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1
［关键词］有限营销资源科学发展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整体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之俱来的也存在以能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日益紧张、环境压力日益严重的局面。我国已经深刻面临社会人口膨胀与自然资源有限这一巨大矛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改变了发展战略，做出了以“生态文明”为标志的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调整。
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微观经济领域意义巨大，任务繁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战略调整的成败。市场营销作为微观经济生活主要组成部分，她是生产领域连接消费领域的纽带，不仅指导和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也影响指导消费，她涉及到微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到中央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指导企业营销实践的营销观念决定了企业营销行为，因而对于营销观念及在此观念指导下的营销策略应做出相应的改变，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二、有限营销理论的理论依据及内涵
1.消费者市场的有限营销理论的现实基础
营销观念就是企业经营观念（哲学）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企业如何看待顾客和社会的利益，即如何处理企业、顾客和社会三者利益之间比重的关键。其核心问题是以“什么”为中心组织企业经营活动。市场营销管理观念可归纳为五种，即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场营销观念。即企业的营销观念先后经历了以“生产”、“产品”、“推销”、“消费者需要”、“兼顾消费者、企业、社会的利益”为中心这样的五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又演变出诸如“绿色营销”、“关系营销”以及“整体市场营销”与“顾客让渡价值”等营销理论。而本文要提出的有限性营销是一种新的营销观念，她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环境日益恶化的条件下，根据消费者市场需求相对有限性原理，把消费市场的营销自觉做到适可而止，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满足消费者市场相对有限性的需求，避免奢侈与浪费。有限性营销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强调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相对有限性。这就决定了有限营销是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实现精准营销。科技是有限营销的质规定；精准是有限营销的量的约束。
2.消费者市场的有限营销理论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和消费观念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人的本质所作的完整的概括。
（2）马克思主义消费观中的“生活性需求”相对有限性和“发展性需求”的无限性
①人类自然性需求即“生活性需求”相对有限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消费观所称的“需求”是人的自然需求，即人作为动物为延续生命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并没有太多的社会的意义。那么，资本主义消费观所称的人们的“消费欲望”又是不是无限的呢？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分析中，人的自然性需求包括生理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具体地指对日常衣食住行的需求(为满足饥、渴而需要吃、喝，需要穿衣、休息、睡觉等)和对安全、安定的需要(财产安全、人身安全、职业安全、健康保障等方面的需要)。资本主义消费观认为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例如，当世界上没有彩电、冰箱、洗衣机这类产品时，人们并没有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欲望。当这些产品诞生于世后，人们对它们的需求欲望也随之产生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新产品和新服务也会不断出现，因此人类的消费欲望也无穷无尽。
这是从长远动态来看的结论。而在那些未知产品诞生以前，某一特定技术状态下生活资料的需求应该具有相对的有限性。例如，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人的一餐饭的消费量是有限的；一个人每天晚上只能睡一张床；一个人同时只能驾驶一辆小汽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消费观中“消费欲望”只看到动态的未来的无限性，而没有看到特定阶段需求的相对有限性。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是十分有害的，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的无限物欲。而“人类自然性需求”即“生活性物质资料的需求”相对于人的“精神需求”，要耗费多得多自然和社会的资源，是造成资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以能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日益紧张、环境压力日益严重的今天，这种客观存在的特定阶段的需求的相对有限性，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a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能否实现以“生态文明”为标志的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在人口负担重，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我国，尤其要重视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欲望”的有限性。绝不能追求“一餐饭钱一头牛，还吃一半扔一半”、“房子越造越大”、“出门必驾车”的生活习惯。在人的无限贪欲面前，自然资源已不堪重负，难以实现“生态文明”。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全国推行的“节能减排”与“生物替代能源”等营销战略都是“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相对有限性与“资源稀缺”动态平衡的活生生的写照。
b避免人异化成物的附属，导致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失。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市场主体、政府事业单位把物质刺激作为屡试不爽的治人法宝，有多少人在追求享受丰厚的在物质生活的同时，心灵正承受着荒芜与困惑；对物质享受无限贪欲扭曲了、伤害了多少灵魂。
②人的社会性“发展性需求”的无限性
正如前面所分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表现在人的自然属性。而表现在人的社会属性，因为人的生产劳动、自觉能动性和追求自由与解放等方面的特质，都充分表现在人类及其活动的社会属性中。而人的社会属性需求又具体表现为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社会需要表现为人对归属感、爱情、友谊等方面的需要(朋友交往、伙伴关系、参加某些团体或集会等)。这主要表现为精神活动，所耗费的资源相对于“生活性物质资料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
尊重需要表现为人对希望得到尊敬、赞美、赏识和承认地位的需要。(荣誉、支配权力、地位等需求)；自我实现的需要表现为人的希望自我潜能和才能得到极度发挥的需要(成功的成就感、能力得到体现等)。这两者可归纳为“人的社会性发展需求”。是人类追求自身完善及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所产生需求。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描绘了光辉的前景：社会实现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获得彻底的解放和全面的发展。即人们对自身完善及社会进步与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人的社会性发展需求”具有无限性。
“人的社会性发展需求”主要表现人的自身精神上的修养和人的科学实践活动。所耗费的资源即“发展性物质资料需求”相对于“生活性物质资料的需求”也是有限的。
③相对有限的“生活性需求”和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的辩证统一
人的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能够不断地提升社会和生产的科技水平，使社会和生产不断朝着更加环保、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迈进。同时也能够为“生活性物质资料的需求”提供换代新产品或全新产品，拉动“生活性物质资料”市场在新的科技水平上展开一轮又一轮的竞争，赋予相对有限的“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以新的内涵。从长期的历史时期来看，“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也表现为一定的无限性；同时，有限的“生活性物质资料”市场为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提供施展的空间，为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的发展提供动力。可见，相对有限的“生活性需求”和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即“有限性”为“无限性”提供发展空间和动力；同时“无限性”不断赋予“有限性”新的内涵，朝着更加环保、更加节约资源的方向发展。使之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的轨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相对有限而“发展性物质资料需求”具有无限性。但相对有限“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耗费了绝大多数的资源，是使得“资源相对稀缺”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有限营销的理论基础。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市场的相对有限性是相对于发展性市场的无限性而言的。以上是有限营销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
三、结论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了“生活性需求”相对有限性和“发展性需求”无限性的结论，因此在消费者市场的营销中必须贯彻有限营销的理念。有限消费观念是消费者自觉优先消费科技环保型商品，自觉抵制铺张浪费，为有限营销企业的“有限产品”具有优先被购权，有力推动有限营销企业的发展。有限营销企业宣传指导有限消费观念，突出自身的科技型、环保型特色，提供价廉、环保质优的“有限产品”，数量只是够用为度，避免消费者出现浪费行为。
参考文献：
[1]刘厚俊：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三版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138页。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2
论文关键词控制危险资源稀缺垄断抑制竞争
行政许可的限制性和授益性使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不同的功效，既有积极功能也有消极功能。分析行政许可的功能，可以得知行政许可在哪些事项上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以便在立法时把握好在多大范围内设定行政许可，并在设定许可时尽量避免其对社会发展不利的因素。
一、积极功能
（一）控制危险
控制危险是行政许可的初始功能。行为注定具有潜在的危险，这是其外部性决定的，因此可能会造成社会或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损害，政府有义务对此加以限制，行政许可最初就是针对行为外部性可能产生的危害的事前控制手段。例如，制造、运输、销售爆炸物品原本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事的活动，只是由于这类活动具有较大危险性，容易破坏和影响公共安全和他人利益，所以针对这样的活动设立许可制度；药品、食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等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对其实行事前控制，只允许符合条件者从事这些特殊行业的活动，从而防止对消费者可能发生的损害；律师证、会计师执照和驾驶执照的设立则是为了保障安全可靠的社会服务，防止不合格人员从业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害；在产品质量方面，如果不采用许可制，而放任企业直接将其产品推入市场交由消费者自主选择，那么很可能增加产品对消费者的危险性，而且这种丧失了事前监督的产品生产经营必然对社会产生某种不利影响。
控制危险是行政许可的基本功能，但并不是所有控制危险的活动都要通过行政许可来解决，那些可能产生危险的活动中，有些产生的影响属于难以补救的，有些则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挽回损失的，这就需要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进行前置控制；对那些可能偶然发生的问题则通过事后监管来处理。因此，行政许可作为事前监督管理手段，主要是对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问题（通过事后补救难以消除影响或者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提前设防，以便将可能发生的危险提前消除。
行政许可控制危险的功能可以概括为：“行政机关通过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条件进行严格的审查、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排除可能产生对社会、个人带来危险的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配置资源
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共物品和稀缺资源的分配等领域，如果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来发挥作用，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譬如不公平、低效率的资源配置，进而导致垄断。为了弥补市场机制自发配置资源可能出现的弊端，由政府出面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整合各项资源，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成本，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不二选择。当然，行政许可对有限资源的分配，也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以达到高效的资源配置效果，避免权力寻租。行政许可配置的资源是指有限资源，包括稀缺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资源）和有限的公共资源（如无线电频率）。
生态环境日趋恶劣，自然资源日益减少，要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效利用资源、维持生态平衡。通过行政许可制度由国家管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生态平衡的保护，有效控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同时鼓励和保护合理利用资源的行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维护住良好的空间。诸如矿山开采、水资源利用、土地使用、森林砍伐、渔业捕捞、草原使用方面的许可制度就是为了合理、经济地利用有限的国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诸如废气排放、海洋倾废等方面的许可制度能够控制环境污染，对有可能影响人民生活及生态平衡的活动予以控制，从而避免因环境污染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对于有限公共资源的分配，行政许可可以从立法上对市场主体的设立条件、设立标准进行严格的限定，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提高行政许可条件、规范行政许可标准，禁止不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在众多申请人申请有限许可的情况下，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给生产条件最好、技术最先进的企业或个人，让他们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市场竞争的良性运行。
（三）证明或者提供某种信誉、信息
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获得的商品服务以及市场环境的信息是通过直接经验或他人转述得到的。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人们都能以相应的代价获得同等的信息交换，也可能由于成本的高昂使得人们放弃支付信息费用而无法取得有效信息。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就是依靠公权力，由政府出具证明，其权威性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以加速市场交易、矫正市场失真状态。于是，政府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向社会提供具有公信力的信息或证明，起到了诸如稳定关系、提供预期以及确认权利的作用。譬如政府规定某些特定事项或者活动应当进行登记，人们通过查阅这些已经登记备案的信息，就能够了解取得行政许可的人所具有的能力、条件以及应该达到的标准，这就大大降低了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搜寻信息、识别信息真伪的成本。象工商企业登记、社团登记、合伙企业登记等就是属于这种功能的行政许可。当然，在很多领域中，私人也可发放证明文件，提供足够的信息，如一些国家的律师协会负责颁发律师资格证书或者进行律师注册。一般而言，只有在私人机构没有足够能力提供安全充分的信息时，才由政府设立行政许可，以提供公信力证明。
二、消极功能
行政许可具有控制危险、合理配置资源、提供公信力证明的积极功能，不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生活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根据行政许可的负面特征，可以归纳出行政许可的消极功能主要为以下三种：
（一）形成垄断
行政许可的资源分配方式是将公共物品排他性地分配给特定社会成员，即只有获得行政许可的群体才能使用这一公共资源，而且这种排他性的占有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所以即使是通过竞争手段取得的，垄断也不可避免。这种垄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完全排他性垄断，指的是某一公共资源一旦由被许可方使用或者拥有，则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其他任何人在相对固定的时期内都不得使用该资源，例如对特定土地的使用、对特定公共设施的特许经营和管理、我国的食盐生产许可证、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只能由一家医院开办“120”急救中心。这些许可证均属完全排他性的许可。二是部分排他性垄断，指的是本来属于社会全体共享的资源，是可以由不特定社会成员自由、平等使用的，但是任何资源相对而言都是有限的，当某一天该资源使用者的数量超过了其可承受范围，拥堵的情况再也无法容纳新成员的进入，这时本已是共享的资源则需受到限制，政府会对其设定许可，否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享有该种资源的被许可人就转化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对这种资源进行垄断，未获得许可的人就被排斥在垄断集团之外，不得使用这一资源。典型的例子是城市出租车营运许可。
行政许可形成的垄断在区域上表现为地方垄断和行业垄断。地方垄断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各地方政府基于本地的局部利益需要，为保护本地生产者、限制外地生产者的产品进入本地而设置许可，这种许可不但阻碍了外地生产者自由贸易意志的实现，同时也抑制了本地生产者提高生产技术、增强竞争能力的积极性，形成了一种双方受损的局面。行业垄断导致行业保护现象，由行业主管部门对本部门主管的产品设定行政许可进而形成本行业企业对某种产品的行业垄断。如气象部门对气象观测仪设定生产许可制度以达到保护本行业企业生产的目的，消防部门通过规定消防器材非经允许不得生产、销售等许可形式形成行业垄断。
（二）限制竞争
许可的滥用更会导致行政干预代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排斥公平竞争，遏制经济发展的活力，导致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许可是建立在普遍限制的基础上的制度，申请人一旦取得从事某项活动的资格和能力，成为被许可人，获得了法律的特殊保护，就意味着对其他申请许可的人的排斥，客观上自然会起到抑制竞争行为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取得许可的人可能失去积极的竞争或进取精神，即使停滞不前，也不会马上产生危机感。而没有获得许可的那部分人，即使以后积极进取，不断改进自己，最终达到了许可的标准和条件，但是也可能会因为数额的客观限制等原因，无法再获得许可，实际上就是被剥夺了参与竞争的机会。行政许可对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进行限制，对投资和经营设置种种障碍，妨碍了竞争秩序的形成，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行政许可形成垄断，那更会加重对竞争的限制。“完全排他性垄断者可以随意处置或使用公共资源，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部分排他性资源使用者所形成的垄断集团对其既得利益也必然极力维护，禁止和抑制新的竞争者，阻止革新性因素的引进，从而使改革更加困难。”行政许可限制竞争的这种消极功能在商业竞争和职业资格许可方面的影响尤其突出。
（三）滋生腐败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3
世界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主体。虽然人的活动受到一定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是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下活动的，但人又具有创造性实践的能力，能够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让客观规律为其服务，以求得自身更长远、更完善的发展。面对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一些人认为这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后果，认为只有人类彻底地放弃对自然界的控制和改造，做到“回归自然”，才能实现对自然的保护，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诸多问题，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发展观念导致的，传统的发展观念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认为发展总比不发展好，重视发展速度和发展数量，致使人们对自然资源无限度索取，成为马尔库塞描述的“单向度的人”，人的这种自主性只有放任性，没有约束性，是一种片面的主体性。而人真正的自主性应该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对实践活动有着清晰的认识，能够正确合理利用资源、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对未来的发展后果有着科学的预测，即既能充分发挥人在实践过程中的主动性，又对自身实践活动有着一定的约束力。而这种主体性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R•布朗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满足自身当前需要时不牺牲后代利益的社会。”1994年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也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可持续发展观中的以人为中心并不是人完全中心化、自我化，而是人自主性的全面发挥，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统一。一方面，人在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能够正视客观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又不影响后代人满足其需求，保护生态环境。这样，人类不但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使自然规律为其所用，也实现了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进一步推动。另一方面，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类，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精神条件，决定并影响着人的发展。而人又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人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衡量标准，也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进步的内在动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观念中的人的主体性不同于传统认识中的人的主体性，只是孤立地、绝对地重视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是将人与自然、社会紧密结合，全面丰满地发挥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对自身、对自然、对社会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合理的认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有一个系统连贯的理解，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思维的极限意识
传统的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增长和人对自然的索取及改造是无限的，这种“增长无极限”理念，支配着人们无限度地索取自然资源、改造自然，起初确实取得了辉煌成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增长无极限”意识开始受到怀疑。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指出我们的地球只是茫茫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无序增长迟早会使船内有限的资源耗尽，而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出的废料将使飞船污染，毒害船内的乘客，此时飞船会坠落，社会也会随之崩溃。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公诸于众，报告指出，增长是存在着极限的，这主要是由于地球的有限性造成的。报告论述了地球有限论：社会经济增长的五种趋势即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呈增长趋势，由于地球的容积是有限的，人类向自然的扩张必然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是受到一些内在和外在条件的限制，其中主要的限制有以下几点：
1经济增长受到自然生态的制约。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它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绝对限度。人类的经济增长，应该维持在自然生态的协调平衡范围之内，整个系统内部能够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以维持一定限度内的平衡稳定发展。因此，我们应节约利用非可再生资源，加大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尽量小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虽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但这种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如果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超出了它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必然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从而危及人类生存。
2经济增长受到人类自身能力的制约。人类能力的发展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就人类能力本身而言，人的发展具有无限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一定客观因素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人类的实际能力在某一个阶段内又都是有限的。因此，虽然人类有开发新能源、彻底解决环境污染的能力，但在技术和资金都有限的当下，有必要采取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4
一、印度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形成及特征
按照财产所有制形式，国民经济管理的微观基础为公有制、私有制和公私混合所有制，并由此形成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私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和公私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此外，资源配置方式也
是构成一国经济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有何种财产所有制形式。此外，资源配置方式。按照资源配置方式，传统经济模式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市场经济内部政府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干预的形式和程度的不同，于是形成计划管理模式和政策管理模式。
(一)印度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及其特征
独立后，印度经济中存在三咱主要财产所有制形式。一是以财产公有制形式为基础的公营经济。它主要是通过把殖民政府财产收归国有、大型私营企业国有化、财政政投资和利用外援兴建公营企业等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包括直属中央政府的司局级企业、依据议会通过的有关法令建立等我种组织形式。二是独立前就已存在并主要活跃在农业、零售业、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小型企业、乡村企业和家庭手工业等关系大众基本生活城要领域的财产私有制形式为基础的私有经济。三是主要由城镇企业工人集资建立的工作合作社和农村农民自愿组成的各作社购成的以财产集体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全作经济和少量外国资本参与的财产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合营经济。
印度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颇具特色。一是公营经济比重较低，但地位重要。直到20世纪80末期，公营经济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也只占4/1左右，但由于其在原子能、铁路、邮政、军工、石油天然气、银行金融、粮食储备等战略性领域占
垄断地位，在机器设备制造、电力生产与分配、航空运输、国际贸易等地位极为重要。二是私营经济比重较高，且作用重要。直到1986年，私营经济在全印劳动力就业总数中仍占90％，在全印工业产值中约占70％。活动领域也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农业及相关领域、纺织服装、国内贸易、服务业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可见，私营经济不仅规模较大，而且作用重要。三是政府重视对公营企业的领导与监督。印度许多公营企业实际为政府所有，政府对其主要运用指令性计划和直接控制的方法。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对其投资实行行政部门管理方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往何外等均由政府确定；所需原材料由政府供应，财务受同级议会监督，其实为半事业性质的单位。政府与公营企业的关系基本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四是政府注意对私营经济的指导与控制。在每个计划中政府总是规定其投资规模及其在计划投资中的比例；对其投资领域、投资地点、生产品种、生产数量、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及销售渠道等一系列问题，主要通过许可证法、工业政策等行政法令和经济政策实行控制，并通过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加以引导，使其为计划规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服务。印度政府既注意对其发展的引导，更重视对其发展的控制。可见，印度经济管理模式既不是纯粹的公营经济形式也不是纯粹的私营经济形式，而是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形式；印度的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
（二）印度混合资源配置方式及其特征
独立后，印度在构成混合经济的基础上，坚持实行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利用经济计划配置重要生产要素；同时，也不放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意利用价格、利率等经济杠杆进行资源配置。因此，印度实行了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但更强调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行为的干预。一是经济计划配置资源。1950年印度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订全国发展计划；同时，各地方政府要制订地方发展计划，甚至各经济部门也制订部门发展计划，从而形成完整的计划体系。重要的是，全国发展计划需经过议会审查批准，地方发展计划须经地方议会以及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批准。为加强对经济计划的执行，在印度中央政府内还设立了计划执行部。在每个五年计划文件中，要规定计划期内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公私部门、各政府部门和各地方政府的投资额等。印度这种把投资引入所希望的渠道的计划，不同于由市场力量决定资源分配的指导性计划。二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独立后，市场机制继续在印度经济发展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印度不仅存在商品自由市场和期货市场，而且还存在证券市场，劳动力市场也逐渐得到发展。为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印度注意利用价格、税收、利率、汇率等各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三是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在决定政府财政对公营企业的投资数量、投资领域和投资地点等方面，印度政府拥有绝对权力；在限制私营部门的投资领域、投资地点和投资数量等方面，以及利用外国投资方面，对外资的投资地点、投资领域、投资比例等，印度政府也拥有极大的权力；印度政府也会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加以引导甚至给予一定程度的限制。如印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产品的价格实行国家控制的管理价格；对农业、小型工业、乡村工业、出口等优先部门按照优惠利率发放贷款，以扶持其发展。
印度实行经济计划、市场机制和政府参与等多种资源配置方式，且颇具特色。一是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明显。印度特别强调经济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中央和各邦政府内设立的经济计划机构，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政府机构，不仅制订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计划，而且还要制订部门发展计划；经济发展计划不仅要经过各级政府多次讨论，而且在批准前要交社会各界讨论；政府还专门设立经济计划执行机构――计划执行部，以保证计划所规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实现。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印度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依然受到诸多限制：各邦市场之间还存在某些隔离，完全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石油天然气市场完全为公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垄断；粮食等依然为政府收购，商品市场也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不很健全，发展受到诸多限制，甚至连就业登记所也数量不多；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等也不完善，外汇市场甚至不存在。由此可见，印度市场体系尚待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仍受到极大的限制。三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较大。长期以来，印度政府不仅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如对公营部门的投资，而且还利用劳动工资政策、收购价格政策、金融利率政策等等实行间接管理，不仅规定对部分粮食实行收购，而且还要求公营企业购买小型企业的产品；对一些重要的工业品实行管理价格，对重要服务价格也实行政府管理；各银行必须将其吸收存款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政府核准的债券，必须将放款的相当一部分给予农业、小型企业、乡村工业等政府规定的优先发展行业，对发放给优先部门的贷款必须实行低于通行利率的优惠利率。所以印度的资源配置方式既不是纯粹的计划配置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纯粹的市场配置的资源配置方式，而是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并存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但更重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印度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调整
（一）财产所有制形式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但基本上没有触及财产所有制形式。只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印度政府才逐渐触及财产所有制形式。一是缩小公营经济的垄断领域。80年代后期，拉・甘地政府对公营企业主要实行谅解备忘录制度，扩大其经营自；对病态私营企业不再国有化，不再扩大公营经济规模。90年代初期，拉奥政府实行的重要举措是，大幅度缩小公营经济垄断经营的领域，规定只有原子能、军工等战略性领域由政府垄断经营；对个别严重亏损的地方政府公营企业实行破产处理；规定其重大事务一律由董事会讨论决定；其可利用新增利润自行扩大生产门类，生产创新产品并利用所得外汇进口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等。90年代后期，瓦杰帕伊政府加速经济改革，减少政府对公营企业所持股份，对其逐渐实行私有化。2004年国大党执政后，私有化的步伐放慢。经过调整与改革，印度公营经济活动领域减少，相对规模有所缩小，但绝对规模仍在扩大。二是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80年代，英・甘地政府允许私营企业每年自动扩大5%的生产能力；拉・甘地政府允许私营企业在5年内自动扩大25%的生产能力。90年代初期，拉奥政府进行经济改革，逐渐取消对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大幅度扩大私营经济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取消反垄断法，使大型私营垄断企业的投资地点、投资规模等不再受到限制。瓦杰帕伊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经过调整与改革，印度私营经济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都进一步扩大了。三是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80年代，印度对外国投资的政策基本上没有松动。90年代初期，拉奥政府逐渐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瓦杰帕伊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不再要求外方必须转让技术，逐渐扩大外国投资的领域，提高外国投资的比例，有的领域甚至允许外商独资。外资参与印度证券市场的条件也逐渐放松。经过调整与改革，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混合而成的合营经济的规模增大了。四是进一步鼓励城乡合作经济，特别是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组织形式，使合作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因此，印度经济在调整与改革过程中，呈现出“公退私进”的状况，即公营经济的活动领域有所缩小，私营经济的活动领域逐渐扩大，但混合经济制度依然存在。
（二）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
尽管经过调整与改革，印度的财产所有制形式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是印度却对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了重要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渐取消对企业生产的限制。首先放松对私营企业生产投资的限制，在允许其自动扩大生产能力的基础上，逐渐取消对其生产能力的限制，不再过问其生产多少；通过扩大其生产经营领域，减少对其生产什么的限制。拉・甘地时期，通过与公营企业签订“谅解备忘录”，扩大其生产经营自，对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等不再干预，让市场更多地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二是逐渐放松对产品价格的控制。9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逐渐减少实行管理价格的商品种类，只对钢材、水泥等几种重要商品保持管理价格，其它商品价格都由市场决定；许多服务价格也放开了，只保留对铁路运费等重要服务价格的管理。对货币的对外汇率，也逐渐放开，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其升降。三是逐渐放松对资金来源的限制。各银行按照规定将其吸收存款用于购买政府核准债券的比例大幅降低，按照规定放款的比例也已大幅下降；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的来源限制减少了，企业可以到国内外市场筹集发展资金。四是逐渐放松对产品销售的限制。对公营企业产品销售的限制逐渐减少，让企业更多的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逐渐取消对公营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垄断，私营企业特别是外商合资企业可以涉足进出口贸易，从而逐渐放松对产品销售的限制。但是，印度的经济计划依然坚持下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依然存在；政府对商品、资本、劳动力等多方面的限制也依然存在。因此，印度只是在保留政府作用的同时，增强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不难看出，经过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调整与改革，印度的财产所有制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依然保持了公私并存的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只是实行某些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公私并存的财产所有制形式中逐渐扩大了私营经济的规模，并实行某些有利于市场发育的政策措施，让市场机制在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三、印度实行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原因
独立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印度形成了公私并存的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经过80年代初期开始的经济政策调整和90年代初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印度只是减少了对公营经济的干预，放松了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限制，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公私并存的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剖析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我们不难发现，印度所以一直实行混合经济管理模式，是由印度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关系及国际经济环境和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特点所决定的。
（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
经过独立后近60年的艰苦努力，印度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大为提高。在印度农业生产活动中，抽水机、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农业机械已经得到运用；在印度工业生产领域，大型数字化机床、先进仪器设备和计算机等也已广泛使用；在运输行业中，卡车、电动机车、大型轮船、运输机等的使用都已非常普遍；电灯、电话、电视机、洗衣机等现代文明产品，也已进入印度城市人民的生活。但是传统社会生产力在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牛耕地、人工收割、人工灌溉等传统生产方式在印度农业生产活动中依然随处可见；手工操作、手工作坊等在印度工业生产领域仍占有重要地位；牛车、人力车等人畜搬运方式在印度城乡依然常见；许多边远农村依然不能用电灯照明，更不要说使用电话等现代通讯工具了。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印度社会生产力水平依然呈现出多层次性。这种多层次的社会生产力，成为印度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基础，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合理性。
（二）社会生产关系的多样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印度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也决定了印度社会生产关系的多样性。如前所述，在印度社会生产活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财产所有制形式：既有纯粹的财产公有制形式和纯粹的财产私有制形式,也有工人农民形成的财产集体所有制形式和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包括外国投资）结合而成的各种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多种财产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印度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实际上,在印度发展的每个领域，都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在印度工业生产领域，既有许多运用现代管理方式的大机器工厂，也有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手工作坊；在印度农业生产领域，有组织严密的现代化公司农场，也大量存在以农民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生产方式；在商业服务领域，虽然有许多按照现代管理方式建立的股份制公司，但也有大量以家庭甚至个人为经营单位的个体服务机构。因此，印度社会生产关系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度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存在。
（三）社会政治关系的多元化
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度社会政治关系的多元化。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力和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群体；同时，这些不同的社会政治群体，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不同层次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利益。印度还是世界上政党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印度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既有代表大资本和中小资本利益的政党，也有代表工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利益的组织；既有代表知识分子群体利益的政党，也有代表失业劳动者群体利益的组织，还有代表各地区利益的政党和组织。这种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关系的多元化，也要求经济管理方式的多样性，以照顾各个层次人民的利益和各个地区的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政治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营造安定的国内政治环境。
（四）国际经济模式的多样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管理模式：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财产私有制形式的同时，实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形成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但是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保留财产私有制形式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财产公有制形式，同时实行了社会经济发展计划，采用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形成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新出现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则主要实行财产公有制形式，并同时实行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形成计划经济模式。印度领导人认为，印度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也不能完全采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因此印度自然采取了混合经济管理模式，只是较多地偏重于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吸取纯粹东西方经济模式的长处，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纯粹东西方经济模式的短处。因此经过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改革，印度只是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长处，以抵消东方计划经济模式的短处，依然保留了混合经济管理模式。
（五）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互补性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混合经济模式本身可以互为补充，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一般说来，私营经济的基本动机是追求利润。发展私营经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但社会效益却难以实现；公营经济可以较好地实现社会效益，但由于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而经济效益较差。同时，利用经济计划配置资源，政府干预经济可以保证社会效益的实现，但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利用自由市场配置资源，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保证经济效益，但可能损害社会效益。因此，两者的混合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社会效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进经济效益。过去，印度强调发展公营经济，限制私营经济发展；强调政府干预经济，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然经济稳定增长，但是速度缓慢；虽然有一定经济效益，但是经济效益低下，从而使增加就业、社会公正等社会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印度在经济政策调整和改革过程中，放松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以更好地发挥私营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取消公营经济和经济计划，依然坚持混合经济管理模式，只是调整了二者混合的程度，利用二者的互补性，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实际上，经过调整与改革，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了。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5
关键词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一、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的内涵
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是指在基层部队工作的，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具有从事指挥、教学、科研、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总和。它蕴涵于基层部队高学历官兵（简称高学历官兵）的知识、技能、态度、经验以及创新思想中，是基层部队最具备创造价值潜力的人力资源。它对提高基层部队科学文化水平、全面提升基层部队战斗力、加速推动战斗力生成模式向信息化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内涵的“量”与“质”
（一）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的“量”。
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的“量”主要包括高学历指挥军官人力资源数量、高学历技术军官人力资源数量、高学历士兵人力资源数量等，其中高学历指挥军官人力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涵盖除纯粹从事技术工作的技术军官外所有从事其他岗位工作的高学历军官。其“量”的结构包括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务结构以及学缘结构等。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主要根据使命任务要求进行组建，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能最大限度地提升高学历人力资源的整体效用，是基层部队持续提升战斗力的关键。
（二）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的“质”。
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的“质”实际是指高学历官兵的素质，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军事素质、专业技术素质、创新素质、人文素质和心理素质。高学历官兵的各种素质，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构成一个完整的素质结构体系。思想政治素质在高学历官兵的素质结构中是灵魂，起着把握方向的作用，它决定着高学历官兵的思想政治方向、价值取向，是确保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高学历官兵始终保持军魂不变的有力保证。军事素质在高学历官兵的素质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是高学历官兵区别于其他高学历群体的重要标志，是高学历官兵能够顺利完成各项军事任务的重要前提。专业技术素质和创新素质在高学历官兵的素质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高学历官兵实现职业角色的保证，也是区别于其他官兵的重要标志。人文素质在高学历官兵的素质结构中起着表达自我风格和修养的作用，利于他们在军人高度一致的气质中的展现出新的、不同的气质和影响力。心理素质在高学历官兵的素质结构中起着基础性平台的作用，是他们能够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的有力支撑。
三、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的属性
（一）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的一般属性。
1、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是人力资源区别于其他资源的本质所在。其他资源在被开发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人力资源则不同，它在被开发的过程中，有思维和情感，能对自身行为做出抉择，能够主动学习与自主选择职业，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目的、有意识地利用其他资源进行生产，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人力资源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潜能，能够在人类活动中发挥创造性作用，既能创新观念、革新思想，又能创造新的生产工具、发明新技术。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的管理及开发过程中，必须注重激发高学历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挖掘其潜能，不断促进高学历官兵的自身发展与提高。
2、社会关系性。人处在一定的社会之中，人力资源的形成、配置、利用、开发是通过社会分工来完成的，是以社会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人力资源的社会关系性，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由此产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在于提高个体的素质，因为个体素质的提高，必将形成高水平的整体人力资源质量。但是在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个体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才能发挥作用，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助于个体的成长。社会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构成了人力资源的大背景，它通过社会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力资源开发。这就给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要求：既要注重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又要注重组织中团队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必须为高学历官兵营造一种积极进取、竞争有序、团队协作的良好发展氛围，注重高学历官兵的团队建设，不断提升高学历官兵队伍的整体水平。
3、角色双重性。人力资源既是投资的结果，又是创造财富的资源。或者说，它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具有角色双重性。人力资源的投资来源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包括教育培训、卫生健康等。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投资的程度。人力资源投资是一种消费行为，并且这种消费行为是必需的，是先于人力资本收益的。人力资源的投资具有高增值性，无论从社会还是个人角度看，都远远大于对其他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收益。
（二）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的特殊属性。
1、专业性。对于部队而言，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部分专业也具备了特殊性，像作战指挥、军械保障等专业是与普通专业脱钩的，其高学历人力资源也就产生了特殊的专业性。而对于不同的基层单位，由于担负的使命任务不同，其高学历人力资源所具备的专业性也不尽相同。在拓展人力资源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单位的使命任务制定措施，确保符合其专业性，避免做无用功。
2、时限性。人力资源的效用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且短暂的，这就决定其存在的时限和效用的时限。就此而言，人力资源的时限性与其他资源相比较有着特定的内涵，它要求管理者必须及时开发和使用。
3、再生性。人力资源的再生性是指其效用的再生性，与物质资源的一次性开发不同，人力资源在其使用的过程中可以不断的进行效用再开发，而且其开发出来的效用可以不断的积累，能够在新的开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基层部队高学历人力资源来说，其效用的再生受到基层部队实际工作的影响，新效用更贴近实战，更加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因此，应该重视这种再生性带来的巨大效益，对其产生的过程要进行适当的、正确的干预，使其向着更加高效、实用的方向发展。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6
论文关键词控制危险资源稀缺垄断抑制竞争
行政许可的限制性和授益性使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不同的功效,既有积极功能也有消极功能。分析行政许可的功能,可以得知行政许可在哪些事项上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以便在立法时把握好在多大范围内设定行政许可,并在设定许可时尽量避免其对社会发展不利的因素。
一、积极功能
(一)控制危险
控制危险是行政许可的初始功能。行为注定具有潜在的危险,这是其外部性决定的,因此可能会造成社会或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损害,政府有义务对此加以限制,行政许可最初就是针对行为外部性可能产生的危害的事前控制手段。例如,制造、运输、销售爆炸物品原本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事的活动,只是由于这类活动具有较大危险性,容易破坏和影响公共安全和他人利益,所以针对这样的活动设立许可制度;药品、食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等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对其实行事前控制,只允许符合条件者从事这些特殊行业的活动,从而防止对消费者可能发生的损害;律师证、会计师执照和驾驶执照的设立则是为了保障安全可靠的社会服务,防止不合格人员从业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害;在产品质量方面,如果不采用许可制,而放任企业直接将其产品推入市场交由消费者自主选择,那么很可能增加产品对消费者的危险性,而且这种丧失了事前监督的产品生产经营必然对社会产生某种不利影响。
控制危险是行政许可的基本功能,但并不是所有控制危险的活动都要通过行政许可来解决,那些可能产生危险的活动中,有些产生的影响属于难以补救的,有些则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挽回损失的,这就需要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进行前置控制;对那些可能偶然发生的问题则通过事后监管来处理。因此,行政许可作为事前监督管理手段,主要是对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问题(通过事后补救难以消除影响或者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提前设防,以便将可能发生的危险提前消除。
行政许可控制危险的功能可以概括为:“行政机关通过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条件进行严格的审查、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排除可能产生对社会、个人带来危险的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配置资源
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共物品和稀缺资源的分配等领域,如果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来发挥作用,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譬如不公平、低效率的资源配置,进而导致垄断。为了弥补市场机制自发配置资源可能出现的弊端,由政府出面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整合各项资源,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成本,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不二选择。当然,行政许可对有限资源的分配,也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以达到高效的资源配置效果,避免权力寻租。行政许可配置的资源是指有限资源,包括稀缺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资源)和有限的公共资源(如无线电频率)。
生态环境日趋恶劣,自然资源日益减少,要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效利用资源、维持生态平衡。通过行政许可制度由国家管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生态平衡的保护,有效控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同时鼓励和保护合理利用资源的行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维护住良好的空间。诸如矿山开采、水资源利用、土地使用、森林砍伐、渔业捕捞、草原使用方面的许可制度就是为了合理、经济地利用有限的国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诸如废气排放、海洋倾废等方面的许可制度能够控制环境污染,对有可能影响人民生活及生态平衡的活动予以控制,从而避免因环境污染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对于有限公共资源的分配,行政许可可以从立法上对市场主体的设立条件、设立标准进行严格的限定,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提高行政许可条件、规范行政许可标准,禁止不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在众多申请人申请有限许可的情况下,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给生产条件最好、技术最先进的企业或个人,让他们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市场竞争的良性运行。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7
关键词：德行功能；德行责任；社会结构
abstract：itiscommonlybelievedthat，forproportionsofsocialstructureandmoralconductastwosociallyadjustingresources，thegreatertheproportionofmoralconduct，themoreprofoundpeople'ssensetocarryoutmoralconduct，themorepopularandmoreadvancedthemoralconduct，andthehigherthedegreeofsocialcivilization.therefore，boththemaximizationofthefunctionofsocialadjustmentandthefullestrealizationofahumanisticharmonioussocietyappeal，bybringingintoeffectiveplaytheleadingadjustingfunctionofsocialstruction，forturningtheadjustingobligationofmoralconductfrominfinitetofiniteandbecomingreasonablethroughanintegrationwiththelimitationsofitsfunction.However，therationalizationoftheadjustingobligationofmoralconductmeansbothareductionofmoralconductasthesubjectandafullestcultivationanddisplayofthesubjectivityofmoralconduct.
Keywords：functionofmoralconduct；obligationofmoralconduct；socialstructure
古往今来，德行一直被作为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不可替代的社会调适资源，而着意加以开发。人们向来普遍认为，一个社会，人践履的德行责任愈深广，社会调适资源配置中德行资源的比重愈大，从而社会行为中德行愈密集、发达，该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程度就愈高。然而，无论是从社会调适效率最大化角度来看，还是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理念的角度来看，都要求改变这种施于德行以无限社会调适责任的传统认识。
一、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局限性与社会调适思路拓展的必要性
财富的稀缺性与生存发展对财富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的终极根源。由于该矛盾无法得到终极性消解，所以，德行是作为人通过自律来遵奉社会规范，以避免侵犯他人权利、扰乱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出现的社会调适资源；作为人无偿救助生存发展陷于困境者的社会调适行为，就必然是人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但受多层面因素制约，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却有着严重局限性。
德行无偿求善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扶危济困的同时，往往会阻碍德行者自身的生存发展。(注：参见肖士英《论德行代价补偿》，《光明日报》1999年4月9日第5版。)此外，德行负担必然要消耗德行者扮演其他社会角色所必须的时间、精力，降低其在社会分工协作中的绩效，影响社会分工秩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限制财富积聚水平的提升，从而贻误更多人的生存发展。显然，德行这种客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德行追求的初衷。德行对人生存发展既然既具有促进作用，又具有阻滞作用，可见，其功能具有两难性特征。德行如此两难功能相互抵消的结果，未必能确保全体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总收益与总代价之差，始终有所赢余。再者，人毕竟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统一体，而道德作为人对其有限性的特定超越形态，客观上却要求人由有限性走向无限性。这一过程客观上是对人上述固有矛盾统一属性的挑战和超越，势如逆水行舟，未必能普遍有效地获得成功。这决定了德行固然是社会调适的必要资源，但决非社会调适普遍有效的、根本性的途径。
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机结合而成的社会结构，作为人活动的基本前提，对人行为具有强制性约束作用。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线、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较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2]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这种前提性约束地位，决定了它对个人行为的道德属性以及个人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发挥状况，具有根本性制约作用。合理的社会结构，能够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使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财富的创造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能够生成覆盖全社会的发达制度体系，来全面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能有效降低社会调适对德行的需求水平和人的德行负担，促进人德行能力、德行自信心和德行效率的有效提高，为人生存发展提供充分的机会和空间。相反，在缺乏合理性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源必然难以得到优化配置，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的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财富的创造效率，必然处于较低水平；社会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必然较差，从而必然易诱发行为越轨和生存发展困境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调适对德行的需要和人德行负担居高不下，阻碍人德行能力的有效提高，挫败人的德行自信心，诱发人对德行责任的恐惧感、逃避欲。社会结构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这种根本性制约作用，既决定了德行功能的开发绝不能离开对社会结构的相应治理而孤立进行，也决定了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的有效性绝不是无限度的。
除了社会结构对德行及其社会调适功能这种前提性约束之外，人德行能力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一些德行责任，必然超出人德行能力之外：其一，被救助者的生存困境过于严重，从而德行救助责任过于沉重，以至于超出了人的一般德行能力。人生存发生重大灾难时，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二，人日常德行难以满足普遍存在的大面积的救助需要。由经济社会生活的结构性震荡所产生的大量失业和普遍贫困等情况的德行救助，就属于这种情况。
德行功能的上述局限性，决定了德行尽管是社会调适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但仅仅依靠德行，决非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发展困境的根本有效途径。因此，社会调适过分依赖德行，不但必然因德行代价而限制德行者的生存发展，而且必然使避免、化解行为越轨与生存困境的思路，陷入道德决定论的歧途。所以，必须降低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过高期待，必须放弃“有困难，求道德”这种为人所普遍认同、习惯了的社会调适的传统思路，而去探求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路径。
二、社会调适路径的根本转换与惟德行主义调适路径合理性的幻灭
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上述终极根源，决定了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有效避免、化解所可能选择的路径，无非如下几种：
其一，抑制人生存发展需要，消解德行存在的必要性，以非道德方式，来避免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出现。先哲老子就持此观点：“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3]《老子》第46章所以，治理社会的根本途径就在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3]《老子》第19章这种主张通过清心寡欲、结绳而治，以消除行为越轨的欲望基础和内在动机，使德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在无须借助德行的情况下，实现社会治理的做法，固然有其深刻之处，但由于否定了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理论和实践价值。
其二，肯定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把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对德行的需要，看做是必然的，但离开其他条件，孤立地强调通过德行，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发展困境。这是迄今为止在该问题上人们所普遍选择的思路。“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4]卷上《道基第一》陆贾这种把仁德看做社会治理的本体性力量加以强调的观点，就是该思路的典型体现。该思路把德行资源的开发看做社会调适的决定因素，但因缺乏社会化、综合化的解决问题的自觉意识，因而实质上是一种惟德行主义的思路，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其三，肯定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及德行对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必要性，但认为德行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只是解决问题的必要的从属条件。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有效避免、化解的根本前提，则在于创造充裕的精神物质财富基础。显然，该思路是一种主张以创造充裕的财富基础为主，同时辅之以德行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故可称之为“综合调适”的思路。该思路这种以消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生成根源为根本取向的内在特质，决定了它必然会普遍降低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发生强度，使社会调适所必须的德行资源、德行代价，也必然随之普遍降低。可见，该思路不但能更有效地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而且具有替代德行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内在功能，使更多的人能够免于德行代价之苦。
由于第三种思路着力于消解导致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终极根源，因而无疑比前两种思路能更根本地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既然如此，加之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上述局限性，那么，从解决问题思路的根本有效性，以及追求以人为本这一和谐社会根本目标高度来看，就必须把社会调适的根本思路，由热衷于在德行层面来解决问题的传统思维定势，转向以最大限度地创造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有效化解所必须的财富基础为主，同时辅之以对德行调适功能适度开发的综合调适思路上来。
长期以来，德行因其通过无偿奉献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的崇高本质，以及提高社会凝聚力、维持社会秩序的显著功效，不但使人对其社会调适功能普遍产生了依赖感，也使人普遍养成了关于社会失调成因及其调适途径道德化取向的问题意识，同时普遍抑制了人们关于社会调适综合化、社会化取向的问题意识的正常发育，以至于人们能够麻木地忍受对社会结构调适功能开发的种种欠缺局面，但却对德行疲软和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开发的任何不充分现象，往往十分敏感，并予以激烈声讨。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德行就是用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而这种越轨和困境，也只有通过德行才能得以避免、化解。一旦出现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人们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近乎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对德行的呼唤和期待；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就习惯性地把其根源归结为德行的缺失。例如，人们对公交车上抢座位行为的普遍反应，往往局限于认为行为人道德素养不高，并希望通过道德教育来予以克服，却往往忽视了对作为问题根本成因的公交系统发展不力问题的谴责。再例如，人们习惯于从道德人格缺陷角度分析学术腐败根源，却往往忽视了对具有根本导向功能的学术评价体系合理性的反思。
总之，这种关于社会失调和调适的道德化取向的问题意识，以及惟德行主义的化解问题的基本思路，挤占了社会化、综合化取向的问题意识发育的契机和空间，忽视了社会失调问题的生成和普遍有效解决，与非道德的社会变量间更深刻、更本质的关联，必然使社会演变为一种过度道德化、过分依赖于道德的社会；必然赋予人们过于沉重的德行责任，导致社会调适资源配置比重失调，闲置和浪费其他社会调适资源，阻碍社会和谐程度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对德行调适功能的过高期待，从而也就必然使人们因居高不下的德行负担的长期重压，而对德行产生一定的厌烦和抵触情绪。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德行的冷漠态度，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决问题思路的上述根本转换，不仅标志着德行资源调适功能的开发进入了一个具有更高效益、更人性化的时代，也标志着在社会调适问题上普遍存在着的惟德行主义的传统思路，或道德拜物教取向之继续存在的理由彻底终结了。
三、综合调适路径的内在构成与德行调适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5]上述综合调适路径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互作用高度，全方位地创造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得以根本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综合性的基本前提。就该问题的有效解决所必须的综合性的前提条件来看，该路径必然由如下内容构成：
首先，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根本有效避免、化解对充裕财富基础的根本依赖性，决定了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是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须的基本前提的首要内容。这一点，古人早有深刻洞察：“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6]《先醒》。若不通过发展生产力，而只是依赖德行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那么，这种越轨和困境的根源赖以消除所必须的财富基础就无以生成。这不但从根本上阻滞了人生存发展需要满足水平的提高，瓦解了人德行责任践履能力得以根本提高的财富基础，抑制了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必然导致本来就稀缺的社会财富，因社会调适对德行资源的过度开发，而不可避免地低水平平均化，从而必然客观地强化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赖以生成的根源，诱发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更普遍地发生。可见，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比一味开发人德行积极性更为有效的社会调适途径。
其次，生产关系的合理性状况，不但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影响，而间接地约束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得以避免、化解所必须的财富基础创生的状况，而且还通过对其赖以发生的经济关系前提状况的直接约束，而深刻地约束着上述社会失调现象存在的程度。具体来说，在生产领域，若生产要素配置机制不合理，就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劳动关系公正性的丧失，从而不但必然阻碍财富创造水平的提高，而且还会因此而激化财富的稀缺性与对财富需求的无限性间的矛盾，进而导致上述社会失调现象更普遍地发生。若交换机制发育不健全，不但生产和消费不能正常进行，而且会诱发交换越轨行为的严重发生。就分配关系而言，“基于市场规律的分配不可能使居民的收入结构最佳化，也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7]。分配机制的缺陷所诱发的行为越轨(无偿占有他人财富等)和生存困境，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必然性，是仅靠德行所无法有效避免、化解的。若消费机制存在严重缺陷，那就会诱发通过消费侵权来牟利的越轨行为严重发生，导致消费灾难等生存困境更普遍地生成。总之，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作为上述社会失调赖以发生的基本社会前提之一，既是一种制度性力量，也是一种物质性力量。基于这种普遍而稳定的社会前提的上述社会失调，是仅仅靠德行这种分散性、微观性个体力量的社会调适功能所根本无法普遍有效避免、化解的。可见，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领域，建立起完善的生产关系体系，是德行能力得以根本提高、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得以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基本前提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上层建筑不但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而且还通过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普遍发挥规导作用，而深刻约束上述失调现象发生、存在的状况。前人所谓“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8]就体现了上层建筑的合理性状况，对人生存处境及社会秩序状况突出的约束作用。因此，完善上层建筑体系，是避免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化解德行压力的普遍有效措施的基本组成部分。此外，德行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在环节，为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深刻制约着。因此，德行要能有效发挥其社会调适功能，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前提外，还必须具备由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所组成的完善的支撑系统。
总之，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既然受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综合制约，那么，由这三者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就构成了具有综合性、总体性、根本性特征的社会调适资源。其社会调适功能不但是任何单一社会调适资源所无法替代的，而且对其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也是德行社会调适功能有效开发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孤立开发德行的调适功能，不但成本高、收益差，而且根本不可能有效实现所预期的社会调适目标。
四、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与社会调适对德行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
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社会结构替代德行发挥社会调适功能的程度必然会不断提高，从而社会调适所必须的德行及人的德行负担必然呈现出不断弱化的历史趋势。
原始社会初始状态的低下生产力，使得原始人生存所面临的挑战比此后一切时代人所可能遭遇的挑战要严峻得多。此外，原始社会尚不能发育出专门化解人生存困境的救助性的制度体系及专能部门。这就使得避免人行为越轨及化解人生存困境等社会调适任务，除过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可能承载的部分外，其余的只能主要由德行来承载，从而原始社会就成为一切社会中人德行负担最重的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的自然经济时代，社会的进步促使统治阶级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诸如中国汉、唐、宋、明诸朝曾分别施行的抚恤鳏寡孤独、假民田园、赈贷、平粜、施粥、居养等制度(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社会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这就使得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比起原始社会来开始逐步收缩、降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福利制度逐渐普遍建立起来。这不但普遍地降低了德行救助的必要性和德行负担，而且也较为有效地弱化了行为越轨的外在诱因。这就使得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较之于其在此前社会形态中所承载的责任来更进一步减轻了。社会主义以消灭剥削压迫、追求共同富裕和人全面发展为根本诉求，因而，按照其内在逻辑，它必然能够比此前一切剥削制度，更有效地避免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困境的出现。这就必然使得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较之此前一切时代来，其负担的程度必然是最轻的。
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表明，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步进化与完善，社会调适对德行的需求水平在不断降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空间在不断扩展。可见，历史进步的过程，就是德行负担弱化的过程，进而也是人解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对社会进步趋势的这种从属性、统一性表明，一个社会，德行在社会调适资源配置结构中所占比重愈大，德行所必须发挥作用的范围愈普遍、所必须发挥作用的力度愈强，从而人德行所必须负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愈沉重，这个社会的内在结构就愈落后，这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就愈低。在此意义上，一个社会中人所必须承载的德行责任的轻重走向，就是直接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状况的晴雨表。
财富稀缺性与生存发展需要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得到终极的消解。因此，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并不意味着德行资源开发对社会调适的必要性会完全消失。但历史的不断进步，毕竟为德行负担弱化提供着愈来愈充分的条件，从而为人的解放发展提供着愈来愈大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得任何逆此趋势而强化人德行负担的做法，都与追求人解放自由的历史进程和以人为本的时代原则相对抗，从而不再具有任何合理性。这样，厘清德行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课题。
首先，社会结构作为总体性、前提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客观力量，通过对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基础发育状况的约束，而深刻地约束着人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德行作为随机性、分散性、境遇性的个人主观行为，不但以人主观性的道德意志为支撑，而且不能像社会结构那样普遍有效地决定人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这决定了德行尽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调适功能，但决不可能像社会结构的调适功能那样普遍、深刻、稳定、持久。所以，社会结构无疑是社会调适可资开发的最基本资源，对其开发的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失调发生、存在的普遍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的程度；德行尽管也是社会调适可资开发的重要资源，但其上述局限性，决定了它决不可能有效地避免和化解社会失调。可见，普遍地、深刻地避免和化解社会失调，既是社会结构所独有的社会调适功能，也是德行社会调适功能不可逾越的上限，进而也是德行所应承载的合理限度的社会调适责任的上限。要德行承载起超乎该界限之上的更多社会调适责任，不但必然会因德行力所不及而错失社会调适机会，而且也是对德行资源的无谓消耗和对德行主体价值的践踏。
其次，德行的主观性、随机性、分散性、境遇性、个体性等特性，尽管决定了它不可能像社会结构那样具有普遍而深刻的调适功能，而只具有相对普遍、相对有效的社会调适功能，然而，它却能够较有效地化解那些散发性、个别性、暂时性的生存困境，并以良心机制较为有效地防止、避免个人越轨行为的发生。而生活的复杂性、历史性、境遇性、开放性等特征，则决定了宏观社会结构所具有的社会调适功能，并不能够周延地覆盖和满足微观性、个体性、境遇性、历史性的日常生活对社会调适的一切特定需要。因此，避免和化解微观性、个体性、境遇性、随机性的社会失调现象，既是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的盲区，也是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下限，从而也就是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的底线。回避和拒绝这一底线层面的德行责任，那就是在为恶。
再次，社会结构的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自觉避免、化解社会结构现有调适功能所无法克服的普遍发生的社会失调现象，自然是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变革时期，是溢出既有社会结构当下所具有的社会调适功能限度之外的社会失调现象高发期。此时，就迫切需要德行最大限度地承载起这种特殊时期的社会调适责任。虽然这种责任是一切人共同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却无法明晰地确定到个人，从而只能是一种无确定责任者的弹性的、开放性的责任。尽管如此，这种德行责任是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德行主体与德行客体间这种非确定性、开放性的责任关系，客观地构成了德行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的弹性责任。
总之，由社会结构与德行各自内在特性所共同规定的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的上述责任限度，既为合理开发上述两种社会调适资源提供了基本依据，同时也表明，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与人自由全面发展间的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德行责任的上述合理限度内。如果德行所承载的调适责任过重，以至于超出了这一限度，不但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的浪费，也必然由于让德行承载起社会结构所应承载的调适责任这种为其力所不及的负担，而摧毁德行良性发育的客观基础和再生能力。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德行恐惧感、冷漠感，就是过度开发德行社会调适功能所导致恶果的体现。因此，道德教育和道德评价必须把德行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确立为其基本依据之一。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人们清醒地监督对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开发的状况；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把人从超重的德行负担中解脱出来，使其更充分地享受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才能够促使德行与社会结构这两种社会调适资源的开发，形成各秉其性、各处其位、各尽其能的合理配置和良性互动关系，最大限度地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五、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与德行主体性发挥最大化的统一：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与社会和谐的内在诉求
社会结构和德行在社会调适中的上述不同功能表明，尽管前者和后者在社会调适中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区间，尽管前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后者的社会调适功能，但完善前者比起强化和开发后者来，不仅是社会调适的根本途径，比强化和开发后者具有更为有效的社会调适功能，而且对后者社会调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效应。这决定了前者完善程度愈高，社会失调发生和存在的程度就愈轻，社会失调被有效化解的程度、从而社会调适的绩效就愈高；相应地，由前者不完善而不得不由后者来承接社会调适负担的可能性、必要性就愈小，前者替代后者发挥社会调适作用的程度就愈高，后者在社会调适中的必要性就愈低，社会调适对后者需求的水平就愈低，所必须支付的德行代价就愈小，人解放和发展的程度就愈高。而人解放和发展作为以人为本原则的核心内涵，乃和谐社会的根本诉求之所在。在此意义上，社会和谐实现程度自然也就愈高。
所以，无论从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目标来看，还是从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实现的内在期待来看，都要求在社会调适过程中，实现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彻底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且已近乎本能化了的赋予德行以无限社会调适责任的做法，使德行所承载的调适责任，由无限走向有限，并把其限制在由德行本质所决定了的可能的功能限度内。这就意味着必须把社会调适原则，由原来无限度、无条件依赖德行调适，转向以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开发为主导、以德行功能限度内的调适作用的发挥为辅从、社会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秉其性、各处其位、相互统一的新原则上来，从而实现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具体来说，一方面把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最优化治理，来实现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最大化开发，置于社会调适的主导地位，来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失调出现的普遍社会根源，最大限度地消除把本应由社会结构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转嫁给德行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德行所承载的超过其功能限度的社会调适负担的压力，为德行有效践履其功能限度内的社会调适责任，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客观基础；另一方面，激励德行主体积极践履其合理限度内的德行责任，在社会结构无法有效发挥其社会调适功能的生活空间中，有效发挥其具有特殊优势的社会调适功能，从而与社会结构结合起来，构筑起覆盖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和过程的完整调适系统，为社会调适绩效和社会和谐实现程度的最大化，提供所必须的调适机制的保障。
按照该原则进行社会调适，必须做到：首先，应坚持把对社会结构和对德行这两种社会调适资源的开发结合起来，使它们形成相互支撑、相互驱动的良性关系。决不能离开对前者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来开发后者的社会调适功能。其次，应在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开发德行合理限度内的社会调适功能。这就是说，追求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有限化，决不意味着不去开发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而是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从而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最大限度地开发德行合理限度内的社会调适功能。再次，开发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是社会调适的首要选择，在社会调适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尽管是必要的，但仅处于对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开发的补充和从属地位。最后，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开发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开发的替代，既是一个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的过程。这就使得德行社会调适责任的合理化，既表现为一个必须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最大化开发而得以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也必然是一个相对的、有限的过程，决不可能完全取代德行调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社会调适绩效的最大化实现与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实现具有内在统一关系：前者客观上不但为后者创造着所必须的特定品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而且创造着后者所必须的特定生存发展状态和特定品位的社会成员。更进一步来看，社会调适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社会协调和和谐；相应地，后者也在客观上有效地供给着前者所必须的主客观社会条件。二者间的这种内在统一关系及其各自实现对社会调适所必须坚持的上述原则依赖，决定了社会调适所必须坚持的上述原则，客观地构成了评判一个社会中的社会调适有效性程度和调适绩效水平，以及该社会是否和谐及和谐程度的重要尺度。从该尺度来看，具有充分有效性和调适绩效能够最大化的社会调适，必然是符合上述原则的社会调适；相应地，和谐社会决非德行在社会调适资源配置中的比重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德行责任不必要地沉重且其力度和广度不断强化拓展的社会，而是一种社会结构在社会调适资源配置中的比重占据主导地位，并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德行所承载的超过其功能限度的调适责任，从而能最大限度地使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合理化的社会；必然是一种社会调适对德行资源的开发需求逐渐弱化、德行必要的力度和广度逐渐降低收缩，从而人们必要的德行负担趋于合理的社会。
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和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实现，不但都内在地要求在社会调适过程中实现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而且同时也内在地要求以人德性修养、德行意志、德行偏好、德行激情、德行自觉性、德行能力等内容构成的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
首先，社会调适绩效的提高，既有赖于人有效践履其合理限度内的德行责任，也依赖于社会结构具有健全的社会调适功能及其社会调适功能的有效发挥。就人合理限度内的德行责任的有效践履而言，它显然直接有赖于人德性主体性的有效孕育和发挥。人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程度愈高，人德行自觉性、德行能力和德行创造性就愈高，人就愈能有效地践履其合理限度内德行责任，社会调适的绩效也就必然相应地愈高。可见，人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的程度，与社会调适绩效的高低，具有内在统一关系。就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健全状况及其社会调适功能发挥状况而言，除了受其他相关条件约束之外，也为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状况深刻约束着。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程度愈高，德行主体就愈有动力、能力和创造性去完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健全程度就愈高，其社会调适功能就愈健全，发挥程度就愈高，相应地，由它所支撑的社会调适绩效就愈高。这表明，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程度，与社会调适绩效的高低，也具有内在统一关系。
其次，社会和谐以人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最大限度的避免、克服和化解为前提。而上述社会失调现象最大限度的避免、克服和化解，则又以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为前提。如前所述，社会调适绩效的最大化，则又有赖于社会调适以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开发为主导、以德行合理限度内的调适作用的有效发挥为辅从，使社会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秉其性、各处其位、其相互协同过程和状态中，有效发挥作用。但这一切都不可能自发实现，除过需要求他相关条件外，无疑还内在地需要德行主体最大限度地孕育和发挥其德性主体性。只有德性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德行主体才既能义无返顾地、创造性地为社会结构的完善和其社会调适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去奋斗；也才能积极地、创造性地践履其合理限度内的德行责任。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社会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秉其性、各处其位，并在其相互协同过程和状态中才能形成，社会调适绩效才能最大化，人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避免、克服和化解，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中心和历史主体的地位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实现，以人为本为根本取向的和谐社会也才能相应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再次，社会和谐既是社会调适有效实现的结果，也是社会调适进一步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二者间的这种内在统一关系，决定了它们各自最大限度的实现，所分别对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需求，并不是相互孤立、相互封闭、相互外在、相互脱节和相互冲突的，而是内在统一、相互协调的。因此，德行主体性的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不但是它们共同的内在要求，而且能够同时促使社会和谐和社会调适绩效的最大限度实现。
最后，德行主体性的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固然能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调适绩效的提高，但这种促进作用的最大限度实现，则有赖于其他相关条件。离开其他相关条件，其作用程度就会降低甚至消失。相应地，孤立强调德行主体性对社会和谐和社会调适绩效的作用，就会陷入道德决定论。因此，通过追求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来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调适绩效的最大化，必须与对其他相关条件的创造相协同，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和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实现，尽管既内在地要求在社会调适过程中实现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同时也内在地要求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但这两种要求不但并不矛盾，而且还相互肯定、相互支撑，具有内在统一关系。
首先，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的要求，与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要求，是基于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和德行主体性在社会调适中所客观具有的不同功能地位、不同功能性质，而对它们在追求社会调适绩效和社会和谐最大化实现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的互补性配置。追求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是着眼于社会结构和人及其德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力量，在社会调适中客观所具有的功能地位、价值性性质的根本差异，及由这种根本差异所决定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的根本有效的实现途径，与人解放发展的最大可能性，所选择和确定的德行所应、所能够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的最佳状态。在此意义上，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抉择，也不仅仅是一个价值抉择，而是历史抉择与价值抉择的统一。这一抉择决不意味着只突出社会结构而摒弃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而是依据它们各自在社会调适中的功能特性，扬其各自所长，避其各自所短而已。
其次，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问题的实质，只不过是说，德行不能也不应承载起只有社会结构才能承载起的相应社会调适责任；德行如果承载起只有社会结构才能承载起的社会调适责任，不但会因超过其功能限度的德行责任而阻碍德行主体的生存发展，更重要的是会迷失社会调适的根本有效途径，忽视社会调适的主导性力量，从而在根本上阻碍社会调适绩效的根本有效提高。这就是说，德行固然不能承载起只有社会结构才能承载得起的社会调适责任，但德行必须也能够承载起社会结构调适责任限度之外的、与德行的个体性、随机性、灵活性、有限性等特征相契合的社会调适责任。既然德行必须而且也能够承载起与其特性相适应的范围内的社会调适责任，那么，有效地、最大限度地践履这种责任，自然就需要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
再次，承上可知，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问题，本质上不过是德行所应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的范围问题，而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问题，本质上则主要是德行能动性、德行姿态、德行力度等德行状态问题。它们显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矛盾。此外，从二者功能关系角度来看，主张通过完善社会结构而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们的德行负担，使德行责任合理化，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在社会调适中居于主导性功能地位，以及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局限性；主张最大限度地孕育和发挥人德行主体性，强调的是人德行责任的不可超越性、德行与德行主体性对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有效实现及人解放发展的重要前提地位。显然，这二者仍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本质上并不构成对立和矛盾。
最后，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也只有在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合理化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德行超过其功能限度和功能范围，承载起只有社会结构才能承载得起的社会调适责任，未必一定能缓解社会失调的压力，但却肯定会对德行主体的健康生存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甚至摧毁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生理基础、机会资源与必要的综合性的素质保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摧毁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可能性。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合理化程度愈高，德行主体生理与心理、自然与社会的属性的发育就愈健全，德行积极性就愈能避免被挫伤，德行主体性的孕育就愈健全，发挥程度就愈高。因此，把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控制在其合理限度内，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基础和前提之所在。
上述分析表明，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与德行主体性发挥最大化间的关系不仅不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而且还相互肯定、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因而它们间的关系客观地具有内在统一的性质。它们间的这种内在统一关系，把它们扭结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它们相互间客观具有的这种内在同一的有机整体关系，则直接构成了社会调适绩效与社会和谐最大化实现的重要基础，是社会调适绩效与社会和谐最大化实现共同所具有的内在诉求。
六、结语
最大限度地完善社会结构，必然能使其社会调适潜能得到最大限度释放，从而必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人所承载的超过其功能限度的过重的德行负担；而人德行负担的合理化，则不但能使社会调适走上以结构调适为主、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处其位、协调一致的根本有效途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人解放发展的程度，使人德行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强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人德行绩效；而人德行主体性的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则不但能有效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而且能为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完善和其社会调适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创造最佳的德性人格前提。这诸方面的有机结合，必然能以最小成本，获得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调适的最大收益，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人解放发展，使以人为本为根本取向的和谐社会得到最充分实现。
德行调适与社会结构调适间的上述地位关系，以及社会调适绩效和社会和谐的最大化实现，对把社会调适原则，由原来无限度、无条件依赖德行调适，转向以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开发为主导、以德行功能限度内的调适作用的发挥为辅从、社会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秉其性、各处其位、相互统一的新原则上来的内在要求，客观地表明，一个社会中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是否合理，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标志着现实生活中社会失调被有效调适的程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标志着该社会和谐的程度，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标志着该社会中人解放发展的程度，进而最终标志着该社会文明的程度。这不仅意味着伦理化取向的社会治理、社会调适思路的合理性、有效性是可疑的，而且也意味着离开唯物史观，忽视对社会结构的治理及这种治理对德行有效性一定程度的前提地位，抽象地、绝对地强调人德行责任的道德观的内在活力可能是贫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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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8
进入21世纪，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成功转型后的中国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然而，举世瞩目的成绩背后，众所周知，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惨痛代价的。无休止的资源掠夺、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令祖国河山已满目疮痍①。在如此严峻的环境危机面前，一大批有针对性的环境法律法规被制定出台②。但是，综观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的现状，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环境立法的迅速膨胀，但环境问题却日趋严重。尽管局部出现好转迹象，但是整体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虽然有学者将其归因于立法与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实现环节的脱节，但这并非是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环境治理成效之所以不能彰显，主要因素有二：一是“无限”的人欲和有限的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法律未能将人类的欲求科学合理的界定在环境资源总量的极限范畴之内；第二个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和。从环境伦理视角来看，个体乃至整个群体并没有形成正确的人与自然的伦理观，失去了道德伦理约束的人类社会行为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本源所在。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先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律实践中充满了智慧，中国古代的环境法律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寡欲节用”等生态伦理思想值得今人借鉴。值得庆幸的是，当今的执政者也已经认识到了问题之所在。2010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执政目标。两型社会最终的落脚点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这种和谐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法律机制作保障。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在理念上已经触及了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文章通过对古代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并结合两型社会的实质内涵，希冀在法律机制的保障领域明确立法导向，为建设两型社会提供有益建议。
二、两型社会与传统生态伦理观之契合
（一）两型社会的基本特征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对资源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③。它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也必然是人与人基本和谐的社会。其中，人天和谐是人与人和谐的前提和保障。两个和谐，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构成了两型社会的基本内涵。它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必须符合生态规律，以环境资源的生态承载力为基础，应用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方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在个人生活方式上，两型社会倡导绿色低碳，反对铺张浪费。总的来说，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是两型社会建设最核心的基本特征。
（二）古代传统生态伦理观之要义
在对待人天关系上，古人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智慧，总结而言有以下几点：（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中国古人看待问题崇尚整体，反对孤立地看待事物，主张道法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日常生产生活。诚如《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要求人类按照天道运行的自然法则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2）“仁民爱物，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原则。我国古代对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伦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认同。百经之首的《周易》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道家提倡：“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儒家的“仁民”是“爱物”的前提，通过“仁民而爱物”这一途径可以实现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3）“寡欲节用”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崇尚勤俭节约，反对“暴殄天物”，历来是我国重要的传统道德规范。孔子提倡“节用爱人”；荀子主张“疆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4]道家既反对禁欲，更反对，提倡“少私寡欲，见素抱朴”[5]。先贤们的遗著成为勤俭节约美德的重要思想来源，并深刻影响了古人的日常生活。
古人的生态伦理观深深的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规制社会生产生活的法律层面体现得更为明显。世界上最早的环保法律《秦律•田律》就蕴含了尊重自然规律，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伦理观：“春二月，毋敢伐山林，雍堤水。不复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毋毒鱼鳖，置阱网。到七月纵之。”秦之后，有关生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法律传统一直延续至清末④。管窥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相关法，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期永续利用的立法导向。
（三）两型社会与传统生态伦理观之契合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生态伦理观的精髓与我们现今两型社会建设的内涵实质上是相通的，二者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契合。
第一，当代人的“和谐”与古人的“天人合一”殊途同归。和谐，是两型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当代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诞生的。“”以来，错误的人天关系理念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种种“戡天”行径，严重割裂人天关系，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资源匮乏、能源危机、生态失衡、臭氧层空洞、沙漠化、气候变暖等等，都让国人饱尝“逆天”之苦果。在遭受到了自然的惩罚之后，国人才意识到问题之严重。两型社会的提出就是纠偏之良方，重回“和谐”轨道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谐的内涵就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本理念和行动前提，以资源和环境的极限范围内为活动领域，最终目标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一理念和古人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从出发点来看，今人和谐的理念与道家的天道体悟人道，要求人类按照天道运行的自然法则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逻辑顺序是不谋而合的。
如果说“人天合一”以及“和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遵循自然规律，那么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顺位问题。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中，二者之间是一种纯粹的征服利用关系，人类对自然的依存关系被忽视。在从自然中获取恩惠同时，却无感恩之心，对待万物薄情寡义，无数物种的灭绝就是人类这种自私自利行为所导致的悲剧。在遭受到自然无情的报复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今的“和谐”和古人的“天人合一”都清楚的认识到了二者之间的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二种理念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更多强调的都是一种“共生”，“尊重生命”的目标追求。其中，当代的“和谐”理念坚持发展与环境的辩证统一，要求实现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要求人们承认和尊重自然万物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权利，实现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四大系统之间和谐共存、协调发展，从而建立起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新的伦理道德秩序。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亦强调“物无贵贱”“重生、贵生”，认为人和自然界万物是平等的，各有其独立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张岱年先生对古代人自关系的认识这样高度点评：“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近代所谓征服自然的思想是迥然有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于保持生态的平衡”。由此可见，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今的“和谐”和古人的“天人合一”，某种程度上是殊途同归，相互契合的。#p#分页标题#e#
第二，当代人的“资源节约型社会”与古人的“寡欲节用”相得益彰。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以自然资源和能源的高效率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以厉行节约的生活方式进行消费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它不仅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要求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节约使用能源资源和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两型社会提出之前，人类中心主义思潮泛滥。社会风气以GDp总量的高低作为主要的评价机制，在这样的标准之下，高增长、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式生产模式成为社会主导，错误的影响着个体和整个群体的社会行为。从群体角度来看，社会整体更多的是强调对资源的索取，忽略了资源利用的效率。从个体消费行为来看，这种个人中心主义理念指引下，穷奢极欲、铺张浪费成为社会消费主流。种种不健康的人天关系，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酸雨、臭氧空洞、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等等问题的显现，无不是自然对人类无度欲求提出的警告。
在这一点上，古人对资源利用的认识高度则令今人所自叹不如。我们的先人早在环境危机尚未显现之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主张“疆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走资源持续利用发展的道路。先贤认为，一旦人类活动顺天应时，有取有度，则不仅天的运行正常合序，人的生活同样也就富足安康。《荀子•王制》生动的描述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美好景象：“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财也。”文化的传承使得合乎天道的资源永续利用理念在历朝历代的法律实践中得意延续，成为人类文明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两型社会所倡导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其内在理念和古人对资源的认识态度不谋而合，甚至古人的认识水准更胜一筹，值得今人学习。
三、两型社会建设的法制保障
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发现了传统生态伦理观和两型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这种共同价值取向的指引。尤其需要从古人的生态智慧中寻求营养支持。文章初始我们已经谈及，环境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二：一是，“无限”的人欲和有限的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法律未能将人类的欲求科学合理的界定在环境资源总量的极限范畴之内；第二个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和。个体乃至整个群体并没有形成正确的人与自然的伦理观，失去了道德伦理约束的人类社会行为是环境问题的本源所在。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离不开相应的法制作保障，在法律领域我们也必须从上述根源寻找突破口。我们应当充分借鉴古人的生态智慧，在立法理念上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科学、规范地指引人类环境行为，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法自然，取则行远——两型社会的法律轨道
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过程中，法律保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环境法律作为服务两型社会的主要手段，在制定以及调整方法上有其自身独特之处。环境法律是在人天矛盾日益尖锐化下的产物。传统法律所要解决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而环境法律所着力解决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它与传统法律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多了环境资源这个媒介。环境资源自身存在一定的容量极限，比如碳排放容量、渔业资源的最大可持续生产量、水环境自净能力等等。然而，在有限的环境资源面前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人类的欲望一旦超越环境资源的极限边界，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便随之而来，酸雨、臭氧空洞、气候变暖、生物资源衰退等等无不是这一矛盾下的产物。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手段将人类的欲望合理的限定在环境资源的极限范围内，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两型社会建设中所应着力化解的核心问题。
法律作为构建两型社会最有利的保障手段，在制定的过程中也必须牢牢把握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环境法律在制定上还存在“头痛医痛，脚痛医脚”、“末端治理”等问题，究其根源就是忽视了自然规律的存在。资源的存量是有限的，资源的再生能力也是有限的，法律需要做的就是要将人类的行为限定在极限范围内，这是我们在设计法律时必须遵循的不变法则。我们以渔业资源为例，当前，我国实施了多年的伏季休渔以及渔具渔法管理等相关的法律手段，但是渔业资源依然呈现衰退的迹象，究其根源就是人类的捕捞行为超出了资源再生能力。要解决渔业资源问题，下一步最为关键的就是应当科学计算出目标鱼种的最大可持续成产量，即总可捕量，然后通过配额发放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的可持续利用，国外新西兰、冰岛等国已经通过该手段取得了成功，值得我国借鉴。除了渔业配额制度外，碳排放制度以及排污许可制度等等诸如此类的环境问题，与渔业危机的应对在理念上是殊途同归的。古人对资源利用的描述，或许给予今人之法更好的指引“：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麋夭，不涸泽而鱼，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鱼不得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泉流，飞鸟之归若烟云。”[6]古人对资源利用的深刻认识不能不让今人佩服。我们不应该忘却祖先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设计环境法律时应当从中汲取营养，顺应天道，法自然，然后才能取则行远，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履行义务，修复人天——两型社会的法律本位
传统的法律路径之下，设定权利，履行义务的法律手段有效地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使得权利本位成为现代法律的主旋律。然而，在人天矛盾面前，权利路径在环境问题的应对上遭遇到了困境。我们依然以前文提及的渔业问题为例，通过对自然资源设定私权的方式来保护自然资源是存在局限的，专属经济区的设立以及通过对公共资源设定私权的管理措施并不能有效遏制资源的衰退，相反，海洋渔业资源已经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究其根源，不外是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人类欲求之间的矛盾。在有限的自然资源面前，人类并非总能自觉并有效地将自身的欲望控制在资源的极限范围内，特别是在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面前，如果不加以科学而强有力的干预，无度的欲望总是能够轻而易举的冲破人类理性的脆弱防线，即使资源已经几近崩溃甚至物种灭绝，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进行管理和干预，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主动去对这一事关整体利益的公共资源去进行自觉的养护。近代以来，渔业危机之所以日趋恶化，甚至面临崩溃的危险，究其根源，无不是由上述因素所致。所以，必须对人类无度的欲求进行有效的控制，才能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一问题上，早在两千年前的古代先贤荀子就指出了症结所在：“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7]，都揭示了人的这种自利的特性。在这种自利理性的支配下，人类已经提前透支了自然界给予人类的恩赐，如果还是一味的在资源极限面前强调权利，强调索取，未来呈现在人类面前的只能是无鱼可捕的一片死海。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自我限制，依照渔业资源的生态规律进行制度安排，设定法律上的共同养护义务，确保将人类的捕捞行为设定在渔种的最大可持续生产量范围内，从而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p#分页标题#e#
在环境容量的极限面前，人类现在已经不是专注强调自身权利的时候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直观的告诉我们，一旦资源用尽，超越资源极限的权利犹若空头支票，没有任何意义。现在人类需要做的就是尽快修复人和自然的关系，将人类的欲求设置在资源的极限范围内，而手段就是设置法律禁限，履行亏欠自然的义务。所以说，当代环境法律的最大特征应当是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这也是适应人天和谐，顺应天道的必然要求。
（三）寡欲节用，绿色低碳——两型社会的消费导向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9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体系建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在构建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满足社会需求以及有效的提供社会化服务功能，重视和加强其基础性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其社会化服务功能得到了更好的发挥，高校图书馆社会化属性进一步强化，但是就目前来看，在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限制着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优化。因此，必须及时的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建设，最大限度的满足各个方面的知识需求，在有效满足社会用户知识需求的同时，也能够很好的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发展。
一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对于当前的时代来说，人们对知识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建设的逐渐重视，将其中的馆藏资源进行有效的利用，充分的将图书馆中的社会化服务能力发挥出来，加强对图书服务内容的制定，向社会提供全面的图书馆信息服务，满足社会群体中对知识增长的渴求。高校中的图书馆是收藏和储存相关的文献、书籍的地方，也被称之为“文献信息中心”，主要是为科学研究和课堂教学提供服务以及资源的学术性机构，是社会和学校的信息化基地。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中的图书馆建设不仅仅只是文化、科技、教育的资源存储区，同时也需要对自己的服务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拓展，满足社会广大群众的知识需求，加强建设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对知识以及精神文化的需求。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这也极大的促进了高校图书馆建设[1]。但是就目前来看，高校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化公益等方面的功能，因此加强其社会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方向之一。
二加强构建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意义
（一）有助于高校图书馆发展动力的提升。在高校图书馆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包含着大量的文献、书籍等；另一方面也会有较为发达的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和信息检索系统，能够满足社会化服务建设的需求，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特色有所提升，对其更好更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和作用。就目前来说，我国很多高校的图书馆都能够直接参与到CaLiS资源当中来，图书资源体系能够实现共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用户开放，图书馆中馆藏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2]。另外通过实现图书资源的社会共享，高校图书馆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更好的促进其社会化服务建设。（二）有助于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功能的实现。在高校图书馆建设的发展过程中，逐渐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够对馆藏资源进行更加深入的开发和利用，社会与高校之间能够实现更好的无缝对接，其社会化服务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比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建设，通过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积极构建，显著的提升了社会化的服务质量，同时社会群体的支持力度也显著上升。在新时代背景下，无论是科研机构、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对信息资源的需求更加的迫切，求不断提高。因此，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能够有效的将图书馆社会化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为相关的技术人员、专业社会人才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源，满足其知识需求[3]。对于当前的社会来说，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高校图书馆提供社会化服务，社会用户各个方面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其社会化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三）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在建设高校图书馆社会化体系的时候，可以根据社会用户对资源信息的实际需求，营造全民学习环境。为了更好的提升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程度，可以将其中的专业文献资源与大众需求更好的结合，这样能够很好的解决社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同时高校图书馆对社会用户的吸引力也大大增强，形成良好的全民学习氛围，而且对地方经济的提升以及全民素养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4]。
三当前在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存在的不足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中的图书馆社会化体系建设都是持续发展的，但是由于受到服务能力、运行机制、服务意识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因素的严重影响，目前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存在着较多的不足和缺陷。（一）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意识。对于我国来说，文化事业与教育事业分别属于不同的系统，在公共文化事业领域中常常包含着公共文献信息服务的内容，这也就导致了高校中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意识，仅仅只是关注和重视学校内部所提供的信息服务。随着高校不断扩大的办学规模，由于在图书馆建设方面的投入资金比较少，导致高校中的图书馆一般只能够满足校内的服务需求，即使是开展了相关的社会化服务活动，其规模往往一般都会比较小。另外对于社会化服务来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与投入成本之间的差距过大，再加上不断增加的管理成本，高校图书馆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对于相关政府部门来说，由于长时间的“重实体轻服务”、“重经济轻文化”的落后观念，在短时间内很难完全的得到转变，再加上由于缺少有效的评估机制，在实际中的操作难度比较大[5]。（二）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的服务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高校图书馆中红的社会化服务主要是受到资源、时间以及读者这三个方面的限制。其中资源限制指的是对于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来说，主要是向社会用户提供文献传递、信息咨询、电子资源等远程培训服务或者是虚拟服务；时间限制指的是由于高校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学校中的广大师生群体，因此一般只会在寒假和暑假的期间才会向社会用户提供服务，最大限度的满足学校师生的需求，这对借阅管理来说也更加的方便；读者限制指的是虽然学校是想社会用户提供服务，但是对于这些社会用户来说，则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一般对社会用户的单位、职称以及学历等方面都具有严格的要求，同时对用户的数量也具有严格的限制，以免造成管理混乱。除此之外，在高校图书光向社会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一般都会收取相关的费用[6]。比如对于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来说，如果社会用户想使用图书馆中资源信息的话，首先需要办理临时借阅证，办理的费用是2元，而且每一张临时借阅证都只限当天使用。这些方面的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三）不健全的管理机制。由于高校图书馆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校内的教师和学生群体，因此其相应的管理机制都是主要针对师生群体来制定的，并没有设置相应的社会服务部门，这就大大增加了管理的难度。由于受到岗位、学籍等方面的限制，对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管理来说相对简单，而对于社会用户的管理难度就会比较大。针对这一问题，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会通过缴纳押金的方式来加强管理，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主要会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果收取押金的话，就必须接受物价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二是会直接降低对社会用户的吸引力，其利用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三是很难准确的把握和掌控日常管理中的扣除折算标准。（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参与程度不高。虽然目前我国正在加强建设和谐社会，很多地区也积极的相应并加强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群体的知识需求，但是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力度不大。比如就目前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广州、天津、北京等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还没有建设高校图书馆，在上海地区有一个高校图书馆，采用的是联合采购外文书刊合作形式。虽然目前一些地区已经逐渐重视高校图书馆建设，并加强了高校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对于高校自身来说，比较重视政府部门的财政投入；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则比较重视的是最终的社会影响，这就导致运行模式缺乏必要的可行性。而且在管理过程中，也常常会出现分片管理，或者是置之不理的局面，都不利于充分的发挥其社会功能。
四加强建设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优化措施
（一）注重对现代化资源管理模式的构建。随着持续发展的先进科学技术，比如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就能够将这些先进的技术充分的应用在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实现高校图书馆资源管理模式的进一步优化与完善，集中建设图书文献资源，并加强构建统一的资源数据库。为了更好的向社会用户提供服务，应该注重对网上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高校图书馆中的各种文献、书籍资源有效结合，有效的整合各种信息资源。通过对计算机技术的充分使用，实现信息资源的信息化，实现网络传递，并最大限度的实现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享化和存取自由化。在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加强对检索软件准确性的提升，这样社会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满足查找和使用需求。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和环境，加强对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管理和组织，进一步优化其服务模式。（二）注重高校图书馆中社会化服务应用的强化。对于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说，能够更好的满足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很好的弥补政府供给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在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加强社会组织，促进其服务质量的提升，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对文化和知识方面的需求，同时对于一些边缘性社会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在为社会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可以提高相关措施的针对性，保证服务质量和效果，通过对各种社会化服务手段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实现对一定区域内高校图书馆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社会化服务共享。在区域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中，也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各个高校之间的相互合作，用知识服务有效的替代原先的信息服务应用，实现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转变。（三）注重对特色社会化服务的建设。在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的促进社会化服务管理体制的完善，改变原先的传统思想观念，用社会化管理服务取代原先的封闭式管理服务，体现出一定的开放性特性。积极加强对高校图书馆共享服务平台的构建，并开发个性化的数据库，提高高校图书馆中文献和图书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并注重对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对于当前的社会来说，由于人们更加的重视信息资源的传递速度，因此在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中加强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更加适应社会发展。在新时期，高校图书馆在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应该积极的引进竞争机制，改变传统的管理和服务思想，其基础主要是社会化无偿服务。加强对社会化服务形式的积极创新和开拓，积极的树立社会化服务形象。除此之外，在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和特色来选择重点学科专业资源和优势资源，注重个性化和特色化的体现。
五结语
总的来说，在新时期环境下，加强建设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促进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提升其社会化服务质量，实现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与进步。同时高校图书馆的发展也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加快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需求。在建设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构建现代化的资源管理模式，其次是强化高校图书馆中的社会化服务应用，最后是加强建设高校图书馆的特色社会化服务，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提供知识服务。
作者:庄雅单位: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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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篇10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主体性；极限意识
传统的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念，主张人定胜天，认为人类无限的需求都是合理的，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在这种发展观念指导下，经济增长模式是片面强调发展速度和发展数量的粗放形式，无限度索取和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忽视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发展的负效应日益显现，于是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发展观念进行反思，可持续发展观由此孕育而生。
可持续发展观是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早在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斯坦利就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并指出，如果人类无节制的扩张将会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瓦解。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生态经济学”理论，标志着人们已经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中的生态问题。1981年，美国科学家布朗创办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一个定义“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既满足人类目前需要和追求，又不对未来的需要和追求造成损害。”1989年，联合国环境理事会发表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指出“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侵犯国家的含义。环境理事会认为，要达到可持续发展，涉及国内合作及跨国界的合作。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走向国家和国际的均等，包括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计划的轻重缓急及发展目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此外，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从而导致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这对于环境的良好管理也是具有很大重要性的。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维护、合理使用并提供自然资源的基础，这种基础支撑生态抗压力及经济增长。再者，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而不代表在援助或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全世界各国首脑彻底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人的主体性
世界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主体。虽然人的活动受到一定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是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下活动的，但人又具有创造性实践的能力，能够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让客观规律为其服务，以求得自身更长远、更完善的发展。
面对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一些人认为这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后果，认为只有人类彻底地放弃对自然界的控制和改造，做到“回归自然”，才能实现对自然的保护，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诸多问题，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发展观念导致的，传统的发展观念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认为发展总比不发展好，重视发展速度和发展数量，致使人们对自然资源无限度索取，成为马尔库塞描述的“单向度的人”，人的这种自主性只有放任性，没有约束性，是一种片面的主体性。而人真正的自主性应该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对实践活动有着清晰的认识，能够正确合理利用资源、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对未来的发展后果有着科学的预测，即既能充分发挥人在实践过程中的主动性，又对自身实践活动有着一定的约束力。而这种主体性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R·布朗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满足自身当前需要时不牺牲后代利益的社会。”1994年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也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可持续发展观中的以人为中心并不是人完全中心化、自我化，而是人自主性的全面发挥，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统一。一方面，人在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能够正视客观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又不影响后代人满足其需求，保护生态环境。这样，人类不但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使自然规律为其所用，也实现了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进一步推动。另一方面，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类，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精神条件，决定并影响着人的发展。而人又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人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衡量标准，也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进步的内在动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观念中的人的主体性不同于传统认识中的人的主体性，只是孤立地、绝对地重视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是将人与自然、社会紧密结合，全面丰满地发挥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对自身、对自然、对社会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合理的认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有一个系统连贯的理解，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思维的极限意识
传统的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增长和人对自然的索取及改造是无限的，这种“增长无极限”理念，支配着人们无限度地索取自然资源、改造自然，起初确实取得了辉煌成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增长无极限”意识开始受到怀疑。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指出我们的地球只是茫茫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无序增长迟早会使船内有限的资源耗尽，而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出的废料将使飞船污染，毒害船内的乘客，此时飞船会坠落，社会也会随之崩溃。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公诸于众，报告指出，增长是存在着极限的，这主要是由于地球的有限性造成的。报告论述了地球有限论：社会经济增长的五种趋势即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呈增长趋势，由于地球的容积是有限的，人类向自然的扩张必然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是受到一些内在和外在条件的限制，其中主要的限制有以下几点：
首先，经济增长受到自然生态的制约。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它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绝对限度。人类的经济增长，应该维持在自然生态的协调平衡范围之内，整个系统内部能够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以维持一定限度内的平衡稳定发展。因此，我们应节约利用非可再生资源，加大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尽量小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虽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但这种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如果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超出了它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必然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从而危及人类生存。
其次，经济增长受到人类自身能力的制约。人类能力的发展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就人类能力本身而言，人的发展具有无限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一定客观因素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人类的实际能力在某一个阶段内又都是有限的。因此，虽然人类有开发新能源、彻底解决环境污染的能力，但在技术和资金都有限的当下，有必要采取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三，人类的生命受到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制约。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推进，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消耗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投入的精神和体力越来越少，许多高科技技术代替了人类本身的劳动，由此导致各种“文明病”的出现，人类的生命活力不断降低。另外，从生物学意义上讲，每一物种都有其生命周期，当生命体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不能及时做出调整时，就可能引起这一物种的灭亡。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生命体，也逃不出这种生命规律的制约。因此，人类不应当认为自己是万物的主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为人类服务的，肆意破坏生态、掠夺性地利用资源，应该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意识，使生存环境和人类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尽量增长人类的生命周期。
因此，人类必须理智地限制自己的行为，树立“极限意识”，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1]杨亮才.发展的选择[m].东方出版社，2001（8）：173—174.
[2]转引自钟孔述著.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全球环境与发展[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