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法
金融危机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过程，在每一次金融危机袭来时，人们总是对于此前的监管不到位而追悔莫及。本文正是从金融发展的历史角度，阐述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二者的相关性，并由此得到对于我国金融发展的一些启示。
一、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之一――金融监管不到位
监管不力已经成为了每次危机暴发后，世界反思得出的必然结果之一。美国――几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首先爆发国――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自由主义经济所统治，信奉“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以及“金融最佳的监管者是市场参与者们自己，而不是政府的机构和法规”。在这些信条的影响之下，华尔街贪婪与冒险的行为被不断的鼓励，以至于这个世界的金融中心一次次带给全球金融毁灭性的打击。
二、加强金融监管是防止金融危机暴发的必然举措
我们由近及远，每次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的救市举措中必然含有加强监管的相关政策。
2007年9年，美国华尔街暴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局于次年3月31日，公布了“保尔森计划”，提出了短期与长期金融改革的建议，着重突出了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勾画了最优监管框架。其中，短期主要是强化对于当时的危机重灾区“次级信贷”与“房屋抵押”市场的监管力度；中期的目标是消除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中相互重叠的部分，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则是使美国的金融监管向“目标导向”转变，统一同质金融产品的风险管理口径，以此来提高监管绩效。欧洲作为此次危机的受灾区之一，同样暴露出金融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存在缺失，因此，欧盟草拟了信用公司评级监管的法案，针对信用评级机构在注册、治理、运行与透明度方面采取严格于当前国际证券业协会的原则。另外，对于此次危机而倍受关注巴塞尔协议的漏洞，欧盟也在着手修改中，包括对于交易账户、跨境机构流动性监测以及特殊投资渠道等监管办法。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国会颁布了《韩国银行法》等一系列金融改革法案，这些法案要求成立金融监督委员会对韩国的银行、证券以及保险等金融体系实现统一的监管。日本也于1998年4月起，实施了被日本国内称为“东京版金融大爆炸”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里包含了出台新的《外汇管理法》与《日本银行法》，从此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著增强。另外，日本仿效英国当年的做法，成了金融监督厅，将原来的大藏省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一起并入该厅，目的就是为了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泰国于2004年开始实行新的金融规划，新规划中对于金融体系的改革主要健全金融监管，完善金融法规，加强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相关管理。
再往上追溯至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所暴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的相关改革也涉及到金融监管的加强。1933年，美国出台了《1933年银行法》，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开始分业经营，同时建立起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存款保险的方式方法来提供商业银行的安全监管，同时建立起一套核查系统，对所有未参加联邦储备体系的州注册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管。
三、金融监管在金融危机过后便出现放松
当经济危机成为过去式，金融企业为了获得更大发展自由，会想方设法钻监管的空子，而监管部门也会在政府发展经济的压力之下，对于这类行为姑息迁就。如大萧条后，美国曾一度实行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对于经济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开始摆脱滞胀陷阱，里根总统上台以后，更是奉行货币学派与供给学派的主张，极大的放松管制。1999年，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商业银行与投行再度实现了混业经营，金融监管对于许多规避行为无法进行问责与监督。同时期的英国正在大搞私有化，一些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如航空、电信、铁路等逐渐实现私有化，而金融监管也因此不断放松对于经营范围与市场准入的管制。监管松动正是由这个时期开始的，并成为了2007年金融危机暴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总结得到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之间相关性，即一种循环发展的模式“监管不到位金融危机强化监管危机逝去经济繁荣管制放松金融危机新一轮监管升级”。呈现这种发展路径，是由于每次金融危机的暴发都会让人们反思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问题，并发现由于金融监管的不健全才让促使金融运行中的风险转化为一场危机。要堵住这些金融风险漏洞就要实施更严格的金融监管。但是，危机总会过去，经济再度繁荣，金融产品更新换代，这些新生的金融产品总是能突破针对旧产品所形成的监管制度中的空白点，并利用这些空白点实现产品获利，或者干脆是政府为了实现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主动的放松了管制，总之，伴随经济繁荣而放松的金融监管势必会引起又一轮新的危机，于是开始新一轮循环。
四、不是平行化的发展而是螺旋式的上升
以上提到的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相关性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平行化的发展，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重复，而表现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过程。虽然金融危机逝去后的经济繁荣会使监管有所放松，但此时放松的一般多是经营范围的放松，而监管的内涵却是在不断深入的。以英国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采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但此后，由于自由主义开始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逐渐认识到分业经营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90年代，英国实施了著名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允许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另外合并了此前银行、证券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共同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部――“金融服务局”。金融服务局成立后，高度集中了原来9个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权力，还增加了新的监管领域，例如不平等条款、金融行业准则以及相关从业律师与会计师规范等。该例子说明金融监管范围的放松并不影响其内涵的扩展。金融监管体系本身是不断完善与发展，因此，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不是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历史重复的过程中，而是不断的向上发展。
五、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二者相关性对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
（一）建立健全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金融活动监管的全覆盖
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是当今世界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监管割裂，必然出现监管重叠与监管缺失，进行相关协调的成本很大，也是导致危机出现的重要根源。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管理成本上显然要低于分割的状态，因此我国可以考虑将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合并为一个统一监管部门，从而完全覆盖我国金融机构的全部活动范围。
（二）把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摆在突出的位置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不到位是此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资产问题相当严重的机构还能获得评级机构的肯定评估，给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极大的风险，而这些风险不断的累积，最后变成了现实的危机。因此，我国要以此为鉴，加强对于评级机构的监管，遏制金融风险产生的源头之一。
（三）加强相关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还存在问题，比较股市波动很大，内幕交易依然严重，操纵股市的行为时有发生，而相关的监管法重视上市前的审批，对于上市后的相关条例则相当薄弱。因此，应该加强证券业的司法与执法力度，加强引入“举证责任制倒置”等防止内幕交易的制度建设。要依靠股民、相关从业人员以及法律体系的共同建设与维护来提高金融业监管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刘沛.开放经济下金融稳定的理论与实践[D]暨南大学,2006.
[2]宋德亮.商业银行会计与信息披露研究[D]上海财经大学,2009.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2
摘要：美国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对全球的金融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从2008年美国出现住房次贷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知错而改。从这次次贷危机中，所暴露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二者是一对天生的孪生兄弟，金融危机的出现暴露了这二者间的深层矛盾，但是另一方面这二者是相互依存存在的。离开了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是危险的，会带来灾难和不幸。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这二者的关系。本文中对美国金融危机中所暴露的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矛盾和关系作出分析，认为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金融监管不可懈怠，要注意加强。
Fromthefinancialcrisis，theauthorslookatfinancialinnovationandfinancialregulation
ZhangBiQiansouthwester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informationengineeringinstitute
thepaperkeywordssubprimecrisisoffinancialinnovationoffinancialsupervision
thepaperpickto：theUnitedStatesastheworldfinancialcenter，ofthefinancialenvironmenthasacrucialrole.Sincethe2008UnitedStateshousingsubprimemortgagecrisis，theUnitedStatesfinancialcrisisevolvedintoaglobalfinancialcrisis.Crisisisnotterrible，terribleisnottheimportanceandchange.Fromthesubprimecrisis，exposureisfinancialinnovationandfinancialsupervisionandtheproblemsexistinginthe，thetwoisanaturaltwinbrother，theemergenceofthefinancialcrisisexposedthedeepcontradictionbetweenthem，butontheotherhandthatthetwoareinterdependentexistence.Leftthefinancialsupervisionoffinancialinnovationisdangerousandwillbringdisasterandmisfortune.weshouldtodialecticalpointofviewtha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thispaperintheU.S.financialcrisisintheexposureoffinancialsupervisionandfinancialinnovationofthecontradictionsandmakeananalysisrelationship，itisconsideredthatencouragefinancialinnovationatthesametime，thefinancialsupervisionshallnotslack，attentionshouldbepaidtostrengthen.
一、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中的辨证关系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源自于美国的住房次贷危机。金融创新产品在房地产领域的毫无节制地进行开发，是金融监管如空气，或者说金融监管根本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引发次贷危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缺乏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犹如离开水了的鱼，是会导致灾难的发生的。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这二者的辩证而统一的关系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1．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促进各抑制的双重作用
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来说，并不是只起一个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而是有这既促进又抑制的双重作用的。金融创新是深化金融的突破口，所以对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来说，金融创新必不可少，而如何这种创新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而非抑制其发展，这与金融监管的合理实施是分不开的。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金融活动创新不断，按照目的的不同这些金融创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竞争性金融创新、合作性金融创新和监管性金融创新。这三类目的性不同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需求当然也是有差别的。
竞争性金融创新和合作性创新虽然创新的形式和目的有所不同，但都还是可以以常规的金融手段进行监管的。而监管性的金融创新则是直接挑战了金融监管的灵活性。金融监管应该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金融创新之前就应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和法律，来规范监管市场。这样的金融监管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监管的方式，不再是一种机构监管，而是应该过渡到功能监管。在当前形势下，以机构作为监管对象的监管方式已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应该采用的是以功能为对象进行监管的方式。第二，在监管的标准上，也发生着变化。监管从单纯的资本监管发展成为全面性风险的监管。传统的资本监管仅仅是针对次贷风险的。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随着而来也是各种风险的增加，比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都是金融创新中会出现的风险。所以，现在的金融监管已经往全面性的风险监管发展了。第三，在内部制度的控制上，在传统的监管制度中，主要的的着力点都在外部，对于金融本身内部的监管有所欠缺。现在的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内部控制也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需要一个健全的、有效的金融内部监管制度来规范金融创新。
从金融的创新，映射到金融监管的创新。既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上一些不合理的创新。也是为了给科学的金融创新活动保驾护航。总之，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促进和一直的双重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
2．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重叠与缺位并存
金融创新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交叉性的业务。对于这样的金融创新，经常会出项两者监管结果：一是监管重复，二是监管缺位。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重复监管浪费的是监管成本，监管缺位则是监管工作中不应该出现的。那么，对于这样的金融创新我们就不接受了呢？这显然是因噎废食，不可取的。我们不应该禁止这类的金融创新，而是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上进行调整，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上进行加强。
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这一对孪生兄弟，是一种看似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同时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社会要进步，金融业的发展是必须的，而这些发展又有赖于金融创新，但这种创新又不能是毫无节制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这时就需要金融监管来出面干涉，在最大程度上保证金融创新的安全性。目前国内与国际上的关于金融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同，国内是放松监管，而国际上是加强监管，二者手段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规范金融市场，确立新的合适的金融竞争秩序，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这说明，国内与国际上遇到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不同的，国内是监管过度，所以需要适当的放松；国际上是监管不力，所以需要适当的加强监管力度。
金融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金融业内部创造性变革的结果。金融创新在导致金融监管主体重叠和缺位的同时，也促进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我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思考
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波及到我国，虽然危机的根源不在我国，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我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矛盾。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是金融业高速发展的时期，金融创新的潜力也是巨大的。在不断深化的金融创新，伴随着的就是金融风险，金融监管这时要做的就是处理好风险的防范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因为风险就不去进行金融创新，这样是矫枉过正；因为金融创新就忽视了风险的防范，这样是盲目乐观，最终是会自食苦果的。所以，为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必须的。
在我国，自1998年以来，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发展最快也是目前最热的是房地产业。作为引领经济周期的产业，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目前来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已经出现了畸形，其中隐藏着很多的风险。如今居高不下的房价是老百姓们深恶痛绝的，试问这样一个不得人心的产业要如何发展，这是我国政府在思考而且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这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不可否认，房地产的发展与金融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处理得好，二者共同发展，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二者发展路上的绊脚石也就埋下了。目前也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瓶颈时期，我们需要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结合起来来渡过这个特殊时期，重新审视和思考房地产市场，为我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作出客观的判断和分析。
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问题反映到金融监管上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过度的金融监管会抑制金融的发展，也会窒息金融创新活动，这样的竞争式的监管方式是与金融市场的潮流相背的。二是我国目前分业监管的模式也是不科学的，这样分业式的监管首先是导致监管的分散化，使得整个金融业难以协调和合作，不利于整个金融业的和谐发展。在我国，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已得到重视，解决方式也提上了日程。我们要做的是像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取经、借鉴他们的金融监管体制，走统一监管的道路，这样才能与目前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保持一致，跟上全球的经济脚步。金融业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金融风险转移和扩散的风险也相应增大，单凭某一国或者某一家银行很难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并且，各国的具体监管政策的差异，也给跨国银行利用在各国设置的分支机构规避相关国家的监管从事高风险活动创造了条件，也使本国无能为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监管的有效性，在这种背景下，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一系列原则很好的满足了监管的需要，得到了广泛应用。
三、总结
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全球都应该重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旦走进一种急功近利的不健康发展道路，后果将是可怕的。所以，保证金融市场的良好健康发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每一个国家的义务和责任。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金融创新是不能脱离金融监管而独立存在的。二者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是捆绑在一起的，哪一方面都不能忽视。套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就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下，通过科学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3
金融自由化浪潮愈演愈烈的浪潮下,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监管的不足和失败。本文从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处理对策入手,分析国际金融监管现状和协调合作的必要性,并以国际监管合作实践为基础,提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协调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政策建议危机处理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54.04
引言
始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沉重的打击,美国受到严重创伤,世界经济遭受着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2009年3月,美国工业生产下滑1.5%,为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并降至十年来最低点;同时截至3月的过去一年,美国消费价格跌幅创1955年来最大,达到0.4%,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危机留给我们太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尤其在金融监管方面。监管缺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之一,危机的发生对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解决金融危机全球性和金融监管分离性的矛盾,不同经济基础、金融发展现状的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需要积极参与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才能降低风险、减少损失;而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分层次、分区域的监管合作,通过沟通协调机制来加速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协调的进程,
收稿日期:2009.05.05
作者简介:茅倩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10016。以增强监管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好地抵御金融创新活动带来的风险,规范金融市场有序协调发展。
金融自由化下的金融监管
1.金融自由化与监管的博弈
金融自由化给全球带来了超额的利润增长,而其背后毫无控制的自发性错误往往被忽视,无穷无尽的金融创新和永不满足的信贷增长加剧了市场失灵和金融脆弱性,容易产生寻租行为和监管的利益集团,增大了风险程度[1]。而各国在监管自由化的理念指导下放松了市场监管,背离了高风险行业严格监管的本质,金融业本质所要求的严监管和政府追逐的自由化管理背道而驰[2]。过分自由化使得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和不稳定性缺陷暴露无疑,隐含着危机的一触即发,因此如何把握利润和风险的平衡点,如何有效应对金融危机,都是对政府金融监管提出的巨大考验。
2.金融危机的处理对策
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而不是危机处理手段的应变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通过采取大规模降息、注资金融机构、购买不良资产等短期对策,缓解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稳定市场情绪,恢复投资者信心,帮助金融市场渡过难关[3]。而在金融危机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则偏向采用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创新步伐、提高资源利用率、缩减政府开支等长期政策逐步恢复经济秩序,促进金融稳定发展。同时各国间加强国际经济交流和对话,深化双边多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
3.当今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病
由占全球债务不足1%的次级贷款不良额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监管的失败。当今国际金融监管以国家为主体,不同的监管模式之间缺乏基础性的合作和协调,不仅加速了危机的传导和扩散,更大大影响了监管的效率[4]。特别是在面临跨市场风险、跨境风险的情况下,监管往往不能涵盖到金融产品传播扩散链条中每一个环节,表现出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弊端,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风险[5];同时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往往落后于金融创新及市场变革,不能有效借鉴和分享成熟市场的技术、手段、经验和方法。因此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建立有效的并表监管、宏观审慎监管、跨境监管的协作框架,并推动构建全球一体化监管。
国际金融监管日趋协调和合作
1.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模式及现状
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从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发展现状和政府管理体制等因素,各国根据自身的金融发展不断改革和完善自身的监管体制。美国危机前采取“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B)、财政部(oCC)、储蓄管理局(otS)、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近十个机构。这种监管制度使得在每一传统领域中都存在众多监管者,而对于部分高级金融衍生品则出现了兼管真空的现象。其中美联储为综合一级的监管机构,全面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可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行使裁决权;oCC等其他银行监管机构、SeC和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分业监管,一旦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限制监管不适当,可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危机后在美国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希望美联储担任“市场稳定监管者”角色,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其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
中国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模式,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保留部分监管职能,与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形成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
英国采用高度集中的“单一制”监管模式,由单一的中央级机构如中央银行或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银行业进行监管。1997年英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将包括英格兰银行、证券和期货监管局、投资管理监督组织、私人投资监管局等九家机构的金融监管职责移交给新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Serviceauthority,简称FSa),统一负责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九个金融行业的监管,其具有的独立性有助于消除道德风险,推动金融深化与创新[6]。日本采用以金融厅为中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等委托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德国亦采用一体化监管机构Bafin与央行Bundesbank相互协调的监管模式。
2.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性
(1)监管力量的不平衡性撬动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结,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受国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带来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的,无疑发展中国家是这其中的软肋。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的境地,它们一方面很难达到现行的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希望积极参与全球化。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表明,为成熟市场制定的《巴塞尔协议》、ioSCo标准、iaiS标准等国际金融监管标准虽屡经修改,但仍然没有办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
(2)监管原则的不对称性助长了投机行为的滋生。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新兴金融市场国家逐步实行自由化和放宽管制,实行差别性监管政策,这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木桶效应”。由于对监管对象施行的差别性监管政策,可能使遭受较严厉监管的金融机构通过支配监管相对松弛的金融机构而逃避监管,这在金融分业监管时往往会表现为商业银行通过信托部门变相渗透到投资银行业务,而投资银行则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进入了商业银行业务领域。这种情况下,监管体系的总体有效监管程度大大削弱,重复兼管和兼管真空并存,极大的影响了金融监管的实际有效性。
(3)投机性攻击的不对称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效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性攻击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机性攻击后金融机构出现普遍恐慌的“羊群效应”有密切关系。事实上,攻守双方的这种本质差异暴露的不是国家监管体系的问题,而是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对冲基金依靠的是跨国银行对其的巨大融资,跨国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资本是全球范围的和巨量的;而被攻击国家的国际储备和国家清偿力总是有限的,无论被攻击的国家其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如何,投机性攻击均有可能取得成功。
(4)危机救助机制的不平衡性减损了危机救助的效力。跨国银行之所以能够对对冲基金如此大量地融资,并最终造成区域金融动荡,主要原因是其可以轻易逃避基金的部分风险,即危机救助机制存在问题。在投机性攻击成功的巨大回报下,跨国银行甘愿为其提供资金;若投机性攻击不成功,按照现有的imF救助框架,imF将资金名义上放贷给受冲击的国家,实际上则是将资金转付给跨国银行。危机救助的不平衡性使跨国银行并不过分担心其融出资金成为呆坏账,因此现有金融全球化下的救助机制事实上是救助了跨国银行,而不是救助了受冲击国家。
3.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实践
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日趋合作和协调。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时,各国展现出对话和合作的态度,共同积极商量对策,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尽快恢复。金融监管合作的实践中尤其典型的是欧盟不断深化的金融监管合作。其不仅建立了多层次、多形式的金融监管合作体系和完善的金融监管合作组织,更执行了欧盟指令为核心的统一监管标准,实施了完整的金融监管合作方法和程序,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2008年6月17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金融监管与合作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美双方重申关于继续紧密合作以获得持续增长、保持价格稳定和确保双方金融体系平稳有序的承诺,并同意继续双方在共同感兴趣的金融服务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和进一步考虑如何通过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2008年10月24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表了《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呼吁各国应采取负责任和稳健的货币、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加强监管,完善危机处置机制,保持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并提出解决金融危机,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号召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将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尽快提出适当的倡议。
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监管、扩大合作,对国际金融体系实施改革的措施建议;峰会发表宣言,承诺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同时加大合作、加强监管,确保所有金融市场、产品和参与者受到相应监管和监督。2009年4月2日,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闭幕后公布了正式公报,突出强调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应为未来的金融业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更加具有全球一致性的监管框架,并指出各国一致同意确保在本国推行强有力的监管系统,建立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的跨国合作,创立全球金融系统所需的、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峰会发表了一份名为《加强金融系统》的宣言,指出要创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作为金融稳定论坛的继承性机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合作,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并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将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涵盖在内,并首次覆盖对冲基金。
4.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政策建议
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有效地保护个人消费者和投资者,扶持市场纪律,避免对其他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减少“监管套利”的范围并跟上市场创新的步伐,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经济繁荣、体制完善和提高透明度;抵御风险和缩小金融和经济周期;降低经济对不适当的风险融资来源的依赖性以及阻止过度的冒险活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建立分层次、分区域的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速,然而各国在经济水平、开放程度、金融结构、监管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不应该一刀切,应通过逐步实现分层次、分区域的监管合作慢慢达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7]。首先,区域经济由于高度相关性,可以率先达成适应一体化要求的金融监管合作,制定有约束力的区域性合作协议,促进区域内合作,现阶段欧盟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在体制差距不大、金融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加快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和结构优势,提高合作的效率和作用。
(2)建立国家间的谈判及沟通协调机制。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未能充分发挥谈判和沟通的有效作用,仍然不能满足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要求。1987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及2001年所颁布的《巴赛尔新资本协议》,都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各国制定和完善银行业的监管法律提供了指导原则,因此,建立国家间的谈判及沟通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可以为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等方面有差异的国家提供一个高效的平台进行协调和磋商,以更好地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进程。[8]
(3)建立统一的会计准则规则。统一、透明、准确的信息是高效金融市场和有效监管的基础,能够及时有效地反映金融市场的动态,加强国际监管。因此,亟待建立国际统一的信息披露及共享原则,赋予各国监管者迅速掌握国际投资、短期资本流动、汇率和利率相关方面动态的能力,协调彼此的监管行动以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同时应建立统一的国际会计准则,有利于控制系统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帮助市场及监管者进行有效的监管,避免国际间的会计准则套利行为,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注释:
[1]约翰•伊特维尔,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陈建华,程杞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金融研究,2000(01):111.116
[3]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研究,2008(10):4.10
[4]陈启清.竞争还是合作: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论分析.金融研究,2008(10):187.197
[5]廖岷.从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比较中美金融监管.国际经济评论,2008(11.12):11.16
[6]吴凤云,赵静梅.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悖论:金融监管组织结构理论初探.金融研究2002(09):80.87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危机金融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9-021-08
一、危机发生前西方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随着金融的自由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金融的网络化和一体化趋势加强，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其一，系统性风险和网络化风险大大增加。金融风险以新的方式不断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积聚，并高度集中在少数超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和整合期后，一些全球性的超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开始在信用中介领域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在业务创新、机构兼并、金融衍生交易等方面具有垄断地位,主导着全球银行业，这一趋势以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一系列金融放松法案及1999年出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标志得到迅速加强。金融机构的兼并整合和跨业经营以及投行业务的兴盛，导致了风险逐步向大型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现代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全球化金融网络的一员和重要节点，某些机构如投资银行往往由于交易范围广、交易深度强而成为对金融系统安全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但是在全球化金融网络中各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各金融市场之间却缺少严格的防火墙，致使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变得更加脆弱，系统性危机风险性比以往大大增加了。
其二，银行的业务经营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传统的“买进―持有”经营模式转变为“发起―分散”模式。金融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使银行经营逐步从表内业务主导型向表外业务主导型转变，金融工具创新，尤其是信用衍生品市场和迅速发展的证券化技术的互动有力地推动了这种业务经营模式的转变。“发起―分散”模式重要特征是：第一，对流动性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出现了金融机构的融资和流动性主要依靠资本市场的特征；第二，随着各类投资者的加入，风险被分布到了多样化的投资者群当中，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第三，大型的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在金融市场和银行的“发起―分散”运作模式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第四，金融创新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杠杆率。第五、资产证券化扩大了表外资产业务，在提高了盈利性的同时也积聚了巨大的风险，表外业务的风险以及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之间的关联性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容易被忽视和掩盖。
这些趋势和变化对传统金融监管工作模式和金融安全网提出严峻的挑战。但是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未能对这种变化和趋势所带来的风险和危机产生及时关注和警醒。
二、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缺陷
西方银行业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虚拟经济、金融网络以及金融创新极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金融监管工作无论从监管理念、规则设计，还是组织架构、监管手段等各方面，未能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未能实现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三大风险领域全覆盖式的监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金融监管工作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
（一）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失效
1.资本充足率监管失效。资本充足率监管是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传统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资本充足率监管失效主要是因为资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不能充分吸收损失，特别是对表外资产损失和风险无法有效控制和抵御，银行资本对杠杆率的累积和放大失去约束，并且发现资本充足率监管存在顺周期性的制度性缺陷。金融危机中，一些资本充足率较高和经营盈利能力和记录良好的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在短短几天内就陷入危机或濒临破产边缘，使人们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
危机中暴露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缺陷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本充足率指标存在诸多不足。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越来越精细和复杂，但其评估风险的效果并不理想，会受到诸如错误模型，低质数据，突发事件等的影响。二是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挫的金融机构都具有杠杆率过高的特征，如雷曼兄弟表内、表外杠杆相加高达50倍，金融监管未能对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化趋势和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提出强硬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三是未能对资本质量给予足够的关注。资本质量和资本数量同样重要，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债务资本工具作为监管资本存在诸多缺陷。四是巴塞尔新协议的最低资本要求及风险权重的逆周期变化，会强化银行信贷能力的顺周期波动，使资本充足率吸收风险的能力下降。五是银行资本的补充机制也存在缺陷。如银行资本的周期性波动不仅是由于以风险为基础的银行资本监管造成的，也要归咎于缺乏以“完整周期的风险度量”为基础的对银行贷款损失拨备计提行为的监管。
2.存款保险制度失效。在危机处置中，在成熟金融市场作为传统安全稳定手段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时处置能力的局限性显现出来。首先，由于表外业务的高杠杆性所形成的风险不仅损失数额大而且往往突发性强，这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预警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其次，由于受监管资源有限以及国内法规的地域性制约，存款保险制度往往难以应对银行业间的跨国风险传递，存款保险制度可能面临问题机构由于“规模大而不能倒闭”或“相互联系过于密切而不能倒闭”、“规模大而且跨境过多导致无法救援”等尴尬境地。在应对危机时，存款保险制度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市场约束都未能奏效，其一，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对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以及大型银行危机救助力不从心；其二，对于跨境风险的处置力不从心。其结果，政府干预成为必然。政府干预以动用政府财政资金救助和政府担保为主，各国为保证不出现大面积挤提，保证银行存款的稳定性，被迫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临时性改革，纷纷扩大了存款保险的范围和账户保险额度，甚至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对存款保险提供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2008年10月3日宣布将存款保险限额临时从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欧盟各国也在现有基础上，迅速推出存款担保方面的改革措施。2008年10月7日，欧盟7国财长例会决定将各成员国危机期间存款保险上限提高3万欧元至5万欧元。爱尔兰、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国将保险上限提高至10万欧元。欧盟部分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还推出了临时性全额保险措施，对存款人提供全额担保。对于外资银行存款保险问题，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香港等都将全额担保的范围扩展到外资银行分行，以减轻国际金融风险对本国金融稳定的影响，保护本国存款人利益。这些举措均暂时性地增强了国民对政府和经济的信心，但是对于存款保险制度来说，这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
3.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缺陷。金融危机充分说明金融机构除资本短缺外还可能遭遇流动资金“枯竭”问题，事实证明，在现代金融时代背景下，某个机构或市场出现流动性压力的事件极为频繁。危机发生前，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的迅速发展会减少银行对资金流动性的依赖，经济主体投资组合可代替外部资金，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解决流动性问题。因此，预计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受流动性危机影响较小。但是，这种推理是基于两个错误的前提。一是交易过程不依赖资金流动性，二是市场流动性能够一直保持良好，从而不用增强资金流动性。但事实上，最近金融危机表明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相反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银行资金流动性枯竭，对银行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央行为此注入了巨额流动资金。因此，以市场为主导的体系相对于以银行为主导（或以中介机构为主导）的体系可能会更多地受资金流动性影响。对金融产品的信任危机有可能导致系统内交易的急剧萎缩，从而造成系统性流动性枯竭。
商业银行很清楚当市场普遍出现流动性压力或某一家重要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问题时，央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整体稳定，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因此在金融监管方面要谨防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对于个体银行而言，要确保其充分达到压力事件下的流动性水平要求，并特别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因为某一家具有重要性影响的银行发生的流动性危机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监管方式、风险管理技术、金融衍生交易等导致市场趋同性大大增加，会大大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流动性管理失效，需要改善和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研判和处置能力。此外金融危机还表明，对外国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开展流动性监管也极为重要。通常情况下，金融集团的整体流动性储备应该是对集团全体成员开放的，但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时，母国监管当局或储备所在地当局可能会封锁其流动性资源，以保护当地存款人利益。
4.银行跨境危机处置框架存在缺陷。在危机爆发前，监管机构并没有做到有效的信息共享，监管协调和合作并没有人们期待的那样好，监管部门未能识别出活跃的跨国金融机构集聚的风险和存在的弱点。雷曼事件等银行破产事件突出反映了现有破产机制对大型国际金融机构无能为力，存在着重大缺陷，政府频频陷入无奈斥资施援或任其破产的艰难抉择。
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和风险传递是跨境的，但是监管资源和监管法规却是有地域限制的。因此监管协调和合作至关重要，但是说易行难。危机中欧盟未能形成统一的银行危机处置政策框架，而成员国处置措施往往局限于境内实体，自扫门前雪的“围栏”策略色彩明显，联合行动极为困难，削减了市场信心。因此在监管协调和合作方面，亟需建立统一破产处置机制。对于问题银行特别是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早期预警上也需要各国监管机构能够充分合作。此外，危机也提出，小国办大金融是否妥当，一旦出现大的金融风险，能否有足够的资源解决危机。
(二）系统性风险监管失效
以前的监管准则中很少设定有关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要求，监管重点主要集中在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上面，危机发生后我们发现，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理念还很不齐备，我们难以有效地对系统性风险进行预警和监管，主要表现在：
1.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监管不足
危机发生后，不得不对大型银行或交易对手较多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以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如美国监管当局于2008年9月16日宣布采取超常规措施向保险业巨头aiG提供紧急金融援助。该决定是出于对aiG倒闭将给整个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即aiG的系统重要性的考虑而作出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当局也作出了类似的意义深远而果断的援助决定。对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银行倒闭，不能按照通常解决方式，如拆分、出售或者接管进行处置。对于“规模大而不能倒闭”或“相互联系过于密切而不能倒闭”、“规模大而且跨境过多导致无法救援”的问题机构的处置不仅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金融危机的处置和协调工作也会因其国际性质而变得相当复杂。如救援产生的利益是全球性的，但花费的成本却由母国承担。如对于大型跨国银行负债总额占国家GDp比重非常大的小国来说，理论上就存在当局无法援救的危险，这种危险在冰岛成为现实。为了防止风险的迅速蔓延，增加救助和处置成本，当具有系统重要性大型银行存在倒闭风险时，只有采取救援模式，才能保证整个银行体系安全稳健。
2.对于风险计量模型过于迷信
风险计量模型及其相关技术基本都是建立在市场充分流动性的假设前提下，因此对于系统性风险无效，如模型和风控技术对于风险的计量是基于市场上能够提供的公允价值的假设条件下进行设计的，无法有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早期预警，对于市场的流动性瞬间枯竭估计不足，当市场上流动性枯竭找不到公允价值时，风险计量和会计核算就会陷入混乱，风险计量和会计核算的混乱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恐慌。
3.对跨市场风险以及产品的风险关联性估计不足
金融的网络化、跨业经营以及金融创新导致跨市场风险与产品的风险关联性急剧扩大。不少银行的短期融资是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充分活跃的交易量，证券市场的风险导致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危机，由于对跨市场风险估计不足，即使这家银行没有购买美国的次级债券。也会因为市场的流动性枯竭而出现流动性危机。
资产证券化以及金融创新的过度使得金融产品的关联性过高，从而导致金融交易交叉违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种关联性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容易被忽视和掩盖。当市场形势逆转时，交叉违约会使关联性风险凸现，使市场风险成倍地暴露出来。次贷危机引发的“蝴蝶效应”充分说明我们对跨市场风险以及产品的风险关联性估计不足，监管不到位。
（三）金融监管架构滞后
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监管广受诟病，为什么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未能及时发现和预警这样重大的金融危机潜伏的风险？为什么未能对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及早提出警告。一方面说明我们的金融监管理念落后与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金融监管架构滞后了。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机构在利益驱动下容易丧失审慎经营的准则，金融监管有时也同样丧失了审慎监管的理念，而把责任推给了市场，寄希望于市场的外部约束和公司的法人治理自律来自行纠正错误。
号称拥有世界最先进最成熟金融监管体系的美国，却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地震源，美国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成为各界批评的重点。造成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金融监管理念，让美国监管当局采取了不干预政策，相信市场会自发地纠正错误，淘汰和惩罚违规者；其二是监管资源的约束。金融监管的专业人员不足，优秀的人才都流向了华尔街，监管人员中很少有人能够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有深入的了解并能有效监管。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金融监管架构严重滞后。美联储、证监会、美国货币监理署等监管部门监管界限不清，部门间磨擦和矛盾突出，权力分散，各自为营，自扫门前雪，使得一些次级信贷和金融创新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在出现危机后，无论是在国内各监管部门之间还是在各国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资源都未能充分有效地进行合作和处置风险。因此，金融改革的呼声非常高，2009年7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一年后的2010年7月15日，这份几经修改的名为《Dodd-Frank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法案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预示着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改革即将拉开帷幕。
在金融全球化、网络化和自由化的时代，金融监管不能只关注个别机构的风险，还必须对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和演变有准确的判断和把握，金融监管必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以审慎监管的理念监察市场并能有效地纠正市场失灵，这是监管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逆经济周期采取适当的预防性措施，防止风险积聚。有必要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建立防火墙。
（四）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督失效
信用评级制度是资本信用化的关键和重要的环节，信用评级对于公众的心理支撑和心理破坏都有加速器和放大器的作用。然而，美国政府对信用评级机构缺乏有效监督。美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及信用评级机构一直以来问题很能很多，一是信贷评级机构往往面临相当大商业压力，为满足客户需要而迅速做出不负责任的评级。二是评级机构在参与复杂产品证券化过程工作时，容易为了利益而违背原则，提出如何使产品获得理想评级的建议。三是有些银行完全依靠评级机构而没有建立自己的风险分析工具。四是对信用评级机构及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存在监管真空。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是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重要的反派主角扮演者。
鉴于金融危机中美国信用评级市场及信用评级机构出现诸多问题，如评级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投资者过度依赖信用评级、信用评级过程不透明、信用评级的误导甚至滥用等，2009年7月21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关于信用评级改革的立法提案，以解决金融市场信用评级的各种弊端。如禁止评级机构在对客户进行评级的同时提供咨询服务。评级机构和其他类似专业服务机构一样，如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同时向一个公司既提供咨询服务又提供评级服务。建议在SeC设立专门办公室，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执行修改后的法律法规。对所有的信用评级机构实行强制登记，将所有的评级机构整合至相同的监管系统当中。SeC要求各评级机构在进行评级时出示政策文件和相关手续。SeC还将对所有评级机构的内部控制、尽职情况及评级操作等进行审查，确保其合规性，并向公众进行披露。虽然《2009信用评级机构责任和透明度法》在加强责任监督、严格信息披露要求、加大董事责任等方面做出严格的约束和改进，但是美国的信用评级仍然是真正的美国软实力，是美国实施经济霸权的超级核武器，美国会如同维护不容动摇的美元世界货币地位一样维护信用评级机构。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五）金融创新监管失效
我们正处于一个金融市场迅速创新、竞争加剧的年代。金融创新是依附于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和金融服务基础之上的资产重新组合和信用组合，也是风险的分散、转移、重新组合和叠加。这种资产、信用、风险的重新组合如果不加监管容易过度和滥用，会导致信息更加不对称和风险度量和控制的难度加大，从而增加了投资者和市场的风险，使得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增加。近15年至20年来，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证券及金融衍生产品激增，金融创新过度。
1.证券及金融衍生产品激增导致该类业务在银行资产负债中急剧增长，现代银行发展和盈利越来越依靠非传统业务，利用银行的网络优势发展中间业务，利用人才、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发展金融创新业务，非传统业务的盈利贡献占据越来越重大的比重。
2.无论是零售银行还是投资银行，资产负债增长速度超过了实体经济债务增速，而且相当一部分盈利是由金融体系内不同银行和投资银行间骤增的合同债权来驱动。金融衍生产品急剧扩散增强了银行系统相互联系性，如美国国际集团（aiG）对银行的信用违约保险越来越热衷，而不是传统的人寿和财险业务。金融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在虚拟经济内自我循环和自我增长。
3.金融创新过度导致金融衍生产品越来越复杂。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信息披露报告可读性往往不强，难以理解，于是出现一个趋势，投资人（包括银行机构）把复杂的金融工具风险定价、公允价值评估和审计外包给外部的中介公司，盲目相信和依赖专业化的模型和机构的专业能力以及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从而失去了对风险管理的控制力。
4.由于允许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通过互相购买证券来提高杠杆率，由此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极大地推进了杠杆化经营，使整个金融市场更为脆弱。
金融创新过度和监管缺位是这次危机需要认真总结和吸取的教训。需要在监管规则、法人治理机制、风险管理理念等方面进行修正和完善，让金融重新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
（六）金融资产价值计量会计原则存在缺陷
虚拟经济中金融资产价值计量的办法值得检讨。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别于实体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即金融性资产的价值可以成几何级数的膨胀和萎缩，这导致对金融资产的价值计量出现困难。因为原有的会计准则和计价标准是以商品实体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如历史成本价格和折旧等概念和原理，但是虚拟经济中金融资产价值却是以市场公允价值为记价基准，即以市场的流动性和人们的心理定价（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等估值技术）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导致计价标准的虚拟化，不稳定性大大增强。
从各国会计准则及会计实务看，公允价值的实际应用已大大超出了交易范围，不仅适应于初始计量，而且还适应于后续计量，而后续计量大多是在未发生交易的情况下进行的,即加入了非市场的评价。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混乱以及在应用中陷入困境。一方面，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财务报表项目的波动性，另一方面，因公允价值在计量中存在大量的估计和判断，影响了信息质量的可靠性。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市场公允价值的应用加速了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引起了投资者恐慌和抛售，形成了恶性循环，充分说明市场公允价值准则具有亲周期性效应和加速器作用的制度性缺陷。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由此备受指责，出现了呼吁废除或暂时终止公允价值计量的声音，这是准则制定者始料未及的。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能被普遍接受的风险管理会计原则。
三、金融救援及其评价
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破坏力之强，远远超出了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以及公众的预期，成为百年一遇的金融灾难。由于金融监管中的诸多失误和金融安全网的缺陷，为防止金融体系出现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各国政府和央行紧急行动起来，联合实施金融救援计划，其力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主要救援措施分为两个部分：针对个体机构的单独救援行动和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一揽子”救援计划。救援措施主要包括：一是通过普通股、优先股、认股权证、连带债务、强制可转换票据等方式向银行注资，改善其资本实力，维持信贷能力；二是为银行批发融资债务提供明示担保，缓解其流动性风险，降低融资成本；三是购买银行不良资产或为其提供担保，减少银行的重大损失暴露，消除银行资产组合的尾部风险（tailrisk）并改善流动性；四是通过银行间市场直接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五是采取措施完善或临时修改存款保险机制以预防银行挤兑及抽资外逃。政府救援战略和政策干预对大型综合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利益相关者产生了积极影响，降低了主要银行的违约风险，有效缓解了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不信任，防止了经济大萧条“最坏情形”的发生，但是目前市场压力依然存在。通过以上措施，短期融资市场开始正常运作，证券化市场重新启动，股价部分回复，按揭利率显著下降，市场恐慌情绪明显消退，经济活动开始正常化且后续恢复预期良好，流动性和监管资本比率显著增强，但银行盈利能力和预期收益仍不容乐观，资产质量仍未根本好转，信贷市场仍然高度依赖官方支持，市场信心依然疲弱，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政府干预措施是否能够顺利退出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环境的恶化很可能会损害银行业脆弱的复苏苗头，银行业未来发展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金融救援计划在有效控制了市场恶化趋势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救援措施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扭曲。救援措施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扭曲、效率降低等负面影响。对政府政策和资金的依赖，会错误影响银行管理者的市场行为和决策，并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华尔街用政府救助资金发放巨额奖金就是一个例证。同时政府救助的公平性也受到质疑，政府有责任维持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但在救助时，为什么财政部要救美林、高盛而任雷曼兄弟倒掉？政府在国内和国际间救助措施也往往具有歧视性、保护主义措施的色彩，政府干预措施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对市场机制造成的伤害是必须付出和考虑的成本。
2.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风险很大且困难重重。成功退出战略的关键在于能够有序解除救援措施且不致对银行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并能够促成银行本身特别是信贷领域的良性循环以及促进作为银行主要融资渠道的证券化市场的复苏。但是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需冒较大的决策风险，如存款保险范围的扩大和保额的提高稳定了银行存款，但要恢复危机前的部分保险制度就困难重重。金融体系干预政策的成功退出需要较为艰难的宏观经济调整和科学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除减少金融部门支持外，各国还需将公共债务率下调至可持续的水平，在不影响经济恢复的条件下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支付方面要求处置资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率，减少纳税人的负担；货币管理方面要求重启正常的传导机制，限制或停止非常规信贷措施，消除信贷差异化支持，并维护央行的中长期独立性；金融市场方面逐步恢复私营部门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由私人投资者承担完全的市场风险和收益。经验表明，危机干预措施的放松和解除是复杂而持久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可能间断持续几十年，期间产生的成本很难收回。
3.救助计划导致政府债务风险显现。应对不足或退出太晚均存在风险，必须明白，危机应对只是短期有效，且是以更深层次的金融失衡为代价。过度干预带来的最大负面问题是，金融风险正在转化为财政风险，救助计划导致政府财政赤字激增，使政府债务风险显现，部分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许多国家都面临经济复苏过于缓慢而财政资源相对耗竭的风险，债务危机和财政赤字危机正在欧元区以及其他地区蔓延。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将使高负债的国家处于债务风险之中，一方面因债务国财政收支境况差，不得不借债度日；另一方面因经济衰退导致政府必须发更多的国债，依靠公共开支刺激经济。如果各国GDp不能以正常的速度保持增长，新旧债务必然压制经济增长，而低增长又让偿还债务陷入难以为继的恶性循环，这是一种可怕的结局。为了防止陷入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负债大国必须约束自己和改变不良开支行为。此外，金融“去杠杆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还有近一半的有毒金融资产未能处置。金融“去杠杆化”还会使信贷紧缩更为严重，部分企业和消费者失去金融支持，投资与消费支出将进一步缩减，导致实体经济下滑。在“去杠杆化”结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很难稳定和复苏，还将有更多的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
四、危机后的金融改革
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和相关的经济制度，将更多的机构、业务纳入监管范围，扩大金融监管部门的权力和跨境合作，金融机构必须回到审慎经营的轨道上来，才能重塑市场信心，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危机后的金融改革面临许多艰巨的任务，小到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制度大到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改变以及以市场公允价值和盯市原则为基础的新的会计准则都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更为严格的监管将限制过度的证券化、过高的杠杆率和减少银行业顺周期性等问题，以降低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和促进银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回归，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危机后的金融改革正在进行中，各方面的建议和思考很多，危机后的金融改革大体分为两大类，体制类的，机制和制度类的。体制类的金融改革大体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类的改革，另一类是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类的改革。下面简要归纳。
（一）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许多制度性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全球治理结构中缺少金融安全稳定机制。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建议很多。以斯蒂格利茨带领的联合国顾问小组2009年3月提出的计划建议最具有代表性，主要内容包括：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扩大特别提款权；国际金融机构（iFis）治理进行改革；建立新的“全球经济理事会”(GlobaleconomicCouncil)，实施更好的，更均衡的监督；改革中央银行政策、金融市场政策以促进发展；修订监管规则特别是金融创新方面以减轻风险；建立相应机制来处理国际债重组和跨境投资纠纷；实现以发展为导向的贸易谈判，实现更稳定和持久的金融发展。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类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设立新的国际金融组织，如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2.对原有的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如在imF投票权上进行改革，以扩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官人员；3.对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如改变美元一统天下的格局，提出非货币构想，强化特别提款权的作用等。4.改进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类的改革涉及改变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和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中的话语权，是各国综合国力的博弈，各方各种势力的角逐刚刚开始，在西方势力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会被轻易取代。因此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二是不可寄予过高期望。
（二）金融监管规则改革
目前，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仍然是银行业监管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危机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扩大了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式成员，2009年7月召开的第130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了新资本协议的修改、强化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的举措、建立并加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安排、会计准则修改等方面的议题。2009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目前金融监管规则大致集中在新资本协议的修改、资本充足率缺陷的弥补、强化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建立并加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安排、会计准则修改等方面，新的金融监管规则仍在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各国和市场上对新规则的很多条款仍有争议。目前金融监管规则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新资本协议的修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定义及风险权重的提高；二是外部评级使用的约束条件；三是为应对金融市场的极端环境，银行应计算现有资产组合在压力状态下的风险价值，四是为应对信用市场的极端环境，商业银行需考虑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五是明确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要求。
2.关于资本充足率缺陷的弥补有关措施与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杠杆率指标纳入第一支柱框架，作为对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补充。二是关注资本类型，提高资本质量。三是改进巴塞尔协议的基本框架，使之包含反周期资本监管因素。
3.关于强化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流动性监管标准。设定了流动性风险计量检测和跨国监管的国际标准及框架，在以往的指引和原则以定性为主的基础上采取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流动性的监管指标和标准、监测工具等做出了规定，加强跨境监管信息交流。二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模式应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横向层面，即在特定时间内风险如何在金融体系内传播；二是时间层面，即整体风险如何随时间推移累积产生。欧美国家正在实行金融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更有效审慎的监管和督查，加大制定金融监管规则的权力；强调系统性风险的监督和管理；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全新风险防控；保护纳税人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加强国际协作。
4.关于建立并加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安排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管机构间信息交流的保密性；二是联席会议的职能；三是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四是监管任务分担与委托。以协调国际间的监管差异，保证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有效运作。
5.关于会计准则修改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的讨论和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等方面。
五、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尽管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总体上影响不大，我国的银行业在全球同业中表现令人羡慕，并对我国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劲的支持动能。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得益于之前顺利实施的金融改革、强有力的审慎性监管和稳健的财政体系。金融危机为我国金融监管的带来许多启示。
1.要加强对银行业顺经济周期的行为研究，实施逆经济周期监管。评判一个金融机构是否健康，不能只看到这家金融机构内部经营是否稳健，还要看金融机构所处的外部环境。危机暴露出银行业的顺周期性明显，基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因素，银行业的顺周期性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并在今后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危机提醒监管者重新审查现有的监管做法，从更长远视角和更加超脱的立场对银行的信用活动进行审慎监管，促使银行业有能力及动力在信用活动旺盛的经济上行期计提更多的准备金，在经济低迷时则可提取以抵消周期效应。国际上已经对允许银行采取一种前瞻式的准备金计提方法达成共识。巴塞尔委员会设计新资本协议框架的时也引入了若干保障措施应对最低资本要求的过度亲周期性波动的问题，包括使用长期数据估计违约率、引入所谓的衰退期的违约损失率，以及适当校准风险函数将损失估计转换为监管资本要求等，以确保审慎监管能够以加强风险敏感性为重点，并在风险敏感度和资本要求的稳定之间建立有效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克服银行业顺周期性问题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和配合。危机的教训告诫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繁荣时留有一定的“财政空间”至关重要。这样一旦危机来临，当货币政策用尽，名义利率降到零时，充裕的财政实力可以使财政政策有较大的空间，在挽救经济下滑，刺激内需和顺利复苏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一些欧洲发达经济体之所以陷入债务危机，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负债水平较高，危机来临时，财政没有能力救助或者财政政策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这会加剧危机损害程度或者延缓复苏的时间。有鉴于此，在经济复苏或经济扩张时期，财政需要积蓄一定的空间，保持较低的公共债务水平，而不是通过政府融资平台的方式进行债务扩张，加大经济的顺周期风险。
2.要加强对银行业机构、人员、市场全方位的风险监管，有效应对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以信用和杠杆机制为基础金融机构有着天然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源于信息的不对称、部分准备金制度、金融网络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危机暴露出银行本身常常缺乏关于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综合视角。因此，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监管者需要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和功能监管以及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上进行全面覆盖，要在商业银行机构与资本市场之间、银行与财政之间以及金融全球网络上建立适当的防火墙，加强对金融系统风险的前瞻性和预见性研判，才能全面有效应对金融全球化的风险。在日常监管中除了加强信贷资产质量的监管外还要关注资产负债的错配和跨机构风险，在资本充足率要求方面，加入宏观审慎性和政策转向的风险因素，以提高资本吸收未预期损失的能力，减少宏观调控政策突变对银行信贷稳定性的影响。
3.要加强房地产金融监管，减少资产泡沫的危害。当前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信贷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上面。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中央和地方已经采取措施，房价过快上涨的局面虽经整治，但调控效果并不明显。我国房地产准金融的特性明显，投资投机性需求一直是主导因素，房价大幅快速上涨催生了资产泡沫。但是调查显示，银行业对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对房地产信贷风险和银行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盲目乐观，对未来房地产信贷系统性风险和政策风险估计不足。必须指出，房地产信贷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还款能力都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财源稳定的预期上面。高房价的不可持续以及政府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会导致这种预期失效，房价下跌，土地交易停滞将导致房地产信贷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同时显现，容易导致银行信贷出现系统性风险。当前必须采取差别化的金融监管措施，有针对性削弱房地产业的金融杠杆率，抑制非理性需求，防止资产泡沫的扩大与破灭，确保国民经济及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5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392（2008）08-0038-04
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并推动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先是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3月31日正式公布长达218页的《监管改革蓝图》，提出了一系列监管改革建议，以减少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促使监管体系结构更加现代化｡接着在近期举行的七国集团金融稳定论坛会议上，也提出了多项加强监管改革的措施｡美国同时也在酝酿另外一份提案｡综合来看，金融稳定和风险管理成为此次加强监管的核心内容｡
一､美国财政部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
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公布的《监管改革蓝图》，采用减少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促使监管体系结构更加现代化的措施，加强对金融稳定､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经营行为等方面的监管｡
(一)以授权和加强协调为近期措施
一是授予美联储更多知情权､审查权｡授予美联储可以向所有借入应急流动资金的金融体系参与者(包括商业银行和非商业银行)索取更多信息或进行实地审查的权利，评估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以及有关活动对整体金融稳定的影响｡
二是成立针对按揭中介机构的监管机构，即联邦按揭监管委员会(mortgageoriginationCom-mission，moC)，以制定按揭中介机构准入规则和按揭规则;分清联邦及州的按揭监管分工｡
三是强化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pwG)的监管及金融政策协调机制｡
(二)以监管机构的部分整合为中期措施
一是将货币监管局(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oCC)与储蓄机构监管局(officeofthriftSupervision，otS)合并，并在两年内将联邦储蓄机构监管规章转变为国民银行监管规章;二是重新划分对州立银行的监管，由联储局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同时监管改为一个机构统一监管;三是将对保险机构的监管升级，设立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建立类似银行业的联邦和州双重注册制度，取代目前仅由州监管保险业的做法，并制定联邦保险监管规章;四是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合并;五是对支付结算系统进行监管，由联储局负责，并制定联邦监管规章｡
(三)以监管机构的全面整合为远期措施
美国现有7家监管机构，分别是:货币监理署(oCC)､美国联邦储备体系(FeD)､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储蓄机构监管署(otS)､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分别监管商业银行､储蓄机构､投资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等｡方案建议将现有7家的联邦监管机构整合为3家，分别负责金融稳定､金融风险和金融行为:一是保留并强化美国联邦储备局，在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加强监管｡有权收集和披露适当的信息､与其它监管机构合作制定规则､对金融机构开展联合审查及采取必要的稳定金融市场的措施;二是设立新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prudentialFinancialRegulator)，负责金融风险｡对受联邦担保的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健性进行监管(主要是现有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储蓄机构监管署otS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的职能)，实施类似于对接受保存款机构的监管;三是设立新的商业营运监管机构(BusinessConductRegulator)，负责商业行为监管，保障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主要是现有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主要职能及银行监管机构的一部分职能)｡
上述方案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监管效率､维护金融稳定，以及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
二､G7金融稳定论坛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措施
G7金融稳定论坛于3月28-29日在罗马召开，并了“采取措施加强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应对能力”的建议报告｡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五项:强化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估值水平，改变评级机构的角色和作用，强化监管机构的风险反应能力，加强应对金融危机的安排｡
(一)强化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
报告建议加强对BaSeLii约束条款的执行，特别是对于证券化项目､表外业务及对otC衍生品｡报告建议BaSeLii提高对于结构化信贷产品(如担保或抵押的资产证券化)､表外项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的信贷头寸､证券公司的交易账户提出附加的资本要求;强化对表外流动性便利的资本要求;要求监管者评估和决定是否需要额外的资本要求;
鉴于流动性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BaSeL委员会将于08年7月份流动性管理指引，包括流动性的识别与衡量､压力测试､监管者角色等方面｡
监管者要监管银行和证券公司加强风险管理和资本充足率的执行，并提高前瞻性，特别是对表外业务;BaSeL委员会将进一步包括集团风险管理､加强压力测试､管理表外业务､证券化产品以及杠杆产品的指引｡市场参与者必须立即行动以保证与场外衍生品有关的清算､内控和操作的基础设施的健全性｡
(二)提高透明度和估值水平
鉴于危机期间的混乱和非透明性已经充分显示了与结构性产品及表外机构有关的可靠估值和有价值的风险揭示对市场信心的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如下:
要求金融机构在风险暴露､估值､表外业务及涉及的法规方面，做更多的有意义的､持续的定量和定性的信息披露，以重塑市场信心｡各有关方都应当参与这一进程｡2009年BaSeLii将财务披露的进一步指引;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需要尽快改革资产估值方法和信息披露标准，以正确反映因信贷危机导致流动性大减的资产价值以及它们给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并与其他部门合作，推动标准的国际融合｡BaSeL委员会将指引以改善监管机构对银行估值过程的评价，并加强实施｡
(三)改变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和作用
国际证券委员会将在2008年年中修订信用评级准则，信用评级机构需要根据上述修订尽快修订自己的评级流程，管理结构性产品评级中的利益冲突;将对结构性信贷产品的评级与传统债券的评级区别开来，增加信息披露;信用评级机构需要提高对基础数据质量､与基础数据提供有关的人员的尽职情况的审查标准｡投资者需要重新考虑信用评级在他们投资行为中的作用，改变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或者退出该有关投资｡监管机构应该检讨评级机构的角色，使他们的作用与促进投资者独立判断的出发点相一致，而不能诱导和替资者的独立判断｡
(四)强化监管机构反应和处理机制
强调将监管和风险分析付诸行动;确保监管对象有足够的能力理解和管理有关的风险;定期与银行最高管理层直接接触;提高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监管合作程度，2008年底将为主要国际性金融机构量身定做国际性监管团体;改善国际监管机构的政策制定工作｡
(五)强化对金融体系危机的处理安排
一是中央银行须增强其运作架构｡要在操作的频率和成熟性､可用工具等方面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应对非正常情况｡尽管如此，还是有可完善之处:
为应对对流动性日益增长的但又不确定的市场需求，货币政策操作应该能够做到在不大幅度降低隔夜利率的同时，迅速而灵活地向市场注入可观的流动性;政策框架应该包括具备频繁操作的能力，针对更广范围的抵押､更广范围的到期日和更广范围的对象，央行应该具备在需要时应用更多种类的工具的能力;为更好的应对危机，央行应当考虑建立应对摩擦性资金需求的调节机制，这比紧急性资金注入更容易为市场所接受;为应对外汇的流动性问题，央行应当考虑在内部建立互换机制，并考虑将抵押品扩展至跨国界和跨币种｡
二是监管机构须强化危机处理的合作｡历史经验多次表明，加强广泛的合作对提高危机处理效率至关重要，特别是针对危机银行｡
在国内，监管机构需要审查､加强处理的法律权限､明确各监管机构在处理危机银行中的职责;国际范围，监管机构应当加快在这方面的工作，将对危机银行的处理计划进行信息共享，将跨国问题进行分类，以决定如何解决发现的问题;监管机构应当在存款保险上确认一套国际性原则，以此检讨国内的存款保险安排，并强化所需要的安排;对于最大的跨国金融机构，最直接的监管者应与央行共同成立监管小组，以专门负责跨国性危机处理安排;监管机构应共享关于危机处理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并从中吸取危机处理的基本素材｡
三､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与作用
(一)以风险的监测､监管和快速处理为核心
美国的监管改革报告和G7稳定报告都强调了加强事前监测监管､进行更透明的信息共享､强化反应和处理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加强对BaSeLii约束条款的执行，强化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并增加透明度和改变评级机构的作用，强化监管机构反应和处理机制，将监管切实付诸行动｡
(二)对央行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国改革的方案和G7稳定报告都突出了央行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强调了央行事前监测的角色和作用，并建议央行增强其运作架构，要在更高的目标､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频率上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成熟性和灵活性，以应对非正常情况，这些都对央行的架构､职能､操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具有积极的作用
美国的《监管改革蓝图》和G7稳定论坛的报告均对危机的处理起到了较及时的作用，前者更为直接，后者则更偏重于总结和指导｡有利于缓解次贷危机的蔓延，促进监管体制的改革，有助央行在危机中的迅速反应和完善危机处理机制，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更严厉的监管提高了市场的成本和风险溢价，恶化投资环境;美元贬值和美元利率过低可能继续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等｡尽管如此，监管改革的新动向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就是要不断完善监管架构和监管方式，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四､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一)改变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
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发生危机的根源在于住房按揭贷款门槛的降低和监管缺位，也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监管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无限扩张的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例如国际金融协会早在2007年3月就已制定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原则”，强调银行的自我监管，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并未具体落实，导致次贷危机时束手无策｡因此，应改变过度依赖内部监管的理念，加强外部监管｡
(二)辩证看待金融创新，改善金融创新监管
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创新不是万能的，有它固有的缺陷，如果落后的监管体制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则易发生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的不利之处在于:
一是便利了风险的累积和扩大，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金融创新固有的杠杆性可以放大投资头寸，在发生风险时也就放大了风险;另一方面，从个体机构而言，金融创新具有转移风险的作用，但对于市场整体而言，风险并未消失，而是不断在累积，且由于个体的暂时无风险而刺激个体机构不断的向市场注入风险资产，客观上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扩大，最终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在风险累积和扩大方面的负面作用｡
二是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金融创新种类繁多，在基础产品之上经过多种组合､分解而产生的金融衍生品具有结构复杂､难以直接累加和计量的特点，因此难以准确计算风险暴露，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为风险潜伏埋下隐患｡
因此，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创新的负面影响，需要不断改进监管体系､监管方式，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为首的议员正准备提交另一份改革方案，要求对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衍生品市场等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加强和改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转移风险的特性导致了市场上次债规模的失控，因此，需要加强对创新产品的监管，提高结构信贷和证券化产品的资本充足率，以有效控制创新产品规模的非理性扩张，减弱银行和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漏洞获利的刺激，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是增加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充分揭示衍生品的结构和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正常运行;
三是提高创新产品估值水平，正确反映创新产品的风险收益;
四是加强创新产品的市场监测与预警｡针对金融创新的固有缺陷，需要加强对市场上金融创新产品､表外资产的监测预警｡
(三)采取适当的综合监管措施，并加强跨国监管
一是需要适当的综合监管｡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对监管机构的整合，实际上是向着混业监管､统一监管的模式发展｡目前除英､德､日等14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监管｡综合监管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降低监管重叠，提高监管效率，因此，即使在分业经营的环境下，适当的综合监管和监管协调也是必需的，因此要进一步的完善金融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必要时，设立专门的监管和协调机构，加强跨行业监管，将以行业为导向的监管框架改变为以目标监管为导向，消除监管盲区，降低监管成本｡
二是加强央行金融稳定的职能｡从此次次贷危机的处理来看，发挥金融稳定的职能是加强综合监管的最主要措施之一｡危机发生时，美联储的紧急救援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也是最有效的应急措施，而救援的对象已大大扩展｡G7稳定论坛也提议大型银行需要被要求向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应急计划，以在必要时更好的缓解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状况｡因此，央行金融稳定的职能需要进一步加强，赋予央行金融稳定更广泛的事前监查职能，增强金融稳定服务金融市场的前瞻性｡
三是需要加强跨国监管｡从金融危机的发生来看，危机不会限于一隅，而往往是整体性的，当一个集团受到波及时，其下各分支及子公司决不会独善其身｡因此，需加强跨国协调与监管，不仅要监管金融跨国集团在我国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还需要监管该公司的母公司或集团整体｡这对于目前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法人机构的监管借鉴具有重要意义，设立法人机构并不能完全杜绝在境内的风险，因此不但要加强对境内法人机构的监管，还需要加强对其集团整体的监管，因此需要加强跨国监管｡
参考文献:
[1]FinancialStabilityForumRecommends：actionstoen-hancemarketandinstitutionalResilience，FinancialStabilityFo-rum，pressrelease，7/2008e.
[2]paulsonFinancialRegulationReformplanalreadyFacesDiscounting，thomsonFinancialnews，4april2008，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0608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次贷危机
一、引言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一方面,严厉的金融监管导致了金融创新,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又使得金融监管进一步加剧,由此推动了金融监管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政府为了金融业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通过法律、法令对金融机构实行监管是很必要的。处于金融监管环境中的银行为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将在市场竞争和金融监管夹缝中求生存。金融创新使原有的金融管制条件失去了效能,于是更严厉的监管措施被制定出来,以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二者是一个互动的均衡过程,它们的动态变化使得金融监管制度得以调整和变革。“管制金融创新再监管再金融创新”,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每一个新循环都有一个新的起点,由此推动了金融业的变革和进步。
姚德良认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相互搏弈的每个循环过程是相联系的:旧过程的结点是新征程的起点。静态均衡是非常态,不稳定的,非均衡或动态均衡才是常态。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和主观因素影响,各利益主体的发展会出现不平衡,有发展快的,有发展慢的,有不发展的,有倒退的,其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旧均衡出现不稳定。当到一定阶段,一方力量强大或利益受损到打破原均衡,建立新均衡带来的收益大于代价时,就会诱发制度变迁的冲动。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获得竞争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打破原来力量均衡主要因素。对美国来讲,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通过,包括以后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是利益主体利益达成均衡的结果,是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的通过,包括以后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是各利益主体利益达成一致、力量对比达到均衡的结果,这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
二、次贷危机发生根源解析
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确立与演进的历程来看,金融监管并非以政府管制金融资源为目的,而是以提升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为目的,即如何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找到均衡。Frieden(1991)认为,面对金融全球化,国家仍然掌握着最大权力,国家如何从管制、松绑及再管制中,找出符合国家利益及经济发展的均衡才是当务之急。但是,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金融机构经营的多层次使得美国金融监管的能力受到了挑战,次贷危机的发生显示了监管与创新猫鼠之战。
过度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和监管缺位共同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生,在这场危机当中金融创新的负面作用表露无异,甚至金融创新加快了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的演化步伐,也加速了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房地产抵押贷款给中代收入阶层带来了购买房产的可能性,也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但是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标准的放松和抵押贷款产品的创新为次贷危机埋下的爆发的种子。一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和alt-a贷款都具有较大的道德风险,这些贷款是发给中低收入阶层甚至信用记录一般的人群。二是住房抵押贷款难以抵挡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这些住房抵押贷款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和利率较低阶段发放的,一旦利率上升或楼价下跌,借款人就无法还贷,金融机构的资金链就将断裂。三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结构放大了后期的信用风险。这样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和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系统风险就会同时增加,而且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正常的消费信贷。房地产金融机构通过证券化(20世纪最重要的流动性创造金融创新产品)操作,将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从而导致的风险的积累,最终带来的市场的脆弱性。金融创新往往会突破原有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的伞式监管模式同样随着创新的不断发展而无法有效地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和防范,美联储也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核心,至少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专业监管部门的牵制,监管效率不能达到最佳。另外监管准则同样有问题,美国银行业将巴尔协议当作监客的重要准则,但是巴尔协议本身鼓励证券化和表外融资,而这两点下正好是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三、结论
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创新过度、监管滞后,也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博弈均衡被打破,寻求新的均衡的过程和必然结果。随着《监管改革蓝图》的公布以及“审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美国新一轮监管制度改革拉开序幕,相信次贷危机只是金融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只要及时吸取教训,危机过后必将形成新的均衡。
参考文献:
[1]姚德良:美国金融创新与金融制度变迁关系历史分析[J].省略/jrysp/34/15.pdf
[2]Frieden,J.a.(1991):investedinterests:thepolitiesofnationaleconomicpoliciesinaworldofGlobalFinanc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5,no.6
[3]张明郑联盛:华尔街的没落[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1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7
近几个月来,贝尔斯登、美林、雷曼兄弟一个个曾经叱咤世界经济舞台的金融大鳄渐渐销声匿迹，衣冠楚楚的华尔街精英们也风光不在，就连纽交所门前的公牛也显出了疲态，这一切都在佐证着这场令人闻之色变的金融浩劫的惨烈，人们不禁对此忧心忡忡、充满狐疑。因此，本期《特别关注》栏目特邀多位国内金融专家撰文阐述自己的见解，以期与读者共同探知危机的始末原委。
当前，美国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危机的中心华尔街危如累卵。五大投行中，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相继被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而剩下的高盛、大摩也因形势所迫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美国金融危机而震惊。
金融是整个经济的命脉，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对国家的繁荣与昌盛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认真的剖析，并从中获取维护金融业稳健运行的教训和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引擎和导火线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客观地说，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必然事件。
美国金融危机的引擎：不当房地产金融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当房地产金融政策为危机埋下伏笔。居者有其屋曾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内需萎靡不振，罗斯福新政的决策之一就是设立房利美，为国民提供住房融资，帮助民众购买房屋，刺激内需。1970年，美国又设立了房地美，规模与房利美相当。“两房”虽是私人持股的企业，但却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因而其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国债有同样的评级。
上世纪末开始，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尤其是，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布什政府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有钱人都早已买了房，因此，那些收入偏低、收入不固定甚至是没有收入的人成为了房地产消费的新动力。次级贷款得以应运而生,并红极一时。美国成千上百个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卖给“两房”，在转移风险的同时,又获得了重新放贷的资金。而“两房”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由1990年的7400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07年底的4.9万亿美元。
因此，可以这么说，在迅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成为危机爆发的“温床”。
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推波助澜。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而且在1％的水平停留了一年之久。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因而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首先上升，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开始席卷一切赚钱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
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滥用”金融衍生品
以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是引致、放大和扩散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以“两房”危机为例，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金融衍生品在这次危机中的角色。
“两房”凭借其背后隐含的国家信用担保，低息借债买下次贷，然后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法,将其转换成债券，以次债的形式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华尔街的投行、各国的央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购买；而华尔街的投行又再次衍生，他们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将其进行分割、打包、组合，构造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次债信用衍生品并将其出售。在这个过程中，最初一元钱的贷款可以被放大为几元、甚至十几元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最终以至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价值，这就进一步助长了短期投机行为的发生。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华尔街投行在大力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风险评估无法跟得上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导致金融机构愈加强大的同时也愈加脆弱，并积累了巨额风险。当次贷危机像飓风一样刮来之时，投行的风险充分暴露并最终点燃，华尔街上五大投行――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士丹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悉数轰然倒塌，从而推动美国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中”。
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解析
很多人在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时指出，一些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不顾贷款方的实际还贷能力而乱放贷款；“两房”等把危险贷款通过aBS（资产抵押证券）卖给华尔街投行；“投行精英们在利率的驱使下，痴迷于设计一系列诸如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等各种各样复杂的衍生品，致使投行的盈利模式不是建立在健康的实体经济和基础资产上，使得金融市场最终崩溃。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技术环节上的问题，如果更深层次地剖析，还得从自由市场竞争理论的根子和金融监管缺失上，来分析美国金融机构出现的问题。
自由市场竞争的致命缺陷
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强调，从事经济的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竞争方式从而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政府权力应该尽量避免干预自由市场竞争，因为任何通过权力的干预都会导致市场被权力扭曲，从而造成的负效果比试图解决的问题更严重。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的，但自由市场并非一点也不需要政府干预，否则美国也就没有反垄断法了。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政府需要干预，如何干预呢？政府力量只有在自由市场力量驱使下开始伤害消费者，而其自身又无法自拔时介入。自由市场竞争会出现无法自拔的局面？是的！尽管这种局面不多，但不是没有。一个最流行的例子就是卖冰淇淋商贩的难题。
在一百米的街上，有两个卖冰淇淋的车相互竞争。两个商贩都希望比竞争对手赚更多的钱。但冰淇淋的消费者最多愿意为自己吃冰淇淋的欲望走25米，再远他们就放弃消费愿望了。所以两个商贩最佳的分布方案是：把一百米分成两个50米，两个商贩各自站在两个50米的中间。这样每一个商贩各自覆盖50米，他们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达到最大化。但由于竞争的欲望，两个商贩都会不讲理地把车向竞争对方的方向悄悄移动，目的是吃掉一部分竞争对手的利益。时间一久，两个商贩发现自己肩并肩地与竞争对手同时站在一百米的中心点。这时，街两头25米的消费者就因为距离冰淇淋车太远而放弃了消费欲望。由于自由市场竞争，商贩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达到最小值。
这是一个经典的自由竞争失败而无法自拔的例子。之所以说无法自拔，是因为这个例子中，如果一个商贩坚持站在自己50米的中间，拒绝向100米的中间靠拢，那么他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消费者的利益，即使得他那段50米上的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买到冰淇淋，现实生活中我们称其为“道德”的商贩。但和那个站在100米中间的“不道德”商贩相比，“道德”商贩的利益受损。因为他的25米受到对方的入侵，冰淇淋必然比对方卖得少，久而久之他就面临倒闭的危险。这也就是所谓的道德逆淘汰现象，即越道德的商贩越容易被市场竞争淘汰。
从这个冰淇淋商贩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无限度的恶性竞争，会导致消费者及商家的利益同时受损。那么美国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竞争的是什么东西呢？它们恶性竞争的是美国消费者未来的收入。在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不少美国人手上有二十几张信用卡，每张信用卡可以透支几千元，一张卡透支到头了就用另一张卡。这是一个极端例子，但把房贷借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们是什么行为呢？这和二十几张信用卡是一样的恶性竞争走火入魔的行为。
有人可能想：“这些银行是活该、是自找的，谁叫你把款贷给那些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其实，不贷行吗？大家都这么干，你不贷，你就成了那个“道德”的冰淇淋商贩，利益受损从而面临被淘汰的厄运。所以，并非美国的金融机构是傻瓜，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但也得往里跳，不跳就是死，跳了也许能活。正像上面冰淇淋例子中说到的，这种自利性造成的无法自拔现象不能靠道德方式解决。指望用道德方式解决这种局面必然造成道德逆选择，即越不道德的商贩越有成功的希望，遵循道德就是找死。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监管，即通过限制恶性竞争消费者未来收入的监管来建立平等平台，利用监管来惩办那些违反“道德”的竞争行为，通过监管来使得那些违反“道德”的行为得不偿失，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自觉杜绝恶性竞争行为。
金融外部监管的严重缺失
由上可见，自由市场竞争本身并没有错，但要靠竞争者自己，或者说像前FeD主席格林斯潘主张的靠“交易对象互相监控”，认为交易的另一方为自身利益将严格把关，形成所谓金融业内互相监管的机制，是完全行不通也是失灵的。因此，所谓“金融创新太快”，那种“华尔街投行在博取高收益的同时，没有把风险控制放在重要位置上”的指责，和“投行精英们在利率的驱使下，痴迷于设计一系列复杂的衍生品，致使投行的盈利模式不是建立在健康的实体经济和基础资产上”的责难等，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找到问题的根本。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投机只是表象，贪婪才是本质。以雷曼兄弟为例，它的研究能力与金融创新能力堪称世界一流，没有人比他们更懂风险的含义，然而自身却最终难逃轰然崩塌的厄运。其原因就在于雷曼兄弟管理层和员工持有公司大约1/3的股票，为疯狂地投机赚钱，他们利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环境，利用金融创新的工具，去转嫁次贷业务被放大后所积累的系统性风险，最后，绑架了政府，绑架了海外投资者，让他们来为自己吹大的泡沫破裂买单。
第二,金融创新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但不能消灭风险。华尔街精英们出于人类的贪婪本性和道德缺陷，通过金融创新，设计制造出各种各样的衍生品以转移、分散风险错不到那里，错的是金融创新过程中,
金融监管严重滞后，监管部门的监管模式还停留在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和风险的水平上，忽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缺乏对这些复杂的创新产品所暗藏的巨大风险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手段。
首先,从源头次贷发放来看,一些金融机构为更多更快地发放次级贷款，有意放松对贷款人基本贷款资质和条件的审查。由于过度竞争,一些贷款机构和开发商达成“默契”,部分借贷人购房时甚至是“零首付”。因为他们只要把次贷转卖给“两房”后自己就是安全的。加之借贷人持续还款能力偏弱,这些作为次债基础资产的次贷在发放时就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其次,在次贷通过证券化转为次债的过程中，不仅存在担保过度的问题，而且信用增强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是依靠“两房”背后的隐性国家担保。
最后，围绕次贷和次债进行的一系列衍生过程中，每个环节的信用评估是相互脱节的。每个环节掌握的信用评级和有关信息都只是一个碎片，以至于一些人、机构甚至不清楚自己买的是什么时，就把口袋里的钱交给了衣冠楚楚的金融精英们。
美国金融市场的运作和监管机制一直被视为全球的典范。但历史告诉我们，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是一对孪生兄弟。随着金融创新的推进，金融监管从来就不能说完美无缺。回顾美国自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演变可见,伴随着经济的起伏,先后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多次转折。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
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B）、财政部（oCC）、储蓄管理局（otS）、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近10个机构。这样的格局无疑符合美国一直倡导的分权和制约的精神，正如格林斯潘在《动荡年代》里写到的，“几个监管者比一个好。”
不可否认,上述监管体制曾是美国金融业发展繁荣的坚实根基。然而，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真空”，并使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成为漏网之鱼。
其中,最为突出的真空是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甚至危机发生后监管部门才发觉，他们的规则完全不适应他们负责监管的、已迅速变化了的金融系统。不仅如此，近年来一直有华尔街人士抱怨，美国监管体系机构太多，权限互有重叠。而另一方面，监管盲点也不鲜见，例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管局，还是证交会来管没有明确，以至于没有谁去管。
其次，由于各种监管规则制定得越来越细，以至于在确保监管准确性的同时牺牲了监管的效率,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不是没有被发现，其实，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是知晓问题所在者之一。他在4月初公布的一份旨在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计划中，已提出了改革的三大重点：一是扩大美联储的权力。美联储被赋予监管整个金融系统的权力，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关行动，以确保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这将是联邦政府的监管部门首次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监管。二是对一些监管机构的整合。如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合并为一个机构，美国储蓄管理局并入美国财政部金融局。三是建立新的联邦监管机构。在财政部成立一个全国性保险业监管办公室，改变目前保险业由各州自行监管的局面。这些均与弥补上述监管“缝隙”相吻合。
在这次危机处置中，美国区别对待“两房”、雷曼兄弟、aiG的背后，事实上已经体现出了现代金融监管的基本理念，即只对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负责，个体的主体风险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不论机构的名气有多大。而贯彻这一理念的根本措施,就是坚持法制化的决策程序。撇开去年3月次贷危机曝光后美联储采取的货币政策不谈，随后由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市场救援计划中很重要的税收豁免计划是以《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案》形式通过的。今年7月，历经波折的《住房和经济恢复法案》最终获得国会通过。直至日前接管“两房”、aiG和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由于最终将是由纳税人分担这个包袱，因此美国财政部也遵循了严格的法律程序。金融监管作为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依法监管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
美国金融危机给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几乎全世界的经济，包括中国，都受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说，北京对美国金融市场动荡感到担忧，因为美国经济紧密影响中国，所以现在是中美携手合作，共同对付危机的时候了。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能够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和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财富量缩水。目前我国在美国的投资，还没有一个全面的估计，这包括我国的外汇储备和我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根据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估计有5000亿美元，约占中国外汇储备的30%。此外，中国还购买了美国公司大量债券。美国雷曼公司破产，中国一些商业银行就在里面有投资，这部分投资没有表现在国债之内。总的说来，我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在美国的投资在8000～9000亿美元。如果美国经济出现问题，这些投资很难收回，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如果收不回来，这些国民财富就可能消失。
美国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减弱。近年来，我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国的进口需求拉动，一些企业甚至是为美国的需求而生产。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这种需求开始减弱。对从中国进口的需求减弱，将导致企业减产、工人失业、企业亏损。目前，许多企业已陷入倒闭和破产的困境。面临困难的企业越多，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很多外资正在从中国撤离。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那么我国的股市和房市还会面临进一步的下滑。目前，我国房市和股市的泡沫不仅相当大，而且动荡是非常大，按照发达国家股市标准来看，中国股市动荡幅度之大不可思议。这种动荡对于普通百姓的心理和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启示
分散风险，增加经济的自主性。目前，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被捆绑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接受了大量的美国投资，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美国经济一出问题，这些债券当然就很危险。因此，我国事实上已被美国绑架了，尽管这种捆绑是一种无奈的捆绑。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国政府就试图分散外汇风险，除了购买美元为单位的债券，也到日本和欧洲去分散这些风险，并且已做了这样的努力。但是如果做得太快，就会打压美元，同样会受到损失，因为我国外汇很大部分投资在美元市场。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会采取合作开放姿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式与各国共同努力，共渡难关，为平息全球金融风暴作贡献。一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救市行动，如果美国这次渡过危机，就可以减少我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部分损失。二是遭受这次损失，在经济缓和之后，应总结教训，进一步分散外汇风险。三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应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增加经济的自主性上，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金融监管应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贴近市场第一线。首先，金融监管须更多强化功能监管，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真空和盲区。其次，金融监管应更贴近市场第一线，从金融机构业务末梢上出现的小问题抓起，以防从个别向普遍演变，形成大范围的经营隐患，使监管更具前瞻性和有效性。此外，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和协调也尤为必要。在金融市场全球化、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市场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
应正确认识把握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平衡关系。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创新走得太快，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繁荣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因而美国经济摔了个大跟头，并由此反对进行金融创新。显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思维。尽管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与大量衍生工具的推出不无关系，但这绝非是禁锢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和推动金融创新的理由。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8
关键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后危机时代
JeL分类号：F33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7-0058-06
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改革的推进一直是国际组织和各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各方的努力探索下，宏观审慎工具和政策框架得以确立，各种监管设想正在逐步转为事实。全球各国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要求以及BaselⅢ的推进，充分体现了宏观审慎原则在监管实践中的运用；除此之外，债务风险监管、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影子银行的监管是近期颇受关注的几个方面，而这些问题也基本涵盖了对主要的非银行机构的监管。
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展的回顾与评价
（一）国际组织确立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与政策框架
在2011年以前，FSB、imF和BiS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较为零散和片面。其中imF以双边和多边监督机制为中心，更加注重对各国系统性风险评估工具和模型的指导，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审慎监管的关联性；而BiS在其以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宏观审慎概念的讨论以及各国央行对宏观审慎的实践：FSB侧重于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在内的各项金融监管的规则制定。
2011年2月和10月，FSB、imF和BiS将其近年来有关的调查和研究成果汇合在一起，联合向G20提交了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框架的进度报告》。较之这两份报告，2月份的前期报告对宏观审慎的含义及其两个维度给予了诠释，并对系统性风险的测量以及宏观审慎工具的使用进行了罗列。相对于前期的报告，2011年10月报告的内容和体系都更为严谨、完整，它明确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素应当包括政策实施的目标、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监控、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组合、制度安排和政策的配合以及国际政策的协调与统一等五个方面。
该报告在各国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根据全球各国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现实特征，以更加广阔的宏观审慎视角衡量风险，施以监管的政策框架，是国际金融监管政策落实的最新体现。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定义方面，报告在征求各种不同的表述与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宏观审慎政策的特征，给出了常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表1），并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设计给予一般性描述。正是基于国际组织不懈努力，人们对宏观审慎的概念、工具及其政策框架等一系列要素的认识，从“雾里看花”的模糊和片面转向了完整和清晰，从单纯的理论探讨向有效的实际的政策操作转变。
但是，这仅仅是宏观审慎认识的一个开端。综合监管界和研究界对当前宏观审慎理论和实践进展的争议，关于宏观审慎监管实务的推进，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监管套利的可能性。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虽然严密，但趋于复杂。在监管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部门实施差异性的监管要求，难免增加监管套利的空间。例如，2009年末，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对33家央行调查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对于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少于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只有建立一系列的最低国际标准，国际金融秩序才能成功建立。如果缺乏这一标准，各国会计政策、信息透明度、监管杠杆等各种监管指标的差异以及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体系的不明确都可能引起监管套利（河合正泓，2010）。
第二，监管成本和难度的提高。从国际组织认同的工具和政策框架来看，宏观审慎包含着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宏观经济之间、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作用机制；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测量以及动态监管工具的实施极具挑战；规则行事和相机原则的主次问题及其配合需要监管部门良好的判断力，提高资本金要求以及监管技术提高无疑增加了金融机构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成本。如何减小宏观审慎的代价，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如何实现加强监管与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平衡，是各国监管当局最为关注的问题。
第三，协调机制的落实。从各国实践来看，这一机制往往涉及央行、财政当局以及金融监管者等多家机构。宏观审慎政策的执行依赖于系统稳定管理者的协调机制。这一机制包括系统稳定监管主体间的职责协调、有关政策的交替使用的协调机制以及各种政策目标的冲突协调等。这些协调机制在各国并没有得以完全落实。即便国际组织此次出台的政策框架，也仅仅是罗列了其中的监管主体以及强调协调机制安排的重要性，但难以给出具体的具有执行力的实施细则。
第四，宏观审慎理论的完善。当前，需要对宏观审慎理论加以完善是各国监管当局和研究界的共识。此次出台的政策框架，承认对于宏观审慎概念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例如，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工具方面，报告没有明确的宏观审慎工具体系，仅仅给出了宽泛的界定和各国的实践情况。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对于何为最优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及如何校准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和理论体系；除此之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的衡量也缺乏统一认识。
（二）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的进展
相对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及其监管问题，如何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管更是各国面临的新挑战。危机后各国以及国际组织把对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控与监管的切入点放在了如何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问题上。目前，国际组织在此方面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建立了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体系和评估标准；第二，加强监管和额外吸收能力的要求；第三，提出G-SiFi的监管与处置框架：第四，国际组织关注提高相应资本金要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欧洲，自欧元实行统一货币以来，欧盟的金融及其监管一体化进程随之逐步加深。因此，欧盟大型金融机构跨境监管合作是先于其他地区的。危机以来，欧盟继续强调通过跨境合作来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
相对而言，美国在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与监管方面，实施了更为全面的改革。例如，对于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不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均必须向金融稳定委员会提交有关财务情况、风险管理、交易与业务可能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等方面的报告。2011年7月18日，美国了《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市场主体》的金融规则，给予了认定系统重要性的标准，这些标准针对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危机处置方面，《多德一弗兰克法案》赋予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破产清算的权力，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定期提交“生前遗嘱”（Livingwills）；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发行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券（Bail-inDebts）等。
从国际组织及各国关于系统性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改革来看，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标准、识别体系、额外的监管要求、危机处置框架等各方面内容均得以充实或完善。尤其在国际组织层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从监管实践来看。指标体系的建立应当具有可操作性、适时性和有效性。对于国际组织识别体系的完善，从表象来看，目标从对覆盖全部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转为先以识别全球性系统重要性机构为主，识别指标经历了从简单到繁复到简单的过程，从内在变动机理来看，它体现了以上的实践原则。识别指标体系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第一，具有可操作性，即监管当局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得有关数据，并简单、快捷并动态地完成识别程序；第二，能够反映当前对系统性风险监控的要求，覆盖监管机构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共同特征的认识；第三，识别方法应起到激励金融机构退出SiH行列，减少道德风险的作用，而非争先恐后地涌入名单行列（德意志银行，2011；徐超，2011）。但是，该类指标方法无法区别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和系统性事件贡献度之间的差异（德意志银行，2011）。
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提高监管要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国际组织认为从提高监管标准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无大碍，但是由于在测算过程中使用的是G-SiB在本国贷款份额作为换算系数，而事实上G-SiB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往往并非仅仅局限于信贷规模：由于经济金融结构的差异，银行对其本国宏观经济体系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国家之间还存在对外的溢出效应。因此。正如BCBS所言，不同的假设前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计量结果。
（三）巴塞尔银行监管新规的推行
2010年12月公布了《巴塞尔协议Ⅲ》，这是对银行资本与流动性要求的全面修正。按照巴塞尔Ⅲ的要求，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Commonequity）充足率要达到4.5%，一级资本（tier1）充足率达到6%，在此基础上还要增加2，5%的资本留存附加（ConservationBuffer），以及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附加（CountereveliealBuffer）。较之BaselⅡ，BaselⅢ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银行风险监管给予了补充和加强。第一，提高了最低资本要求并对资本定义进行了修改，扩大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表2）；第二，加强银行流动性监管，建立全球一致的流动性监管指标；第三，引入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及资本留存等宏观审慎性质的监管指标；第四，引入杠杆率指标要求等。BCBS要求新规则从2013年起开始多项监管指标的并行安排，过渡期将于2018年底结束，2019年开始全面实行Basellii的各项监管要求。
对于巴塞尔iii的实施，更多观点担忧当期经济的恢复。作为经济复苏的关键性支撑，过于密集的监管不利于经济复苏或金融稳定，遏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足以恢复增长，这是因为如果银行通过收缩来提高资本金比率，其信贷供应也将萎缩。对此，2010年2月，FSB和BCBS共同成立了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与imF共同合作评估Baseliii加强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尽管业界质疑过严的监管要求会损伤经济复苏，BCBS对于以Baseliii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改革颇为坚定，BCBS将研究关于加强银行流动性要求的规则的制定与推广工作。
就各国而言，美国实施巴塞尔iii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危机后BCBS对于交易账户资产的风险认定方面的改革与美国《多德一弗兰克法案》对信用评级的禁令产生了矛盾。为了配合巴塞尔银行监管新规的实施，2011年12月，美国监管当局提议按照oeCD的分类标准设立银行的资本等级，但这项监管替代选择被认为是有悖于法案的初衷。目前美国尚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二是Baseliii允许欧洲银行将表内抵押担保债券视为安全资本，这一做法也引起了美国银行业者的不满，认为以美国政府持有或支持的抵押品为基础的抵押品支持债券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三是Basel除了提高资本要求以外，还针对全球大型金融机构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额外资本要求。对于长期处于放松管制下的美国银行业而言，无疑是难以忍受的。对于《多德一弗兰克法案》与Baseliii的冲突，美国表示坚决执行BCBS自2009年以来的监管规则，并将提议BCBS加以修改。
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欧洲银行在债务危机之下是否能够实现达标。根据imF评估，减记债务将导致欧洲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出现200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因此，尽管欧洲官方表示和业界对资本缺口的估算有所差异，但其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实施Baseliii，欧洲银行面临严峻的资本要求。对此，欧盟要求银行首先依靠内部资源整合，或者是进行市场融资，最后则由本国政府注资或者诉诸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此外，欧洲自2011年12月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欧洲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稳定金融市场，防止银行体系无序“去杠杆化”而导致的流动性不足。
（四）对债务风险的监控
2011年，先进经济体的债务形势严峻。在债务危机发展过程中，imF自2009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就强调关注“风险从私人部门向公共资产负债表转移”的事实。
2011年9月，imF了最新的《全球财政监测报告》，对全球各国面临的财政风险形势给予概括。imF对各国降低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是，欧元区应当继续实行财政整顿；对于美国和日本，imF认为需要尽快制定详细和积极的财政计划来减少赤字和债务；FSB则认为。当前债务风险和金融体系风险相互交织，有关政府应当立即采取行动改善收支状况。
从监管角度来看，债务风险暴露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际监管与危机管理合作的持续性。危机之后，各国通过G20机制，达成了众多危机管理的国际合作意向，国际组织也有意提高国际监管的执行力，共同应对具有全球范围的系统性风险。然而，实质性的监管与处置措施是与独立财政机制相联系的，对此，国际组织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尽管欧美等国家处于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之中，但在本国出现系统性危机之前，也决不会对他国施以援手。有鉴于此，如果与本国利益发生冲突，国际监管合作则可能无法继续。
第二，财政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问题研究尚显不足。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在维护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但是，相对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的广泛关注，财政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问题研究尚显不足。例如，如何建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机制：国债利率作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对处于关键货币地位的国家财政约束的国际监督机制等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第三，全球经济失衡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由于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欧盟内部的经济失衡，危机之前，欧美大多数国家已经出现了财政增长的不可持续。在全球经济失衡形势下，无论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配合与协调，无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构建得如何完美，金融不稳定的经济根源将无法得以消除。因此，建立各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是构建经济与金融稳定、宏观政策相互配合协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基础。
（五）制定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规则
自2011年以来，影子银行体系问题已从学术探讨发展为监管实践的探讨。目前，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开始着手相关监管规则的制定。2011年4月FSB发表了《影子银行：需要关注的有关问题》（ShadowBanking：Scopingtheissues），主要探讨了影子银行的界定以及初步的监管设想。对于什么是影子银行，FSB并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的定义，而是提出两步法的监管识别方法：第一，需要广泛关注所有的非银行信用中介：第二，在此基础上，集中关注提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的业务活动。在初步锁定影子银行体系的基础上，2011年11月，FSB了《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建议》。在这一报告中，FSB较为系统地对影子银行监测方法、监管措施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该报告作为G20戛纳峰会的提案，得到了成员国的关注并在峰会的公报中有所体现。
G20和FSB针对影子银行监管建议的提出，应当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考虑：
第一，在加强针对性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学术界对“影子银行”的涵义和功能展开了探讨。随着对影子银行了解的深入，监管当局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对冲基金乃至银行的表外业务等机构和业务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可以将其纳入一体化的监管框架，实施更加系统化、整体化和标准化的监管操作。
第二，Basellii的推出以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公布之后，众多评论认为不应将监管的矛头仅指向银行机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曾表示，尽管有许多问题是来自影子银行体系，但我们目前的多数应对措施都是针对银行机构。
第三，明确对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监管的态度和立场。无论影子银行体系或是金融创新行为在危机中应当承担怎样重大的责任，金融自由化及其带来的便利和收益是无法估量，也是不应完全制止的。监管机构应当通过适度的监管，实现市场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正如特纳所言：“建立跟踪事态发展信息的程序，我们才不会在未来5年或10年里看到新的影子银行体系带着新的风险出现。”
当前，对影子银行监管力度的认识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尽管各国政府表示要加强监管，例如，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金融领域的改革还在推进，必须加强对“影子银行”领域的监管。有分析人士认为，监管机构是想要将“影子银行”作为更大范围内金融规则改革的下一个目标。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对于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目前美国通过的法案、欧洲的法案都给了极大的宽容，没有从正面批评，确定了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只是对它的一些监管提出了一些条件”。基于上述的各种判断，我们认为当前国际对于影子银行体系的认识和监管均处于探索阶段，是监管方式由机构监管向更加有效的功能监管过渡的一种表现，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监管能力，消除监管缝隙。监管当局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态度也基本属于中立的，各国是否会对影子银行采取从严的监管政策还有待进一步确认，而从严也并不意味着惩罚。
（六）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自危机以来，信用评级没有起到良好的预警作用，反而加剧市场的波动。为此，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饱受诟病，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危机后，G20对于信用评级的主要监管范围包括信用评级公司的注册、业务开展以及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自危机爆发以来，G20首尔峰会将促进信息披露以及减少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作为监管的主要内容，而欧美等国也纷纷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于上述监管改革，政府和市场投资者多持支持态度。鉴于债券利率在金融市场中起着基准作用，信用评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垄断性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实质上充当了准公共产品的角色。但是，发行人付酬的商业运营模式却使信用评级机构偏离了公正、透明的发展轨道，反而成为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客观性的批评，恰恰反映出欧洲及亚洲国家对三大评级机构垄断市场的不满，例如，欧盟和中国信用评级公司均表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体系。但失去信用公司评级是否能够让市场变得更好？失去外部评级，如何创造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法来判断信贷风险？对原有信用评级基准的丧失也意味着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的上升，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的无序性。尽管从长期而言，付出代价是值得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政府、监管机构或投资者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
二、国际金融监管政策展望
根据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全球经济复苏形势严峻，金融状况恶化，增长前景黯淡，下行风险加剧。在经济增长无力的背景下，欧美国家银行业反对提高监管要求的呼声仍将持续。政府换届选举的序幕已经拉开，监管改革将在政治主体与监管利益主体的博弈中艰难前行。2012年无论是否出现新政当选，欧美国家对危机的反思不会改变，监管改革的论调不会逆转，发生变化的只是对改革的步伐和手段、经济复苏以及债务危机的缓释等诸多变量之间的权衡关系的认识。鉴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性，各国当局及国际组织在推进监管改革的过程中将会更加谨慎。具体而言，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政策取向可以归纳为：
第一，密切监控金融风险，防止系统性危机的再度发生。
自2008年以来，先进经济体的金融风险从私人部门扩散至公共部门，进而形成二者相互交织的局面。欧洲央行将公共财政、金融部门和经济增长脆弱性之间的传染和交叉影响看作是影响欧元区的首要风险；国际组织始终没有放松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警惕，对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的不完善和整体金融脆弱性表示担忧。欧元区债务危机升级的影响还将“外溢”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此，imF建议所有主要经济体关注一系列连锁挑战，并采取措施应对风险。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继续各项监管要求国际标准的制定。
自G20华盛顿峰会提出“确保所有的金融市场、产品和参与者都受到适当的管制和监督”，G20一直强调推进全球金融监管改革。2012年，以FSB、BCBS以及imF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将继续推进宏观审慎原则下的监管改革。对此，欧美监管当局也表示，要消除各国之间的监管套利的可能性，特别在资本金、流动性以及衍生品和危机处置方面。
第三，提高国际组织统一执行力，督促国际标准在各国的实施。
对系统性风险的关注提升了国际监管组织协调合作的全球性地位。根据戛纳‘峰会的共同宣言，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将会获得法人资格和更大的财政自，通过提高它的执行能力，来协调和监督金融监管议程，2012年1月，FSB已经启动获取法人资格的相关程序，强化治理框架的行动正在展开。对此。欧美国家均表示支持与合作。美国表示，由于无法预测金融系统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具体威胁。故而只有“增加吸收冲击的能力和保护措施提高金融体系的弹性”，并“不断确保监管框架与不断变化的全球金融体系相适应”。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法律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96-04
一、金融危机定义及立法监管的中国特色
（一）金融危机定义及其成因
1.金融危机定义及特征
国际机构一般把金融危机分为四类，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最简单，持续期限一般较短，1997年俄罗斯货币危机属于此类危机。银行业危机案例，如1984年美国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倒闭，紧随其后美国又有超过43家银行出现问题。2010年开始的希腊债务问题，是欧洲联盟拥有统一中央银行（eCB）但各国财政不统一问题的缩影，本质上是外债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直接原因是政府过度举债、欧洲式的高福利模式所带来的私人部门负担过重引发。
系统性金融危机，imF将其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指主要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金融危机特点一般是指金融资产价格非理性下跌（证券市场中的股市或债市暴跌、房地产、土地价格明显下跌）伴随货币币值严重贬值（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的泰铢兑换美元汇率）、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增加，一国的国际收支恶化或国外资本撤资等行为的同时发生。尤其是系统性金融危机指的是那些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比如，1930年引发西方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15日从美国爆发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
2.金融危机形成机理
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包括一国本币的高估与汇率定价机制漏洞、短期资本流入冲击、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监管能力低下等原因。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算是金融危机的一个特例。纵观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背景，其原因复杂多样，且随着金融不断发展，危机的原因也呈现出多变性。新古典经济学代表性大师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于1979年提出提出货币危机理论模型，又称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或克鲁格曼模型，克鲁格曼认为，在一国货币需求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国内信贷扩张会带来外汇储备的流失，其流失速度与信贷扩张速度保持一定比例。引发这一现象最一般缘由是，在一国货币需求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信用扩张将导致通胀压力或某种形式的贬值压力，这会迫使该国居民通过对外投资、购买外国商品或直接持有外汇资产的形式抵御或转稼这种压力，从而引起外汇储备的流失，并使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重新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从而导致对固定汇率的冲击而产生货币危机。
如今克鲁格曼货币危机模型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各国经济周期波动加剧，引发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金融领域中理性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尤为突出，心理预期的多变、契约的不完备性、信息的不对称都使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的不安，更加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
（二）金融危机法建构以适合国情为目标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沿着市场化方向推进的，改革的整体效果基本上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由于金融市场是一个特殊的资本运动市场，金融业同样是一种特殊行业，它构成对国民经济及产业主体的核心支持，因而金融业的运营受到诸多公法约束，旨在保障国家的整体利益，但同时金融立法要尊重金融市场本身运动规律，要为金融行业的有序发展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保障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各种权益。
我们知道，金融交易本身具有多变性、复杂性，客观要求金融监管当局要及时依据市场变化对监管规则作出调整。学界常出现批评金融类法律相对滞后的呼声。对于立法与法律修改的时滞性，出于法律严肃性，事实上各国法律的修法程序都是相对慎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正是从积极应对金融风暴的举措中总结出监管金融市场波动的有效经验，从而不断完善自身金融立法，加强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
如2007年，仅仅中国证监会就对于包括重新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等26件规章都列入2007年法制法规建设日程中，2007年9月18日，中国证券会颁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3]11，针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做出相应规范。
二、我国《金融危机法》立法的迫切性剖析
（一）现有金融纵向监管难于应对复杂的金融环境
我国近年来陆续颁布了不少金融法律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这些法规为金融企业规范经营和人民银行实施有效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金融法规的司法性和透明度不高。《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比较笼统、概括，可操作性不强。《商业银行法》已经不能适应未来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如商业银行网上银行业务等新业务风险控制的相关法规仍属空白，近期出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立法也属空白。互联网金融风险及深层利益调整需求呼唤金融监管机构制定相应金融监管法规。
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应对金融危机的内容在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管准则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有数条规定。此类法律法规各自制定的历史时间以及立法背景不同，法律的适用范围差别很大，对于我国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积极对应及赋予某一机构处置权利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法律规定，更未形成能有效快速反应、全面应对金融危机整体法案，这与类似美国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比较起来，差之甚远。我国央行从2008年11月开始，针对美国金融危机深入发展，多次降息并下调存款准备金。2008年下调幅度最大，是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堪称近11年来之最。央行增大m2发行释放流动性也是空前的，但这一政策是“双刃剑”，虽然增加了市场流动性，但也推高了资产泡沫，提高了金融风险。
1.混业经营趋势使得我国现行分业监管体制所隐含的问题日益突出
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监管机构间的信息传递滞后或失真，信息甚至不能共享。在监管的过程中除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机构以外，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审计、法律和舆论等机构的力量比较薄弱，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管网。
首先，分业监管使得各监管部门自成体系，缺乏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系列统一监管及联动协调监管机制，当系统中出现薄弱环节，被监管对象往往就有可乘之机。尤其对于不同金融机构推出交叉性业务时，对新业务监管一般要经多个部门长时间跟踪协调才能完成，这样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其次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尚待理顺，同一级别及不同级别监管机构之间职权划分不明，监管合力不强，并且不重视行业自律和社会外部监管。更为关键的是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监管者难于全面掌握经营多种业务的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央行监管也难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能有准确的把握。从下表1可看出我国金融监管的纵向分业监管模式。
2.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危机法针对的主要风险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金融市场波澜起伏、危机不断，墨西哥、俄罗斯先后发生金融危机。1997年泰铢大幅度贬值引发东南亚股市危机，进而形成亚洲金融风暴。本次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证实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严重危害性，每当系统性风险破裂导致金融危机发生，极大地伤害实体经济、阻滞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监管受到全球各国的一致重视。
依据我国证监会的解析，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单个或少数几个金融机构的破产或巨额损失导致的整个金融系统崩溃的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的可能性。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系统性风险对整个系统的功能构成影响，而不是对某一个单纯的局部。二是它使不相干的第三方也被动地介入其中，并承担一定的成本。三是它具有较为明显的蔓延特性和传染性。四是负的外部性以及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巨大溢出效应是系统性风险的本质特征。①
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分为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横截面维度的风险衡量的是某一时点金融系统内累计的风险。时间维度的风险衡量的是隐藏在系统内部、在某一时间爆发的风险。横向维度是风险暴露和相互联系在金融体系内使特定冲击在金融网络中得以传播并演变成系统性风险。纵向维度与经济周期相关，其主要关注的是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即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并演进。由于纵向系统性风险更多源于金融机构的“亲经济周期性”，所以其监管注重于逆周期监管，即在经济繁荣时期，监管当局会要求提高对金融机构净资本、拨备等方面的要求，而在经济萧条时则沿着相反方向操作。
我国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结构性问题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商业银在股份制改造、实现资本市场上市之前，其不良贷款比重一直较高，累计了相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2014年我国的信托及理财出现违约，主要分布在房地产及煤炭行业信托产品，部分地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我们幻想金融市场本身能依靠自身力量化解金融风险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客观现实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行为依法实施监管并对其风险施行干预，以防止金融市场因为信用秩序混乱打乱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本次各国对于危机救助经验也告诉我们，监管当局如果仅仅以增加货币供应的手法作为危机救助主要手段，往往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流动性效应下，造成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甚至股市暴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程度。
（二）政府依法有序监管是金融市场稳定的保障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本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各国救助方案告诉人们，政府对于金融监管和危机救治可以有大的作为，金融立法补救以及推行适度有效管制，既是稳定金融市场的前提，也是一国金融稳定的基础。
实现健全有效的监管，首先要理顺金融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有我国国企、居民、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政府及民营企业、中介组织等也参与其中。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要以《巴塞尔协议》为蓝本，对包括信用风险、国家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风险类别做出规定并依据各类不同风险展开监管。
我国现阶段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的各类金融风险突出是不争的事实。金融机构运行中包含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及汇率风险等风险品种。
三、借鉴美国监管理念，构建我国《金融危机法》监管框架
1.我国金融危机法的立法准则
（1）立法主体。可学习美国授权美国财政部采取一切应对危机必要措施方法，在危机时期，为稳定金融市场，积极干预并推出监管法令。具体做法上我国是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事先搭好监管班子，借鉴美国经验加强金融市场监控并推出金融监管立法。
（2）应依据我国宏观经济需求设计法制调控体系，重点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要架设针对金融市场的防火墙，安全结构上可贯彻“外紧内松”准则，形成监管锁链，即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上海自贸区沿海中心到广州南沙、前海、横琴一线的人民币国际化风险链条，到逐层级化解、降低从国际金融市场传播过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等级。
（3）金融危机法要求危机救助机构具有权威性，但权利要接受监督。满足于金融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往往难于精确预见，我们制订金融危机法，要明确赋予法律关系主体面对危机的处置权利，清楚在危机来临时应当做什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当危机到什么风险等级需要进入危机救助的下一级别，实现风险调控的转换机制。同时，在危机救助法例中要注意协调受危机影响的各方利益，特别注意不应使纳税人的利益明显受害。危机求助机构要学习美国财政部做法，不能滥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可见，平衡各方利益，秉承以民为本是我国金融危机法的重要立法理念，克服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统一协调功能的立法弊病。
2.设立金融危机有效救助的制度机制
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候，各国政府都为维护本国金融稳定采取积极措施，恢复市场信心。
我们要学习东亚国家在对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积累的立法经验，规范政府干预金融市场行为准则，严格控制金融行业经营所引起的风险传染，防范国际金融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播。我国金融危机法不仅要在微观层面上能保障搞活金融，并且在宏观层面上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
金融危机的有效救助要求对金融危机监管执行机构给予监督和制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我们要注意划分好各行政机关的职权，避免在危机救助执行中出现互相推诿、扯皮等常见问题。我国必须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的合作，建设稳定有序、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一如既往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我国的金融立法要对即将面临的诸如银行业混业经营、银行表外业务导致衍生金融风险累积问题，及时架设风险预警体系，努力建设好金融市场监管的护城河，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序、开放、富有效率地运营。
四、构建我国金融危机法实现国家金融安全的政策建议
1.金融危机法的立法关乎国家金融安全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立法建设主要抓手是经济立法为GDp平稳增长服务。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国民经济几度曾因投资过热、重复建设等问题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2008年四万亿政府投资的后遗症也在逐渐涌现，房地产等资产泡沫、银行理财产品违约等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问题越来越严峻。加之目前困扰金融体系建设的诸如地方政府债务、土地财政等一系列问题，都导致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累积，处理不当将危机我国金融安全。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扩大国民内需，以有效的市场新需求克服产能过剩、拉动经济增长。政府要积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下层居民收入水平。合理调整国家在教育、医疗、养老等财政投入，做好资源分配上的利益调整。要深度改革金融市场结构，使其能为民间资本出路，为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通畅发挥正常功能。
2.金融危机法要在金融与财政之间架设风险隔离机制，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近30年我国对财政体制及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得了相当成效，金融市场基本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其职能需求。2014年5月，中央同意10省区试点地方自行发债，未来如果地方债务发生违约，不仅对金融市场形成冲击，而且央行和中央财政很可能成为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财政与金融关系更将更为错综复杂。及早制定金融危机法，是防范金融与财政风险关联的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未来金融市场将围绕降低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资产泡沫，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在可持续增长模式中逐步为产业升级、结构转型服务。
经济学者夏斌2013年曾提出美国有学者说2013年中国经济要出事，国外机构也有预测说2016年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要崩溃。夏斌认为，我们可以将国外预测当苦口良药吃，以起到对我们的警示功能。
夏斌以打击投机炒房为例分析金融风险传导过程，并从金融及企业资金链角度来分析，即如果土地价格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出问题引起银行体系不稳定。①
3.推进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现今我国a股市场仍在调整之中，2014年上半年金融市场由于银行理财产品泛滥、余额宝对存款市场的竞争，导致银行外部资金环境恶化。我国虽然加快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但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差大，容易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套利行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国际游资冲击我国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加大。
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定价机制已经进入第二轮改革攻坚阶段，汇率制度改革举措包括提高了人民币汇率单日波幅限制，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未来制度设计将进一步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做好汇率制度与金融市场监管规制做准备。
为稳定我国金融市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将围绕两个现实目标，一个是合理外汇储备规模，控制m2投放中的外汇占款问题；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控制国际游资的短期非对称性冲击问题。伴随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深入、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其风险程度将是不断攀升。
我国架设金融危机综合防范机制，主要是针对国际游资短期内冲击我国金融市场，直接加大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深入，人民币不仅作为贸易结算货币、进而在国际金融市场扮演金融产品定价、支付货币以至储备货币功能，即初步具备国际性货币的职能。到那时候，国际市场巨额人民币资金的可能回流，对国内金融市场及商品市场带来巨大冲击，是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
由于国际游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规模大、期限短特征，一方面，它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无序运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监管带来难题，给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我国制定《金融危机法》将对防范国际游资冲击下的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我们架构《金融危机法》的立法框架，是以它能否为建设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服务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作为我们对架构这一法律评判的基本标准，我们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段居正，郭冬.克鲁格曼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的新启示[J].现代商业，2010，（23）：6.
[2]李江涛，邹建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转型期金融体制改革[J].学术研究，2007，（2）：88.
[3]中国证券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方法[n].上海证券报，2007-09-18（11）.
[4]王亚丽.如何从法律层面应对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J].法制论坛，2009，（3）：17.
[5]王元龙.防范国际游资冲击：借鉴与举措[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6）：60.
DiscussionontheconstructionoffinancialcrisislawinChina
LiJiang-tao
（Guangdongtechnology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1662，China）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全面监管；国际监管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1.6；F831.59
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均遭受重创。就在人们以为危机即将过去之际，2009年1月又爆发了迪拜债务危机，而迪拜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还未消散，不到一年的时间希腊又深陷债务危机。危机持续、频繁的发生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暴露出来，显示出国际金融监管存在着漏洞，使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认识到加强本国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此次金融危机开端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那么其金融监管体系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其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哪些，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从中吸取美国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及缺陷
概括起来，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及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监管的重叠与空白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采取的是“双重多头”监管模式，所谓“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所谓“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证监会、货币监理署、存款保险公司、储蓄机构监理局、保险监管局、期货监管委员会等。此外，美国在1933年大危机以后，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act），也称《1933年银行法》，实行严格的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后来，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Servicesmodernizationact）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关条款，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并结束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但该法案在实践中仍保持了由各监管机构对证券、期货、保险和银行业分别监管的格局，即美国金融业实施的是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
美国的这种监管体系曾是美国金融业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而美国金融市场的运作和监管机制也一直被视为全球的典范，现如今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监管漏洞和缺陷。首先，监管部门没有要求企业持有足够资本、流动性以应付危机；其次，监管当局没有考虑到大型、关联性强的和高杠杆运作的企业可能会给金融系统带来的损害；再次，这种重复交叉的监管体制、监管权力的分散及存在的漏洞使得银行和其他存款保险机构产生套利行为；最后，没有对投资银行进行充分的监管，以至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oneymarketmutualFunds，mmmFs）的运行非常脆弱，对冲基金（HedgeFunds）和其他私募资本也完全被排除在监管框架之外。
（二）金融监管改革落后于金融创新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经历了长期的增长与金融市场的创新，跨金融行业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新的金融工具使信贷风险广泛传播，使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以新的方式多样化，并且使银行能够将其资产负债表中的风险隐藏起来。金融创新本应承担分散风险的角色，然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却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与此同时对相关的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也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出现了很大的漏洞。首先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房贷机构发放次级贷款进行监督，从而对还款能力和信用水平不好的客户提供贷款。其次投资者过于依赖信用评级机构，而信用评级机构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评级时，没有准确的描述评级产品的风险，现行的监管制度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由谁去监管，怎样进行监管。最后证券化过程中的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长期高杠杆经营，产生了巨大的风险，但却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与其匹配，尽管这些高杠杆经营的公司受到联邦当局的监管，但这些监管是严重不足的。例如“两房”即房地美（Freddiemac）和房利美（Fanniemae）凭借其背后隐含的国家信用担保，低息借债买下次贷，然后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法，将其转换成债券，以次债的形式在市场上发售；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各国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这些次债，又再次衍生，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构造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次债信用衍生品并出售。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金融衍生产品发生裂变，价值链条越拉越长，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缓解发生断裂，而对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及交易的监管又不足，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由此可以看出，在加强金融创新的同时，一定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使监管模式与现代金融产品创新相适应。
（三）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没有跟上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步伐
由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各类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渠道不断蔓延，从而引发全球性的危机，说明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今天，一国爆发危机，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各国应该加强合作与协调，构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然而在国际合作的步伐远远没有赶上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的程度。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在事后的市场救援方面的国际合作较之以前有了很大进展，但为了防止危机的发生，更需要的是加强事前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内容
2009年6月，美国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
（FinancialRegulatoryReform:anewFoundation），这是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体系改革，旨在创造一个对消费者公平的、稳定的金融系统，防止危机再次发生。其提出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针对监管体系的重叠与空白，《金融监管改革》要求对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具体涉及九个方面的措施：1.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FinancialServicesoversightCouncil，FSoC），以识别新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促进部门之间的合作。赋予FSoC从金融机构收集信息的权利，并使其负责向监管部门提供可能出现的风险；2.加强对大型、关联性强的企业的监管。不论企业是否具有存款保险机构，只要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都应该接受严格的监管，而美联储具有对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进行联合监管的权利（authority）和义务（accountability）。3.对金融企业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其他标准，大型、关联性强的企业将被设置更高标准；4.弥补银行监管漏洞。一方面成立独立于财政部的全国银行监管机构（nationalBankSupervisor，nBS），以监管所有拥有联邦执照的存款机构、所有联邦分行以及国外银行机构。另一方面废除联邦节约章程（FederalthriftCharter）和《银行控股公司法》（BankHoldingCompanyact）的监管漏洞，避免部分银行控股公司借此规避监管；5.废除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SeC）对投资银行的监管；6.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资本机构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7.降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这需要SeC加强这方面的监管。8.在财政部下设全国保险监管部门（theofficeofnationalinsurance），加强对保险部门的监管，9.确定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enterprises，GSes）的作用，即对房地美、房利美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ederalHomeLoanBank）的未来建言献策，在金融危机时期保持其稳定性与优势。
（二）建立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
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本来应该减少系统性风险、促进效率并且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但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却成了主要的传染源，因此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监管体系，即强化对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管理等；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otC），包括信用违约掉期交易（CreditDefaultSwaps，CDS）；对期货和证券市场协调监管；赋予美联储监督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权力，以减少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潜在的风险。
（三）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不受不当金融行为损害
《金融监管改革》指出，为了重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需对消费者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进行严格、协调地监管。政府必须促进这一市场透明、简便、公平、负责、开放。为此，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agency），以保护消费者不受金融系统中不公平、欺诈行为损害；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提高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的行业标准，促进公平竞争。
（四）赋予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所必需的政策工具以应对金融危机
建立新机制，使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处理发生危机、并可能带来系统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美联储在向企业提供紧急金融救援前需获得财政部许可。
（五）建立国际监管标准，促进国际合作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面临的不再是一国的挑战，而是全球的挑战，因此不能仅仅加强本国的监管，还要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主要的措施有：要不断修改、完善新巴塞尔协议，强化国际资本框架；改善对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加强国际合作；对跨国企业加强合作监管，并且强化国际危机应对能力；扩大监管范围；完善国际会计准则，减少因会计准则等带来的技术风险；加强对金融评级机构的监管等等。
三、对中国的启示
市场是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在新的形势下，不断调整和完善本国的监管体系，以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改革作出的努力，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建立全面的监管体系
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出在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后，混业经营在往前走，但是监管体系没有跟上来。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混业经营推进很快，但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实施的是分业监管，即实行的是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分业监管，对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也还未建立起来。这就对实施混业经营的公司的监管出现一定的困难，各个监管机构的目标、指标体系等都不一样，会导致各个部门的监管冲突，使得监管效率低下。因此建议建立一个中国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管部门，促进其合作，达到对银行、证券、保险市场的全面监管。
（二）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
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收益增加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对市场造成冲击。美国的金融危机说明，相对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其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未能及时跟上，监管严重滞后。中国目前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还不是很发达，但也已经有一些新型金融产品推出，如公司债券、抵押支持债券，而金融资产证券化也是近年来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要未雨绸缪，在注重监管传统业务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创新业务的监管，注意防范金融创新中潜在的风险，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
大型企业出现问题会对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的危害，如aiG与很多其他企业有广泛的联系，如果其倒闭势必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但是长期以来，美国的监管部门对这种大型、高杠杆的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因此aiG没有充足的资本与流动性应对危机。对中国来说，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对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HoldingCompanies，FHCs）的监管就成了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需要一个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在美国这个监管机构为美联储。
（四）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行业自律
近年来巴林银行和大和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的倒闭，使金融机构自身和监管当局都认识到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行业自律的重要性，仅仅依靠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会事倍功半，使金融监管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金融业微观主体也必须要加强内部控制，主动防范和规避风险，以免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就明确指出，应更加重视银行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作用，以促进更高层次的金融稳定与安全。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确保其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以此来保证资本的充足性；即使在计算最低资本充足率时，也应更加依靠银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以便更准确地度量风险并安排相应的资本金防御风险。
（五）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意味着投资者会遇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还存在着一些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如证券市场的老鼠仓、银保市场的销售误导等问题，削弱了社会大众对金融业的信心。而监管机构对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保护，能够保持监管的稳定性，使公众相信市场是公平的，从而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创新。因此，必须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监管，增加市场交易行为的透明度、公平性，使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创造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
（六）加强国际合作
在当前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金融监管不能仅停留在国家层面，各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消除监管套利空间，才能更好地应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开始深刻反思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并陆续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方案。然而，由于各方立场态度、意识形态、文化和传统上的差异，各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理念和原则在国际层面仍存在一些矛盾与分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向其他国家学习监管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促进监管机构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UnitedStates-Departmentofthetreasury,FinancialRegulatoryReform:anewFoundation[R]，2009.
[2]曹凤岐.货币金融管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