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1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arrow,KennethJ.(1963),“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5):941-973.
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三、Fuchs,VictorR.(2000),“theFutureofHealtheconomic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19(2):141-157.
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六、iglehart(1999)“theamericanHealthCareSystem:expenditures,”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40(1):70-76.
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2
一、医疗保障、人口健康与劳动供给关系分析
1.宏观分析。在宏观的发展来看，对于劳动力的研究是以城市或国家为单位的，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市场条件下，劳动者能够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提供的全部劳动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等都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同时，社会保障等政策法规也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身体健康的人往往有更为强壮的认知和较长的寿命预期，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有更多的倾向，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劳动力；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够为劳动者的健康提供基础保障，在医疗保障制度下，劳动者在工作中患病，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由此避免了劳动者因为患病而收入减少的情况。
2.微观分析。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劳动供给，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定义是劳动力个体能够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基础下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劳动时间。这里所说的劳动力供给并不仅仅指的是现实劳动力资源，也包括潜在劳动力资源，而要想挖掘出更大的劳动力供给空间，最重要的就是潜在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如果是理性的经济人，他对劳动力供给的支配是以获得最大限度经济利益为目的进行的，然而因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的劳动力供给往往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就人口健康和医疗保障来讲，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当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在内的指标发生变化时，劳动力供给就会受到影响，劳动力主体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就会有所变化，由此产生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影响。二是健康状况。一般情况下，劳动力主体越健康，能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就会越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二、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障现状
第一，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城市劳动者选择医疗机构是存在一定偏好的。一般来讲，劳动者只有在患上大病时才会想到去大医院就诊，而且一般会选择公立医院；劳动者患上小病一般都会选择去药店。在没有医疗保障时，劳动者患病一般不会选择主动就医，但在劳动者加入了医疗保障后，患病就医的主动性得到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医疗保障的健全与劳动者的健康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婚姻状况和性别也影响着城市劳动力的供给。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女性劳动者群体中，未婚女性远多于已婚女性，而且妻子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与丈夫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劳动参与率高的已婚女性，其丈夫的劳动收入普遍不高。对女性劳动者而言，除了要参加社会劳动，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的家庭劳动，这就说明了为何女性劳动者没有较为积极的劳动供给反应。第二，在医疗保障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健康情况有很大改善，城市劳动力供给程度也较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健康也被劳动者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劳动者感觉到身体状况不佳时，会做出增加闲暇时间的选择，由此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就大大减少。而且，在现今的发展条件下，随着医疗保障的发展，社会对人口素质的重视度也大大提升，劳动者逐渐意识到在劳动参与中加入医疗保障的积极意义，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劳动者是否参与劳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说，如果是同样的就业环境，劳动者更愿意为提供医疗保障的雇佣者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1.存在的问题。在当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医疗保障显现出较多的不足支出，对于人口健康的积极效果作用不明显，很多医疗保障项目建设都不完善，整体发展还处在改革和确立的状态，不能帮助劳动者有效减少生活成本。而且，如果不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一方面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患病花费会极大程度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净收益，另一方面不利于劳动者支出结构的稳定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在解决城市劳动力供给问题上，进一步研究当前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措施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医疗保障发展中，引入了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是一项明智的决策，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如在报销比例中，存在着制度上的设计缺陷，作为保障参数，报销比例不仅应该包括医药费支出，还应该包括劳动者的个人情况，对不同工作年限的劳动者采取不同的报销比例，如此才能更好的将劳动者的权利表现出来。另外，在当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起付标准也存在着问题，对于一些低收入者，起付标准成为了经济负担，是对其保障权益的损害，而且，医疗保险的期权由于最高限额而降低了价值。上述所说在医疗保障制度中的问题，都对支出结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很不利的。
2.解决措施。第一，优化医疗保障制度。如果在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上，不把人口健康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医疗保障不能对劳动力供给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加入人口健康因素，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就会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一般情况下，身体状况保持良好状态的劳动者会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出勤率，能够提供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对城市发展而言，必须对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不断优化，以吸引更多的劳动者，为劳动力市场输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发展来讲，如果流动人口过多，那么就必须注重加强医疗保障，因为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在流动人口中，其又没有主动就医意识，必然会对城市劳动力人口的整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对劳动力供给造成阻碍。对于非户籍劳动力人口，在医疗保障的实施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性原则，不能差别对待。第二，医疗保障要适度。医疗保障并不是说无限制的，只有保持适度的水平才能既有效促进劳动力供给，又满足城市劳动力人口健康需求。如果医疗保障过度，就会造成劳动供给投资的增加，同时也不利于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优化。在城市发展中，医疗保障水平必须控制在城市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其达到既能吸收外来劳动力，又能降低劳动成本的目标，这样才能实现平衡的劳动力供给和最佳状态的劳动产出。
四、结语
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3
到会的领导和专家有：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栾承彰先生，中国中药协会顾问、中国中药协会原副会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司长阎洪礼先生，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秘书长刘成起先生，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副会长、副主任医师、卫生部妇幼司原处长张静女士，中国健康事业对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著名医药保健品专家刘建文先生，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医药报社原社长吴大真女士，第305医院门诊部主任林玉珍女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专家库成员、主任药师周志锷先生，中国老年学学会科学健身与长寿专业委员会主任郭锋女士，北京中医医院皮科专家邓丙戌先生、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博士陈正光先生、清华大学培训中心主任纪振华先生，北京博士园毛发研究中心总裁、医学博士王朝刚先生，北京博士园毛发研究中心营销总监韩建成先生，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方医院、航天总医院、清华大学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科专家。
王朝刚：《左传・僖公十四年》里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说明健康头皮是亮丽毛发的基础，要像爱护自己的脸一样爱护自己的头皮。毛囊的损伤分为雄性激素性脱发、斑秃、全秃、普秃、瘢痕性秃发及其他。毛发变稀、变细会导致雄性激素性脱发。日本资生堂的研究报告显示：337名16岁到61岁的男性（其中250名脱发者）进行头皮测定（测定面积为5平方毫米）后，他们发现――受测人的头发数量并无太大差别。非脱发者头发直径平均为80微米，脱发者头发直径平均仅为60微米。直径不满40微米的细软毛发占非脱发者全部头发的10％，但却占到脱发者的30％―60％。但人们在解决毛发的问题时，又走入了毛发防治的误区中。加上国内针对毛发问题的专门医疗科室是少之又少，专业的医疗人才更是微乎其微，他们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的防治理念及技术与产品；而国外又分科过细，毛发治疗与毛发移植医生各行其道，他们过分依赖西药，治疗手段匮乏。
博士园毛发研究中心的理念是①科学育发以科学指导为前提，实现科学消费为目的；②头皮抗衰老；③从脱、秃发的成因及防治机理入手。它开创了中西结合综合防治毛发疾病的先河。
韩建成：据统计，中国25岁－35岁男子患雄性激素性脱发的比例高达40％，总人数已超过1．5亿；现有市场容量巨大并且治疗市场增长快，但它缺乏正规引导，因此，医疗专科门诊应势而生，这是一个竞争弱，潜力大的市场。患者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正规的治疗脱发的场所，只要对这部分患者进行引导他们必将走进医院毛发专科进行治疗。北大医院皮肤科杨淑霞博士就高声呼吁到正规医院找皮肤专科医生进行诊治，以免延误治疗最佳时机，而且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因为脱发的病理级别越高，治疗难度也越大。医院从卫生资源的分配和利用角度，主动针对病人需求设立专科门诊服务，主动提高效率，拓展服务，不但可改善资源结构，更可以降低运行成本，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成立毛发医院专科，让脱发患者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治疗场所，让脱发患者走进医院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栾承彰：毛发市场要形成产业，单一的医学是不够的，要全方位的产业发展。作为企业，发展前景广阔，高科技时代，要创建民族品牌。王博士在国外发展20年，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正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真正做到了中西医相结合，其研究成果领先于国际水平。今后的健康产业将主宰21世纪，首鄯毛发健康专科医院势必会应运而生。
刘建文：王博士所讲非常专业，使我对“三千烦恼丝”有了新的认识，中医讲“发为血之余”，古人也有戴帽子睡觉的习惯，那是为了给头部皮肤保暖，促进血液循环；博士园的研究成果大有前景，1．6亿人的需求，要发挥中医药学的优势，来开发毛发产品，积极发展产业化。
阎洪礼：古人有一夜间白了少年头之说，而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会发生。可以说是心理因素起了主要作用，所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病体会有积极的作用，良好的心态才可以抵抗衰老！
吴大真：历代帝王将相自清朝起就有食疗保健等措施，中药整体治疗，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进入医疗市场是小综合，大专科。
林玉珍：21世纪对美的追求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毛发问题已经被提到日程中来。从预防、治疗到移植毛发，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专科医院是首创，还要采取个体、综合治疗相结合的策略。
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4
【题目】广东医疗保障体制的优化探析
【绪论】【第一章】医疗保障基本概念与研究理论基础
【第二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现状
【第三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比较分析
【第四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差异性的根源分析
【第五章】完善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结束语/参考文献】广东与香港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对比结束语与参考文献
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1．选题背景。
医疗保障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而当前，由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很多国家都开始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变革。而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众多内容中涉及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国家卫生服务模式是最早在英国推行的医疗保障模式，因具备很强的先进性，符合人民利益，因此也开始被各个国家借鉴和学习，受到了高度关注。
相比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他的发展受到国家人口与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医疗保障制度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来适应社会生产力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构建了合作医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三种医疗保障形式。这些医疗保障制度在建国初期确实为维护人民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后期的发展，原有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医疗费用的增加也导致个人经济负担加重，导致看病贵的问题开始出现，并且难以得到有效的缓解。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在身体出现问题时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因为医院医疗成本高不愿到医院就诊。医疗资源较丰富的城市也因医疗费用的高涨，导致了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我国自实施深化医改以来，医疗保障制度还存在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此，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为实施十三五医改规划确定各项改革任务，切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为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研究方向。在2017年报告中，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预示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将再次进入到新一轮的改革阶段。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广东省在2016年7月出台了《广东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工作要点》的政策文件，作为全国的试点单位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深化改革，内容包括推进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筹资和保障水平调整机制、完善药品供应、创新医保支付方式及公立医院改革等。作为全国人口大省，秉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历届广东省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建设。1978年开放后，广东省凭借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动力，在医疗保障的筹资水平、覆盖面、覆盖范围、监督方面等均取得了头雁效应，基本上实现了全民医保。但是，伴随着省内居民医疗需求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体制遗留的一些历史问题以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使广东省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然面临着城乡分割、医疗保险筹资责任失衡等问题，导致部分地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还处于制度探索阶段，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对此，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日益迫切。面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一轮的改革关键期，广东省政府要抓住机遇，合理构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迫在眉睫。因此，广东省政府希望在未来五年实施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支撑地区内医疗服务改革的制度。为达到目标，国内学者研究了英国、美国、德等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先进做法，提出了借鉴的意见。虽然，发达国家的经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广东省能借鉴外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先进做法还是非常有限。粤港两地的地理、血缘、和宗教关系不仅反映在地理上都属于岭南地理板块，同时，几百年来他们彼此间在文化、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一脉相承。香港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的优点，因此，相比而言，本文的重要研究目在借鉴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从而促进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升改革活动的可行性。
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在香港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政府高质量和全面提供。在过去30年中，基于制度的保护，香港居民的健康指数和预期寿命达到了世界前列。根据统计结果显示，香港婴儿预期寿命出生与澳大利亚相似，与日本也仍为接近。比英国和美国还长。
同时，香港出生的婴儿死亡率非常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此，本文的通过全面比较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式、发展现状等，了解香港医疗保障制度上的优势，为广东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供对策建议。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通过探讨广东未来医改的方面，解决当前省内看病难、看病贵的重大民生问题，保障居民的就医需求。
（二）研究现状。
医疗保障制度直接关系到民生，即复杂又非常重要，制度设计是核心。如何设计好制度，完善医疗保障资源的配置，提高公平性与效率性，减轻人民医疗费用等问题，都是国内外学者反复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1．国外研究综述。
世界上有四种有代表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医疗保险和储蓄医疗保险制度[1]。分别来看：国家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利用税收来筹集医疗费用，其实属于全民免费医疗模式，换句话说人民就医不需要自己花钱，完全由国家承担。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以美国为代表，这种保险制度市场化程度较高，个人需要承担医疗消费，私人医疗保险是支付医疗费用的主要方式。社会医疗保险具备公平性、强制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在这些特点的影响下，也容易引发一些风险情况[2]。储蓄型医疗保险制度同样拥有强制性的特点，是政府要求个人在年轻时强制储蓄，从而在年老后有能力支付住院费用。从国家与市场关系来看，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是国家干预力最大的制度，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则属于国家干预力度最小的制度[3]。且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更加看重公平性，另两者则更加看重于效率。
（1）早期研究，医疗保障与其他社会保险的区别。
arrow(1963)首先针对美国医疗保险市场进行研究，发现在这类市场中存在着失灵的情况。其通过研究指出：受个人道德风险问题的影响，导致其很难对个体健康状况进行确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医疗保健制度政策的作用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方式，对国家社会医疗保健政策进行了优化[4]。evansRG.(1974)提出因医生和病人在认知上存在差异，所以就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同时提出医疗保险需求是一种由供给者诱导的需求偏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及时的干预，实现对体制的优化，进而实现对医生行为进行控制，使病人的利益得到维护[5]。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arrow等人的研究工作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与其他保险的区别进行了总结，并对社会医疗保险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主要为：一是个体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二是由供给者诱导的消费；三是政府的广泛介入。
（2）20世纪年代医疗消费费用增长的研究。
Kleimane.(1974)通过研究发现在医疗保健中政府承担的压力越大，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也就越高[6]。但后来对这一结论进行重新验证后发现，政府负担比例越大并不会增加实际医疗费用，而是会减少医疗费用。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RanD（HiS）（newhouse.1993:phelps,1974）开始对医疗保险问题进行探究。所研究的内容为：一是对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和医疗服务利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二是对医疗服务利用和健康状况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对全美城市和农村点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并利用随机分配的方式进行了探究。发现在美国的有些地区实行的保险计划提供全保，有些则是提供部分保险，也就是让被保险人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实验证实通过对医疗服务价格的设计，对付费比例进行调整，可以使医疗服务的利用水平得以控制[7]。
（3）20世纪80年代以后，医疗保障研究的黄金时代。
Saczm.和murilloc.(1994)结合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消费服务进行探究。发现收入越低，医疗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越大[8]。而对于高级医疗服务来说，这种收入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HuntJ.C.和KilerB.e(1994)结合具体的函数模型进行分析，对不同医疗消费需求函数在理论上的缺陷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健康状况对收入与需求之间关系的影响，提出当个人健康状况下降时，需求和收入之间的弹性关系将会显着增强[9]。目前，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而这个制度对香港市民的医疗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赢得香港市民的信赖和拥护，使得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成为举世公认的最成功的医疗保障制度之一。长期以来，对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一直都是全球众多学者开展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的对象。香港，沿袭了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近年来，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其制度特点和改革发展研究等。
2．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于医疗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刚起步不久，目前基本上都是结合制度改革问题进行的研究，很少有从大环境入手，在关注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说我国在医疗保障制度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较多的空白。
本世纪初的学者们所做出的研究，基本上以借鉴国外优秀制度为主，通过对国外优秀医疗保障制度的总结，探究对我国有促进作用的制度。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转变研究角度，对微观层次内容予以关注，研究也更加深入。
我国学者在关注宏观政策角度的基础上，对国外医疗保险制度模式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了：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和储蓄型医疗保险模式，对于这四种模式所包含的内容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涉及，再此不进行重复论述。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入手对模式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国家卫生服务保障制度模式、社会救助制度模式、市场医疗保险制度模式等[10]。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于国外先进的制度，通过借鉴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经验。因此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入手，对服务效率、支付方式、管理方式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对比。
从微观层面来看，国内学者从具体项目入手，通过对比的方式了解医疗保障制度在不同项目上的效率情况。李新平（2013）通过对不同医疗保障制度的对比分析提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效率不高，同时提出想要提升效率单一依赖市场化运作也无法达到目标。在其得出的着作中对不同医疗保障制度的效率值进行了总结，并且体现出了差异性，但是对于导致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以及如何继续深入分析等问题并没有涉及[11]。李新平（2013）利用数据包括分析法，设定了产出指标和投入指标，结合医院门诊人数、入院人数、卫生机构数量、医疗保险费用等多个数据对健康保障制度之间的总体技术效率值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显示由于农村医保制度的效率值有所提升，进而有效提升了医保系统整体效率值。还有学者采用相似的方法对社会保障服务效率和成本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林江，蒋涌，2009）。
目前针对广东地区医疗保障制度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尽管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1.09亿），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对省内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差距的研究。
可以看出，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分别从制度特点、医院管理、政府责任、改革措施等角度对香港医疗保障制度展开了研究，但局限于某一个层面，缺乏对医疗保障制度不同时期发展的特点分析、制度内部运营机制的系统梳理以及政府推出改革新政的整体性研究。另外，利用以上的模式分析粤港两地的医疗制度，香港的医疗系统基本上是借鉴英国的国家保障制度，实行政府完全承担医疗费用的模式[12]。广东省在进行改革时首先借鉴了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新加坡的储蓄型医疗保险制度。在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等多个维度上，国内外学者均有不同程序的研究。以借鉴香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经验参考的角度，目前研究多数针对全国与香港医疗保障制度整体性的对比，就广东而言，相对国家层面的基本制度，地区医疗保障制度在参考借鉴制度改革和制定出相应政策反应方面会相对更为灵活，而且粤港两地自古以来彼此间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相比其他国家及地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比较或许更具有可比性且更值得我们开展研究。
（三）研究的方法。
本文以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查阅相关文献、收集两地政府推广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所公布的发展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比较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异。其中，本文主体研究架构分四个层次进行展开，每一层都是基于对前一层次的深化。
第一层，通过梳理粤港两地多年来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及现时发展统计资料，归纳出粤港两地实施医疗保障的制度特色、发展现状、未来改革方向以及改革特点。第二层，在粤港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发展形式上，进一步比较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不同的体系内部机制，包括更深层次的供给体制、资金筹集及运营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
第三层，通过上述内部运营机制的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广东与香港的制度差距并进行原因分析。第四层，总结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借鉴香港地区的优秀经验，提出优化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议。
1．文献资料法。
本文采用的文献研究法主要是建立在大量查阅相关粤港相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要正确把握和分析两地之间的实质差异，挖掘背后关联的历史改革发展进程，就必须认真寻找和参考各种政府部门年度工作报告数据和相关学者的研究论点。为此，在本研究过程中，就要研读相关医疗保障制度基础理论着作，并注意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积极收集相关的理论数据，并认真做好记录。此次，从本文试图透过系统挖掘粤港两地政府医疗保障制度中公共政策的差异，通过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方法和手段，系统地在理解两地制度的制定理论依据、运行背景以及执行效应等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对研究课题有系统整体的把握，来纵观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2．比较研究法。
本文通过对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对比分析，找到广东地区和香港地区在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差异，然后明确发展方向，对优秀的部分进行借鉴，抛弃落后内容。要去评价广东省社会保障制度的在改革发展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最主要遵循的是实证分析比较的研究方法，即试图从香港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的实践历程中出发，去寻找到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教条主义的套用。例如，本文不仅对两地医疗服务发展数据及部分指数达标情况进行对比，而且还进一步对当前广东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等等。
（四）研究内容、创新及不足。
1．研究内容。
本文为以中英两国折射出的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以两地政府推广的不同医疗制度为研究视角，对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在供给体制、管理体制、资金筹集及运营体制等方面的差异的进行比较和分析，最终找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差距，进而提出借鉴香港发展经验，最终提出完善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议。基本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前面为绪论，主要阐明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意义等，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说明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课题创新之处。
第一部分为基础概念的引入，首先界定本课题研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概念，进而引出本来的落脚点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同时对其覆盖的内容进行了解释；其次对医疗保障制度中包含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介绍；最后对医疗保障制度带来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介绍。
第二部分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的对比。分别回顾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情况，对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特色进行了总结。同时，根据两地政府近年来推出的医疗改革政策，进一步探讨粤港两地改革方向及改革的特点。
第三部分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不同的体系内部机制比较。根据两地医疗保障制度涵盖的内容，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分项对粤港两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目的、内容、框架、覆盖面、改革趋势和效益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对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差距及原因分析。一方面，根据上述部分的比较，分析出广东与香港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存在的差距；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探讨导致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四部分主要对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资源配置等角度，深层次地来探讨和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在历史长期和现在社会中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五部分为完善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部分。首先，结合粤港地区制度比较的差距，进一步对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其次，归纳香港地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最后，基于香港经验对前面发现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优化建议。
2．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政府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不多。
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5
一、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保险业复业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已经取得了一定发展。
（一）覆盖人群逐步扩大，业务规模迅速增长，但还没有摆脱“补充”角色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近几年我国医疗费用总额的平均增幅已达到24%，2002年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出为5320多亿元，其中61%为个人支出。但是，由个人负担的这3000多亿元医疗费用中，健康保险保费仅为321亿元，商业医疗保险的费用支出占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出的6%，由商业医疗保险提供保障的人群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而我国目前实行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我国由政府开办的社会医疗保险还处于主导地位，商业健康保险只起到补充的作用，其保障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但也有一定的缺陷，即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除了在检查、用药、治疗等方面规定有严格的补偿范围外，每年统筹基金的支付还有一个限额，约为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倍左右。统筹基金主要补偿住院费用，职工个人仍要承担住院费用中起付线以下的部分（约为社会平均工资的10%）和比例自付部分（自付比例约为20%）。更重要的是，重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可怕杀手，而且其种类和发病率越来越高，社会医疗保险在医疗费用支付上的限额使得许多重大疾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无法得到充分的保证，贵患者家庭和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在重大疾病保险领域内，商业健康保险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实务界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在商业健康保险的销售市场上，各商业保险公司销售的主要险种就是重大疾病给付型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在被保险人发生重大疾病、重大手术和意外伤害时，按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随后保险责任终止。
（二）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产品供给日益丰富，但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
近年来，我国健康保险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经营主体持续增加，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产品供给不断丰富，服务领域日益拓宽。2003年1至8月，商业健康保险保费规模已达288亿元。保险公司与部分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合作，在北京、天津、厦门等地进行的健康保险试点，服务方式和经营模式取得了一些突破，积累了经验，为商业健康保险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健康保险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首先，和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健康保险市场上的供给主体还相对较少，目前仅有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太平洋寿险和泰康人寿等几家公司在进行健康保险业务的试点工作，虽然新保险法允许产险公司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但这种做法值不值得提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销售对象仅局限于一些大中城市，而且大多是已经投保的个人和团体；销售方式上大多采用附加于人寿保险的方式，不为被保险人提供综合和终身的医疗保障。其次，产品供给丰富，但产品设计单一，雷同率高。人们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保险公司缺货；保险公司推出的许多健康险产品，或者因为价格过高，消费者承担不起，或者因为保障范围过窄，某些产品只对特定疾病或意外伤害造成的医疗费用支出提供保障，而某些产品仅限于为住院费用支出提供补偿，风险划分过细，综合性不强，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第三，健康保险在风险性质、保险事故特点、风险控制理念和方法、精算原理等方面均不同于寿险业务，但目前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价、经营和管理都和寿险相似，这些都不利于健康保险今后的发展。所以，加快健康保险的发展，应树立专业化的经营管理理念。而且根据《关于加快健康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已经达成了共识，因此，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1从组织培训专业化的角度来看，组织和培训体系欠缺，市场推动受到抑制。尽管已经有不少公司成立了单独的健康保险部门，但其职能有限，既没有相应的产品开发权，也缺乏专门的组织培训体系和销售队伍，市场推动能力有限。在培训方面，绝大多数寿险公司一年只对员工进行一两次的专业培训，并且培训内容多数仍停留在条款介绍和产品比较上，缺少对健康保险的经营理念、市场分析、风险特征、风险控制方法等相关内容的完善的培训体系，远远不能满足健康保险发展的需要。
2从产品定价专业化角度来看，现阶段，健康保险精算人才较为匮乏，精算技术标准体系尚未健全，相关基础数据亟待建立。尽管目前商业健康保险险种已经超过300个，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些产品差异性不大，主要为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性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保险。存在极大需求的高额医疗费用保险、护理保险、收入损失保险、综合医疗保险以及专项医疗服务保险险种基本上仍是空白。
3从核保核赔专业化角度来看，一些公司尚未建立专门的健康保险核保核赔制度，缺乏健康保险的核保核赔资格认证体系，难以控制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发生。此外，由于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缺乏有效的控制关系，难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保险公司难以介入到医疗服务选择的过程之中，无法针对医疗服务内容进行合理性认定，难以控制医疗费支出，因此对医疗风险的控制更难。
二、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对策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启动和实施以及人们健康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成为保险业界中的最有前景的璀璨明星，从而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细化市场，研究制定发展战略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难点、热点问题。我国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应该在认真研究并吸取世界各国商业健康保险制度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健康保险市场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从根本上掌握实际市场的需求心理、需求水平、需求规模。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当前政策支持条件、医疗机构的配套改革进行全面的评估，打好健康保险的质量基础。同时，注重市场调研.把握市场需求。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了保险市场呈现出明显的需求差异性。为使推出的健康险产品能够被市场所接受，保险公司必须注重市场调研，掌握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年龄群体对商业健康险的需求状况，并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力确定目标市场，为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
（二）营造宽松的外部经营环境，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种类
1给予商业健康保险应有的社会地位。实践证明没有商业健康保险的积极参与，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既然如此，国家就应该支持它的发展，给它一个与社会医疗保险平等的地位.将其作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纳入其中，井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形式确定下来。
2根据不同人群，不同费用偿付方式开发设计组合型的新险种，保证险种多样化、多层次、多保障，以满足人们对综合健康保险的需要。我国目前能够享受社会医疗保障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仍需要商业健康保险来满足他们的保险需求。因此，保险公司应适时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健康险险种，开发设计出一些可以提供全面健康医疗费用的多层次的健康保险产品。同时不能忘记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设计一些对基本保险支付上限金额免赔的报销型险种，实现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合理有效衔接。
3建立健全保险公司核保核赔制度，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健康保险核保同人寿保险核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仍有一些显著的区别。例如，健康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发生概率就要高于人寿保险，这就决定了健康保险的核保较一般的寿险有更多的环节。因此，保险公司须与社会各部门像医院、社保局等进行更多的联系。同时，公司内部应避免理赔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杜绝人情案；加大核保生存调查力度，把保险欺诈拒之门外；加大理赔力度，实行查勘与理算分离等，增强反欺诈的能力。
（三）实施人才培养战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如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法律人才和核保理赔人才等。而目前仅靠普通国民大学教育无法解决健康保险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在开展健康险业务的同时，不仅应在公司内部着重加强对健康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而且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国外及其他和健康保险相关的行业领域引进一批专业人才，建立起一支能够满足中国健康保险市场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四）加大宣传力度，强化保险意识
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6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影响因素；发展策略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初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国内部分地区试办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开始，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2010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已达到6774658.47万元，100多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商业健康保险业务。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总体发展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市场发育程度不足。衡量一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育程度的指标一般为两个，一是，一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占GDp的水平；二是商业健康保险支付金额占全部医疗费用支出的比重。2010年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为6774658.47万元，占2010年GDp的0.17%。部分欧盟国家私营医疗保险费占GDp比重在0.14%到5.71%，考虑到国外几乎没有购买公立医疗保障计划经办服务的传统，我国私营医疗保险市场不足。2010年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为264.0亿元，根据卫生部2010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19603亿元，人均卫生费用1440.3元。商业健康保险支付金额占全部医疗费用的比重为1.35%。部分oeCD国家私营医疗保险支付占总医疗费用支出的比例为2.20%到44.80%，明显高于我国的1.35%。
二是、专业化程度不足。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是疾病风险管理产品，基于疾病风险管理的特殊性复杂性，专业化经营是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关键措施。截止2010年我国有4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分别是平安健康、人保健康、昆仑健康、和谐健康，2010年四家公司保费收入分别是：19975.46万元、92896.82万元、17608.94万元、278.95万元占2010年健康险总保费收入6774658.47万元的比重分别为0.29%、13.71%、0.26%、0.004%，四家公司合计占比为14.27%。1999年英国和荷兰的私营医疗保险有专业健康保险机构经办占总保险份额的36%和47.2%，法国专业健康保险机构经办的保险占保险份额的93.3%。
二.影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因素分析
（一）影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外部因素
1.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明晰
商业健康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共同构成了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新医改方案明确了商业健康保险在多次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但是将补充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列为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同层次。
2.医疗保险市场基础数据缺乏、公共信息不充分以及医疗服务市场不完善
商业健康保险是以疾病风险管理为对象，其业务的开展需要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居民疾病发病率、疾病类型、各类疾病平均费用、居民疾病总体费用等医疗市场基础数据。目前，卫生行政部门没有公布这些基础数据、从而导致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基础信息不足，商业健康保险精算的基础缺失。
（二）影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内部因素
1.保险公司简单追求利润，忽视了客户利益和市场培育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我国私营保险公司简单追求利润，产品设计、保险合同、市场营销等方面都只为短期内获得利润，大量顾客在购买保险产品后获得的收益与预期相差很大。
2.我国健康保险利润水平低，风险大决定了健康保险在保险行业中的相对弱小地位。
我国的商业保险主要包括两部分，即财产险、人身险。人身保险是以人的生命、劳动能力或人身健康作为保险对象的一种保险。按照人身保险的本质内容、保险范围和所应付风险而论，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险。[]从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两个方面来看，健康保险在人身保险中属于最小的险种。例如表一所示：1999年到2010年健康险保费收入在人身险收入中的比重最高年份为2006年得9.1%，从2006年到2010年健康险保费收入在人身险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健康险赔付支出在人身险支出中的比重来看，2005年达到最高点23.6%，各年份比重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显示了健康险偿付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3.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管理专业化水平低
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是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的关键，保险业成熟的国家，商业健康保险大多数都是专业化经营。目前我国仅有人保健康、平安健康、和谐健康、昆仑健康四家专业商业健康保险公司，而且其规模和市场份额都不大。
三.完善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策略
（一）政府加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基础建设
当前政府加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基础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市场基础数据，例如本地区居民疾病发生率、疾病费用等数据的收集和公开力度。二是，规范商业健康保险运营。目前保险营销中存在诸多不规范情况，保险监管部门严格保险公司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准入条件、保险营销人员从业资格、检查规范市场行为、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二）拓宽商业健康保险业务范围
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是以社会医疗保险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为条件。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原则是“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就决定了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只能提供较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参保者的医药费自付比重仍然会居高不下。商业健康保险应该积极发展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之外的补充医疗保险、大病统筹的再保险。
（三）提高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水平
提高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水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商业健康保险业务比重在整个商业健康保险中的比重。目前，我国寿险公司和财险公司也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产品，这些公司在开展健康险业务时大多仍然按照寿险和财险的经营模式、并未遵从商业健康险的特殊规律，其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竞争发展策略、风险评估等都存在较大的系统性误差。二是，提高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商业健康保险业务专业化水平。专业化健康保险公司要在完善精算技术、产品设计开发、专业化人员培训、特别是增强医疗费用控制审核水平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
参考文献：
[1]赵斌等新医改框架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策略探讨-国际经验和中国模式保险研究2011年第2期
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7
8月27日，来自北京中关村生物医药园的孵化企业――北京弘润天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弘天生物”，832979.oC）正式登陆新三板，也使其成为国内细胞生物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之一。
在此前的8月21日，国家卫计委、国家食药监总局联合了我国首个《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旨在规范干细胞临床研究行为，以期借此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促进干细胞研究健康发展。此政策也被视作细胞研究大发展的“信号弹”。
4000亿美元市场的吸引力
“细胞生物研究与储存在医学研究及治疗、医疗美容、转化医学方面都极为重要，这也是公司多年来投身该行业的原因。上市后，公司将在北京两大研发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全国设立样本分库。”弘天生物董事长王安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安祥介绍说，干细胞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自我复制能力，即“一个变成两个完全一样的细胞”；另一个是多向分化，干细胞应用最常见的是细胞替换，比如说白血病患者做造血干细胞移植，等于换了正常的干细胞。干细胞还有特殊的营养因子，可以修复各个器官的损伤。
根据《2010年干细胞年鉴》，干细胞市场规模每年平均以34%复合增长率增长，未来20年内，干细胞全球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000亿美元。因此，干细胞市场被各路资本所青睐，“钱”景广阔，世界医药巨头纷纷布局干细胞产业。
业内人士认为，在医药行业中，干细胞作为新兴前沿领域，市场空间广阔，同时有望迎来政策激励。而细胞存储又被誉为“细胞银行”，是细胞治疗行业最基础、最前端的业务，前景广阔，谁先布局谁就将抢占行业资源先机。在细胞行业内也有不少企业都在向细胞存储业务延伸。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共有200余家企业从事细胞治疗技术研发，这其中也包括上市公司如香雪制药（300147.SZ）、开能环保（300272.SZ）等，但布局都还停留在初期。
2004年开始，弘天生物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北京大学的一些顶尖科学家搭建专业技术团队，2009年成立专业公司开始启用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研发实验室并做市场运作。在2013年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后不久，弘天生物完成了增资扩股。
“细胞存储之所以被称为‘细胞银行’，是因为它是细胞治疗行业的最基础、最前端的业务，普通消费者将健康的细胞提取储存后，可至少保存20年的有效性，一旦未来有重大疾病治疗、预防性医学干预和抗衰老使用的需求，就能再度以细胞基因工程改造等先进技术进行使用。使用自己的健康细胞几乎不存在排异的情况，具有较高安全性。”王安祥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目前，弘天生物斥资5亿元在北京大兴建立细胞存储基地，一期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库容可达32万份。
试水者或将大打市场战？
事实上，我国对干细胞技术的研究工作早有所部署，比如973、863等国家科技计划涉及了干细胞项目，在科技部“十二五”专项规划中，以干细胞技术为核心的再生医学还被称为“继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之后的一个医疗革命”，其被认可和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弘天生物所在的细胞生物领域对于技术研发非常倚重，而这类企业往往需要在资金投入、技术储备和市场推广方面三管齐下。在大型竞争对手纷纷登陆资本市场之后，获得资金补充的弘天生物可能将大打市场战。”银河证券一位内部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事实上，干细胞研究需要大量资金且研究时间很长，即使取得成果，也并不一定能获得巨额利润。例如世界上首个干细胞治疗药物美国哥伦比亚奥西里斯诊疗公司（osiris）的干细胞产品prochymal，该产品上市后销售情况一般，公司于2013年10月将该产品以1亿美元出售给mesoblast公司。
再加上干细胞产业极其“个体化”，不管是做基因检测、基因治疗，还是细胞治疗、免疫治疗或组织工程，都需要以自己的细胞、组织为原料，与传统医药工业的批量化模式有很大的区别，需要全新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
很多企业巨资投入后最终输出的产品分别面向两块完全不同的市场，在生物科技行业极为火热的CRo（向药企提供新药临床研究服务）与转化医学领域。包括无锡药明康德、博济医药等一众本土企业均以上述两项作为业务核心，弘天生物也不例外。
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8
摘要：国际化医药市场环境对我国的传统民族医药产业--中药的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在国际化医药市场中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应该加强对中医药产业中不足及优势的分析。本文从中药的特色入手，对中药现代化的主旋律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创新；中药；现代化
前言：在我国，中药有着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扁鹊、华佗等神医用中药救人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与中药在我国的流传和发展不同，中药的现代化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和影响：非华人社会的人们习惯利用西药治疗自身疾病，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中药，并对中药的药效及安全性持怀疑态度。因此，中药的现代化发展应加强对各类阻碍问题的解决。
1特色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与西药在理论体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本质角度来讲，中药的特色性特点是其能够在医疗领域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基本原因。随着人们健康理念、对疾病认知的不断变化，人们的诊疗需求逐渐从传统的疾病治疗模式转化成集机体保健、疾病预防、疾病治疗以及后期康复与一体的多维度模式。就西药而言，人们医疗保健需求的变化要求相关人员加强各种化学合成物的分析[1]。从西药研究成效来看，整个研究过程周期较长，所得合成西药毒副作用相对较大，且所需难度及成本相对较高。
相比之下，中药的优势较为明显。为满足人们的保健、养生需求，可以加强对中药的分析和研究。从目前我国的中药应用现状来看，中药已经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老年性疾病以及其他相关疑难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工作中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由于中药的药效是基于各类中药成分间的协同作用产生的，因此患者服用中药后基本不会对药物产生依赖性或抗药性，其疗效较为显著。在中药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应对西药冲击的主要发展战略为：充分发挥中药的特色，结合人们的实际需求开展中药的开发及实践，进而扩大中药在医疗健康市场中的占有率。
2规范
从中药的发展历史来看，中药在我国的应用历史十分悠久。在这种背景中，国人对中药的接受及认可已经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习惯。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众而言，他们更加相信各种科学技术。在文化差异的鸿沟之下，部分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无法准确揭示中药药效的产生机理和药性。这种现象对中药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面对人们对中药现代化普及发展安全性的要求，现有的科学技术及中药研究工作难以得出各种复方天然药物的准确安全性数据及药性数据。作为我国传统产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药的普及应用过程中，相关人员过分重视其从中药推广中获得的经济利润，并未对中药研发及产品生产等方面制定完善、标准的制度规范。为了促进中药现代化发展目的的实现，应该加强对中药作用机理、成药研制药性分析说明等质量标准及理论体系的规范。在提升其规范水平的同时，促进西方国家对中药的接纳和应用。
3创新
医疗健康保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决定着中医药产业发展形势的严峻性：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中药的发展需要将创新作为基本原则，不断根据市场需求对自身进行调节，进而提升中药产业发展与市场变化要求之间的契合性水平。
从我国目前的中药发展现状来看，中药的现代化发展已经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就创新层面而言，该领域发展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我国在中药上的药材资源储备优势和丰富的应用经验为中药的创新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在后续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深入完善中药研发系统。除了已经取得良好应用成效的疾病类型之外，中药现代化创新发展应该将西药难以治愈的疑难病种作为主要目标[2]。结合人们在用药方法、剂型等方面的偏好，研发出药效极佳、方便安全的创新型中药产品，在扩大中药应用范畴的同时，促进中药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好地发挥我国这一传统医药产业的惊人魅力。
4发展
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中医药发展多以自给自足模式为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独立发展模式转化为多元化发展模式。这种变化对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从目前我国的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来看，除了少数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中药成品之外，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以受西药挤占、产品出口发展速度较慢为主。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第一，内部原因。中医药企业良莠不齐，部分企业为从开放性的医疗市场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为客户提供质量不合格的中成药产品。这种发展方式虽然为企业带来了短期利益，但从长远角度来讲，这种变化严重危害了我国中成药产品的药效以及中医药产业的对外声誉。此外，干扰我国中药现代化发展的内部原因包含各类中成药产品的包装问题。以中药在保健市场中的竞争为例，相关企业并不重视中药产品的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其在产品外包装方面与西药产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为实现中药的现代化发展、良性发展目的，应该加强对中药产品质量及产品包装的监管和优化。这一发展目标要求中医药企业首先树立正确的发展认知：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建立持续为市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的基础上。在这种发展观念的引导下，中医药企业需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严格控制中成药产品的质量，并参照其他优秀企业的西药产品包装，自主完成中成药产品的包装优化设计，促进中药产品优势的有立发挥。
第二，外部因素：出口秩序因素。在国际化医药市场中，中药出口制度规定尚不完善，在实际的出口过程中，西药以其丰富的出口经验对中药产品的出口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面对这种情况，为优化我国中药的出口发展现状，应在完善中药药性、安全性分析体系的同时，结合当前国际医药市场的发展现状，提出优化中药出口制度的优化策略，为中药现代化出口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从我国近十余年的中药发展现状来看，2000年，我国中药年出口额占国际植物药市场份额的比例约为5%。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后，这一比重发生了显著增加。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中药年出口额占比约为20%左右。这一数据表明：中药在际医药主流市场中的认可程度发生了显著提升。但与西药的占比状况相比，中药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后续的中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药应该在坚持自身治疗药物角色的同时，扩大自身在治疗及保健领域的占比。
结论：中药是我国的特色传统民族产业之一。在竞争性的国际医药市场环境中，中药的现代化发展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利用不断完善的药性研究和安全性研究满足人们对中药药效信息的需求。同时，还应该提升中药产品生产、研发等环节的规范性水平，利用创新技术获得西药难治愈疾病的中药产品，以实现中药在国际医药市场上的良性发展和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9
关键词:医疗保险体系，医疗保险，政府，市场
一、引言
无论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历史来看，综合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在内的医疗保险体系总是政府干预和市场制度的某种组合，但是研究者对政府与市场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一直有所争论。neudeckandpodczeck(1996)指出，政府担当保险人，提供某种形式的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在由市场提供医疗保险的同时建立强制性的共济基金等措施，可以在满足效率要求的同时，实现一定的再分配功能。亦有研究表明，社会医疗保险削弱了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从而平滑了其一生中的消费，带来了福利改进(Chou，Liu，andHammitt，2003)。但是，BlomqvistandJohansson(1997)的研究表明，在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同时面临道德风险时，“政府市场”体系任一均衡解的效率总是严格地低于纯粹商业保险体系的均衡解效率。而Feldstein(2005)的研究则表明，社会保险在美国并没有改善穷困人口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亦即其一直被众人所期许的再分配功能还有待商榷，同时，此类计划可能造成行为扭曲，并难以实现动态效率。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主导建立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虽然有很多好处，但是，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以及其对病人愿望的低响应度却是周知的、难以克服的弊端(neudeckandpodczeck，1996)，而且会受到可用资源的限制；对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建立并运作一个有效、高质量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可能比其对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实施有效监管的难度更大(SekhriandSavedoff，2005)，因此，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往往是基于对市场或政府的评判推出另一方的作用范围，在方法论上遵从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奉行规范主义。尽管很多学者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以及医疗保险体系的具体模式与一国自身特殊的社会环境、社会组织等因素有关，但是，对于现有医疗保险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决定因素的系统性研究却相对缺乏。例如，现有文献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各国医疗保险体系之间的差异为什么会存在，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由SekhriandSavedoff(2005)的研究可以推断，商业医疗保险在一国医疗保险体系中重要性的上升与该国财富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发育的逐步成熟相关，但是，这至多只能解释目前许多转轨经济中出现的普遍趋势——政府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融资角色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商业保险的重要性日渐上升，而很难解释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为什么会有显著的差别。
一个典型的对比即是英国和美国。在英国，医疗保障的受益资格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由政府出面组织制度化的全民健保制度(nationalHealthService，nHS)，商业医疗保险只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一些支付能力较高的个人为了确保能够及时地获取所需的医疗服务，会选择到私立医院就诊，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提供相应保障。而美国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建立全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工业化国家，近70%的人口通过雇主安排的商业医疗保险计划或个人直接购买的医疗保险获得保障，政府只是扮演“补缺”的角色，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老年、伤残及贫困人口——出面组织社会医疗保险，同时，其社会医疗保险的大部分运作主要依靠已有的市场机构实施，医疗保险市场所受到的监管也是最为松散的，可以说，自由竞争的市场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中占主导地位。那么，在自由主义发源地的英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在美国那样对强制性全民医保计划的抵制?为什么只有在美国才会形成高度自由主义的医疗保险体系?为什么在美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努力一直不能得到成功?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可以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一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成因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对医疗保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英美医疗保险体系成因研究
(一)英国
全民健保制度在英国的建立和发展，可以说是取决于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以及其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历史发展轨迹。
1.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使得对社会福利问题的政府干预在英国有更好的社会接受性
在英国本土，长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特别是在漫长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大量流民以及社会结构分化的加剧严重地威胁到社会秩序，各种非政治的暴力行为、骚乱和起义始终没有停息过。统治阶层对“秩序”的强烈渴望以及民众对赈济的要求，都促使政府伸出“扶持之手”，开始立法济贫，父权主义由此滋生出来。所以，到20世纪初，当英国朝野意识到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然威胁到英国在世界的地位时
(2)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为nHS奠定了基础
战争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战争给英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创伤。英国的经济向来对外贸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但是，在二战中，英国的军舰和商船损失惨重，其海上优势一去不返；战争耗费的庞大军费开支、海外投资收入的急剧减少、出口贸易的锐减(减少了近70%)，加上重建的需要，使其外债激增，英镑地位恶化；战后，英国在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的殖民地也纷纷独立，在希腊、土耳其和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大大缩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自治领地离心倾向也与日俱增。所有这一切都使英国综合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原本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政治经济矛盾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慰抚民众，并清除共产主义对国人的吸引力，英国政府在1941年委托贝弗里奇领导“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部际委员会”，负责对战后的社会福利计划提出具体建议和改革方案。“贝弗里奇报告”在广泛征求民间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建立一套综合性全民医疗服务体系。事实证明，这种借助广泛的再分配消除社会弊病的“民主社会主义”十分符合公众的期望。可以说，战争使得政府在英国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二，战争对英国的医疗体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离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近在咫尺，预期到对战争期间的平民伤亡医疗需要，英国于1938年建立了战时紧急医疗计划，利用政府资金在全国广建医疗设施、配备医疗人员，而在后来的战争中，许多民用医疗设施转作军用，也有大量的医师(约1／3)被征召入伍(H.Smith，ed，1996)。可以说，在nHS建立之前，英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力量；尽管当时英国也有一定数量的自愿捐助型医院，但是，这类医院的自治性、互和组织性大都不强，其发展势头并不强劲(mohan，Jhohn，2003)。其结果，英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对医疗服务的社会化有积极的抵触动机的既得利益集团。
综上可见，由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原因，英国社会倾向于利用再分配政策来维护公民的健康权，促进弱势群体对健康的可及性；同时，政府的介入成本又相对低廉，于是政府便成为社会合意制度的必需要素，这也正是政府在英国医疗保险体系中扮演主导性角色的关键原因所在。
(二)美国
与英国相类似，美国之所以会形成自由主义的医疗保险体系，也有着十分深刻的文化、政治与历史原因，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集权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是由一批逃避欧洲旧秩序束缚和压迫的移民建立的，他们自然地继承了源自欧洲的自由主义特征，即信仰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将个人的成败，包括健康看作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同时，他们非常“反对权力之残忍与延伸”(路易斯·哈茨，2003)，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高度崇尚分权。事实上，尽管跟随移民潮流人美国的英国文化因子是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英国文化进入美国后，在各种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发生转化，形成了崭新的价值观。比如，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的作用突出，使个人主义在美国文化中具有的地位超过了其他国家；而美国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和广阔的生存空间，则大大地缓解了人口压力，降低了社会不公正迅速恶化的可能性，从而为美国人推崇个人自由与责任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正是因为此，在美国，三权分立被贯彻得更为彻底、更为坚定，对待政府干预的态度也更为保留，这是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在美国的建设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2.立法权力的高度分散
在崇尚分权的美国，立法过程中的决策权是高度分散的，通常一项重要法案的通过需要经过36个常设委员会，各委员会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又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其结果，如果决策者决定推进激进式改革，往往会招致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而分散的权力中心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游说压力下往往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一点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的形成历史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立法过程中，罗斯福总统曾考虑将政府医疗保险立法计划提交国会，但是，由于遭遇到医疗卫生行业的激烈反对，政府内阁成员以及国会各委员会的意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为大局着想，罗斯福总统只得“丢卒保帅”，将全民医疗保险立法计划搁置下来。
3.所涉及的各类利益集团的政治动员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由于政府医疗保险会使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并给市场带来更严厉的监管，这一概念遭到了医药卫生业和保险业的强烈抵制。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medicaiassociation，ama)不仅成功地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塑造为“共产主义的阴谋”和对自由的“奴役”(例如，宣称该制度会限制个人的就医选择)，而且将其他反对政府干预福利事务的组织联合在一起，从而有效地影响了立法者的政治意愿，也正因为此，ama的反对一直被视为政府保险制度之建立最为关键的阻力来源。事实上，联邦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最初并不提供与现代商业健康保险类似的处方药保障，这与ama及美国药品制造商协会(thepharmaceuticalmanufacturers，association，pma)所代表的医药垄断集团的激烈反对不无关系。
相反，支持建立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从直觉上讲，劳工组织应该是最具有推进此类立法之动机的利益群体。但是，一方面，美国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较强的社会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工人运动的热情；另一方面，工会的活动也遭遇到了企业和保守力量的强烈抨击，特别是1947年《塔夫特—哈特莱法案》的通过，给工会活动带来了很大程度上的束缚。鉴于力量薄弱，工会只能集中精力，将通过集体谈判争取雇主提供的额外福利作为首要任务，在事实上并没有对全民政府医疗保险制度付出较多的政治努力，致使支持促进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建立的政治资源显著不足。
总的来看，美国立法权力的高度分散为利益集团影n向立法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公众对自由的崇尚则是其游说活动得以成功的根本前提。其结果是，政府保险计划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正是因为政府保险计划的缺失，又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加强了市场的地位、提升了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在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政府所做的就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适度的干预，扮演“补缺”的角色。
(三)英美两国医疗保险体系的运行结果
英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各有特点，其运行结果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总体而言，英国用较低的医疗费用，将国民健康维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也利用强制性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安排较好地解决了居民无医疗保险问题，但是，由于英国卫生开支控制得比较严格，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相对短缺，病人就医的平均等待时间很长。而在医疗开支水平较高的美国，其健康指标却并没有明显地优于英国(参见表1)，未参保率更是居高不下，1994年-2003年间，美国65岁以下人口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6.1%—17.5%之间。
可以说，两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在实践各自政策目标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缺陷，鉴于此，这两个国家都在考虑医疗保险体系的改革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就对nHS进行了数次重组，特别是根据《1990年全国健康服务与社区护理法案》，允许各区域卫生管理局和作为“基金持有人”(fundholders)的家庭医生向各类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在nHS中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显著地促进了医疗服务的差异化和竞争，大大减少了病者的等待时间。据2005年12月的数据显示，病患从确诊需要住院治疗到人院的平均等待时间从1991年的30周缩短为7周。
在美国，建立某种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的呼声一直未曾绝迹，从目前看来，还有日益高涨的趋势，如何提高医疗保险覆盖率已经成为当前各总统候选人争取选票的首要话题之一。2006年4月，美国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卫生服务改革法案，对医疗保险市场和医疗服务市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要求该州居民必须拥有医疗保险，否则就不能享受税收减免、甚至需要缴纳罚金，而州政府将对贫困人口提供补贴。加利福尼亚等州也在考虑制定类似法案。
总的来看，这两个国家都在探索并实践一些局部性的、渐进式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措施，以便在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鲜见全面激进的改革。
三、决定一国医疗保险体系模式的因素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一国医疗保险体系模式是必然的历史结果，影响其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可以分为三类：
(一)社会偏好的行为方式决定于一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价值观含义
在一个自由主义占上风的社会中，人们会更偏好相对独立、自由的医疗保险购买选择与就医选择，而相对排斥制度性的整体福利安排，这意味着选民更支持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体系和卫生保健体系；相反，在一个左翼思想氛围浓厚的社会里，人们更关注弱势群体的健康权利，进而更重视医疗保险的普及程度，认为“市场无权决定生死”，而这类社会往往对中央经济和社会计划的接受程度较高，所以选民会倾向于支持将医疗融资的决策权委托和让度给他们所信赖的组织，比如政府、社团等。
(二)社会的合作能力
当一个社会由于人们的合作能力有限而一时无法就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达成妥协，或者达成妥协的成本过高时，则会要求政府出面；相应地，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发育水平很高，产权制度完善，市场规模较大、主体相对成熟、组织结构健全、竞争性强，其协调和组织能力就较强，人们通过市场得到其所需医疗保险安排的成本就较低，从而会导致市场挤出政府，或者政府难以进入。
(三)发展路径
一国医疗保险体系的模式，并不单纯是由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制度发展的历史路径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在制度发端初期由于社会合作能力的高低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那么，在此之后，人们会主动、积极地学习这项制度，并创造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安排，从而强化初始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制度的选择存在着路径依赖。
四、对中国的启示
对英美两国医疗保险制度实践的研究，至少能为中国医疗保险体系问题的解决提供以下三点启示：
(一)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种政府与市场因素的组合一定会优于另外一种组合，政府选择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介入途径和介入方式，必须尊重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能力，力求在政府和市场力量之间取得平衡。
(二)改革方案的制定必须考虑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能力的稳定性。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能力往往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积淀的结果，二者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崇尚自由主义的社会一般具有较强的妥协、协调和组织能力，也就是社会合作能力；而对集体主义接受性较好的社会来说，内生的社会合作能力一般相对较弱，可能需要某种外在因素的介入。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偏好的改变、社会合作能力的提升都是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的。这意味着，在推进中国医疗保险体系改革时，必须首先理解所有决定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能力的因素，特别是在参考国际经验时，不能轻易地推进一项模仿或移植措施，因为这些措施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文化整合问题。如果试图推行背离国情的政策，其运行必然是不稳定的，并且会招致巨额的成本和代价。
东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周勤教授领衔的课题小组对这三个地区的医疗改革进行调研，其中，宿迁市对135家公立医院中的133家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走了一条依托市场机制的医改之路。这是一个在全国最为彻底的改革样本，也是遭遇争议最多的医改。无锡市的医改，采用的是“管办分离”，把所有的市属公立医院的人财物管理权移交给另一个平级部门“医院管理中心”去做，政府主抓社区医疗体系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医疗事业。南京市的“企业托管”模式试图解决中心城市“看病贵”和优质资源被滥用问题，巩固地区医疗中心地位。
周勤指出，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经过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所作出的只能是非“最优”却合理的选择，但也正是这些外部约束条件，导致这些改革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有医疗卫生体制中“以药养医”和追求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最大化高于一切等固有弊端。
公立医院改革到底何去何从？
2007年2月4日上午，总理在吉林省人民医院考察时指出，医院改革的方向是：一要发挥医院公共资源的作用；二要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三要改善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四要提高医药使用效率，降低群众看病成本；五要加强药品监管，确保安全。
温总理已经指明了医院体制改革的方向，但如何达到这个改革目标呢？
“管办分离”解决政府管理缺位问题
作为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医院管理制度改革一直备受关注。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解决传统体制下自己监督自己的弊端。卫生部要承担医院的全行业监管，就不应同时承担主办公立医院的责任。这就是一直在说的管办分离。如果卫生部既办公立医院，又管公立医院，那很可能就成了公立医院的保护伞。所以，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此届两会，卫生部长高强也表示，大医院改革，关键是体制机制要改，要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离。
目前，上海市和无锡市都有试点，成立医院管理中心，上海市的医院管理中心由上海市国资委管理，无锡市则直接由市政府领导。实施管办分离，解决了医疗卫生主管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落实了医院自主办院的权利，使医院的主体地位、责任意识得到加强，管理水平有所提升。
预付制是控制医疗费用良策
我国内地城镇职工医疗保健制度按项目付费是目前的主要支付形式，且大部分医院实行两级核算制，使科室奖金与收费直接挂钩，加上医患之间信息天然地不对称，导致医生诱导需求现象大量出现。
此届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现行政策对过度医疗服务几乎没有约束，是“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该对公立医院进行“收入总量控制”。这样，医院不能再从增加收入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会考虑通过控制成本来获利。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杜乐勋也提出，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的运行机制必须从费用扩张型转变到费用控制型。目前我国公立医院以费用扩张为管理目标，大大淡化了公益性，如果转换为以费用控制为管理目标，必然强化公益性。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应该将医疗服务收费从后付制改变为预付制。
医疗体制改革方面的专家、中国残联康复中心吴春容教授表示，实施预付费制度后，医疗付费越少，医院获利越多，医生表现越优秀，滥开药、滥检查、乱收费的现象自然而止，不但会使医院控制成本，并且能推动医疗机构加强向签约居民做健康教育和保健预防工作。他说：也许我们应该借鉴一些台湾省医疗发展的经验教训。
台湾省在实行全民健保之后，没有改变按项目付费以及医务人员收入与医疗收费直接挂钩的分配制度，造成医疗费用上涨很快，健保基金频频告急。因此，从2000年起，台湾健保支付制度进行了改革，采用“总额预付制”：全民健保管理机构根据人口、疾病、价格以及技术变化情况，控制每年健保支出的增加幅度，并与各个医师公会(行业自律组织)进行谈判，决定健保基金对于西医住院服务、西医基层服务(门诊服务)、牙医服务和中医服务的支付总额，各个医院则根据自身实力在市场上竞争患者，最后根据提供点数获得支付。这种方法既控制了健保支出总量，又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促使医院和医生改善服务，提高质量。
医院改制需破除垄断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认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可选择思路包括开放高端医疗服务的提供，充分满足城市高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用高端医疗服务的收入补贴对低收入人群的救助，解决目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她主张“政府主办医疗机构”和“引入市场机制”两者结合起来，同时结合市场和政府干预两者的优点，建立既有政府干预的公平性和成本可控性，又具有市场的高效性和灵敏性的制度。
不过，我国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96%，社会办医仅占4%，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占全国医疗资源的90%以上。虽然国家鼓励社会办医，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垄断的医疗市场必然带来竞争的不公平、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的所谓“市场机制”不可能对“政府办医疗机构”有任何竞争力。效率低下，医疗成本过高的问题终究无法解决。
周勤教授在评估江苏三地医改时提出，过多的进入管制，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不公平的竞争，可能是问题的根由。当然，将公立医院全部卖光并不是一个好的出路，但类似宿迁医院产权制度改革，可作为一种打破公立医疗机构高度垄断局面的有益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建议推动医院改制，对公立医院实行股份制改造，拓宽融资渠道。他提出只有调整医疗结构，调整城市医院布局，才能合理利用医疗资源，减少资源浪费。同时，应该出台更多政策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多渠道吸收资金；开放医疗市场，允许外方进入……医疗保健市场研究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