统知识视作一种体现相关社区民众的期待和愿望，并促进国内国际政策目标实现的工具。具体到“螳螂拳”保护而言，由山东省政府或青岛市政府来制定并组织执行具体的保护规则应当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些保护规则应当包含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组织“螳螂拳”普查活动并建立数据库。组织力量全面开展对“螳螂拳”的普查、搜集、记录、整理工作，摸清家底，将获得的结果分类整理，应用电子技术进行管理，建立并更新“螳螂拳”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库，记录其流传、遗存等情况。
二是建立“螳螂拳”传承人认定与保护制度。认定“螳螂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在对“螳螂拳”传承人的保护中，借鉴日本政府的“人间国宝”制度：一方面政府财政给予一定数额的传承补贴、提供必要的传承活动场所、提供技艺创新条件等各项措施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另一方面要求代表性传承人履行传承义务，培养后继人才。
三是建立保护地和旅游区，促进区域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螳螂拳”的发源地崂山华严寺其文化积淀深厚、特色鲜明、有广泛群众基础且自然环境保存比较完整，完全可划为文化生态保护地；将一些具有世代研习“螳螂拳”传统的村寨作为文化生态村进行生态意义上的保护。
四是健全制度，防止“螳螂拳”实物、资料等的流失。在普查工作中收集到的实物、资料等，应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妥善保管；境外组织和个人在境内开展调查的，应当与国内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行，防止珍贵的遗产实物、资料流失海外。
传统文化本质篇8
进行舞蹈文化教育,舞蹈教材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首当其冲。在舞蹈的教材与舞蹈教学中,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既是一个无法回避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释义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通常我们把文化概括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简言之,物质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不仅包括某一民族在社会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为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期社会成员所共有,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社会实践的一切文明成果。在我国,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对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人们意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密切关联度,它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关系、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
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舞蹈艺术是传达或表现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如今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舞蹈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增入的舞蹈文化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的游弋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对。
如何使舞蹈文化教育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呢?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舞蹈在传承传统文化时要创作和发展,就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
二、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定位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
传统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文化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如唐代的乐舞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乐舞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剧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
舞蹈院校的舞蹈教育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也就是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中,优秀的舞蹈人才和舞蹈作品不断涌现。一部好的舞蹈作品的创作,一定是从内心到动作的浑然天成、和谐统一。它是既立足本族传统,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富有现代人的情感,将外在的舞蹈技法与内在的情感表达巧妙融合,而展现的超然艺术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朝鲜族舞蹈作品《扇骨》以它特色的朝鲜族舞蹈语汇和深刻的民族底蕴赢得了众多专家和观众的喜爱与肯定。《扇骨》作品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随着时代审美变迁而有的新体会,在提炼出朝鲜民族具有典型特征的舞蹈语汇的同时融入了编导个人的性格与情感,这样一部作品满足了观众的一份期待――通过舞者身体中流露的沧桑与坚韧,透出朝鲜民族特有的骨气与尊严,表现艺人不随遇而安、不急功近利的人生况味。朝鲜族女子舞蹈一般传统展现的风格优雅而深沉,韵律细腻而含蓄。而《扇骨》的编导张晓梅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位一身傲骨,透着坚韧、刚烈,一位痴迷执着于舞蹈的朝鲜族女子。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观众来解读一位朝鲜女子的人生与情感,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舞蹈艺术是一个情感、观念、信仰、文化交织的精神集合体,多种形态但又具有整合而一的民族性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即是这种民族性以及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在舞蹈艺术中以今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传统的新生是一个民族层面上的典型精神产物。这不只是单一舞种的文化传承,而是通过舞蹈这种客观的文化现象沿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稳固民族之本,扎深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三、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继承
传统文化本质篇9
摘要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的国家，然而对于人类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与特质，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及娱乐性等特点，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及对外弘扬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针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现状，审视自身，放眼国际，并从中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策略。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代人独有的文化基因及共有的文化记忆。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我国文化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问题越来越受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我国少数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研究对象，主要选取云南省各地少数民族、湖北省恩施少数民族等。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2.逻辑分析法。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民族传统体育
经过不断的研究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逐步明确。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在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条文。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有了具体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是指被各小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第五条就是传统体育和游艺。
（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是指它的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目前，从我国已开发和挖掘出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看，大部分都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非物质性。民族传统体育本身没有实体性，需要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身体活动（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才能表现出来，才能被人类所认识、欣赏或共享，这是与物质文化遗产最显著的区别；2.民族性。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是指其代表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独特性质。民族传统体育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休闲娱乐、宗教祭祀、军事战争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的中国人民创造并发展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
（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现状
1.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范围难以确定
要立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权利的归属问题，即要明确民族传统体育的权利主体。权利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可以是国家、社群集体、个人等。第一，国家成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其具体权利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第二，群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所以集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也是最为常见的情况；第三，个人也可以成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从法律角度看，个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2.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时间期限矛盾
在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各国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有一定期限的，保护期限结束则进入公有领域不再保护，商标权也是有一定期限的，期限结束可以申请续展。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性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过程，作为一个民族或群体短时间内不会消亡，其蕴含的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也不会消亡，民族传统体育是世代延续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传播时期，也是创作时期，在一种“叠加式”的积淀中产生又变异、变异又新生。其价值往往随时间的流逝而增加，体现出历史的传承和积淀，经历了长期积累和传承而得以延续，很难适用知识产权保护期限要求。
三、结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第五条就是传统体育和游艺。
（二）当今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遭遇严重的困境，中国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化保护法律法规欠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难以定位，无法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
（三）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遭受冷落与缺失。工业化、现代化给我国民众带来了便利与财富，也带来了破坏与功利，部分人群在快节奏的今天，抛弃传统，追求新奇。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本质篇10
【关键词】传统武术；竞技武术；武术文化；技击性
【中图分类号】G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5-0074-2
一、传统武术在高校积极开展的必要性
（一）高校武术本质的丢失——技击性
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功法、套路和搏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文化是以攻防格斗为目的的人体动作为核心的人体文化。要想让学生打心底认识和熟悉中国武术文化，就必须以武术的本质为核心，教授武术动作。现在，国内高校武术主要是以竞技武术套路为主，部分学校开设了武术散打等竞技武术内容。正由于竞技武术套路的繁荣发展，使得武术的发展脱离自身的本质，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竞技武术套路本身没实际的攻防意义。竞技武术套路是人们在新时代对武术的新认识和新的发展。根据奥林匹克精神，武术工作者提出了竞技武术套路技术要走“高”、“难”、“美”、“新”、“真”的发展道路，使竞技武术套路更有可比性和观赏性。武术竞技套路从无到有，就注定其发展将脱离武术的本质——技击性，走上一条以表演、观赏为主的竞技体育道路。二是教学过程中，对美、难的过度追求。在武术的教学过程中，动作的标准性不仅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准绳，更是是教师衡量动作质量的唯一准绳。艺术美是武术套路运动的一个重要运动表现，武术套路运动是通过两种形式表现艺术美：其一，表现‘外’的形式美；其二，表现‘内’的意蕴美”。不管是外在形式美，还是内在的意蕴美，最终都落在一个“美“字上。从而忽略了武术的实用，甚至根本就没有将武术的实用性纳入竞技武术套路中。武术课程教学在普通高校中开设比较普遍，但是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即学生希望更多地学习、了解传统武术方面的内容，可能是因为传统武术中凝聚着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攻防格斗技巧，更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
（二）高校武术文化内涵的缺失
传统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本质的基础上，融合了不同时代的不同学理的相关知识和思想，特别深受中国传统自然观、哲学、医药学、兵法学、伦理学，以及审美学、宗教观念等滋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武术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武崇德是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内涵。武德是指对习武者行为规范要求的总和，用来协调习武者与他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德”与“艺”的统一。主要表现为“仁”、“义”、“礼”、“信”、“勇”等方面。武术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武术技术动作；二是武德，在高校武术教学内容中，武德并没有被当做武术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学生学习武术后，连武德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期待学生能领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也正由于教学内容中文化部分被忽视，而会造学生学习了武术，却不懂得武术的文化内涵，而对于未学过的同学，则会使学生产生思维误区，认为武术就是“耍耍”套路而已。比如武术的抱拳礼，看是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如果不将其贯穿在每次课的内容中，就会失去武术的课的特色。相比国外的技击术，如跆拳道、空手道、泰拳等格斗技术，无不将本国的礼仪文化贯穿于其中，用以提升其竞争力，促进本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武术确实要逊色许多。
二、传统武术在高校积极开展的困境
（一）传统武术师资的匮乏
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传统武术是中华武术的母体，是现代竞技武术的发展的基础。近现代以来，我国传统武术却因种种原因，发展滞后，已经处在逐步消亡的状态。全国各地方、各门派的老拳师都相继离世或退休，传承内容大幅度递减，这使得传统武术的习练人群逐渐萎缩，再者，现代竞技武术在社会、学校的大事推广，致使传统武术后备人才出现断层想象。有调查发现，目前民族传统体育教师专业方向的分布情况不平衡，套路的占57%，散手的占26%，民族民间体育和传统体育养生占17%，由于以前民间体育、传统体育养生多以民间传统方式流传，进入学校较晚，使得这方面的师资严重缺乏。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的年轻武术教师都是练竞技武术出来的，对传统武术了解和练习较少，造成传统武术师资的相对匮乏。传统武术在学校开展得好与差，决定于学校对传统武术的支持力度。从学校利益的角度来说，学校基本不会花费许多额外的物力、人力、财力，引进传统武术人才，以弥补学校原本传统武术师资相对匮乏或没有的状态，这都会直接影响传统武术在高校的积极开展。
（二）传统武术自身的制约因素
传统武术种类繁多，理论丰富。在1983—1986年的传统武术挖掘整理的成果中，就套路而言，自成体系的拳种就多达129个，拳械套路近5000种，吸收过去不同时代的不同学理的相关知识和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武术的发展在吸收文化精华的同时，一些消极的思想没有得到有效的过滤，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有着深厚的关系。在流传过程中，一些不讲科学，甚至故弄玄虚、迷信色彩的东西，也参杂进来。数千年以来，传统武术的传授方式非常狭隘，门派意识表现突出，传授时，“传内不传外”、“没有合适的人选，宁可失传，也不轻传”。等思想，以及“十年磨一剑”，“台上分钟，台下十年功”超长的习练周期，都会影响传统武术在高校的广泛开展。
（三）传统练武人才的“生存”岌岌可危
生存是人的本能，古代练武或从军或健身、自保，由于当时的社会形态，使得练武受当时社会的青睐，这都为习武者创造了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现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物资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已由物资层面转向观赏、娱乐等精神层面。在社会和谐的环境下，武术的本质价值已经逐步退出了社会的主要需求，而武术的健身、娱乐化逐渐成为引导武术发展的主要方式。学校是培养练武人才的重要场所，其“生存”显得尤为重要。就业是每个学生毕业后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目前，我国的高材生就业压力极大，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无法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而另某它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生，主要以武术专业为主，现阶段，中小学成为学生就业的主要去向。从1961—2012年以来，中小学武术教学内容主要是以竞技武术套路为主，这也就决定了，高校培养出的后备人才，必须以练习竞技武术套路为主，才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保障。反之，作为传统武术，除了练习其本质——技击性外，更多的是强调思想上、境界上的升华，重点也就落在人的精神层面。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曾经说过，精神层次在物质层次之上，也就是说，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前提，而就业就是为了先满足人的物质生活，为以后的精神生活提供保障。传统武术的习练会缩小学生的就业面，无法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这可能是影响传统武术在高校积极开展的重要原因。可这一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无法改变。
三、促进传统武术在高校积极开展的对策
（一）采用“引进来，送出去”方式，丰富传统武术师资队伍
目前，国内传统武术师资正在紧缩，其直接表现为武术老拳师、习练人员的减少，这都会直接导致传统武术师资储备的不足。高校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渠道，亦是培养后备人才的场所，因此，在学校传统师资队伍不足的状况下，应该多组织师资培训，以丰富传统武术师资力量。可以采用“引进来，送出去”的方式，学校可以外聘民间的老拳师、武术大家作为学校师资力量来校讲学，传授专业技能，如北京体育大学等，就经常邀请武术名家、老拳师进学校授课，传授原汁原味的传统武术内容，讲解武术文化；也可以有计划的将学校年轻的武术教师外送学习或进修（传统武术），以解决目前学校传统武术师资不足的问题。
（二）传统武术辅助竞技武术协调发展
竞技武术套路坚持的发展方向是高、难、美、新、真，练习者“超人”的舞台表演，不仅给大众奉献出了新时代的风韵，更为观众提供了高质量的精神享受。传统武术的主要根源在民间，内容丰富，不仅表现了武术的本质特性，更能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武术具有丰富的技击内涵，以及独特的文化内涵，而竞技武术则更适合时代的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各有其优缺点，现代竞技武术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武术这一丰富而厚实的基础资源，传统武术是根本，竞技武术是龙头，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可以通过竞技武术培养学生的各项身体素质以及武术中的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等，通过传统武术的学习，培养自身的攻防技击意识以及用武术文化引导和养育习练者。这样不仅能满足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更能弥补现代竞技武术的不足，培养出能满足现代需要，真正“懂”武术的专门性人才，促进中华武术的传播和发展。
高校是民族文化传播和传承的渠道，也培养人才的场所。目前，高校武术教学内容主要是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竞技武术套路坚持的发展方向是高、难、美、新、真，虽说它的发展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但是其发展已经丢失了原有的本质——技击性；而散打虽突出了技击性，但是，却缺乏民族文化的蕴养。传统武术内容丰富，不仅很好的表现了武术的本质，更能在一招一式中体现出东方文明古国特有的文化，但是在高校积极的开展中，由于传统武术人才的紧缩、传授方式等方面的特点以及现实的“生存”问题的影响，使得传统武术不易开展或开展的比较艰难。其中就业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但是学校可以采用“引进来，送出去”方式，培养师资力量；采用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协调发展的方式，将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在教学过程中融为一体，培养出“能”武、“懂”武的专门性人才，促进武术的传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彭福栋.试析武术文化的特性[J].武汉体育大学学报，2007（5）.
[2]秦子来.普通高校武术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
[3]蔡仲林，罗远东等.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本科）专业办学现状调研[J].体育学刊，20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