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2:39:24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历程；创新；分析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正式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改革的主要政策方针表现出对市场的关注。1981年，随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明确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导向，使得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从事经济活动逐渐深入人们思想，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虽然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但是已经显示出逐步向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1987年，十三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直到1992年十四大时，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

1.第一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第一阶段，大概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的时间。在这个阶段中，我国逐渐认识到传统计划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束缚等方面的弊端，逐步认识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时，我国也在不断地对市场机制进行着大胆的尝试和实践：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良好的调动；在企业中引入市场机制，梳理了政府、企业以及职工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入市场机制，借由市场机制对部分市场产品进行调节，改善了完全靠行政手段进行市场调节的手段；在收入分配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利用先富起来的人带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在这个阶段，我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这个阶段的基本原则就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比较受到局限的。

2.第二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9年十三届五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致力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个阶段我国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不断加深，开始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方向是要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认识到实行计划经济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是不矛盾的，初步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时这个阶段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明了我国所处阶段的基本性质，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3.第三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从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致力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作出开始，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这个阶段首先是结束了长期市场经济体制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市场经济。

4.第四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第四阶段，是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时间。这个阶段是在新世纪新新经济形势下，确立了科学发展的新境界，强调以人为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社会经济信用体系。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外经济理论中从未出现过的概念，是迄今为止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等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都不认为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会存在。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私有制是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基础，而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搞市场经济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后，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转向通过市场实现配置，同时对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即通过“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种机制有机结合，完成市场资源配置，促进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达成，避免了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能够改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平均主义带来的弊端，提高生产效率和整体经济效益。此外，建立统一完整的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效的市场体制，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封锁，开展自由和平等的市场竞争，将本国经济发展置身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考虑全球经济背景，增强全球市场经济资源配置。

四、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措施

首先，建立科学的用人管理机制，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本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物质本身，任何经济体制的建立，都是以为人的服务而存在的，因此，人本观念应该是经济学以及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观念，与经济相关的任何形式都应该以人的需要、人的本性作为出发点。

其次，转变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切实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求则是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指明了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竞争经济体制，还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经济体制，而要落实科学发展的经济，则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以相应的机制作为保障，比如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等各个配套体系的转变与改革。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2

关于经济法的国家观的问题,虽有学者作过探讨,但关于经济法国家观的概念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述。[1]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国家观主要是指经济法如何从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来观察国家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考察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运作的过程,考察国家权力在市场运行中的边界,以及国家权力在市场运行中的消涨变化过程,即人们常说的国家(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也正是经济法理论大都围绕着国家权力在市场中的界限,或曰以国家权力在市场中的运作为中心来阐述的原因所在。[2]

就经济法国家观的核心问题而言,它所讨论的是一个辩证的二元主题:经济法如何规范、控制国家权力;国家如何恰当的通过经济法来干预和调控经济生活。前者讨论的是法律如何适当控制权力,后者言说的是法律如何维护权力。这一主题不仅贯穿着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是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法的国家观是一个具体而相对的问题,是一种应对一个国家现实问题的策略和方法。经济法的国家观是具体的,是和一个国家现实经济生活的运作状况紧密相关的。因此,只有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实际,才可能真正把握我国经济法国家观的精神和实质,构建我们自己的经济法理论和制度,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规范,有效地干预和调整经济生活,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唯域外的经济法理论、学说、制度是瞻。应当说,我国经济法的国家观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一种中国特殊语境下的观念和思路。本文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入手,考察我国经济法国家观的流变脉络,从中国经济法制的历史和现实着眼,来把握中国经济法国家观的生存历史和现实语境,其目的在于深入地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法国家观的走向和趋势,更好地从宏观层面把握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这一重大课题。

二、历史的考察:中国近代以前经济法的国家观

据有关典籍记载,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产生国家之日起,经济法制的活动就开始了。中国的赋税制度起源于夏。据《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至西周,经济法制进一步发展,有土地法、赋役法、商税法、酒法等。春秋时期,鲁国著名的“初税亩”制度对土地和赋税制度的转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各国还制定盐法、矿冶法等来管理盐铁的产销。[3]

秦朝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模式,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其经济法规涉及土地、赋役、商税、市场贸易管理、农业生产管理、手工业、仓库管理、自然环境保护、畜牧、酒业、钱币、金融财政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秦的经济法律规定散见于《田律》、《徭律》、《戌律》、《傅律》、《厩律》、《牛羊课》、《仓律》、《律》、《效律》、《内史杂律》、《布金律》、《关市律》等一系列法律文献之中。汉朝经济法制进一步发展。初期采取修养生息的经济法律政策,贯彻重农抑商,后又将铁和盐实行国家专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参与。[4]唐在集历代经济法律之大成的基础上,对赋役法进行改革,颁布租庸调法。中期后又采用杨炎的“两税法”。唐律还对商品价格、规格以及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的制裁作出了明确的规定。[5]后经宋元两朝,至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已达到相当强的程度。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制度即是对历代赋役制度做出的重大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一步步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开始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转型。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清末政府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如《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票据法》、《海船法草案》、《矿务章程》、《奖励商勋章程》等。该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订,不仅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也促进了经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也颁布众多保护民族工商业和振兴实业的法律法规。至南京民国政府,在继续援用北洋政府等有关经济法律的同时,还制定了《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公司法》、《交易所法》、《破产法》、《土地法》、《专利法》、《银行法》、《邮政法》、《森林法》、《川法》、《水利法》、《商业登记法》等。[6]应当说,南京民国政府大量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还是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的。

由上述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历朝历代都是非常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整的。如自秦朝以后,国家就开始了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通过严密的户籍制度,国家权力直接深入到个人,[7]直接控制甚至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削弱甚至消除民间的经济权利。这一模式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有所改观。

在中国历代王朝大行经济统制的同时,其在春秋战国乃至以后,也曾出现有自由放任和国家统制的两种对立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两种思想都反映了当时不同的经济法的国家观。如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主张自由放任,法家的商鞅则主张国家统制;西汉初期,董仲书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管理,桑弘羊则主张中央集中调控、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这些在当时的经济法中均有所体现[8]。统观历代经济法国家观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大抵新王朝建立初期,其经济法的国家观是相对宽松的,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比较宽缓的,且大多采取积极措施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恢复经济;但至王朝晚期,由于政治腐败,其经济法的国家观不仅表现为国家权力的过分膨胀,而且表现出国家财政过度的向民间掠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法的国家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国家的兴衰。

三、演进与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法的国家观

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曲折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这一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法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法的法律性文件。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的主要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原则、方针和政策的法律性文件主要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关于深化企业改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关于市场主体的法律主要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等;关于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证券法》、《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专利法》、《商标法》、《票据法》等;关于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计划法》、《预算法》、《统计法》、《个人所得税法》、《农业法》、《森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价格法》、《会计法》、《审计法》、《对外贸易法》等。从上述我国经济立法的进程来看,我国经济立法的范围越来越广,经济法几乎涉及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9]就经济法的国家观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法的国家观,就精神层面讲,延续了晚清以来社会历史文化大转型时期国家观精神,逐步规范、控制和引导国家权力,培育民间市场的力量,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互促,即经济法对国家权力实行逐步的控制和引导,国家通过经济法更好行使权力,干预和调控市场,培育市场机制,以实现国家和市场的良性互动。

以新近修订颁布的《公司法》为例,该法的修改,从精神上讲,即是遵循放松国家管制、尊重公司自治、尊重股东、相信市场机制的原则,遵循从倚重国家管制向尊重市场规制过渡的原则。这一变化说明了国家权力在控制市场主体方面的减弱。《公司法》的修订颁布体现了中国经济法国家观的二元时代主题:经济法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经济法对国家权力的维护。在这一复杂的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利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主要趋势是:国家权力的逐步退出市场和民间市场力量的渐次兴起,否则将无法实现社会和国家的互动,无法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和效率。国家需要强化的是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协调国民经济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强化行政管理的能力。因此,中国经济法的国家观应着眼于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国家对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国家对市场安全的保障。

四、一页历史胜过一卷逻辑:中国历史发展视野中经济法国家观的思考

从以上我国经济法的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经济法的国家观不仅与国家的兴衰、与最高统治者的意愿紧密相关,而且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和管理的力量的强弱变化而变化,随着经济法的发展而发展。新中国经历了国家高度统治经济生活的时代,出现了所谓的命令经济和运动经济,其时国家权力渗透到每个个体,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高度控制,全国几乎变成了一个大农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法的国家观在逐步减弱,国家逐步减弱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逐步扩大了市场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此同时,国家对市场监管的力度却在加大,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在加强,法治的力量在不断壮大。

同行政法、民法、商法、宪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国家观相比,经济法的国家观体现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整体和全局性的调控、管理和干预,体现的主要是国家和市场宏观层面的关系,表达了国家对市场规律、经济规律的认同和理解。

历史的考察还告诉我们:尽管当时并没有经济法的国家观这一概念,但经济法的国家观是自国家产生以来就客观存在的。经济法的国家观不仅贯穿了经济法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对经济法的概念、体系、框架、原则、宗旨,乃至目的、作用和价值等都具有核心和关键意义。因为,经济法概念的展开是以经济法的国家观为平台的;经济法的体系构建是以经济法的国家观为基础和原则的;经济法的国家观更体现出经济法的宗旨和目的。几乎可以肯定的说,有何种经济法的国家观就有何种经济法的宗旨,经济法的国家观和经济法的宗旨、目的是相一致的,而且决定着经济法的最终价值取向。

不仅如此,考察经济法的国家观还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不仅经济法的国家观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律、经济法律部门也是客观存在的。当今中国经济法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法律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的。今天的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理论研究,是完全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法律中汲取营养的。

应当指出的是,经济法的国家观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其利弊的评判是非常复杂的。经济生活的纷繁复杂和不确定性,人的理性局限和不足,国家能力的限度和国家力量邪恶属性的一面,都使得经济法的国家观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正因为国家本质有恶的一面,强化经济法的国家观,就必须考虑如何控制国家权力泛滥;而市场(尤其像发育不完善的我国市场),又有其混乱无序、缺乏诚信、欺诈横行的一面,弱化经济法的国家观,又必须考虑到市场局限的一面。所以,对该类问题的回答,离开我国经济法历史发展的语境和现实社会经济生活,是难以找到答案的。所谓一页历史胜过一卷逻辑,要理解中国经济法的国家观和精神,就必须研究中国经济法的历史。

五、我国经济法国家观的现实路径:寻求公平的基点

中国当代经济法的国家观,就其基本框架而言,就是要确立公平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规则,确立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考虑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的地位,确立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平。具体而言:起点公平、资源分配的公平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每个公民都享有和其他人一样最广泛的权利和机会;机会公平,就是要打破国家权力对诸多领域的垄断和控制,使得每个公民都有追求自身幸福和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规则公平,主要是指市场竞争的规则和制度公平,对市场诚信的提倡,对市场欺诈的惩罚。规则公平确立的是一个诚实信用的市场,一个市场信用发达的市场。规则公平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不正当干预,尊重当事人的自治,尊重市场自身潜在的未阐明的客观规则。[10]不仅如此,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对国家过分垄断的反垄断。就我国当前而言,由于国家垄断和控制的资源过多,而对掌握这些资源的人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致使国家垄断的资源不仅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而且往往被少部分人侵吞和独占。如果通过公平的制度规则体系进行配置,发挥市场的作用,则不仅能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而且能够确立一个公平的路径依赖[11]和制度框架,为我国社会转型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平制度环境,并发挥导向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3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30年的深入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它的根本特征和基本经验是什么?答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主线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布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认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飞跃。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和具体任务。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布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支配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非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核心和要害，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要害。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非凡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四大以来中心的许多重要文献对这一问题有更明确的论述。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重要的经验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本质区别。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画龙点睛”，点明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和特色。

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要求

经过3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这一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其主要特点有:

1、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中国逐步确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方面，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产权清楚、权责明确、政企分开、治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既要充分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充分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结合，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5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主线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布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认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飞跃。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和具体任务。XX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布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支配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要求

2、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的基础作用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国家不仅是宏观调节的主体，也是公有制的主体、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主体，是推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看，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3、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相结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包括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依法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建设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第三，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第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贯穿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全过程。

4、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开放与改革、开放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但我们还应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另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注重维护国家和经济安全，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要害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同时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已经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色和根本优越性，它将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成熟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方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明显不同的道路: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还在于它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双轨过渡，增量先行，在保留计划协调的前提下，通过在新增资源中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比重的办法来稳步向市场经济过渡。

——整体协调，重点突破，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分部门、分企业、分地区各个突破，由点到面，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

——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先试验后推广，并根据实践需要不断调整目标与思路。

目标决定方法，方法内生于目标，不能脱离开改革的性质和目标来抽象讨论改革的方式。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采取了渐进式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非凡性质决定的: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基础的，改革的目标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赋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的活力，经济改革的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改革的方式和过程必然具有暖和渐进的特点。

2、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且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的市场化与工业化、体制模式的转型与发展模式的转型是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形式，它的具体含义和实现形式并不是先验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上，把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完善仍需一个较长过程。

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方式和方法的差别，而是改革的目标和性质的差别，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改革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6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殖民战争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造成这些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市场的狭小远远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扩大市场，有两种办法，一是向深度发展，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市场容量不断增大；二是向广度发展，即将“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注：《列宁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45页。）这“新的领土”就是非资本主义环境。于是，进行资本输出，向海外移民，就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外扩张已不可能，只能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机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战后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和资本输出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维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注：房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恶化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甄炳禧：《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枯》[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本来是为维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而服务的，但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操纵这些组织，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西方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和干预别国内政的机器，甚至联合国也不能幸免。正如布热津斯基说的：“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在政治上影响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决策，宣扬“人权高于”干涉他国内政，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

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长期与之分庭抗礼的对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还会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扩张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注：［埃及］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所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抵制西方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主义，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稳定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推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所以它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求得发展，都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能绕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又是各个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世界历史”概念本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不断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通过向外扩张，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相继卷入到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中来。

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并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不再可能是狭小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而是日益被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进而以实例来论证了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历史；这种走向是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的变革，不仅取决于本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还取决于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国家内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受世界历史的制约；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对外扩张，扩大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消除了狭隘的“民族历史”和经济民族化、地域化状态，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加入到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进程中来，从世界历史整体的角度看，是符合区域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93页。）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就是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就为人类的相互交往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看待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作用的，从这一点看，人类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地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任何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走向世界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也就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文明并一度被欧洲各国奉为学习典范的中华民族，即使在17、18世纪还出现了100多年“康乾盛世”的满清帝国，为什么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就迅速衰落了呢？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了。其实在此时，正是欧洲乃至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形成并日渐明显、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之时，但当时的中国却走着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相左的道路，对内固守传统，反对变革；对外则闭关锁国、反对开放，盲目排外，最终失去了与世界交流、走向世界历史的大好机会，也失去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机遇。

所以，从经济全球化形成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民族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不断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这一进程，尽管经济全球化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但毕竟已经成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走向现代化，就不能背离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能失去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供的机会，要主动地、审慎地、不失原则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

三、经济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曲折过渡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客观趋势，它的发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作为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创和主导的、至今众多国家都要参与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种矛盾和冲突除了表现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各种派生矛盾扩散到世界各地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地区化的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制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并大力推行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政治霸权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及价值观，欲使经济全球化变为“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同时全球性的加强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以及国家带来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迷失方向。因此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都强烈。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间就会出现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同时，地区化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区域性经济集团。但还是以北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地区化，对他们而言，地区化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在这一区域内的各种利益，并依靠地区化从外部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还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也要借地区化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由于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所以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在制定协议和政策、采取行动时就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排他性，它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民族化”，难免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其他地区化之间产生冲突。

第二，国际性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全球化的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全球性问题的扩散，全球性问题包括很多方面，如人口、资源、环境和贫富差距等，但更重要的是，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和平问题是政治问题，即东西问题，主要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即南北问题，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造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贫困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富鸿沟和“数字鸿沟”即信息技术差距在不断加大。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跨国犯罪也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总之，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两极分化、环境退化、资源匮乏、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注定了全球化不会是一路赞歌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要求超越国家与国家作用加强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经济的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和投资跨国化为基础的、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金、技术、劳务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追求的是垄断利润，其经济决策要求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都会对民族国家传统的经济管理和控制功能构成严重挑战，从而逐渐销蚀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的中心，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交融正无一例外地在销蚀掉每个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和地区机构及其规则的限制。……国家权力的被迫缩小令人十分担忧，这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弱小国家尤其如此。”（注：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全球化——风险与前景》[n]，参见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000年6月7日。）但是，另一方面，单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往往势单力薄，很难化解风险，加上经济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要求各国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加强对本国经济的宏观干预和国际调节的力度，这就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冲突。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扩散与反全球化的冲突。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7

关键词：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4）-04-0016-01

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他们极为重视对、俄国、印度、中国等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历史和发展道路的研究，希望通过对东方社会特殊性质、结构和发展道路的深入解剖，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唯物史观。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发展了以往对东方社会的认识，认为俄国等落后国家有可能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大峡谷”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借鉴其优秀成果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提出

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1877年写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里，初步萌发了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能性的想法，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驳斥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思想的歪曲。随后在1881年，马克思在写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大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采取明确而肯定的态度。马克思认为，在欧洲的所有国度中，只有俄国还残存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式的农村公社，“因此，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性成果”。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结合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进行了创新与发展。1894年1月，恩格斯根据俄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特征，撰写了《论俄国社会问题跋》等系列文章，强调指出：“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困难和斗争”。

二、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质

“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罗马史，主要用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质主要有：

第一，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特指资本主义在最初发展的那一段苦难历程，即通过“圈地运动”、“贩卖黑奴”、“鸦片交易”、殖民侵略等野蛮方式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第二，马克思所强调的“跨越”，只能是“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其生产力。

第三，要注意跨越的条件性，即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和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

第四，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质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多样化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只有西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国家的一条道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俄国、中国可以利用本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率先在政治上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建立无处阶级革命，然后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的苦难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三、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指导意义

在新形势下，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峡谷”的思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像我国这样在经济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该以党的十八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我国经济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马克思所提出的跨越思想，是将东方社会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马克思是将其放置在世界历史环境中来研究的，马克思认为公社能够成为共产主义生长的萌芽点，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和世界市场紧密相连，唯有如此方能吸收借鉴西方发达生产力，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发展，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需融入世界、走向全球。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力度，充分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自身的调整和完善。

（三）对资本主义必须采取“扬弃”态度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相互合作、竞争、斗争的形势下，如何对待资本主义，这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只有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扬弃的态度，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及各种文明成果大胆吸收，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应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方式，管理方法”。

（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说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面临的国情不同，他们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也就不同。当前，我们要建设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非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因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性之外，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它还具有反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鲜明特征，即：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上，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的长处。

总之，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最为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设想内容本身，而在于设想所体现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和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正确运用这些原则和方法，对深化我国阶段性特征认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8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9

――祁斌

《伟大的博弈》或许可以为正在现代化道路上匆匆前行的中国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在过去的200多年中，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成功地超越了欧洲列强，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华尔街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无疑是这段历史风云向世人昭示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在近几十年里，全球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方兴未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这些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华尔街的发现和推动。因此，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讲，华尔街的历史是一个永远研究不尽的题目，而对于正在发展和转型中的中国，它更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朴素而深刻的理论基础。而资本市场的出现，将这一概念大大深化和拓展了，从此，人们不再是只能在有形的市场交换商品，他们也可以在资本市场这个无形的平台上投资和交易，而现代企业则从资本市场上汲取他们发展所需要的营养，逐渐壮大和成熟。借助这个市场，人类社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有重大的影响。

1995年，我从科学领域转到经济领域，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开始理解到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1997年，我来到纽约，开始在华尔街工作，逐步感受到资本市场这个触角遍及全球各地的金融枢纽是在怎样永不停息地推动着世界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希望找到一本关于华尔街历史的书，以期对美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纽约大学的梅建平教授向我推荐《伟大的博弈》，我读后觉得这是一本文风比较朴实，同时很有内涵的书。它没有堆砌枯燥的历史事实和数据，相反，它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让我们在轻松的阅读中，浏览了数百年的历史画卷，而掩卷深思，又能悟出一些哲理。在我们面临建设一个新兴资本市场所必然遇到的那些困惑时，这些历史背景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毕竟，历史是最深刻和最有教益的。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