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1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困难，我省经济冲击较大。对此，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工作大局，按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找准应对金融危机的着力点，在服务我省经济“弯道超车”中有新作为。
一、提高政法机关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能力
深入加强形势政策教育。迹象表明，金融危机何时见底尚不可知。而**经济受冲击较早、影响较大。在金融危机考验面前，要顺势应对，密切关注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加强对政法干警的形势政策教育，坚决克服思想滞后和行动慢拍的问题，增强其应对金融危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注意学习应对金融危机知识。要像经济管理部门一样，抓紧学习经济社会管理和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的知识，找准政法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提供知识储备和工作准备。
建立联系群体、帮扶企业机制。要深入基层、深入发展一线、深入各种困难群体，切实了解困难情形、发展状况、金融风险情况。建立领导联系困难群体、机关帮扶企业工作机制。强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金融风险的意识，切实提高政法干警应对金融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
二、把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作为政法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教育引导政法干警树立必胜信心。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应对金融危机，首要的是要坚定信心，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要教育引导政法干警增强发展、渡过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决心，用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去应对新情况，破解金融风险新难题。
对政法干警特别是新进人员、新任政法领导干部加强教育培训。要利用各种培训和举办专家学者讲座等形式，加强金融风险方面知识的学习和座谈，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知识层次，着力培养理论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推动政法干警深入基层和企业调查研究，注重从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能力。
注意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发现和选拔政法领导干部。对那些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重要岗位，要配备熟悉经济、金融工作的政法干警。要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加强对应对金融危机中政法干警的考核，把考核情况作为检验干部政绩、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把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有作为、能够应对发展和稳定考验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予以重用。
三、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作用
切实肩负起首要政治任务。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国家安全、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政法机关能否切实履行好首要政治任务，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各类矛盾碰头叠加的严峻形势下，政法机关尤其要真正担负起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全面加强政法工作，确保国家政治稳定。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政法机关要善于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把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强化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要强化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打击犯罪、管理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四、切实做好金融危机下的政法工作
着力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按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加大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及灾后重建等重大工程建设和项目资金使用犯罪活动的查处力度，确保政府投资安全。改进办案方式和方法，从有利于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企业职工利益和促进经济社会秩序稳定出发，进一步规范执法、文明办案，依法妥善处理涉及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案件。
着力维护司法公正。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重点加强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量刑畸轻畸重和违法立案、刑讯逼供等问题的监督，切实防止放纵犯罪和冤枉无辜。重点解决只保护大企业、服务大项目，对中小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权益重视、保护不够等不平等保护的问题，维护社会公平。重视做好息诉服判等工作，依法纠正裁判不公、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加强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依法查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促进司法廉洁。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住关系民生的突出问题加大法律查处力度，促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查办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移民补偿、抢险救灾、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各项权利。严厉打击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犯罪活动，查办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强化对涉及劳动争议、保险纠纷、补贴救助等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依法处理，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司法保护。及时执行已复查纠正的案件和刑事赔偿决定，探索实行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着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司法素质，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处理力度，努力建设严格、公正、文明、廉洁的政法队伍。
五、以应对金融危机考验作为促进政法工作改革创新的重大契机
更加注重科学发展。政法机关应对金融危机，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应对金融危机、加强政法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倒逼政法机关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推进政法工作改革创新、科学跨越。
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2
1金融品牌危机的特点
1.1危机的一般特点危机是指任何可能危及社会及组织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利益、管理者无法预料但又必须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回应和处理的突发性事件。它具有下列一般特征：①破坏性：对社会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②突发性：不确定性，出乎决策者意料之外。③紧迫性：应对和处理行为具有很强的时间限制。④公众性：影响公众的利益、公众高度关注。
1.2金融品牌危机的特征对金融企业而言，品牌危机主要是指由于金融企业经营或品牌管理中的失误，或者由于客户与金融企业之间对金融产品、服务或者事件的认知不同、相互沟通不够，从而导致其产生激烈行为，并在短时间内波及社会公众、进而严重影响金融企业品牌价值的事件状态。
金融企业品牌危机通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危机，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对于产品质量问题直接引发客户不信任和不选用，会造成金融企业类似业务营业额的大幅下滑，对金融企业的声誉和口碑造成负面影响。另一类是非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危机，客户关注程度相对较低，主要是金融企业内部某方面失误引起的经营危机和困难，如法律诉讼、人事变动等，这些问题逐渐向外传递，会造成客户对金融企业的不信任。
金融品牌危机一般具有三个特点：
1.2.1突发性，往往是由于金融企业经营中的重大问题被曝光，或者客户等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质量不满无法宣泄而突然爆发。
1.2.2动态性和扩散性，品牌危机会随着金融企业对有关事件处理的正确和及时与否而减轻或加重，而且任何一个危机在没有彻底解决之前，都有可能产生扩散效应。
1.2.3破坏性，品牌危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就会降低公众的品牌忠诚度，品牌价值在短期内会明显受损。
2树立危机意识
只有强化企业自身的危机意识，才能从思想上真正重视危机管理工作。企业要加强品牌建设，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运行中以及金融全球化中金融企业面对的内外经营环境是瞬息万变的，由内外因素导致的企业危机难以避免，必须通过有效的品牌危机防范机制加以预测、预防、化解或尽可能减少其损失。树立危机意识最关键的在于及时识别危机的前兆。在日常品牌管理中，对可能引起金融品牌危机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整理和识别，对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日常性监测。同时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鉴别、分类和分析，正确判断、评估危机的可能性、危机风险源头、危机征兆和危机发生之间的联系等。
3建立品牌危机预警机制
企业要在品牌危机管理中取得主动，反应迅速，就必须建立品牌危机预警机制，在危机来临时尽早发现危机，以制度化的管理来对企业内部和外部可能产生的危机进行预测，增强企业的免疫力、应变力和竞争力。一套有效的危机预测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组织机构组织结构是企业品牌预警管理系统功能发挥的基本和必要保证，是对品牌不安全现象进行识别、预警和控制的保障。
3.1.1预警部主要职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负责品牌资产安全状况、品牌管理安全状况、品牌环境安全状况的日常监控，识别和诊断其中易引发品牌危机的不安全现象（危机征兆），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矫正控制；二是日常活动中训练全体员工接受识别危机征兆和防止危机发生方面的知识，培养员工在危机中的心理承受能力；三是进行各种品牌危机状态的预测和模拟，设计“品牌危机管理”方案，以在特别状态中供决策层采用。
3.1.2核心领导小组核心领导小组由金融企业的董事会、总裁等组成，从战略层面把握危机的动向，对危机处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指挥各部门密切配合危机控制小组。核心领导小组的职能包括：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紧急情况下的预算审核、与政府和特别利益团体进行高层沟通、对机构投资者、媒体、消费者、员工以及其他受到影响的群体传达信息；与法律顾问沟通；跟踪公众动向；保证董事长或总裁了解事件的总体进展，启动媒体沟通程序等。它是发挥作用最大的危机管理机构，它的决策水平和预见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危机处理进程和结果。
3.1.3危机控制小组危机控制小组负责危机处理工作的实际运转，直接处理危机事件的操作层面工作，一方面向领导小组及时通报事态的进展，另一方面向联络沟通小组下达核心领导小组的决策信息。时刻保证核心领导小组清楚地知道危机情况，同时从核心领导小组那里接收战略建议，并制定危机处理的预算。
3.1.4联络沟通小组联络沟通小组负责与公众、媒体、受害者、公司成员的沟通，应确保企业用一种声音说话。任命两到三个公司发言人负责与媒体的沟通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保证对某个问题做出统一而前后一致的判断和解释，并且由获得授权任命的发言人来完成信息沟通的任务。
如前期浦发银行在其外汇理财产品出现“零收益”而导致客户不满，并在媒体和网络上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的处理上，就应该由品牌危机管理小组统一处理，对外保持同一声音，实施同一标准，并通过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主动化解品牌危机。而不应该政出多门，出现不同网点对部分客户补偿五花八门。例如：有的网点提出，投资者可以把理财投资的资金再续存一个月，给予其8%的年利率，即多存一个月可获得8%/12=0.66%的利息补偿；有的网点提出，给投资者3000元代金券；有的网点提出赠送投资者实物礼品。这些不统一的做法很可能会引发客户之间的攀比，使浦发银行处于更被动的地位。
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3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153-02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在低谷徘徊，大量的企业陷入发展的困境。与此同时，各国都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发展实体经济，部分企业善于抢抓发展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就使得破产倒闭大量出现，兼并重组现象层出不穷。但这种并购重组存在较大的风险，必须科学决策，才能在重组中控制好风险。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基本现状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国内良好的发展环境，大力开展并购活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一）并购活动日趋活跃
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企业并购活动虽然较多，其中大多数都是国有大型上市公司所主导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06、2007年，我国分别发生监测并购案171、201例，2008年也仅181例，但到2010年则大幅度增加，达到622例，2011年更是突破1000例，2013年1季度，我国发生并购案例数204例，比金融危机之前的一个年度数量还要多。由此可见，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并购活动异常活跃。
（二）并购金额不断扩大
首先，从总体并购金额来看，2006年公开披露并购金额数为152亿美元，2008年则突破300亿美元，2011年突破600亿美元，2013年1季度就达到316亿美元，由此可见后金融危机时期并购金额持续保持高位。其次，从单项并购金额来看，后金融危机时期，单项并购金额屡创新高，2013年，中海油151亿美元并购加拿大尼克森创下了海外并购的新纪录。实际上，随着我国上市公司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些企业为避免“两头在外”积极对上游资源型企业展开并购行为，并购活动持续深入。
表12006—2013年我国并购案例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三）并购范围不断拓展
首先，从地域范围来看。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遍及全球，实现了地域范围的拓展。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为例，该公司出资25亿美元并购了美国戴文能源公司的部分股权，以开发目标区域内的页岩气；2009年以72亿美元买下的瑞士addaxpetroleum公司。此外，该公司在亚洲、中非等地都积极开展并购活动，由此可见，并购活动的空间范围已经大为拓展，可以说是遍布五大洲，未来可能将向所有的潜在目标拓展。其次，从业务范围来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海外并购主要围绕能源、矿石等行业展开，但有逐渐向制造业等领域拓展的趋势，如上市公司三一重工、就积极在欧洲开展并购活动。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面临的主要风险
并购重组必然会面临诸多风险，麦肯锡的资料显示，与并购前的预期目标相比，达到并购目标的大型企业并购不足50%。从统计资料来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赢利、持平、亏损的各约占1/3，由此可见，并购重组的风险不容忽视。而对于后金融危机时期而言，并购重组除面临经济繁荣时期所包含的风险外，还会遭遇更大的政策风险、财务风险等风险，必须高度重视。
（一）政策风险不断加大
首先，从国内政策来看。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积极出台各种产业政策，使得部分产业的扩张受到制约，如国家积极推动落后产能淘汰等；而部分产业则得到国家的倡导与鼓励，如国家出台鼓励重点发展的产业名录。这些政策的出台则可以使得相应的行业得到发展或者受到管制，在这种行业中开展并购重组活动，必须高度关注政策风险。其次，从国外政策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积极实施再工业化等政策，同时为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国内经济复苏，部分国家积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不断出台或者实施贸易壁垒政策，这就使得并购重组活动可能受到国外产业政策的影响，并遭遇由此带来的风险。以中海油并购加拿大尼克森为例，虽然并购最终获得成功，但加拿大总理称“下不为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政策风险，表明未来要开展同一类型的并购活动难度更大。
（二）财务风险不断加大
首先，资金筹集的风险加大，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市场中的各种风险加大，这就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放贷更为谨慎，对企业并购这种大额放贷要求更为严格，与此同时，民间资本也更为紧张，市场对民间资本的需求也更大，上市公司获取资金的成本进一步增加，难度进一步加大。其次，并购活动中价格谈判等的风险加大，并购重组的重要内容就是并购的方式和价格，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市场环境变化较快，企业市值也变化较快，而并购重组一般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这就使得并购对象的价值变化给整个并购活动带来重大的风险，如并购后目标企业严重资不抵债，导致并购活动亏损严重。以潍柴动力为例，2011年，该上市公司由于中国经济和海外并购导致亏损达到16亿元人民币之多。由此，并购重组的风险可见一斑。
（三）其他风险
首先，信用风险不断加大，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企业股东为隐藏真相，采取各种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或者在谈判过程中有意隐藏各种事项，这就使得上市公司在甄选并购目标时难度更大，甚至可能由于并购活动而导致自身陷入严重的困境，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不乏这类案例。其次，政府政权的稳定性影响并购风险，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部分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这可能导致当政政权不稳，引发政权更迭甚至国家动乱，这就不仅会导致并购重组目标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对于并购活动本身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再次，并购活动还会遭遇其他风险，如由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低迷导致市场容量下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降低，这就影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一旦并购后不能打开市场空间，则可能导致母公司利益受损。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控制并购重组风险的思考
后金融危机时期，不管是国内并购还是海外并购都面临重重风险，在开展并购活动时，必须注重科学决策，并加强并购后企业内部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凝聚企业发展的动力，解决企业之间由于文化不契合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推动企业的长远发展。
（一）科学的选择并购重组对象
首先，要制定并购重组战略。当前，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缺乏规划性，往往是“遇到合适的目标就并购，成不成功到时再看”的态度，这就使得整个并购活动的效益降低，甚至导致并购重组失败。上市公司在决定通过并购重组进行扩张之后，要积极制定并购重组战略，对并购重组的行业、地域范围，并购重组的基本途径、方法等进行明确，以此指导企业的并购活动。其次，要积极寻找并购目标，主动寻找并购机会。在制定并购计划后，上市公司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指定专门的人才收集所有潜在并购目标的资料，并根据并购条件进行有效的筛选，在筛选完毕后对目标对象进行有效的监控，收集目标对象的有关信息，为并购决策提供依据。再次，要加强对并购目标的分析。在并购决策之前，要根据上市公司自身的发展战略、并购占据，分并购重组对企业的各种影响，并购重组目标对象是否合适，并购后是否能够与企业形成良性的互动，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决策。
（二）加强对目标市场的分析与调研
首先，要积极分析当地的产业政策，要详细了解地方的主导产业，根据政府部门所指定的支持（鼓励）、限制发展的产业目录，并根据目标企业在当地产业中的地位做出决策。如果该企业处于龙头地位，则并购后被地方政府限制发展的风险要小，如果并购对象是一般性的中小企业，则必须根据地方产业政策做出决策。其次，要全面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开展国内并购时，要积极了解各种地方性的法规条例，在开展海外并购时，要聘请专门的律师或者法律顾问研究并购对象所在区域的法律法规对并购活动的影响，并制定完善的应对方案，以此提高并购水平。再次，海外并购重组还要客观的分析当地的政权的信用水平，要分析地方政府执法是否公平公正、政权是否稳固。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积极与国家商务部等部门展开合作，了解海外的相关信息，利用政府的力量为并购活动“保驾护航”。
（三）关注并购重组后的整合风险
首先，要注重企业文化的整合。上市公司要充分研究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根据自身的文化重新修订并购后企业的文化，对两者进行融合，使这种文化既不与目标企业的文化相冲突，也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的价值理念，通过文化促进两者之间的发展。其次，要加强并购企业组织机构、制度流程等的整合。上市公司要根据自身的组织框架，结合并购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统一，促进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再次，要加强人员的整合。上市公司在开展并购活动后，要对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通过派出董事、总经理等方式改善并购企业的人员结构，同时，采取竞聘上岗等方式调整并购企业的中层干部，以此达到人员结构改善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宋盛楠，张晓永.试论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企业并购信息监管模型[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3-27.
[2]王全.论我国公司并购制度的不足与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3，（2）：47-48.
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混业经营金融监管
一、美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的特点
1、美国混业经营模式。目前,国际上占据主要地位的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有两种,即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和以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全能型银行模式允许在同一个公司内部分设不同部门来经营不同性质的金融业务。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母子公司结构,是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为子公司,通过资本控股纽带,实现各种功能和业务的一体化经营。根据控股公司母公司职能的不同,可分为事业型控股公司和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金融业混业发展的产物,采用的是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纯粹型控股公司构架中,母公司没有自己特有的事业领域,而是企业整体性经营战略的决策部门,或者只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法人主体,实际的决策运作由子公司完成。事业型控股公司则是母公司有独立的事业领域,并通过控有其他事业领域的子公司的股份来对子公司进行支配和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与全能银行模式相比,虽然在以防火墙作用为代表的约束机制下生产了一些效率上的损失,但其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金融控股公司对资本投资的责任是有限的,因此其子公司的经营损失对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影响不大。同时也减少了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全能银行模式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对金融市场发展利益的牺牲和金融创新能力的抑制。当然,从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来看,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创新方面不能过于迅猛,应有严格的监管机制。
2、美国混业经营条件下的金融监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实行的是“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双重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利,多头指有多个履行监管的金融机构。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定了伞形监管模式(如图1)。金融控股公司的下属的银行、保险、证券各子公司,分别由联邦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监管机构对其相应的业务或功能进行监管。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作为监管人,是综合管理的上级机构,负责评估和监控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的内控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以及集团风险对存款子公司潜在的影响。
这种伞形监管结构的优点在于监管机构有义务相互提供信息和尽可能利用对方的既有信息,并在对其所管辖范围内事务实施监管时,若涉及到其他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能够事先进行协商,同时减少潜在的法律上的冲突,并在各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冲突解决机制。虽然如此,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说明了这种监管构架存在着严重的监管失效。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3月29日公布了改革蓝图,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计划。其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短期和中期建议,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而短期的改革措施是向中期和长期最优监管框架的一种过渡。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着重对金融监管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长期的建议是向以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方式转变,更加集中地执行特定的监管目标。具体措施是设立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一个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第二个负责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稳健的谨慎金融监管当局,第三个负责商业行为的监管当局。
二、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
1、金融监管与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不相适应。这场危机的爆发,说明了金融市场的失灵。经济高速发展必然要有持续的金融创新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又暗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这就需要金融监管机构对创新产品进行有效的审查与控制,以保持金融创新能够健康发展。然而,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不断推陈出新,一环扣一环,市场风险不断叠加,监管部门却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以美国住房贷款方面的金融创新为例,其金融衍生品纷繁复杂,尤其是表现在抵押房贷和资产证券化上,而这些正是引发次贷危机的一个导火线。最后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中发生了断裂,引发了金融衍生品乃至金融机构的瓦解。正是由于美国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对新的金融产品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久而久之就导致了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调。
2、双重多头监管体制造成监管效率低下。多头的监管,使一家美国金融机构接受多家监管机构的管理,造成监管存在明显的重叠和错配。在金融市场密切联系的环境下,这种模式的监管必会致使美国的资本市场逐渐丧失竞争力。美国监管体制的弊端并不是没有被发现,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11月《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批评了美国的监管制度,限制了监管者适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能力,造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广变得越来越困难,降低了监管者和进入机构的灵活性,监管方式过于僵硬,法网过密易使被监管者疲于应付,机构设置过多,导致资源和人力的浪费,增加了监管成本,降低了监管效率。
3、国际监管合作不足。监管合作是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政策协调和技术援助,采取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立场并充分考虑各国国内的政策架构和监管措施,从而寻求监管目标统一的政策融合过程。而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体现在国际合作方面的不足,因为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平台,监管者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了解不够具体。相关的国际机构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关注远远少于对新兴国家的汇率的关注,并且对经济衰退时的资金流动逆转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这也是由美国次贷危机转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中国的启示
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金融模式,而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寻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模式发展道路。
1、建立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监管模式。我国现行的金融模式仍是以分业经营为主,“三行一会”的金融调控监管模式与分业经营体制基本相适应。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局面同金融业的管理水平及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处于较低层次的现状相吻合,主要注重的是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和风险的可控性。目前来看,我国的金融业发展状况与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制度下的混业经营模式较相近,所以金融控股公司制将会比较适合中国的发展方向。在此模式下,结合我国“三行一会”的监管体系,成立金融监管局,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专业化持续监督管理,各部门之间及时进行实时的信息沟通和披露,提高资产评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逐渐建立起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
2、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对衍生品的监管。金融创新一方面可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致新的风险。因此在追求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重风险的防范。虽然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但目前为止,我国金融创新能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弱,金融创新仍就停滞不前。总理曾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处理好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管理,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这就道出了金融创新的重要性。但是鉴于国外先进的金融创新经验及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教训,我国应结合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实行信息披露,保持金融创新产品的透明度,以促进金融创新同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避免类似于由此次金融衍生品监管力度不足造成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危害。
3、建立有效的金融控股公司防火墙及风险预警机制。在向混业经营模式迈进的同时要加强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建立起必要的防火墙机制,合理划分内部职责和权限,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目的是减少风险在金融机构内部的传递,限制各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并控制资金在金融集团内部的流通。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建立预警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监管机构应定期向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提示,对风险暴露较多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采取双边会谈的形式予以风险预警。具体的设定需有选择地借鉴《新巴塞尔协议》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混业经营发展的程度,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
4、完善国际间合作。金融危机表明,仅在一个国家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是不够的,而需要各国共同加强对评级体系的国际监管。为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发达国家之间需要加强合作,我国也要完善与国际间的相互合作。近年来,虽然我国加强了与东盟各国在金融领域的监管合作,但是在具体的实质性举措中仍停留在原则性的框架协议上。因此,我国需要在双边、多边监管合作中对信息共享及信息使用方式等方面进行加强,并构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和合作机制,以促使我国金融市场向规范化、法制化、国际化迈进。
目前,国际合作正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二十个国际集团于今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金融峰会上,主要探讨的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问题,与会的还有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中国在此次峰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将会逐步增强同各国间的相互合作,以促进国际金融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兵: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学术纵横,2008(7).
[2]林朴:论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当代经济管理,2008(10).
[3]秦凯:次贷危机下的金融监管反思[J].理论与改革,2009(1).
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5
论文摘要:对于银行的退出需要有一种最优的退出方式,不仅能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稳定金融市场,还能获得效益最大化,危机银行机构重组就是一项较优的选择。文章介绍了美国有关危机银行救助重组的法律制度,分析了我国银行重组的立法现状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我国危机银行机构重组的立法构思。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指出:“那些不再符合监管要求的机构迅速和有序退出是有效金融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监管当局应负责或协助这些机构有序地退出。”①然而,“多米诺”效应时刻威胁着银行系统的稳定和经济的安全。因此相对于破产清算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最后一次法律救济来说,救助重组则是利益保护的最后一次努力。“保全银行的运营基础,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对社会来讲也避免了一场金融服务业的恐慌,因此机构重组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较为优选的处理方法。”[1]
一、“危机银行机构重组”的法学界定
经济学中的“银行重组”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法律角度看银行重组有两种:一种是健康银行之间为追求规模经济和效益而进行的重组,主要由市场主导,按公司法和合同法的程序进行;另一种则成为对危机银行的救济手段。是指为了维护或恢复银行的信用,消除或者缓解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化解金融风险,以完善银行企业制度目标,在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干预下根据银行法的相关法律,进行企业产权结构的完善与创新,并清理银行的损失、恢复其金融功能的过程。
二、美国有关危机银行救助重组的法律制度
在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濒临破产而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时,各国都无一例外的规定了对该银行的救助重组,并有相应的法律规制。危机银行的救助的方案基本上包括资金上的救助和机构上的重组,美国也不例外,其对危机银行的救助重组主要包括以下法律规制。
第一,对危机银行的重组必须有一定的依据。美国非常注重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对经营不良的银行进行改组整顿必须依据主管机关的日常监督和审查时获得的资料和数据。根据《1978年联邦金融机构审查理事会法》,联邦金融机构审查理事会统一对联邦银行、州立联邦储备成员银行以及州立联办存款保险成员银行等几乎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查。理事会根据审查结果,对银行做出评估,然后决定是否对银行采取改组整顿措施。评估首先是对银行运作的评估,确定一到五的等级,然后再根据运作评估做出综合评级。运作评估有五个指标:资本充分性(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management)、收益(earning)、资产流动性(Liquidity);根据运作评估的结果,理事会做出五个等级,从综合一级到综合五级。综合四级银行有着一定程度的严重财务问题和综合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会成为银行的主要问题,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立即预见到银行的倒闭。综合五级银行其财务问题严重,即将面临倒闭。[2]
第二,美国并不对所有的危机银行都进行重组,只有存在重组价值的情况下才会对其进行救助重组。决定救助重组前除了对单个银行进行风险分析外,还要评估公众对该银行的依赖和需求程度并预测银行倒闭对金融界的影响。如1955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法》第13条规定的“不可缺少”原则(essentialityrule),即如果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在当地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是当地不可缺少的金融机构时,该金融机构就可以免于破产,接受一系列的救助重组。之后1984年对美国大陆伊利诺斯银行的救助,成功的保护了当时占10%的投保款,也保护了投保对象以外的存款。使得“不可缺少”原则向“太大不能倒”原则转变,这是“太大不能倒”原则的第一次使用[3]。而1991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善法(FDiCia)》则废除了“太大不能倒”原则。只有在不保护保险对象外,存款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时才给予收购、继承或资金援助。[4]同时提出了处理成本最小化原则,即对银行的救助前会比较救助费用和破产清算后清偿费用,前者大于后者,则联邦保险机构一般不会采取救助措施。第三,美国会根据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采取不同的救助重组措施。在监管机构对银行审查评级时发现了银行较严重的问题时,美国银行监管机构会对该银行提出正式或非正式的警告,并要求银行高层主管做出解释和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可以向监管对象发出禁止令或对有关人员停职的命令。但对问题极其严重,采取救措施无力的,则让它退出市场。对问题比较严重,但仍有希望救助的则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
救助措施主要包括资金上的支持和促成机构重组。对面临破产的银行,美国监管机构首先会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资金救助,最典型的就是1984年对大陆伊利诺斯银行注入约55亿美元的资金救助。对于机构重组,首要方式是由一家健康的银行在无第三方的帮助下购买面临倒闭的银行,承接该银行全部债权债务,这种方式又被称为“购买与承接”(purchaseandassumptions),也即我们所陈的并购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方便有效,在无需创建新的法律实体的同时,不仅能为健康银行开拓更新更广的市场,也保留了原来危机银行的业务,可以有效的避免可能进一步引起的金融危机。当无法安排这种方式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常会采取另外措施,即设置一个过渡安排法案,建立桥梁银行(BridgeBank)或新银行(newBanks),这是对危机银行救助的一种临时机构,以其来接管危机银行的运营并尽量维持银行的价值,与此同时,接管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一般是两年)要积极寻找长久的解决方案。
三、我国银行重组的立法现状和实践经验
中国银行的倒闭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1999年1月1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被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金融机构。在此之前,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也先后被接管、重组或关闭,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广东发展银行对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的收购即是成功的,避免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破产而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又使广东发展银行业务突破了地域限制。但海南发展银行兼并重组海南城市信用社,不仅没有成功,方而连海南发展银行也遭挤兑,被迫关闭。从我国对危机银行的处理过程可得出:第一,重组是解决危机银行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措施,适用得当可以获得”双赢”的效果,不仅能解决了危机银行的问题,还有利于参与重组的另一方银行扩展了业务领域。第二,法律应对重组的标准作相应的规定。并非任何银行在危机时都可以通过重组获得重生。对于那些问题严重,即使花费了大量成本救助也不见得有效的银行应当尽早淘汰。我国也不应固守安全而忽略了成本与效率问题。第三,危机银行重组对象选择应慎重,不是任何银行都有能力承受危机银行的问题的。第四,危机银行的重组不仅国家财务要援助,还要鼓励私人资本的参与,这样可以节约国家的财政支出。以上都在现实中为危机银行的机构重组奠定了实践性的基础,但是纵观我国法律,涉及银行重组的立法仅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8条和39条,并且内容简要概括,不具有可操作性:第一,重组标准不明确,对重组、接管和破产之间的界限,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只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何为“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法律应对其做出判断标准;第二,危机银行的机构重组多采用兼并和收购的方式,但我国缺乏专门的银行并购立法,虽然我国现有的法律涉及银行并购的规定有《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公司法》以及《证券法》等,但都不具有可操作性。
四、我国危机银行机构重组的立法构思
(一)救助重组的依据和前提条件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银行机构重组的前提条件是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但这一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笔者认为促成危机银行机构重组的前提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银行经营时出现实际的经营危险和可预见的危机,这可用四个平行要素来评估问题的严重性——危机对公众信心的影响、对银行流动资金的影响、对银行偿债能力的影响以及对其他银行的牵连。一般情况下,银行是否满足上述条件的认定依据是银行监管部门在预防性监管措施下颁布的经营风险指标以及行业的一般经营水平。我国商业银行可借鉴美国的综合评级制度,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考虑银行资本、资产、管理、收益和流动性等多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评级体系,确定我国银行的风险状况,作为重组的标准。第二、遵循安全性和成本最小化相结合的原则,即在确定是否救助重组时,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外,还要评估救助重组的成本以及重组后银行继续经营的价值是否大于破产清算的价值。对于那些问题严重,即使花费了大量成本救助也不见得有效的银行应当尽早淘汰。“对银行体系稳健的最简明和最经济以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早清退不能继续经营的银行。”[5](二)启动重组程序的启动者
对于重组启动人各国是有不同规定的,主要有监管机构、银行自身和债权人。考虑到债权人提起可能会出于自身考虑,而草率的提起重组可能使问题银行加剧危机陷入挤兑的危险。因此有些国家规定只有监管机构才能提起。监管机构所处的位置和职责使其更具宏观的眼光,自然可提出救助重组要求。但借鉴于破产法,笔者认为也应当允许债权人和银行机构本身提出重组申请。首先银行最了解自身财务和经营状况,尤其是在监管机构没有发现问题时,银行自身若能提起救助重组申请,这样有助于尽早解决问题。而债权人尤其是存款数额较大的债权人,因其利益与银行经营状况紧密相连,自然会很关注银行状况,若银行监管机构没有发现问题而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起重组申请时,由这部分人提起也有助于尽早发现问题,此时他们会先对银行进行评估认定重组后继续经营的价值是否大于清算的价值,答案是肯定的话,银行、债权人便可能协商共同对银行进行重组。监管机构对其干预便不会太多。
(三)重组实施机构
从国外银行法看,危机银行的重组一般由银行监管机构来实施,如美国有双重银行监管体系,一是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国民银行和参与存款保险的州立银行,包括货币监理署、美联储(FeD)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二是各州银行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州立的,没有参加存款保险的非会员银行。[6]但对于银行的关闭问题,只有被关闭的银行的注册机构——货币监理署或州立银行监管当局才有权签发关闭命令,而真正实施救助重组的机关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我国银行实际上也有双重的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监管委员会是银行主要监管机构,对危机银行的重组应当由其来负责。但危机银行的救助重组往往伴随着资金的救助,这就需要与中国人民银行协同合作,这样才能保证银行的救助重组顺利进行。
(四)机构重组措施
从国外立法看,危机银行的救助重组主要包括资金上的援助和机构重组,两者是协调进行的。而机构重组最普遍采用的方式是并购(m&a)方式。并购包括合并和收购两种,所谓收购指的是一家健康银行通过有偿方式购买陷入危机银行的全部或大多数股权,危机银行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收购方接收,被收购方消亡或成为其分支机构而继续经营,我国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的重组就是采用收购的方式。合并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按照法律规定和协议而组成一个银行的法律行为。包括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吸收合并也即兼并。新设合并即设立一家银行合并危机银行的全部债权债务。1994年日本的东京协和与安全两家信用社发生经营危机时所采取的做法便是如此。[7]
笔者认为我国危机银行机构重组也应主要采取并购方式(m&a),从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来看,并购有以下优点:第一,并购能使危机银行机构实体得以基本保存,保持了金融服务的连续性,减少了对经济的冲击,维护了公众对银行的信心,并能为进一步处理危机银行的不良债权提供缓冲时间;第二,对于接收银行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展自己的业务范围,并承接了危机银行曾经所拥有的、仍有相当价值的“商誉”;第三,对于监管机构而言也是最省时省力的;第四,宏观上讲也有助于调整原有不合理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但遗憾的是,虽然我国现有的法律涉及银行并购的规定有《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公司法》以及《证券法》等,这些规定都非常原则,《公司法》只是规定一般企业的合并分立,而商业银行的合并分立不仅其程序有别于一般企业,还需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银行并购的特色性需要制定配套的《银行并购法》。
(五)重组后果规范
各国对重组后的立法都比较简单,一般有两种情况出现:第一种是重组成功,即救助重组达到预期目的;第二种是失败,这时应立即转入破产清算程序。但依然存在转换程序所要耗费的时间和成本。因此笔者建议,在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危机银行重组时应制定两种计划——重组计划和清算计划,这样在重组失败时就可以节省从重组到破产程序转换所需的时间和成本。
五、结论
危机银行的机构重组只有在健全规范的制度框架内运行,才能保障重组并购双方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受损害,我国银行重组的制度建设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危机银行的机构重组不是一个独立的环节,它与接管、破产清算等是相衔接的,因此我国应当完善银行整个市场退出的法律机制,保证危机银行的重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除此外,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引入早期纠正制度,对银行出现问题时便开始采取有效措施以纠正,防止问题的进一步扩大。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中便有类似的早期纠正措施。即在银行问题相对较小时可以采取与管理层对话等非正式措施;在问题日益恶化,管理层对纠正措施要求置若罔闻时,管理机构便应当加大补救力度;当问题极端恶化时,便应当开始救助重组措施了。
参考文献:
[1]候之源.世界各国银行危机处理制度及启示[J].中国金融形势日报,2000,(11).
[2]陈小敏,王晓秋,彭海燕.美国银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美〕劳埃德B.托马斯著.马晓萍译.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5.
[4]裴桂芬.美日监管当局处理金融机构危机方式的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7).
[5]查理士·恩诺克、约翰·格林编.朱忠等译.银行业的稳健与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6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阐述及影响
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金融波动性恢复，处于下一次金融繁荣之前的一段特殊时期。为了应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给我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的打击，中央政府决定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保证了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在2009年底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消除的同时，我国因前期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高通胀成为了首要解决的问题。在应对通胀的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息和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总量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为应对本轮通涨，央行已经在2010年六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加息，对于以贷款建设发展为主的合资铁路公司面临融资困难和支付高额财务费用的双重压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继续接受艰难的生存考验。
二、合资铁路公司经营状况
合资铁路公司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固定资本占公司资本总额比例较大。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初始投资额巨大，投资回收期相对较长的特点。目前大多数合资铁路公司的发展策略基本上定位于“负债经营、滚动发展”，主要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提升运力，增加运量，补足资金流动性，维持公司生存和发展。通过经营来收回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投入需要很长一段过程，以广西境内铁路建设为例：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南宁至钦州北高速铁路工程概算93.3亿元，总长99公里，平均造价为9450万元/公里；黎塘至钦州铁路复线工程概算31.2亿元，总长119.5公里，平均造价为2610万元/公里；按开通运营后每年增收6~8亿元测算，仅收回建设投资就需要16~25年的时间，期间还要承担贷款利息支出的巨大压力。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半数以上委托管理的合资铁路公司处于亏损状况，如浙江省沿海铁路2009年9月开通，当年即亏损3.77亿元，2010年预亏11.89亿元。石太客运专线2009年亏损8亿元，2010年预亏9亿元。京津客运专线每年亏损额达7亿元。由此可见，合资铁路公司的发展正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基础设施投资大，回收期长，债务负担重，严重制约了合资铁路公司的发展。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合资铁路公司现金流困境
随着近几年来铁路建设的全面展开，投资规模扩大，铁道部负债越来越高。2008—2010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6.81%、53.06%、57.44%。这使得银行对铁道部的还款能力产生了担心，银行信贷的投放对铁路运输企业保持谨慎态度。2011年部分银行对铁道部的贷款利率由原来的基准利率下调10%已经上调到基准利率，对铁路建设相关的贷款审批也会更加严格。对于和铁道部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合资铁路公司来说也深受其影响。目前我国的合资铁路公司资金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靠自身经营收入维持日常经营成本支出；二是依赖资本金投入和银行贷款进行有线的扩能改造和铁路新线建设。各地方的合资铁路建设均存在资本金出资不到位和工程造价高的情况，铁路建设进度滞后，不能很快提升运能，增加资金流入，加上合资铁路公司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效益不佳，自身现金流偿债能力令人担忧，银行信贷资金不愿投放给合资铁路公司，这对负债经营的合资铁路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现金流已经成为合资铁路公司的“救命血液”，由于货币紧缩政策外部“输血”不给力，加之本身“造血”不强，现金流不足成为各合资铁路公司生存、壮大和发展的拦路虎。如何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现金流困境，是摆在经营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合资铁路公司融资策略
铁道部已经着手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探索，宣布铁路建设、铁路运输、铁路运输装备制造和铁路多元化经营四大领域向非公有资本全面开放。为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铁路运输企业现金流短缺的困境，合资铁路公司应抓住铁道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契机，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投融资渠道，及时解决原投融资体制中的投资主体单一、筹资渠道单一、融资方式单一、投资管理方式单一等诸多弊端。通过多样、有效的融资手段补足现金流血液，以保证正常的经营和生存及发展。
（一）拓宽融资渠道，引入社会资本
为加快铁路建设的进程，解决筹资渠道单一、融资方式单一制约企业融资需求规模弊端，合资铁路公司可利用关联企业战略合作投资铁路、融资租赁、利用保险资金、铁路资产证券化、发行债券融资、建立铁路产业基金、把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融资模式等多元化融资方式引入国内外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等，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1.引导关联企业战略合作投资铁路
对于一些需要铁路运输配套的大型企业，投资铁路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应加以引导、鼓励、吸引这些有实力的关联企业积极参与投资铁路。广西沿海铁路公司与中石油广西分公司共同合作出资建设铁路专用线，双方实现共赢取得良好效益，为其他合资铁路公司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提供了借鉴经验。中石油广西分公司在钦州港千万吨炼油厂建成投产后，急需通过铁路输送外运燃油产品，广西沿海铁路公司利用自身技术力量帮助其修建铁路专用线，并从中受益一举三得。一是对方提供资金修建线路，节约了投资支出；二是2011年收取燃油运费1.5亿元，完全投产后每年增收近4亿元；三是每年可增加代维修线路费用1200多万元收入。
2.融资租赁
又称设备租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适应性较强的融资方式，已成为企业更新设备的主要融资手段之一。对于合资铁路公司来说，可以通过利用与铁道部、其他兄弟公司的合作关系，以支付租金方式融资租赁机车和大型养路机械设备等生产急需的固资，可以减轻一次性支付购这些设备大额投资支出，缓解现金流出的压力。
3.利用保险资金
《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试点管理办法》允许“保险资金投资交通、通讯、能源、市政、环境保护等部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2008年的金融“国九条”为发挥保险的保障和融资功能，引导保险公司以债权等方式投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2010年9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签订《关于平安———赣铁集团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根据合同，江西省将引进保险资金19亿元投资沪昆客运专线杭州———南昌———长沙段等铁路项目。这是保险资金债权投资省部合资共建铁路全国“第一单”合同。因此，积极引入保险资金的债权性融资，是拓展合资铁路建设资金的可行方式之一。
4.铁路资产证券化
合资铁路公司上市融资符合铁道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铁道部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积极探索运用铁路优质存量资产改制上市，以存量换增量，实现资本市场融资的新突破。合资铁路公司应积极实施和策划上市工作，将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的线路及运营组建成独立运营和核算的股份制铁路公司进行市场融资，一方面吸引战略投资者参与公司化改造，另一方面以私募形式招股和公募形式发行股票上市筹集资金，将筹集到的资金再用于铁路新项目的建设，实现滚动发展。
5.发行债券融资
合资铁路公司可以通过发行中期债券进行融资，到期一次偿还本息；同时，债券融资成本均在税前列支，较股票融资能够起到避税的作用，而且可以通过债券回购股份的方式调整公司自身结构。
6.组建铁路产业投资基金
组建铁路产业投资基金，有利于弥补铁路建设资金缺口，改善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主要投资于未上市的铁路建设项目，是当前各省合资铁路公司开展铁路建设股权性融资的主要途径和现实方式。以地方财政用于铁路建设的资金为引导发起资金，由地方铁路投资集团作为主发起人，选择若干实力雄厚、财务状况良好的机构投资者和企业共同参与发起，争取组建一定规模的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应在相关法律、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加以扶持，推动地方合资铁路建设，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7.tot模式融资
近年来，tot是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它是指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将建设好的项目的一定期限的产权和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投资人，由其进行运营管理；投资人在一个约定的时间内通过经营收回全部投资和得到合理的回报，并在合约期满之后，再交回给政府部门或原单位的一种融资方式，是Bot融资方式的新发展。合资铁路公司tot融资模式的主要思路是：一是对有吸引力、营利能力强的客货运线路经营权，可借鉴公路、航空的做法公开招标出让，盘活存量资产。二是对一些产权明晰、经营方式清楚的闲置设施，如货场、仓库等，转让给民间资本进行物流、仓储项目经营，取得资金后再进行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存量资产换增量资产。
（二）加强资金预算分析，融资服务于生产需求
为保持正常经营，尽可能减少融资成本压力，合资铁路公司必须加强资金预算分析，按照经营需求进行融资活动。合资铁路公司主要投资重点是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需求是合资铁路公司融资需求的最核心部分。财务人员和企划人员应该根据国家铁路发展规划、中央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结合公司实际发展战略，在充分考虑融资成本、还贷支出、贷款周期组合的基础上、根据经营性现金流和投资性现金流的需求，编制公司长期的融资计划，确定融资总额。
（三）优化融资结构，平衡资金动态
合资铁路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主要是流动资金需求，贷款期限以短期为主，而投资活动现金流主要是长期大额资金需求，贷款期限以长期为主，所以合资铁路公司融资需要短期、长期相结合。长期和短期贷款相结合，长期贷款主要用于固定资产购置，短期贷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需求，贷款期限的选择要根据实际资金流动需要进行，在考虑当期经营需要的同时，对于后期偿还贷款的压力也应该做充分的考虑，避免产生还贷过于集中的情况，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同时，为了能够使贷款与资金使用相配套，尽可能选择分期提款，在与金融机构协商贷款合同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全年预算制定一个相应的提款计划，依照资金需求提取贷款，不仅能够保证资金流充足，还能够减少一部分融资成本。
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7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的经济经受了一场灾难性的严峻考验。在美国国内民众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正着手改革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对此,我的观点是:金融监管改革势在必行,改革方案也终将获得国会通过,但这一纸改革方案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治标不治本,难以阻止美国未来经济危机的爆发。
改革方案看上去很棒,但有严重疏漏
乍一看,改革方案说的都很在理。按照草案内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被全面重塑,政府监管权力将极大提升,大金融机构甘愿冒风险的冲动将得到遏制。方案提议成立一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机构,禁止银行从事与客户无关的交易,并针对陷入麻烦的金融企业制定分拆程序。此外,该方案还将整顿目前尚未接受监管的衍生品市场。措施很多。所有的措施无不带有良好的愿景,即要让美国的金融市场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安全。
关于方案,还有一些隐含信息值得解读。我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有时候,当我们并不打算真正去解决某个问题,但又希望表现出为了解决该问题而正在采取行动时,我们就会提议说“研究研究该问题”。这其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参与讨论的各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很难达成共识,更不会形成任何决议。与此同时,的既得利益者也会游说政客们,让他们什么都不要做。研究的过程往往耗费很长时间,渐渐地,公众感到厌烦了,问题不了了之,结果一切照旧,什么都不会改变。
在这一次的改革方案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待研究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引发“次贷危机”的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财政部将怎样重新审查核准银行资本标准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具体监管职能,等等。
问题可以讨论研究但不会有定论。改革方案在这些问题上不会有实质性举措,特别是对抵押贷款机构的改革。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在内的抵押贷款公司过度发放刺激抵押贷款,是造成这次经济混乱的关键性因素。这些抵押贷款机构如今欠下了美国政府数以万计的巨额债务。但美国两大主要政党,特别是认为,它们是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再分配的金融机制,而不是一项经济机制。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大机构规模庞大,失衡的资产负债表危及美国经济体。如果不解决这两大机构的问题,它们将成为美国下一次经济危机的主要隐患。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方案也没有提到。比如,信用评级机构的问题。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是本轮经济崩溃的根源之一。评级机构给抵押贷款公司以及其他公司进行评级时,并不依据被评公司实际的内在价值,往往为了吸引客户、增加效益而提高评级。评级机构的欺诈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改革方案里,并没有相应的条款来约束信用评级机构。
美国确实需要金融改革。但是,不完全对症下药的做法难以有成效。
《萨班斯法案》的前车之鉴
改革当然是有困难的,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制度改革。你总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但你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但遗憾的是,近期的金融改革都失败了,这一次的改革基本还是走以前的套路,强调通过法律约束行为。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设置了更多的法规条款。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在金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做法类似,但效果不佳。本世纪初,安然、世通等财务欺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法案》,目的是防止市场中无节制的冒险行为引发经济危机。该法案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对公司治理、会计师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严格要求,并设定了问责机制和相应的惩罚措施。
《萨班斯法案》没能阻止近期的经济大衰退。在美国,有一派观点认为,《萨班斯法案》非但没能阻止危机的爆发,相反,它还帮助制造了危机。我赞同这一观点。原因是,《萨班斯法案》使市场参与者过度自信,相信随着审计要求的提高,市场风险大大降低,经济危机不会再次发生,冒险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不幸的是,当前的金融改革与《萨班斯方案》有着相同的背景。政府认为更多的法律法规、更加严格的监管就能预防未来的金融危机。显然,政府是高估了改革法案的效力。
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在施行新的法律法规时,常常事与愿违。《萨班斯法案》就是一个教训。《萨班斯法案》不仅没能阻止另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它加大了企业上市的难度,增加了小型上市公司融资的困难,促使大公司采取非常措施隐藏债务、美化资产负债表。它导致到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减少,繁复的审批程序,昂贵的管理成本,致使很多海外企业放弃到美国上市,转而寻求更具吸引力的资本市场。《萨班斯法案》不仅没能实现其通过提升安全性使得美金融环境更具吸引力的初衷,甚至导致美国整体金融环境的严重恶化,并削弱了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当前的金融监管改革很可能重蹈《萨班斯法案》的覆辙。改革方案实施后,成立金融公司会更加困难,金融市场的活跃度因此降低。许多公司将追求低风险,这将使得美国金融市场整体回报率降低。另外,不少公司将花费更多的精力寻找政策监管的空子。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金融创新将遭受打击。大量的资本、金融公司以及富有创新精神的金融专业人士将离开美国,寻求金融监管相对宽松、并鼓励金融创新的环境。他们可能去以色列、新加坡、迪拜、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是中国,如果中国采取恰当的举措的话。
这一场金融改革有可能成为美国金融市场霸主地位终结的开始,世界金融市场将迎来一个转折期,敏锐度足够的国家或地区兴许能抓住机会,打造新的金融中心。
希腊的教训
眼下,希腊债务危机是全球经济关注的焦点。希腊为了满足欧盟相关规定,操纵财务业绩,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事实上,在欧盟,希腊的做法不是特例,许多国家都这么做。所有的欧洲国家,甚至包括德国和法国,多年来一直操纵统计系统,以掩盖其真实的财务状况。就在几年前,欧盟秘书处提议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来监测欧盟国家统计制度,德国和法国表示,原因可能也在于此吧。市场已经意识到,在欧盟的不少国家,公共财政危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迟早要爆。
欧盟国家的做法像极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做法,为了符合相关监管规定,投资银行成立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外实体以掩盖真实的债务情况。事实上,美国也正面临和希腊一样可怕的经济问题,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也已经相当严峻。公共部门迅速扩张的开支、抵押贷款机构的大规模负债、庞大的养老金计划等,都将推高财政赤字。而政府为了讨好有着强大政治能量的工会,往往掩盖债务真相。
事实上,美国真正需要预防的是,公共财政的井喷而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巨大的财政赤字或将引发长期的经济衰退。如果美国出现公共财政危机,政府将难以脱身,因为再没有其他更强大的政府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而美国的金融改革方案丝毫没有提及这一问题。问题总要爆发,或是在今年,或是在明年,或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极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希腊。
我把美国以及欧盟大部分国家称为“超发达国家”(over-DevelopedCountries),这些国家有一些通病。在这些国家,一揽子福利计划、养老金和卫生保健的庞大开支导致其公共部门几近破产。然而,当政者都成功地向他们的公民和金融分析家隐瞒了真实情况。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共部门和政府机构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行为,它们还通过操纵政府统计系统,掩盖真相。除非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政府的金融改革当然不会触碰这一点,因为它有着太大的杀伤力。政府在推进金融改革时,故意忽略了政府财政赤字问题。因为一旦公众了解真相及后果,就会反对改革,中期选举结果定可用惨烈来形容。
改革治标不治本剑指中期选举
就我个人而言,凡是改革草案里的条款,我基本都赞同。所有的条款看上去都很棒。孤立地看,它们应该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生活不是一本教科书,事情通常不是按照期待的那样发展。
前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医改法案。金融改革与医疗改革并非毫无联系。事实上,医疗改革与金融改革是相互冲突的。金融改革的目标是降低整体金融系统的风险,而医疗改革却增加了金融风险,因为医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将增加财政赤字。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美国公众反对医疗改革,民调显示只有22%的美国民众认同国会的做法。部分民众已经意识到,在新的医保体制制度下,巨额医保费用将导致更高的税收以及其他财政问题。也有部分民众认为政府没有做好纳税人管理者的角色。美国公众认为目前美国最大的问题是松弛的财政政策。换言之,美国公众已经意识到一个巨大的金融危机正在生成,而医改在一定程度加大了风险,甚至连政府和国会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目前的改革方案对政府是有利的,因为民众对政府救助银行很不满,民众乐于看到银行遭受惩罚,而改革方案让民众看到了这一点,有助于拉升的民意支持率。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政府之所以推动金融改革,是因为它受市民欢迎,这将有助于他们赢得今年晚些时候的中期选举。推行金融改革的真正原因,是奥巴马政府为了捞回在医改中丢失的政治资本。
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8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美国对问题银行的新一轮大规模公共资金救助。此轮救助不仅是对传统救助方式的再次使用，更是基于对金融危机爆发机理和监管缺陷的反思，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实现对传统救助方式的创新发展。中国应以美国为鉴，结合本国国情，通过立法逐步建立以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银监会、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四家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资金救助是与银行内部救助相对应的一种问题银行救助方式，是对问题银行的外部救助。目前世界各国动用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方式主要包括存款保险公司的救助、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救助和财政部的救助（注释1：财政部公共资金救助主要表现为通过各种形式对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如注资、担保、购买资产、增加贷款、减免税收、减免政府债务等。）。与内部救助（注释2：内部救助包括以问题银行自身为救助主体的银行自救和以同业银行及银行业协会为救助主体的同业救助。银行自救是指银行依靠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充足的资本和贷款的损失准备等，对经营中自身出现的问题迅速恢复的机制。参见韩冰：《凤凰涅??——问题银行救助机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银行同业救助是指银行同业之间或在银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下银行同业之间进行的组织安排并提供资金的流动性支持、促成与问题银行有关的收购、兼并等事宜的活动。）相比，公共资金救助具有行政权力介入、资金来源可靠、救助效果迅速等优点，金融危机中公共资金救助尤其被频繁地使用，成为金融危机中各国救助问题银行的最有效方式。中国不乏动用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实践（注释3：其中典型的有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财政部以发放长期债券的形式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人民币、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为解决挤兑造成的支付危机向海南发展银行发放36亿元再贷款进行紧急援助。），但与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银行数量较少、规模较大、经营业务相对简单，政府多对商业银行提供信用担保，再加上近几十年来中国从未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商业银行由于经营出现问题而濒临破产的可能性相比美国要小得多，相应地中国动用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实践也相对匮乏。现实状况造成中国对问题银行的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缺位，造成银行存款保险机构这一主要救助主体缺失。第二，规范中国人民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多处规定值得商榷，使《暂行办法》的执行与规定存在偏差。第三，财政部动用公共资金对问题银行进行救助缺乏明确法律标准，救助随意性过大。因此，中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善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
美国是当今世界问题银行救助立法最为成熟、实践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自1929年以来，美国历史上先后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造就了美国较为成熟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再一次触发了美国运用公共资金对问题银行的大规模救助。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对危机产生原因和监管缺陷的反思，对金融监管进行全方位改革，并于2010年7月21日颁布《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法案通过对监管机构、监管标准、银行业务范围、破产清算程序等领域的改革，增强了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遏制银行“太大而不倒”（toobigtofail），进一步完善了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中国问题银行救助立法和实践均严重不足，因此，为提高危机应对能力，深入研究美国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的方式、密切关注美国公共资金救助立法的最新发展，进而构筑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的中国模式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美国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的主体包括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三家机构，各机构分别以营业银行援助、最后贷款和直接注资为主要救助方式，形成三家救助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配合的问题银行救助体系。
二、金融危机中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救助方式分析
营业银行援助（openbankassistance，oba）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动用公共资金对问题银行进行救助的主要方式，该方式于1950年获得国会通过并开始实施。营业银行援助是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防止一家已投保的问题银行破产，利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公共资金以贷款、出资、存款、购买资产或承担负债等形式为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救助方式。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第13条c款1项规定：为防止参保存款银行不能清偿债务，为使不能清偿债务的被保险银行恢复正常营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对存在被关闭危险或已经被关闭的参保银行给予援助、借款、购买其资产或在其处存款。营业银行救助实施以来，美国成功避免了许多大型银行和某些“必不可少”（indispensable）（注释4：1950－1981年的《联邦存款保险法》要求fdic提供营业银行援助必须通过必要性检验，即受援助银行必须对当地社区银行服务是“必不可少”的。）银行的破产。截止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为579家银行提供救助，其中典型救助案例有1980年对第一宾州银行的救助、1981年对互助储蓄银行的救助、1984年对大陆伊利诺伊国家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救助、1987年对德克萨斯银行集团公司子公司的救助和1987年对德克萨斯第一城市银行有限公司的救助（注释5：信息来源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网站failedbank专题，http：//www2．fdic．gov/hsob/selectrpt．asp？entrytyp=30，2010年8月1日登陆。）。
（一）金融危机中营业银行救助的实践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问题银行数量急剧攀升，截止到2010年8月1日，经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置的问题银行已达288家，总资产达3．8万亿美元，其中以营业银行救助方式挽救的银行13家，救助资金来源于2008年10月财政部联合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启动的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tarp）。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被救助银行的详细信息（注释6：信息来源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网站failedbank专题，http：//www2．fdic．gov/hsob/selectrpt．asp？entrytyp=30，2010年8月1日登陆。）
依据上表，从被救助银行的数量和资产规模来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仅救助问题银行13家，占已处置问题银行总数的4．5%，而13家被救助银行总资产却达3．2万亿美元，占已处置问题银行总资产的近85%。从被救助银行所属机构来看，花旗银行、花旗集团信托银行、花旗银行（墨西哥国家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南达科塔州分行及百货公司国民银行等5家机构均属花旗集团旗下；美国银行俄勒冈州分行、美国银行罗得岛分行、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加利福尼亚州分行等四家机构属于美国银行集团所有。此外，由于2008年美国银行先后收购了全美银行和美林证券公司，因此全美银行、美林银行和信托公司和美林美国银行也归于美国银行旗下。
依据数据分析，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金融危机中对问题银行的救助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救助次数少。金融危机中市场退出的问题银行有275家，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营业银行援助方式处置的问题银行仅13家。相对于营业银行援助的有效性来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刻意限制使用的倾向。其二，被救助的机构庞大。该结论从13家被救助银行的总资产占288家已处置问题银行总资产的近85%得以证明。其三，被救助机构较为集中。通过对13家被救助机构所属集团的情况分析，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实际上基本是对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两大金融巨头的救助。从做出救助决定的时间来看，集中在2008年11月23日和2009年1月16日两天，前者是决定救助花旗银行的时间，后者是决定救助美国银行的时间。
（二）营业银行救助中的“成本最小化”和“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
金融危机中营业银行援助的使用之所以呈现上述特点，是因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适用营业银行救助必须遵循“成本最小化”（leastcosttest，即最低成本标准）原则和“系统性风险例外”（systemicriskexception）原则。二原则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选择不同问题银行处置方式中得到遵循。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置问题银行的方式灵活多样，购买与承接、存款偿付和营业银行救助是三种最基本方式，其余处置方式皆为上述基本方式的衍生。[1]
购买与承接（purchaseandassumptiontransactions，p＆a）是将问题银行整体出售，由一家健康银行进行收购。这种方式通常是解决问题银行的最佳方案，它不仅可以保证银行资产完好，得以继续营业，避免存款人因银行倒闭而遭受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处置问题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可以节省大量额外成本，而且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最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银行整体出售难以实现，因为收购方通常不愿意承担问题银行所有的风险，尤其在有限时间内偿还全部债务。他们通常只乐于承接某些资产和债务，而不愿负担不良债务。[2]（p94）以促成收购交易为目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设计出援助购买与交易承接（assistedpurchaseandassump-tiontransactions）方式。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第13条c款2项规定：为了便于其他参保机构对问题参保机构进行并购，或出售问题参保机构的资产，或承担问题参保机构的负债，或取得问题参保机构的股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根据董事会可能制定的条例或规定的条件，可以自主地购买资产或承担负债；可以向其他参保存款机构或控制或即将控制该机构的其他参保存款机构贷款、认购其股份、在该机构存款或购买该机构的债券；保证参保存款机构、控制或即将通过并购控制参保存款机构的公司在并购、承担债务或购买资产时免于遭受损失。援助购买与交易承接方式的好处在于存款保险公司与收购方风险共担，存款保险公司通常通过购买问题银行资产、承担债务、提供担保等方式参与收购交易之中，与收购方分担损失，减轻收购方的负担。此次金融危机中，存款保险公司以购买与承接（包括援助购买与交易承接）方式处置的问题银行258家，总资产5700亿美元，占已处置问题银行总资产的15%。
此外，成立“桥梁银行”（bridgebank亦称“过渡银行”）是与购买和承接方式密切相关的一种临时性处置方式，有助于收购交易的顺利实现。1987年，美国国会批准了《银行平等竞争法》，授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设立桥梁银行。目前桥梁银行规定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第11条n款中。桥梁银行是经货币监理局批准设立的，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运作的临时银行。在存款保险公司处置问题银行的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适格收购者的确定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问题银行的状况通常会继续恶化，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设立一家桥梁银行来接管一家或多家问题银行可以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效控制问题银行，存款保险公司进而可以获取足够时间来彻底评估该银行的状况，并充分评估可供选择的处置方式，同时也令所有感兴趣的收购者得以对收购进行审慎经营审查。桥梁银行在实现所有这些功能的同时还不会影响其向问题银行的存款人提供日常业务。[3]（p168）在此次金融危机以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使用过10次桥梁银行的权力，集中在1987年至1994年间，共成立32家桥梁银行。此次金融危机中，截止到2010年8月1日，存款保险公司共使用桥梁银行权力1次，设立桥梁银行1家（注释7：2009年12月18日，存款保险公司为处置独立银行家银行（independentbankers’bank），设立独立银行家桥梁国民银行（inde-pendentbankers’bridgebank，n．a．）来接管独立银行家银行。）。
存款偿付（depositpayoff）是存款保险公司对问题银行进行破产清算的结果，由存款保险公司偿付破产银行存款人的保险存款。存款偿付一般在存款保险机构找不到合适收购者或援助购买与交易承接成本较高时采用。最终以存款偿付方式处置的银行一般是同业不太感兴趣的小型问题银行。存款偿付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存款保险公司直接偿付破产银行存款人的保险存款（payoffs，po）；二是由一家财务状况良好的机构作为存款保险公司的人偿付保险存款，即保险存款转让（insureddeposittransfers，idt）。保险存款转让不仅能为存款保险公司节约大量人工成本，而且为银行将其服务介绍给潜在的新客户提供了良机。本次金融危机中，存款保险公司以存款偿付方式处置17家问题银行，总资产95亿美元，占已处置问题银行总资产的0．25%。
面对一家问题银行和多种处置方式，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选择处置方式的顺序为：第一，健康银行整体收购问题银行是最佳选择。若整体收购难以实现，存款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各种法律允许的方式与收购者分担损失以促成收购交易。对较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合适收购者的问题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可以考虑成立桥梁银行暂时接管问题银行。第二，若问题银行收购不能实现，存款保险公司会对问题银行破产清算，偿付存款人的保险存款。第三，若问题银行机构庞大，破产将会使存款保险公司难以偿付所有存款以及产生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下文详述），存款保险公司将会依照法定程序对问题银行实施营业银行救助。
在进行上述处置程序的每一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必须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处置方式需要满足最低成本标准，该原则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置问题银行的方式在所有方式中支付的成本最小。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第13条c款4项是最低成本要求的详细阐述，其中包括确定最低成本的方法、清算成本、只有为特定目的才可动用存款保险基金等内容。在具体操作上，以成立桥梁银行为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设立桥梁银行之前，要预先进行成本分析，将桥梁银行处置方式预期所需成本与其他可能采取的处置方式所需成本进行对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估算成立桥梁银行的成本包括经营桥梁银行的费用、桥梁银行资产的市值及相对的吸引力以及预计最后出售经营权所得的收益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时还要考虑大大萎缩的存款基础对于最后收取的保费以及对于桥梁银行作为一种节约成本的破产银行处置机制的可行性所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较少地使用营业银行救助，原因在于：营业银行救助必须满足最低成本标准，只有确信救助的成本最低才可进行。但事实上营业银行救助不太可能满足最低成本标准，因为购买与承接方式的处置成本绝大多数情况下远小于营业银行救助的成本。在营业银行救助未满足最低成本标准，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仍需要救助问题银行时，该问题银行必须满足“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此次金融危机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的救助既是如此。系统性风险例外是“太大而不倒”理念的法律规范性表述，规定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第13条c款4项g中，它实际上是赋予存款保险公司在大型问题银行破产可能导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营业银行救助的自由裁量的权力，该权力的行使有严格的程序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第13条c款4项g规定该例外的适用必须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或联邦储备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提议。如果提议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出，则需征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同意，反之亦然。此外，财政部长还必须确认适用系统风险例外是正当的。最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必须通过保险基金全体成员间的一种特别评估，来处理其因适用系统性风险例外而受到的损失。[4]（p348）
（三）对营业银行救助的争议
在美国，适用系统性风险例外而实施的营业银行救助从诞生之日便备受争议，因为营业银行救助将某些大银行与小银行在问题银行处置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5]这种不平等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第一，削弱市场约束力。由于存款人相信在大型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时，存款保险公司会给予救助避免破产，因此存款人倾向于愿意与大型银行交易而无视银行的财务状况。对于大型银行来讲，市场纪律约束会减弱。[6]第二，存款保险公司的救助会在大型银行与小型银行之间产生不公平竞争。第三，存款保险公司救助大型银行的可能性会刺激银行在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盲目扩张，目的是机构膨胀成对金融体系影响尽可能大的银行，以争取得到一旦濒临破产会被救助的机会。第四，大型银行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的救助再次激起了对营业银行救助的讨论，金融界及民众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废除营业银行救助，并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强制拆分，依据理由大体为上述四点。本文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不应盲目地反对银行“做大”，大型银行具有规模效益，法律需要禁止的是银行通过恶性竞争盲目“做大”并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公平交易，进而影响金融稳定。那么，对通过合法手段逐渐积累壮大并守法经营的大型银行，在经营稳健并且不存在威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就不应强行拆分。[2]165另一方面，基于市场稳定的考虑，危机中政府对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银行进行救助至关重要，原因不再赘述。基于此，美国问题银行援助方式应予以保留，进而需要完善问题银行援助在救助条件遵循“建设型模糊”（con-structiveambiguity）的基础上，严格执行救助的程序，强化被救银行责任，降低道德风险，杜绝被救银行股东在救助中获得额外收益。
三、危机中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救助方式及特征
在本轮应对金融危机的公共资金救助中，与存款保险公司单纯“救机构”相比，美联储同时采取“救机构”与“救市场”的双重救助措施。前者指美联储直接对问题银行注资实施救助，后者指美联储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以期救助金融市场。救市场的措施尽管并不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银行，但挽救金融市场的措施对问题银行起到了间接救助的效果。财政部通过直接注资和提供担保的方式救助问题银行。
危机中美联储“救市场”的措施主要包括：第一，降低基准利率。美联储利用银行货币创造机制增加货币供给。2007年9月18日至2008年12月16日间，美联储先后十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由4．75%降至0－0．25%区间。第二，降低再贴现率。2007年8月17日至2008年12月6日间，美联储先后11次降低再贴现率，由5．75%降至0．50%。同时，美联储将合格再贴现担保品范围扩大到住房抵押贷款及其相关资产，将贴现窗口贷款期限由30天延长至90天。第三，创新操作工具。在此轮救助中，美联储为给金融市场提供充分流动性，对最后贷款人制度进行创新。这些创新操作工具主要包括：定期拍卖工具（ta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amlf）与货币市场投资基金工具（mmiff）、商业票据信贷工具（cpff）、定期资产支持证券信贷工具（tab-slf）、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alf）等。
除上述措施外，美联储和财政部共同对部分问题银行通过购买股份为其注资和直接提供债务担保提供直接援助，是一种直接针对某一具体银行的救助，即“救机构”。2008年10月，财政部联合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启动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目前，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已通过该计划以购买股份的方式为707家美国银行注资2049亿美元，其中1250亿美元集中针对美国九大银行股份的交易。被救助的九大银行及注资情况为：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分别向财政部出售了250亿美元的股票，美国银行出售了150亿美元的股票，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美林公司分别出售了100亿美元的股票，道富银行、纽约梅隆银行分别向政府出售了20亿和30亿美元的股票。在债务担保方面，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为花旗集团下属银行提供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在内总计3060亿美元的债务担保。
与以往救助相比，本轮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救助行为体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救助行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多元化，表现为救助方式多样性。在此次危机救助行动中，美联储除运用传统的降息、降低再贴现率等救助方式外，还首创了定期拍卖工具、定期证券借贷工具等救助方式以增加银行的流动性。创新救助方式的运用凸显了美联储在履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职责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第二，救助行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多元化，表现为救助主体的多重性和救助受体的广泛性。一方面，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和财政部三家救助主体联合行动并采取大规模救助行动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以往的危机救助中，作为合法问题银行救助主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1989年至1992年间运用营业银行援助方式仅处置7家问题银行，并且自1992年直到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从未使用过营业银行援助。历史上美国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多由美联储通过最后贷款的方式来完成，财政部较少参与大规模救助。另一方面，与以往危机救助及此次危机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救助相比，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救助行为适用于更为广泛的问题银行。危机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计为13家银行提供营业银行救助，而美联储和财政部已先后为700余家银行注资。同为问题银行的合法救助机构却出现数量悬殊的对比，原因有二：其一，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法为存款保险公司实施营业银行救助设定了苛刻的适用条件和复杂的批准程序。相比之下，美联储和财政部对问题银行的救助条件和程序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美联储和财政部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其二，救助数量的对比悬殊根本上是由救助机构各自遵循的不同基本原则所决定的。存款保险公司处置问题银行方式的选择以成本最小化为基本原则。同购买与承接和存款偿付相比，营业银行救助的成本常高于购买与承接方式。尽管存款保险公司在处置问题银行过程中金融稳定也是其考虑因素之一，但当金融稳定与成本最小化产生冲突时，在确保银行破产不会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金融稳定通常会让位于成本最小化。与存款保险公司不同，美联储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己任，以金融稳定为根本原则。联邦政府为实现保护公众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也必须确保金融稳定。因此当问题银行濒临破产时，与救助成本相比，美联储和财政部更倾向出于确保金融稳定的考虑而实施救助，尤其对大型问题银行的处置更是如此。
第三，救助行为法律关系中救助受体确定的选择性。尽管此次危机救助中救助受体具有广泛性，但美联储和财政部对是否救助问题银行仍严格执行两个判断标准：其一，被救助问题银行大部分机构庞大，其破产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从美联储和财政部通过购买问题银行股份注资的情况来看，美国的九大银行全部获得救助，并且占接受注资银行总数仅1．2%的这9家银行得到的注资额占注资总额的61%。其二，美联储仅救助“缺乏流动性”的银行而不救助“缺乏清偿性”的银行。在被购买股份的707家银行中，中小银行占绝大部分，其中已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的问题银行中，美联储仅救助了缺乏流动性的银行，缺乏清偿性的问题银行不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救助之列。美联储并不会单纯为了银行存续而救银行，而是为了救市场而救银行，救助银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救市场。[7]这也充分体现了美联储维护金融稳定的根本原则。
第四，救助行为以救助受体承担一系列相应法律责任为前提。一方面，同存款保险公司的救助一样，美联储和财政部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同样存在道德风险。廉价的政府救助会促使银行产生对政府化解风险的依赖，从而热衷于从事高收益、高风险经营而忽视风险管理。降低道德风险的关键在于杜绝被救助银行从救助措施中获得额外利益，被救助银行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为救助买单。[8]面对沉重的被救助负担，促使银行形成排斥政府救助，倾向于银行自救和同业救助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由于救助资金来源的公共性，政府救助必须保证救助资金的可回收性，以确保纳税人的利益不受侵犯。为此，美联储和财政部对被救助问题银行科以一系列法律责任，包括救助资金需要偿还、为救助资金提供足额抵押品、征收惩罚性利率、参与银行经营管理、调整董事会人员组成、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以花旗集团为例，危机中财政部联合美联储和存款保险公司共为花旗集团所属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对其价值306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提供担保。作为条件，被救助银行每年向财政部支付8%的利息；未经财政部允许，普通股股息3年内每季度每股不得超过1美分；严格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花旗银行须参加联邦储蓄管理机构负责的救助房市、避免止赎计划等。
基于上述分析，金融危机中美国运用公共资金对问题银行的救助行为呈现如下格局：
救助标准方面，由于对问题银行的救助极易引发道德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和财政部对问题银行的救助标准均遵循“建设性模糊”的理念以降低该风险，救助行为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9]与此同时这种自由裁量并未完全脱离法律的约束，是一种法律之下的自由裁量，表现为各机构救助问题银行须严格遵循某些基本法律原则。
救助机构职权的分工方面，美联储是最主要的救助机构，其救助对象包括问题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救助条件为“缺乏流动性”而非“缺乏清偿性”，救助以提供最后贷款为主要方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仅有权救助由其接管的问题银行，救助方式为营业银行援助，救助条件是满足“成本最小化”或“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此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救助决定须通过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批准。财政部的救助对象较为灵活，有权在衡量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相机抉择救助包括问题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并且不受银行“缺乏流动性”或“缺乏清偿性”之区分的限制，其救助的条件是确保救助成本的可回收。
美国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三家救助机构并存有其合理性：
其一，为银行提供最后贷款是各国中央银行的传统职能。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及银行业的主要监管机构，美联储能够实时监控并及时了解银行的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为暂时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能够在第一时间及时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因此，在三家机构的救助中，美联储的救助是避免银行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并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必不可少的第一道屏障。
其二，对于经营状况恶化至“缺乏清偿性”的问题银行，银行监管机构通常交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由于银行的破产会直接导致存款保险公司偿付存款，因此，出于成本最小化的考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赋予存款保险公司处置问题银行的权力是必要的，这种处置权力不仅包括促成银行并购、存款偿付、破产清算，而且也理应包括对银行的救助。因此，存款保险公司对某些问题银行的救助是避免银行破产的第二道屏障。
其三，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在美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财政部服从于联邦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宗旨，因此法律实际赋予了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最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相比，财政部在救助条件方面几乎不受约束。实践中，财政部在必要时加入到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救助行动中以增强救助力度，起到补充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决策作用。财政部在救助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对于某些大型问题银行的救助，财政部救助手段更为多样化（注释8：财政部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可通过编制预算、调节税收、制定财会制度、资产管理等手段以及动用财政预算来完成。）；另一方面，由于大型问题银行的破产会影响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对某些问题银行的救助应以整个社会的综合效应为着眼点，而不是局限于银行业内部。财政部能够弥补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均属银行业内部机构的缺陷，能够全面客观评价银行救助或破产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如此，美国形成了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各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问题银行救助体系。
注释:[1]彭欢．美国存款保险公司选择处理有问题银行方式的理论依据[j]．统计与决策，2010，（3）：138－140.
[2][瑞士]艾娃•胡普凯斯．比较视野中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m]．季立刚，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徐诺金．美国银行业危机处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4][美]哈威尔•e•杰克逊，小爱德华.l•西蒙斯．金融监管[m]．吴志攀，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yomariesilva，the“toobigtofail”doctrineandthecreditcrisis，reviewofbankingandfinanciallaw，fall，2008．
[6]stevenl．schwarcz，toobigtofail？：recastingthefinancialsafetynet，dukepubliclaw＆legaltheoryresearchpaperseries，no．235，march，2009．
[7]吴培新．次贷危机背景下美联储的危机政策理念[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1）：51－57．
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9
我国2014年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中，公允价值被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优点包括：能切实反映会计收益；更加符合配比原则的要求；有利于企业的资本保全；以及提高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计量的，是一个估值，并非准确值；如果存在一个活跃的市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得到的会计信息往往是可靠的。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市场总体并不活跃，也缺乏一个合理公平的机制，此时对市场价值进行判断就显得非常困难，大多数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相关的会计人员采用估值技术来计量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
二、金融危机下引发的公允价值计量再思考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公允价值的地位受到不小的挑战，金融界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应当废弃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他们指出公允价值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会计界则认为公允价值真实地反映了市场价值，让企业能认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所在。
（一）金融危机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缺陷
首先，公允价值估计的规范性和可靠性不够；应用于金融资产时对资本市场存在助涨助跌的不利影响；其次，缺少科学的内外部机制：金融危机背景下，市场灵活多变，各种参数的取得往往非常困难，而财务人员的操作往往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很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缺少科学的内部和外部机制。另外，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存在局限性：目前仍然局限于资产和负债这两项的结果确认，并未涉及到参数，假设等其他方面的内容。而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缺乏透明度的信息披露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价值。
（二）特定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思考
公允价值计量是以市场价值为导向，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这样价值频繁变动的资产来说，可以算是一种比较客观的依据，也符合会计质量对于相关性以及谨慎性原则方面的要求，有利于准确反映一个企业的财务经营成果。而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类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在经济活跃时期，不仅能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而且对于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也能起到积极的作。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总体并不景气，这个时候对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就要求企业保持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企业在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方面应当加大监察控制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势必要求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持有期限等方面加以明确的规定。
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现状
通过对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调查发现，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FSi总指数预测值在近几年都呈现出下滑趋势，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FSi总指数降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谷。这些都真实反映出2014年我国经济总体上来说仍然不景气，很多公司的财务风险仍在加大。这样的背景下，坚持采用完善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并采取相应措施，结合2014年最新的准则，在充分理解的情况下，运用它去帮助自身解决问题，力求提高企业的财务安全状况。
通过提取沪深两市a股公司（包括金融类企业）2008年至2010年这三年的年报数据，分析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于其净资产的影响，得到结论是：金融类公司的净资产与利润总额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三年内都在不断增长。当然，融危机之后，我国股市牛转熊的过程中，企业通过减持金融资产才使得2008年的利润总额变为正数。2008年企业的资本公积减少了77.9亿元，这部分收益根据新的会计准应当直接计入“投资收益”这一会计科目当中。
公司金融危机解决方法篇10
关键词：投资银行；治理结构；金融监管
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分析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模式的缺陷以及危机发生后美国公司治理的重大改革，对完善我国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有重要启示。
一、美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
1 社会责任感缺失。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导致的，尤其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业。在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中，投资银行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稳健、保守与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为了追逐短期暴利，不惜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投资银行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推出次级贷款，同时又为了规避风险将贷款出售；投资银行将贷款打包出售给更多的投资者。如设计出各种复杂的不透明的衍生产品，未向投资者进行必要的风险揭露，而是以卖出产品为最高目标，以至于广大投资者在危机中蒙受了巨大损失。投资银行盲目的金融创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忽视了社会责任，没有发现金融创新中的不足，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忘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金融风险的管理技术和制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负面影响的不断积累导致了自身经营的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样的公司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中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最终目标背离甚远。
2 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导致内部人控制。美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特点是：股权结构极为分散、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股权集中度较低。美国投行股权过于分散，形成“强管理层、弱股东”。如表1所示，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单个股东的作用有限，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经理层监管的缺失，使经理层有机会投资于短期高风险的证券。当治理成本大于收益情况下，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股权过份分散直接导致了股东对公司控制力和决策权的下降，而公司内部人员持股上升则削弱了传统的委托所产生的制衡作用，导致内部人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道德风险。以雷曼兄弟为例，公司内部人员持有公司1/3左右的股票，为了追求短期收益，管理层和员工疯狂地进行投机套利活动，较少考虑甚至不惜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
3董事长兼ceo制度，导致“内部人控制”。公司决策高度集中是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模式的显著特点。大多数美国投资银行内部实行董事会统一领导，公司内部没有与其相制衡的内部机构，公司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董事会。董事会既是监督机构又是决策机构，这样的内部组织结构使公司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形同虚设。由于美国没有从法律上限制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美国投资银行纷纷选择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制。权力过度集于个人，在加快公司决策效率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即容易产生经理层(ceo)的滥权，尤其是董事或高管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可能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4 监管部门对投行的监管缺失。近30年来，金融创新的结果是买卖的链条越拉越长，分散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完成后，最终的投资者和最初的借款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引发本轮危机的房屋次贷产品，从最初的房屋抵押贷款到最后的cdo等衍生产品，中间经过借贷、打包、信用增持、评级、销售等繁杂阶段，整个过程设计有数十个不同机构参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非常突出。投行的奖金激励方式也极大地助长了高管层的道德风险——为追求高额奖金和红利，无视审慎性要求，盲目创新业务。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监管严重滞后。监管部门的监管模式还停留在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和风险的水平上，忽视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对这些复杂的创新产品所暗藏的巨大风险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手段。而且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甚至危机发生后监管部门才发觉他们的规则完全不适应已迅速变化了的金融系统。另外，一方面美国监管体系机构太多，权限互有重叠，另一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监管盲点。例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蓄管理局，还是证交会来管没有明确，以至于没有谁去管。
5 失当的薪酬体系。薪酬制度是激励约束制度的核心。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机制中董事高管的薪酬或激励机制有两大特点：一是没有立法约束，公司法一般没有关于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励机制的强制性规则；二是薪酬奇高或激励机制配置极不合理，考核指标仅与短期绩效挂钩，而与风险无关。这种薪酬制度促使公司追求快速和看似容易的金融回报，且容易对市场过分乐观，缺乏长远的思考，无法保障对公司风险的谨慎管理，更无法充分考虑全球市场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美国激励方式以股票期权形式为主，其负面效应导致公司高管根本无视股东和公司长远的发展，而更多追逐短期效益，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进行各种短期获利投资的行为。
二、美国公司治理的重大调整
针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投资银行治理结构的严重缺陷，美国政府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
1 重视投资者利益。美国这次公司治理改革主要方向之一就是要重新强调股东的价值，通过股东价值的回归使投资者恢复信心。美国政府对此提出两个对策：(1)加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从原则上考虑，信息披露首先要透明，其次是要进行恰当的会计信息披露，力争能公正和准确地显示业绩；从内容上来考虑，信息披露内容有扩大化的趋势。在信息披露的时间上，主张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由定期披露制度走向信息披露制度。(2)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加强会计监督，强化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防止内幕交易。随着对美国公司治理监管的加强和重新树立的法律威慑力，中介机构与美国公司之间的制衡机制将逐步恢复，中介机构将踏上理性的回归之路。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再次被提升至重要地位，其有望继续成为投资者可以依赖的第一道防线。
2 分散的股权转向银行控股制。2008年9月21日，美联储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变身后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不仅可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吸收储蓄存款，拓宽融资渠道；还可享受与其他商业银行同等的待遇，获得申请美联储紧急贷款的永久权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后，两大机构将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存款从而杠杆比率会逐渐降低，意味着更小的风险和更高的稳定性。未来美国投资银行在严格的监管框架下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的高效率和灵活性，而银行控股模式也将使美国投行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3 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过去曾经被人们推崇的美国分散制约式的功能型监管体系在危机面前漏洞百出。未来，随着独立投行模式向全能银行模式的转变，美国投资银行的监管者也将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转变为美联储。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是扩大美联储的权力，美联储负责监控大银行，监测金融系统风险，监管一旦倒闭将会危及整个银行体系的企业，其中包括传统的银行以及通用电气和汽车公司所拥有的重大金融业务；二是财政部将有权接管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审批美联储所发放的紧急贷款；三是推出大银行破产的可行机制，政府将有权接管倒闭机构；四是设立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
4 限薪和高管薪酬改革。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纷纷出台高管限薪令，以期规范高管薪酬体系，平息公众指责。根据美联储的“薪酬指引”要求，28家大型银行自行设计不会引发过度冒险行为的薪酬计划，但有关薪酬计划要得到美联储批准才能实施，同时，“薪酬指引”还将涵盖其管辖内的近6000家银行，其中包括并未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而按照财政部的“减薪计划”，接受政府金融救助的7家企业25名高管的工资削减90％，包括各种补贴、分红在内的总薪酬须削减一半；不仅如此，7家企业的175名高层执行人员的现金酬劳将被股票取代，而且这些股票不准立即出售。
三、以美国为鉴，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
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方面企业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将科学决策、审慎经营、严控风险、严格监督理念融入公司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也要为企业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包括政策导向、严格监管以及防止有悖市场规则的行政干预。只有内部、外部共同治理，公司治理效能才能充分发挥。
1 公司股权结构合理化，维护其他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现代企业不仅要为股东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美国投资银行虽然股权很分散，股权集中度较低，但由于员工激励计划使投资银行内部持股比例普遍较高，且流动性差。以至于其他股东的地位被弱化，导致内部人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道德风险。目前，我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与美国股权结构恰恰相反，股权过度集中现象普遍存在。我国投资银行一方面要使公司股权结构合理化，改善股权过度集中的状况，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继续实施股权多元化战略。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很成熟的情况下，过度分散股权必然会带来企业的低效率，所以引入其他大股东，形成相对多个大股东控股的股权格局是较好的解决办法，以此形成内部相互制衡的机制。另一方面在进行员工激励计划的同时应注意对内部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以保护其他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以免产生少数人的冒险后果却由多数人承担的道德风险。
2 完善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董事会是最高的风险管理机构，对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承担最终责任。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正是董事会职能的缺位导致了投资银行风险管理上的漏洞。董事会应对投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定整体战略，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并对风险控制政策进行审批。为保证风险管理战略和政策得到遵守并保持适应性，董事会应保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以避免道德风险。加强董事的问责制度，强化董事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加和监督，同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强董事对经理层的监督，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保证决策科学公正的有效保障。制定合理的董事与独立董事比例，保证独立董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实现治理效果最优，建立上市公司董事会运作实务体系，包括董事会职责的设计、独立董事的激励与约束制度的设计、董事会评估制度的设计等方面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