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1
关键词：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市场化；医疗服务体系改革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49-02
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医疗合作社是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源头，伴随着，具有合作性质的医疗保健所和卫生室也随之产生。这些组织和机构具有“合作制”和“群众集资”的特点，不具有明显的保险性质，一般认为它们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萌芽。这些机构和组织为具有明显的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等医疗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
一、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传统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从萌芽到发展直至衰落，新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恢复与重建不仅仅是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而是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下不断调整的。
（一）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问题
李强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健康公平与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的关系，提出应合理处理好医疗卫生服务和市场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魏众和古斯塔夫森认为，由于区域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地区之间医疗服务支出的差距是显著的，从国家整体来看，医疗公共支出多集中在某些发达的城市和省会城市医疗部门，同时在城市内部以及农村内部也存在医疗支出方面的差距。部分学者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与医疗服务的公平性进行了研究，赵涛和车刚的通过研究发现，伴随着医疗服务费用的急剧上涨，尽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对医疗服务的利用量有一定的增长，但农村居民所承担的医疗费用支出公平性却没有得到保障，甚至费用的上涨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带来了支付风险问题[1]。
（二）缺乏市场化问题
高梦滔等认为，基层卫生服务供给的廉价、有效性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尽管政府在加强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等基础医疗机构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基础医疗服务提供的缺失。孙淑云提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市场化改革失败导致了政府关于公共卫生投资的思路不明朗，由于经费补偿的缺失，乡镇卫生院的功能被异化了，乡镇卫生院根据市场的准则追求效率和效益，弱化了对村卫生室的管理功能，这是农村基层卫生服务存在着功能缺失、组织涣散、经营不善的问题的重要原因[2]。李卫平认为带有政治主导型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得基层医疗体系瘫痪，首先上级政府对乡镇卫生院的拨款和向乡镇卫生院摊派被地方乡镇政府截留的现象一直存在，同时利用私人关系安排非技术人员进入乡镇医疗机构的现象对于乡镇卫生院的发展和医疗服务的提供都是不利的，甚至一些地方的公共卫生补助都难以足额到位[3]。顾昕认为医疗保障体制不完善是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医疗费用上涨失控的主要原因，由于医疗服务市场中第三方付费机制不健全和不完善，造成了农村医疗机构激励结构的扭曲。
（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问题
陈小安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系列问题，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这些问题主要有：农村公共产品在供给方面不足和供需结构严重失调等。同时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不清导致了医疗服务供给效率低下，也变相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4]。王仕龙认为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存在，本来就有限的公共产品投入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目标都难以实现[5]。侯天慧等通过实地调查也认为基层服务机构的缺乏导致山区成为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盲区，而新农合参合率偏低又严重影响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公平性。
二、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
笔者对近年来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相关对策研究进行了综述概括。学者们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政投入方面的对策研究
刘家庆认为应当从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医疗设施条件；建立权责明晰的分工协作机制；加强农村医疗服务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农村医疗卫生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民就医水平，降低农民就医费用[6]。陈爱如也提出从硬件投入和软件支持两个方面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建设，他认为应当从政府改革和医疗体系改革方面加大农村的医疗服务资金投入[7]。张永辉认为应该重新定位村级卫生室的职能，加大对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的资助，积极培养农村医疗保健人才。张永梅，李放等研究认为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权益，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在尊重农村居民现实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强化财政对村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支持，明确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优先序，提高乡村医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
（二）医疗体制改革的路径之争
农村改革之前，医疗服务体系和农村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一样，大多走社会主义性质的道路。农村经济改革之后，社会事业一度处于停滞阶段，而后多依赖于医疗机构自主性的改革，如何合理地引导和规划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1.市场化改革的争论
葛延风等认为，医疗体制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相违背的，并认为实现我国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和公平性，政府主导才是正确的方向，这也是政府责任的体现[8]。梁金刚则认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才是医疗体制发展的正确选择。但是所谓的“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医疗服务体系方方面面的“市场化”，而是要强调市场机制在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医疗服务供给者之间的合理和良性竞争格局；同时，“市场化”也不代表着政府要主动退出医疗服务提供，而是要转变职能，实现政医分开，管理与办理相分离，政府继续承担公共卫生的投入、医疗服务的监管和医疗保障提供的重要责任，促使政府与医疗机构各司其职的医疗服务管理新体制。张鹏指出，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并不是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根本因素，制度安排的缺失与错位才是导致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根本原因[9]。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关于绝对的问题，医疗服务领域的问题非常复杂和系统化，简单地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王锡源认为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现行的体制下政府与市场没有实现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蔡江南等提出完善医疗体制改革，应谋求政府与市场的合作，相互补充协调。他们提出了社会市场合作模式，强调政府承担筹资方面的主导责任，而在具体的医疗服务生产和提供方面强调市场化[10]。
顾昕在考察和研究各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变迁的基础上认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是目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选择，彻底逆转现有的改革轨道并不是深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重新选择公立医院、公费医疗、命令控制和计划管理为主导的医疗体质的老路也是行不通的。在现行的国情条件下，推行在市场化的基本框架中努力弥补政府职能的缺位来解决国家转型滞后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更为现实和明智的战略选择。而这种改革的关键要点就是：第一，推进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广泛覆盖；第二，建立和完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第三，有条件地建立和发展医疗服务的第三方购买制度[11]。
2.城乡医疗服务公平性改革，建立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
通过对学术界提出的各种见解与观点进行综述，得出逐步解决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其他制度对接的有效途径。陈新中和张毅分析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医疗保障存在不公平的城乡二元制度和不合理的筹资机制等主要问题，认为政府应该不断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完善多元的筹资机制、完善付费制度、注意追求政府博弈的平衡等手段推动一体化的城乡医保制度。黄晓慧认为多层次医保体系是构建我国农村医保模式的最佳选择，只有建立多层次农村医保体系才能满足广大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不同层次的需要[12]。
3.药品价格改革—医药分开
朱恒鹏认为政府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导致的“以药补医”机制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医疗机构恣意抬高药品价格和谋取售药品差价利润的合法权力，特别是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零售环节上的具有的双向行政垄断地位，这种地位和权力使其可以提高药品价格，实现巨大利润，进销差价率管制的缺陷则进一步诱导了医疗机构进销高价药，同时单独定价政策和目前宽松的新药审批制度进一步为药品生产公司提高药品批发价、医疗机构购销高价药品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问题源于政府管制的失当。降低药费支出的根本措施是消除价格管制，实现医疗服务市场定价、消除“以药补医”体制，消除公立医疗机构对药品零售的垄断，最终实现医药分开[13]。
三、小结
已有的研究揭示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变迁历程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改革重要性，并围绕资源配置、功能健全、服务项目、管理体制等提出了的改革建议和发展措施。但是由于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的就医需求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如何统筹安排保障国家资金合理的分配和满足农村居民的最大需求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车刚，赵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影响研究[J].卫生软科学，2007，（1）.
[2]孙淑云.试论乡镇卫生院的功能与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2005，（11）.
[3]李卫平.我国农村卫生保健的历史、现状与问题[J].管理世界，2003，（4）.
[4]陈小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现状、问题与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5]王仕龙，俞雅乖.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J].农村经济，2009，（2）.
[6]刘家庆.构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研究[J].财政研究，2007，（10）.
[7]陈爱如.新农合服务基石：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8，（10）.
[8]葛延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个框架性设计[J].改革，2005，（6）.
[9]张鹏.推进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对策[J].经济纵横，2009，（4）.
[10]蔡江南，胡苏云.社会市场合作模式：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新思路[J].世界经济文汇，2007，（1）.
[11]顾昕.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选择[J].中国改革，2005，（10）.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2
在争论和关注医改政策的时候，很流行一种划分身份的方式――按“市场派”和“政府主导派”来站队。在我来说，我一贯是毫不犹豫亮明自己的“市场派”身份，而且还自认为是其中最急进的一小撮。所以，早前听说仇和在宿迁“卖光”了所有的公立医院，我是击节欢呼、雀跃支持的。
不过，欢呼归欢呼，支持归支持，经验告诉我，宿迁医改仅凭“卖光”公立医院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深化改革，就拿目前的成绩出来当成医改成功标本昭示于人，是经不起内行检验的。所以，现在读完北大经济学李玲教授通过实地调研得出的宿迁医改报告（6月22-23日《中国青年报》），我不得不承认，这份调查报告是真实可信的，结论为宿迁医改存在严重失误也并非无道理。
但是，承认李玲教授报告内容真实可信和宿迁医改存在严重失误，并不代表我就会投诚到李玲教授的“政府主导派”阵营中，摒弃我的医疗行业必须彻底市场化的医改思路。因为，在我支持仇和的“卖光政策”之初，我就清醒地认识到，仇和的“卖光”之举，仅仅是医改尝试迈出了一小步，如果现阶段就要来评价它成功与否，相对于它要达到的目的――更好地为老百姓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它肯定存在严重失误。
从李玲教授主持完成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宿迁目前的“卖光”式医改，也就仅仅限于解决了以前医疗体制的部分积弊，诸如医院经营方式改变、管理加强、竞争手段丰富，医务人员积极性增强，老百姓感受到了服务态度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提高。但是，老百姓“看病贵”的老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市场化条件下的私立医院以逐利为目的，巧立名目，花样翻新提升医疗费用，增加了老百姓的医疗负担。
老百姓仍然感受到“看病贵”，是因为口袋里没钱，政府在保障老百姓享受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这一块严重投入不足。就宿迁医改而言，我一直没有看到有关仇和“卖光”医院所获得的这笔资金的去向报道。这个问题，作为资深的医改政策专家的李玲教授居然没有彻查。实际上，这笔不菲费用应该非常及时地转换成投入建立医保体系的启动资金。如果有了这种投入，再彻底开放医保市场化，医保机构还是帮助老百姓捂紧钱袋子的最有力监管者，因为它跟彻底市场化的医疗机构是天然的“敌人”。逐利的需要促使医保机构必须聘用专业医疗人士来打破医疗机构对诊疗信息的垄断，围绕诊疗手段的合理性和增降患者医疗费用跟医疗机构锱铢必较。在这种开放的医疗和医保市场条件下，老百姓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有良好信誉，有能力对付医疗机构弄虚作假的医保机构参保，他还用得着担心被以逐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巧立名目暴利盘剥吗？
实践经验证明，在医保机构彻底市场化非常成熟的美国，医保机构对医疗机构的监管是很有威慑力的。在中国，医生凭借医疗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监管乏力，同一种病情的疾病，同一所医院里不同的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开出多种不同的检查和治疗组合，从而导致医疗费用千差万别，悬殊巨大；而在美国，每一个医生只能照本宣科开出同一种组合，医疗费用也相对衡定。在这一点上，并不是美国的医生天然就比中国的医生医德医风良好，而是他们身后有医保机构本着自己的利益出发，在行使有效的监管责任。如果美国医生胆敢不顾章法任性乱来，等待他们的不是泛泛的医德批判，而是实实在在的医保拒付！
综上所述，我认为，宿迁医改走到现在，失误可以算是由一种跛脚鸭式的缺陷构成的；作为研究医改问题的专家，我不相信李玲教授不清楚医保体系在医改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当李玲教授费了老鼻子力气去实地调研，报告中却几乎没有只言片语揭示出是彻底的市场化医保体系严重缺位，导致宿迁医改功败垂成这个重要原因，我很难相信李玲教授不是囿于门户之见而有意为之。
新闻评论：以百姓的福祉衡量医改的成效
前不久，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说，宿迁坚定不移地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并在规范、完善、提高上下功夫，继续扩大优质医疗资源，靠机制创新、制度完善解决医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政府要不断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竭尽全力抓好公共卫生事业的扩大和发展。他同时表示，欢迎专家、媒体继续关注、监督和指导宿迁的各项改革。（见《中国青年报》6月26日）
这是当地官员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调研结果的一个回应。6月22日、23日，《中国青年报》连续刊登了这一课题组对宿迁市区、沭阳县以及乡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的调研报告，调研结果是，目前宿迁市“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这一调研结果与之前《中国青年报》刊登的记者调查一文有所不同。本人以为，无论调查结果如何，只要以客观公正的心态来看待，对宿迁医改都会大有裨益。正如宿迁市卫生部门有关人员所说，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宿迁医改，是一条还没有走完的路。
宿迁“卖光式”医改一经媒体披露，有人叫好，有人怀疑，吸引了社会广泛关注。而这一课题组的调研结果也不是对宿迁医改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医改进行深层次探究，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一些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所以，关键是看宿迁的改革决策者和执行者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欢迎专家、媒体继续关注、监督和指导宿迁的各项改革，务实的态度难能可贵，其意义也许大过宿迁医改本身。
宿迁医改成功与否，百姓是否得到了实惠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如百姓是不是得到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百姓是不是看得起病？如果这两条都实现了，宿迁医改模式无疑是成功的。事实是，宿迁医改确实推动了医疗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医院的兴盛，看病是方便了，但费用也随之增加了。这就与医改的目标有所偏离。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3
自2009年3月中国政府开启新一轮轰轰烈烈的医疗改革运动，转瞬间，新医改已经实施一年有余，从药品制造到医疗器械、从新疫苗研发到传统中医药，这些细分领域吸引着投资者的关注。
然而，医疗服务行业却似乎一直被市场所淡忘。隐藏在这种淡忘背后的，是一次巨大的投资机遇。一个属于医疗服务行业的淘金时代或许正在来临。
隐藏的机遇
新一轮医疗改革给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服务行业提供了机会，然而，资本如何进入医疗服务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行业，曾经使pC和Ve们大为头疼，经过一年摸索，资本已经找准了细分市场，见缝插针似地瞄上它们。
之前，大量的风险资本在医疗服务产业门口观望深有原因，中国两极分化的收入结构决定了消费市场的“两极性”，表现在医疗服务市场就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高端市场和以社区医疗为主体的基础医保市场。
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医疗服务领域在整个经济周期放缓的大环境下，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投资人如何选择医疗服务的细分领域，又有哪些板块将受到风险资本的亲睐呢?
有关人士指出，投资医疗服务的时候，要把握好企业的自身定位，考虑企业往哪里发展，是走高端还是走普通大众。
软银中国投资总监赵刚透露，软银中国在医疗方面已投资5家企业，覆盖医疗设备、医疗电子、医疗it以及诊断和生物技术，最近两年，他们投资的企业中，将有两家在中国ipo上市。
华东国际董事总经理王一敏则说，医疗保健方面一直是华东国际关注的重点，他们是第一个投资深圳迈瑞的公司，迈瑞已于2006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他们又投了三生制药以及做医疗连锁的爱康国宾，前者成为在美国第一个上市的生物公司。
中国仁济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业务开发副总经理王正云则表示很多高端临床治疗服务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强，比如肿瘤治疗。
Ge医疗集团大中国区市场部与战略业务部总经理曹承治则非常看好目前的形势下的医疗服务行业。曹先生认为医疗服务行业的规模远远大于医疗器械及其子行业，医疗服务的主体是医院，而占用医院主要资源的高端人群并没有发生需求变化，不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中央、财政对基础医疗的投入也将会巨大。将来，Ge在策略上将会抓高端和基础这两个两极分化市场。
爱尔眼科医院董事长陈邦表示医改新政策的出台，应该能够极大地激活医疗市场，最关键的就是基层医疗市场。爱尔眼科将奉行“基本医疗保生存，高端医疗求发展”的发展战略。同时，医改还将促成一些国有医院的投资机会，整个医疗服务行业将迎来发展与投资的春天。
市场走向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近期的《2010年中国医疗服务行业投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不含村卫生室，中国医疗机构的总量达到27.45万个，比上年增长1.89％。在医疗服务行业投资、并购及ipo方面，2006年至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医疗服务行业共披露21起投资事件，均已披露投资金额，共涉及投资金额21252万美元，平均每笔投资金额1012万美元。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总体看来，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环境具有以下特征：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就医人群的需求也在进一步分化。由消费水平、就医习惯等因素的差异而产生差异化的就医需求，将成为医疗服务领域蓝海市场的基础，各种面向细分人群的医疗服务逐渐产生。即使在以公益为主的公立医院，大部分的一线城市的公立医院都开设了特需门诊。各类私立医疗机构面向人群的细分则更加明显。因此，风投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要抓住细分市场，见缝插针，选择投资。
同时，清科分析指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度主要工作安排》，其中尤其值得医疗服务投资领域关注的重点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其一，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根据《工作安排》，2010年将“在2009年基础上，再支持830个左右县级医院(含中医院)、1900个左右中心乡镇卫生院、1256个左右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80D0个以上村卫生室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探索规范合理的补偿办法”。
除了加强建设以外(实际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数量增长高峰已经过去，从后文的数据中可以看出)，“社区首诊、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制度的尝试将对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产生更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优化调整公立医院区域布局和结构，明确行政区域内公立医院的设置数量、布局、主要功能和床位规模、大型医疗设备配置，研究探索将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出台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意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国家已经在政策层面对非公资本进入医院改制领域给予了明确的支持。
资本进入医疗服务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行业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面临与公立医疗机构的竞争及合作。清科研究认为，考虑到私立医疗机构在吸引人才、医保覆盖、公众信任度方面的弱势，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时，非公资本进入的领域应当具有以下一项或几项特征：目前该细分领域供给严重不足以满足需求：定位与公立医疗机构有较大差别的细分市场；不产生危及生命后果且医疗保障体系不覆盖的医疗需求；能够直接与公立医疗机构合作或依托公立医疗机构资源的领域。
然而，在投资者大举进军医疗服务市场的同时，也一定耍投资风险分析。清科研究中心认为，医疗服务领域的投资风险主要包括：
第一，政策风险。医疗服务总体看来应当作为一项关系民生的公益事业，并且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因此该行业的发展受政策牵动较大，相关监管政策或准入机制的变化，可能对投资的进入和退出造成巨大的影响。此外，2005年有关部门认定上一轮医改失败，于是推出了新的医改方向，现有的医改措施未来也可能因为实施问题产生不可预期的后果而面临否定或调整，因此医疗服务领域的政策风险不容忽视。
第二，医疗风险。各类诊疗服务由于医学事业发展水平的局限、患者个体差异、病况的差异、医生素质的差异，以及其它不可抗因素的作用，在诊疗过程中难免存在风险。尤其是在医患关系相对紧张的现阶段，一旦出现意外情况，无论医疗机构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都会给医疗服务的开展带来一定的麻烦。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一风险带来的损失，但无法完全避免。
第三，社会认知风险。整体民营医疗机构由于起步晚，在医疗专业技术、管理水平等方面原本就与公立医疗机构存在差异，加上部分民营机构缺乏诚信，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医行为，损害了行业的整体形象，公众对民营医疗机构缺乏信任。
投资细分市场
综合考虑医疗服务市场的产业环境、供求关系以及经营状况，以下领域值得资本市场关注：
特色专科：从供需关系来看，特色专科中尤其值得关注的科室是儿科(据卫生部的统计数据，儿童医院2008年病床使用率达到100.5％，各类专科医院中位居首位)，其次还包括口腔、眼科；与公立医疗机构差异化定位的角度看，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妇产科、整形外科、体检和健康管理等。特别是口腔科、整形外科以及健康体检，同时还满足较少危及生命且医保不覆盖的特征。
而肿瘤医院由于收入和利润水平较高(2008年各类专科医院中，肿瘤医院平均收入和平均利润排名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一)，也值得资本市场关注。在肿瘤专科医院领域，有可能产生类似血液病领域道培医院的标杆型民营医院。但是需要形成自身医疗特色并建立良好的口碑难度较大，因此该领域投资风险较高。
社区医疗：建立“社区首诊，双向转诊”的多级医疗机制以改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现象是本次医改的工作点之一。社区医疗机构的数量近年来也在快速增长，但是由于社区医疗机构范围广、数量多、规模小，相关监管部门在社区医疗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方面难免力不从心，社会资本进入社区医疗领域宜以连锁社区医疗服务的形式进入。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4
日前，由清华大学教授刘庭芳领衔的关于中国国际医疗旅游的首个部级课题《中国国际医疗旅游主要宏观政策及服务与评价模式研究》正式启动。
“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对比研究，中国在国际医疗旅游上已经落后一大截了，我们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这一事实要倒逼中国产生紧迫感，各方都要强化对于这一问题的危机意识。”课题负责人、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高级顾问、中国国际医疗旅游联盟执行主席刘庭芳在会后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专访。在采访中，刘庭芳多次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国际医疗旅游作为一项产业开拓和推进的迫切心态和战略情怀。
《中国医院院长》：中国国际医疗旅游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经历了哪些阶段？相比以往，新启动课题的突破点是什么？
刘庭芳：总体而言，中国的探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提出阶段、初步探索，以及现在的系统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6年开始。我在海南卫生系统工作期间，通过对海南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医疗资源的综合了解和考察，在中国大陆首次提出了国际医疗旅游服务的概念，并将发展医疗旅游写进了我时任院长的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3年战略发展规划。虽然后来这一概念并未得到很好实践，但在提出的时间起点上，与泰国几无大差。
我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海南省委、省政府和省卫生主管部门，把发展海南国际医疗旅游服务编入海南省“十五”规划，这是国内第一个把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写进区域卫生规划的省份。目前，最先起步的海南省三亚市中医院通过开展具有特色的中医疗养游，针灸推拿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每年都吸引近万名来自俄罗斯、中亚、北欧等国家的患者前来就诊，其中还有三位总统。
第二阶段为初步探索阶段。2010年，北京市医改办提出一项招标课题，主要针对北京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十年规划做前期研究。我作为课题组主要参与者之一，主持了北京市国际医疗旅游子课题的设计与研究，提出了北京市开展国际医疗旅游的政策建议，相关于《中国经济研究报告》。
第三阶段全面综合研究的序幕已正式拉开。此次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开展的《中国国际医疗旅游主要宏观政策及服务与评价模式研究》课题，和此前的研究相比，在研究层面、广度、高度、深度、国际化程度和研究团队的实力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升。
该课题主要包括4个子课题：宏观政策面研究，旨在为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全面政策建议，以推动关于国际医疗旅游顶层制度的设计；开展中国国际医疗旅游服务机构的准入标准研究；中国国际医疗旅游机构内部运营流程的研究，政府或第三方对提供国际医疗旅游机构的监管与评价体系研究；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医院院长》：中国在国际医疗旅游方面，目前发展到哪一水平？国外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有哪些？
刘庭芳：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现在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几近于零点起步。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对象，不能仅定位于医疗机构所在国或城市的常住外国人，而主要应接诊大量从异域以中国为目的地专程预约而来的顾客，且具有一整套与此相关的流程与服务设施。
一个生动的例子或许能更好地指导我们认识这一概念。首先，一位国外的患者通过网络了解到中国某家医院的规模与专科优势特色，在网上挂号。在保证隐私的前提下，他把自己之前所有的检查材料提交给医院，医院接到资料以后进行分析与会诊，再量体裁衣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并反馈给患者，包括报价和手术风险等。患者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再通过便捷途径办理国际医疗旅游的签证和购买机票，到达就医地后，从机场接到医院，或先入住酒店再入院，开始进行治疗。
这要求提供国际医疗服务的中国医院必须具有能与海外市场与顾客无缝对接的软硬件与流程。本课题研究的产出，将为开展国际医疗旅游的医院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目前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较为兴盛的国家有几大代表区域，如以德国、瑞士等国家为代表的欧洲；以泰国、印度、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亚洲；以巴西和古巴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等。综观这些国家，其医疗旅游的发展均是政府大力支持、社会大力参与的产业，多数都已将医疗、美容、健身融为一体，且近年来客源量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发展中国家成为主要的目的地和受益者。
《中国医院院长》：中国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最主要障碍是什么？如何破解这一障碍，实现“弯道超车”？
刘庭芳：首先，最大的问题是观念与政策障碍。目前，从政府到医疗行业，总体上尚末形成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明确共识。其次，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旨，是要为国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而国际医疗旅游是一项服务国外患者的高端产品。另外，中国的多数民营医院显然还不具备提供国际医疗的规模和水平。
显然，只有打破这一瓶颈，中国国际医疗旅游服务的“弯道超车”才有可能实现。
我以为，这一市场的开拓不能等、不能靠，相关高层决策者要拿出当年深圳建经济特区的胆略和创新精神，开启中国国际医疗旅游的门户。我并不提倡大量的公立医院把主要资源投入到国际医疗服务上。但选择在北京、上海、广州、海南等省市各拿出一所医院作为国际医疗服务的特区进行试验，料也不至会对广大民众的看病就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5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1909年，irvingFisher提交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个财富的形式。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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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6
第一条为加强医疗机构制剂的管理，规范医疗机构制剂的申报与审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医疗机构制剂的配制、调剂使用，以及进行相关的审批、检验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医疗机构制剂，是指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临床需要经批准而配制、自用的固定处方制剂。
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应当是市场上没有供应的品种。
第四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全国医疗机构制剂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医疗机构制剂的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医疗机构制剂的申请人，应当是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医疗机构。
未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无相应制剂剂型的“医院”类别的医疗机构可以申请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但是必须同时提出委托配制制剂的申请。接受委托配制的单位应当是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或者取得《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的药品生产企业。委托配制的制剂剂型应当与受托方持有的《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所载明的范围一致。
第六条医疗机构制剂只能在本医疗机构内凭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的处方使用，并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所载明的诊疗范围一致。
第二章申报与审批
第七条申请医疗机构制剂，应当进行相应的临床前研究，包括处方筛选、配制工艺、质量指标、药理、毒理学研究等。
第八条申请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所报送的资料应当真实、完整、规范。
第九条申请制剂所用的化学原料药及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材、中药饮片必须具有药品批准文号，并符合法定的药品标准。
第十条申请人应当对其申请注册的制剂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等，提供申请人或者他人在中国的专利及其权属状态说明；他人在中国存在专利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侵权的声明。
第十一条医疗机构制剂的名称，应当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药品命名原则命名，不得使用商品名称。
第十二条医疗机构配制制剂使用的辅料和直接接触制剂的包装材料、容器等，应当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医疗机构制剂的说明书和包装标签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申请人申报的资料，在批准制剂申请时一并予以核准。
医疗机构制剂的说明书和包装标签应当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说明书和包装标签的管理规定印制，其文字、图案不得超出核准的内容，并需标注“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字样。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医疗机构制剂申报：
（一）市场上已有供应的品种；
（二）含有未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活性成份的品种；
（三）除变态反应原外的生物制品；
（四）中药注射剂；
（五）中药、化学药组成的复方制剂；
（六）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七）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制剂。
第十五条申请配制医疗机构制剂，申请人应当填写《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申请表》，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报送有关资料和制剂实样。
第十六条收到申请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对申报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逾期未通知的自收到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申请受理后10日内组织现场考察，抽取连续3批检验用样品，通知指定的药品检验所进行样品检验和质量标准技术复核。受委托的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将审查意见、考察报告及申报资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并通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接到检验通知的药品检验所应当在40日内完成样品检验和质量标准技术复核，出具检验报告书及标准复核意见，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并抄送通知其检验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和申请人。
第十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全部资料后40日内组织完成技术审评，符合规定的，发给《医疗机构制剂临床研究批件》。
申请配制的化学制剂已有同品种获得制剂批准文号的，可以免于进行临床研究。
第二十条临床研究用的制剂，应当按照《医疗机构制剂配制质量管理规范》或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配制，配制的制剂应当符合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定的质量标准。
第二十一条医疗机构制剂的临床研究，应当在获得《医疗机构制剂临床研究批件》后，取得受试者知情同意书以及伦理委员会的同意，按照《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实施。
第二十二条医疗机构制剂的临床研究，应当在本医疗机构按照临床研究方案进行，受试例数不得少于60例。
第二十三条完成临床研究后，申请人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报送临床研究总结资料。
第二十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收到全部申报资料后40日内组织完成技术审评，做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符合规定的，应当自做出准予许可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核发《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及制剂批准文号，同时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不符合规定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医疗机构制剂批准文号的格式为：
X药制字H（Z）＋4位年号＋4位流水号。
X-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H-化学制剂，Z-中药制剂。
第三章调剂使用
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发生灾情、疫情、突发事件或者临床急需而市场没有供应时，需要调剂使用的，属省级辖区内医疗机构制剂调剂的，必须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特殊制剂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医疗机构制剂调剂的，必须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第二十七条省级辖区内申请医疗机构制剂调剂使用的，应当由使用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说明使用理由、期限、数量和范围，并报送有关资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医疗机构制剂的调剂使用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特殊制剂的调剂使用，应当由取得制剂批准文号的医疗机构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说明使用理由、期限、数量和范围，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由使用单位将审查意见和相关资料一并报送使用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
第二十八条取得制剂批准文号的医疗机构应当对调剂使用的医疗机构制剂的质量负责。接受调剂的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制剂的说明书使用制剂，并对超范围使用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
第二十九条医疗机构制剂的调剂使用，不得超出规定的期限、数量和范围。
第四章补充申请与再注册
第三十条医疗机构配制制剂，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质量标准，并不得擅自变更工艺、处方、配制地点和委托配制单位。需要变更的，申请人应当提出补充申请，报送相关资料，经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三十一条医疗机构制剂批准文号的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配制的，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按照原申请配制程序提出再注册申请，报送有关资料。
第三十二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再注册申请后3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再注册的决定。准予再注册的，应当自决定做出之日起10日内通知申请人，予以换发《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并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
决定不予再注册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予批准再注册，并注销制剂批准文号：
（一）市场上已有供应的品种；
（二）按照本办法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
（三）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再注册申请的；
（四）其他不符合规定的。
第三十四条已被注销批准文号的医疗机构制剂，不得配制和使用；已经配制的，由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销毁或者处理。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配制和使用制剂的医疗机构应当注意观察制剂不良反应，并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规定报告和处理。
第三十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质量不稳定、疗效不确切、不良反应大或者其他原因危害人体健康的医疗机构制剂，应当责令医疗机构停止配制，并撤销其批准文号。
已被撤销批准文号的医疗机构制剂，不得配制和使用；已经配制的，由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销毁或者处理。
第三十七条医疗机构制剂的抽查检验，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抽查检验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医疗机构不再具有配制制剂的资格或者条件时，其取得的相应制剂批准文号自行废止，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予以注销，但允许委托配制的中药制剂批准文号除外。允许委托配制的中药制剂如需继续配制，可参照本办法第三十条变更委托配制单位的规定提出委托配制的补充申请。
第三十九条未经批准，医疗机构擅自使用其他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的，依照《药品管理法》第八十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条医疗机构配制制剂，违反《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分别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未按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标准配制制剂的，属于《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六项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情形，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一条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申报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申请批准证明文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该申请不予受理，对申请人给予警告，一年内不受理其申请；已取得批准证明文件的，撤销其批准证明文件，五年内不受理其申请，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不得医疗机构制剂广告。
医疗机构将其配制的制剂在市场上销售或者变相销售的，依照《药品管理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违反本办法的行政行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本办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四十五条本办法中“固定处方制剂”，是指制剂处方固定不变，配制工艺成熟，并且可在临床上长期使用于某一病症的制剂。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7
关键词：商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供给方控制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10日
一、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产生
医疗保险与其他险种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它除了涉及到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之外，又引入了医疗机构这一第三方。作为提供医疗服务这一特殊消费品的医疗机构，它的作为与否，效率高低，对于保险合同的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特征以及保险合同三方当事人的相互作用等因素使得商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较之于其他险种更为复杂，更难控制。
（一）医疗服务市场的特点。所谓医疗服务市场，是指将医疗服务作为一种产品，按照商品交换的原则，由医疗服务的生产者提供给医疗服务的消费者的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存在着一般市场构成的基本要素，即医疗服务的供方、需方及用于交换的医疗服务价格。与此同时，由于医疗服务本身的特殊属性，包括非原生性以及作为首要生存资料的重要性等，使得医疗服务市场有别于一般的商品市场，在供方、需方和价格等方面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1、信息不对称导致供方垄断。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服务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具有不可更改性、不可重复性与不可逆转性，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消费缺乏何时需要与需要多少的相关信息，也无法事先知道医疗服务的治疗与效果，较弱的信息可获性导致了较弱的判断力，病人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而不得不屈从于医生。由此，医疗服务供给方在提供服务时权威性很高，形成了医疗服务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这种供方垄断为“诱导需求”提供了条件。
2、消费方式的极其被动性。医疗服务本身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医疗服务消费者在作为医疗服务需方的同时，也是身受病痛折磨的患者，与其他消费者相比，他们处于更弱势的地位，也更具有盲目性和被动性。为了其生存与健康着想，一个理性的消费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医生的建议置之不理。
3、医疗服务领域竞争性市场理论的不适用性。经济学中认为完全竞争市场效率最高，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提供最低价格。然而，就医疗服务市场而言，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完全竞争。医疗服务提供者具有严格的资格限制，在我国，医疗资源中公立医院的比重最大，曾一度占到98%。虽然近些年来非公立医院比重逐渐提高，但大多数医疗资源和市场仍集中在公立医院手中。较高的垄断性使得医疗服务机构对医疗费用的收取享有更高的话语权。
（二）医疗服务市场固有的道德风险。由于医疗服务市场的以上特点，医疗服务供给者相比于需求者站在了更有利的地位上。医生在信息上的垄断地位使其有能力诱导需求，有倾向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如果医生的医嘱要求病人做某项医疗检查或手术的话，处于信息劣势的病人不能完全判断自己所需的医疗服务及其数量与质量，更无从评估医疗服务的价值是否与医疗收费价格相匹配，他们往往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检查或手术，尽管有时这些医疗服务并不必要。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存在的“萨伊定律”，即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医生诱导需求的能力大小与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呈正比关系，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医生诱导能力越强。由此可见，医患之间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而近些年来医疗纠纷事件的日益增多正说明，医患之间的矛盾正愈演愈烈。
（三）商业保险介入后的道德风险转移。医疗保险市场使得原有的医患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医疗机构、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三方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先自付后报销的付费模式下，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当被保险人患有可保范围内的疾病时，医疗机构向被保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而最终的医疗费用通过报销形式全部或部分的转嫁给保险公司。
在投保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由于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不仅面临医疗机构过度治疗的风险，连患者也有了过度治疗的激励。总结来看，围绕道德风险问题，形成了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和患者三方的三角关系。（图1）医疗机构虽然与保险公司没有直接的作用关系，但由于医疗费用补偿机制使得原有的产生于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作用到保险公司身上，如图中空心箭头所示。可以说，医疗保险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医患之间道德风险的作用模式，切断了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直接的经济联系，弱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分风险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而是转化到了保险公司身上。
二、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
（一）事前道德风险与事后道德风险。不同于逆选择，道德风险一般是指在合约订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一种经济外在性问题。图2给出的是一个保险事故发生情况下的时间轴，如图2所示，从保险合同生效直至最终保险合同终止的这一时间段都属于道德风险的博弈时间。（图2）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道德风险可根据保险事故发生前后分为两个时间段，即事前道德风险与事后道德风险：被保险人的行动发生在自然状态改变之前的道德风险称为事前道德风险，发生在人知道委托人自然状态之后的属于事后道德风险。
关于医疗保险中事前道德风险的一般看法是，被保险人投保医疗保险后，主观上产生了一些侥幸心理和依赖心理，对自己的健康变得大意起来，减少了对疾病预防的投入，从而引起发病率的增加，导致保险赔付率的增长。然而，由于医疗保险的所保标的是医疗服务费用，其本质是对消费者的健康投保，一个理性人是不会随便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的。长期对医疗保险经验研究也表明，事前道德风险并未对发病率造成显著影响。
事后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既包括需方即被保险人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也表现为供方即医疗服务机构的过度供给。事后道德风险被认为是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根本原因。因此，研究道德风险问题的重点在于研究事后道德风险。
（二）事后道德风险中的需方风险。事后道德风险中的需方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大类：
1、过度医疗消费。医疗保险的补偿机制使得许多参保人在疾病发生后，缺乏费用节约意识，甚至主动要求提高医疗费用以达到预期治愈效果更佳的精神满足，以至于小病大养、小病大医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机制可由图3中医疗消费供需曲线直观地表现出来。横轴为医疗服务数量，纵轴为单位数量的医疗费用。假设病人对医疗服务具有弹性需求，且需求曲线用图中斜线CD表示；同时，将医疗服务市场看作供方主导的垄断市场，且用图中横线aB表示。（图3）
当未投保时，消费者面临的医疗费用价格为C1，均衡时的医疗需求为Q1；投保后消费者面临的医疗费用由于保险公司的分摊降到了C2，均衡时的医疗需求为Q2。则（Q2-Q1）的差距即为医疗保险介入后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而产生的超额需求，造成保险人的实际赔付大大超过预期赔付。
2、欺诈行为。商业保险领域的保险欺诈率长期居高不下，据统计，美国商业健康保险欺诈带来的损失占总健康保险保费的10%，而中国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大于10%。被保险人通过故意制造假门诊、假住院、虚报医疗费用等方式来骗取保险赔付，此外借卡就医、冒名就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都给保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保险理赔过程中，由于难以得到医疗机构的有效配合，难以参与到医疗过程中，取证调查困难，保险欺诈行为也就变得难以杜绝。
（三）事后道德风险中的供方风险。排除上文中提过的与医疗保险需方合谋的人情处方与违规报销等助长需方欺诈行为的情况，供方风险主要表现为在利益趋势下，安排过度检查与过度用药方面，即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由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本身的原因，供方诱导需求较为严重。
在我国，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由医疗服务、药品收入、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构成。随着医疗服务市场化进程，国家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业务收入即医疗服务收入与出售药品收入逐渐成为医疗机构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在当前“医药合业”制度下，医疗机构存在强烈的利用其优势地位诱导病人过度治疗的正向激励：通过多开药，采用多种治疗手段以提高收入。如果在认为较高的医疗费用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的条件下，这种名利双收的正向激励作用将会更加明显。
三、控制道德风险的基本思路
鉴于道德风险对医疗保险正常运作的负面影响，如何防范和控制道德风险已成为广为关注的话题。控制道德风险的最终目标在于控制不合理增长的医疗费用。以前控制道德风险的主要手段往往着眼于医疗需求方，包括设置免赔额或起付标准、使用共付的方法提高投保者的费用分担比例。但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制约了其有效性的发挥：首先，在医疗保险中，供方风险处于主导地位，如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基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点及患者处于病痛困扰的弱势心态，医生在决定医疗方案进而影响医疗费用方面有着较高的话语权，以激励投保人的方式控制医疗费用的方法效果有限；其次，起付标准过高或参保者费用分担比例过大会使医疗保险这种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可能导致医疗保险需求不足，低风险个体的投保率降低导致逆向选择的出现，进一步恶化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因此，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有效解决还应该从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入手更为有效。近年来，“被管理的保健”概念的提出和新型医疗保险组织的出现正是这种管理理念的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1]任燕燕.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于老年基本医疗保险市场的考察[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8.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8
一、“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健康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
面对国内外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以及激烈的竞争环境，“十三五”时期，内蒙古应以国家有关健康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为指导，以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产业体系为目标，以分类推进为原则，坚持市场主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强化政府在制度建设、规划和政策制定及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积极拓展健康产业服务领域，拉伸健康产业链条，鼓励新型业态的发展，提升健康产业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建立符合内蒙古区情、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产业体制机制。
二、“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健康产业发展的战略路径
（一）加强理论研究，科学规划健康产业
虽然健康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是目前关于这一产业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还较为薄弱，没有一套完善科学的发展模式可以直接应用。国内虽有许多地区已经摸索出发展健康产业的一些经验，但内蒙古具有自身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地理区域特征，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本地区的发展。因此，要想推进内蒙古健康产业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首先必须对这一产业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掌握其特征和规律，同时加大对国内外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经验的比较借鉴研究，再结合内蒙古地区健康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特点和市场需求，确定内蒙古健康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具体的实施策略，指引健康产业的发展。
（二）明晰产业构成，坚持分类推进原则
健康产业具有公共品和商品功能混合在一起的特有属性，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辨析清楚健康产业与卫生计生事业的区别和联系，进而从理论上、思想上认识清楚其服务内容，如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基本健康服务、非基本健康服务中，哪些属于事业范畴，哪些属于产业范畴，哪些主要由政府主导提供，哪些主要由市场主导提供。在此基础上，树立不同部分采取不同发展政策的发展理念，建立不同部分实施不同推进政策的发展原则，即以分类推进原则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
（三）坚持市场驱动，统筹推进健康产业
1.大力推进医疗服务业平衡特色发展
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新医改以来，内蒙古地区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发展非常不平衡，民营医院看似遍地开花，但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均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所承担的角色功能定位模糊，没有形成自身发展的特色，其实力难与公立医院形成有效竞争。面对内蒙古健康产业市场的不断成熟，必须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疗服务的积极性、方向性上做更多的引导和探索，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特色的专科医疗服务和高端家庭医生服务，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高端需求，以弥补公立医疗机构在这一服务领域的空缺。允许境外医疗机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与我区医疗机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合资或合作形式在我区设置医疗机构，特别是较为短缺的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临终关怀医院等。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引进国内知名医疗机构来内蒙古办医，提高疑难重症医疗救治水平。统筹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均衡发展，全面提高城乡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提升蒙中医药医疗服务水平。发挥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的引领作用，建设各具特色、综合服务功能完善、专科优势突出的国内知名蒙医医院和优秀蒙西医结合医院。加快各级蒙医中医医院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建设，着力改善服务条件。做好蒙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支持蒙中医药临床科研基地建设。
2.培育和壮大健康养老产业链
积极探索有效的医养结合模式。内蒙古自治区老龄化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值且呈现出快速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和贫困化“五化”叠加的特点，这为今后养老产业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未来，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特别是蒙医中医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将是一大趋势。我们必须建立资源共享、医养结合的理念，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开发老年公寓、涉老康复护理机构、疗养医院等养老服务综合机构，提供集养老与医疗保健为一体的护理养老服务，实现医养一体。
大力发展社区健康养老服务。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居家养老服务，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等，努力构建以提供中长期医疗护理、康复促进、心理关怀、蒙中医药保健等服务为主的老年健康护理服务体系。同时加强社区养老场所规范化建设，规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互助点的运营管理，扩大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覆盖面。此外，还应结合我区区情探索农村养老模式和牧区养老模式，破解农村牧区老年人养老难题。
3.提升蒙医药产业发展水平
推进蒙医药制造企业发展壮大。完善蒙医药标准体系，支持其自主知识产权药品研发、制造和应用，支持蒙药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化，支持蒙药传统剂型改造升级。加大对蒙药生产企业的扶持力度，建设现代蒙药产业制造基地和物流基地，加大对蒙药行业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扶持与保护力度，提升蒙药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培育自己的蒙名牌，重点打造蒙药的新形象。
全面发展蒙医药医疗保健服务。积极发展蒙医医疗在预防保健特色中的优势，推动相关医疗机构开展蒙医医疗预防保健服务；宣传普及蒙医药养生保健知识，推广科学规范的蒙医保健知识及产品，推广科学有效的蒙医药养生、保健服务，鼓励在养生保健机构提供蒙医保健咨询和调理等服务。
4.积极促进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业的发展
发展健康体检、健康咨询等全过程健康服务。丰富完善大型医院体检中心、独立体检机构、健康管理公司中的综合健康管理服务，提供全方位健康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以及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等服务，实现健康筛查、评估、干预和健康档案建立的全过程健康管理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和管理认证体系，重点培育和引进健康咨询、健康体检机构，培育一批以个性化服务、会员制经营为特色的健康管理企业。同时加强健康管理信息化建设。促进信息产业与健康产业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健康物联网、健康云计算、智慧医疗、智慧健康管理等前沿健康科技产业。搭建现代健康数据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实现本地和远程相结合的健康信息管理，实现居民就医诊疗、健康服务的信息共享，大力引导健康管理服务向集约管理、分散经营、贴身服务、产业联合的方向发展。
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填补基本医疗保险的不足。因此，鼓励发展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势在必行。需要积极引导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扩大人群覆盖面。同时使长期护理商业险以及与健康管理、养老等服务相关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得到更V泛的普及。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医疗执业保险，推进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探索健康保险新形式，建立公司与医疗、体检、护理等机构合作的机制。探索建立政府、社会、个人多方筹资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促进老年健康护理服务发展。
5.壮大关联产业，拉伸健康产业链条
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全民体育健身服务，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场馆的建设和运营管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兴办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健身指导站点等多种形式的体育健身组织。积极发展体育产业，重点培育和发展体育健身休闲市场，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体育健身服务企业，大力支持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个人兴办体育健康咨询、体质监测、锻炼指导和运动康复等经营服务实体。大力支持青少年、儿童体育健身，鼓励发展适合其成长特点的体育健身服务。
推进面向蒙古国等相关国家的健康保健及医疗旅游服务基地建设。依托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的蒙医药技术资源，吸引蒙古国及周边国家的人员来内蒙古进行蒙医中医治疗、预防及养生保健服务。同时发挥各盟市独特的生态、地热等资源优势，积极开发矿泉泥美容、天然氧吧、温泉保健、蒙药中药药浴、沙疗等养生保健和运动休闲等旅游产品，依托根河市、额尔古纳市、阿尔山市、克什克腾旗、敖汉旗、宁城县、苏尼特右旗、凉城县、鄂托克旗、东胜区、乌拉特前旗等地区打造健康养生旅游基地。
6.健全人力资源保障机制
破除人才流动障碍，促进内蒙古自治区医务人员在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间有序流动，完善医师多点执业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人员开展多点执业。加大对健康服务人才培养的投入，支持区内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开设健康服务业相关学科专业，培养更多护士、养老护理员、药剂师、营养师、育婴师、按摩师、康复治疗师、健康管理师、健身教练、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从业人员并不断加强相关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
出台有关高端健康服务人才引进的配套保障政策，打造人才集聚的良好软硬件条件和环境，结合内蒙古区域特色，加快引进目前紧缺的高端医疗服务、生物医药研发团队和重点行业、瓶颈行业紧缺急需的领军人才。建立与健康产业发展相适应的资格认证培训、岗位培训、人才培养与考核评估等培训服务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四）优化政策环境，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9
对于新医改，社会零售药店从期望到失望，再到现如今的质疑，前后不过3年时间――已经出台的新医改配套政策在设计上似乎忽视了社会零售药店数量庞大的客观存在。
社会零售药店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分市场蛋糕，被正如日中天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分食，而二者并非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地位上。
业内权威机构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医院药品市场年销售规模接近3000亿元，零售药店市场约为1300亿，零售药店占据药品销售30％的市场份额。但是受政策的影响，在未来5年内，零售药店的市场份额可能将继续降低。
作为一个促进医疗体制转好的市场化手段，近年来，零售药店始终扮演着冲击虚高药价的角色。
但是，由于“以药补医”政策的客观存在，在零售药店与医疗机构的药品市场份额争夺战中，零售药店从来没有赢过。这一次“竞争”的开局，似乎也是结局。
药店或将节节败退
张玉宽已经无心恋战，有意出售其亲手创办的北京德威治大药房。由于这家北京地区首家平价大药房的诞生，并很快掀起北京药品零售市场的激烈竞争，其董事长张玉宽一度具有较高的曝光率。
在经历了前几年圈地热、连锁热、平价风暴……如今面临政策冲击的时候，一些药品零售企业负责人已经感到精疲力尽。本刊记者去年与张玉宽交流的时候，他已经表露出退意。
近日，他对《望东方周刊》表示：“现在我仍然愿意将这家连锁药店让给优秀的人去做，但是至今没有人愿意出合适的价格。”
据市场调研机构imSHealth公司2009年10月的报告显示，中国药品市场年均增速20％，2013年的销售额将达到近800亿美元。
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作为药品销售第二终端的零售药店感到欣喜。相反，由于政策的影响，零售药店所占的份额正在进一步萎缩，医疗终端市场的份额则在进一步扩大。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在今年两会期间对《望东方周刊》表示，他在两会上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源于“新医改方案配套方案对零售药店定位引导的缺失，对药品零售行业造成极大的影响。我要为全国37万家零售药店，以及300多万行业从业人员说话，争取公平合理的政策。”他牵头创办的湖南老百姓大药房是全国首家平价大药房。
按照零售药店行业最初对于新医改“医药分开”的理解和期待，药品经营应当完全交给零售市场。基层医疗机构将不再经营药品，甚至大中型医疗机构也应该彻底与“药”分开。
现实情况与这种期待存在明显的反差。
中国药品零售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8月的研究报告说，2001年～2008年期间，药品在医疗终端市场和零售药店市场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23％、21.45％，而2008年医疗诊断市场和零售药店市场的增长率分别为20.78％、18.18％。医疗终端市场的增长速度在继续加快，而零售药店市场的增长明显放缓。
行业资深研究人士李从选对《望东方周刊》表示：“未来3～5年之内，药品零售市场份额将由目前30％萎缩至25％，而整个医疗终端市场份额将升至75％。其中基层医疗机构将占据整个药品市场30％～35％的份额，将超过零售药店市场成为第二大药品销售市场。”
零售药店表现出忿忿不平或者无可奈何，几乎整个药店行业都备感失落。药品零售企业到底该何去何从?
制度设计存在问题?
目前，零售药店反响最大的是对于销售基本药物政策方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销售基本药物施行零差率，国家统一给予补贴，而零售药店则无此待遇。而且，多数基本药物是零售药店的主打品种。零售药店价格优势由此已不复存在。
“这在体制上也无形地分流了零售药店的消费人群，使得零售药店与医疗机构药房处在不平等的市场地位。”张玉宽对本刊记者表示。
不过，影响究竟有多大?不同药店看法并不一致。
金象大药房董事长徐军对《望东方周刊》表示：“从目前来看，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最让行业担心的其实是制度设计存在问题。”
支持此观点的人还认为：基层医疗机构只有与零售药店相互竞争、相互补充才能达到改革的最终目的，如果零售药店无法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享有同样的待遇，容易滋生腐败；零售药店已经是一个市场竞争较为充分、成熟的领域，所提供服务的质量肯定具有一定的优势，完全可以担负起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销售的社会任务。
面对制度的此种设计，江西开心人大药房集团公司营运总监龚波无奈地对《望东方周刊》表示：“种种事实表明，新医改配套制度的设计者从来没有将药店考虑在内。制度设计有问题吗?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和逻辑，制度设计没有问题。”
除此之外，医院处方无法外流以及各地主管部门对于医保定点药店的控制，使得零售药店与医院药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竞争弱势。
处方药销售占药品销售的较大份额，医院主导着80％的处方药销售。医院处方难以外流，零售药店只能望洋兴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连锁药店分会数据显示，我国百强药店的平均处方量由2007年的168万张下降到2008年的137万张，处方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占比也由上一年的27％下降到25％。
零售药店行业对新医改中“医药分开”政策寄予厚望，也是期望该政策能促进医院处方外流。尽管零售药店行业几年前就开始储备药师人才为“接处方”做准备，但目前来看这终归还是一厢情愿。
据谢子龙对14个省市73个城市的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显示，调查走访的116家医疗机构中，实行电子处方的有102家，但仅有30家应患者要求提供了纸质处方。电子处方逐步演变成医院控制处方外流、垄断处方药销售、增加药费收入的工具。
2010年1月15日，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全国药品流通行业管理工作会议上就提及对医院阻碍处方外流、导致零售药店难以销售处方药的问题，并提出要会同卫生管理部门妥善解决。谢子龙在今年两会上，也提出了关于“规范电子处方管理”和“促进医保协议药房、门诊统筹向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倾斜”等建议。
多元化前景未明
在新医改方案中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的政策，使零售药店曾经风靡一时的“平价”概念难以为继。由于与基层医疗机构的竞争地位不对等，零售药店不得不忍痛失去基本药物的大部分市场。
为了生存零售药店被迫调整进行产品结构，谋求多元化转型。谢子龙在今年两会上提交议案之一就是“建议允许药店加强健康管理服务”。
再加上时下“大健康”概念的兴起也契合了药店“多元化经营”的转型趋势。于是药店的货架上出现越来越多的非药品，零售药店俨然变成“可以售药的便利店”。
中国药品零售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2009年上半年非药品类产品所占份额继续加大。2008年竞争力百强连锁企业的数据分析表明：药店的保健品、药妆、器械等平均销售比例占23.47％。
“在欧美等国，非药品占零售药店销售额的比重更大。”徐军对本刊记者表示，“但是在我国药店行业，这种改变是无奈之举!”
药妆曾被零售药店行业寄予厚望，被当作连锁药店盈利模式的不二之选。但现实情况如徐军所言：“国内至今没有一种能称得上成功的模式。”
此外，家用医疗器械的销售正出现快速的增长，但是大多数零售药店并没有从中获得太多的市场份额。并且也将面临家用医疗器械专营店的强力竞争。由于整个保健品行业正遭遇诚信危机，零售药店销售保健品的增长也面临困难。
“由于进行调整培育，近一年以来，中药饮片的销售额出现增长，”张玉宽对本刊记者表示，“但这部分的销量仍然有限。”
面对政策的影响，众多单体药店的生存显得更加困难，抱团自然成为一种抗风险的方式。去年，由单体药店或者小型连锁药店组成的众多联盟出现井喷之势。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药店数量达38万家，其中单体店占57％，但只占药品零售额的21％。
“联盟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记者的提问，龚波对本刊记者表示：“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壮胆吧。”
pto药店贸易联盟总经理王春雷对《望东方周刊》表示：“基本药物零差率，小区卫生机构增多等所有这些冲击，对零售终端来说是一种危机。联盟是顺应了时势，是一种增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新一代药店模式。”
除了“多元化经营”之外，李从选还认为可以寻求“托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旦托管成功，基本药物目录内品种即使不赚钱，也可赚取人气和政府补贴。
药房托管无用武之地
然而零售药店的多元化转型并非如想象的那般容易，目前也未见成功的例子。在这般境况下，一些零售药店的负责人又对托管基层医疗机构药房产生兴趣。
药房托管能解决零售药店的困境吗?曾经在武汉、南京等各地率先兴起，并盛极一时的医药公司托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房，如今多半也都偃旗息鼓。
全国卫生服务体系基线调查2008年4月的报告显示，29个重点联系城市(区)所有辖区中，仅有12.63％的辖区开展了医药分开或药房托管试点。
当时步子最大的药房托管试点是武汉的“北湖模式”，知名度最高的药房托管试点来自江苏南京，两种模式都曾经受到各地好评且效仿者众多。
“北湖模式”一度在武汉各区推广，但是由于医药公司不能获得合适的利润，而变得动力不足。
南京的药房托管也曾经拥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但是，最初积极参与药房托管的几家医药公司，如今只剩下南京医药与医疗机构在保持合作。而南京医药也已将当初“药房托管”改为“药事服务”，并且成立专门的药事服务公司。
南京医药相关负责人对《望东方周刊》表示：“药事服务是药房托管的升级，已经不再是当初简单的药房托管。”
公司在2009年明确了药事服务的内涵与定位，服务内容包括为医疗机构提供药品采购、药学服务、药房管理等服务，是“基于订单的以药学服务为特征的集成化供应链”，不再是简单地为医疗机构提供药品。南京医药2009年年报显示，药事服务业态销售规模约11亿元，销售净利率远高于零售和现销快配两块传统业务。
徐军对本刊记者说：“目前来看，新医改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改革药品加成政策，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举措，而不是药房托管改革。这就使得传统的药房托管失去了用武之地。”
医疗机构市场研究篇10
---赴河北保定市、北京市朝阳区学习考察报告
为学习借鉴外地整合和优化区域卫生资源的经验，促进我区卫生事业发展，3月2日至3日由副区长郭景平、大港油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石桂臣带队，区政府办、研究室、卫生局、大港医院、油田医院一行11人，赴河北省保定市、北京市朝阳区学习考察，先后考察了保定市人民医院、保定市第三医院、北京市朝阳医院和垂杨柳医院。虽然考察时间短暂，但是由于考察内容明确，安排周密，考察人员结合我区医疗资源现状去思考和研讨，收获很大。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初步实现集约化经营的保定市医疗集团。保定市医疗集团是以保定市第三医院为主体，2001年1月7日经市体改委批准、由25家医院组成的具有完整框架、组织结构的多元化医疗集团。第三医院占地面积214.5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总资产1.5亿元。现在集团拥有职工3978人，硕士生导师4人，主任医师42人，副主任医师210人，中级职称868人，博士、硕士研究生35人，学科带头人92人，其中医务人员2700人，保定名医17人；总资产2.8亿元，开放床位3160张，年门诊量153万人次，年收住院5.5万人次，手术1.6万人次，是保定市卫生系统阵容较大、实力较强、功能较全的多元化医疗集团。
向国际化品牌医院迈进的北京朝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地处首都商务中心西区北侧，是一家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2003年实现业务收入近7亿元。医院现设病床1030张，年门急诊量120余万人次，有临床、医技科室49个，职工2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200余人。该院以呼吸、心脏、泌尿、高压氧、职业病、器官移植、实验医学、急诊医学等学科特色和呼吸衰竭救治、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治、心脏病介入治疗、脏器移植、中毒救治、试管婴儿、急诊医学、危重症医学等众多特色医疗项目为重点。“北京市呼吸病研究所”、“北京市高压氧治疗研究中心”、“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北京市职业病与中毒医学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烟草与健康合作中心”设于该院，同时是“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北京市临床检验中心”、“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大肠肛门外科专业学组、疝与腹壁外科专业学所在地。承担着首都医科大学及北京市护士学校临床教学任务，是临床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基地和博士后流动站。承担百余项国家、部、市级科研项目，获得科研成果300余项，医学居国家医疗机构先进行列。医院把"博爱诚信"作为立院之本，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以先进精益的科学技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团结协作的医护团队，为广大患者提供人文优质、可靠诚信的医疗服务并向国际化品牌医院的目标迈进。
二、主要做法
（一）实行集团化经营战略。保定第三医院和朝阳医院从发挥现有人力、技术、设备优势出发，注重提高集团医院的整体水平，优势互补、资源重组，减少重复购置，降低成本，形成了集团框架和以合作形式共同构建的医疗联合体。保定市医疗集团抓住集团核心医院这一关键，不断增强驾驭能力，在特色门诊建设上成为保定市之首，在占领医疗市场方面收到明显成效。按照医疗集团章程，确定了集团的性质、宗旨、范围、规划、机构及权利和义务，然后按照独立法人、行政隶属关系、所有制性质、财务核算形式、收费标准、资金所属关系、人事归属不变的原则，在互惠互利、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进行集团组合。组建后的保定市医疗集团由25家医院组成，目前发展到35家成员单位，其中核心层一个，即保定市第三医院；以管理权关系为纽带的紧密层两个，即保定市急救中心、保定市中医院；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的紧密层两个，即保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保定市民族医院；以契约法律关系为纽带的松散层30个。朝阳医院集团于2000年组建，核心医院为朝阳医院，北京朝阳医院集团第二医院、中医医院、八里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六里屯街道社区卫生中心、团结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里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左家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朝阳急救分中心为松散层单位，由于没有产权关系，尽管朝阳医院有很强的技术影响力，但目前集团化运营框架已基本名存实亡。
（二）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考察中我们认为保定医疗集团运作比较成功，他们通过核心医院与各成员医院签订协议，建立了专家人才技术、科研教学和医疗设备共享机制。一是人才技术共享。核心医院按协议组织集团内外专家，每月到两个成员单位进行会诊、查房、手术、带教；在成员医院急需的情况下，核心医院做到随叫随到，及时为成员单位排忧解难。去年以来，核心医院为成员单位巡诊46次，解决疑难病症35例，门诊2500人次，手术166人次，收转诊住院病人286人次；并派技术人员，免费为成员单位维修设备。二科研教学共享。集团核心医院多次组织成员单位进行科研、教学活动，并组织到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听部级专家教授对目前出现的疑难重症治疗报告。集团还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增加对医疗纠纷的防范能力。多次承担代培任务，学习行政管理、业务管理知识，大大提高了科研教学水平。三是医疗设备共享。卫生资源得到充分使用，减少了重复购置，降低了医疗成本，减轻了患者负担，促进了社会稳定。集团核心医院的X-刀、螺旋Ct等大型设备，集团成员单位开单来使用的数百次之多，促进两个效益得到同步提高。通过发挥核心医院的“龙头”带动作用，促进了中小成员单位的发展，尤其是厂矿和乡镇医院，其形象、业务、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三）在抢占医疗市场上下功夫。保定市医疗集团强烈的市场意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充分利用各成员单位在地域上的广泛分布，按照市场化和集团化经营目标，强化集团成员的互补性，努力通过集团知名度，提高各成员单位在群众中的声誉，借此扩大服务群体，在努力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朝阳医院抓住品牌建设这一关键，提出“一二三”发展战略，即确定国际化发展方向，在硬件建设和顶尖技术上力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采取开放式办院，积极构建一套适应于国际化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机制；抓住两条主线，一切工作紧紧围绕学术学科和强化经营管理来展开，处理好学术学科为实现两个效益服务，增加效益支持和促进学术学科发展的关系，努力在实现双蠃或多嬴上下功夫；抓住三个市场不放松，努力拓展社会保障市场、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和专科专病市场，创造了主营业务收入数亿元的经营业绩。同时医疗服务对内辐射朝阳区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所属的行政辖区外，对外逐渐面向全市、全国和国外。通过市场辐射，促进了区域内卫生资源的有效组织，并实现了区域医疗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络的有机结合。
三、几点建议
我们此次学习考察收获很大，一方面感受到这些医疗单位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所做的大量探索性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这些单位坦诚的介绍中看到由于集团化经营在产权、经济利益等方面不清晰或者不完全到位，对集团化经营带来一定的制约和影响。对此，我们应当充分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明确整合区域卫生资源的思路，以引入市场机制、争取多元投入，实行强强联合为手段，加快医疗资源整合步伐，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新的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区域医疗资源的共享化、医疗水平的现代化、医疗服务的人文化、医疗消费的低廉化目标，确保我区卫生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一）搞好调研，认真编制区域卫生资源整合规划。抓住国家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主辅分离的有利时机，科学做好区域卫生规划，为优化配置区域卫生资源提供依据。一是摸清底数。调查摸底要涵盖全区所有的卫生资源，既包括重点医院、厂矿医院，也包括各镇街、各村的卫生所、个体行医点。对于厂办医疗机构，要认真核实年度经营收入、人员结构、经费拨付及使用情况，为区委、区政府整合卫生资源、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二是立足区情实际。遵循国家和我市要求，立足我区石化基地建设的实际，在区域卫生规划中，以技术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为原则，充分利用卫生资源，努力提高服务效率，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卫生需要。三是明确规划目标。在统筹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特别是“六大经济板块”建设、现代城市发展对卫生资源的需求，控制卫生资源总量，优化增量，调整存量，提高质量，促进我区国民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健全组织领导，借鉴上海、广东等先进地区的经验，尽快拿出一套符合我区实际的卫生资源优化和配置方案。
（二）创造条件，建立以产权为纽带的集团化整合框架。本次外出学习，给我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这些地方在组建集团时，还没有形成具有产权关系的集团，只是以市场划分或者技术合作、支持下的联合。没有产权关系，必然导致在整体运作上，考虑眼前多、思考长远少，特别是在利益上不能形成相互促进机制，人、财、物过度松散，整体合力难以形成。所以在谋划集团化运作时，要创造条件，建立以产权为纽带的经营性集团，在保证满足政府基本公共卫生要求的同时，为医疗机构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创造条件。在具体操作上，对核心医院可以采取多元投资的方式，增强其经济实力，特别是强化对外投资功能，尽可能多地收购和整合一定数量的医疗机构，形成全资或控股单位，掌握调度卫生资源的权利。同时，根据发展需要，按照集团化运作模式，吸纳一定数量具有协作关系的半紧密层和松散层单位。只有这样，集团治理结构才会合理，整合目标才能实现。
（三）突出特色，在优化新型医疗技术结构上下功夫。现代医学的发展，医院的专科分科越来越细，谁能突出特色，掌握新的专科技术，谁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我区医院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和有培养潜力的中青年医务工作者，要把握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形成具有我区特色的专科。这就要求一些较大规模的医院，必须构建新型的医疗技术结构，在高度专业化的基础上趋向整体化，在实行多种综合的基础上突出特色。应注重加强横向联合，建立各种诊治中心，如在大港医院建立癌症治疗中心、糖尿病治疗中心，在大港油田医院建立心血管疾病治疗中心，器官移植中心等。只有把特色专科建设好，才能在地区甚至在国内外形成病人流，创出自己的牌子，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才能促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四）重视人才，培养－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专业队伍。医院的发展取决于高质量的医疗水平，而高质量的医疗水平关键在人才。在知识结构上要求医务人员不仅要掌握现代医学技术，而且要具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要统筹安排、合理规划、注重医护人员的基本功训练与专业训练，一般培养与重点培养，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相结合。培养一支具备开拓型、智力型的专业队伍。由于人才队伍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瞄准高新技术利用人才。高度重视横向联合，特别是充分发挥京津地区名医众多的优势，加快与部级医院高新技术接轨步伐，带动本区医疗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档次；拟定部级专家教授会诊带教计划，聘请一定数量的名医来我区进行技术指导，通过传帮带提高我区医务骨干的技术水平。二是招贤纳士吸引人才。保定市第三医院和北京垂杨柳医院除了为人才搭建一个优越的生活平台外，更注重为这些事业性强、工作热情高的有识之士，创造一个展示才华、施展才干的事业平台。我们可以高薪聘请一些在某个领域具有突出作为的专家，也可以聘请一些退休的专家充实到业务科室，以发挥余热，传授技术，提高医院整体技术水平。三是眼睛向内培养人才。加快对医院内部业务骨干的培养和锻炼，是医院发展的迫切需要。要利用专家会诊的机会，对有培养前途的业务骨干加大培训力度。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把更多的业务尖子送出去进修深造，特别是加大与大专院校挂钩，尽快提升医务工作者的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