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的历史篇1
[关键词]有机农业；历史；现状；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8-0352-03
1有机农业及其产品
有机农业：有机农业一词来源于英文词组“organicagriculture”。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欧盟、美国等国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概括，但内涵一致。即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有机农业基本标准，在生产过程中完全不使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家畜饲料添加剂，不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及其产物，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过程，其核心是建立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良性循环[1]。
有机食品：有机食品一词来源于英文词组“organicFood”。在其他语言中也有叫生态或生物食品的，有机食品是来自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根据有机食品生产标准生产加工，并通过合法的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农副产品[1]。
有机产品：所有以有机方式生产，符合各自有机标准的产品，包括有机食品、有机化妆品、纺织品、林产品、生物农药、有机肥料等[1]。
有机农业强调自然秩序相和谐，天人合一，物土不二，强调适应自然而不干预自然；在手段上主要依靠自然的土壤，主张依赖自然的生物循环；在目标上追求生态上的协调性，资源利用上的有效性，营养的丰富性，是一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新型农业模式[2-3]。
2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历史
世界有机农业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年，有机农业的形成和发展一直围绕着如何培肥地力这一根本问题进行。18世纪初英国人到美洲开垦土地，大量砍伐森林。在美国独立后不到100年时间里，美洲就出现了因植被破坏引起的严重水土流失和地力衰退等问题。美国政府不得不到处寻求对策，于是派遣时任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局局长的F.H.King到中国寻找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经验。这样，由20世纪初开始总结中国传统有机农业的经验，不断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有机农业[4-5]。而中国真正的有机农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回顾其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起步阶段：中国有机农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中国农业大学率先开始进行生态农业和有机食品的研究和开发，1988年国家环保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开始进行有机食品的科研工作，并于1994年在该所成立了国家环保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oFDC）[6]。
发展阶段：1992年，中国农业部批准组建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CGFDC），负责开展国内的绿色食品认证和开发管理工作，并于1995年提出了绿色食品的分级理论。CGFDC于2002年10月组建了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CoFCC），并成为在国家认监委登记的第一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oFDC根据iFoam有机产品生产加工的基本标准，参照许多发达国家有机农业协会或组织的标准和规定，并结合中国农业生产和食品行业的有关标准，于1999年制定了oFDC有机产品认证标准（试行），2001年5月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成为行业标准[7]。
规范阶段：2002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正式颁布并实施，有机食品认证工作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进入规范化阶段。2005年1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颁布《有机产品国家标准》，这是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有机产品标准正式颁布。此后，中国有机农业迅猛发展，截止2010年底[8]，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企业从2003年的540余家增加到2512家，生产面积从2003年的34.3万公顷扩展到374.42万公顷，年产值从20亿元增加到63.98亿元[9]。
3中国有机农业的现状
3.1生产现状
从产品产量和经济效益看，目前中国有机和有机转换产品已有约50大类，400～500个品种，包括蔬菜、豆类、杂粮、水产品、野生采集产品等。截止2010年底，全国约有2000多家有机生产企业，总共有机面积300多万公顷。中国有机农业以种植业和加工业为主，参与企业占85.5%，生产总量占据94.3%，总销售额占68.8%。而生产面积则以野生采集和畜牧业最大，占生产总面积的67.9%，单位面积产值则以种植业最高（表1）。
从区域发展规模和认证数量看，本世纪初，全国区域比较优势初步显现，部分地方已形成有机食品集中产区。绝大多数生产基地分布在东部和东北部各省区。同时，产业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在有机食品企业中，龙头企业、大型企业、加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全国发展速度均在提升，区域差距在逐步缩小[10]。截止2011年，全国已有368个单位创建绿色食品原料生产标准化基地536个，总面积840万公顷，带动农户1603.2万户，对接龙头企业1369家，每年直接增加农民收入9亿元。
3.2市场现状
中国有机产品市场可以分为国外和国内两大市场。据中投顾问《2009-2012年中国有机食品市场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估计，2010年，世界有机食品市场规模达到1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对中国有机产品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中国生产的大部分有机产品被出口到欧、美、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促进了中国有机产业的起步和发展。2000年后，随着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国内有机食品的消费群体日渐壮大，逐步形成了国内消费市场[11]。据预测，2015年中国国内有机农产品将达到248～594亿元的市场规模，中国将成为第四大有机食品消费大国，有机食品有望占到中国整个食品市场的1%～1.5%。
3.3标准与法规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有机农业市场的兴起、发展以及有机产品出口量的不断提高，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有机产品的生产、销售标准的制定和认证工作。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了《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和《有机食品生产和加工技术规范》。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颁布。2003年由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了我国《有机产品生产和加工认证规范》。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为有机监管体系的运作制定了整体制度体系。2005年1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颁布《有机产品国家标准》，这是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有机产品标准。2005年6月，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制定了相应的产业规章以符合国家有机标准的要求。不断完善的有机产品认证监管体系，为保障有机产品认证的有效性，促进有机产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中国有机认证机构共发放有机产品认证证书4800多张，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企业4000多家，国外认证机构认证企业数超过500余家[7]。
4中国有机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4.1中国自然条件限制了有机农业发展
第一，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国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小，粮食供给始终关系着国家安全。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扩张，中国未来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和粮食需求总量将进一步提高[13]。因此，鉴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以及现有的植物保护水平，中国现阶段要全面发展有机农业尚有难度，只能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绝不能盲目贪大求速[6-7，10]。
第二，中国幅员辽阔，全国不同地区的地形、气候、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方式等各不相同，地域差异极其明显。这给标准化生产的有机农业设置了无形的障碍。从而导致有机农业在中国呈现出东西部发展极不均衡的局面[6，9]。
第三，由于中国农业化肥的过度长期施用和工业废水的不合理排放，近年来中国耕地和水体的面源污染十分严重[6]，许多重污染地区连传统农业生产都无法进行。这无疑给有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4.2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阻碍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机农业发展规模、生产总量和开发面积都比较小[7，9-10，14-15]，截止2009年，有机农业生产面积只占全国农业面积的0.34%，远低于世界0.85%的平均水平。而且产品结构不尽合理[9]，种植业养殖业不协调，野生采集面积过大（表1），品种过于单一，无法满足人们对食品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此外，中国有机农业的产业化水平较低[9]，产-供-销体系还不完善，从而极大的阻碍了有机农业的推广。
4.3混乱的市场扰乱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国内有机食品市场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没有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由于有机农产品很难直观判断其真伪，消费者消费后也难以感觉其和常规农产品的区别，这给不法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冒有机产品充斥整个有机市场[10，14]。此外，由于生产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不高，部分企业生产的有机产品难以通过认证却仍然上市。这些问题都将造成市场贸易和生产的不协调[9]，打破供求平衡，扰乱市场。
4.4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延缓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首先，政府对有机农业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认识不够和，真假难辨。再者，有机农业生产技术研究的机构及相应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各级政府对开发有机农业还缺乏明确的政策、资金扶持[6-7，10，14，]。从而造成中国有机农业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难以提升。
4.5有机法规和认证标准不健全制约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虽然中国有机农业相关法规和认证标准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形成体系，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认证机构既是有机产品的法律、法规、行政规定和标准的制定者，又是实施监控和颁发证书的部门，难以取得国际经销商的信任。二是认证标准体系不够健全。三是监督管理力度不够，有机次品大量上市[10，15]。因此，中国的有机产品质量难以保证，不仅在国际上难以立足，国内市场也缺乏竞争力。
5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对策和展望
5.1统筹粮食生产，调整生产布局，加强环境治理
第一，协调好粮食安全和有机农业的关系。转变观念，正确摆放有机农业的位置，不能急于让有机农业来完全替代现代化学农业。国家要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有机农业。
第二，要调整全国生产布局，缩小地区差，务求平衡发展。相对于东部，中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是全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基因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其生态优势和人文优势以及并存的经济弱势决定了其发展有机农业的可行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走有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能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也能缩小其经济弱势[6]。
第三，开展农业环境调查，明确农业种植和养殖区域内土壤、大气和水环境的污染状况，确定应保护区域、应重点治理区域和应调整的区域，并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合理布局，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有机农业持续、有序地向前发展。同时，政府应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从根本上扭转农业面源污染，为有机农业的大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6]。
农业发展的历史篇2
关键词:烟草;农业;政府角色;转换;历史;考察
1建国前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
政府对烟草产销活动的限制最初表现为重税高价的“寓禁于征”,后较多采用特许经营、行政许可、烟草专卖、烟草赋税等方式进行政府管制。
(1)北洋政府时期的烟酒特许经营。北洋政府借鉴外国经验,于1914年1月在国内实行烟酒特许经营,开创我国对烟草政府管制的先河。通过采取特许经营制来对烟、酒等奢侈消费品征收重税,即从事制造、批发和零售烟酒业务者必须向政府缴纳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以取得特许经营资格。由于当时的卷烟加工业基本为外国资本垄断,特许经营范围不包括卷烟。1914年1月和7月,北洋政府分别《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条例》和《贩卖酒特许牌照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凡批发、零售烟草者,均应提出申请书到主管官署领取贩卖特许牌照,并对特许牌照的种类、保管、使用、缴销及颁发机关等作了相应规定。同时还规定有关官吏可对营业者的牌照进行检查,无证经营者视情节轻重处以不等罚金。部分省也了有关烟酒特许牌照税的规章,明确规定对烟草产销业务实行特许经营。为保证政策的落实,北洋政府财政部于1915年11月至12月派员到部分省、市检查特许牌照的领取、使用、保管等情况。
(2)国民政府的烟酒行政许可、准运制。①卷烟及熏烟叶经营行政许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民族卷烟加工业及熏烟叶(烤烟)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政府为加强管理,对卷烟及熏烟叶的经营实行行政许可。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27年11月颁布《卷烟营业牌照章程》和《卷烟营业牌照施行细则》,规定凡以售卖卷烟为业者,必须领有营业牌照;并对卷烟营业牌照的种类、等级、申请、换领、改照、变更、使用、保管、检查各个方面都制订了相应的条款。此后又于1928年产3月,颁发《烟类营业牌照税暂行章程》及《烟类营业牌照税章程施行细则》,将行政许可的范围扩大到一切烟叶制造品。1935年1月,颁发《烟酒营业牌照税施行细则》等。虽然对内容进行了多次修订补充,行政许可的规定却基本未变,并一直执行到1942年施行战时烟类专卖制度。②准运制。1927年后,国民政府及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章程规范烟类准运制度。除《烟酒公卖暂行条例》中有关规定外,国民政府于1929年的《各烟厂烟件改退改运暂行规则》、1933年的《卷烟报运规则》、《卷烟用纸购运规则》、《土烟叶特税稽征处罚规则》、《熏烟叶稽征处罚规则》等,都对烟类准运作过规定,如将准运证明定义为“运照”、“准运单”。“运照”又分为“统税运照”、“免税运照”、“舶来卷烟运照”,“准运单”分为“改运单”和“临时运单”等。明确准运范围与准运申办程序。同时,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章程中也对烟类准运做了规定。
2全面干预:1949-1981年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烟草农业几经起落,在政府的全面干预下得以较快发展。全面干预与管制角色有很大区别。全面干预角色中的政府就象超人,它不仅通过法律体系许可或禁止某种行为,还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经济活动的监控与调节,对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也大包大揽,取代市场来主宰市场经济。在我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指令、计划配置资源。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重点恢复老烟区,适当发展新烟区”的方针,1950年把烤烟生产列入国家统一计划,实行统购统销,发放贷款,优先供应烟草生产所需的商品肥料及烤房所需的木料、煤炭等物资,促进了烤烟生产的发展。1952-1956年,我国烤烟不断增加,产量也增加到39.9万吨,烤烟品质也有所提高,很快地扭转了高档卷烟原料依赖进口的局面,过去被“洋烟”垄断的卷烟市场,迅速被国产卷烟所取代。在“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烟草生产急剧下降。1963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烟叶增产会议,加强了对烟叶生产的领导,改进了烟叶的收购和奖售办法,保证烟区所需的肥料、煤炭、木材等物资的供应。根据国务院的决定,1963年成立了中国烟草工业公司。1964年又试办烟草托拉斯,对烟草的收购、复烤、分配、调拨实行统一经营,对卷烟工业实行统一管理,此时的种植业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到1967年,烤烟种植面积发展到610.95万亩,比1961年增加了1.8倍;总产量猛增到56.7万吨,比1961年增加了4.9倍。“文化大革命”期间,烟草生产管理机构多数遭到破坏,烤烟生产大幅度下降,加大了供需矛盾。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又重新公布了一些扶持烟叶生产的政策。1973年,国务院批准了一系列实行农副产品统一奖售的办法,鼓励、奖励烤烟种植,如奖粮食、布票、饼肥、木材、化肥等。到1978年,全国烤烟种植面积增加到919.2万亩,总产量增加到105.2万吨。至此,中国烟草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1979年,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而烟草的收购价格却未提高,这相对降低了烟粮比价,导致烤烟种植面积下滑。烤烟主产区的河南、山东两省1970年的烟麦比价分别为1:5.27和1:5.13;1979年两省的烟麦比价分别下降到1:4.31和1:4.19。到1980年,烤烟种植面积下降到595.05万亩,总产量减少到71.7万吨,烟草产量比1978年减少了32%。为了促进烟叶生产,国家自1981年起,调整了烤烟收购价格,价格总水平提高了20%,同时对烟草生产经营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3组织推动者:1981年后政府在烟草农业中的角色
实践证明,全面干预对恢复我国烟草农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全面干预角色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政府角色由全面干预向组织推动者转变。这一时期组织推动者的角色,主要特征是政府不再大包大揽,而是走向适度放权,政府只负责组织机构、管理模式的搭建,负责相关法规制度的出台,然后推动各地执行。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批准同意对烟草行业实行国家专营。1982年1月1日,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实际上就是把事关烟草的烟叶种植、卷烟生产、商业批发,分别从供销合作总社、轻工部和商业部划出来,变成'一条龙'管理。从1981年到1985年的中国烟草,主要任务就是“关停并转收”,形成全国烟草行业集中统一经营管理的格局。
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期间(“七五”计划期间),烟草行业认真贯彻“计划种植、主攻质量、提高单产、增加效益”的烟叶生产指导方针,烟叶年产量由127万吨增加到210万吨,其中上等烟比例从5.4%提高到16.6%,实现了产、供、销基本平衡,略有储备,并有一定数量的出口。1989年以后,烟叶种植推行“良种化、区域化、规范化”生产技术措施,加强烟草品种审定工作,建立健全种子管理制度和良种繁殖体系。从1989年到1996年的7年间,由于政策明确、科技兴烟力度大,烟叶生产总体水平和烟叶质量上了一个台阶,烟叶年收购量都在200万吨左右,基本上满足了国内卷烟工业的需要。
1997年由于粮食、棉花价格持续走低,导致烟粮比价过高,烟叶出现盲目发展现象,全年收购烟叶340多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随后国家对烟叶种植进行严格的宏观调控,并大力推广烟草种植新型实用技术,如“三段式”烘烤工艺及其配套技术等,将烟叶收购合同制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来抓,烟叶质量进一步提高,烟叶工商交接合格率明显好转,保证了烟叶的协调稳步发展。
4改革引导者:入世后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
入世后,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似乎正走向“幕后”,它不再对组织架构等进行具体指导,只是给烟草农业和烟草行业的发展指出前进方向,引导烟草农业和烟草行业向着它的方向改革前进。2003年起烟草行业开始了自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组建以来的重大行业内部体制改革,即工商管理分开。
2005年11月,国务院有关进一步理顺烟草行业资产管理体制的文件下发,明确提出烟草行业继续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由中国烟草总公司依法对所属工商企业的国有资产行使出资人权利。至此,烟草行业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出资人缺位、责权利不明晰的状态。与此同时,烟草行业公司制改造全速推进,烟草工、商企业由《企业法》规范的企业转变为由《公司法》规范的公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烟草行业大企业、大品牌的发展如鱼得水。卷烟工业企业和品牌的快速发展,对烟叶原料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2005年,随着中央关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策的出台,国家烟草专卖局积极响应中央三农政策,提出了“重心下移、着眼基层、突出服务、加强基础”烟叶工作方针,大力加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烟农的生产生产条件。截至目前,国家局已投入烟叶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200多亿元,用于建设、改善烟区的道路、沟渠、水窖、堤坝、烤房等。
2007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从传统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的战略构想,被简称为“一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四化(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的现代烟草农业战略构想。2008年,当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将目光转向中国农村时,烟草行业的现代烟草农业发展已经如火如荼展开,烟草农业的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信息化管理已现雏形。
我国烟草农业中的政府角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推动着烟草农业向现代烟草农业方向发展,它本身也从一个单一的管制主体逐步演化成角色丛或角色复合体,成为了新制度的制定者,新服务的提供者、新竞争的维护者。它既是适度干预型政府、公共型政府、再调节政府的混合体,又具有确定法律基础、保护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环境等基本责任。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胡鞍钢,王绍光.政府与市场[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农业发展的历史篇3
一、关于学科理论的探讨
对于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应包括哪些分支学科，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以往学术界对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所以这一学科的归属问题也鲜有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念海教授由于承担国家大地图集中的历史农牧图组的编绘工作，对历史农业地理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相应地提出了建立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动议。他认为："在绘制农牧地图时还应先撰写出相应的论文，再根据论文绘制相应的图幅。或者不至出现任何纰缪。特别是有关农业部分更是如此，这样的论文按理说就应该属于历史农业地理，如果编印成册，就称之为历史农业地理，也是无可非议的。"[1]至于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的关系，史先生也作了相应的探讨："若是要撰著以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名的著作，而以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民族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等相提并论，使之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却似乎还要再作斟酌，因为就不免和历史经济地理有所重复。既讲历史经济地理，就不能不涉及农业的发展和凋敝。不论其为发展或凋敝，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布局。在历史经济地理部分涉及到农业，又另辟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并列，是难免叠床架屋之讥的。"[1]在史先生看来，历史农业地理学应当是历史经济地理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现代农业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农业生产布局的学科，而历史农业地理学则应侧重于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研究。史念海教授认为，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不应仅局限于"狭义"的农业，应包括农、林、牧、副、渔等诸多方面，就以种植农业而言，除了粮食作物而外，还应兼顾蚕桑、麻类、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研究。探讨"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历史农业地理也不例外，不仅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的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还要探讨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对自然环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由于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剧烈，仅凭历史文献的考证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农业生产布局的变迁情况。有鉴于此，史念海教授积极提倡在研究中开展野外实地考察工作，这在他的有关黄河流域历史农业地理、黄土高原历史农业地理等方面的论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以后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关于北方农牧分界线变迁
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布局变化频繁，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律？搞清农牧分界线的变迁情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关于战国时期农牧地区的分布格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过"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的说法，但对农牧分界线在龙门碣石间的具体记载则不甚清楚。史念海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对这一农牧分界线进行了初步复原工作，认为"如由碣石向西南作一曲线，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于汾水之源，循吕梁山而至龙门，其西其北，当为当时的畜牧区域，或农牧相杂的区域"[2]。后来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史先生的《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一文又对战国时期龙门以西的农牧分界线作了确定："龙门山以西还应继续向南引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经嘉陵江上游西侧趋向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汶诸县之南，西南过岷江，再经天全县西，荥经、汉源诸县之东，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以西的地方。"[3]战国时期的农牧分界线是由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发展而来的。西周和春秋时期北方地区族类众多，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且由于史料简约，各族类的居地范围也多有含糊之处。在这篇论文中，史念海教授又"钩稽史籍，参证野外考察所得"，对西周、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也分别进行了研究，清楚地勾画了两周时期800余年间农牧分界线的变化情况。自秦汉以来，不断移民实边，战国时期形成的农牧分界线逐渐向北推移，南北朝时期曾有所反复，但隋唐以来又重新呈现不断北移的趋势。大体而言，农牧分界线的西段变化较东段变化更为明显和剧烈。史念海教授曾以黄土高原地区为对象，详细地探讨过历史时期农牧分界线西段的南北变化规律及其给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4]。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史念海教授对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牧分界线变迁问题的重视。
三、关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区兴衰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我国农业文明的两大重要发源地，从古至今我国的重要农业经济区多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人类开发程度的差异，这两大农业地区生产布局的变化各具特色。大致在唐中叶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较长江中下游发达；唐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农业经济水平则赶上并进而超过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全国经济重心也随之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史念海教授对这两大农业地区的研究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已发表的历史农业地理方面的论著中，多半是有关这两大区域的内容。在《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5]，史念海教授最早揭示出，关中渭河中下游平原，晋西南汾河下游平原，豫西北伊洛河下游平原，冀西南、豫北、鲁西北的河济平原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是黄河流域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原始农业最为发达的所在。在《古代的关中》、《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6]、《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化》、《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5]、《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7]、《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8]等一系列文章中，分别对秦汉、隋唐等重要历史阶段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主要农业地区的农业发展及其地区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许多相关问题，也成为这门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奠基之作。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受着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也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史念海教授对这一问题日益关切，所撰《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一文就阐发了这方面的思想[9]。文中，史先生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将隋唐的版图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是富庶的农耕地区，是粮食的主要来源地；西半部是半农半牧地区，为军马的主要来源地。在史念海教授看来，这东西两半部"犹如左右两臂"，在内政清明、指挥裕如的前提下，就可保证国富兵强、郅治太平。唐朝前期，由于控制着这两个地区，所以国势颇为强盛。及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威胁粮道，政府对左臂的控制实际上已经瘫痪；加之吐蕃伺机东侵，半农半牧地区沦于敌手，国家失去右臂，马匹的来源也几至断绝。"左右两臂，一边瘫痪，一边断绝，不仅指挥不灵，甚至无以指挥，所谓郅治太平，就都无由谈起了。"这样形象生动的论述，对政治史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启迪。
四、对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变迁的研究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是相当兴盛的，这里发达的丝织业不仅解决了人们的衣着问题，丝织品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国外，在世界贸易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渐趋衰落，甚至要仰赖外地的供给。种桑养蚕在今天仍是一项关系国民经济的大事，所以探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变迁的过程和原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史念海先生就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6]，依据大量的文献史料并结合当时考古发掘的成果，系统地论述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及其以后诸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兴盛、衰落的过程和原因。史先生在这篇论文里阐明，北宋以前，蚕桑事业除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一度衰敝外，基本上都是相当繁荣的。北宋以后，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就有了较大的变迁，"无论就它的地区而论，或者就丝织品的质量和数量而论，都在逐渐衰落"。其衰落的原因，史先生认为除了金元之际人口锐减、纺织技术逐渐外传以外，也与棉花的传入和植棉地区的逐渐推广有重要关系。史先生还以陕西米脂县和河南密县的事例，驳斥了气候变迁论者的错误说法，积极倡导恢复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可惜当时有关部门囿于陈说，未能接受史先生的建议。后来又逢十年动乱，百业俱废，史先生谋求恢复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宏愿自然更是无以实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结合新形势的要求，史念海先生踵继前业，发表了《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5]。在这篇7万余字的长篇论文中，史先生博采文献，并参证以最新考古成果和野外考察所得，详尽地论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陕西地区蚕桑事业兴衰变迁的历程。他认为陕西地区虽然不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蚕桑地区，但这一地区蚕桑事业的兴衰却有其独特的方面。金元时期这一地区的蚕桑事业有所衰落，但明代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只是到了清中期才完全走向了衰落。通过大量的实例，史念海先生批驳了一些旧方志中所提出的"风土不宜"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有些人把陕西蚕桑事业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当地妇女懒惰的荒谬说法。在这篇文章中，史先生对如何解决桑业和棉业的矛盾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解放后安康地区荒山沙滩育桑的成果，史先生认为："种棉和种桑在土地利用方面并不像从元朝以后数百年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二者是不会冲突的。如果到处都能利用闲田空地，大量种植桑树，解决了衣服原料的问题，甚至棉花都可以少种，腾出土地，改种粮食或者其他作物，土地利用率不仅不受到影响，相反还要更为扩大。"陕西和黄河流域其它地方一样，只养春蚕而不养原蚕，也就是说所养的只是一岁一化的蚕。这时棉花下种不久，还不需要多费人力。根据这一特点，史念海先生还建议，"乘此农闲的时候"，积极养蚕，"发展农家副业，提高农村的生活，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科学的论证和积极的建议，对陕西地区乃至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复兴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贴于五、关于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地区变迁
史念海先生研究历史农业地理不局限于农业生产布局本身，还探讨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演变的相互影响。这是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推究其中的缘由，史念海先生对这一地区农林牧分布格局的变迁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两文便是有关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论文[5]。
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由于历史时期国内各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农牧兼宜的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改变。在《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一文里，史念海先生认为，黄土高原由牧转农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后期至于秦汉时期，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则是明清以来。在一、二两次之间，这里又恢复到游牧地区，当时游牧地区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扩大，远远超出于黄土高原之外。在二、三两次之间，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参差并存。虽是并存，游牧地区仍稍逊于农业地区。"这篇文章中，史先生还探讨了黄土高原农林牧布局的变化对黄土高原本身和黄河下游地区环境变迁的影响，他认为："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又进而影响到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历史时期的黄河曾经有过两次相对安流的时期，一次是由商周至于秦代，一次是由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也有两次频繁泛滥的时期，一次是西汉时，一次则是唐代后期到解放之前。"正是由于这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黄河中游植被相当良好，侵蚀不甚显著，随河水下流的泥沙不多，黄河下游的河床不致因泥沙堆积而迅速抬高，所以能够长期相对安流。而黄河频繁泛滥的时期，正是黄河中游到处开垦，破坏草原，农业地区代替了畜牧地区，而森林又相继受到严重摧毁，林区相应地大幅度缩小。植被既已破坏，侵蚀就趋于严重，泥沙也随水流下"，基于这样的认识，史念海先生提出了两条治理黄土高原的原则，一是"应立足于保原治沟"，二是"调整农林牧分布的地区"。至于如何搞好农林牧的合理布局，他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农业地区的问题，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实行退耕还牧"，调整后的农林牧分布格局，大致是犬牙交错的景象，"利用河谷川道以及其他一些平坦地方经营农业，较高的缓坡地方则经营牧业，再高的陡坡地方就可以植树造林，使之成为林区"，如此精心的论证和设计，对当前黄土高原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与黄土高原比邻，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与黄土高原有相似之处，属于广义的"黄土高原地区"的范围，史念海先生《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一文，对这两个地区农林牧布局的演变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自秦汉以来，这两个地区或农或牧，曾有过几次大的转变，但自清中、后期以来，垦辟日盛，明长城"这条长期存在的人为的分界线终究被冲毁了"，使两个地区，尤其是河套平原，遂完全演变为农业地区。农牧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沙漠化和盐碱化。关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和河套平原西部乌兰布和沙漠扩大的原因，侯仁之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曾进行过研究，认为与人类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关系[10]。史念海先生在上引文章里进一步肯定了侯先生的论断。他还通过野外考察并结合有关文献，对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的形成过程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杭锦旗西北的库布齐沙漠的形成时代晚于清代的结论，并认为"在沙漠未形成之前，当地本来是有森林的，只是由于森林受到破坏，才引起沙漠的"。通过对河套平原灌溉农业历史的研究，史先生认定，"由于多年来大水浸灌的不当，也是由于黄河在河套平原这一河段河床的抬高，使灌溉的水流排泄不畅，引起地下水位的高起"，是这一地区产生盐碱化的主要原因。另外，史先生还指出，河套地区的"黄河自来是无须修筑堤防的。可是近年为了防洪，也不能不加修堤岸，这是几千年来罕见的现象，也严重影响了河套农业的发展"。这些现象都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
六、培养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人才
史念海先生还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人才。自1985年以来，史先生所招收的20多名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大多以历史农业地理作为研究方向设计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现已出版的即有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耿占军的《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马雪芹的《明代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李心纯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人民出版社，1999）、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吕卓民的《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等14部。即将出版的《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的农牧图组分册亦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研究人员承担。这一系列成果，在学术界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这一分支学科的成熟，同时也说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1998年史念海主持申请、由陕西师大年轻一代历史地理学者具体承担的课题《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获得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目前已基本完成，这为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科若干年内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领域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及国际先进水平创造了条件。
为了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史念海先生除了亲自授课外，还多次组织小型学术研讨会，让大家各抒己见，畅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史先生还鼓励大学生进行野外考察，以印证室内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倡导在科研中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这方面，已有学者给予了中肯的总结[11]。在史念海先生的精心培养下，陕西师大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已凝聚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年轻学者，他们以继承史念海先生的扎实勤奋的学术风格和颇有影响的科研成果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序[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
[2]史念海.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J].西安师范学院教学与研究，1956，(1).
[3]史念海.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1).
[4]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上、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2).
[5]史念海.河山集·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史念海.河山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7]史念海.唐史论丛：第2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8]史念海.唐史论丛：第3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9]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4).
农业发展的历史篇4
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新课改有效教学
教育要符合时展的要求，要符合国情，也要符合校情、教情和学情。历史教学要发挥其自身的功效，就要研究现实，解决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农村中学历史教学与新课改的要求相去甚远，这更需要我们对农村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进行审慎地分析。
1、教学理念的落后。农村中学历史课堂上教师观念不能及时跟进新课改的要求，多数是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模式。教师一讲到底，从上课讲到下课，内容都是课本上的，基本上很少普及课本以外的知识。老师埋头讲，学生听课与否老师几乎不管，一些老师的底线竟然是“只要不说话做什么都行”。老师忘记了自己的授课方式能否让学生喜欢，或者是学生的学习效率是否高。以讲为主代替了师生的多边互动，以讲为主包办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究交流。最终这种死板单一的讲课模式并不受学生喜欢。因此，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方式有着严重的弊端。
2、从学校到教师到学生，对历史教学的重视不足。学校以历史课为“小科”，在学时安排、教研交流等活动部署上不加重视，甚至视历史为可有可无。教师也错误地认为历史课无关轻重，了解一下即可，于是照本宣科，不愿钻研，草草了事。在农村的孩子由于不喜欢历史课一上课老师就讲课，老师们每次布置的作业不是背书本上的内容就是做很多的练习册，导致学生开始对历史排斥。加之学校对历史课程安排也极少，让他们从心理上觉得历史不重要，所以就不用心学。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对历史学习的兴趣。
3、教学资源不足。由于教学投入的不均衡，多数农村中学教学设备差，无力去购置多媒体教学设备，老师的教学能力受到局限，很多教学图片不能得到直观的展示，很多历史教学资料不能给学生充分的介绍，只能够靠自己一味的讲课，学生听课。历史课成了一种单向的以教为主的活动。有些老师觉得互动模式是一种浪费彼此时间的事情，甚至错误地认为互动教学在历史这样的“小科”根本就不需要。而基于历史教学的特殊性，史学知识都是存在于自己时代之前的东西，学生缺乏直观认识，这更需要投影、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的辅助。而这些恰恰在农村中学成了一种奢想。因而即使在“普九”之后多年来，农村中学教育与城镇中学教育的距离还有相当长的一段。
4、师资力量有限。农村中学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教学资源相对匮乏。担任历史课的老师一般年纪比较大，并且多数不是本专业毕业，缺乏对历史教学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专业素养不强，教课模式比较传统，而新生代的老师一般不愿来到农村教学。高龄教师用过去的那些传统思维去教育现代的中学生，两者沟通有问题，代沟极大。师资队伍的不健全，师资力量的青黄不接，这其实也是制约农村中学历史教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农村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我们要认真地分析和对待。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农村中学历史教学不能落伍不能掉队，而是应该八方借力，迎头赶上，走出农村中学历史教学的新天地。
首先，学校教育要重视历史教学，特别是农村中学更应该充分认识历史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历史是人文学科，其实也是自然学科。它通过经验性规律性的认识提供给学生看待问题认识问题是方法论的指导。我们都知道，历史的学习对我们语文课的学习政治课的学习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学校，应该着眼于学生的常远发展和终身发展，重视学生历史素养的积淀，开足开齐历史课，有条件的甚至可以开设历史活动课。学校要加强历史教学研究，制定历史教研计划，探讨历史教学的新方法，学习历史教研的新成果。历史课教师更应该端正自身对历史课教学的认识，充分认识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不要降低对历史教学的要求。教师要吃透教材，钻研教材，要利用农村的有利条件，挖掘乡土历史，利用流传在民间的历史传说和遗落在民间的历史载体对学生进行传统教育和爱国教育。
其次，要转变教育理念，落实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趣味性。21世纪，教学创新是现代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要不断创新历史教学原则、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历史教学应当迅速地由“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学生应该成为课堂的主人。我们传授给学生的历史知识是有限的，是死的，要让学生掌握学的方法，学会自己去分析历史问题，认识历史事件，寻找历史规律。要让学生自主地去探究，去发现，而不能以我们教师的“灌输”去包办代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学的目的应该是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学生能够自主学习历史，才是找到了打开信息之门的钥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是我们中学老师的任务。只有学生真正地动起来，活起来，历史课堂才会真正有活力，才会真正有效果，才会真正有趣味。
再次，历史教学手段要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的信息量在加大，传统的教学手段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农村中学的教育投入，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当前急需解决农村中学的电教设备，为农村中学添置投影仪、多媒体，修建多媒体教室。另外，农村中学也要筹建图书馆，增加历史书籍历史资料，让学生能够自主在图书案管阅读大量的古代文献，接触历史研究成果。基础设备加强后，历史教师要迅速学会新的教学手段的使用，用有声有色的图片、电影，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农业发展的历史篇5
一
教育日新月异，表现在教师的专业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从追求教师数量向追求教师质量转变，从维持教师现状向追求教师卓越转变。一方面是教育学者普遍认为持久的、高质量的教师培训是一所学校发展及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广大历史教师觉得教师生活太苦、太累又枯燥，这似乎成为一种新的矛盾。基于这种发展趋势及新的矛盾，如何促进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途径实现他们的专业发展就成为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教育的新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必须依托教师的教育实践，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素质赶不上城区的初中历史教师。如何引导广大初中历史教师依托“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促进专业发展？我认为必须把“教育教学叙事”研究作为引导广大农村初中教师内在的专业结构不断更新、演进与丰富的动力，让他们在“教育教学叙事”研究的过程中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自我总结、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
二
所谓教育教学叙事，是指通过教育教学主体的故事叙说来描绘教育教学事件，以使教育教学行为和活动得以诠释的意义建构方式，让写自己的教育教学故事，撰写教育教学日志，记录教育教学痕迹逐渐成为广大教师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教师成长档案的重要内容。
诚然，广大初中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仅指教师专业发展所必备的素质，还要看如何在实践行动中体现历史素质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实践行动不应回避教育培训，而应看到“教育教学叙事”研究既能在立足具有“校本”特点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促进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群体的共同专业发展，又能用这些鲜活的教育教学实例引领广大农村初中历史教师进一步生成教育智慧。但需要强调的是，教师撰写教育教学故事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其根本目的是让广大农村初中历史教师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故事建构为手段来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寻求改进教学、发展自我的突破口。
三
那么，该如何促进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教育教学叙事研究？必须摆正滴水穿石与自我更新的关系，在形成新的教学观、学生观的同时，在践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将新课程的改革理念与教育教学实践“零距离接触”，从而切实提高学生的能力。其关键在于广大农村初中历史教师重新定位自我。
1.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新课程与新理念。“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是这一次新课程改革的灵魂，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要将新课程倡导的理念转化为每一个农村历史教师自己的信念，需要一个从思想认识到思维习惯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推进？可以用教育教学叙事研究的方法，促进自身具有课程意识、学生意识、开放意识、问题意识，并通过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通过改革历史课堂教学来影响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绝不只是简单地换了一套教科书，其实质是一场教育观念的革新，是人才培养模式、课堂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的彻底变革；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历史教师的作用已不只是教给学生现成的知识，更在于引导学生积极探究，帮助学生努力构建，在于注意培养学生多层次与多角度的思维，给学生以更多的赏识，从而让学生“潜能”中最本质的“渴望得到尊重和欣赏的需求”得到满足。
由此看来，广大初中历史教师如能自觉地参与教育教学叙事研究，就能在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更新等方面逐渐形成新的教育理念，既让历史课改取得真正成功，又促使学生转变历史学习方式，更激发学生在历史课堂中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从而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思考、学会运用，养成终身受用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2.在“用好”教材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超越教材。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倡学校和教师应该成为课程资源开发的重要力量，教科书已不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新课程为广大教师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提供了平台，而且便于教师在教学中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广大农村历史教师自觉地参与教育教学叙事研究，就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自身智慧，在对教材不断拓展与补充的过程中使教材更显生机与活力，在对教材进行大胆改造的过程中使历史教学更加丰富多彩。地区苏中地区腹部的宝应，受到运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双重滋润，正从运河时代进入高速时代，农村历史教师如果在教学实践中无视身边的这些变化，只是按部就班地教教材，将丰厚的历史闲置一旁，势必会造成鲜活的优秀历史资源的浪费，久而久之，会使中学生的历史学习积极性慢慢丧失。
3.以一个历史教育行家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学习、不断追求。广大历史教师必须认真学习新课标，从而掌握最前沿的教育理论和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广大历史教师一旦投身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育教学叙事研究，就会明显感到新教材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从表面看难度降低了，但涉及面更宽，要求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并尽力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历史教材增加了许多图文和问题讨论，每个历史教师都必须思考“历史课怎么上”这一问题。新课程理念下，中学历史教师必须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拓展自己的学科知识，才能从容自如地驾驭日益开放的课堂，这就意味着教师不仅要有厚实的学科专业知识，而且要了解相关学科乃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每个教师从教后都会面临年龄逐渐增大、工作任务偏重、教育观念滞后、知识逐渐老化、教学方法手段保守等问题，是听之任之还是不断追求，需要通过“教育教学叙事”研究来促进更多的农村初中历史教师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拥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早日成为行家型历史教师。
农业发展的历史篇6
文明史观认为，整个世界发展呈现出整体多元化和区域统一性的重要特点，在发展研究过程之中，不仅仅应该注意到人类整体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相同性，还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发展同时又各具特点，且为人类整体文明发展做出贡献。在文明史观研究过程之中，对于不同类型文明的交流非常重视，尤其是在不同类型文明进入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极为重视。
二、文明史观构建高中历史教学内容
（一）农业文明时期
文明史观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则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文明阶段过程之中，政治、物质和精神发展都囊括其中，同时也是高中历史教材必修课程的重要模块。新课标要求当前高中学生在准确把握文明发展过程的历史脉络同时，要求学生了解中外文明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人物、重要事件和关键制度，同时也应该逐步学会利用历史知识阶段现实。当前，新版本的历史教材都是以文明史观的角度便编排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之中，历史教师完全可以利用教材编排顺序为主线进行课堂教学活动，并适当进行调整。在学习农业文明时代阶段之时，以下两个要点必须注意：第一，着重关注中国古代文明。必须承认，世界文明发展的多元性非常突出，不同地域、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出当前精彩纷呈的世界文明。但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农业文明时代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没有中国传统精彩异常的古代农业文明，同时也就没有雄伟异常的当代中国文明。在学习中国文明过程之中，既要深入了解到古代文明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不同民族在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在新版本的历史教材编排内容之中，每个文明主线非常明显。历史教师在课堂实践中应该以这些主线为基础进行讲解。例如，历史教材必修的政治文明分为部分，其中政治制度建设就涉及到五大部分，因此历史教师完全可以以此为教材主线。历史进程发展和政治制度演变，促进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当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中，主线则应该转变到生产力发展和民族思想文化传播上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文明史观涉及到的各个知识点必须精确，简明扼要。例如在政治文明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包含的内容就包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监察审查制度、国家权力制度以及官员选拔制度等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还需要从历史背景、阶段特征、创新改革以及历史意义四个部分予以重点讲解。
（二）工业文明时期
在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笔者对于书本体系进行稍微整理，重新构建。在当前历史教学过程之中，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在相互对比中展开的。在农业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后面，意在强调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对于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前面，旨在强调西方文明发展对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影响。当然，在大部分的历史教材之中都是按照这一方式进行编排。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利用文明史观编写教材内容，能够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展现出来。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之中，中华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高峰，且长期领先于世界；西方文明则在1500年后开始崛起，成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典型，并与近代至今领先于全球。将中西方文明相互对比，进行了解，分析两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之中的碰撞以及代价，更能使得学生了解文明进步的艰辛。其次，文明史观对于比较不同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异同点非常重视。将中西方两种文明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认知知识的同时，深刻的了解到两种不同文明发展过程之中的联系，以更好的诠释两种不同文明的内涵和本质。
三、总结
农业发展的历史篇7
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在一份“包产到户”的文书上按下手印，由此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广，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随后，改革的大幕首先从农村拉开。由此“三中全会”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大政方针出台的“节点”。十二届三中全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中心工作；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3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正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吃得营养，穿得讲究，而且高档商品不再是一种奢望。尤其是最近五年，是我国农业发展最好、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申之重，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如今种田不要交税，种粮还有补贴等等。
3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8亿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中国发展“第一步”方略，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0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由2.5亿人减少到1500万人；粮食总产量由30年前的3000亿公斤增加到5000亿公斤。这些历史性的巨变，已永远载入中国农村和中国改革发展的史册。
30年后的今天，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农村发展亟待在实践中再次突破，也必须突破。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面临新的改革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这些问题和矛盾如不妥善解决，必然会制约今后农业、农村的发展，制约农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甚至影响到中国未来改革发展全局。历史的发展往往有惊人的巧合，当历史发展到这个节点的时候，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再度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我以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仅仅是一次巧合。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治安，30年前的“三中全会”带来的，为中国社会发展掀开了历史新篇章；30年后的“三中全会”将为中国农村带来一场“新”。这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
农业发展的历史篇8
内容提要：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倍受学者关注，尤其是近l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其研究述评却不见于文．本文就近lo年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述评，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论文关键词：近l0年清代西北经济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二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总结和分析，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一，研究规模与状况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历史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现代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金融：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二．主要研究情况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乎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面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乎相适应的．郑传斌(么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人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锚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各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丁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模特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么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一伊犁一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5．开发思想与实践，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l期)认为近代西北开发从理论构想到实践，显现出了经济建设方略的转变，客观上给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引发了社会变迁。但由于生态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民族构成，开发理念主客观的脱节，以及军阀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使原本就微弱的开发力度少有可持续性．周向阳(《晚清开发西北原因探析》《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晚清时期，在解决西北边疆危机这一现实需要的直接刺激下，国人出于巩固国防、保护利权、富国、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强烈呼吁开发大西北，从而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西北开发的高潮．王劲、刘继华(《龚自珍、林则徐开发西北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认为龚自珍给后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开发西北的构想，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把龚、林两位爱国者相联系，主要讨论他们开发西北的思想，以期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有所裨益。李伟、刘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和实践》，《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l期)指出左宗棠在经略西北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他在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农牧并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马啸(《左宗棠对近代西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青海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也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十余年中，他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改良土壤、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牛海桢(《徐松及其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徐松是清代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中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克服了前代学者研究西北囿于书本的局限，以实地覆勘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著述真实可信．其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张俊杰(《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主要为重农务本、以民养民，发展经济、自由贸易，培养人才、传播技术．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陈宏谋不愧为我国清代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章育良(《刘锦棠与新疆农业》，《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刘锦棠的经济思想与农业实践也有论述。三、研究特点与不足纵观近十年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状况，其大致呈现了以下特点：第一，研究面广．就研究范围而言，其涉及面广泛，国民经济各部门均有论述，而且对某个领域、部门的研究有总体探讨清代西北社会经济的演变，也有对某个细微问题作个案研究的．人口经济、城镇建设、民族经济、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多有涉及．第二，研究论题紧密与现实结合．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西部大开发”决策的提出，研究者多从实际出发，反观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尤其对近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最为用力，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当然在研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在西北五省中，以研究新疆经济问题者最多，甘肃次之，陕西最少．其次是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任何时段、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样，对其的研究不应厚此薄彼，而对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显然大都侧重于晚清时期，前期研究相对不足．(2)比较研究不够，量化研究、个案研究缺乏．所见文章大多是叙述性文章，或述其经历，或论其原委，很少见到比较、量化、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多以传统为主，对于西北各省之间、西北与西南之间、．西北与东南之间，经济状况都存在着一定差异，对此研究者甚少；对于清代前后期的比较研究更属罕见，量化研究、个案研究实属少见．(3)学科间的交叉兼容性不够．经济史的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既有史的性质，又有经济学科的某些属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不只是理论说教与史料堆砌，更应该有经济理论的运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纯历史的论文，研究者也多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济学者加入到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的队伍中来．这难免使得目前对于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理论支持与深入分析。
农业发展的历史篇9
关键词：战争；农业；手工业；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3-304-01
一、凌强欺弱，连续不断的战争爆发
中国历史一定程度上是一部战争史，中国古代上演了一次规模最大的长平之战，诸侯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一次坑杀40万余人，古代隋朝末期腐败，肆意压迫农民，于是隋末爆发了农民战争，意图政权，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爆发了七国之乱。西汉时期，受到匈奴国不断的骚扰，西汉武帝决定讨伐匈奴，平稳疆土周边安宁。东汉晚期，政权腐败，农民激愤，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黄巾起义。以上是中国古代的部分战争史实，而中国近代史连续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强打开中国的大门，先后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通过古代战争到现代战争，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看出，强国欺辱弱国是历史的趋势，最直接的方式便是爆发战争，进行征服和消灭。阶级矛盾激化会导致农民的反抗，政权，国与国直接的利益冲突也是会激发战争，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压迫农民，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最终导致外强，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让中国经济和农民生活雪上加霜。经过一系列惨痛的战争让我们明白，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之后，别人才会畏惧你，国与国也是如此。
二、大力发展农业、手工工业，使得经济地位稳固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农业在古代占据着重要部分，民以食为天，形成了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一种经济形式。历史记载，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有七八千年时，中国是最早培植水稻和粟，商周时期就开始了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的生活从频繁的迁徙开始走向定居。中国农业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古代农业社会的基础。直到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依旧是农业大国，种植面积广泛，也有很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工业的发展很早就出现在古代经济中，夏商周时期就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当时是由政府垄断的，私人不允许私自铸造。唐朝时期丝织技术高超，出现了波斯织法和图案风格。唐朝时期制造大量的瓷器品，远销欧洲、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开始，用机器代替了人力，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英国率先进入了蒸汽机时代，随着英国经济的实力大幅度上升对海外殖民地进行了侵略，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刺激，中国名族工业也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中国有识之士也在谋求富国图强之路，由于晚清政治腐败，经济颓废，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提出了“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先进思想。而随着封建王朝的瓦解，外强的入侵，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很多的私营企业，鸦片战争以后，将中国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制度进行逐步瓦解，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19世纪60年代，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9世纪70年代，兴起了一批民用工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中国经济建设在探索中发展。
三、不断加强政治文化往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自从政权产生，就有政治局面和文化的诞生，以及当时的文化交流，一个国家或者政权的局势稳定和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建设是基础，而政治文化是上层建设，没有这个上层建设就没有完整性了，进入21世纪，政治文化的输出是标志着这个国家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准，在古代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引入和输出的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些在以传播文化、发展学术为宗旨的学者和思想流派，出现了“诸子百家”，其中孔孟的“仁政”思想和老子的“道家”思想，在社会上当时影响很大，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标准，促进了社会和谐。给现代的中国也带来了深远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进行交流，在宋朝时代，兴起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强调天理是宇宙的本原，提出了“格外致知”的认识论，认为“物皆有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的学术思想传播到了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对中外文化交流带来了促进作用。到了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更为活跃，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有黄宗羲提出对君主专制的抨击，有顾炎武倡导的经世致用，王夫之的唯物思想，顺应时代的潮流，强调国民的重要性，抨击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和腐败，倡导国民走出国门，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无疑都是重大的突破，是科学的思想。政治越开明，思想文化会越正统科学，两者相辅相成，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离不开先进的政治文化建设。
学历史在于了解过去，思考现在，规划未来，汲取历史的惨痛教训，思考自己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给学生从战争、农业工业、以及政治文化三方面讲解引导，让学生进行深刻思考，了解中国的历史，对未来中国提出合理的建议。努力加强经济建设，透明自己的政治文化，避免受到国外列强的侵犯，增强实力，保家卫国。
参考文献：
农业发展的历史篇10
关键词：情境教学；主线；历史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5
高中历史教学常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中——很多学生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很多历史老师则存在这样的困惑——明明知识点已经梳理的很清楚了，用词用语也已经非常简洁了，为什么学生还是不会？笔者认为问题出在两个方面：
1、大量的、枯燥的理论知识很难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一位老师对《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的处理为例，该老师这堂课使用了26张布满文字的课件，且多是理论性的文字，试问这样的历史课堂如何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遑论一个学期乃至高中三年的历史课均是如此。
2、高中学生，尤其是高一学生的历史基础普遍较差，对老师而言清晰可见的思路或者知识点，对他们而言也许不知所云。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很多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然而笔者的亲身经历证明，很多学生根本不知生产力、上层建筑为何物，又何谈理解老师梳理的知识体系？更遑论应用了。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作为历史教师要传授给学生的，应该是鲜活的、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历史，而非死板的知识点、知识结构。本文试着以一堂情境创设贯穿始终的历史课来说明如何开展鲜活的历史课。
《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一的第一课。分为五个子目——“神农”的传说、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大禹和他的继承人。为了方便情境的创设，笔者对教材进行了整合，讲授的顺序是——“神农”的传说、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大禹和他的继承人、贫者无立锥之地、沉重的赋税和力役。本课的课标是，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重点是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难点是理解中国古代依存于土地的两个不同阶级的深层次关系；理解土地集中与农业经济发展和民众暴动的关系；理解生产工具的革新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围绕课标和教学重难点，笔者的总体设计思路是，首先营造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场景，在这过程中展开对古代中国农业主要耕作方式、生产工具革新、水利工程等知识点，然后解析男耕女织的辛福生活是否能够成真，在这过程中展开对土地兼并、农民暴动、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等知识点。为了方便学生理解，本节课笔者设定了一个大标题——千年美梦：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
课堂开始，简单讲解第一个子目“神农”的传说，让学生对中国农业的起源有基本认识。接着展示天仙配唱词和男耕女织的图片，以董永和七仙女的生活开始本节课，并提问学生男耕女织的生活幸福不幸福，在学生给出肯定的回答后，提出问题“想要耕作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从董永的角度出发，分层次提问，设计问题如下：
1.摆在董永面前的首要问题是，采用什么材质的农具呢？？（展示骨耜等图片）
2.第二个问题是，采用什么耕作方式好呢？（展示刀耕火种和铁犁牛耕并进行解析）
3第三个问题，要用什么犁呢？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直辕犁，还是曲辕犁？（展示犁的对比图并解析）
4.第四个问题，要用什么灌溉工具呢？（展示立井水车、高转筒车等图文资料并解析）
至此第二个子目——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基本讲解完毕，然后以问题“个人的因素满足了，还需要什么呢？”（自然因素、风调雨顺等）怎么做到呢？（水利工程）过渡到第五个子目——大禹和他的继承人。重点讲解都江堰、郑国渠。在这两个子目讲解完毕后顺理成章的展示中外在古代的粮食产量对比图，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古代农业水平非常高。
接着话锋一转，引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特点——脆弱性，可以引导学生也可以直接展示，在本节课中我展示了下面一张课件：
看起来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没有问题了，可是……
有一天，牛得了瘟疫，死了…….
有一年，连续几个月没下雨…….
有一年，一年只下了两次雨，一次下了半年，另一次下了半年……
由此引导学生分析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并过渡到土地兼并问题，讲解第三个子目——贫者无立锥之地。
接着继续以董永的视角继续营造情境，以讲解第四个子目，沉重的赋税和力役：
卖身在地主家干活的董永，勤勤恳恳的工作着，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攒够钱，回到男耕女织的生活，可是……（展示古代农民家庭年收入与支出情况表，使学生了解沉重赋税对农民的影响）
接着继续营造情境：
虽然生活没有什么指望了，可是七仙女对董永不离不弃，董永觉得至少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还是美好的，可是……（展示宫殿、长城等图片并解析沉重的徭役对农民的影响，并展示苛政猛于虎、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著名诗句，帮助学生更深刻的认识赋役对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此时学生提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老师借机引入古代中国的农民起义，转入古代社会的悲剧循环。最后展示课件，总结阻碍和推进中国农业的因素，并点出一个重要的点——铁犁牛耕一直到现在都存在，没有出现革命性的突破，由此最后总结——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真是千年美梦，难成真。
本课以董永和七仙女的情境作为主线，将知识点串联为一个生动的故事，整堂课的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课后反馈的效果也非常好。而董永和七仙女这一情境创设，在接下来的《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中笔者都有继续使用，使之成为本专题的一个主线，从而使学生更深刻、更形象的认知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以情境为主线开展历史教学当然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笔者相信只有不断的尝试才能找到真正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1.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朱汉国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