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1
近年来，察右中旗历届领导班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审视旗情，调整发展思路，把握战略机遇，全力推进三化进程，着力打造“绿色能源、绿色旅游、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三大基地，马铃薯、红（胡）萝卜、乳业、肉羊、饲草饲料五大农牧业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以绿色能源、重化工、矿业开发、农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四大支柱产业迅速兴起，以改造旧城、开发新区为重点的城镇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总量进一步扩大，以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流域治理等工程为重点的生态建设成效显著。连续几年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2005年―2009年，GDp总量从11.8亿元增长到23.5亿元，年均增长18.7%；人均GDp从5560元增长到15600元，年均增长29.4%；财政收入从6860万元增长到1.05亿元，年均增长11.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7020元增长到11680元，年均增长13.6%；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2434元增长到2568元，年均增长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94亿元增长到5.4亿元，年均增长16.4%。
一、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多年来，察右中旗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牢固坚持“强二、优一、兴三”的发展思路，巩固优化第一产业，做大做强第二产业，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以三次产业的协调带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三次产业比重由2005年时的59.3：24.1：16.6演进为目前的36.2：30.5：33.3，经济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
（一）以开发风能资源为主导，新型工业快速崛起。察右中旗立足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点，形成了绿色能源、化工、矿产开发加工和农畜产品加工四大工业支柱产业。积极响应乌兰察布市提出的打造“风电之都”、“空中三峡”的战略目标，风电装机总量从2004年的6.85万千瓦增加到2010年初的108.5万千瓦，成为全国第一个风电单场装机容量突破100万千瓦的旗县，装机规模占据了乌兰察布市风电产业的半壁江山、内蒙古自治区风电产业的五分之一，形成了“中国风电看内蒙，内蒙风电看中旗”的格局。以兰丰、磊丰公司为代表的重化工企业和矿产开发加工业不断发展壮大。两大工业园区“五通一平”工作基本完成，水泥粉磨、金精粉冶炼、亚麻酸、金属氧化球团烧结等一批项目正在陆续落地。
（二）以发展设施农业为突破口，现代农牧业成效显著。马铃薯、乳业、肉羊、红萝卜为主的蔬菜、饲草饲料五大特色产业迅速崛起。2010年新上各类喷灌40台（套），总数累计达到256台（套），新增喷灌面积1.93万亩，喷灌面积累计达到9.48万亩；新建马铃薯膜下滴灌2.6万亩、红萝卜软管微喷5000亩、马铃薯旱地覆膜13.5万亩；新建日光温室84座、蔬菜标准园2300亩。
加大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力度，红萝卜产业由小变大。基本形成了约100公里长的设施农业种植长廊，约30公里长的以马铃薯为主的喷灌圈种植长廊，约30公里长的旱作覆膜、膜下滴灌马铃薯种植长廊，约30公里长的以红（胡）萝卜软管微喷、日光温室为主的蔬菜种植长廊。察右中旗种植的红萝卜注册了“草原参”牌商标，被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成为清华大学蔬菜专供基地，。
畜牧业由弱到强，重点培育了乳业、肉羊两大畜牧业产业。在原有12个肉羊养殖小区、5个奶牛养殖小区的基础上，今年新建7处奶牛养殖小区（养殖场、合作社）、8处肉羊养殖合作社和5处生猪养殖场（合作社）。
（三）以打造草原文化旅游为重点，第三产业方兴未艾。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大力挖掘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察右中旗全力打造草原文化旅游品牌，辉腾锡勒旅游区由最初单纯的高山草甸草原旅游发展成为融文化、生态、民俗风情、特色餐饮和现代风电风光为一体的区域性草原文化旅游中心。积极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双百市场工程”，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餐饮娱乐等相关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二、着力提升城镇品位，改善城乡生产居住环境，生态中旗彰显魅力
多年来，察右中旗紧紧围绕完善城镇功能和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两大目标，不断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形成以科布尔镇为中心，以其他小集镇为依托，以商品集散地为纽带，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一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5年的8.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0.4亿元，年均增长25.6%。2010年围绕全市两个文明建设现场会在察右中旗召开的有利契机，认真开展“城镇建设扩张年”活动。已完成投资4.9亿元，“山、水、路、桥、楼”五位齐抓，“绿化、美化、净化、硬化、亮化”五化并进，切实打造“重点突出、亮点纷呈”的城镇建设新局面。
全年新增投资的45.7%用于文化场所、体育场馆、公园道路、河道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品位不断提升。新建占地3.5万平方米的察哈尔文化广场，集演艺、休闲、娱乐于一身，是举办各种大型文艺活动的理想场所。投资3000万元的文化中心大楼，集图书阅览、文物博览、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是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主阵地。建筑面积2634平方米的体育馆设有篮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健身活动室、观众看台等场所，结束了察右中旗没有室内体育馆的历史。
二是生态和基础建设成效显著。连续几年实施“村村通公路”工程，实现了苏木乡镇柏油路全线贯通，行政村砂石路全面完成。大力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彻底完成了无电村的上电任务。加快水利设施建设步伐，解决人畜安全饮水问题，增强农牧业抗旱能力，近4年来共解决了162个自然村、5.5万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持续推进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工程建设，全面推行禁牧舍饲、季节性休牧和划区轮牧政策，生态环境实现了由“整体恶化、局部治理”向“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性转变，林草覆盖率由2005年的16%提高到现在的21%。2010年5月，察右中旗由环境保护部等五部委组成的中国绿色名县推介委员会评为“中国绿色名旗”。
三、坚持开放带动战略，强化项目建设，发展后劲更具活力
项目是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察右中旗立足工业经济总量小、项目落地慢、发展水平低，带动能力弱的实际，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高招商引资实效。
一是高度重视项目前期工作。准确把握国家扶持发展的政策导向和产业市场发展趋势，从项目编制、筛选、跑办、建设入手，密切与区、市有关部门的联系，动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和力量，闻风而动追项目，不遗余力跑项目，千方百计上项目。同时有针对性地挖掘、储备一批市场潜力大、吸引投资强，产业链条长的项目，建成动态的项目库。
二是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在精心准备招商项目的同时，积极参加区、市组织的重大招商活动，多走出去加大察右中旗优势资源、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和优惠政策的宣传推介，多请进来各类经济实体，参与中旗建设，为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三是强化项目管理。继续建立重大项目旗级领导跟踪落实责任制，形成旗级领导挂靠负责、部门领导协调管理、项目法人组织实施的项目工作格局。对申报争取的项目指定专人负责跟踪；对洽谈的项目坚持定人、定时、定责，抓好落实；对落地项目抓好管理和协调服务，确保项目尽快建设、尽快竣工、尽快见效。
四是优化投资环境。察右中旗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强化责任考核，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了项目信息定期通报、限时办结、服务质量评价等12项制度。2010年，内蒙古送变电公司60万千瓦风电项目、华电2万千瓦光伏能源开发项目、北京亿力新能源公司金属构件制造项目、香港冠能公司贵金属精矿及尾矿综合利用项目等4个项目签订了正式协议；煤田开发、LeD显示屏元件、变压器等电器生产、彩钢生产、红萝卜浓缩榨汁、牛羊肉深加工等项目正在积极引进中。截至目前，全年累计协议合同项目35个，协议资金596亿元，已到位资金15.5亿元。
四、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和谐社会更加巩固
察右中旗从2007年开始每年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十件实事，重点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热点问题，让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就业援助力度，通过开发公益型岗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切实解决好城镇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和困难群众的就业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抓好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四项保险”的扩面参保和基金征缴，使广大居民和城镇参保职工享受更多的实惠。全力以赴解决贫困村及贫困户、下岗企业职工、受灾户、“三无”人员和残疾人生产生活问题。千方百计促进困难群众增收，不仅给予资金、物质上帮助，还突出抓好科技扶贫、技能扶贫、智力扶贫、产业扶贫，引导困难群众增强战胜贫困的意识和能力，找到致富门路，彻底摆脱贫困；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继续加大教育投入，认真实施好校安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民族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加快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新农合医疗制度，加大医疗救助补助力度，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全面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广播电视网络化、数字化工程，扩大广播电视覆盖面；进一步做好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畅通渠道，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有效预防和控制越级上访及发生；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广泛开展“平安中旗”创建活动，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坚持不懈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机制，提高应急能力，努力创造平安和谐的发展环境。
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方式，努力打造诚信中旗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2
[关键词]增长速度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在一定时期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方式，大体经历了从“发展＝经济增长”，到“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演进过程。而可持续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的结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人类还没有深切体会到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也就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观念。西方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开采和投入、大量的消耗和排放，大力追求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工业文明和极大的物质财富，在世人面前展现了繁荣的经济现象和发达的社会时代。而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迫使人类进行深刻反思，发现传统的生产模式再也不能发展下去了，必须转变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同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他将人类生活的地球比做太空中的宇宙飞船，提出如果不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当超过地球承载能力时就会1走向毁灭，只有循环利用资源，才能持续发展下去。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要承担维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号召世界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反思，人们终于得出这个结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得以长久、安定、健康和永续发展的发展观和应该选择的道路。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7年，中国的GDp总值已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而位居世界第四，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人民的生活由实现温饱奔向小康。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看看，发现原来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外延的粗放型扩张、以耗竭资源能源、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2007年7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了《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中国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13%。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我国20多年里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特点。尤其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如北方的沙尘暴让人们生活在灰暗的黄沙之中；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让无锡城200多万市民喝不上一口干净的水；山西临汾等城市的大气污染严重超标已经威胁到居民的身体健康，这说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再也不能发展下去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姜春云主编的《偿还生态欠债》这本长达32万字的巨著，系统地对我国工业文明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我国生态和环境现状“形势严峻，令人忧虑；生态赤字，触目惊心；偿还欠债，刻不容缓”。因此，要彻底纠正我国发展中的偏差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采用新的发展模式，即又好又快地发展。2007年6月25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这个重要观点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的发展观，是从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出发，来把握我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这是我们党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而得出的科学论断和指导思想。
三、“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含义不同
中央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以往我们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比，虽然只改了一个词，即把“增长”改为“发展”，但是含义却不同。(1)经济增长主要指是数量的增加，即GDp或人均GDp的增加；经济发展则不仅要求有数量的增加，而且要求有结构的改善和质量的提高。(2)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却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这就是有的地方经济虽然增长了，但没有发展，即“有增长无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实现经济全面发展的目标。（3）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增长是促成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经济进步的首要物质条件，也为实现经济发展的其他目标提供基础。（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的内涵丰富的多，方式复杂得多。经济增长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指数量的增加，也包括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的一些内容；但经济发展方式要复杂得多，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要涉及到诸如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经济效益、质量的提高和优化，经济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资源的节约利用和优化，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及增加社会福利等等。因此，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当经济增长积累到了一定量的程度时，就不能一味地单纯追求增长的速度，而是应该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相互协调，注重社会公平分配与社会和谐发展。现在我们需要的发展不单纯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发展方式要由经济发展的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型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要把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经济增长；把盲目地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发展中要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加注重好与快的发展。发展理念的核心要转变到以人为本上来，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的发展理念上来。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其科学涵义。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做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把握好经济发展规律，就是把握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就是要实现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统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发展质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要积极地扩大经济总量。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做社会发展的保证。另一方面，我们所要的发展速度是在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讲求效益前提下的速度，是扎实的没有水分的速度，是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速度。在我国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基础。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一五”期间，中国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在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矛盾会更加突出。从我国资源现状来看，主要资源包括耕地、淡水、森林、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拥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我国经济结构现状来看，又以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产业为主。这种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方式不但使资源需求量大幅度增加，而且使生态环境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这就为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两个指标增加了更大的难度。因此，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汪纪戎:在“六五”环境日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市长峰会上的专题发言[n].中国环境报，2005-06-03
[2]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n].《学习时报》，2007-7-10
[3]姜春云: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根基，绿色中国[n].2008-01-17
[4]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n].《学习时报》，2007-9-28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3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福利制度；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074-05
收稿日期：2011-07-18
作者简介：江治强（1976-），男，山东安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二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推动社会福利转型是培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及今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点，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应当在增进国民福利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两者之间实现最佳的平衡和协调。
一、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从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一些专家曾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作过研究。60至80年代，国内学者刘国光提出应通过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1995年中央在“九五”计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我国实际出发，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概念。相比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和宽泛。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方式反映经济的运行体制、产业的结构形态、要素的配置机制、产出的分配格局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是一定阶段上实现经济发展的理念、手段和模式的总称，也是一个衡量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发展目标的调整而不断地演进和发展，当与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社会对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时，改变原有的过时的发展方式就成为新的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下的必然选择。因此，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是指促进经济发展从落后的、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向高效的、合理的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的变化，我们对过去的经济增长及其实现模式的反思、调整和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奇迹，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发展仍然没有摆脱技术优势缺乏、创新能力不足，过度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如果说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立足于我国劳动力低廉、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国内市场尚未饱和等优势的传统模式，那么在后工业化、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双重压力不断加剧，随着过去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以及发展约束的不断强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模式的弊端将不断显现，从而对经济发展能否可持续、能否全面协调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出一条增长与发展相协调，具有发展后劲的集约化、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无疑是我国现阶段不容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在这方面我国仍然具有很多优势和有力条件。首先，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人力资本大国，过去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优势，如果我们能够把提升劳动力素质放在首位，加强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和职业投资与扶持，必将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优势。二是中国过去依靠扩大投入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工业化向中后期发展，降低了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并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如果我们能够积极适应工业化中后阶段工业贡献率逐步下降的趋势，变压力为动力，利用现有产业提供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面向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主的社会服务业，培育经济增长点，必将极大地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三是目前我国已经初步达到小康水平，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同时，我国农村还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镇常年有2300多万贫困人口靠低保金维持生活，即使是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地区，仍然有大量的特殊困难群众需要政府的救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看病、就业、住房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有着潜力巨大的消费意愿。如果我们有效实施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的内需战略，切实增强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对于扩大社会即期消费、稳定社会消费预期，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局面的形成必将十分有利。四是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呈加速发展态势，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已经刻不容缓。如果我们能把养老服务事业作为一个能够创造产值的产业来认识，积极引导和扩大社会参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增强社会的养老服务功能，对于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五是我国的发展理念正在由如何“做大蛋糕”向如何“分配蛋糕”转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在深入贯彻，这是执政和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创新，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真正实践分配正义的原则，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避免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并使之在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社会成员中合理分担，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不难形成良好的社会基础。
上述基础和条件的存在，正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优势，但是要将此转化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以往经验表明，单纯在经济领域谋划改革往往难以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持续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长期缺乏社会政策的协同，过于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指标，弱化了社会发展指标，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割裂。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需要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结合最为紧密的领域即社会福利领域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措施。
二、发展社会福利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结合上述分析，从长远看，应把发展社会福利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支点。社会福利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连结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两大系统的基本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旨在增进和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一种基础性制度。一般而言，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为社会成员免遭各类原因导致的收入损失，降低社会成员生存风险，从而确保社会合理收入差距，为社会经济转型提供基本的安全网；二是提供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从而增进社会资本，确保社会再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福利制度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不仅维持着社会的常态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西方国家二战结束之后的社会恢复建设对此已作出了证明。中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正经历着从匮乏社会向丰裕社会的转变，以及国家竞争力由资本和劳动力为主向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转变过程中，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从宏观上看是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人口老龄化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从微观视角看是适应生产要素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就业方式转变、家庭规模缩小、社会流动加剧等诸多影响发展方式转变因素变化的必然要求，是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是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的优势和条件转化为内生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能否巩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果的关键所在。
其一，从价值导向上看，发展社会福利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之所以等同于GDp增长，偏重总量和规模，轻视资源、环境代价，带来了“有增长、无发展”、“先发展、后治理”的局面，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缺乏科学的价值导向，没有理解发展应是增进社会净福利的发展。社会福利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既包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人们衡量和判断发展成果和发展绩效的社会标准，在全社会普及这种理念并使之付诸实践，就易于树立和坚持全面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就必然会对长远利益和短期目标作出合理规划，并兼顾数量和质量、总量与结构确定发展指标，会把减少损失看得比增加福利更为重要，从而真正使经济发展成为以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为最终目标的发展。
其二，从扩大内需来看，发展社会福利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拉动力。据研究，我国在2000年就已实现了温饱型小康[1]，绝大多数家庭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而总体消费率却呈现连续下滑态势。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80年代初的67%下降到48.6%[2]，从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57.5%下降至34.7%，消费需求拉动国内生产增加值的增速低于投资和出口拉动6-8个百分点[3]，消费不足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就长远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重心在于提高消费性投资的增长率。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公众承担公共事业市场化改革所带来成本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未来支出普遍持有不确定性预期，这两方面原因又与我国总体社会福利事业供给不足、发展滞后有关。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养老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保障和投入直接涉及居民消费，不仅能够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直接增加即期消费，重要的是有利于稳定消费预期从而促进内需驱动机制的形成。
其三，从经济结构调整看，发展社会福利服务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而我国服务业发展却明显滞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远没有得到释放。应该说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产品短缺问题，但是随着资源约束的加大，偏重工业和低层次的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逐步暴露，特别是造成了资源使用效益低下，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低水平建设、低层次竞争的现象难以根本遏制，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不能提供高层次就业岗位，进而又固化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导致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有关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的服务业在今后10年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有效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可以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4]。在这方面，养老服务业是朝阳产业，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不仅是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形势所迫，也具有极大的需求拉动效应。因此，必须优先考虑发展养老、社区服务等社会服务事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以此带动价值形态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其四，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根据有关研究，目前对“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的认识已渐成共识，这很可能意味着从“十二五”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将会低于总人口增长率[4]，劳动力供给将加剧呈现下降趋势，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减弱，必须加快培育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同时，随着人口供养比的提高，劳动人口的负担程度将会不断加重，对家庭提供相关服务和扶持必将逐渐提上日程。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部分人口享有的社会保障与其贡献极不匹配，并导致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亟待给予特殊关爱。因此，实施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福利政策，加强对家庭和劳动人口的保护和扶持，扩大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特殊困难人群给予关爱，对于我国加快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看来，社会福利政策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提升民生保障的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优势和条件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突破。
三、以适度普惠为取向加快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打破了依托集体和单位的传统福利体制，逐步建立起以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等贫困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促进不同阶层和群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社会福利发展水平还不高，不适应满足人们对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只有加快社会福利制度转型，才能充分彰显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好地兑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承诺，也才能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持久的内生动力。
着眼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发展理念、经济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我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应当以适度普惠为方向，以扩大覆盖范围、拓展制度体系、完善保障功能为主要内容，推动建立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社会化的社会福利体系。为此，需要立足实际，加快把以补缺性、救为主要特点的现行社会福利改造升级为制度健全、功能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为此，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整合完善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我国在概念上用“社会保障”而不采用“社会福利”来统括制度利体系，专指以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等贫困群体和特殊群体为主，以提供收入保障、物质援助和社会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制度政策体系，这是一个典型的狭义概念。在此框架和范畴之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内容上侧重于保障基本生活，具有救，在制度定位上主要为弥补市场和家庭保障机制的不足，具有补缺性。这种狭义的福利制度界定对实际社会福利供给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人单纯把民政福利称为社会福利，诸如免费教育、就业扶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政策有福利之实却不被冠以社会福利之名，这些反映了我们在打破了单位福利体制和集体互助式福利体制之后，我国的国家福利缺乏体制上、制度政策上的整合，社会福利实践存在着严重的“狭义化”和“碎片化”问题。而实际社会福利供给由于缺少以社会福利为范畴的统计指标和运行体系，又限制了社会福利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必然要求以改善民生为取向的社会福利有一个大的发展，因此，需要在社会福利的概念界定上将狭义概念向更为宽泛的概念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把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相关民生政策整合纳入社会福利制度范畴，为更广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功能提升提供制度框架。应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为社会成员生存提供底线性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与应对新社会风险相适应，有利于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梯次性制度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功能从保障收入安全为主向以改善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为主转变。
第二，由特定对象向普惠公众拓展，逐步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面对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事业，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实施高龄老人津贴、补贴制度，初步建立了儿童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出台使我国城乡570万“三无”老人纳入集中和分散供养制度，扶持了61.6万残疾人在福利企业集中就业并获得了相关福利服务，使17.7万孤残儿童得到了收养和院舍教养服务，社会福利事业朝适度普惠方向大为拓展。但是，从覆盖率上看，社会福利服务对象仍然以城乡“三无”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为主，社会普惠面还不广，一些需要关照的社会公众缺乏必要的福利服务。要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首要任务是拓展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应在巩固传统民政福利对象的基础上，逐步将福利服务的对象延伸到所有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及问题家庭等困难人群，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平等参与权利，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推行福利项目和政策向一般社会成员延伸。大力发展以机构养老为重点的养老服务事业，通过政府补贴、机构运营方式，针对不同经济状况老人提供低偿、有偿和无偿的养老福利服务；为居家养老对象提供补贴和养老护理、医疗服务支持。对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实施就业导向性和保护性的福利服务，加快实现劳动保险、医疗、教育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向流动人口全覆盖，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关爱体系。建立面向经济困难家庭和特殊问题家庭的就业扶持、生活援助计划，实施针对儿童的营养、医疗和健康福利项目，以困境儿童福利制度为基础，加快建立关爱儿童的福利服务制度。
第三，以适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目标，加快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需求相适应的社会福利资源投入机制。西方福利国家对超出经济增长速度的福利支出增长水平颇为恐惧，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重要内容，掀起了全球性的福利国家收缩计划，但是福利支出的总水平仍然占到GDp的20%左右。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足以支持这一规模的福利支出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关乎生活质量问题上选择以政府税收来支撑公共开支仍然被广泛地接受，最重要的是体现了西方福利国家在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发展转型交叠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金支付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面临很大压力，加之扩大对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投入也将日益紧迫，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同的目标必将依赖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福利资源和投入机制。以税收为基础的政府财政既体现政府职责也是发展社会福利的基础性资源，应按照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的一定比例，建立并实施基本社会福利项目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稳定预算机制，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困境儿童福利所需资金。在客观评价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前提下，中央财政发挥均衡地方财政支出能力作用，完善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方式，资金分配重点向财政确有困难的地区倾斜，强化对中央专项资金的地方财政资金配套。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运营管理，切实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自我保障能力。建立政府财政扶持社会力量运营福利服务的制度，完善和落实鼓励社会资源投向社会福利领域的政策，使更多社会资源投资兴办社会福利服务事业。规范发展慈善捐赠事业，完善福利公益金的管理使用，使慈善公益金全部用于福利事业，推进公益金购买社会福利服务。
第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合作机制。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模式极为重视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发挥，同时政府曾经一度承担无限责任，而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弱化了市场主体责任，也放大了家庭责任，总体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有效合作不够。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发达、社会组织愈趋发育，政府的公共服务转型也在加快，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合作机制的条件日益成熟。政府发挥主导责任将是拉动社会福利转型关键因素，要在政策制订、规划、资金投入以及动员市场、社会参与方面发挥主导职能，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基本政策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性和支撑性作用。要运用调控政策和优惠政策，引导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要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福利资源配置，增加社会福利服务效能，推动社会福利领域实现政府与市场、与市民社会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结 语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长期任务，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有助于促成经济发展方式内生动力机制的形成。当务之急应加快社会福利向适度普惠型方向发展，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协同发展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从而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终目的与提升公众生活质量的目标相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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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一鸣.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10（12）:3.
thetransformationofBoththepatternof
economicDevelopmentandSocialwelfareSystem
JianGZhi-qiang
（ministryofCivilaffair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Beijing,100721）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4
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是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三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四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五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说，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把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水平
——各界人士谈落实十报告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十报告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全面部署，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具体发展方向。各界人士在学习讨论中认为，这为今后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要在实际工作中扎扎实实落实。
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
社会各界人士认为，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受到内外部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中央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部署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将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表示，从市场体系建设来看，当前国内商品市场已经放开，但生产要素流通仍然面临一些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不够平衡。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未来发展将更多依靠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因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各类市场要素顺畅流通，尤为重要。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铁岗说，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以往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不断削弱，在环境、土地、能源等方面都受到制约，这就需要我们从科技创新的角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摆脱简单扩张的依赖，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经济界人士认为，十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明确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总监常清认为，这是非常清晰的表述，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李铁岗说，目前我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紧迫压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正是经济转型调整的主要载体。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迈出新步伐
十报告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社会各界人士认为，设定这样的发展目标，表明未来中国将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将明显增强。
新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宁表示，十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这对西部特别是新疆具有现实意义。今年前8个月，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历史上首次超过石油工业，石油工业“一业独大”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这跟新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密不可分。
福建屏南县委书记林共妙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同地区有不同选择，目标是科学发展，路径上应是因地制宜。屏南不适合搞工业，我们就专心致志把旅游业做大做强，近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接待游客人次从2004年的3万人上升到现在的130多万人，直接带动了地方老百姓就业增收和城市建设发展。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委书记许冰则表示，抓好大项目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载体，是强化生态文明、加快内涵发展的主要抓手。例如，山东东佳集团在博山区投资10.5亿元开发硫钛联产循环经济示范项目，实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经济发展阻碍因素有待进一步消除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随着改革深入，各种矛盾问题也凸现出来，需要我们进一步坚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并通过实施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政策措施逐步推进这项工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重庆市社科院企业所所长王秀模表示，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目前还有多种因素制约着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
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孙自铎表示，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律调节的关系，二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发展实体经济要注重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其中包括结构性减税、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加快金融体系改革等配套措施。同时要为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创业，这将为我国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5
一、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已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制约环节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5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利益格局多元和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的关键阶段。要平稳度过这一阶段并实现未来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必须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即在促进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要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生态环境改善以及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
二战以来的国际经验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这一关键发展阶段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然而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每一国家或地区都能成功实现这一跨越，20世纪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马耳他和香港、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巴西等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都因为跨越挫折，正在经历经济长期增长缓慢，发展后劲不足的痛苦过程。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经济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所面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无疑是空前的。在过去长达近30年的时间内，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四位，但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格局一直延续，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
有关研究提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不足与对投资和出口高度依赖的矛盾。长期以来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2006年最终消费率仅为49.9％，其中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36.2％。目前我国是全世界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最高、消费率最低的主要国家。若按国际通行评价投资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衡量，2005年以来我国的iCoR值始终在4.7-5的高位徘徊，即是说每增加1元GDp，需要增加4.7-5.0元的投资，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指标。二是产业结构中一产基础不牢、三产发展不足与对二产高度依赖的矛盾。经济增长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带来了沉重的资源环境压力，而服务业发展不足反过来又严重制约工农业更好发展，也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分工和技术创新，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制造业发展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同时限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三是投入结构中物质消耗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5％，但能源消耗占全世界的15％，钢材消耗占30％，水泥消耗占54％。高强度的资源消耗不仅使国内资源难以为继，即使考虑世界资源供给，也无法长期得到维持。四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与高素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全国每年申请的各种专利中，发明专利只占专利总数的约1／3。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国内企业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8.5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程度从业人员比例已达25％，高中文化基础上受过专业或职业训练的知识型工人已成为劳动力队伍的主体。五是经济增长较快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全面同步提高的矛盾。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异较大，农村贫困人口仍有1479万人，就业不足导致部分人群难以获得公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群众上学、看病和文化生活条件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必须引起重视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的制约因素很多，一般认为多与经济领域本身因素有关，但实际上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存在紧密联系。
我们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社会事业不但具有传统意义的社会福利性质和民生功能，也是整个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经济功能。一方面，社会事业的投资和消费水平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和作用于经济的整体运行效果。这不仅在于对社会事业的投资和消费及其劳务的价值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率，同时对产业结构也具有影响作用。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事业既包括社区服务、旅游休闲、文化娱乐、教育培训、健身医疗等面向生活的服务业部分，还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等主要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型事业。当社会事业供给出现短缺时，产业之间的联系就处于不平衡状态。而存在有效的社会需求，就存在投资社会事业并取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回报机会，进而促进社会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到，现代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推动，即对劳动者知识、技能以及体力(健康状况)的依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上世纪最后20年，人力资本投资对国家年增长率的每个百分点中的贡献率为50％；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程度呈现出高度正相关，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可提高108％，大学毕业可提高300％。正因如此，使得能够积聚起人力资本的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突显出对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和保障作用。而且，随着物质的生产越发展，从事物质生产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技能将越多、越复杂，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在劳动力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显然，这种紧密关联性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从需求和供给角度看，国内消费迟迟难以启动、第三产业占经济比重近年来持续走低等经济挑战的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和文化、体育、旅游等社会服务业发展缓慢等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从生产要素角度看，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的问题，根本上在于我国人力资本长期投入不足，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经济发展得不到自主技术、管理创新及高素质劳动力的有力支持。有研究表明，我国自然资源和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约为65％，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仅占35％；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则高达75％左右。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本身，不仅是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同样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换言之，仅仅依靠经济领域自身的调整和完善，难以实现长期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当进一
步深刻认识和发挥社会事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和促进作用，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切实将发展社会事业作为推动解决投资消费结构失调、产业升级缓性、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等发展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并在实践中全面加以贯彻实施。
二、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选择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并为社会事业发展创造物质保障基础。社会事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积极因素之一，也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和精神动力。着眼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大根本途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无疑是当前乃至今后一项迫切而重要的战略选择。
(一)发展社会事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高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世界产业结构正在迅速向高科技化、服务社会化方向转变，依靠资源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数量等)大规模投入的外延式产业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竞争新格局。当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由输出产品转向输出技术、管理，iBm、Ge等众多国际知名、历史悠久的生产型企业也已转型成为专利所有者、标准制定者和管理服务提供者。这些事例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要素需求方面，人力资本已替代其他生产要素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人力资本不等同于劳动力数量，更多地需要以平均受教育时间和技能素质来衡量，是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内容。提升人力资本对当前推动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和投资结构调整，居重至首。我国无论是实现第二产业结构向信息产业、生物产业转移，或整体产业结构向服务业领域升级，都需要以大规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为支撑。在这方面，爱尔兰已为我们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撑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成功案例。爱尔兰长期重视人力资本投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始终占GDp的5.5％以上，一度超过6％，高于同期英国、法国等其他欧洲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正是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力支撑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爱尔兰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国际竞争能力，使其从200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软件出口国，仅2005年软件出口额就达297.9亿美元，是我国2007年软件出口与服务外包额的近3倍，带动了爱尔兰经济近20年的高速增长。
对于自主创新，人力资本的主导性作用更加明显。目前，我国企业创新效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与港澳台相比同样有一定差距。据统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每申请一项发明专利需要R&D人员77.8人，需要R&D经费1265.5万元，而港澳台资企业则分别只需要18人和425.4万元，究其原因，国内创新型人才不足和缺乏有效培养使用是最主要的问题。反之，一旦重视了创新型人才培养使用，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必然会引导投资向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化和服务业领域转移、向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创立倾斜。在这些方面，深圳、大连等国内城市和奇瑞等企业也已经走出了成功道路。
因此，无论是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还是实现管理创新，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都是先决条件，也是必由之路。然而，总体而言，我国的人力资本发展还较为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以教育投入为例，2006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0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4％左右的年均水平。尤需关注到，我国人力资本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苗头性问题早已经出现，今年以来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影响表现突显，上述地区大量被迫关闭的中小企业大多属于长期忽视自身人力资本投入、缺少核心竞争力，而这种情况还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对此，转变观念，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已刻不容缓。
(二)发展社会事业，加快文化、体育、旅游等社会服务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方向之一。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7年为39.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2008年上半年的40.8％。而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来自服务业，发达国家平均达到70％。我国服务业发展无论是在需求面还是供给面上都显不足。从需求面看，由于公共服务体系的缺位和新兴生活服务业发展不足使大量现实需求无法实现，出现了服务业功能残缺问题。从供给面看，一、二产业对生产业的需求强大，但由于供给能力不强，出现了服务业部分功能性丧失。
文化、体育、旅游等社会事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加速发展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在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以文化为例，发达国家综合实力很大一部分来自文化产业，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文化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元产值，并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其中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超过航天航空业及农业，1998年起占本国GDp的18％-25％，成为美国第二大产业。以体育产业为例，目前全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已超过50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近20％的速度高速增长，在美国，从1995年到2002年体育产业的产值由152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130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2.4％，已经成为美国第六大支柱产业。
除了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社会服务业发展更是提升发达国家软实力、扩大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的制定、产业结构的特点，到企业的生产过程、管理方式和名牌产品的创立，这些经济活动都蕴涵着非常复杂的人文资源和文化内涵。仍以美国为例，nBa、好莱坞、迪斯尼等文化、体育领域品牌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制造业品牌，仅nBa的比赛及相关节目就被以43种语言播放至全球214个国家和地区，有调查显示其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戴尔、惠普和百事可乐等传统制造业国际品牌。“软实力”实质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随着代表国家“软实力”的文化等产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世界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软实力”正在逐渐转化为“硬实力”，足见社会服务业影响力之大、之深远。
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和经济增长新的亮点，我国社会服务业虽然刚刚起步，但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第一，我国正处于从温饱型需求向多元消费需求转型升级时期，对文化、旅游、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的需求旺盛。以旅游为例，仅从2000年至2007年，我国国内旅游总人次数和总花费就分别由
7.44亿人次和3176亿元增加到16.10亿人次和7771亿元，7年间分别增长了约116.4％和144.7％，大大超过其他多数服务业领域的增长速度。第二，相对于金融、通讯等高端服务业国际竞争激烈，大型跨国公司已形成高度垄断的情况，社会服务业属于生产生活服务的范畴，更加贴近百姓生活，进入门槛低，符合我国国情.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丰富文化底蕴、人文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迅速形成比较优势，推动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并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我国文化、体育、旅游等社会服务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能够在短期内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以文化产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比上年增长17.1％，高出同期GDp增长速度6.4个百分点，高出同期第三产业增长速度6.8个百分点。2006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已高达89.5万人，创造增加值812亿元，约占当年全市GDp的10％。湖南省、深圳市的文化产业产值占其GDp也已超过5％。这些数据和事例说明，我国正在迎来社会服务业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三)发展社会事业，扩大公共服务，促进国内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投资与消费、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城乡消费之间的结构性问题是制约我国消费启动的重要因素，直接表现为居民消费预期过低，储蓄率居高不下。这里有我国的特殊国情与发展阶段因素，但也要看到公共服务不足是造成我国目前居民储蓄率偏高、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近20年来，随着原有依托单位、集体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被打破，而新的以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形成和完善，造成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尚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群众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负担迅速增大。一方面，在教育、卫生等主要公共服务领域，政府的绝对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相对投入却在降低，而居民的投入比例逐年提高。以教育投入为例，国家投入比例从1991年的840％下降到2005年的61.7％，而同期家庭投入比例则由4.4％迅速上升到20％，由此可见，国家投入减少部分大多转由居民个人负担。另一方面，在居民公共服务实际支出方面，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家庭消费比重都在持续增加，根据中经网提供的数据，1995年城镇家庭人均医疗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和农村家庭医疗保健现金支出占现金总支出的比重分别是3.11％和4.94％，而到2006年迅速相应增加到7.14％和7.93％，都已高于用于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所占的比例；在农村甚至还高于衣着消费所占的比重。2006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达49％。由此看出，正是由于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的长期消费负担过重，使得广大居民不得不压抑甚至削减其他消费需求，并增加储蓄存款以防范预期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极大影响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很多研究显示，若按多年平均测算，教育、医疗消费实际支出已经成为家庭非食品类支出的第一、第二大消费。
因此，现阶段扩大消费应着力扩大公共服务。若不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继续通过投资刺激、单纯发展消费产业等经济手段启动消费，恐难达到预期效果。要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教育、卫生、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持力度，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保障广大群众能够实现基本的“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以有效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培育消费心理，减少全社会被动储蓄和预防性储蓄行为，从而大幅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四)发展社会事业，使城乡居民公平及时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充分发挥社会事业利益协调器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和良好环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及时和公平公正地分享给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社会事业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就是要为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构筑平台和载体。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本世纪以来，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改革的受关注程度不断上升，逐步跃升为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同时，社会领域发展改革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也日益凸显。一方面，发展社会事业，构建社会安全网，能够有效改善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减少改革面临的阻力。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需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需要协调更多的利益关系，这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少遇到的。如果不能有效保障各个利益群体、各个阶层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能使群众广泛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受益，就很难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甚至面临空前的改革阻力。而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发展，正是实现国民收入的有效调节、促进人人共享改革成果的主要渠道，能够为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此后住房、医疗等各项救助制度的完善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推开，初步构建了一张覆盖城乡的社会安全网，有效保障了群众的基本生活，客观上减少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阻力，并为此后在企业所有制领域、价格领域和公用设施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提供了平稳的改革环境。另一方面，深化社会事业改革，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例如，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后，虽然部分企业因此面临了用工成本增加的现实困难，但从长期看却推动了企业和个人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加快了技术创新和升级步伐。又如带薪休假制度、文化体制改革等等，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业等服务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作用也都已初见端倪。
(五)发展社会事业，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履行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增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性和动力
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我国，各级政府掌握有大量的公共资源，行使着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权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责。然而，在长期以来对推动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客观形成了“重审批、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的观念和行政管理体制机制，这反过来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重要前提，将各级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提供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管理上来，确立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医药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等基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其次，需要在行政目标定位上实现由单一追求经
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现实中，各级地方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将发展仅仅看作是经济发展和GDp增加，热衷于招商引资、上大型项目上，忽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种行政目标定位虽在一定阶段内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从长期看这种增长难以持续。一段时间来国内煤矿安全、食品安全事故多发，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忽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以及监管缺位的问题。由此，必须建立与服务型政府定位相适应的政绩考核机制，将各级政府的行政目标尽快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集中，变短期增长目标为长期发展目标，变单一经济指标为经济社会综合指标，从根本上促进政府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来。
第三，需要在管理手段上实现由侧重经济要素管理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转变。目前，各级政府以行政手段和直接控制为主的经济管理方式尚未完全改变，管理经济多是通过管投资、管项目、管土地、管贷款等具体的“要素管理”来进行。这种管理手段，既不能满足建立灵敏有效宏观调控体系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复杂多样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而改变管理手段，还是要在“服务”上下工夫，逐步将公共服务上升为政府调节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各类垄断、行政干预。
三、促进社会事业发展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需要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已表明，发展社会事业不仅能够直接有效地改善民生，而且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适应新的宏观战略发展要求，必须切实提升社会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加速扭转社会事业基础薄弱、历史欠账较多和投入不足、发展滞后的局面，同时更要创新发展观念、主动服从和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要树立投资社会事业就是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理念，切实调整投资结构，加大社会事业投入，形成社会事业投入稳步增长机制。投入不足是制约社会事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急需改变。第一，要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的长期公共服务需要，确保社会事业财政投入逐年增长，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并稳步提高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进一步压缩用于一般投资活动和产业扩张的财政资金数量，引导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事业发展。同时，加快实行有利于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效率。第二，要充分认识投资社会事业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推动作用、对扩大内需的激励作用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要像投资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样，投资建设社会事业。第三，要优先满足教育、卫生等对人力资本形成作用最大领域的投资。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逐步将其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以上。加大政府投资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提高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程度，通过政府补贴和信贷支持等多种手段，引导和带动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主动投入人力资本。建立健全人力资本使用和配置的市场机制。在注重开发人力资本的同时，还要重视人力资本的使用和配置，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效能。
要以需求为导向，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全力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发展多样性的社会服务产业，逐步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在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要迅速扭转社会服务产品供求不平衡状态，扩大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等应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潜在需求巨大、面向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医疗健身、文化娱乐、社区服务、老龄照料、旅游休闲等社会服务产业，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公平开放社会事业的市场准入，鼓励、支持和引导多元化投资，提高服务产品的供给水平、质量和效率，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尤其需要强调公共服务向农村、向贫困地区、向弱势群体的倾斜，这既是保障所有公民基本权益的需要，同时在这些地区和人群中蕴含着巨大的需求和消费市场，对扩大公共服务消费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6
立足湖南，全方位、多模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中南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取向。自2001年教育部和湖南省签署重点共建中南大学的协议以来，中南大学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重要导向，从人才培养、高新技术输出与支撑、科技创新基地建设、高新技术成果孵化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模式的服务，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
加大人才培养与培训力度，大力推进人才强省战略的实施
“十五”期间，中南大学共招收湖南省内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3万余名，22%以上的本（专）科生与42%左右的研究生在湘就业；共接收省属高校选派的国内访问学者、研究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数百名；为企业培养了博士后人员数十名；为省内基础建设工程领域培训了100%的工程咨询工程师300余名，30%的工程项目经理2600余名，20%的造价工程师300余名；为省内国税系统培训500余名技术人员。此外，学校还在长沙、湘潭、娄底等市积极开展共建研究生工作站的工作。
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大力推进科教兴湘战略的实施
第一是成立湖南―中南大学校企合作创新运作中心，以加强大学与企业合作，研究工业技术的发展趋势，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以及管理问题，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探索区域创新网络建设。在此中心的推动下，中南大学先后与省内的涟钢、湘钢、长沙铜铝材厂、株冶集团、601厂、柿竹园铅锌矿等30多家企业签订了校企全面合作协议。
第二是建设大学科技园，孵化高新技术成果。中南大学在长沙、常德、益阳等地建立了大学科技园，以此为依托，累计孵化“博云新材”、“山河智能”、“瑞翔新材”等高新技术企业65家；累计创制高新技术产品300多项；总计新增就业岗位3000余个。2004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年增长率54%，高于区内26.5%增长率的27个百分点，成为区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为活跃的元素。2006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近60个亿。
第三是承揽重大项目，解决企业重大技术需求。“十五”期间，学校累计承担各类大型项目1000多项，获得科研经费1亿元以上，输出和辐射高新技术1100余项次，涉及到区内支柱产业的各类企业600余家，以此提供关联到省内约1000个亿工业增加值的关键技术支撑。
第四是为省内公用工程和人口健康提供高新技术支撑。“十五”期间，共为省内30余座大中型桥梁、30余项防洪工程和高速公路、电站大坝等其他100余项大中型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撑，累计直接节约工程成本近10亿元；为省政府及全省14个市州和108个县区的电子政务、省检察院及14个市州和126个县区的电子检务和全部市州县区的电子税务提供技术支撑；三所附属医院累计接诊门诊病人1000万人次，临床推广应用医疗新技术1500余项，治愈了重大病患50万例，并为200余万人口提供医疗卫生扶贫。
第五是为区域经济献智献策。“十五”期间，中南大学共承担了湖南省各级政府咨询课题300余项，被政府采纳的提案100余份，被各级政府采纳的对策建议2000余条；学校成立了中部崛起战略研究中心，并成功组织了中部各省相关部门进行中部崛起战略研讨活动40余次；2006年7月又成立了湖南经济问题研究中心，在新型工业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部崛起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
此外，中南大学依据湖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研究制订了《中南大学科教兴湘行动纲要》，明确提出以湖南需求为导向，围绕增强湖南自主创新能力、服务湖南工业化进程、加快湖南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发展等方面，努力当好湖南的“人才库、科技库、思想库”，着力构建长效合作与服务机制。
整合资源，面向全国，积极推进省（市）校合作
通过调整学科布局，巩固特色学科，优化资源配置，中南大学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学科与高水平人才队伍，有效地整合了学科、科研、人才资源。以此为依托，学校面向全国，主动服务。如，与贵州省的合作，主要围绕新材料、有色金属产业、循环经济等领域，建立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科技创新平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与青海省的合作，主要围绕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化，组织科研攻关、技术转移和合作开发；与广东省的合作，我校是全国8所参加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合作签约学校之一，主要通过科研项目实现校企合作；在新疆和云南，主要是在矿产资源开发、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与苏州市主要是科技合作、校企合作、创新平台建设等。
发挥优势，服务行业，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
中南大学主动发挥有色金属、土木交通等传统学科和人才优势，大力推进与行业内支柱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共建科技创新大平台。目前，依托中南大学，西部矿业公司投资4000万元建立“有色金属资源研发中心”；铁道部投资1400万元建设服务铁路行业的实验室；金川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立“金属材料及加工研究院”。此外，中南大学已与中国铝业、中国五矿集团、安徽铜陵公司等达成合作共建大型产学研合作平台的框架协议。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7
（一）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即经济增长方式，它一般是指随着人类社会生产要素的变化（比如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质量改善、数量增加等），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增长的生产经营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要求社会经济生产模式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之间的转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和方向：由过去依靠能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创新方向转变；由过去依靠第二产业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转变；由以往依靠出口和投资向依靠出口、投资、消费各方面协调发展转变。
（二）经济法
经济法最早出现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会把和经济有关的法律总称为经济法，同时也存在经济法是为了限制市场经济不良行为而出现的观点。我国的经济法出现的比较晚些，在1979年6月份，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有关文件提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我国需要制定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以此来规范市场经济。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已涉及到各个领域。
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互动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多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党和国家也对其得到了充分的认识，清楚的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不良弊端。自从我国十七大代表会议召开以来，我国关于经济发展规划政策及目标就从未停止过，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之间的良好互动是解决当前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经济法律法规可以指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要想更好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依赖于国家制定的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政策。因为经济法律、经济政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因此，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的互动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一定现实意义上，加强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会使得经济法的功能与作用效果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加强，将会极大的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对物质利益关系进行重新调整的基本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需要对社会经济物质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物质增长量为基础的。面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矛盾，必须有相应的科学的能体现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经济法作为保障。我国加强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的互动程度，可以更好的借助经济法的力量，在这一方面从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措施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加强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的互动关系，及时有效的改变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权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公有制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经营，所以形成了当前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局面。
三、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法的互动关系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8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又好又快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2－0033－03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党在积极探索和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实际出发制定的重大战略，指明了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同于以往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仅一词之差，但内涵却大不相同。经济增长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侧重于数量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具有更广泛的含义，不仅仅指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合理、资源环境的改善等等。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核心内容，没有物质财富的增加，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发展。但一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仅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更要体现为经济发展。如果仅仅片面地追求数量的增长，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畸形，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矛盾必然会越来越突出，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必然成为空谈。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都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即经济增长方式或经济发展方式。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相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深刻更宽泛，它本身不仅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且还从单纯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向不仅注重数量扩张，而且更加注重质量提高；不仅强调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着眼点是“好”中求“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是把“好”字当头的总要求突出出来，与经济发展由“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转变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关键，也就找到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对于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经济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矛盾并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属于改革战略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属于发展战略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实现根本转变；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改革则难以顺利推进。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消减影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是投资增长过快、过热。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扩张，2004年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增幅，但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投资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投资规模一直偏大。2007年前7个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26.6％，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分别为18.5％和20.9％，均在高位运行。问题的根源仍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更迫切、更重大的现实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助于科学处理投资与需求的关系，通过稳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在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扩大消费需求，避免出现大的经济起伏，确保整个经济发展机体不受损害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受影响。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根本属性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过于强调GDp的增长，对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和资源环境等问题重视不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重视创造必要的社会物质财富，同时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更加注重提高广大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切实解决教育、卫生、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要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当前我国面临着资源供给不足、单位资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的问题，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顺利实现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从而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
从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向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转变”开始，党和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和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功保持了经济高位稳定运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0.4％的速度持续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人均国民总收入翻了近一番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难循环”的痼疾依然存在，能
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不断增大。具体表现在：
1、偏重速度和规模，质量和效益重视不够。在我国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干部选拔任免制度和财税体制下，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自觉不自觉地限定在“以GDp论政绩”的思维模式中，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政府和官员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通过粗放扩张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规模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并没有获得同比的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幅度相对滞后。
2、偏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重视不够。我国经济效益连续多年来有了较大提高。从2006年的统计数据看，全国财政收入达到3.93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31％，成绩举世瞩目。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一是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很低。以2006年为例，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相当于发达国家的4倍左右。二是我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大。三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遭到破坏，生态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野生物种的栖息地面积不断减少。可见，我国生态效益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3、偏重技术引进和模仿，自主创新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对引进国外技术形成了依赖，用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资金比例严重不协调，技术应用往往限定在模仿层面。自主创新的意识不强，投入不足。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75％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50％的企业一年都不开展一次创新活动。另据统计，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由于重视和投入不足直接导致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不强，尤其是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产品利润微薄。此外，我国的科技工作者67％集中在事业单位，17％在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有16％在三资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工作。这种结构性缺陷直接影响到创新人才的聚集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短期看，这不仅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而且从长期看来，由于没能真正做到“经济自主”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力不足。
4、偏重经济增长，社会保障重视不够。近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指导下，我国GDp保持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逐步形成了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应保未保”的问题还很突出。据统计，我国50.2％的城乡居民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24％的城乡居民只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四类中的一种，全国仅有1％人口被纳入到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中；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仍然较低，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救助的标准也较低；社保基金总量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加上国家对社会保障长期规划和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政策衔接不协调，责任不明晰，有效的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影响着我国社会保障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三、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能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能否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更新发展观念，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构筑科学完善的实现机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1、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惯性较大，仅仅依靠一般的市场调节手段和政府调控管制不足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只有进行发展观念上的深刻反思，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归根到底要以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为前提。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动力上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既要使人民群众成为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又要让其成为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受益者。
2、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社会个体主要是通过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来实现各自的目的，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找准角色定位，合理把握和处理与社会、市场及公民的关系，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职能模式。因此，政府不但要退出产品市场，而且还要逐步退出要素市场，从制度上更好地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真正将自身的职能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市场环境的创造者和人民权利的维护者。同时，要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重视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工作。加强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创造条件。
3、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始终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只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发展，才能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才能有效解决“高速度低效益”的问题，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应立足现有国情，有选择、有重点地开展技术研发，在关键领域掌握自主技术；二是注重发挥集群优势，突破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瓶颈制约，走集成创新的发展道路；三是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经济与科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逐步推动企业向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转换；四是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9
关键词:西方经济思维方式；中国经济；社会体系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东西方的国家在，文化观念、行为习惯、政治体系、民俗风情等许多领域都存在着差异。东西方人们思维模式是导致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而思维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根本上导致了东西方经济思维的不同。我国一直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随着时代的变革，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逐渐进入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理论中，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但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对我国构建现代文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1西方经济思维的定义
西方经济学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的经济学范式，与东方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一定的不同，因此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西方经济思维是以线性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方式为基础，具有线性、抽象性以及片面性的基本特征。经济学包含的领域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最为重要。微观经济学主要以研究家庭、厂商以及市场调配为主要经济资源，以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模式和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主;宏观经济学则是以研究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资源运用状况为主，以整体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总量分析为思维方式。
2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发展
2．1科技进步推动发展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认知水平也得到了提升，这就使人们的思维模式不断地更新。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到经济学这一学术理论，标志着经济学的产生，被当时的人们用作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到17世纪末，随着牛顿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的提出，人们开始着重对经济学的实际经验考察，转变了以往形而上的唯物主义思维模式。19实际随着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得到人类的证实，以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为代表，人们的思维模式开始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模式。20世纪以来，人们通过相对论以及量子物理理论的知识，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从一般均衡到非均衡、稳定均衡到动态均衡、线性模型到非线性模型等。
2．2多种学科交叉促进创新改革
经济学是集多种学科为一身的交叉性学科，经济学的思维模式需要多角度研究问题，结合多种学科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1)数学与经济学。1838年法国学者古诺层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将数学逻辑思维运用到经济学发展之中。在随后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更是离不开数学逻辑思维模式，统计学的思维方式结合经济学理论知识产生了计量经济学，使经济学的实证思维得到了完善。
(2)伦理学与经济学。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是经济学发展中的基本目标。社会伦理学中的“公平”概念，能够帮助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经济需求，达到经济学的最大价值。
(3)法学与经济学。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领域和谐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要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复杂的经济活动，保护产权知识和契约效益，保证企业以及国家的财产安全，维护市场的发展秩序。
(4)心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在许多领域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有人活动的地方就能运用到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在经济学中，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产生了“心理—行为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理性人假设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对行为的心理形成动态进行分析。
3西方经济思维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启迪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始于西方，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都借鉴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起到引导的作用。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深入发展，人们开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西方经济思维始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目标，与我国经济状况从根本上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价值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坚持实事求是为原则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理性分析。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性客观的根据我国国情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同时也蕴含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与分析，适当的加以借鉴，避免对西方经济思维产生依赖，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
(2)结合我国国情对西方经济思维进行借鉴。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处于起步期，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观点、理论以及政策，从而适应全球经济化大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
(3)西方经济思维模式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需加强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必须建立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国情基础上，照搬西方的经济政策体系，必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西方已经成型的经济管理体制仍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可以借鉴的范本，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宏观把握可以参考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从而减少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4总结
西方经济学虽然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实质理论学说，其研究对象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可以借鉴它的优缺点，建立有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体制。因此，西方经济学思维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效的借鉴作用，将马克思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相结合，能够使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管德华．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建设研究［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4):9－12．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篇10
关键词：增长方式；发展方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001-02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说，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对经济运行活动的健康开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因为“经济增长就是给居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多的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而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所依靠的是技术的进步，以及这种进步所要求的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1]
一、以“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符合经济基本规律
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强调的是“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等在内的变化”[2]，是一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是一种手段，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结构得到改善，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才是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但有了经济的增长却不一定有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高增长下的“有增长无发展”和“增长不可持续”等问题，可见二者之间并不是作为必然条件而存在的。
既然经济发展会对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那其就具有了不同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发展的长久性和可持续性，而不是一味地单纯地增长，因为“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2]，但事实却是这种主要依靠GDp增长、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却是生态的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当然这样论述也并非对我们曾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的指责，而是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科学发展的方式，而不能再一味地遵循以前的增长方式，因为“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它（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等在《增长的极限》中也曾警告世人：受资源约束，增长是有极限的。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后我们采取的以满足内需、保证人们生活水平、摆脱短缺经济作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促进生产资源和劳动力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并加以组合利用，突出中国的资源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转为现实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国富民不富，消耗资源大、收益小，价格低，结构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等等，如果再不转变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那我们就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无发展的增长”（GrowthwithoutDevelopment）[3]。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更加优化，所以凡是“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重大失衡的国家（像日本和德国）因其居民享有不断上升的高生活水平而受人羡慕”[4]，增长速度快而又没有重大失衡的状态可以说当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方式，不过，由于经济转型不能一蹴而就，培养优秀产业结构需要一定周期，所以建立起完全适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转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子孙后代未来发展资源有充分保障的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环境不断改良和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善的发展轨道上来。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符合科学发展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心在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并不是就增长问题而解决增长问题，从经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是一种根本性转变，是从根本上扭转“重外延、轻内涵，重速度、轻效益”的原有发展理念，可以说这种转变不单单是淡化了对GDp增长的认识，而是标志着中国经济策略重心的改变，标志着科学发展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如果说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那经济发展方式则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重在发展的科学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必须符合规律，如当资源成为稀缺时，人类的创新能力就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支撑，所以提倡和鼓励“创新”也就成为实施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5]，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加强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如果“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的产品，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6]，从一定层面来说，这就是一种实施科学发展的表现。从生产力理论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路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新跨越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最终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来看，确立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人的需要，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增进公众福利，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综合性发展，“因为现实个人所具有的人类性、社会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发展将使个人和人类社会达到内在统一”[7]，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来实施和推动，如果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不能实现，那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很可能就仅成为一种理论语言，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符合人本身要求的模式，而且也是人类实现自我诉求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和从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到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转变的一般趋势，注重从更广阔的视野强调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内涵体系上下工夫，使之成为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8]，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如人口、资源、环境等，所以即使有了良好起步，有时也有可能猝然而止，“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下去，也不一定会沿着事先确定的道路前进”[9]，其关键还是要看发展方式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能够可持续的，因为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数量的增长，更追求数量的改善、效益的提高和能源的节约，不仅能够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能够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如果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富有可持续的内涵，那其科学性也就不容质疑。
三、小结
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现实的物质基础和人类对于经济活动的认识，人类只要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约束过分的经济活动，“慎重选择、制定发展模式，在生产部门提高生产效率，在消费部门改变消费模式，达到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产生废物”[2]，在发展中求增长，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就可以使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就可以实现不仅有数量增加，更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以及效益、环保、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改善等一系列的目标。
可以说，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转变见证了中国的进步，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以经济增长方式为主题，“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视野由关注从单一要素结构投入、结构变化拓展到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变化三条主线，从而有利于直奔成因，从本源上推动经济增长转变。”[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实际上就为我们探索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所以我们不但要把目光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而且还要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环境上，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等途径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运行。
参考文献：
[1]刘碧云.经济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338.
[2]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27-138.
[3][英]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16.
[4][美]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85:130.
[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3.
[6]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3.
[7]武天林.马克思主义人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58.
[8]唐龙.再论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探索,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