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1
关键词民间借贷诚实信用金融
作者简介：覃占廷，邵阳学院，研究方向：法学。
究其本质而言，民间借贷与自然规律发展相适应，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民间借贷的规模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由民间借贷引发纠纷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案件纠纷数量的增加给社会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影响。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关于民间借贷的研究活动逐渐深入，在研究人员不断深入研究与调查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变得明亮化。虽然国内外学者都对此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但是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研究非常少。在此种情况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民间借贷产生的民法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显现出一定的僵化性，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出现了较多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针对此，就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展开研究非常具有必要性。
一、民间借贷的概述
从理论的角度上而言，民间借贷的这个名词是对金融的有效补充。在我国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也体现出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民间借贷的过程中，首先就应明确民间借贷的定义。关于民间借贷的具体含义，不同的学者在这方面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使不同的民间借贷在不同的学者看来具有不同的定义，其中的宗旨始终不会变化。在笔者看来，民间借贷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也就是在这几类人之间产生一种借贷性质的行为。民间借贷产生在民间，因而从根本上可以说其属于民间自发性的一种金融融资渠道，也是民间组织、自然人以及其他组织实行投资的一种途径。虽然民间借贷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不同的区域在经济发展特色方面又具有不同的借贷方式。民间借贷方式主要依赖于借贷双方之间的借贷性质来决定。在各种借贷形式中，民间信用借贷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融资方式。
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这一行为不仅具有自己含义，同时还具有自己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民间借贷发展的历程就可系统的了解到，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这么几种。首先。民间借贷是一种自由行为。民间借贷没有固定的借贷模式，利率约定与否主要由双方关系人协商而成，他人无权干涉。其次，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为货币。民间借贷产生主要缘由是缓解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在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因而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以货币为主，但是也可以存在其他的形式。再次，借贷主体非银行机构与自然人。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并不是银行机构组织，在借贷关系产生的过程中并没有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最后，以民间自有资金来借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手中的自有资金会持续增加。在此种情况下，民众愿意将自有资金转向低风险、高回报的民间借贷活动中。另外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将个人信用为借贷行为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产生的关系主要是在“熟人”之间发生。
二、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
无论是从性质还是从行为根本性来看，民间借贷受到我国民法的调整与约束。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民间借贷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民事立法的缺失与冲突
在民事立法方面，民间借贷关系适用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借贷意见》。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层面就可以看出，这几个法律就民间借贷问题产生与解决措施方面的规定层次较低，并且分布于不同的部门法中。民间借贷一旦出现了问题，能够查询到的法律依据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实施细则。同时，利息、高利贷等相关问题方面的法律体系严重落后，没有统一、详尽的法律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立法方面由于制定部门以及效力之间的关系，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适用法律范围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较为严重的情况就是《合同法》中关于民间借贷行为之间的适用的规定与《借贷意见》中的内容具有冲突性。虽然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指导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借贷意见》更体现出民间借贷行为的客观规律。
（二）利率问题
在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利率是民间借贷关系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么几方面。首先，利率确定问题。民间借贷利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以现有的借贷事实作为利率产生的前提条件。在利率确定问题上，国家对借贷利息的最高数额有相关的规定。在《合同法》与《借贷意见》上，都明确民间借贷利息限制在一个规定最高数额的限度内。虽然国家在这方面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市场经济运作的自然性而言，这种规定干涉了民间借贷市场化运行。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属于自然人、法人以及组织之间的自由行为，国家的这种规定违背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其次，高利贷问题。在民间借贷行为运行的过程中，不能杜绝有部分的民间借贷行为存在“合法借资”行“高利贷”之实的行为性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规避某种风险或者是相关部门的监管，为追求高额利息，借贷双方以某种名义将实施将资金出借给借款人，而实际上却是高利贷放贷行为。
（三）借贷合同问题
借贷合同中存在问题。民间借贷合同其实就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之间，贷款人将手头资金出借给借款人，在合同到期归还本金的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要想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必须符合订立合同关系的条件。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才能够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关系。但是从现今的民间借贷合同就可以看出，借贷合同问题主要有债权金额的认定、借贷合同担保效力以及诉讼时效等。这是民间借贷合同中主要问题的表现。如诉讼时效问题方面。借贷双方之间诉讼行为是否正确将直接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诉讼行为时效确定，还能节约成本和司法资源，提高洗发司法行政行为的效率。但是在一些民间借贷案中，借款人并没有事先申明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事由，贷款人却主张自己的债权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期间，这就会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诉讼时效确定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三、完善民间借贷民法制度的措施
从前文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存在的民法关系不仅影响民间经济市场的自行运转，同时还会对借贷双方产生较为严重的法律纠纷。在经济市场提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中存在民法问题应从制度方面着手，尽快完善民法中民间借贷制度。
（一）从法律角度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如果民间借贷的定义模糊不清，就难以从制度方面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依据制度来保护民间借贷行为，就可以促使民间借贷认识方面的宽泛性或者是狭窄性。首先，加快民法典的颁布行程。民法对保障民权、经济运行以及人民利益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已经颁布民法典的国家来看，通过民法典更能保证秘法作用的发挥。其次，通过立法直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从行为本质就可以看出，从立法层面来规范借贷双方之间的行为，促使民间借贷行为步入金融监管的范围中。同时，通过立法能够更好地维护借贷人员的合法权益，制约民间借贷的发展。最后，有效防范因民间借贷引发的经济犯罪行为。要防范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行为，就应当对过去强制性的刑事处罚做出相应的调整，将民事法律规范应用于民间借贷行为中。针对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的民间借贷行为，但依赖于刑事处罚并不能防范经济类犯罪行为的产生。将民事调解作用应用到民间借贷中，就能够打破过去对金融犯罪以刑法为主的防控体制。同时，针对由于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可以从多角度多领域完善经济类犯罪处罚的相关规定。
（二）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率政策
在民间借贷利息这一方面，可以根据借贷人员对本金的适用途径不同，将利息划分为生活消费型借贷与生产性借贷，也就是针对具体用途来制定不同的法律政策。在此方面，可以针对生产借贷利息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6倍。生产借贷利息高于同期银行利息，就能够促使企业在优胜劣汰的经济环境中，更合理的配置市场资源。但是生活消费性质的利息不能设置过高。这样可以帮助生活困难的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同时还能限制贷款人不正当的谋求利益。由此可见，这样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息政策，就能够维护借款人的争取当权益。当然，在民间借贷中，利率的计算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利息计算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实际情况、生活条件以及当地的发展水平，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在具体实施操作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规定，防止出现计算方法不一致使得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三）防范民间借贷合同风险
当前，我国在个人信用体制建设方面还不是非常的完善，法律法规也不是很健全，因而民间借贷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针对民间借贷中风险，可以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首先，实行公证制度。公证制度的实行对民间借贷后续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的作用。经过公证的民间借贷合同，不仅能够说民合同的真实性，还可以帮助当时完善相关的合同条款，避免风险的出现。其次，规范书写合同，明确还款期限。民间借贷合同是借贷行为的凭据。因而在书写的过程中应当使用规范性的语言文字，不用或者少用容易产生歧义的词语。随后双方当事人应当妥善保管合同，在欠款结清后销毁合同。最后，规范借贷双方之间的权益义务关系。在民间借贷行为成立的过程中，也就是合同签订的时候，应当在合同中载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双方当事人都能够依照合同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2
内容提要: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年5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1)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2)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3)对地下银行(私人钱庄)，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4)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1)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2)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3)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2010年11月，银行总资产超过92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340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12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210条和211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122条、123条、125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同业拆借纠纷;(3)企业借贷纠纷;(4)民间借贷纠纷。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仍有2945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27个省(区、市)，西部地区2367个，中部地区287个，东部地区291个。其中有70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24%，分布在20个省(区、市)。[6]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年10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以下简称《条例》)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2．5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11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2003年8月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58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2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jere-mybentham)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168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147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20世纪30年代未以来和美国19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年8月11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2006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5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60%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25条规定: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贷款用途;(2)贷款的种类;(3)放贷人的种类;(4)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16%;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4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5000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年10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倍限额大约在21－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2－3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3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2008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6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4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差额部分为利息)，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24条(年息60%的实际利率)，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a)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万及监禁2年;(b)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万及监禁10年(由1994年第82号第33条修订)。相比较1994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24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10万元”增至最高“监禁10年和罚款500万元”。2001年至2005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24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26件、18件、1件、28件及10件。违反该条例第25条规定(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60%和48%，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例如英国)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24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如36%)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也叫承兑公司)。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2010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14194亿美元，资产总额为19368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clivebell等人在20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800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0．7%(2010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76%)。[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mcfaddenact)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1)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2)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3)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4)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1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1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2006年和2009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区)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19条、20条、21条、22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3．33%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50－60%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月30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81条及《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即所谓的公众)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融入资金)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5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3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243页。
[2]参见王曙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3]参见陈向聪:《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4]参见高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92万亿》，http://paper．people．com．cn/jhsb/html/2011－01/10/content_720247．htm?div=－1，2011年2月11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74页。
[6]参见银监会:《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news．sohu．com/20091021/n267591626．shtml，2009年10月23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financecompany)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
[11]seejeremybentham:defenceofusury(1787)，http://socserv2．mcmaster．ca．/～econ/ugcm/3ll3/bentham/usury．
[12]参见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25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22章第25节中说:“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02－110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高利贷达财政收入1/3》，载《经济参考报》2009年8月24日头版。
[16]stateinterestrates＆usurylimits，http://www．lectlaw．com/files/ban02．htm，2010年2月7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johnwarnernationaldefenseauthorizationact，http://www．bankersonline．com/regs/jwnda/jwnda．html，2010年2月7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101－102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放债人条例》，2006年11月22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www．fstb．gov．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doc，2011年3月22日访问。
[21]18u．s．c．§1961(6)(b)．seegenerally，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
[22]参见张建华等:《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82页;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4－766页。
[26]domesticfinancecompaniesassetsandliabilities，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20/hist/fc_hist_q．txt．
[27]参见陈蓉:《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经济法论坛(第四卷)》，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28]参见前引[14]，第120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
[30]参见前引[22]，第141－142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2010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256页。
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社会危害债权人权益对策与建议
一、广东省湛江市嘉粤集团破产重整案涉及民间借贷问题的分析
广东省湛江市嘉粤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嘉粤集团”）注册资本5000万元，下设16家子公司，为湛江地产龙头企业。根据破产程序，嘉粤集团资不抵债提出重整申请。经审计，嘉粤集团负债约70.35亿元，涉债权人333户，是全国涉案债权最大的重整案件之一。
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谢逸枫对21世纪网表示，“嘉粤（濒临）破产的根源是开发商过于深入商业地产与销售资金回收缓慢导致的结果，而导火线就是民间贷款，高利息与商业地产项目投资超过开发商的承担能力，招来破产恶果。”
嘉粤集团破产重整案件涉及债权人333户，人数众多，债权金额70多亿，金额特别巨大，对湛江当地的金融、房地产、酒店等行业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对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大局有直接关系，也是全国标的额最大的重整案件之一。因而得到湛江市委、市政府、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湛江中级法院高度重视。如今，嘉粤集团在管理人的监管下，重新步入正轨，重整后或将得以”化险为夷”，或将得到“重生”，债权人的权益或将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然而通过对该案件的探究，民间借贷所显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债权人权益维护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2009年至2011年，湛江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4225件，二审民间借贷案件231件。三年来，在审结的一审案件中，三年审结数2010年较2009年上升23%，2011年较2010年上升41%；三年审结二审案件2010年比2009年增长15%，2011年较上年增长17%。民间借贷正是因为具备了手续简便、随需随借、甚至无需抵押、无需担保、资金快速到位等绝对优势，使得民间融资市场越发有生机。但是，首先由于法律界限的不明确、体制方面的不完善，以及各层面的认识的不一致，以致很多地方的民间借贷处于非法或放任失控的状态；其次，民间借贷虽具灵活方便特点，但带有盲目性，容易在多个借贷关系之间产生交叉连锁反应，影响社会稳定；民间借贷手续过于简便，甚至不考虑资信，无需财产担保，所以当发生纠纷时，往往无法解决；另外，一些人借机进行高息放贷活动，干扰了金融市场。
经过笔者资料的搜集及整理，我国《宪法》第13条，《民法通则》第85条和第90条，《民法通则》第135条，《合同法》第196条和第211条等比较零散的一些条文规定，力度不够；相对而言，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就已经是其在审理借贷案件过程中一个最直接的指导性文件了。
由此可见：首先，民间借贷相关立法散乱，无专门强制性法律规范，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并且在适用问题上，既可适用民法通也可采用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其次，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据认定是难题。如借贷合同的订立是借贷双方的合意行为，我国并未强制要求使用书面合同，甚至可使口头约定形式，借贷双方一般都比较随意，以“借条”、“收据”等形式进行；再次，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定模糊，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条文相对不清晰；另外，“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或已不适用。
二、对民间借贷债权人权益维护机制的探索
民间借贷虽然是必须的普通的经济行为，但也可能诱发不良的社会问题，甚至异化成经济犯罪。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尽快出台专门针对民间信贷的法律，使其有法可依
出台专门法律，是使民间信贷实行有法可依的最有效途径，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在民间获取信贷资金，打破目前银行垄断信贷资金的局面，并保障出借人的放贷权利，将使民间信贷的合法性得到肯定和保护。
（二）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犯罪的界限
首先要界定两者的目的，民间借贷是为了弥补生产经营或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资金缺口，而非法集资一般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其次界定两者的资金来源，民间借贷放贷资金源自债权人的自有资金，而非法集资来源于非法吸收的公共存款、国外热钱等。
（三）加强法律监管，完善机构机制建设
政府应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指导，将民间闲散资金引向国家鼓励的行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鼓励民间借贷行为尽量采用完整的书面借贷合同，维护债权人权益提供合法有力的依据；构建企业诚信系统和信用体系，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建立民间借贷监测体系，设立民间金融监管机构，将民间借贷纳入我国金融监管范围。及时掌握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和利率水平，指导民间借贷合理合法进行，使得民间借贷风险可控。
（四）推进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建设
放开资金价格，把民间借贷引导到市场正常运行的轨道，让民间借贷利率真实反映金融市场不同主体对资金的需求，一方面充分保障债权人的权益，一方面使债务人及时获得借贷资金。在完善、有效的民间金融风险监控体系中，参考具体时间段的货币政策，货币存量等重要经济指数，由国家金融主管机构专门制定《民间利率分类动态指引》，实行分类管理和定期利率浮动的指引，引导民间资金流向，让民间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
参考文献：
[1]彭凯翔，陈志武.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J].经济研究，2008
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专门立法必要性可行性
民间借贷概述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民间借贷一般是指自然人、企业等借贷主体之间在非金融机构进行的还本付息的融资活动，它是一种民间信用形式，与国家正规金融相对应。
在实践中，民间借贷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中小企业融资出现困难，从正规金融机构不能得到资金，不得已转而向民间进行筹集资金；二是发放高息借贷。相对于缺少资金的中小企业，那些有闲置资金的个人或企业，在暂时没有新的资金投向时，将资金高息贷出，获得高利益；三是熟人借贷，主要是在相互熟知的村民及亲朋好友之间进行。由于彼此了解，这种借贷操作非常简单，一般双方只写一张写明借贷期限和借贷利率的借条，同时找一个保证人进行担保即可。
从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具有三项基本特征：一是借贷主体均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民间形式；二是借贷场所比较随机，借贷用途也不确定；三是法律并未规定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对民间借贷的监管职责，因此，民间借贷有较大的利率弹性，归还期限也比较随意。
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的现状
国际上有关发展经验表明，要建立新的制度，法律必须先行。而我国总是重复“先发展，后规范”的道路。关于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亦是如此。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主要有《民法通则》、《民法通则意见》、《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1991年）、《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虽然这些法规都不同程度地认可了民间借贷行为具有合法性，但这些简单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需要。因此，要积极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首要的是要为其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法制环境，进行专门立法。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民间金融发展都注重立法先行，如1915年日本制定了《无尽业法》（类似于民间借贷法律），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等都进行严格限定。另外，针对民间借贷，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制定了专门立法，如香港制定了《放债人条例》，南非制定了《高利贷豁免法》。
我国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立法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在社会中逐渐扩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立法，以规范、保护、引导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同时，要坚决打击、取缔那些攫取高额暴利的非法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目前，建立民间借贷专门法律是非常必要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间借贷的存在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它发挥着弥补正规金融不足的作用，并且在融资领域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在历史发展中，民间借贷是最早出现的信用形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防范和降低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对放贷对象比较严格，这使很多个人和中小企业难以获得急需的贷款。这样，手续简便、方式灵活且交易成本较低的民间借贷便应运而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融资渠道，满足了中小企业的短小频急资金需求。同时我国具有传统的乡土观念和家族意识，亲朋好友的互相扶助，都推动了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全国工商联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报告》和2012年宜信公司的《2011小微企业调研报告―经营与融资》报告称，中小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民间借贷，由于普遍缺少抵押物和缺乏有效的信用等级，中小企业普遍被正规金融拒之门外。在过去3年中受调查的民营中小企业90%以上有62.3%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即使是资金缺口较小的中小企业，选择从银行贷款的企业也比较少，这就使得民间借贷的比例在金融融资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第二，民间借贷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带来很多问题。目前，国家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鼓励投资，民间借贷的现象越来越多。不规范的民间借贷，一方面会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冲击，如果不加控制就会干扰国家正常利率政策。另一方面自发性的民间借贷，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影响企业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的资源配置。另外，民间借贷缺乏足够的风险控制，催收手段不规范等都极易引起社会矛盾升级。部分借贷人为逃避债务，采取威胁、伤害等暴力手段迫使出借人放弃债务；或者部分出借人为收回到期债务，甚至聘请涉黑团伙代为收取债务，最终转化为刑事犯罪行为，导致社会混乱。
因此，专门制定民间借贷法律，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范，使民间借贷走到阳光下，真正成为正规金融有益补充是必然的。
我国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立法的可行性
在2012年两会结束后答记者问时表明了当前我国对民间借贷的态度，即允许、规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同时对其加强监管。这表明我国民间借贷正在逐步走上规范化之路。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已将温州作为民间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启将民间资本阳光化之路。虽然民间借贷立法有可能对正规金融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民间借贷立法在我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民间资本十分充裕。据官方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借贷余额大约是3.38万亿元。2011年以来，民间借贷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中西部地区延伸，呈现出“全民放贷”趋势。可见，我国的民间资本是十分充裕的。
第二，我国有对民间借贷进行相关立法的考虑，并将付诸实际。为规范民间借贷运作，为其提供更好的法制环境，以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形成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和谐共生的环境，2008年人民银行曾欲推出《放贷人条例》，目的是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然而，后来因种种原因，该条例未能出台。2011年多起有关民间借贷的事件最终将民间借贷立法推上日程。据有关人士透露，《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即将，这将成为我国国内首部民间借贷管理办法。该条例对该市民间借贷的相关问题都作了详细规定。相信以此为示范，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即使不能尽快出台，各地类似规章也将很快出台。
第三，规范民间借贷需要完善的征信系统，而我国征信体系正在逐步完善。目前，我国央行征信系统已为6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可见，我国的征信系统正在逐步涵盖全民。
我国民间借贷专门立法的建议
笔者认为，对于民间借贷立法，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清晰界定民间借贷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出台相关民间借贷法律的目标是规范民间资本，既要保障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积极补充作用，也要惩治集资诈骗等经济犯罪行为。对于民间借贷和集资诈骗的界限，世界各国和地区都进行过界定，大致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其是否注册登记；二是规定其利率的高低限额，超出了规定比例，就是违规。例如，南非的《高利贷豁免法》规定：只要机构或个人发放的贷款在5000美元以下而且在管理机构进行了登记，都是合法的；香港的《放债人条例》也要求登记，借贷双方自行约定放贷金额、期限等，但约定利率不能超过年息上限6厘以上。笔者认为，我国也可以借鉴此种方式，从注册登记和利率的确定两方面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进行界定。
第二，明确民间放贷人的范围及其准入和退出机制。根据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意见，民间放贷主体应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实践中民间放贷主体具体为放贷公司、民间银行、地下钱庄以及新兴的民间网络放贷人等等。笔者认为，界定民间放贷人的范围，赋予其合法地位是大势所趋。明确放贷人准入资格，并设计合理的退出机制，既能促进民间资本的成长，又有利于监管机构的监管。
第三，制定更符合实际的民间借贷利率限额。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均依据2002年央行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规定规范借款利率，即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借贷利率，但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四倍。其他国家也对高利贷进行了规定，比如英国大约有一半的州有关于高利贷的立法；《意大利民法典》第六百零八条规定，借方贷方如果约定的是高利贷，则约定无效且无需支付利息。笔者认为，设定民间贷款利率上限是必要的，但规定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是否合理却值得商榷。因为近十年来，我国经济金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宜再继续采用彼时的“四倍”来衡量此时利率高低。
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5
民间借贷出现问题的原因
第一，由于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分散的活动，缺乏正确的引导，特别是借贷双方欠缺必要的法律知识，导致不少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合法、不规范，从而导致了经济纠纷的发生。（1）合同内容不明确。民间借贷合同的具体内容一般包括：借贷数额、利率、用途、期限及还款方式。其中在利率的问题上最容易发生纠纷，主要原因是借贷合同中没有明确的利率约定。（2）未订立书面协议。在民间借贷中，多数人仅凭口头协议就发生借贷关系，而且没有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见证或是录音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借款方一旦毁约，贷方无法提供事实根据，很难通过法律渠道讨回应有权利。（3）缺乏有效的担保。民间借贷很多情况下是没有担保物的，即使有担保物也不见得是规范的。比如民间借贷中，债务方通常以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作为抵押担保，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等都是不能成为抵押物和质物的，从而导致很多种担保情况均无法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来进行维权，这就有可能造成债权的落空。第二，市场化运作，利率必然推高，进而使得民间借贷演变为非法的高利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会向利益最高方流动。由于民间借贷资金相对于企业需求来说是有限的，所以资金必然会流向利率最高的方向以获取最大利益，再加上现在民间借贷大多经过层层放贷者之手，进而利率不断被抬高，民间借贷由此逐步走向高利贷。而成为高利贷之后，民间借贷的混乱程度就会大大增加，不管是道德风险还是法律风险都很高，这样就导致了民间借贷问题频发。第三、企业进入借贷市场，空壳套取银行贷款。这种情况在温州尤为典型，企业发现从事民间借贷获取利益远高于本身业务的利润，干脆放弃其主营业务，以其企业空壳做抵押，大量套取银行贷款资金，投入借贷市场之中，获取利息差，本来本分的实业公司变成了“金融”企业。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仅影响本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而且严重威胁资本市场安全，大量资金涌入却没有应有的实业做后盾，在民间借贷链条断裂后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首先是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根据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和监管体制框架，民间借贷没有纳入法律调整范围，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既没有监管的权利，也没有监管的动力。地方政府有监管的压力却没有监管的权力和手段，因为没有法律授予其监管的职责，金融监管是中央政府保留的权力，因此，对于民间借贷出现了无人监管的状态。一旦出现了问题，只能采取“临时性”措施，而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次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保护也不健全，或者说到底该如何保护、保护怎样的民间借贷，国家也没有很好的解释清楚。在我国，民间借贷一直游走于政策法律的边缘，我国禁止非法集资行为，但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差别在哪里，到底该如何界定非法集资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我国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对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我国采用默许的方式，即作为正常债权加以保护。但对于高于限定利率水平的民间借贷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高利贷行为则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畴。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受法律保护力度的不够，一直处于地下运行的灰色地带，加上民间借贷与银行储蓄之间存在较大利差，因此有相当部分民间资本选择了民间借贷的投资方式，导致民间借贷的规模逐步增大，但由于缺乏正式监管，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程度较差，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民间借贷存在的合理性
虽然民间借贷乱象百出，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的存在有其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很容易理解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正规金融机构存在着偏好公有制经济，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决策模式。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没有自身的道理。正规金融机构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思维模式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政府在金融资源的分配中具有明显的所有制倾向，大部分的金融资源集中到了国有经济中，只有很少部分的资金流向非公有制经济，这样就导致了非公有制经济所能得到的资金支持严重不足。近些年，中小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资金的支持，这需要企业从资本市场来获得。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然而这两个市场对于中小企业的需求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服务对象更多的集中在国有经济这个范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的资本日益膨胀，加上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民间资本的流动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如此充裕的资本积累在民间，必须要寻求增值保值的机会。但是分析一下投资渠道可以发现，首先银行储蓄的利率相对于通货膨胀因素来说就成了负利率，资金只要是存在银行就等于是在贬值；股票市场虽然可能赚钱，但是风险太大，而且对于知识水平要求较高，很多人不敢尝试；债券市场在我国主要是国债，然而额度也很有限，利率也不是很高，所以也满足不了这么多资金的投资。而民间借贷的收益相对来说就高得多了，以民间借贷十分活跃的温州为例，农村民间私人自由借贷的利率平均大约为月息千分之二十五，最高可达到千分之三十；企业在民间的借款利息率平均大约为月息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二十六。因此，正是在缺乏现资工具和民间借贷高收益的驱动下，民间资本充裕者纷纷把资本投向民间借贷。
本文作者：金叔阁工作单位：盐城市军分区后勤部
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6
《规定》明确：年息24%以下的部分，法律支持投资人的合法权利，即司法保护区；年息超过36%的部分，即使借款人已经付息，也可以依法要求返还，这一区域为无效区。而24%-36%之间为自然债务区。
民间借贷走出灰色地带
通俗说来，根据上述《规定》，年利率未超过24%，属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合法保护区”，借贷双方在此范围内约定的利率为法律所认可，依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支持。年利率为24%-36%，属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履行保护区”，借贷双方在此范围内约定的利率，如双方引发纠纷提讼，法律不作保护、法院不会支持，但是如果借贷双方自愿履行则法院也不会反对，即对于借款人已经履行的支付利息义务法院不要求出借人返还。
年利率超过36%，属于民间借贷利率的“约定无效区”，借贷双方在此范围内约定的利率法律不认可，视作无效约定，即借款人通过诉讼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会支持借款人请求，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收取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
民间借贷，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是广泛存在的一种资金融通的活动。其作为一种资源丰富、操作简捷灵便的融资手段，是银行信贷的有益补充和民间资本融通的重要方式，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难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通过民间借贷行为来集结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实现融资。而由此引发的民间借贷案件，也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案件之外的第二大民事纠纷。从全国范围来看，法院从2011年开始每年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都以20%速度递增。
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正是因为民间借贷的灵活性，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一定问题。用最高法的语言说，“其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
民间借贷通常会被认为是高利贷。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中，用年利率24%和36%这两个关键数字，重新划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和利息问题，给“高利贷”重新定义。
增设36%无效线加强管制
新规是否扩大了民间借贷的范围？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红一称，不妨看看同时废止的旧规。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所谓“不予保护”，意味着不能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由于用语模糊，从不同解释出发，该部分债务可以说成是自然债务，也可以说成是无效债务。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将之理解为自然债务，这种理解“甚至成为地方审判的指导意见”。按照这种看法，原有的民间借贷实际为一线两区，年利率24%以内为合法线，受法律保护，超出24%的为自然债务，法院不干预，不存在无效问题。如果按另一种理解，所有超出24%的均是无效债务。
不难看出，无论新旧规定，年利率只要超出24%，都属于高利贷。新规与旧规之不同，主要在于对超出年利率24%部分的处理方式变了。与旧规宽松解释下的处理相比，新规将以往属于自然债务的部分以是否超过年利率36%划线，超过部分进行公权力干预，民间借贷的范围实际缩减；相对于旧规的严格解释及处理，新规增加了24%至36%的缓冲地带，民间借贷的范围略有放松。新规对民间借贷的放松，主要体现在打破企业间借贷的禁令方面。
王红一认为，总体而言，《规定》在明确和统一裁判标准方面的意义显而易见。在经历了鄂尔多斯、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风潮后，《规定》通过增设36%无效线加强了管制，体现出保护借款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倾向。对于天性自由的民间借贷而言，管制总会产生抑制，将民间借贷有效放松并引入正途，是个永远需要解决的难题。
防止民间借贷纠纷
在民营经济高度发展的浙江，因民间借贷而引发的纠纷案每天都在发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2015年，浙江法院民间借贷纠纷案收案数量逐年上升，其中2012年收案10，502件，2013年收案110，359件，2014年达到127，759件，2015年上半年收案数就达到了84，166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介绍，从近五年浙江法院统计的数据来看，浙江的民间借贷纠纷案高居全国同类法院第一位。
浙江民间借贷案以经营性借贷为主，中小微企业深度介入，出现职业化、中介化、组织化的新特征。其中“高息现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隐蔽化”的特点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难题。章恒筑表示，浙江一些民间融资活跃的地区，部分借贷案件中双方约定的年利率回报甚至超过60%。实践中，为规避“超过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护”的法律规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预先扣息、实际履行利率高于约定利率等做法，给法院认定借贷事实带来困难。
温州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庭长高兴岳称，2012年，温州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达到顶峰。数据显示，当年温州法院收案19，406件，涉案标的额达到了217.24亿元，占全国同类案件总标的额的10%。他表示，最高院出台的《规定》，是在目前市场化不够成熟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予一定指导和引导，保证民间借贷市场化改革的稳定。同时，对借贷双方来说，也更利于双方规范地履行合同，有效防止纠纷案的多发。
长城战略咨询专家潘晓文分析指出，近年来，金融创新的速度很快，但是由于监管跟不上，非常容易产生非法集资以及民事纠纷案件。因为民间借贷关系的简单随意，当发生司法纠纷时很难加以取证，而司法实践中对是否受理此类案件也有争议。本次《规定》对借贷主体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了明确，对一些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企业间借贷“破冰”
“按照1991年的司法解释，企业间借贷被‘一刀切’认定为交易无效。但实际上，企业间存在巨大的融资需求，这也使得通过各种虚假交易以及名义联营的民间借贷行为大幅增加。”在91金融联合创始人吴文雄看来，此次《规定》对所有民间企业来说都是重大利好，说明正常的企业间的资金拆借从此可以公开地进行了。
在以往的实践中，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一些网络借贷平台，也只是通过企业负责人借款再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方式完成企业的民间借贷服务。但本次《规定》明确，“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条款明确了企业间的借款合同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即受到法律认可。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企业自主经营、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而且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满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
过去，法律规定“民间借贷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而最新的《规定》实际上是放宽了对民间借贷机构贷款利率的严格限制，未来无论是民间借贷行业、还是p2p网贷行业的利率将更为市场化，企业将有更大的经营空间。”安丹方分析认为，对于借款人而言，这也多了一重保障，使得民间借贷能够更为阳光化。《规定》在实际操作上有待法律给出更加细化的规定，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规定》对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做出了界定。某种程度上，也从借贷主体的适用范围上和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进一步支持了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给其在金融机构外有一片发展空间。”吴文雄如是说。
规范p2p金融发展
央行等十部委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了网络平台的中介性质，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但对“增信”的具体形式并没有给出具体限制。
吴文雄表示，此次《规定》分别对p2p涉及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做出了规定。按照《规定》中的条款内容，借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贷平台的提供者如果仅提供媒介服务，则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
“明显可以看出，监管机构制定这条规定的目的就在于再次加强对p2p投资者权益保护。”安丹方分析认为，现在p2p市场中大部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均建立在p2p平台公开宣传的资金安全保障条款中。但在鱼龙混杂的p2p网络借贷市场中，许多平台或为了逃避责任、或为了绕开监管，并没有真的与投资者签订担保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从而逃避了自己的担保责任。本次的《规定》则直接将p2p平台公开宣传，作为了p2p为借贷提供担保的证据，这既为p2p投资者的权益提供了至今为止最大限度的保护，也进一步推进了p2p平台的去担保化，指明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安丹方认为，惯性的兜底和担保会使得投资人产生错误的投资理念，盲目追求高收益，可能会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而此次《规定》则从立法层面推进了平台“去担保化”。同时，从法律层面上对担保责任进行明确，避免了很多中小平台夸大宣传，恶性竞争，有利于投资者树立正确投资理念，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网贷合理收益率水平惹争议
当前，关于p2p合理收益率水平的争议很多，而多位业内人士称，p2p综合贷款成本合理的区间应该在15%左右，这样平台既可以实现盈利，又可以保障投资人安全。
最高法《规定》并未影响到一些p2p平台的人气。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平台已经因为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自行调整了收益率，《规定》为市场留下了足够的弹性空间。我企贷负责人认为，网贷目前合理的收益率应该在15%左右；而积木盒子Ceo董俊则认为，合理的利率范围应在8%-12%，未来可能还会有下行空间。据网贷之家最新数据，在数百家p2p平台中，7月11日-8月9日的30日里，共八家平台平均利率高于24%，根据《规定》，超过24%以上的年息，借人人可以不还，借出人如为此，法院也不会受理。超过24%的部分，尽管并未直接被认定为无效，但按照此次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如这八家平台借款人届时拒绝支付超出的这部分利息，投资人将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7
关键词：民间借贷；规范化；途径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163-02
2011年以来，民间借贷市场异常活跃，大规模扩张，民间借贷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也逐渐严重。2011年1—9月份，温州私营企业老板“跑路”事件达80余起，部分案件涉案金额数超过亿元，2011年9月后，温州老板跑路人数继续增加，由此可见我国民间借贷存在问题严重。因此，增进对民间借贷了解，加强对民间借贷规范化运作与管理，对民间借贷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间借贷盛行原因
随着民间借贷问题的出现，民间借贷一度成为社会关心的热门话题。民间借贷又称“民间信用”或“个人信用”，指居民个人向集体及其互相间提供的信用，一般采取利息面议，直接成交的方式。民间借贷对经济促进起着空前的作用，民间借贷角色之重，其发展是有原因的。
1.民间金融是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麦金农认为由于“金融抑制”的原因，大量个体和中小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资金在特权阶层使用率低，急需资金的个体和中小企业得不到足够资金，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得到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生。由于金融抑制和政策扭曲，政府信贷配给以及体制内金融机构的偏见和制度歧视，导致了民营企业对民间借贷的强烈需求。金融体制不完善，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成为金融市场发展的必要性。
2.资源配置功能不足加速了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资金有限，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资金需求，正规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不足和信用制度的缺失，为民间借贷发展提供了可能。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城镇居民、农户的信贷资源在得不到正规金融满足情况下，只能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进行融资。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期中大多数是小企业，民间借贷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必要途径，同时中小企业也支持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3.高盈利动机驱动更多人选择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利率较高，诱使很多人放弃向银行存款，转而向民间投资。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整体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1—8月份平均利率15.91‰，8月份民间借贷综合月利率高达21.16‰，为3年来最高值。高利率的驱使，使更多人转向民间投资，民间借贷使他们既能较快获取高额利润，又能逃避工商、税收等部门的监督。
4.手续简便吸引更多借款人。为规避金融风险，金融机构贷款程序严格，使部分借款人难以及时取得充足贷款，从民间借贷自身特性角度考虑，民间借贷形式灵活，操作快捷、手续简便这一自身的特性是其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驱动民间借贷行为快速发展。
5.社会习惯是民间借贷持续存在和发展。中国有很强的家族意识，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了解，交易成本低，因此他们往往从亲戚朋友那获得借款。风俗习惯的长期存在使民间借贷持续存在，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民间借贷不规范问题表现
我国民间借贷正在快速发展，温州尤为突出。据中金公司报告指出，中国民间借贷大规模扩张，在2011年中期民间借贷余额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元，约为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20%。民间借贷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民间借贷规范化更加必要。民间借贷发展问题不规范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借贷定位模糊。民间借贷的身份和地位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中一直没能明确，更没能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民间金融作为一种内生金融，依存社会法律体系之外。在资本金、资本充足率及流动性等方面民间借贷不受金融法规要求的约束，没有纳入国家金融监管和信用控制等常规管理系统。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各高级法院的指导意见与国家现行经济政策之间在民间借贷主体认定问题上，仍存在一定距离，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定性问题从根本上做出调整，是民间借贷规范化的必要性。
2.宏观调控与监管欠缺。2011年初至7月7日，央行曾6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3次上调存贷款利率。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紧张，更多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求助民间借贷资金。温州银监局资料显示，2012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是1.74%，并且8个月呈现上升态势，较2011年6月末最低时的0.37%涨了370.27%，达到10年来历史高位。不良贷款率的飙涨说明民间借贷监测体系的欠缺，使得民间借贷规模无限制扩张。不良贷款高涨，民间借贷风险加大，甚至导致金融经济风险的发生。宏观调控与监管规范化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确保金融秩序良好和社会稳定，是民间借贷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性。
3.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缺乏。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2011年3—5月份，全市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共2628件，较2010年同期多出474件。温州公安部门报告显示，去年前8个月全市非法集资立案17起，涉案金额5.5亿元，同比上升30.77%，且这些大多与民间借贷有关。有关民间借贷部分是我国法律的灰色地带，缺乏法律规范，犯罪率增加，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民间借贷法律规范化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性。
4.利率管制机制缺乏。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持续走高，其中一般社会主体的生产消费性借贷利率已达自2003年以来的新高，融资性中介机构的借贷利率也创近2年之首，分别为17.08‰和32.92‰。高利率引来更多的盲目投资者，虽然利率要以市场化为目标，但无限制的利率管制又蕴藏着很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利率管制机制有待规范。
三、规范民间借贷发展的途径
民间借贷大规模爆发，在众多方面存在不规范问题，为使民间借贷更好的规范化发展，趋利避弊，提出以下规范化途径：
1.科学定位民间借贷是民间借贷规范化的基础。对民间借贷、借款人、贷款人、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的定义作出确切规定。在此方面，《民间借贷法》建议稿界定的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是指除银行、金融租赁公司、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需经金融监管机关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个体工商户、非法人经济组织、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等经济组织，可以说走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以后民间借贷的立法提供了参考。
2.完善金融服务及改革监管模式是民间借贷规范化的重要条件。为适应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加强货币政策传导与窗口指导，完善金融服务是必要的，引导金融机构正确把握国家的宏观调控意图，创新业务品种。同时国家应适度放松金融监管，允许广大乡镇农村地区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除农业银行外，国家还应创造条件鼓励近年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特别是邮政储蓄银行走进农村乡镇，发展农村金融业务。规范民间借贷应建立中小企业贷款快速通道，完善银行审贷机制，并针对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土地房屋等抵押品的情况创新融资模式。
3.建立专门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规范是民间借贷规范化的必要手段。除了作为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温州市被允许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外，仍未专门立法确定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地位，使民间借贷在走向合法化进程中存在局限性。由于缺乏专门立法，只能依据相关法律来约束民间借贷。但由于现存法律缺乏统一协调性，导致对同种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判定可能由于依据的法律制度不同而不同，因此专门的法律规范使民间借贷更加规范化。
4.建立科学的利率定价机制是民间借贷规范化的必要条件。建立民间借贷利率定价机制，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率区间，能够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遏制“高利贷”并非一味压低利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真正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的浮动利率定价机制，使利率在资金调节供求中发挥积极作用。利率市场化加大金融机构间竞争压力，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从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服务水平，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5.加强宏观调控与监测分析是民间借贷规范化的重要保证。建立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加强对民间借贷利率、规模的监测，尤其是民间借贷活跃地区，要定期监测，随时掌握其利率、规模、偿还情况及用途，及时警示，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确保良好金融秩序与社会稳定。
6.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是民间借贷规范化的重要手段。温州发生私营企业老板“跑路”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信用体系不完善。加强信用监督，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信用服务市场，有利于降低信息再次确定时的搜集成本，防范信用风险。
参考文献：
[1]李世新，等.我国当前民间借贷成因、问题与对策[J].区域金融研究，2009，（5）.
[2]毕德富.宏观调控与民间借贷的相关性研究[J].金融研究，2005，（8）.
[3]黄月冬，赵静芳.当前民间借贷的特点、风险及对策[J].金融发展研究，2008，（3）.
[4]爱德华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书店，1988.
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8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民间借贷
一、引言
一直以来，我国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取资金支持极为有限，以民间借贷为主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在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约束问题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日前的2012年一季度千户企业经营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企业资金紧张状况依然突出，小型和非国有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的比重相对较高。客观上讲，民间借贷在运用范围、借贷额度及方便程度等方面以其独特的优势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弥补了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足，帮助社会闲散资金开辟了广阔的投资渠道，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脱离法律监管的民间借贷自身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自发性、分散性、隐蔽性和不规范性等滋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找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治理对策，正确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显得非常重要。
二、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规范治理的迫切性
近年来，民间借贷引发的经济诉讼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民间借贷涉案数量和金额越来越高。以江苏常熟地区为例，法院2009年受理民间借贷案件705起，2010年受理860起，2011年受理1054起。再以浙江温州地区为例，2011年地方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4倍多；2011年平均收案标的额为94.12万元，比2008年的20.07万元增长了3.69倍。除浙江温州、江苏常熟外，其他部分地区（如广东、河南、内蒙古等个别地区）也发生了案件数量和标的额激增的现象。2011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及国家信贷政策持续紧缩的宏观环境影响下，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遭遇严重困难，民间借贷危机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频频出现企业倒闭、业主潜逃等事件，不仅使地方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冲击，而且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现涉案数量多、金额高的特征，意味着民间资本纽带出现了断点，在复杂的民间借贷利益关系下，势必造成一系列连锁负面反应，加倍放大金融风险，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民间资本链将越收越紧，最终将会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民间借贷引发的诸多问题虽然发生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但是涉及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主体众多复杂，矛盾异常突出。由此，为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优势，有效促进地方金融秩序与金融市场的规范，保证中小企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当前形势下民间借贷的规范治理尤为迫切。
三、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存在的问题
虽然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和弊端逐渐暴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影响正规金融秩序，干扰财政决策活动
民间借贷的隐蔽性及其相对较低的信息成本，影响了正规金融秩序，对金融机构形成了不公平竞争。首先，对于既有银行贷款又有民间借贷款的中小企业而言，由于民间借贷组织与其关系密切，拥有信息优势，一旦企业出现危机，民间借贷往往会得到优先偿还，这无疑增加了正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贷款风险。其次，民间借贷的隐蔽性决定了其处于灰色地带，给部分投机者利用民间借贷的不透明性进行金融诈骗活动提供了便利。此外，民间借贷未纳入国家统计范畴，金融监管部门、经济综合部门不能及时掌握其动向，影响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准确判断，容易造成决策的偏差，且民间借贷地下运作的特点和不规范性加大了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和银行利税等税收环节的控制难度，一定程度上对国家财政决策活动形成了不利干扰。
（二）民间借贷手续不规范，法制不健全
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无需抵押公证，符合中小企业对于资金使用少、频、快的要求，融资非常便利，但是如果出现违约风险，脆弱的信用关系则难以维系，容易产生债务纠纷。民间借贷组织不健全，有些机构制度不完备、内部管理混乱，易滋生非法集资、经营者卷款逃跑的情况。目前，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相关争议的解决只能依靠《合同法》、《民法通则》中的部分条款，显然无法适应民间借贷的需要。规范和管理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缺乏，加之民间借贷较为隐蔽，使得对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缺乏有效的监督。民间借贷关系中利息标准、利息支付等细节问题多为口头约定，一旦债务纠纷发生，债权、债务人合法的权益难以得到法律保护。最为严重的是，高利贷往往伴随黑社会势力的暴力行为，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容易助长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企业的发展
民间借贷具有自发性特点，往往不受国家宏观控制，尤其在投资方向上，容易违背国家产业政策。以山西小煤窑为例，国家明文禁止，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给其贷款，然而在暴利诱惑下民间借贷给其提供了条件。另外，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的重复建设、国家不提倡的夕阳产业以及高污染化工厂、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变为中小民营企业后，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而大量的民间借贷者在利益的驱使下作出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相悖的行为，削弱了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民间借贷高利率引发高风险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运作的成本和风险。调查显示，当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在15%～60%，远高于国家允许的限定在国有金融机构利率4倍的水平。据报道，江苏浙江一带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竟达月息30%，而目前一年期的银行贷款年利率为6%左右，月息30%高出银行贷款年利息约五倍，说明这已经不是民间借贷，而是高利贷。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产业链的底端，科技含量低，利润率远远达不到30%的月利率，企业的风险非常高。经营利润不足以偿付高额利息，企业一定会关停倒闭，由此必然导致高利贷操盘者资金链断裂，引发众多社会问题。
四、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治理对策
（一）制定并执行相关法律，使民间借贷合法化落到实处
民间借贷合法化在国外已有先例，如中国香港制定的《放债人条例》、南非制定的《高利贷豁免法》。2010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本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同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明确规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具体工作由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负责，将民间借贷纳入监管范畴。理论上讲，这些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无疑有利于在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之间架起畅通无阻的桥梁。然而，由于起步晚、社会认知度低、民间资本实力有限以及可信度低等原因，真正由民间借贷机构或个人申办的担保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比例仍然较小，制度实施效果较差。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现有法律法规执行力度的同时，尽快出台《民间借贷法》，发挥民间借贷专门法律的威慑作用，杜绝和防范高利贷和金融诈骗行为，使民间借贷合法化、规范化落到实处。
（二）推进民间借贷与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对接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现有的金融改革滞后，政策体制跟不上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实体经济体系已经高度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然而金融体系却仍然传统单一，金融创新明显不足。为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大力推进民间借贷与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对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正规金融机构应充分吸收民间借贷的优势，多方位创新金融服务，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开展民间借贷委托贷款业务，帮助民间融资主体规范借贷行为。同时，鼓励民间资金兴办新型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尝试民间资本与担保机构的融合，探索民间资本与典当业的对接，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小组联保、小额贷款、农民合作基金等金融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是有效的，有利于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种种问题。因此，国家要对一些民间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条件成熟时甚至可以将部分优秀的信贷公司升级为社区银行，将非法民间集资与高利贷活动纳入正常的金融渠道，从而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问题。
（三）培育民间金融市场的产业政策导向意识
表面上看，民间借贷危机是由民间借贷不规范行为引起的，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高额利息的利益驱使下，民间借贷市场对实体经济的筛选机制不正确，没有对技术进步、有发展前途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给予支持，反而助长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发展。根据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企业的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金融资本家的任务则是通过筛选并支持企业家扩大市场份额，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对接共生，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民间金融的产业政策导向意识的培育，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对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和正常金融秩序的信贷资金使用加大管理力度，减少围绕信贷配给的寻租现象。同时，通过国家产业政策引导社会基金投向以及税收优惠减免等综合性政策，大力支持地方支柱性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强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对民间金融资本的吸引力。由此，实现实体经济和民间金融的良性互动。
（四）建立科学的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监测系统
政府应该加强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在金融活跃地区，尽快建立科学的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风险监测体系，尤其是建立有效的民间借贷信息收集机制，定期采集相关数据，全面掌握民间借贷的运行情况，如资金的交易对象、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利率变动水平等，跟踪民间借贷变化，做好信息披露与风险提示，及时防范、化解民间借贷的潜在金融风险。对于部分落后地区，政府应支持建立相应的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一方面可以分担社会风险；另一方面确保民间资金有可靠的投资去向。同时，通过信息技术和政府法律技术的结合，建设中小企业民间借贷专业电子平台，建立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的民间借贷监管系统，提高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水平。
（五）搭建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间借贷平台
专门培育为民间借贷市场服务的中介组织，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鼓励律师事务所和社会公证机构积极开展民间借贷合同代拟、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等业务，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提供相应的法律中介服务。积极探索建立会员制或成立金融咨询服务中介机构组织，克服民间借贷市场自发性和分散性特点，增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行为的组织性。此外，利用电子网络通道搭建民间借贷网络信息平台，引导民间借贷主体通过电子平台交流借贷供求信息，完成资金借贷交易，这不仅有利于降低民间资本投资者和中小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逆向选择，促进民间金融市场借贷活动健康发展，而且还可以使得民间借贷行为由地下运作走向地上运行，真正促进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同时也方便政府监管部门的信息获取和风险管控，促进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安全化。
五、结语
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情形下单一性金融组织体系与多样化、复杂化实体经济体系之间巨大反差的适应性民间自发创造，是政府管制下正规金融体系供给不足的产物。民间借贷融资模式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为此，要制定并执行相关法律，逐步推进民间融资的组织化、阳光化运作，推进民间借贷与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对接，培育民间金融市场的产业政策导向意识，正确引导民间金融的未来走向，以便更加充分地释放民间金融所蕴含的能量，建立科学的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监测系统，搭建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间借贷平台，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并有效地促进地方金融秩序的规范。
【参考文献】
[1]姜樊.仅15%小微从银行贷到款超半数小企业资金紧张[n].北京晨报，2012-05-02B03.
[2]余丰慧.民间借贷高利率酝酿高风险[n].经济参考报，2011-06-07.
[3]armendáriz，B.，morduchJ.，thee-
conomicsofmicrofinance[m].London：mitpress，2010.
[4]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11（11）：116-129.
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9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民间借贷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2
一、民间融资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所谓民间融资也称非正规金融（informalfinance），是相对于正规金融（formalfinance）而言的，即处于监管当局正式监管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民间金融活动。由于非正规金融，通常不受政府金融制度的制约，因此，又被称为非制度金融、地下金融、草根金融等等。
目前，对于民间融资的认识，国外的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法律控制说。Kropp（1999）认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是同时并存着的两个相互割裂的金融市场。正规金融市场是指处于国家信用和相关金融法律控制之下的金融市场。政府或者国家通常建立一家中央银行作为集中控制正规金融机构的工具。
2.私人关系说。michaclalibcr（2002）为了揭示非正规金融的运作方式，便从运作机制的角度将非正规金融定义为依赖于私人之间的（信用）关系（personalrelationships）而建立的，而非依赖官方的规定与程序（formalrulesandprocedures）而建立的融资方式。
3.非正式规范说。代表人物是Krahnen和Schmidt（2008）他们认为，正规金融活动依靠的是社会法律体系。而非正规金融依赖于法律体系之外的体系，所以说这种体系不具备国家强制力后盾。
二、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一）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1.民间借贷的多样化
（1）借贷方式的灵活性。为了缩短资金到位的时间，提高资金的使用率，民间借贷以现金交易为主，而且交易方式灵活，一般没有抵押物，有的是口头协定，有的是打欠条。
（2）借款形式的多样性。传统的民间借贷形式，主要有互助会、合会、民间放贷、银背、企业集资、私人钱庄、当铺等，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模式、消费方式的不断变化，民间借贷在形式上“与时俱进”，出现了一些新的、颇具时代特点的形式，比如浙江一些以汽车俱乐部为代表的会所兼有民间借贷行为，又比如有些民间借贷活动是在互联网上，通过聊天室完成的。
2.民间借贷的规模日益扩大
目前，民间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容忽视。据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2011的上半年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其他类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规模为2033亿元，同比增长67.7%模的冰山一角，传统的统计口径已经很难覆盖那些新近出现的民间放贷主体。那么，民间借贷市场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据中金公司测算，剔除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等准金融部门的放贷金额，目前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包括居民之间，非金融法人之间，居民与非金融法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余额达3.8万亿元，占影子银行贷款总规模约33%总贷款的7%。
3.民间借贷双方频繁产生矛盾
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扩大，已发生不少的民事纠纷，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民间借贷案件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8年、2009年、2010年分别占年度民商案件总数的23.6%、32%、21%，几乎占据了民商案件的三分之一。可见，我国民间借贷的数额总量是巨大的，交易活动频繁，并且经常产生纠纷。
（二）民间借贷的现存问题
1.中小企业信用体制不完善
中小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经营稳定性较差，没有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框架，而且往往结构简单，没有形成董事，经理管理层合理的制约关系。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不健全直接导致公司信用体制的不完善。而信用体制不完善很有可能会造成财务信息失真，很难了解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经营效益，再加之中小企业逃避金融债务的情况屡有发生，使得企业融资困难。这个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刻不容缓。
2.中介机构担保体系不完善
由于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一些商业嗅觉敏锐的人看到了商机，通过开办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来赚取利润。
对于这些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信贷担保中介机构来说，他们必须比银行更了解企业情况。但是，真正做到这点的中介机构是很少见的。中介机构往往为了实现更多的业务量、赚取更多的利益而忽略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偿债能力等。这种缺乏一定信用担保的做法导致很多纠纷的出现。
3.民间借贷利息高
因为法律对民间借贷的利息并无强制要求，有偿或无偿由双方约定，所以对于民间借贷的利息就有了不同的高低。而中小企业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对资金的需求程度不同，但是为了更方便、更快捷的获取资金，很多企业会选择提高获取资金的利息。在利益的驱使下，企业往往都会很容易的完成自己的融资过程。
这样的过程在不断的循环过程中，经过竞争和市场压力，民间借贷的利息会一点点提高，最终造成市场上民间借贷利息普遍提高的现象，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良的影响。
4.企业信用缺失严重
（1）民间借贷的资金用途不明确。按照正常的贷款通则，贷款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去使用。有的机构对有资质并且抵押物足值的企业资金监控并不严格。认为只要有抵押条，就可以不管企业如何运用这笔资金。这一点使企业逃避了贷后监管。对于提现，如果贷款企业供应商较多，会给企业一定的灵活度，100万以下企业可以提现支配。这个额度没有统一标准，往往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定。在北京、上海可能提个几百万很困难，但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并非难事。每个中介机构都会预留很多现金，每天发生很多现金业务，对现金进行逐笔监管几乎不可能。
企业提现的容易使企业对民间借贷融资获得的资金的支配权具有更加灵活的空间，企业可能不按照合同规定的用途去使用这些资金，或转而再向外转贷，或进行一些非法投机投资。
（2）国家对企业的监管力度不够。不久前，二中院的《2009至2011年民间借贷审判白皮书》中披露，近年来，民间借贷的组织化程度较高，资金供给能力强，成为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的资金往往通过亲缘、地缘、网络有组织的聚集而来，容易引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问题。
而且，据白皮书显示，再涉及借款案件中，中小企业作为借款人的比例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常态。很多案件中，借贷双方相互之间并不熟悉，甚至没有见过面，而借款资金较大，借贷法律文件较不规范。对于这种有组织的“影子银行”等资金出借人的滋长，国家相关的监管力度还远远不够。
（3）企业利用民间资金投机投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言芬认为，目前中国相当比例的民间借贷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逐步转向房地产、煤炭等高利润行业以及投机性领域，流入“钱生钱”的投机性利益链条中。这样单纯追求高额利润的行为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预测的强大危机，可能导致企业资金被套牢，无法承担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导致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是企业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并且无力偿还借款。
5.提供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不完善
（1）中介机构进入市场的门槛低。正规的办理民间借贷的公司，没有任何手续却在大肆开展业务的放贷人，很长时间以来，民间借贷在以一种缺少制约的畸高速度发展。调查过程中发现，从官方到民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回答出民间借贷的机构和个人到底有多少，哪怕是一个大约数字也很难得到。同时，调查了解到，进入民间借贷的门坎其实很低，只要在当地的工商部门完成注册即可。并且只要不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态度就是允许和保护。公司从事的中介业务，无论是放款还是借款，起步点都是5万元，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也是可以轻易达到的。因为进来容易，所以民间借贷市场从来不缺少资金；因为市场上有资金，所以借款者也络绎不绝。两者互相促进，造就了民间借贷市场一直十分活跃。
（2）中介机构本身信用缺失。中介机构进入市场的低门槛决定了中介机构本身实力的良莠不齐。《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这一点来看，民间借贷中介并不是单纯地处理委托人的事务，不同于商标、税务等，民间借贷中介是给借贷双方提供签订借款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签订借款合同的媒介服务。并且只参与合约过程，并不接触资金。然后，有的中介公司对于合约过程并不看重，甚至是伙同借款人骗取资金，中介机构本身的信用遭到严重质疑。
6.民间借贷的利率制度不规范
（1）个别企业为筹集资金提高利率。企业在筹措资金时，利率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资金成本的大小。在资金市场紧张的状况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大于资金的供给，没有足够的民间资金流入市场。此时，个别企业为了获得资金，不惜提高利率，用可观的利润来吸引资金的流入。然而，往往这样的做法会使企业忽略掉贷款利率增加所导致的企业筹资的资金成本的增加，企业所负担的经营成本也同样跟着提高，这样企业就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个别企业提高借款利率的行为，将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原本不算高的市场利率可能由此水涨船高，进而带来整个信贷市场的混乱。
（2）中介机构赚取利息差价。在诸多授信活动中利息的差别，为资本在信用过程中开展新型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可能，在信用领域的资本积累，以获得货币利息差别的投机就会发生，中介机构一方面作为受信者，接受较低利息的货币授信，收集贮藏的货币，同时将之资本化，另一方面作为授信者，提供较高利息的信用货币，面对接受较高利息的受信者，将收集来的原本贮藏的货币贷放出去，从而赚取利息的差额。虽然我国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中介机构除了收取手续费不得接触借贷资金，依然有不少的中介机构在国家监管力度不全面的情形下高调的赚取利息差价。
参考文献：
[1]秦唏.中小企业融资难与民间借贷合法化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31）.
民间借贷常见问题篇10
【关键词】民间借贷；放贷人资格；企业间借贷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045-02
民间借贷是指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在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当局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包括非正规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
一、民间借贷的特点及现状
（一）相较正规金融而言，民间借贷具有如下特点
1.参与广泛，地域性强。随着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拓，民间借贷主体也从原先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其主体不再局限在私人之间，而是包含了各个行业的各个层次的人员，这也就使得民间借贷的关系链条复杂庞大，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作为民间借贷基础的民间资本，其充盈程度直接影响了民间借贷的活跃程度，因此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区域金融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地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度，这种地域性的特点在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一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2.资金来源复杂。在传统民间借贷市场中，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城乡的储蓄，生产经营过程的积累，向银行借入或者向亲友借入的资金，该类资金以自有资金为绝对比例。但随着民间借贷市场高利润的投资回报诱惑，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变得越来越复杂，单纯的自有资金己不能满足投资所需，因此向企业借款、银行贷款、非法集资，挪用公款等形式的不正当手段被应用到资金筹集中，从而导致了民间借贷市场中资金来源关系复杂，资金链条脆弱。
3.交易手续便利灵活。民间借贷关系一般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商缘关系等社会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平台上，双方都有一定的了解，在现实中，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往往更愿意将资金出借给亲戚、业务往来的伙伴等熟人，这样建立的关系受到了道德和合同的双重约束。因此民间借贷的审查程序和手续通常不复杂，完成迅速。
4.自发性、盲目性和趋利性。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在利益趋导下形成的资金流动和投资市场。其产生和资金的来源、投向决定了民间借贷的自发性、盲目性和趋利性。民间借贷自发形成的特性决定了其缺乏法律规制及相应部门监管；而资金流向中的投机心理和盲目心理使得民间大量的资本不能有效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市场，反而流向于各种利益回报丰厚的热门投机产业，如房产、股票，而这样的投资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稍有不慎，投资者将遭受巨大损失。2012年的金融市场的危机即是因为民间借贷资本中的投机市场崩坏，造成资金链条断裂，从而给整个经济市场造成了威胁。
（二）民间借贷市场现状
民间借贷市场的资本流向、投资方向和投机心理促成的民间借贷资金链条复杂而脆弱，其关联产业的动荡直接造成民间借贷资金链条的紧或松。2012年，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钢铁市场不景气。银监会己多次通知提示风险，导致各银行对钢贸企业的信贷不断收紧，中小钢贸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钢贸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经营者之间的民间借贷不断增多。
更具典型性的如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根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报告显示温州市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如此规模的民间融资规模，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和银行政策的调整下，许多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企业破产，老板跑路屡见不鲜。在此情形下，出借人上门要求归还借款，进而导致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资本市场崩溃。
二、民间借贷案件办理难点分析
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办理中发现，民间借贷的主体存在很大的争议，主要表现为借贷关系中以个人借款为表象，而行企业相互拆借之实。由于法律规定集体性的单位是不能相互借贷的，而许多企业便通过“委托贷款、融资租赁”等方式变相进行借贷；更甚者，中小民营企业的负责任以个人名义对外进行借贷，所借款项又用于其企业发展所需。这种形式的借贷已经脱离了民间借贷产生之实现民间资本最大利用和缓解民间中小企业在难以获取正规途径贷款时的资金困难之目的。而现今这种变相的企业之间借贷，资金数额巨大，动辄上千万，再加上企业之间联保，一旦某一企业资金链断裂，势必造成整个担保企业之间的经营困难。而有些合法企业更是违规经营，如小贷公司违反规定，对同一借款人发放巨额贷款，甚至跨区域经营，这种经营模式在贷款人资信不良贷款难以收回的情形下，势必造成企业经营风险。更甚者，某些担保企业还兼营变相的集资融资活动，将担保金集中后，转由其员工或其近亲属向外发放借款。如此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复杂，资金链条繁琐不清，一旦发生纠纷，借款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相对人的认定都将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模式下的民间借贷市场给市场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也给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在实务办理过程中，民间借贷还在在事实查明难的问题。根据民法的举证原则，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配是：出借人需对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和借款已经提供给借款人的事实进行举证，借款人需对借贷关系不存在、无效或其已经履行还款义务的事实进行举证。但由于民间借贷的自由性和随意性，民间借贷合同大多采用口头协议、借条、便条等不规范方式运作，对借款的期限、利率、归还方式等要素规定不明确，有的甚至只有出借人单方面记帐而己，因此在诉讼中双方都很难举证。而且在庭审时，被告不到庭，对于原告主张的先进给付的借款是否属实、收款企业是否将欠款交付被告、借款中是否预扣利息以及担保人的签字、盖章是否属实等事实难以查明。此外，不少钢贸企业经营者系亲友关系，对于原告主张巨额借款全部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且被告自认的案件，法院难以查明双方是否存在“手拉手”诉讼的嫌疑。
三、民间借贷案件难点的对策思考
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除了司法实践中造成的实务性困难，主要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认定上存在争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放贷人资格法律对放贷人的资格并没有做出明文限制。但有学者认为，民间借贷的放贷人一方只能是自然人，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作借款人，依法不能作为放贷人。然根据我国法律并没有将放贷人严格限制为自然人，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中如下规定：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的借贷纠纷，应当作为借贷案件受理。且《合同法》第196条对“借款合同”的定义中也未对贷款人作出限制；另企业作为借贷主体与金融借贷业务不同，其并不具有经营性，而是偶发的，临时性的，因此不应该纳入金融业务的范畴。
对于我国法律之中对贷款人及放款人规定不清问题，在立法上，可参考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并不具备吸收款项的功能，因此其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普通公司。《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国的市场制度亦还不完善，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通过申请注册的手续可以适当减低该行业风险。在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起退出机制及破产制度，缺乏制度保障的自然人放贷主体将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其二，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设定主体范围。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民间放贷行为极容易成为犯罪手段，如洗钱、放高利贷等，因此必须对进入民间借贷市场的主体进行严格审查，以保证民间借贷市场的有序、安全运行。
（二）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认定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对放贷人规定清晰后，另一个需要认定的问题就是企业之间借贷效力问题。对企业之间的借贷效力，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都认定为无效。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规定之不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均作出规定，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然根据2006年1月1日实行的新《公司法》第149条规定之反面解释，董事、高管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并且不违反公司章程，以公司名义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该出借资金行为应属于合法有效。
笔者认为，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是有效的。其一，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多为偶发和临时的，不具有经营性，且借款对象特定，因此与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需具备特许经营资格的信贷业务是不同的。其二，在司法审判中，对合同无效的认定以《合同法》第52条为准，即“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然企业之间借贷效力的否定一句多为司法解释，在效力位阶上看，均非“法律、行政法规”；而对“社会公共利益“之认定更是模糊不清，究其具体内涵，难以言表。其三，在实践中也客观存在着一些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如企业内部机构或关联企业之间的借贷、有经常性业务往来企业之间的临时性借贷、非法人企业之间因生产经营与业务急需的临时性借等。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则可以按有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