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1
关键词：生态农业；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作用
200年前，现代农业在各国普及，人们在享受了现代农业带来的高效生产率和丰富农作物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它的致命短板：化肥、农药对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空气资源造成严重污染，农产品农药残留大，食品安全隐患大。基于此，各国积极探索新的农业模式，生态农业应运而生。
唐山市是河北省率先开展生态农业试点工作的市区之一，工作之初，唐山市政府在生态农业上走了很多弯路，后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终于摸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主要以唐山市为蓝本，剖析了生态农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明确了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一、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生态农业是以生态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以社会效应为目标，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的基础性、目标性和导向性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因此，只有先理解了生态农业的特点，才能理解它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一）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
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是：综合性、多样性和高效性。1.综合性。生态系统的综合性，主要是坚持以农业整体为中心，协调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效益，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能源的再生，以达到调节整个农业产业结构的目的。2.多样性。生态农业的核心是科学技术，通过生态模型的技术方式来实现特定经济作物的增值生产，以生态工程的技术手段来平衡各地区的区域优势，将技术与社会需要、当地实际协调，形成区域农业多样性发展。3.高效性。生态农业凭借其循环、再生的综合性，通过对物质的深加工和能量的循环再利用，提高了农民的增值收益，加快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改变了局部农业产业结构。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的作用
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实现唐山市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第一，综合作用。唐山市自身耕地面积少但农业资源丰富，生态农业利用其综合性的特点，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和地区经济状况，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济作物交叉经营和交替管理的模式，促进了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有效转换。第二，多样性作用。生态农业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在唐山市不同区域设立不同生态模式和生态工程，按照地区经济的增长需要，发展多样性的区域农业经济。第三，高效作用。生态农业继承发扬了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优点，摒弃了传统农业效率低产量少的弊端。同时弥补了现代农业高污染、高投入、低回报的缺陷，将现代农业提升至生产密集化、资源循环化、技术科学化、发展持续化的高效率高收益生产经营模式。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唐山市在生态农业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工作中，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让人诟病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唐山市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理论、技术不足
生态农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农业学科，它还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信息技术学等多门交叉学科。对这样复杂的农业学科，要从系统综合角度，分析设计生态农业的结构，科学划分各种学科的类别体系，将经济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合理交叉，综合运用。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往往是单学科深研究，或者多学科浅研究，这些片面的研究对于生态农业理论系统的构建和完善，远远不够。理论是技术发展的前提，因此理论体系不够健全，导致生态农业的技术发展不成熟。
（二）政府支持力度有限
发展生态农业与政府的支持力度分不开。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需要政府联合各大院校和科研部门联合研发，这就需要巨额研发经费；其次，在技术推广上，政府要花巨资和派遣相关技术人员为农民提供优质幼苗、肥料和技术支持；最后，在生态农业长期发展上，政府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金融信息机制，为农民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信贷服务支持和信息服务支持。唐山市政府为了满足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在资源配置、政府财政和人员培训上，下足了工夫。政府对生态农业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同时因自身财务和人手的不足，支持力度仍旧有限。
（三）推广普及难度大
造成生态农业推广普及难度大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农村人口科技素质低，需要大量科研人员下乡进行现场培训，而政府机构内的科研人员却严重匮乏。二是生态农业配套的农业技术设备不足，或者部分设备价格昂贵，农民负担不起。三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均，有的地方经济作物发展好，农民收益高，另外一些部分，因为地域、气候的限制，经济作物发展困难，造成整体产业化结构发展不均衡。四是市场结构不完善，土地市场、技术市场、批发市场、区域经济市场等各部分市场都只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还远远不够完善。五是信息传递不通畅。唐山市农村信息化建设起步晚，各项信息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民无法更快、更好、更全面地接收生态农业的第一手信息。
三、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虽然生态农业有很多问题，但唐山市政府经过多年的经验摸索和实践总结，制定了一套生态农业问题解决方案。
（一）理论讲合作，技术求创新
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以强大的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是理论研究，理论基础的厚度决定了生态农业的高度。因此，必须把理论研究放在发展生态农业工作的首位。生态农业在理论研究上要以合作为原则，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农、教、科为标准，以产、学、研为动力，以少投资、高收益为指标。在理论研究层次上，政府要加大对科研部门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奖励，鼓励部门间通力合作，攻克难关。
在技术层面上，要继承传统农业的技术优点，同时结合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术、生态技术，形成最优化的农业技术配套体系。技术的推广与创新，一定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导向，通过技术将农业的生态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连接在一起。唐山市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大致有以下六个方向：（1）节肥式高产农业技术；（2）节水高能式农业技术；（3）无药低耗式农业技术；（4）中低产良田改良式农业技术；（5）资源循环利用式农业技术；（6）生物生态式农业技术。
（二）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
生态农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的支持息息相关，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生态农业政策体系，可以使生态农业最快速度走上正规化、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一是农业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建立自上而下的环境、资源网络监测系统，进行定位监测，对监测到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行为，将以法律和经济的手段进行双重制裁。二是农业科技方面。科技研发经费上，政府设立生态农业发展基金和专项筹款小组，保证研发上的经费支持；技术推广上，设立技术推广基金，帮助农民解决技术方面的资金难题，同时提高下乡技术人员薪资待遇，用高薪的方式鼓励他们深入农村，发展农村。三是农业市场方面。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业市场体制，规范市场价格。同时，设立市场危机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在减产时，收益损失降至最低。此外，政府要为农民提供良好的信贷服务体制和信息服务支持，最大限度的解决农民的资金难题和农村信息不对称、不及时的弊端。
（三）政府、企业共同推广
生态农业的推广，一方面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靠当地企业的积极推动。政府方面：（1）增加对农民生态农业的教育和培训，在村里定期办理培训班和讲座；（2）提高科研人员薪资待遇，鼓励他们下乡进行科研指导；（3）对农业技术设备进行政府资金补贴，让农民用得起设备；（4）建立健全市场结构体系，最大限度保障农民权益；（5）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让农民在家里就能接收到生态农业的第一手信息。政企联合方面：一是培养龙头企业，让龙头企业在生态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起到示范极带头的作用；二是鼓励公司多种经营模式，如订单农业、定制农业、公司农业、工厂农业等。
唐山市通过近几年的艰辛努力，在生态农业上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不少成就。不过现在的成就还只是阶段性的，未来唐山市的生态农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困难要解决。因此，把握好沉稳心态，稳扎稳打，循环推进，才是实现唐山市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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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2
一边是雄厚的农业科研力量，另一边则是未被满足的巨大市场需求，农业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原因何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低”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何多年来一直悬而未解呢？
进入2012年，一系列有关推进农业科技发展的部级文件和会议相继推出和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农业部新近颁布的《农业科技“十二五”规划》以及已经出台的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指向农业科技。
早在一号文件出台之前，北京就已经开始行动。2010年8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与科技部签署协议，共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按照规划，科技部和北京市将利用5-10年时间，把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农业产业链创业服务中心，意在加强北京农业科技的领先地位，并破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老难题。
北京的行动不仅令奋斗在现代农业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们欢欣鼓舞，也给向往吃到“生态、安全、优质”农产品的千万市民以新的希冀。
这两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数量的满足转变到质的提升。记者在调研中却发现，当农产品市场需求发生新的变化后，国内农业科技研究反应却相对滞后，很多立项和研究都没有及时跟上新需求的步伐。
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八连增”，肉蛋奶、水产品等十大农产品也实现了16年来首次全面增产。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队伍，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以外，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2%，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
一边是雄厚的农业科研力量，另一边则是未被满足的巨大市场需求，农业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原因究竟何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低”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何多年来一直悬而未解呢？
科研机制是“拦路虎”
不久前，在一个由中青年农业科研骨干人员组织的座谈会上，记者惊奇地发现：很多中青年骨干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意识淡漠。他们真正关注并倾注于心血的，是教学、评职称、发论文，至于科研成果是否能够转化，并不着急上火。
青年教师a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的科研体系并不以成果转化为目标，学校或科研院所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和考核机制也并不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主要以发表科研论文，尤其在国外一流刊物上多寡为依据。甚至于，一些重大科研课题立项的标准，也会依据主要课题申请人在国外一流刊物数量为条件。
对于中青年科研人员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职称问题，换句话来说，成了压倒一切的工作。这导致了他们在立项之初，主要考虑的是此研究是否有利于在国外知名学术刊物，立项的过程大都是通过资料分析、专家论证，寻找一个所谓能较快达成“填补国内国际空白”这一发论文要求的领域，而很少通过翔实调研、从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把问题带回来研究立项。
在这样的考核和评价机制下，造成了当前的科研与市场脱节——如果成果没有市场，自然也就谈不上转化了。
青年教师B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十分满足，在他看来，目前教学、科研论文两手抓，两手都满当当。B告诉记者，他觉得在钱方面，他们“还好啦”，近年来纵向科研经费越来越多，B所在的机构属权威科研单位，纵向课题的钱都花不完，使得他和他周围的同事对于横向课题兴趣不大。（横向课题：由企业主导，经费来自企业的课题；纵向课题：由科研机构主导，经费来自国家）
“纵向课题，钱多，好拿，容易出成果出论文；横向课题钱少，不好拿，不仅不容易出成果出论文，企业要求还很多，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青年教师C所在的院系曾经受某林业企业委托做课题，由于课题涉及内容均是解决企业实际生产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或者受企业委托出一些实验数据，虽然研究内容很具体，也能解决实际问题，但C坦言，做这样的课题根本不可能写出能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来，在目前的科研体系里，对于自己评职称乃至今后承担重大课题的资格积累没任何帮助，再加上横向课题经费远远少于纵向，很多老师都“不愿为了那点钱折腾自己”。
“这几年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单位也不鼓励课题组去接横向课题。”
既有评职称、发论文的压力，又有财大气粗的纵向课题的诱惑，科研院校研究人员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意识淡薄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记者对北京几所涉农高校相关学院和科研院所专利转化情况的了解，每年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不到10%。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他所在院系这些年真正的成果转化，实际只有两例。
“最后一公里”掉链子
“很多专利都死在从科研到转化最后一公里上了。”
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张红星主攻方向多是应用型科研，尤其是和北京市农业发展相关的一些中小型课题或项目，仅他自己，就手握6个专利没有转化出去。
他的专利多是和北京发展精品农业、附加值高的农产品深加工有关，比如他和同事耗时2年半，仅花费十几万元就研制成一种检测赭曲霉毒素a的全封闭检测卡，这种检测试剂盒一旦投入使用，可以大大降低海关采购的检测成本，提高检测速度和质量，对一个生产厂来说，每年效益至少几百万。
就是这样一种低成本研发，能产生高效益的实用新型专利，也迟迟不能投入生产。张红星提到，对这种技术感兴趣的生物试剂公司和微生物发酵企业有不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即该技术从实验室到大批量生产，肯定要有一些试生产，不会一次就成功。这种尝试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由谁来承担？假如最后证明，这种专利最后不能大规模批量生产，这中间的损失又由谁来承担呢？
“与尖端大项目相比，北京农业需要更多的实用型、改良型中小科研与项目，这些项目的承接对象多是中小企业，而他们并没有承担中试的能力与实力，但带有一定公益性的中试基地却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张红星所遭遇的，也正是首都农产品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马同斌希冀突破或部分解决的问题。马同斌所在的研究院从事技术研发，下设了5个重点实验室，历年来一共申请专利200多项，真正批下来的不过60个，而真正实现产业化，规模应用的，也仅一个老师的专利卖了300万。
“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的条件决定于成果本身能否帮助农业企业或农民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马同斌指出，目前有两条推广渠道：一是国家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一是通过市场。在科研和推广之间的结合点，即农业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中试，也就是验证性展示。有了这一步之后，再由企业或推广部门认定其是否有在农业中推广应用的价值之后，才能真正启动推广程序，即所谓产业化的程序。
“对农业科研单位而言，条件完备、布局合理的中试基地建设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是产业化的源头。”马同斌表示，对于离市场较近的科研单位或科研成果来说，可以尝试依托自身某种特殊的技术优势，创建自己的科技企业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民。
据记者了解，目前这种中试基地在北京仍处于萌芽阶段，比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蔬菜研究中心由于掌握了杂交制种的核心技术，形成了相当雄厚的开发实力，实现了科研与技术开发一体化，堪称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楷模。
遗憾的是，虽然带有中试基地性质或功能的基地也在陆续出现，但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不仅缺乏长期发展机制，与企业结合不紧密；而且大都以提供场地等硬件为主，人才、政策等配套的软件环境并未同步营造。而那种大规模、多模式、参与主体多样、投资和运营多样化的的中试基地仍未出现。
“去库存化”不给力
北京某高校老师手持生态农业应用专利若干，一直囿于转化不畅。非常偶然的机会，他出席了一个农业学术研讨会，刚好碰上了需求方，一个专利卖了600万，其中15%给学校，15%给所在院系，剩下的70%以横向课题经费的形式归课题组。
这个例子曾经在一些涉农院校中青年老师中广泛传播，因为这样“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堪比买中大奖。现实的情况却是：更多的科研人员只能眼巴巴看着自己辛苦研究出来的成果束之高阁。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整体转化率仅是发达国家水平的1/4左右，能够得到大面积、跨地区推广的只有15%左右，受农户欢迎并被积极利用的大约在10%左右，还有大量具有潜在使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致使大量农业科技成果积压在“库”，造成农业科技资源的严重浪费。
据记者了解，北京的科研成果“去库存化”呈现“高端热，中低端冷”的现象：对于那些代表国内国外一流研究水平水准、研究领域便于与市场接轨的科研机构，很多涉农企业都盯着，有什么好的成果出来大家蜂拥而至；而对于那些不是特别有名的农业科研机构，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少有人关注。
即使是那些为人瞩目的一流科研机构，其成果转化仍然遭遇尴尬。
某国字头的科研机构花费10年时间终于研制出一种改善玉米育种的基因。这种基因可以通过控制玉米株高从而影响玉米的产量。作为种业的高端技术，该技术一旦卖给种子公司，培育出新的玉米种子，不仅具有市场垄断性——所有培育该品种玉米的人都必须购买此种子，且能产生丰厚的经济效应。
该课题组成员告诉记者，此基因仅基础研究就做了7年，余下3年是应用研究，其中有一个环节，来回实验就失败很多次，前后有7代产品做铺垫，产生的成本损失就不菲。
成果“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因为“曲高和寡”难以“出嫁”：该机构最初欲与国内种子公司合作实现产业化，找遍全国无奈地发现：对于育种基因这种高端研究成果来说，国内尚无有实力的大型农业企业来承接消化它。而有承接实力、主动找上门合作的，均为跨国种子公司。
“顶尖技术转化需大公司来承接，而目前国内涉农企业显然没有这个实力。”该成员表示，由于对与国外公司合作也心有疑虑，目前该技术仍未转化。
高端成果难以承接，那么大量农业科研机构拥有的中小科研成果呢？
马同斌所在研究院绝大部分科研都是围绕北京都市农业及农产品深加工来进行的，属于中小科研成果。这些成果都会局部或某一方面提高农业或农产品深加工产品质量，比如某老师研发的一种乳品添加菌，这种菌添加到酸奶中可以降低胆固醇，使之变成功能性奶。该成果属于小型专利，耗时耗资均不算大，院里诸如此类的技术很多，由于不为人所瞩目，又缺乏专业的中介机构，这些专利同样被库存起来。
“老师们做完科研出成果，形成专利后，并没有相应的推广渠道。”马同斌谈到，老师们的市场意识较弱，而专利推入市场的渠道现下也很有限，由于找不到承接载体，很多专利最后只能“闲置”，“如果有专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来推广，情况就会好得多。”
记者调研发现：北京虽然较早就出现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交易所，但转化的效率并不高，农业项目尤其少。很显然，科研成果转化需要做有针对性的细致工作，以简单的信息去撮合交易双方的做法并不是很有效。
“与技术交易所相比，我们更呼唤那种连接项目与市场的第三方中介公司或技术经纪人”。青年教师C表示。
农业科研主体“瘸腿”
一位做基因研究的科研人员有感而发：科研成果转化在世界各国都是个难题，但在我国尤其突出，为什么呢？
“这恐怕得从科研主体的选择上做文章。”
像美国，基本是大公司自己做研究，每年自己有很多投入，然后根据市场需求，做了这个东西之后，很快在全世界推广。比如美国先锋种子公司，主要是做玉米种子的，每年它会在全世界收集各种各样的育种资源，投入巨额资金，育出新的种子又在全世界卖——企业作为科研的主体，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其转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反观我们国家，具有自主创新的涉农公司可以说极少，大部分技术是在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实力较弱，而在财政支持的科研体系里边企业又缺乏研发的主导权。
目前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到这个问题，并做了一些尝试：对于一些大课题、大项目必须由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进行，但记者调查却发现，那些重大课题虽然会出现企业的名字，但他们多数是被拉去凑数或做陪衬，主导权依然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手里——农业科研依然是一条腿走路，起码是瘸了一条腿。
“很多大项目，企业的参与多是锦上添花，因为大项目立项前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和方向，科研单位不可能因为企业的参与去做大的调整。”一位曾经参与到“863项目”的企业家感叹，“对于那些应用型科研，应该让企业成为科研主体。”上述企业家下海前曾经是一位知名的农业专家，某部级科研院所副所长，下海后，他的专利很快产业化，数年后成为行业老大，现已进入中小板上市倒计时。
“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有很好的研发条件，但他们干的事却与市场不接轨。最好的配合是：基础类研究由大学和科研院所主导；应用类的研发，应由企业来组织，引导大学和科研院所与市场需求对接，这样的研发既贴近市场，有效性也较高。”
炙手可热的“北京黑六”（北京黑猪产品）便是一个企业主导科研成果研发与转化的最好样本。“北京黑猪”隶属于首农集团旗下北郊农场，也是北京畜牧业唯一一个北京本地“国粹”，农场下属公司拥有独一无二的北京黑猪种质资源，具有绝对的技术垄断性。
“北京黑猪的技术含量高，时间跨度大，在北郊农场下属北京世新华盛科技有限公司主导下，经过五十多年、几代科研人员的可持续研究，北京黑猪的品种不断优化，核心技术进一步完善、成熟扩大，以北京黑猪为原料生产的“黑六”冷却排酸肉成为炙手可热的绿色生态猪肉。”
北郊农场党委书记郑维业告诉记者，北京黑猪的科研转化机制非常完善：50多年的积淀，使得公司非常重视研发，也有较好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公司有专门的研究小组，由总经理谢蜀杨（同时也是种猪专家）亲自带队，联合销售部、育种部等多个部门，组成专业的研究小组，在繁殖、育种、饲料、生产等方面均有研究。
公司的研发系统分为两方面：研究市场反馈回来的问题，如常规育种、选育等，在公司的种源基地进行研发消化；另一方面公司也会根据中长期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同一些科研院所进行合作，联合或委托他们做一些公司研究力量无法解决的课题或科研，所做研究均围绕公司的产业化。
“做研发和做企业是一样的，当你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后，别的问题接踵而来。只有不停解决问题，不停创新，才能不断进步”。郑维业谈到，多年来，围绕黑猪一条产业链，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研发体系。在其主导下，与多个涉农科研院所合作，完成多个有针对性的课题，
“由于我们的研究或课题立项均来自市场，很有针对性，因此所研发的课题或专利均能实现转化，转化率98%以上。”郑维业表示，研发成果符合市场需求，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企业社会和经济效益均得到提高。
北京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的特殊性
北京某农业生态园老总张先生欲将经营10年的生态园转让。该生态园占地200多亩，以猪场为龙头，不仅能带动一条生态农业产业链，还能实现循环再利用。
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家生态园要转让呢？
生态园建于2003年，集养猪、养鸡、生态采摘、拣蛋、餐饮住宿、肉食加工为一体，成立三年后开始盈利，其后效益一直不错。随着场地一步步扩大，生态园要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
最为突出的是猪粪污水的处理问题。养猪场每年出栏1万头猪，这1万头猪每天产生50多方污水，有了盈利后，张先生引进先进的沼气技术，对养猪场进行了粪便处理，干的沼渣处理后作为有机肥，供自己种植的一百多亩生态采摘园使用；稀的渗透后制成沼气，以每方1.5元的价格卖给周边农民作为生活用气。
目前生态园每年能够产生7万多立方米的沼渣，若充分利用，可满足1万亩地的施肥，但由于生态园规模小，周边农村已经很少有农民种地，这使得优质的有机肥无处可用，甚至还得另花钱处理掉。
虽然沼气生产量很大，可是农民的使用量却不足，一户农民每年能用300元就不错了，一年3万多的卖气收入还不足以支撑沼气站的人工费用。
由于没有更大空间与市场承接，单位产出收入比不算高，2011年，张先生结束了生态园的运营。“沼气和沼渣处理未形成规模效应，大量沼渣找不到买主；而沼气产能过剩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部分投入持续亏损。总体下来，没有规模效应，农业做好了也是微利。”
“北京农业科技转化应该考虑到北京资源环境的特殊性。”10年间，张先生切身体会到了缺乏集约经营条件下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无奈。
“北京可供农业生产使用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都非常有限，但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市场巨大。”马同斌认为，这是北京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所面临的特殊环境。
在郑维业看来，北京农业已经从对数量的追求过渡到对质的提升，只有符合生态、安全、优质等特点的农产品，才能更好地满足都市人群的需求。农业科研的方向调整要对市场作出敏锐的反应。北京落地项目需要的是那些科技含量高、单位产出附加值高的科研成果。
在这点上，北京黑猪就做得很好。郑维业告诉记者，基于对北京市场的调研，他们便将北京黑猪定位于中高端肉，零售价每500克80-100元。为了保证中高端市场质量，他们每年都会花费相当资金投入种猪选育研发，发情、肉质等检测设备的更新和改造上，提高种猪的品种质量，以及生肉的品质；为了保证品种质量，市场上供应的北京黑猪种猪及肉食品，都是由农场下属公司自己培育繁殖，加工生产的，以保证北京黑六产品的唯一性和垄断性，为进一步扩大规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与上述生态园一样，北京黑猪的发展同样存在规模化问题。郑维业表示，他们会有计划地进行规模化。目前北京黑猪的出栏数为1万头；2015年左右，力争出栏数为3-5万头，在北京，显然很难找到这样的土地支撑如此规模的猪场，以及由此配套的猪排泄物的处理系统。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3
论都市农业的节能减排
中国边疆地区主导产业群研究
云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贵州省六盘水市茶产业发展研究
黔桂农村环保习俗现代价值探究
论农民土地生态安全权益的保障
贵州民族地区发展能力综合比较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维度分析
森林经营市场化及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贵州省旅游科技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浅谈安全生产与贵州工业化战略的关系
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考
贵州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关于贵州省发展生态经济的若干思考
土地整理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研究
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林权流转分析
贵州省农业组织结构创新研究
农业发展方式应转向精细密集农业
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供给分析
构建贵州现代农业体系:背景与紧迫性
农业生产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探讨
贵州山地农业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力思考
边境县贫困现状及致贫因素分析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综述
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贵州遗产经济体系研究
农业生态化发展中各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仡佬族原生态文化:精神特质与审美心理
县域乡村景观干扰格局及其人文因素研究
贵州省特色农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农垦国有农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
集成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促进农业清洁生产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歧视性就业政策下农民工就业替代的经济学分析
退耕还林政策与农户“非理性”生产行为关系研究
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回乡农民工需求的多层次创业扶持体系研究
中国食品制造业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圆周假说的农民专业合作行为分析
基于偏最小二乘回归的林业保险保费影响因素分析
贵州省县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以开阳县为例
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与中国环境资源法制的变革
广元培育生态经济,建设嘉陵江上游生态屏障研究
贵阳市与毕节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测评比较分析
传统、嬗变与重建: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试论
从纽约低碳城市规划体系看低碳城市目标机制的落实
贵州农业旱灾中多功能价值损失评估与应对策略研究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4
关键词：CSa模式；社区支持农业；成长型城中村；生态改造；兰州市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3）24-6213-04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和环境污染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于食品生产安全和生态环境的重视。2010年12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调查，有近七成的人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感到“没有安全感”。其中，超过52.3%的受访者心理状态是“比较不安”，另有15.6%的人表示“特别没有安全感”，城市居民没有理解和监督食品生产供应链的途径。CSa模式是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上门，可以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途径。CSa模式1965年首次在日本提出，20世纪70年代转入欧洲，1985年进入美国[1]。这种模式最初的出现是因为对食品安全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2]。现在，CSa模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实践CSa模式的同时，都得到各自不同的经验。由此CSa模式的概念也从最初的共同购买、合作经济延伸出更多内涵，如生产安全、健康的农产品，手工操作农活；禁止使用化肥、农药等影响庄稼正常生长的化学药物等；注重环保，提倡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等[3]，美国面积大小不等的CSa模式有200个左右[2]。CSa模式在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该模式的研究与推广对于解决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用地范围内转型中的农村居民点。根据城中村的空间位置、发育程度、与城市用地的关系等因素考虑，将城中村分为成熟型、成长型和初生型。本研究重点在于成长型城中村的田园式改造。在成长型城中村保留现有农田，有目的地规划建设实现“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的小桥流水式田园风光，让城市的文明和活力进入农村，城乡居民共享田园风光。
1兰州市城中村概况
兰州市处在甘肃省东部地处黄河上游，位于中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在西北地区处于“座中四联”的地位，是甘肃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中心，在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辖三县五区。2008年全市常住人口331.01万人，农业人口120.65万人。与东南沿海城市相比，兰州市城市化的进程推进相对较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城中村现象并不十分明显。1975-1990年的15年间，兰州市传统的蔬菜基地雁滩，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1倍，年均增长4.79%；绿地面积减少了30.00%，并以菜地面积减少最多，高达50.00%[4]。近年来，兰州市围绕建设西部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目标，加大了城区建设力度，城市建设迅猛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地域迅速向农村地域扩展，形成了大量城中村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严重制约了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图1-图5）。
兰州的河谷地形限制了城市的发展方向，兰州市的城市形态形成了典型的带状组团结构，城市建成区主要沿黄河两岸呈东西向延伸扩展，城中村空间分布也反映出这一特点，主要集中在城关、安宁、七里河和西固4区组成的带状区域内，也成为城市土地变化最大的地带，尤其以城关区和安宁区最为明显。据统计，目前兰州市共有城中村61个（其中：城关区22个，七里河区7个，安宁区21个，西固区8个，高新区3个），农户28228万户，9.8万人。从空间上看，兰州市城中村的大致分布范围：城关区主要集中于“雁滩乡-城关乡-拱星墩”一带；七河区主要集中于“阿干镇-西果园-花寨子-崔家崖一带；安宁区主要集中在“十里店-安宁堡-沙井驿”线；西固区主要集中于“金沟乡-柳泉乡-东川乡-城镇-河口镇-达川乡”一带。
成长型城中村，也叫扩张中的城中村，是指处于城市建成区边缘，与城市用地相交错的村庄[5]。兰州市成长型城中村以地处七里河区西端秀川街道为代表。与成熟型城中村没有农业用地、依靠租房经济相比，成长型城中村有少量农用地，从事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的近郊农业，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50%以上。家庭外出打工收入占23%，由原来的务农家庭变为兼业家庭，由作物的商品化转变为劳动的商品化。秀川街道属于兰州市城乡结合的涉农区域，辖区总面积28km2，2010年农业总产值可达到3726万元，果品产量250万kg，农民人均纯收入7742元。
大滩村位于兰州市的西郊，隶属于七里河区秀出街道，是七里河区与西固区的交界地带，交通便利，运输方便。总占地面积175.3hm2，可耕地面积69.7hm2，总人口1938人，农业人口1282人，大滩社区以盛产优质无公害蔬菜著称。保留这里的农田，在城市空间发展中承担起两个组团的隔离带，改善居住环境，丰富城市景观，实现田园式改造。
2成长型城中村改造新思路——建立CSa模式生态农场
2.1大滩村改造计划和已有改造思路
兰州市政府在2005年提出了城中村的改造的思路，用3年的时间对市区“城中村”分期分批完成改造或整治。改造的主要任务是农民转变为居民；村委会转变为社区居委会；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集体经济转变为城市混合经济或股份经济；“城中村”转变为现代化文明社区。对于成长型城中村没有明确的定位。目前全国对于城中村的改造研究基本都是实现由乡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但对于有一定面积的农田、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定比重的成长型城中村的改造研究甚少。
2.2建立CSa模式生态农场的适宜性
2.2.1大滩村具有建立CSa模式生态农场的基础条件大滩村现有耕地66.7hm2，村民从事蔬菜、水果的种植，农业收入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50%以上。大滩村以盛产优质无公害蔬菜著称，主要品种有茄子、辣椒、胡萝卜、韭黄、芹菜、生菜、豇豆等品种，所产蔬菜除供应本市和周边区县之外还远销青海、新疆等外省区，是七里河区主要蔬菜基地之一，2006年完成蔬菜总产量450万kg。大滩村有发展农业的自然基础条件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因此采用积极主动的生态观点，保留农田，发展休闲农业，走城市与农田自然融合的模式[6]。采用CSa模式，建立农场和客户的普通份额或劳动份额的契约关系，通过社区组织家庭式、自助式的宾客服务为特色，加上适当的、可参与的亲身种植、维护和采摘等家庭农业活动，让参与者亲身体会乡情农趣，实现“吃在当地、吃在当季”的本地化食品运动。大滩村保留下来的农田，改变过去粗放式经营方式，发展具有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的休闲农业，提供有机、健康、安全的瓜果蔬菜，逐步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为城市居民提供绿色有机产品和休闲娱乐教育的场所。
2.2.2CSa模式生态农场使农民和社区居民取得双赢效果对于大滩村村民，发展CSa生态农场对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农业科技水平有较高要求。首先要改变大滩村目前的家庭分散承包经营，这种方式重复购置农资、农具，增加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而且农民个体对市场反映不灵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理念不够清晰，生产经营存在严重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缺乏竞争力。把村里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自愿的、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合作组织，加深有机生产和农业商品化的理念，增强农业活力，提高村民的收入和经营管理水平，发展有机农业生产，为兰州市区消费者提供生态有机的健康农产品。与以往的收益方式不同，村民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对市民而言也获得了生态有机的健康农产品，参与CSa模式农场的农民和社区居民各自获得所需，达到双赢效果。
2.2.3CSa模式生态农场增强城乡之间交流CSa模式农场在推行有机食物生产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促进了城乡互动。市民与村民直接见面共同参与生产农产品，避免两者因无法沟通而缺乏信任，建立起相互支持、平等友好的关系。同时市民了解农民的生存压力、生产的艰辛、农作物的生产方式、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及这些产品与自己的环境、健康之间的联系，以便接受有机产品的价格高于一般农产品的价格，并愿意与农民承担气候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在农业生产中加强了市民与村民之间联系，增强了城乡之间交流。作为大滩村的村民在农业生产中与市区社区居民的需要直接挂钩，避免了生产的盲目性，减少了流通环节的人为安全风险和自然质量损耗而造成农产品损失和浪费。没有中间商，使村民得到公平贸易的权利，增加了收入，从而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调动了有机食品生产者的积极性。
2.2.4CSa模式理念生态农场在大滩村实现的必要性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提升和发展，城市对其郊区农副产品依赖程度会逐步减弱，但世界上还没有一座城市完全脱离对其农副产品的依赖[7]。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居民需要的各种农副产品也会剧增。兰州市城镇人口由2000年54.96%上升到2009年的62.66%，人口从159.75万人增加到202.73万人，9年间增加了43.00万人，加上流动人口，蔬菜总需求量不断增加。2010年兰州市全年蔬菜生产总产量达到270万t，而兰州市全年对蔬菜的市场需求量仅为60万～70万t，兰州70%的蔬菜外销，全国市场对兰州市蔬菜的需求量非常大，已经辐射到了全国20多个城市的50多个大型批发市场。2009年销往外地的蔬菜80万t。兰州是部级“北菜南运、西菜东调”的重要生产基地。对于大滩村这样的蔬菜基地，保留农田是十分必要的。
发展有机生产健康食品的休闲农业，既增强城市自我服务功能，改变传统的城市园林绿化观念，使城市的绿化变成富有活力的自然界的四季变换，实现生态功能与农产品的生产功能、经济功能的有机融合[8，9]。许多城市、各个居民住宅开发小区，都在考虑增加人工绿地，而大滩村这里的天然绿地，与大型游乐场所西部欢乐园、开放式滨河公园和黄河相距紧邻，因此是绝佳的远足、休闲、教育场所。因此，建立CSa模式生态农场既为城市提供农副产品，同时又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教育场所。
推广CSa模式农场，给村民稳定的直销渠道，引导农业生产转型，更多人能接触和食用到营养丰富、价钱相宜的本地食物，降低生产消耗和损失，保育了土地、拉动了本土经济。农民只需集中考虑改善及提升生产，不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开拓市场就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社区居民由于参与计划及耕作活动，加深了了解食物生产的过程和面对的挑战，感受到耕种及分享的欣悦。面对目前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危机，农业生产严重污染的情况下，推广CSa模式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2.3如何建立CSa模式生态农场
建立CSa模式生态农场首先成立一个核心小组，成员主要包括在大滩村村民和社会公开招收一些消费者的代表。这些义务的支持者负责所有农耕以外的一切活动和运作；而村民主力种植和负责管理农场。其次建立一个商业运作模式，双方认清彼此的权责。双方商讨设计财政预算及一个详细生产计划，包括每季的作物品种、收成时段及分量等。第三、设定推广策略及履行会员教育议定价格。第四、管理财务负责营运资金及收支记录。第五、组织物流，运送食物（建立分送点及分送程序）。
CSa模式生态农场和客户的契约关系可以采用普通份额和劳动份额。普通份额是城市居民预付一定的金额，农场定期定量变化种类配送蔬菜，采取订购的方式，村民把农场生产以固定分量直销给市民，但保留农场管理和生产决定的完全权利。劳动份额是自己参加劳动，不定期到农场管理、承担种植及收获全部任务。消费者组织向个别农户要求及指定所需的农产品，一同参与农耕工作，并有权做出管理和管运的决定。双方协商建立契约关系后具体操作可以有多种办法。通过这种合作，消费者会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在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在利益共享的模式下不仅能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并可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CSa模式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农业与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生产者和市民消费者一起工作，实现食品保障以及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3结语
本课题研究了兰州市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中村状况。由于兰州市河湟谷地带状核心组团的空间结构特点，受狭窄地形和较大规模的污染型重工业的影响，城市近郊主要以生产蔬菜、瓜果，近郊农用地及绿化带与远郊工业组团分开，这些近郊地带以七里河区的崔家崖村、大滩村与西固区的东湾村、新湾村等为代表，即本研究中的成长型城中村。在城市化地域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这些对城市起屏障作用的近郊农田面积越来越少，如何能保留成长型城中村的农田，同时增加这些区域农民的经济收入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于成长型城中村而言，与其在城市不断扩张中被动城市化，不如用积极的田园式生态的改造方法，建立CSa模式生态农场，实行有别于目前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生产安全健康的有机食品，既保护了城市中的农田，丰富了城市景观，同时又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增强了城乡之间交流，给城市提供了生产、教育、休闲的场所。成长型城中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是实现CSa模式生态农场的有利条件，因此建立CSa模式生态农场是一种积极的生态田园式改造新思路，值得尝试与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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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5
1有机农业———江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1.1环境保护与节约资源的需要江西省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生态资源,物华天宝。伴随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化学投入品不断增加,普遍存在使用不科学和利用率低等问题,致使环境污染及农产品重金属、农药残留超标常有发生,有益生物减少、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而有机农业的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起到保护和改善的作用,促使农业资源内部循环,不但有利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提高农业废弃资源的利用率,而且可以提高耕地肥力,实现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6]。
1.2绿色崛起的需要相对其他省份,“绿色生态”是江西最有特色也是最大的优势,因为,这里有全国一流的水质、一流的空气、一流的生态、一流的人居环境。江西全省5条河流监测断面Ⅰ~Ⅲ类水质常年保持在80%以上;11个设区市城市空气质量常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60%,居全国第2位;各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的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绿色崛起是江西自身最大的责任,江西至今还有21个县没有摘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全省贫困人口仍有132.5万。江西省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江西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3%,但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海关进出口总额等重要指标在全国所占比重都不到3%,有的甚至不到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西经济发展取得了显着成绩,但经济欠发达地位仍未根本改变,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发展不足仍是江西的主要矛盾。”[7]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曾指出,“处理好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在加快发展中切实保护好、建设好青山绿水,是江西需要破解的最大难题。”因此,不难发现发展有机农业产业是江西实现绿色崛起的重要途径之一。
1.3现代生活对食品高质量的需求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近些年我国多次发生因食用受农药、重金属、添加剂污染的食品而危害身体健康的事件。国家把食品安全上升到很高的高度,专门制定了食品安全法。安全、优质的食品是目前广大消费者迫切需要的,而有机农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由于不使用化学合成的投入品,在采收、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的全过程中,有着严格的有机食品质量控制程序,因此有机食品能满足人们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并且,还能提升该地区食品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1.4江西目前发展指导思想的客观选择建设生态文明,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必然选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第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性规划,是江西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一重大战略是江西“山江湖工程”的延续和拓展,是生态立省、绿色发展战略的继承和提升。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龙头,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的奋斗目标,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高效农业,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实现江西崛起,这些都在客观上要求快速健康地发展江西的有机农业。
2制约江西省有机农业发展的因素
2.1企业自发行为与市场无序竞争江西有些有机农业生产企业光看到有机农业产业化前景潜力大,但没有具体从产前、产中、产后深入调研论证,存在盲目跟风现象。在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往往只重视有机产品认证结果,执行有机农业生产的标准却不够严格,有机农业生产关键技术不规范、水平滞后,有机产品达不到要求。极少数有机农业生产企业只放眼当前的市场利益,急于求成,不严格贯标,不是想办法提高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而试图走捷径,甚至出现想方设法花钱买认证的现象。
2.2公众认知和诚信体系的缺失有机农业在江西乃至全国仍然是一项新兴的产业,公众对有机产品普遍缺乏认识,广大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广泛认识和接受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这需各方的努力,如政府需加大投入、宣传、政策支持、示范和推广工作等。由于有机产品和常规产品差异性从直观上难于区分,消费者有疑虑是难免的,如果有机产品本身就存在品质问题,有机农业面临公信力挑战也是不可避免的。自有机产品标准GB/t19630颁布以来,江西省有机农业每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有机农业企业、产品连续7年全国第一。在强劲的有机产品市场需求的驱使下,有些有机农业生产企业只顾眼前的利益,仅注重数量的增长,盲目扩大规模,轻质量监督管理,有机产品认证的严格性也将会失去它的公信度。同样,如果有机产品认证机构、质检部门、认监委等不严格遵照法律法规进行监督检查,不合格的有机产品流入市场那是不可避免的,将会严重影响消费者的利益及消费信心。
2.3有机农业关键技术研究相对还比较落后有机农业和常规农业生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对环境、土壤、大气、水源、投入品及栽培技术有严格的标准要求,江西省目前面临的病虫害防治、土壤培肥、品种选择和繁育、产品质量及生产效益等诸多难题,主要原因在于江西省有机农业关键技术研究薄弱、专项经费投入少、科研和教学的机构较少[8],这样使得江西省有机农业科学发展面临许多问题,一是理论与战略研究层次不高,缺乏高层面的发展战略研究,仅仅集中在区域性有机农业发展问题上的研究。二是产品及技术应用缺乏系统化研究。国内有关有机肥、生物农药的有些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有机农业生产,但有机农业生产缺乏系统化的投入品研究和应用支持。三是关键技术研究综合性不强。有机农业生产关键技术缺乏全局性的系统研究,大多数研究成果应用面受限于田间尺度[9]。四是地方特色品种的发掘、保护、利用研究不足。
2.4政府支持有限江西省各级政府还没有明确的对有机农业的扶持政策、项目专项支持,其产生的生态和社会效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关注。一些欧美发达地区为了鼓励有机农业,不但出台支持有机农业发展的补贴政策,对获得认证的产品、农场、企业等给予现金补贴或专项支持,而且每年对有机农业专业协会、科研机构、学校、咨询机构等都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定向项目支持。
2.5规模小,效率低目前,江西省有机农业生产还存在规模小、生产群体散、农产品种类多而乱等现象,在有机市场培育、服务体系健全方面江西省也需要不断完善,生产成本高,致使江西省内市场有机农产品价格偏高,严重影响了有机农产品的普及和销售量增长速度。江西省有机产品发展上主要集中在农业种植类及产品初加工上,需求量大和消费者最为关注的安全有机畜牧、水产品和深加工品严重缺乏,有机产业化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脱节产生有机食品生产不足和过剩同时存在。
3加快江西省有机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机食品在江西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广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国家方略为有机食品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江西省有机农业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我们要以对待任何一项新兴事业应有的谨慎和冷静,妥善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矛盾,精心培育这项产业不断走向成熟、壮大。针对当前江西省有机农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加大政府的合理引导与支持国家认监委颁布《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和《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以来,有机食品产业的发展逐步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中央有关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的政策,为加快有机食品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目前,有机农业的一整套技术措施及社会服务体系还很不完善,例如从常规农业向有机农业的转换中,防治病虫害的能力还比较弱,有效的生物农药品种还比较少;肥力投入的措施和手段仍没有保障;在市场管理上,有机食品生产流通和规范销售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有机食品产业的发展涉及到多部门、多领域,需要各方面的合作研究和共同努力,特别是农业部门的指导和支持。
3.2制订有机农业的发展规划,坚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江西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既面临着耕地减少、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的矛盾,又面临庞大的消费人口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压力。从长远看,有机农业的终级目标有助于上述矛盾的解决,但从近期效果看,我们还无法全面承受这种生产方式的转换成本。有机食品的开发和认证,毕竟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标准体系,需要选择有条件的生产区域,建立完整的生态系统,遵循特定的生产方式,实现行为和理念的统一,甚至牺牲相当的产量,所以,当前有机食品的发展一定要规模适度,要适应江西省省情、农情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情,稳步推进。不能脱离江西省农业基础设施差、生产规模小、农民教育程度和法律意识水平低等现状,不宜轻率提倡建设有机食品县等不切实际的做法,盲目追求有机食品的发展速度。同时,要正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同步发展的客观现实,在开发、管理、宣传以及消费引导等方面妥善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秉赋差异、生态条件差异以及不同的市场需求分别突出不同的重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和谐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6
（一）乡村经济统制与经济掠夺
日本经济统制与掠夺依然是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的重点。但与以往相比，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统制与掠夺研究不再限于宏观地探讨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而是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加强微观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个案分析来透视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如胡华对日本的棉花统制进行了研究。周德华以吴江为例，考察了日军在沦陷区掠夺粮食的种种方式。经盛鸿全面梳理了日伪政权在南京郊县实施的对粮食、棉麻丝等农业资源的掠夺政策和“农业增产运动”及其后果。丁晓杰对日本在蒙疆地区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进行了论述。宝音朝克图则从家畜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粮食统制政策三个个案分别考察了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这种微观的个案研究与宏观的论述相比，能更加具体地反映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及其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二是通过对日伪组织的考察更加深入具体地论述日伪统制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体现了近十年来沦陷区经济研究视角下移的趋势。解学诗运用日伪档案，详细考察了满铁是如何充当日本对华北棉花、粮食等资源进行经济统制与掠夺的急先锋。他以满铁为视角解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堪称对日本经济侵略研究的创新。丁晓杰考察了日本为实行畜产统制政策而设立的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背景、经过、业务内容，从畜产经营机构这一独特视角来揭示日本的掠夺性经济政策。他对日本在蒙疆地区的蒙疆羊毛同业会、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绵羊改进会等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外史学界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空白。他还考察了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的设立及活动，认为它在农业科研领域内配合贯彻日本的大陆政策。从日伪经济组织的活动这样一个较小的视角窥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有利于我们详细了解日伪经济统制政策的具体实施，克服了以往宏观概括性研究的不足，视角可谓独特新颖。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以企业和科研机构面孔出现的经济组织是如何参与了日本对华经济侵略。
（二）战争状态下的农副业生产
长期以来，沦陷区经济研究“停留在革命化的耶揭批爷层面”，这对于揭露日本的侵略，是极其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日本侵略下中国沦陷区的乡村社会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人们是如何生产与生活的。因此，我们需要对日本侵略之下的社会经济实态进行微观考察，探析日本侵略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近十年来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主要涉及战争状态下农村雇佣关系、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乡村手工业的异变以及乡村经济的衰变。
李淑娟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考察了沦陷时期东北地权结构的演变，认为日本通过“地籍整理”和百万移民计划，大肆掠夺土地，使地权高度集中，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极大变化，即自耕农阶层基本瓦解，佃农和雇农成为农村最大群体曰传统意义的地主退出历史舞台，汉奸地主得以形成与发展曰日本移民成为东北农村的特权阶层，使租佃关系在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上有新的发展。于春英对时期东北的农业雇工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日本入侵使雇工经历了诸如雇农数量激增、雇农内部结构变化、雇佣劳动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率上升、雇农群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雇工形态及雇工工资的变化、雇工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极为显著的变化。她的研究还表明时期的水田面积和水稻产量逐年增加。然而这是日伪强制水稻种植导致的畸形发展，在水稻种植扩展的同时，东北农业却处于衰退状态。李淑娟深入分析了前期的农业危机、大豆生产的衰退、鸦片种植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等。
华北沦陷区方面，王加华与王士花的研究颇值得注意。王加华考察了抗战前后华北作物种植的变化趋势，认为战前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比率呈上升趋势，粮食作物呈下降趋势曰抗战爆发后，棉花与粮食作物收益对比发生变化，棉花种植比率下降，小麦、甘薯、粟等粮食作物比率上升，这体现了农民对生存安全的考虑。王士花的研究同样表明抗战爆发后粮食的种植比例上升，但日本的侵略对华北的粮食生产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造成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减少。对于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她认为尽管日本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但日军的入侵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曰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而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她的新著《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展示了沦陷后华北农村社会实态的主要方面。
织布业、制丝业等是近代中国乡村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战争对这些乡村手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战时手工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态，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彭南生提出了“半工业化”理论来描述抗战前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其理论核心是区域外市场的开拓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而战争则破坏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机制，中断了“半工业化”进程。顾琳认为战争撕裂了高阳织布业所依赖的外部关系网络，使高阳的商人资本向城市转移，而留在乡村的织户则难以继续生产。日本侵略者试图恢复织布业，但因原棉、棉纱的紧缺，均告失败。与华北乡村织布业的衰落不同，吴惠芬对江浙地区蚕丝业的研究表明，城市缫丝厂衰败，而大量缫丝工人转移到农村从事家庭缫丝业。在当时独特的政策和环境下，乡村的缫丝业得到一定发展，但其始终在日本的掌控之中，服务于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政策。
马俊亚分析了战时江南农村的衰变，人口锐减，大量耕畜被捕杀，农具被破坏，造成农业生产耕作失时，江南农村长期处于米荒中，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副业经济均惨遭破坏。战争打断了江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江南农村的贫困化程度。
（三）农村商业贸易与市场
学术界探讨了各沦陷区之间、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走私活动，以及沦陷区基础乡村的市场交易体系变动。周宗根考察了沦陷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他认为，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日本对华北、华中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华中的粮食支援华北的经济开发和接济华北民食。但华中“维新政府”与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在沦陷区与国统区物资流动方面，齐春风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他认为，抗战时期日本通过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策动粮食走私，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抢米风潮频发，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日本的政治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p#分页标题#e#
战争对乡村市场交易体系造成了什么影响，战时的市场交易与战前相比有何变化，王士花以棉花和粮食的流通为例作了具体探析。在棉花流通方面，抗战前华北棉花交易基本是自由竞争，日伪时期华北棉花协会公定价格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由华北棉花协会的会员日本洋行来从事棉花的收购。这使七七事变前的棉花流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被战时统制体系取代院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众多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地位几乎丧失曰棉花运输手段发生变化，除山西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地方集散中心曰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曰上下级市场之间建立起来的物资交流联系被切断，最终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她还考察了山东棉花流通市场在抗战前后的变化。粮食流通方面，受战争及日伪经济统制的影响，粮食流通的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粮食流通的初级市场集市大量减少，农民改变以往的售粮方式，多在自家庭院卖给前来收购的小贩曰粮栈成为日本商社的收购人曰大城市粮栈的运输职能丧失曰一些粮食集散市场的中转职能改变曰铁路、卡车及牲畜的运输量增加。
（四）战争状态下的农民生活
战争给农民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沦陷区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所探讨。陈静根据日伪调查资料，分析了北京周边农村农民的生产和收支情况，认为日伪当局虽在农业生产组织和技术上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同时农民负担急剧增加，农户普遍破产，生活极度贫苦。李淑娟论述了日伪的“粮谷出荷”政策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影响。她认为“粮谷出荷”以极低的官定价格，根据“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掠夺农民的粮食，使农民的生活质量受到极大影响，陷入极端粮食不足状况，体质急速下降，疾病、自杀、死亡率增高。同时农民抢粮事件频发，农民生活在悲观恐怖的环境中。此外，李淑娟还考察了日伪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伪经济统制的影响，东北大豆经济急剧衰退，不仅产量减少，而且价格跌落，农民收入减少，加速了农民的破产进程，使社会贫困达于极点。张劲探讨了日本在华中实行的“计口授粮”政策对中国民众所造成的苦难。由于粮食供应短缺，日军在城市采取“计口授粮”的分配原则，对购粮的时间和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在农村初则实行“计口留粮”政策，即由农民按照家庭人口扣留一年所需，其余则统统收购。继而于员怨源源年秋实行田赋征实，按田亩计算，不顾农民的收成与所需。日伪的粮食掠夺使农民无法保证最低的生活需要，激起了农民的暴动，粮食走私盛行，凸显出沦陷区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和紧张的社会矛盾。前述学者基本上都是探讨日伪经济政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尚未展示出农民的日常生活图景，王会杰则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入手，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日伪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农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其沦陷前后的变化，并分析了烟毒、匪患、信仰、奴化教育对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影响，认为战争对农民生活的伤害不仅体现在战时，还会延续到战后作为民众的记忆而存在。
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战争状态下农民生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和严重灾难，从微观和下层社会的角度理解沦陷时期中国社会之实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有待继续推进和深入。
特点、趋势与展望
以往沦陷区经济研究的重点在于日伪经济统制与掠夺的研究，探讨日伪政权是如何统制与掠夺经济资源，以服务于战争。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史研究在延续以往研究的同时，开始更加注重对日伪经济统制与掠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的研究，开始注重对战争状态下社会经济实际运行各个方面的研究，包括农副业生产、农村商贸与市场以及农民生活等等，探讨战争状态下的社会实态，克服了以往宏观研究“宏大叙事”的不足，此可谓研究视角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以往的泛泛而论，个案研究和微观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定量研究更加突出，论证也更加有力。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7
1.都市农业升级奠定产业基础。都市农业是处于都市群影响范围内的农业生存发展方式，是与都市的经济、生态、社会融为一体的区域性农业（齐永忠、于战平，2006）。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立了都市农业扶持小组，1996年又成立了全球都市农业基金，广泛开展全球都市农业的研究与推广工作。1999年，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为人类和地球彻底改造城市》调研报告指出，现代化农业技术与设施的应用使美国、日本、法国和荷兰等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立起“都市农庄”。发达国家的“都市农庄”面积在1978年至1998年20年间平均递增12%，产值由5000万美元增至75亿美元（吴方卫，2008）。都市农业带动了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都市农业的生态景观、高新科技和农耕文化等形成了丰富的旅游吸引物。
2.城市化进程催生休闲旅游需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预测，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为55%～60%，2050年前后将达到70%左右，届时我国将完成城市化进程。然而，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人口拥挤、交通堵塞、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负效应。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居民为了体验“高质量生活”，寻求回归自然、身心放松的享受而产生休闲旅游需求（maccannell，1999）。因此，城市周边的农业自然风光、乡村气息、民俗文化等对都市居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居民休闲旅游需求为都市农业旅游创造了客源市场。
3.城乡统筹提供政策环境支撑。我国长期的实践证明，完整的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应是将农村和城市共同纳人工业化和城市化框架之中，形成城乡互补、联动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协调格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都市农业旅游有利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城郊与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协调城乡和谐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城乡统筹的新途径。
二、都市农业旅游的概念辨析
1.农业旅游、旅游农业与都市农业旅游。农业旅游是以大农业资源和农村特色为依托，寓科研、观赏、娱乐、文化、购物、度假于一体的特殊的旅游活动（程道品、梅虎，2004）。国家旅游局定义农业旅游是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生活场景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点，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旅游产品、旅游设施、周边环境的可进入性和发展后劲等数十个指标。都市农业旅游是农业旅游或旅游农业在特定城郊区域的表现形态，是农业旅游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特殊形式。
2.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与都市农业旅游。“休闲农业”英语原词是“Recreationalagriculture”或“Leisureagriculture”，2000年7月台湾农业主管机构在其实施的《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中定义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渔牧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提供国民休闲、增进国民对农业及农村体验为目的之农业经营”。休闲农业是以充分开发具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和农产品为前提，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游客参与融为一体的农业旅游活动（郭焕成、刘盛和，1999）。“agritourism”在我国台湾被译为“休闲农业”，在大陆休闲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品以观光为主，习惯译为“观光农业”（成升魁，2005；毛帅，2008）。可见，“观光农业”是“休闲农业”的一种简单形式，“休闲农业”的内涵更丰富。都市农业旅游与休闲农业、观光农业都是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提升和旅游需求结构优化的客观需求，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区别在起源地区和术语称谓两方面。
3.乡村旅游与都市农业旅游。世界旅游组织对“乡村旅游”界定为“旅游者在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模式的活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对乡村旅游的定义是“在乡村开展的旅游，田园风味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特点所在”。乡村旅游是基于农业的包括生态旅游、教育旅游、文化旅游及民俗旅游等多层面的旅游活动（Bramwell与Lane，1993），具有旅游企业规模小、区域开阔和可持续发展等农村区域特征（Frechtling等，2005）。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为城市居民，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作为旅游吸引物（姚素英，1997）。从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分布情况来看，我国农业旅游发达地区并不集中于乡村，而是分布在城市郊区，都市农业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的地域界限较为模糊；而乡村旅游目的地则是远离城市的传统农村地区。此外，都市农业旅游是广义的乡村旅游的一种，都市农业旅游吸引物以都市现代农业生产为基础，是城郊农村中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部分；而乡村旅游吸引物则是以传统村落的建筑风光、文化风俗、生活风情为主。
4.生态旅游与都市农业旅游。生态旅游的定义大多围绕自然环境环保的核心内涵。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定义生态旅游为“一种对环境负责的旅游和观光行为，主要通过对环境的保护，达到使当地的生态和人口得以持续发展的目的”。生态旅游是旅游可持续思想在特定自然区域的具体运用和实践（卢云亭，1999）。城市郊区森林公园、观光农园等的生态旅游属于都市农业旅游，其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以可持续发展为长远目标的都市农业旅游，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三者均衡发展，其本质上是生态旅游。综上所述，都市农业旅游及其相关概念在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需求和旅游效益等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市农业旅游可定义为：在城市郊区和城乡结合部范围内，以现代都市农业的生产和生态景观、社会主义新农村风貌、农民劳动生活场景等为旅游资源，以观光农园、农业科技园、农业主题公园、农业会展、农事节庆活动、民俗旅游村、综合度假村等为旅游吸引物，以满足城市居民旅游需求，并实现都市农业观光休闲、示范推广、科普教育等功能拓展，产生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效益的新型复合旅游产业。
三、都市农业旅游的理论视角
1.都市农业旅游的综合影响。都市农业旅游创造了更高的经营利润，提高了农业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含量（Bowen，1996），成为农村地区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Derec，2000）。都市农业旅游对环境不仅只产生负面影响，其发展也可引导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发展农业旅游有助于改善生态系统，促进农业的良性发展（Loumou等，2000）。都市农业旅游对农民家庭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并衍生社会文化后果（Frederick，1993），建立基于社区的伙伴关系可提升都市农业旅游社会价值（macDonald、Jolliffe，2003）。因此，发展都市农业旅游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形成农业和旅游业的新增长点；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有利于加强城乡文化交流，改变农业生产者的落后观念；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提高生活空间质量（张艳芳，1999）。
2.都市农业旅游与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旅游是在拓展都市农业功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功能构成了城市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文君，2005）。都市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包括物理、事理和人理三大要素（张蓓、刘人怀，2009）；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构建包括生态环境、旅游资源、社会经济条件三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评估都市农业旅游效益（魏敏，2004）；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都市农业旅游“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系统仿真（张蓓，2011）。
3.都市农业旅游与新农村建设。都市农业旅游可实现“旅游扶贫”，其投资小、见效快、关联带动性强，发展农业旅游应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就业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大量实证数据表明，都市农业旅游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李周、操建华等，2004）。加快我国都市农业旅游发展有利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及缩小城乡差别（丁忠明等，2000）。
四、都市农业旅游的实践探索
1.都市农业旅游的发展态势。国外都市农业旅游起步早，发展快，目前具有相当规模。截至2005年，法国已有1.77万农户从事农业旅游，超过5800多户农民加入全国性的联合经营组织；2007年有2.92亿人次前往乡村休闲旅游，占全国旅游人数的33.4%；农业旅游收入约244.6亿欧元，相当于全国旅游收入的1/5。我国都市农业旅游起步较晚，1991年上海举办“南汇桃花节”掀开了我国都市农业旅游发展的序幕，自此都市农业旅游率先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大城市兴起。据国家旅游局在“中国生态旅游科学发展高层论坛”上介绍，2008年我国内地旅游业总收入达1540亿美元，其中有400亿美元是都市农业旅游的收入。
2.都市农业旅游的经验借鉴。国外都市农业旅游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学者研究国外都市农业旅游的政策制度及其现实意义：研究国外政府以及协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在都市农业旅游发展区域结构调整、社区变革和合作机制中的作用（詹玲等，2009）；从旅游内容、组织保障、财政支持、土地管制、集群经营模式等方面概括国外都市农业旅游的发展经验（林源源，2009）；归纳出政府扶持型、非政府组织型等六种国外都市农业旅游发展的典型模式（张蓓等，2011）。
3.都市农业旅游的开发模式。农业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及区域社会经济条件是都市农业旅游开发模式的影响因素，可选择都市农业型、人文景观型、地形地貌型、科技先导型、动植物品种示范推广型及农业博览会型等开发模式（刘华楠，1998）。都市农业旅游区位选择包括城市近郊区、风景名胜区周边的农业地域、旅游资源独特的贫困地区等（毛勇，2007），应着力从聚落景观、田园风光和观光旅游专类园三个方面建设都市农业旅游景观（郭春华、李宏彬，2005）。
4.都市农业旅游的规划个案。陈文君（2005）结合广州城市发展规划提出了北部山区森林观光度假区、中部城区农业商贸休闲区、城郊田园体验休闲区、南部海滨观光休闲区等都市农业旅游开局，探讨了设施农业旅游、园艺农业旅游、体验参与农业旅游、休闲度假农业旅游、农业博物馆旅游等类型。熊伟、康刚（2005）从总体规划、管理体系、优惠政策等方面探讨了重庆都市农业旅游的开发策略。蔡庆丽（2005）就南宁市发展都市农业的旅游空间格局和配置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在南宁市的内圈层、中圈层和外圈层发展观光农园、体验农园、科教农园、产品农园和休闲农园的战略构想。
五、简评与展望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都市农业旅游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基本反映了都市农业旅游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表面化的探讨，尚未形成规范严谨的理论研究框架，实证研究也明显不足，这无疑为后续研究留下了较大的拓展空间。
1.进行有深度的理论研究。尽管近年来国内农业旅游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加，然而，相对于我国现代化农业的迅速发展和旅游产业的蓬勃增长，现有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因此，需要构建规范的理论研究框架并统一概念术语，拓展都市农业旅游研究的视野，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
2.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都市农业旅游产生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效益，其对于促进农业功能拓展与产业升级，农村资源保护与环境建设，农民福利改善与文化提升有重要影响。应继续加强都市农业旅游的经济影响、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等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关注如农村妇女对于农业旅游发展的贡献、社区居民对农业旅游发展感知、农业旅游利益主体关系协调等问题。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8
摘要我国城乡商贸流通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市场格局，现有文献在统筹视角下的理论分析还不成熟。经过本文分析，笔者认为，城乡投资不平衡是导致城乡商贸二元分立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为：社会投资的分布偏向城市，导致社会消费量总量与增量都多发生于城市，少发生于农村，城市消费繁荣，商贸流通业态发达，农村消费低迷，商贸流通业态单一，形成城乡商贸的二元分立格局。现实的经验证明了上述逻辑，因此，应该通过城乡投资的动态平衡来消除城乡商贸的二元分立，形成双向互动的商贸流通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勾画了城乡商贸的统筹蓝图，进一步发现了实现城乡投资动态平衡的内在含义，以及城乡投资动态平衡在统筹城乡商贸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乡投资平衡城乡商贸均衡发展
一、引言
（一）背景
中国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本事实是二元分立格局。就商品市场而言，二元分立格局及其影响在宏观、中观、微观上都有表现。宏观上表现为市场数量、交易额和消费水平总量上的差异；中观上表现为商贸业态结构的差别；微观上表现为农产品卖难与工业品买难的实际矛盾，以及城乡利益的实际冲突。
（二）统筹视角下的细分视角研究
统筹视角本身是一大创新，在这一视角下的细分视角研究是对统筹视角的深化，也是对统筹视角下理论分析不足的补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1.交易效率视角。
2.制度视角。
3.共生视角。
4.流通成本视角。
（三）本文视角及创新
本文旨在从城乡投资视角分析城乡商贸，笔者希望通过初步分析城乡投资的分布对城乡商贸发展的影响机制，勾画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蓝图。
本文研究基于这样的逻辑：一、流通的发展与消费相关，更与生产，尤其是流通业本身的生产要素配置相关。二、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关注了城乡关系的生产方面，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假说和相关分析基础上，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
二、城乡购买力分布与城乡商贸发展：理论分析
（一）城乡投资分布与城乡商贸发展影响机制
社会的投资在城乡市场上的分布并不是平均或均衡的，并且受生产率、产出、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当投资分布偏向城市时，会对城乡商贸发展产生影响。
本节的分析将表明城乡商贸统筹的目标是城乡双向互动，同时，本部分还将说明城乡投资动态平衡的含义，及其在促进城乡商贸实现双向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及相互关系。
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因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独有特征而在解释其经济增长上大获成功。二元理论模型尤其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生产方面的不对称性，刘易斯模型是开创也最具经典性。该模型是这样展开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劳动力供给，一方面相对于资本和土地来说，劳动力有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另一方面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仅能维持劳动者最低生活水平。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高，工业部门只需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就可以得到劳动力供给。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一方面促进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另一方面提高了农业劳动率，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整个经济部门实现增长。
（二）城乡投资动态平衡及实现条件
通过城市投资向农村的转移，使城乡市场边际消费倾向趋同，收入增加拉动消费增长的作用在城乡市场中趋同，农村市场潜在消费力全部释放。
最后，实现城乡双向互动、投资动态平衡蓝图，路径在于促进城乡投资平衡度向农村偏移，依靠投资效应、产业效应，以收入拉动消费，以消费带动流通业发展。
三、城乡投资分布与城乡商贸发展：现实分析
上文的分析说明了城乡投资不平衡是导致城乡商贸二元分立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为：社会投资的分布偏向城市，导致社会消费量总量与增量都多发生于城市，少发生于农村，城市消费繁荣，商贸流通业态发达，农村消费低迷，商贸流通业态单一，形成城乡商贸的二元分立格局。上述逻辑是否有利于改变城乡商贸二元分立，实现城乡双向互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经验检验。
我国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本事实是城乡二元分立，主要表现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第一，农村的商品市场总数大于城市商品市场总数，但是农村商品市场数一直在萎缩，呈现减少趋势。计算可得，2000―2008年，农村商品市场总数以平均每年5.5%的速度减少，2004年更是达到14.5%。第二，城市市场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市场消费水平，在不剔除价格水平因素下，二者都以9%的速度增长，城乡市场消费水平差距没有缩小。第三，城市商品市场交易总额和场均交易额都高于农村商品市场相应指标。第四，城乡商品市场运行效率差异明显。
四、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城乡商贸流通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市场格局，现有文献在统筹视角下的理论分析还不成熟。经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城乡投资不平衡是导致城乡商贸二元分立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为：社会投资的分布偏向城市，导致社会消费量总量与增量都多发生于城市，少发生于农村，城市消费繁荣，商贸流通业态发达，农村消费低迷，商贸流通业态单一，形成城乡商贸的二元分立格局。现实的经验证明了上述逻辑，因此，应该通过城乡投资动态平衡来消除城乡商贸的二元分立，形成双向互动的商贸流通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统筹城乡商贸建设，应当以实现城乡双向互动为目标，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城乡投资平衡度为抓手，以促进城乡消费市场的活跃带动流通业发展与流通体系对接，最终实现城乡购买力动态平衡与城乡双向互动流通体系。
而且，要提高城乡投资平衡度，实现城乡投资平衡，进一步实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要在全面提高城乡购买力的同时，着力提高农村购买力。
另外，促进城乡投资平衡，还要改变传统的城乡分割做法，以小城镇化带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布局，加强农村市场流通主体的组织化程度。
参考文献：
[1]陈南岳,张琦.城乡购买力配置研究.财贸研究.2005(2).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9
【关键词】生态农业问题对策
目前，我国在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试验示范、推广普及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能否认，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成为限制生态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理论基础尚不完备生态农业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包括农学、林学、畜牧学、水产养殖、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加工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的支持。
1基础理论有待完备
以前的研究，往往是单一学科的，因此可能对这一复杂系统中的某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甚至是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对于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还知之甚少。单一学科、单一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和处理我国当前存在的生态农业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从系统、综合的角度，对生态农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对于这一复杂系统的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或者比较深入的了解，但生态农业必须要从系统的、综合性的角度进行处理和研究，要从生态的前瞻性、协调性、地域性、层次性、稳定性、持久性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必须超越生物学、生态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界限，需要跨学科，多界面的专家人士来参与，利用多学科的交叉综合、各要素之间的耦合、结构优化、科学分类、科学评价，发掘各个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生态农业存在的更多关系来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理论体系。
2技术体系要不断完善
技术体系不够完善在一个生态农业系统中，往往包含了多种组成成分，这些成分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例如，为了在鱼塘中饲养鸭子，就要考虑鸭子的饲养数量，而鸭子的数量将受到水的交换速度、水塘容积、水体质量、鱼的品种类型和数量、水温、鸭子的年龄和大小等众多条件的制约。在一般情况下，农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对这一复合系统进行科学的设计，而简单地照搬另一个地方的经验，也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并不能取得成功。但目前在生态农业的实践中，还缺乏技术措施的研究，既包括传统技术如何发展，也包括高新技术如何引进等问题。
未来的生态农业将结合现代科技及应用技术装备起崭新生态体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包含了多种组成成分并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解决这一复杂的关系需要利用传统技术的发展和引进高新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采取“低投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是一项重要的途径，具体措施：①将固氮技术和生物防治方法充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②减少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③有效地利用植物和动物内部生物学遗产学的潜力；④将种植业和畜牧业最优化地结合起来；我国目前沼气池的建设是一项具体的基础的农业生态生产方式，要不断地提倡和巩固；⑤注意节约和保护土壤、水、能源和生物学资源等等，其中目前我国推行的沃土工程是一项非常有效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不断完善和优化技术体系将是生态农业一项主要的发展方向。
3制定政策、强化服务、转变职能提高生态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生态农业的真正普及和发展，政府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有效激励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基层的农民来说还存在着知识水平有限，发展生态农业意识不够等诸多问题，提高广大农民的自觉能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要不断地为他们提供高水平的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当前我国在生态农业保障体系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需要深入地贯彻实施。政策方面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使生态农业得到真正的普及和发展。而政府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对于生态农业政策的贯彻，还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
服务与技术同等的重要，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需要进一步的落实。在我国许多地方还不能为农民提供优质品种、幼苗、肥料、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政府应转变职能加大对有关生态农业的投入，金融部门要对生态大户提供信贷支持、简化手续，提高和优化服务体系，让其带领农民调整结构，组织生产，化解自然和市场风险。建立各种生态农业服务体系，稳定农业服务人员，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
4提高生态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加大推广力度
农产品价格方面的因素，有时也成为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因为对于比较贫困的人口来说，发展生态农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业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根据市场要求大力培育具有本地资源特色的市场容量大、竞争力强、对农业产业具有带动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强技术改造，提高加工能力，组织建设市场、企业、基地和农户紧密相连的体系，搞好生态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已经成熟的产业化体系要加大推广力度，积极同龙头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县所、县校合作，加大科技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科技教育水平，增强农民对市场化的需求。
5其他方面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非农业强国，对于现在世界上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应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信息服务也是当前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有效的信息服务将十分有益于农民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以满足市场要求，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另外，尽管必要的激励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但生态农业应当更趋向于开发一种机制，以使农民们自愿参与这一活动。要想动员广大的农民自觉自愿、并能够自力更生地通过生态农业发展经济，能力建设自然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据估计，到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土地资源相对短缺，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而人口在继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已经成为困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通过在生态农业中延长产业链、促进农业的产业化水平来实现。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指出的那样，新的挑战和问题的综合与相互依赖的特征，与当前的组织机构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是独立而片面。
加快基础理论的研究，采取“低投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加大行政支持的力度，提高生态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深入贯彻落实政策和推广，增强农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我相信在通过这几方面的努力，我国的生态农业将会得到更好的改观，保证农业生产向着持续、稳定高效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五化即硬化、美化、亮化、文化、绿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刘思华.生态农业若干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生态农业研究学报，2001，（2）.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10
在产业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应发挥好自身所具有的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对接、成果展示示范、农林科技普及以及农林信息监测功能等方面的功能[1]。而这些功能的发挥与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是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否有着适合市场经济环境的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科研单位进行企业化管理是其不断提高自身实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正因为如此，本文对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一、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基本情况
洛阳农林科学院，即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河南省较大的综合性农业科研单位，其主要承担的是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与各项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工作、试验、示范以及推广方面的工作。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是1941年建立的，原来是河南省洛阳农林场，1987年国家行政区划调整把洛阳市农科所和洛阳地区农科所合并，进而成立了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2006年7月经洛阳市市政府批准，将名字确定为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洛阳市农林科学院作为市政府直属正县级事业单位，院内设办公室、人事科、计划财务科、科研管理科、科技开发科、档案资料室6个行政科室；下设小麦研究室、玉米研究室、植保研究室、中心实验室、旱地农业研究中心、蔬菜研究中心、畜禽研究中心、花卉研究中心、良种繁育中心9个科研中心（室）；院党委下设4个支部，共有党员103名。拥有土地800余亩，固定资产总值2000余万元。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在洛阳农业以及河南省农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该农林科学研究院的发展来看，2011年，洛阳市农科院、洛阳市林科所、洛阳市园林所，在农工委领导的管理下，三所合并为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为了进一步增加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现又将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转为企业化管理。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的企业化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企业化运作，不但能最大限度的为农林科学研究院自身节约成本增加收入，同时还能有效的弥补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资金不足的问题，进而有效的降低国家财政方面的支出。同时，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通过企业化运作，还能不断的进行农林科学研究院自身的外部扩展，进而通过产权主体多元化等管理方法的应用，不断的增加农林科学研究院本身的竞争能力以及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2]。进而通过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的运作，来进一步促进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地市级科研院所具有作用的有效发挥。
二、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问题分析
机构改革本身作为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目前所面临的新生事物，必然在运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结合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现有的情况对机构改革中存在的以下问题进行分析：
1.现有观念与改革存在冲突
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中，存在着员工固守计划经济体制的理念与现有市场经济理念冲突的问题。导致这种冲突的原因是，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科研院所，一直享受着包括工作人员行政级别、薪酬待遇、医疗政策以及退休制度等方面的国家财政支持。但市场经济要求实施企业化运作，即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机构改革就会涉及到这些国家财政支持的改变[3]。以对工作人员行政级别的影响为例，原有的对薪酬的影响就会出现变化，工作人员行政级别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工作人员自身的档案内，与员工的收入以及职称没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机构改革意味着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科研单位必须摆脱对政府的依赖，通过自收自支的方式面临市场经济的竞争。在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机构改革中，一些工作人员采取了不理解以及观望的态度，积极性不高，甚至存在个别员工抵触机构变革的情况，这就使得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机构变更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障碍。
2.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
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机构变革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岗位设置、薪酬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农林科学研究院虽然实施的是企业化管理的方式，但是工作人员的自身的编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就使得工作人员行政级别所具有的影响仍旧在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4]。换句话说，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容易导致在农林科学研究院的基本工作人员管理与管理工作人员管理方面存在着矛盾冲突，即基层实施的是岗位制度化，而管理者则采用的是行政级别的方式，这就使得工作人员无法真正的实现竞争上岗。除此以外，从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工资结构来看，工作人员的工资一直由工龄工资、职务工资、基础工资以及级别工资四个部分共同组成。这就使得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在机构改革后，工资制度也要出现相应的变化[5]。也就是说，工资制度变成以岗位工资为主的方式，工作人员的岗位工资由农林科学研究院所设置的岗位为基础进行确定的，本身作为固定金额，伴随着岗位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变化；同时，还存在效益工资，效益工资则是有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自身的实际经济效益来确定的，执行的是多劳多得的原则；除此以外还存在奖励工资，主要是对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中优秀的工作人员所进行奖励，包括月度奖励、季度奖励以及年终奖励等等。但是在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实际改革过程中，就会在效益工资与奖励工资方面的问题，如在有的项目管理中效益工资与奖励工资如何分配等[6]。简而言之，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容易导致农林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的下降，进而无法挖掘工作人员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科研人员队伍建设存在问题
人才对于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农林科学研究院自身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水平的高低与科研人员队伍整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高水平的队伍才能取得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但是，在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变革过程中，存在着科研人员收入低、考核机制不健全以及人才流失等方面的问题[7]。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变革为企业后，科研人员由原有的按职务以及职称确定工资的方式演变为岗位工资、效益工资与奖励工资结合的方式，这就使得一些科研人员的实际收入出现下降的情况，进而导致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的下降，甚至存在人才外流的情况。同时，企业化运作方式的应用，使得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本身对经济效益的关注优于对科研本身的关注，导致考核制度、薪酬制度与科研工作本身存在冲突，进而限制了科研人员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而无法发挥科研人员自身所具有的作用。尤其是在企业化运作过程中存在的私利驱动，使得一些科研人员转攻经营创收活动，进而忽略了科研工作本身，这对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科研单位的根本发展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8]。
（三）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从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来看，导致这些问题存在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1.改革操作本身的必然性
从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本身来说，不可能在改革开始就给予科研单位以及全部工作人员一定的好处，其自身必然要对农林科学研究院的一些个人利益产生负面影响，这与改革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过程性有着密切的联系[9]。只有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后，工作人员才能认识到机构改革给组织以及个人所带来的好处，进而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赞同改革，并支持改革，进而自身也跟上改革的进程。在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过程中，一些探索性的行为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出现，机构改革自身也是一个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如上文提到的现有观念与改革存在冲突、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以及科研人员队伍建设存在问题都是由改革本身的原因决定的。这就需要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在机构变革过程中，结合自身的情况不断的进行调整。
2.内外环境作用的必然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追求个人发展空间以及经济利益的思想会日趋严重，在这种社会经济环境的背景下，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无论是作为组织自身，还是作为这个组织的组成人员都会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对某些利益进行的改革，导致农林科学研究院的一些经济利益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因而一些工作人员反对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进行机构变革[10]。同时，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机构改革使得工作人员有了更多的选择个人发展空间与增加经济收益的机会。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的规则，促使工作人员的观念能有所改变，改变农林科学研究院原有的安于现状的思想，进而在寻求工作人员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本身作为科研单位的发展。这就使得在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改革的开始，一些有能力的科研人员选择了新的岗位甚至新的行业，这就会对机构改革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如人才流失等等。
除此以外，导致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变革存在问题，还有农林科学研究院自身的原因。受原有的管理方式的影响，在企业化的运作下，经济效益成了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首要任务，这就使得农林科学研究院自身会存在一些工作人员或者管理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在找市场与找项目上，进而忽视了科研工作，因而对机构改革的观念以及实际情况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11]。总之，导致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变革存在问题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
三、关于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的几点建议
对于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来说，应在明确自身实际情况以及所处环境的前提下，结合已有的相关经验，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的基本思想
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应坚持的基本思想是，不应把自身看作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更不是简单的套用企业管理模式。其要求在机构改革中，应关注到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科研单位所具有的根本目的，灵活的应用企业管理原则与方法[12]。通过企业管理模式的应用来有效的促进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自身的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用企业管理模式来优化农林科学研究院的管理，通过将企业中所应用的科学管理方法在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应用，在不改变农林科学研究院自身宗旨的前提下，来调整经济关系。其实质是提高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科研单位的运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
（二）确定合理的过渡策略
在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改革中，还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过渡策略。制定合理的过渡计划并根据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整，实现平稳过渡。如在离退休待遇方面，国家规定的离退休费待遇、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和调整、医疗保障等都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保障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13]。同时，给予机构变革一定的过渡期。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应以中央的明确要求为基础，对农林科学研究院进行资产清查、财务审计、核销事业编制、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以及工商登记等工作。在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完成后，以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作为原则，逐步与原行政主管部门脱钩。
（三）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机构体制的优化
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可以根据自身工作的实际需要，改革内部组织构架，建立合理的岗位制度与激励制度，明确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农林科学研究院的各主管机构应履行协调职能，形成“产权明晰，责权分明，协调高效”的运作机制。根据工作人员能力与绩效的不同，合理适当拉开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工资报酬的差距，激发科研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单位的主要管理者或者关键岗位人员，可以根据其承担的责任风险及业绩贡献，参照企业年薪制的形式，实行收入年薪制。
（四）动态调整洛阳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机构改革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