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动力篇1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通胀既是一个短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长期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经济增长和通胀，更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始终要关注的问题。
因此，只有结合经济增长、结构调整、通胀中长期的演进趋势，才能更清楚地分析和探讨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通胀的基本趋势。
当然，有人把这三大目标称作“不可能三角”，即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确，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通胀这3个目标，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困难。但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保持经济适度、合理增长，是处理三者关系的关键所在。显然，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高，通胀压力不可避免。在经济增长速度过高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通胀压力减轻了，但在面临大量行业企业亏损破产的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面临的压力更大。
结构调整是转换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平稳发展的根本途径。结构调整的实质，就是原有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传统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只有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通胀压力具有长期性。我国经济发展处在目前的阶段上，通胀压力始终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当提高通胀的容忍度，允许物价一定程度的上涨，从而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供求方面的作用。这将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
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
就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而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将对中国经济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
在过去10年中，也就是从2001～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5%。但近两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滑坡的趋势。2011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只有9.4%，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长会回落到9%以下。相比2010年的10.4%，2011年经济增长可能会回落到略高于9%的水平，2012年经济增长滑坡的趋势还将延续。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大体上会处在8.5%左右。
实际上，近两年来季度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偏离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本轮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调从原因上来说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呢？还是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呢？目前理论界有不同的回答。
的确，美欧债务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减缓、中国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以及国内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都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但要注意到的问题是，在1978～2010年的32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9%。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高速增长了32年，已经进入到高速增长的后期，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而本轮增长速度的回调，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所谓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步伐和未富先老。未富先老将会降低中国总体的储蓄率，将会提高医疗、养老费用的支出，将会降低经济社会的活力；劳动力的供求从过去长期以来供给大于需求转变为目前的供求基本平衡，以及由此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明显缩小。
三十多年来，我国众多产业领域在装备水平上达到、接近甚至超越世界先进水平，继续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不断缩小，从引进技术为主转变到自主创新为主。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下降。
从2011年以来我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及其排位看，东部发达省市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明显回落，排在前面的几乎都是西部省区。东部发达地区的东南沿海4省1市的GDp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重，2010年达到42.7%。当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滑坡以后，依赖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2011年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过去10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体稳定在25%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达到27%以上。但2011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目前，大概只占22%。
从2011年外贸增长情况看，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处在美、欧债务危机的演变阶段，有可能带来发达经济体长期的经济低迷。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很长时间，中国的出口难以达到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长期处在低水平。
从2012年的情况来看，投资增长会出现明显下降，消费的增长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出口增长也会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因此，总体上，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延续2011年以来持续放缓的趋势。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2
关键词：创业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驱动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三层含义：其一，指人们通常所强调的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其二，指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即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及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其三，实现经济增长由追求数量转向提高质量、由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创业型经济以创新、创业活动和创新、创业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以创业型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创新型经济，发展创业型经济对于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创业型经济最早是“现代管理学之父”美国彼得・德鲁克（petcrDrucker，1985）在他的《创新与创业精神》一书中提出的，是指以大量新创成长型中小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形态，是相对于管理型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形态。传统的大工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基本上属于资源经济，需要耗费大的自然资源、能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创业型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实现高技术的附加值、依靠新的创意以及智慧，形成新的创意经济、知识经济的迅速增长，实现低能耗、无污染、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以科技型、知识型、服务创新型、创意型新兴创业企业为主导的创业经济可以从源头上遏制对资本等的大量投入，必然推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经济内生增长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但现在看来，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其实，从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间长期被压抑的商业禀赋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发展创业型经济可以通过引导、促进创业活动、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和高技术中小企业成长，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随着新经济时代知识研发与传播方式的更新，创新成为更普遍、更深入的活动。更多的人投入到创业活动中来，更多的现有企业通过内部创业活动开拓了新的事业。
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实际表明，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有效性远远超过大型企业，在全国112个部级和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园）中，有70%的企业是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可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适合采取中小企业的形式。虽然说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扩大生产来降低成本，创造规模效益，提高竞争能力，但许多大型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仍然不得不依靠收购和改善千千万万个充满活力的小企业的科研突破和发明创造来保持自己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对于保障充分就业、维护市场竞争活力、确保经济稳定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矛盾依然突出，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以投资和数量扩张推动的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内部（主要是工业）基本处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的非核心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中，使得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但制造业“大”而不“强”；而且由于销路盯死海外市场，往往会因为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受制于人。二是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性较差，第二产业单兵独进，长期以来农业始终在三大产业中处于劣势地位，服务业仍然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有利于提升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研发与科技服务、设计、营销、金融、供应链管理、现代物流等生产业发展滞后。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技术水平偏低，资源、能源的消耗强度比较高，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能源和环境难以为继。创新型经济以创业、创新为龙头，以知识产品、技术产品、信息产品、创意产品为主题，具有高端化、知识化和融合化的特点和趋势，因此，创业型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促进创新水平的提高，避免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有利于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动力。
五、着力实现以人为本
就业是当前关注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一个现实问题。创业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从微观到宏观形成促进有效创业的推进机制。从微观上看，在多样性、异质性、变动性的市场环境中，创业者为了促进盈利商业模型打造中成功率的提升，不断增强创业中的回应性、适应性、创造性。从宏观上看，企业适应市场环境的组织能力不断增强，行会组织、商会组织的作用也不断加大、大大提升了创业的组织水平；另外，政府在创业中的推动机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也从如何规制转向如何鼓励和推动创业。这样，企业、社会、国家相互协同，形成创业活动有效的促进机制，体现市场自组织性和政府重要作用的创业推进机制已经成长起来。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只靠输血的就业扶持政策难以缓解就业压力，而依靠发展创业型经济，打造自主创业的造血机制才是破解就业瓶颈的根本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1、刘昱.论创业型经济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科技管理研究,2007(2).
2、景云祥,卫家稳.创业型经济：改变经济增长逻辑的经济形态[J].学术交流,2006(10).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实际工资水平
中图分类号：F249.27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由区域差异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及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关于区域发展问题，很多学者给出不同的研究观点。佩鲁提出，主导部门企业聚集形成的“发展极”能够带动相邻地区经济的优先增长；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论，主张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赫希曼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应优先发展直接生产性活动的部门，并通过联系效应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弗里德曼提出中心论，认为区域核心的发展速度要大于的发展速度；弗农提出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区域发展与产业生命周期相关；威廉姆逊提出倒“U”型理论，指出发展阶段与区域差之间存在差异的倒“U”型关系，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化是发展不可避免的，但区域经济差异终会随着经济发展成熟而消失。
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从区域经济产出增长与投入的关系角度出发，来研究短期内特定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在短期内，投入资本为常数，引起产出变化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劳动力。通过研究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得到在短期内特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和方法。
二、劳动力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根据古典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主要由劳动力与资本两种因素决定。劳动力主要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其内涵是指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与体力的总和；资本主要是指各种生产设备，土地等生产资料。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时间尺度的不同，能够划分为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其影响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在长期经济中，劳动力与资本投入量都是可变的，这两种因素同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而在短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滞后，在短期中并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所以在短期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中，通常假定资本投入为固定量，对短期经济发展影响较小；同时由于人口政策在短时期内政策效果较慢，人口在短时期内也不会产生较大波动，所以劳动力的总和趋于固定，区域内劳动力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转移，即劳动力从区域外转移到区域内。本文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在短期内的发展，着重分析劳动力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劳动力与短期内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联系：
1.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定性描述。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两个方向，区域外转移至区域内与区域内转移至区域外。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区域经济发展会出现不同的影响。当区域内的劳动力缺少时，劳动力成为稀缺品，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不变，供给减少，就会造成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厂商通常会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或提高福利待遇等方式，以招聘到更多的员工参投入生产活动中，从而提高利润水平。由于劳动力总量在短时期内并不会迅速增加，区域内的劳动力缺口主要由区外劳动力的流入所补充。相反，当区域内劳动力过剩时，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不变，需求减少，此时劳动力的价格就会降低。厂商通常会降低工资水平以消减成本来提高利润。劳动力就会从区域内转移到区域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劳动力的流入短期内会增加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或使区域经济水平从衰退中复苏；劳动力的流出短期内则会降低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或使区域经济进入到衰退中。
2.劳动力的转移量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的转移量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定量描述。劳动力的转移量与区域经济增长之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劳动力转入量较多，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相反，劳动力转入量较少，则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同理劳动力转出量较多，短期内经济增长衰退较快；劳动力转出量较少，短期内经济增长衰退较慢。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劳动力因素在短期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突出研究目标之间的关系，现对模型进行一些设定：
（1）模型中存在着两个地区，一个是目标区域，即我们研究的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区域，在模型中称为目标区域；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转移区域，即除了模型中目标区域外的其他区域。
（2）劳动力的转移只与实际工资水平相关。
（3）目标区域内外劳动力总量为固定值。
1.劳动力转移方向
在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力与资本是两个主要因素。劳动力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都会带来经济的增长。资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对经济产生影响，而劳动力对经济的影响在短时内就能够产生。在短期内，区域经济的资本投入为固定量。区域经济的产出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长，能够吸引到的劳动力越多，整个区域增长的动力就越大。劳动力的转移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区域内的工资水平，另一个是区域内的生活水平。区域内的工资水平，决定了该区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吸引区外的劳动力。如果区域内的工资水平高，那么区外的劳动力就会因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转移到区内工作，反之，区内的劳动力则向外流动。区域内的生活水平决定了区域内劳动力的生活质量，高的生活水平意味着工资的实际价值，也就是实际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量是减少的；反之，低生活水平能够使相同的工资水平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将区内的实际工资与区外的实际工资作比较，就能够得到劳动力的转移方向。
可以使用工资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比值来判断一个地区的实际收入水平，由于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地区的消费水平相符，所以在比值中生活水平用区域消费指数来替代。通过区域内与区域外的实际收入比就能够确定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根据以上关系，有以下公式：
其中，w是目标区域内的平均工资水平，wa是目标区域外的平均工资水平；C表示目标区域内的消费指数，Ca表示目标区域外的消费指数；k是一个公式系数，作用是用来修正公式；p值用来表示两区域间的实际工资差异，当目标区域内外差距较小时，通过调整k值，使p值趋于1。
p值通常情况下为正数，当p大于1时，表示区内的实际工资水平比区外的实际工资水平高，短期内劳动力将从区外流入到区内；当p小于1时，表示区内的实际工资水平比区外的实际工资水平低，短期内劳动力从区内流出；当p等于1时，表示区内与区外的实际工资水平相等，区域内外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区域内的劳动力既没有流入的理由，也没有流出的动力。
有了p值的取值，我们就可以对模型进行动态的分析。当p值大于1时，表示区内实际工资水平大于区外，吸引劳动力转移，与此同时，区内劳动力不断增多。随着劳动力的增多，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所能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也不断递减，区内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到与区外实际工资水平相等的情况下，就不会再有劳动力的转移，系统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状态；反之，当p值小于1时，表示区内实际工资水平小于区外，区内劳动力纷纷转移到区外以获得更好的收入，区内劳动力减少。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不断提高，进而厂商就会提高工资水平以最大化生产所获利润，当实际工资水平与区外实际工资水平相等时，就不会产生劳动力的转移，区内外劳动力水平达到动态平衡。
2.劳动力转移量
整个世界的劳动力在短时期内变化较小。我们假定目标区域内外劳动力总和为n，区域内劳动力为n，继而区外的总劳动力为n-n。可以看出，当实际工资水平比值趋于无穷大时，整个区内的劳动力转移率为100%，当实际工资水平比值趋于0时，劳动力转移率为-100%，当实际工资水平比等于一时，劳动力转移率为0。根据所给条件，因而可以得到估计的劳动力转入函数为：
其中U为任意一时间点上的劳动力转移率，表示劳动力从目标区域外转入区域内的比率。将以上时间点上的劳动力转移率公式，引入到模型的动态分析中，就能够得到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劳动力转移公式。劳动力转移率会随着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就可以得出平均劳动力转移率为以下：
其中V是区内劳动力增长率在实际工资水平达到与外界平衡时经历时间过程内的平均转移率，用来表示从起始到平衡时，平均劳动力转移比率；p为区内外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比。表示区域内的实际工资水平根据以上公式，平均劳动力转移率为正数时，即V值大于0时，劳动力是向区域内转移的，平均转移量为
当劳动力转移率为负数时，表示即V值小于0时，劳动力是向区外流动的，平均转移量为
公式中Li表示劳动力转出量，Lo表示劳动力转入量。
当p值为1时，表示区域内实际工资水平与区域外实际工资水平持平，劳动力没有转移的动力，此时平均劳动转移率为零，即V值等于0。
3.劳动力带来的区域经济增长
在短时期内，随着区域内劳动力的增加，区域内的经济会同时增长。在资本水平投入固定时，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劳动力产生的价值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价值的积累。转移劳动力产生的价值就是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ΔY表示转移劳动力带来的经济总产出，也就是经济增长的部分；mpL为劳动的边际产出，是劳动力数量的函数，一般情况下是劳动力水平的减函数。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区域内经济产出的增长与转移的劳动力有关，在边际劳动产出大于零时，区域经济产出增长是随着劳动力的增长而增长的。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区域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是实际工资水平。当区域实际工资水平大于区外时，劳动力人口就会因为能够得到更多收入而转入到区域中，当实际工资水平小于区外时，劳动力人口就会转移至区外。第二，劳动力的转移最终会使实际工资水平达到平衡。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转入的区域会因为劳动力供给过剩而产生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从而使劳动力转移放缓，最终达到平衡；反之，则会因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减缓劳动力的转出，最终达到平衡。第三，劳动力转移量是实际工资水平达到平衡时的积累。在实际工资水平不平衡时，就会有劳动力人口的转移，劳动力转移的停止是以实际工资水平相等为信号的。第四，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劳动力人口的增加。有了更多的劳动力人口，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产出增加。区域经济增长量就是每个增加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从以上可以看出，如果想要在短期内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提高区域内工资水平。提高区域内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进行补贴，以较高的工资水平来带动劳动力的转移，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从而达到短期内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目的。第二，降低生活水平。政府可以通过对基本商品补贴降价，建立保障房等方式，来降低劳动力的生活成本，进而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吸引劳动力参与到区域经济发展中来。第三，保持区内实际工资水平高于区外。保持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较好地吸收劳动力，在劳动力边际产出没有达到瓶颈时，更多的发挥劳动力的发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区域经济平稳发展，并进一步促进区域发展与转轨。完善以上几点，就能够使区域经济在短时期内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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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艾伯特・赫希曼（著），曹征海等（译）.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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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动力篇4
关键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农村生活环境、农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中国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思路不明确,似乎农村经济发展就是给钱给物,这种思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首先要确认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为这个源泉形成农民财富创造条件,农村经济政策需要发挥这个动力源泉的作用。
一、从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说探寻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含义有多种理解,从最简单的交换角度看,市场经济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所以也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不过市场经济更多体现了一种经济制度。如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从单纯的商品交换,发展到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而提升到一种社会制度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也对其中的主体“人”的假设也逐渐成熟起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假设为“经济人”,指人的“自利性”而非“自私性”。关于“自利性”,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中对自利做了如下的描述,“西方古典经济学分析人类行为的逻辑出发点。指人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为目标。认为理性的自利动机,在客观上并不危害社会,反而有益于社会……。”可以说关于人性“自私”的假设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自利”不同于“自私”。和“自私”不同,自私有故意损害别人利益的含义,而自利不是。市场经济主张尊重和给予人们充分自由选择和发展的权利,从“自利”达到“互利”,这就说明,它对于人的“自利”属性是一种尊重和肯定的态度。所以,市场经济认为“经济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所谓“既定约束条件”,就是法律、道德、制度、政策等等。其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自觉地遵守这个约束条件,否则这个约束条件根本无法执行。所以,实现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信任人的能力、尊重人的权利、肯定人的价值。
所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需要激发个体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是以自利行为主导的,通过个人努力来满足个体需求,同时也让社会受益。这与马克思的劳动创造财富不谋而合,一个社会只有财富创造才能增进社会福利。从这也不难看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要从“自利性”假设前提出发,最大限度发挥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可持续发展。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动力的释放过程
1978年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成为推动城市经济改革的先导,在这过程中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得到了充分展示。1978—1984年是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截至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达到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到97.8%,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工分制”变成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快速发展。从1982—1987年,改革的重点是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这是解除农业生产力的上层建筑问题,为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创造了空间。从1985—1988年,农村改革的重点是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经济,确立农户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三农综合症”,据有关统计,从1993—1999年,全国共清理各种涉农收费文件和项目多达2.53万个,通过“撤乡并镇、并村”使乡镇数量由91138个减少到43112个,行政村数量由94万多个减少到74万个,村干部总人数由455.9万人减少到259.2万人。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了2626亿元,是1997年的3倍还多;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了3000亿元;从2006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平均每年为农民减轻负担1200多亿元。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预示了中国农村经济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这阶段的发展,对农民自利性的激发需要更多的条件,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也是农民自利性发挥的过程,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实现这种自利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增收、农村发展问题慢慢从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政府公共服务,要求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市场主体地位。
三、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于城镇经济来说,存在明显的滞后问题,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很多问题,尽管近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新思路。但是相对城市,农村还存在一个弱势地位,2007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分城乡来看,城镇投资117414亿元,增长为25.8%,占总投资的85.6%,而农村投资19825亿元,增长了19.2%,但是仅占投资总额的14.4%,如果按照人均投资来计算,则差别更大。农村和城镇经济面临着不平等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也产生了不均衡的发展结果。
从长远发展看,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工业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城市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市民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保护性”。因此,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衡问题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最终需要转移到激发农民积极性,创造条件让农民的“自利性”释放出来。这些约束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自利空间在缩小。农民的土地在被工业化剥夺,农民拥有的土地已经无法让他们展示自己的积极性。(2)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发展空间。如果农民没有农村空间,那么就必须要向城市空间拓展,而向城市拓展中,城市并没有给农民提供足够的空间发展,一是户籍制度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成本;二是城市中各种机构收费严重束缚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三是很多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而农民不可能直接到微软这样企业工作,必须以服务行业、中小企业就业为主。(3)农村公共保障不足限制了农民积极性发挥。相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城市投入了更多的投资,而且一度以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价格,转移农民创造的价值,推动工业经济发展,使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缺乏,进而导致了农村商品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发展差距,公共物品的不足还体现在对农民培训、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四、推动平等市场主体形成,并给予优惠政策,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
当前,应该把农村经济问题放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考虑,放在同一体制内考虑。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形成。要让农民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能力得以开发,融入城市文明,需要实现统一户籍制度,现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在国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有权享受与所在地居民完全相同的待遇,有权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农村经济也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才能形成。
2.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落实农民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上的平等权。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2月28日批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了这个基本要求。现在,农民在享受各种资源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平等,在失业救济、享受低保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几乎是空白;而教育、医疗、科技文体权利明显地与城市存在差距。要落实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增加对农村医疗投入的精神,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农业公共服务建设,给予更多惠农政策。应依据市场公平原则和农业产业基础产业的地位,和产业波动大,不稳定、脆弱的发展特点,给予农村更多的优惠政策,从国外先进国家的农业政策来看,农业一直受到政府保护,工业补贴农业是一贯做法。国家财政已经有能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大力促进农村交通、通信、电力、灌溉的发展,大力促进农业机械化、信息化、规模化的发展,为农民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发挥其积极性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5
关键词：经济转型；十报告；创新驱动；四化同步
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01-08
在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党的十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设计和新理论，党的十报告强调质量和效益为发展的立足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定了体现以人为本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新量化目标，要求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提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理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四化同步”思想，以及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观点，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前进的新方向和新动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方向和新目标
在总结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转型目标和方向。
（一）党的十报告强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即年均7%的中速增幅，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从速度至上和规模扩张转到“质量和效益优先”
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已经发生三次转变：第一次强调“快”字当头——强调“又快又好”，在这种基调下，经济增长速度是两位数的增长；第二次是“好”字当头——强调“又好又快”，党的十七大以来一直坚持这一总基调；第三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是当前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是一位数增长——“七上八下”。在没有水分的七点五的增速下，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稳中求进”的要义。
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经济陷入萎缩，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国内经济也持续下行，过去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效益掩盖的低效率问题将会逐渐暴露，实体经济要素流失严重，中小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生存困境加剧。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党的十报告指出，“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强调必须“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稳增长”和“促转型”之间的关系。区别于以往的“保增长”，现阶段的“稳增长”已经不能再依靠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不能继续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依靠房地产推动，必须要与调结构和转方式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三者之间的结合点，努力消除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协调、不均衡问题，培育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使经济增长从速度至上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进而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党的十报告对既定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的量化指标，提出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倍增，这体现了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和“民富优先”的理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多次党代会的既定目标和任务，但对小康社会的量化指标各不一样。党的十六大对小康社会的量化指标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要用20年，从2000年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由于实际增长速度超出预期，党的十七大提出人均GDp翻两番，量化指标由“总量”改为“人均”。两次大会均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虽然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也未提出收入增长的具体量化目标。党的十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首次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居民收入倍增的内涵及意义：一是居民收入不仅要倍增，而且要同“GDp翻一番”同步。二是把居民收入作为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民富优先”。三是到2020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并非是不可企及的“高指标”，而是在中速增长假设前提条件下切实可行、容易做到的。四是在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制约分配公平的缺陷，由此产生了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过低并不断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企业各类薪外附加费过重挤占员工加薪空间等问题，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严重失衡。收入分配失衡使居民难以均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再加上上学难、看病贵、住房难、养老负担重等问题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的障碍，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低迷和内需不足。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出现内需与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失衡还容易诱发社会不满情绪，影响生产生活秩序，有损社会公平正义，甚至会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党的十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强调经济发展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经验表明，发展经济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高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并由此引申出“美丽中国”这一全新概念，是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短期经济增长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近期看，我国面临的实体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稳增长”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但区别于以往的“保增长”，现阶段的“稳增长”要更加重视与“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机结合，更加重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从长远看，受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和环境容量制约及全球性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据统计，我国GDp占全世界GDp总量的9%左右，但能源消费却达到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9%。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过去20年问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要在资源环境瓶颈的严格约束下实现“稳增长”，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通过“绿色转型”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和新红利
尽管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我国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决定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是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促进经济内生增长。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结构特征，总结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红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创新驱动”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党的十报告揭示了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报告指出，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首次提出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经济学理论看，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需要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政府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优势开始减弱，原本依靠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方面，我国正逐步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加上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成本不断上升，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将无法维系。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贡献约6%，人力资本贡献约15%。但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十年的阶段性特征看，劳动力数量贡献率逐阶下降，人力资本贡献率在后两个时段低于第一时段，这表明我国人口数量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口质量红利的效用仍然有限。另一方面，受制于能源资源环境约束、中低端工业产能过剩、基建步伐减缓以及政府主导型投资效率低下等因素，未来以资本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将继续升高，粗放式投资主导的增长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已势在必行。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价值链为核心目标的创新驱动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二）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和新引擎
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长的持久动力。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数以千万的人进城，对应的是十年几十万亿的投资和几十万亿的消费。有专家预测，通过体制政策创新，尤其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初步解决，未来5年的消费需求会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居民消费率有望回升到4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55%左右。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彻底打破，未来10年居民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元以上，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城镇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重视外延扩张和粗放式发展，我国城镇化发展出现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使过高地价推高房价、人口过于集中于大城市、城镇转移人口过多地被边缘化及农村过度空心化等多种偏向，特别是大规模进城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却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处于“半城镇化”的状况。还有部分地区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大量土地被征用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但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这不仅抑制了城镇化潜在内需向现实需求的转化，而且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具实践意义的战略举措。此前的党代会基本都提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建设内容，但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观点，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以产业为支撑，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四化”协调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从经济“失衡”走向经济“均衡”的关键。“城镇化新政”不仅标志着我国改革的新起点、传递着平等的新理念，更预示着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红利。
（三）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形成新的“制度红利”
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党的十报告提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理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都会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创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7年的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这是所有制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党的十报告的经济理论创新是把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定位为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提出不同市场主体竞争要实现“三个平等”即“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特别是“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不同所有制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有六种表现：一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获取稀缺资源既容易又便宜，如获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电网、电讯等特许经营权，政府投资项目等等。二是资金要素使用的不平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营条件上面临着显著的融资可获性和融资成本的差异。国有企业更容易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资金。而大量民营企业却因为规模小、实力弱、经营管理机制落后、市场稳定性较差、资信等级不高、可抵押担保品较少等条件约束，常常遭遇银行等金融机构“重大轻小”、“嫌贫爱富”的“规模歧视”和“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融资渠道狭窄使得民营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三是一些企业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四是在竞争性行业，存在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税费负担，造成不平等。五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建立和引进了很多新的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六是在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的保护离“同等保护”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落实平等竞争观需要深化改革，利用改革形成新的“制度红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辉煌除了得益于“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源红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通过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上世纪90年代是国企改革的“黄金十年”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加入wto以后“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三个阶段的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辉煌，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改革是阶段性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红利不可避免会消失。为此，党的十报告把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大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调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努力营造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这将有助于激发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市场主体活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要素使用效率，创造新的“制度红利”，推动经济新发展。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思路与新战略
新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效益、质量的关系，促进财富增长与民生需求均衡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引擎，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制度红利”，推动经济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一）处理好速度与效益、质量的关系，推动经济增长从速度至上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压力，推动经济转型。不能再靠无效投资和放松房地产调控来稳定经济增长，而是要采取新的“组合型”政策，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其从速度至上和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的轨道。一方面，要优化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分配与投入，引导产业升级的方向；另一方面，要注重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努力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具体而言：一要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营造“让勤劳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以实体经济的创新引领经济持续发展。二要靠有效投资特别是扩大民间投资，通过减税费的积极财税政策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让其遵循经济规律“自然成长”。三要培植新的消费热点，探索将出口退税转为居民消费补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使居民消费成为稳增长的持久动力。四要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在“东慢中快”和“东慢西快”的形势下，把中西部打造成“稳增长”的新“增长点”。五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寻求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六要促进出口多元化，努力实现外需稳定。
（二）处理好国家、企业、居民三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经济发展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方式转变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要提高居民所得，就要降低政府所得或降低企业所得，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亮点，也是最大难点。党的十报告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从长远看，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提高”是对国家、企业、居民三方利益的重大调整。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要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的政策取向。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构建“橄榄型”财富分配结构。从全球视角看，“橄榄型”社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贫富差距引致的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因此，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信息等现代服务业，通过经济服务化培育大量“白领”阶层。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以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鼓励创业创新，让更多的就业者变成创业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抵扣和返还，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要将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为税收减免和抵扣的重点，让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量能够拿得到、存得住、经得起花。要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尽快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推进农村宅基地、住房、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要完善资本市场体系，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提升居民理财水平，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要研究专利和企业家才能这两大要素通过“技术资本化”和“管理资本化”参与分配过程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途径。二要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加强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的监督，保护劳动者在分配中的地位和合法权益。深化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合理设置补偿费比例和中央地方份额，使中西部的矿产资源优势能惠及当地普通居民，缩减地区收入差距。三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国有企业应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处理好各层次劳动者的薪酬分配关系。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取缔不合法收入。
（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关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动经济向低碳、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推动经济向低碳、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突破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制约，是“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的全过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构建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这要求我们应把发展绿色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使其成为我国转变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发展模式的重大战略举措。绿色经济是一种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为主要内容，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品附加值高、生产方式集约的一种经济形态。绿色经济综合性强、覆盖范围广、带动效应明显，能够形成并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有助于创造就业和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走出困境和实现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同时，绿色经济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重要特征，以经济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为内涵，包括低碳经济和生态经济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有利于转变我国经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集约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模式需要采取以下六条措施。一要利用利益引导机制，培育绿色新兴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二要加强绿色技术研发，培育绿色产业人才，建立绿色产业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和绿色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三要完善金融投融资渠道，发展绿色金融，吸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等股权投资来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绿色信贷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四要通过政府采购和绿色产品补贴等措施，刺激绿色消费，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良性互动。五要探索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机制，加快完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体系，进一步强化环境绩效在地方政绩考核的硬指标地位。六要加快修订和制定绿色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环境执法力度，逐步构建系统、高效的绿色经济法律体系，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度。
（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完善创新机制和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实现经济增长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
经济发展要实现“创新驱动”，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创新的内涵。认识创新，要防止“创新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庸俗主义”创新，又要避免把创新看成高不可攀、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创新神秘化。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通过新组合而产生新利润的活动，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材料供给、新管理五种形式。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创新”一词应该做广义的解释，它不仅是新技术，而且也是新方法或新态度。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提出，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概念。因此，广义的创新还包括体制、机制、法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即通常所说的改革。成思危教授认为，创新指引人或者产生某种新事物而造成变化，大体有三种类型：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是多层次的，高端创新具有革命性、颠覆性、破坏性，而中端、低端创新则具有渐进性。
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关键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调查表明，企业创新有四大瓶颈：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因为激励机制缺失，创新无利可图。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因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往往是“九死一生”。三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创新人才瓶颈。四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融资体系不完善使企业创新面临资金约束。当前，创造环境让企业创新有利可图，比打造“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更重要。现在有很多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创新，但实施起来很难。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让企业创新步履维艰。所以如何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环境非常重要。具体而言：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完善有关财税政策，解决企业不想创新的问题；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创新氛围，让企业敢于创新；完善创新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开放创新，让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互惠共生的环境中提高创新能力；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系，为企业创新建立良好的融资平台。
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还需要从宏观层面进行全面部署和战略规划。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利用人才创业创新带动先进技术的应用。
（五）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引擎，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新型城镇化发展引导更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转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
将扩大内需与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是扩内需、促增长的有效途径。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城镇化存在诸多过度发展与失衡问题，使得其潜在内需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为此，要积极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从外延型向内涵式转变，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首先，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当前，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帮助其实现市民梦、安居梦、创业梦“三大梦想”。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降低入学门槛，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工权益缺失问题。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引导农民工回归，鼓励“农海归”（由沿海回归流出地创业就业的农民），实现产业和劳动力向中西部的双转移。其次，要科学布局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构建合理的城市格局。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以发展城市群推进城市化。二是通过做大县城实施农村城镇化，实现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并重。以发展城市群推进城市化，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加强城市群内交通、通讯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智慧城市”为理念推动内涵型城市化发展。同时，也要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根据不同的情况建设不同规模的城市：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县，把县城发展为30～50万人的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以下人口的小县，要把县城做大。再次，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字方针，促进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还要注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认真做好“五防”：一是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是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哄而起搞运动，一味追求城镇化高速度和规模扩张。三是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土地财政而使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四是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使农民“被上楼”。五是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而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六）以落实“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观为契机，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新“制度红利”，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活力
当前，推动经济新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打破所有制障碍，破除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营造和谐有序、自由竞争、公平发展的市场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和灵魂，实现公平竞争首先要保障不同市场主体“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实现不同市场主体在法律上“平起平坐”。政府要对不同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落实“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观需要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一要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建立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创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前提条件。当前，要完善要素自由流动机制，进一步清理各种要素市场准入条件中有关所有制限制的条款，打破行业垄断与地区封锁，促进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环境下参与要素市场竞争、获得生产要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建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形成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门当户对”的金融格局，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国企改革，减少行政审批，营造不同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对国有企业的布局进行优化，在有进有退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对垄断行业，要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性领域放开市场、资本多元化改造、可竞争性环节分离等措施，在竞争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打破行政垄断行业不仅要放开，还要在竞争模式、治理模式、财税体制、监管模式、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整体同步推进。进一步进行市场化取向的分类改革，对公益性行业、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三种类型国企进行不同的公司治理建设，构建不同类型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在政府采购中，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扶持民营中小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创业、人力资源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完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三要依法保护不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构建同等受法律保护的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不仅做到“形式上”的公平，还要做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实质公平”，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合法经营不受干扰。尽快出台和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配套措施，解决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体制性问题，保障民营经济稳定发展。严格按照《反垄断法》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各种垄断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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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动力篇6
《中国民商》：对企业而言，要基于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才能形成企业发展方案。当下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企业家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经济形势到底如何？经济下行何时能探到底部。
黄孟复：现在中国经济整体增速下行的趋势是公认的，但是否已经触底企稳还存在争议。官方以及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已经基本趋稳，下行速度会逐渐放缓；而民间和大多数企业家的看法是，下行的趋势仍将继续，还没有企稳征兆。
现在来看，这两种判断都不无可能。但我认为，要分析、研究、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我们宁可把经济形势看得更严峻一些、把困难看得更多一些，这样才能把防范措施做得更牢固一些。因为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从有利方面来看，形势企稳有很多证据，比如现在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占到一半以上，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也都蓬勃发展；但从不利的一面来看，传统行业困难也有很多，并且这些困难现在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新动力的增长速度不能弥补原有动力的衰减速度，经济增速整体还会继续下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体量大、惯性也大，因此我们不仅要扶持新动力的不断增长，还要尽量使原有的动力焕发出新的活力，二者都不能忽略。
其实经济增长的速度究竟是多少，我认为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就业和财政收入这两方面不能出现大的问题。只要老百姓有生活保障、政府能够正常运转，哪怕是经济增速只有4%-5%，也还是可以承受的。需要指出的是，即便现在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就业问题和财政收入问题，我们也应该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中国民商》：这次大成企业家首脑沙龙汇集了许多国内一流的大型民营企业。在您看来，当前企业发展环境主要面临哪几方面的问题？
黄孟复：在大成企业首脑沙龙的企业家和专家发言中，包括在调查问卷里，我看大家对形势总体的判断和问题的反馈存在很多共识，很多企业家都提出了目前企业发展环境面临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是税费问题。世界各国在经济下行时，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减免税，对于中国来讲就是减免税和费的问题。在企业盈利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出台有力的减免税费政策，这是普惠政策，是大多数企业家共同的希望。
第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劳动力产生的效能提高与工资增长不匹配不同步的问题。如果工资的增长能够激发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这种工资的增长是有价值的，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正能量。但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力工资的增长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所产生的效能，这就存在了问题，值得我们企业家好好反思。
第三是企业融资成本高。中国的民营企业承受了非常高的贷款利息，高额的融资成本使大多数企业在缴纳了政府税费之后，还要支付沉重的利息成本，再加上员工工资的增长，最终企业基本无所得。我了解的很多企业都是如此，好一点的企业利润率也只有3%-5%，大多数企业还达不到这种水平。长此以往，企业的生态环境就会出现问题，发展缺乏动力。
第四是政府部门有些人不作为问题。现在有些政府人员出现懒政怠政的问题，态度好但不办事或者办事效率低，不作为或不知道如何作为。一些地方政府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以前忙着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现在反对“唯GDp主义”了，提倡要为民办事、要办实事，但是财政又缺钱，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稍微有风险的事情，就要开会研究讨论，可办可不办的事情，宁可不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民营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经济有可能仍将继续下行。
《中国民商》：上面提到的四个问题的确代表了企业心声。您认为，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最迫切需要解决哪方面问题？
黄孟复：这需要具体分析。近几年，我国国民收入在国家、个人、企业中的一次分配发生了变化。以前一直是国家收入增长20%-30%，企业所得增长20%-30%，职工个人收入增长一般在百分之几。十六大以来，中央调整政策，增加劳动者在生产分配中的比重，最低工资收入连续提高；同时，企业家也主动给员工增加工资。所以现在的一次分配是，国家税收收入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企业职工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而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正常情况下，职工工资的增长应该来自于企业的利润，现在企业利润已经大幅度下降了，政府就应该及时站出来，通过减免税费来支持企业为员工涨工资。
不可否认，大幅减税减费，对现在的政府来说也非常痛苦。以前财政收入每年可以增长10%-20%，现在的财政收入只增长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让政府减税减费，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但我认为，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政府要勇于出来承担责任，哪怕背负更多的债务。现在我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是40%-50%，而美国国债占GDp比例可能已经超过100%，日本超过150%了，中国为了提高人民收入、减轻企业的负担，稍微多负一些债，只要控制得好是不会造成金融危机的。所以政府应当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现在企业效益的低下已经影响到金融业了。2013年、2014年的情况是，实体企业效益下降，金融利润高涨；2015年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企业效益继续下降，金融业利润也开始下降。如果企业状况继续恶化，将蔓延到金融机构，就可能会出现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因此采取减税减费的措施，降低企业的痛苦指数，缓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民商》：您一直强调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也多次强调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您如何看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和民营经济的作用，您认为如何释放改革红利？
黄孟复：在我看来，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改革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新动力。未来经济发展走势复杂多变，我们当前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只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是完全可以控制。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信心，中国经济是绝对不会崩溃的。
为什么这么讲？第一，中国经济总量中，民营经济已经占65%以上。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税收的主力军、就业的主力军，所以中国经济的总体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民营经济是最抗压、最有活力、最有韧性的，即便是在当前这样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很多民营企业家仍然是游刃有余的。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家都在寻找市场的空隙，都在寻找新的发展机遇，都在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个活力和动力是不竭的。我们经济的主体已经是这样一批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只要政策对头，民营企业给点阳光就灿烂。他们的增长速度可能比以前慢了一些，但是绝对不会停滞，所以中国的经济仍然充满希望。
第二，中国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不同，我们有战略纵深空间。中国幅员辽阔、经济体量大、发展不平衡，这种战略的传导空间为结构调整、政策调整留有余地。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都是不一样的，一种问题的出现，不会中东西部一起爆发，还有一层层传导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中国不会像泰国、希腊那样，有一点问题就引发全国性危机。
第三，中国还有巨大的改革潜力和改革红利将会释放。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即使现在各行各业的改革还没有完成，中国就已经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这说明我们的潜力还有很大。如果把改革进行到底，让改革红利充分释放，中国就可以迎来新的发展春天。现在美国、欧洲已经很难再推进改革了，因为他们的老百姓福利太高，改革一旦触及老百姓的利益，他们马上就上街游行反对了。而中国的改革不一样，中国是从政府的改革上要红利、从国有企业的改革上要红利，从市场化改革中要红利，对老百姓来讲是有利无弊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今后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如果这句话能够真正落实下去，把生产要素的配置市场化，把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同时政府发挥宏观引导作用，释放改革红利就完全不是问题。
现在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的核心是，要让国有的经营机制向市场的、民营的经营机制转变。如果混合之后，仍然是国有的经营机制，只是通过混合吸引民营企业资金，那这种混合所有制是不可持续的。混合所有制应是国有的资本、市场和民营的机制，资本和机制的结合才能产生新的动力，产权是国家所有，但机制必须是市场的、民营的机制，从而获取国有资本的最大收益，这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如果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进一步加强，政府改革和国企改革能够进一步到位，很多的经济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7
关键词：新常态；西安市；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对策
据西安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4166.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数据表明，当前西安市经济发展积极因素增多，发展活力较强，将继续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尚需时日，市场需求总体依然较弱，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
一、新常态下西安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具体表现
1.社会投资拉动乏力。表现为：①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较低。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足全陕西省的30％，在全国省会城市当中无论总额还是人均水平都是偏低的。②农村投资水平低，这是降低经济增长动力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逐年下降，导致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增长、农业增效乏力，使得农村内需不足，从而导致西安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③投资结构不平衡。以2016年产业结构为例，全市投资额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四大行业，占全社会投资额的“76.2％；对农林牧业投资、科教文卫等基础、公共设施的投资比例较低，如2016年1-9月，全市文化产业投资161.00亿元，占全社会投资额比例4.4%。投资主体多元化进展缓慢，企业投资力量不足，民间投融资困难重重，专业投资公司运作也较经济发达沿海地区滞后许多。大项目个数和投资规模减少、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依然不足，投资增速持续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较低。①居民消费水平与沿海及东部城市存在较大差距。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3个百分点。2015年，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8810.2元，农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9517.7元，在全国排名均20名之后。②农民消费增长乏力，城乡消费差距扩大。2015年，全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2.35∶1，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42.45％。③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高，消费潜力有待挖掘。④居民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足。消费率持续下降说明西安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内需明显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
二、制约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主要因素
1.投资环境较差，投资体制不健全。投资环境不良。经济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目前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民间投资意愿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另一方面，投资体制不健全。一是投资主体单一。2016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所占份额高达33％；再以全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数据为例，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7.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6%；外商投资企业占1.7%。投资管理制度存在问题。全市投资经济体制不健全，从而制约了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的拓展。社会的大批闲置资金很难及时有效地转变为投资资金；全社会投资规模偏小约束了经济增长空间。2.企业成长状况及竞争力不足。全市市场化程度指数远低于东部沿海城市水平，从而导致全市企业成长状况及竞争力较差。由于市场复苏信号传递滞后，以原料生产为主的农业复苏能力较弱，金融危机对西安市的影响程度较，而西安市经济回升则较慢。此外，培育市场主体不到位，造成了当前一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贷款难，主要原因是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企业高负债经营，银行从风险考虑，不愿意贷款，银行存款过多，从而形成存差问题。3.粗放型发展经营，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西安市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连年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使过剩产能的调整成为一个异常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三、新常态下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对策
1.优化投资结构，调整城乡投资比例。加大对本市农业的投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不断地推进工业化，从而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抓好培育壮大本地特色食品、旅游商品等产业作为发展轻工业的现实路径；积极推动工业企业向工业园区聚集；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加大对旅游业、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投入。协调城乡投资比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强农村教育、农业科技培训投入，提高农民和农村劳动力素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加大乡镇企业的投资力度，吸引农村劳动力就业，并允许农民参股分红，推进由向农村输血至农村造血的转变。2.搭建以市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一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与政策引导力度，以担保基金鼓励商业银行向其进行贷款；设立风险投资损失补偿基金。二是整合投融资平台力量，放大其效应。盘活存量资源，以存量资产带动增量投入。通过财政投融资平台，全面统筹可盘活的各项政府性资源，并通过资本化运作切实充实平台公司资本金，以增强融资能力，满足重大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切实放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集中财政投资，统一将财政投资注入融资公司，充分实现以财政资金规模带动银行贷款规模，并由财政投融资公司融资后再拨付各专业投资公司作为资本金，在财政投融资平台和各专业投资公司两个层面上都起到放大投资的作用，由目前的一级放大递进为二级放大。实现滚动发展，增强政策性投资的可持续性。在确保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及时退出，建立“投资—退出一再投资”的资金滚动和持续放大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财政资金的滚动投入，不断支持新的项目建设。三是促进金融市场建设。引导银行资金市场介入公用事业项目领域，实现其强有力的融资支撑作用。四是发挥企业投融资的主体作用。五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3.推进科技进步，建立健全创新机制。完善全市区域创新能力体系，有效实施对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宏观调控和引导，并通过政策性的资金投入，促进风险投资的形成，引导社会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教育、高科技产业实施优惠和扶持政策，加大对教育的扶持力度，增加对公共教育的支出，积极推进职业技术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尤其是电子技术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建立科技创新机制和服务平台，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加快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4.改善民生，刺激城乡消费。一是改善民生。实现教育资源整合，不断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从政策、税收、金融等方面扶持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使其发展壮大并吸纳更多劳动力；从市情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发挥其就业岗位多的优势；加强就业引导和职业培训；提高毕业生就业率，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加强政策扶持。建立健全城乡社保制度，在已有的低标准、广覆盖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乡社保标准，实现城乡社保的全覆盖；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稳定群众的消费预期。二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切实提高中低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消费，为扩内需奠定基础，保持消费增长。三是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逐步与城市接轨，切实提高消费意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促进农村消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另—方面，不断提高消费信贷服务水平，加大对住房、汽车消费的支持力度，积极配合做好“家电下乡”和工业品促销等优惠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拉动和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及时满足城镇居民和企业的合理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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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动力篇8
一、扩大内需的必要性
1、扩大内需取决于我国国情。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它需要积极扩大内需，这是一个长期战略。我国加入wto以后成为世界上一个开放型经济大国，我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我国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占世界总量比重的7.3％和6.1％，居世界第三位。我国确实要面对如何利用两个市场、利用两个资源的问题。因此，积极扩大内需和充分利用外需是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两大互补性政策。我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内部存在不平衡性，所以扩大内需不是要加大不平衡性，而是要减弱不平衡性。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正处于调整上升时期。进一步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加快西部大开发、提高企业技术水平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在不断升级，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同时，目前我国粮食、外汇储备充裕，财政收入连年增长，利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些都为扩大内需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还有一些明显的利好因素支撑内需的增加，如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申奥成功。据国家统计局估计，由奥运带动的投资与消费将拉动我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零点三个百分点以上。
2、充分利用内需，可以改善我国和世界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性。现在我国的出口大于进口，2005年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进口比较优势，特别是进口农产品、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外贸连续保持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加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这些是对我们不利的。这就需要我们主动调整自身贸易增长模式，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3、外需增长乏力。外需虽然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外需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也可能会给我国经济带来麻烦，过分倚重外需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只能依靠自己。我国具有世界上前景最为广阔的潜在消费市场，世界各国均把目光投向我国并展开了争夺我国市场的大战，我们怎能对自己的优势视而不见而舍近求远呢？
另外，最近几年国际贸易环境不断恶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一些国家采取技术壁垒、反倾销、保障措施等手段对我国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对我国出口非常不利；人民币的升值又减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强大的价格竞争压力，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我国的出口。
从全球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依靠国内需求的增长。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也应是必然选择。
二、扩大内需的四大突破口
1、提高居民购买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首先应解决居民的消费需求增长问题。其关键就是要提高居民的购买力进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应该尽快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我国政府已经两次增加了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并首次实行全年发放13个月工资，目的就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对于城镇居民，重点是要对下岗、失业人员重新就业提供帮助。政府应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如给予资金上的支持、税收优惠，鼓励发展集体、个体和私营等多种经济，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使每个下岗人员能根据市场需要重新掌握一门技能。通过社区组织、市场中介机构，建立就业信息网，促进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员再就业，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刺激这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对于农村居民，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首先，应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有市场前景的优质农副产品，开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增加其附加值。其次，积极推进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再次，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农技培训，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意识，提高掌握和运用农业技术的本领。第四，鼓励、引导、支持乡镇企业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创造条件。
2、加快二元结构转型。目前，我国内需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是和我国的增长模式相关的，特别是我们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今后要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核心就是要加快二元结构转型，为转移农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业岗位和灵活就业岗位，从低劳动生产率产业转向较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从低收入部门转向较高收入部门，从低消费水平居住地转向较高消费水平居住地。这个过程需要花很长时间，但这是根本性的结构转变问题，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促进扩大内需。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9
四是其体制和经验，包括经济发展，产业的成长，对非特区和开发区，以及全国形成试点、示范、扩散、带动、关联等效应。从特区，到保税区，再到经济和技术开发区，从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省市级经济和技术开发区，其政府在特殊区域和园区内的体制和政策，逐步地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地、从中央级开发区到地方级开发区试验和推广。这样的改革和开放格局，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加大了产业的扩散性和关联性，由于分工协作、产业延伸，生产配套等等，加上物流集散，发展带动了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产业、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樊纲在谈到特区在体制改革示范的作用时认为，开始改革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缺少信息、缺少知识，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迅速吸收消化引进各种关系、制度和信息的一个重要机制。要理清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改革顺利进行，这就需要在一个区域内做全方位的改革去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为全国的改革先行先试获得全方位的知识、信息、经验和教训，然后用于指导全国的改革，为全国做示范、做样板。这就是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所在［9］。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搞特区，就是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学习国外先进的体制和机制，新生出一种新的现代的企业和政府体制；就是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形成新的产业体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对外开放，特区、保税区、沿海大开放、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后来的内陆区域及沿边开放，功不可没！
五、对外贸易与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
1978年以后，在经济的对外关系上，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是依靠人口多、内部市场大，自力更生发展自己工业，走进口替代式的工业化道路，还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走出口导向，在积极出口的同时提升本国产业水平的工业化道路？30年来，中国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20世纪瑞典经济学家赫克谢尔和俄林提出了国际贸易的资源禀赋学说。这一学说是发展了的比较利益学说的复杂形式。该学说认为，不同的商品生产要求不同的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的供给上赋有不同的条件，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禀赋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不相同，生产要素的配合不相同，而生产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就不相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应输出在生产中需要较多的该国家资源丰富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输入在生产中需要较少的该国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之便，扬长避短。
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俄林等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极力赞扬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可以带来以下好处：第一，自由贸易会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由于贸易可以使一个国家超过生产可能性边界去获取资本和消费品，以较低价格得到在本国稀缺而昂贵的原料、其他新产品以及技术知识等等，从而为工业生产的持续而范围扩大的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二，自由贸易降低商品的价格而且使各国有更广阔的消费选择范围，可以增加消费者福利。第三，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一个国家进口它以相对高成本才能生产的商品，出口它以相对低成本生产的商品，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可以获得利益，并使消费和投资水平提高，而且进口竞争趋向于提高国内生产者的生产效率。第四，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出口将倾向于提高丰裕、便宜的生产要素的报酬，而进口则会降低昂贵、稀缺生产要素的报酬。由于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丰裕要素享有的贸易利益的比重比稀缺要素大。因而自由贸易会使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有所改善。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论者积极主张，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应当积极地参加国际贸易，采取外向的政策，撤销贸易壁垒并完全开放商品和劳务的国际市场［10］。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1978年时，达到95 809万人，到2008年时，达到132 500万左右；而人均耕地、淡水、矿产资源、能源、森林、国土面积等等指标，都在世界平均水平的1/5—1/2，一些指标的人均占有水平甚至更低。对此，周也进行过研究：中国最核心的比较优势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要素成本便宜，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为：国土人口密度大，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容量较小，人口众多、劳动力就业压力较大，土地、淡水、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人均水平较低，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和气候条件较差，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弱，技术、资本和土地等资源型产品的竞争力也较弱。人均物质资源相对贫乏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并且素质较低，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而且，1978年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24美元，处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倒数第几名之中。在这样一个起点上，打开国门看世界，要与世界经济交往，在最初向外开放的格局下，究竟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确实需要探索。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为：土地、淡水和矿产等资源丰富，资本密集，技术水平较高，产业和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强，国土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容量较大，技术、资本和土地等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为：劳动力要素成本昂贵，一般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看，全球经济中，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劣势和优势，通过相互的贸易，生产并出口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并进口自己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各国形成适当的分工和协作，可以使各国双边和多边都在相互贸易中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劣势看，中国应当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便宜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这些产品，消费者会觉得产品便宜；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劳动力价格昂贵，供应国内消费者会觉得很贵，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中国消费者也会觉得很贵。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可以向中国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高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土地资源密集型的粮食等产品，中国可以弥补技术和粮食产品供给的短缺，降低其价格；中国短期内自己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一是技术水平还相对较低，无法生产，二是即使生产，可能价格太高，消费者无法承受；而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也将逐步上升，用很多的人，在相对少的土地上生产粮食，来全部供应国内需求，也是极不合算的；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是对自己一定阶段上技术不足的弥补，而适当地进口美国的农业产品，实际上是进口土地、淡水、化肥等资源，从比较利益方面讲是合算的［11］。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价值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换取了少量的技术、知识和品牌产权含量高的产品，是不合算的。但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决定的，而且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参与这样的国家分工，才能在世界经济交往的格局中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且，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的国情下，想急于求成，将出口贸易调整成为技术和品牌产权含量很高的结构，结果只能使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和失业，使国民经济的损失更大。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前面已述改革开放初期，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为9.7%，30年后，2007年我们提高到66.8%，提高57.1个百分点；贸易规模从改革初的世界各国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从0.8%提高到7.7%。林毅夫和李永军研究了1981—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变动的弹性。他们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该弹性数值大致在0.1 左右（平均值0.105），即出口每增长10%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近1个百分点。该弹性的数值在80年代则相对较低。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增长的趋势。80年代早期，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10%（比如1979 年为5.1%），90年代后期则基本上稳定在20%左右（比如2000 年为22.9%）。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证明了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13］。2001年以来，许多学者认为，出口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在1/3左右。
六、对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虽然对外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学术界及舆论在劳动密集出口是不是值得，市场换技术没有换来，跨国公司并购影响产业安全，银行吸收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股份被贱卖，外汇升值使得我们外汇储备和投资的债权和股权贬值等等方面，也有这样和那样的责难。那么，怎样理性、平心静气和历史及客观地看待这样一些问题，并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是未来我们更好地进行对外开放的前提。
首先，我们应当全面地看待对外开放，将它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其伴随的有关问题相比较，要肯定其成就远远大于发生的问题。在过去对外开放的30年中，我们没有选择拉美曾经以借债为主投资企业的模式，主要采取了吸收外资进入的中国的办法，使外商进入中国办企业，投资的风险由其承担，市场由其开拓，我们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等方面付出的成本较小，而且发展经济的风险也较小。前面已述，我们通过外资的进入，引进、学习、吸收、消化和创新了我们的管理方式和企业体制，使我们国有工商企业、银行和民营企业等等，在管理和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现代化方面有了显著的进展。也使我们各个产业方面，包括行政管理、生活消费等方面的技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我们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水平往前追赶了20—40年，有些科学技术，我们已经站在世界的前沿。我们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不到5%的贡献率，提升到了2008年的40%以上。从未来看，正是有过去30年对外开放中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正是我们引进、学习、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奠定了我们下一步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条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将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建设成为有竞争能力的技术强国。而对外开放，根据我国自身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协作，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获得比较利益，占我国经济增长的1/3。可以说，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中国是对外开放战略的最直接的受益者。
其次，应当历史地看待对外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其一，需要指出的是，对外开放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国策后，洋人用炮舰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与前苏联关系的破裂，到1978年之前，我们在经济、科技、文化等交流上又几乎重新关起了国门。怎样引进外资，怎样引进技术，怎样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怎样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并且为我所有和所用，从清朝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并没有成熟的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相比，也无相同的经验照搬，是一个全新的需要探索和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出一点问题是不可能的。其二，对外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和外交实力较弱，与外商，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谈判，让其成本较低和毫无保留地转让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一般来说可能性较小。并不是我们用市场一点技术也没有换来，只不过市场换技术，在不同的领域，换取的程度不同而已。如彩电（从显像管到液晶显示）、冰箱、空调、洗衣机等技术，就是从让市场中完全换来的。从开放的后期来看，越来越多的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其研发总部迁往了中国，或者将其研发的一部分设立在中国。当然，由于科学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投入，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转让，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技术，一是要拥有方同意，二是需要一定的成本，三是入股也要分红。这是财产权利制度和市场经济使然。
再次，应当客观地看待对外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正视我们对外开放的国情。对大量的劳动密集产品换取少量的技术密集产品，引起了一些学者，包括舆论的忧虑，甚至反对。但是，中国的国情是，从统计上看，有3亿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而耕地只有18亿亩，每个劳动力不到6亩；并且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高达40%，而第一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则为10%左右，试想40%的劳动力，54%的农业人口，由于农业税取消后，10%的农业增加值几乎都留给了农村和农业，即使这样，如果仅分配10%的增加值，其收入只能为城市人口的1/3。一个出路，就是要将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而这样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品，国内需求是消化不了的，需要国际市场加以消化。而国际市场对劳动力成本较为便宜的中国产品的需求，使剩余的劳动力有工作机会，使剩余的劳动力资源不闲置，使其因文化知识水平所限不能创造高端产品，但是能在技术规范和管理下，创造体力和技能性的产品，这是中国这样国情下比较优势的发挥，是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利用出路。而将大量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弃之不用，而要全部追求高知识和高技术劳动力创造高端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以此来进行国际贸易，实施这种战略是不现实的。而在对外开放中，我们确实出现了一些引进设备中吃回扣，引进了一些质次价高、技术水平低的设备，以引进设备为由出国考察，对外部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准确，光引进设备而没有引进技术，出让国有资产时价格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不能归因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上。其发生的原因，与我们过去的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有关，与我们过去仅仅为政治，而不注意收集经济信息的外交工作观念和方式有关，与我们对外经济交往中国家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的监管和打击不力有关，与我们财政体制对公务人员和国家事业人员出国这样的公务行为和开支管理不力有关。我们需要的是改革和完善体制，强化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强管理和监督，自觉堵塞对外开放中的各种漏洞，而不是责难对外开放这一重大战略。
最后，应当从市场经济原则、经济规律、经济变动客观趋势等角度看待我们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市场经济是讲经济人行为准则，讲产权，讲博弈、讲竞争力，讲信息的掌握程度，在博弈、竞争中进行合作。比如，中国贸易的对外依存度太高问题，它是国民收入国家分配比率高，而居民分配比率低，因而国内消费相对不足，而国家和企业分配多，投资企业生产出来的物品，如果在国内消费不了，就必须出口来平衡，因此，国内对外贸易依存度高，是国内国家、企业、居民分配结构和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的结果；而并不是对外开放造成了中国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结果。再如，中国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贬值损失的问题，也被议论。由于同样效用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价格不一，随着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逐步地要升值，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东亚一些后发展中国家相对美元，普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升值了100%—200%。从中国的出口看，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便宜，对我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样效用的产品要在世界上趋于价格平衡，从长期看，这些都要强劲地推动人民币相对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升值，人民币的汇率走势不可能逆这种趋势而动。
还比如，如何看待关于银行股被贱卖的议论。中国的各国有商业银行，在20世纪中期时，资本充足率很低，呆坏账率很高，由于大量的债权是国有企业的贷款，而国有企业整体效率较差，因此，金融体系的风险极大。中国的货币发行在国家的手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补充了银行体系的资本金，剥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并且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包括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又补充了有关商业银行的资本，改善了其资本结构。实际上，银行股改，需要资本多元化，而国内当时私营资本的规模还较小，并且意识形态方面对私人资本过多地参与银行有顾虑，采取了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做法，从目前看，我们不能否认，中国银行体系中风险得到降低和控制，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善资本结构，引进先进的银行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有企业资产在购买中被流失，中国企业的品牌被国外跨国公司兼并，中国的稀缺的土地和矿产等资源被低价进入产品后出口，并且将污染和排放留在了中国，也是对外开放被责难较多的话题。国外企业家到中国做生意，一定是本着经济人的原则行事，一定会讨价还价，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们需要从自己的处境和条件看，也要建设和强化讨价还价的体制、信息、方式和能力。也许有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放在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下，资产会真正被消失，而外商购买后，我们还能获得税收、就业等利益。至于民族品牌，需要中国的企业自己珍惜。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强调科学发展，一些地区在对外招商和引进外资方面，严格了起来，土地不再被低价出售，硬要山青水秀也不要污染的gdp，已经成为许多地方官员的发展理念，污染较严重的企业不再被轻易引进，一些早期招商的外资，包括内资企业，其结构也在调整，其污染排放被控制和要求治理，虽然程度不同，珠江、长江、太湖、黄河的水质，这几年都有所改善，并且还在采取措施，将进一步改善。
总之，通过对外开放，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学习了国外领先的科学知识，引进、吸收、消化和创新了国外的技术，并且更可贵的是，我们学会了如何与国外在经济方面打交道；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30年的开放过程中，引进了我们最为稀缺的资金，并将自己的剩余劳动力这样的劣势通过加工出口贸易，转变成了比较优势，强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尽管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中，我们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遭受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但是，我们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海纳百川，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闭关锁国而经济发展迟缓造成的损失。退回去，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也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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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动力篇10
关键词：高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供需动力模型
一、引言
当今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与技术的竞争，高校作为人才与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拥有两千多所高校，2010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630万，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高校每年还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专利、专有技术、经营管理技术。根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统计，1985～2008年全国100所高校专利总授权量为60011件。高校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基建、实验室等方面的投资，带动了地方有效需求的扩大。
许多文献研究了高校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诸大建、鄢妮认为大学通过后向的支出和前向的知识溢出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城市经济的相关主体；吕颖认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高等教育将成为科技进步的直接动力，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何心展、张真柱认为大学城的兴建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存在良性互动效应，作为一种新的大学组织形式，大学城有其自身的特征，大学城与发展区域经济密不可分；吕京把国外高校与地方经济建设的互动模式总结为三种：以威斯康星为代表的教师与顾问式高校主导模式、以硅谷为代表的产学研三结合模式、以相互作用大学为代表的地方大学与地方经济共生模式；车红华从高等教育服务核算、部门相关联和科技的角度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认为高等教育可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发展；庄莉、刘艳分析了中俄合作办学培养地方经济建设人才的合作战略，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冯淼认为高职教育提供的人才支撑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职教育提供的继续教育场所有利于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全面提高区域内的产业素质，高职教育为技术革命提供创造基地，有利于区域经济内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利用。吴玉鸣、李建霞认为高等教育在提升区域竞争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区域竞争力的强弱是直接影响各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张光斗提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与合作，关键是经济建设必须依靠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也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罗海丰提出高等教育不仅要针对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更重要的是针对未来的趋势，适度超前发展，同时要针对我国国情，将高等教育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实现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有文献大多是从人才、技术等角度分析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较少从经济学供给、需求的角度系统论述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机制。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考察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机制，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其供给机制，从消费、投资的角度分析其需求机制，最后构建了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供需动力模型。
二、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供给机制
从供给方面来看，社会总产出可以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表示，其基本形式为：
y=al?琢k?茁
y表示总产出，a是综合技术，包括设计制造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l是投入的劳动力，包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k是投入的资本。?琢和?茁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或者说是表示劳动力所得和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当?琢+?茁>1，称为递增报酬型，表明按现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利的；当?琢+?茁<1，称为递减报酬型，表明按现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得不偿失的；当?琢+?茁=1，称为不变报酬型，表明生产效率并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从供给方面来看，经济增长与技术、劳动力、资本呈正相关关系。a和l均可看做高校教育的函数，因为高校教育可以提高综合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的素质，这也是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1.高校为地方输送高素质的劳动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需要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其内涵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高校在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动力的同时，更主要地承担着提高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责任。高校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第一，学历教育。学历教育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招收学生，按
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学生完成学业后，由学校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目前的学历教育主要有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各个层次，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也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模式。第二，在职培训。在职培训属于非学历教育，是高校利用其教育资源为企业培养各类实用型人才。我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劳动力的素质并不高，劳动者技术能力水平偏低，其科技创新能力比之发达国家差距更大，在职培训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在职培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企业选派人员到高校接受定期的系统培训，二是规模较大的企业可以请高校教师到企业通过讲座、现场指导等方式培训员工。第三，创业培训。创业培训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是高校对具有创办小企业意向的人员和小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开业培训、项目培训、业主培训、融资培训、青年创业培训，以提高企业创办者参与市场竞争和驾驭市场的应变能力，使小企业创办者在成功地创办企业，解决自身就业问题的同时，创造和增加社会就业岗位，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就业或再就业。
2.高校为地方提供先进的技术。高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科技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发源地。高校为地方提供的技术分为设计制造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高校为地方提供技术的途径包括：第一，自主研发创新。自主研发创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高校自筹和政府资助。高校自筹经费研发的目的是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研究本学科的前沿问题。政府资助经费主要是高校通过申请各种科研基金和国家各类科技发展计划而获取的，这些项目往往是基础研究或社会经济领域中的重大科技问题。高校自主研发的成果往往是专利、专有技术、数据、配方等形式，这些成果可以通过技术交易市场达到向企业转让的目的。政府是技术交易市场的主要组织者，技术成果的质量、适用性、技术市场及各项交易制度的完善性是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第二，企业的委托开发。企业的委托开发是企业提供全部或部分资金，委托高校为其开发急需的技术。委托模式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高校与企业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组建研发机构或经济实体，合作开发企业需要的技术。这种合作模式可以使企业和高校共享信息、知识和经验，获得互补性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形成技术协同效应和技术组合优势，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有限理性，降低交易成本，获取研究开发的规模经济利益。第二种模式是企业单独出资，委托高校开发企业急需的技术。相对于企业自身开发技术而言，这种模式有利于缩短技术开发的时间，提高创新成功率。对高校而言，可以获取研发资金，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避免闭门造车，提高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度。
三、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机制
从需求方面来看，社会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y=c+i+x-m
y表示总产出，c为消费，i为投资，x、m分别表示出口和进口。该式表示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取决于有效需求。高校由于学生、教工规模大，其消费、投资需求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1.消费。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者的偏好、相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预期、消费者数量、消费者结构和年龄、政府的消费政策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收入越高，对商品的需求就越多。当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增强时，对该商品的需求数量就会增加，当偏好程度减弱时，需求数量就会减少。一种商品的需求与它的替代品价格成同方向变化，与它的互补品的价格成反方向变化。当消费者预期某种商品的价格在将来某一时期会上升时，就会增加当前的需求，当消费者预期某商品的价格在将来某一时期会下降时，就会减少对该商品的现期需求。高校学生消费水平相对较低，但消费群体较大。高校教工消费水平相对较高，但消费群体较小。高校的消费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一，拉动地方经济总量的增长。高校的消费需求主要有教师、学生的食物支出、衣着支出、交通支出、学习支出、文化支出、旅游支出等。从稳定性来看，高校的消费支出弹性较小，不容易大起大落，因为高校的消费大部分为食物、服装、交通等生活必需品，对价格波动的敏感性较小。从增长潜力来看，食物、饮料、交通等支出增长潜力有限，而旅游、学习、文化等支出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第二，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高校的消费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的产业结构，当一个城市拥有较多的高校时，就会有较多的企业为其提供餐饮、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服务，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就会逐步上升，这对于地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大意义。第三产业具有资源消耗少、对环境污染轻、附加值高、吸收的劳动力多等特点，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投资。投资需求是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额之和，其主要
影响因素是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利息率越高，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就越高，对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利息率越低，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就越低，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高校投资中的核心，如教室建设、实验设备的采购等，主要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其投资相对稳定。高校的投资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一，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高校的投资需求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高校的基建投资，包括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食堂、体育场馆等的建设，是高校投资需求中规模最大的一类；第二类是学校的固定资产投资，如实验设备、电脑、交通工具、空调等的采购；第三类是教工的住房、汽车、股票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需求会促进地方建筑、设备制造、汽车等产业的发展。第二，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放大投资效果。凯恩斯提出的投资乘数理论认为，对一个部门增加投资，不仅会引起该部门收入增加，而且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其他有关部门获得新的收入，最终使收入总量为最初那笔投资的若干倍，这个倍数即为投资乘数。高校投资的增加会拉动建筑、设备制造、汽车等产业的增长，这些产业需求的增加又会拉动钢铁、水泥、塑料等产业的发展，高校投资通过投资乘数效应引起地方经济总量的倍增。
四、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供需动力模型构建
通过以上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供给与需求机制的分析，可以构建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供需动力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中横轴q和纵轴p分别表示产出规模和价格水平，d1、s1分别代表高校发生作用前社会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e1为供求平衡时的均衡点，q1为均衡产出，p1为总价格水平。在高校对地方经济产生作用后，高校为地方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和先进技术，对供给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原社会总供给曲线从s1向右平移到s2。在高校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带动下，对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拉动力，原社会总需求曲线从d1向右平移到d2。由于高校对供给的推力远远大于对需求的拉力，s2的平移距离远大于d2的平移距离。s2和d2产生了新的均衡点e2，得到新的均衡产出q2和均衡价格p2。q2大于q1，表明高校通过供给的推力和需求的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s2的平移距离远大于d2的平移距离，使得新的均衡点e2低于原始均衡点e1，使得新的均衡价格p2小于原始均衡价格p1，这表明从长远来看，高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地方价格总水平的下降，这对于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地方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价格总水平的下降，将进一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刺激地方的投资需求，而在技术开发、人才培养方面的投资增加，又会增加供给，从而促使地方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根据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供需动力模型，为了进一步发挥高校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高校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1.确立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高校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事实上许多高校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并未完全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关键在于部分高校未完全树立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在产学研和人才培养方面被动适应地方需要。因此，高校应确立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科研优势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办学特色，为地方培育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加速科技向地方转化，优化地方资源配置，形成地方特色优势产业。
2.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地方各类人才的主要产地。高校要改革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法，重点学科要加强与重点企业、地方科研单位联合培养人才，把人才培养扩展到企业车间。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企事业单位需求，改革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开展校企合作，建立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基地，构建科学实用的实践体系，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在专业与课程设置方面，应当把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依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更换现有传统学科和专业。
3.走产学研之路。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高校和地方政府、企业紧密合作，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实现互利共赢。高校要从地方发展规划入手，分析地方经济建设发展方向，围绕地方主导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和技术难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并把科研成果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和转化到生产实际中。高校要与企业、地方政府共同建立合作研究基地，积极参与科技攻关和项目研发等各类科研课题，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地方创新体系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全面协调发展。高校要主动走进企业生
产第一线，了解地方资源条件、企业发展现状及发展目标和趋势，与企业、重点高校联合攻关，提高课题的实用性。
4.促进地方内需的扩大。扩大内需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高校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潜力巨大。近年来，国家对高校的教育经费投入增加，高校应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使教师在日常消费、旅游消费、购房购车等投资需求方面较快增长。高校应进一步提高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力度和对贫困生的困难补助，增强学生群体的基本消费能力。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高校应加大教室、实验室、办公场所的建设投入，更新实验设备，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当前大力倡导低碳经济的背景下，高校更应走在社会前列，淘汰高能耗设备，建设低碳建筑，引领社会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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