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代价篇1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
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为办好2008年奥运会,北京花了大力气用于改善环境,奥运年的这个春天,感觉北京的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不久前看到一则消息称,一些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外国选手因担心中国的食品安全而要自带食品;更有甚者,由于担心中国的环境污染,打算在奥运期间于韩国居住｡凭直觉,这有很大的炒作成分,当然不排除有人顺手抹黑中国一把,那是习惯成自然了｡但人家之所以能够炒作与抹黑,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后暴露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国在山河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间,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如变魔法似地从地下呼唤出巨大财富,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也应当看到,如果将现有的成绩全部归功于改革开放,那不仅是对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们的不公,也与事实不符｡匡算现有财富总量,当有三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这一两代人自己创造的,但不要忘记,是在前辈留下的基业上创造的;另一部分是前人创造的,如土地､矿山等,我们只是将其货币化而已;再一部分,说起来应当感到羞愧,是对后人财富的透支与贴现,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而变现的,后人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多年来,我们习惯比成绩,展示光鲜靓丽的地方,而对我们不光彩的地方,往往讳莫如深｡这些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但是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环境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张力下,中国已有1/3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是没用的,1/4的居民没有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在中国,大凡经济成长比较快的地方,环境污染通常都比较严重｡本人虽没有做过统计分析,但凭研究经验与直觉,得出“中国的地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本成正比”这一结论的风险并不很大｡
水污染目前,中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可谓“一江污水四处流”｡流经城市的河流90%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城市90%的地下水被污染,30%的工业污水和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在中国2万多个自然湖泊当中,75%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不久前被报道的江苏太湖､云南滇池与安徽巢湖的污染只是“抓典型”而已,这并不表明没有被大量报道的湖泊就没有污染,或污染状况没这三大湖泊严重｡江河湖海水系相连,因此中国的海域也难以幸免｡素有“天然鱼仓”和“海洋公园”美称的渤海,如今已失去美丽的容颜,污染程度位居四大海域之首,渤海正在成为“死海”｡专家预计,即便从现在着手整治,渤海生态的全面恢复也要花费200年｡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称,中国现在是太平洋最大的污染源｡
大气污染目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超标一般都在2~6倍,大量燃煤与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是主要原因｡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其中近70%来自煤炭的燃烧｡2006年,中国消耗了大约24亿吨煤,比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境内排放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分别有90%和50%是燃煤所致｡颗粒物给人们带来呼吸疾病,而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酸雨则洗刷着中国1/4的国土和1/3的耕地,导致农业减产,建筑物被腐蚀｡不久前,一位从英国回来的老师与同学相聚,谈到中国的大气污染时调侃说,中国有13多亿“人工吸尘器”,因此中国的空气有望变得干净｡国际能源机构的专家警告:除非中国重新考虑使用各种能源来源,采用环保前沿技术,否则在25年内,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总量的两倍｡是啊,13多亿中国人在努力清洁空气的时候,还会呼出二氧化碳｡
固体废物污染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居民生活的便利化与现代化,产生着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其他特殊垃圾｡城市每年产生的近2亿吨垃圾中,只有不到20%是按照环保方式处理的｡2/3的城市陷入生活垃圾包围之中,垃圾不仅侵占大片土地,而且严重污染了周围的土壤和水源｡急功近利不仅使我们忽视垃圾处理,而且还大肆进口洋垃圾(主要是废弃的塑料和电子产品),洋垃圾一度成为中国进口三大“商品”之一｡垃圾业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沉重包袱,但倡导循环经济的专家却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垃圾是地球上惟一增长的资源”｡例如,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厂,利用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可发电120万千瓦,生产水泥300万吨,还能消化120万吨废钢铁｡看来,“科学发展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物污染还带来一个严重污染――土壤污染｡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粮食将长期立足自给,但是土壤污染给粮食与食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据估算,中国每年遭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还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饮鸩止渴的灾难
环境污染危害居民生命健康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中国污染代价》报告认为,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据说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干预下,《中国污染代价》报告的数字曾进行了大幅“瘦身”｡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干预的理由是巨大的因污染而死亡的数字会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安｡如果真的如此,那这个理由真是莫名其妙,不仅是对中国大众知情权的蔑视,而且这样的“鸵鸟政策”显然不是解决中国严重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
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不断下降环境污染使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持续扩大,程度在持续加剧,危害在持续加重,由此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持续减弱｡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水生态恶化､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和农村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目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共有十大类――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红树林､稀树疏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与苔原,中国皆有分布,而且是世界上惟一囊括全部十大类的国度｡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十大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和红树林也出现了严重退化｡相关专家警告,中国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突出｡
环境污染危及社会稳定随着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整体生活品质,环境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民众的民主素养与维权意识在不断提高,对环境破坏表达不满越来越多地由言语上升到行动｡由此引发的地方性抗议活动或“”的数量日益增多｡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引发冲突达51万起,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同样,由于发展战略与社会政策存在偏差,发展成果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环境污染则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富人在富裕过程中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也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乱挖滥采,破坏了当地环境,自己赚个脑满肠肥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异地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楼盘,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
环境污染损害中国国际声誉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就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改善长久以来贫穷落后的形象,借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然而,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污染了中国的山川河流,也污染了中国的良好形象｡国际媒体不断渲染,中国行将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中国制造”的污染性排放物和灰尘被季风带到了遥远的美国,并给沿途的韩国和日本带来了明显的危害｡中国排放的污水不仅污染了自己的长江､黄河,而且也污染了发源于中国的湄公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萨尔温江等许多大河｡“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中国正在东南亚､非洲与拉美等地开发自然资源,由于一些相关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从而对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已是世界上非法砍伐木材最大的进口国,中国进口木材中约50%属于非法砍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有生存与发展权,有合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的权利｡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有义务来保护全球的资源环境,以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令经济增长失去实际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快速的工业化正将中国环境推向危险的临界点｡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环境专家曾估计,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2006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5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占当年GDp的1.23%,达到历史最高｡但世界银行计算,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而且,对已被污染的环境实现恢复,需要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然而,污染的食品､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总之污染的一切,都在吞噬着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名义与政治价值,已没有多大实际经济意义｡
污染主因在“官僚主意”
长期以来,中国将环境保护问题一直当作一个专业问题,认为只有相关专家才会有关注,才有发言权｡但是,随着环境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探讨,即如何克服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种理解仍然停留在社会精英层次,从而也就制约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随着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中国环境保护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政治社会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中国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则将环境问题进一步提升到文化伦理层次｡中国国民与中央政府对环保的高度关注正在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赞誉｡
在我们仍争论､探讨环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时,中国的环境却持续恶化,大约每两天就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两项硬性指标,着实令人鼓舞,然而当年这两项指标都没有完成,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异常尴尬｡当前环境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如此突出,影响如此严重,原因众多,但主要在于一些政府官员与相关企业惟利是图､漠视环境｡
廉价的甚至是零价的环境设想,一吨灌溉用的黄河水还不到一小瓶矿泉水价格的1/10,人们怎么可能去节约?长期以来,中国众多地方在进行项目论证时,几乎不考虑环境因素｡一些被发达国家唾弃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拒绝的高消耗､重污染项目,总能在中国成功通过,而且还待若上宾｡实际上,环境不仅仅只有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甚至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价值,一种天然或自然价值｡环境服从的是自然规律,经济增长合乎的是经济规律｡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弥补环境的被破坏｡中国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保护,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初始,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效用会逐渐递减,环境保护效用则逐渐递增｡环境的价值应当被重新认识与合理评估｡
膨胀的地方利益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为“改善生活”,增加地方税收,当然还有解决就业,往往努力招商引资｡在地方利益诸侯群起竞争的态势下,不断进行“割喉战”,不断进行“冲向底部”竞赛,不断降低投资门槛,引进高消耗､高污染项目｡一些地方甚至公开打出“谁跟招商引资过不去,就是和人民过不去”的标语,将企业主提高到了“救世主”的地位｡原料药的生产企业是污染程度最高的化工企业,根据发达国家的法律,这些企业已无立锥之地,但却被中国请了进来｡如今,中国很荣幸地成为世界上原料药出口的最大国家,全世界80%以上的药品都依赖中国的原料药｡如此,外资污染了我们的沿海,而后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之下,南方污染企业“北上”,东部污染企业“西进”,整个中国由此真的成了“大染缸”｡
扭曲的政绩观“发展是硬道理”被片面甚至被肆意理解,近乎在所有的地方政府那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提高GDp是第一要务”｡如此,“人间天堂”成了“世界工厂”,而“世界工厂”在制造出无穷污染的同时,也生产出众多高官,“XX模式”如此被无限效仿,无限发扬光大｡正是巨大的政治利益,强烈驱使着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直接加以抵制｡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全国地市级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只有40%,部分地区县以下企业仅为20%｡当中央反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我们很多地方仅仅是“嘴上哈哈,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肆虐的行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讲的是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没错,但是只对了一部分｡实际上,由于利益的驱使,由于“天高皇帝远”,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合谋获利由来已久,结成坚固的利益联盟｡因为环境污染无价,投资可以获取暴利,于是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主获得巨大利润,地方官员也得到巨额回扣,实现共赢｡对于受到“外部不经济”伤害的民众,地方官员当然是袒护､庇护企业主,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来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在“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背后,还有裸的黑利｡环境污染过程中不仅伴随着犯罪,而且环境污染本身就是犯罪,“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当然是犯罪｡
经济增长的代价篇2
关键词：价格总水平成本推进周期交汇
2003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内价格总水平加速上升的走势，从价格动态上表明，我国经济已经走出自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状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但是，与此同时，国内投资的超速增长，也使得国民经济有可能出现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那样的过热状态。这种喜忧参半的心情，反映了人们对这次价格总水平上升所预兆的宏观经济趋势和所隐含的内在动因仍然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对当前我国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应当如何判断，伴随价格总水平上升而来的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周期有什么新的特征？本文试就这一问题，阐述一些自己的判断。
我国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原因
从成因上讲，我国当前的价格总水平出现的明显上升是近年来总需求不断增大所致。为了克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国内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1998年起，我国政府连续6年对国民经济采取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放宽货币供给，鼓励出口，改善投资环境大量吸引外资等宏观和微观调控。这些举措不仅使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低迷的国际大环境下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也因此积累了总需求迅速扩大的潜在能量，到2003年终于使我国经济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上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以Cpi表示的价格总水平走势全年平均上升1.2%，今年一季度同比上涨2.8%，出现了自1997年以来的明显的正增长。与此相应，GDp在2003年增速也高达9.1%。这表明，我国经济已经走出通缩，进入景气上升阶段。
但是，分析我国近年来反通缩的路径，可以看出国内总需求增长的构成特点是，投资需求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激励下越走越快，而消费需求受农村经济和城市就业的影响增长缓慢。边际消费倾向不足，积累率很高。这样，在我们用来观察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的指标中，就隐含了这样一个事实：以终端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为基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反映的价格总水平走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基础产品和中间产品价格上升的状况，在较低的消费价格指数背后，隐藏着较高的基础产品和中间产品价格指数。
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已经将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拉高，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力量和作用方式，有可能由投资需求的拉动转向成本上升的推进。
价格总水平上升由需求拉动转向成本推进的转换，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就是当总需求增长拉动产出增长进入总供给的瓶颈区时，需求增长拉动的就不仅仅是产出的增长，形成产出的供给商品的市场价格也开始上涨。这又会刺激投资，促进形成新的供给能力的投资增长，从而导致投资品价格的率先上涨。我国的情况正是这样：Cpi指数去年8月份由负转正，而在此之前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就已经有6个月的连续上升；同时今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43％，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75.8%（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分别增长107.2%和101.4%）。企业商品价格指数，特别是投资品价格的持续上升，表明了价格总水平上升已经度过了成本缓冲期，原有价格下形成的库存已经耗尽，企业经营开始进入成本上升期。当要素成本被普遍抬高之后，总供给曲线就会向上移动，即使总需求不变，价格总水平上升也是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就表明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进入了成本推进型上升阶段。而我国当前的价格总水平，就正处于这样的动态下。
造成我国企业成本上升的因素，有相当部分还来自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原油和初级产品价格近年来大幅上升，也通过进出口贸易，抬高了国内初级产品价格，扩大了国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初级产品供给不足对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影响。
成本推进型价格总水平上升表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已经从需求转向供给。我们看到，当前市场价格上升较快的商品，几乎都是资源约束型：如能源、电力、钢材、有色金属、建材、粮食、植物油、地产等等。而某些工业消费品价格低迷和某些服务类产品价格（如电讯价格）的下降，并不能表明总需求不足。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受到抑制，是因为当前不少工业消费品供给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过剩，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影响还难以通过工业消费品价格明显表现出来。
因此，尽管有些人指出我国经济目前并没有出现过热，甚至有人认为我们仍要防止通缩。但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价格总水平正在呈现出加速上升的态势，成本的快速上升，可能会逼迫消费品价格在今年后半年或年底出现明显的升势，通货膨胀，已经出现。
国际国内景气波动周期交汇
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我国的价格总水平上升和经济增长的变动周期正处在国内、国际范围不同、特征不同的经济周期和价格水平周期上升曲线的交汇区间上。
从经济周期角度讲，价格总水平变动情况也是反映经济景气循环波动周期的基本指标。而按时间长短不同划分的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和长周期则反映了一国和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短期和长期运行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特点，是我们分析和预测经济未来走势的重要参照。
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当前我国价格总水平的上升的周期性趋势，正处在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景气循环中具有不同特点的中波、中长波甚至包括长波的交汇期。
以价格总水平波动表现的我国经济从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中波周期。以10年为单位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可以将经济增长划分为上世纪1980年至1991年和1992年至本世纪2002年两个“中周期”。统计资料显示，从1992年至1996年的第二轮景气上升的高峰期中，1993、1994、1995年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的价格总水平变动，分别比上年上升13.2%、21.7%和14.8%。1996年价格总水平涨势减缓，1997年四季度开始出现负增长，1998年为-2.6%。直至2003年，全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才出现正的增长率，比上年上升1.2%。进入2004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升3.2%，2月份消费品价格同比上升5.7%。由于投资品价格已经先行上涨，与我国近年GDp走势联系，新的价格上涨应该是新一轮景气上升周期出现的反映。
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波动为代表的1993年、1994年至2003年、2004年的10年中波周期。与我国这次价格上涨相联系的经济周期，还有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周期。资料显示，国际市场原油以外的初级产品，包括农产品、矿产品、煤炭燃料、钢铁、有色金属等，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一直需求不振、价格下跌，1998、1999年跌至谷底，直至2000年以后才开始好转，进入2003年，出现了明显的升势。从时间上看，也恰好是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个10年左右的中波周期。
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为表现的从1980年起，至本世纪初期以来的20年中长波周期。与这次国内价格周期相联系的国际市场周期性因素，还有国际原油价格。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造成的80年代初期高达40多美元一桶的原油价格算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经历了80年代的价格下降，90年代初中东战争引起的价格波动，到1998年纽约原油价格跌到每桶只有10美元的谷底。之后，原油价格快速回升，2000年2月原油价格冲破每桶30美元大关，今年5月17日纽约交易所当天每桶原油收盘价攀升到41.55美元，创23年以来的最高价。这个形势很像70年代中东石油输出国提价所引起的世界市场油价波动，它带来的油价上涨也有些像80年代初期的形势。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这一周期波动的时间，正好是20年左右，里面包含了90年代初的一次投机性短期波动，与经济周期理论中“库兹涅茨”经济“中长波”周期，相当吻合。
更为巧合的是，如果放眼更长时间，就会发现，从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本世纪初正好是一个50年左右的时间，与“康德拉梯也夫周期”所阐述的经济波动“长周期”所经历的时间相吻合。在这个周期中，世界经济发生了从50年代初期起，到70年代中后期出现石油危机止，大约20多年的快速增长时期。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国的这次价格总水平上升，恰恰又是与一个“康德拉梯也夫周期”的新的上升期相关联呢？
从上述判断我们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变动现在所处的加速上升期，恰是以上四个周期中所提到的中国经济和价格总水平波动的10年中周期、世界经济10年波动的中周期、世界原油价格波动引起的经济波动的中长波周期、甚至世界经济50年长波周期，这四个经济景气循环和相关物价水平波动周期的上升阶段上。这样一种变动的态势，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具有不同景气周期同处上升阶段的“同向合力作用”特点。这种合力作用，一方面会推动我国经济出现较快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会推动市场价格水平的加速上升。
加强经济调控
我国价格总水平一定时期内持续上升的走势已是不可避免。这与短期的需求波动不同，即便总需求增长得到控制，也有一个成本释放过程。而且，如果世界市场价格上升势头延续下去，我国价格总水平变动也难以摆脱这种影响。就像我们不得不接受1997年以后的通货紧缩一样，现在，我们也不得不接受今后随着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而来的通货膨胀。
这种走势可能预示着我国和全球经济出现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时期。从以上的经济周期动态分析来看，除了原油价格这一中长周期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具有负作用外，其他三个周期的影响力都是正向的、推动全球经济景气上升的。应当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处在一个难得的新的景气周期的起始时期。在这一形势下，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一个时间较长的繁荣期。我国应当努力促进和积极利用这一世界经济的良好态势。
防止经济过热和出现高通货膨胀是今后政府经济调控的重点。应当承认，相对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处于的通缩状态，从去年开始出现的价格总水平较大的上升，是带有一定的反弹或释放性质。生产者、经营者和各级政府对经济走势判断的共识，加剧了这种释放的力量，以致出现了过度的表现。这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新的过热和盲目发展，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变成一个快速凸起的泡沫，很快又落入危机之中。所以政府采取有效手段，抑制已经开始显现的过热，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必要措施。但是也应当看到，如果我们对经济的判断忽左忽右，政策信号不确定，就会影响民间经济的信心，使经济增长出现不必要的波折。所以，我们把防止经济过热和出现高通货膨胀作为今后经济调控的重点，是应该以不影响经济增长为前提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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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国光、王洛林等，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经济时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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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增德，食品价格升势强劲，物价运行走出低谷，价格理论与实践，2004
经济增长的代价篇3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理论经济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任保平教授是这一方向的带头人。近年来，任保平团队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先后出版了《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主持翻译了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同时在《经济研究》等期刊50余篇，出版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0》《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3》《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4》，形成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系列报告共6本，《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获得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陕西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0》获得西安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在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进行梳理评价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达到一定阶段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依据这一界定，该书从经济增长前提条件、过程和结果三个层次，从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国民经济素质和经济增长竞争力六个维度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
2.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价值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指出经济增长质量的价值判断体系由终极价值判断和实践性价值判断两部分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终极价值的判断核心是人的发展，是基于人本主义经济发展观的判断标准；而经济增长质量的现实价值判断则是以功利主义为核心，实现经济有效增长的判断标准。终极价值判断成为主要价值判断标准，现实价值判断是终极价值判断的实现手段，是终极价值判断的过渡标准。质量型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现实价值判断与终极价值判断相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体系。经济增长质量的终极价值判断是人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要实现人的幸福最大化、经济增长要以社会文化发展为前提、经济增长最终要促进人的发展；现实性价值判断的具体要求是经济增长要实现增长代价的最小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经济运行的平稳化、产出效率的最大化，经济结构的高级化。
经济增长的代价篇4
一、从世界经济周期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进入下降和调整周期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在探索经济周期问题时，根据各自掌握的资料提出了不同长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基钦周期（短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基钦周期由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是市场经济周期波动中持续时间最短的周期，平均时间为40个月，认为周期波动主要是因为库存变动引起的；朱格拉周期是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的一种以国民收入、失业率和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生产、利润和价格波动为标志进行划分的周期，为期7―1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一种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各种周期理论进行了综合分析后提出“三种周期”理论，即每一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周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短周期特征变得不是非常明显，不太容易辨别世界经济发展的拐点，长周期则需要更加大胆的推断，因而应用中周期来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准确。自1975年以来，按照从低点到低点测度经济周期的惯例，世界经济波动可清晰地分出3个完整的周期，每个周期的长度在7―10年。
第一个周期从1975―1982年，跨度7年。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发全球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加之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终于给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划上了句号，世界经济增长于1975年降至最低点。此后，在主要国家刺激消费和投资扩张性政策的干预下，伴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回落，世界经济步入复苏。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主要国家纷纷提高利率压制通胀。高利率不仅使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还引发了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再次在1982年陷入谷底。
第二个周期从1982―1991年，跨度9年。随着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世界经济自1982年以后再次步入复苏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美、西欧以及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80年代末，西方虚拟经济的繁荣掩盖了实体经济的趋弱。到1990年，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为代表，西方虚拟经济进入调整，带动实体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于1991年达到低点。
第三个周期从1991―2001年，跨度10年。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暂衰退后，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回升。以it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催生了新经济在全球的扩张。1993年底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顺利结束、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更是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直至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世界经济快速陷入低谷。
与前两个周期相比，第三个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不同：经济上升期被显著拉长，下降期却很短。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经济周期有一个共性：经济增长速度从谷底开始经过1―2年便升至高位，而后的下降期却长达4年左右，呈现“增长期短、衰退期长”的特征。90年代的第三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速花了3年走到高位，然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如果剔除1998年的短暂冲击），直到2001年出现突然的、短暂的衰退，随后回升，“增长期长、衰退期短”的特征明显。
目前的世界经济正运行于2001年探底回升以来的新周期中。世界经济增速在经历了2002―2004年的回升后，2005―2007年一直保持高位，增长期长达5年。按照7―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世界经济2008年应该进入衰退期，且至少要持续2―3年。商品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走势密切相关，经济处于持续增长时期时商品表现突出，但经济衰退也必然会导致商品价格调整。因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自去年下半年已经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而出现逆转，即进入下降和调整周期。
二、从国际大宗商品周期来看，上涨周期已经结束，下跌周期已经开始
过去30年来大宗商品价格运行轨迹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是在1970年代初中期，依据世界市场上17种基本的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CRB指数从60年代的100左右大幅跃升至200以上，升幅超过1倍，此后的30多年及至2006年，CRB指数一直以250为中轴上下波动。
第二次是在最近的2006年，CRB指数从原来的运行上限300左右上升到2008年初的480，升幅达60%。自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在供求因素、投机和美元贬值的共同推动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快速上涨趋势，无论是名义商品价格指数还是实际商品价格指数，都大幅偏离了以往的运行格局。特别是2006年以后，大宗商品价格远远超出过去30年形成的运行区间上限，使大宗商品价格的长期运行区间趋于上移。
法国兴业银行曾经分析了1975年以来期货价格大涨的5个周期，其持续时间平均为28个月，价格升幅达35%。相比之下，本轮上涨周期的持续时间到2008年7月为止已超过80个月，价格也翻了几番。
具体分析，与前面几个上涨周期不同，本轮上涨周期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
需求拉动阶段和成本推动阶段，这也是造成周期时间大大延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需求拉动阶段，由于世界经济进入30年来最好最快的黄金发展时期，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均保持平稳增长的情况下，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经济出现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初级原材料的庞大需求，是单单70―80年代美国和日本经济发展所不能比肩的，由此引发了商品价格的上涨狂潮，其高峰出现在2006年。之后，经过短暂回调，由于原油作为最基础的大宗原材料，其价格在前一阶段打破一个又一个心理关口，达到此前投资者认为其不可能达到的高价并维持坚挺，使得高通胀情况向纵深发展，包括人力成本、运输成本、生产成本等的节节走高，配合美元再度贬值至新低的因素，最终引发商品价格出现了又一涨。
然而，无论上涨周期延长到何种程度，其仍然无法摆脱周期的规律，牛市终究是要终结的。2008年下半年，由于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全球通胀率持续攀升，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纷纷出现衰退，新兴经济体经济也受到波及，国际大宗商品需求迅速减弱，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这也预示着商品价格上涨周期的结束和下跌周期的开始。
经济增长的代价篇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除石油外各类产品价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 deflator)计算，世界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9.0%，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降低到5.8%和3.7%，而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2.3%和1.7%。其中，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的通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8.7%、4.6%和2.0%，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1.5%和1.1%；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9.5%、4.7%和2.4%，2001和2002年甚至降为-2.0%和-1.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即使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下降趋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各类商品价格下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普遍大幅下跌，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仅上升了1.0%，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美国各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其中企业设备投资价格下跌了1.0%，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2.4%，服装类产品价格下跌了2.2%，个人电脑价格降幅高达20.9%。而且，价格下趺趋势还从制造业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其中酒店价格下跌了2.1%，飞机机票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下趺了4.0%。通货紧缩正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日本的通货紧缩趋势更加严峻，消费价格指数在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下跌，跌幅依次为-0.3%、-0.8%、-0.7%和-1.0%。其间，虽然日本采取了实施零利率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旨在导入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紧缩趋势至今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虽然由于能源和食品类价格上涨而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2%的上限，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跌压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以下，在2000-2002年分别仅为1.1%、1.9%和1.1%，并且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目前，只有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发生金融动荡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但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趋于稳定和下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价格指数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但一般价格水平仍维持一定的涨幅，说明至今尚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的价格水平近两三年来呈下跌态势，美、欧、东亚及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仍在温和上涨。但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下降到不足2%的很低水平，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近来普遍呈下跌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战后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通货膨胀征兆，因此世界经济确实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风险，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大。
二、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出供给的同时，必然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国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使其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价格。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还迅速向其他产业推广普及。传统制造业由于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其产品的研发制造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使厂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服务业在采用信息、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以后，能够以比以往相对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服务价格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产品的价格难以上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企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以腾出空间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还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尽可能地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赢利水平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的新变化，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大量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不断提高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和扩充生产能力，力争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营销网络而分享部分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全球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分享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控制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能够获得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赚取少量的产品加工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工序或采用外包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普通就业岗位的竞争，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般价格水平涨势放缓，以致形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
最后，许多国家长期奉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全球一般价格水平走势低迷的局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以致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以抑制和预防通货膨胀为主。在克林顿政府长达8年的执政时期，美国的财政预算政策始终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预算赤字和最终实现财政盈余为目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上，只要出现经济过热苗头而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利率。欧盟在向单一货币过渡的近10年时间里，规定了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成员国实行以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力争实现低通胀甚至是无通胀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美、欧发达国家实行的这种以反通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也大多采取了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亚和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时，也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类似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以降低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从以上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看，造成目前全球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必然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首先，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生产营销方式改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建立在生产成本下降基础上的产品价格下降，不仅不会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妨碍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表现。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而出现价格水平长期下降的阶段，但并未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西欧主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在1874-1895年长达21年的时间内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美国在1917-1922年间也出现了价格水平持续下跌趋势，同样没有妨碍其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再度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并未因此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导致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不振，以及金融系统不良债权激增、信贷收缩等原因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则与新经济泡沫破灭、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过度，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有关，东亚和拉美地区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市场动荡所引起的。
其次，因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价格水平走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会必然演变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干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然而无论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国际上也已出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因此，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往往会相应地采取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和扩大需求，避免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或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产业层次上，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持久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大多采取类似的积极措施来预防和减缓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例如，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有可能滑向周期性衰退，采取了一系列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在确认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后，同样毫不犹豫地连续12次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和促使经济迅速走向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大多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淘汰、压缩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断发展新兴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或通货紧缩，使得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再次，现代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基础上的，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说具有创造货币和信用供给的无限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对经济运行中所需货币流通量进行调控。战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主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种以扩张性为主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则以抬高利率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手段，这种以收缩性为主的货币政
经济增长的代价篇6
[摘要]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油价暴跌的双重打击，俄罗斯经济中止了持续1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针对支持俄罗斯经济10年高速增长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问题再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本文试图梳理后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主要亮点，分析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研究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深层次问题。
[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57-08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为其激进的经济转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时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进入21世纪后，在普京“强国、富民、强军”的治国理念指引下，得益于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的持续走高，伴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俄罗斯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故事之一。然而，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油价暴跌的双重打击，俄罗斯经济中止了持续10年(1999—2008)的持续高速增长，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针对支持俄罗斯经济10年高速增长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问题再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本文试图梳理后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主要亮点，分析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研究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深层次问题。
一、后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发展与
转型的主要亮点
在欧美经济疲弱、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加的背景下，2011年的俄罗斯经济表现良好。
(一)宏观经济平稳复苏
俄罗斯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2009年俄政府预算赤字达到GDp的6.3％，这是俄罗斯近10年来首次出现预算赤字。同时，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出现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加剧的趋势再次考验着俄政府长期以来为控制通胀所做的努力。因此，保增长、抑通胀和减赤字成为俄罗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2011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2％，居全球第三位，排在中国(9.5％)和印度(7.8％)之后；消费物价指数为6.1％，不仅实现了俄政府年初制定的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7％以内的目标，而且成为俄独立20年以来的最好表现；俄联邦预算将成功实现“零赤字”，并且联邦预算盈余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8％。国家债务特别是外债情况也处于历史最好水平，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0.4％，其中外债仅占GDp的2.5％。此外，失业率持续下降，仅为6.2％，位列日本、中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低位。同时，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固定资本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持续改善。2011年俄工业生产同比增长4.7％，农业生产增长17.8％，固定资本投资增长5，6％。进出口贸易继续大幅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际储备基本恢复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达到4986.49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三。
在2011年俄经济的稳定复苏中，能源出口依旧做出重要贡献。在2011年对非独联体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中，俄能源产品占到72.6％(2010年为70.8％)，在对独联体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中，能源产品的比重达56.6％。俄罗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而同期石油价格同比上涨40％以上，成为出口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因素，也为其财政状况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俄财政收入对能源行业的依赖度超过50％，坚挺的国际能源价格对俄增加财政收入、消除财政赤字和保障社会福利支出发挥着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经济增长受国际市场能源需求和价格的影响依然很大。
(二)重新启动并逐步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现代化已成为俄罗斯经济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为使俄经济摆脱资源型发展模式，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俄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重新启动经济现代化进程。
经济增长的代价篇7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31～36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标题】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
【作者】季铸
【作者简介】季铸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100037
【内容提要】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的动态模型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进口和出口一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增量因子。在自由灵活的经济结构中，生产要素自由地由效率低的产业流向效率高的产业，由此形成产业升级的结构效率，带来国民收入溢出，在世界经济范畴实现ex-im=0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可预期的廉价进口，抑制了通货膨胀，降低了生产、消费和就业成本，使就业上升。进口贸易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实现了“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目标。
【摘要题】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进口贸易/结构效率/经济增长/动态分析
【正文】
长期以来，进口始终被认为是国民收入一个漏出的量，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技术创新和扩大进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低通胀、低失业、高逆差、高增长”的新经济。美国的成功实践表明，在灵活的经济制度下，进口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增量因子。
一、进口贸易、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分析（注：本文将国民收入增加或国民收入溢出等同经济增长。）
在动态的国民收入公式中，国民收入y的增加既取决于消费c、政府支出g、投资i和净出口nx的贡献，也取决于增量因子c、i、g、nx的结构变化。如果其中一个因子的减少可以使另一因子贡献增加，即使ex＜im或ex=im，国民收入y同样增加。
国民经济是一个动态的体系，生产要素处于经常性的流动之中。“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最有利的用途”。（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页。）生产效率（注：生产效率指投入1单位生产要素与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数量或比例。）（要素报酬）低的生产要素必然要流向生产效率高的产业。由于不同产业的生产效率不同，创造的国民收入也不相同。表1中，假设美国有100个单位的生产要素，按各20%比例分别投向计算机、制药、飞机、汽车、鞋类五个产业，每个产业投入均等的20个单位要素，合计创造国民收入111个单位。如果将鞋类产业原有20个单位生产要素转移到生产效率最高(1.4)的计算机业，平均单位要素生产效率由1.11提高到1.23，国民收入比以前溢出12个单位，产业结构升级对国民收入贡献率是10.81%。（注：净进口和产业升级的国民收入贡献率以新增国民收入占原国民收入的比重计算，即(123-111)÷111×%=10.81%。）进口是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由于放弃鞋类生产，必须从国外进口鞋。如果按着国内生产和进口商品生产效率1∶1的比率，会出现相当于16个单位国民收入的贸易逆差。见表2。不过美国的贸易逆差一般低于16个单位，原因在于相同产品的进口价格往往比国内便宜，如果高于国内价格，便没有人进口。假定进口鞋价格只相当美国国产鞋价格的1/2，（注：1996年美国非橡胶鞋类平均价格20.05美元，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平均价格只有7.09美元。引自《国际经贸消息》1998年6月25日。）用8个单位的国民收入就足以支付鞋的进口，可以节省8个单位的国民收入，贸易逆差只相当8个单位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溢出从原来的12个单位增加到20个单位。进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增量因子，净进口和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效率对国民收入贡献率增加到18.01%。（注：(131-111)÷111×%=18.01%。）其中产业升级的贡献率10.81%，廉价进口的贡献率7.2%。
表1 投入均等生产要素所形成的国民收入
生产领域
投入要素
生产效率
国民收入
贸易差额
计算机
20
1.40
28
制药
20
1.20
24
飞机
20
1.10
22
汽车
20
1.05
21
鞋类
20
0.80
16
合计
100
平均1.11
111
表2 制鞋产业生产要素转移到计算机软件业的国民收入和贸易差额
生产领域 投入要素 生产效率 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增减 贸易差额
计算机
40
1.40
56
+28
制药
20
1.20
24
飞机
20
1.10
22
汽车
20
1.05
21
鞋类
0.80
-16
-16
合计
100
平均1.23
123
+12
-16
国民收入溢出y来自产业升级(y[,1])和廉价进口(y[,2])的两个方面，即y=y[,1]+y[,2]。国民收入溢出一方面取决于生产要素转移的数量和低效率产业与高效率产业之间的效率差，即y[,1]=q(m-n)。其中，y[,1]代表产业升级增加的国民收入，q代表转移的生产要素量，m、n分别代表两种不同产业的效率水平。两种产业的效率差（势能）较大，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的动能也越大，国民收入溢出也越多。图1中，鞋类比汽车业生产要素转移创造的国民收入溢出多5个单位。换句话说，转移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效率差大的产业之间生产要素转移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大于效率差小的产业。表3中，鞋类产业与计算机业的效率差(1.40-0.8)，大于制药产业和计算机业的效率差(1.40-1.20)，鞋类进口带来的新增国民收入（12个单位，20个单位生产要素×效率差0.6）高于药品进口带来的新增国民收入（4个单位，20个单位生产要素×效率差0.2）。与此同时，按着国内生产和进口商品效率1∶1的比率，鞋类进口带来的贸易逆差（16个单位国民收入）也比药品进口形成的贸易逆差（24个单位国民收入）小的多。另一方面，净进口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还取决于进口数量的多少及进口产品与国产产品的价格差(p[,n]-p[,i])，即y[,2]=q(p[,n]-p[,i])，q代表进口数量，p[,i]代表进口产品价格，p[,n]代表国内产品价格。进口的产品越便宜，净进口带来的国民收入溢出也越多，造成的国际收支逆差也越小。
附图
图1 单一生产要素转移和国民收入溢出
表3 其他产业生产要素全部转移到计算机业的国民收入和贸易差额
生产领域 投入要素 生产效率 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增减 贸易差额
计算机
100
1.40
140
+112
制药
1.20
-24
-24
飞机
1.10
-22
-22
汽车
1.05
-21
-21
鞋类
0.80
-16
-16
合计
100
平均1.40
140
+29
-83
低效率产业生产要素向高效率产业转移过程中，会出现转移效率递减（鞋类、汽车、飞机、制药与计算机业的效率差分别是0.60、0.35、0.30、0.20）和贸易逆差递增（16、21、22、24个单位的国民收入）的趋势。如果美国计算机业以外其他产业的80个单位生产要素全部转移到计算机业，国民收入总量将达到140个单位，国民收入比转移前净增29个(140-111)单位。同时，按着国内生产和进口商品生产效率1∶1的比率，出现相当于83个单位国民收入的贸易逆差，这是结构效率的成本和代价。同时，低效率产业的生产要素转移在相当程度上受高效率产业吸收转移要素空间大小的制约，如果不能完全转移到效率最高的产业上，它将向次高产业转移，直到不能吸纳为止。
二、自由竞争下贸易与增长的动态分析
经济学中，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增长恒等式是yc+i+g+nx。（注：［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国民收入增长的三个增量因子。在世界经济范畴，一国的出口必然是另一国家的进口，即nx=ex-im=0。这似乎意味着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为零，与人们看到的国际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现实相悖。在传统的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模型中，（注：［美］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0页。）不存在竞争。出口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在本国国内价格和进口国内价格之间。低于国内价格，出口商不愿出口；高于进口国国内价格，进口国将自己生产，不再进口。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虽然出口国的出口量与进口国的进口量相等，即ex-im=0，贸易带来生产和消费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零。
假定在进行国际贸易前，a、c两国均生产鞋类。图2中，a国国内鞋类生产和需求在e[,a0]达到均衡，均衡价格p[,a0]。c国国内生产和需求在e[,c0]达到均衡，均衡价格p[,c0]。a、c两国国内的供给和需求数量分别是q[,a0]和q[,c0]。c国的均衡价格p[,c0]低于a国的均衡价格p[,a0]，即p[,c0]＜p[,a0]。c国鞋类价格比a国自己生产更具竞争力，a国从c国进口鞋类。在只有两个国家而没有竞争的情况下，c国的出口价格应当等于或高于p[,c0]。但由于其他国家的竞争，c国只能以p[,c0]价格（高于这个价格，就会被竞争者替代）出口q[,c0]-q[,c2]，a国进口q[,a1]-q[,a2]，q[,a1]-q[,c2]=q[,c0]-q[,c2]。竞争和出口需求增加使c国的供给线s[,c0]向右下方移动，由s[,c0]变为s[,c1]，c国的供求均衡点由e[,c0]推向e[,c1]，价格水平也由p[,c0]下降到p[,c1]。新一轮贸易将在p[,c1]价格水平上进行，出口量扩大到q[,c1]-q[,c3]，进口量同时扩大q[,a3]-q[,a4]。c国第三轮的出口价格由于竞争和规模经济而进一步下降到p[,c2]，供给线向右下方移到s[,c2]，供求均衡点下移到s[,c2]。下一轮的出口价格更低，直到不能再降低为止。
附图
图2 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国际贸易
竞争和规模经济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商品价格更加便宜，世界商品价格不断下降的趋势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00年5月号，第181、183页。美国等发达国家平均物价上涨水平从1982-1991年的4.9%下降到1992-2001年的2.3%，发展中国家同期从45.7%下降到20.3%。）生产量和消费量大幅增加。贸易前，a国生产和消费的数量是q[,a0]，c国生产和消费的数量是q[,c0]。a、c两国进行贸易后，在p[,c1]价格下，a国消费量从q[,a0]增加到q[,a4]，c国的消费量从q[,c0]增加到q[,c1]，q[,a4]+q[,c1]大于原有的消费量q[,a0]+q[,c0]。a、c两国的合计产量q[,a3]+q[,c3]也大于原有产量q[,a0]+q[,c0]，即q[,a3]+q[,c3]＞q[,a0]+q[,c0]。从全球角度看，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从表面看，a国的产量似乎减少了，即q[,c3]＜q[,a0]，但如果a国相应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更高效率的产业，a国的经济总量也会增加。
三、开放经济下的相关动态均衡
长期良好的经济运行必须保持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通货膨胀和就业的动态平衡。如果不能保持这些基本平衡，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
1.进口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动态均衡
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实现长期进口和产业升级及经济增长的前提。人们可有多种政策选择。第一，如果进口国货币是可自由兑换货币，高效率的计算机产业增加的国民收入y（28个单位）足以支付增加鞋类进口im（16个单位），而且还有12个单位国民收入剩余。第二，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过程本身也会逐渐形成自身平衡，高效率产业形成的国内竞争优势会变为国际竞争优势，出口能力扩大，从而实现贸易平衡；第三，高效率产业的高收益会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从而在资本项目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发达国家可以同时选择三种方案，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只能通过增加出口和吸引国外资本来实现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
2.国际贸易与通货膨胀的动态均衡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经常是一种共生现象。产量增长率y取决于货币增长率m、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v和通货膨胀率π，（注：［美］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即y=m+v-π。一般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v的变化空间是十分有限、也是难以预期的。提高货币增长率m虽然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传统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增加储蓄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也抑制了投资和消费，抑制了经济增长。1965～1980年间，美国年平均增长只有1.7%，而年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6.1%，（注：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03页。）经济“滞胀”长期困扰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各国政府在“滞胀”面前束手无策。国际贸易提供了消除“滞胀”、保持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动态平衡的钥匙。如果出口国的供给曲线灵活而有弹性，在外部竞争和规模经济成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出口价格和国内价格水平不断降低。进口国可预期的进口商品价格低于国内生产的商品价格，廉价的进口商品降低了总体价格水平，从而打开了通货膨胀的减压阀。
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物价上涨，它不仅与货币供应量有关，也与物价水平有关。（注：［美］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页。）假定通货膨胀率π=(p-p[,-1])/p[,-1]，现行价格p与基期价格p[,-1]的变化决定通货膨胀或紧缩，如果p高于p[,-1]便是通货膨胀，反之是经济紧缩。如果我们能使未来价格p[,+1]低于现行价格p，就可以在货币供应量m+v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物价水平，进而降低通货膨胀率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虽然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价格水平，但这是不可预期的。然而，相同商品的进口价格p[,i]低于国内价格p[,n]（如果高于国内价格就不会进口）则是可预期的。（注：［美］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0页。）我们以可预期的、较低的进口价格p[,i]作为未来价格p[,+1]，由于未来价格p[,+1]低于现行价格p，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率π+1预期也会比现在低，即π+1≤π。人们也担心出口国会因供给短缺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而实际上，日本、中国等贸易顺差大国不但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相反普遍出现了通货紧缩。价格竞争、规模经济的边际成本递减和进口贸易的综合作用抑制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1999年日本在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物价水平下降了0.3%。
3.进口与就业的动态均衡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是一种反向关系。工资增长率越低，失业率越高；工资增长率越高，失业率越低。（注：［美］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提高工资增长率，虽然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工资增长会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不利于经济增长。那么如何提高工资增长率又不增加生产成本呢？我们知道，人们关心的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保持名义工资不变，提高实际工资增长率，就可以降低失业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相同商品的进口价格p[,i]要低于国内价格p[,n]，即p[,i]≤p[,n]，而且是可预期的。在名义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廉价进口降低了消费支出，实际工资便增加了。假设一个工人年收入6000美元，按着国内物价水平，用于食品的消费比例是20%，即1200美元。如果进口食品价格仅相当国内价格的2/3，那么只需792美元就可以满足食品消费，他的实际工资便相对增加了408美元。
人们总是担心进口就会冲击国内产业，增加失业。实际上，进口对就业的影响因情形不同而不同。最好的情形是伴随进口扩大的产业升级，随着生产要素流向高效率产业，劳动力也随之流向高的效率产业。在灵活的经济结构中，如果高效率产业具有更高的增长率或较高的就业弹性，进口和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增加就业。1995～2000年间，美国电脑和芯片业产值从857.7亿美元增加到2661.6亿美元，增长210.31%。同期就业人数从55万增加到60万，增长9.09%。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产业增长率）0.043，就业弹性非常小，电脑和芯片产业增长1%，就业才增加0.043%；同期美国计算机软件业产值从1849.3亿美元增加到3296.2亿美元，增长78.2%，就业人数从120万增加到211万，增长75.8%，就业弹性系数为0.969，就业弹性比较大。计算机软件业每增长1%，就业可以增加0.969%。同期汽车业产值从3162.7亿美元增加到3435.5亿美元，增长8.62%，就业人数从95万增加到96万，增长1.05%。（注：约瑟夫·威伯等：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版）2000年第3期，第44、48、54页。）就业弹性系数为0.121。相比之下，就业弹性高的产业比就业弹性低的产业更能吸纳就业。如果汽车产业的工人因失业而转移，相同产业增长率下，转移到电脑或芯片业可能过剩，转移到软件业可能不足。见图3。
附图
图3 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与就业增长率
进口对就业的冲击与进口国的供给和需求弹性有关。图4.1中，进口国的需求弹性比较大，进口10个单位的商品，消费需求增加8个单位，国内生产仅减少2个单位，进口冲击率（国内生产／进口量）是0.2，进口更多地为扩大的消费所吸收，国内生产缩减和失业的比较少。图4.2中，进口国的需求弹性比较小，同样进口10个单位商品，国内生产减少8个单位，消费需求仅增加2个单位，进口冲击率0.8，国内生产缩减和失业比较多。最好的情况是进口国国内供给曲线没有弹性，需求有充分的弹性，如图4.3。进口10个单位全部被国内扩大的消费所吸收，冲击率是0，进口对国内相关产业和就业没有影响。最糟的情况进口国国内供给曲线有弹性，需求曲线没有弹性。如图4.4。进口冲击率是1，进口10个单位的商品将减少同样数量的国内生产。
附图
图4 进口冲击与进口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弹性有关
四、20世纪90年代美国、日本经济状况的相关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gdp增长率高出日本2个百分点，生产率高出2.7个百分点，失业率低于日本0.5个百分点。美国和日本的财政盈亏占gdp的比重分别是1%和-5.7%，美国5.4%的利率水平高于日本5个百分点，财政货币政策力度低于日本。美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似乎主要来自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同时，美国应当是贸易顺差，而不是巨大的贸易逆差。显然，经济增长不仅来自技术创新，同时还来自进口带来的以产业升级为特征的结构效率。
表4 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主要经济指标(%)
gdp增长率 生产率 通货膨 财政盈亏 失业率 利率 贸易差 单位
胀率
占gdp比重
额/gdp 劳动
成本
美国
3.4
4.0
1.8
1.0
4.2
5.4
-3.7
-0.5
日本
1.4
1.3
0.1
-5.7 4.7
0.4
2.5
0.5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和imf《世界经济展望》2000年第5期
经济增长往往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引起通货膨胀。但大量廉价的进口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能够控制在1.8%的低水平，进口不但弥补了生产和投资需求的缺口，同时也降低了投资和消费成本，抑制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1992～2001年间，美国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了0.5%。相反，每年有大量贸易顺差的日本单位劳动成本却上升0.5%。
1999年美国货物贸易进口10591亿美元，出口6952亿美元，逆差3639亿美元，占gdp的3.7%，但美国对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置若罔闻。原因在于美国有巨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和源源不断的国外直接投资。73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使净货物贸易逆差减少到2909亿美元，2760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实现了基本动态平衡。（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进口1804亿美元，出口2534亿美元，转引自2000年12月6日《国际经贸消息》。联合国《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第2页，对外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
灵活的经济结构也使美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实现了动态平衡。在美国，每进口5万美元商品就会减少1个工人的工作岗位，按1999年美国3639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计算，共计会减少727.8万个就业岗位。但同期美国的失业率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4.2%这个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些工人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移民到国外，显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中去了。
日本虽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1990～1999年贸易顺差占其gdp的2.5%。然而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这不完全归罪于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力，零利率政策和大量政府投资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对经济的刺激力度。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缺乏灵活的经济制度，劳动力在终身雇佣制度下不能自由流动，缺乏技术创新和以产业升级为特征的结构效率，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踟躇不前，失业率大幅增加。另外，长期沉溺于机械、汽车、家用电器等传统工业领域，没能及时转向信息经济也是日本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虽然为日本带来经济增长，但不足以提高生产率、带动日本经济复苏。日本需要美国那样灵活的经济制度、技术创新，需要结构效率，通过大量进口替代国内低效率产业，将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扩大消费、增加就业，使经济走向开放型的良性增长的轨道。
经济增长的代价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供给理论
经济增长供给理论学派的产生及核心思想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针对当时全国经济出现的“滞胀”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以主张经济供给刺激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迅速得到政府及众多学者的支持，被称为“供给学派”。供给学派认为国家税收对于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其发展的税收替代效应逐渐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而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后来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政府支持代表，供给理论从美国迅速传播至全世界。
供给学派研究发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利用效率密切相关，微观经济单位以报酬最大化为原则而提供生产要素和经营活动，因此，通过刺激社会经济报酬率可以直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在自由化市场条件下，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可以得到自主调节，减税、削减政府购买、降低行政干预以及控制货币增长等都是有利于市场作用发挥的手段。供给学派自诞生以来，对于国家经济的实践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中的革命性理论突破，其核心思想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要素的投入直接决定产出，因此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刺激生产要素投入。从资本和劳动力属性划分，前者对于经济产量具有更强的带动效应，经济主体生产效率的提升依赖于资本投入规模。从“总需求-总供给”理论来看，供给曲线aS实际上分为互有联系的三个部分，分别是凯恩斯区域、常规区域以及古典区域，如图1所示。在凯恩斯区域，货币工资具有刚性，产量的增加不会使货币工资与产品价格发生变化；常规区域的要素投入价格则具有货币幻觉和合同工资等因素形成的粘性特征；古典区域的供给曲线代表社会的充分就业水平，价格的变动已经不能支持供给量的增加。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在常规区域增加经济供给刺激，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物价水平。
第二，边际税率对生产要素的投入发挥关键作用。供给理论指出个人和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组成单位，他们工于心计和擅长测算的先天属性都是对于经济刺激做出合理反馈的基础。在对于经济主体的刺激措施方面，较为常见的是政府税务、条例法则、购买支出以及货币金融措施等，其中以政府税务最为典型。由于经济单位总是以利润和报酬为活动诱因，包括租金、工资以及利润等项目的增加值征税部分在内的边际税率往往构成影响经济单位活动的关键因素，边际税率的高低既影响到生产率的高低，同时也是经济主体是否增加经济活动的考虑因素，原因在于增加经济活动的净收入变动值是“理性人”经济活动的动力。
第三，供给学派主张大规模减税，将社会保障机制由福利性支付过渡为激励性支付。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拉弗认为，要素供给量和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包括高税收和不匹配的税法，前者会使得社会经济活动的水平降低。因此，里根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以减税为主，目的在于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水平，带动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进而在社会生产扩大趋势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税收。拉弗对于供给学派理论发展和经济政策实践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对社会保障机制改革的引导，他认为采用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机制会降低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应在全社会改革福利支付为激励支付，减少社会转移支付规模。
供给学派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主张
（一）通过降低国家税收弹性和征税标准来刺激社会有效投资
供给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经济学家罗伯茨重新定义了社会消费的机会成本，即经济主体现期消费一单位收入所承受的代价或损失的投资收益。由于经济主体的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比例以同时期机会成本为基础，相对价格的多少代表了这种机会成本，而机会成本是由税收弹性和边际税率决定的，因此，相对价格和边际税率以及税收弹性之间呈现出反向变动关系。如果经济主体的消费相对价格（机会成本）过高，人们就会更多的增加储蓄和投资而减少消费，相应的使社会生产与共计增加；如果经济主体的消费相对价格（机会成本）较低，人们就会选择增加先期消费，社会投资水平相应降低。
（二）通过调控闲暇机会成本和工资水平来刺激社会劳动供给
同消费机会成本一样，经济主体同样具有闲暇机会成本，即经济主体增加单位闲暇时间所丢失的潜在收益或放弃单位休闲时间而增加的潜在收益。休闲的相对价格（闲暇机会成本）决定着经济主体的“工作-休息”时间配比，也决定了税收弹性和边际税率。
如果税收弹性大于零，休闲相对价格和边际税率呈现反向变动关系，即较高的休闲相对价格使人们多增加工作时间而减少休闲时间配比，社会总供给增加，如图2所示。a象限中的竞争性劳动市场产生均衡就业L0与均衡工资w0/p0，由B象限生产函数产生长期均衡供给量Y0，C象限aD-aS均衡决定均衡物价水平p0。外生供给冲击造成的联动反映最终体现为a象限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XZ部分），只有长期名义工资由w0增长到w1才能补齐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数量差（D象限）。
（三）通过建立拉弗曲线和税收理论来刺激生产效率提升
以经济学家名字命名的“拉弗曲线”描绘了国家税收与税率的关系。在先期条件下，国家税率越高则政府就能征收越多的税收，但是税率标准一旦超过既定限度，就会使得经济主体的经营成本攀升，相应的社会投资减少，社会经济收入水平下降，政府税基变小，反而不利于国家财政来源的稳定。因此，国家和政府应当设定税收，在此区域内实行大规模减税来刺激社会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增加经济主体税后利润，调动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投资者等消费、生产和投资的热情，最终实现社会生产率的有效抬升。
（四）通过降低国家税收和增加财政贴息来刺激企业技术进步
供给学派指出税收水平的降低和企业设备加速折旧是资本积累和技术改造的源泉，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水平的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较低的产业资本收益率。因此，相对于较高的资本市场收益回报，社会资本选择性的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高利润通道，投机性资本投入比例过高，在这种情况下，适度引导产业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就格外重要。国家以财税政策对社会资本流动结构的调节不仅可以平衡资金流向，而且对于加速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刺激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供给学派理论对我国经济进步的启示
（一）供给经济政策可以提升微观经济基础的活力和内在发展动力
如图3所示，从我国经济发展近年来呈现出的“滞胀”趋势来看，解决方案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从刺激需求角度看，在需求曲线由aD1转移至aD2的过程中，沿短期供给曲线SaS2发生了两方面变动，社会物价水平由p2提升至p3，经济产量由Y2增加至长期充分就业产量Y1，经济增长以通货膨胀为代价；从刺激供给角度看，短期供给曲线由SaS2发展到SaS1，社会物价水平由p2减低至p1，经济产量同样由Y2增加至Y1，经济增长不伴随通货膨胀。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供给政策要给予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稳定的保障，立足改革实践，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二）建立中国版的“里根经济学”并实施减税以促进市场化生产
“里根经济学”是供给学派的外延代表，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税率过高会降低人们从事纳税经营事业的热情，而转为进行家庭和居民户为主的“地下经济”，这样资金就转移到了“零纳税”的非生产性领域，社会税收出现迅速减少。在我国，近些年迅速崛起的“地下经济”即是社会税赋过重的外在表现，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情况十分相似，因此，我国应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减少诸如“收费、罚款、摊派”等变相税收形式，为企业减压。此外，我国还要加速税改进程，解禁非公经济的诸多制度限制，为劳动者和投资者设立市场基准的工作和生产回报预期。
（三）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工作重心向供给管理倾斜
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在“后黄金十年”，廉价劳动力、高额环境成本以及较低的原材料要素价格已经不具备支撑经济继续发展的能力，我国部分省区的贫困问题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先天“繁荣代价”。究其根源，我国经济进步和结构调整的难度还是在于人口和资源负载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凯恩斯主义和需求管理理论在这种矛盾面前都是无解的。因此，政府必须突出经济供给管理的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经济主体勤俭节约，在合理的变动区间内减少消费，保留购买力，为全社会积累生产资金，以SaS移动模式下的“增缩”增长来替代aD移动模式下的“增涨”增长。毕竟，“挖坑后填”式的虚假就业和虚假GDp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无效且愚蠢”的做法了。
结论
经济结构调整与进步政策的制定是涉及到多学科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工作体系，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和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相似之处，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已经显示出了其对于“滞胀”经济的综合治理效果。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搭配下，需求管理政策对于转型中的我国经济增长治理已经较为乏力，多方面的研究供给理论与供给政策，因地制宜，这将会对下一个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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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代价篇9
【关键词】要素价格扭曲；经济增长；就业增长；非一致性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的增长会带来相应的就业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前应该呈现的是正相关的关系，而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显然是与奥肯定律相违背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本文从转型期要素价格扭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现象所产生的原因。
一、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0亿元。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两位数，按理来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会带来财富的增加，还会显著的扩大就业。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而就业的增长的速度却明显下降，2010年我国就业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无就业增长。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从要素价格扭曲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原因。
二、国内要素价格扭曲的形成原因
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认为生产资料从价值上表现为资本价值构成即C：V，由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有机构成。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方面来讲，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追加资本会使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即相同不变资本的条件下减少对可变资本的需求，这就造成了C：V提高，进而造成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由此产生过剩人口。
而从我国的现实经济出发，不变资本就反映在物质资本的投入，可变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反映为劳动力的投入。在经济转型期，我国政府会选择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为了迅速得到资金，不得不人为的扭曲要素价格，随着资本的大量投入，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长，但是资本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劳动增长的速度，就会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这也导致了资本和劳动比的失衡（马克思意义上C：V），从而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二元悖论现象。
三、转型期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还是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由于渐进式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非同步性，使得扭曲的体制安排下会产生其它领域的新的扭曲。其中要素价格扭曲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能否持续进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了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当时极度缺乏资本的背景下，政府不断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造成了效率的极度低下。于是我国开始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一个是存量改革，一个是增量改革，存量改革主要是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中进行，逐步在这些企业中引入市场机制，试图转变这些有国有经济部门运行机制。
而增量改革的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发展市场主导型的部门，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我国是先进行的增量改革后进行的存量改革，在由增量改革方式向存量改革方式推进以后，与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国有经济部门开始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度高的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开始退出过去的竞争性领域，承担了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的政策性负担，但是这样也使他们在政治上比非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因为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责任，它的劳动力的配置就并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另一方面，国企凭借政治上的优势，一般会以很低的资金价格获得政策支持，以保证这些国有企业的稳定发展，这样的后果是国有企业的人均资本在不断增长，造成了资本的不断深化，虽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国有企业中却出现了大量冗员的现象。
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企业成为了效率高利润高的经济主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为了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资本过度投资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以及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现象，民营企业就成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度剩余的状况，非国有企业出了利润空间减少而生产成本却逐步上升的问题。并且此时因为我国在九十年代以前还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的劳力力，而且由于改革造成的国有企业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都造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出了了无限供给的状态。
总之，转型期资本价格被过度低估，大量的资本积累引起资本深化，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会导致资本对劳动的过度的替代。资本的深化使经济快速增长了，但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就业的吸纳能力却下降了很多，这就造成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二元悖论的现象。
参考文献：
[1]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经济研究，1999（5）
经济增长的代价篇10
【关键词】知识经济经济学基础理论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