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1
关键词：乡镇图书室;农村经济;作用;对策;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引言
乡镇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在农村的延伸和发展，是直接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的文化设施，是乡镇文化站的一个标志性窗口，是传授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素质，创建和谐社会的文化阵地。乡镇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将会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经济建设发挥不可限量的作用。
一、乡镇图书室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升农民思想素质、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在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随着物资生活的提高，对文化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但是农民文化生活却极其单调与乏味。农村文化生活建设亟待改善。乡镇图书馆是最基层的公共图书馆，是传播科学文化、教育知识的重要阵地。是农村的一个知识宝库，通过书刊流通，可以逐步培养一大批喜欢读书的读者群，进而在农村营造出良好的读书氛围，发挥社会教育、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的职能，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二）普及传播科学知识和农业科学技术
乡镇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的延伸，是农村普及科学知识和信息传播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机构，农民致富的好帮手，是决定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乡镇图书馆植根于农村，面向农村，直接为农民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科技文化知识的需要，农民和农民工通过借阅图书馆的科技资料，参加图书馆举办各种类型的信息会，观看形象生动的种植业、养殖业、庭院经济等专题科技录像片，学习掌握各种种植养殖技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促进乡镇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实践说明，办好乡镇图书馆不仅对社会有利，还给农民带来实惠。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乡镇图书馆的农村信息、情报、科技中心初露端倪，而其他的机构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三）丰富农村学生的课余生活
图书馆作为人类的知识宝库，作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乡镇图书馆的建立，应坚持“二为”服务方向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以培养人为己任，拓宽服务领域，为活跃和丰富中小学生课余生活服务。但是农村的中小学由于条件的限制和乡镇图书馆的经营理念，学生读物欠缺，使学生的课外阅读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乡镇图书馆应在市、县图书馆的帮助下，经常组织中小学开展“读书活动”、举办“读书心得”交流会和“书评”活动，举办“知识竞赛”。特别是在“减负”以后更应根据中小学生的爱好和兴趣，利用节假日举办有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各种类型培训班，开展讲故事等活动，从小培养农村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丰富农村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农村学生能享受到城市学生所能享受到的课余阅读条件，让乡镇图书馆成为农村学生的第二课堂，为培养人才做贡献。
二、加强乡镇图书室建设的对策
（一）加大乡镇图书馆建设的投入
在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中，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特别要加强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保证购书经费投入。要像投入教育那样来加强乡镇图书馆的建设，对乡镇图书馆的投入应纳入日程工作，同时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公益事业。保证设施建设投入。如乡镇图书馆配备计算机上网，建立能和市图书馆计算机业务管理系统联网的远程工作站，加入“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农民在乡镇图书馆就可以查阅各馆的全部资料，能利用各图书馆的书目及网上资源。保证管理人员投入，如负责解决图书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等等。
（二）发展创新乡镇图书馆模式
乡镇图书馆要以政府办馆为主，社会办馆为辅。为了优化服务资源，深化服务内容，完善服务设施，实现知识的共建共享，乡镇图书建设必须要走多元化道路。1.流动型模式。流动型图书馆是指以“汽车图书馆”为主要形式的一种，把图书馆服务拓展至没有固定图书馆的新发展区和偏远地区。这种图书馆具有经济、灵活、快捷、方便等特点，可以将分散的、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实现一次投入、多馆共享，可以较少的投资创造最大的社会效益。汽车图书馆的创办对于乡镇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有着独特的优势。2.联办模式。联办图书馆，即乡镇文化站与企业、工厂、学校、书店等团体联合创办乡镇图书馆。这种模式可吸纳社会大量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个人与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镇图书馆藏书陈旧、固定经费短缺等不足。特别是与乡镇中小学图书馆、书店等联办，可大力提倡。
（三）坚持为农民送书上门服务
主动服务是一种开放性的服务活动，它要求乡镇图书馆的知识传递速度快、范围广，充分发挥乡镇图书馆的“耳目”、“尖兵”作用为领导决策当参谋。他们广泛收集最新、最受当地农民欢迎、最实用的情报信息和开发文献资源。编制二、三次文献，为农民读者快速开展有偿的跟踪服务、定题服务并不断地改善办馆条件，改变读者的文化生活环境。
（四）提高思想认识
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2
关键词：农村；产权改革；城乡经济协调
中图分类号：F2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1
随着城市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也逐渐的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为了解决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收益不规范、产权主体虚置以及土地流转不顺畅等问题，加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应当不断的加强农村产权的各项改革工作，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房屋和承包林地的合法流转，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分析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指的是对我国以农村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财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我国已经在率先在某些地区开展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为我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集体制度已经和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越来越不适应。
土地的零碎化阻碍了农村地区的规模经营，以家庭为单位对土地的劳动投入所得到的收入已经逐步达到极限。尽管我国连续多年出台了增加农民农村收入的相关政策，但是我国大部分农民仍然处于温饱的边缘，还没有迈进小康社会，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距离仍然遥远。同时部分农民为了改善自己的收入便外出打工，使农村地区出现了抛荒、摞荒，土地白白闲置，造成了我国耕地资源的浪费[1]。再加上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使部分农民出现了种地无门，就业无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和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不稳定和产权主体的错乱等方面的原因。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了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成为了影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应当切实的保障农民的利益，其中的关键是要保障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和农民分享地租的权益，也就是要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如果不能有效的保障农民在以上合法的经济权益，那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就不能有效的进行下去，也就不能有效的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作为农村产权改革的主体，但是由于农民长期以来的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了决定了农民在这场改革中的被动地位。在加上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保姆式的工作方式，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如何有效的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经济权益成为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的难点和关键。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社会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它必然和其它社会改革发生必然的联系。例如建立完善的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农民来说，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无法解决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的失业到社会问题，也不能够保障其生活水平和城市居民一致[2]。同时我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还和我国现行的法律有一定的冲突，我国对于集体建设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严格限制，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就必然要涉及到这些问题。如何从法律角度保证土地流转的合法性，保障农民的合法经济权益成为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的重要问题。应当加强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条款进行完善和修改，从法律角度保证土地流转的合法性，保证农民的发展权和自主选择权。
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
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历史因素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协调，使得社会上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不能有效地协调，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状态不能有效的保持均衡。这种局面不仅不利于我国社会的稳定，而且也不符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不仅是农民农村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造成我国当前城乡巨大差距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我国独特的户籍制度。我国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这也是造成城市和农村经济分离的主要因素[3]。许多相关经济政策和制度都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它造成了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困难，也产生了城乡经济的不协调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改革我国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
我国独特的二元财政制度，也造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而且具有明显的偏向城市的特点。例如国家对于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供电、供暖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出，而这是农村地区农民所无法享受的。党中央正是看到了这种不合理的局面，才提出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4]。为了落实中央关于城乡统筹的精神，应当尽快的建立切实可执行的城乡统一的财政运行机制和政策，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
三、结束语
对于我国来说，城市和农村在政策和法律方面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应当从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入手，加强农村地区的产权制度改革可以有效的提高农民的收入，释放农民的活力。相信通过党中央的综合协调，我国能够逐步的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不断地推进我国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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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3
[关键词]乡村公共经济；内涵；困境；重构
乡村公共经济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整体经济向纵深发展。发端于计划经济解体时期的我国乡村公共经济，因其与生俱来的自上而下的独断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不可及性等，决定了目前的乡村公共经济模式是无法解决由于它自身的原因而产生的“三农”问题的。这就对乡村公共经济提出了重构的要求。
一、乡村公共经济的内涵分析
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是乡村社会合理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内容。传统的财政理论及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往往只强调政府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着眼的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等财力的运作过程”，因此，此前的乡村公共经济其实就是乡镇财政的活动范围。涉及到乡村社会时，传统财政学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了如何帮助县、乡财政摆脱困境上去，而无暇顾及各级政府应当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一“公共活动”。
随着西方财政学及公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仍然以政府活动为基本标志，但已经延伸到与政府相关的其他公共活动”上。这一界定使得传统财政学所无法涵盖的诸多与政府职能相关的公共活动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据此，我们把“乡村公共经济”定义为乡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经济活动。它包括公共财政和乡村社区财务两个主体部分。和其他层级的公共经济一样，乡村公共经济的活动范围也要以市场失效为基本标尺，即只有当乡村居民无法在利益驱动下自行生产某产品或自行生产该产品存在免费搭车等情况，而这些产品又为乡村居民所需时，才需要乡村公共经济组织的介入。
“乡村公共经济”这一概念拓展了传统财政学所无法涵盖的研究领域，更加关注政府和其他公共经济组织如何形成合力提供公共服务。在实践上，这一拓展对于解决乡级财政目前的尴尬处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乡村公共经济的困境分析
我国目前的乡村公共经济主要是由代表政权组织利益的乡镇财政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而乡镇财政正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并且由于财政收支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而逐渐失支去物质依托和制度支持，乡镇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由于制度的安排，乡镇财政自从1994年分税制实行以来就一直处于“要让马儿跑，不给马吃草”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依靠体制外筹资；另一方面，乡镇政府为谋求自身的生存而把乡村公共经济演化为“乡镇财政的经济”。这种双重压力严重加剧了乡村公共经济和“三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加重农民负担，使“三农”问题进一步恶化该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它的不规范性和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性。乡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使得作为供给主体的政府加重农民负担有了“制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体制外供给表现为没有一套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规则，农民过多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此外，对于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主体的农户而言，体制外供给使得他们对于负担加重的敏感度上升了。如果这时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又不符合农民的需求，农民的对抗情绪就会特别突出。近年来农民上访告官的现象大多是由这一因素引起的。
(二)乡镇机构改革不到位。导致机构膨胀、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和政府不经济首先，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过多，导致刚性财政支出不堪重负。据有关史料显示，我国历史上需要财政供养的人与普通百姓之比，两汉时期为1：945，唐朝为1：500，清朝康熙时期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人，1978年约为1：50，而目前却是1：34。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财政供养的人员往往越多。
其次是“政府不经济”。由于财政困难，乡镇干部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要钱、要粮”上，稍有事业心者，便把精力投放到如何促成所辖区域内的工业尽快上马，但在可行性调查方面又考虑不足，因此，工程尚未竣工就倒闭的事屡见不鲜。
(三)乡村社会内源不足。外援匮乏
对于乡村社区而言，所谓走“内源”发展的道路指的是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地利用乡村社区本身具有的资金、技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原因，我国的乡村社区不论物质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相对贫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必然导致资金严重不足；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匮乏则更多地是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贫乏和“人往高处走”这一理性选择的结果。
由于村集体积累的“空壳化”，有些村庄对公益事业的内需只能靠外力来启动。然而，由于乡村社区自身“造血”功能不全，由外力启动的公益事业往往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这是因为“外援式推动充其量只能改变村庄经济的量的形态，而无法改变其固有的逻辑形态”。因此，外力一旦消失，村庄即刻又回到“无为”的小农经济状态。
三、“三农"视角下重构乡村公共经济
当前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组织，解决目前乡村公共经济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为乡村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已成为施政者的当务之急。为此，笔者以为应当在增强外援、挖掘内源以及促进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做好文章。
(一)增强外援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财政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维持：一是向下收取税费，将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二是向上谋求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三是由本级负债解决。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已经基本上切断了基层政府的第一条财路，第三条则由于基层政府负债过多，降低了公信力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那么，怎样才能走好剩下的唯一出路呢?
这里首先要涉及到基层政权应该止于哪一级政府的问题。如前所述，乡镇政权已经失去了继续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代表政府履行职能的乡村公共经济组织的去向问题。为此，我国理论界提出撤乡并镇、转化为县级派出机构或乡政自治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根据财权、事权及公共产品的性质合理安排各级公共财政在支付农村公共产品中应当承担的比例和范围，改变目前转移支付政策目标不明确、定位不准确、支付形式偏多、结构不合理、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和调节功能微弱等问题。
加大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能只重视投人量，更应重视资金的使用质量。尽管我国2004年财政投入农业部门的资金已达2000亿元，可是其中70％都没有用于农业生产，资金更多是被各级财政和其他事业部门截留、挪用而产生了严重的滴漏现象。“重质量”，这意味着应当保证资金足额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多年来，我国财政资金的层层下拨就好像水源流经一条长长的干涸的沟渠。如果能让财政支农资金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进入具有健全民主制度的“三公开”的乡村社区财务，那就可能将无谓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其次是促进城市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全方位地对农村进行反哺。这不是要和目前轰轰烈烈的乡村城市化背道而驰，而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当尽快改变绝大多数农业技术研究人员和技术滞留于城市实验室和办公室的局面，让其尽快“下乡”，其中，政府的政策推动和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推力。
近年来出现了城市居民下乡以及在城里有了一定积累的农民工回到农村开拓事业的现象。这是城市自发反哺农村的一个典型例子，它与早期的乡村人才流失相向而行。乡村政权组织应当充分利用这一趋势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和专业化耕作的发展步子，并协同乡村社区组织充分利用回流的财力和智力，提升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农村人力资源，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挖掘内源
历史事实表明，政府每给农民松一次绑，农村经济就必然有一次飞跃。因此，政府应当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农民松绑：(1)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2)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3)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4)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松绑就是要还权于民，即建立代表乡村民众利益诉求的乡村社区财务。
乡村社区财务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为社区提供临时性、突发性较强的无法进入财政预算的公共产品，从细微处改善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条件。
乡村社区财务的收入范围可以包括：第一，村级组织内农户上缴收入、集体企业上缴收入、集体经营收入和资产收入；第二，可以将“一事一议”制度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结合乡村民主建设进行规范后进一步推而广之，这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解决乡村社区公共投资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目前不少乡村道路建设以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就是依靠这种方式来筹资的；第三，政府社会政策的补贴，如财政支农资金和国债资金。中央近年来的支农资金增长幅度超过了中央财政的增长幅度，但是支农资金下拨后几经“雁过拔毛”，真正落实到农户或农业生产所需的却所剩无几，今后可以考虑将这部分资金直接划拨到乡村社区财务账户上，以便资金的使用能直接受到群众的监督；第四，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包括社区基金、慈善会以及出外工作人员的馈赠；第五，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社区资源向海内外各种渠道的项目资金进行申请。
乡村社区财务应在加大乡村社区民主自治力度的同时，推行实质性民主。传统的乡村社区财务中很大一部分是被动支出。如果让农民自主决定应当如何生产以及生产怎样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并在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赋予农民以更多的参政议政权，让其在享受当家作主的精神满足感受的同时，自觉自愿地为自己所在村庄的建设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这就势必能更好地动员乡村社区的内源发展动力。
应当通过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加强乡村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方面，公共财政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作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以此加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可以促进农业生产领域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进一步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应当着手加强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相结合。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并为其提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从而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应当加快小城镇的发展步子，充分发挥小城镇社区发展模式在人文关怀、提高人口集聚效应、降低农民进城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作为联系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和桥梁(即所谓“城之尾村之首”)，小城镇的发展能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
(三)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
如何才能促使村民自治尽快完善，从而使重新构建的乡村公共经济得以践行，这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重构，包括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乡村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农民自组织的建立。
1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
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是指简化或撤并乡镇政权，将其作为县级派出机构或实行乡镇自治。这一变革对于解决乡村公共经济具有直接的意义。对于我国乡镇政权转型的模式取向，我国理论界提出如下三种思路：一是撤乡并镇，将财政经济困难、规模较小的落后乡镇并入经济发达的建制镇并逐渐走向城镇化；二是大大精简乡镇机构，将其转化为县一级的派出机构，县级职能部门在乡一级的事务；三是借鉴村级自治模式，逐步推进乡政自治。笔者认为，不论乡镇政权走向何种模式，一个关键的要素即乡村社区的公共性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公共性的培育则有赖于民主与法制的健全。
2乡村市场组织体系的完善
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交易体系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相伴相生的事物，市场组织体系是公共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市场体系的完善则必然为公共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机制上的保证。
完善乡村市场体系必须从两方面人手：一是政府；二是社区。
从政府来看，其作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用于市场而又超越于市场，还市场以由供求关系、市场利率、价格信号等进行自我调节的本来面目；二是真正剥离农户背负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负担。所幸的是，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但是政策的效果还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套改革以及政策的连续性才能确保；三是政府扶持农户最急需做的是让他们享受必要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这既可以直接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又可以通过增加农户收入进而提高其购买力，从而又反过来促进农村市场的繁荣。
从社区来看，由于农村金融体制的不健全，乡村社区通过信用方式进行经济活动的空间依然很小。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的信用机制可望因为有制度的约束而逐步健全。同时。乡村社区的建设应当将社会资本的建设和维护考虑在内，着意培养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传统伦理和现代法制双管齐下，为乡村市场体系的完善提供充分的社会基础设施。
3建立和完善农民自组织
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4
摘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新型的新农村，而经济的发展是一切基础建设的前提，因此经济发展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建设一个健康发展，良好向前发展的新农村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此时发展乡镇企业是最佳选择。本文旨在探讨乡镇企业与新农村建设问题的联系，并分析新农村建设中发展乡镇企业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方案。
关键词：新农村；乡镇企业；问题；有效途径
一、前言
在我国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我国也很注重新农村的建设问题，并采用了一切可能的途径帮助建设新农村。发展新农村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建设乡镇企业。乡镇企业，顾名思义，是在农民的投资下建立的企业，经过多年的不断摸索探求之后，乡镇企业已呈现出多元化的企业与投资形态，但无论是何种形态，乡镇企业的投资主权，管理主权都是掌握在农民的手中。但是即使乡镇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在当今这个变化莫测的大的国际社会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发展仍然面对着很大的困难与重重压力。
二、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下的新农村，要以促进农民的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要多渠道的转移农民就业，不断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形势，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挥亿万农民在建设新农村的主题作用。”从这一份国家报告中可看出，国家对于发展新农村建设是十分重视的。
1.发展乡镇企业对新农村建设提供经济支持
发展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对经济的建设，而新农村的发展最离不开的也是经济建设。虽然，国家对建设新农村提供政策补助资金，但是倘若新农村建设中没有对经济发展有所裨益的项目与稳固并且向上发展的资金来源的话，那新农村的建设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新农村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过程中，能在一步步的试水中找到适合新农村发展的最佳经济来源方式。良好向前发展的乡镇企业对建设新农村能提供有效地资金资助，能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为中国社会主义下的新农村建设添砖添瓦。
2.发展乡镇企业对新农村提供公共设施支持
发展乡镇企业能有效地推动新农村的各个公共事业的发展，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提高新农村村民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推进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有效地改善村容村貌。并且，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发展乡镇企业能够为农村富足的劳动力提供良好的就业岗位，真正实现旧农村向新农村的战略转型。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能有效地带动当地教育设施的完善与发展，能够有效地提高当地教学质量，从而为当地培养新型的人才，这对于新农村的发展是一个良性循环。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能有效地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运转，真正实现农村经济繁荣，教育繁荣，人们富足。
三、乡镇企业发展中外部环境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大的国际环境下的改变也对我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涌入国内市场，与所占市场份额并不大的乡镇企业争夺市场资源；国内的经济政策有所偏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的补助与政策性扶助力度很大。但近几年来，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的明显的变动，对私营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重视度加大，而国有企业本身的背景优势也让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明显减弱；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主要靠政府的资金技术资助而发展的。但是随着政府的扶持重心的偏移，乡镇企业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向银行进行中小额贷款，而我国经济的发展让银行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的渠道变小。因此，这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小的影响；乡镇企业与国企、大中企业的优势对比十分的不明显，国企有着国家的支持与雄厚的资金来源，与大中型企业一样有着优良的地理环境优势，并且大中型企业有过硬的技术支撑。而乡镇企业与之相较而言就缺少地理优势、资金优势与技术指导。
四、解决乡镇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对新农村建设起到的作用
由于高技术人才的缺乏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乡镇企业大多走的是粗放型产业。并且新农村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淡薄使很多乡镇企业还在起步阶段就因为绿色贸易而夭折。因此要真正实现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就需要因地制宜，采取适合新农村发展的产业。对于环境条件好的新农村，要大力发展面向国际化的产业，大力引进国内外的新技术产业，真正实现由农村向新农村的转化。而对于没有地理环境优势的新农村，则要另辟蹊径，寻找适合本土新农村发展的特色产业。如，地理环境偏僻，但是风景独好的新农村，可以寻求国家、企业资助或者寻求银行投资，大力发展旅游业。
在发展乡镇企业时要运用新思维，采取多元化的实施方式，努力寻求最适合本土发展的产业，这样才能使乡镇企业真正发展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对新农村建设也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乡镇工业的发展创新化
乡镇企业源于农村，服务农村，致富农村。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工业化时，应遵循三农化，效益高效化，信息即时化，和谐绿色化。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结构的创新、产业的合理配置、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服务意识等。在生产时，致力于技术的创新改造，技术的创新应用。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并消化吸收，创造具备当地特色的技术。在对企业员工的管理机制中，应注重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去留问题，制定人性化的薪酬福利制度，为乡镇培养各类新型人才。
2.乡镇企业的融资多向化
乡镇企业往往规模都不大，自身资金有限，因此发展的速度及规模也有限。如何解决资金不足成为首要问题。在行政方面，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努力改善融资环境，并及时取缔乱收费现象。在企业方面，应拓宽融资渠道，可以采用包括技术融资、设备融资、资金融资、劳动力融资的多样化融资模式，积极寻求融资。同时，努力发展龙头企业，应以点带面，积极引导各企业的发展。
特别注意的是，当今社会是信息化发展迅猛的社会，应从环境、人员等方面多鼓励、扶持高科技入乡的发展。
3.乡镇企业产业集群化
企业的发展，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在努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如何保护环境也是噬待解决的问题。在规划企业发展地区的时候，应该重点规划企业发展集群，通过合理利用环境及地理资源，集中治理、系统防治，同时集中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坚决施行先立法后工作，先预防的环境保护措施，使企业规模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五、结语
要发展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要发展经济，乡镇企业作为新农村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需要通过不断地实践、不断的探索去实现。这样有了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乡镇企业，才能与新农村的发展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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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5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巨变同时带来了乡土文化的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了“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总结和反思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传统角色及其实际作用和价值，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延展的统一，在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中建设面向新农村发展的乡村文化新认同。
改革开放3o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30年来农村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变迁，在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的急剧碰撞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下，乡村文化正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认同缺失。如何理性面对和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并从文化哲学的发展角度看待乡村现代性发展下的传统角色及其可能的文化发展向度，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谋求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议题。
一、改革开放下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
基于数千年来的宗法血缘关系，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构建了一种具有典型文化学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价值系统。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存在结构中，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儒家文化形态成为古代乡土社会的主要精神价值纽带。传统社会的这种独特的经济与文化特征，也塑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个体观、家庭观和社会观等方面的独特的价值取向。
30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一历史变迁的进程中，首先是中国农民亲身经历并深刻体会到这一变迁带来的身份自觉和价值抉择。我们看到，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离土不离乡”和1990年代“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的中国数亿农民，在承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空间变迁中，也享受着3o年时间带来的农村改革成果，而且这一改革的进程还在不断推进。在新世纪，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在实践和价值层面上推动着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诉求。因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包括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现、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以及2006年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等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国家对农村改革的信心、决心与力度，更充分凸显了乡土社会现代变迁的实践进步意义，中国农村建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
回顾30年的历程，在这一系列改革与发展成就的背后，同时也带来了农村文化的工业化、市场化破坏与乡土文化的认同缺失等突出问题。30年来，工厂、企业在农村的市场化经营，普遍伴随着对于乡土环境与和谐秩序的剧烈破坏，带来了乡土社会的村落消失和环境恶化，也带来了乡土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而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与破坏又使得广大农民在家庭观、社会观、个人观以及价值观、文化观等方面发生了文化认同的迷失，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又尚未建立。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
在这场农村巨变和文化断裂的实质进程中，凸显了乡村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到“破坏有余”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过度破坏以及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无情摧毁；而“重建不够”则是指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价值迷失和认同危机，缺乏建设中必要和科学的价值指导。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命运，导致30年来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与农村文化的建设发生错位，人们在诸如农村发展、经济提升等观念的片面主导下，忽视了村落文明、精神家园等乡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研究从上世纪初已经开始，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中国”说影响最大。费孝通将人们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研究纳人到人类学、社会学视野，探讨了中国农村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人文生态”等概念。其实在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时，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普遍开展和推进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实践。如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的乡村传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而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则主要致力于开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思想史的激荡展开，对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探讨不仅反映在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中，文化学者也在思想与文化哲学的层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留给20世纪文化和思想界一个充满理性与智慧激荡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乡村伦理的实际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们带来的文化批判主要强调了西方现代主流价值的普遍意义，他们看到了传统中国乡村伦理的负面意义和现代西方启蒙理性的普世价值，一致认为儒家传统伦理和宗法制度渗透着“礼教吃人”的残酷封建思想，丧失了“独立人格”，扼杀了“自由人性”。可以看出，在对西方现代价值的解读和对自我历史意识的表达中，他们普遍将儒家乡村伦理一律视为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神圣化和结构化符号而开展批判。
由启蒙运动确立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在“五四”时期和整个20世纪受到了理性的大力阐扬，已然成为主流思想界的价值说词，这就大大刺激和挑战了以儒家文明及其伦理规范为代表的传统乡村伦理，这些价值，真正说来比仁义礼智信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一种以西方主流解释话语为主的乡村现代性真正建立了起来，这种乡村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传统乡村伦理的合理性与价值，造成了乡村社会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解构。
在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看来，“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就是要解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应当向何处去”这样的时代提问。因而，他们各自提出了传统儒学谋求现代化发展的方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马一浮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说”、贺麟的“儒化西洋文化说”，还是冯友兰的“东西文化转型说”、方东美的“生命精神提升说”，以及唐君毅的“依本成末说”、牟宗三的“良知的坎陷说”，还是在全球化文明对话背景下的刘述先提出的“理一分殊”、杜维明倡导的“文明对话”与“儒学转化”。现代新儒家的整整三展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学命运的现代转进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说，这些探究为传统乡村儒学伦理的发展命运和前途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乡村文化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多重的理论视角。
三、走向乡村文化自觉
正是基于传统乡村精神伦理和文化的“实质性”影响，在谋求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从文化迷信走向文化自信，从文化批判走向文化传承，从文化传承走向文化延展，从而构建起符合中国乡村特色的文化新认同。
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农村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过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全国农村改革的深入开展必将推动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和谐科学的指引下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目前农村的经济发展,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因地域的不同受到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脚步缓慢,使农民致富徘徊不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突破瓶颈,就需要广大基层工作者解放思想,开拓思路,突破模式,因地制宜,寻求发展之路。
如何使农村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增长,实现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首先要认清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的广大农村处于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产品剩余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的出现,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整合部分缩小,农村经济中有很大空间属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此时,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从结构上看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农业部分,其中包括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狭义农业即农作物种植,而广义农业则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园艺业等。无论是狭义农业还是广义农业均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这是农业生产力的根本特点。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工业亦称乡镇企业与国家工业比是有一定区别的,农村工业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乡镇企业、村办企业或是个人企业都是农村发展的新生力量,是农村未来的支柱。
在了解了农村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如何选择突破口,找准方向,准确突击,取得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足发展,使和谐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广大农民受益,达到实现祖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要结合当前争先创优工作,抓好农村班子的建设,使农村班子成为带领广大农民发家致富的领头人,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堡垒。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使广大党员明白创优争先的意义,就是要以学习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创建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的“五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争做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服务人民群众,带头发扬正气的“五带头”优秀共产党员是创优争先的内容,其中的核心就是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政策,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我到过辛集市最东边的和邻县交界的一个不发达的农村,这个村因村支部把发展经济工作放到了首位,几年来支部全体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心一意为发展经济服务,根据本村临近深州的地理优势引导农民积极发展蜜桃生产,并从产销各个环节提供服务,使全村的经济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人均生产水平由三千多元一跃达到了五千多元,这一飞跃的产生充分体现了支部党员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展示了党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力量。
第二,要重视市场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在经济工作中根据本地的形式及历史的原因,选准道路,发展结合本地经济发展优势的项目,这就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辛集市有一个经济落后的乡,数年来跟着全市大上经济项目的曲子跳舞,投入人力物力,但是由于地域比较偏僻,条件不如城区优越,几年下来经济项目发展效果不佳。痛定思痛,乡党委一班人坐下来认真研究,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寻找突破口,最后找到了交通不便是群众发展经济滞后的原因,他们倾全乡之力修了一条通向县城的公路,使农村与城市的距离拉近,群众称乡党委的做法是“修一路而得一成”,这一动作带动了全乡的经济发展,乡内经济有了起色。乡党委又更进一步的研究发展规划,他们根据本乡距城远、污染少、空气新、林果业发达的特点,在乡内建起了以观光农业为主的生态园区,既保护了资源,又吸引了游客,更发展了经济。
第三,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时时把群众的要求和社会情况的变化作为“天气预报”并结合本地方的“人文气候”因地制宜调整生产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应对突变局势,达到发展弄讯经济的目的。
在下乡调研中,我们在一个乡镇的农村看到,有一个村在去年之初,根据本村外出打工人员多,打工成了村中农民增收的主要支柱的特点,在春节过后,他们敏锐的发现,有许多常年外出打工的人员节后没有返城,经深入了解是因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有许多人因外出找活不易而放弃了返城打工,这将会对村内年经济收入造成影响,使群众人均收入减少。面对这一局面,村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要求有一技之长的党员和能人扩大生产规模,带动大家共度难关。在村支部的部署帮助下,全村九个以生产手套加工为主的家庭工厂,扩大了生产规模,由原来的几台机子发展到了二百多台机子,使从业人员扩大到了二百多人,解决了外出返乡人员的就业问题,稳定人民群众收入,使村内人均收入保持在了较高的水平上。
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问题；对策
一、乡风文明建设的内涵
新农村的乡风文明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精神文化建设。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坚持突出科学发展观，明确工作方向，理清工作思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唱响主旋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确保新农村文化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乡风文明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能否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农村的乡风文明是一种具有先进品格的文化。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乡风文明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演进过程。乡风文明反映了人们自身的现代化的要求，是人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体现，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它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特征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从文化结构的影响来看，乡风文明是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状况的综合反映是特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从社会管理的层面来看：乡风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建设的各个方面，如经济体制、政治环境、法制建设科技教育、思想道德、文化娱乐、生活方式、资源利用、生活环境、计划生育、婚庆丧礼、国家、集体与个人关系、邻里关系等。“乡风文明”主要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蓬勃发展，适应农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在这里“乡风文明”是软件，“村容整洁”是硬件。良好文明的乡风，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社会风气堪忧，难以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氛围。记忆深处传统的当地村民勤劳、节俭、善良、纯朴、厚道、诚信，具有我国农民的传统美德。然而，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不少人把“一切向钱看”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处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认为过好自己就行，自己和他人没有什么关系，集体观念淡薄，个人主义严重，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逐渐在农村蔓延开来。另外，一部分农民道德意识滑坡、精神生活空虚等问题比较突出，影响着乡村良好风气的形成。目前农村的社会风气着实让人担忧：“红白事”大操大办，现象较普遍，邻里之间缺乏信任，不赡养、打骂父母现象时有发生，封建迷信活动也开始在农村蔓延。
2、目前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普遍缺乏，各种文化娱乐方式都在抢占农村市场。随着农村传统生活模式的逐步改变，不同类的文化娱乐活动方式都在农村不断尝试，健康和不健康、高雅和低级的活动都在抢占农村文化娱乐市场。茶馆、卡拉oK厅、麻将馆作为许多地方主要的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开始在一些集镇和乡村出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是寓教于乐、陶冶农民心灵、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当前农民整体的健身习惯还没有形成，不少农民认为自己本身就是体力劳动者，四季坚持田间劳动，也确实够疲乏的，再用不着参加体育锻炼，所以有了空闲时间，宁肯东家进，西家出，串门闲聊，打扑克、搓麻将，也不愿参加体育锻炼。现在虽然部分乡村开设了业余学校、农民夜校等阵地，建立了一些学习室、图书室、阅览室等设施，但是多数农村还是没有学习计划，没有学习要求，更没有对学习的检查验收，不仅文化低的很少到图书室、阅览室读书看报，就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也很少到这些场所来学习。于是相当多的农村至今不仅还存在不少政策盲半政策盲、科盲半科盲，甚至还有许多文盲半文盲。
3、村常住人口发生改变，乡风文明建设主劳力缺失。农村劳动力的流向由两个规律所决定：一是社会心理规律，具体表现为“人往高处走”；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产业之间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农民思想还比较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差距甚远。在文化素质方面，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由于农民科技知识低下，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在技能素养方面，具有一技之长的人还比较少，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打工则只能卖苦力打粗放工，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在道德素质方面，赡养父母、尊老爱幼、仁义廉耻等传统美德有滑坡趋势，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逐步淡化。
（二）原因分析
1、一些党政干部对乡风文明建设重视不够。有些地方的干部对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从上到下基本呈现出“倒金字塔”型逐级递减的态势，认为乡风文明建设是虚的，是“软指标”、“花架子”，是“空对空导弹”、“出力不讨好”，只要农村经济发展了，乡风自然就会文明。这种状态直接导致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在实际中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地位。一些地方，基层干部面对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感到老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管用，往往放任自流、束手无策，甚至连开个群众大会都很难召集起来。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认识不足。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缺乏长远眼光和战略眼光，没有认识到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认为乡风文明建设是软指标，是虚的，只要把经济建设抓好了，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在工作中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整天忙于“中心”工作，奔波于政绩工程。甚至一部分农民认为乡风文明建设只是上面的事，干好了是领导干部的政绩，干不好也与自己无关，主人翁意识严重缺乏。
2、许多农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正面文化在基层传播缺乏有效的组织渠道。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干部队伍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上级财政拨款，农村基层干部人数大大减少，很多乡村撤消专职思想文化工作干部设置，即便有专职的思想文化工作干部，年龄结构老化、后备力量不足、素质参差不齐、缺乏教育培训现象也很严重。当前，除个别农村有村办企业，多少有些集体收入以外，绝大部分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下降，债务繁重，“空壳村”、“负债村”比较多。受经费与经济实力制约，绝大多数农村村级组织运转比较艰难，“村官”难当、“村官”难选，农村的公益事业难以开展，绝大多数乡村无法为农村的公共文体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缺乏积极宣传正面文化的有效激励，村干部想对困难家庭进行大力帮扶也是“有心办事、无钱运作”，“没钱办事、没人办事”，严重制约了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展开。
3、道德伦理素质上，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村广泛开展了道德伦理教育，引导农民不断改变旧的道德伦理观念，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整体上看，许多农民的道德修养还不高，伦理素质还不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不少退步现象。如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日渐消失，而偷摸盗抢等社会恶习、不良风气不时出现；亲情观念有所冷漠，婚姻家庭伦理观念淡化，婚姻关系稳定性下降；少数人投机钻营、私开煤矿、滥砍滥伐、制假售假；一些地方现象严重存在，精神信仰混乱，邪教也大有市场。这表明农村出现了道德失范和信仰危机，严重阻碍了农村乡风文明的发展。
三、建设文明乡风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村民自治
包含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大要素的村民自治制度，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目前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还面临着许多艰巨的任务。如如何理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比如，如何处理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如何防止来自家族和宗派势力的干扰，如何完善民主决策的议事程序，如何完善民主监督的办事程序，如何完善村干部的薪金制度，如何完善惩戒制度等，这些都必须用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对待。
（二）弥补农村教育上的缺失，注重农民的素质教育
各级党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约作用，把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工作内容来抓，切实加强领导和组织工作，改变提高农民素质“讲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局面。教育农民要紧紧围绕如何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展开，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开展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引导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破除愚昧、迷信的思想观念。
（三）增强农民的道德和法律观念，提高农村社会整体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水平
目前农村转移的劳动力道德品质存在的问题不少，追根溯源，和农村基础教育有很大关系，因为中小学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没有民主和法制观念，不知道自己所享有的民主权利，更不知道如何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对法律的认同感不强，信任度低，民主参与意识不强。农民个体只有养成民主议政、参政的意识，习惯和能力，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学会合作与自治，才能做农村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主人，而民主精神和参与能力要靠民主的学校教育培养。农村基础教育无论在课堂教学还是在学校管理中，都要为学生提供空间，使学生在民主的氛围中养成民主意识，锻炼适应民主生活的能力，为他们步入社会后的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戴·兰佳斯所指出的，国家贫富问题，首先是文化和精神问题。造成一个国家富裕水平高低的原因在于共同的价值准则、习惯和民族传统。他的这一看法，虽然是就国家竞争而言，但对我们今天认识乡风文明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不无启发。可以说，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知识层次的低下，农村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艰难，文盲、法盲、科盲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农民素质，使“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因此，在文化己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软实力”的当代社会，能否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作为乡村文化一种状态的乡风文明的积极功能，及其在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中所处的地位，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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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8
关键词：生态乡村建设；生态文明；发展模式
河南生态乡村的建设对保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建设生态乡村有利于河南这个粮食生产核心区扩大经营规模，增加河南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对河南生态乡村可持续发展，对建设生态河南、和谐中国有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一、生态乡村的含义
生态乡村包括生态乡村环境建设，生态乡村产业发展，生态乡村文化建设以及生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四部分，通过将农业生态系统，人居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组合考虑，实现生态生产和人民生活生态的高度统一。
二、河南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耕地资源破坏严重。由于我国的农业运作方式不够优良，土壤盐碱化不断加重，导致土地闲置与荒芜，耕地破坏严重。同时，近二十年的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导致生活垃圾，废渣废水等污染物排到土地里，导致乡村成了耕地污染的重灾区。另外，河南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致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较少，造成农田荒废，土地资源浪费。
（二）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保持生物物种多样性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由于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不合理的乱吃胡塞及不合理的开采利用，破坏了大自然环境，破坏了乡村生态，并且人们无视自己的生态破坏行为，导致物种（蜻蜓、蝴蝶等）急剧减少甚至灭绝。
（三）乡村居住环境被污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活垃圾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在农村，目前各种不环保产品在农村市场售卖，产生的垃圾无处倾倒。第二，水污染。大量农产品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很多农村地区没有污水收集管网，村民的浅水表层饮用水大多被污染。第三，大气污染。由于工业的发展，煤炭的开采利用，汽车尾气的释放，都是大气污染的来源。
（四）相关生态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生态涉及面广，但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和要求方面出发，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理念相对落后、规定不够细致、操作性不强，需要加强与完善。另外，在环境教育法律体系方面，我国目前在环境教育方面的立法主要体现在一些政策性规章或制度上，缺乏应用性。而在污染防治与生态建设法律体系方面：主要针对水、大气、海洋、草原等，并且这些法律法规观念相对较落后，惩罚措施相对较轻。
（五）生态意识薄弱。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相对较低，原因主要有：一是民众认为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并且，民众无法感受到自己的环保行为对生态建设有多大的积极效果，因此，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低。二是激励机制比较缺乏。目前，我国明显缺乏税收等激励措施。三是民众缺乏参与渠道。想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不知道如何参与。
三、政府、市场与社会在生态乡村建设中的结构分析
由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分离，乡村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消极后果。因此，近几年，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和探讨社会和政府关系，波兰尼曾提出一种嵌入型的合作模式，这些都在指向三者关系的结合与重构。但真正运用到生态乡村建设模式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如何合作运行，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市场观：以市场为前提的乡村发展。从任何方面讲，市场都是一个重大的转化机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态自然的渴望，必然产生乡村旅游来满足人们感悟自然的愿望。也正是因为旅游市场的存在，生态乡村的发展模式才成为议题。假设没有市场的推行，乡村就成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那么何来生态乡村建设，又怎么论证其发展模式呢？因而，生态乡村建设的议题离不开市场，那么，如何规制市场、打造什么样的市场就是我们建设生态乡村重点讨论的议题。
（二）政府观：政府规制下的市场运作和社会发育。纵观国内外，政府在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种大型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乡村旅游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逐渐发展成为大众化旅游活动。在政策的引导下，某些乡村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完善，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农民的就业观念发生了极大转变，从而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产品。由此可见，政府推动的开发一般是综合性的开发，并且可根据政府自身独有的特点不断发展和探索出新形式。
在政府看来，在“社会”不能自行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要依靠政府力量来平衡各方关系。因此，政府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乡村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的生成方面上，政府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在波兰尼“嵌入性”的论述中，政府占据着结构性位置。他还指出自律性的市场在现实社会中是绝不会存在的。因为任何市场都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存在的。在当前的生态乡村建设模式中，处处彰显着政府的重要性。
（三）社会观：联合市场与国家力量培育社会。生态实现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过程。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系列的社会互动过程，不可能凭借一方力量实现，因此，多元力量参与才能接近我们的生态目标。在这一思路下，社会参与就是生态乡村建设的必然结果。不过如何构建这种能与政府，市场相协调的社会呢？首先，树立正确的生态目标，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其次，提高公众的生态法制观念，为公民提供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窗口，加强公民参与度，尤其是社区参与，它是建设生态乡村的重要条件；最后，结合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运用政府的力量推动市场发展，培养乡村领导人才和技术人员是生态乡村发展中的关键。
四、政府、市场与社会在河南生态乡村建设中的发展模式
“市场基础上的乡村发展”、“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发展和社会运行”以及“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培育社会”是建设河南生态乡村的发展模式。那么政府、市场与社会在河南生态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中该如何协调运作呢？
（一）生态促进市场发展，市场发展维持生态。建设生态乡村，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又改善了乡村环境，使乡村面貌更加美丽。通过生态促进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维持生态，将乡村这个占据我们河南重要位置的地方重新塑造为一个理想的家园，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二）政府是生态建设的推动力量。政府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乡村建设与发展模式逐渐从传统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转向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以其独特的地位，在理念创新、制度规范和政策扶持方面是重大的推动力量。
（三）社区是生态乡村建设的落脚点。“社区参与”是生态乡村建设尤其是旅游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许多景点都是“社区参与”这种管理模式，不过这种模式也存在种种缺陷，比如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看重眼前利益，导致乡村环境恶化，资源特色逐渐消失，人们只是被动的参与。因此，有学者提出了“社区主导”式的生态乡村建设或者是乡村旅游。该模式是由政府开发，乡民协会等组织决策，效益在社区全体群众间分配，采用民主决策和分权管理的方式，最终形成有利于生态乡村建设的发展模式。
五、结论
在乡村生态发展中，市场的力量需要引入，但同时又需要政府来规制市场，干预市场。而社会需要政府与市场在实践中对其尊重和扶持。只有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生态乡村建设才能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郑州科技学院）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河南生态乡村建设研究，项目编号：SKL―2015―286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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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志平.安吉中国美丽乡村模式研究[D].复旦大学，2010.
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9
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模式都是通过盘活土地资源,赋予土地资本属性来进行的,通过对国内相关的案例进行研究和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一)“确权赋能”的成都模式
成都市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确定了“确权赋能”的改革思路。将宪法规定的农村各种产权通过权证的形式确定到户,使之成为农民法定的资产,并赋予可流转的、市场化的资本禀赋。在耕地保护上,市县两级财政设立耕地保护基金,按照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设立不同保护标准,扣除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后,存在农民“耕保卡”,也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将耕保补贴转到养老保险卡,抵扣保险费。“耕保卡”上的金额,须农民到一定年限,经耕地保护协会确认承包地没有遭受破坏,方可一次性领取耕保补贴,否则将予以扣除。成都的“确权赋能”,实质是土地流转体制建立之前的一种必须且有效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在“确权赋能”基础上的土地流转,符合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的要求,有利于结合区域实际落实土地承包权登记制度。但是,这种“确权赋能”建立在县市两级财政负担基础上,过分的依赖于公共财政支持,而对社会资本的利用不足,改革的成本较高。
(二)“地票交易”的重庆模式
地票是目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主要交易类型,它来源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买卖地票就是买卖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通过将农村宅基地、农村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在重庆市域内耕地不减的情况下,会产生新的建设用地指标。这些指标通过地票的形式交易。地票制度没有触及耕地保护的红线,解决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市场调剂问题,促进城市资本进入。但作为一种权利票证,买到地票不意味着能够稳定获得土地,需要寻找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要求、未被国家征收且符合市场需求的地块。因此前期交易环节存在风险,具体实施规则和操作性仍待实践检验和完善。
(三)“宅基地换房”的天津模式
天津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围绕破解土地和资金双重约束的难题,推出以“宅基地换房”为标志的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办法,即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挂钩,城市建设用地增加量要和农民到城里定居挂钩,从而探索出大城市近郊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径。天津模式有利于土地相对集中和资本积累,统一的规划也确保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起点和建设水平相对较高。但由于我国土地尚缺市场定价要素,征地主要由地方政府定价,农民缺乏充分定价权,政府、集体、开发商和农民的利益分配和土地收益分享非常复杂,土地流转后很难确保集中居住的农民充分就业,背负很大的“失地又失业”风险。
(四)“城中村”改造的合肥模式
合肥通过“三转、三安置、一纳入”等措施对市区250个城中村进行改造。改造的基本步骤包括摸底测量、制定改造办法、寻找开发伙伴、编制改造规划等,改造后,城中村的村民户籍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农民统一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村民委员会改变为居民委员会,实现城市社区管理。合肥的城中村改造因为涉及拆迁补偿、村民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需要的资金巨大,尚未真正形成有效的建设投资渠道,制约了其城市化向纵深发展。
(五)“两分两换”的嘉兴模式
嘉兴模式试图让农民的宅基地通过置换,以永久性物权的形式给予认可和确定,从而让土地和房产成为嘉兴农民的一种资产,而不是束缚流动的包袱。它采取“两分两换”的方式,即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嘉兴模式的突出优势在于它把宅基地换房和土地经营权换社保结合起来,很好的弥补了仅仅依靠宅基地换房带来的局限,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了可靠保障。但是,“两分两换”方式中,土地经营权换取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是地方政府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农民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稳定性取决于政府的执行力度和相关的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农民转为市民后在就业竞争中的竞争力强弱。在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不到位的情况下,会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
二、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土地收益分配与农民权益保护
如何科学合理的量化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明确农民的话语权,探索和完善土地定价机制,充分发挥土地要素功能,是需要长期探索的难题。宅基地集中过程中的土地集约使用收益如何分配,土地流转后,集中居住的农民怎么就业,承包权换取社保的标准制定和如何实施等都是涉及农民长远利益的难题。现阶段,农地流转有形市场、土地流转交易规则和土地流转纠纷解决等交易平台尚未完善,导致操作不规范和利益纠纷时有发生,造成不仅仅是农民,而且包括土地购买方的担忧和纠纷。
(二)资本保障机制
一体化建设的核心难题是资本瓶颈。通过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可以节省出部分建设用地,以招拍挂的方式进入土地市场,能够有效的弥补城镇建设缺口,基本保证了资金预算的平衡。但这种资金循环过程中,如何搭建有效的融资平台,如何有效监管资金使用的环节,如何确保避免资金循环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和利益输送,是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培育
三农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需要通过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中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缺位问题,如何将农民培育成新型的市场主体,解决农村市场经济组织的不合理结构和规模,完善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四)组织保障机制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组织保证需要从组织发动、中介联系和村民自治等各环节介入。如何强化基层政府的指导以确保新社区的科学规划和快速实施,如何完善村民治理与协商机制问题以确保农民的核心利益,如何建立专业性的中介组织推动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城市化过程中的财政管理制度、转移支付、收入激励等支持制度,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户籍制度一体化改革,农村产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引导和准入,开发建设过程中的规划和环评建设部门的指导协调,这些都是农村空间再造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空间集聚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
从分散的居住方式转变为集中的居住方式后,农舍变成连片住宅,零散村落变成集中社区,农村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和生活形态相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组织和服务体系,对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带来新的变化。对于农民的思想和素质更是带来新的变化。如何预见这些变化的发生,为农村新空间的集聚做好规划和预案设计,为农村社会的转型提供更好的基础性条件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六)农村产业支撑体系的构建
实现了居住集中后,如何确保农民的收入稳步提高,避免住楼致贫现象的发生,推动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本的保障就是构建产业支撑体系。如何探索在城市郊区发展设施农业和观光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如何推进乡镇工业的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如何发展郊区型服务产业,如何改善农村流通市场体系建设,强化生产要素流动,推动“中心地”的培植和功能强化,这些都是城镇建成后长期要做的工作。
三、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一)核心思路:以城市化推进一体化进程
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要实现农村城市化,理想的道路和改革代价,其实质就是将农民的村镇房屋商品化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转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体现农民财产权的真正价值,打通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通道,重构农村市场经济的体系。通过制度建设和权利诉求的转换,通过法律完善重新界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的商品化权利,通过具体的行政法规或限定条件分期、分区域、分重点地实现商品化,农村改革的“开权”之策,是中国继“均田”、“免赋”之后更重要的新的改革重点。“开权”的改革举措是较“均田”、“免赋”更大的农业政策的调整,是联通城市资本、金融资本与农民资产的核心纽带,是市场化的资本流动的基础。
(二)主要目标:实现农村生活形态的变化
城乡一体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全面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因此,农村城镇化应以尊重农民意愿,提高农民福利为行动指南。农村城镇化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国民生活形态的重大转变,其中人口身份的转变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关键的转变在于人口素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逐步推进城乡居住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基础上,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加快农村社会组织的变革和农民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将农民生活转变为市民生活。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改造成有文化、有技能、有思想的新型农业工作者。
(三)产业保障:转换农业生产方式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在于产业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产业支撑。为切实实现这一保障,必须对现有的农村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实现农村产业组织的变革,将数千年延续的分散、落后、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改造成与工业化、信息化相适应的,集中的,具有规模效益和科技含量的新型产业组织方式。在第一产业,实现以设施农业和科技农业为代表的园区农业组织模式,实现土地规模利用和高效产出。在第二产业,乡村工业集中于工业和科技园区,实现工业的规模集聚和科学分类,彻底改变传统乡镇工业高能耗、高污染的状况。在第三产业,充分利用城市近郊的区位、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和其它特色服务业。
四、推进城市边缘区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策略
(一)确保政府和村民利益诉求的一致性
在新阶段,农村改革已经由农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向工农、城乡,以及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为确保城乡一体化的有效推进,有必要继续强化村民治理与协商体制建设。在保证乡村自治的前提下,探索和完善农村重大决策的表决机制和农民反馈机制,合理划分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户个体之间的权责利和利益分配关系。对于涉及农民重大利益的问题,要加强对农户的组织、宣传和引导,强化活动的严肃性和过程的程序性,扎实改进工作流程,强化宣传和发动,将农民的要求收集充分,对重大关切进行密切磋商,将不安定的隐患消弭事前。
(二)稳步推进边缘区经济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
因势利导地发展培育农村各类组织对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十分重要。要以主体创新推动农村经济组织的活力,推进传统农民向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转变;以结构创新推动农村各类组织的功能,改变传统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模式,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种新型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规模创新推动农村各类组织的效率,改善现有组织的集中程度,全面推进农村经济组织的规模化运营;以治理创新推动新型组织的发育,使乡镇政府由行政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村级事务管理服务职能与村级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分离,逐步推动村级事务管理向城镇社区管理转变。
(三)积极探索农村城市化的开发模式
我国现有的城镇化开发都是以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公司方式进行。但开发公司的组建形式不同,有的是基层直接组建,有的是采取合建。为提高建设效率,加强开发过程的监控,需要完善开发程序,依法成立高级别的专项开发机构,分离政府和开发公司的利益关系。政府的投入不是以财政资助资金而是以金融资本进入开发过程。对于成本和利润核算等,政府要加强全程监管,严格控制成本和开发公司的利润率,开发完成后,将管理权及时交还给基层和社区,实现建管分离。
(四)推进城市化的产业支撑体系建设
推进城市化发展的产业支撑体系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证。要紧密围绕城市现代农业发展确定的方向,按照土地集约、效益优化、高质高效的基本原则,围绕农业基础设施、现代科技设施农业、乡镇新型服务产业和新农村建设等发展重点,引进和储备一批与区县可使用土地相适应的发展项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协调推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多形式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耕地向集团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通过设立和引进股权投资基金,支持重建城乡基础设施、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加快服务业发展,迅速提升农村综合经济实力。
(五)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配套措施建设
在财政税收政策上,适当下放权限,扩大区县自主备案审批的额度,加大对财政较弱区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区县财政收入超收激励机制。在就业政策上,大力开展农民就业培训,实行企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补贴制度。在户籍管理上,准许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的农民工本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将常住户口迁入现住地。探索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让农民持股进城。在社会保障政策上,加快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在社会管理政策上,分离村级事务管理服务职能与村级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推动村级事务管理向城镇社区管理转变。
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篇10
关键词：新农村；经济发展架构；生态环境架构；社会文化组织架构；制度环境架构
中图分类号：D4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8/09-0114-04
作者简介：宋洁尘(1976-)，男，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在农业生产技术、组织方式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同时，伴随经济发展过程，实现乡村社会组织的再造，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与互动，乡村经济、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
从架构的视角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分为四部分，即经济发展架构、生态环境架构、社会文化组织架构和制度环境架构。
经济发展架构是新农村建设的起点和核心，该架构又可以细化为中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即中观层次的农村产业架构和微观层次的企业架构。在农村产业架构和企业架构之外还必须有相应的技术架构和完善的组织(包括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架构加以支撑。如何建立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架构和企业架构则依赖于塑造农村经济发展的创富主体架构。也就是说在农村地区要培育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群体。
生态环境架构是新农村建设的自然基础。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支撑经济发展架构稳定运行的自然前提。
社会文化组织架构可以细分为乡村社会文化架构与乡村社会的组织架构两部分。乡村社会文化架构的更新与重塑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基础，也是构筑新农村建设更加宽阔的产业空间的现实途径。乡村社会的组织架构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的激发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市场经济的锤炼下培育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群体，从而奠定经济发展赖以持续的社会基础。
制度环境架构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推动力量，也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不断建设和完善的对象。作为统筹城乡发展重要战略举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制度措施，将战略目标落实到具体、可操行性的制度、规则层面。
一、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架构
从一定意义上讲，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架构是建立在农村完善的基础设施架构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架构可以分为软硬两个方面。离开基本的道路交通、水、电、通讯、市场、农田水利等硬要素，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架构将成为空中楼阁；而非直接生产领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样是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架构赖以完善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自然灾害的突发应急机制等更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新农村建设的现状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往往把侧重点集中在完善农村基础实施架构这样一个狭窄的领域。但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只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在于以改善农村发展环境为基础，构筑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架构。
农村经济发展产业架构的构筑需要遵循基本的原则。特色与稳健原则：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建立特色产业结构，实行市场的错位竞争依然是构筑产业架构过程中客观、务实的选择。农业不同于二、三产业的重要特征是与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紧密关联，而自然条件的区域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难以模仿和复制的，这为实现区域差异化的产业架构奠定了自然基础。链式拓展原则：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架构重点依然需要以第一产业为依托，侧重于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与拓展，不断充实二三产业的内容，形成产业架构的基本骨架。链式拓展的过程实质是遵循产业内在前后向、侧向产业关联不断完善主导产业配套系统的过程，也是提升农业增值空间的过程。集群创新原则：围绕产业架构的基本骨架，培育符合资源禀赋条件、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产业集群，并且通过互动激发创新，实现农村区域持续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内在动力源泉。
产业架构功能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经济发展的企业架构之中。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企业架构主要体现为公司+农户类型，但是由于公司和农户之间市场力量和利益趋向的差异，市场竞争的结果往往使得利益发生扭曲。这种利益分配上的扭曲，制约了“公司+农户”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也说明农村的企业基础架构需要更新和变革。新农村建设企业架构重塑的重点是在公司与农户之间建立利益协调与缓冲的中介，引导和培育基于农户自愿互利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各种专业性或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农户与公司之间有效沟通和相互竞争的纽带，实现农户与市场之间的有效对接。这也是发达国家农业一体化经营的基本经验和农村企业架构的主要形态。
产业架构的完善和企业架构的转型需要由一定的经济主体来执行，其中的执行者即构成经济发展中的创富群体架构。创富群体架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二是通过产业链的关联效应与农户建立经济联系的城市工商业企业家。只有这两类群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创富群体，普通农户只是直接完成产业链不同环节分工的一颗“棋子”，真正起组织生产，协调产业内、产业间分工，开拓市场，推动新产品、服务的创新等高端功能，都需要由创富群体来完成。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笼统的规定为农户，只会混淆不同群体的本质界限和各自功能的有效发挥。
二、新农村建设的生态环境架构
新农村建设的生态环境架构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有效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二是如何合理利用农村的生态环境；三是如何在利用过程中在更高水平上有效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首先，提高认识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思想基础。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是新农村建设的自然基础，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体现。生态环境架构的建立和完善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扭转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长期超负荷运转的状态，避免资源和生态环境继续遭受破坏性开发，为农业、农村经济走上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创造生态环境基础。特别是经济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区域，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更需要将生态环境架构的完善放在突出位置。
第二，全面认识农业发展的价值是合理利用农村生态环境，拓展农业增值空间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农业一直作为国民经济中基础部门来看待，主要关注的是农业的直接经济价值。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推动下，农业的直接经济价值的地位不断下降，一定程度上导致农业基础地位的不稳。实质上农业作为一个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紧密结合的双重过程，其对自然生态的依赖以及由此对自然生态的潜在贡献是农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农业在生产直接经济价值，同时，还附带生产环境价值，这种环境价值恰恰是维护生态安全的屏障。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是农业生态的社会文化价值。与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的文化价值形态不同，农耕文化恰恰是一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朴素的文化形态，而前两者都在技术至上理念的支配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生态强烈的反馈效应。农业生态的社会文化价值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崇尚回归自然潮流的推动下，农业生态的社会文化价值将得以确认并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作用。
第三，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改造传统农业，确保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创新农业生产形态是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基本途径。
农业的发展，科技进步是关键。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水平仅为45%，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更低，仅为30%。通过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不断创新农业生产形态，建设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将成为新农村生态环境架构更新与完善的现实途径。
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文化组织架构
新农村建设社会文化架构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
一是社会文化基础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精神作其支撑。用中国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际上一方水土也孕育了一方人的生活态度，培植了一方人的文化精神。社会文化基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可以从近年来浙江民营经济的崛起与浙江文化、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越人“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国语・越语》)，“吴越多秀民”(《安庆府志》)，越人“人性惠柔，善进取”；“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宋史・地理志》)。说明江浙人由于山川自然的影响，“陆事寡而水事众”，在常年对水的征服中，铸就了冒险精神与慷慨气节，形成了一种既空灵、飘逸又雄俊、耿介的个性。同时，浙江又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发源地、集聚地和西学东渐的重要传播区，这也使得浙江人既有“明故求理”的探索精神，又有“贵在实行”(朱舜水：《舜水遗书・大安东守约问》)的求实作风，有着刚柔并济的潜质和“海纳百川”的亲和力。正是这种内在的文化品质，铸就了浙商的崛起，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腾飞。
二是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之所以说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是周边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互相交融与互动的两大趋势。未来的发展是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科技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科技化，文化、经济、科技三位一体化的发展。而且未来的生产力是文化生产力。以农业生产为例，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与互动越来越密切，从而出现在传统意义的农业生产基础上派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如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这些新的产业形态创造的价值远远超出农业本身的产品功能价值，成为推动农业生产力迅速扩张的动力源泉。
因此，新农村建设的社会文化架构的内容：一方面是树立符合现代市场竞争需要的文化精神品质，另一方面将区域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通过经济与文化的交融，碰撞出发展的契机。同时，有必要正确认识与挖掘乡风文明的更深层的含义，将社会文化架构的建设放到一个更加宏观的、突出的位置，为经济发展架构的稳定运行提供精神动力。
乡村社会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经济发展架构的调整进行相应的变革。由目前单向、控制与服从的被组织状态，向尊重农户自愿选择，诉求与反馈双向互动的自组织状态转化，发挥自组织的效率和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变革依赖于行政权力(准行政权力)控制为中心的内在脆弱型社会组织架构。建立新的以创富群体为核心，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维系纽带的稳定的社会组织架构。由单一的行政权力控制向经济利益控制为主，行政控制为辅的转变，不仅有利于形成乡村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有利于激发创富群体的积极性。
四、新农村建设的制度环境架构
新农村建设的制度环境架构既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也是伴随经济发展架构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对象。
长期以来，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始终主要体现为政策上的倾斜与支持，这也形成了人们对政策的过度偏好。但是政策本身只具有导向性，而不具有现实的操作性。也就是说，单靠政策的支持已经难以支撑新农村建设这项系统工程。必须着手建立和完善针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完整、连续、权威、具有法律约束性的相关经济和政治制度，来激励和约束新农村建设过程涉及的相关主体，保障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一是完善针对三农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建立其规范农户这一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财政与税收关系、城乡关系、产业间关系等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
如农村税费制度，单纯取消农业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费大于税的现实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都需要通过税收制度的调整，规范农户与政府利益分配，创造良好的激励与约束关系。
再如政府农业投入与补贴制度，投入与补贴投向哪些具体的领域，中央政府与区域政府各自究竟如何进行合理的分工与配合，如何区分不同区域进行适度的投入与补贴而不是一刀切。
还有如何保障农民迁移与流动就业，城市支援农村具体途径是什么?如何确保城市发展对农业用地的占用过程中，农户利益的补偿?工业反哺农业制度、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