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1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浙江省；经济；发展
一、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必然发展趋势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下，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相继形成。在产业分布上，现代工业集中在城市，传统农业集中在农村，城市享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处在落后状态，由此形成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并存的区域“二元”社会结构，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城乡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差距越显突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越明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到了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时候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经上升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主题。
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发展的水平紧密相关。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发展上产生的差别，是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城乡分离和对立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和良好愿望，归根到底靠社会生产力发展来实现。生产力发展达不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失衡就不可能消除，城乡关系的完全协调、融合也不可能实现。与过去比，我国城乡生产力均有迅猛的发展，在经济不断增长，社会全面开放的今天，我国城乡联系日益紧密，城乡相互作用也日益加强，无论是传统的城市发展观还是传统的农村发展观，最终都将被现代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观所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城乡之间互为开放和互为关联，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表明，城乡之间的分割、封闭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随着城乡物质财富的不断扩大，必将一点一滴地填平城乡之间存在的鸿沟，一步一步地缩小城乡之间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别。城乡从开放到协调，再到城乡融合即一体化，这乃势所必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无疑为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提供了新的的发展思路。按照这条发展思路顺势而上，我们就一定能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决定了我国城乡协调融合发展要走城乡一体化。
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3000美元门槛时的基本趋势和特点
经济高速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从国际国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左右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以下一些趋势和特点：
1、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前后发展阶段，一般经济保持了左右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日本、韩国分别保持了12年和11年的高增长。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此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保持在10%以上。人均GDp水平加快提高。研究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2000美元，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再从3000美元到4000美元，所用的时间逐渐缩短，而且较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提升的速度相对较快。因为，后起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借鉴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引进先进技术等手段来加快发展，形成所谓后发优势。
2、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从反映经济效益状况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看，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增长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研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变化轨迹，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人均GDp2000美元前，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进到入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阶段，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而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就开始显现。
3、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聚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美国、日本及香港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人均3000美元左右阶段，明显呈现出一产持续下降，二产稳中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均超过50%，居三次产业之首。国内部分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也与国际经验趋向一致。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化工业比重明显上升。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历程看，人均美元左右阶段，工业结构重心呈现出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的趋势。国内部分省市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
技术创新日趋活跃，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技术创新经历由引进为主到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发展过程，高新技术产业也呈迅速发展趋势。城市化发展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当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为500美元和800美元、1000美元、1000美元以上时，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2.7%、60.1%、63.4%和65.8%
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是相当快的。外贸外资快速增长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出口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55~1970年间，日本进出口贸易一直以15%到20%的速度递增，确立了日本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支撑了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经济外向度提升很快。深圳尤为突出。
随着发展阶段的升级，各国普遍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加紧资本输出，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资本输出国之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住房轿车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国民核算年鉴》资料，对美国、日本、韩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分析，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二是衣着类、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支出逐步下降，三是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其他消费比重迅速上升。国内部分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也与上述国际经验趋向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住房、轿车的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根据联合国相关资料，人均GDp800到8000美元之间为房地产业的起步和快速上升阶段，只有当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以上时，房地产业才步入下降阶段。据北京统计应用研究所研究分析，人均Gnp3000-5000美元之间，大部分国家的小汽车千人拥有水平为100辆左右，随着人均Gnp的增长，小汽车的拥有量呈上升趋势，在人均Gnp达到25000-30000美元之后，又出现下降。目前，国内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住房和轿车热销的势头。社会发展指标快速提高经济社会趋向协调发展。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
二、浙江省“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十一五”期间可达10％。根据国内外经济增长一般规律，今后5-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浙江省经济有望继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到2020年，经济总量突破30000亿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
第三产业成主导，先进制造业基地建成。今后5-10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浙江省第一产业比重还将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从发展趋势看，重化工业比重上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一批钢铁、机械、石化、汽车等重化工业，同时，培育形成一批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5-10年的努力，建成若干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高附加值特色产业为支柱，高度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消费奔向10万元级，城乡居民生活步入富裕。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将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住房、汽车、教育、旅游为主的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消费能级将不断升级，从目前以家用设备为主的千元级、万元级的小康型消费，向以住房、家用轿车为主的10万元级的富裕型消费转变。
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根据国际发展经验，浙江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预计到2020年，境外投资企业总数将超过6000家，基本建成国际营销体系和国际生产体系。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进出口贸易将继续快速增长，有望保持年均增长10%到20%。到2020年将接近400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110%。同时，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逐步向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利用外资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按目前发展态势，到2005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有望突破100亿美元。同时，更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将进驻浙江省，形成内外资企业融合互动、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2020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为51.9%。但2003年已经达到53%。根据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现状，对照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浙江省将逐渐进入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文明加速普及、城乡加速融合的发展阶段。
总之，根据国内外的经验，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时，通常的规律是：开始高度重视并有能力反哺育农业农村的发展，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整个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了，所以工业的发展不再需要农业再来提供资源和积累，城市化的发展也不再依靠剥夺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进行扩张；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业从业人口开始迅速下降，比重基本上是在20%以下，农业增加值在整个GDp中的份额降到15%以下；与此同时，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文明以更快的速度向乡村辐射和传播。参照这些指标，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了，农业从业人口2008年底降到29%，城市化率按照五普己达到53%。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判断，“十一五”时期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将进入到黄金时期，省域内城市现代化和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将加速发展，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农村人口和产业快速集聚，乡村的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加速逼近城市化的目标点。
参考文献：
1、曾晓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考与建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栾胜宽、肖珍武、张力伟《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新长征2009年第1期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2
(一)旅游产业和农牧业发展态势的趋同性
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一些相关产业也得到了促进。其中，较为明显的表现是农牧业在近年来稳步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牧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取得了粮食丰收、经济作物较快发展、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好成绩。自2000年以来，旅游产业发展和农牧业经济呈现同向变化趋势。这一变化通过旅游综合收入和农牧业增加值来反映。1.旅游产业与农牧业增加值对比分析2000年以来，旅游综合收入和农牧业增加值总体上均出现增长的趋势。旅游综合收入从2001年的7.505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6.48亿元，年均增长速度38.08%。以2001年为基期，农牧业增加值从2001年的37.47亿元上升到了2012年的80.41亿元，年均涨幅为4.17%。总的来看，2001年到2012年间，旅游综合收入和农牧业增加值都表现为上升趋势。2.旅游产业与农牧业增加值的增幅对比分析旅游综合收入和农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幅度)表现出阶段性。旅游产业是敏感性产业，受2003年的SaRS和2008年3·1影响，2003年与2008年旅游综合收入都出现低谷。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后，旅游综合收入出现迅速发展的态势。2006至2007年间，旅游综合收入平均增速为59.15%，比11年间的平均增速高出21.07个百分点。2008年3·1之后，旅游综合收入增幅每年成增长态势。2001至2005年间，农牧业增加值的平均涨幅为4.05%，与2001－2012年的年均涨幅4.17%比较接近。2006至2008年间，农牧业增加值的平均涨幅为5.5%，比平均值高出1.33个百分点。2009至2012年间，农牧业增加值的平均涨幅为3.3%，比平均值低0.87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旅游业的波动性较明显，农牧业发展情况较平缓。
(二)旅游产业和农牧业发展趋势的定性分析
乡村旅游是农牧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体。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业景观、农牧业生产、农村劳动力均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且部分农牧业生产要素本身就成为了一项重要乡村旅游吸引力。旅游业同样可以反哺农牧业，乡村旅游业能够吸纳农牧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农牧业收入、促销农产品。农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效应已经不言而喻，国内外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关系。1.政策扶持与产业融合就而言，200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了《关于扶持和鼓励农牧民群众开展旅游服意的指导意见》，乡村旅游开发活动开始在区内遍地开花。2012年，自治区出台了十二五期间的乡村旅游规划，乡村旅游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乡村旅游已经形成了五大主题品牌，分别是“雪峰乡村”“高原林村”“高原牧歌”“神奇乡井”“屋脊农庄”［10］。乡村旅游已经与传统的农牧业以及新兴的高原净土产业相融合，依托农牧业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农牧业产品供给以及农牧业原有的人力资本在不断发展。从整体情况来看，乡村旅游经济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共同特点。最为明显的一点，即产业融合吸纳了农牧区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农牧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可以调动农牧民参与旅游开发和服务接待的积极性，提高农牧民的幸福指数，进一步提升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效率。因此，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农牧业经济效益与旅游产业经济效益，对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与国内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相比，虽然乡村旅游发展起步晚，发展制约因素较多，而从产业联动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高原农牧业生态景观及农产品、高原特色奶、肉制品等均丰富了旅游产业的产业链结构。农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实现了农牧业产品创新，促进了农牧业结构创新发展。反过来，农牧业的转型与发展为乡村旅游经济注入了活力，同样丰富和发展着乡村旅游经济。2.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佐证课题组于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期间，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同类型的开发模式、不同地理区位、不同发展程度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与农业融合发展。以昌都地区半农半牧县芒康县为例，该县处于滇藏线与川藏线的交界处，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该县境内沿214国道有一条旅游观光线，观光线周边分布着许多乡村旅游目的地，包括纳西民族乡(又称“盐井”)、曲孜卡温泉度假村等。其中，纳西民族乡的千年古盐田景观及当地农牧民制盐晒盐的劳作方式成为了吸引沿途观光游客的一项重要旅游资源。而旅游经济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人们传统的生产作业方式、保护了非物质文化资源，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复兴。由于旅游业的乘数效应，旅游产业链与农业相衔接，拓展了农牧产品的销售和经营渠道;农牧业的生产要素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为旅游产业提供支持与保障。国内外关于乡村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乡村旅游产业与农牧业联系地研究已经有了较好地积累。但是，通过广泛的文献检索发现，以实证研究范式分析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农牧业内在联系的文献不多。在研究对象方面，以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的报道尚未出现。综合上述论述，结合2000年以来农牧业和旅游产业经济发展趋势及相关数据，我们提出研究假设:在大力扶持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农牧业已经开始融合，旅游产业与农牧业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的关系。
二、旅游产业发展与农牧业经济增长的VaR和脉冲响应分析
产业融合与产业关联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般认为:产业耦合是对产业关联与产业融合在物理学方面的形容。研究人员将“耦合”这一概念引入产业经济研究当中，用来解释经济系统的不同子系统之间在运行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相互协调与制约的现象。纵观国内外关于产业耦合、产业关联的研究报道，可以看出该方面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概念辨析、机理剖析等方面，过渡到以定量测度为主且具有多学科交叉特征的研究层面。涉及旅游研究方面，旅游乘数效应研究是产业耦合与产业关联在旅游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研究方面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名词。已经出现的研究报道中，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工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联动、农业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研究均有表现。其中，农业与旅游产业的关联研究由来已久。然而，前期的研究文献中出现的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路径、融合动力、融合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实证论述，尚未对于农业与旅游业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较为精确地探究。因此，为了探究旅游产业与农牧业之间的内在联动关系，验证本文上述研究假设方向的合理性，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方法，选取2001～2012年的旅游产业综合收入与农牧业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变量①。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是以时间序列的统计特征为出发点，通过对经济系统进行冲击影响分析来了解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和冲击传导机制，它通常使用最少的经济理论假设［11］。本研究所选用的数据是两列时间序列数据，数据之间的关系缺乏经济理论支撑，故向量自回归模型比较适用于本研究。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常被运用于定量测量两种具有内在关联的事务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在城镇化研究(郭志义、张耀东，2012)［12］、旅游产业融合与旅游产业协整发展研究(张占涛等，2012)［13］、经济增长与相关问题研究(刘乃全等，2006;李天国，2013)［14－15］、旅游乘数效应研究(胡春林，2007;向延平、蒋才芳，2013)［16－17］等方面。该模型与其他测评方法相结合的运用均有体现。众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该方法从深层次角度能够较好地对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揭示。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来分析旅游产业发展与农牧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通常假定序列是平稳的，或者是一个确定性趋势加上平稳部分，来保证oLS得到的估计量是一致性和具有渐近正态分布的性质。然而，实际中通常遇到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如果利用经典的模型进行分析则会出现“伪回归”现象［18］。协整分析把非平稳变量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的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平稳性检验是协整分析的前提。本文以旅游综合收入来作为反映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记为t;以农牧业增加值的变化来衡量农牧业经济增长情况，记为a。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将t和a分别取自然对数，记为lnt，lna，进一步对两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5%的条件下，lna与lnt的aDF统计量均小于其相应临界值，且D－w检验结果数值接近2，故不存在单位根，认为lna与lnt的序列是平稳的。
(二)VaR模型估计和脉冲响应分析
VaR模型所依托的理论假设较少。在进行短期预测预防与分析方面非常方便，尤其是在对外生变量预测较为困难或者短期内对某些不确定因素难以把握的情况下，利用VaR模型具备较强的便利性［19］。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在一个扰动项上加上一个一次性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造成的影响，因此能够比较直现地描述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根据由模型的aiC和SC最小值来判断变量的滞后期，通过eviews3.0软件可以得到模型的滞后期为2，进一步得出了VaR(2)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以Lna和Lnt为解释变量的两回归函数的D－w值分别为1.8323和1.7646，可以认为，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性。可决系数结果表明第一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不如第二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高。在实际应用中，VaR模型的主要用处是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eviews3.0来分析旅游综合收入与农牧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脉冲响应和差分分解结果如图1、图2、表3、表4所示。图2与图3描绘出了分别给两变量施加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所带来的动态影响。图2显示，农牧业增加值的冲击对于旅游综合收入具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本期给农牧业增加值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冲击后，从第二期开始，旅游综合收入开始正向变动，并达到峰值4.21%;在第3期到第10期之间出现平稳趋势。在方差分解中，农牧业增加值对旅游收入波动的贡献小幅波动后逐渐呈平稳趋势，最大贡献值为60.58%。表明当农牧业增加值受到外界条件的某一冲击后，通过市场传递给旅游业，给旅游收入带来同向的冲击，即农牧业增加值对于旅游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且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从图3可以看出，当在本期对旅游综合收入给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冲击后，在当期农牧业经济增长便开始正向变动，增加了约0.4%。随后2期达到峰值1.4%，第4期下降到最低点1.0%，在以后几期逐渐趋于平稳。在10期内，旅游综合收入冲击对于农牧业增加值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长期逐渐趋于平稳。从方差分解的数值可以看出，旅游综合收入冲击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波动影响的最大贡献值为89.68%。研究结论表明:当旅游综合收入受到外界条件的某一冲击后，给农牧业增加值带来同向的变动，并且这种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
三、研究结论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3
【关键词】趋势外推贵州喀斯特乡村旅游
一、由趋势外推法到问题的提出
趋势外推法（trendextrapolation）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推断未来的一类方法的总称，用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其理论要点体现为：一是决定事物过去发展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该事物未来的发展，其变化，不会太大；二是事物发展过程一般都是渐进式的变化，而不是跳跃式的变化，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依据这种规律推导，就可以预测出它的未来趋势和状态。因此，趋势外推的含义可以定义为：依据经济事物的历史数据，先描述出散点图，辅之以数学模型，进而预测出未来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的数值，是一种探索型的预测法。
由上述可推断，趋势外推理论有两个假设和两个核心环节。“两个假设”：一是预测对象的发展趋势不变；二是预测对象的发展过程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两个核心环节”：一是找到合适的趋势拟合曲线方程；二是确定趋势曲线方程中的参数。进而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针对贵州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探讨，可以通过选择差分法，而采用生长曲线趋势外推法中的龚珀兹曲线预测模型；第二，其中龚珀兹曲线预测模型表达式为：其中y：观察值；：估计值或预测值；t：年次；k，a，b：待定参数。从中可以看出，在影响事物过去发展状况的因素中，选取对当前该事物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因素a，而且是以b的幂指数次方来影响，同时随着时间t的推进a与b的取值是不断变化的；第三，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曲线过程中，参数a，b，c，d…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不同的旅游主体、不同的发展事情可能代表不同的影响因素，比如：旅游者追求最大效用因素；经济利益能否持续化因素；社会文化是否达到生态效益；旅游核心产品或旅游有形产品等产品因素在旅游者当中的吸引程度等等；第四，最终确定的因变量yt+1可由前面几期的数据来拟合求出。
二、趋势外推法与贵州喀斯特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
趋势外推法作为一种最为常用的经济预测方法，是一种利用过去来推测未来状态的方法。由于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是外推法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经济发展虽有跳跃式，但主要是渐进的。通过对贵州省大量乡村旅游发展过程的总结，人们发现其中的发展过程很多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我们掌握这种经济的过去发展规律，就可以遵循这种规律进行推导，以确定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未来，这就是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外推法的基本原理。
同时，外推法所基于的如下两个假设前提是能够吻合乡村旅游发展过程需要的，其一：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决定经济的未来发展，变化是不大的；其二：经济发展过程一般属于渐进变化，而不是跳跃式、无规则的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经济形式和参与主体结构图的变化，结合趋势外推原理新的乡村旅游发展理念便呼之欲出。
三、趋势外推对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发指导——hb理念
1.贵州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回顾
在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同时，贵州乡村旅游目前主要采取了五种体制和模式，如下所述：
（1）以股份制为主的“天龙模式”：平坝县天龙镇以特有的“屯堡文化”资源，提出了“旅游强镇”的发展思路，镇政府负责旅游规划、保护资源、协调关系等软环境建设；成立旅游公司负责基础设施、项目包装等硬件建设，同时与旅行社合作开发市场。对于以天龙村为核心景区的“屯堡文化”资源，按村民房屋庭院所处的位置、观光价值，在村民自愿原则下，折算成资源股纳入统筹管理，按章分红。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村民开发经营手工艺品、参加“地戏”表演、导游解说等活动，拓宽就业门路，增加村民收入。目前，已有超过80%的村民成为股东并参与乡村旅游业。
（2）以出租反包制为主的“金山模式”：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引进客商落户金山村，成立起农业科技开发公司，以每亩800元年租金向农户租赁连片低产旱地和荒坡，首期工程已建成近千亩生态农业观光园、3000平方米竹木结构的亭台楼阁，推出集观光、休闲、娱乐、食宿为一体的旅游项目，引来游人如织。目前，金山村已有130多户农民土地出租后，又被公司反包给他们分户经营，农民从中又增加了一笔承包费收入。
（3）以协会合作制为主的“董公寺模式”：遵义市红花岗区董公寺镇，在总结过去开展“农家乐”经营中各自为政、低档次恶性竞争的弊端后，引导各村先后成立起旅游等协会开展自律和新一轮发展工作，同时采取“支部+协会”办法，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帮助解决协会活动场所、启动经费等困难，并组织协会成员外出参观学习，举办各种乡村旅游节、研讨会、餐饮竞赛等活动，使全镇旅游业升级换代，走上了服务配套的“山庄型”发展新台阶。
（4）以工分制为主的“郎德模式”：该村以“国宝”级的苗寨文物和苗族歌舞表演为特色资源，全民参与旅游业，村里根据每个村民所能担当的角色，制定不同工分标准，制作相应工分牌。游客来到寨门口，男女老幼闻声而出，或参加欢迎仪式、或参加节目表演，活动结束时，分别到发牌人那里现场领取工分牌，作为日后结算分红的根据。这种管理体制在苗寨和谐社区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5）以民办公助制为主的“卡蒲模式”：平塘县卡蒲乡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乡，开展民族文化旅游前景看好，但受到资金和人才制约，启动困难。该县制定出规划后，采取部门对口扶持办法，开展村民培训、水电路建设、房屋庭院包装、改厕改圈改厨建沼气池等工作，对旅游餐饮接待户还配送电冰箱等设备，帮助村民开发民族餐饮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如今，卡蒲村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四方来客，乡村旅游业迈上了跨越式发展的路子。
以上模式是目前开展乡村旅游的主要模式——以村寨为载体、农民为主体，它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不同的喀斯特地区，其开发乡村旅游固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所依托的开发理念肯定不能苟同，应依据本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具体条件为根本做适当调整。
2.hb理念的探索
(1)新的发展观——hb理念。hb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短视盲目的资源利用方式，认识到乡村旅游真正的限制因素不是资金，不是客源，是“有价值的旅游资源”，从而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且有度的开发。因此，hb理念的资源配置方式首先要求建立新的旅游发展评估体系，以“可持续”为宗旨，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大效益，确立真正能够体现旅游发展“质量”的各项指标，比如人均消费额，游客的逗留天数，大型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等。要确实体现旅游发展从“粗放”向“集约”，旅游战略从“硬”向“软”的转变，最终实现对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政策无论制定的多好，取得成效还得依靠贯彻和落实，所以该评估标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从根本上遏制盲目的项目投资。其次，旅游资源的增量开发固然重要，但是存量的盘活和再利用同样需要重视。开源和节流并举才是有效的资源配置之道。因此在对新项目审批从严的同时，要鼓励对既有资源的保护和深度开发，在产业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
(2)hb理念指导下的旅游产品开发。盲目地随市场而动是现在很多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的通病，须知消费者的需求总是瞬息万变的，供给商不能总是处在被动适应的地位，而是要引导消费，创造消费，真正从长远利益考虑本地或本企业的未来发展以及产品的开发。而hb理念下的产品要求其在开发过程中，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市场为先导，以效益为准则，根据当地资源本身的特点，扬长避短，合理地设计适合本地情况的旅游产品，同时注重相关资源的配套建设。比如一个以风土人情见长的小城，就不能盲目跟风以商务会展旅游为重。
而在具体的项目规划时，需要谨慎地控制物质和能源的投入。每一个大型旅游项目必须经过科学的评估，仔细的成本效益计算，明确责权才能动工。可以成立一个专业评估机构，由市政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组成，其评估结果对该项目能否上马有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3)hb理念下政府角色的演变。hb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市场经济并不融洽。在现实中，想要依靠市场或企业的力量去实现hb理念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仍然是推进旅游业模式转变的主导力量。新形势下政府角色的扮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贯彻“和谐平衡”的新型发展观，从宏观上控制整个乡村旅游发展的合理节奏与进度；第二，落实更为合理的新的“旅游资源评估体系”的建立；第三，完善旅游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制定产业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最后是在产品开发上对大型旅游投资项目进行严格把关。与此同时，政府应该严守自己的职责范围，保持对整个旅游的客观立场。惟有如此，才能克服“补偿性反馈”，从而实现整个旅游系统的和谐发展。
四、结论
hb理念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更具前瞻性的思维模式。它以“和谐harmonious”为灵魂，以“平衡balance”为准绳，以旅游业的长远利益为目标。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我们追求的不再是“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而是如何控制“游客规模”，通过消费结构的优化来增加旅游收入；不再是经济性指标单方面的“突飞猛进”，而是包括生态、社会等各项指标的全面进步。整个旅游系统将在“适当的速度”下螺旋式地前进，从而更加稳定，更加可持续。
趋势外推理论指导下的hb开发理念关系如下图所示：
参考文献：
[1]保继刚.旅游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程道品.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及案例.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07.
[3]陈理.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民族出版社，2007，11.
[4]王继庆.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2007，(4).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4
【关键词】趋势外推**喀斯特乡村旅游
一、由趋势外推法到问题的提出
趋势外推法（trendextrapolation）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推断未来的一类方法的总称，用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其理论要点体现为：一是决定事物过去发展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该事物未来的发展，其变化，不会太大；二是事物发展过程一般都是渐进式的变化，而不是跳跃式的变化，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依据这种规律推导，就可以预测出它的未来趋势和状态。因此，趋势外推的含义可以定义为：依据经济事物的历史数据，先描述出散点图，辅之以数学模型，进而预测出未来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的数值，是一种探索型的预测法。
由上述可推断，趋势外推理论有两个假设和两个核心环节。“两个假设”：一是预测对象的发展趋势不变；二是预测对象的发展过程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两个核心环节”：一是找到合适的趋势拟合曲线方程；二是确定趋势曲线方程中的参数。进而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针对**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探讨，可以通过选择差分法，而采用生长曲线趋势外推法中的龚珀兹曲线预测模型；第二，其中龚珀兹曲线预测模型表达式为：其中y：观察值；：估计值或预测值；t：年次；k，a，b：待定参数。从中可以看出，在影响事物过去发展状况的因素中，选取对当前该事物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因素a，而且是以b的幂指数次方来影响，同时随着时间t的推进a与b的取值是不断变化的；第三，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曲线过程中，参数a，b，c，d…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不同的旅游主体、不同的发展事情可能代表不同的影响因素，比如：旅游者追求最大效用因素；经济利益能否持续化因素；社会文化是否达到生态效益；旅游核心产品或旅游有形产品等产品因素在旅游者当中的吸引程度等等；第四，最终确定的因变量yt+1可由前面几期的数据来拟合求出。
二、趋势外推法与**喀斯特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
趋势外推法作为一种最为常用的经济预测方法，是一种利用过去来推测未来状态的方法。由于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是外推法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经济发展虽有跳跃式，但主要是渐进的。通过对**省大量乡村旅游发展过程的总结，人们发现其中的发展过程很多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我们掌握这种经济的过去发展规律，就可以遵循这种规律进行推导，以确定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未来，这就是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外推法的基本原理。
同时，外推法所基于的如下两个假设前提是能够吻合乡村旅游发展过程需要的，其一：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决定经济的未来发展，变化是不大的；其二：经济发展过程一般属于渐进变化，而不是跳跃式、无规则的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经济形式和参与主体结构图的变化，结合趋势外推原理新的乡村旅游发展理念便呼之欲出。
三、趋势外推对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发指导——HB理念
1.**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回顾
在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同时，**乡村旅游目前主要采取了五种体制和模式，如下所述：
（1）以股份制为主的“天龙模式”：平坝县天龙镇以特有的“屯堡文化”资源，提出了“旅游强镇”的发展思路，镇政府负责旅游规划、保护资源、协调关系等软环境建设；成立旅游公司负责基础设施、项目包装等硬件建设，同时与旅行社合作开发市场。对于以天龙村为核心景区的“屯堡文化”资源，按村民房屋庭院所处的位置、观光价值，在村民自愿原则下，折算成资源股纳入统筹管理，按章分红。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村民开发经营手工艺品、参加“地戏”表演、导游解说等活动，拓宽就业门路，增加村民收入。目前，已有超过80%的村民成为股东并参与乡村旅游业。
（2）以出租反包制为主的“金山模式”：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引进客商落户金山村，成立起农业科技开发公司，以每亩800元年租金向农户租赁连片低产旱地和荒坡，首期工程已建成近千亩生态农业观光园、3000平方米竹木结构的亭台楼阁，推出集观光、休闲、娱乐、食宿为一体的旅游项目，引来游人如织。目前，金山村已有130多户农民土地出租后，又被公司反包给他们分户经营，农民从中又增加了一笔承包费收入。
（3）以协会合作制为主的“董公寺模式”：遵义市红花岗区董公寺镇，在总结过去开展“农家乐”经营中各自为政、低档次恶性竞争的弊端后，引导各村先后成立起旅游等协会开展自律和新一轮发展工作，同时采取“支部+协会”办法，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帮助解决协会活动场所、启动经费等困难，并组织协会成员外出参观学习，举办各种乡村旅游节、研讨会、餐饮竞赛等活动，使全镇旅游业升级换代，走上了服务配套的“山庄型”发展新台阶。
（4）以工分制为主的“郎德模式”：该村以“国宝”级的苗寨文物和苗族歌舞表演为特色资源，全民参与旅游业，村里根据每个村民所能担当的角色，制定不同工分标准，制作相应工分牌。游客来到寨门口，男女老幼闻声而出，或参加欢迎仪式、或参加节目表演，活动结束时，分别到发牌人那里现场领取工分牌，作为日后结算分红的根据。这种管理体制在苗寨和谐社区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5）以民办公助制为主的“卡蒲模式”：平塘县卡蒲乡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乡，开展民族文化旅游前景看好，但受到资金和人才制约，启动困难。该县制定出规划后，采取部门对口扶持办法，开展村民培训、水电路建设、房屋庭院包装、改厕改圈改厨建沼气池等工作，对旅游餐饮接待户还配送电冰箱等设备，帮助村民开发民族餐饮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如今，卡蒲村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四方来客，乡村旅游业迈上了跨越式发展的路子。
以上模式是目前开展乡村旅游的主要模式——以村寨为载体、农民为主体，它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不同的喀斯特地区，其开发乡村旅游固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所依托的开发理念肯定不能苟同，应依据本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具体条件为根本做适当调整。
2.HB理念的探索
(1)新的发展观——HB理念。HB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短视盲目的资源利用方式，认识到乡村旅游真正的限制因素不是资金，不是客源，是“有价值的旅游资源”，从而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且有度的开发。因此，HB理念的资源配置方式首先要求建立新的旅游发展评估体系，以“可持续”为宗旨，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大效益，确立真正能够体现旅游发展“质量”的各项指标，比如人均消费额，游客的逗留天数，大型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等。要确实体现旅游发展从“粗放”向“集约”，旅游战略从“硬”向“软”的转变，最终实现对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政策无论制定的多好，取得成效还得依靠贯彻和落实，所以该评估标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从根本上遏制盲目的项目投资。其次，旅游资源的增量开发固然重要，但是存量的盘活和再利用同样需要重视。开源和节流并举才是有效的资源配置之道。因此在对新项目审批从严的同时，要鼓励对既有资源的保护和深度开发，在产业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
(2)HB理念指导下的旅游产品开发。盲目地随市场而动是现在很多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的通病，须知消费者的需求总是瞬息万变的，供给商不能总是处在被动适应的地位，而是要引导消费，创造消费，真正从长远利益考虑本地或本企业的未来发展以及产品的开发。而HB理念下的产品要求其在开发过程中，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市场为先导，以效益为准则，根据当地资源本身的特点，扬长避短，合理地设计适合本地情况的旅游产品，同时注重相关资源的配套建设。比如一个以风土人情见长的小城，就不能盲目跟风以商务会展旅游为重。
而在具体的项目规划时，需要谨慎地控制物质和能源的投入。每一个大型旅游项目必须经过科学的评估，仔细的成本效益计算，明确责权才能动工。可以成立一个专业评估机构，由市政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组成，其评估结果对该项目能否上马有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3)HB理念下政府角色的演变。HB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市场经济并不融洽。在现实中，想要依靠市场或企业的力量去实现HB理念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仍然是推进旅游业模式转变的主导力量。新形势下政府角色的扮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贯彻“和谐平衡”的新型发展观，从宏观上控制整个乡村旅游发展的合理节奏与进度；第二，落实更为合理的新的“旅游资源评估体系”的建立；第三，完善旅游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制定产业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最后是在产品开发上对大型旅游投资项目进行严格把关。与此同时，政府应该严守自己的职责范围，保持对整个旅游的客观立场。惟有如此，才能克服“补偿性反馈”，从而实现整个旅游系统的和谐发展。www.gwyoo
四、结论
HB理念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更具前瞻性的思维模式。它以“和谐Harmonious”为灵魂，以“平衡Balance”为准绳，以旅游业的长远利益为目标。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我们追求的不再是“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而是如何控制“游客规模”，通过消费结构的优化来增加旅游收入；不再是经济性指标单方面的“突飞猛进”，而是包括生态、社会等各项指标的全面进步。整个旅游系统将在“适当的速度”下螺旋式地前进，从而更加稳定，更加可持续。
参考文献：
[1]保继刚.旅游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程道品.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及案例.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07.
[3]陈理.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民族出版社，2007，11.
[4]王继庆.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2007，(4).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5
中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进行的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实现了长期的快速成长，但最近三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仍然乏力。虽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但农民的收入却存在下降趋势（长虹针对农村的市场策略的失败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曾经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对经济成长起最重要推动作用的乡镇企业也存在着潜在的危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本文想从实证的角度，通过比较乡镇企业的两种发展模式，探讨乡镇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关政策问题。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3．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4．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6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农村制度创新和“三农”新政策的动力，我国新乡村建设事实上已自下而上广泛展开，集中表现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以及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合作化、乡村工业化、村落集镇化或社区化、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基层治理结构民主化的大趋势（简称新乡村“五化”建设）。
中国乡村建设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救济乡村运动。它是知识分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改良，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新中国的建立使乡村建设派追求的目标变成了现实，乡村建设由此而中断了。
198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这是新乡村建设的第一波。它是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是以提高农户和村集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出发点，以现代农业、乡村企业、小城镇的发展为基本内容，并且与乡村治理结构重构（撤销三级体制、恢复和重建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等）结合在一起。它奠定了我国农村总体小康的制度和物质基础，造就了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进入新世纪，我国启动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同时，为扭转工业和城市经济快速扩张与畸形繁荣、农业农村经济萎缩和萧条的局面，相继启动了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三农”新政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了以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为中心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比如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等。这些改革为农民享受国民待遇和公共财政的阳光提供了体制和制度保障，成为第二波新乡村建设兴起的动力；而减免农业税费、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买农机补贴、转移支付等“三农”新政策的实施，则为新乡村建设拓宽了投资渠道。可以说，第二波新乡村建设的兴起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转折点，是对我国长期实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体制和政策的矫正。
综上所述，中国新乡村建设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总称。它继承和弘扬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改造、建设和发展乡村的理念，又大大超越了乡建学派针对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害的救济乡村运动；它承接了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温饱的努力和发展成果，是建立在初步工业化和总体小康基础之上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
当前我国新乡村建设范围之广阔、内容之系统、工程之浩大史无前例，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区域差异：
第一，新乡村建设不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良和实验，而是在总体小康基础上，政府领导下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体推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工业反哺、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等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二，发达地区的新乡村建设是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新乡村“五化”建设的大趋势。尽管各地称谓不一（比如，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现代化示范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都是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手段，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各类工程为抓手而展开的。比如：苏南的“农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浙江全省范围内的“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义乌的农业产业化、工业园区化、农田标准化、农民知识化、城乡一体化（大五化）以及农村社区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小五化）；绍兴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金华的康庄工程；台州的“五化一平”进村活动等。这些工程展示了发达村域经济社会全面加速向现代工业社会转轨发展的新局面。
第三，在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新乡村建设是以改造、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基本内容，以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建设项目为载体，以扶贫新村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村（或生态文明村）创建的活动为内容而展开的。比如改水改厕、通电通路、农田标准化建设、异地扶贫、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制度重构等。这些开发和建设，初步显示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重要作用。
新乡村建设任重道远
新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利益格局重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与乡村政治、文化类组织资源有效整合，村域经济社会转轨发展与基层治理格局再造，以及农村公共品生产、供给体系和制度创新等最具紧迫性。
首先，新乡村建设遭遇现代化进程中农业资源转移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冲突，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不可避免。据我们调查发现，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的三大趋势值得关注：第一，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诱发农地在农业内部大规模流转，表现出向种养大户（社区民间资本）、非农村住户（城市工商资本）、外资（港澳台资）集中的趋势；但实行农业税减免和“三项补贴”政策后，已流转土地又呈现大量回流、提高价格、缩短期限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农业规模经营和产业化逆向发展，且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第二，农村土地大批量向非农用途转移，形成国家建设、园区开发、乡村集体圈占三分天下的局面。尽管国家严格了土地用途管制，但新乡村“五化”建设对土地需求强烈，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呈无序化趋势。第三，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和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引发了农民对以往征地、拆迁补偿的追诉，土地纠纷空前增多。在上述情况下，家庭承包经营、耕地保护等制度的运行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无论《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是《土地管理法》都是乏力的，农村土地制度亟须根本的变革。
其次，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及其与乡村政治、文化类组织资源有效整合，是新乡村建设中最有意义、最具挑战性的大事。历来的乡村建设都十分重视农民组织尤其是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迅速崛起，大体包括四种类型：一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形式有土地股份合作社、资本型股份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型股份合作社；二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能人和大户带动型、农技部门牵头型、农业龙头企业联结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型、基层供销社改造型等；三是专业（行业）协会，有经营性专业协会和服务型专业协会之分；四是各种经济联合体，如种植养殖型联合体、加工型联合体、经销型联合体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长三角农村富民合作社的发展，它的产生源于村级有组织地批量非农开发利用集体土地，地方政府给农村集体划出一定数量的非农建设土地，村集体联合富裕成员以资金入股，建立（资本型）股份合作社，用农民联合投资的形式，开发土地、建设标准厂房和打工楼，向进入本村的企业和农民工招租，以此作为稳定村集体和农民收入来源的长效机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亟须研究解决两大问题：其一，作为一种政治权衡，有必要在支持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同时，允许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用发展合作联合社的办法，释放建立农会的要求，替代农会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农民组织化将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当前，由专业合作――（走向）社区合作――（再到）合作社之间联合的趋势已露端倪，有可能像美国农场局一样，形成从联邦到州县的农场局体系，正常合法地表达农民利益。其二，根据我们的调查，我国农村存在类政权组织、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维权组织、民间社会文化组织等四大类组织，其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如何既允许、引导，又规范农民组织发展，有效整合农村各类组织资源，促进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形成农村基层治理的整体合力的任务，空前紧迫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再次，加快推进村域经济社会全面转轨发展，是新乡村建设重要任务。我们判断，我国村域已大体形成农户、集体和工商业主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而长三角等发达村域已经完成了三大转轨，形成新的“三三”制结构。根据农业部316个观察点2002年底的观察数据，每个行政村村均生产性固定资产843.39万元：其中农户所有345.34万元（占40.95%），集体所有171.98万元（占20.39%），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及私营企业所有326.07万元（占38.66%）；村均经营性总收入2705.45万元，其中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1126.43万元（占41.64%），集体经营收入429.47万元（占15.87%），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及私营企业收入1149.55万元（占42.49%），这表明，农户、集体和工商业主经济大体形成了4：2：4的结构。
村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对“乡政村治”格局形成严重挑战，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发达村域如何面对外来人口增多的局面，平衡村集体成员和外来农民工的利益摩擦；乡村集体经济、工商业主经济、外资经济如何分享村域财富积累，并分担乡村建设和外来农民工基本待遇的成本；如何让村集体成员和外来农民工平等参与剩余分配、共同分享经济增长好处；如何化解劳动力和资本的对立冲突，防止农民或农民工的经济利益纠纷转化为对基层政权的冲突。很明显，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亟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7
也越来越多,旅游业在其他行业的带动下,也是得到了绝佳机会,获得了蓬勃发展。乡村旅游更是利用自身优势,异军突起。当然,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因仍处于摸索阶段,故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前景还是可观的。
1乡村旅游的相关认识
1.1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1.2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旅游发展的一种空间选择。始于一群贵族到乡村度假,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重识了自然,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后来,各国相继有了乡村旅游。至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乡村旅游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2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
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主要是对农事活动、农村部落、农民生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物进行开发。分析各省的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包括发展农业旅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农业特色优势和客源优势等,为区域农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依据。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2.1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它迎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且从另一面也圆了都市人的绿色梦,亦丰富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内容;符合我国旅游产品结构化调整的客观要求,是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
2.2乡村旅游市场特点
就国际市场而言,旅游业市场已发展成熟,已形成了“观光(感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合为一的旅游产品复合体。即乡村旅游具有田园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起步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有极大依托性。但对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性、优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环境的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的呼声越来越强,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
2.3乡村旅游需求趋势
单说国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仍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多极化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国内乡村旅游也正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乡村旅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性化需求分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
2.4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与设计:以案例研究为主
有的专家,如王仰麟、祁黄雄,借鉴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流程,结合农业开发实践,对区域观光农业规划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即在对市场、区位、自然、社会经济、农业基础、旅游发展基础等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确立了规划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分,并对观光农园进行了Ci形象设计。
而章锦河等专家分析了安徽黑多县宏村古村的情况后,提出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行为形象进行了方案设计,另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西双版纳胶园农场度假区、南京汤泉农业科技师范园、昆明市呈贡县观光农业、广州市郊满山农庄进行了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内容。但这些案例研究的缺点是: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总结水平上,缺乏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也比较简单。
3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发展策略是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热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目前观光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观光功能、区位功能设计简单、重复,缺乏特色;农业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客源市场有限;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观光农业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倾向突出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持续发展,又要根据现实分阶段发展;既进行生态消费,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农业用地的合理流转,又要保证农业土地的正确使用方向等相应的对策和主张。
3.2相应的对策
如以旅游城市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我们可以提出面向回城知青、城市离退休职工、周末工薪阶层、城市学生和自城市输出的外国游客等几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开发农业旅游、乡村民俗旅游的策略。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可以把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来讲。
都市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可想而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从业者应有超越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人”,又是农耕文化这场戏的“导演”,清醒地抉择两种文化的精华,使其有主宾、分主次地熔铸与乡村旅游大地上。当然,要搞好乡村旅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前景还是广阔的。它投资少,风险小,是一项创意到位即可“点石成金”的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8
乡镇企业应成为贵州
经济崛起的重要增长极
《当代贵州》：改革开放30年来，通过每一个个体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贵州乡镇企业其实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基本价值”。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贵州乡镇企业发展沿革，好吗？
叶韬：贵州乡镇企业脱胎于农业、根植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推动贵州跨越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贵州乡镇企业发展至今，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的限制，突破了单一计划经济的限制，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组织形式竞相发展的格局，成为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的主体，全省地、县两级地方工业的主体，全省农村经济的主体。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称“紫气东来”，今有“和气东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切下，贵州乡镇企业正引来更多关注的目光。
《当代贵州》：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贵州乡镇企业已经奠定了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种独特版块的“引擎”位置作用，正在释放贵州崛起的后发潜力。请问新形势下的贵州乡镇企业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
叶韬：这个问题提得好。多年以来，这一概念的深化，关键在于我们全方位落实了“先谋而后动”的科学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
一是增长产业向生态产业、服务业延伸的趋势日趋明显。目前，以茶叶、辣椒、医药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和以乡村旅游、交通运输、餐饮住宿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增速分别达到43.5%和35.1%。其中，规模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占到规模乡镇工业的2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乡镇企业增加值的40.8%，“十五”以来比重分别提高了2.1和2.7个百分点。
二是增长重点以规模经济为支撑的趋势日趋明显。目前，约占企业总数0.4%的规模工业，创造的增加值现已占全省乡镇企业经济总量的37%，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拉动全省乡镇企业增加值增长12.4个百分点，分别比“十五”期初提高了10.6、23.3和4.6个百分点。
三是增长区域向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关联度大的区域转移的趋势日趋明显。乡镇企业向贵阳、遵义等区位优势相对明显、产业关联度较大的地区聚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这些区域的产业集中度和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四是增长模式向集群化方向转变的趋势日趋明显。经过多年的引导和扶持，全省共形成各类乡镇企业集聚区157个，区内企业12776户，集聚区实现增加值90.2亿元，吸纳从业人员15.6万人。集聚区企业户数、增加值和从业人员三项指标较“十五”期初成倍增长。产品规模化、产业聚集化、加工园区化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乡镇企业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正成为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形式。
上述四个新趋势显示出我省乡镇企业已步入创新提高、再造优势的新阶段，同时也为我省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大提高积累了经验。
《当代贵州》：改革开放30年来，贵州乡镇企业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成为多彩贵州走向未来不可或缺的一种动力。请您谈一下贵州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那些显著成效？
叶韬：数十载筚路蓝缕，贵州乡镇企业正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省情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经测算，2007年，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已达到514.3元，占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1.7%。
乡镇企业已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目前全省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从1978年的33.4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5.4万人，增长了7.5倍，约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15.7%。这不仅有效缓解了我省的就业压力，还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和农村的和谐、稳定。
乡镇企业已成为壮大县域经济的基本途径。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县域经济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县级财政税收来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乡镇企业已成为我省实现工业化的重要一翼。2007年全省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35.5%，乡镇工业对全省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达到36.9%。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我省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找到了相互依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结合点，加快了全省工业化的进程。
融资难再次考量政策智慧
《当代贵州》：长期以来，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感慨与焦虑：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乡镇企业加快发展的重要难题。面对这样的社会真实，请问我们是如何解决乡镇企业融资难的？
叶韬：针对这一现状，我们一直在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长期以来，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乡镇企业加快发展的重要“瓶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创造性地把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性引导作用和担保体系的融资作用结合起来，打造了政府、银行、企业合作的新型融资平台，成功探索出了一条解决乡镇企业投融资难题的新模式，在推动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以体制再造寻求创新势在必行。
准确摸清融资难状况是解决资金瓶颈的基本前提。2007年以来，我们针对当前乡镇企业融资难的状况进行了一系列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调查发现，造成当前资金缺乏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我省乡镇企业发展的现状不利于融资。二是银行现行的运作机制不利于乡镇企业融资。三是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的滞后不利于乡镇企业融资。因此，从2000年以来，金融部门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力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远远满足不了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解决融资难题，按照以往的模式，主要采取以企业自筹为主、部门协调为辅、财政资金直接补助的方式。每年省政府用于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资金仅为2000万元，尽管2006年、2007年相继增加到4000万元和6000万元，但是这对于规模企业总数达2100余个，企业每年有50亿元的流动资金缺口来讲，只能是杯水车薪。这种被动式的发展模式，在现行金融机制的条件下，对解决融资已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扶持力度十分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题；另一方面，财政资金也难以发挥出国家产业政策的传导作用和扶持作用，发展资金的使用效益难以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
要使乡镇企业在新阶段更好地发挥“异军突起”的作用，最大限度的释放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上的潜能，必须在解决融资这个难题上创新，必须千方百计在解决乡镇企业资金瓶颈上破题。2007年，我们做出了集中资金办大事的决策。这一决策的核心，就是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以财政扶持资金为基础，以信用担保为杠杆，以新型的融资模式为平台，撬动金融资金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这一决策突破了被动解决融资的模式，改变了以往财政资金直接从面上对企业进行扶持的做法，使财政资金能够从更宽的领域发挥国家产业的传导作用和扶持作用。
思路确定后，要把集中资金办大事的设想付诸行动，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政、银、企三方共同认可的融资平台。为探索建立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新型合作机制，打造各方认可的合作平台，2007年3月，我们与多家金融机构和数十家企业建起“县、市推荐项目，专家银行评估项目，企业申报贷款，多形式连环担保，省局财政资金贴息，企业承贷承还”的新型融资机制。这一机制最大程度地发挥了金融部门、主管部门、当地政府、担保机构和企业各自的优势，在政府、主管部门、银行和企业之间打造了一个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的诚信体系，有利于将各方风险化解到最低程度，有利于提升项目的信用度。今年，省乡镇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以此为平台，累计实现在保企业273户，在保余额4.89亿元。
为把新型的融资机制具体落实在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上，实施了大项目推进计划。以新型融资平台为基础，通过重点扶持一批富民强县有较大影响力的产业型大项目，引导特色产业实现集约化、规模化，把国家产业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扶持作用传导到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上，传导到把资源优势尽快转化成富裕农民的经济优势上。由于组建的企业集团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融资需求得到省乡镇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支持，目前已有8家企业或集团与担保中心签订了2.6亿元的融资担保协议，极大地缓解了企业资金紧缺难题，企业发展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当代贵州》：多年以来，贵州乡镇企业在不断认识和发掘中向前走，追求着充满信心和力量的梦，鼓舞人心。请问贵州乡镇企业下一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9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以，城市化率又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项硬指标。
“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吐故纳新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之前可谓城市自然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便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形成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
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了《明天的田园城市》，成为城市化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单向发展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导致了城市化的不可持续，于是出现了“大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双向对流的局面，也就是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边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趋势更加强劲。“双向对流”，就是城乡一体化。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乡镇发展速度就快。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空间布局。
“双向对流”的成都经验
城市和乡镇的“双向对流”，成都是个不错的例子。
作为中国西部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而“逆城市化”趋势也特别明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在经济功能方面，制造业开始外迁，从文化功能看，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出现外移，消费功能上，“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居住功能方面，城市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而且，边缘城市开始形成，卫星城镇也正崛起。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逆城市化”已汇聚成潮流。
早在3年前，成都便选择了“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新路。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其做法和经验都很有特点。简而言之，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健全市场化配置资源为机制，以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为保证，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突出体现在“三个集中”上：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那么，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到底效果如何呢?
从成都的案例可以说明一些具体问题。
通过“逆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仅三年，成都就建立了七大特色农产品基地，新建和扩建了3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36个，组建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12家，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产113．5万户，带动面达56．5％。
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集中居住”。截至去年年底，成都市已累计融资600多亿元，投入村镇建设和农民新居工程建设，修建农民集中居住区364个，居住用房344万平方米，聚集农村人口36．4万人。已建成征地农转非人员集中安置区82个，人住11．1万人。2006年8月26日，国家旅游局在成都召开“全国乡村旅游现场会”。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走在全国前面，足以表明成都“乡村都市化”的程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逆城市化”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城市化。成都GDp年均增长13％，城市化率年均接近两个百分点。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第一位，表明城乡一体、统筹发展有助于城市化。
“城市病”的良方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一般有两类：一是依靠农村和小城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小城镇所管辖的区域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第二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从成都的实践可以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
从这个实例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经验。首先，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可解决“城市病”，促使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其次，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再者，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即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同时，提高小城镇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也就是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此外，在创造吸引和驻留“逆城市化”的条件上着力，即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以及创造新优势。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篇10
在这一进程中，教育既是城镇化的因变量，也是自变量。教育体系如何重构、资源如何配置、学校如何布局，将直接影响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城镇化也对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人口大规模转移、农民大规模进城的格局下，提升城市教育资源承载能力、办好农村教育、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等问题，历史地交织、汇集在一起。
城镇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城镇化是一个较长过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面临它所带来的挑战；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变化，其影响将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历史的问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这样才能在历史大潮流到来之前，做好应对工作。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我们要认真总结分析已经呈现、还将持续和将要出现的趋势，为教育的未来变化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政策准备和物质准备。
一、人口转移流动的家庭化
改革开放之初，在浩浩荡荡的“打工潮”中，更多是一个个“打工妹”、“打工仔”，用工季节离乡，年底回家过年。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来多少回多少，短期性流动明显；二是举家流动少，只是家庭中壮年外出打工。30多年后的今天，进城务工人员中一部分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打拼，在城市有了相对稳定的住房和收入，从“候鸟式”的来回摆动开始过渡到定居状态。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了初中或高中阶段教育后，具有较好的文化和技能基础，比较容易在城市稳定下来。经过长期的城市化过程，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上辈世代居住的农村情结弱化，也丧失了农业劳动技能，已经难以胜任农业生产活动，一部分人还没有了土地，他们不愿意，也回不到农村去了。因此，城市扩容、住宅区建设、教育设施配套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现实地摆在流入城市面前，特别是城乡接合部的学校规划布局问题尤其应该高度重视。
二、人口转移就业去向的多元化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布局，影响着人口的流动方向，进而决定着教育资源的优先配置次序。十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可以预见，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化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以中小城市为重点，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趋势和人口流动趋势。在这样的城镇化顶层设计和城市布局下，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需要主动根据国家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前研究本区域是要加快发展大中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卫星城，还是加快发展小城镇。这是本地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布局的基本依据。近年来，一些地方“上班、上学在市区，居住在郊区”的“睡城”现象，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大片新建居住区周边学校等公共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行为，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在配套建设学校过程中前期介入，参与规划、设计、监管、验收等环节的工作，防止开发商“该建不建”、“建了不交”、“交的不达标”等问题。
三、城镇化进程的梯度化
城镇化是非均衡推进的过程，在我国发展大战略布局下，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这是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随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沿边经济开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随之确立，东部沿海地区也成为了我国城市化率最高、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三个城市群也在沿海基本形成。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东部地区要素趋紧、用工成本不断攀高等因素，东部产业和资本呈现向中西部扩散和转移的趋势，中西部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与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增强。产业的转移必然伴随着劳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流动。一大批经过在东南沿海城市多年培训的致富能人回乡创业就业，一些先前在东部城市出现的教育问题，也会先后在中西部市、县，甚至乡镇不同程度出现。中西部地区要未雨绸缪，借鉴经验，总结教训，做好城镇化对教育资源需求的充足准备，尽量避免类似问题大面积出现。
四、农村教育空心化
这是需要高度警惕、坚决防止的倾向。近年来，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镇流动的过程中，农村学校较快撤并。据统计，2001年至2010年，全国小学由49.1万所减少到25.7万所，其中农村学校占减少总量的87.6%。初中由6.7万所减少到5.5万所，其中农村占减少总量的91.7%。布局调整改善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了办学效益，提升了教育质量，但也带来了农村学生上学路途远、城镇超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等问题，这与教育规律不符。有人提出，农村孩子进城读书是市场选择，是家长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自愿行为。对此，我们要冷静分析这一貌似合理现象背后的原因。如果我们的乡村学校与城镇学校建设得一样好，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水平一样高，还会有多少家长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到城市？农村教育的目标，不是把农村孩子都转移出来，农村教育的出路也不是城市化能解决的。因此，这一趋势是需要扭转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两个重点。学校是一个乡村活力之所在、希望之所在、精神之所在，对乡村社会转型的作用不可低估，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农村教育的未来和希望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本乡本土，这个问题需要反思、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