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1
根据相关部门计划，学期开始时制定本学科的教学计划，并按计划执行教学工作，当然在实际教学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行当调整计划。
二、全学年各阶段教学安排：
1、教学时间分配：
第一学期开学第一个星期，结合暑期摸底考试试卷分析对经济常识第六课至第八课进行复习。接着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高三哲学常识上册的教学。再用一个月时间复习经济常识前言至五课，用一个月时间复习政治常识。新区一模考试之前20天时间进行经济、政治、哲学的综合复习及时政归类复习。
第二学期：用一周半时间完成哲学常识第五课与第六课的教学。接着按考试手册上的考点进行政治、经济的第二轮复习及哲学的第一轮复习。每一次统考之前，按时政范围进行时政与学科知识点的联系复习。二模考试前两周进行总复习。二模考试结束后，用两周时间进行三册书本基本知识点的复习，用一周时间结合高考试卷，进行高考试卷各题型一般解题方法辅导。考试前最后五六天里，叮嘱学生按照时政册子背一遍时政。
2、主要教学内容：考试手册上的要求，三册书本的上的内容。
3、作业与练习：
第一学期，经济、政治原则上一课复习结束就完成《学习与探究》上相对应的课基础训练中的填空、单项、不定项选择题，选择性完成简答或材料分析说明题。第二学期：完成《综合能力测试》上的所有选择题及选择性的简答题、材料分析说明题、论述题。同时选择性做兄弟区的一模试卷。二模考后，完成所有二模试卷上的选择题。结合高考试卷各题型一般解题方法训练，选择完成2009年高考政治复习试卷上的相关题目。
4、考试安排
第一学期安排四次考试：其中一次是九校联考，一次是新区第一学期末考试，另外两次试卷由任课老师自己出卷。
第二学期安排了五次考试：3月4日至6日，九校联考。3月底月考。4月23日的区二模考，5月初月考，5月底高考模拟。
周日教学内容：补教学进度、结合试卷分析辅导解题一般方法。
三、经验与反思（结合2009年高考试卷）
根据09年高考上海政治卷，我作如下总结：
1、按照几次统考安排教学进度，每次考试之前对当时阶段的时政辅导学生进行归类复习。这样可以让学生在统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也让学生明白考试是要作分析复习准备的，作了复习准备的考试会取得较满意的成绩。
2、要紧扣考纲，重视教材，讲透每一课课文中的基础知识。课文知识点要问题化，问题要多样化。每一册书本最好有三轮的复习。切记离开教材课文，拿外面的辅导材料作教材。
3、要在平时教学中关注时政热点，并引导学生对时政热点要从经济、政治、哲学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培养学生有所学理论知识解析实际的能力，并创设各种题型的训练。
4、要留意贴近学生生活的知识，创设情景让学生参与，引导学生作出自己的评价。
5、要重视各种题型的审题、答题操作步骤和方法的训练，指导答题思路和思维方法。切记死背参考答案。不定项选择题要告诉对有疑问的选项宁可不选，以保证能确定的选项的得分。09年高考上海政治试卷调整了不定项选择题的评分标准，部分选项正确(无错选)能获得该题的部分分数。
6、复习后阶段要引导学生对书本知识点作整理归纳。
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2
白宫则要求政府官员必须睁大眼睛，寻找机会把总统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布什的一个助选广告中，有原世贸中心的断壁残垣以及消防队员抬着一副盖有美国国旗的棺木等画面，以显示布什在面对美国经济衰退、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中所展现的领导能力，但很快遭到九一一事件受害者的和的嘲讽。
伊拉克费卢杰的，情报丑闻的进一步恶化，都迫使布什把“建设性的保守主义”或者“反恐哲学”抛在脑后。不管有心还是无意，他这回不得不师从小兄弟布莱尔。英国首相布莱尔向唐宁街冲刺时，打出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而在后来的连任竞选中，则闭口不谈这一政治观，拿出的全是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
其实，政治哲学和主义早被局限在书斋里，比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和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作者）。而在现实政治中，梳理清楚事实和找到具体对策，才是政治家们的优先考虑。为实现权力欲望，他们可能像布莱尔一样用理论来化妆自己，但在掌权的一刹那就会立即卸妆。英国《卫报》说，没有哲学的政治值得赞赏，而不应该被蔑视，因为“没有哲学介入就没有政治传染病”。哲学不应被现实化
有哲学和主义的政治是危险的。哲学是学术，意味着“并不真的存在”，主义则是不能超越的宿命论。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伊格莱顿（terryeagleton）说：“政治一旦成为‘哲学的’，则说明你无事可为。因为哲学不反映现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观点。”那种贩卖主义和哲学的政治家，往往得不到选民的青睐，因为选民看到的是政策带来的实惠，而不关心“智力上的光芒”。
让哲学停止对现实政治发挥作用的努力，开始于德国哲学家康德。他把政治分为哲学的政治和现实的政治。哲学的政治是由思想家唱主角，要发现世界和社会的规律；而现实的政治是由政治家操持的，要以良知去解决大众的具体问题。哲学一旦成为政治家的信条，他的政策不仅会偏离现实，而且阻止社会进步。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康德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但西方人对康德思想的接受还是非常广泛的。当抽象的主义在巴黎大街上演化为法国大革命的流血事件后，后世的西方人感到“没有哲学只有常识”的英国的渐进式革新，才是平稳且值得推崇的。
尼采和弗洛伊德等学者则从另外一种角度作了调和，认为政治哲学是一种知识。政治家懂点知识没什么不好，但必须清楚活生生的现实才是政治策略的真正出发点。有了先入之见，政治家很难透视到现实的复杂性。二战以来的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主义介入政治带来的最大灾难之一。希特勒把纳粹主义变成德国的政治信仰，加上与日尔曼民族优越主义的混合，带给世界的是人种之间的仇恨、大规模的战争与残酷无情的杀戮。
二战以后，虽然政治哲学之不同导致了冷战，但哲学和主义对西方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大大减退。为了获得选民支持，西方政治家提出的治国方针是具体的策略，比如减税、增加就业和如何花纳税人的钱。这些策略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能见的行动计划，让即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能参与国家政治。
柏林墙倒塌后，西方的政治家和大众对政治哲学现实化带来的弊端更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欧洲。他们认为如果不是主义之争，欧盟的整合会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在30多年前就达到今天的水平，九一一惨案也许会避免，巴以关系不会像现在这样血腥，因为宗教也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宗教化，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是哲学引导现实政治的具体表现，结果引起很多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反感，进而引起恐怖袭击。
缺少政治常识的布什总统上台后，匆匆忙忙举起反恐大旗，以古老的“”为蓝本，演绎出哲学现实化的最新版本——伊拉克战争。反恐众人鼓掌，而加上主义就容易以主观意志替代客观现实，结果是同盟离心、恐怖猖獗、伊拉克战后局势至今无法控制。现在布什总统在连任选战中不再鼓吹政治哲学和主义，似乎是碰壁之后的清醒。主义不是自吹的
西方人反对哲学和主义指导现实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家都该是没有主见者。杰出的政治家必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但其“路线”或“主义”是在政治实践中体现的，而不是宣传出来的；是后人总结的，而不是自己鼓噪的。
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3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4
（一）“无为而治”政治哲学在汉初治理实践中的出世
每一个政治哲学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都离不开两方面条件地成熟及满足，一方面，此种理论体系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及完善程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现实需求亟待此种理论达到某种理想的治理目标以改变现状。从这两方面分别来看。
1、从西汉建立初期所面临的经济现实问题出发，战后天下遍地伤痕，满目疮痍，呈现出一幅凄凉破败的景象。据《汉书.食杂志》的形象记载：“汉，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子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p509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民无定所，封建经济频临灭亡的危险境地。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汉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无为而治”政治哲学理论内涵满足了当时的现实所需。汉初“无为而治”成为具有指导现实政治实践的政治哲学的原因在于其始终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即就是为君主在特殊时期设计的控制臣民的手段，这种手段旨在为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找到最理想的融合点，从而能有效地促进臣民积极性的发挥。刘安在《淮南子》中总结：“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2]p161这明确地表达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的实质，即君主本人隐藏自己的才华，不要干涉群臣的手脚，利用群臣的智慧和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目标。这种不加干涉的理论内涵正好真实的反应了战后人民对稳定局势的强烈渴求。
（二）“无为而治”政治哲学在汉初的治理实践
汉初政治集团人事情形如司马迁所指“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3]p1328“不好文学”，这种情况取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受陆贾指点高祖接受了“无为而治”的策略，因高祖去世而未将其付诸于实践但是刘邦奠定了基本治国方针，真正将其运用到现实治理实践中的是惠帝、吕后及其具体运作的统治集团。即如司马迁所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乱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无为，故惠帝手拱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3]p235
进一步将其在实践中发展的是文、景二人，在位期间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策略，汉初社会经济水平持续上升，达到了“文景之治”。经汉初六七十年的发展，至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对此司马迁作了如下描述“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人民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4]p1420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在汉武帝上位期间已经大力发展，社会稳定局势持续时间较长，国力大增，表示了这种政治实践取得丰硕成果。
二、“无为而治”政治哲学的积极性及消极性
“无为而治”政治哲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理论发源的初衷是针对现实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的积极成果，反映了汉代学者对现实政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深刻反思。曾在多次讲话中提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的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5]因此对待“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理性的分析，摘取出合理部分为现代所用。纵观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成果其有以下积极意义。
（一）积极性
1、反剥削、反干涉的积极朴素的民本思想。“无为而治”主张“反对统治者干扰老百姓，主张无为而治，提倡以静制动”[2]p189这种政治哲学恰好顺应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所需，有利于社会恢复发展，使百姓安著于土地平静地生活。同时总结了秦灭亡的原因：严酷历法、沉重的赋税，最终有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亡天下的悲剧。从而有了“无为而治”中指出的：“上无苛令，官无顺治，士为伪行，工无淫巧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2]p232的思想。要求统治阶层将个人的物质享受以及欲望控制在人民能够接受的地步。显然这种思想含有反干涉、反剥削的思想的理性光芒。这种政治哲学指导下的政治实践表明其对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把满足人民的需求和反对苛捐杂税看成历史兴盛衰亡不可小觑的因素。这与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消灭剥削，不断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有着惊人的契合点，所以汉初“无为而治”政治哲学在封建统治时期已经孕含了早期朴素的民本思想，显示了理性光彩。
2、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论。因秦统治者极端有为的政治行为使得秦过早的夭折，这给汉初的文人以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2]p153朝政作风不正的根源是在统治阶层本身极端有为的结果，所以提出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的思想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净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老。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2]p151这种将最高统治者―“人主”的政治行为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而利用群臣的智慧进行统治天下的思想，实质包含了汉代学者对最高统治者权力的限度及其怎样利用整个统治阶层的整体力量达到最有效的政治治理成果的深远思考，这在今天看来都闪现着智慧与理想的光芒。
（二）消极性
“无为而治”所要维护的也只是新确立的封建刘邦王朝的政治统治，事实证明一旦目标达到，其历史作用已经失效，很快被政治集团束之高阁，这与政治哲学本身的消极性是分不开的。
消极退守的君道无为论，否认了英明君主个人在历史上应有的作用与地位，不利于英明君主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应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加以分析。“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强调君道无为，这种主张在恢复战乱创伤，引导社会完成由乱而治的过渡时可以有效的促进人民积极性。但是在战乱创伤得以调整，对“发生改变了的背景下用以束缚统治者的手脚。”[6]p326此时还要求人主不要亲理庶务，不要发表自己的政见，这无疑含有明显的消极退守的因。历史上有不少明君，在其领导下中国的封建社会曾达到辉煌鼎盛的历史时期，这些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然而这一事实中决不应该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7]p697无疑君道无为论是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个人在历史上该有的地位这一科学论点的，这种理论束缚了人主个人意志、禀赋在历史实践中的发挥，这一消极因素应加以深刻反思并对其进行摒弃。
三、“无为而治”政治哲学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时空穿透力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8]p696总之，利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挖掘传统政治哲学中的理性因子为现在所用，利用传统哲学中的精华为复兴伟大中华梦，振兴中国提供现实启迪。
第一，对反腐倡廉政治实践的现代启示。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9]p388这段论述明确指出作为拥有权力的领导干部在运用去权力时要有度，换句话说，有的该为有的不该为，不要有越权的行为，这在思想方法上与“无为而治”政治哲学的针对“上多故而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2]p153的状况而提出君道无为有相通之处，都旨在将有权者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出现有权者极端有为的行为。但是今天“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论述更具科学，实践性。因为当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具有法律之外的特权。而君道无为是在封建统治条件下对君主的限制，因君主具有绝对的生杀权力，这种限制很大程度上依靠君主本身的个人的修养，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第二，“节俭”“省事”的传统理性光芒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穿透力。“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指出“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省事之本，在于节欲”[2]p298同时要求君主“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过自身的不断修养完善，达到对物质欲望的有效节制。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思想带着消极的因素，没有真实反映人民对物质的正常需求，有一定的愚民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勤俭节约的重要性。今天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条件下，合理内涵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已经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但是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青年大多数养尊处优，享受着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意识淡薄，这不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不利于培养未来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违反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邓小平明确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9]p306省事，节欲，节俭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迫在眉睫。这无疑是传统政治哲学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大启迪。
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5
[摘要]政治哲学复兴的学术意义在于重建哲学与现实的公共生活的关系，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分析和应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仍然只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较量对决，而且有意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或使之边缘化。实际上，作为具有自身历史存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不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问题，而且对非西方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分析批判意义；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析批判，也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立场及其人类解放论，仍然是当下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
[关键词]政治哲学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面世，哲学的主要潮流迅速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而美国政治风向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又使得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走上前台。由此，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两大政治哲学的较量对决，占据了当代哲学的中心舞台；不同的哲学传统或流派也致力于开发和阐释自身的政治哲学资源及内涵，政治哲学渐成显学乃至于“第一哲学”。不过，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下，人们发现，对于在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要么只是在学理上作单一的人本式解读而归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要么是作简单的实证主义解读并被看成是一般的共同体主义而归属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要么干脆打发为种种激进而又过度的民间情绪而有意旁落。事实上，如果综合地和历史性地考察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及其与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关联，不仅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而且需要强化这—传统在当代的在场性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合理深切并富于时代意义的发扬与阐释。
一
其实，哲学从来都是关注政治的。基于理念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敏感而又深刻的区分，哲学总是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前苏格拉底向苏格拉底的转变，乃是从自然领域向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转变。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重要之处就在于他本人摆脱了早年那种不谙世事并且总是处于情绪化的心智状态，从而真正理智地思考诸如城邦、制度等公共生活问题。柏拉图醉心于“理念”世界的建构，其实是为了解决一揽子纷扰繁杂的“意见”领域的事务——政治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哲学家的理想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传统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宰制。亚里士多德直接把政治生活理想表达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与其说是人的复杂性，不如说是政治的复杂性。近代哲学看起来是一个属于纯粹哲学的知识论时代，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时代，近代欧洲基本的政治生活框架得以形成。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近代知识论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等，他们的知识论建构与其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建构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而，把近代哲学家的认识论从其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存在着严重问题。只有对近代知识论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有了足够的把握，我们才能看到他们关于知识可能的探索与建构的意义，否则就会矮化其知识论及其相应的哲学观。比如，反思地看，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其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在人们的感觉中就相当地不对称。法国唯物主义的直观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是某种齐一性、还原性和物本性的思维方式，而他们的启蒙思想却是导向欧洲近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理想的。对这一思想及其巨大历史意义的解释与承接，实际上超过了所谓直观唯物主义。大体上说，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出发来解释的法国唯物主义，还不能直接深达其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因而也难以深达其思想精髓。
当然，欧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其政治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区分。休谟问题的产生自有其原因，但所谓“应该”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生活的问题。休谟的不可知论其实只是出于对常识生活的直观而展开的对理性生活的批判。在此，我们看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试图以哲学理念来建构世俗生活的政治理想失败了，至少，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单凭自然科学的知性方式就能够建构起来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常生活本身仍然是被价值世界所规定的，而且主要说来还是被人们设定的应然的政治生活所规定。康德哲学问题的起点之一就是如何摆脱经验主义，其归宿与其说是人类学，倒不如说是历史与政治哲学，是其历史理性批判所解决的问题。“人是什么”固然是最后一问，这一问通常被看成是经验人类学问题，但对康德而言实际取决于人如何在历史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普遍国家”的问题。因此，可以如此理解康德哲学的归宿：人是什么并不只是在伦理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需要进一步提升到政治哲学框架内，这就是普遍国家及其历史的可能性问题。与近代认识论哲学不同，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在理性主义框架内铺开政治哲学，但这样一来，政治本身变成了抽象问题。如何建立起普遍的先验性的国家观念，从而给人及市民社会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抽象国家观与政治观。马克思的批判及其政治哲学，一方面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视域，另一方面，正如后面所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内，正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近代契机。
谈到政治哲学的复兴，需要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一个评价。当代语言哲学的成就是需要承认的事实。在既定的哲学传统中，有两种主要的哲学范式：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存在论乃是存在自我论证与阐释的哲学，其论域尚具有一种原初的丰富性，并且从形式上看也还是封闭的(自恋型)。认识论则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其核心是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图式。它实际上意味着主体分裂出一种能够反映对象世界的客体性，客体其实是主体分化的结果(分裂型)，但这种主体却仍然是自身同一的主体。在此，我们看到，认识论哲学实际上是存在论的进一步确证。但是，世界对于主体的差异以及世界本身的边界，却是传统哲学无法把握的。认识论哲学所确立的，也只是无差别的主体性，对于世界的边界，则是以一种知性的极限性替代了存在的无限性。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关键不是主体的认识如何可能，而是如何表达世界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因此，哲学的主题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意识，而是语言。哲学研究也就是语言的分析与阐释。从弗雷格、胡塞
尔开始，特别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罗素这些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那里，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人们通常认为，政治哲学的转向乃是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情。但是，在当代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学理上的断裂。在这方面，我宁愿相信这样一种分析：与传统哲学相比，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包括范式、对象、内容以及方法在内的全方位转化乃至转变，这些变化的不同侧面之间高度关联并且交互叠加，因此，从当代哲学关注的诸多维度、课题及要素，都可以透视出当代哲学的整体变化。事实上，今日学术界渲染的诸多“转向”，正是从不同角度透视整个当代哲学变革的结果，诸种“转向”之间其实乃是“家族相似”。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同样如此。语言的分析与阐述，并不只具有实证性的或语义上的意义，语言学转向也并不只是为了语言学的问题，而在于提示人们关注人类、表达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关联的特殊存在方式。语言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对语言的分析还是要服务于人的认识，服务于人的存在，把一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抽象的和观念性的表达方式转换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有着一定符号依赖性的新的表达方式，即语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语言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要探究语言本身是如何成其为语言的，即语言的用法问题。语用不同于语义，它所关涉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具体关系，这一具体关系呈现的是语言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更直接地说就是权力关系，是政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也延续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智慧及洞察力)。维特根斯坦早晚期哲学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维氏早期的图像说，实际上是要求用对象性的语言替换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政治哲学上的要求则是拒绝政治理念即政治乌托邦对具体政治结构的直接侵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语言哲学其实是服务于一种结构化的政治体系的，但由此是否就可以保证人工语言完美无缺?就可以保证结构化的政治体系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相信政治结构以及政治生活本身具有自洽性?早期维特根斯坦对人工语言哲学相当自信，深信制度化的政治结构不会被形而上的政治理念侵入。但是，十多年以后，通过游戏理论以及生活形式的发现，维特根斯坦全面推翻了人工语言论，而相信日常语言的存在更具决定性。这里蕴涵的政治哲学意义就在于，维氏更愿意相信政治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或者说相信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关联。决定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是当时生活世界观念的深入人心。而这一转变又是与在胡塞尔晚期以及海德格尔那里十分明确的对生活世界的高度关注与自觉分不开的。生活世界问题，更直接地是在一种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变革中呈现出来的。完全可以说，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是整个当代哲学生活世界转向的成果形式，而生活世界转向仍然是在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得到理解的。当代政治活动开始高度关注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从制度形式上界划不同的生活与文化类型。其实，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注，正是要服从于某种新的政治哲学意图——本质地说，他们都试图对人类生活作出可能的制度性的区分。这在福柯的谱系学努力以及其他一些后现代哲学家那里已变得十分清楚。后现代哲人们已不满意于在语言哲学这样一面旗帜下冒险，而希望直接从权力关系讨论语言。换言之，他们对语言的探讨，其实是直接服从于他们对权力的探讨的，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要求直接表达权力诉求。突破了语言哲学的壳，政治哲学终于冒出头来。
政治哲学的兴起的确是对语言哲学的反拨。当代语言哲学一度陷入过于烦琐的逻辑分析及概念游戏中，这种过于学院化的状况显然引起了众多哲学家的不满，特别是引起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哲学家的不满。在这一背景下，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伦理学领域内，罗尔斯实现了从摩尔的元伦理学或分析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的转变(这也是人们认为从分析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的一个理据)。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在最近的实践哲学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政治哲学其实是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强音，前后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政治理论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洛克等，而且总体说来是自由主义传统。但此后，政治哲学的确相对沉寂。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政治以及道德问题完全从属于哲学逻辑学，并且对这类问题的解释通常是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心理学等实证学科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是要进一步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延伸意识哲学，这就进一步约束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在美国的兴起，的确与美国国内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有关。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体系重组以及全球化时代政治、文化和环境问题的高度复杂严峻，各种现代性问题不断积累，不论是自由主义传统还是保守主义传统都显得特别有市场。
自由主义传统的近现代兴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是关联在一起的。
从根源上看，自由主义关联于古希腊智者派、德谟克利特一伊壁鸠鲁主义以及早期斯多葛学派，但自由主义成为主流观念，则是在近代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从作为边缘的第三等级一跃而为社会的主流阶级之后。传统的自由主义主要强调基于经济层面的人的政治自由，它所对应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在那里，文化及价值观上的多元性诉求其实是潜在的，并且直接服从于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本身已基本完成了从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政治结构向国家化、社会化以及组织化的盛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转变，也初步完成了从区域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因而自由主义更为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以及文化价值观上的多元主义。
二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批判有着直接关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矛盾冲突尖锐和激化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揭示，已经否定了传统自由主义所预设的经济自由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批判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个人主义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抽象观念支撑体系的瓦解，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析批判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支撑传统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一场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特别针对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正如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民主制的批判并不一定历史地导致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一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的诊断与断言是否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成为现实。实际上，马克思的诊断是一帖治疗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药方，并迫使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以渡过马克思所预示的那种剧烈的、具有摧毁效能的社会革命及裂变。整个19世纪后期，是马克思所提示的社会裂变的高风险期，资本主义渡过这一高风险期，更主要的是借助于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危机转移方式。历史地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的世界性扩散。在这里，马克思所揭示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更多地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西方不发达社会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对立，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对立，也常常是以剥夺、牺牲和消耗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马克思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通过货币力量实现的对全球体系的控制能力，但对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可能性，马克思曾一度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其实，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种极端的革命形式并展示其世界意义，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这样一种革命实际上是以综合性的样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从近代式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向当代社会干预条件下强调文化价值多样性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介入有着直接关系。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启蒙运动以后自由主义之成果时代，在法国有孔多塞、托克维尔、贡斯当、基佐，在德国有歌德、洪堡和席勒，在英国则有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斯宾塞、密尔，正是这些人物成就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辉煌。这一传统对马克思是有影响的。在马克思那里，表达其革命逻辑的切入点恰恰是自由主义传统，而马克思在青年学生时代以及《莱茵报》时期，主要的政治倾向即是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本身就是从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消化与批判，至少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是掺进了相当多的自由主义因素的。但是，时代的变化以及马克思对这一变化的敏锐洞察和批判、对社会历史实践及其思潮的介入及主导，也极大地影响了自由主义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促成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衰微。马克思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发生在1844年至1845年，其代表作则是写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宣布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破灭，并将整个社会思潮引向了一种更具社会心理与草根意识的社会主义运动。哈耶克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在1848年之后，“法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像大多数西欧和中欧地区一样，同民主运动结下了更加密切的同盟关系”，而且，“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运动和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取代”。此后，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自由主义已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前期的政治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且，“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大量知识分子的舆论中，它取代了自由主义作为进步运动的地位”。按照沃勒斯坦及阿布德尔·马莱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在西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即所谓“三个大陆”中思考出来的，因而就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新自由派的、‘科学的’，因而是西方理论家的马克思”，另一个是作为“‘落后人类的’学生、历史主义者和学者马克思”，而第三世界产生出来的“将表达其自己的、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那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其实，区别出一个与时代无关的“学者马克思”，并使这一马克思近代化，恰恰也排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本质关联。沃勒斯坦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本质的西方性，并且由此在价值上排斥了第三世界通过诉诸马克思主义而获得的独立的民族与国家意义。其实，在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向第三世界开放的，而且，在第三世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是基于其民族立场，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有着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人类关怀以及政治理念并要求生成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从属于新自由派的散在的思想，而是一种与自由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政治哲学传统。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生长起来并形成独立性的历史形态。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两个基点：经济自由化与宪政自由。古典自由主义一直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探讨问题，与此同时又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直接看成是整个欧洲乃至于人类的政治观。因而，古典自由主义一方面通过强化政治结构来巩固并享有经济自由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不断使问题理论化、抽象化乃至于神秘化(在神秘化的意义上再一次试图复活宗教传统)。马克思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他不仅要求从经济活动本身进行分析，而且要求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经济事实，而要考虑这种事实背后的政治关系背景。他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要求把握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内在关联，进而推进实际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自由化与宪政自由关联在一起的秘密是维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合法性，但当时所处时代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高度分化与尖锐冲突，恰恰就在抽掉这一合法性，并抽掉古典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人文理想。因此，马克思要求通过实际的革命运动终结资本主义合法性；而且，马克思要求重新判定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本质上只是确定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必然为一种新的共同体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时也涉及价值观的革命。实际上，古典的自由主义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是普遍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基础)，这一传统直接延伸到美国立国的文化传承，即所谓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托克维尔所解释的乃是美国缘之于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文化基因)。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正是早期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初期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文化原因。但是，这一时代同时又必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破灭的时代。非西方国家及民族的现代化诉求需要从欧洲的思想中找到一种将西方性与人类性区分开来的思想，并且这～区分从思想立场上是站在弱势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资源。马克思关注欧洲的现代化，但他是将其纳入全球化亦即人类性的视野内考虑问题的。欧洲性在他那里既是肯定的对象，也是批判和扬弃的对象。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直接生成和转换为对弱势国家及民族之现代性诉求的积极支撑与回应。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为非西方社会所接受的深刻政治背景。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具有较古典自由主义更为现实的价值。对于大多数在社会底层的、已处于无产者处境的普通民众而言，自由首先是底限生存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连同经典自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制度体系，本身就需要加以彻底改变。因而，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共产主义观念，更为切中革命现实的理论需要。较古典自由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好地发挥了社会影响与渗透作用。因而，在马克思之后的现代社会里，共同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比自由主义强得多的话语优势。而在当代社会，政治民主逐渐成为人类日益自觉的要求，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与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人类解放论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中生长起来的。这一点对于整体性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有着自由主义的哲学与政治观点，《导言》与《论犹太人题》可以从自由主义传统进行解读，而《巴黎手稿》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理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也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相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归并到自由主义传统中。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与其说是经历了一种哲学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在形成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观过程中，吸收进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有益成分。这种想法甚至已经酝酿在其前两年的所谓早期著述中。我们知道，《导言》的主题是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本质，《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则是揭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关联，《巴黎手稿》中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相契合的人道主义，恰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框架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过度强调马克思本人前后思想的断裂，看起来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掉人道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完全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其实只是回应了当代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一度式微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盛期态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在肯定自由主义的有益成分，但同时也在努力追求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正是政治哲学统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构成一种总体的对话平台。6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回撤或“右”转，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面向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主动”回应。但在一种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了过多的消极评价，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陷入所谓的终结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盛转衰，竟然见证着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恰恰是这种转变本身值得深入反思。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关注阶级分析及社会革命理论为特征，并借此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历史影响。然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义的评估还不能局限于此，对于其阶级斗争及革命理论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既定的历史框架。通常认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以及随后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基于对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确需要反思近一百年来人类出现的各种极权主义因素，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极权主义的深刻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现代极权主义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意见领域的哲学思考，政治哲学从来就不应该追求十全十美——那是理念世界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美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复兴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性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一开始是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但只是在非理性主义及大众思潮的意义上来定位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发”方式给人一种强烈印象，即挑战全部欧洲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并不属于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因而在经历了结构调整及变革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已被选择掉了，好像历史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一番“折腾”，又回到了既有的轨道——这正是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主要基调。但即使这样假定，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就能成功“收回失地”，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对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劲敌——新保守主义。当代自由主义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在最近二十年来与保守主义的较量中，自由主义已逐渐失去了话语优势。
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差异原则，即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仍然需要纳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的出现，显然不只是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具体性问题，而是涉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问题。第一，新自由主义总是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当作前提性条件，实际上，这种干预的直接目的乃是宏观控制，是资本扩张的需要，其次才是分配正义问题。如前所述，国家干预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确立，是现代资本主义回应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批判而作出的主动变革，新自由主义乃是这一变革的产物。而且，新自由主义更为现实地应对了现代性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复杂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仍然要求质疑国家干预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国家干预看来是建立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市场控制乃至于世界控制的目标之上的，因此，所谓分配正义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体制外解决的。自由主义把一个既定的和人为的政治体系看成是其立论的本质性前提，显然忽视了“体制外”的力量。因而，一旦这一外部力量明确自身的政治使命与要求，它解决正义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就被直接动摇了，而它所谓价值多样化的主张则更为直观地显示其招牌性。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力的动摇，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走下坡路的背景。而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新保守主义实质上是强权哲学。
新保守主义所追求的乃是古希腊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的古典传统，而其理想的实践样式则是古罗马帝国。当下时代的美国之所以重视新保守主义，与其对古罗马帝国的推崇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保守主义复兴的文化背景，是主张拒绝和反抗现代性的各种文化思潮。施特劳斯强烈的反现代性立场，源于他早年现象学的训练，包括受海德格尔的强烈影响，以及在思想传承上受尼采之反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他高度认可施米特的政治哲学观。在他看来，近代启蒙运动提出的古今之争，核心并不是进步／落后，而是好／坏，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并且古典的道德观并没有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得到基本贯彻。他关于现代性三个分期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现代性的推进过程，正是道德从社会政治体系中被离弃，乃至清除伦理学的过程。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性的政治观(进步逻辑)；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历史逻辑)；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历史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因而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兴起相关。但施特劳斯所批评的恰恰就是在现代性过程中美德观念逐渐淡出的自由主义传统。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作为第二期现代性的终结者，马克思同时也代表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维。自由主义必然包含着“追求完美社会”的形而上学追求，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实践则是这样一种形而上追求的实践形式，而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则是表达这种实践诉求的极端形式。
施特劳斯彻底的反现代性立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不过是施特劳斯反现代性立场的一个副产品)是十分显眼的，而且看来比尼采与海德格尔走得更远。在施特劳斯看来，与马基雅维利等前辈一样，尼采与海德格尔同样也是现代性的“共谋者”，都是在延续自启蒙时代以来就十分盛行的“知性真诚”。在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分期批判中，马克思是第二个分期的最后一人，马克思意味着历史逻辑与历史观念的终结，意味着自卢梭以来尤其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强化的世界历史逻辑的终结。海德格尔曾把马克思看成是近代哲学的一种，这一通常只在知识论视域被考虑因而多少令人困惑的问题，正是通过施特劳斯显示出其历史与政治哲学背景，从而透出了其真实的谜底。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误解，恰恰也是在这一层面上发生的。
新保守主义显然是要彻底地告别自由主义。施特劳斯所说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乃至于人文主义，由此也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自由主义之一种。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后来麦金泰尔就把马克思主义(早年马克思)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辩护形式，并把马克思后来对实证方法的强调看成是他无法面对正义问题的一个证据。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不仅超出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且与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完全可以倒过来提问：即使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是否有理由将经济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一旦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是否能够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公正问题?当施特劳斯将解决问题的所有努力都回溯到古希腊传统时，可以断定，在他看来，基于现实本身已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新保守主义的确给人们提供了一副逃避现实的迷幻剂，然而，它实际的文化目标乃是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与强权地位。施特劳斯对古典传统的强调，是要赋予古典时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作方式以合法性，但他同样反对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判断，转而推崇卢梭与霍布斯关于“意志决定人性”的观点。在施特劳斯看来，霍布斯对理性人的反叛，是主权国家理论的基石。“与理性主义的决裂，是主权这个概念的决定性前提，也是用‘权利’取代‘法’，用权利诉求的优先地位取代责任义务的优先地位的决定性前提。”我们知道，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传统理性主义的延续，并且取得了一种近代式的普遍主义效应，但是，在这一逻辑中，主权是服从于理性的，而施特劳斯强调的则是国家意志。用国家意志取代普遍理性，这实际上为美国摆脱欧洲理性主义的政治链系并获得自身的主权地位提供了论证。
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强权哲学，虽然一直在谋求国家哲学的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突破。“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口实和机会。按照新保守主义者比尔·克里斯托的分析，“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发疯似地要寻找一种新的对外政策，而我们老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政策的原始教义”。另一位新保守主义者默拉齐克也承认：“如果没有‘9·11’，我们永远不会获得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如果一定要考虑其实践后果的话，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在哲学水准、政治效能以及伦理学后果等层面，恰恰与它所反对的恐怖主义哲学同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界对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追捧是值得反思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所强调的语境，恰恰是一种原始的和冲突型的政治关系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在以协调为主题的现代社会通常被忽略了，但经常也会有脱离常规的情形，这种情况就是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市场。“在国家稳定性和国家权力的权威遭到危机时，在法律制度和主权者关系暧昧、法治和人治发生冲突时，在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政治控制受到动摇时，施米特的‘例外状态’、‘主权者’、‘决断’、‘敌我区分’等概念就时不时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青睐，在思想界也往往会引起一些有关的争论。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以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不同时期中会反复出现不同形式的国家一社会紧张关系，人们本不一定非要知道施米特才能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施米特，而又用他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时，就一定会感觉到施米特的存在。”中国学术界的施米特一施特劳斯热，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美国政治哲学思潮的敏感与追逐——在这种政治观念认同的背后，的确存在着来自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分析和解释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问题本身也提供了一种特有的视角，很多人也就此认定当下中国本身就适合于实践施米特一施特劳斯主义。但这显然忽视了捧热施米特一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如果依据政治哲学本身的政治意向来考察政治哲学，人们或许就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许多诱人的主张了。
马克思政治哲学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由阶级分析理论支撑起来的政治解放。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强调基于经济政治关系展开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区分，包括个体、群际、区域、民族以及国家的区分。对马克思而言，阶级区分的立场指向是弱势主体。并且，对于弱势主体的权力诉求，马克思不是诉诸道德伦理，而是强调奠定在经济关系之上的阶级解放以及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结构的建立。在此，决定马克思政治哲学程序合法性的，并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争论不休的善与权利谁优先的问题，而是所有人民是否能够获得一种公正底限的社会关系及政治结构，这才是正义问题的实质所在。二是政治解放必然要通向人类解放。从形式上看，政治哲学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又是服从于整个人类解放的哲学理念的。在他那里，政治解放只是中介，人类解放才是目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服从于其总体的哲学人类学的(在马克思哲学中，政治哲学不可能是所谓“第一哲学”)。这也提示出马克思政治哲学基本的历史哲学前提，就是建立在其实践观与唯物史观之上的基本的现代性及历史进步观念。
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十分重要，这是马克思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明确表述的历史进步思想，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是作为典型的“进步逻辑”与“历史逻辑”而加以批判的。在强化自身的保守主义思想方面，施特劳斯的确恶意地利用了柯耶夫的思想。柯耶夫依据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思想，提出被剥夺者应当起来抗争，颠覆社会结构，并且建立一种“普遍且均质的国家”(theuniversalandhomogeneousstate)。而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的极致类型，因而必然是自身否定的类型。对柯耶夫思想的反讽似乎直接得出了施特劳斯自身政治理论的“绝对正确”。实际上，借对柯耶夫的否定，施特劳斯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历史成果(从这里人们看到了20世纪福山之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脉络)。但这不仅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简单化了，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言，阶级分析理论及政治解放必然是其人类解放论的具体化，而人类解放将始终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本身不可能终结。就这一意义而言，关键在于是否对历史以及现代性社会持有一种基本的信念与信任。
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6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7
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是“以国家带动的发展”，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来自于国家，而非市场或社会。国家秉承的发展宗旨，使得国家可以动员举国力量矫正一切不利于发展的观念、政策和举措。因此，拿捏中国模式最有力的手就是矫正型的国家哲学。理解矫正型国家哲学，就可以理解形成中的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中国发展的解释困惑
对中国模式的阐释受到鼓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发展超乎想象的持续性、克服发展难题的举国性，以及维持发展的共识性。中国发展在所有现成的经济―社会规范理论中似乎都难以有效理解。二是对中国发展奇迹既有的各种解释都显得苍白乏力。因为这类解释基本上沿循线性的解释进路，并且常常是以某种单一的社会要素一贯到底地解释复杂的中国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发展进行有效的理论解释成为面对中国发展的亟须。
就前者来看，中国的发展持续了三十年。除开1980年代中后期的小幅波动、1990年代初期因为政治原因的挫折、1990年代后期的局部困难之外，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没有遭遇全局的困难。这种发展状态，是自现代经济――会模式建立以来匪夷所思的事情：GDp以三十年平均9％左右的速度增长，这本身就足以让人们惊叹。而中国经济的总量，从三十年前的世界排位一百二十名左右上升为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也令人瞩目。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性经济转变为科学发展模式，也在国家政策的自觉调整中启动，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战略布局的重点，这种自觉转变，同样成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国家维持发展的政策供给的典范。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没有自身的问题。诸如单纯追求GDp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已经导致中国难以承受的资源一环境压力；粗放型经济使得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分化催生了不可小觑的现代病；以国家带动发展造成了经济急速的增长但民众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并不如预期；与经济发展脱节的、滞后的政治发展导致了结构性畸形，使得经济发展必须的产权问题难以获得解决，更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最深层的社会力量难以释放，因此内在地限制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前景。但是这些问题，通常都被作为“发展过程中出现，因而在发展中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三十年的经济社会转轨中，这些问题要么局部的得到解决，要么已经被人们，尤其是决策者所意识到需要解决，因此至今并没有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无法克服的障碍。中国的发展奇迹，就此成为近三十年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国发展奇迹是一个事实，但人们需要对之加以有效解释的理论说明。解释除恰是滞后的。这类解释之所以说是滞后的，是因为解释总是在事实后面跟进性地进行着，这就注定了解释无法满足人们同步地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需要。同时，这类解释的滞后，还因为它们总是来自基于专业分工的现代社会科学，因此解释总是局部的，缺乏针对发展奇迹整体状态的总体感，因此也无法满足人们全面了解中国发展的心理需求。但这些解释是有效的。因为在这些解释中人们获得了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信息，如果将这些解释信息加以整合，给出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总体解释框架，也许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理论就得以建立起来。
对中国发展进行解释的理论进路大致沿循从社会学到经济学、再到政治学的进路展开。人文学科当然也试图建立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理论，但总的说来不如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解释那么具有说服力。分别从这三者的解释着力点来看，社会学是最早试图描述和解释中国发展的学科。一方面，这与中国社会学重建几乎和中国当展同步有关。像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加以关注。他保持了社会学对于当下社会变迁的敏感。早期他注意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撰写了至今对解释中国乡土社会仍然有效的《乡土中国》，因此，在中国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际，他就敏锐地指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对于城镇化转轨的中国发展一针见血地点到关键之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发展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还与社会学这一在西方语境中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变迁的学科性格有关。观察、参与和建构是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手段。在中国发展导致社会变化的同一时刻，社会学家们就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动员起来，观察、描述、解释中国发展将会导致的结果。但社会学家终究没有能够完成解释中国发展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学受到费孝通那样的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太深，以至于对社会理论缺乏兴趣，因此拒绝建构解释现代社会的总体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学家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太过关注，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说明。诸如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家庭变化、城市化进程这类问题，已经将社会学的优势理论资源耗费掉了。
因应于中国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发展进程，来自经济学界的赞誉性解释与批判性说辞最引人瞩目。在关于中国发展的不同学科解释中，经济学界的解释至今也是最成功的，因为这类解释建立起了自己的解释模式和共同的解释话语。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形态上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在转轨经济学名义下讨论中国发展模式的文献，就成为经济学致力解释中国模式的基本进路。钱颖一是美籍华人经济学家中对中国发展进行解释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至今还是最成功的解释理论。对于中国发展来讲，经济学家建立起的分权―渐进解释模式，曾经吸引了不同学科的解释目光。钱颖一的解释着眼于，这一解释引入国内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采取制度主义的基本解释进路解释中国发展的趋同性选择。但经济学家的解释大多仅仅停留在经济制度层次，要不他们拒绝关联性地处理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要不干脆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无关。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的解释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比如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中国的发展仍然势不可挡。对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学解释中，杨小凯几乎是唯一关注制度的建构对于中国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强调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制度关联，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缺乏支持，将出现后继乏力的局面。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中国发展究竟是处于“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的争执，可以说切中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可惜杨小凯英年早逝，没有能够将这一解释延伸开去。而这也就预示着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发展奇迹解释的死胡同。
面对中国发展奇迹，政治学家后发先至地出现在解释舞台上。这种后发先至的解释地位，并不是政治学家主动取得的，而是中国发展的政治动力之作为最强劲的动力，使得政治变迁成为解释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发展作为国家带动的发展，国家力量的构成状态成为人们从政治学视角解释中国发展的核心视角。这样的视角包含两个视点：一是国家主义的视点，一是国家重建的视点。从前者来看，人们习惯于将中国的发展解释成国家以及国家领袖决断的结果。为人们熟知的解释就是邓小平之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解释模式。在这样的解释进路中，如果不是执政党领袖的英明决策、不是国家主动的放权让利、不是国家一致采取的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我们就很难设想中国的发展。近年中国兴盛的国家主义思潮，与这样的解释进路不无干系。就后者论，即就中国发展试图可持续的国家基础论，国家重建的主张在近年也异军突起。作为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发挥了所谓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作用辅助断言，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开始将国家重建的理论带到人们的面前。权利哲学、论述、法治安排与民主取向，构成这类论说阐释中国持续发展，并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性断论。但是，政治学家显然从来没有获得过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样的言说空间，因此还无法在左左右右的现代政治理论中从容决断，并选取解释中国发展的共识性进路。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发展解释自身的共识较低，获得的社会认可程度就更是低下。不过在政治哲学兴起的过程中，对中国模式解释之不同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进路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一种从中国发展的深层政治哲学视角解释发展结果的进路。所谓中国模式，或弱势意义上讲的“北京共识”就此获得了出台的理由。
为发展而矫正
中国的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而现代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从它秉行的国家哲学，或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才能加以认知。不同于传统国家形态，现代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为国家提供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国家整合的基本制度和秩序供给的基本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传统国家不需要这么强有力的国家哲学，因为传统国家的帝国形态主要是基于道义的力量。而不是基于政治的力量，因此它没有必要建立与国家相适应的哲学体系；或者传统国家是基于军事征服的产物，如此它也没有必要并没有可能建立起长期维持国家的统治哲学。前者如古代中国，后者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只是现代国家的民族一国家结构，既需要在其自然结构上论证人口(民族)、疆域和认同等方面的内在一致性与外在排斥性，又需要在国家层面论证长期维持国家认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于是，像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早期兴起的民族一国家，在建国之前，或建国初期，就建立了体系化的国家哲学，将国家形态正当化与合法化，从而提供给国家处理内政外交的贯通性和一致性理论。后来兴起的一些国家如俄罗斯，也自觉地将国家建立在某种完备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上，成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形态。区分这些现代国家哲学类型和由此建构的国家基本制度模式，从国家哲学的视角讲，现代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由民主的国家、非自由民主的集权国家与专制极权国家；从国家基本制度的设计上讲，现代国家可以区分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要国家都是可以从某种意识形态视角加以辨认的国家。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既成意识形态的产物。1978年以前，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可以区分三个历史阶段：一个阶段是晚清建构现代国家的萌动时期；一个是自觉建立现代国家的民国时期；再一个就是致力国家兴盛的人民共和国时期。晚清是中国从传统的帝国形态转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形态的开端。但晚清中国人对于现代国家的国家哲学显然是不明究竟的。除开亟欲振兴国家的愿望之外，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展开变法，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学者，没有在胸的成竹。因此没有办法以现代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转型的总体动力。民国的创制者明确了国家建构的总体设计必要性与重要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将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党化国家理念系统地陈述出来，这种来自于列宁主义的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自此主导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了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典型的列宁主义国家。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的政党一国家意识形态，以决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国家的刚性特征。无疑，需要高度肯定这一国家哲学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自然结构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这一国家哲学推动一个政党建立其国家结构之后，却无法在同样刚性的计划经济基础上长期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由斗争性十分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中国，一直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动员成为国家动员的单一方式。因此，像“”那样的浩大政治斗争无可避免地对国家力量造成根本伤害。1970年代后期中国陷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沿，就很好地说明了刚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实在逃不掉内源耗竭式国家的厄运。
前述就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推动国家发展的历史基础。当1978年中国共产党试图重新启动国家新一轮发展的历史巨碾的时候，它不得不面对这一国家建构的历史遗产。由于邓小平那一批政治家深深感觉到刚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已经不足以整合国家力量，而且如果任由国家在“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导下运行的话，国家就会从国民经济崩溃的边沿进一步滑向实际崩溃的陷阱。因此，改弦更张是必需的。这个时候，历史浮现出来的1978年，就具有了远远比一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复杂得多的重要含义：对于中共自身而言，如果不校正时代拒绝现展一心从事阶级斗争的大政方针的话，它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这就是邓小平所谓的改革是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的含义。另一方面，对于国家而言，如果不寻求经济发展，它就既无法有效供给起码的物质生活资料给普通公民，也无法维持国家自身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国家也就处于生死存亡的考验之中。由于中国的党化国家形态，事实上这两者紧密地关联在一起。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改变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哲学、改变继任者提出的“两个凡是”刻不容缓。刚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硬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此走上了自我修正的轨道。这一修正恰好处于国家发展的拐点――不发展意味着崩溃；发展意味着国家振兴。就此，发展具有了判断政党与国家采取的政治举措和政策措施是不是适当的唯一标准。只要是为发展，一切有碍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基本制度安排和秩序供给方式就都必须校正。而这种校正就为官方不同的政治势力妥协性地接受，并为民间不同利益群体所策略性地拥护。19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完全认同改革开放的举国共识，由此而形成。
矫正型国家哲学就是在这种校正国家发展方向的努力过程中逐渐出现并正式成型的。所谓矫正型国家哲学，是以校正国家发展方向、推动国家发展为唯一取向的国家哲学形态。这种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并不是具有确定含义的意识形态，它对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任意体系并不采取坚持到底的态度，相反是只要有利于发展，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国家哲学要素；同时，这种国家哲学对于任何现代基本制度安排并不采取绝对对峙的态度，只要是有利于推进所谓生产力的进步，它就干脆采用；再者，这一国家哲学对于现展经验高度关注，不论是来自什么国家意识形态或基本制度的发展经验教训，它都注意吸取。因此，矫正型国家哲学以三个超越作为自己的特质：
首先，矫正型国家哲学超越了现代社会完全模式化了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运行在极“左”意识形态的国家哲学基础上，“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成为国家采取一切政策举措的唯一判准。因此，中国徘徊在战争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国家统治就是战争思维的延伸。国家统治的政治话语总是充满“打一场什么什么人民战争”的语词。国家在刚性的意识形态、刚性的制度安排与刚性的秩序供给方式上高度统一起来。这种刚性的国家哲学给人一种政治，因此具有今天众人难以思议的国家认同效用。因为它干净、利落，毫不妥协，使民众能够简单明了国家究竟试图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不需要民众诉诸理性进行个我的政治判断―一政治价值和政治判断、政治进路和政治举措，都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给定了。人们仅仅需要在明确无比的政治从众行动中表达“乱了敌人，团结了群众”的政治就行了。这是一种让人放心的、明快的政治风格。因为它不需要人们在复杂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理性分析、做出自由决断。理性分析和自由决断是常人不愿意承受的负担。这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兴起之后，国家的政治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经济发展成为国家首要的政治任务，因此此前由革命政治话语支配一切的现象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同时终结。前者作为革命政治的理论形态，结束了它的理论使命；后者作为革命政治的社会运动，中止了它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国家致力寻求引导经济发展的新型政治话语，改革开放取代了群众运动，成为新的社会象征：改革开放既是政治话语，又是社会动员方式。经济发展与政治革命之间的距离由此愈拉愈大。邓小平号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新的政治动员律令。解放思想，就是要从晚年致力阐释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禁锢中走出来；实事求是，就是要终结时代以牺牲经济发展而空喊政治口号的国家统治模式；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要重新整合中共的党派力量维持政党对于国家的领导权。以这种新的政治动员为核心，中共将自己领导国家的核心事务从政治虚狂转变为经济建设。这就是邓小平强调指出的“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大了，特别是这十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名字就光荣，就好。”邓的这番话，既显示出中国从政治中心转变到经济中心的重大变化，也表明了中共超越革命话语的矛盾性――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但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换言之，传统意识形态度底线立场不能改变，但这一意识形态的功能必须重新组合。这就是一方面试图超越“”思维，但另一方面却无法跳出政治教条寻求国家发展的悖论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发展为唯一目的，，便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约束，但脱离开意识形态的庇护，却又无法为自己统治国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辩护。因此，注定了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不能不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右的选择，与不得不分散精力对付左的传统思维之间寻求政治平衡。执政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左、右都反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左、右都反，意味着国家发展可以偏左，但不能极“左”，这就是邓小平所谓中国改革开放“只能靠社会主义”这样的断言能够断然做出的理由；同时，反右，则是关系到执政党及其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不能稍有疏忽。这就是邓小平强调的“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的依据。左、右都反的实用主义国家哲学，实际上提示人们中国发展现象上的“左”、“右”摇摆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左右摇摆，反而不能理解中国在左、右之间走现展钢丝的精巧性和微妙性了。但从三十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来看，左、右对于中国发展并不产生实质性的持续影响。因为从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被“中国特色”所限定，这注定了它左不到哪里去；反过来从右的方面看，由于它被社会主义所限定，所以也无法右到哪里去。左、右的相互性限定，给出了发展自身以最充分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追求发展的唯一正当性，宣告了传统的、自足的意识形态，诸如社会主义一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类论说的非自足性。在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需要中，传统意识形态在相互限定中既丧失了它原初的基本规定性，也获得了相互限定中具有的崭新含义。有一点人们不会怀疑，只要能推动国家发展，不管是左的意识形态还是右的意识形态，都丧失了它的政治正当性。除非这类意识形态的论说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发展。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断变换发展意识形态的说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普世价值”、“核心价值”的变化，人们似乎觉得其中意识形态在发生某种人们期待的转变，意识形态的矫正型说辞，由此获得了充分的政治灵活性。就此而言，即使是非常刚性的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说辞，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为阐述者为了维持发展局面而做出的策略性举措。所谓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从稳定不能牺牲发展的视角看，就恰好证明这一点。
其次，矫正型国家哲学在现代基本制度之间择善而从，因此不让发展拘泥于既有的基本制度框架。从政治话语上看，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话语是非常僵化的。在自我期许的正宗马克思主义教条面前，一切其他东西都是必须批判和超越的，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范畴，都必须被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克服。改革开放之后，在一般处置现代文明成就的说辞上，我们对于“人类文明成果”这类说法可以说烂熟于心。以所谓借鉴现代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名义逐渐推进的“拿来主义”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大景观。正是因为如此，不同文明形态间的相互指责与批判，演变为积极的借取和拿来心态。这正是开放一词显示中国发展特质的方面。恰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交流，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围绕发展，国际社会谋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都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不再维持封闭的国家基本政策。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从经济体制上讲，甫一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中国领导人就对现代似乎对峙的两种经济体制进行了政治综合，强调中国社会主义与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区别，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只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的相似，但也有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开放初期刚性地对待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态度，也跟着有了缓和。国家领导人明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既要从国情出发设计，又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一方面认定民主的含义比较模糊，另一方面强调“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这些说法在推动中国改革，矫正改革前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弊端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后起的领导者进一步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生态文明理念，就更是在情理之中了。总之，只要能够维持发展，矫正既成制度就是必要和可能的。
再次，矫正型国家哲学的矫正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发展目标具有绝对至上性：从GDp总量的翻两番到人均GDp的翻两番，显现了这种发展与增长之间的明确关联。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人谱系中，所谓第二、三、四代集体领导的发展至上性思维，构成为中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围绕发展确定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宗旨，明显地以发展二字凸显出来。以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同样对发展的中心性明确加以强调，除开继续申述发展的重要性之外，对于发展的丰富内涵开始重视起来，认为二十一世纪开头的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机遇期，必须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为此，“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目标，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创新因此成为号召发展的核心命题。以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对于发展的重视直接从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上可以看出。围绕这样的发展目标，认为，“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就是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需要建立起科学发展观以便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可见，为了发展，一切国家意识形态的戒条、一切现代制度的安排方式、一切政府可以采取的控制手段，通通都被纳入到矫正的范围。总而言之，“发展是个硬道理”，相应地，支持发展的其他道理都成为软道理，相应地，反省或重构发展的道理就成为必须拒斥的反道理。
国家哲学：文献与实际的疏离
矫正型国家哲学展现出国家未定状态的活力。一方面，矫正型国家哲学本身就是未定状态的。另一方面，认知中国模式，即认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运行特质，也只能从一种未定状态上着手。两者相加，中国谋求发展所逐渐凸显着的中国模式就不是一种轮廓鲜明的模式，即不是一种在现代既有的国家发展框架中得到清晰信息的发展模式。换言之，中国模式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因为它的确定性。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发展的国家哲学进行认知。人们通常将中国致力于发展的国家哲学概括为“猫论”和“摸论”，并将之与1949年后绝对支配中国近三十年的国家哲学的两论一《实践论》与《矛盾论》加以比较。显然，后两论是得到较为精致的理论提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尽管它的哲学精神并没有真正贯通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中，但是国家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却鲜明地得到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谬误性是这一国家哲学体系的前置命题。从这一国家哲学的理论阐释上，人们可以获得认知当时中国的准确政治信息，并且将中国归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的行列。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一方面在理论性格上并不陷于意识形态的既定教条，因此无法将之简单划定在某种意识形态范围。另一方面它在实践上可以忽略政治动机，而追求实际经济效益。这就从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动机论演变为改革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效果论。这一变化是显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特点的一大变化。它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秉承的哲学原则就是发展至上的实用原则。因此，从“猫论”和“摸论”上人手理解改革开放后的矫正型国家哲学是最为直接明了的。
国家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供给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架构，以及基本的政治生活秩序。国家哲学既展现为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一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结构特征较为明显；同时，国家哲学也显示为一套制度设计思路，它提供整合社会秩序的资源；再次，国家哲学体现为潜移默化的日常秩序，它成为国家范围内公民们对国家与社会认同的保证。由于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将国家正当化基础上的巨型政治组织，因此，现代国家建立初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早期的国家，在经济社会体制上被命名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被认定为自由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被称为民主国家，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认知定势下的必然结果。后来试图超越这类“旧国家”而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努力，也相应地在经济社会体制上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指导思想，在政治体制上被树立为人民政权。它们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用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声称来辨认国家的类型归属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两种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基本类型愈来愈趋同，以至于像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类型的国家，已经很难归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范畴。即使像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由于推行“人民资本主义”，而无法从传统意识形态的角度将之简单归入资本主义行列。这个时候，以意识形态直接作为国家哲学不再是现代国家的决定性问题。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由西方国家队学者们唱响。¨’但是，国家需要某种弱势的意识形态作为整合民族成员的精神世界、政治动员以及秩序建构的手段，则是没有疑问的事情。因此即使那些宣称意识形态终结的人们，其主要理由之一恰恰是意识形态愈来愈具有兼容性质的特点。如此看来，告别刚性、强势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势必走进一种弱势的、软性的意识形态境地，从而为国家的一致行动，首先是为国家认同提供观念基础。
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在意识形态钢丝上行走已久。民国阶段和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几乎行走在刚性意识形态的钢缆上。但国家发展并不如意识形态的倡导者那样，按照这种预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国家，国家就强盛、人民就富裕。相反，数十年的社会政治实践下来，因此断送了江山，共产党也似乎意识到统治国家的危机。因此，如何免于刚性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的刚性约束，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的首要难题。犹如前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成为推动中国发展，并日益凸显中国特色的看点。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正是这样的策略性取舍，给中国发展腾出了宝贵的社会政治空间。
但分析起来，能够让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受现代刚性意识形态的羁绊，可以使得国家哲学的文献表达与实践抉择之间具有可接受的政治距离，与两次关乎意识形态层面的中国现代国家哲学的双重文献化过程紧密相关，它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发展至上性选择的结果：一次是1949年政局变迁及其对西方现代国家哲学的文献化处理；另一次是1978年执政党对于政党自身基本理念的文献化处理。正是这两次对现代刚性意识形态的文献化处理，才使得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能够免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政治约束。
中国共产党对于的文献化处理，与其对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文献化处理，构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国家统治理念建构界面。前者将作为典范的现代西方国家哲学束之高阁，后者将自身曾经奉为圭臬的教条作为发展的对象，因此使得国家哲学适应疾速变化的形势需要的可能性大大强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为1500年以来的世界现代史所仅见。就此而言，将刚性的意识形态文献化的两次处理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就前一次将西方主流现代意识形态文献化处理来看，最主要的举措不是后来兴起的一次次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而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这部宪法对中国此后发展的效用不大，但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文献化的功用，以及规约此后中国宪法的制定与修正的作用则非常明显。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近三十年政治功能，就是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奠立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基础。根据现代宪法的基本精神，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母法或根本法律，它是一切部门法制定和实施的根据。现代宪法一般具有五大基本原则，一是私有制的原则，二是在民的原则，三是三权分立的原则，四是法律主治的原则，五是权利平等与政治自由的原则。1954年宪法，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执掌国家权力不久的执政党按照宪法执政的意愿。今天的人们回头观察这种对宪法的文献化处理，也许会感觉到遗憾，认为是中国没有及时进入民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以中国发展已经历的曲折来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种将西方原则文献化的处理，恰恰腾出了今天国家哲学的发挥空间。
就后一次对中共自身意识形态的文献化处理来看，其戏剧性的效果就更为明显。在成功地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文献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及其演化形态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曾经绝对制约了中国的国家哲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如何对待这种意识形态遗产，成为横亘在中国能否启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起点上的首要问题。邓小平以过人的政治智慧将个人错误与思想之作为中共集体智慧切割开来，从而首先将晚年思想悬置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不断以解放思想的名义对某些左倾教条主义理念进行批评，努力推动人们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条化心态中解放出来。与改革开放相伴始终的“解放思想”，只能在文献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虽然邓小平及其国家哲学和国家权力的继承者，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条与实际的变通选择之间灵活跳跃，但他们更多的努力在提供给改革开放以免除意识形态约束的空间。实在没有办法绕开传统意识形态约束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了最有利于免除意识形态争执的法宝――“不争论”。不争论不是绝对不进行政治争执，而是避免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性质之争带进实际推动发展的过程之中，造成对发展的干扰。只要有利于国家发展，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条就属于矫正的对象，对这种矫正，人们应当不进行争论。至于在思想争论的范围内展开的意识形态争执，则以“学术自由”与“宣传纪律”将之区别开来。他强调的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进一步申论的三个有利于，更加强势地将发展主题的绝对优先性提了出来，他认为，当人们关注姓社姓资的问题时，常常落到了意识形态的争执上去了，是不是社会主义，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可以认定它是社会主义的。后来为阐述的“三个代表”，也沿循了这样的精神脉络。强调的“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也体现了同样的哲学旨趣。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是什么的答案，不是―个在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找得到的，只能在“中国特色”中逐渐显现。由此去理解近期强调的“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会更贴近其真义。
两次对国家哲学基本准则的文献化处理，一方面使中国的国家哲学显得有些紊乱，但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哲学矫正空间急剧放大。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几乎就彻底解除了现代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受到不同意识形态体系严格约束的限制，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氛围浓厚，但却又不受制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约束的国家形态。从后果上看，一方面，这使得改革开放的中国，无法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视角都可以加以明确辨认。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腾出了国家哲学的结构要素选择的充分余地。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三代领导人对于基本国策的论述总是显现出一种鼓舞人心的纵横捭阖之感。不论是邓小平，或是、，几乎总是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点上看待中国问题，也总是从中国发展将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视角论道中国改革开放，更是在人类进步的大视野中展望中国发展的前景与未来的。这是矫正型国家哲学引导下的中国发展给人的活力所在，也是国家哲学的文献与实际疏离并不会引发即时的政治焦虑感的原因。
寻求确定性：中国模式的国家哲学建构
近三十年的中国可以说尽显活力。在一种免于意识形态刚性约束的、不确定性的氛围中，国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这种不确定性所发挥的支持国家发展的动力，差不多已经内源耗竭。因为，其一，提供活力的意识形态矫正空间愈来愈狭窄。其二，制度选择走到了政体决断的十字路口。其三，生活世界的含混性不足以整合国家的日常秩序。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关乎中国改革开放政治正当性的争论，虽然在三代领导人巧妙的周旋中避免了这些争论带给改革开放以干扰，但争论本身从来没有停滞。而且，这样的争论愈来愈触及问题的核心或实质，因此完全无法回避。2004--2006年所谓清算改革的第三次风潮，几乎将改革开放完全加以否定，就是“不争论”的政治策略性选择或对中国发展活力的技巧性维护，无法躲开意识形态争论的直接陈示。而且，缺乏完整性与贯通性的矫正型国家哲学，已经很难继续整个国家范围内不同的观念主张，人们对深度改革的期待无可挽回地分化了。这就是人们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地感叹的改革共识丧失的事实。就第二方面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回避中国遭遇的现代政体选择问题。中国革命并没有落定在现代稳定的政体平台上，它始终处在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动荡之中，这是矫正型国家哲学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以灵活的矫正处置动荡的革命，本身就文不对题。因为中国没有成功走出革命氛围，所以只好以继续革命来加以应对。与此同时，继续革命却又反过来强化战争氛围、运动模式。要想真正营造中国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氛围，必须终结崇拜社会政治革命的决断，走上稳定的民主政体道路。矫正型国家哲学无疑一直在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遮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而这种以回避或者仅仅承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对政治体制改革久拖不决，已经到了非决断不可的十字路口：要么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便为改革提供更为深层的动力；要么仍然踌躇不前，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为击鼓传花的手绢扔来扔去。从而最终断送矫正型国家哲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矫正型国家哲学必须在不确定性中显示确定性。民主体制必须成为中国政体选择的主要参照，同意或者反对，都到了政治决断的关键时刻。再就第三方面而言，中国社会在失范的状态下持续摸索了三十年，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失序状态曾经习以为常。但是，在改革走过了三十年历程的今天，失范的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承担缺乏规范的负担，因此，在社会怨恨日益严重、暴力倾向日益普遍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足以整合国家日常生活秩序的国家哲学。在普通民众的心理期待中，对不确定性的畏惧与对确定性的期望，成为两种相应而在的社会心理。如果这样的社会心理得不到满足的话，长期失范淤积的社会不满，将会产生出瓦解社会秩序的可怕力量。归纳这三方面显示出来的矫正型国家哲学的缺陷，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尽力并及时提供具有确定性特点的国家发展哲学，中国的持续性发展就难以预期。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必须建构国家哲学，因此必须以确定性来矫正不确定性，以便带给逐渐耗竭发展动力的国家以持续发展动力的境地。这一结论首先是面对要不要建构确定性基础上的国家发展哲学而提出的6因此，这一提问的基点要求面对问题的国人不是满足于既定发展显示出来的中国模式或国家共识，而是必须探求现代国家哲学的基本要领并加以认领。其次，这一提法意味着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矫正型国家哲学，已经走到了改弦更张的地步。这一哲学不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国家哲学根基，而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哲学清理地盘的理论奠基。再次，势必要求中国人对现代国家哲学的基本准则加以甄别和认取，国家特性自然是这种甄别与认取的基础，但超越国家特性的普世价值与制度是否存在并不可回避的问题，则是中国建立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必须决断的问题。
当下，“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就是适应国家必须寻求确定性的处境的产物。这样的问题，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中国改革开放处境中，绝对不是问题。只有在中国无法回避确定性国家哲学的客观需求逐渐显露出来，并使人们无法熟视无睹之时，它才成为国家哲学层面的真问题。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程来看，矫正型国家哲学必须转进到确定性国家哲学的转变，发生在1989年。其实，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未卜先知，明确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因为此时已经显现了矫正型国家哲学单纯落定在经济体制上的严重局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但问题在于，“中国不能乱”与政治体制改革肯定会遭遇一时混乱的矛盾，使邓小平无法从容组织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使矫正型国家哲学无法像处理经济体制问题那样游刃有余。1989年的政治悲剧，显示中国的矫正型国家哲学遇到了瓶颈。尽管在1992年邓小平艰难重启改革，使得改革不至于夭折，从而使矫正型国家哲学再次获得了显示国家活力的机会，但关键的政治体制问题至今无法解决；所以到1995年，西方国家就有人提出“中国崩溃论”。这种断言尽管至今未成事实，但断言者的基本理由并没有完全落空。在这种断言有幸没有成为事实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又显现出恐惧心态，“中国”又随之抛出。这些似乎十分突兀地共同陈述出来的观点，是因为当人们完全无法从传统视角认知并预测中国前景的时候，要求中国必须以确定性的客观显现来满足人们的确定性需求的产物。
恰当此时，乔舒亚・库珀・雷默撰写的《北京共识》成为刺激人们思考相关问题的催化剂。其实，就雷默这篇文章本身来看；完全没有达到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高度。与其说他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及其成就进行宏观的理论建构，不如说他是想总结归纳中国发展的一些基本经验。因此，他所谓的“北京共识”，不过是二些中国发展特点的概述而已：’中国追求发展、强调创新、人民性取向、捍卫、注重调整等等。一些论者明确指出，这样概括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水准不在同―个水平线上。但雷默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哲学建构问题摆上了中国国家哲学建构的台面，则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朦胧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又会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向前运行等等情形。如果说沿循“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往下分析，“中国模式”就是一个随时会引伸出来的理论问题。但“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像雷默这样试图为中国“打抱不平”的美国学者的个人意图呢?还是中国发展本身已经显示出客观需要的理论命题呢?由于这一质疑，因此可以设问，“中国模式”：本身是理论建构意欲的产物，还是实践凸显的理论要求?
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8
【关键词】理想国;教育理念;批判性思考
一、关于教育的目的
在《理想国》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哲学王。《理想国》第二卷，当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在讨论一个城邦所需要的各种职业时，发现护卫者的工作是最重大的，不仅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空闲时间，还需要有最丰富的知识和最多的训练。(第二卷，59页)而他们随后所进行的漫长的讨论就是围绕如何2017年第33期教育护卫者而展开。所以，在《理想国》中，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护卫者，即哲学王。柏拉图所要培养的哲学王具备了其哲学观点中人类最优秀的品质，即，“美和善的城邦护卫者天性里把爱好智慧和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结合起来了。”(第二卷，62页)，不可否认，哲学王所具有的品质确实是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为从柏拉图开始，物质世界和理念世界分离的二元论观点就已经形成。就这两种世界体现在人类身上就是身体和思想相区别又相互影响。柏拉图对哲学王的描述，覆盖了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两方面，且哲学王在这两方面都几乎达到了一种我们能想象到的完美的状态。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真正的出路便是哲学家掌握政治大权，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但是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而纯粹的哲学家和纯粹的政治家都无法胜任拯救当前政治状况的重任。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一个既掌握哲学学术知识的哲学家还应是一个掌握丰富的政治学知识的政治家。这种理想追求，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理所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被培养成哲学王一样的人物，那这个世界可以称得上完美。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柏拉图的目的性来讲：柏拉图将哲学和王结合了起来，其目的是使哲学王作为一个统治者，总的来说，这样做并不单纯。使哲学王得以可能，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这个人必须是身体素质和理念素质上接近完美的哲学家；其二是，这个哲学家愿意在找到太阳后重新回到洞穴，作为一个王，启蒙大众。由于柏拉图将启蒙的职责和王的职责并同，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启蒙职责的不自由，受到王职责的限制。因为作为一个城邦的统治者，不仅要考虑如何提升公民的身体和理念素质，还要考虑如何维护城邦稳定。在如今社会，作为启蒙者的学者或教师和作为国家管理者是分开的。启蒙者更自由，更单纯。但在柏拉图那里，受王这一职责的限制，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启蒙。而这种受限，具体体现在下文要讲的对哲学王的培养过程之中。
二、关于教育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选拔的过程，也就是竞争的过程。这一选拔、竞争过程从出生到成为哲学王，一直都在进行中。《理想国》中，将教育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出生到二十岁，进行文艺和体育教学；第二阶段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进行科学教学，科目包括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第三阶段从三十岁到三十五岁，进行辩证法教育。最后，只有掌握了辩证法拥有了善理念的哲学家才有能力以善理念为原型，塑造人间的理想国并护卫着它。(第七卷)经过这样的层层选拔之后，被选拔出的人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但在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不辞辛苦管理繁冗的政治事务，为了城邦而走上统治者的岗位。同样，经过这样的选拔，最后可以担当国家统治者的哲学王无疑是最优秀的。对于王这一责任而言，这样的选拔非常合理。同时，在柏拉图这里，不剥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值得赞赏。但对于对民众的教育或者启蒙而言，这样有失公平。1.残疾者和智力较低或不正常者被排除在外，不符合受培养的资格，很容易被淘汰。2.奴隶的儿女不符合受培养的资格，天生无法入选。3.荷马、赫西俄德等不利于国家统治的诗人以及音乐家的作品，不能成为教授内容。4.学习文艺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节制的美德，节制在一定程度是即是顺从。5.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帮助人较为容易的把握善的理念。而上述问题的出现只有利于思辩性的哲学发展，不利于现实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柏拉图对理念世界的重视和对现实世界的怀疑。他认为现实世界的物质以及技艺都是不确定的，而只有数学知识和理性知识才属于真正的知识，而真正认识的本源就是统摄一切善。柏拉图对善的追求，体现在理念世界，就是对哲学思辩的追求；体现在现实世界，就是对强健身体的追求。所以，从柏拉图哲学二元论的观点出发理解哲学王的这一选拔过程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对处于当下社会以现实为主的我们而言，柏拉图的观点无异于只是一种寻求精致的理想。而且，这种精致排除了人性，理性主导一切。单纯依靠思辩理性的教育，并不会让人们得到完全的启蒙。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奴隶，身心残疾者不具备受教育的资格和容易被淘汰有失公平。现在不存在奴隶制，这个问题消失。但贫富差距导致的生活不自由依然需要解决。注重思辩，不注重技术的实用性影响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总结
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当下社会所要面对的，但对于柏拉图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将启蒙和权力的结合而带来的双方的不自由。启蒙应当主导权力，权力应该作为启蒙的辅助。《理想国》中守护者的出现是为了在战争中保卫国家，但突破国家的限制，权利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启蒙则更自由。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教育只是政治的手段，不是单纯的启蒙。
作者:耿庆娟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9
一、时代使命与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
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解读政治，是“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好坏之别的价值判断，它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理念支撑，即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理念基础”［2］（p14）。政治哲学是生活的智慧，有古老的历史渊源。在西方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中国则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王权观念。然而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内，以追求“知识的严格性和可实证性”为目标的科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事实描述”取代价值判断，“科学求证”取代形而上的追问。以探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追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应然形态为目标的政治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的危机。20世纪后半叶起，政治哲学又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复兴，一度被宣布“已经死亡了”的政治哲学再度兴起，“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成为哲学研究中的显学。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如前所述，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就人类政治实践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试图以“福利国家战略”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调整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直统治着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这种改变在缓解传统冲突，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网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伴生了一系列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和抗争，如文明间碰撞、族裔冲突等。这些冲突和矛盾难以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就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的剧烈变化，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纷纷转向，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新分化、新格局。社会主义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也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在世界范围来说，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时代特征，在这样一个迈向全球化的时代，并没出现福山们所期望的历史终结，恰恰相反，它却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和冲突的时代，一种传统的理论模式已无法把握的矛盾体系、风险模式和冲突类型。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急剧变动和各种问题相互交错的历史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受到尊崇，既往的秩序不再稳定，旧有的社会结构将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在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毁弃了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这个家园的建构应当遵循怎样的正义原则？人们迫切地需要有为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理念的政治哲学，去发挥它对社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作为经验科学的政治科学关注的是“作为经验事实存在的政治事物，是政治事物的具体表现、政治活动的具体过程，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经验性研究而把握政治活动的过程、公共权力的存在形式及运作规则等。”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表明，仅仅从经验层面考察政治事物，是不能满足理论和实践的需要的。不只是囿于对“是什么”的经验考察，政治哲学追问的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是对人类应当怎样生活即人类生活的伦理目标进行哲学的追问。这种追问是哲学式的，它所要追问的不是政治活动的具体目标，而是由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决定的终极价值。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对政治事物总体性特征的反思而把握它的内在本性，通过对涉及公平、平等、正义、自由等基本社会价值的研究而把握政治评价的基本准则。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是理论的自觉、时代的使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按照马克思哲学本身的逻辑来认识和阐释马克思哲学，是当今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3］（p8）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实践性与革命性，使其有别于古典哲学的形而上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的适宜维度便是实践。“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既表明了“新唯物主义”在“实践性”这一点上与以往旧哲学的区别，同时也更加突出了变革现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革命性，这可以说是其理论的最终归宿。从理论整体上看，可以把马克思哲学界定为一种属于马克思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包括“经济学说和历史形而上学———分别论述包括现在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的产生及灭亡”［4］（p802）。马克思本人也曾经指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政治上来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在政治抽象的国家中，这种要求就表现为社会需要或法律被赋予一种形式的、同自己的现实内容以外的其他力量（内容）相对抗的意义”［3］（p395）。马克思在阐述阶级、国家、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些原理的时候，正是基于对现存政治的非正义性的剖析，试图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为建立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做出不懈努力。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政治哲学的总体性阐释与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并无抵牾之处。从改造世界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政治哲学也可以称得上是“实践哲学”。恩格斯恰当地评价道“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5］（p777）。
如果说卢梭的民主制度观念是基于阶级平等与自由，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是基于财产权理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基于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在对不合理的政治模式的批判中去探索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马克思所特别关注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提升到哲学高度来看的话，其中也隐含了政治哲学的内容：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看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分析；而他的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然而却堪称真正的‘正义论’”［6］（p13）。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得出结论：唯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符合人性的正义的社会秩序，并且唯有共产主义模式才能根除异化、不平等与非人性的祸害。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要以一种崭新的视域超出现有的解释框架，从整个理论背景和落脚点上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政治哲学来理解。其实，对于西方学界的大多数学者米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种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一种政治哲学”［7］（p17）。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政治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明确提出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而事实上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因应着时代的发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的”［8］（p544）。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时代化的产物，其生命力依存于其与时俱进的特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再强调，“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p465）。“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9］（p162）。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包括一代代思想家的理论思考；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包容了多元性的实践总结，具有多样性风格和内容。缘自其“历史视野、实践思维方式及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10］（p48）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哲学宝库中瑰宝之一。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马克思坚持认为作为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对国家、政权、制度等政治事物没有单独论述，多半是“不系统和片断式的”，“不是现成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基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的剖析，对经济视域的过分强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难免产生一种忽视政治形式、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倾向。”因而其政治哲学是“未完成的”。“不是现成的”和“未完成”的特点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也在于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对变迁了的政治的理论回应和预设［11］（p22）。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在其被誉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导论中，指出马克思思想观点的一些矛盾或待完善之处：在经济学方面，基本原理还不清晰，劳动价值论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在社会学方面，把阶级对立简单化，关于农民的论述“留下一大空白”；最大的缺陷在政治学上，未注意到民族主义现象，没有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在哲学方面，早期马克思曾主张“扬弃哲学”，并断言“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哲学将失去其作用。”“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毫无道理了”［12］（p2）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13］（p2）。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大都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西方高校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教科书均将马克思的相关哲学列入其中，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批判中汲取灵感，致力于使人类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理想成为现实。他们回溯政治哲学的思想源头，以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作为思想的文化存在方式，同时借鉴马克思实践的思维方式，关注现实政治的发展，试图建构“现实的乌托邦”。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客观要求。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满足人的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同时，以人的公共性建构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反思个人与社会或人的个性与公共性的矛盾，在可能且现实的意义上谋求其内在的融通，深入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化发展的基本要义。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语境下的建构
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无疑会波及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历着空前的历史性的大变动。中国已经无可选择地汇入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可是，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庞大的人口压力、落后的生产力未能完全消除的旧有计划体制的影响等等，为中国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进程设置了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世界各个国家所共有的诸多“时代难题”在中国的表现则更为复杂。驾驭这种复杂的局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清醒明晰的政治理念。推进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和政治工程，完成这一伟大工程需要观念上的自觉，而这种观念上的自觉则依赖于哲学的智慧。面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变革之大局势，各种潮流的政治哲学纷纷提出自己的建构方案，而相对于自由主义等流派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政治生活，却不仅反应滞后且缺乏有力的声音。对于建构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社会目标不多见从政治哲学高度予以理论重构的有分量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些宣传层面的东两”［14］（p53）。怎样从时代生活的要求出发开展政治哲学的研究，把握当代政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从而提炼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政治理念，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时代课题，其中当然地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建。
高二政治哲学总结篇10
关键词：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政治论
哲学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对客观事物由表及里、由深入浅的思考。同时哲学具有反思过去、指引未来的作用，并对实践有指导作用。高等教育哲学则是高等教育在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对整个高等教育的运行有指作引用。高等教育哲学对高等教育的作用犹如一盏指路“明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背景
《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对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深入研究的科学成果，原书1978年初版，1987年由王承绪等人译成中文版，之后一直被学者视为高等教育学的经典。王承绪先生在译者前言中就给予本书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是西方第一本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1]。
这部著作的成书背景首先是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需要，二战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很多问题需要在哲学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做出正确的回答。但是过去有关教育哲学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甚少。另外，关于教育哲学基本是由其他哲学中推演出教育哲学，没有专门的教育哲学著作，这些都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一本高等教育专门的哲学。
另外，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促成这部经典的完成。作者目睹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2]。造成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战后美国为保障退伍军人的权利，大力推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军人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料的规模涌入高校[3]。大量学生涌入学校给高等教育带来很大压力。另一个原因是1957年前苏联卫星成功发射，给美国朝野造成极大的震惊和恐慌，美国政府把原因归结为教育并下决心大力投资教育，颁布《国防教育法案》，政府大量拨款资助贫困学生。从而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黄金时代[4]。但黄金时代过后，美国高等教育紧接着就进入“寒冰时代”，以前也有对高等教育的不满，但主要是对伙食、住宿等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抱怨，但现在学生集中抨击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身性质和组织结构。无可否认，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有些人在谈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甚至认为高等教育出现“合法性危机”[5]。因此，布鲁贝克从解决高等教育实际问题出发，旁征博引各家学说，形成这部《高等教育哲学》。
二、简评
（一）一个基点：高深学问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复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不应面对各自问题寻找各自方法，而应从总体上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概括。布鲁贝克认为“需要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解决办法，它要求用共同背景中的各种方法探讨所有的问题”[6]。那么如何使用共同背景中的方法探讨问题呢？布鲁贝克的观点是：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7]。高等教育的共同基点是什么呢？布鲁贝克认为是高深知识，他指出《高等教育哲学》就是围绕“e”调深奥的探求展开论述的。正是由于高深知识、高等学问是解决纷繁复杂的实践难题的共同基点，因此成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理论原点和《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及贯穿全书的主线。
布鲁贝克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但对此观点也有质疑之声，特别是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提出高等教育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人，认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征，人才是关键所在，应该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教育起源于人这种特殊生命的活动，教育的本体是人，人才是教育的原点。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应当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培养；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教育的最终目的[8]。因此，张楚廷先生的观点是高等教育是以人为最终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布鲁贝克和张楚廷先生是各自从高等教育的不同侧面论述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二）两条线索：政治论和认识论
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9]。这两种价值观都建立在高深学问的基础上，但在具体取向上则泾渭分明，前者所强调的是“价值自由”，而后者则主张人们在追求高深学问时的“价值判断”[10]。前者把高深学问本身作为目的，而后者则把高深学问作为手段，以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知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以一种“闲逸的好奇”的态度追求知识，主要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不考虑其他因素。而政治论哲学则是以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因此，政治论哲学将高深学问看做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
认识论哲学强调知识本位，大学就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没有高深学问就没有大学。但认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认识论以知识本身为主体价值，忽略知识之外的社会现实。例如培根以“蜘蛛”比喻某些探究高深知识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研究专业知识却忽略社会的价值和需要。如果学者在追求高深知识的过程中一直将自己囚禁在象牙塔中，不顾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就会阻碍高深知识的发展和创新。
政治论哲学强调社会本位，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但过于强调这种价值取向，把高深知识作为手段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旦在高深知识的探究中掺杂过多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就会严重威胁人们对高深知识价值的信任。如果政治化发展到知识权力不分的地步，知识就会成为政治的附庸。
由此可见，对任何一种哲学观点的偏向都会导致严重失衡，因此在知识论和政治论中必须寻找一种平衡。首先，纯认识论哲学已经受到挑战，最好的证明就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提出“为国家服务的大学”的观点时，没有受到反对反而得到了拥护。大学有越来越多的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为社会提供优质人才，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另外，虽然政治论获得胜利，但认识论哲学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是某些反对大学象牙塔观点的人，对大学的某些象牙塔还是表示支持的。因为认识论哲学摆脱了外界束缚，放弃了暂时利益，为学术领域提供了一方净土。事实证明二者结合起来会使大学更有活力。
三、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不仅是世界高等教育哲学史上的经典力作，在很长时间内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哲学填补了空白。但是西方的背景毕竟和国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借鉴吸收的同时要立足本国国情。
首先，现代高等教育要允许两种哲学观并存，并使之形成张力。在我国大多是“政治论”占主导地位，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大学的发展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出现了“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并存的局面，大学也在二者之间张力的平衡下得到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较高水平，吸取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精华[11]。事实证明：只有在两种哲学观协调作用的影响下才能促使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另外，高等教育哲学在强调学术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同时，要注重高等教育本体对人的关注。尽管认识论和政治论教育哲学观在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上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忽视高等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作用，远离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领域[12]。高等教育的学术目的社会目的无可厚非，在调节这二者关系的同时不可忽视高等教育本体对人的作用，没有人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学术目的和社会目的就无从谈起，所以高等教育应注重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
参考文献：
[1][2][5][6][7][9][美]约翰布鲁贝克著.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译者前言，1，2，4，11，13.
[3]吴洪富.高深知识的双重性――读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J].高教探索，2009，6.
[4][美]罗杰・L・盖格.美国高等教育的十个时代[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
[8]扈中平.人是教育的出发点[J].教育研究，1989（8）：33-39.
[10]肖菊梅.生命论的失语―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述评[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