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1
【关键词】环境污染；风险评估
环境污染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治理环境，创造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国大力践行环境保护，积极进行环境污染风险评估工作，并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试验，但是目前发展仍旧十分滞后，难以达到世界水平。有些污染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往往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防范风险是环境污染评估的着力点。目前我国总体上区域环境污染事件的风险防范和应急体系较薄弱，缺乏理论深度和区域针对性，应急的内容远多于防范的内容。
1.建立环境污染风险评估模型
1.1环境污染风险影响体系设计
环境污染风险评估模型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对环境污染的污染程度以及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全面性的综合性评估。建立一个风险评估模型要经历几个步骤，一般来讲可以分为以下几步：污染风险影响因子体系设计、研究区域空间数据采集、因子分级与数据提取、影响因子专题数据制作、影响因子数据合成分析、风险等级划分与环境污染风险程度分布图输出等几个部分。设计影响因子体系时就要进行合理的取舍，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选择最具代表性或者影响程度最大的影响因子来建立影响因子体系，有取舍的影响因子体系可以突出重点。风险防范体系系统地给出了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事前的预防策略和应急准备策略，贯彻了“防范优先”的原则，体现了“削减现状风险，控制潜在风险”的思想。
1.2数据采集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风险评估体系建立的每一步过程都要尽可能的运用现代科技，实现高程度的智能化与专业化，提升风险评估的精确与数据采集的精度，为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对环境污染区域进行数据采集是一项十分浩大发的工程，这就需要利用现代科技，例如运用GiS工具软件的地图数字化功能，将各种影响因子的数据统计进行数字化输入，如果污染面积不是很大，影响因子相对较少，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图片等采集数据的输入，完善评估模型。环境污染的影响因子一般按照影响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五个等级，等级越高，则表明影响因子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越大。不同影响因子的分级阈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实际建模过程中，研究人员要根据实际的风险评估区进行具体的修改。
1.3加强风险的过程控制准备
过程控制侧重危险物质释放后但未与风险受体接触前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准备，包括区域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准备。开展石化等重大风险源识别工作，建立部级、省级、地市级关联的环境风险源数据库，搭建开发区、区县层面的重点源监控体系，做好突发污染事件的风险监控。同时做好区域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制定区域应急预案，设置防范与预警、应急响应、信息报告与以及后期处置等环节的具体方案，明确分级预警、分级应急。根据相关应急预案，组织专业性或综合性的应急演练，做好跨部门的协调配合及通信联络。
1.4减少受体的暴露
减少暴露主要是针对受体采取长期或临时的控制措施、降低受体接触风险因子的机会，包括受体的布局调整、规模调整、暴露防护以及临时应急的疏散、撤离准备。把遭受集中风险源威胁可能性大的居住区、学校、医院等搬离危险暴露区；尽量减少可能暴露的受体数量、规模；对暴露程度低或无法搬迁的受体，采取设置防护隔离带等暴露防护措施。还要做好应急疏散撤离准备，从区域层面制定人群疏散撤离方案，开展宣传教育与疏散演练，增强应急疏散撤离能力和应急的暴露防护能力，确保紧急状态下迅速有效脱离突发环境污染暴露区并减少暴露程度。
1.5分区防范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风险具有较强的空间差异特征。基于环境风险系统，通过风险源和风险受体的调查分析，可评估风险源的危险性、受体的脆弱性和区域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的风险性，并据此开展环境风险分区。避免在地震、洪水、泥石流、滑坡等能量型灾害易发区域布设风险源或运输危险物质，以减少诱发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危险。避免在商住区、学校、医院等人群密集的区域、水源地等生态敏感区附近以及上风向、水体上游的区域布设风险源或运输危险物质。对于已布设的危险源，应设法搬迁或关闭，减轻布局性风险。针对不同分区的风险特征，抓住形成风险的主要因素，将风险防范策略落实到具体分区，明确各分区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提高突发环境污染风险防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显著降低环境风险或风险发生后的不利影响。
2.加强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的建议
2.1建立环境污染监测系统
一个环境污染风险监测系统主要包括环境污染风险的识别、衡量、预测、预警以及统计分析等，监测系统要小红分利用现代科技，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利用气象卫星技术、通讯网络技术等，建立重要环境污染因素的监测系统以及数据模拟系统，并能够迅速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提高环境污染风险评估工作的工作效率。风险源是可能产生环境危害的源头，风险源的存在是环境风险发生的先决条件，在危险物质的生产场所、贮存场所和污染排放口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行；在易发生爆炸、泄漏、非正常排放的控制单元和工艺环节安装压力、温度、浓度等指数的监测、报警与控制装置，做好监测监控工作，减缓风险源的危险性是降低风险最直接有效的策略，这也是防范优先于应急的主要原因。
2.2完善定损理赔体系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损害就要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定损理赔体系，明确企业的责任，将环境污染的责任真正落实到位。在进行环境污染风险评估时，相关部门之间要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交流，加强与环保部门等的交流，进行环境污染监测数据的传输与共享，以此实现更好的风险评估。在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之后，要及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环境污染的风险评估和快速索赔，索赔要严格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标准进行，保证公开与透明，提高环境污染索赔与治理的效率。
3.结语
风险防范体系系统地给出了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事前的预防策略和应急准备策略，强调防范体系的区域针对性，能够为企业和地区决策者提供切合实际的管理指导意见，提高风险管理的有效性，环境污染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社会各界以及人民群众的理解与配合，离不开技术人员的努力与奋斗，各个部门以及各个机构之间协调配合，才能保障环境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才能对我国的环境质量提供一定的保障。[科]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2
关键词：环境风险；风险评估；污染物排放；管理方案
1污染物排放分类
污染物排放一般指废水、废气、粉尘、噪声、废弃物、辐射等污染物质的排放，每个企业随生产工艺的不同其污染物排放也各具特点。企业污染物排放，可以分为正常污染物排放和异常污染物排放两类。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排放为正常污染物排放，由于检修维护、设备故障、人为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污染物排放为异常污染物排放。为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污染物排放风险控制，参考可靠性指标管理方法，这里尝试引入计划和非计划异常排放的概念，将异常污染物排放进一步分为计划异常排放、非计划异常排放和污染事故排放。计划异常排放指发电生产中由于设备设施维护、检修等需要进行的，经过预先计划并受到控制的，可能产生或将会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非计划异常排放是指由于人为、设备故障或其他因素造成的，非预先计划或未受到控制的，但未造成排放超标或污染事故的污染物排放。
2正常污染物排放风险管理
目前，企业对正常生产环节中的污染物排放已逐渐给予相当的重视，企业污染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污染物治理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电除尘器、污水集中处理及回用系统、脱硫系统等高效污染治理设施和各种在线监测设备正在不断推广使用。只要企业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企业生产中配置了必要的和有效的污染治理设施，并确保其正常运行，一般情况下正常排放的污染物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
因此正常污染物排放风险的主要控制措施是：加强对排放的监督和监控，确保污染物治理设施的正常投用，并通过清洁生产、技术改进等手段不断提高企业环境综合治理水平，使污染物排放浓度不断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减少。
3异常污染物排放风险管理
（1）计划异常排放风险管理。根据计划异常排放的概念，要求生产管理部门在制定设备大、小修、定修、临修和设备维护计划及拟定相关作业文件时，应对相关检修、维修项目开展环境风险评估，根据环境风险评估的结果制定相应的环境管理方案，内容应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风险控制措施等。环境管理方案必须列入相关作业文件包或项目说明书，经审批后执行。对于环境影响不大的项目可以适当放行，但必须加强监控，防止超标排放。①为提高工作效率，生产管理部门应根据常规检修、维修工作项目和内容，编写典型计划异常排放管理方案，并列入检修、维修作业文件包中，经审批后执行。②为加强风险控制，对涉及重大环境因素的计划异常排放，可参照安全工作票制度设立环境风险控制工作票，以确保控制环境风险措施到位、责任到人。
（2）非计划异常排放风险管理。相对污染事故排放来说，非计划异常排放发生的机率更大，也不容易控制，员工容易疏忽，但稍不注意又容易引发污染事故，因此必须加强控制和管理。①生产管理和运行部门应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环境风险评估，对环境治理设施、有关管路、关系排放的设备、存在隐患的生产工艺环节进行重点评估，并针对性地制定环境风险管理方案。生产管理和运行部门应加强管理和检查，减少非计划异常排放的发生。②非计划异常排放发生后，生产管理和运行部门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事后对非计划异常排放进行总结和分析，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工作，补充完善相应的非计划异常排放和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防止由于非计划异常排放导致污染物超标排放和污染事故的发生。对于设备缺陷造成的非计划异常排放，可通过加强设备维护、加强监控巡查、进行技术改进等措施予以改进和消除。
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3
健康风险评价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科学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很多研究。我国的健康风险评价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初主要应用于核工业等领域，之后应用于地表水和污水回用较多。近几年国内外对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价研究也颇多，thithuGiangetal[4]通过分析地下水中砷存在形式的因素及砷的浓度，与wHo饮用水标准对比描述地下水健康风险。evaLópezetal[5]利用土壤—地下水迁移模型进行石油污染地下水暴露评价及蒙特卡洛法模拟解决参数的不确定性，最终通过最大日吸入量与可接收日吸入量的比值表征风险。Rebeckatrnqvistetal[6]分析了非洲中部不同季节水污染的变化趋势，利用wHo饮用水标准和美国环保局推荐饮用水标准分别得出不同污染因子的危害系数和累积危害系数。JianbingLietal[7]将随机理论和模糊数学理论相结合，描述场地概况和环境质量标准以及健康影响标准的不确定性。韩冰等[8]考虑中国人饮水习惯及有机污染物的自然衰减作用,对USepa推荐模型进行了改进，增加了水煮沸后污染物的残留比。祝慧娜等[9]考虑各水期的浓度差异,提出浓度参数综合评判的概念,建立了基于浓度参数综合评判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并利用动态聚类分析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归类。丁昊天等[10]利用模糊化原理将风险等级分为六级，采用采用USepa推荐模型长株潭地区地下水重金属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价。
2评价理论体系构建
基于对风险的认识，以地下水作为研究介质，定义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为在一定时间和区域范围内，通过地下水这一环境介质产生的水质污染事件及其引起的人体健康效应与人体可接受水平的偏离程度。而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价正是对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的描述和量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合理的管理建议。文章按照风险描述、风险量化、风险管理的步骤构建了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价理论体系。
2.1风险描述风险描述亦称风险识别，是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通过收集评价区的地下水水质、水位等资料及人群利用地下水的情况定性判断有无风险及风险大小。包括地下水污染识别和人体健康影响识别。
2.1.1地下水污染识别地下水污染识别主要任务是判定地下水有无发生污染。通过收集有关研究区的环境、水文地质、土地利用方式、污染源分布、地下水化学资料、污染物种类、污染浓度及污染空间范围等资料，开展地下水质量现状评价，常用的方法有F值法、模糊数学法、灰色系统综合评价法[11]。根据《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地下水iii类标准是以人体健康基准值为依据，满足人群饮用水要求[12]。因此当地下水质量能够达到并优于iii类标准时，认为地下水污染较轻，对人体健康影响较小；当地下水质量类别劣于iii类标准时则认为地下水污染较严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较大的风险。由于地下水储藏于地面之下，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地下水污染状况受污染源排放、水文地质、补给排泄等影响，呈现一定的变化性，且风险不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或结果的概率分析而是要预测不利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和可能性有多大[13],因此有必要研究评价区地下水的稳定性。地下水稳定性研究可以采用数学统计方法，通过给定一个期望值，统计分析连续一段时间内评价区地下水水质、水位的变化情况。根据统计结果分为两种情景，即低于给定期望值时则认为地下水是稳定的，而高宇给定期望值时则认为地下水是不稳定的。这时就需要对地下水污染进行预测，常用预测的方法有数值模拟法[14]、回归分析法[15]、时间序列预测法等根据评价区的具体情况选择预测方法。
2.1.2人体健康影响识别人体健康影响识别是确定研究区地下水污染是否对人体健康有不利影响。通过收集资料和开展现场调查，分析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地下水的供需量、供需方式等确定地下水受体是否为人群。综合地下水污染识别，当研究区的地下水发生污染并且受体为人群时，那么研究区的地下水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影响，即存在健康风险。
2.2风险量化根据风险识别的结果，对于存在的风险进行量化。目的是为风险管理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具体步骤包括污染物毒性鉴定、暴露评价、剂量-反应评估、人体健康效应测度及与人体可接受水平的比较、不确定性分析。
2.2.1污染物毒性鉴定污染物毒性鉴定的主要任务是识别和判定污染物对人体作用后果。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人体健康》（征求意见稿）对化学物质进行危害鉴定时将物质分为了有阈化学物和无阈化学物。其中有阈化学物质是指已知或假设在一定暴露条件下，对动物或人不发生有害作用的化合物，一般指非致癌化合物。无阈化学物质通常指致癌化合物，是已知或假设其作用是无阈的，即大于零的所有剂量都可以诱导出致癌反应的化合物。目前，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关于化学物质的毒性数据库，我国在这方面处于发展中，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的这些权威数据库作为评价依据。主要毒性数据库有：（1）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是隶属于联合国的研究机构，该机构将化学物质的致癌性分为四类:第一类(G1):具有充足的人类致癌性的证据。第二类(G2):具有有限的人类致癌性的证据，(又分为两种情况,G2a:为人类可能致癌物质,其流行病学资料有限,但有充分的动物实验资料。G2B:也许是人类致癌物,其流行病学资料不足,但动物资料充分,或流行病学资料有限,动物资料不足。第三类（G3):具有的致癌证据不足。第四类(G4):具有对人类无致癌性证据[16]。（2）美国环境保护署综合风险信息系统(iRiS)，该系统将化学物质的致癌性分为五类:第一类(a)：人类致癌物质。第二类(B)：很可能的人类致癌物质(又分为两种情况,B1:根据有限的人体毒性资料与充分的动物实验资料,极可能为人类致癌物质。B2:根据充分的动物实验资料,极可能为人类致癌物质)。第三类(C)：可能的人类致癌物质。第四类(D)：不能划分为人类致癌物质。第五类(e)：对人类无致癌性物质[17]。（3）其他的组织机构，如美国研究和发展办公室、国家环境评估中心和超级基金健康风险技术支持中心发展的临时的同行审查数据库，即ppRt；加利福尼亚环境保护局的毒性数据、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处(atSDR)的最低风险水平和健康影响评估概要表格，即HeaSt等。在进行污染物毒性鉴定时，优先选用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其次为美国环境保护署综合风险信息系统(iRiS)，当上述两者系统没有数据时选用其他组织机构获得。
2.2.2暴露评价暴露评价是对人群暴露于介质中污染物的强度、频率、时间进行测量、估算或预测的过程，是进行风险评定的定量依据。其主要任务是通过调查评价区域暴露人群分布、暴露频率、暴露强度、暴露途径例如饮水途径、吸入途径、皮肤接触途径、食物链途径、暴露浓度、人群生理特性包括体重、年龄等。另外还应收集相关资料确定人群肠胃吸收因子、皮肤吸收因子等参数，最终评价时间段内的人群暴露量。其中，暴露浓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度，为了减小该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目前多采用蒙特卡洛法进行浓度分布模拟，选择评价区内监测浓度或预测浓度的95%置信区上限为暴露浓度值，对于特殊情况，采用保守思想即为污染物最大浓度为暴露浓度值。
2.2.3剂量-反应评估剂量-反应评估主要目的是量化污染物的毒性数据，建立人群受污染物剂量与不利健康反应之间关系。无阈物质毒性因子采取无阈值方法，以斜率概念表示即以剂量反应关系曲线估计平均每增加一个单位剂量所增加的致癌概率有多少；有阈物质毒性因子的计算是以阈值(又称参考剂量RfD)方法为主。对于毒性因子确定，优先参考毒理学、人体流行病学、临床资料等提供的数据。当数据不足时，尤其对于是一些低剂量、长暴露、范围广的污染物时，一般通过动物实验外推到人体，常用模型有对数正态模型、指数模型β泊松模型。目前，常用的毒性数据库有：美国环境保护署综合风险信息系统(iRiS)，世界卫生组织简明国际化学评估文件与环境卫生准则(wJpCiCaD；wHoeHC)[18]，美国环境保护署暂行毒性因子(ppRtVs)[19]；毒性物质与疾病登记署(atSDR)及最小风险浓度(mRL)[20]，美国环保署健康效应预警摘要表格(HeaSt)。
2.2.4人体健康效应测度人体健康效应测度也称作风险计算，根据暴露评价所得的人体暴露量和剂量-反应评估确定的污染物的毒性参数，计算人群在评价时间段内的健康风险。
2.2.5人体健康可接受水平人体健康可接受水平是指以人体健康为基本依据，人体所能接收的风险最低标准。对于有阈化学物质，以总风险指数小于或等于1为可接受非致癌风险的上限，即总风险指数大于1时。受体所承受的非致癌风险在不可接受范围内反之。受体所承受的非致癌风险处于可接受范围。对于无阈化学物质，目前国内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研究较多的以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推荐标准为依据。此外，美国环境保护署、英国皇家协会、瑞典环境保护局、荷兰建设和环境保护部推荐标准[21]。保守起见，笔者认为以总致癌风险小于或等于10-6为可接受致癌风险的上限,即总致癌大于10-6时,受体所承受的致癌风险在不可接受范围内；反之,受体所承受的致癌风险处于可接受范围。
2.2.6健康风险综合评价由于有阈化学物质风险指数和无阈化学物质风险指数的人体可接受标准值是不同的，因此，当地下水中有阈化学物质和无阈化学物质共同存在时，可以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最终风险值。
2.2.7不确定性分析不确定性分析是对风险计算结果准确度的评估。风险评价过程中由于信息的灰色性，可能会引入一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对于风险管理和风险决策过程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地下水污染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分健康风险评价的不确定性主要分析其在数据收集整理、污染物的毒性鉴定、暴露评估过程。较为常用分析方法主要有敏感度分析、一阶误差分析和蒙特卡罗法等[22]，应根据不确定性的来源、类型和性质选择合适的方法。
2.3风险管理风险管理主要任务根据风险计算结果，分析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防范措施以降低风险，为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合理建议。对于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管理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施行措施:其一从源头查清导致地下水污染的污染源，实施关闭或增添环保处理设施以达减小污染物排放量目的。其二从受体人群出发，改善人群用水方式以达到减少污染物暴露量。
3结论与展望
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4
目前在我国很多地方，工业企业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一些污染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面对不可避免的各种风险引发的环境污染造成的赔偿责任，企业需要一种对环境污染责任引起的经济损失风险的有效管理手段，这就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
近年来，四川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地区排污总量居高不下，一些企业环境意识和管理措施仍不到位，长期积淀的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潜在的环境风险较大。2007年12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保监会联合《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浙江、湖南等地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2009年，四川省环保厅开始研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并向浙江、湖南等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省份学习。2010年，四川省环保厅、四川省保监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首先在石油化工企业，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以及容易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业和处于环境敏感区的重污染企业开展保险试点。然后逐步向钢铁生产、有色金属冶炼、电镀、机械制造、制药、制革、印染、造纸、酿造等行业推进。2011年，四川省政府更是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明确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在重点行业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2011年5月27日，四川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会议在成都市召开，意味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在四川全面启动，全省21个市州99家企业将成为四川首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单位。四川省规定，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后，保险公司应在案情及损失金额基本明确的情况下，先期支付估损金额50%的预付赔款。根据人保公司的介绍，如果出现环境污染事故后，最快只需3天，受害人就可以拿到保险公司先期支付的预付赔款。与其他保险不一样的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将突发自然灾害（除地震、海啸外）导致的环境污染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不得作为保险公司免责条款。四川省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在西部省份当中还是第一次。四川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强调，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利于引入第三方参与环境管理，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有利于加强污染事故的处置，维护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有利于保险业参与辅助社会管理，发挥保险机制的社会服务功能；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1.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赔付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当前，我国环境污染事故呈高发态势，一些地方的工业企业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一些污染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容易引发。根据环保部2008年的一项调查，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2009年仅血铅污染事故就有18起。2010年，中石油、紫金矿业等污染事故接连不断，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完全遏制。
2010年中国绿色经济政策高层研讨会上，环保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国污染事故的民事赔偿主要依靠政府出钱完成。此举虽然能暂时避免的发生，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纳税人的钱为违法排污企业埋单既不合理，更不能有效处罚违法者。要保护环境受害者利益，必须建立环境责任保险这样一种长效机制。
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中提出，要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国家环保部和中国保监会在2007年12月联合下发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就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并在浙江、湖南等地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根据《意见》要求，两部门于2008年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和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特别是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和行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
《意见》明确提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损害时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完成这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路线图，将分“两步走”：第一步，“十一五”期间，初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第二步，到2015年，基本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风险评估、损失评估、责任认定、事故处理、资金赔付等各项机制不断健全。
三年来，湖南与江苏、宁波、上海、重庆、深圳等省市试点地区，展开了一场污染责任险的革命，截止到目前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2010年11月15日召开的中国绿色政策高层研讨会上，环保部相关人士表示，环保部将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在立法层面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律地位与强制性。“十二五”期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将从部分省市的试点向全国范围推广。日前，环保部的《2010中国环境公告》，就显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在持续推进，并且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也在不断完善中。
【图表说明】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整理
2.现行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遭遇诸多尴尬
尽管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环境保护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相关政策、制度以及配套宣传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遭遇诸多尴尬，主要表现在相关法律法规欠缺、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不足、市场认知度偏低等。
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
虽然从理论上说“污染者付费”，污染者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在实际生活中，环境污染事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很不完善，责任追究主要依靠行政处罚，而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额度有限。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肇事者往往只承担少量直接损失赔偿，间接损失如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损失并不计入污染损失赔偿。责任保险保的是责任，在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责任事故发生后可以少赔、迟赔甚至不赔的情况下，企业自然缺乏购买责任保险的意愿。现在试点阶段，政府部门出面要求少数企业投保此类保险，这些是为配合政府部门或能享受某种优惠才投保的，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政府还不能强制其投保，也不可能普惠制地给予优惠，企业投保意愿不足。
保险公司有效供给不足
由于需求意愿不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便选择了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经营模式。试点初期政府部门出面选择少数企业投保，节约了保险公司的组织成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问题，可是为数极少的企业投保并不符合保险业经营的数理基础――大数法则，而且投保企业以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和有色金属冶炼、危险废物处置等风险相对集中的中小企业为主，不符合保险投保人选取上相互补充的原则，导致保险的风险过度集中，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因此，公司的有效供给受影响。
2011年6月3日，环境保护部了《2010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继续推进”，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进展之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商业化运作之路绝非坦途。当前，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2008年，华泰保险公司曾向市场推出了“场所污染责任保险”及“场所污染责任保险（突发及意外保障）”两个产品。相关负责人表示，产品推出以来没有太大进展。保费没有明显上升，购买者仍以涉外企业为主。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方面，保险费率确定难，需要大量的环境污染侵权事实作为基础，来确定每个企业污染风险的等级；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损失的评估和责任认定难，导致了“企业投保意识不强，保险公司承保意愿不高”。
相关数据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保险公司就与地方环保部门合作推出污染责任保险。最早开展此业务的是辽宁省大连市，1991年10月正式运作；其后，沈阳、长春和吉林等地也相继开展。但截至1994年10月，大连市购买污染责任保险的保户仅15家，保险费共计220万元，仅产生一次总额为12.5万元的赔付；而沈阳市1993～1995年的赔付率为零。相比之下，国内其他险种的赔付率通常为50%左右。
基础数据和技术标准缺乏
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5
不同方法的具体实践应用，筛选出有代表性的国外案例进行探讨，以期为国内的棕地价值评估提供方法与实践的参考。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就学术界的争论对棕地价值评估方法中的污名、清理期间和风险评估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讨论，提出棕地价值评估对我国四个方面的启示和借鉴：重视环境因素，为促进和激励土地环境整治提供依据；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土地用途转换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评估；公开环境数据，为棕地价值评估提供数据支撑;积累和借鉴经验，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土地污染；棕地；价值评估；综述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4-013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22
棕地（Brownfield）又被称为褐地，其概念早在1980年美国出台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eRCLa)中就已经提出，之后美国环保署将其定义为“已废弃、闲置或未被完全利用的土地，其扩展或再开发受已存在的或潜在的环境污染而变得复杂”。欧洲的CaeBRnet（ConcertedactiononeconomicandBrownfieldRegenerationnetwork）也有类似定义：棕地是那些由于之前土地使用者带来了不良影响，已经受到或将要受到污染的土地，包括被废弃或仍在使用的。由此可见，棕地主要指在人类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受到污染的土地，而这类土地的再利用则由于污染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价值也受到很大贬损。在我国，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也遗留了大量的棕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土地资源稀缺所推动的土地置换也越来越频繁。在土地再利用过程中，由于忽视土地污染而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威胁日益增大，也使得棕地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污染对于土地价值造成的贬损也开始受到有关部门和业内学者的关注。北美和欧洲国家的工业发展较早，因此，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污染问题就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为修复土地和保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奠定基础，专家和学者对棕地价值评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评估师们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在我国，棕地价值评估领域的研究则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法还不成熟，甚至很多评估中未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而笔者认为，只有将环境因素充分纳入到土地价值评估领域，将“棕地”与健康土地区分开来，才能防止棕地不适宜地再利用，并且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地促进棕地修复。因此，为了提高公众认识和推动我国棕地价值评估领域的发展，本文基于大量的国外文献研究，筛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外棕地价值评估案例，总结其方法和经验，以期为国内研究提供具体的方法和案例实践参考。
1国外棕地价值评估方法
早在1984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杂志社就兴起了对于已知或疑似被污染的资产将如何进行评估的讨论。但是只有少数的杂志发表了作者推荐的方法――即以真实的市场数据为基础的案例法的应用［1］。从国外文献中不难发现，多数学者和评估师更倾向于使用收益还原法和市场比较法（也有学者称作案例法），原因是这些方法简便易行，能直接对污染房产进行评估。但是这两种直接评估方法需要有充足的市场数据作为基础，因此，在污染房产估价的早期，市场数据尚未充足的情况下，评估师多采用成本逼近法，即从未污染的房产价值中扣除污染所带来的价值损失，从而间接得到污染后的房产总值。随后，在实践和应用中，不断积累的市场数据为评估师们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于是，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建立在多元回归分析基础之上的内涵定价法也因其精确性和可靠性开始得到估价师们的青睐。因此，本文将基于这四种主要方法，分别介绍国外相关的案例实践和研究。
1.1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Salescomparisonapproach或者marketcomparisonapproach）是指与在估价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不动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2］。市场比较法是在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不动产评估方法之一。在将市场比较法用于棕地的市场价值评估时，比较实例一般采用污染条件比较接近的棕地地块，然后根据污染类别、程度、影响范围、风险等因素进行调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棕地的污染因素较为复杂，有些评估师更倾向于使用未污染土地作为比较实例［3］，然后再根据污染清理费用、污名等影响因素进行e系数的调整。市场比较法要求评估者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以充足的交易实例作为依托，其操作简单，易于实施，适用于各种包含环境因素的不动产的评估。因此，在Kinnard对北美地区估价师调查的结果中发现：如果有足够的市场交易数据、市场租金数据、市场资本化率和折扣率作为依托的话，80%的估价师愿意选择市场比较法［1,3］。
市场比较法于1984年由Campanella首次用于探讨棕地价值评估，但因其在应用过程中缺乏令人满意的可比案例而并未得到推广［4］。1995年9月刀锋会议（CuttingedgeConference）提出了市场比较法应用的“三步法”：①假设资产尚未受到污染，评估其价值；②扣除所有可以计量的土地修复或其他利用成本；③扣除污名所引起的价值减损［5］。其方法过程是以棕地自身污染前的价值作为对比实例，其原理已经接近于成本逼近法。并且，在Kinnard和worzola后来的研究中发现，虽然收益还原法以及还原率调整被认为是估价最恰当的方法，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估价师开始频繁的应用市场比较法［1,6］。
Jackson搜集了加州南部的8套工业棕地的交易数据以及特征信息（原始数据是为做房地产环境投资分析所搜集的），用被污染后的土地交易数据同原始未污染的土地价格进行比较，得出污染给棕地带来的价值损失［7］。由于市场比较法需要以大量的数据作为基础，因此patchin在如何搜集污染土地的市场数据方面提供了经验参考，他在文中提到以下可能获得数据的途径［8］：
（1）留心其交易数据及附近类似土地的交易情况，如果交易历史暗示该土地存在交易的可能性，那么可以留下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调查；
（2）当土地污染问题存在争议时，该记录可作为依据；
（3）如果交易成功，留存报价或者协议书；
（4）从当地环境机构获得污染名单（里面包含土地的多种属性）；
（5）关注销售价格极低的地块，因为该地块可能存在污染情况；
（6）若怀疑有类似污染情况，可以询问当地环境机构确认。
当然，市场比较法的应用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patchin、Dixon、Richards、wilbourn和Syms等都承认市场比较法的问题存在于难以寻找可比实例［5,8-12］。但是随着棕地估价应用的进展，市场比较法也正在发展，充足的中轻度污染棕地的市场交易数据可以为污名提供一个估值的范围。在市场数据尚未完备的情况下，这样的地块可以作为对比实例。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已经作为一种参照。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数据的完备，该方法将得到普遍应用。
1.2收益还原法
收益还原法（presentearningvaluemethod）又称收益现值法，即以理性预期理论为基础，按照不动产的未来收益来估计土地价格的做法。按照资本化方式不同，收益还原法又分为直接资本化法和报酬资本化法［2］。当收益还原法用于棕地市场价值评估时，一般是以全风险产出（allRiskYield，aRY即考虑到土地受污染之后，对土地未来收益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为前提，求取棕地未来各期净收益的现值之和。随后，可以根据修复成本等进行因素修正［13］。目前，收益还原法的应用仍然集中于对收益性房地产价格评估，对该方法的研究重点也集中于对还原利率的确定上。在Kinnard和worzala的调查中发现，79%的估价师在评估污染土地时，都采用了收益还原法，而且，最通用的方法是在直接资本化模型中增加收益还原率来反映污染所带来的影响［1,14］。
收益还原法早在1890年经济学家alfredmarshall的估价技术论述中就有用到，并明确给出了表明估价基本原理的公式V=i/R。但是直到1990-1992年的早期文献中，才有学者强调将其应用于未修复的污染房产［15］。Chalmers在分析受污染的房产估值问题时，通过基本框架建立一般估值模型，并列举了具体事例演示了收益还原法的应用［16］。1998年，Jackson提出了在污染房产评估中抵押债券分析法的应用框架［17］。后来，Jackson对污染房产评估方法和技术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在收益还原法的应用中，抵押股票分析、投资工具、贴现现金流分析、贷款率（loantovalue）和其他还原率组件等都可以用来辅助资本化率的调整［17］。在收益还原法里最常用的方法是在直接资本化模型中增加资本化率来反映污染所带来的影响。由于缺少收益的影响因素，因此，调整后的利率(Ro)将因为环境风险的影响而使房产估值减少［14］。
1.3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Costapproach），在美国被称为成本积算法，在英国被称为成本替换法，而在澳大利亚被直接称为积算法。成本逼近法是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所有权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成本逼近法是早期环境污染评估中应用较多的估价方法。1997年，william提到成本逼近法的应用原理是用未被污染资产的市场价值扣除以下四方面因素所造成的费用和价值损失：补救成本（从环境工程师或技术人员那里获得）；由污染引起的租借或居住减少而导致的收入的减少部分；增加的营业费用，包括增加的保险费、债务利息以及修复后预期的监督成本；修复期间的持有成本［15］。该方法的一般表达公式为：
Vc=Vu-L-Cr-S(l)
式中：Vc―棕地价值；Vu―未污染时的价值；L―产出减损、生产力减损或者需承担的法律责任；Cr―调查和修复费用、检验成本；S(l)―污名的影响
成本逼近法在污染土地和财产的评估实践中是发展较早的评估污染影响的方法。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后，Richard认为，wilson等人验证的市场比较法的适用性以及patchin和mundy用收入法模型来评估污染的做法即是早期的成本逼近法：应用投资法或者比较法将其与未污染的土地作比较，得出未污染价值，然后扣除修复费用，即为污染后的费用［10,18-23］。在对成本逼近法早期的研究中，一般都忽略了污名的影响。英国的Sheard认为，残值法或者说是事前事后比较法更适用于污染房产的评估，其应用方法和成本修正法如出一辙。但他随后又承认，他并未将污名计算在内［24-25］。同时，在imoh对瑞典评估师以及Chan对澳大利亚评估师的常用棕地估价方法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叫法不太一样，但是二者都更倾向于使用成本逼近法来对棕地进行估价［26-27］。其中关于修复成本的部分，Kinnard指出，它不应该用矫正（即完全修复）费用，因为不存在土地的完全修复。因此，这里的修复成本应该被称为整治费用，即将棕地修复到当前可以利用的地步［28］。这种观点正好同1999年澳大利亚国家环保局（棕地评估部门）的决议是一致的，该文件称，决定（已整理的土地）是否适用于特定土地的价值评估，取决于该土地是否存在不可接受的健康危险以及环境风险程度的确定，而不是取决于实际清理和相应的评估［26］。
1.4内涵定价法
内涵定价法（Hedonicpropertypricingmethod），又称为内涵价格法（Hedonicpricemethod）、享乐价格法、特征价格法，是根据人们为优质环境的享受所支付的价格来推算环境质量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即将享受某种产品由于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差价，作为环境差别的价值［2］。该方法是将环境因素视为和其他商品一样拥有市场价格，然后采用多元回归来研究不动产价格和环境属性之间的变量关系。该方法作为一种行为揭示型的间接评估方法，可以利用住宅的成交价格和住宅的环境特征数据来研究环境资源的价值，在国际上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29］。在棕地估价应用中，内涵定价法的函数方程与正常土地估价的函数方程类似，一般表示如下［30］：
ph=fh(Shi,…,Shj；nh1,…,nhk;eh1,…,ehm)
其中，h代表房屋，ph为房屋价格，fh是和房价本身有关的临近的属性及环境属性，Sh是指房产的物理属性，nh表示临近区位属性，eh表示环境属性。
但是在棕地估价过程中，棕地受污染程度是评估的重点所在。因此，影响棕地价值的环境变量，如治理费用、污名等都将作为特征变量列入方程，然后求出各个污染条件的隐性边际价格，以此来估算棕地的市场价值。
内涵定价法的早期应用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方法研究以美国为主。Ridker、anderson、Freeman、Li等采用内涵定价法分别就空气污染或者邻近环境等的变化对房产价值带来的影响做了评估，其基本方法主要是房地产价值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回归分析［31-34］。随着后期内涵定价法的不断完善，内涵定价法的模型出现了线性函数、二次函数、对数函数、半对数函数、指数函数和BoXCoX变形等多种形式。但是在对内涵定价法模型的选择上基本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因为其价格机制是由市场上众多的卖家和买家决定的［35］。虽然内涵定价法最常用的函数形式是线性函数、BoXCoX函数以及半对数函数等，但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双自然对数函数的形式［33］。后来，Cropper在研究中发现，假定内涵定价法中的若干变量可以被忽视或替换掉的话，那么，线性函数和BoXCoX线性模型是最适用的［36］。但是Loomis认为，BoXCoX变形函数使得边际价值体现的不够直观，而且各个属性的边际价值计算也更加繁重［37］。在anish使用内涵定价法对污染房产进行估价的案例中，作者从悉尼地区的新斯科舍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SaR）的多重挂牌服务（mLS）数据库中采集了房屋的基本属性和最后的销售价格等数据信息（包含了该地区1989年到2005年8月份的2212个住宅房屋出售信息），然后将样本的mLS数据和GiS数据一起在arcView3和arcGiS中建立一个新的数据库，最终得到估价所需要的描述性数据［38］。
2棕地价值评估方法的讨论
国外的棕地价值评估方法为我国棕地价值评估提供了方法应用上的借鉴，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可以根据棕地的不同特征和所掌握的数据选用合适的评估方法。与普通资产不同的是，棕地是被污染的土地，在棕地价值评估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将污染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考虑在内。因此，棕地的评估还需要丰富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经济分析、法律体系设置的价值定义等作为评估方法本身的辅助和修正。而在评估方法的修正过程中，这些因素存在的争议使得同一种评估方法得出的结果不同。下文就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总结。
2.1关于污名
本文所列举的四个主要棕地评估方法中都涉及到了污名，可以说，污名在棕地评估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在棕地评估方法的框架基本确立之后，为了提高棕地价值评估的准确性，学者和评估师们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污名的讨论上。关于污名，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是针对污名的存在性和计量已经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关于污名的起源有两种大致的认定：一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即污染资产修复后，由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产生的价值减损；另外一种是新西兰和英国的研究结果，即受邻近污染影响，认知到对健康和安全以及资产价值的影响，从而由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产生的价值减损［1］。学者们关于污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污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污名的影响范围（土地本身和邻近影响）；针对不同地块（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污名影响程度的大小；对棕地进行清理前后，污名所产生的影响的变化。而且，很多学者也对污名的评估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个案研究、条件价值评估法、多元回归分析、对比分析等一系列的评估技术和方法。由于对污名定义的界定不同和评估方法不同，各个学者对于污名的处理也不一样。因此，在方法日渐成熟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污名的评估的处理也还存在一定的研究和探索空间。
2.2关于清理期间
由于棕地在清理期间不但没有任何收益，而且还会产生修复和整治成本。因此，在对棕地进行评估时，除了考虑修复和整治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到土地在清理期间的持有成本。国外学者在关于清理期间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倾向于使用修复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加总，因为处于清理期间的棕地除了会产生应有的修复和整治成本之外，还影响到了其潜在收益；但同时也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棕地在清理期间是不存在收益的，因此清理期间对棕地价值损失的影响部分就只有清理和修复费用。具体到我国的棕地的价值评估中，对棕地在清理期间的价值损失的计量，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块的自身特征以及其用途特征加以分析和确定。
2.3关于风险评估
由于市场比较法和收益还原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Syms认为，评估资产不再依赖于可比实例或者产出率的调整，而是去寻求政治与该资产相关的风险。通过对棕地的风险评估，最后取得土地受污染后的价值折损。然后通过对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积累面板数据，从而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数据库，为以后的风险评估奠定基础。当然，不同学者对于棕地风险的认定都是不一样的，Syms认为风险评估应该囊括一下五个方面的数据：①寻找受到环境损害的交易数据，以便确定“污名效应”；②风险程度可能和当前或者过去当地的工业活动有关；③风险程度也与特定区位的风险的处理程度和人们对风险的感知程度有关；④根据不同用途选择的不同清理方法；⑤处理后的预期风险评估和对价值的感知。而在风险评估数据库建立的过程中，不断地更新风险对价值的影响能促进数据库更加完善。
3棕地价值评估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总体来看，国外（尤其是北美和欧洲）对于棕地价值评估实践较为丰富，并且在方法的应用研究方面也较为深入。在国外土地价值评估中，环境因素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且棕地的价值评估已经成为棕地恢复和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各国棕地价值评估研究进展的总结和思考，可以得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和借鉴。
3.1重视环境因素，为促进和激励土地环境整治提供依据
随着环境问题的加重，土地的环境因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用地的调整使得工厂搬出城区，在城市留下大量的工业用地。由于传统的土地开发对区位的过于重视，遗留的工业用地被盲目开发，从而导致了不少毒地事件的发生。因此，将环境因素充分纳入到土地价值评估中来，不仅可以为正确地使用土地提供指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地的治理和修复提供有关信息，并通过市场手段促进土地污染的修复和可持续利用。
3.2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土地用途转换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评估
棕地的评估不仅要依托方法的借鉴和改进，还要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基础。imoh在调查瑞典棕地评估方法的结论中提到，与新西兰相比，瑞典的评估师经验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瑞典的国家和市政部门的政策和规范不统一造成的［28］。在我国城市土地置换频繁的过程中，及早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才能预防土地污染造成的环境风险，并且会推动棕地价值评估工作的开展。
3.3公开环境数据，为棕地价值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从各国的棕地价值评估发展来看，各种方法的应用都是以大量的数据为后备基础的，市场比较法和内涵定价法尤为明显。因此，专家和学者在搜集数据的方法和技巧上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然而，由于我国的环境调查和监测起步较晚，数据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有待提高，尤其是土地环境数据更是缺乏，使得评估过程中很难得到所需的数据。再加上我国很多具体的环境数据并未对公众公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棕地价值评估方法的灵活应用，影响了棕地价值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从而不能为土地整治和规划提供很好的参考依据。
3.4积累和借鉴经验，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事实上，评估师的经验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虽然专家和学者对于棕地方法的研究日臻成熟，但是具体应用到实践中的时候，好多细节仍然是以评估师的经验为基准的。美、加、澳等国家都对评估师的使用方法和评估经验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以美、加两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的评估师的经验丰富程度要远在其他国家之上。所以，在借鉴理论方法的同时，总结和借鉴实践经验也是准确进行棕地评估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当然，在棕地价值评估方法应用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如关于污名、清理期间、风险评估等问题［1,3,5,15,39-40］。国外学者在这些方面也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本文由于篇幅限制未能穷尽，笔者会继续对其进行总结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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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LinLiYingLiJuan
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6
关键词：房地产价值；受污染房地产；价值减损；预警
环境污染对房地产价值有着很大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对此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与受污染房地产的评估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但是就目前而言，国内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很少，理论还很缺乏。我国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也应该及时预见和把握这种趋势，重视环境污染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构建相关估价与法律法规体系，以便与国际房地产估价行业的发展接轨。
一、环境污染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因素
（一）环境污染威胁公众健康
环境污染在各国污染土地问题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首要原因是公众的健康问题，即土壤和地下水中所含有的污染成分对人类、生态系统和城市建设的潜在危害。若居住用的房地产周边环境不利于居民公共健康向有益的方向发展，该房产价值显然会受到影响。
（二）环境污染减损房地产价值
房地产经济价值的形成原因是房地产的有用性、房地产的相对稀缺性及对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和城市周围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城市居住和工作环境变差了很多，人们也更关注居住环境的健康舒适和安全。处于恶劣环境中的房地产与处于优美环境中的房地产价值不等同，即使它们的建筑标准、建筑质量、建筑材料等条件是一样的。
（三）环境污染造成长期的社会资源成本
环境污染会使许多重要资源如土地、森林、淡水资源及能源等出现短缺，为此，要投入巨额资金开发新的资源或者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环境污染造成资源破坏，使许多重要资源成本的浪费，同时也影响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由于房地产具有投资价值巨大、使用时间长久、一旦建成便不可改变等特点，如果开发之前没有进行
充分的环境评估，将会给消费者或社会造成巨大的改动成本。
二、环境污染对房地产价值产生影响的主要形式
环境污染在房地产中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Jackson（2002）将它们归纳为碳氢化合物、石棉、溶剂、放射性物质、金属、生物制剂六类。约瑟夫・e.高特尔斯（2005）把房地产中的环境问题总结为石棉、氡、铅、有毒废物、湿地、濒危物种、病态建筑综合症、地下储藏罐、电磁场9类。本文将环境污染分为以下五类：
（一）水污染
对于居民来说，生活用水必不可少，虽然平时人们可能并不在意生活用水的问题，但是若是由于周围环境条件的恶劣，连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用水这种必要措施都无法达到，可想而知该房地产价值必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二）室内空气污染
由于室内引入能释放有害物质的污染源或室内环境通风不佳，导致室内空气中有害物质无论数量上还是种类不断增加，并引起人的一系列不适症状的现象，即为室内空气受到了污染。世界银行的研究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每年由于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为106亿美元。室内空气污染危害人们身体健康和生态平衡，当然会对房地产价值产生一定的减损。
（三）噪音
随着人们居住质量的提高，“声环境”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购房者也逐渐熟悉了这个和自己每天生活息息相关的陌生名词。当消费者在买房时，开始郑重地考虑周围噪音的影响时，“声环境”正逐渐成为城市居民购房的新焦点。交通噪声对住户的干扰居首位。
（四）土壤污染问题
我国土壤受污染的程度趋势加剧，据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土壤污染能够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由于土壤污染对于购房者有着潜在危险，因此这也是影响房地产价值减损的重要原因。
（五）电磁场污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各类家用电器、办公自动化设备、移动通讯设备等迅速进入办公与家庭环境，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可是，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高科技的电器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产生电磁辐射，从而造成“电磁辐射污染”。
三、北美地区对受环境污染房地产价值减损的评估及处理
美国的环境保护法体系庞杂，执法严厉，其中尤以国会1980年通过并于1986年和1996年分别做了重要修订的《美国综合环境处理、赔偿和责任法》（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CeRCLa）为最，由于其独特的严格、无限连带责任制度以及此种制度的追溯既往的法律效力，因此在美国该法与受污染房地产的价值休戚相关。
环境污染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房地产价值的减损的方面。在patchin（1988）的理论体系中，他将房地产价值的减损分为三个方面：污染物清除成本（Costsofcleanup）；对受污染损害的公众承担的补偿义务（Liabilitytothepublic）；污染物清除后的污名损失（Stigmaaftercleanup）。本文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说明。
（一）污染物清除成本（Costsofcleanup）所带来的房地产减值
《美国综合环境处理、赔偿和责任法》，俗称“超级基金”（Superfund），主要用于治理全国范围内的闲置不用或被抛弃的危险废物处理场，即所谓的“棕色地块”，并对危险物品泄漏做出紧急反应。该法案授权美国环保局（epa）敦促“有关责任方”予以清理，即应当对清除该污染承担连带严格责任，当事人不管有无过错，任何一方均有承担全部清理费用的义务。
（二）环境损害赔偿以及环境保险制度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
1、环境损害赔偿。以环境管理法规方式全面体现环境补偿的典型法律是美国国会1980年颁布的CeRCLa。该法律授权环境保护署（th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epa）建立一个托管基金（atrustfund）负责调查和治理遭受危险物质污染的场所。根据CeRCLa中相关条款，epa列出了危险物质目录。无论何时，只要有理由确定包含在该目录上的污染物危害已发生或可能发生，CeRCLa的官员就有权开始调查，并实施有效措施强制要求当事人负担治理费用，包括赔偿/补偿费用。违反CeRCLa的责任方式不仅包括强制清除污染，或赔偿所有清污费用，还包括对环境损失的赔偿费。
2、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责任保险是指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当被保险人因从事保险合同约定的业务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应当承担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时，由保险人在约定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这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非常有利于分散企业环境风险、保护第三人环境利益和减少政府环境压力，同时强化了保险公司对企业保护环境、预防环境损害的监督管理。
（三）污名（stigma）
污名的概念国内尚没有完全发展成体系，本文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美国此概念的发展历程。污名的概念最早是由patchin（1988）提出来的。他认为，污名是指受污染房地产的污染物被清除后存在的“名誉”上的损失，这种损失会继续带来房地产价值的减少。紧接着，mundy（1992）揭示了污名的本质，即污名产生于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认知水平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Roddewig（1996）区分了房地产中的环境风险（environmentalrisk）和污名，他认为，房地产中的污名是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之外的附加价值影响。值得一提的是，Bell（1998）提出了一种与污名类似的概念，即市场抵抗（marketresistance），并且把这种市场抵抗归结为对未来责任或潜在治理成本的担忧等许多因素。
四、构建我国环境污染减损房地产价值的预警机制
（一）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权利责任
法律法规对投资者的导向，应该有更加明确积极的态度，明确责任关系与赔偿制度，既可以从源头上，也可以对现有的受污染的房地产的投资渠道起到积极的作用。
1、应建立健全的环境污染补偿制度。首先，提高政府补偿效率，发挥政府补偿机制的功能。可以考虑建立全国和区域统一的环境补偿管理机制，提高环境补偿的实效。同时，还需要完善政府补偿的监督机制和政府绩效评价机制。其次，充分发挥市场补偿机制的功能。引导社会各方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培育资源市场，使资源资本化、生态资本化，引导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通过协商实现合理的环境补偿。再次，建立健全环境补偿融资体制，拓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道。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参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环境补偿和生态建设融资机制。最后，环境补偿的有效运作需要以法律作保障。为此，要完善生态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使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相统一；要制定专门的环境补偿法和区域性的环境补偿法规，为环境补偿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
2、应建立健全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开展仅限于少数几个城市，投保企业较少。20世纪90年代初，保险公司和当地环保部门合作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1991年大连最早开展此项业务，后来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也相继开展。总体上看，由于我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尤其缺少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因此对排污者客观上形不成压力。
3、应注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与环境责任保险的相结合。在建立健全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应注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与环境责任保险的相结合。环境侵害往往损失巨大，很可能导致企业一次赔偿就告破产，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环境赔偿基金是一种建立于保险之上的救济方式，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产生侵权损失，首先由基金拨款赔付，不足部分再由保险人承担，这样，就减轻了保险人的保险负担，也给保险赔偿提供了两条有力的途径。
（二）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对受污染房地产价值减损进行考虑
1、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应该对受污染房地产价值减损进行考虑。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已经通过了一些关于水、杂讯、固体废物等法律和条例，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目标，仅在预防环境污染的出现，或是在出现环境污染后，采取措施以保证环境条件恢复到未受污染时的状况，相关部门没有考虑环境污染造成的对周围房地产价值减损，进而通过修复或补偿的方式，保证受污染房地产的价值恢复到未受污染时的状况，以保护房地产权利人的利益。
2、相关评估机构应在消费者买房时提供相应的环境评估报告。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居民的居住周围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人们更注重居住环境的舒适与健康。环境污染早已对房地产价值造成了很大影响，普通居民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往往不能预先得知，就需要相关部门做出明确的居住环境调查报告让居民参考。
3、银行在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时应该对受污染房地产价值减损进行考虑。目前，我国银行在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时，缺乏必要的环境污染损失风险评估，一般很少考虑房地产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更不会因为存在环境污染而适当减少贷款数量；也不会考虑当贷款者不能按时偿还抵押贷款时，银行可能得到的是受环境污染造成房地产价值损失的抵押物。
（三）企业应加强对环境风险的控制和管理
企业环境风险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使企业自身遭受经济和形象损失的可能性。企业应树立环境意识，平衡好自身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增效与减低环境风险的双赢目标，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虽然企业面临的环境风险不可避免，但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还是能够降低环境风险的。
1、建立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体系，对重大环境因素和危险源实施控制。主要做法包括：识别环境因素，掌握、评价企业环境状况，获取适用的法律法规；实行清洁生产，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在生产、物质管理和处理程序上，建立一套完善的环境管理系统，以防止发生化学物质泄漏等环境污染事故，或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可以将污染所造成的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降低企业的环境风险和须承担的环境责任。
2、创新环保技术，开发环保产品。这是不少成功企业降低环境风险，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力武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海尔冰箱在进军欧洲市场前，对欧洲市场的环保标准进行了详细的了解，采用创新节能技术，开发出符合欧盟标准的产品，不但打破了“绿色壁垒”，而且成为欧洲环保协会的推荐产品，享受欧盟特别环保补贴，在消费者中树立了良好的环保形象，成功地打入了欧洲市场。
3、开展环境风险培训，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和技能。如通过结合生产实际举办讲座、学习班、知识竞赛和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教育、引导、鼓励员工把企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及全社会的共同发展相协调，使所有员工明确环境管理的重要性，增强环保意识。只有当员工在思想意识上理解和接受了这些管理模式后，才能自觉提高技能、自我规范行为，使制度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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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7
一、环境责任保险是环境污染事故风险防范不可或缺的制度
由于海域污染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十分严重,环境责任保险已经成为国外企业不可或缺的风险防范措施。在世界广泛关注的海域污染事件中,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造成23000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受到污染,使英国石油公司(Bp)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另外Bp公司设立了总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赔偿基金。而在更早的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法院判决法国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集团对污染负有责任,罚款37.5万欧元,同时向约100名原告支付1.92亿欧元赔偿金。1989年美国“瓦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43亿美元,用作清理、赔偿和罚款等费用。据悉,这些重大事件中都涉及到数额巨大的环境责任保险赔付,如Bp公司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
我国现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里集中出现,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在我国的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分布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近年来,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平均不到2天就发生一起。数据显示,仅2010年我国就发生了156起突发环境事件,相应的防范机制却存在缺陷,导致污染事故频发。作为当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我国90%的进口石油是通过海上船舶运输完成,同时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也取得长足进展,仅在渤海湾就有上千口油井,船舶漏油和海上油井漏油事故也时有发生。目前,经有关部门检测发现,我国沿海地区海水的含油量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海水水质标准2倍至8倍,海洋石油污染十分严重,致使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2010年7月发生的大连原油储罐陆地输油管道因爆炸起火导致的漏油事件,留下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海”,但涉事企业仅以“投资抵赔偿”,而相关后续赔偿工作却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今年6月4日开始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即中海油溢油事件)已使周围海域840平方公里的1类水质海水目前下降到了劣4类,对海洋环境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污染损害。
大连泄漏事件、中海油溢油事件再次为我国的环境安全敲响警钟,与此相关的环境责任险制度日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环境责任保险的法律特征
对于我国公众较为陌生的环境责任保险,该制度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正日趋成熟和完善。从法律特征看,环境责任保险有以下几点:
(一)环境责任保险本质上并非纯正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也具有自保险的性质由于污染破坏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牵连性,当被保险人的自有场地受到污染破坏而无能力抢救治理,相邻地区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将会受到牵连,因此投保人的自有场地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受到污染侵害产生的抢救费用和治理责任应当作为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二)环境侵权对象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环境污染致害往往造成受害者生命、健康和财产上的损失,即受害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了侵害。传统民法从财产权、人身权两方面对环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许多重要的环境要素像空气、阳光、水等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无法以财产权作为对其救济的根据。而相邻权的局限性在于其范围狭小,只限于以不动产的相邻关系为前提的环境侵权,但环境侵权往往具有迁移性、远距离的特点。把环境权与财产权、人身权并列作为环境侵权的对象,可以弥补传统民法的缺陷,也有利于新型权利概念的生成,增强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
(三)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根据中国《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定者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具体情节及情况不同,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对易于鉴定,它们强调的是违法者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个人责任,由自己承担,不能转嫁于社会,这与责任社会化性质的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是不一致的。公平正义是民事责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表现为在施于致害者必要的赔偿责任但又不至于使其失去生存能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现代特殊侵权责任社会化(如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就是以此为价值基础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保险就是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环境责任保险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关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环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保险合同规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是基于环境责任保险合同进行的,其责任社会化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强调的是投保人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责任,不受环境责任保险调整。
(四)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是传统保险合同的四大基本原则,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也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在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故在证明方法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因此,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只要求环境污染受害者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不要求全部技术过程的举证,即只要证明“如无该行为,就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上的盖然性(或然性)即可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三、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进程
(一)关于陆上企业的环境责任保险2007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我国一些省市试点开办环境责任保险,然而实际情况是企业参保意愿薄弱、保险受益覆盖面小、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污染侵害后果。某环保厅人士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污染事故发生时,若涉事企业无力赔付,多由地方政府买单。同时,我国石油、石化企业主要投保财产险(含仓储的财产险)、机损险、货运险、人身意外保险、工程险;码头财产设备险,或者是码头操作责任保险、油污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对于环境责任险这一新生事物,财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大企业,认为企业不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即使发生了环境污染事故,自身也有能力应对而不愿投保。
更为关键的是,各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初期很大程度上必须要靠政府强力推动,然而我国因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对高风险企业推行责任保险的工作尚缺乏强制力。目前国家层面的环境责任险的依据只有原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意见目前并未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开始了破冰之旅,无锡市是国家环境保护部2009年确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城市,今年2月实施的《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使无锡在江苏率先推出环境污染责任险。据悉,由此无锡约2000家存在一定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投保企业可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在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和1000万元等档次中,选择相应的赔偿限额。《实施意见》的推出,意味着“绿色保险”机制将在无锡全面、强制性推行,靠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制度,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关于船舶环境责任保险1967年的“torryCanyon”号油轮搁浅,泄漏原油12万吨,污染英国140英里的海岸线,而油污受害人仅得到五分之一的损害赔偿,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上船只漏油导致沿岸环境污染事故的关注,也直接促成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CLC1969公约)的诞生。CLC1969公约为保障油污受害人得到合理、充分的赔偿,创立了海上油污责任强制保险的完整体系。该公约规定,在缔约国登记的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轮的所有人必须投保油污责任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同时在第五条第11款又规定,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有权按照本条规定设立基金。最后CLC1969公约第七条第8款还规定,对污染损害的任何索赔,可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污染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直接提出,即便油污损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本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可见其赋予了责任保险人一种近乎无条件的责任限制权利。
1992年用两个议定书对这一“旧”的赔偿机制进行了修订,公约修正案提高了赔偿限额、扩大了油污损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议定书分别称为《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和《1992基金公约》,随后又于2003年进行了修订。
我国于1999年1月5日向国际海事组织交存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加入书,成为该议定书的缔约国。根据议定书第13条第4款的规定,该议定书于2000年1月5日对我国生效。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配套文件之一,2010年交通运输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该实施办法第二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载运油类物质的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其所有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
该实施办法第四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船舶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
1.载运散装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2.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和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3.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4.1000总吨以下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同时要求中国籍船舶应当向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确定并公布的保险机构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确定并公布的保险机构以及境内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出具的保函、信用证等其他财务保证。
(三)关于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的环境责任保险在国外,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的事故保险已经有一定的经验。比如,2010年4月20日发生火灾的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海地平线”这一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事故。这一平台属于瑞士越洋钻探公司,由英国石油公司租赁。瑞士越洋钻探公司向英国劳合社和其他一些保险商投保了7亿美元的保单。在世界主要石油保险市场,英国劳合社占据了市场份额60%~65%.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1980年开始开办石油保险业务,第一张石油保险单承保了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进行的钻井作业风险。但总体而言发展远未达到期望的程度。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法律法规《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没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保险的相关规定。
四、当前开展环境责任险制度的建议
环境责任保险不同于一般责任保险,其技术要求高、赔偿责任大,并且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地点、生产流程各不相同,经营环节、技术水平各有特点,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和污染的危害性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有专门通晓环保技术和知识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标的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估,单独确定其保险费率,情况不同,每个保险标的适用的保险费率就可能千差万别。从理论上讲,保险精算的基础是大数法则,需要通过众多企业的参保才能化解少数企业的高额赔偿负担,达到环境风险的分散及费用分担的目的,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环境责任险由于难以达到精算技术所要求的众多投保数量,致使保险人经营该险种进退维艰。
各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德国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是美国采取的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制度;第三种是法国采取的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现阶段,相比全部强制参险,更可能采取的是通过立法逐步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环境责任险制度,可选择在部分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大的重点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印染、水泥、造纸、皮革、火力发电、煤气、核燃料生产和有毒危险废弃物处理等行业;在城市建设、公用事业和商业等污染较轻的行业,给予积极引导,促使企业自愿投保。
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在推进环境责任险制度时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
首先,立法和执行层面加快行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尽管在《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法律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有所涉及,但是一部法律的个别条文显然不能支撑整个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因此,应当在《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保险法》以及《自然资源保护法》中加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条款,并进一步进行环境责任保险的专门立法。同时,配合已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制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施细则,明确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原则、主体、范围、标准、举证责任、请求权时效等,从而为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具体为:对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的事项作出专门的规定,包括投保行业的范围、承保范围、除外条款、责任限额、保险费率、索赔基础、保险期间以及索赔理赔等程序性条款等;对保险公司的环境责任风险经营作出专门规定,包括责任准备金制度、风险等级评估制度、环境信息共享制度、保险诚信等级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基金制度、再保险制度和巨灾证券化制度等。
其次,环境污染事故是通过环境介质的污染或破坏而引发的事故,具有复合性、长期性、累积性、高技术性和高度复杂性等特点,无论是环境风险等级的划分还是环境事故中损害的评估,都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和技术标准的支持。因此,应当集中人力、物力优势,建立第三方服务机构,包括:
一是引进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专家团队,为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环境损害评估以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行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
二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从事环境风险企业进行等级划分、环境损害评估以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专门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三是加紧出台有关技术指南。2011年5月30日环境保护部公开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明确提出2011年至2012年我国将重点开展案例研究和试点工作。关于海洋环境污染,国家海洋局于2007年出台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显然,这些尚不足以支撑环境损害的评估和鉴定,需要加紧出台相关的技术评定细则。
四是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专家的引进、第三方环境风险等级评估机构的建立、第三方环境损害评估机构的建立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定期或不定期培训等都需要专项资金作保障,政府应当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8
1指示生物的含义及其优点
指示生物又叫生物指示物(Biologicalindicator，Bioindicator)，是指在一定地区范围内，能通过特性、数量、种类或群落等变化，指示环境或某一环境因子特征的生物［1］。使用生物体来对环境状况进行监测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把淡水鱼放到盐水中，观察其行为。在工业革命时期，金丝雀被放到地下煤矿中，工人通过观察金丝雀的特殊反应，及时离开煤矿避险;20世纪初期，欧美生物学家为了应对河流湖泊污染，开始研究利用水生生物监测水环境污染。中国开展指示生物监测河流污染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监测指标体系，尚需进一步发展研究。使用指示生物监测方法，监测水体重金属污染状况，有着传统理化监测不可比拟的优点，主要表现在［2］:(1)反映生物学效应。常规分析技术只说明污染程度偏离正常值，常常忽视生物个体以及种群对外源性污染物的效应;(2)灵敏性。重金属在一般水体中，浓度很低，Cu、as、Cd、Hg在水体中的浓度通常在1×10－2～10μg/L之间，甚至在检测限以下。生物监测利用生物对重金属的灵敏性、富集、放大作用，准确快速监测出水体中重金属的污染状况;(3)长期性。指示生物可以持续监测水体，可以反映出剂量小，长期作用的慢性毒性效应;(4)综合性。重金属在生物体内可以表现为协同效应或拮抗效应等复合污染效应，指示生物可以反映出重金属对其的综合效应;(5)范围广。(6)成本低。
2指示生物的分类
生物监测是使用活着的生物获得定量的环境变化信息，而这些环境变化往往来自于人为活动。指示生物是生物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物种不同，指示生物可以分为动物、植物、微生物。根据不同的环境介质，指示生物又可分为土壤、大气、水体生物。根据生态学层次不同，可以分为个体以及系统水平上的指示生物;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水平上的指示生物［3］。由于重金属在不同的生态学层次中有不同的表达特征，掌握这些特征，对准确监测重金属污染有重要作用。
2．1个体、系统水平上的指示生物研究
2．1．1水生植物监测重金属研究水生植物是指能正常生长在水中的植物。按照水生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水生植物可以分为三类:水生维管植物、水生藓类、高等藻类。底栖植物长期暴露在水环境中，能直接吸收水体和沉积物中的污染物，而积累的重金属元素在其体内不表现出生物响应［4］。然而，环境重金属的压力会导致部分水生植物出现生理变化和生理功能减弱［5］，对指示生物的监测，就是监测其生理变化和生理功能改变，以反映水体重金属的污染状况。水生维管植物通过发达的根系和叶子吸收水体中重金属，结合其定栖的习性，使其适用于监测水环境状况的变化［6］。Fawzy等［7］研究6种水生维管植物富集重金属能力，发现维管植物提供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来监测水体重金属污染。magdalena等研究波兰南部沿海地区多种水生植物对汞的累积性时，发现开花维管植物体内汞浓度随着河流中汞浓度上升而增加。苔藓植物自1971年Goodman等人发明藓袋法监测重金属开始，藓袋法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应用。有研究表明，藓袋法对于河流重金属的慢性污染有良好的监测效果。藻类植物种类繁多，主要有硅藻、绿藻、蓝藻等。藻类吸收重金属后，将影响藻类蛋白质合成以及酶活性，引起藻类生长代谢与生理功能紊乱、抑制光合作用、减少细胞色素、导致细胞畸变、组织坏死、甚至使机体死亡。同种重金属由于价态、化合态和结合态的不同，藻类吸收后引起的毒性也不同，藻类监测重金属就是利用这种特异性。LalitK等利用硅藻监测恒河重金属Cu和Zn，发现细胞膜发生畸变，表明硅藻细胞膜形态异常可以用来监测水体重金属污染。Chakraborty使用海底藻类监测海洋重金属污染，发现绿藻和褐藻能高度富集重金属，可以作为潜在生物指示物用于指示重金属污染。
2．1．2水生动物监测重金属研究水生动物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最常见的是鱼类，此外还有腔肠动物，如海葵、海蜇、珊瑚虫;软体动物，如乌贼、章鱼;甲壳动物，如虾、蟹;其他动物，如海豚、鲸(哺乳动物)、龟(爬行动物)等其他生物。水生动物往往能够积累某些重金属，对重金属毒性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或表现出某种遗传特征，因此，这一类水生动物能成为监测重金属污染的生物指示物。在突发性重金属污染胁迫下，水生动物常常能作出生物学行为反应。水生动物行为反应能直观、快速地反映水质变化，常见的指标有呼吸、生长、心率、求偶行为和游动行为等。Gendusa发现黑鳟暴露在Cr6+环境中时，快速的胸鳍运动能作为外部生物标识监测Cr。Svecevicius等研究虹鳟鱼在Cr6+胁迫下的行为变化，发现虹鳟鱼的游动行为随着Cr6+浓度增加而增加。黄东龙对斑马鱼行为反应进行研究发现在Zn2+和Cr6+的突发性胁迫下，其行为反应快速而且敏感，表明斑马鱼的行为变化能对突发性重金属污染进行监测，提供早期预警。
2．2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水平上指示生物研究重金属对生物的有害性研究往往侧重个体或细胞水平，然而不同水平上的生物有害效应具有非线性的层次性，即高一级的生物水平上的效应可能具有不能从次一级水平上得到的预测的新特征。如生物标志物的研究集中在细胞水平上，通常不能直接扩展到个体甚至种群水平上，因为细胞水平的毒性效应可能被组织的补偿机制所掩盖。同样，个体的重金属浓度、行为特征等参数并不能直接推移到种群水平上，要监测水体重金属的生物效应，更需要关注种群、群落甚至生态系统上的生物监测研究。生物在重金属胁迫作用下，群落内不同生物具有不同的响应，尤其是长时间低剂量暴露的情况下，群落种数发生变化，同时群落结构也发生变化，敏感种减少，耐受性种成为优势种。常用的利用微生物群落监测水体重金属的方法是国标pFU法(GB/t12990－91)。pFU(polyure-thanefoamunit，聚氨酯泡沫塑料块)法就是将pFU浸没在水中，利用pFU的小孔径(约150μm)，采集微型生物群落，并评价水质。研究表明，高浓度重金属影响底栖生物和浮游生物的多样性。
3对指示生物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的应用研究
通过指示生物监测获得的环境状况，往往是生物体内重金属浓度的数值，还需要使用适合的评价方法反映当前环境的污染程度，以及后期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提出合理的控制对策。当前水体重金属评价往往局限于对当前浓度的评价达标与否，忽视了长期低剂量暴露下造成的生态风险和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对指示生物的风险评价有利于量化这一不确定性的风险。风险评价可分为生态风险评价与健康风险评价。生态风险评价是一个预测环境污染物对生态系统或其中某些部分产生有害影响可能性的过程。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是以风险度作为评价指标，把人体健康和环境污染相联系，通过定量描述在污染环境中人暴露所受危害的风险。
3．1指示生物在生态风险评价中的应用目前，这些水生生物重金属评价方法均能反映区域水质生态风险水平，实际应用中，为了更全面评估各种风险水平，常常同时使用多种评价方法。其次，还有基于种群、群落的生物评价方法，如对于水体物种种群丰度、敏感种的生态风险评价，常采用生物评价指数。生物评价指数有很多，如基于敏感种和耐污种的出现与否构建的指数Bmwp(Bi-ologicalmonitoringworkingparty)、基于物种的耐污值及其在群落中的重要性构建的FBi(FamilyBioticindex)指数、基于物种丰度和耐污值构建的Bi(Biot-icindex)指数等。这些评价指数对各种环境问题的灵敏性不一，有研究发现，FBi指数可以有效指示酸污染与氨氮污染，Bi指数可以评估流域土地利用和重金属污染对河流生态的影响。
3．2指示生物在健康风险评价中的应用健康风险评价将人体健康和环境污染联系在一起，定量估算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并提出减小环境健康风险的对策。指示生物能用于评估重金属对人体健康风险水平，为食用水生生物、消费水产品人群提出早期预警以及安全指导。健康风险评价的程序分为:危害鉴定、剂量反应评估、接触评估、风险评定等四个阶段。目前，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已被法国、荷兰、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如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等所采用。计算生物体内重金属的潜在非致癌风险值，通常使用目标风险系数(tHQ)，而致癌风险的计算，则使用致癌系数(CR)表示。在重金属防治对策制定的过程中，必须考虑重金属对人体的危害程度，指示生物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价能科学地评估其风险值，从而指导决策的制定。
4结语
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9
随着二十一世纪高科技的快速发展，我国土地环境也将面临一些问题，土壤质量也直接关系到食品的安全和人们的健康情况，现在这不单单是一个环境问题了，它也关乎这发展，更是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了解土壤环境的复杂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面对自然发展的紧迫性，随着科学的发展观，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观点，并且与区域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有效的衔接;同时，我们还需要用科学的决策，充分的运用所有力量，结合多样化资源，综合运用经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方式的宣传和教育，广泛的参与，促进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机制的形成。
2、我国土壤污染现状
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我国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尤其是农业土壤的污染，影响着农作物的‘安全’。目前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越来越严峻。据调查统计，我国农业区的土壤污染面积染呈现出逐年大幅度增加的形势。而且土壤的污染种类呈多样化，也出现了新污染物体与老污染物并存、各种污染不利于大自然农作物的发展形势。土壤污染的途径变化较多，并且原因相对复杂，控制起来难度较大。由于土壤污染引起的农副产品的质量问题和越来越多，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的稳定。
3、土壤污染原因
土壤污染的原因主要是人为污染，是由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造成的。主要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物污染。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有：1，工业生产中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造成的污染；2，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3，农业生产中农药的使用造成的有机污染；4，农业生产中污水灌溉造成的污染；5，重金属元素造成的土壤污染；6，含有致病病原体、寄生虫的生活污水、医院垃圾污水等造成的生物污染等。
4、关于土壤环境保护的措施及控制
4.1有效的制定治理方案
如今，各地区及部门开始积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进行全面的实施并加以改善，使土壤环境的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我国的土壤环境条件总体仍是并不乐观，必须加强重视。有效地保护土壤环境，预防控制和减少污染的土壤、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4.1.1有效的控制新增土壤污染。提高环境执法和污染的控制，确保企业标准;防止新项目造成新的污染土壤。定期对工矿企业排放的有机污染物和危险废物进行处理设施监控，并对周围的土壤污染限期治理。标准的处理污水，有效的完善垃圾处理的控制措施，全面改善并加强非正式的废物处理网站。肥料的科学应用，禁止使用有毒、有害物质，严格控制稀土农用。严格执行国家相关的高毒性、高残留农药的使用管理规则，制定对农药包装容器废物的回收。加强对废物污染塑料的回收和利用。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含有机污染物的废水以及未经检验和安全处置的污水污泥等。
4.1.2规划重点保护区域。将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作为土壤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在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和污染源前提下，土壤环境质量水平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关的数据库。并严格禁止在优先领域新建有色金属、煤炭、化学药品，如铅蓄电池生产项目。
4.1.3加强被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控制。农田土壤环境监测和农产品质量检验、受污染的耕地分类管理，以控制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如土壤污染修复和管理措施,确保耕地的安全使用,严重污染,很难修复,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规定将指定的农业生产区域划分为被禁止区域。污染土地使用权的改变或修改,应按照有关规定在土壤环境风险评估和土壤环境修复，在未进行风险评估和土壤环境质量不能满足建设用地的要求的时有关部门不得颁发土地使用证和施工许可证。住宅开发不得用已经严重影响人类的健康评估污染土地，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扩散、治理标准之前的土地。加以关注新工业的用地，并建立土壤环境强制调查评估和备案制度。
4.2环境的保障措施
4.2.1加强组织管理。建立环境保护部门以及相关的部门积极的参加部门协调机制，并有效的指导和监督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与有关部门协调个人和协作，共同促进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
4.2.2完善治理机制。各级逐渐增加投资在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保护土壤环境保护基金。并鼓励企业开展土壤污染控制，充分的加以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疗。中央政府对土壤环境保护工程的符合条件的充分支持。
4.2.3完善法规政策。经过研究土壤环境保护特殊的法律法规草案，制定农业用地土壤和集中式饮用水源环境保护、新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环境管制污染地块的有效的管理办法。并建立重点区域保护效果评价和考核机制，制定和实施“保护奖按”政策。这是良好的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研究土壤污染损害责任保险，鼓励有机肥料的生产和使用，及老污染塑料回收、处理和利用的政策措施。
4.2.4加强科技支撑。改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系统土壤环境质量、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及受污染的土壤管理和修复，土壤污染物的主要分析测试，重金属在土壤样品、肥料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制定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和层次结构，土地污染环境风险评估、土壤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如修复、研究土壤环境保护效能评估过程和评估技术。加强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及时启动重大研发项目。研发和推广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技术和设备。
5、结语
环境污染风险评估篇10
在英国，污染场地修复资金实行等级责任制该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土壤污染清理整治费用主要由“适宜人”承担。责任主体分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向土地排放污染物的个人或公司，或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容许污染行为发生的人；第二层级主要是当前土地所有者或业主原则上由第一层级人承担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如果通过查访后，无从找出原始污染者，则由第二层级人承担污染治理责任。日本的《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中规定了污染防治费用负担原则与财政措施，主要体现在“原因者负担”、“受益者分担”两个原则。按照原因者与受益者共同负担原则，为防止发生公害与实施自然保护而采取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一方面公平分担给相关企业，另一方面，也由措施实施后的受益者分担一部分，而政府和地方公共团体则相互协作，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分析上述规定，虽然美、英、日三国对有关责任主体的提法不尽相同，但无论是美国的“潜在责任方”、英国的“适宜人”，还是日本的“原因者”和“受益者”，本质上都体现了污染者与受益者共同承担治理责任这一理念。
制定土壤评估和修复标准美国《土壤筛选导则》由一系列促进污染场地评估和修复的标准化指南组成，其土壤筛选指导值并非是国家的修复标准，而是在《超级基金法》的指导下，对污染场地进行初步筛选，即用来确定是否需要开展进一步的“修复调查评估”和“修复可行性研究”，或不采取任何修复行动。荷兰是欧盟成员国中最先就土壤保护专门立法的国家之一，其土壤修复标准非常典型。2008年生效的《荷兰土壤质量法令》中设立了土壤修复目标值和干预值。其中，目标值表示低于或处于这个水平的土壤具备人类、植物和动物生命所需的全部功能特征，土壤质量是可持续的。干预值则表示超过该水平的土壤，其具备的人类、植物和动物生命所需的功能特征已经被严重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必须接受强制干预。一般地，土壤筛选值建立在健康暴露和毒理学计算模型基础上。非阈值污染物（致癌物）的“可接受风险”用生命期增加的致癌风险表示，各国的风险值均在10～6和10～4之间。必须说明的是，对每一个国家而言，选择“可接受的”阈值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学问题。在实际操作中，“10～6致癌风险”是在社会和经济对风险影响的可接受性的基础上，由决策者和科学家共同认可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保守性阈值。制定优先治理清单加拿大共有3万多处污染场地，美国有29万～40万处。加拿大联邦污染场地行动计划、美国《超级基金法》以及《国家优先控制名录》（npL）均规定要优先解决最高风险的污染场地。一般根据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形成的风险大小，采取基于风险的管理模式，首先降低人体健康风险，其次降低生态风险以及地下水污染风险，以降低成本，清理尽可能多的污染场地，并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基于风险管理的模式可制定不同的土壤管理对策，如对轻微污染区实施可持续管理政策，针对中高浓度污染场地实施修复政策。根据当前及今后土地利用情况（如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农业用地或娱乐设施用地）进行风险评估，并制定相应对策，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程度维持在较低水平。
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一份关于土壤保护的专题战略草案，其中包含《土壤框架指令》草案。该草案要求欧盟各成员国防止土壤污染，制订污染场地清单，并修复已确定的污染场地。此外，该草案还要求成员国采取措施以交流用于修复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场地的最佳技术。完善法规政策鼓励修复再利用以美国《超级基金法》为例，该法最初的推行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美国环保署只需宣布某公司是“潜在责任方”，而不必说明违反什么法律，即可责令其清理污染场地，引起了数量惊人的诉讼；二是由于该法规定了严格的连带责任，污染地块在被业主遗弃后，往往没有人愿意再冒险购买，因而产生了大量废弃和闲置土地（即“棕色地块”）。为此，美国政府于2002年颁布了《小规模企业责任减轻与棕地振兴法案》（以下简称《棕地法案》），依据场地再利用情况，以减税等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投资，推动了再利用污染场地的优先修复。同时，《棕地法案》在污染场地产权交易登记方面也有新扩展：《超级基金法》中认为污染场地的持有者应承担修复责任，但《棕地法案》允许不知情的购买者对拟购买的场地所在地的环境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从而在污染场地产权交易登记的环节合法规避《超级基金法》规定的法律责任。我国污染场地管理现状我国的土地产权所有制、金融信贷机制、责任追究的法律体系和信息公开机制等均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的借鉴应因地制宜。责任方情况复杂目前国内已查明的高风险污染场地大多数为搬迁中的国有大型化工企业原厂址，其中部分企业已经破产清算，无力承担修复费用。部分企业改制重组，但改制时并未对场地污染问题进行说明，无法鉴定污染的主体责任。同时，个别企业在场地租期结束后，拒绝承担污染修复责任。权责关系不清、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我国污染场地修复的责任认定机制面临一定的挑战。金融信贷机制不规范考虑到潜在的污染场地存在修复风险，发达国家在化工类高风险企业申请贷款、抵押以及市场许可的过程中会对标的地块进行风险分析，控制投资风险。但是，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基本为国有，其投资方向受政策约束较强，不规范的风险承担机制决定了国内投资银行对污染场地的风险规避意识不强。可接受的污染风险水平难界定在实际的环境风险评估工作中，“可接受的”风险阈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的影响。与欧盟国家不同，我国疆域广阔，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全国性的土壤环境背景调查尚不完善，可接受的污染风险水平界定难度很大。但是，目前我国正处于“退二进三”的城市改造时期，各省市大规模的工业企业集中搬迁，在没有全国统一管理要求的情况下，各地管理尺度不一，具有一定的潜在环境风险。污染的不确定性易致数据误读土壤污染与大气、水的污染控制不同，土壤下污染情况的不可见性和不可预知性容易造成公众对污染场地数据信息的误读，在个别地区甚至引发。同时，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实施时间不长，公众对信息公开程序和内容了解不清晰，对专业数据和评价方法了解不够，容易造成公众对污染场地环境风险数据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