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的发展篇1
论文关键词：富国，富民，发展目标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理想的治国目标，那就是“民富国强”。这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苦苦追求，在经济思想领域体现为丰富多彩、众说纷纭的富国思想和富民思想。
一、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的演变
（一）富国思想的演变
“富国”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富国”是指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而狭义的“富国”是指“富国库”，保证国家机器及统治集团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即“富君或富上”。
墨子首先提出富国思想，指出：“今者王公大人之为政于国家者毕业论文怎么写，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则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墨子?尚贤上》）战国争雄时期，法家讨论富国问题最多，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认为：“治国者，其抟（专）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商君书?壹言》）“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商君书?农战》）“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毕业论文怎么写，国富者强。”（《商君书?农战》），希望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期刊网。
西汉时期，富国思想进一步发展，被更多地在狭义范围内使用，这突出地反映在桑弘羊的富国思想上。他修正和发展了先秦的富国思想，提出了“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的否定农业是唯一富国之道的新观点，把商业看成致富的真正本源，并在富国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西汉之后持富国主张的历代朝野人士主要是从财政角度对富国进行谈论的，如北宋李觏，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富国策》）再如王安石认为“以义理财”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临川先生文集?与马运判书》）从上可见，富国思想既有其正确的理论内涵毕业论文怎么写，又有其历史原因所导致的现实扭曲性，也就是说，虽然不少古代思想家已认识到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但财政搜刮的结果每每使富国成为富民的对立物。[1]
（二）富民思想的演变
“富民”的含义也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富民”是指使百姓普遍富裕，也称为“富下”，而狭义的“富民”则是指增加个人或私家财富，即“富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富民”一般是广义的“富民”。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重视富民的重要性。孔子的学生端木赐问孔子如何为政治国，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论语?颜回》）从孔子的回答中，他将“足食”放于为政治国的三大基本纲领之首，而“足食”的本质就是富民。后又提出了“先富而后教”的治国思想，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富民的重视。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通过“富民”才能“养君子”。
法家的另一大系统东国法家与秦晋法家截然相反毕业论文怎么写，强调富民的重要性。由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编定的东国法家著作《管子》一书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期刊网。……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荀子。荀子总结和批判了前人的富国富民思想，融儒家和法家在富国富民问题上的积极主张为一体，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富国”主张。他对“富国”下的定义是“兼足天下”或“上下俱富”，即同时包括“足君”或“上富”，又包括“足民”或“下富”。[2]但又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篇》），从中可以看出，荀子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富民倾向。
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陆贾面对汉初经济凋敝的情况毕业论文怎么写，主张“损上而归之于下”（《新语?辨惑》），认为先民富才能国富。另一代表人物淮南王刘安提出“安民足用”论，反复论述民富对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指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淮南子?诠言训》）“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淮南子?主术训》）贾谊提出“富安天下”的口号，认为欲安民必先富民，“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贾谊集?论积贮疏》）东汉王符认为治国应“以富民为本”（《潜夫论?务本》）。
西晋傅玄指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傅子?安民》）。明初方孝孺也认为：“天下何患乎无财毕业论文怎么写，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逊志斋集?送陈达庄序》）。清代著名思想家唐甄继承了中国古代“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富而后国治”的思想，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潜书?存言》）。
二、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的分析
（一）富国思想的分析
富国思想的利益主体是指求富对象，也就是为谁求富、使谁致富。中国传统的富国思想中“国”分为两种：一个是指整个国家，另一个是指国家政权及统治集团。在先秦时期，诸子几乎都是主张使整个国家富起来的。但到了西汉时期，桑弘羊等人在“使国家政权及统治集团富起来”层面上提出富国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实施。在此后相当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内，这一层面的富国思想占据着支配地位期刊网。
思想是抽象的，需要通过不同的实现途径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有效的，富国思想也不列外。为了证明自己的富国思想是正确的，富国思想主张者提出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这些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也是富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毕业论文怎么写，可归结为以下几种：
1、生财节用。墨子提出“其生财密，其用之节”（《墨子?七患》）的富国公式以及“强从事”的富国办法。明代最有作为的首辅张居正提出“治国之道，节用为先”（《张太岳集?请停止内工疏》）的论断。
2、发展农业。商君学派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富”（《商君书?壹言篇》），而富国只有发展农业生产一途，“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商君书?农战》）韩非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率”（《韩非子?五蠹》）。
3、发展工商业。桑弘羊认为：“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盐铁论?力耕》），主张以“末”或以商富国，办法有二：一是进行对外贸易，赚取外国财富；二是国家政权直接经营商业，获得商业利润。北宋庆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将山海之货看作富国的两大源泉之一，在他的诗中指出：“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毕业论文怎么写，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四民诗?商》）他的支持者欧阳修同样也把工商业同农业一样看成富国的源泉。
4、增加人口。墨子提出的另一个富国办法就是增殖人口，消除各种“寡人之道”。由于当时秦国人地比例失调，再加上农战的需要，商君学派提出了“徕民”主张，并控制人口内在比例。
5、轻重之术。张方平提出“以轻重之术致国用”论，将国家看作经营性组织，认为财政收入不足的原因在于政府不懂轻重之术，导致社会经济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利源不同。
6、无为期刊网。司马迁以道家的无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提出“善因”论，反对封建政权干预和控制国民经济。
（二）富民思想的分析
像富国思想中的“国”一样，中国传统的富民思想中的“民”也有歧义，虽然指人民，但“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毕业论文怎么写，有着不同的摘要组成部分，可归结为以下几种：
1、强本节用。东国法家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民的基础，指出“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牧民》）荀子在他具有富民倾向的富国论中指出富国的途径是强本节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本”这个概念原先是专指农业，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进步思想家如清朝的黄宗羲认为农工商都是本，都要积极发展。
2、轻徭薄赋。东国法家同时还认为轻徭薄赋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陆贾“损上而归之于下”的主张，也就是轻徭薄赋。刘安认为要做到“安民足用”，除了重农外，统治者还要崇俭和轻徭薄赋。
3、无为。唐甄将听民自利看作富民的根本途径，“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富民》）
4、保护私人财产。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认为人有了自己的固定私人财产，就有进行生产致富的恒心。清朝的王夫之也提出与孟子“恒产恒心”论基本思想相同的“恒畴”论。
三、富国思想和富民思想的内在联系
从富国思想的演变和富国思想的分析中毕业论文怎么写，可以看出富国思想由“富整个国家”思想逐渐转变为“富统治阶级”思想，也就是由国本位转变为官本位。而富民思想的内涵也在历史长河中发生变化，由“富百姓”思想转变为“富私人”思想，即由民本位转变为私本位。那么中国传统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是富国思想还是富民思想占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富国富民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富国思想，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一直存在着深厚的整体主义传统。分析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法、道三家思想，可以看出，以孔孟为首的早期儒家虽然提出了富民思想，强调“民”的重要性，但也不忽视“国”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开始宣扬通过“三纲五常”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并与自然达到“天人合一”。法家更加强调国家集权，一切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主期刊网。道家认为：“吾在天地之间毕业论文怎么写，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在道家看来，只有整体，而个体微不足道。
赵靖先生指出：“在传统经济思想看来，求富，必须把富国放在首位。因为，富国不仅有最普遍的品格，还有最基础的品格。国是整体，国富对全国各有关方面均有利。富国意味着全国的生产总量、财富总量的增长，这将是改善各方面经济的基础。”[3]其实，“富国为先”与“先把蛋糕做大”的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富国思想占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富民”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所主张的“富国”取其广义概念，是指使整个国家富起来，这既包括“富国库”，又包括“富民”，即“上下俱富”。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应是：以富国为主、富民为辅，两者相统一的“国、民俱富”。
参考文献
[1]钟祥财.论中国古代的富国富民思想[J].社会科学，1995，（1）：63-67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四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古代经济的发展篇2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古代经济的发展篇3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拙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得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isao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塞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相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了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食识，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入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古代经济的发展篇4
站在新的起点上，内蒙古未来的发展备受各界关注。2013年3月7日，人民大会堂内蒙古厅内，镁光灯频频闪动，来自海内外60多家媒体的80余名记者汇集在这里，旁听内蒙古区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君在审议时指出，要找准发展定位，明确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把党的十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落到实处，努力把内蒙古建设得更加繁荣富裕、和谐美好。
着力建设“五个基地”、“两个屏障”、“一个桥头堡”
内蒙古幅员辽阔，区位重要，资源优势突出，产业特点鲜明，近5年来综合经济实力飞速提升。全区生产总值从2007年的6423.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万亿元，增加近万亿元，年均增长15.1%。人均生产总值由3300美元提高到10189美元，进入全国前列；地方财政总收入由835.5亿元增加到2497.3亿元，增长2倍，年均增长24.5%。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水平进入全国前列；固定资产投资由4405亿元增加到1.3万亿元，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24.1%。五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6万亿元，占自治区成立以来投资总量的72%。
新的起点上如何实现新的跨越？去年年底刚刚到内蒙古履新的王君没有贸然作答。这位在山西有着“民生省长”之称的新当家人，通过调研、座谈和调阅材料等多个途径，对内蒙古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
王君认为，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源地，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大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中央高度重视内蒙古的工作，十分关心内蒙古人民，对内蒙古改革发展稳定寄予了殷切期望。当前，新的历史起点上，内蒙古的发展定位，既要充分体现中央对内蒙古发展的新要求，又要统筹考虑内蒙古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优势。
在这一理论决策的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又对内蒙古的发展定位进行了充分研究，科学确定要加快建设“五个基地”，巩固和发展“两个屏障”，打造“一个桥头堡和沿边经济带”。
“五个基地”即：一是要充分发挥内蒙古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高水平火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全力抓好能源外送通道建设，把内蒙古建成保障首都、服务华北、面向全国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二是要立足煤炭资源优势，不断完善现有示范技术装备，大力推进国家示范工程产业化，把内蒙古建成全国重要的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三是要大力发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风电设备、化工机械等现代装备制造业以及云计算、电子制造、生物制药和林沙草产业，把内蒙古建成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和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型产业基地。四是要依托良好的农牧业资源，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提高乳、肉、绒、粮油等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把内蒙古建成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五是要加强对草原、森林、沙漠、地质奇观等重点旅游景区的保护和开发，把内蒙古建成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
“两个屏障”即：一是坚持“美丽与发展双赢”理念，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二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扎实做好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把内蒙古建成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一个桥头堡和沿边经济带”即：大力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积极推进中俄蒙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国际通道、对外窗口及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近年来，内蒙古发展势头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从发展主体看，从2000年到2011年这十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多数超过或接近50%，非公有制经济发育还不够充分。
王君强调，当前和今后时期，内蒙古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发展、富民强区的战略任务来抓，放宽市场准入、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要进一步挖掘民营经济的潜力，释放民营经济的能量，加快形成各类企业竞相发展的格局，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他建议：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下决心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障碍，凡是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都要对民营企业开放，尤其是公路、铁路、市政以及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要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二是进一步强化政策扶持，全面落实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并从各地实际出发，研究制定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清理各种歧视性规定，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三是把软环境建设作为硬任务，加强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好融资、人才、技术等实际问题，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吸引各类企业来投资兴业。
全力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今后五年，是内蒙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牧业现代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加强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奋力开创内蒙古自治区科学发展、富民强区新局面，为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具体到实践，王君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蒙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好“七项重点工作”。一是发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协调拉动作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构建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四是抓好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发展保障能力；五是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六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发展的活力动力；七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内蒙古介绍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2.3%，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名列第三位。东南西与8省区毗邻，北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国境线长4200公里。
内蒙古蓝图
今后五年，将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牧业现代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加强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开创科学发展、富民强区新局面。
古代经济的发展篇5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直接构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
（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
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
（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构建起所谓宏观经济学框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把西方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境界。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中，把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资源配置问题，仅把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作为外生给定的条件存而不论，从而背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理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把经济系统分割成企业和家庭（后来还包括政府），建立起展开理论体系的基础模型，却由此回避了对企业产生原因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在使经济学的体系更为宏大、理论框架更为完整的同时，却无法避免使原本统一的经济学被生硬地分割成两部分的缺憾，并有导致宏观经济学缺失微观基础之虞。新古典经济学在广泛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研究范式，并以数理模型将经济学推向精致化、精巧化的同时，却大大地分散了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关注，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挑战，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新的整合。它试图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新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创制出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如前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阐明了这样的原理，即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分工、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当交易成本很高，专业化经济很低时，自给自足可能是最有效的生产方式。随着交易成本之下降，可从自给自足进展到部份分工与局部贸易；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就会使分工进一步扩大，贸易也从局部贸易发展到全国贸易以至国际贸易。在这过程中，就会产生企业，出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富裕程度就会不断提高，这就是一国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进程与轨迹。另外，随着人们在业务中的学习，还会有内生的经济成长。由此可见，降低交易成本对一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硬成本”或“有形成本”；二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法治水平，废止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降低经济社会的“软成本”或“无形成本”。也就是说，政府是决定无形成本的主要因素，政府的运行成本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正比，政府的运作效率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反比。对于正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中国来说，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社会无形成本，更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实质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比总量、质量，也要比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赶超。所以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多次强调“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宏观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当然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最直接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政府服务效率的竞争。在加入wto的条件下，国与国的竞争最终会反映在一国“无形成本”的高低，反映在一国政府效率的高低。由此可以说，政府应当成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宏观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维持一个较低的国际交易成本，是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迎接挑战的重要任务，是转型时期我国政府的首要职责。当然，政府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应当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不但在调节给定生产单位和消费者之后的资源配置与产品分配方面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调节人们选择商品、专业、职业，或企业规模、组织方式等方面，市场同样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决策、企业决策和政府决策的基础都真正转移到市场运行机制上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5）纪 昀，从新古典到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00。
古代经济的发展篇6
当代中国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专业课，但是当代大学生对这两门专业课的认知程度不足，不能够从正确的角度认识两者的关系。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联系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二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是两者理论的基础，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笔者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持有正确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要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从质上进行分析，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又区别于重商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最早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威廉•配第曾说：“还不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威廉•配第没有区别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没有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仅仅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是他没有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特征，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还认为商品价值有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共同决定和调节的，现在的学者将这个理论称为“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大为•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形成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写到：“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时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使得以后的理论带有非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部分也有不科学的部分。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的来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为代表的，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支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另一个支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由英国马歇尔和凯恩斯，美国萨缪尔森和斯蒂里茨发展的经济学，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棵大树，引用：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比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树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同的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扬弃。
三、西方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一样，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理论的，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理论的。均衡价格论的本质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了亚当•斯密“收入决定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是由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理论有机组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无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使得它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理论来源都是一样的。
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树立正确认知
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观看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其次，大学生要从感性和理性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认识，大学要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课，课下要积极地查阅相关的资料。再次，大学生对两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起来，从实践中再获得认识。最后，大学生要能力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归与实践，要与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苏）弗•谢•阿法纳西耶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古代经济的发展篇7
关键词：考古学；地质学；李济；丁文江；安特生
中图分类号：K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240-02
中国人自己开始科学考古发掘的标志是1926年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1}的奠基人及早期科学考古的实践人，开创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范例，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2}李济走向考古学之路既是个人兴趣的偶然，也是时代潮流的选择。李济去哈佛攻读人类学之前在《自撰简历》{3}的结束语中已经表明了想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来研究中国人及中国人历史的志向。传统教育使得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较深的理解，哈佛人类学的培训使得他对西方科学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深刻领悟到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必要性。其中考古学课程的学习使得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接受过西方科学考古学的学人，这些正是他走上考古学之路的学识背景。随着回国后的三次田野考古活动他逐渐从一位人类学家转型到考古学家。
1923年李济哈佛人类学博士毕业，回国应聘去了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当时的人类学在中国是新鲜事，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向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4}南开大学任教的经历是他学术思想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其中的原由与地质学是分不开的，地质学及地质学家的影响是李济今后学术路向转型的重要因素。李济在《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学科的影响》一文中，就谈及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中国传统学人只视书本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开始接受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带来了一套科学的工作及研究方法。这门科学代表了现代的真正的科学精神。{5}
那时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田野调查及发掘的方法都来源于地质学的掘地层。在中国，地质学是最早传入并兴盛起来的现代学科之一，西方科学思想随着地质学的传入而逐渐为国人所知。由于政府对矿产的需求，大力发展矿业并积极聘用地质人才，因此当时京津一带地区聚集了众多国内外的地质学学者。那正是李济投身学术界的初期，对于地质学来说，他算是个门外汉，但很幸运地认识了若干地质学界的朋友，与当时提倡中国地质学的几位大师，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翁文灏等都有认识，订了学问上的交情。也认识了一批外国学者，如安特生、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等，他们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仅是在地质学上有建树，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人类学等也有影响，而且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些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李济的学术前辈，在学术研究、田野工作方法、科学理念上都给予了他影响。
在南开大学的两年是李济投身学术的初期，也是他最后一次学术转型的酝酿期。除了中国近代学术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另有三个人直接影响了他今后的学术路向。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是对李济影响最深的一位学者。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工作态度、精神方面，李济都十分钦佩这位前辈大哥。初次见面两人就建立了友好情谊，那时刚好丁文江的兴趣也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两人很谈得来。他恢宏的见解不仅使李济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在研究工作上更给予了坚定的鼓励和支持。相识不久就热情得把李济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且介绍入了科学社。对于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来说，在学术圈能广结良师益友对其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回国第二年，李济去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了科学社的经费资助。丁文江不但在人类学研究工作上给予了帮助，他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劝导李济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使其懂得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性。
民国十四年春天前后，发现了两件决定李济今后工作方向的事：一是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约请加入他们在北平的田野考古工作队。另一是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并邀请李济任教人类学。这两件事的发生间隔比较近，对李济来说都有着决定其今后走向考古之路的影响。与弗利尔的合作得缘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古物收购的美国人毕士博。1923年8月，河南新郑发现一双墓道大墓，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Bishop）主动请求为当地政府发掘。同时北京的古物学家也云集现场，都希望有所收获。丁文江闻知此事，凑了二百银元经费鼓励李济赶赴新郑考察。但他晚去了一步，大墓被随意的破坏殆尽，只拾得一些人骨。{6}此次经历虽未在考古学上获得多少意义，但在收集、研究新郑人骨的过程中认识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他们是在协和医科学校研究新郑出土人骨时认识的，并在交往中建立了了解。李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头衔以及在南开的教学工作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身份和职业的特性使他对李济有了特别的关注并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参加他们在北平的考古工作队。李济在犹豫中经过丁文江的分析和鼓励之后，从此走上了和外国考古机构的合作之路。这是李济真正走向考古的第一步，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许多帮助尤其是在经济上比别人占得了先天的优势。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由于合作不当，得不到足够经费支持而难以有所做作为。虽然是中国成立的最早的考古专门机构，但不得不因此而错失发展、壮大中国考古学的良机。{7}毕士博虽然不是个地道的考古学家但他直接促使李济转向考古事业。在今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李济正是借着毕士博的帮助完成了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这也是李济能成功转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两件决定李济一生的事件，都是在丁文江的帮助和力荐下完成的。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使李济很是踌躇，请教了丁文江两个问题：一、是否应该放弃教书的职业去作专门的研究工作。二、如何与外国人合作。{8}分析这两疑问至少可以推断出三个问题：第一，李济尽管早有志向，但还没有规划好自己今后的学术路向。第二，对于专业从事考古把握性不是很大，也与他钟情的人类学研究有所不一，取舍不定。第三，虽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与外国人开展国际间的学术合作还是第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丁江文的回答解决了他心理上的问题，鼓励他做研究更为重要。在与外国人的合作方面，丁文江有着丰富的经验，深知东西文化和人生观的不同，劝告李济要“直道而行”，追求真理，这也是他一生都追求奉行的。李济得到前辈大哥的指点，肯定了自己的选择，与佛利尔艺术馆订立条约展开合作。至此，李济在思想和学术方向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另一件事，重回清华园，任教于国学院。当时二十九岁的李济应聘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启超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他希望清华能开现代考古、人类学的课程。{9}他与清华的渊源甚深，且被邀请入国学院任导师，所以有他的推荐，李济很顺利就入了清华国学院。入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年，李济结伴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并写有《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一文，发现了几处古代遗存，其中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彩陶，由此明确了发掘之地。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下了一记重笔。这次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使李济成为首位主持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中国人。同时也创建了现代考古学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他在西阴村的成功发掘使他真正从人类学转战到考古学。
在论及李济的考古学之路时，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瑞典人安特生。他是地质学博士，被北洋政府聘请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和其他早期来中国的地质学家一样，他也具有很广的知识和兴趣。在中国除了发现不少矿藏之外，还调查过华北一带的古生物，同时还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他是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龙骨而引起北京人的发现的学者。对中国北方一带的史前彩陶文化有一系列的发现，最为著名的是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有着古老的史前文化。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国内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感到振奋人心，同时又为这些考古发现都是由外国学者发现而感到惭愧。李济的感受也是如此，而且作为学人类学的他来说，后一种的感受更为强烈，由此刺激了他，想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证明祖国的文明。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已经表明了安特生在中国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得他想探究中国史前与文明时期的概况，正是在这样的好奇之下促发了西阴村的发掘。{10}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河。李济说:“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1}安特生更多的是在学术上为李济树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安毕竟给中国人展示了一系列当时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培养了一队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员。而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对有着国家主义意识的学人的一种激励。清华的支持，弗利尔的资金，地质调查所的帮助――袁复礼，使得李济顺利完成西阴村发掘，这次的发掘是中国人首次自己主持发掘的科学考古活动，有着开创性的建设。也使得李济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第一人的位置。也正是这些才使得李济顺利入主了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史语所，在史语所的领导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了中国考古学学科诞生的标志。
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时代需求及西方科学考古学知识的传播促使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考古学，李济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初入学术圈。其早年的中国传统教育与其后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育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考古学。其后，李济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启迪下接过了考古学发展的大旗，促使中国的考古学真正走上了科学的正轨的道路。李济也由此从人类学转向了考古学之路，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基础。
注释：
{1}中国近代考古学，李济在《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一文中，用的是“现代考古学”并介绍了其科学性、注重田野工作的特点，但两者其实一致.
{2}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52.
{3}{4}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27.年，第一章第27页.
{5}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6.
{6}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1.
{7}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8}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7.
{9}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6.
古代经济的发展篇8
关键词:古镇旅游;体验经济;产品开发
一、引言
古镇以其闲适的文化、恬淡的生活态度和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正成为人们主要的旅游目的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古镇旅游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的不仅是物质结果,而是一种伴随旅游产品带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或感受。目前,中国古镇旅游产品开发设计较多停留在观光层面,缺乏深度旅游产品,满足不了旅游者的深层次需求,因此古镇旅游产品迫切需要转型和提升。
二、文献回顾
1.体验经济时代来临。体验经济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经济形态,美国学者约瑟夫·派恩和詹姆士·吉尔摩在其合着的《体验经济》一书中,最早对体验经济做出全面分析。他们认为所谓体验经济,就是以商品为道具,以服务为舞台,通过满足人们的体验而产生的经济形态。它的提出展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孕育着消费方式及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适应体验经济的快慢将成为企业竞争胜负的关键(张承耀,2005)。胡红梅(2007)认为,目前体验经济在经济发达国家是备受关注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旅游业作为最适合“体验经济”的生产和消费工具,其产品也趋向体验化发展,人们对旅游消费过程及其结果的体验都非常重视(刘又堂,2005),旅游消费本质表现为旅游者追求旅游体验,带来旅游消费动机、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出游方式等方面的变化(王云良,2007)。目前体验式旅游市场尚不成熟,但旅游者、旅游活动以及旅游开发都表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章尚正,钱晓慧2008),以观光为主流的旅游产品正逐渐让位于新、奇、特的感同身受的参与性体验。
2.古镇旅游的体验化趋势。国内学者关于古镇旅游的相关研究较多,涉及面也较广,主要包括古镇旅游产品开发策略、营销策略、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对策等。邻近大中城市或着名景区的古镇具备了旅游开发的资源、区位条件,在开发时既要研究旅游者心理,又要提高旅游地本身的吸引力,要针对不同需求的旅游者设计出不同的旅游产品(王雪梅,2004)。
蔡家成(2006)认为,古镇旅游的形式和内容应多种多样,向文化性和体验性趋势发展;古镇旅游的类型存在梯层结构,在时序上呈现由低到高、由浅到深的发展趋势,以文化为主要内涵的体验旅游是古镇旅游的最高层次;要努力实现体验旅游的最高层次,根据不同的旅游者提供不同的体验旅游项目。何丽芳(2006)也谈到要深度体验文化,从建筑、环境、文化、民俗四个方面,阐述古镇旅游不能仅停留在最早、最浅表层层次,而是需要崇尚文化、关注游客参与的体验元素加入其中。同时,旅游者获得的体验质量越高,旅游企业从中得到的经济效益也会随之增加(钱飞霞,2007)。
三、古镇旅游类型
1.以水乡特色为主。此类古镇的典型代表为江浙一带的水乡古镇如乌镇、南浔、同里等,大自然和历史共同造就了江南水乡古镇。这些古镇处于太湖流域的江南平原,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江南古镇建筑的亲水性,临水空间别有情趣;湖泊纵横为耕种渔桑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人口集聚,从而孕育了繁荣的古镇文化。古语有云:“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镇之所以有魅力,关键是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江南古镇的灵魂。
2.以古建筑群为主。如果说江南古镇是小家碧玉,则此类古镇是邻家大哥,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宽容,以古建筑群为主要特色,以安徽宏村、西递、福建泰宁最为典型。皖南古镇背依黄山余脉,周围群山环抱,峰峦叠翠,为一个风光秀美的盆地,完好保存着最有特色的明清古民居群,在中国明清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有着高超的建筑艺术、浓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方特色;福建泰宁保存着完好的古建筑群,以明代民居建筑真品和尚书第建筑群声名远扬。
3.以历史文化为主。此类古镇以山西张壁、广西兴安、广东石湾镇为典型,除了优美秀丽的古镇风光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最主要的特点是古镇依靠人工活动而赋予更多文化和历史底蕴,资源更注重历史性,当地遗址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如张壁是中国现存的保存完好的一座融军事、生产、居住、宗教为一体的古代“袖珍”城堡,古镇不大却集中包容了夏商古文化遗址、隋唐古文化地道、金代墓葬等许多文物古迹。石湾镇陶瓷文化源远流长,被称为“南国陶都”,河宕贝丘遗址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4.以民族风情为主。此类古镇与上述类型的最大差别在于文化中融入民俗,以民族风情为主,兼顾秀丽的自然风景,以内蒙古室韦为代表。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周边邻里不同民族的相互交往和融汇,导致了悠久的室韦文化,是蒙古族发祥地,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如今的室韦还保存着古代蒙古族生活生存风貌,寻根、祭拜、观光、考察给古镇旅游又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四、古镇旅游开发策略
1.古镇旅游产品开发现状。目前古镇旅游产品种类多样,开发日新月异,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旅游产品仍以资源型为主,简单模仿其他地区,导致雷同缺乏特色,如江南水乡古镇的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同时古镇旅游产品开发缺乏完整规划的指导,开发粗放、经营粗放,竞争方式还处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在开发上缺乏深层次的文化性和体验性,现有许多旅游产品多为初级观光型,不能满足顾客需求,未把旅游经济理解为体验经济。
2.古镇旅游产品开发策略。古镇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转换思路,提倡产品策划、个性化服务,重视对体验旅游活动的开发。根据上文古镇旅游的类型和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古镇旅游产品可设计成观光、休闲度假、修学、科考、养生等多种形式。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旅游者,应开发多种选择,以下几例可供参考。
(1)节事体验游。节事的举办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有视觉、味觉、嗅觉、听觉等全方位的参与或体验,古镇旅游产品开发可采用这一方式,如南浔有驰名中外的楫里湖丝,明清时代大批丝商的出现,可举办体现丝商文化的节庆,学习前辈们的经商之道,在商品经济的今天儒商的理念仍具有借鉴意义。(2)美食养生游。古镇以闲适恬淡的生活为主,其饮食也以健康、养生、原生态为特色,游客可以品尝家常菜,并融入到制作过程中,如江南一带有吃年糕,清明团,端午粽等习俗,参与其制作过程,别有一番乐趣,体验古镇人民的生活生产场景,感受纯朴的水乡文化,将观光、休闲、娱乐、餐馆、体验等结合融为一体。(3)文化展示游。各古镇根据自身文化遗存特色开辟古文化展示区,通过实物或其他方式展示古镇的历史、人文、民俗等,引导旅游者进行古镇历史文化、风情民俗鉴赏,让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扩大视野,增长知识。如石湾的陶瓷文化等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出来。(4)探幽访古游。在古街古巷中进行探幽访古,感受传统简单的饮食起居,品味古镇的沧桑岁月,感悟人生,发思古探幽之情。如江南水乡古镇可采用这一游览方式,让游客自主地漫步在古街上,感受当年古镇上曾发生过或惊心动魄的事迹,或闲适恬淡的生活气息。(5)民俗风情游。品尝当地风味饮食,参与节庆、庙会、祭祖等民俗活动,或深入当地居民中间,体会民俗风情。具有浓郁俄罗斯风情的古镇室韦,可举办相关节日,让旅游者品尝风味菜,欣赏当地独特的建筑风格,体会少数民族的民俗特色。(6)艺术逍遥游。古镇所处环境大多山清水秀,古建筑与山光水色结合在一起,自然与人文交相融合,构成一幅幅优美静寂的图画,可以此为基础,组织开展绘画、摄影等艺术活动。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的宏村古镇则应充分发挥其艺术特色,注入体验元素,吸引爱好艺术的游客和艺术家们前来旅游。(7)轻松度假游。清静的环境,优美的风光,淳朴的民风,对长期居住在都市里的人来说,确是轻松度假、调整身心的好去处,选择有特色的民居客栈住上三五天,在古镇古朴的环境氛围之中或玩,或闭目养神,或在周围散步、登山,使之达到放松心情、舒缓精神的目的。
总之,古老的建筑,古朴的环境、丰富的文化遗存、闲适恬淡的生活状态等,是古镇进行旅游开发的资源条件。有关旅游部门应利用古镇旅游资源,开发出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采取适宜的体验旅游方式,充分展示古镇旅游资源的魅力,让旅游者更好地对古镇进行欣赏、理解和品味,融入到古镇的文化中去,达到满意的旅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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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的发展篇9
“内蒙古发展模式”不是理论家凭空创造的，而是基于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努力奋斗创造了内蒙古发展模式。“内蒙古发展模式”是对独具特色的内蒙古成功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它包括具有内蒙古发展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生态发展模式等。经济发展模式是基础，也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对象。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连续6年全国第一，举世瞩目，对内蒙古的宣传报道显著增加，内蒙古草原文化加速扩散，内蒙古大草原成为国内外旅游者梦寐以求、趋之若鹜的地方，内蒙古成为世界各地关注的投资热土，“内蒙古现象”成为区内外媒体记者追逐报道的热点，“内蒙古经济模式”成为国家和地方理论家研究的对象。
二、“内蒙古发展模式”的特征
在此，我们主要探讨经济发展模式。
(一)经济增长战略优先
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相一致，内蒙古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从政府到企业，从干部到群众非常重视经济发展，采取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包括招商引资，项目推动，干部考核，实行经济建设的政绩观等等。
经济增长速度快。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连续6年在全国名列第一，内蒙古的地区生产总值6000多亿元，在全国升到第16位，财政收入1000多亿元，上升到第17位，人均生产总值进入全国第十位。由于人口不多，多项人均指标在西部甚至全国名列前茅，内蒙古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
(二)资源型经济特征明显
内蒙古是发展中的民族自治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众所周知的资源大区，资源转换是主要途径，资源型产业是地区主导的产业经济，通过资源开发转化利用，内蒙古发展创造了奇迹，真正扬眉吐气了。同时许多资源型行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因此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任务非常重。
(三)外部依赖型经济
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也是华北东北发达地区的边缘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兰州等中心城市的蓬勃发展对内蒙古相邻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强大而有力的带动。投资依赖型经济显著，政府投资导向，市场和外来投资、民间投资在增加，经济自主增长机制作用增强。
三、“内蒙古模式”产生的原因
内蒙古奇迹就发生在这个过去生态环境条件较差，发展封闭落后的民族地区。30年的改革开放是内蒙古模式产生的重要原因。经济规模小，基数低，增长快，影响大成为“内蒙古现象”和“内蒙古模式”产生的必然结果。内蒙古发展模式形成的动因是内蒙古发展的优势条件和动力。
(一)基本条件较好
地缘交通条件。面积辽阔，占全国面积的1/8，是3个日本，5个英国的面积；地跨三北，北连俄罗斯蒙古，南靠8省区，是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的经济后院，是国家向北开放的前沿；交通方式齐全、方便、现代，公里建设成绩大，正在建设九纵三横十二出口，铁路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也有不少改善。看地图，内蒙古自治区像一匹骏马，正在腾飞。
资源开发条件。土地、能源、建材、原材料、矿业、农牧林业、药材等非常丰富，有62种储量居全国前10位，28种名列前3位，5种居全国首位。丰富的资源储备以及多年来围绕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建设的基础，使得内蒙古能矿资源日趋凸显，加快发展能矿资源为基础的多重加工转换，形成优势产业恰逢历史上的最好机遇，而且开发条件比新疆、甘肃、青海等西部边远地区的相对较好，发达地区工业化对内蒙古丰富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市场拉动，内蒙古资源大区的建设又成为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当然还有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精神文明，社会风气良好。地广人稀条件，政策环境宽松，后发优势等一系列有利条件也是形成“内蒙古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二)基本动力较强
1、内蒙古有正确的发展战略，思路和政策。内蒙古具有赶超思想，后进变先进，内蒙古制定了走进全国前列的蓝图。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思路，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实施资源转换战略、开放驱动战略、科教兴区战略、名牌推进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尤其是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制定了现实可行的发展政策，各个地方发展政绩与干部考核挂钩。正确的战略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内蒙古区域经济的发展。
2、改革开放是“内蒙古发展模式”的动力。
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革命，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环境，成为解放生产力、促进内蒙古发展的重要动力。内蒙古以改革总揽全局，在竞争性领域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促进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改革发展步伐，成为优化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外开放。北开南联的条件好，加快口岸建设与边贸经济发展，实施向北开放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大范围整合资源和要素，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发展中、蒙、俄区域合作经济，参与国内外产业分工和竞争，使内蒙古成为中国向北开放的战略前沿。不仅促进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全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成为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内蒙古发展呈现典型二元结构特征，二元结构转换是内蒙古发展的大趋势，是形成内蒙古模式的重要原因，即现代化、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成为内蒙古发展的强大动力。“鄂尔多斯模式”就是区域二元结构转化的产物。鄂尔多斯人把本地的资源优势与呼和浩特、包头的大城市科教文化优势相结合而创造的发展模式。因此，二元结构是矛盾更是潜力，是弊端也是机会。
现代化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企业的现代化水平。
工业化是农牧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农牧业产业化经济。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集中转移，逆城市化，城市人口资源向农村的扩散。
四、“内蒙古发展模式”的挑战与出路
“内蒙古模式”是内蒙古人民过去创造的辉煌，是国内外理论家和决策者对内蒙古发展成就的肯定和赞誉，但是内蒙古人绝不能在表扬和吹捧声中忘乎所以，高枕无忧。在当前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应该理性分析内蒙古传统发展模式的不足，思考内蒙古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应对措施。
第一，根据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改善民生，让社会主义公共政策的阳光照耀农村牧区和弱势群体，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从战略、投资和机制上重视经济发展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事业的协调。要坚持发展速度与质量的统一，促进内蒙古发展结构的改善与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二，依据国家和地方垄断势力强大，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和民营业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应该高度重视市场和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发育与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要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重视民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内蒙古整体市场经济竞争实力和政府监管能力。在财政金融经济环境发展危机四伏情况下，尤其要加强社会经济危机预警机制、防治机制和监管机制的研究和建设，特别是注重发挥人大、政协、派，工会，行业协会和各类媒体的监督制约作用。
第三，针对经济粗放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不适应，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问题，应该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大区和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建立资源和环境补偿和社会节约的经济机制，提高北方生态屏障和地区生产生活环境的保障能力。尤其是草原地区，更应从制度、政策、规划、管理上注意资源开发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其实内蒙古已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鄂尔多斯模式”生态经济模式是用产业化把富起来与绿起来结合，呼伦贝尔的生态经济模式是美丽加富饶。
古代经济的发展篇10
关键词：我国古代农本思想
“民之大事在农”，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被誉为农业大国是名副其实的，不管是在享誉世界的汉唐盛世，还是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发展农业经济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立国之根本，富强之要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源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农业文明为儒家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是所有文明生存及发展的前提，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几千年来被举世瞩目的中国儒家文化，是依靠古老的中国农耕文化发展起来的，因此，儒家思想中的重农思想是十分浓厚的。
一、古代传说中凸显出强烈的重农思想
在古代许多美丽的传说中都凸显出强烈的重农思想，比如，关于炎帝神农氏传说中讲到，在远古人们的食物是飞禽走兽，在神农时代到来时，神农部落的首领，结合当时的天时地利，发明了最原始的农业，帮助当时的人们使用农具耕种，发展农业生产，神农氏为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被尊为三皇之一；再如，“后稷稼穑”的传说中，后稷是教会百姓种庄稼的神仙，自幼喜欢栽麻种豆，耕田稼穑，由于他教会了百姓耕种，使得周代的先民改变了游牧式的生活，过上了定居耕作的日子，因为后稷具很好的种田技术，老百姓都向他请教，尧帝听说后，就推选后稷为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后稷对农业社会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再看，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成为浓墨重彩内容，在治水取得成功后，大禹还帮助老百姓恢复农业生产，种植水稻及五谷杂粮，后来被尊称为灶神，所有这些传说无不蕴含了重农思想，体现了农本思想在我国经济思想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二、原始崇拜中体现出我国的重农传统
中国自远古时代的先民开始，就对土地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崇拜，他们认为土地具有无穷的力量，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承载，人们对土地生出了一种敬畏，比如，土地之神在人们的眼里是不可冒犯的伟大神灵，他可以保佑人们五谷丰登，也可以制造各种灾难来惩罚亵渎他的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土地之神似乎一直屹立在人们的心目之中，对此，在中国的古书中留下了大量的记载，比如，《礼记.郊特性》中说：“地载万物，天垂象。取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由此折射出了那时的礼重视的是“尊天亲地”的观念，从诸如此类的大量的典籍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土地的原始的崇拜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农耕思想历史悠久。
三、古代典籍中所体现的以农为本思想
纵观浩烟如海的古代典籍，无不呈现出突出的农本思想，比如儒家经典中的《礼.王制》、《管子》等都有专门的章节强调农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写到：“居一岁，种之以谷……千畦薹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此文中所说的道理是即使没有秩禄、爵邑的人也能与千户侯相比，只要结合实际搞好农业经济就可以了。
四、统治阶级对于农业地位非常重视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儒家思想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的治国理念，而儒家的文明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的，儒家认为国要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为天下百姓提供了基本生活资料的是农桑，农桑可谓民生和国家的根本，在老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教化才能得以顺利开展。由此可以看出，儒家认为对老百姓实施道德教育的基础是安居乐业的生活。因此，几千来所有的统治者对农业在国家经济的地位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对于发展农业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比如，汉文帝时贾谊的“积储”发展理论，唐太宗时《贞观政要.务农》理论、元世祖忽必烈颁布的《农桑辑要》等，都凸显了统治阶级在汲取了儒家思想的同时，以此为指导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重农主义的思想也逐步发展起来。中国古代社会对农业如此重视的具体原因又有哪些呢？在此对此做如下几方面的探究。
1.我国古代具备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农作物的生长与气候、土壤、水等自然资源密不可分，因我国早在原始时代就因自然条件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作物种植模式，粟适合在黄河流域中种植，而稻则适合在长江流域种植，因为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给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它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摇篮。
2.古代人口的增长促进了统治阶级的重农思想，民以食为天，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靠农业生产来提供必需的生存资料，不发展农业就难以养活百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不断增长的人口推动了农业文明的发展，统治者没有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识，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国力。
3.儒家思想中的重农抑商原则，在我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原则是受统治阶级赞同的，它主张的是以农为本，为了使国家的经济政策更利于发展农业，要通过多种方式抑制工商业，在这样的政策保护下，我国古代农业经济一直保持不断发展。古代统治阶级赞同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原因是，首先，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使国家政权行使过程中的财富需求得到了满足，因为只有农民辛苦劳作，才能时国库积累更多的余粮，才能使国家的税源得到保证，国家的经济基础才能得以巩固；其次，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使国家和社会的得以安定，因为，在古代的中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第三，重农抑商政策实行维护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比如“重利轻义”，古人认为农就是最大的利，重农即重利。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古代农本思想的探究，使我们认识到了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对古代农本思想的探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厚的历史史料和宝贵的借鉴，对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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