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与哲学思维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与方法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党政机关、学校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中等专业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哲学课程是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以往学习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的是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指导与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来进行阐述、学习，忽略了对学生哲学思维的培养。什么是哲学思维呢？“哲学思维不同于日常思维、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等其他思维形式。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1]
二、哲学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哲学
1、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其次，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法论依据。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且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是人们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规范和准则。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活动中，哲学提供总体性和一般性的方法论原则。
2、专业的核心课程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般都开设了哲学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西方哲学史》《伦理学》《马列原著选读》《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等。
在这些哲学课程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最为重要，它主要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提高用正确的立场、思想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其他专业课程奠定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视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核心的核心，并与其他哲学课程相互联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哲学课程体系。
其中《西方哲学史》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西方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更好的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开设《马列原选读》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相关哲学课程组成的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的学习与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核心。
（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理论基础的体现，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都是人，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因此，人是全部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全面科学地阐述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目的，任务，对象的重要理论支撑。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不但要求具有运用哲学思维的辩证性来分析、解决问题，对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的看待，反对片面性和绝对性；还要运用哲学思维批判性、实践性，不迷恋权力，不盲从权威，对工作中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同时，反对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把过去的、一时成功的经验作为绝对真理照搬套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从哲学思维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冷静地审视客观世界的事物和人类经验中的一切行为。总的来说，哲学思维方法不在于给人多少具体的知识，也不在于给人解决了多少具体的问题，它的根本作用在于给人提供了一种正确的理性思维模式，培养和锻炼人的思辨能力，从而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巨大的推动力。
（三）教育教学中的哲学思维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千多年前韩愈在《师说》对教师职业的阐述，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些都是对教师职业的要求。现代教育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教育者，不但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功底，还要有科学的工作管理方法，丰富的人生阅历，开拓的视野，能够对自己的活动对象的客观属性、内在本质，因果联系、发展趋势、作用影响等矛盾各个方面的哲学认识，有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哲学思维的能力。
关于教师的培养，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实际上学习哲学，培养哲学思维对于当好一名教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代教学要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变过去机械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达成这一要求就需要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对学生的进行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哲学思维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必要条件；班级管理过程中，要求教师从全局考虑，细节着手，这就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辩证思维，在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认真对待那些可能对群体造成重大影响的细微之处，哲学思维为班级管理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应该能够运用哲学思维处理工作中的问题，还需要能够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四）企业工作中的哲学思维
当今，大学生面临就业困难这一客观事实，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更属不易。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涉足了企业领域。如从事销售、业务员、银行柜员等工作。
在企业所从事的工作往往与本专业所学知识联系不够紧密，学生通常会感到没有把握，对工作缺乏信心，不能勇敢的去尝试，对未来感到迷茫。
面对专业不对口的这种情况，《实践论》给出了应对的办法。首先，是对工作的情况和环境加以详细的调查分析，了解这些之后就能够初步从事某项工作。在工作一段时期以后，有了工作的经验，再加上这个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2]最终胜任一项工作。
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勇敢的面对工作，调查分析工作的情况，并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虚心体察情况，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与准确地判断自己在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做好自己原来并不熟悉的工作，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在工作中成长。
三、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哲学思维
由此可知，哲学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哲学思维就成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1、构建有机的哲学课程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哲学课程体系。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从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因此，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增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必需从整体上把握这些哲学课程，统一设置各哲学课程，把握好各门哲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有机的系统。
2、增设新的哲学课程
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新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当中发挥了显著的指导作用，在教育教学，企业工作当中也同样具有用深刻的指导意义。
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其他的哲学课程，《矛盾论》《实践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得更加紧密，对我们的各项工作具有更强的指导作用，也更容易为学生所理解。所以，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中增设《矛盾论》与《实践论》等课程，将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哲学思维的过程，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就必需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需要推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将书本上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为书本上的理论赋予现实的生命力，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不仅如此，教师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引出哲学的抽象理论问题，从身边的小问题中引出哲学的大问题，拉近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使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杨方.哲学思维略论[J].南通大学学报，2008，6（24）.
[2].的四篇哲学论文[m].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8：16.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2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经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1-0021-06
毋庸讳言，在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版图中，政治哲学基本上是空缺的，所以，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积极介入政治哲学问题域，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迅速成为一个前沿和热点领域，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学术大事。然而，笔者始终认为，在将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既要以一种前沿跟踪的方式捕捉最新的研究动态与理论进展，也要回到这个领域的原初思想语境，廓清那些对学科发展具有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前提性理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而言，迄今尚未得到根本澄清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马克思自己有没有政治哲学？或曰，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我们知道，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理论的诠释者们，不管是基于何种立场、出于何种意图，往往都相沿成习地在科学性和事实性的思维路数上来图绘马克思，结果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了马克思排拒规范性论证和缺乏政治哲学思维的刻板认识，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涉权利、正义等的政治哲学论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以柯亨、埃尔斯特、麦克布莱德等为代表的一些英美学者虽然从规范性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解读，并且也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学术论见，但他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总体来看却是零散的、不自觉的、非反思的，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只是通过甄别、挖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的个别字句和论题中的规范性寓意而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尤其是正义思想）的在场性予以辩护，而没有在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政治哲学意义，所以，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马克思形象并没有随着这些英美学者的阐释而树立起来。在笔者看来，这种非政治哲学和半政治哲学的解读，在理解马克思上都是极其不得要领的。笔者的观点是：马克思不仅有政治哲学，而且马克思哲学的实体性内容，基本上就是在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得以展现的，这构成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根本开展向度。
一、近现代哲学的发生学原理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在场
从思想史的视域来看，马克思不管在多大程度上革新了前人所确立的思想传统，他也正像施特劳斯、伯尔基、麦卡锡等人所指认的那样，是承接着近代哲学进行理论创造的，因而只有在打通马克思与前人（特别是近代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及思想特质。其实从这一点，我们尤其能够看清马克思与政治哲学之间的根本相关性。深层挖掘，马克思与近代人在一定意义上的“同宗同源”，不单单是概念史和观念史的接续和延伸，更根本来看，则是概念史和观念史背后的现实历史缔造了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之间的高度关联。众所周知，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中不无深刻地指出，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1]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启示我们，要把握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史，根本工作之一，在于深刻领会近代以来的历史所包含和揭示的时代问题。如果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生成与不断发展而展开的，与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具有对应和同构的关系，那么追根溯源，近现代哲学的理论逻辑实际是从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与古典哲学的形成机理具有本质的差异。与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不同，商品经济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在于确立人们分配和占有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的原则、规则及边界。而实际上，洛克之后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就是在把握这一要求的基础上逐次发展起来的，因为近代以来那些最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包括权利、自由、平等、正义、道德、伦理、法等问题，都是与人们的财产归属这个更基始性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在近现代政治哲学中，权利首先意指的是财产权或所有权，平等和正义首先意指的是人们财富占有上的关系，而道德、伦理和法的原初意义就在于维系市民社会中正当的经济秩序。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我们注意到，在这部政治哲学的集大成之作中，黑格尔虽然将市民社会界定为与“抽象法”和“道德”相并置的“伦理”的一个中间环节，但其实，这个概念在整部著作中起着奠基性和支配性作用，因为黑格尔实际是在深刻洞察市民社会这个鲜活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领域之矛盾的基础上，才进入抽象法、道德及伦理等问题域中的。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不仅近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几乎都是从经济层面生发出来的，而且反过来说，近代社会以来经济层面的问题又是具有政治性的，即在商品经济及以之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一定蕴含着政治哲学家们所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所以，毋庸置疑，只要承认近现代哲学的理论逻辑是植根于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那么就可以看到，真正主导近现代哲学发展的正是政治哲学，即政治哲学在近现代哲学中实际扮演着“第一哲学”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通常会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去概括、描述和理解近现代哲学，并由此界划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分殊性的哲学传统。然而，我们知道，认识论是伴随着主体性的出场和凸显而形成的哲学形态，而主体性这一从属于理论哲学的概念和原则，则是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定型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形成而凸显出来的，所以，这一概念和原则，往往最终又要落归于权利和自由等政治哲学问题，从而转化为实践哲学的范畴和原则。于是，考察近现代哲学史不难发现，那些在认识论问题上树立了理论丰碑的哲学家，如洛克、休谟、康德以及黑格尔，无不把思维的触角根本性地伸向政治哲学领域，从而在不尽相同的路数和传统中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由此将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实践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整体性反思、批判和规范，并因此而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构建起以权利和自由为价值底色的政治伦理秩序。以笔者之见，这不仅是在商品经济获得自足性发展空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得以重新建构的近现代社会中所必然会凸显的哲学主题，而且也必定会成为近现代哲学的根本理论范式。就此而言，只有进入政治哲学的问题域，才能够根本性地把握近代以来哲学的逻辑生长点及原生结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情形也不外于此。毋庸置疑，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社会大踏步向前推进的历史背景下介入哲学的，所以，从近代以来哲学的形成机理来看，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性逻辑恰恰就是生长于政治哲学问题域中的，这一点，与整个近现代哲学没有实质性差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情况，贯穿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论犹太人问题》等马克思早期重要著述的最核心概念，即是作为近现代政治哲学基石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意味着，在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基点上对现代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予以质询与批判，不仅是一些近现代哲学家的理论关切，也构成了青年马克思哲学理论探索的根本旨趣与核心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当青年黑格尔派还在“前黑格尔”的水平上围绕“宗教批判”展开这样那样的争论时，马克思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马克思在这里是说，在现代社会，因人与神的关系而形成的传统矛盾结构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在法和政治关系中的世俗矛盾，所以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在于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即关于现代社会制度之正义性的批判），进而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并由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根据马克思的这一阐释，我们在政治哲学的维度内来概括其早期的哲学理论活动，并由此将他确证为一位政治哲学家，应当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二、经济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深化
人们在梳理、把握马克思哲学发展历程时，往往像阿尔都塞那样，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界分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前期和后期的根本性变换甚至断裂。根据这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似乎只是存在于其前期的理论著作中，而后期著作似乎与政治哲学的论题渐行渐远，最终趋于消解这种哲学形态。然而，真实的情形恰恰相反，即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不仅没有远离政治哲学问题域，反而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考察、探析了政治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从而将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反思水平。理由何在？如果根据上述，近现代政治哲学（乃至全部近现代哲学）是在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地基上形成和发展的，其所反映的是近代以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根本利益诉求，那么显而易见，只有保持着对现代市民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高度敏感性，对经济活动领域中的矛盾予以深刻洞察，才有资格进入到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这是我们在解读洛克、休谟、边沁及黑格尔等的政治哲学思想时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因为这些彪炳政治哲学思想史的理论家，无一不是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地基上，在洞思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关系的前提下提出政治哲学问题，进而发展政治哲学理论的。从这一点来看，对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经济生产关系理解越深刻的哲学家，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探索中越能够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所以，笔者又认为，在马克思之前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史上，由于黑格尔比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人更自觉地在理论层面对市民社会这个劳动和需要的体系进行了探析和反思，所以他在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上所达到的高度是后者无法企及的，虽然人们在研究政治哲学史时通常会把黑格尔作为中间环节而非启端。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富有启示性。早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就认识到，在中世纪，市民社会由于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因而它直接具有政治性质；而在现代社会，市民社会虽然因为与政治国家完成了二元分野从而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质，但由于现代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3]所以，市民社会实际成为了政治国家的内容，而政治国家本身则只是一种形式。马克思的这个认识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因为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与中世纪相比，在其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是呈现出一种从下而上的倒序结构，政治的合法性并不是由政治本身给予的，而是由褪去政治光环的市民社会所给予的，即政治的内容不在政治本身，而在市民社会。这一看似在逻辑上充满悖论、无法说通的问题，却真实地反映出近代之后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机制，如权力和权利之间所确立的契约关系，就从一个微观的层面深刻表明了这一点。与这种情况相对应，如果说根据自由、平等及正义的规范性要素来为现代民主制度予以辩护，构成霍布斯、洛克以来政治哲学家的根本理论追求和价值目标，那么这一理论追求和价值目标的原生利益结构，乃是随着商业、地产、私人领域、市民社会的“去政治性”而确立起来的。这意味着，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从直接的“政治性”出发，在对政治国家本身的考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这样的理论路数是无法洞察现代政治之内在本质的，毋宁说，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只有以考察需要、劳动、财产、所有权等为路径，才可能达及政治的本质性层面。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早期环绕市民社会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无论如何都是置于政治哲学问题域的。不过，在1844年之前，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经济学研究的支持，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把握毕竟还处在一个较浅层面，所以在宣告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之际，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并未达到后来的高度。由此可说，马克思早期的哲学固然可归结为政治哲学，但这种政治哲学尚未实质性地超越过往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与自霍布斯、洛克到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分道扬镳，毋庸置疑是随着其经济学研究的逐步加深而发生的。众所周知，自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政治批判明确转向了经济批判，由此开启了其长达30多年的经济学理论探索之旅。从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转向，不仅没有将其政治哲学思想推向纵深层面，反而是其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研究与科学的历史理论建构之间的根本界标，亦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政治哲学并未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承认，要根本性地洞思现代政治哲学问题需要回到经济学的语境中，并不意味着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可归结为政治哲学，虽然从现实来看，近代以来经济层面的问题往往具有政治性质。比如，亚当•斯密之后将商品和资本界定为“物”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当代西方许多实证性的经济学理论，恰恰都是反政治哲学的。然而，在马克思这里，却具有与实证性的经济学截然相反的情形。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说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根据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旨趣之一，在于通过深入剖析市民社会而从根基上理解法的关系及国家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1844年之后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实际是承接着早期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探析而展开的，故而他从政治批判转向经济批判，并非是要求疏远政治批判，而是要求落归于物质生产关系这一实质性层面来开展政治批判。在此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绝非代表着其政治哲学的终结，相反是其早期所确立的政治哲学理论思路的一种根本性深化，故而也就代表着其政治哲学的推进和最后完成。其实，从近代以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哲学的形成机理来看，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马克思才能够真正共享那些由洛克、休谟、康德、边沁及黑格尔等人所提出和反复申述的政治哲学论题，如需要、劳动、财产、所有权、道德、正义等等。所以，概而言之，在政治哲学研究上，政治经济学既没有偏题，又没有离题，而是真正回归本题。正是因为审思到了这一点，灵活运用思想史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麦卡锡才这样强调：“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是他理解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此二者奠定了其伦理理论与社会正义理论的基础。”[5]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开展
在确证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之政治哲学意义之后，我们又需要立即指出，马克思既因为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而实至名归地植入到了自近代以来一直延续着的政治哲学论域中，又因为其经济学的研究而根本性地超出了近现代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视野，从而与那些影响了他的先贤们划清了界限。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正如上述，对经济生产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越能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探索中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那么，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政治哲学整体性地超越过往的政治哲学，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上，无论是洛克之后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还是亚当•斯密以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抑或是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无法与马克思比肩而立，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是在研习这些前人著作的基础上获得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哲学所具有的重大思想史意义显现出来了，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不仅通过经济学的艰辛理论探索而创立起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其后期以《资本论》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也是其历史唯物主义落脚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后的一个必然归宿点。但人们通常并不情愿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叙事来证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相反，这一理论叙事却往往成为人们否定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最有力证辞，即在人们看来，作为一种基于事实的认知性和描述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排拒政治哲学的。这貌似强有力的证辞，其实只是流于表层、不堪一击的偏蔽之见。且不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只是一种认知性和描述性理论，它是否也包含了规范性的视角，仅就马克思落归于社会生产关系来开展经济学研究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意义就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开展经济批判的基本要求在于不是从经济事物和经济活动的表层出发，而是从其深层出发；不是从作为“物”的商品出发，而是从作为“社会关系”的商品出发。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中，马克思的经济学必然不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层面上展开的，而马克思所看到的那些由经济生产关系所生发出来的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必然不可能一目了然地出现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当中。正是因为如此，英国古典经济学就没有整体性地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虽然斯密也曾论述过正义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而经过历史唯物主义深化之后的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将其早期的政治哲学推向一个新的位阶，而且也是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所达到的一个最高点，这充分印证了全部近现代政治哲学由社会而国家、由经济而政治的基本生成逻辑。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大概是近代以来政治哲学所遵从的基本开展路径的最彻底形式。洛克、休谟、边沁、黑格尔等，虽然无一不是或隐或显地以市民社会为支点来提出权利、自由、正义等问题并由此构建政治哲学的，但他们显然都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层面，至多只是处在一种“前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进而论之，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他之前政治哲学之间的质性区别，无疑只有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得到豁然开朗的审视和理解。概括说来，由于并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之前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只是基于自然个体在市民社会中的生活经验来进行推理的，其所确立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原子式的自然个人”，所以他们不忘宣说的权利和自由，只是原子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所追求的正义，只是原子式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一种理想化的权利组合关系；他们心目中的社会，只是原子式个人的一种集合形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比自然式的个人组合关系远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将个体的生活经验固化之后的政治哲学，必然不能从根本上切中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因而也必然不能真正把握现代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尤其在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定格为一种客观性的“结构”之后，这种在个体生活经验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在解释、解答现实复杂政治问题上就更是捉襟见肘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只有在真正“社会性”的意义上来阐释权利、自由、公正、道德等等论题，政治哲学才能够展现出其宽广的解释力和持久的洞察力，而这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在接续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基本论题的前提下，将政治哲学的立论支点由“自然人”置换为“社会人”，所以，与过往政治哲学家不同，马克思所着重分析和揭示的是权利、自由、平等、公正、道德的社会和制度基础而非自然基础，这正如麦卡锡在阐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时所指出的，马克思把现代传统关于对与错、好与坏以及美好生活的本质与物质幸福这些道德问题的质疑，转换成了对现代社会制度结构的审查，也即转换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阶级、权力关系、财富所有制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变成了理解道德问题的整个大背景。
[6]上述情况意味着，马克思虽然是围绕着近代以来不断推延的权利、平等、公正、道德诸种论题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建立政治哲学理论叙事的，然而，一旦将这些论题置于社会制度背景中予以质询与阐说，那么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又必然会以大异于西方通行的政治哲学的形式而展现出来，从而形成政治哲学理论与一般社会批判理论和历史哲学理论相互缠绕的复杂格局。就此而言，以笔者之见，社会阶级、权力关系、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这些统摄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论题，不仅构成了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以及政治哲学的话语背景，而且其道德理论和政治哲学，最终又要落归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检视和系统阐发，从而使这些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视角来看是“非政治哲学”的问题，成为了其关于权利、平等、公正、道德等的政治哲学理论得以展开的根本载体。应当说，这是政治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所必然会具有的理论形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虽然是一个存在于马克思历史性文本中的命题，但出于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任务，马克思毕竟没有像后来的罗尔斯那样，去构建一种一目了然的、可供人们直接套用的政治哲学理论，所以无论是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在中国学术界，“马克思政治哲学”又是一个在当代解释学的语境中所凸显出来的命题。这个情况决定了，人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予以追寻和探析的逻辑起点在于当代而不在于马克思，亦即，从学术上来看，人们实际是以理解和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命题和学术任务为前提来切近马克思的。然而，我们知道，当代政治哲学是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及女权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争鸣中迅速复兴的。所以，当人们置于所谓“当代政治哲学”理论语境来开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时，便会很容易将这些政治哲学形态作为范本和标准，进而据之来评析马克思是否持有政治哲学思想或在多大意义上持有政治哲学思想。可问题是：由于其开展形式的独特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政治哲学，必然难以与这些作为“标准”的当代政治哲学形态相符合，所以显而易见，马克思是否持有政治哲学思想或在多大意义上持有政治哲学思想，也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厘清和论明的问题。这一学术路数的根本缺陷，在于只是注重在马克思哲学的“外部”来建立学术立论的支点，而忽视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自身生成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一学术路数下，人们注定无法在马克思与政治哲学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关联，因而至多只能捕获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只言片语”，却很难达及马克思为政治哲学所开辟的广阔理论空间。不过，只要领会了整个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发生学”原理，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政治哲学意义，我们就有理由宣称：马克思不仅从来就没有远离政治哲学，而且他始终行走在如何将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推向纵深的路上！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3-28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5]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3
政治哲学的定义是规范性的抑或是评价性的，这一问题涉及对政治哲学的根本理解。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作为知识与价值统一的整全式理论，它既包括对“政治事务之本性”的知识理解，也兼顾对“政治事务之正当、善和政治秩序”的政治伦理评价。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柏拉图思考“至善”问题并形成了理想国的构想；亚里士多德则执着地探索形而上学的“理性智慧”和关于城邦政治大善和个人美德之善的“实践智慧”。整全式的古典哲学始终关注政治美德和政治伦理，追求恪守政治事务的价值底线。近代以降，西方政治哲学开始被理解为与“政治科学”截然不同的东西，实证主义成为科学的基本形态。实证的社会科学强调，只有事实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做到的事情，坚持“价值中立”、“道德中立”的原则，否定非科学的价值追索及其意义，由此造成了科学与价值的根本对立，“把凯撒的归凯撒，把上帝的归上帝”①。20世纪社会科学对政治事务“科学化”的理解，使善恶冲突、是非辨别等价值判断被排除出社会科学，以致“不科学”的、以价值目标为对象的政治哲学颜面尽失，成为没有确定科学标准的、不靠谱的学说。于是乎，现代人似乎成功地将政治与道德隔离开来，朝着所谓的“政治中立”或“无道德的政治”义无反顾地前进着。马基雅维利把人类对政治主题的哲学追问变成了一种地地道道地追逐政治权力的游戏，政治哲学一步步蜕变为“权力”与“权利”的不断纠缠，很多人惊呼“政治哲学已经死亡”。再以以赛亚·柏林为例，他指出：“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规定人们必须选择哪种哲学，而是向人们解释所涉的问题和价值，如果一个人理解了他选择所依据的原则，他的选择就是合乎理性的；即使他根据这些原则作出了另一种选择，他的选择也是自由的选择”[1]（p10）。以赛亚·柏林对哲学家任务的界定是非常有价值的，以此来衡论我们的某些政治哲学思想，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实质上是一种无谓的争执。但是必须明确地指出，以赛亚·柏林是一个分析哲学家，他的论述是站在分析哲学的立场得出来的。政治领域毕竟不是科学领域，人类的政治活动始终受价值观的牵引，对一个正义的“好社会”的愿景始终存活在人们心中。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的政治哲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一整套概念、范畴，离不开价值与事实的科学分析和评价。施特劳斯开始厌恶“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社会科学没有能够把诸如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类的政体理解为暴政。按照施特劳斯的解释，政治哲学本来就暗含着对政治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前提，然而这种本来意义的政治哲学却被实证主义当作非科学的东西予以摒弃，它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困境。因此，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有关政治之善恶好坏，政治行为之正当与否，政治理念之高尚与卑劣，以及国家政治之终极理想和至善目的的价值学暨形而上学的研究。政治哲学一般被视为一种规范理论，尽管亦有人呼吁一种超越规范性的政治哲学，至多只是道出了一种规范性理论必然要涉及价值评价的问题。事实上，政治哲学广为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列出恶或善事务的清单，而是追问什么是“对”的或者“好”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乃是一种后设性兼评价性的思考。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和评价性相分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规范性由于与价值性无关而成了无所指向的机械性定律，价值性因为失去了规范性又成为了无根之浮萍，在这一点上，也许马克思主义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
二、致思理路：哲学解释导向抑或政治实践导向
以哲学解释为导向的思想家认为，现代西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等）所凸现的社会危机与困境，表明了传统政治原则已经丧失了引导我们行动的效力。于是，他们迫切地要求寻找一个思考与引导人们政治行动的新的路径，这个路径就是运用哲学解释学的方法，对政治哲学作出一种“应当如何”的构想，这一源头渊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是理论指向的，这为“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标尺。但是，由于以理论为导向的政治哲学不能解决自身建构的新的政治范畴所重新陷入的理论困境，并且造成了某些现实的政治难题与政治实践逸出政治哲学所讨论的视野之外，因此，政治哲学的学院化、抽离化趋势也不时遭人诟病。政治哲学的实践指向也非常明显，政治哲学的素材直接来自政治世界，而不是来自过去的著作，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于政治哲学家本人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的理论应用于人类的政治实践。从政治哲学家本人的理论来源看，亚里士多德当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马基雅维利是弗洛伦萨共和国的外交长官，狄德罗被叶卡捷琳娜邀请到圣彼得堡讨论怎样使俄国实现现代化。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即它产生于社会内部的政治冲突。在每个时代，社会内部都存在着政治冲突和政治斗争，该时代的政治哲学既反映了这种政治冲突，也试图平息这种政治冲突，解决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问题。以罗尔斯为例，他的名著《正义论》似乎只是书斋里的一介书生所做的一种抽象的政治哲学推理。但是，如果没有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黑人抗暴斗争、民权运动、种族歧视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价值冲突，罗尔斯是不会去思考“正义”这个问题并做这样的理论模型的。即使他天才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和理论，它们也不会产生今天这么重大的影响。在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之前，政治哲学在世界上默默无闻，频临灭绝，到《正义论》出版后，政治哲学著作一时洛阳纸贵，这个现象实际上只是佐证了政治哲学与它产生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如20世纪90年代，人们把政治哲学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公民资格”。然而，如果没有冷战结束导致的两级世界坍塌和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的过时，如果没有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流动、新的融合和新的矛盾与冲突，就不会出现对“差异政治”、“承认政治”的多元诉求，也不会产生从“共同体主义”向“公民资格”，再向“全球正义”的理论转折。总之，没有政治潮汐的起落，就没有政治哲学的变化。反观没有政治哲学的观念改变，也不会有政治景观的深刻变革。任何一种学说或理论，其价值必然体现在对社会实践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上。哈耶克自不待言，1974年因其自由至上的经济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因此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思想之父。在他影响下西方政治家启动的政治思想和公共政策，至今仍占据西方政策的主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二代的思想领袖，哈贝马斯是在世的欧洲最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其“公共领域”和“商谈理论”对发展当代多元民主起了很大作用。阿伦特倡导的公民共和主义古典传统在当代的重兴，对重塑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共和主义居功至伟。她对极权主义根源的揭露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她对极权统治下助纣为虐的“平庸之恶”的批判，叩击着人们的道德良知。因此，不能漠视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必须重视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哲学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哲学是实践性、规范性很强的哲学，对它的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且对现实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政治哲学绝不是书斋里的纯教条，它有灵性，有生命，有德性，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它能够为政治行为提供理性的规范伦理尺度。政治哲学的研究至少能让我们保持正义感，保持对未来世界的正义期待和追求。即使是坚持以理论为导向的政治哲学，其学说也必然渴望得到实践应用。不光政治实践创造了政治哲学，而且政治哲学也创造了政治实践。不光政治实践修正了政治哲学，而且政治哲学也改造了政治实践，创造了政治实践。政治哲学对时代的把握，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对时代的情感和意愿，而是“表征”人类对时代意义的自我意识。政治哲学之不可“消解”，或者说政治哲学的“合法性”，主要在于人类不能“消解”关于政治事务的自我意识，需要通过政治哲学的理论“表征”方式而获得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从而历史地调整和变革人类的政治世界。
三、政治原则：一元还是多元
如同人类政治文明的沃土孕育了多种多样的政治生活形态一样，人类不同的政治生活经验和政治智慧也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哲学。传统的政治哲学都试图建立一元论的政治理论，追求统一的价值目标，因此，当代政治哲学的光谱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自由至上主义者坚持自由原则，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坚持平等原则，主张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平等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主张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者处于政治光谱的右端，社会主义者处于其左端，平等自由主义者居于其中，而其他的各种政治哲学分别散落在这一光谱或左或右的位置上。尽管坚守的根本价值即各自眼中“统一的”价值目标不同，但是，每一种理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对根本价值的诉求。尽管20世纪以来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呈现出多样的发展状态，使寻找一种综合价值的努力前景陷入茫然，但奇特之处在于，政治哲学的这种左中右划分和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受到任何怀疑。然而，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哲学的一元思维方式终于遭遇根本质疑。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宗教原教旨极端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层出不穷，提出了对根本价值的更多理解和主张。政治哲学根本价值的多元视野突破了一元论的传统眼界，大量新兴理论（如生态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种族平权理论，等等）根本不可能陷入左中右定位的传统政治光谱中。尤其是自福柯以来，主流的一元论思维方式及其方法论备受诟病。因此，传统政治哲学狭隘的一元视野实际上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政治现实和理论发展。这些更多元化的根本价值彼此矛盾，甚至根本对立，加剧了政治哲学领域价值冲突的局面。在狭隘的一元思维方式陈旧过时的情况下，用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涵盖和指导其它价值的政治哲学努力备受指责，政治哲学试图建立解决政治价值冲突的综合标准、达成其追求传统目标的努力似乎也遭遇困境。这种价值冲突展现的深刻矛盾在于：要确定一种能统摄所有理论的、至高无上的、统一的一元正义准则，似乎已然是一种奢侈的梦想。然而，放弃建立和确定准则的传统目标，又意味着政治哲学将丧失其存在的意义，陷入生存危机。德沃金和金里卡努力解决这一矛盾，企图使政治哲学传统目标追求在新的条件下得以重构：他们两人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追求的并不是相互冲突的根本价值，他们之间至少存在着更根本的平等主义共识。他们的观点是：现代各种政治理论并没有诉求不同的根本价值。如德沃金所言，“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2]（p7）。因此，“平等”即被视为各种政治理论共有的根本价值追求。金里卡特别指出两点：其一，“平等主义理论”并非指平均分配收入，而是指一种更抽象也更根本的平等理念，即把人“当作平等者”；其二，这种更根本的平等理念既出现在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中，也出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是最普遍的根本理念[3]。金里卡和德沃金对政治哲学原则的崭新解释充满了智慧，它明确指出各种政治哲学理论存在着“平等主义的共识”，将平等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最抽象的和更根本的普遍价值目标。当代所有政治哲学家（似乎只有哈耶克一人例外）和政治哲学流派，均以各种方式论证如何实现共同体成员的平等，界定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左中右的政治哲学家，包括不能以此画线的各种新兴政治哲学家，无论他们如何定义平等，也无论他们是否恪守某一价值原则，都必须回应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要求：政治上平等待人，承认共同体内每一位成员的利益都同等重要。在这个尺度上，平等的就是公平正义的。同时，“平等主义共识”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统一，没有落入一元化绝对主义思维方式的窠臼。正是平等主义契合了政治哲学的根本价值诉求，平等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然而，平等主义并不是绝对主义意义上的最高价值。在现时代，任何妄称大一统的正义原则都不复存在。平等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一”价值，而是一种人类通识或常识。平等主义不是至上的最高目标，而是可能达致最高共识的平台。
四、根本目的：个人抑或国家
关于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公民为何应当服从政府？换句话说即是公民的权力优先还是国家的权力优先？内格尔认为，“对政治合法性的捍卫有两种：发现从不同个体分离的动机立场而来的、对特定制度理性支持的可能收敛；寻求每个人都能占据的共同立场，它保证就什么是可接受的这个问题达成一致”[4]（p16）。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就是从这两种途径出发，形成了以国家、共同体甚至现时代以阿皮亚为代表的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与以个体为指向的政治哲学之争。为此，金里卡归纳道：“‘正义’是20世纪70年代的行话，‘共同体’是20世纪80年代的行话，‘公民资格’是20世纪90年代的行话。”[5]（p2）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政治哲学的宗旨引发了对“正义”的热议；80年代，迈克尔·桑德尔和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倡导“共同体主义”，使“共同体（社群）”这个概念风靡一时，变成了判断政治事务正义与否的尺度；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对多元的“公民资格”的研究成为新的“行话”，它代表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方向。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这种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在古希腊时期，社会结构不是个体本位的，而是群体本位的，那是一个人的依赖关系还没有被商品、货币所肢解的时代。国家的政治公共性与公民个体的美德私人性之间并没有严格明确的划分，道德承担的休戚与共是这一秩序的基本原则。现代文明的发展，却将共同体机械分解，造就了一个简单的原子式集合的“细胞王国”，个人的本原地位一旦凸显，为个人权益寻求合法性证明的政治哲学也就必然要在价值秩序上发生位移。霍布斯明确地讲：“旧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6]诺齐克也不把政治哲学的方向定位于国家，相反，他将政治哲学定位于个人。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实体，是唯一拥有各个不同生命的实体，而国家与社会在他眼里不能承担任何超越于个人之上的角色，用他的话讲，国家必须小心翼翼地在公民之中保持中立。为此，自由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们把争论的矛头指向个人权利优先于公共利益，还是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的问题上。诺齐克式权利是国家与他人行动的道德边际约束，不要问个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而要问国家能为个人做什么。诺齐克所言称的权利，彰显的无疑是个人的私有权利。而社群主义者所要阐扬的则是群体的权益。社群主义者坚信如果说存在着权利的话，那么也只能是群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是积极权利而非消极权利，是法律权利而非道德权利，是德性正义而非权利正义。总之，正义话语不是与个人的权利关涉，而只能是与共同体的善相连。我们看到，当今政治哲学家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常识的正当化辩护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政治主流民主政治主要地是一种大众政治，这种政治形式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辩护，而是一套操作性很强的政治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日益显现其多元社会的特质，一个政治哲学家对社会政治运行方式的正当化辩护或批评，难以获得最大多数人的认同。即便如此，对社会和国家的基础与本质的研究，试图构想出理想社会的样子，并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实践某些观念和改革以更好地达到这个目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仍然是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
五、学术方向：回归古典传统抑或朝向现代建构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施特劳斯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理论的阐释者。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政治哲学可以马基雅维利为界限，分为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两个历史时期，当人们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被定量的和行为派的政治科学家们弄得黯然失色时，他为在大学中复兴并坚持这种研究作出了贡献。在施特劳斯看来，导致现代西方社会弃置价值评价终极标准的主要原因，在于那种始自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现代政治哲学对于古典政治哲学所寻求的自然正当的弃置。基于此，施特劳斯认为，要解救现代西方社会的困境，必须重返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所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以最高的善作为共同体的目标，寻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改变事实与价值的分野与对立。然而，复归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就能克服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吗？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朱进东，陈亚丽：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向之争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7]（p1）。如果是这样，符合施特劳斯所主张的政治哲学理想状态只能在言辞中实现，而无法真正出现在现实中。换言之，这种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这种理论至多只能作为一种推动力量而存在——通过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虽然可能为改变现代西方社会的困境起到一定的推动效应[8]，但却不能寄希望于这种政治哲学努力能够彻底改变西方现代社会的困境，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现代政治哲学以罗尔斯为代表，主张分配正义，在政治理性的范围内实现国家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平均分配。他的理论无处不与现实相衔接，罗尔斯强调从社会基本结构、从社会合作体系的视角探讨制度正当即正义问题，提出正当优先且兼顾结果，机会公平优先于差别原则，力图突破传统政治哲学的具体研究理路，面向现代社会探索新的研究路向是值得肯定的。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宣告正义话语成为规导时代的主体话语，而围绕罗尔斯形成的论争则主导着整个20世纪以降的政治哲学的发展与冲突。罗尔斯产业随即形成，任何理论都不能对它置若罔闻，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诺齐克对于罗尔斯的诉求平等的自由主义立场进行了最具代表性的诘难。以诺齐克的自由保守主义视角观之，罗尔斯的平等主义不但没有证成自由主义，反而导致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他认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企图扩大国家功能的主张是极其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国家只能是最弱意义的国家，任何比这功能更多的国家都要违反权利的道德边际约束，他指责罗尔斯式的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观缺乏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社群主义则试图以所谓的“公益政治”取代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它将触及到如何确保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本立场。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范式，但是越来越多的遭遇质疑，权利是我们时下的根本理性，然而无法回避来自不同方面的诟病。当今西方政治哲学恰就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它以当代意识复活了古典政治哲学并作出了崭新的诠释，然而又难逃旧有的悖论怪圈，以罗尔斯开创的新自由主义直到现在仍处于争议之中，内部的批评和外部的批评挑战不断，结果仍然以产生新问题而收场。尽管笔者在主观上更偏爱施特劳斯，在实践上更推崇罗尔斯，但是无论回归古典传统抑或朝向现代建构，依笔者之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政治哲学仍将沐浴着理性的阳光，同时在思索着现实之惑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4
一
从“显”的线索说，如果我们撇开民间或官方的祭孔和办学活动不谈，那么在理论层面较明确提出自己复兴儒学主张的，主要有三种：即蒋庆在政治儒学层面的“王道政治”，康晓光的“新仁政”，陈明在文化儒学层面的“即用建体论”，这就是所谓“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三大代表人物。虽然三家的主张没有如此简单，但这种贴标签、符号化的方式颇能凸显他们的儒学主张。
蒋庆重视政治儒学层面，他提出“王道政治”。蒋庆认为，儒学以政治思想见长，其核心就是“王道政治”，却可惜被民主思想解构了，成了西方学术的殖民地，儒学的“王道政治”失去了原有的精义。他坚决捍卫中国思想的独立性，要以“中国解释中国”、“以儒学解释儒学”。蒋庆论政，特别重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王道政治”的核心就是拥有极强的合法性，它是“天道（神圣）的合法性、历史（传统）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同时构成完整统一的合法性，并且每一重合法性都相互制衡而不能独大排斥其它的合法性。”“王道政治”是“政道制衡”的政治，是真正能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王道政治”只是反对西方民主政体“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缺陷，但它不反对民主政治，而且认为“王道政治”还能包容民主政治，吸取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的正面价值，又能通过天道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制衡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偏向，克服民主政治极端世俗化等弊病，建立一种实现人类“中和价值”（三重合法性价值）的政治。基于“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政治理念，他还设计了落实该理念的制度——即议会，他所设计的议会是包括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在内的三院制。“议会三院制”分别代表三重合法性。即通儒院是代表儒教价值之议院。他特别指出，由于儒教代表中国六千五百年来之天道性理，是超越神圣之合法性的代表，“在中国政治中，只有儒教具有宪法地位”。因此，“议会中必须对儒教有特殊制度安排”。庶民院是代表民意的议院，它是民意合法性的代表。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之合法性，其功能相当于西方古代之贵族院，是能真正继承贵族传统的。由于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古代贵族，只有由代表历史文化的其他宗教组成国体院。至于议会三院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通儒院”并非其他两院的主导，而是并存制衡的关系。
与蒋庆相同，康晓光也是从政治层面来倡导儒学的。他的“仁政”学说相对较为复杂。就理念层面看，康晓光继承了孟子的“仁政”。“仁政”是什么，就是“仁者行政”，即执政者常怀恻隐之心。就政府形态层面看，现代“仁政”就是一个仁慈的、开明的、权威主义政府。仁政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政治（他以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作为评判贤人的标准），实质上“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康晓光以西方社群主义理论批评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反对西方的民主政体，他认为仁政是一个仁慈的权威主义，它不能实行西方的民主政体，不能采纳“人民”、“多党制”、“全民普选”等西方式民主的要素。理由是：其一，儒家可以承认“”属于全体人民，但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这是因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可以说，儒家并不绝对拒绝“人民”原则。其二、那么不信奉儒家理念的政党就没有资格执政，所以儒家反对“多党制”。其三，“全民普选”是与儒家反对抽象平等原则相违背。不实行全民普选，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
康晓光还用儒家“道统、学统与政统三位一体”的架构来解释仁政。其中“道统”，就是仁政，就是王道政治，是政治哲学的原则。至于仁政（有时称民本主义）如何在行政层面落实，也就是“政统”如何实现，他提出了三种机制：第一种机制，开放的大众传媒。第二种机制，行政决策咨询机制。第三种机制，建立法团主义体制。而在“三统”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学统”的建立。康晓光认为，只有中国建立“儒教国”，即通过推行儒学教育，“儒化”上层的共产党和下层的大众，形成新的儒家化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最后，康晓光还指出，新的仁政应包涵仁政、儒教、法团主义、福利国家，还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其中有些新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新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也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
陈明则在文化哲学层面提出“即用见体”理论。陈明关怀着文化重建的抱负，其文化重建包括政治建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三个方面。陈明认为，在民族主干文化缺位（实质就是儒家文化缺位）的不利条件下完成文化重建，需要一种建设性、创造性和有解释力的言说架构和平台。为此，他提出了“即用见体”的命题。其中“体”，就是“人的本质”、是“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也是“中国人的意志需要”，而“其它一切均是为意志需要服务的用”。作为一个命题，“即用见体”是指人们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表达实现出来，建构起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在文化重建的过程中，陈明与形形的“原教旨主义”、“全盘西化论”不同，他只是以“即用见体”的中国哲学范畴，增强中国人的认同感，骨子里在于以一切有效的政经、文化等（可能包括西方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宗教文化）手段，来实现中国人的主体需要和人的存在。
然而“隐”的线索没有“显”的线索视野那样开阔，它只是在狭窄的中国哲学领域内追求自主性和中国性。不管是“中国哲学合法性”还是“重写中国哲学”的讨论，都是发生在中国哲学专家内部。他们不满于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认为中国哲学研究先驱多用“格义”的方式，以自己熟悉的某种西方哲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哲学，例如胡适以实用主义，冯友兰以新实在论，贺麟以新黑格尔主义，唐君毅以黑格尔哲学，方东美以生命哲学，牟宗三以康德哲学，侯外庐、任继愈（还应包括建国后的冯友兰）以马克思主义来治中国哲学，都是以中国哲学的史料“削足适履”去填充西方哲学的框架，结果使中国哲学被西方哲学殖民化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他们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的本体与现象、主观与客观、身与心、事实与价值、超越与实在、神与尘世等绝对二元对立，中国哲学不仅追求这些概念间的两极统一，而且还有自己的宇宙论、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与合法性。因此，他们提出“重写中国哲学”的号召，希望能够建构一种真正纯正的、由民族语言叙述的中国哲学。
以上就是复兴中国文化“显”、“隐”两方面的大体内容，与诉诸文化、社会政治等实质层面“显”的线索相比，“隐”的线索更倾向纯哲学的形式层面，可以说是发生在象牙塔内的一场静悄悄的中国哲学革命。然而，这一显又一隐、一实质又一形式的活动，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推波助澜。
二
然而，如果我们从20世纪思想史的长程看，有关儒家传统和中国哲学问题的争论，绝不是第一次。20世纪20、30年代左右，不管社会文化层面的孔教运动、读经运动、国学和国学院、“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孔教会和官方的祭孔活动，还是哲学层面编写中国哲学史的努力，都曾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当时文化思想界敏感的神经，并凝聚成一颇为壮观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就是说，在表面上，近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与上世纪初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不仅相似，而且似乎完全可以将它们一一对位，这使得熟悉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恍然有回到民国之感，也被批评者目为“历史的倒错”。从近景看，近年的儒学复兴运动可溯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80年代初，庞朴、李泽厚、匡亚明针对“妖魔化”孔子的历史大悲情，提出“孔子再评价”而肯定孔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开启了儒学研究热潮，而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大讨论则是这种热潮的持续。这场传统文化热的直接后果，一方面使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脱离出来，并逐渐摆脱了“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唯心唯物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推动中国哲学研究的纵深多元开展，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自主性追求。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更多理解、肯认儒学的价值，推动儒学价值的现代转化。这些都为近年的传统文化复兴积蓄力量、铺垫成路。
这两次相差将近一个世纪的保守主义文化运动果真如此一致吗？非也！表皮相似的底下，遮蔽着太大的不同。上个世纪前半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不管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孔教运动、读经运动、祭孔活动，还是哲学层面编写中国哲学史的努力，都是在“自卑羡慕”的心态下做出的。除了个别极端保守者外，当时的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往往内心里自卑于自己的政治和哲学传统而羡慕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理性化、系统化的哲学。即使是唱“以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实际也是羡慕西方基督教在维系文化传统上的作用，其国教主张真实目的是希望利用孔教维持中国的文化传统，保持中国的国民性不丧失。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都是服膺的。即使曾主张西方的民主法治传统不同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梁漱溟，其最终还是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至于西方哲学的理性化、系统化，更是当时研究中国哲学者所向往。他们研究中国哲学的努力，就是吸收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构思，实现中国哲学的理性化、系统化、知识化，这在熊十力、梁漱溟甚至马一浮哪里（他们最能认识中国哲学特性）都能看出。正是这些努力实现了中国哲学新开展和现代化，奠定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这是先驱对中国哲学最大的贡献，恰恰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界最为诟病的地方。
相对于上个世纪前半期保守主义“自卑羡慕”的心态，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传统看上去非常自信，他们要以“中国解释中国”，即他们不仅反对依傍、“临摹”西方哲学，要以本民族语言自主地写中国哲学，而且还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要以中国的政治智慧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他们的主张中，具体分析其自信表现了何种本质。
蒋庆的“王道政治”儒学，是“悬置”或“括弧”了心性儒学讲的。明眼人都看出，蒋庆并没有严格按照“以儒学解释儒学”，虽然他也考据训诂，但其“王道政治”已不是儒家的本真意义，他讲政治的神圣、历史和民意的“三重合法性”，与韦伯的chrisma型、传统型和法理性的“三种统治类型学”相当吻合，他对“民意合法性独大”的批评，也是托克维尔、哈耶克等西方政治思想家讨论的焦点（我不知道蒋庆本人是否受这些观点的影响）；而议会设计中对贵族院和通儒院的强调，实受柏克思想及英法古典议会政治的影响。推开这些不讲，蒋庆论政非常有意思，他似乎要给设计一个融合所有优点的、完美稳定的政体，但是真正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正如韦伯指出的，统治合法性的历史演变证明，在同一时代合法性的支持往往以某种类型为主，三者平等兼具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合法性受法理型形式下的民意为核心支持，其神圣型和传统型的支持已弱化。具体到中国现代的政治情状，神圣型的通儒院如何确立？如果它可以通过培养读经运动和儒学教育来形成通儒院的主体，那么儒士的神圣性如何在社会其他成员中确立？再者，传统文化的“国体院”到底以那种文化为传统的代表，如果以未来的儒士为传统文化的代表，那么它与通儒院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以大众为文化传统的代表，那么又如何处理与庶民院的关系？还有，“国体院”如果还包括其他宗教，那又如何处理儒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政治是一门管理艺术，它特别讲究操作性，蒋庆的这套“王道政治”理想最多说明儒家政治思想中有可供人借鉴的有益资源，但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很难说能落实。
相对于蒋庆的王道政治，康晓光的“新仁政”似乎更贴近现实。其政治主张的本质是贤人政治或哲学家统治。与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贤人政治主张一样，贤人政治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国人中区分贤人以及培养“贤人”或哲学王，还有合格的“贤人”或哲学家如果不愿担任统治者怎么办；即使“贤人”或哲学家担任统治者，他们如何弥合与凡俗大众之间的思想差距；再者，“贤人”或哲学家担任统治者后是否可能倾向堕落，如果可能，又该如何防范？康晓光看上去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深入思考，他径直说贤人的标准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人（他没有给出在各种信仰和理念间选择的理由，可见是一种预设的信仰）；即使儒士，历史长期就有“君子儒”与“小人儒”模糊争论，这又如何区别；如何培养儒士，康晓光的办法就是“以儒教为国教”，推行儒学教育，“儒化”上层的共产党和下层的大众。姑且不论他的这种“儒化”办法实行起来多么困难，假若真的成功实现“儒化”，按照儒家原本的政治设想，如果举国上下的每个人都有“君子行”，每个人都会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行其道，相互友爱，那么统治者就可以“拱手正南面”、“无为而治”了，为何还要有法团主义、福利国家，咨询决策、还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呢！所以说，从儒家政治哲学严格逻辑来看，其落实政统的“三种机制”实是多余。当然，康晓光是一个冷峻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出了历史上儒家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本主义或“政道”缺乏有效的落实机制，与其说法团主义、咨询决策、还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是落实民本主义的有效机制，还不如说是对防止已掌权儒士堕落的机制。如果在实际的贤人政治中，儒士还会堕落，那么我们还不如放下“儒化”，重点思考如何建立防范政治势力腐败的机制呢？可见，康晓光的儒士贤人政治与其落实的“三大机制”之间有矛盾。或许，康晓光的“新仁政”对我国现行政治现象变化的解释有一定说服力，但我更看重其援引金耀基提出的“行政吸纳政治”或“政治行政化”理论，如果他从这方面着力思考，可能对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民主改造更有建设意义。
现在看来，如果撇开对儒学的信仰不谈（如果他们有的话），蒋庆和康晓光的政治儒学主张不仅零散，而且内部外部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这些政治主张与其说是一套应对中国复杂政治社会问题的可行理论，还不如说是通过批评或解释现代政治困境来展示儒学政治智慧的努力，以便为儒学在未来中国建设中争一个正统的位置。
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或“重写中国哲学”的问题，我认为更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片面理解甚至基本否定基础上的。实际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绝不是仅仅依傍、“临摹”西方哲学，绝不是以中国哲学的史料“削足适履”取填充西方哲学的框架。一句话，中国哲学绝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如果我们全面阅读20世纪重要哲学家著作就会发现，除个别例子外，凡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在自己的哲学构建或中国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大多都能不同程度地梳理出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特征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差异。不要说熊十力、梁漱溟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味浓厚的哲学家，譬如早期张东荪对中、西哲学本体论和语词表达方式的对比，冯友兰对“天地境界”和“负的方法”的解释，金岳霖对“道”的精彩论述，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贞定，牟宗三对价值哲学及“心体与性体”的梳理，方东美对“生生之德”的弘扬，都是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形成的。不仅如此，就连中国哲学没有本体与现象、主观与客观、身与心、事实与价值、超越与实在、神与尘世等绝对二元对立（如西方哲学那样的）这样的论断，不是我们发现的“宝贝”，而是这些哲学家在中西方哲学艰深的比较研究中总结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有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特质。
当然，我们有必要写符合中国哲学特质的哲学史，但写中国哲学史时要借鉴以上中国哲学家的成果而不是简单排斥。果真如一些人主张的——写真正纯正的、由本民族语言叙述的中国哲学，那么就像钱穆那样来研究经学和子学并“写学案”好了，或者让后人直接读中国哲学的典籍好了，还有比它们更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吗！这也就取消写中国哲学史的必要了。当然，中国哲学史还是要写的。因为这既可以保持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它能使现代的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理解中国哲学并吸收其智慧。而中国哲学要被现代人所理解，就必须使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何况在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哲学语言已经现代化、甚至相当西方化的今天。“重写中国哲学”就是使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这正是以上哲学家孜孜追求的。因此，“重写中国哲学”绝不是闭门造车，我们应追随那些哲学家的脚步，吸收他们成果，在中西哲学细致入微地相互比较和相互解释中完成。那些写真正纯正的、由本民族语言叙述的中国哲学的主张，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所以说，“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或“重写中国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它不过是大陆中国哲学界，在走出“唯物唯心论”简化的旋涡后，为争得一个正统地位的申说。这种“哲学的民族主义”实像，有走向“哲学原教旨主义”的危险，不利于中国哲学的真正发展。
三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自信下面，潜意识仍是不自信的心理。中国文化复兴热潮是一种“虚像”，其所掩盖的“实像”，就是在现代中国文化争正统的努力。这种“实像”，发生在中国大陆政治、社会文化迅速变动的具体情境，它的确能重新唤醒国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认识和理解，可以培养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信而逐渐洗腿其“世纪的自卑情结”，有利于积累文化保守主义的资源。但从长远建设性眼光看，除陈明的“文化儒学”外，它们似乎可能倾向“儒学原教旨主义”的危险。
然而就陈明的“即用见体”理论来说，虽然它没有“王道政治”和“新仁政”实质化，但它确实是一种建设性、创造性和有解释力的言说架构和平台，可能是中国文化重建的生长点。但他确实需要细细分梳“体”与“用”的内涵，特别是对“体”的说明，即如果“体”是人的存在、人的可能实现的意志需要，那么人的存在、可能实现的意志需要到底指的是什么，也就是那个要见的“体”、要证的“体”是什么？它仅仅指中国人的优裕生活的日常需要呢，还有其它完善？如果有人的完善，它是不是包括传统儒家的形而上的“生理”和“仁道”？如果有的话，这又牵扯到有形而上学的相关的价值哲学的问题，这又如何在其存在论进路中如何存在呢，也就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有没有价值指导的问题！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5
一、指导阅读，培养能力
政治课阅读的目标就是让学生通过阅读，提高对思想政治课的思想性的深刻认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
（一）指导课内阅读，用好教材。
新课程改革指出，教师要成为理解教材“平等中的首席”，用教材来“教”，而不是教“教材”。课内要充分利用好现有教材，让学生形成具有广泛联系的知识网络。主要的做法是，借助现有教材，指导学生精读理解。
1.教师示范，精选阅读。教师精心选择符合学生现有认识能力的教材，让学生读明白，深入理解。一是指导学生读好教材。把教材中的片段认真读懂，做到正确理解原文意思，全面理解原文思想；二是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教材，为学生阅读提供相关的阅读资料，如网络文章和其他案例信息。
2.提纲挈领，释疑诱导。技校学生基础差，教师需要降低难点，突出重点，让学生能参与对教材的阅读，通过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对教材中的重点内容加以整理，课前给学生一个重点阅读提示，并设置学生能通过初步阅读理解的一般问题，诱导学生深入阅读。也可在教学活动中设置有一定难度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指导学生联系教材找到问题的答案。最后要设置创造性的问题让学生讨论解决，由简单问题逐步过渡到较深刻的问题。
3.提炼要点，培养思维。教材内容是具有代表意义的范本。可能与现实的变化有一定的距离，因此需要补充教材的相关资料加以理解。比如，如何理解改革开放是国家的科学决策？验证改革开放的标准是什么？通过《经济政治与社会》阅读材料“见证改革开放成就的5组数据”，帮助学生概括出改革开放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家庭收入的增长，经济、科技与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更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把握改革开放的结果。
4.情景设置，学用结合。现行教材图文并茂，如果学生“走马观花”式地阅读，则是没有思想上的收获的。教师需要加以点拨，做到精讲，启发思考。
比如教材中“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框题内容，生活在农村中的学生，大都感觉大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没有资源利用的危机感，如何促进学生达成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共识？通过让学生了解家乡过去的境况，对比现实的环境污染情况，理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二）指导课外阅读，拓宽视野。
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也要与学习相联系。一是能有效防止学生漫无目的地滥读，浪费时间；二是能让学生通过阅读激发学习动力，拓宽知识视野，开阔思维。
1.热点阅读，关注社会。社会的热点问题，与教材紧密联系，既能创设现实情境，又能通过具体事实理解教材，形成哲学就在身边、政治就在身边的意识，也容易引导学生通过对生活的阅读，把学习知识的目标导向真实的生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学以致用。
2.时事阅读，了解细节。案例和教材细节阅读帮助学生提高分析能力，形成综合概括能力。《法律常识》教学时常利用新闻案例帮助学生理解一些抽象概念，通过案例分析，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增强思维的灵活性和敏捷性。
因此，通过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学生学习目标正确了，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二、哲学阅读，感悟价值
古人云：文以载道。哲学阅读，是对阅读价值的提升，既有对哲学原理的阅读，又有对生活哲学感悟式的阅读，让哲学教学回归生活原点的阅读。政治课程思维的统筹性、哲学的方法指导性特征都很明显，是知识中的知识，“把最有价值的知识”教给学生，更是思想政治课“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的重要目标。如《哲学常识》教学就要求学生学习多“悟”，不能仅记住条条框框的句子，而要与现实联系，把哲学道理的真实意义概括出来。哲学故事、哲学寓言、哲学小说，哲理名言，都渗透着生活哲学，更能激发学习思想政治的动力。
（一）挖掘思想，启发思维。
为了让学生能读懂哲学，我们推荐学生阅读有关哲学的启蒙书籍，如《苏菲的世界》、《塞莱斯廷预言》等。从普通的生活事例入手发现学习哲学的乐趣。
（二）联系实际，阐述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教材一定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除了社会现实外，还有学生的亲身体验。新课程强调学生本身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如让学生通过漫画“杀鸡取卵”的故事，理解经济发展不能急功近利的警示。如教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时，让学生讲诚信故事、阅读诚信故事等，懂得诚信思想存在于生活中，生活中处处有哲学。
（三）古为今用，化繁为简。
名人名言精辟扼要，往往渗透深刻的哲学原理，教材中有很多引用古今名人的描述，有助于加强对教材的理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要好好利用。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些浅显易懂的短句、名句让学生深刻理解，读思结合，并能牢牢记住。
三、趣味阅读，培养兴趣
（一）趣事见闻，联系教材。
在经济学基础、哲学基础教学中，技校学生都感觉知识晦涩难懂，提不起兴趣。教学中必须把哲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说明哲学原理对生活的启发意义。
因此教师要把生活事实与哲学原理结合起来。如人们常用“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说明投资风险与收益机会之间的对立统一。
（二）身边素材，深入思考。
将客观事实上升到哲学原理，这是一个抽象的思维过程，我们必须从身边的素材入手帮助思考：为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为什么付出才有回报？学生就会联系生活中说的“不劳而获”，“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有舍才有得”等典故概括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一哲学原理。
（三）引发讨论，情理交融。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6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B03文i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15-08
1970年代以来，肇始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成为当代思想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国外来看，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背景是：由于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所引发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者迫切地需要从新自由主义手中夺取理论的话语权。在国内，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与政治体制转型的大势，同样呼唤一种能够表达时代精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以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进行深度阐释。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更为厚实的实践基础，这是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源泉；与此同时，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观照现实、产生具有实践效力的理论构图，仍处在艰苦的探索之中。庆幸的是，最近张盾、田冠浩所著《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4月版）一书，就是这样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以独立的问题意识和思辨的笔法，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的若干重要问题，其间作者的一些重要思考值得学界关注。
总体来看，《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以下简称《六论》）是一部具有高度综合性的作品，全书45万余字，涵盖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等的关系六大论题。这些论题超越了学科意义上的政治范畴，在西方历史、道德、经济、政治、宗教的多维视野中求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本质。作者在钩沉文本的基础上，阐明事实，重构论证，彰显意义。本文拟管窥锥指，择其要点讨论，以期能够推动学界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价值。
（一）
从思想史的视角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从19世纪开始，西方政治哲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综合时期，从理论谱系上看，马克思政治哲学可以说是近代政治哲学所达到的那些真理性洞见获得深度综合的结果。[1]2-3基于思想史和文本的双重视域，《六论》重构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但具有学理依据，且包含了回应现实问题的深意。
在《六论》的第四章，作者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划分为“往前做”（探究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渊源）与“往后做”（关注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效应）的两种路向，并把关注点设定在“往前做”。以往人们过于强调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的“断裂”，忽略“传承”。作者一扫习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应该是在续写整个西方近代思想史的意义上才得以实现的，“改变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抽象肯定和抽象赞美，这无论对马克思还是对整个近现代哲学都更公正”[1]56。这一论断熔铸了作者的真实研究体验。在此之前，作者张盾的《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就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当论效应的典范之作。到了《六论》，他不再满足于这种“现代派”写作，而是立足于西方政治哲学，重塑马克思哲学的原本意义。此次重谈思想史的意义在于，作者悬置了以往“保卫马克思”的激进立场，以真正富有学理性的方法重审马克思的理论总问题――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哲学形式问题，“也可以说，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性问题，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面对的一个时代主题”[1]7。
总之，《六论》打通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分野，以总体性视野对同一问题加以阐释。就以往的研究范式而言，人们更多从“本体论批判”维度把握马克思与黑格尔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旨在强调形而上学的“思辨原则”与唯物史观“现实原则”的根本对峙。然而，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中，近代哲学的精神要旨恰恰是反对古代哲学对理想政体的推崇，注重从人性的实际出发设计政治生活，因此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政治哲学有着近乎同一的问题域，并以更深刻的方法推进了对相关基本问题的认识，如自由与权利、劳动与财产权、国家与法等。
那么，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哲学总问题之间何以具有一致性？《六论》作者认为，德国先验哲学是对现代性政治和历史的深度理论化解释，或者说，先验哲学是对政治哲学的逻辑和概念化阐释。近代政治哲学大多是以直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来探讨政治问题，德国哲学的反思精神为政治哲学重新注入了一种彻底的理性结构主义，由此使政治哲学超越经验论，把政治作为一个完全为人所创制、不同于自然事物的对象性领域，如法、道德和正义等。例如，黑格尔逻辑学所揭示的“客观思想”并非一种抽象的“观念幽灵”，而是熔铸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将政治和道德的创制性原则安置在反思的基础上，使其成为有存在论根基的解释原则。[1]167在逻辑学中，维护私利的权利原则被提升为“特殊性”概念，而“普遍性”则代表“反思性的社会原则”，它力图扬弃个人主义的自然意识。所谓“普遍性高于特殊性”，是说纯粹的“特殊性”只是一个外在性的内容原则，它缺乏普遍目标和形式，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生活。相反，“普遍性”作为政治反思的形式原则，如果失去“特殊性”的实体内容，就会使自己沦为抽象的同一。因此，“伦理”必须既拥有思想的纯形式又必须包容“特殊性”内容于自身。黑格尔的经典命题“概念与实在的同一性”的深意在于：它把近代哲学中思想与实体的二元对峙，转化为精神自由创制过程中的存在与本质、实在与概念的同一过程，以此超越近代政治哲学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恢复了由古代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所开创的精神政治传统，即“应当”存在的政治理想。
同样，康德哲学真正富有深意的考虑也不在纯粹哲学范围内，而是指向道德、政治诸实践领域。[1]203、318如果说拯救共同体与现代社会是卢梭和柏克的目标，那么，康德的目标就是要拯救被经验主义所败坏的理性。康德对理性进行辩护的深意在于：他把政治问题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意境，认为理性不再是霍布斯、洛克意义上的自然法概念，理性的本质在于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再限定于权利、财富等经验内容，而是道德的本质标识即“人之为人的最高根据”。然而，当康德把道德规定为主宰善良意志的内在化理性规律的时候，他无疑选择了政治上的个人主义。一旦自由被理解为个体意志的内在化理性规律，那么，道德的主体就只能是作为善良意志的个人；并且，道德政治的主体将是个人，而不可能是作为共同体的社会。[1]319在这一复杂的理性结构中，康德以作为自律的自由概念继承了卢梭的自我立法观念，并走向纯粹的、内省的道德自我，从而摒弃了近代个人主义粗俗的自利原则，最终以更彻底的理性主义手段将政治个人主义推向极致。
《六论》对康德哲w的上述阐释，解决了我们以前理解马克思的一个困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康德“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的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意识形态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2]。对于马克思的这一判定，人们通常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对之解释。但实际上，这种解释不仅显得意识形态性强于学理性，而且往往有似是而非、循环论证之嫌，即以有待确证的命题来解释依据这一命题所得出的结论。相比之下，《六论》的解释不仅更具有学理性，并且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说明《六论》在深层次上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相契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要旨在于：把哲学批判、政治批判与经济学批判融为一体，以达到对真理的总体建构。基于这一总体性视野，旧形而上学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庸俗争论失效了，更真实的问题是：“如何把私人利益与公共善统一起来，如何把每个人的自利倾向与人类的自由理想统一起来”。同样，以“敌友政治”为分析框架的现代政治自主性、以“合理盈利”为分析框架的现代经济自主性都变得不可能了，“马克思的新贡献在于：他发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是被异化的、财产权是压迫性的、剥削是一种政治压迫形式，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1]5。于是，当作者进一步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涵进行深度分析时，就勾勒出一个不同于“哲学的马克思”“政治学的马克思”“经济学的马克思”的“总体的马克思”形象，从而具备了一些新的问题意识，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风格。
（二）
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道德、政治都是意识形态的一般形式，其相比经济而言具有派生性，为特定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艾伦・伍德由此认为，马克思不是依据道德和正义去批判资本主义，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及其必然崩溃的结果。然而，一旦彻底清空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要素，将极有可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导向实证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对此，胡萨米的反驳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社会学，其规范不仅有经济因素，并且也作为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意识而具有超越性特征。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经济批判，并且同样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或“真正人的”价值来批判资本主义。[3]这个反驳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如果道德在唯物史观中同样具有实质性的规范力量，那么，这一超越性的共产主义价值规范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我们如何证明共产主义具有价值上的可欲性？笔者认为，《六论》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六论》表明，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家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即如何在现代社会之上重建“道德的政治”。近代政治正义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当霍布斯、洛克把政治从古代抽象的伦理目标中摆脱出来以确保其现实性时，不过是以个人的自我保存为前提，即允许每个人为自由和平等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聚集在一起订立的契约关系。在这个个人主义社会中，如何统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从而实现社会整合是一个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卢梭、康德、黑格尔的，同样也是斯密和马克思的。[1]194在这一问题域内，马克思的独到贡献是：“所谓‘道德政治’必须从一般的权利扩展到财产的权利，而财产权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问题，也就是所谓‘社会问题’。”[1]214在此意义上，当代分配正义问题并不具有原初性，实际不过是社会问题的折射，它们共同隶属于马克思对现代道德政治的更高规划。自洛克以降，对私有财产权的论证是现代政治的顶点，为了克服资本逻辑对现代政治的异化，马克思把普遍人权的反思推进到“穷人的权利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揭示现代政治的“物质根源”，即“财产权批判”这一落脚点。
将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学术渊源（卢梭、蒲鲁东）与现实关怀（开启于“林木盗窃法案”）结合来看，对穷人的关注是其哲学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把穷人的权利和贫困问题置于现代政治场域的核心，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规避以往先验的伦理规范原则，这堪称马克思对政治分析方法的最高创见。
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观点。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受法国大革命的误导，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宗旨是把“社会问题”改造为“政治问题”，即把解决穷人的贫困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幻想以“穷人的权利”，取代启蒙哲学的“普遍权利”，以此作为人类解放的最高目标。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所做的工作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倒退与堕落，因为贫困在其本质上是基于人的生物性需要所产生的必然趋力，它与自由的积极含义――基于实践理性而建立富有公共精神的共同体的政治行动――相悖，它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六论》认为，正是在财产权问题中，凝聚着现代自由的最深刻难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经济问题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主导问题，现代政治在进行自我理解时只有将经济问题纳入进来，才能获得整体性的解释。早在《巴黎手稿》时期，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马克思就发现了异化劳动造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以此解构了资本主义政治解放所建立的公民社会，进入到了阶级社会的境域。“自霍布斯到康德一直追寻的‘公民社会’概念亦失去对‘现代’本质的政治解释力，新的解释是：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216因此，马克思在进行现代政治分析时，始终坚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内部重新理解现代自由的全部含义，强调“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4]，“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5]。
事实上，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主题，在17―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被反复探讨。无论是在古代抑或是在中世纪，消除贫困都不曾是政治正义的主题。尤其在早期基督教时代，贫困被看作上帝对原罪的惩罚，对穷人的救助往往诉求于教区救济，以彰显上帝的荣光。决定性的转折点是亚当・斯密。斯密秉承启蒙时代的平等精神，在财富性质的探讨中进一步把社会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理解，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政治社会的唯一目标。借此，斯密力图矫正欧洲社会对待穷人的歧视态度，并试图在伦理学上说明使穷人摆脱贫困不仅是正当的，并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表现：“每个大规模的政治社会，绝大部分的人民是各式各样的职员、劳动者或工人。任何让绝大部分成员得到改善的发展，绝不可能会伤害整体。当绝大部分的社会成员还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欣欣向荣或快乐。”[6]但在斯密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古典经济学日趋保守。威廉・汤森、马尔萨斯都J为，穷人的存在不仅源于道德堕落，而且也是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于贫困，政府什么都做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市场掌管穷人的命运，以维系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一观点后来在萨伊、西尼尔等“庸俗经济学家”那里，被发挥为市场的自发平衡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
上述近代思想史表明，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史的革新和影响巨大。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其深意在于回应斯密的问题，即如何在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的逻辑规定中，把握现代自由的最高含义。对现代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政治哲学对社会正义的追寻，应该从现实的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整体结构出发，思考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现代社会制度构架之关系的深层规定。在此意义上，“现代人的自由”已经不同于“古代人的自由”。相比于古代人蔑视财富、贬低劳动，现代人认为“人之为人的自由并不需要为摆脱它的制约而放弃现实中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转入内省的主观道德性，它就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之上为自己开辟另一条道路，‘真正人的存在’运用物质的力量将自身逻辑从自然的必然性改变成自由的自主性”[1]347。同样，这种对“自由”的规定也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解。现代自由主义把矛盾的焦点转化为“群―己”之权界，汲汲于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划定明晰的界限，目的是使个人利益免受社会之害。结果，公共权力则被视为绝对的消极力量被最大限度地予以规避，诸如贫困等社会问题也就被自由主义政治重新划入私人领域，这实际默认了社会的自然发展。在马克思的政治反思视野内，自由主义对个人与社会的僵硬划分，不过是资本逻辑统治下物化世界的衍生物――“物化世界不仅抛弃了真正的共同体也抛弃了真正的个人，只保留了作为所有者的抽象个人和作为虚假共同体的阶级……个人与社会都是依经济尺度和利益原则而存在的”[1]350。因此，自由的真谛不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划定明确界限，而是如何克服物化逻辑的规定，完成从物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升华。这一世界作为真正属人的世界是“本真的共同体”，代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财富生产的支配。个人从此不再作为资本的职能而存在，而是通过重新支配生产条件和生产过程、重新占有自己作为人的内在的丰富本质。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联合必须具有经济性质，这是基于人的存在论境遇而去克服人的受奴役状态的唯一出路。
（三）
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当展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调整与修正的过程，并克服了早期理论的一些缺陷，以应对来自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进步社会理论思潮的批评。针对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新变化，《六论》缺少必要的回应，这是该书的遗憾。笔者认为，以上述问题为导向，可以在当代语境中进一步拓展其理论宽度。
例如，在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左翼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似乎变得更有“良心”了，这体现在社会问题被编织进了正义论的理论建构中，这显然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积极成就。[7]一方面，从方法论层面而言，罗尔斯对正义论的建构是从先验理性主义出发的，并设定“原初状态”“理性人”“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几条原则来建构正义的规范理论和法律框架，因此明显地把政治作为一个自治领域来看待，悬置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对法与政治的掣肘作用；另一方面，从理论诉求而言，罗尔斯进行正义论建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团结。但这种按照“差序”原则所实现的社会正义并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好社会，因为它等于要求我们在正义理论的“劝导”下承认市民社会中现存不平等事实的合法性。究其根本，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调节性的”，实质是附着于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关系之上的，并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挑战。无视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必然无法对产生不公正社会关系的源头予以有效分析。因此，尽管它同样试图认真对待社会问题，但并没有深入考察产生这一问题的真实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继承了自由主义的道统――把经济看作绝对无辜的私人领域，把政治看作高于经济利益领域之上的法律规范。与其相对，马克思看到了经济领域乃是一个真正的“力量”和“权力”的体系，在其中形成了现代社会的深层权力结构。
回到前述阿伦特对马克思以社会问题取代政治问题的批评，可以说，阿伦特的错误在于用仍旧停留于经济与政治二分的思维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规划。事实上，马克思在此已经偏离并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古典传统，把以往属于政治的价值观归属于社会概念。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认为，政治概念意味着共同体成员的和平、安全、正义等公共福祉，特定的人群通过制定共同的伦理规则确保共同体的良序运作。[8]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概念不能被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即作为经济关系的职能与映现。事实上，政治就内在于人的存在之中，是人无法逃避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以“社会”吸纳“政治”的内涵，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表述为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形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以所有其他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条件，由此表达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和政治性（公共性），而不是被私有制所限制的普遍性和阶级政治。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社会范畴是真正的政治范畴，它早已超出了政治范畴的传统内涵。由此看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并没有把握住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更无法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方法。
需要回答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针对马克思这一内蕴了政治价值的社会概念，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选择介入正义论话语？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以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应对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论？
必须看到，分配正义论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分配领域。马克思在批评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汤普森、霍吉斯金、勃雷等人时就指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谋求“公平的工资”“平等的权利”，在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资本主义的法与政治关系依托于其背后的社会与生产关系，如果不改变生产关系的结构，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人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强调，由于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在产品分配之前，首先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从马克思的早期命题“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自由人联合体”（《资本论》）观念，都是建立在“人支配生产过程”意义上的关于重置生产结构、变革生产方式的诉求，以此指向了一种实践的革命目的论。笔者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谋划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正义”观念[10]，以区别于各种分配正义论的观念。
生产方式的正义（或生产正义）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人支配生产过程”而非“生产过程支配人”，它不仅从根本上扬弃了分配正x的存在论基础、瓦解了资本逻辑对人的抽象统治，从而使社会关系变得更加透明、和谐，并且在社会主义图景中，生产表现为以人为目的的活动，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挥将取代资本逻辑成为真正的社会财富。人作为生产性存在，将自主地去创造其自身的历史形式。在新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与生产更像是一种艺术家的创作，虽然同样包含艰辛，却因作为人的真正的自主性活动而重新焕发光彩。就当代中国而言，分配正义论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缓解社会矛盾、重建社会公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必须指出，只有在强调生产正义论的意义上，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独特价值。社会主义作为“劳动者共同体”，应当尽可能地以公权力优化资源配置，“重建社会共同意志对生产的支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以及‘劳动的普遍化’，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腾出时间，创造条件”[1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必须以维护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尊严、平等为宗旨，反对一切蔑视、践踏劳动者人格的东西，这大概是全社会各阶层劳动人民所能接受的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正义的“重叠共识”。
从解释学的视角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真正富有意义的阐释，不仅仅是在政治哲学观念史的考察中重塑其原本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重塑其实已经包含着对文本潜力的发挥，实现了理论的再生产。如何在经典阐释中思考中国现实，生长出具有中国气质、风格和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是当前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正在探索中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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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7
关键词:伊本?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政治哲学;伊斯兰思想;思想史
《哈义?本?叶格赞》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着作。根据其生前记载,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他着书数卷,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该着作,“其原因可能要归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阿拉伯优秀进步着作的书目,却无缘目睹。”[1]2图斐利的着作也许就是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图斐利生活在宫廷的政治旋涡之中,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活动来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义?本?叶格赞》这部着作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哈义?本?叶格赞》中以隐微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8世纪另一部着作——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展现了现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图景。《哈义?本?叶格赞》的创作早于《鲁宾逊漂流记》。有专家认为,笛福在创作《鲁宾逊漂流记》时,曾受《哈义?本?叶格赞》的启发。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着作仅仅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着作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以启蒙式的主体性原则颠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则。这同时也是一次大的哲学反叛行动,即科学对古典哲学、现代对古代的反叛行动。这次行动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古典哲学在面对现代科学生活世界时如何生存。科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使古典哲学面临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于是,当我们再回到《哈义?本?叶格赞》的文本,对其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尽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的形式摹仿,但从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实质的颠覆来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之争。
一
图斐利在《哈义?本?叶格赞》开篇为叶格赞的出身设立了谜局,没有直接说叶格赞是由谁所生,“赤道线有一个印度岛屿,那里的人是自生的,既不要父亲,也不要母亲。”[1]29这为“先知提到过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1]36的话题做了铺垫。于是,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认定叶格赞就是那样出生的,这就形成对叶格赞出生的第一种说法。接下来图斐利笔锋一转,使用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惯用的讲故事的修辞手法,开始叙述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一个大岛国的国王的妹妹与国王的亲戚两人相爱,却遭到国王的干涉而不能结婚,于是,两人按照当时惯例偷偷成亲,不久产下男婴,后来怕被别人发觉此事,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钉好的木箱,放进大海,海浪把木箱推向一个荒岛,箱子开裂,一只母羚羊发现了箱子内的婴儿,把他抚养长大。这形成了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构成了叶格赞的诞生论:第一种即叶格赞无父无母,诞生于自然,这种说法是依据自然法则的,这恰恰说明“自然是万祖之祖,万母之母”92,图斐利阐明自然,是想阐明哲学的出现。沿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哲学由对祖传之物的诉求转向了对于某种比之祖传的更加古老的事物的诉求。……自然比之任何传统都更古久,因而它比任何传统都令人心生敬意。”92因而哲学在根除权威之后,自然就是标准,自然意味着正确和正当的。第二种为约定说,认为依据约定法则,约定、祖传、权威是正当的,与此相反的是不合法的。因此,对万物最初事物(自然)追求的哲学,在政教合一的生活世界里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我们把叶格赞看成是哲学的意象,他的诞生就是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同时政治与宗教却又成就了他,使他的哲学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叶格赞被放进钉好的木箱,放入大海,让海浪把木箱推向岛屿的情况,也不可能让叶格赞“从一种时代进入新的境况,最后达到‘完人’的境界”[1]34。图斐利之所以提到“完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阿拉伯政治哲学家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观点。法拉比“取消了在德性城邦实施公开统治的哲学王,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家的一种隐秘的王者身份。这个哲学家,正是因其是一个‘探究者’,才成为一个‘完满之人’。他的私人身份乃是一个不完满社会的成员,对这个社会,他尝试着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人性化”207。法拉比通过变通的修辞方式,为他同时代与以后的阿拉伯哲学家从事哲学活动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图斐利的完人恰恰是对法拉比“完满之人”的另一种政治哲学理念的表达。
政治哲学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能够扎根,除了法拉比对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修正之外,也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资源。如果我们考量伊斯兰教的启示就会发现,首先伊斯兰教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信条,也不是一条教义,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使《古兰经》构成终极政治社会秩序的解释依据。然而,终极秩序的建立者则是先知立法者,它不仅是最高秩序的政治家,而是最高秩序的哲学家,这样,先知立法者被构想成为哲学王。哲学王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统绪中的主题,而且是柏拉图政治学的主题。而“先知学因此是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且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与此同时,正是得益于其先知学的视野,这些伊斯兰哲学家才能回头并看穿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先知学(prophetology)”248。当然,我们深知,伊斯兰语境中的先知哲学王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图斐利为何对叶格赞的出生要做两种处理。
如果说哲学活动在古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这使图斐利在处理哲学与宗教政治生活的关系时并未采取古希腊方式,而是以一种温和而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在古希腊的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中,哲人苏格拉底站在自然说立场上反驳普罗泰戈那等智者学派的约定说,从而为哲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图斐利这里就转化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他既不能用哲学驳斥宗教,也不能用宗教驳斥哲学,因为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看来,哲学与宗教谁也无法驳倒对方。图斐利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够继续维持伊斯兰教带给阿拉伯人的社会秩序,又能在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使人们通过智性活动获得更大幸福。他于是就提出双重真理观,“这是西部阿拉伯世界调合宗教和哲学倾向之端倪。”373当图斐利在描写叶格赞一出生就被装入木箱,让海浪送到一个岛屿时,就已经暗示哲学应该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应该变成“实践哲学”,哲学家也不该是革命的实践者和急先锋。因为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它具有“癫狂性”,它是一种用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同时,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道德与宗教信念,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制定的法律的维系,如果这些意见和信念被哲学所颠覆,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甚至社会的崩溃。身处政治活动中心的图斐利对此颇为熟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深刻地体验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伊斯兰世界,“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承认”,必须采用显白的教诲,它就像一层铠甲,哲学穿着铠甲出场既不伤害别人,也保存了自己,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图斐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给《哈义?本?叶格赞》穿上铠甲,使这部着作广泛流传,并被译成德、法、英、俄等多国语言。可以说,这部着作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政治哲学作品。
二
《哈义?本?叶格赞》作为政治哲学文本,主要由九部分构成,其中有六节阐释自然生存的观点,这足以表明图斐利是倾向于自然论的,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揉进了他的自然生存论,认为特殊的发酵大泥团在领有了精气或元气,就会生出新生儿,而这元气“源源不断地、大量地从至高的真主那里溢流而出”[1]35。图斐利用伊斯兰教的真主取代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即万物从能动的真主那里溢出来。从表层上看,他的这种对万物和人的生成的解释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真主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当然,他的这种解释也是基于如下忧虑:“如今随着人的这个形象的强化,余者将日趋消失。人独树一帜,以它荣誉的光华烧尽前进道路上的企及者。”[1]36图斐利以显白的教诲教导人们,要坚信和遵奉伊斯兰教,否则这种政治社会秩序将会土崩瓦解,哲学将会随之而消失。他的忧虑潜在地隐含着对当时因教派之争所引起政治混乱的一种批判,正是由于那些所谓的教义学家(即政治家)才使政治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中,而政治哲学家则是“清明与温良”的,因为他知道如何教导人们,知道运用什么样的教诲,知道自己生存的根基是生活世界。政治社会是生活世界的主要构成部分,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颠覆政治社会,而是通过隐微的教诲来教导潜在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依靠“机遇”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从而建立良好的政体,使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图斐利以隐微的方式给少数哲学家提供了一种古希腊目的论宇宙观,这是一种智性思维的结果。在图斐利看来,哲学家通过智性思维活动同样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上帝()在图斐利的哲学语境之中类似柏拉图的上帝,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上帝,这显然不能与《古兰经》中的真主相提并论。
在《哈义?本?叶格赞》中,图斐利以精妙的语言阐释叶格赞这个新的生命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他写道:哈义?本?叶格赞依靠对外在世界的感觉、观察、学习,不仅使自己生存下来,而且学会了思考和保存自己的方式,如在羚羊生病时,他就开始思索与寻找羚羊生病的原因,是器官?是血块?都不是。于是,他模糊意识到是一种在身体中又不是在身体中的那个东西。又如对火的认识与思考,使他的模糊意识明晰化,火意象性地表明人的理性觉醒。在图斐利看来,当人的理性觉醒时,人会对宇宙、生命等现象及世界统一性做深入地思考。如叶格赞对感性世界的思考,当他与自然相处时,就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了经验性的分类。他既看到了事物的变化运动与静止,又看到事物的统一与多样,并根据这些现象,追寻发生者的缘由,当他认为“找不到一种不育新,不依赖的行为发生者的物体”[1]74时,叶格赞就转向天体,最后他洞察到“整个天体中的星星轨道包括其中的一切物体都是个整体,彼此相联浑然一体”。[1]78那么整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世界在时间中产生,是从无到有,那结论必然是:若没有一个动力因的作用,世界决不可能自发的产生。”[1]80那么这个动力因是什么?是原动力,是独立于物体之外并脱离他们的力量,它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古兰经》指出:“当他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只是说声:‘有’,它就有了。”哈义?本?叶格赞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无限完美、超完美的被选择的原动力,这就是“……天地间微尘的事物不能远离他,比那更小和更大。”他是慷慨的、最仁慈的、是美好、光辉、能力、知识。“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叶格赞“热切地向往着这个创造者,他的心完全放弃了对被感知世界的思考,统统被上层的精神世界所吸引。”[1]87叶格赞正是这样“诉诸逻辑的方法,找到了事物本质和产生的原因。”169
叶格赞通过摒弃天然障碍,达到全身归一、彻底湮灭和真正的结合,看到了最后的无形天体有一个脱离物质的精髓,“看到了那超越物质世界的天体的精髓和最高天体所有的一切超绝的完整、光明和美妙,这简直无法以言语文字和声音来表达,他看到了至尊的第一存在的精髓,感到无限幸福,极为欢乐和喜悦。”[1]119“他也在自身的精髓以及与他同处一级的那些精髓中看到无限的美妙、光明和幸福。那是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从未进入人类中心,只有达到大乘,进入自我意识的人才能描述,才能理解。”[1]121而“每一个精髓都具有眼不曾见过、耳不曾听到、人类的心不曾想过的、沐浴着整个形成和衰退世界的美妙、光明、幸福和欢乐。”[1]120图斐利假借哈义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苏菲主义思想,他说“苏菲派元老及其教长吉尼德临死时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感觉到真主存在的时间,不要放过!真主至尊!’——受戒祈祷吧!”[1]93图斐利试图采用这种方式,将希腊的科学和东方的智慧融会贯通,以便创立一种关于世界的新学说。他意识到现代哲人欲借内外感觉来认识世界,其结果使人沉迷于对物质的追求,导致罪恶的产生。他认为,能够拯救人类堕落之路应该是一条永远纯洁的、精神的道路。
图斐利构造了哲人下降到洞穴的图景,他让自己的哲人叶格赞结识了来岛上修行的艾萨里,当叶格赞了解到艾萨里原来所住岛上的情况时,犹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走下高山一样,决心到世俗生活世界中去,“到世间去,为他们阐明真知”[1]137,但当两人来到艾萨里原来居住的岛上,并给人们讲解哈义?本?叶格赞所领悟的真理时,人们并不愿意接受它。事实表明,民众无法认识抽象的真理,只能以可感的比喻给他们以启发和揭示。看到此种情形,俩人重返小岛,“在岛上崇拜真主,直到死神降临。”图斐利以此暗示哲学下降到洞穴,哲学是无法被人们所接受的。在伊斯兰世界里,难道哲学只在于成就哲学家成为“完人”吗?
三
图斐利最后写道:“我们没有将菲薄的书页中的秘密全部点破,只留下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在可以了解其真谛的人面前,这层薄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撕开,但对那些无能者,它确实如此粗厚沉重,无法穿透。”[1]145这恰恰说明了《哈义?本?叶格赞》不仅是写给民众看的,也是写给少数哲学家看的,它需要人们精心研究,悉心体察图斐利的写作意图。图斐利以隐晦的表达方式,让少数哲学家明白,他是使用了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写作手法,暗示学者在研习他的着作时不要被文本浅层表面的东西所蒙蔽,而要力图体悟他的最终意图,以作者理解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作者的思想。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他之所以用这种写作手法的初衷,“各派囿于眼前所得而沾沾自喜,各派都喜欢所奉的学派。他们把各自的神作为自己的爱好,把所崇拜的是为自己的意欲。他们不顾生命为捡拾俗卉的浮华尊贵,贪恋富庶,直至走游坟地。一切训诫对他们都无能为力,任何山岩也无法打动他们的心,争辩只能增加他们的固执任性,聪慧睿智对他们是无缘的,因为它们已经淹没在愚昧的大海中。他们企求并得到的已像锈斑一样蒙蔽了他们的心。(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1]140图斐利指出:“我们违背了优秀的先辈们所使用的,尽量保存不多披露的方法。当代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见解,促使我们揭示奥秘,扯去面纱的工作易于进行,其原因则是当代散布的那些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陈腐的见解。这些错误观点传至世界各地,犹如瘟疫危害甚烈。因此,我们十分担心那些意志薄弱者,他们拒绝先知们的权力,一心效仿愚者的言行,把那些无知妄说看成是真知灼见。结果愈发喜爱、贪恋。我们深感必将这秘密的一个侧面展现在他们面前,把他们引向探求真知的坦途,以免重蹈覆辙。”[1]144可见,图斐利对民众有深刻的洞察,从他的话语中隐微地表达出,民众勿需启蒙,因为政治社会需要政治神学,需要统治,从而保证社会秩序有效运行。如果说哲学在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即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而这种私人的哲学活动恰恰不仅使哲学家得到保护,而且使他的哲学活动空间的自由度扩大。在哲学与律法(教义)的关系上,哲学家的隐退缓和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哲学并未丧失。
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到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就能获得真理,那么图斐利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当人走出洞穴,在适应了外界之后,要靠自己的理性直观和体验。其实,当人走出洞穴时,他就已走向前科学和前现代,他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生活世界。当他这时回忆洞穴里所接受的认识或知识时,觉得它们是那么的荒谬。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认识就得必须重新开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真理。如果《理想国》的洞穴说是教导哲人走出洞穴,那么《哈义?本?叶格赞》是解决哲人走出洞穴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哈义?本?叶格赞》讲述了哲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在他真正认识了世界与宇宙之后,才能认识真正的真理,才不会走向独断与怀疑,才能克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所导致的片面性。如果哲人从洞穴之外回到洞穴里,这对于生活在洞穴的人们来说是致命的,苏格拉底的悲剧就是哲人的结局。《哈义?本?叶格赞》的哲人深知在何时才能运用哲学,深知哲学具有“颠覆性”的特点,所以哲人要把握好哲学实践的机运和情势。在哲人下到洞穴后,发现哲学与律法(教义)冲突时,不是用哲学去触动律法(显然这不同于现代启蒙哲学,不会将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比如今天的“主义”之类的)。因为“哲学,尤其政治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亦即为某一特定的或将要出现的社会秩序所做的辩护词;或者,它就会变为神学或法学”93。而哲学家主动隐退,恰恰构成城邦运行良好的必要条件,从而使哲学与律法取得了和解。哲学家的主动是基于政治的思考,图斐利对哲学进行这种政治思考就成为此文本的主题。
在文本中,图斐利所展现的问题,在后人们那里被逐一地证实:第一,人所观察到的,心里所想的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用文字判断绝不像用心来表达。”[1]114于是,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对可以说的说清楚,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105;第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能认识任何事情。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充分论证了理性的限度,提出知识要为信仰保留地盘;第三,人勿需启蒙,意味着人必须遵从自然,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秩序,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也会随之崩塌。18世纪启蒙运动与现代哲学证实了这一点。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法国进行了实施启蒙思想的伟大革命,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沉重的打击,并加速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使许多哲人为之震惊。为克服危机,许多哲人都相应地回到古希腊提取资源,而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独辟蹊径,从伊斯兰哲学家入手,对伊斯兰哲学家的着作进行了重新诠释,使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重见光明。就这样,伊斯兰哲学开始在西方引起人们的重新重视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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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8
关键词：；治国哲学；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1）06－0014－04
哲学是实践的最高概括和总结，为具体领域提供理论指导。治国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以及对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治国哲学具体而集中地解决治国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其基础上形成治国纲领和指导性原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蕴涵了依据唯物辩证原理构建的治国哲学。
一、基于矛盾理论构筑了治国哲学，其社会主义治国理念也由此展开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和易发期，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问题异常突出，能否驾驭它是对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并期望动员社会力量将其转化成现实秩序。然而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内容和特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成纵横交错的矛盾网络。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实践中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仅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成为治国的主题，更是治国哲学的新命题。
始终坚持认为：“革命如不提高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p.133）“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p.109）
1957年2月，在认真分析中国具体情况，尤其是在1956年后探索和试验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提出新问题、新经验，撰写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处》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创造性地提出并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每个原理、概念的阐发都颇有针对性，展现了特有的实践理性风格。文章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在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3](p.767)。《正处》勾勒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理论，丰富了他的治国哲学。
第一，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高度强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同时，传递出“人治”的理念。1957年1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就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4](p.348)。在探讨社会活动中人的行为问题时常使用两个词，即“解决”和“处理”。使用“解决”时常含被动语态；使用“处理”时更多强调主动因素。由此可见，《正处》的主题是引导人民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学会在实践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的本领，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其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忽略了制度设计的刚性保障，用当下的“法治”理念解读，较多显露出“人治”的色彩。
第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向自然界开战”[3](p.770)，把人与人关系的规律套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过度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处》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3](p.797)。通过向自然界开战的形式，“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3](p.770)。殊不知，与天斗与地斗属于自然斗争，与人斗属于社会斗争。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矛盾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多了几分敢想敢干，少了几分对客观规律或者说对自然必要的正确认识与敬畏。《正处》希望通过增产节约来精简机关和下放干部，同步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重大意义，从而一揽子解决经济、政治问题，在改变穷国落后面貌的同时克服主要存在于干部中的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等危险倾向。模糊了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在形式、手段上的区别。
第三，在处理国与国或党际关系上，倡导尊重差异，却无意间弱化了开放意识。从实际出发造就了的自主性思维，这表现在他的治国哲学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主线。尽管《正处》未出现“独立自主”几个字，但通篇洋溢着独立自主精神。从哲学意义上说，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自身，发展的动力在于自身的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必须依靠和发挥内力作用，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独创精神。在独立自主与依靠外援这两个矛盾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主体、主流和本质。不仅在中国的建设实践中笃信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推己及人，指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3](p.789)。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独立自主”仿佛影响了的“开放”视域及其现实选择，在提到“向一切国家好的经验学习”时，强调突出“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3](p.798)。忽视“开放”的自主选择性致使在实践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难以贯彻，尤其是当苏联经验暴露出问题时，只能必然地关闭“开放”之门。
二、治国哲学中的个性思维特征哲学系理性思维成果，但并非纯理性的结果，因为一切哲学思想都无法撇清哲学家的个人因素，哲学家的个人经历、性格、气质、品质都会影响他对哲学的理解。在当时的领导体制下，的价值取向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权威价值，哲学观点也超越了个人学术思维范畴，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乃至左右党的集体思维方式。
第一，的治国哲学蕴含了强烈的斗争思维。经常使用“矛盾”这个词，在他的辩证法中，斗争性是永久的。他坚持认为自然和政治现象，都要服从斗争或矛盾引起事物变化这一共同的发展规律。他指出，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而不强调潜在的矛盾，会导致人们只满足于现状。正确的做法是要不断强调一分为二，突出斗争的持续性，统一与平衡的暂时性。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尤为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并主张用一种思想方式来反映世界上斗争的存在。因此，辩证法裹挟其思维方式渗透在他涉足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之中，矛盾、斗争、辩证法构成了他的中心理论。我们知道一种思维常常是与一种体制相适应的，执政时期与革命时期，因为角色变了，制度也不同了，思维也应当由革命时期“斗”“破”思维转向“立”“和”思维，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理念。由于忽视斗争性的时代前提，为此后处置矛盾失当埋下了伏笔。
第二，的治国哲学是政治伦理型的，以伦理为中轴是其思维特点。从哲学形态看，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在的治国哲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青年时代的，就怀揣着改造哲学重构价值判断系统的理想。早在1917年8月，就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p.49)从中可读出三层含义，第一，哲学作为认识论是历史的动态的，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必须适应时代需要，去总结和汲取这些新成果；第二，改造社会应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入手，哲学伦理学改变了，国家和社会才会根本改变；第三，将哲学从被禁锢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少数精神贵族垄断为广大群众摆脱精神奴役的思想武器，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哲学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肯定社会意识一经形成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在理论上论证了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建国初期，开启了哲学改造之旅。哲学普及与解放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革命和建设寻找答案。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作为一种学说的倡导者，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政治家……他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东方道德标准的哲学家。”[5](pp.252,253)为推动哲学的群众化和大众化，针对干部群众的一些思想状况，批评了轻视哲学和将哲学神秘化等两种错误观点，指出首先要破除哲学的迷信，其次要改造哲学教科书，以通俗的语言、切身的经验实例、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表达抽象的哲理。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出色实践者。
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活动，很多哲学词汇、哲学常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逐渐在群众中普及、扎根。诚然，哲学深入群众的程度必须视哲学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而定。有外国评论家认为，不了解哲学词汇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生活[6](p.75)。不可否认，核心价值调控和制约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但也须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体系须臾不可剥离法律、制度等要素。治国实践中，重价值轻制度无论如何不可取。
第三，的治国哲学体现了敢想敢干的速决性思维。所谓速决性思维，即在思维的导向和价值取向上倾向于立即解决问题，速战速决。与的战斗性一样，速决性思维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和对主观能动性的推崇。速决性思维可缩短决策过程，奏效快，然而受客观条件制约的程度极高，决策的“边际效应”和“外部性”较难把控，在哲学形态上容易滑向主观性思维，强调主观努力，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以主观随意性代替客观科学的论证，严重的话会蔑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从欲有所为到有所作为，乃至为所欲为。在治国实践中会倾向靠政策、决议治国，轻视法律支撑和制度支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自动的，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不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人类就不能进行抽象的思维和从事主动实践，就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换言之，就是在人的参与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除了具有绝对性，还具有相对性。
然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犹不及，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惨痛的教训。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坦言：“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7]、、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过分夸大主观规律性，忽视客观条件酿成的失误。建国初，无产阶级依靠政权力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生产资料等均采用国家所有形式，归国家支配，仿佛政权的意志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起决定作用，可以忽视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向经济发号施令，可以不顾自然规律，粗放发展，任意攫取资源，等等。导致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指导职能的绝对化。
三、忽视制度转换，治国哲学滑向哲学治国治国固然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然而，治国哲学属理论思维层面，它不能替代制度建设，政策也不能取代法律，若将治国哲学误读为哲学治国，直接用于实践操作，极易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失误。《正处》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但在著作发表后不久，先是发生整风和反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之在经济建设方面发生了严重偏向。反思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哲学理论与制度不同构，直接用哲学成果指导社会运行，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哲学是人类思维的高度抽象，包含着我们认识现实问题所要寻找的答案，但哲学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方案。哲学成果需要具象的转换才易于实践和使用。如观念形态的治国哲学，只在理论上论证事物的内在联系，要实现从思维层面向操作层面的转化，使之从“应然”变为“实然”，尚须制度依托。通过规范化、程序化的体制和制度载体，具体化为各个领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作用于政治、经济过程，发生实际效用。否则，直接用于实践领域，缺乏可行性。这实质上是方法问题，一向推崇实践方法，常讲“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8](p.1440)；“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6](p.54)。也赞其“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9](p.335)。“平衡论”是的重要哲学观点，他反复强调“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这种平衡“会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3](p.769)，“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客观规律……是经常的、绝对的”[10](p.111)。平衡不是天然的、固有的，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这里，不断打破平衡，寻求发展的哲学推导是成立的。然而，过于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关系，淡化互补关系，忽视了和谐也是一种平衡的社会机理。在实践中试图用不断革命的方法去促进生产的发展，不停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味地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步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制度建设乃系统工程，最忌轻率和急于求成。辩证法首先是观点，然后才是方法。哲学上的方法论，与通常所讲的方法分属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属于世界观层面，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方法原则；后者则是哲学方法论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中的转化形态，是实际工作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方式或手段。
第二，缺乏制度转换，导致在哲学观点和现实之间常常出现矛盾现象。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p.16)感性认识通过抽象飞跃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通向实践需要以试验为手段。以一个哲人的热忱关注人类、自然和宇宙问题，较好地完成了第一个过程。然而在治国理政的实践环节，却数度暴露出问题，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如，在理论上坚持认为“没有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2](p.305)。“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12](p.307)在实践中却忽略矛盾的实在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缺少激励机制的“大锅饭”，不仅显失公平，也无益于提高社会生产率，阻碍了社会的良性发展。又如，他时常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2](p.288)。哲学乃理论范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密切联系实践，任何思想的自满及其绝对化势必导致僵死的教条和独断。因为认识是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哲学思辨的素材不断丰富，哲学思考亦无止境。这是推动哲学改造的一贯原则。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初步展开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发生了某些脱节[13](p.531)，骄傲了，急躁了，以至于说，我们说的、做的超过了马克思，超过了列宁；辩证法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他自己这样讲，理论宣传中，则讲得更凶。都是创造性发展，谁说半个“不”字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4](p.599)。“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干过许多蠢事”[3](p.833)。
第三，忽视制度转换，导致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8](p.1298)“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8](p.1286)这里阐明的是党的政策策略同党的认识过程和全部实践密不可分的联系。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是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不可或缺。如不能处理好政策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就无法为社会运行提供良性的稳定机制。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形势的复杂多变，开始感觉法制不如政策灵活、应变快，在公开场合片面强调会议决议和政策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在法制问题上，甚至提出负面影响极大的观点，直接导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相继撤消了司法部、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出现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的倾向。
回顾历史我们悟出，“善政”和“善治”皆取决于“善制”，靠“人治”远不及“法治”。必须处理好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政治民主的健康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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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9
儒学也是产生于社会与政治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社会陷于混乱,各诸侯纷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这时有许多有识之士奋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目的在于消除战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同时探讨战乱的深层原因,设计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儒学创立者孔子及其弟子特别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政见,周游列国,目的在于说服诸侯王施行仁政,拯救苦难的人民,从而形成了有特色的政治哲学。
孔子的终极关怀应该是天下太平,他的理想人格就是古代圣王。例如,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尧、舜都是古代圣王,伟大的政治家。这正是孔子极力推崇的对象,是他的理想人格的偶像。
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过去都把它们只看作伦理的范畴,实际上都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仁,孔子及其学生都有一些论述。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能“立人”、“达人”的人,自然不是普通百姓,应该是有一定权力的政界人物。如果说这里还有疑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论语》的另一段话中得到明确的论述,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诸侯统治的国称为“邦”,卿大夫统治的封地称为“家”。这里讲的就是统治“邦”、“家”的主宰者,就是诸侯、卿大夫。上述“使民”更明确了他们统治者的地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要对百姓滥施。
关于义,孔子讲到“君臣之义”,讲“君子喻于义”,“其使民也义”,就是说掌握权力的君子要知道义,“使民”也要符合义,总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当官的实际内容就是行义。行义,包括对上级的忠诚,与同僚的和谐,也包括合理地“使民”。礼,主要是等级制度。“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臣“事君尽礼”(同上),“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礼是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仪式,特别是处理君臣关系以及君臣与民的关系。这些关系主要也是政治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智,就是知人,知人是为了善任。任贤使能,这是政治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樊迟问知,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孔子又作解释:“学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还不明白,又去问同学,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拿直的木板放在弯的木板上面,能使弯的木板变直。提拔正直的人去管理百官,百官中有些邪念歪风的人也会变成正直的人。
信,守信用,主要是对人民守信用,取信于民。作为国君,要取信于民。当子贡问政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又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对于士人来说,首先要取得上级的信任,才能当官任职,“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对于人民,也要在取得信任以后,才能役使他们,否则,人民就会以为是虐待他们:“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
说天讲命,论道议德,圣贤、礼乐、忠孝、刑政、教化、学思,几乎讨论一切问题,孔子及其弟子都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可以说,春秋末期,孔子和弟子们所创立的儒学,就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学说,就是关切社会的政治哲学。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把《诗》三百篇都背诵了,委任他官职,他处理不好政务;派他当外交使节,又不能独立应对;背的诗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认为学《诗》不是为了背给别人听的,而是为了提高处理政务和外交的实际能力。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如果让没有学好的人去当官,孔子就会说:“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这简直就是害人子弟。后世有权有势的官僚总喜欢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前仆后继地把自己不争气、不成才的子弟安插到各级官职上去,最后招致身败名裂,甚至破家灭族之祸。孔子提倡的就是“读书做官论”,读书为了做官,读好书是为了做好官。
战国时代的孟子提出仁政学说,完全是明确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他所讲的人性有善端,是给仁政的政治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提出隆礼重法,把礼、法作为整个政治哲学的两大理论支柱。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强调法、忽视礼,成为很偏颇的“一断于法”的法家理论。法家理论使秦胜六国而一统天下,也使秦败于农民起义,也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孔、孟、荀和《公羊学》的思想,并吸收从先秦到汉初诸子百家的思想,推衍出一套天人感应说、灾异谴告说,提出天人三对策,著成《春秋繁露》一书,大讲阴阳五行,颇似方术之士的论调。深入探微,就会发现,这些烟幕之下掩盖着的正是适应汉代现实需要的新的政治哲学。他的大一统论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政权。他的独尊儒术是强调用孔子的思想统一天下思想,以维护政治的统一。这是一套比较系统的政治哲学。它在汉代几百年中对政治有指导作用,对后来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有深刻的影响。
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核心是政治哲学。他成为继孔子、孟子和董仲舒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的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他所著《四书集注》成为几百年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他的思想成为儒学正宗,作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理学家的理就是治国之理。康熙皇帝读了宋儒性理之书,颇有体会。他说:“临莅日久,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康熙:《性理精义·序》,见《四部备要·子部》,上海中华书局版)。他命令大学士李光地去编《性理精义》,自己为此书写序。朱熹思想能够指导几百年的政治活动,说明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政治哲学。
近代的康有为也是著名的儒家,他和弟子梁启超合作的康梁变法正是以儒家政治哲学为指导的政治活动。他的《大同书》正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理想。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以儒家政治哲学为根据,提出一系列改革现实政治的理论,对近代动荡社会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在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孔夫子到康先生,儒家思想以政治哲学为核心,大概还是可以说通的。
中国哲学为什么是以政治哲学为主呢?这与它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那个乱世环境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都是从春秋末期开始讲中国哲学的。此前有一些哲学思想,一般还没有形成影响巨大的哲学体系),哲学家都是以救世济民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的都是关于社会国家如何组织、如何管理以及人际关系的原则等问题。因此,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学说多是政治哲学。
儒家认为,管理国家的人,应该是高素质的、道德高尚的、精神境界比较高的人。他们强调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是作为政治哲学的一部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根本,终极目标是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外王就是平天下。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伦理是为政治服务的。道家的《道德经》被称为“君王南面之术”的书,也是政治哲学的著作,其中政治权术常被后代政治家所采用。墨家十大主张都是治国方略。法家依法治国,更是不言而喻的政治哲学。纵横家的所谓合纵连横,都是政治战略,并有外交家的特色。研究天文历法的阴阳家原是科学家,在中国古代天命论、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下,阴阳家也与政治发生密切的联系。阴阳家成为天命的代言人,为政治家提供精神支柱。先秦诸子百家都在探讨治理国家的方略,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政治哲学。在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诸子思想融会为新的庞大体系,形成相对完善、内容丰富的政治哲学。而这种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绵延到明清时代,也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当今中国的现实。
高中政治哲学原理与方法篇10
关键词：黑格尔；法国大革命；绝对自由和恐怖；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可以说，任何一种伟大的哲学学说都有着一种对社会政治的深沉观照。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把哲学视为“思想中的时代”。按照黑格尔对哲学的理解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其整个哲学体系看成是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哲学反映。黑格尔（1770—1831）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波澜壮阔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瑰丽的社会政治历史画卷全景展开的年代。作为旁观者，黑格尔把对法国大革命社会政治实践的理性思考与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相结合，化作了“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哲学形式，并因此成为了马克思所说的法国革命的“理论良心”、“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不止马克思以这种方式看黑格尔哲学，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如德国的曼海姆、英国的波普尔、美国的杜娜叶夫斯卡娅、匈牙利的卢卡奇等都认为，从法国大革命的视角解读黑格尔哲学、政治哲学是恰当的。由此概观之，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政治哲学思考有四个辩证发展的代表性意见：“理性的日出”、“绝对自由与恐怖”、“自由的定在”、“理性的交际与威力”。其中，“绝对自由与恐怖”体现了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批判即否定性的一面。
一
启蒙理性运动必然而来的是法国大革命壮丽的理性日出，而法国大革命对启蒙理性的抽象应用又必然导致“绝对自由和恐怖”这个精神异化的极端。“绝对自由和恐怖”是《精神现象学》中的一节，可以把它看作是又一个“黑格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代表性意见”[1]（p110）。黑格尔再一次以思辨哲学的方式，重点再现了1793年至1794年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内容丰富的政治斗争历史，批判了雅各宾派的——“绝对自由和恐怖”。黑格尔在这里以抽象的方式解释了后来许多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2]（p6）
黑格尔把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剧”、“悲剧”归结为大革命抽象自由、平等、人民与社会契约理论实践的必然结果。由此出发，他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展开了法国大革命政治哲学批判的一面。哈贝马斯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评价似乎更恰当，“黑格尔曾把革命提高到他的哲学的原则。正当他把革命安放在世界精神本身跳动着的心房，他就感到自己在革命面前是心安的。黑格尔不曾把法国革命及其女儿骂走，他是把法国革命及其女儿赞去。……黑格尔庆祝革命，因为他害怕革命；黑格尔把革命提高为哲学的原则，是为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作为哲学克服革命。黑格尔的革命哲学是他的作为革命批判的哲学。”[3]（p121）因为，尽管黑格尔主观上厌恶雅各宾派的恐怖暴力，但他仍然认为这种否定就其现实性而言不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是普遍的意志，是内在于法国革命进程的一种合乎理性规律的现象。在耶拿大学的讲演《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中，他认为，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国家、普遍的整体掌握了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专制，而是暴政、纯粹的恐怖统治，但这种统治却是必然的和正义的。
在黑格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精神现象与历史理性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社会历史事件，其内在的本质是精神的运动，是精神的运动在支配这一社会历史运动。因此，启蒙运动的基本理性原则与观念必然会导致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必然要导致绝对自由和恐怖，而绝对自由与恐怖又必然要辩证发展到它的反面，即自由丧失、暴力镇压和独裁专制，最后自我意识觉醒回到道德精神世界。他把绝对自由和恐怖的精神发展分为：绝对自由、恐怖、自由主体性的觉醒三个阶段。他说：“这个革命带来了绝对自由，当初异化了的精神现在依靠这个自由就完全返回于其本身了：离开这个教化国度而转入另一国度，转入道德意识的国度。”“死亡的恐怖就是绝对自由的这种否定性本质的直观。”“精神也许会从这种骚乱中被抛回于它的出发点，被抛回于伦理世界和实在的教化世界”[4]（p40,120,121）。即法国大革命了旧秩序后，资产阶级精神的解放带来了启蒙哲学教导下的绝对自由、抽象权利，接着便转入到主观的“道德意识的国度”，即以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法兰西美德共和国统治时期，使自由成了一种任性的、破坏性的“绝对自由”。
这一时期，罗伯斯庇尔树立“‘德行’的原则为至高无上，对于他这个人，‘德行’可以说是一件正经的事情。德行和恐怖盛极了一时；因为‘主观的德行’的势力既然只建筑在意见之上，它就带来了最可怖的暴虐，它不经过任何法律的形式，随便行使权力，……立宪君主政体是恢复了，以《》作基础。”[5]（p421）在这里，黑格尔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罗伯斯庇尔恐怖暴力政策的反感和蔑视，但这并不表示黑格尔反对法国大革命。他只是站在君主立宪和理性自由的立场上，批判了罗伯斯庇尔“道德理想国”的恐怖实践，把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力和绝对自由看成理性自由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否定性环节。早在1794年，黑格尔就已有了批判罗伯斯庇尔恐怖政策的思想苗头，是年圣诞夜，他在写给谢林的信中说：“您知道卡里厄被处死这回事吗？……人们说在符腾贝格法国报纸是被禁止的。这件事很为重要的，它暴露了罗伯斯比尔的全部危害性。”[6]（p31）在《精神现象学》的基础上，他又在《历史哲学》中进一步深化批判了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策。他认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错误地把道德看成是“道德意识”、“主观的德行”而非客观的伦理、道德精神，并按照这个简单的抽象原则代替客观的法律而任意地划分阶级。这个“主观的德行”又进一步遵循随便地、胡乱地猜疑法则，结果是一种任性的“恐怖”与“暴虐”，甚至把仁慈的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他说：“德行只要一蒙嫌疑，就遭到诛责了。猜疑心成为一个可怕的力量，把皇帝送到断头台上，这位皇帝的主观的意志实在是一个天主教徒的宗教的良心。”[5]（p420）这些论述也再一次表明了黑格尔的政治理想，他希望建立君主立宪的稳定秩序，尽快地把“绝对自由”的精神“定在”。
黑格尔把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力归结为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主观精神任性活动的结果。而罗伯斯庇尔又是卢梭的精神——“道德理想国”——“没有形式的内容”的产儿。卢梭精神在德国便演变成为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没有内容的形式”，只求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与善良意志，就其伦理思想而论，从没有超出这种“应该”的观点。而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如果一种理论妄图建设一个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理论就会成为一种私见，是一种妄图跳出罗陀斯岛的愚蠢努力，“哲学从来不与这种空洞的单纯彼岸世界的东西打交道。哲学所从事的，永远是具体的东西，而且是完全现在的东西。”[7]（p208）
二
黑格尔批判了法国大革命抽象自由——“绝对自由”的实践。“绝对自由”是从启蒙的“有用性”的概念发展而来的新意识形态，俨然成了普遍的意志。他说：“绝对自由这种没有分解的实体，登上了世界的宝座，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可以与它抗衡。……于是，在这种绝对自由中，由整体分解而成的那一切精神本质，也就是说，一切社会阶层，就消除了；……它的目的就是普遍的目的，它的语言就是普遍的法律，它的事业就是普遍的事业。”[4]（p116）在这里，黑格尔用晦涩的语言描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高涨的自由意识。一旦资产阶级达到了阶级自觉，挣脱了封建枷锁，并上升为统治阶级，它便好像获得了“绝对自由”，要按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世界了。不过资产阶级这样做的时候，却披着“普遍性”的外衣，似乎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某个社会集团的狭隘利益，而是人类普遍的利益，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象。黑格尔尖锐地指出，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雅各宾政府尽管打着全民普遍意志的旗号，实际上却代表着与普遍意志相对立的一种特定意志，它本身也只是一种派别组织。因此，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政府作为暂时胜利了的派别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称之为政府的，只是那胜利了的派别，而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派别，这就直接孕育着它的倾覆的必然性”[4]（p120）。
在黑格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绝对自由”仍然是一种“异化了的精神”，套用现在的词汇来说，“绝对自由”就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黑格尔将个人主义者的辩证法阶段，称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和欺骗，或事情自身”。“因为普遍的意志，只有在一个单一性的自我之中，才是一种现实的意志。但这样一来，一切其他个别的自我意识就被排除于这个行动整体之外，而对这个行动只有局部的参与了，其结果，这个行动就该不是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的行动。——所以，普遍的自由，既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性事业，也不能作出任何肯定性行动；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行动；它只是制造毁灭的狂暴。”“于是，普遍的自由所能作的唯一事业和行动就是死亡，而且是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实质的死亡，因为被否定的东西乃是绝对自由的自我的无内容的点；它因而是最冷酷最平淡的死亡，比劈开一棵菜头和吞下一口凉水并没有任何更多的意义。”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把这种抽象的“绝对自由”看成“否定的自由”而加以批判。这种“否定的自由”或理智所了解的自由，“是提高到纯粹理论上的时候，它在宗教方面的形态就成为印度的纯沉思的狂热，但当它转向现实应用的时候，它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形态就变为破坏一切现存社会秩序的狂热，变为对某种秩序有嫌疑的个人加以铲除，以及对企图重整旗鼓的任何一个组织加以消灭。……自由的这种形式在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积极狂热中，有更具体的表现。例如，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就属于此。……因为狂热所希求的是抽象的东西，而不是任何有组织的东西，所以一看到差别出现，就感到这些差别违反了自己的无规定性而加以毁灭。因此之故，法国的革命人士把他们自己所建成的制度重新摧毁了，因为每种制度都跟平等这一抽象的自我意识背道而驰。”黑格尔把这种抽象的、绝对的、否定的自由说成是“任性的自由”，是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毫无所知，是缺乏思想教养的表现。
对此，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们提出了恰当的理解。泰勒说：“对黑格尔来说，渴望绝对自由的冲动在大恐怖的矛盾中走向了终结。那是一种破坏性的狂暴。它摧毁了它原先把他们解放出来的个体。”
施特劳斯等说：“黑格尔对与缺乏组织相联系的抽象性和任性的另一形式的指责是针对法国的。法国大革命代表着绝对重要的成就，表现了为国家奠定思想和理性基础的决心。它宣告了主观意识原则的诞生，以及与此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及公民权原则的到来。但是，这些本身属于现代国家本质的原则却以抽象的和个人主义的方式被理解，以至没有为组织和政府或任何具体的东西留有余地。这种否定性和破坏性的自由希望消灭所有差别和规定性，这样的自由是绝对的恐怖”[10]（p854）。
三
黑格尔进一步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平等实践。他认为，在这个“教化”及其“现实王国”，即在启蒙哲学教导下的法兰西美德共和国，进行着抽象人人平等的实践，“自我与一切自我的这种平等，已不是以前那种法权上的平等，……法权的那种无精神的普遍性，承认任何自然状态的性格和存在都具有同等的合法权利，但在这里，有效准的普遍性则是发展变化而成的，而且因此它是现实的。”[4]（p42）这种所谓现实的平等也是虚假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共和国宪法从来没有确实变做一个‘民主政体’；在‘自由’和‘平等’的假面具之下，暴虐和专制横行无阻。”[5]（p239）黑格尔看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宪法没有付诸实施这一现象，也看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口号的虚伪性。
然而，黑格尔不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并不认为也不是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落实平等原则。在他看来，人天生是不平等的，贯彻抽象的人生而平等的政治原则是很肤浅的思想，是对国家状态的否定。他说：“一贯到底的平等原则否定一切的区别和不容许任何种类的国家状态存在。……但作为极端抽象的规定也是最肤浅的，……人其实天生只是不平等的。”[11]（p343）而且，现代国家虽以法律对各个人之间的自由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但同时也助长了个人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助长了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黑格尔较早地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中自由与平等矛盾的发展趋势。因此，他说：“正是现代国家的高度发展和提高产生了个人在现实中极大的具体的不平等，而由于法律的更深刻的合理性和法律状态的巩固导致了更大和更有根基的自由，而且能够容许和容忍这种自由。……自由趋向于不平等”[11]（p344）。
自由在法律的巩固下日益趋向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现实。而且，每个人的劳动能力、勤劳程度等是不同的，所以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现实的。据此，黑格尔认为，财产平等的主张是一种空洞理智的应该，是理智的抽象同一性。
黑格尔还进一步对18世纪流行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理论展开了批判，认为正是这些抽象的政治哲学理论导致了绝对自由和恐怖。在他看来，自然状态就是暴力不法状态，自然权利就是宣扬强者权利和暴力，必须从那种不法的自然状态中走出。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把自然状态说成是虚构的动物世界，“我们习惯于从虚构一个自然状态出发，而这种自然状态实际上并不是精神的状态、合理的意志的状态，而乃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状态。”[12]（p245）
黑格尔坚决反对18世纪的理论虚构——契约论。他认为，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性质的契约，契约论的虚构只能带来现实国家的混乱。在他看来，契约论是从任性出发的，因而把国家建立在任性的基础上了，而“现代国家的一大进步就在于所有公民都具有同一个目的，即始终以国家为绝对目的，而不得象中世纪那样就国家问题订立私人条款。”[8]（p83）他还看到费希特继承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因此他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为典型加以批判，认为这个抽象的理论在法国导致了残酷的、可怕的大革命。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还指出社会契约论是从原子式的个人出发的近代国家理论。他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人在国家内个人的意志可当作原子、绝对。这就是近代关于国家的理论，这些理论也有其实际的效准。国家必须建筑在普遍意志上面，——人们说普遍意志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意志——或者建筑在个人意志上面；后者是原子式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这样，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从‘一’这个思想范畴来的。”[13]（p332）
黑格尔还发现卢梭人民原则与公意理论的困难，“仅仅顾到了主观的因素”，“假使尊重各个人意志这个原则，被公认为是政治自由的唯一基础——就是说，国家所作所为，须得国民全体同意，那末，可以说便没有什么宪法了。”[5]（p40）就是说，人民原则与公意理论是难以实践的，民主政体只能够在小国内行使，而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适于实行直接民主。黑格尔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吉伦特派统治的感到十分惋惜，不相信由人民选举产生民主共和国在实践中具有现实性。他说：“法兰西第一届宪法的政府乃是一个‘王权’宪法化的政府”，君主立宪宪法和政府崩溃后，“这个政府从哪里来呢？理论上，它是从人民那里来的；实在说，却是从‘国民会议’和它的各委员会那里来的。”[5]（p420）
黑格尔不希望由人民来选举政府，也并不希望真正实现人民，而认为人民与君主是统一的，最后要统一到君主。他认为，人民的观念是荒唐的，以之为基础而把人民与君主对立起来会造成思想混乱，危害国家的独立和稳定。说到底，黑格尔和他之前的许多学者一样，不相信人民群众具有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他甚至把大革命时期的人民群众说成是“原子式的群氓”，“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8]（p290,319,323）在他看来，正是人民的思想和实践造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绝对自由和恐怖。这也充分反映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贵族性与反人民性。在黑格尔的观念中，人民群众虽不具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能力，但他们可以在街头巷尾发表一些意见。于是，他给人民群众开辟了一条表达他们对“普遍物”主观意见的小通道——“公共舆论”。但对这种言论自由也要进行限定，只能是些街头巷尾的意见，只能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8]（p332）
四
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批判似乎受到了保守主义者柏克的影响，但不同于以柏克历史传统和经验对法国大革命的全盘否定。黑格尔以理性的方式批判了导致绝对自由和恐怖的抽象自由、平等、社会契约、人民和国家理论，“力图摧毁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基础，而他力图建设的则是新的国家理念。”[14]（p139）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又把对绝对自由和恐怖的批判上升为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他说：“‘自由主义’便揭示了原子论的原则，就是个别意志的原则，来对抗上述的种种；这个自由主义所揭示的原则主张以个人的意志为依归，认为一切政府都应该从个人明白的权力出发，并且应该取得各个人明白的承认。”“‘自由主义’的抽象方式就这样从法兰西出发，历经了罗马世界；但是宗教上的奴隶制度把罗马世界束缚在政治上的不自由。因为这是一个虚伪的原则，以为‘公理’和‘自由’所受的束缚桎梏能够不经良心解放而打破，以为不经过一番‘宗教’改革就能够有一番‘革命’。因为这个原故，这些国家仍然回到了原来的状态”[5]（p422,423）。对此，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自由不仅是黑格尔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他的复归点，“即使作为保守的普鲁士哲学家，成熟的黑格尔仍一直念念不忘……回应他的时代的发展，即法国大革命。他是一个彻底的路德派，甚至把宗教改革运动置于法国革命‘之后’，……作为革命的‘自我解构’性质的调和者出现。他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者。”[15]（p39）
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观念中，整个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政治实践是对自由的辩证历险，它由启蒙运动的灵魂即主体的理性与自由精神所发动，然而其抽象的个体主体理性对自由绝对的、“没有思想教养的”追求与实践必然导致失败；要想把这种抽象的自由主义精神变为具体的、现实的，就必须经历现实的伦理、宗教、法与国家的规制。如果把黑格尔这一思想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来说，那就是：抽象的自由要在封建的普鲁士国家与法中才能进一步现实化。在这里，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妥协性与保守性暴露了出来，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他说成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对此，泰勒对黑格尔的评价是比较全面的：“黑格尔常常被归入保守主义者。但是，像称他为自由主义者一样，这也是毫无道理的。……他所承认的惟一基本原则是理性自身。黑格尔所谓的权力的诡计指的是，他声称要从理性和自由中推演出新的系统整体，因此，人们认为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重要渴望的真正实现。”[9]（p696）这也正如陈晏清教授所说，黑格尔这位把法国大革命运动转变为辩证方法的理论大师，其“辩证法包含着保守的方面却并不归结为保守主义”，“只有把这个保守的方面绝对化，才是保守主义。”[16]（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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