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1
概念模型的作用
概念模型是对某一领域信息高度抽象化的静态描述，它包括类、类关联和类属性等模型基本元素的定义，是进一步细化应用系统模型的基础。
199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第215技术委员会提出了“卫生信息建模框架”。该框架说明了信息模型应当是由概念模型到逻辑模型，最后细化到物理模型。2002年美国CDC在“公共卫生概念数据模型”一文中提出信息模型可划分为主题域模型、类关系模型、概念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数据库设计模型和物理数据库模型，它们分别处于上、中、下三个层级，这种层级关系与iSo提出的层级结构一致，只是美国CDC的层级划分更加细致。
因此，概念模型是连接高层模型和低层模型的桥梁和纽带。对于一个具体信息的开发过程而言，上层模型在某个领域内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它们不涉及过多的细节，独立于具体的信息系统;对整个领域的信息化建设都具有指导意义，它是信息标准化的基础。
公共卫生信息领域具有多领域跨学科的特点。概念模型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的公共卫生信息的整体框架，是公共卫生数据字典的基础框架。在概念模型的指导下，对公共卫生数据元的理解和应用变得更加方便和容易。因此，概念模型将为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开发提供一个整体框架和数据应用指南。
在公共卫生信息领域内，该概念模型可以支持多个信息系统的开发，减少重复性工作，降低开发成本，加快系统的开发速度。在同一个概念模型指导下开发的多个系统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同时也为系统间的数据交换与共享奠定良好基础。
概念模型的构建方法
对于一个具体系统而言，建立一个模型不是很困难，但建立一个抽象的元模型――概念模型则要困难得多。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概念模型需要经历从具体到抽象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HL7（HealthLevel7）推荐的建立概念模型的技术路线与方法是从用例分析到信息分析，最后到建立概念信息模型。
类、类关联、类属性和数据类型是概念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模型中的类属性同样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发现这些属性也需要经过从具体实例分析――领域信息分析――概念信息模型分析这样一个抽象与泛化的过程。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的构建主要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
1.主题域的确定
信息是对于活动、活动关联方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抽象与描述。在公共卫生领域，参照美国CDC提出的公共卫生概念数据模型（pHCDm），将我国公共卫生划分为卫生相关活动、参与者、材料和位置4个主题域。其中卫生相关活动是卫生信息来源的主体，是四个主题域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一个，而其余三个均为活动的关联方，位置说明活动发生的地点，参与者为活动的参与方如卫生服务的提供方或接受方，材料是活动中所涉及的物质，比如标本、菌株等等。这些构成了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的四个主题域。
2.类
具有相同属性的同类事物、概念组成类。以上四个主题域各为一类，每个主题域下又可以分成若干主类。以卫生相关活动为例，结合我国公共卫生信息的分类框架，可以将卫生相关活动抽象为四个主类――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卫生管理及卫生监督。
3.类关联与属性设置
类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称为类关联，其作用在于使不同的类形成一个完整、联系的结构。在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的建模中，主要涉及父子类关联，关系关联和参与关联三种类关联。
父子类关联指的是每个类（主类或子类）下面还可以根据实际划分为若干更小的类。上位类（通称为父类）与下位类（通称为子类）关联称为父子类关联。很显然，子类对于父类的属性有继承的关系。
关系关联描述的是在同一主类内部各个类或者是实例之间的关联关系，如疾病预防控制主类的不同活动之间（疫情暴发与检测之间）的关系。
参与关联则是指不同主类的类之间发生的关系。例如疫情监测类（属于卫生相关活动主题域的某个类）与调查者（属于参与者主题域的某个类），或者与标本（属于材料主题域中的某个类）之间存在参与的关系等。
属性是对类以及类关联所具有的特性的描述，是描述类的特征的元数据，改变属性的值可以改变类的行为和外观。概念模型类属性设置应遵循HL7Rim所规范的属性格式及内容，在此基础上按照自身的需求精化、修饰属性，形成模型独特的属性。
4.概念模型的建模技术与方法
首先是应用UmL的用例分析方法进行业务分析。这是指对业务过程中所有参与元素的拆解、对比、描述、再定义与组合。然后在用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泛化分析。即对各组成元素进行分析、判别、抽象，并归纳成不同的类。下图1为在卫生检测中的几个用例分析过程。图2为泛化与抽象过程。经过泛化与抽象，对卫生检测相关活动，可提炼出5个子类:申请、受理、检测、报告、质量控制。用例分析与泛化是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建模的重要阶段和技术，要应用于公共卫生信息概念模型建模的全过程中。
公共卫生概念模型框架与内容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的概念模型包括了4个主题域及35个类。其核心为4个主题域（卫生相关活动，参与者、材料及位置）。在模型的建立中，公共卫生相关活动主题域及各级子类的确定采用了公共卫生信息分类框架的结果。作为模型，还对其他3个主题域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并增加了关联类的内容及对于类属性描述的要求。在这里要区分信息分类与模型之间的关系及区别。信息分类框架关心的是对信息的分类，确定信息所在的位置以便用户存放、查找及使用，因此并不涉及对于主题域、类之间的关联以及类属性的描述。而建立模型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信息，描述信息。理解信息包括了解信息的来源（借助于信息框架）及关联，描述信息包括对数据元这个信息的基本单元属性及关联的描述，以便在统一的规范下查询、使用信息。
概念模型的应用
概念模型可以辅助系统设计者分析所需要采集的数据及属性，建立相应的逻辑数据模型（LogicalDatamodel），从而规范信息系统的建设。下面以伤害监测为例说明模型的应用。
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本质属性,谱系
一、引言
当代政策学认为,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在特定情境中,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其作用是规范和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其表达形式有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政府的大型规划、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策略。它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当前政治学与政策学关于公共政策的概念、特征、分类及主体和客体等方面的研究已深入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学界对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缺乏必要的、深入的探讨,已有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够全面,更鲜有关于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谱系的基本共识。我们认为,对公共政策本质属性的全面把握不仅是公共政策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且关系到现实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各个过程及其价值取向、实际效果等问题。因此,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一尝试性的探索,并试图描绘出其谱系。
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体现在其公益性上,公益性关涉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公共政策的政策问题都来源于公共领域,其目的是分配社会的基本的善,解决公共问题,治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只能是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公益性就体现在它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与长远利益而非私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和眼前利益。公共政策是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还是仅仅为少数人、少数集团的特殊利益服务,政府及其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和程度,是判断和评价政府及其政策的正当性、有效性的基本标准。
因此,公共性之于公共政策,是公众在公共领域的政策表达,是有意识的、合理的政策序列设计与安排。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来说,它是公民权力的者,它按照公民的意愿和利益,面向社会共同需要,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共秩序,规范公共交易,满足多数和保护少数,由此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公共性相对于公共政策主体政府而言,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从基本理念上讲,“公共性”是指公共政策在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政治过程层面上,“公共性”意味着公共政策在涉及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行动中存在着有效的决策参与通道和决策机制;在道德层面上,“公共性”规定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必须具备公共人格,从而防止公共政策违背公共利益,偏离其公共性,成为社会某一利益集团获取垄断利益的工具。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评判一切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理念和核心精神。学术界当前关于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公共性这一点上,但笔者以为,除了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外,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也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谱系中的组成部分。
三、公共政策的公正性
公共政策的公正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之一,也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理性而又科学的决策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政策合法化的基础和前提。美国政治学家p·荻辛曾描述了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五种理性:(1)技术理性,即公共政策是否对社会产生效用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科学技术问题;(2)经济理性,即公共政策是否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大的效益,或者提供固定的效益而消耗最低成本;(3)法律理性,即评定公共政策是否符合成文的法律规范和各项先例;(4)社会理性,即断定公共政策的内容是否与社会上流行的规范与价值一致;(5)实质理性,即政策是否追求前面谈到四种理性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内容,以及能否解决各项理性之间的冲突问题。
按照科学理性的原则,公共政策的标准只能是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不应当也不可能是最佳的,而只能是满意的或次佳的。按照科学理性的原则进行公共政策决策时,要求决策者具有丰富的经验、广博的知识、高超的智慧、英明的谋略,搜集的资料信息力求准确、全面、客观,并能重视数字和数据,尽量建立数学分析模型,数理逻辑推理严密,对未来的预测尽量减少不确定性。按照科学理性原则进行公共政策分析时,政策分析人员能够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运用熟练的专业知识和专门的方法与技术,准确地评定公共政策的效果、效率和效益,并就公共政策失效作出正确分析,从而科学地对“政策病理”进行诊断。罗尔斯认为,“公正防止了偏见和自私的歪曲,知识和自居力保证了别人的志愿将得到准确的评价。
同时,公正性也反映在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上。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或公共权力机构协调和平衡公众利益的途径与手段。任何公共政策要能让公众接受,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合法的。所谓内容的合法,是指公共政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所施行的计划措施,能使公众利益得到协调、平衡,符合多数人的、长远的利益要求,能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所谓形式的合法,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必须是法定主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活动。公共政策只有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合法性,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与效益。没有公正性,也就无从谈起合法性;没有合法性,那当然就缺失公正性,公共政策也因此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四、公共政策的公开性
公共政策的公开性指公共政策在公共领域中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在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内,公众通过公共理性,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对公共事务进行关注和公开讨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每个人都认为他和一切公共事务有着利害关系;有权形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公共事务,他们反复探究、认真讨论。他们充满好奇、渴望、专注和猜忌;通过使这些事务成为他们的思想和发现的日常话题,大量的成员获得了一种相当不错的知识,有些还获得了相当重要的知识。”
由此可见,公众具有对公共政策及一切重大公共事物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公共政策的公示,有助于政府的意志自由得以落实,并能够正确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开展政策动员,使公众知晓政府的意图和国家重大事务活动,从而激发公众的劳动热情和落实政策的积极性。公众能就政策问题与制定者达成磋商意见,能够通过民主的程序表达和整合自身利益,通过特定规则决定政策的选择,决定政府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公众具有对公共政策的话语权力,能够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围绕公共政策的善与恶、对与错、利与弊等问题进行讨论,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施加强大压力,可能迫使政府采取修改与调整、退出与终止的政策行为。这时,公众舆论的压力就成为公共政策的一种评判和治疗手段,公众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参与的权力和监督的权力,但他们还不会充当正义和幸福一致性的保障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公众舆论应当追求合理化,而不是集体偏见。从一定程度上讲,公众舆论本身也需要审议公开化。因此,除法律特别规定需要保密的外,现代公共政策讲究其过程的透明度,讲求公众发表意见的合法途径,强调公众舆论监督。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公开性,公民及公民团体才可能了解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合法和符合公众的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政策就是公众政策,它是公众的愿望和利益在公共领域之中的公开表达。
五、公共政策的公平性
公平性指公共政策所体现的平等观。罗尔斯认为,作为一种公平的正义观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以往受惠最少者时,才是正义的。公平管理学派认为,公平是每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同时,公平不仅是一种伦理价值,而且也是法律、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体系。马克·路希夫斯基认为,平等可以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政治平等,政治平等指的是投票的平等,每个人都有选举投票权;第二层意思是机会平等,应该给予每个人发展其潜能的机会;第三层意思也是最充满争论的结果平等,比如通过累进所得税而进行的社会再分配等。
因此,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可以从三方面理解:首先,平等的理念之于公共政策应该是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要兼顾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诉求。“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指公共政策要兼顾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这是由其公共性决定的。“兼顾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诉求”是指公共政策除了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外,也要考虑少数人的利益诉求,不能对一部分人或团体持有政策歧见,有意忽视其利益,或者通过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成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尽可能使受益者的面扩大。其次,公共政策一方面要考虑受益公平,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支出公平。在考虑自己可能从公共政策中得到多少实惠、好处的同时,还要考虑自己的贡献,即对公共政策的态度与行动,比如在分享各种收入津贴的时候,是否自愿而又主动纳税呢?第三,公共政策一方面要考虑横向公平,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纵向公平。当我们分析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时,应该“平等地对待平等的代内人”,一项已拟定的规划应为处于相似阶层提供统一的成本与收益;此外,也应该平等地对待身处不平等环境的人们的分配问题和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问题,比如设立自然保护区或资助修复历史遗迹的政策规划与财政预算。
六、结语
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3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决定了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鉴于农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2004年起连续的11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农业基础设施都有所提及，特别是2008、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就是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的规模不断上升。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图，投入于农业基础设施的资金越多，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数量及质量相应提高，农业自然灾害成灾率相应降低，能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错配，农业水旱灾害成灾率依然较高，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源何在，如何破解？本文在分析不同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及错位的根源，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而破解其供需矛盾，提高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满足农民需求，以真正发挥农业基础设施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现代农业更好更快发展。
一、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实质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主要由决策机制、筹资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构成。决策机制是指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由谁决定，它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基础。筹资机制指由谁、通过何种方式来负责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这主要涉及供给主体问题。监督约束机制是指对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资金运行的监督以及建成后农业基础设施使用、维护、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监督，它是农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保证。[2]农业基础设施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它看成不同子系统的集合。从产品属性看，农业基础设施系统由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中，准公共物品又可细分为接近纯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间接准公共物品及接近私人物品的准公共物品。每个子系统又由更小的子系统构成，层层分解，层次分明。产品属性不同，其相应的供给机制也不同。
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如大江大河治理、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等，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全国性、跨区域性等特点，所需投资巨大，中央政府承担主要供给责任，其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接近纯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农业基础设施具有地域特征，各地所需要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种类、数量差别大，从信息非对称理论来看，地方政府更了解所管辖地区的农业、自然灾害情况和农户的需求状况，因此，对于区域性的、与地方农业发展和农户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主要供给责任。接近纯公共物品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资金来源于地方各级财政。纯公共物品属性、接近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数量、种类等与农户利益息息相关，理当集体决策，但现阶段主要是自上而下进行决策，排除了公众的参与。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财政资金的使用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约束，以提高财政投资效率。间接准公共物品、接近私人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产权归属较明晰，供给主体提供相应农业基础设施时能获得利润，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一类型的农业基础设施企业、农户进行供给能减轻政府的压力，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以农户需求为导向分散决策，资金来源于农户私人投资或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其资金的使用效率高，能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农业基础设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农业基础设施体系的不同层面，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总体效果的发挥。因此，在分析各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各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错配的原因，各个击破，对实现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至关重要。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接近纯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农业基础设施资金来源于地方各级财政，两者资金来源都是财政，且中央政府供给的农业基础设施最终要通过地方政府实现，因而其供给不足、错位的根源有共同点，可以把这两类农业基础设施归为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最终将农业基础设施分为两大类：政府为供给主体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私人为供给主体具有私人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3]
二、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和错配的原因分析
依照前述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分析所提供的线索，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及错配的原因进一步分析如下。
（一）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1.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中央政府是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主体，但中央政府投入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时，不是直接投入，而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供给，这将出现“委托”问题。有学者研究表明，在专项资金分配环节上，存在着重复设置项目、多头审批、层层截留等问题，几乎每一笔专款经过每一层审核都会出现10%～20%的损耗。即使没有截留，对于具有强烈投资冲动的地方政府而言，资金总是趋于短缺。中央政府财政支持下的一些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增强地方政府供给农业基础设施的兴趣。然而，在缺乏有效的官员监督机制，中央、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政治晋升，可能将中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财政资金用于非农领域。[4]且在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中央政府往往只提供部分资金，一般要求地方各级进行资金配套，但是目前地方各级政府由于各种原因，配套资金的到位率低，对中央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投入，存在“钓鱼现象”。因此，虽然中央政府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重视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但在信息不对称及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的情况下，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会出现供给不足现象。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到位率低，缺乏有效的官员监督机制造成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县、乡两级财政拮据，基层政府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忽视农业经营主体的真实需求，倾向于提供具有显著政绩的基础设施；而现阶段以兼业农户为主的农户结构使得农户的组织程度低，农户对国家相关政策了解少，维权意识薄弱，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利益、需求表达机制缺失，最终导致准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或错位。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从事农业生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高，兼业农户对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的最终需求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有需求，但数量较少且在发展中受到土地流转、农业保险缺少的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需求也不足。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供给主体）对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是一种引致需求，当直接需求不足时，引致需求不足，从而造成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11]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构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绩效评价系统
中央政府应建立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绩效评价机制，一个有效的绩效评价系统能够向中央政府揭示公众的满意程度和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而且也能指明农业基础设施支出决策的改进空间和应采取的后续行动。建立供给绩效评价机制，健全以结果为导向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使用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地方政府截留、挪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调整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改变过度强调政府主导经济建设的传统治理理念为强调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民生为本理念，把地方政府供给农业基础设施的绩效纳入政治晋升考核范畴，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与管理人员的待遇和政治期望值挂钩，从而提高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数量、效率和质量。[12]
（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事权下移、财权上移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财政紧缺，无力也不愿供给农业基础设施。因此，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逐步取消地方资金配套。一些地方政府不具供给优势的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以确保地方政府财政用到更有优势的地方。在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具信息优势，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确保资金充裕，在建立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绩效评价机制后，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才能有效供给地方性的农业基础设施。
（三）强化需求表达机制
从农村和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需要出发，建立充分体现农民需求的偏好显示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决策机制，确保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与需求一致，根除自上而下的供给型决策失误造成的有限投入损失。要构建这样的机制，必须强化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性，让农民更准确地掌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信息，从而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应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起真正能代表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能有效表达其需求的农民合作组织。通过农民合作组织向政府表达农业经营主体的真实需求，同时监督政府对相关资金的使用，使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得到提高。在政府忽视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应与政府谈判，通过谈判保护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表达农业经营主体需求。[13]
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4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绩效评价；aHp-FCe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ki.sxsx.2015.02.027
abstract：thesupplyofruralpublicproductsisinshortandinefficientinChinaallthetime，whichhascausedwidepublicconcern.moreover，theperformanceevaluationmechanismofitisnotinplace，either.Basedonpreviousscholars’research，weconstructasetofreasonable，operableperformanceevaluationsystem，whichiscloselyrelatedtoruraldevelopmentdemand.then，wemakeanempiricalanalysisoftheperformanceonruralpublicproductssupplybycombiningrealsituationinspecificareawithaHp-FCe（FuzzyComprehensiveevaluationBasedonanalyticHierarchy）.Countermeasurestoimproveruralpublicproductssupplyperformancearealsoprovidedattheendofthispaper.
Keywords：ruralpublicgoods；performanceevaluation；aHp-FCe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效率低下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力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构建符合实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详细的实证分析。
关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的研究。纳尔逊等人构建了以农村公共产品产出量和投入价格为自变量的成本方程，然后运用美国中西部农村地区道路铺设的相关数据，对农村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管理效率进行了检验。国内学者徐崇波，梅国平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二次相对效益评价方法，结合江西省80个县（市）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适合评价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有效性和管理有效性分别进行了评价。[1]王俊霞和王静以农村公共产品绩效评价指标的新理念为核心，采用标准化评分方法构建了一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反映了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行为偏好，也说明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是否合理。[2]王俊霞，张玉，鄢哲明，李雨丹运用组合赋权法为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定权重，以陕西咸阳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满意度调研数据为例，对部分乡镇的农村公共产品绩效评价值进行了测算和比较。[3]
鉴于此，发现国内外已有多数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做出过研究，笔者在已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财政视角出发，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构建出一套合理的、符合农村实际需求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Hp-FCe（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进行详细的量化研究分析，从而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绩效评价制度已经被我国的很多政府部门采用，但是，由于我国引进绩效评价制度的时间比较晚，尤其是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更是处在初始阶段，广大农村地区缺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机制，这种现状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不利于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经过对之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再根据我国农村的基本现状，现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绩效评价主要表现出的几个问题进行总结梳理。
（一）绩效评价的主体内部化
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是由政府提供，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也是由政府来进行，这样很显然就会出现一种问题，那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成果，这与一个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没什么两样，这种评价主体不利于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二）绩效评价指标不健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用来衡量公共产品供给绩效水平，而好的合适的指标不仅能够衡量出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而且能够显示出措施的不足，以便后期改进。现实的绩效评价工作中，存在着关键指标缺失以及指标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三）绩效评价目标不合理
一个好的合理的绩效评价制度，其目标应该是“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保障民生”、“科学发展”等等。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在经济建设的绩效目标下，各级政府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这扭曲了进行绩效评价的目的和目标。
（四）使用的评价方法不合理
在评价方法上，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略了定量分析与实证分析，导致评价结果不够科学。由于缺乏比较全面的量化指标，不仅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且为评价上的随意性留下过大的空间。
三、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1.系统性原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系统的特点是多层次、多因素，指标体系的设计在能够反应构成系统的要素状态基础上，还必须要能反应系统与要素、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更进一步表达系统的本质特性和整体性能。
2.普适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要能适用于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区域评价，要在全国不同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3.独立性原则。所选取的每一个指标都能独立的反映某一方面的特征，同层次的不同指标之间不能有包含关系，不能重复。
4.目的性原则。对任何事物的评价都是有目的的，我们选取的评价指标也都得是要为这种目的而服务的，选择角度不同，最后得出的结果也会不同，所以对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应该与评价的目的和任务相对应。
5.可操作性原则。指标设计应尽可能简单，意义能很容易理解，指标数量尽量精简，容易计算。定量和定性指标，都要便于取得，尽可能的与国家的规定一致，可以直接从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和资料或通过计算取得。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论，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也是从低到高的，所以，笔者结合农村的实际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进行了评价层次的划分，从而确定了评价目标下包括4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指标筛选
1.满足基本生存的公共产品指标包括了公共卫生和饮用水两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的选取主要是基于其对农村生活的重要性，属于生理需求层次，如果这些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问题，那么很可能危及村民的正常生存。
2.满足基本生活的农村公共产品指标分为基础建设和社会保障两个二级指标。各个二级指标又细分为隶属于自身的三级指标。基础设施主要有道路、电网、水利设施，社会保障主要有养老保险、社保基金、民政部门资助参加合作医疗、最低生活补助。这些指标的选取都是基于保障农村基本生活的。
3.满足农村发展的公共产品指标分解为公共教育、公共科技、民主参与三个二级指标，在各二级指标之下选取了具有普遍性及可操作性的三级指标。这些指标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4.满足精神娱乐的公共产品指标分为文化体育和休闲娱乐两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都是村民比较高层次的需求产品，属于高层次需求评价指标。
综上所述，可看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是以满足农村实际需求为原则的，根据农村由低到高的需求层次，构建出如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实证分析
（一）评价模型的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需要通过设置多层次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情况，为了客观反映不同指标的层次关系和重要性差别，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出各层次指标的权重，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FCe）把对指标的评语定量化，最后计算出某区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系统的综合评价值。
（二）用aHp确定综合评价指标权重的过程
上世纪70年代，萨蒂（tLSaaty）教授（美国运筹学家）提出了层次分析法（aHp），它适用于多目标决策分析，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软件（yaahp）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
根据表1，总目标（o层）下属的一级指标有4个，一级指标层（a层，其元素用αij表示）下属的二级指标有9个，二级指标层（B层，其元素用σij表示）下属的三级指标有26个，三级指标层为C层，元素为cij。一级指标的权重定义为一级权重（即a层对总目标o层的权重），二级指标的权重为二级权重（即B层对a层的权重），三级指标的权重为三级权重（即C层对B层的权重）。
1.一级权重计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总目标下属的4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满足基本生存的公共产品a1、满足基本生活的公共产品a2、满足农村发展的公共产品a3，满足精神娱乐的公共产品a4。a层一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为wi。一级指标判断矩阵及权重（见表2）。
经yaahp软件计算求得：最大特征根值λmax=4.1051，一致性检验指标C.i=0.0350，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0.96，得一致性比值CR=0.0365，由于CR
2.同理求得二级、三级权重。得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单排序权重表（见表4）：
（三）用模糊综合评价法（FCe）进行实证分析
笔者以山西省为例来进行实证分析，寿阳县位于山西省东部，是山西省的一个农业大县，是山西省开展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之一，也是全国基层农村科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在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
笔者所用数据来源于对该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的范围涉及全县14个乡镇。在相关人员的配合下去乡镇和农村发放调查问卷，发放对象为乡镇分管农村的干部、部分村干部以及村民，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76份，问卷的回收率与有效率均为92%。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构造步骤如下：
1.建立因素集。把与被评价事物相关的因素按照某种属性分成s个子集，即：U=（U1，U2，・・・，Us），然后再根据需要对s个子集进行细分，从而形成多级集合因素构成的分析对象，即：Uj=（Uj1，Uj2，・・・，Ujt），（j=1，・・・，s）。
笔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进行三级评价。因此根据指标体系就有总目标集合1个，一级指标子集4个（s=4）和二级指标子集9个。这样划分之后，对于指标层集合就可以按照单级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
（1）由4个一级指标构成的总目标集合：
U=（U1，U2，U3，U4，）=（满足基本生存的公共产品，满足基本生活的公共产品，满足农村发展的公共产品，满足精神娱乐的公共产品）
（2）由9个二级指标子集分别构成4个一级指标集合：
U1=（U11，U12）=（公共卫生，饮用水供应）
U2=（U21，U22）=（基础建设，社会保障）
U3=（U31，U32，U33）=（公共教育，公共科技，民主参与）
U4=（U41，U42）=（文化体育，休闲娱乐）
（3）由26个三级指标子集分别构成9个二级指标集合：
U11=（U111，U112，U113，）=（人均卫生事业费供给，医疗服务的利用情况，农户就诊的情况）
U12=（U121，U122）=（农村自来水供应情况，饮用水卫生合格程度）
U21=（U211，U212，U213，）=（农村道路覆盖率，农村电网覆盖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U22=（U221，U222，U223，U224，）=（最低生活保障率，民政部门资助参加合作医疗率，农村社保基金国家扶持比重，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
U31=（U311，U312，U313，U314，）=（生均教育经费供给，农村中小学教师配备情况，农村学生的上学率，农村教师工资足额发放率）
U32=（U321，U322，U323，）=（农村科技普及率，村内举办农业科技咨询服务，农户技能培训情况）
U33=（U331，U332，）=（农民监督意识强弱，农民参与选举的程度）
U41=（U411，U412，U413）=（人均文体广播事业费供给，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人均健身场所面积）
U42=（U421，U422）=（农村休闲娱乐景区建设，农村网络普及率）
2.建立评语集。确定评语等级集合V=（V1，V2，・・・，Vm），共m个因素，本文采用5级评语（好，较好，一般，较差，差），其对应的数值见表5：
3.计算隶属度。计算所调查人员对各个评价指标给出的等级评判模糊子集的隶属情况。即：某因素的隶属度=判断指标属于某等级Vj的人员个数/调查人员总数，j=1，2，・・・，5；Vj就是评语集的五个等级。
4.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
rij表示评价事物从因素Ui来看对Vj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度。
5.确定权重。即权向量w=（w1，w2，…，wn），直接使用通过aHp方法计算每层指标的单要素权向量。
6.计算被评价事物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B。
bj是从整体上看被评价对象对于Vj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度。从而计算出各指标层的单因素评价结果。
7.计算最终综合评价值。用最后得到的目标层的模糊评价向量乘以各级评语对应的数据构成的等级量化向量。
8.分析模糊评价结果。从模糊综合评价的过程来看，我国对农村公共卫生、基础建设、和文化体育类公共用品供给处于一般水平，对饮用水供应、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类公共产品供给情况较好，而对公共科技类、民主参与和休闲娱乐类的公共品供给处于较差的水平。进一步讲，就是目前我国对满足农村发展和满足村民休闲娱乐的公共产品供给有限。
五、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对策
（一）构建农村公共产品多元主体的供给体系
继续保持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主体作用，发挥市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补充作用，鼓励和引导非营利组织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辅助作用
（二）优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政府应该软硬兼顾，不仅要对农田水利、道路、公共卫生等“硬公共品”给予重视，对农村基层民主参与、公共科技、文化娱乐等“软公共品”也应该给予关注。
（三）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估制度
合理确定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绩效考核标准，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估的立法工作，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第三方评估。
参考文献：
[1]徐崇波，梅国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实证分析――以江西省80个县（市）为例[J].当代财经，2010，（7）：19-24.
[2]王俊霞，王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性检验[J].当代经济科学，2008，（3）：18-24.
[3]王俊霞，张玉，鄢哲明，李雨丹.基于组合赋权方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17-121.
[4]王艳霞.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5
关键词：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绩效评价；需求表达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019-005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决定了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鉴于农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2004年起连续的11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农业基础设施都有所提及，特别是2008、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就是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的规模不断上升。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图，投入于农业基础设施的资金越多，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数量及质量相应提高，农业自然灾害成灾率相应降低，能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错配，农业水旱灾害成灾率依然较高，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源何在，如何破解？本文在分析不同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及错位的根源，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而破解其供需矛盾，提高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满足农民需求，以真正发挥农业基础设施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现代农业更好更快发展。
一、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实质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主要由决策机制、筹资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构成。决策机制是指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由谁决定，它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基础。筹资机制指由谁、通过何种方式来负责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这主要涉及供给主体问题。监督约束机制是指对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资金运行的监督以及建成后农业基础设施使用、维护、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监督，它是农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保证。[2]农业基础设施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它看成不同子系统的集合。从产品属性看，农业基础设施系统由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中，准公共物品又可细分为接近纯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间接准公共物品及接近私人物品的准公共物品。每个子系统又由更小的子系统构成，层层分解，层次分明。产品属性不同，其相应的供给机制也不同。
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如大江大河治理、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等，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全国性、跨区域性等特点，所需投资巨大，中央政府承担主要供给责任，其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接近纯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农业基础设施具有地域特征，各地所需要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种类、数量差别大，从信息非对称理论来看，地方政府更了解所管辖地区的农业、自然灾害情况和农户的需求状况，因此，对于区域性的、与地方农业发展和农户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主要供给责任。接近纯公共物品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资金来源于地方各级财政。纯公共物品属性、接近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数量、种类等与农户利益息息相关，理当集体决策，但现阶段主要是自上而下进行决策，排除了公众的参与。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财政资金的使用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约束，以提高财政投资效率。间接准公共物品、接近私人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产权归属较明晰，供给主体提供相应农业基础设施时能获得利润，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一类型的农业基础设施企业、农户进行供给能减轻政府的压力，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以农户需求为导向分散决策，资金来源于农户私人投资或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其资金的使用效率高，能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农业基础设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农业基础设施体系的不同层面，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总体效果的发挥。因此，在分析各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各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错配的原因，各个击破，对实现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至关重要。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接近纯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农业基础设施资金来源于地方各级财政，两者资金来源都是财政，且中央政府供给的农业基础设施最终要通过地方政府实现，因而其供给不足、错位的根源有共同点，可以把这两类农业基础设施归为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最终将农业基础设施分为两大类：政府为供给主体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私人为供给主体具有私人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3]
二、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和错配的原因分析
依照前述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分析所提供的线索，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及错配的原因进一步分析如下。
（一）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1.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中央政府是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主体，但中央政府投入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时，不是直接投入，而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供给，这将出现“委托”问题。有学者研究表明，在专项资金分配环节上，存在着重复设置项目、多头审批、层层截留等问题，几乎每一笔专款经过每一层审核都会出现10%～20%的损耗。即使没有截留，对于具有强烈投资冲动的地方政府而言，资金总是趋于短缺。中央政府财政支持下的一些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增强地方政府供给农业基础设施的兴趣。然而，在缺乏有效的官员监督机制，中央、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政治晋升，可能将中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财政资金用于非农领域。[4]且在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中央政府往往只提供部分资金，一般要求地方各级进行资金配套，但是目前地方各级政府由于各种原因，配套资金的到位率低，对中央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投入，存在“钓鱼现象”。因此，虽然中央政府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重视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但在信息不对称及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的情况下，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会出现供给不足现象。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到位率低，缺乏有效的官员监督机制造成纯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县、乡两级财政拮据，基层政府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忽视农业经营主体的真实需求，倾向于提供具有显著政绩的基础设施；而现阶段以兼业农户为主的农户结构使得农户的组织程度低，农户对国家相关政策了解少，维权意识薄弱，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利益、需求表达机制缺失，最终导致准公共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或错位。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从事农业生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高，兼业农户对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的最终需求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有需求，但数量较少且在发展中受到土地流转、农业保险缺少的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需求也不足。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供给主体）对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是一种引致需求，当直接需求不足时，引致需求不足，从而造成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11]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构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绩效评价系统
中央政府应建立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绩效评价机制，一个有效的绩效评价系统能够向中央政府揭示公众的满意程度和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而且也能指明农业基础设施支出决策的改进空间和应采取的后续行动。建立供给绩效评价机制，健全以结果为导向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使用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地方政府截留、挪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调整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改变过度强调政府主导经济建设的传统治理理念为强调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民生为本理念，把地方政府供给农业基础设施的绩效纳入政治晋升考核范畴，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与管理人员的待遇和政治期望值挂钩，从而提高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数量、效率和质量。[12]
（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事权下移、财权上移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财政紧缺，无力也不愿供给农业基础设施。因此，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逐步取消地方资金配套。一些地方政府不具供给优势的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以确保地方政府财政用到更有优势的地方。在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具信息优势，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确保资金充裕，在建立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绩效评价机制后，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才能有效供给地方性的农业基础设施。
（三）强化需求表达机制
从农村和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需要出发，建立充分体现农民需求的偏好显示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决策机制，确保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与需求一致，根除自上而下的供给型决策失误造成的有限投入损失。要构建这样的机制，必须强化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性，让农民更准确地掌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信息，从而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应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起真正能代表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能有效表达其需求的农民合作组织。通过农民合作组织向政府表达农业经营主体的真实需求，同时监督政府对相关资金的使用，使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得到提高。在政府忽视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应与政府谈判，通过谈判保护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表达农业经营主体需求。[13]
（四）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要使具有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供给，应鼓励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关部门应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配套措施，如完善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市场等，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在政策的支持下，利用规模及技术优势、管理才能获得较高利润。只有从农业生产经营中获得较高利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才有能力对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或者从其他供给主体购买相关服务，私人物品属性农业基础设施才能得到有效供给。[14]
参考文献：
[1]曾福生，郭珍.中国省际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分析[J].求索，2012，（04）：5-8.
[2]何继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失配及其协同策略分析[J].长白学刊，2013，（01）：71-75.
[3]宋涛，耿羽.资源输入背景下的农田水利发展[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893-896.
[4]吴胜杰.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对“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J].西部论坛，2012，22（01）：7-13.
[5]吴春梅，陈一恒.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目标下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J].齐鲁学刊，2012，（01）：81-85.
[6]邓念国，翁胜杨.“理性无知”抑或“路径闭锁”：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欠缺原因及其对策[J].理论与改革，2012，（05）：74-77.
[7]魏洪秀.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J].齐鲁学刊，2012，（03）：96-99.
[8]匡和平.基于农村社会管理的政治社会化诉求[J].长白学刊，2012，（03）：20-24.
[9]李振海.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对策探析[J].湖湘论坛，2013，（04）：38-40.
[10]尹惠斌.粮食安全视域下的湖南粮食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2，（05）：20-26.
[11]吴炜，等.劳务派遣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调查[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2）：192-200.
[12]齐小兵.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综述[J].西部论坛，2013，23（02）：28-34.
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6
关键词：公关培训公关本质公共关系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注重形象的塑造和维护，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各种各样的公共关系培训，这对于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公共关系的本质和精髓
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对公共关系的定义是：“公共关系是一种管理功能。它具有连续性和计划性。通过公共关系，公立的和私人的组织、机构试图赢得同他们有关的人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借助对舆论的估价，以尽可能地协调它自己的政策和做法，领先有计划的、广泛的信息传播，赢得更有效的合作，更好地实出它们的共同利益。”
事实上，关于公共关系学科的正当性一直受到质疑，其原因之一就是，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始终受到相关学科如广告、营销等的挑战。广告的本质属性是“付费性”，营销的本质属性是“交易性”，人际关系的本质属性是“个体性”。对于公共关系而言，它和广告、营销、人际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很多领域有交叉。但是，公共关系的英文是publicRelations，public是公共的、公众的、公开的意思，Relations是各种关系的复数合集。公共关系之所以是公共关系，就在于公共关系自身public这一质的规定性，这也是公共关系区别于广告、营销等学科的内在依据。从字面来分析，构成公共关系的两个词是“公共（公开、公众）”和“关系”。“公共（公开、公众）”是用来修饰“关系”的。这就说明，公共关系是关系的一种――“公共（公开、公众）”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公共性、公众性、公开性等特点。
1.公共关系的本质
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具有公共性、公众性、公开性的关系。公共性是指公共关系应该具备第三方立场。公共关系是一种社会组织与目标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社会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部门的工作人员脚站在社会组织内部，不能仅仅为了自己社会组织的利益辩护，还要具有超脱的地位，视野不能仅局限于社会组织本身，还要放眼社会，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获取目标公众的最大信任；公众性反映了公共关系的对象属性，公共关系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了争取公众、“讨好公众”和公众沟通而展开的，从艾维・李的“公众讲真话、说实情”，到伯纳斯的“众所好”，再到雷克斯・哈罗德的“双向沟通”，以及现代公共关系的“共赢”原则，都反应了公共关系中公众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增强；公开性则反映了公共关系的手段属性，公共关系工作应该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和口碑，塑造和维护组织形象，提升社会组织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形成对社会组织的有力的生存环境，所以公共关系工作必须采取一切公开合法的创造性手段，进行公共传播，努力提高组织信息的透明度，进而提高组织形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公共关系的精髓
（1）真实为基础。公共关系工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工作的开展必须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之上，跟公众事实求是地沟通组织的有关信息。公共关系是建立信誉、塑造形象地艺术，不能凭空想象，更不能歪曲虚构，真实是公共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公共关系的生命线，所以要在公共关系培训中贯彻这一根本原则。
（2）沟通为手段。公共关系工作中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双向沟通。公司的公共关系工作一定要保障信息沟通的有效性，永远不要忽略目标受众。公共关系专家朱迪斯里奇指出：“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应该知道，大部分创造性的工作只有与组织的战略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不能将公司的信息传送给恰当的目标受众，再好的思路和点子也将被遗弃在会议室的地板上。”在公共关系培训中，一定要让向学员牢记“双向沟通”的重要性，这对于解决问题，改善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树立组织形象和提高组织的声誉具有长远意义。
（3）目标是大家都赢。公共关系不能单纯地追求社会组织单方面的利益，只有在目标公众的利益同样得到了有效保障的前提下，才可能得到目标公众的支持与合作。事实上，任何一种良好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大家都赢得基础之上。公共关系必须以公众为本，社会组织也必须与自己的目标公众共同发展、互利互惠。在公共关系工作中，从目标公众的立场、利益出发，真诚地与目标公众沟通，认真地对待目标公众的反馈，及时做出回应与改进。公共关系的培训中，一定要为学员树立这一意识和理念，为社会组织的发展铺平道路。
二、现阶段公关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1.重营销，而非关系塑造和维护
现阶段相当一部分公共关系公司和企业都把公共关系整合为营销的一环，使得相当一部分培训公司为迎合他们的需求，在公共关系培训中整合营销的观念，导致被培训的学员混淆了公共关系和营销的概念、内涵和外延。
公共关系的中心词是“关系”，而营销的中心词是“销售”，这是二者的最根本区别。公共关系是通过个体与公众的关系，来达成目标主体与个体的关系，直接目标是关系，而不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服务于双方良好的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尤其是对社会组织的了解、认可和赞许方面；而营销要解决的是目标商品或者服务的卖出，直接实现社会组织的经济利益，客观的讲，在营销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对于人际关系也是实现公共关系的一个手段，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立，人际关系的处理至关重要。良好的公共关系必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基础，但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一定必然带来良好的公共关系，这就需要公共关系工作中，注意关系处理的目标，是提升社会组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而不是仅仅为了人际关系的处理。
2.重显效益，忽视“潜效益”
公共关系工作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该注重传播的长期性，尤其也要考量公共关系工作的边际效应。在实际公共关系培训中，不少培训机构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过分地夸大了一两次大型的公关传播活动的作用，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数据和事例，强调社会组织应该组织大型活动，迅速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尽快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这就造成了公关工作的急功近利，也导致了社会组织中长远性目标和实际操作中近期性目标的矛盾。在具体的培训工作中，时刻要向学员灌输公关工作要立足长远，公共关系工作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必须持之以恒，才能实现社会组织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高。
3.注重表面礼仪礼节
现阶段的公共关系培训过多地强调了礼仪礼节的作用，通过专项训练让学员练习微笑、站姿、走路，坐姿等内容。职业化的基本礼仪礼节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的强调，就会让目标公众产生距离感。除了在训练学员基本的礼仪礼节之外，还应该向学员灌输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容就是最有感染力的，没有必要刻意地要实现“露8颗牙齿”的微笑。同样，礼仪礼节的培训，也不仅仅是接待、客服等窗口岗位和部门的员工必须注意的，这一训练应该具有全员性，上至领导，下至普通员工，大家都要注重。
4.忽视全员意识
公共关系的内涵是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管理哲学，它不仅对外而且对内，这一观念对内能提供培训机构的凝聚力，对外能表现机构的良好组织形象。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公共关系培训，由于社会组织看不到良好的公关关系传播对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领导不重视，员工不参与。大多数人认为公关活动可有可无，即使要开展，那也是专职公关部门或专职公关人员的分内事。这些现象显示了社会组织的全员公关意识淡薄，仅把服务当做挣钱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热爱。
此外，还存在着重策略、创意，忽视内在公共关系的本质特征等误区。这些都要引起社会组织的注意，策略和创意只是实现公共关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公共关系培训中，不可本末倒置，喧宾夺主。
三、做好公共关系培训的建议
1.培训应该强调修炼好“内功”
公共关系并不能把一根稻草变成金条，任何公共关系工作，是以真实为前提，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公共关系培训就不能仅仅强调，如何在短时间内提高利润。我们也不可否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利润时期根本目的，但是公共关系的直接目的不是利润，而是提高公共关系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要想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含金量。真正让目标公众给予好的评价，而不是只要做好“表面功夫”和包装就能实现的。
2.培训应该灌输打造目标公众关系为核心的理念
公共关系的核心和关键词是“关系”。公共关系不同于“营销”和“广告”。公共关系主要是通过社会组织和目标公众的沟通，营造二者融洽的关系，塑造和改善组织形象，提升社会组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而现实中，很多公共关系培训将公共关系活动等同于促销，目标出现了偏差。
3.培训应该树立长远意识
公共关系工作本来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它不仅仅要注重公共关系活动本身的效益，它还注重塑造和维护社会组织形象的潜效益，对于潜在的效益，很难在短时间内显现，也难以衡量。如经典的带有公共关系思想的活动“冯谖市义”，它不像商鞅“移木立信”那么立竿见影。
4.培训应该塑造全员公关的意识
公共关系的核心理念，应培养员工形成发自内心的信念，深入内心的公共关系意识，使每一位员工都能从内心尊重自己的服务对象，牢记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更多的是代表自己的社会组织，把自己的荣誉同组织的荣誉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组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综上所述，公共关系培训就应该在讲授和分析一些公关经典案例的基础上，引导学员把握公共关系以真实为基础，沟通为手段，目的是大家都赢的本质特征，提升学员的基本素养，塑造全员公关的意识，进而提高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的能力，改进其公共关系状态。
参考文献
[1]陈先红.公共关系的公共本质[J].国际公关，2007（12）
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7
概括地说，林业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就是“取”与“予”的关系。一方面，林业向财政缴纳税收以及相关的政府规费等；另一方面，财政本着“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通过再分配，以预算内拨款、财政专项资金、财政贴息等方式，又使一部分资金流回林业。但这二者不是等比例的，财政供给林业多少资金，并不依据林业所缴纳税、费的多少而定。
一般而言，对某一行业，公共财政是否予以扶持，关键取决于个别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益与资本投入的社会边际效益之比。假定在没有政府调节的情况下，如果个别边际效益偏小而社会边际效益大，就会导致投入不足，从而影响该领域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林业的边际效益恰恰就是不一致的。因此，为弥补其经济损失，最大限度地发挥由资源总量扩大所产生的公益效益，势必需要政府介入并用财政资金投入予以保障。
当前，我国林业正经历着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由采伐天然林为主向采伐人工林为主、由毁林开荒向退耕还林、由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向有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由部门办林业向全社会办林业的历史性转变。这五大转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林业提出的迫切要求。但是，这种历史性的转型过程又与林业资源、资金的有限性、与林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及其目前的技术水平相互冲突。这就需要由公共财政来负担改革的成本，将其纳入公共财政体系中加以统筹规划、安排。此外，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林业单纯地作为一种产业对待，而对林业的多功能、多目标特性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在财政支出中，林业曾一度处于较低水平，以致林区只得靠消耗资源来维持运转。为了弥补这种历史“欠债”，也需要加大公共财政资金的投入。因此，目前至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林业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应定位在公共财政对林业的少“取”多“予”，并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多“予”基础上。
2林业与公共财政收入关系的基本框架
公共财政收入与传统的财政收入在形式上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则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改进，这对于林业同样如此。具体而言，林业上缴公共财政收入的内容主要应由以下方面构成。
2.1增值税
我国目前林业的增值税税率除一般纳税人有17%、13%、零税率外，还有小规模纳税人的6%、4%征收率。公共财政框架下，从规范化的增值税制要求出发，增值税率结构应朝简单、高效的税率结构方向发展，可以考虑实行单一税率。同时，应尽快实现增值税税基的转型，将其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对需要特殊照顾和政策扶持的林业单位和个人，可以采取“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等办法，并根据情况确定返还比例。此外，对进口种子、种畜、鱼种和非盈利性野生动植物等，应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2.2所得税
综合考虑林业存在外部经济、难以完全市场化的特性，为解决我国林业目前普遍存在的经济危困、负债过高、资产构成不合理等问题，应给予林业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降低其实际税负。主要应包括：对林产品初加工所得以及贫困林业局、林场、苗圃的全部所得免征所得税；对以税前利润投资造林的应免征所得税；对林业企事业单位的技术转让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应暂免征收所得税；对林农缴纳的所得税中属于重复性质的应予以取消。此外，林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来源单一，为更好地体现林业与其他行业个人所得的差距，应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相应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
2.3农业税
对原来征收农业特产税的林产品，应改征农业税。借鉴国外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的经验，我国对原木和原竹征收的农业税税率应不超过5%.同时，为提高木材利用率，减少森林资源消耗，对次、小、薪材应免征农业税。对个别省区的原木、药材、经济林苗木、天然橡胶等品目，如果原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低于当地农业税税率，则应该仍按原税率征收农业税。
值得说明的是，公共财政框架下，应充分体现出国家对农、林业的扶持。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税应逐步减征，并最终取消、退出公共财政的收入范畴。
2.4营业税
当林业所属部门中发生提供应税劳务、转移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时，应该缴纳营业税。但是，林业部门按照国家规定从林业企业（包括森工企业、木材公司、国有林场、苗圃等）销售收入中提取的育林基金，是企业资金内部分配和部门之间的正常划拨，不应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畴。此外，林业生产中的机耕、排灌、植保、病虫害防治，以及与生态环保相关的技术培训、技术承包等所取得的技术性收入，也应免征营业税。
2.5基金收入
林业的基金收入主要是育林基金（含维简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基金收入应该实行专款专用，年终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同时还应该下调育林基金的提取比例，以促进林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2.6其它税收及规费
其它税收主要应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车辆购置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等内容。
规费是有关部门按照有偿服务的原则，为提供特定服务或实施特定管理而向使用者或受益者所收取的。林业规费主要应包括林业保护建设费、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费、森林植物检疫费、绿化费、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林权勘测费、林地补偿费、证书工本费以及植物新品种保护权收费。
此外，以往年度财政对林业贷款按期收回的本金、转让国有林业经营性资产或非经营性资产等获取的收入，也应构成当年的预算收入。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政府应从盈利性、经营性领域退出，因此对于国有林业企业或国有林业资本的经营性收入，应该逐步加以规范，不应该再属于公共财政的收入范畴。
3林业与公共财政支出关系的基本框架
从目前的预算科目来看，财政对林业的支出内容尚存在着许多“越位”与“缺位”的情况。这就需要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结合我国的具体林情加以调整。由于林业单位的不同，使得林业支出的事项千差万别。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是依据其大类进行界定。具体而言，公共财政对林业的支出应主要由以下方面构成。
3.1行政机构与事业机构支出
行政机构支出有人员的工资总额、日常公用经费、固定资产购建和大修理支出、外交外事支出等。这些是所有行业行政管理机构履行其职能所必需的费用，理所当然地由公共财政支出供给，林业亦如此。
事业机构的支出内容与行政机构相同。但对于林业事业机构应根据社会公共需要的原则重新界定：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支出应全部由公共财政供给；准公益性事业单位，则公共财政仅负担公益性的、林业自身无法抵补的部分。此外，对于现在没有通过财政列支的林业公检法、林政、木材检查站、林业工作站的人员及其工作经费，也应在精简的前提下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科目和项目。至于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如种子公司、林业宾馆等，应全面推向市场，公共财政不再供应。
3.2林业基础性支出及生态建设支出
林业基础性建设，包括营造林建设、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森工基础性建设，主要是指森工管理局以上和森工企业非经营性的项目建设以及森林资源保护。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非盈利性项目的建设，往往支出很大，单位无力承担，因此，绝大部分应纳入公共财政，并辅之以银行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投资。
林业生态建设是为促进、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而发生的，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对于林业生态工程所发生的种苗、营造、抚育、管护、基础设施及其他建设费用，应主要由公共财政负担。
3.3林业科技文教卫生
属于基础、公益研究性质的科学技术投入，如解决“六大”领域的关键技术等；旨在弘扬民族文化、林业历史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文物保护；义务教育、特殊教育；防疫防治事业费及公费医疗经费等，应由公共财政解决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而其他方面的支出，可以通过收费获取收入、弥补成本，不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职能。但为了鼓励和推动，公共财政应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政策优惠。
3.4支农生产及综合开发支出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在林业上主要是造林及林木病虫害防治费用补助。这主要是用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解决群众造林及保护林木所需的资金问题，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发生的，应属于地方公共财政的责任。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对林业的支持项目应主要包括：小流域森林水土保持、防沙治沙、名优经济林及花卉、太行山绿化以及长江防护林等。这些支出属于补助、扶持性质的，应纳入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
3.5转移支付支出以及财政专项资金
公共财政对林业的转移支付应该有：支援林业不发达地区的支出；贫困国有林场、苗圃的扶持资金；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以及社会保障支出。林业所有单位的人员，无论是正式职员还是临时工，其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补助支出都应该先后纳入公共财政体系之内。此外，对由于停伐或调减木材产量而造成的地方预算内财政减收，应该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中央补助部分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予以拨付，对不同税种的减收分别按不同比例给予补助。
在特定时期，基于特定目的、用途而对林业所进行的扶持性投入，应作为专项资金纳入公共财政。除了用于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方面之外，财政专项资金还应主要包括有：林业项目贷款贴息、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补助、对林木种苗发展的扶持、森林公园建设补助等。
此外，对于以经济效益为主的林业项目，原则上应该由市场加以解决，但由于林业的弱质性，公共财政应该在政策上予以扶持。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是国家利益、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属于政府行为。因此，进行扶持、宏观调控等所发生的支出，应该列入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
公共财政支出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由于公共需要的范围和内容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变化，因此，公共财政对林业支出内容的确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国家林业局。2002中国林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3]国家林业局。2003中国林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林业的决定[J].林业经济，2003（10）：4～7
[5]国家林业局。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保障卷）[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
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8
内容摘要:分配制度的变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分配制度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政策。本文运用系统论的观点从系统的基本属性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改革历程,探索分配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发挥分配制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分配制度和谐社会系统论
系统科学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集合要素(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模式、性能、行为和发展规律的一般方法论。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我国分配制度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分配制度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系统的基本属性的协调性,强化分配促和谐,以期建立完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的理论框架(见图1)。
运用系统的集合属性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充分理解系统的集合属性,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系统的集合属性表明,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有不同零件组成的机器。
其一,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教育制度等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体,而且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和我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制度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
其二,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由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向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变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决定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必须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对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列宁在分析社会主义两大经济特征时明确地讲:“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列宁又概括出“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另一方面,我国基本国情决定我国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的另一项内容,即按生产要素分配,主要来源于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在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改革开放作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之后,在分配领域就必须考虑除劳动之外的资本、土地、机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与地位。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而制定的。
运用系统的关联属性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在我国的制度体系中体现了系统关联属性,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不仅要和我国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教育制度等制度相协调,而且要和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制度相互协调。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要从社会的整体目标,整体利益出发,正如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解放自己”。
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体现了系统关联属性。在分配制度的要素中,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分配依据是分配方式的基础,分配方式是分配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
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分配依据中的理论依据和我国基本国情体现了系统关联属性。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应该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作为分配的唯一尺度。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改革开放后,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并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可见,我国分配制度的制定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这一理论的创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运用系统的功能属性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一)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协调整合社会关系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分化、多元化和异质化,公众的利益意识越来越强,社会利益关系必然越来越复杂,并逐步凸显为主导性的社会政治关系。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我国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有效地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才可能构建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
目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矛盾的利益性突出;矛盾的群体性增强;干群矛盾日益突出;矛盾的原因极其复杂,解决起来难度极大等。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不仅要和我国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等的制度相协调,而且要和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制度都有直接的联系。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可以避免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激化,还可以协调整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矛盾,确保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
(三)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功能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准则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当重视公平正义,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公平正义功能,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降低和消除社会风险的功能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性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风险高发期”。我国在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按照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争取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常态社会,我国社会进入了高发展同时也是高风险的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降低和消除社会风险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和消除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
运用系统的过程属性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方式体现了系统科学的过程属性。建国以来,由于受苏联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分配制度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从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低效率到单一的按劳分配,发展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我国分配制度在理论上实现了突破和飞跃,极大地调动了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其二,从系统科学的过程属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不断完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通过对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的整理,可总结出如下阶段性提法:第一阶段起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止于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提倡“克服平均主义倾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第二阶段起始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终止于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这一阶段的分配原则可概括为“效率第一、公平第二”;第三阶段起始于十四大,终止于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第四阶段起始于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终止于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这一阶段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第五阶段起始于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形成现时期的分配原则,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刘承礼,2009)。
运用系统的四个基本属性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其一,深化体制改革,健全利益约束机制。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体制建设是分不开的,并且受它们的制约。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建设提供配套的制度环境,这样才能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构建和谐社会。
其二,完善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这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内在需要。我们要跳出传统分配体制的约束,坚持分配制度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把推进社会主义分配过程的市场化作为制度的目标。建立市场化的分配制度,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三,改革税收制度,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适时出台新税种,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有利于促进公平增长的合理税制。运用税收做杠杆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而且能扩大政府收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积累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政府、企业、个人和谐分配格局。
其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构筑在广义社会福利乃至基本公共需求基础上的综合社会因素的社会再分配体系,是协调社会利益分配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其五,建立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我国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地域差异,教育资源的差距,直接导致了教育水平的差距,教育的差距直接导致了地区经济的差距,地区的差距又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产生了恶性死循环。所以建立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我们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的四个系统的基本属性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相结合,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为出发点,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赵琳.探索以分配促和谐的着力点[J].理论探讨,2007.9
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9
【关键词】公法；私法；根本法；
一、引言或许2012年对我国宪法而言又将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继5年前的“宪法民法关系”大讨论之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再次成为2011年度我国宪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具体表现：一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了“三大诉讼法修改中的宪法问题”学术研讨会；二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把“宪法与刑法关系”列为该年度年会的五个议题之一；三是“中国网”开辟专栏征集有关“宪法与刑法关系”、“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观点。但是，上述学术努力并未在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这个主题上催生出新的学术增长点。个中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在“宪法民法关系”大讨论中就已经暴露出来，且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的下述一连串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障碍。
1．宪法是不是唯一的根本法？由于我国民法学界曾经十分流行“民法根本法”说，所以，不证成宪法独一无二的根本法地位，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自然就无法展开。如果要证成宪法的根本法地位，那么就得引出以下第2个问题。
2．宪法究竟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在那场旷日持久的“宪法民法关系”大讨论中，主流的民法学者为了得出“民法也是国家的根本法”、“民法不应以宪法为立法依据”等结论，坚持“宪法属于公法”这一传统观点；[1]而主流的宪法学者为了论证“宪法是唯一的根本法”、“民法应当以宪法为立法基础”等结论，公开质疑宪法的公法属性。[2]宪法究竟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得引出以下第3个问题。
3．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当下的中国是否有意义？对此，在我国主流的宪法学者中也存在着某些模糊认识，留待后述。
上述三个问题环环相扣，成为我们认识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的瓶颈。为将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笔者拟以澄清宪法学界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若干模糊认识为出发点，论证宪法的公法属性，并对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做出说明，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二、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再认识莫纪宏研究员曾经提出，我们不要再纠缠于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那个划分缺少法治理论基础。[3]童之伟教授也曾经提到，在当今世界与我们有较多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学学者中，除德国和受德国影响的学者比较习惯于作公法、私法划分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早已很少甚至基本不谈公法、私法划分，或很少甚至完全不从公法、私法划分的角度考虑问题了。[4]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观点，极易使人形成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已经过时或者没有意义的印象，故对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我们有重新进行认识的必要。
1．应当承认公法、私法的划分是具有普适意义的。关于公法、私法的划分，我国法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公法与私法是大陆法系国家中普遍适用的一种法律分类，这种分类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不适用的。与此观点相反，有多位学者发现，虽然英美法系国家在理论上没有严格的公法、私法之分，但公法与私法却是这些国家的学者常用的理论分析工具；在美国的法律实务中，虽无公法、私法划分之名，却有公法、私法划分之实。[5]可以说，公法与私法是中外法学者常用的一对法学范畴；公法、私法的划分是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法学分析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中国。
2．应当看到公法、私法的划分对于当下中国是有重要法治意义的。对于公法、私法划分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认识：(1)公法、私法的划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不同的社会关系应当采用不同的调整方法。公法要求国家权力对隶属型社会关系进行积极的干预，即进行管制型调整，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怠于履行该职责，否则即为渎职；私法要求国家权力对平权型社会关系进行消极的放任，即进行放任型调整，国家工作人员不得随意对这类社会关系进行干预，否则即为违法。公法、私法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和行使方式提出的不同要求表明，公法、私法的划分本身内涵着法治的权力制约以及权利保障精神。(2)公法与私法在法治社会的达成方面所承担的功能是不同的。公法与私法都是法治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法治社会本源于两者的共同发达、有效。两者都是为权利而设，就其目的而言，两种法并无优劣之分。若将法治视为一个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的动态过程，则法治的关键在于依法治“官”（权力）而非依法治“民”（权利）。只有当公法有效地约束住权力之后，权力与权利处于平衡状态之时，法治才能实现。可以说，法治社会的达成与公法的发达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公法对于法治的直接意义大于私法。如果说公法学者之“公法优位论”[6]与民法学者之“私法优位（至上）论”[7]都有“争饭碗”之嫌的话，那么法理学者所谓“法治既是一个公法问题，也是一个私法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公法问题”[8]的观点，则堪称持平之论。可以说，强调公法、私法的划分，有利于突出公法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在当下的中国，权力之强与权利之弱，都已臻于极致，而权力的滥用已经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强调公法、私法的划分，可以为我们从制度上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提供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
3.应当明确公法、私法的划分标准是有时代性的。传统的公法、私法划分理论原本有四种—“权力说”（也称为主体说）、“服从说”（也称为实质说）、“强行法说”、“利益说”（也称为目的说）。但是，这四种学说各有其缺陷，不能解释所谓的“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现象。于是就产生了主要融合“权力说”与“服从说”的第五种理论，即“折中说”（也称为综合说）。[9]从其实质来看，“折中说”是一种着眼于法律关系的性质来考察法的属性的理论。
我国学者所持的公法、私法划分标准颇不一致。主流民法学者所持的是“利益说”，即认为公法是权力的授予法、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法，私法是权利保障法、实现和维护私权的法。[10]而有的宪法学者将划分公法、私法的标准表述为：凡调整公共权力之间以及公共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而凡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公共权力为恒定的调整对象之一的法为公法；调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以权利作为调整对象与内容的法为私法。[11]这一表述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当下宪法学界的共识。可见，宪法学者们普遍采用的是“折中说”。当然，宪法学者强调公法的恒定调整对象是公共权力，旨在强调公法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功能。民法学者所持的“利益说”，虽然也能够解释某些法律现象，比如，色情、吸毒、、走私等所谓“无具体受害人”的行为，所反映的原本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将其纳人公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是处于保障公共利益的考虑，但是，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量由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坚持这种划分标准会导致公法与私法被人为地对立起来。站在的立场上看，公法是授予并约束国家权力的法，其目的不应是保障公共利益，而应当将公民权利作为首要的价值。因此，民法学者所持的“利益说”是一种过时的标准；而宪法学者所持的“折中说”，既符合的学术理想，也契合当代法治国家的现实，是一种更具有解释力的标准。
容否认，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我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时代命题。将这一命题与我国宪法学者的主流观点相融合，我们可以对公法、私法做出如下界定：凡调整国家权力之间以及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国家权力为恒定的调整对象，以人权保障为最终目的的法为公法；凡调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以权利作为调整对象、以个人意思自治为原则的法为私法。
关于公法、私法的划分，除了以上三点外，笔者认为还须申明的是：(1)虽然公法、私法划分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但笔者并不赞同“公法、私法异质论”。[12]公法与私法都内涵着“市民社会优于政治国家”、“权利优于权力”等价值追求，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正因为如此，实在法的体系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非各种法的机械叠加。(2)公法、私法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分类法是一种强调同质事物之间的差异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对同一“属”概念之下的若干“种”事物之间的差异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只有同质的事物才有分类研究的必要，所以，认为分类法强调的是“事物的不同性质”[13]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这就意味着，意图找到一种恰当的标准，像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那样把法律划分成公法和私法两个类别注定是徒劳的。属于公法的行政法、刑法都涉及特殊情况下的私人关系（如私人间的相互侵害）；属于私法的民法，也包含着关于国家权力的某些禁止性规定（如禁止对契约自由的干涉）。此其一。其二，国家权力的能动性导致公法、私法界限的动态性。无论公法还是私法，归根结底都是国家权力的产品，国家权力或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会直接变更公法、私法的调整范围。如刑罚，从人类社会早期的私刑逐步转变为国家刑，刑罚由一种私法关系演变为公法关系；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国家权力的态度由前现代社会的积极“进入”，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消极“退却”，从而使婚姻家庭关系一步步脱离国家权力的干预，演变成一种较为纯粹的私法关系；对于色情、吸毒、、走私等所谓“无具体受害人”的行为，国家权力的态度从消极放任转变为积极干涉，又使本来的私法关系转变为公法关系，等等。国家权力的能动性，不仅使得公法、私法的调整范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更，而且使两者发生交叉。福利国家、给付行政时代中所谓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现象即是典型的例证。
三、对“宪法不属于公法”及“宪法具有私法属性”的质疑在我国传统的法学理论中，宪法一直被视为公法。本世纪初，法理学者孙笑侠教授最先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认为，宪法是纲领性的，它既不属于私法，也不属于公法；同时却又承认，宪法不仅包括公法的内容，还包括私法的重大问题。[14]其后，一些有影响的宪法学者对宪法的属性采取了一种猜谜式的表述—“宪法不仅是公法，同时也是私法；或者说宪法既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15]勿庸讳言，对传统观点的这种猜谜式质疑，本身就十分可疑。
（一）对“宪法不属于公法”的质疑“宪法不属于公法”的观点存在着如下可能的质疑:(1)如果“宪法不属于公法”能够成立，那么，宪法在性质上属于什么法？对此，有两种推测：其一，正如上述宪法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宪法作为根本法，既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它与公法、私法共同构成一国实在法的体系。其实，根本法是指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公法、私法是指法的属性，将根本法与公法、私法并列在一起显然是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分类，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其二，宪法属于公法、私法之外的“社会法”（混合法）。截至目前，承认社会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无一认为宪法属于社会法，所以，第二种推测也不成立。(2)宪法中真的不包含公法因素吗？不管是传统的论，还是所谓的“新论”，都把国家权力视为宪法的调整对象。无人能够否认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的关系，乃是宪法关系的重要内容。据此可以断定，宪法必定包含着公法因素。
（二）对“宪法具有私法属性”的质疑对于“宪法不仅是公法，同时也是私法”这一观点，莫纪宏研究员曾著文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将其理由归结为一点，即“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法理上应当涵盖一切社会关系领域”。[16]这一判断与某些宪法学者、民法学者所谓“宪法中也有私法内容”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它们与宪法学界认为基本权利规范具有“第三者效力”的观点，是“宪法具有私法属性”的两个主要论据。对这两个论据的反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解“宪法具有私法属性”的说法。
1．基本权利不同于民事权利，宪法中没有私法内容。有民法学者认为，“正是基于保护民权的目的，运动才发展起来，才产生了宪法；人权本是宪法当中规定的民事权利”，[17]“市民社会制度的核心是保护公民（市民）的基本权利”。[18]宪法学者的代表性观点认为，现代民事权利直接来源于宪法上的自由权。[19]上述说法极易导致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混淆，而宪法中有私法内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混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第一，两种权利的来源不同。基本权利属于人的固有权利，来源于人类生存和人格完善的正当需求，而非宪法的赋予，“权利先于宪法”所指的权利即是基本权利；民事权利属于实在法上的权利，来源于民法的确认，法谚“无法律则无权利”所指的权利即是民事权利。第二，两种权利的性质不同。对于人而言，基本权利具有不可缺乏性、不可取代性和不可转让性。[20]可以说，基本权利是表征人格之完整、独立的整体性权利，无法按“份”来处分。基本权利如果被替代、转让或剥夺、放弃，则人在相关社会关系领域内的主体地位即被取消，人格因而变得不完整；民事权利则是可以按“份”来处分的权利，对人而言是一种可取代、可转让、可放弃的权利。第三，两种权利的享有主体不同。由其来源和性质所决定，基本权利是一个与国家相对应的类概念（或曰群体概念），其享有主体是抽象的人；民事权利所表征的是对具体的“人”（包括法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其享有主体是具体的人。第四，两种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不同。基本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是抽象的国家，具体体现为各类各级国家机关；民事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是与权利主体居于平等地位的、具体的人。第五，两种权利的实现方式不同。基本权利体现为公民对国家作为或不作为的要求，这种请求是无条件的，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也是无条件的。换言之，基本权利的实现是国家的单方义务，体现为国家的单方行为；民事权利作为一种具有实体内容的请求，只能向处于同等地位的义务主体提出，并通过义务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来实现。换言之，民事权利是一种有条件的请求，其实现过程体现为双方法律行为。第六，两种权利的侵权责任不同。一般认为，侵害基本权利所引起的违宪责任既具有政治性，也具有法律性；而侵害民事权利所引起的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基于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上述区别，笔者认为，所谓宪法中有私法内容、宪法是公法与私法的统一体等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2．基本权利规范并不能适用于私人关系。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上，基本权利规范是为国家权力而设，对私人关系并无效力。在德国，一度产生过主张将基本权利规范适用于私人关系的“第三者效力”说。我国个别宪法学者以该学说为理由，认为宪法也有私法属性，[21]故有必要对“第三者效力”说作一剖析。
如果真的有必要将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适用于私人关系，那么私法上必定存在着漏洞。面对私法中出现的漏洞，法官从基本权利规范的价值和精神出发，构建针对个案的“审判规范”，这种方法即法律解释学上的“漏洞补充”或“法律续造”。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权利规范仅仅充当了法官构建审判规范的“主要法源”，对私法关系领域生效的不是基本权利规范，而是法官所造之法—“审判规范”。[22]如果说法官们为了避免僭越立法权之嫌而将自己所造之法的效力换言为基本权利规范的效力，体现了法官的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宪法学者对“第三者效力”说的秉持则是对法官的类推、技巧、政治智慧和他的角色意识。“第三者效力”说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1958年西德路特（luth）案中，该学说得到联邦的采纳。此后，“第三者效力”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也遭遇了尖锐的批判。据我国学者考察，“第三者效力”说在它的原产地德国已经销声匿迹，在其他国家也因为没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产生明显的影响力而渐趋式微。[23]这说明，将基本权利规范适用于私人关系的观点和做法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在我国宪法的控权功能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去讨论宪法在私人之间的效力，会加深入们宪法观念的偏差；如果勉强以此种方式激活宪法，则宪法功能有可能被异化。因此，无论从事实角度考察，还是就价值角度而论，都不宜主张宪法对私人关系的效力。
总之，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不同于民事权利，基本权利规范似乎也不具有“第三者效力”，故“宪法具有私法属性”的判断令人难以置信。
四、应当将宪法视为公法站在立场上，我们可以对宪法内容作如下解读：宪法对国家权力的授予，同时也表明了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宪法对消极权利的宣告，是国家权力的不作为义务；宪法对积极权利的宣告，则是国家权力的作为义务；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权力在纵向上的划分；政权组织形式是国家权力在横向上的划分；基本国策条款是国家权力行使的目标；国家标志条款意味着国家标志非依修宪程序不得被变更，等等。对于宪法中的基本义务究竟应当作何解读，情形较为复杂，需要进行专门的分析。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我国学者关于基本义务条款的观点有以下三种：
1．宪法不应当规定基本义务。有学者从“公民缺少违宪的资格”这一前提出发，认为“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24]但据统计，在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的占61.2％,[25]可见，在宪法文本中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既然如此，宪法学者就不能以“不应该规定”为托辞，拒绝对宪法义务条款的含义进行探究。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精神为指引，对基本义务条款进行“共时解释”。
2．基本义务条款是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在我国传统的宪法学教科书中，流行着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具有统一性、一致性，或曰二者不可分离的观点。[26]按照这种观点，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间存在着相互抵消的关系。对于这一解读存在着如下反证：(1)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的宪法地位不同。在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集中规定公民权利的有55部，占38.7％；集中规定公民义务的为0。[27]从一般意义上可以说，基本权利条款是宪法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基本义务条款则不是。(2)基本义务条款与基本权利条款的数量不对等。除了上述55个国家宪法只规定基本权利、不规定基本义务的情形外，即便是在同时规定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国家的宪法中，基本权利条款的数量也是多于基本义务条款。(3)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的人宪理由不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概念内涵着“（基本）权利先于宪法”、“（基本）权利先于国家权力”等政治学公理，所以，宪法不仅应当保障列举的基本权利，而且应当保障那些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基本义务人宪始于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按照起草者的意图，《人权宣言》中的“义务”的确是为公民而设，但是，世界上的主要法治国家在其实施中，从来都没有推导出公民的基本义务，而只是推导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近些年，我国有多位学者对公民的违宪资格提出质疑，[28]这种质疑意味着，不应当将宪法上客观存在的基本义务解释为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即基本义务不宜视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3．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没有直接关系。林来梵教授认为，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具体情形下的对角关系”。[29]按照这种理解，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构成一对宪法学范畴，基本义务与国家权力构成一对宪法学范畴，而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基本义务条款是宪法对国家权力的某种要求，也可以说是国家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宪法依据。申言之，基本义务条款是国家以立法手段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宪法依据，有基本义务之设而国家放任公民权利的滥用则意味着立法机关的渎职。
以上三种观点中，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观点最为可取。
总之，宪法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理解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即宪法以国家权力为恒定的调整对象，它并不直接涉及私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尽管宪法与其他公法存在着某些区别（见后述），但宪法在属性上仍属于公法。
五、具有公法属性的宪法何以成为根本法有学者担心，如果承认宪法具有公法性质，那么宪法就无法成为私法的立法依据。[30]刘茂林教授用“法律世界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称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但他认为，将宪法归人公法会使宪法的多元价值堕入单一。[31]童之伟教授也认为，将宪法归人公法，会割断宪法与私法的真实联系。[32]笔者认为，宪法的公法属性与其根本法地位并不矛盾；具有公法属性的宪法，不仅可以成为公法的立法依据，而且可以成为私法的立法基础。
（一）宪法作为根本法，归根结底是由其功能和性质决定的根本法，也称为基本法，指“确立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管理原则的组织法，特指宪法，也称为组织法”。[33]我国传统的宪法学教科书认为，宪法之所以是国家的根本法，盖缘于以下原因：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的制定、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严格和复杂；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基本）原则或根本问题。前两点所表述的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结果，将二者视为原因，其实是因果颠倒。至于第三点，虽不无道理，但令人费解：究竟何为根本制度、根本（基本）原则或根本问题？凡写入宪法的，是否都是根本制度、根本（基本）原则或根本问题？对此，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所谓根本制度、根本（基本）原则或根本问题，并非指宪法文本中明文表述出来的那些制度、原则或问题，而是从中抽象出来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制度、原则或问题。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基本）原则或根本问题的，归结为一点，就是权力制约、权利保障。[34]换言之，宪法之所以能够称得上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因为它具有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的功能。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对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做出诠释。笔者十分赞同陈端洪教授借助于“制宪权”概念来说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逻辑思路：制宪权的主体是人民，同时，制宪权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故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来源于制宪权。[35]当然，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说制宪权的主体是人民？为什么说制宪权是一切权力的来源？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人民”（在民）原则之中。除了君主立宪国家、政教合一国家之外，在宪法中确认“人民”原则是成文宪法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宪法是唯一的由制宪机关以“人民”的名义制定（而非立法机关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法律，因此，可以将人民的“”理解为人民的“制宪权”。由此而展开的逻辑是：人民的，即制宪权，是制定宪法的权力，而国家的立法权是宪法授予（并约束）的权力之一；由于制宪权高于立法权，所以，宪法的地位高于普通法律，被尊为根本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是由制宪权的至上性决定的。
（二）宪法具有根本法地位，在于它能够成为公法、私法的立法依据或基础1．宪法与公法的关系。宪法与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其他公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第一，宪法是从总体上授予并约束国家权力，而其他公法则是具体地控制国家的行政权、刑罚权、司法权等；第二，宪法上的违宪责任具有政治性，确定性较低；而其他公法上的违法责任属于法律责任，确定性较高。这些区别使得宪法与其他公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同的地位。
宪法与其他公法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宪法从宏观上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国家权力的行使原则，其他公法不过是具体地落实这些原则而已。可以说，一部宪法，归根结底是对国家权力既不得越权、也不得渎职的要求。从其他公法的视角来看，行政法是授予并约束国家行政权的法；刑法是授予并约束国家刑罚权的法；诉讼法是授予并约束国家司法权的法，等等。同时，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刑事诉讼法上的无罪推定原则、行政法上的行政合法性原则等，都具有强烈的价值属性，只有从宪法学角度才能得到最终的理论说明。鉴于宪法与其他公法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我们可以说，宪法是其他公法的直接的立法依据，甚至可以说宪法是其他公法的实施细则。
2．宪法与私法的关系。将宪法定位为公法，它与私法在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方面会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具有公法属性的宪法能否成为私法的立法基础呢？有学者恰当而明白地指出了宪法与民法（私法）的关系：民法以市民社会为生存领域和规范空间。但是，民法在控制国家权力培育市民社会方面，存在着功能供给不足的缺陷。市民社会的培育需要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宪法对国家权力控制得越严密，市民社会的空间就越宽广，民法规范的空间也就越大。若国家权力脱离了宪法的控制，市民社会难以生存，民法的规范空间也就越小。[36]由于民法（私法）同样是国家权力—立法权的产物，民法（私法）的质量高低同样是宪法对立法权既授予又约束这双重功能的直接反映。因此，私法对宪法存在着依赖关系而非疏离关系。有民法学者谓民法与宪法关系呈现出“径渭分明的二元格局”、“民法典（具有）相对于政治体制的中立性”、“在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中，与宪法的关系问题完全被搁置在一边，未加考虑”[37]云云，其失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宪法与私法的关系又不像宪法与公法的关系那样密切和直接。就宪法与私法的关系而言，私法或许真的不应被视为宪法的实施细则。
3．宪法作用于公法、私法的机制。宪法通过宣告消极的基本权利，以规定国家权力的不作为义务的形式确定私法关系领域的范围；同时，宪法通过宣告积极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以规定国家权力的作为义务的形式确定公法关系的范围。这样，尽管宪法属于公法，但却通过规定国家权力的不作为义务和作为义务来调整公法、私法两个法域。公法、私法调整范围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取决于宪法所宣告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宪法不仅是其他公法的立法依据，而且是私法的立法基础。宪法作用于公法、私法的机制直接体现为宪法对立法权的作用。借用童之伟教授的观点，我们可以将这一机制概括为：立法机关在创制公法时，其对国家权力的设置必须遵循“宪法无授权即是禁止”的原则；在创制私法时，其对个人权利的态度应遵循“宪法未禁止即属可行”的原则。[38]
六、宪法是唯一的根本法宪法是唯一的由制宪机关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法律，这便排除了一个国家有两部或多部根本法的可能性。民法学者试图从法的重要性、常用性出发来论证民法的根本法地位，是对根本法概念的误读。而从“民法的产生早于宪法”这一前提来论证民法的根本法地位，则注定是徒劳的。[39]从一般意义上说，宪法所处的独一无二的根本法地位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体现出来。
1．宪法文本的宣示。在世界上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规定了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的有122部，占85.9％；规定宪法比普通法律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的，有95部，占66.9％。[40]宪法宣告自己是国家的根本法，堪称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方式又分为三种类型：(1)在宪法文本中使用“根本法”、“最高法规”术语。例如，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宣告“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992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64条规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其他法律文件必须符合宪法”；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98条第1款规定“本宪法为国家最高法规，凡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法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之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等等，都是此种方式的典型表现。(2)在宪法名称中使用“根本法”、“基本法”术语。例如，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1936年、1977年《苏联宪法》，以及197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本法）》，都在标题中标明“宪法（根本法）”字样；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标题，也都表明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3)在宪法名称和宪法文本中都不使用“根本法”、“最高法规”、“基本法”术语，而是在文本中宣称宪法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效力。如1974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第206条规定：“共和国宪法和省宪法不得违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和国宪法。一切法律以及社会政治共同体机关的其他条例和一般文件，以及联合劳动组织、其他自治组织和共同体的一般自治文件，必须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一致。”
当然，宪法文本这种自我加冕性质的宣示，仅具有形式意义。尽管如此，这种宣示所表达的是民主潮流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是多数文明国家共有的一种政治姿态。我国依据普通法律修改宪法的现实，是一种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不正常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但作为法律学人，我们不应以“良性违宪”为托辞对此提供辩护。
2．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政治国家既可立法，又可废法，故无论私权本身，还是私法本身，都无法抵御国家权力对私人自治领域的非法侵入。因此，违宪审查制度就成了确保宪法之根本法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制度设置。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最常见的是以下两种方式：(1)在宪法文本中确立违宪审查制度。这种方式以宪法中确立了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为标志。在宪法中确立一个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与单纯地宣告宪法是根本法或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相比，具有更强的实质意义。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有众多的名称，如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宪法称之为“”，法国宪法称之为“宪法委员会”，韩国宪法称之为“宪法裁判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临时宪法称之为“最高法院”，古巴共和国宪法称之为“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等等。当然，宪法文本本身并不能确保违宪审查制度的实效。(2)通过宪法判例确立违宪审查制度。此种类型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因而是富有实效的，以美国最为典型。
七、结语宪法是公法，谓其属性，是相对于私法而言；宪法是根本法，谓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是相对于普通法律而言。将根本法与公法、私法（以及社会法）并列，其实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分类。
宪法既不能“超越”公法、私法的划分（所谓宪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也不能“穿越”公法、私法的划分（所谓宪法既是公法，也是私法）。由其内容和调整方法所决定，宪法具有公法属性；由其功能和性质所决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公法属性的宪法，不仅是公法的立法依据，而且可以充当私法的立法基础，宪法因此而成为国家唯一的根本法。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所谓“宪法易逝，行政法永存”，以及中国个别民法学者所谓“民法根本法论”、“民法帝国主义”等论调，都不过是个别学者偏狭的法学观的反映。
【注释】
[1]参见梁慧星：《物权法草案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梁慧星：《〈物权法〉若干问题》，《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徐国栋：《民法典与民法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
[2]参见刘茂林、石绍斌：《宪法是法律世界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兼对“宪法是公法的质疑”》，《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3]参见夏正林整理：《“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法学》2006年第6期。
[4]参见童之伟：《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5]参见赵明、谢维雁：《公、私法的划分与》，《天府新论》2003年第1期；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孙国华、杨思斌：《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
[6]参见汪习根：《公法法治论—公、私法定位的反思》，《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7]“私法至上论”亦可换言为“民法至上论”，其典型表述是“民法根本法说”、“民法帝国主义”。对于这些论调的介绍与归纳，可参见前注[4]，童之伟文。
[8]夏勇：《法治与公法》，载夏勇主编：《公法》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01页。
[9]参见叶秋华、王云霞主编：《大陆法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2页。
[10]如著名民法学者徐国栋认为：“公法的目的，在于凭借国家权力去获取公益。”徐国栋：《民法典与权力控制》，《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
[11]同前注[6]，汪习根文。
[12]对于“公法、私法异质论”所作的系统概括，可参见前注[4]，童之伟文。
[13]同前注[2]，刘茂林、石绍斌文。
[14]参见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第106页。
[15]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同前注[2]，刘茂林、石绍斌文。
[16]莫纪宏：《宪法学与公法学的关系—从立法政策学看公法学的制度价值》，《江汉大学学报》foug年第1期。
[17]这是孙宪忠研究员的观点，引自前注[3]，夏正林整理文。
[18]同前注[1]，赵万一文。
[19]这是莫纪宏研究员的观点，引自前注[3]，夏正林整理文。
[20]关于基本权利性质的详细论述，参见徐显明：《“基本权利”析》，《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21]同前注[15]，蔡定剑文。
[22]由立法机关创立的法律，对法官来说只是权威性法律资料（法官法源），法官判案直接依据的是法官根据法源和案件事实的互动关系所构建的审判规范。参见陈金钊：《法治与法律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220页、第250页。
[23]参见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第189页。
[24]同前注[15]，蔡定剑文；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5]参见[荷]亨利·范·马尔赛文等：《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26]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肖蔚云等：《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蒋碧昆主编：《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27]同前注[25]。
[28]同前注[15]，蔡定剑文。
[29]参见林来梵：《论宪法义务》，载《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2辑，第167页。
[30]同前注[15]，蔡定剑文。
[31]同前注[2]，刘茂林、石绍斌文。
[32]同前注[4]，童之伟文。
[33]bryana.gamer,black’slawdictionary,westgroup,st.paul,minn.，1999,p.683.
[34]归纳我国宪法学者的主流观点，可以说，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就是宪法的根本制度、根本（基本）原则或根本问题。对此，王广辉教授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宪法是有了人类社会，特别是国家产生之后就实际存在着的。宪法所涉及的根本问题，经历了一个由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然后又进一步扩大到文化领域的演进轨迹（参见王广辉：《宪法为根本法之演进》，《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般啸虎教授反驳了王广辉教授的观点，并对主流观点进行了证成（参见殷啸虎：《宪法的根本法特征问题新探》，《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35]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36]参见谭九生：《宪法控权是民法生存之基石》，《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7]参见薛军：《“民法一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38]同前注[4]，童之伟文。
公共关系的基本属性篇10
以天津市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实例，根据实地调研的数据资料，应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变化。研究表明，入住后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恶化，福利指数由0．777下降到0．513，处于较低水平，消费过程中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缺失是造成福利降低的主要原因。从功能指标看，使用状况、使用成本、服务质量、服务环境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
关键词:
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可行能力理论
保障房于1995年在我国全面起步，计划至2015年末覆盖到全国总人口的20%。随着国家对保障房建设的大力推广，我国保障房社区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低收入群体的购房压力，然而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建及运营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虽然各地明确要求保障房社区建设要同步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但实际上很多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从而引发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一系列福利问题。所以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缺失给被保障对象的消费福利水平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很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笔者基于福利的新视角，尝试测度被保障对象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水平的变化。国内外关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多从供给角度入手，针对现有的供应模式［1－2］和规划机制［3－4］提出政策性的优化［5－6］或调整后的指标体系［7－8］。少有结合配套对象的具体消费需求［9］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成熟的城市一般社区［8－9］，虽然也有学者关于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研究，提出了在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体系构建中要根据供需平衡的理论基础［10］，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为原则［11］，对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特征及满意度进行研究［12］，进一步完善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然而，这些研究很少涉及被保障对象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的福利变化的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测度被保障对象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大小的研究尚属空白。根据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尝试构建被保障对象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天津市保障房社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被保障对象在入住保障房社区前后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及原因。为完善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探索改善被保障对象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状况的途径提供有益的借鉴。
1评价指标体系
1．1组成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的功能性活动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功能和能力为核心概念，由于该理论对可行能力的预测具有非直观性，因而对消费福利的量化常常通过对功能性活动进行评估得到。一般的，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包括很多内容，其中主要以利用效应、价格效应、质量效应为主。侯志远［14］将医疗服务的消费福利效应分为利用效应、价格效应和质量效应。解垩［15］从医疗设施的利用及费用角度对医疗消费的福利效应进行研究。刘君［16］从服务费用角度分析了医疗服务的消费福利效应。许崴［17］指出心理感受在服务消费福利效应中有重要作用。高进云［18］指出环境是居民福利的重要一部分。根据我国保障房社区实际情况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特征，选取使用状况、使用成本、服务质量、服务环境、心理状况5个功能性活动作为评价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1．2组成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的功能性活动的相关指标
1．2．1使用状况侯志远［14］将医疗设施的利用效应分为是否使用、使用时间。解垩［15］从对医疗设施的使用频率解释了利用效应。因为公共服务设施是居民生活所必需的，研究选取使用频率、享用时间作为反映使用状况的基本指标。
1．2．2使用成本缪婧晶［19］将旅游消费成本分为交通成本和消费开支，并将交通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其中显性成本是交通费用，隐形成本指途中的时间和风险。oppenheim［20］指出消费成本包括商品价格和交通成本。侯志远［14］、解垩［15］将医疗设施价格效应定义为花费的费用。戚功生［21］指出农户在使用公共服务过程中需要负担使用费用和获得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额外成本。对于保障房社区而言，其公共服务设施仅能、甚至不能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所以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居民不得不到市中心等地进行消费，在途中风险并不大，但必然会花费额外的费用，这里主要是交通费用。所以研究选取消费费用、交通费用和时间成本作为反映使用成本的基本指标。
1．2．3服务质量Grnroos［22］将服务质量划分为三个方面:有形质量、功能质量和关怀质量，蒋中平［23］用该三部分对旅游服务质量进行研究。具体应用到公共服务设施中，有形质量是指公共服务设施的质量;功能质量是指服务人员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主要是指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能力以及服务效率;而关怀质量则归结为服务人员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关怀，包括居民的个性化需求、需要的便利的服务时间等。此处选取公共服务设施质量;服务人员态度、能力和效率;个性化需求满足程度、服务时间便利性作为反映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质量的基本指标。
1．2．4服务环境史章建［24］将银行服务环境划分为空间、标记、设备、周边条件、顾客形态。借鉴到公共服务设施服务环境，在空间部分采用Brady［25］对服务环境空间所提出的指标，即公共服务设施的整体布局、整洁度、空间大小;设备采用pZB有形性指标，指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匹配度及其现代化程度。Bitner［26］认为周边条件是指公共服务设施的整体消费氛围。张振刚［27］将顾客群态定义为顾客的群体特征，包括服务人员衣着整洁度和其他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满意度。史章建［24］认为标记是指银行设施标志提供的信息准确度，由于所调查居民都已经入住3～5，且公共服务设施是居民日常生活经常接触到的，所以不需要利用标记去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信息，此处不再将标记作为测度指标。研究选取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整洁度、空间规模大小;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匹配度及其现代化程度;公共服务设施的消费氛围;服务人员衣着整洁度和其他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满意度作为反映公共服务设施服务环境的基本指标。
1．2．5心理状况Sen认为快乐是一个人所获得的福利的重要内容。保障房社区居民作为弱势群体，对公共服务设施有较强依赖性及敏感性，这使得对服务人员的信任、使用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归属感及公平性对其心理状况产生很大影响。将居民在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消费过程中的心理状况进行分析，是对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功能性活动的进一步验证和补充。研究选取信任感、归属感及公平性作为反映公共服务设施心理状况的指标。
2实证研究
2．1研究区域与数据说明
2．1．1研究区域2014年起各地将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统称公租房，目前天津保障房类型主要包括限价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三种形式。根据《天津市住房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期内，主城区内三类保障房建筑面积要达到1500万平方米。笔者选取了分别位于红桥区、河东区、东丽区、津南区的民畅园经济适用房、百合阳光限价房、秋悦家园公租房、双港新家园片区为调查区域。对保障房社区居民进行随机调查，发放问卷136份，收回有效问卷为128份。问卷的有效率达到94%。
2．1．2数据说明对于数据的处理，一方面，由于涉及福利评价，同时在调研过程中，中低收入群体对都不能给出或不愿意给出回答或较为准确的回答，而只能给出不同程度的主观评价，例如:好、较好、一般、较差、差或高、较高、一般、较低、低等主观评价，因此更多的为虚拟定性变量。另一方面，为使得测量指标具有可比性，调研采取Likert5级评分法对各指标进行1－5赋值处理。
2．2计算方法
2．2．1设定消费福利模糊集设模糊集X为消费福利状况，则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变化的部分w为X的子集，将第n个居民的消费福利函数表示为w(n)={x，μw(x)}，x∈X，uw(x)是x对w的隶属度，uw(x)∈［0，1］，设1为消费福利绝对好的隶属度，0．5为一般状态，此时消费福利最模糊，0为消费福利绝对差时的取值。
2．2．2设定隶属函数选择适合的隶属度函数是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核心问题之一。在进行选择时，可以依据研究的指标及背景，miceli［28］认为一般可以将指标变量分为虚拟二分变量、连续变量和虚拟定性变量3种类型。
2．2．3计算权重根据实际所得的消费福利的初级指标进行加成计算，得到次级指标隶属度，对应的权重在加总合成过程中是必须的，权重表示各初级指标在次级指标中权属的重要程度，因此，计算权重是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关键。
2．2．4加总指标Cerioli和Zani［29］通过使用下式的加总，利用以上实际计算得到的初级指标隶属度及权重，推导出各功能性指标的隶属度。
2．3结果与分析被保障对象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的各指标评价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被调查区域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指数由入住前的0．777下降为入住后的0．513，下降程度较大。具体而言，各功能性活动隶属度的前后变化比较明显。
2．3．1使用状况对于入住保障房社区的居民，原社区均属于成熟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相对齐全，使用便捷，公共服务设施使用频率和享用时间均较高。而保障房社区大部分位于郊区，“弱配套”问题十分严重，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消费意愿，造成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使用状况水平的下降，所以使用状况总隶属度由入住前的0．827下降为入住后0．467。80%的居民认为入住保障房社区之后，公共服务设施基本满足需求，但大部分超过了设施的服务半径，距离较远，使得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状况大大降低。各小区使用状况各构成指标隶属度下降幅度由小到大依次是:民畅园、双港新家园、百合阳光社区、秋悦家园。这主要是因为民畅园位于红桥区大型社区的重要位置，周边有水木天成社区，其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成熟。双港新家园片区已形成具备完善的配套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相对齐全，基本满足消费需求。百合阳光小区为限价房，居民收入相对较高，但由于周边为新建小区，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秋悦家园靠近外环线，周边小区正在建设当中，其公共服务设施较少，距离市中心较远，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消费频率与享用时间。
2．3．2使用成本保障房社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成本总隶属度由入住前的0．884下降为入住后的0．499，即居民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成本增加。调查中发现，居民普遍反映保障房社区物价水平较原社区略高，相差不大，但居民对物价较为敏感，居民宁愿花费较长的时间去较远的市内获取相对低廉的服务，而交通设施的滞后，大大增加了居民的通勤成本，从而导致了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的增加，即交通时间和交通费用隶属度的降低。各社区使用成本的各构成指标隶属度下降幅度由小到大依次是:民畅园、双港新家园、百合阳光社区、秋悦家园。民畅园公共服务设施较成熟，消费公共服务设施需要的交通时间、交通费用较少。双港新家园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基本能够满足要求，各指标隶属度的降低主要是由获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设施造成的。而百合阳光和秋悦家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缺失，居民需要到较远地方获得服务，造成交通时间和交通费用大大超过原社区。而百合阳光年轻人居多，而秋悦家园以老年人为主，相比较而言，年轻人比老年人的去较远地方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效率高，所以百合阳光各指标隶属度率略高于秋悦家园。
2．3．3服务质量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本身质量偏低，后期运营过程中没有进行及时的维护，加大了设施的毁坏速度和程度。服务人员的服务效率、服务能力均低于原社区，服务态度则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调研发现，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普遍具有单体规模较小、类别单调、功能单一的特点，难以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个性化服务和便利的服务时间更是难以保障。所以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质量总隶属度由入住前的0．771下降为入住后的0．522。在服务质量各构成指标中，民畅园社区各指标隶属度下降了10%左右，下降最少，其他社区各隶属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对于民畅园社区，入住前后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质量基本保持平衡。而其他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无论从硬件质量还是软件质量上均与原社区有较大差别，其中以双港新家园下降程度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双港新家园距离市区较远，可利用的基本是社区内的公共服务设施。而对于百合阳光和秋悦家园，市内高质量公共服务设施可以作为补充，虽然在服务质量整体评价上仍然很低，但还是略高于以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主的双港新家园。
2．3．4服务环境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环境总隶属度由之前的0．833下降为0．565。虽然保障房社区及其保障对象比较特殊，但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仍按城市一般社区配置标准进行，没有考虑居民的实际需求，造成“重商业设施轻文化、社区服务设施”的布局不合理现象。有的设施用房空置、挪作他用，与本应提供的服务不匹配。居民在调研中普遍反映服务环境“脏、乱、差”，对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普遍较低。但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规模基本能满足要求，设施现代化程度及服务人员衣着整洁度与原社区也没有太大差别。在服务环境各构成指标中，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模、服务人员衣着整洁度指标没有太大变化;其他指标各社区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百合阳光有一定的智能设备，如快递自取机、门禁卡等，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现代化指标有所上升，其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与一般社区没有差别。
2．3．5心理状况居民入住保障房社区后，公共服务设施消费便利性的降低、消费成本的上升、服务质量及服务环境的降低，进一步影响了居民的心理状况。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心理状况总隶属度由入住前的0．756降低为入住后的0．544，具体表现为消费过程中信任感、归属感及公平性的降低。在心理状况各构成指标中，由于对服务人员的信任感主要是服务质量的感知产生的，所以其隶属度的改变与服务质量的改变情况相一致，即民畅园信任感隶属度下降最少，其他社区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就归属感和公平性而言，由于秋悦家园社区是公租房，居民住房的归属感及公平性和设施数量、质量、服务等都影响到公共服务设施消费过程中的归属感和公平性。所以其归属感和公平性隶属度下降幅度最大，其他社区降低幅度相对较低。
3结论及讨论
3．1结论(1)从保障房社区入住前后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状况隶属度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水平在入住保障性社区后的下降程度较为严重。由入住前0．777下降为入住后的0．513，其中，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情况是影响消费福利下降的重要因素。(2)从功能性活动指标来看，入住保障房社区后组成居民福利的各功能活动隶属度有不同的降低，不仅需要保证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运营体系，而且从能力的角度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从而从根本上全面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水平。
3．2讨论本研究虽然经过了通过较为严谨的理论论证和实证检验取得了若干的研究结论，但是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研究仍然存在不足。通过对不足之处的分析整理，期望为后续的研究起到借鉴作用。(1)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的完善，文章的指标体系的覆盖范围比较全面，但消费福利的指标可能出现偏差，指标量化处理存在不足等问题。(2)以天津市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典型案例进行调研，仅能代表天津市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的变化。但尚未其他省份、地区的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福利变化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论缺乏普适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徐清海．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模式的选择和理念的创新［J］．特区经济，2006，06:126－127．
［2］赵广君，吴光伟．上海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规划—以上海新江湾城规划管理为例［J］．城市规划汇刊，2004，05:59－64．
［3］周岚，叶斌，徐明尧．探索住区公共设施配套规划新思路—《南京城市新建地区配套公共设施规划指引》介绍［J］．城市规划，2006，04:33－37．
［4］陈伟东，张大维．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与规划实施研究［J］．人文地理，2007，05:29－33．
［5］李王鸣，杨泽霖．浙江基础性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J］．山西建筑，2008，34(11):25－26．
［6］谢静．居住社区公共设施布局的原则［J］．山西建筑，2007，33(5):7－8．
［7］赵民，林华．居住区公共服务设备配建指标体系研究［J］．城市规划，2002，26(12):72－75．
［8］张大维，陈伟东，李雪萍，等．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与实施单元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06(3):99－105．
［9］唐子来．居住小区服务设施的需求型态:趋势推断和实证检验［J］．城市规划，1999，23(5):32－36．
［10］武田艳，何芳．保障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以上海市宝山“四高”小区为例［J］．生态经济，2011，(9):59－62．
［11］袁奇峰，马晓亚．保障性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以广州市为［J］．城市规划，2012，(2):24－30．
［12］何芳，李晓丽．保障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特征及满意度因子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四高小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0，(4):83－90．
［13］阿玛蒂亚•森著，任赜译．以自由看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4］侯志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福利效应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15］解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福利效应分析:微观数据的证据［J］．人口与发展，2008，(5):84－91．
［16］刘君，何梦乔．价格规制下医疗市场竞争的福利效应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0，(12):1693－1696．
［17］许崴．试论服务业发展的社会福利效应［J］．岭南学刊，2013，(1):86－89．
［18］高进云，乔荣锋．征地对农民福利影响的讨论—基于湖北省的实证分析［J］．广东土地科学，2010，9(5):31－36．
［19］缪婧晶，王劲松．交通成本，消费者选择与旅游目的地发展［J］．思想战线，2003，29(2):42－44．
［20］oppenheiman．Questionnairedesign，interviewingandattitudemeasurement［m］．Bloomsburypublishing，1992．
［21］戚功生，林万龙．农户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使用中的成本负担:基于中西部三县调研材料的分析［J］．农村经济，2012，(8):7－11．
［22］Gr?nroosC．Servicemanagementandmarketing:manag-ingthemomentsintruthinServiceCompetition，Lexing-ton，ma:LexingtonBooks，1984．
［23］蒋中平．服务质量，消费情感对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3．
［24］史章建．银行服务环境维度测量及其对满意度的影响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25］Brady，mK．Cronin，JJ．Somenewthoughtsonconcep-tualizingperceivedservicequality:ahierarchicalapproach［J］，Journalofmarketing，2001，65(6):34－49．
［26］BitnermJ．Servicescapes:theimpactofphysicalsur-roundingsoncustomersandemployees［J］．theJournalofmarketing，1992，56(2):57－71．
［27］张振刚，肖田野．论无形服务的有形展示［J］．商业研究，2006，(9):208－212．
［28］miceliD．measuringpovertyusingfuzzysets［m］．nat-sem，UniversityofCanberra，1998．
［29］Ceriolia，ZaniS．afuzzyapproachtothemeasurementofpoverty［m］．Springer－VerlagBerlinHeidelberg，1990:272－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