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1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治理多元主体中介组织
知识产权首先是一种私权，市场成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激励主体。同时，知识产权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政府必须介入知识产权的供应和管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模式因权力的单向性和一维性而走入困境，以开放协商、分散治理为特征的公共治理模式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笔者认为针对公共领域的公共治理模式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本文提出知识产权治理这一概念，提倡社会主体积极让人知识产权产品供给从而形成多元治理机制，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认为应当明确界定多元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合理构建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主体三者的良性合作机制，以实现知识产权的善治目标。
一、知识产权治理概念
罗豪才教授认为：“所谓公共治理，就其构成而言，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元素与广泛的公民参与元素整合而成。”开放的公共管理具备集体选择优势，公民参与拥有个人选择优势，将集体选择和个人选择进行整合的治理模式能兼具两者的优势。把这种治理模式引入到公共产扫领域中来，就形成了知识产权治理。笔者认为，所谓知识产权治理，是指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过程中，基于多元化参与主体平等协商、良性互动而形成的管理模式。www.133229.com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知识产权治理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强调多中心的治理，政府不是唯一的权力来源；其次，强调政府和社会的合作，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再次，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最后，在治理手段上，政府摒弃单一的权力手段依赖，积极开发新的管理工具，以不断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本文主要从治理的主体多元性特征出发来研究知识产权治理问题，这一特征也是知识产权治理的本质特征所在。这种研究不仅关注于多元参与主体，还关注于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知识产权治理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政府主体，包括正式政府组织及政府授权的组织。二是市场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等基于利益驱动而从事知识产权创造的主体。三是社会主体，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中介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知识产权服务的社会组织。
二、实现多元治理的依据
(一)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对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并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和服务，或者可能是以一种对整个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方式进行，市场机制自身并不足以实现所有的经济职能。”这种市场失灵现象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存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垄断。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独占权和专有权，是一种法定的垄断权利，但在市场经营活动中，这种法定的垄断权常常被滥用，滥用形式包括拒绝许可、搭售行为、差别对待、掠夺性定价、过高定价等行为，其目的在于限制或阻碍正常的市场竞争，最终会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市场主体缺乏投资动力，导致知识产权产品供给不足。对于一些基础领域和战略领域来说，由于研发周期比较长，投资比较多，投资效益不确定，投资风险比较大，很多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投资。这样在市场机制就无法提供足够的利益驱动力来带动市场主体进行相关知识产权的创造。第三，知识产权保护目标的异化。由于专利丛林现象的存在，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组成专利联盟实现内部的专利交叉许可，专利由最初的激励创新的工具异化为阻碍竞争的工具。中小企业由于技术基础相对狭窄而较少得到机会与大型公司实行专利交叉许可，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第四，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跨国公司拥有的知识水平和技术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市场信息交流的不完善导致市场交流的时滞及中间产品供给的不稳定”，技术产品价格难以反映出真实的市场供需，这源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因此难以依赖市场本身而得到改善。上述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表明知识产权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能仅仅依赖市场，必须有其它力量的介入。
(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政府失灵
有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事实上，市场失灵并不能为政府干预提供充足的理由，政府本身同样存在着失灵现象，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政府不见得能做得更好。美国学者沃尔夫认为：“在市场‘看不见的手’无法使私人的不良行为变为符合公共利益行为的地方，可能也很难构造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这一任务。”反映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管理效率不彰。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存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种机制下存在着多头执法、政出多门、执法部门之问缺乏有效沟通等等弊端，降低政府知识产权管理效率。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专利申请量大幅度提升、专利管理人员素质低下、专利管理人才缺乏等因素也导致知识产权管理效率低下。第二，决策信息缺乏。在信息爆炸时代，政府由于难以充分占有相关知识产权信息，从而导致决策失灵的现象屡见不鲜。第三，公共政策失效。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政策时，政策供给往往并不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来自政府自身的判断。由于政府的决策能力有限，往往凭长官意志决策，或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影响，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失效，政策与实际市场需求相脱节。第四，寻租与腐败。在知识产权领域，政府的大规模介入同样会产生寻租和腐败问题。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等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方面，企业在争取政府官员的政策支持过程中极有可能通过寻租活动以获取较其它企业更为有利的资源。
(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要求实现多元治理
知识产权领域内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要求寻找其他途径实现有效治理。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学者主张引入社会中介组织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缺陷。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中介组织并不能作为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基于资源不足、人才缺乏等各方面的因素限制，它们只能作为有限的替代途径。当前很多国家都在尝试多元治理模式，比如欧洲专利局针对当前专利系统失灵的现状，对2025年的专利系统提出了四种规划方案：以市场为导向的灰色方案、以国家为导向的红色方案、以社会为导向的绿色方案和以技术为导向的蓝色方案。其中任何一种规划方案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而是市场、政府、社会和技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而协同产生效用。当前，社会主体的在知识产权治理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我国，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不仅包括商会等行业协会还包括知识产权服务组织，如专利机构、商标机构等。这些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在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了知识产权治理过程中促进知识产权合理流动和扩散的重要社会力量。因此，在当前如何发挥知识产权中介组织的作用，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之间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使三者在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同时形成一个多元治理结构，是当前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多元治理机制的构建
(一)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地位及其功能
1．政府的地位及其功能
笔者认为，当前政府在国家知识产权治理中应当居于主导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有着日益重要的地位。我国企业在推行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和公共需求，“这些公共需求无法或难以依赖企业自身满足，因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说：“政府无疑还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代表国家的合法政府仍然是正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国内和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主体，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依然具有核心的地位。”因此有必要积极维持和发挥政府在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当前任何削弱政府地位的企’图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政府重要职能之一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在知识产权领域内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改革和完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采购政策等各项相关政策等。在制度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但由于立法比较分散，并不能适应高新技术发展和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要求。因此政府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第一，继续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并逐步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接轨；第二，加强和改善知识产权执法建设，实现行政执法和司法模式的良好对接，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第三，提供资金，打造企业知识产权产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平台，如在大型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信息通讯等领域，政府直接资助以提供公共产品；第四，督促企业和各级地方地府积极推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第五，打造电子政府、数字政府，加强政府的信息化建设，以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平台；第六，组织科研攻关等。
2．企业的地位及其功能
企业是知识产权战略中的核心力量。企业是市场经营活动的主体，是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主要主体。当前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如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国际竞争能力较弱、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企业整体经济实力不强、相关知识产权政策有待于进一步改革、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产品的能力和动机非常有限。
要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可以通过几下途径进行：第一，加强知识产权的组织管理，并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以形成自身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由懂技术、会管理、精通知识产权法律和国际规则的人员组成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制定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与防御措施，专责把握技术研发动态，关注与本企业有关的国际技术的发展新趋势，处理涉知识产权事务；第二，加大资金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量，注重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的知识产权体系化；第三，加强国际交流，开展国际合作与研发，建立技术战略联盟等；第四，加强产学研的合作，以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此外，还要加强知识产权意识的培育和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培养。
3．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地位及其功能
知识产权中介组织是提供知识产权产品补充和推动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成了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将研发、推广与应用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要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评估、交易咨询和诉讼等中介服务机构，提高服务水平、拓展服务功能。同时要加强对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信息咨询服务，突出专利事务所、商标事务所的职能，细化评估标准，推动知识产权中介服务向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知识产权中介组织是知识产权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越是发达的地方，知识产权中介组织越是活跃。当前在我国，知识产权中介组织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对这类机构和服务认识不足，没有形成接受社会服务的观念，企业习惯性地接受政府服务；二是社会自治能力不强，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发育不成熟，本身支撑能力不强，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必须积极培育我国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增强其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能力，并加强对其引导、规范和管理，使其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过程的重要力量。
(二)多元参与主体合作机制的构建首先，推动政府、企业及社会主体的合作。这种合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到企业和社会主体的知识产权活动中来，为其提供政策支持，协调各方关系，必要时为之直接提供资金支持。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制定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来协调企业与社会团体之问的利益关系，促进和加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推动“产学研介”战略联盟的建立。第二，政府通过采购行为，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其竞争力。在企业投资失灵的领域政府直接投资提供知识产权公共产品。第三，完善社会中介服务支持体系，大力促进孵化器的发展。第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等等。
另一方面，企业和社会主体可以充分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企业、社会可以用其拥有的市场信息或专业知识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企业和社会主体可通过听证会或座谈会的方式，广泛参与政府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决策过程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使政治系统的政策产出更具有合理性和回应性。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2
论文摘要：由于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共时挤压”的特性，这样的环境促使中国公共行政退出市场领域，市民社会开始发育；公共行政退出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公共治理理论兴起。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论文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3
马克思主义(狭义)的政治哲学精神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两句话来概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了的政治生活才是人类最优良的政治生活。为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然是实践的政治哲学,它致力于使哲学家们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承担起改变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还是具有历史主体性的政治哲学,它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主体一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是具有历史批判性的政治哲学,它主张通过批判和创新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上,葛兰西尊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张。他的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对历史的开拓,这种精神会延续几个世纪,直到传统的政治社会消失,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实践哲学的根本任务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其实,综合考察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就会发现,他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对“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的回答,而在于对“怎么才能实现优良政治生活的回答”。恰恰因为他对后者的回答,既奠定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同时又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如何实现最优良的政治生活,葛兰西从西欧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完整的文化霸权理论。他以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差别为契人点,构建了市民社会的核心范畴,提出新的革命观,制定了新的革命战略,并阐述了知识分子在实现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1.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正是在分析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获得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使用过市民社会的范畴,但他们都是从物质生产关系方面来理解的。葛兰西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在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从意识形态角度赋予了市民社会新的含义。
葛兰西认为在具有专制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国家政权稀释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不发达,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维护社会稳定的是国家政权和暴力统治。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对国家结构分析的观点,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简明公式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这样,他对市民社会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政治社会代表暴力和强制,是的工具;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物质生活领域,而是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如他所指出的:“通常把国家看做是政治社会——这就是说,被用来把群众控制得和特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相一致的手段或某个其他的强制性机构,而不是把它看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
2.革命观。根据市民社会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不同状态和地位,葛兰西提出了西方的革命形式应该是一种总体的革命。这种总体性的革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社会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拓宽革命的领域。葛兰西认为,革命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展开,全面地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统治,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文化、工作与权力机构的雏形,而把社会主义预先演示出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概念——这是新制度的精神前提。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第二,从个人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个体主体。葛兰西认为,不仅要在外部通过政治革命使人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而且要在人的内部,在他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在他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中进行革命,从而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体,创造出脱离资产阶级结构的新人。
3.革命战略。为了实现这种总体性的革命,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战略一“阵地战”。葛兰西借用军事上的术语“阵地战”与“运动战”来阐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革命战略及其革命战略的新转变。在这里,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是指采用暴力的手段直接夺取政权。而“阵地战”则是指逐渐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坚守自己的阵地,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塞”和“堡垒”,要一个一个地予以摧毁,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新的革命战略。在他看来,像俄国那样的东方国家采取“运动战”是可行的,因为他们没有市民社会的基础,国家的力量表现在军队上。因此,只要客观条件适当,就可以通过政治革命进行改朝换代。
葛兰西形象地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变成了很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祸性的侵袭i在这种场合下,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好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在这种战争中,看上去一定能够消灭敌人全部防御体系的猛烈的炮击,事实上只能破坏它的外部掩蔽的工事,因而,在冲击和进攻的时候,进攻者面临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线。也就是说,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用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会自行瓦解。因此,要想在现在的西欧资产阶级国家获得工人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m。
4.知识分子。为了实现“阵地战”的革命战略,葛兰西认为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注,也试图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及其职能问题。
葛兰西
重新界定了知识分子的范畴。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知识界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智力活动专门化了并交给各类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初级的专门化仅限于经济方面,但任何基本阶级决不会就此止步,它渴望领导社会,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宣传工具,而且肩负着在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建立“意识形态结构”的重任。同样,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负责管理国家机器与军队。葛兰西把领导阶级与从属阶级对照比较时指出,某个阶级只有当形成了善于行使领导权和强制的知识分子阶层后,才能有效地具有同质性。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4
关键词：葛兰西；马克思；市民社会；意识形态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成为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和经济领域。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有着多重内涵的范畴，它既指私人领域、非政治性社会组织和资本主义社会，也指物质交往关系总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并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治领域，不仅包含显性的物质关系，还包含隐性的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蕴含有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对我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学理关联
市民社会是葛兰西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近年来，学界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对葛兰西和马克思二者的市民社会理论给予了较多的关注。那么，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什么关系呢？对此，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或猜想来理解，而应从它们之间的学理关系和实践指向来进行考察。
1.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范式考辨
关于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关系，学界大致存在着四种完全不同的解读。一是“颠覆论”。以博比奥为代表的“颠覆论”者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则主要指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等观念上层建筑，其实质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回归。二是“发展论”。以G.亨特为代表的“发展论”者认为，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其理论核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他不可能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也不可能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市民社会理论不过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所做的填补与引申，其实质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是“综合说”。19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重视对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阐述，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来源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而且还来源于黑格尔国家学说、列宁政党学说、克罗齐教会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等[1]，可谓兼蓄各家之长。四是“两不相干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含义完全不同，甚至不应当将其所说的“社会”理解为市民社会，应将其还原为公民社会[2]。由此可见，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两者关系的解读，是学界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虽然这种研究过多地拘泥于学理推论，但毕竟为我们全面考察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2.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基本范畴的界定
由于狱中环境的恶劣和严苛，葛兰西在写作时多用隐语，并尽量沿用以往理论家们的旧词以表达著作意旨，因此《狱中札记》和《狱中书简》中的大量理论学说和词语信息实在无法确凿地为读者所全然理解。“市民社会”这一术语也是如此。考察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关系，必须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的多重含义进行解析。通过对《狱中札记》三个篇章尤其是第二章第二节“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判，大致可以析出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三重诠释：一是作为与国家或政治社会对应的“公民社会”。这里的“公民社会”是一个非政治性集群范畴。“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3]194在这个层面，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不仅相对于国家而存在，而且具有比国家更为稳定的结构。市民社会领域的权力与国家统治领域的权力成反比关系：国家统治领域的权力越大，则市民社会领域的权力就越小；国家因衰败而减弱或放弃权力，则市民社会领域的权力就随之扩大。二是作为对应公共机构而存在的“私人性”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葛兰西认为，这些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主要有两种组成形式：一种是自然形式，另一种是契约或自愿形式。[3]220前者主要是根据地缘关系或族群关系形成的社区、社群、种族和民族等，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者主要是根据社会成员的需要组成的私人共同体，如传媒、工会、教会、贸易联盟、学校等。[4]56三是作为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国家相比较而存在的“被调和了的社会”。在葛兰西看来，这个“被调和了的社会”并不是革命幻想或乌托邦式的社会学假设，而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由于越来越多的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因素的出现，国家强制的一面将逐渐消亡”[4]263。葛兰西反对拉萨尔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关于市民社会可以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和”的理论，认为市民社会只是有条件地“被调和”，只有在阶级对立消除即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以后才能实现，“人人真正平等，具有同等的理性和道德风尚，可以自由自发地接受法律，无须其他阶级强迫”[5]。
3.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逻辑一致性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有着各种不同的涵义，如：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领域、具体的社会组织等。虽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内涵非常丰富，但它绝不是如泰勒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援用了黑格尔的概念，并把它几乎完全地化约为经济领域”[6]。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本质上和学理上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其一，他们都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只不过，马克思关注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7]582-583。在这一时期，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社会对应的实体，尚未完全独立出来，市民社会的成员更多地直接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残暴统治和残酷剥削。正是这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批判，并在学理上力图摆脱黑格尔抽象精神而从市民社会中汲取力量。而葛兰西关注的则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期的社会现实。在帝国主义时代，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占有更多的世界市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加倍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市民社会的权力因此被国家权力剥夺殆尽，无产阶级变得更加困苦。其二，他们研究市民社会的核心意旨都是为了揭示资产阶级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尘世的生活……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7]30在马克思和葛兰西看来，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或特定的阶级，无产阶级是矛盾着的存在。他们相对于自然是人，但在现实中不是“人”，而是资产阶级用以剥削的工具和对象，所以无产阶级必然要破除市民社会的异化、恢复“人”的地位，从而实现自身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其三，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市民社会必然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阶级对立的消灭而逐步消亡。马克思认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7]665。葛兰西也认为，市民社会彻底取代政治社会的过程，正是国家消亡的过程。由此看来，虽然葛兰西和马克思对市场社会理论的表述不尽一致，但基本指向是相同的。
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多维解读
虽然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内核，但作为第二国际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左”倾思潮代表人物，其诸多理论学说又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开创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就是葛兰西诸多独特理论中的典型代表。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同的是，葛兰西发现了市民社会蕴含着除经济交往关系之外的多元文化和阶级意识。这样，葛兰西就绕开了黑格尔的伦理视角和马克思的经济视角，而从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切入对市民社会进行解剖，并由此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斗争夺取资产阶级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确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自身的解放。从本质上讲，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既包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普遍理性共识，也有其自成一体的意识形态学说，是一个多维度的理论有机体。
1.功能维度：市民社会具有意识形态的防护职能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生长于国家之中，与国家所代表的政治社会交互联系、不可分割。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市民社会，不仅包含经济关系、伦理关系，还涉及宗教、文化、哲学等关系。当政治关系及其力量在市民社会中发挥作用时，市民社会就成为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行使管理霸权的中介。“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3]24显然，在葛兰西看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统治起防护作用的上层建筑有两类：一类是显性的，即国家、政府等统治集团的上层建筑，它以直接管辖的形式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另一类则是隐性的，即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国家上层建筑在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在这个层面，葛兰西突破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在经济上决定政治国家的观点，强调在意识形态层面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重要保护作用。对此，葛兰西有过形象的比喻：“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3]191而葛兰西之所以从上层建筑层面考察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管辖职能，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当时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和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加强控制的理论回应；二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趋向的深层思考，他特别关注的是革命如何发动的问题，而不是革命的根据问题[8]。
2.过程维度：知识分子和学校教育是维护意识形态的“中介”
在葛兰西看来，既然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国家）通过上层建筑共同承担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防御体系的职能，那么它们就必须通过合适的中介来教育引导思想，防范被统治阶级“危险思想”的传播。他认为，知识分子和学校教育充当了这一中介作用。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他们与统治集团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解’”[3]7。因此，知识分子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在抽象的民主中产生的，而是在传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知识分子产生于“储备阶层”即中小城市资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中小资产阶级。根据他们的来源，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传统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城市型知识分子（官员、公务人员、管理者等）和乡村型知识分子（教士、律师、公证人、教师、医生等）。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履行职责的范围和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但无论他们是哪一类知识分子都无形中充当了“统治集团的‘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3]7。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维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一方面是使人民“自发”服从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社会生活总方向，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不服从资产阶级统治的集团加以“合法”的强权管辖。因此，无产阶级作为不“首肯”集团必须培养“首肯”于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用以打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教育引导无产阶级，从而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葛兰西认为：“一个政党所有的成员都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3]11，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把整个政党凝练成“集体知识分子”，自觉担负起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并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任。同时，葛兰西还看到了学校教育在维护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学校是生产意识形态的“工厂”和培养知识分子的“工具”，同时也是衡量国家文化统治实力的标准。“不同国家知识分子职能的复杂性，客观上可以通过专业学校的数量和级别来衡量：教育所覆盖的‘领域’越广泛，学校教育的‘垂直’‘级别’越多，一个国家的文化界和文明程度便越复杂。”[3]6所以，无产阶级应当重视学校教育并通过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生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的意识形态。
3.主体维度：无产阶级政党是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体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直接来源于市民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为资产阶级积累资本和社会财富而自己却日益贫困。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最先进和最坚定的政党，要实现资产阶级统治、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革命目标，不仅需要具体的实际的武装斗争、政治斗争，还需要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在葛兰西看来，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在内，任何政党的存在都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并对政党绝对忠诚的群众；二是要集中各种力量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约束力；三是把第一个条件和第二个条件结合起来，并使它们成为道德和各种精神力量联系的中间要素。葛兰西认为这三个条件不仅须同时并存，并要有合理的比例，第二个条件至关重要，它决定着第一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要让这一切发生，必须形成一个铁的信念，即特意解决关键问题是必要的。没有这样的信念，第二要素就无法形成。”[3]116葛兰西这里提及的“铁的信念”实质上就是维系政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一个政党是依据阶级利益而产生并为维护阶级利益而战斗的，“一个党的历史只能是一个特定社会集团的历史。但是这个社会集团并非与世隔绝，它有自己的朋友、亲近的集团、对手和敌人”[3]114。因此，政党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用以团结朋友和与之亲近的集团，达到瓦解对手和敌人的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尤其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发动革命不可或缺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这是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但同时也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事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团结广大群众即市民社会中的非政治力量，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组织并接受政治教育。没有这些意识形态教育和武装的过程，“集中和突发的形式就不可能存在”[3]81。总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必然对市民社会进行激烈的争取，能否有效地控制市民社会并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关键就取决于谁在意识形态控制上占有绝对主动权。
三、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葛兰西研究市民社会旨在说明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极端重要作用，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政治革命中的核心作用。虽然葛兰西忽视了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的地位，对经济基础也缺乏合理的解析，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作出了理论贡献。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内各种淡化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断涌起；国际上，以文明冲突、文化渗透、文化霸权为标志的潜在斗争不断激发。国内外问题的交织、并行，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可以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1.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
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9]153这段论述表明了党的基本职能有两项，即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的思想建设，把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与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统一起来。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虽已与马克思、葛兰西当年所认识到的“东方世界”有较大区别，但东西方世界的斗争与抗衡尤其是文化斗争和意识形态抗衡没有减弱，西强东弱的局面没有改变，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价值输送依然存在。因此，加强而非削弱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具有天然的和历史的合理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应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方面，对内应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9]153。第一个“巩固”强调的是一元主导，是指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它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是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第二个“巩固”更为具体，它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多元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有益思想的集合。这两个“巩固”为新时期凝聚思想共识提供了根本指向，为澄清模糊认识、划清是非界限提供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对外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并扩大国际话语权。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表明，文化软实力关系政党存亡、民族兴衰和国家成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变虽然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不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以致无法抵御西方文化侵袭而自乱阵脚。当前文化软实力建设尤应处理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传播中国故事”与“聆听世界声音”的关系。我们既要与世界文化融为一体，又要彰显中国文化优势、抵御西方文化中的消极东西，在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同时赢得世界认同。
2.把握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传导职能
按照葛兰西的看法，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一个“被调和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形态中，“统治”和“强迫”的政治专制性因素将被“理性共识”和“价值认同”所取代。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必须凝聚共识，引导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和道德伦理等高度认同。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市民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市民社会是私人领域和私人组织的总和，它介于国家与家庭、个体中间，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向个体疏导的中介职能。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市民社会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种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迅猛发展，尤其是各类社会学术团体的知识生产、文化传播和价值引导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然而，整个市民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无序化、非规范化的发展动向。针对这种情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在培育市民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把握其意识形态的传导职能。当前，应重视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重视市民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以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有序参与政治；二是重视虚拟市民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以规范网络运行和文化传导；三是重视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既不能行政强迫，也不可放任自流，应在政府社会管理与市民社会自我规范之间寻求适度平衡；四是适度增加市民社会的话语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给予市民社会以适度的权利，以凝聚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
3.提高辅助中介意识形态的引领和防卫作用
意识形态建设关涉整个思想领域的动向，它是统治阶级通过教育组织、宣传媒体和“意见领袖”等辅助中介凝聚并建构社会共识的过程。因此，当前我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应高度重视并增强辅助中介的引领和防卫作用。首先，必须加强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其办学性质和办学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因此，应旗帜鲜明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国史党史教育，增加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道路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同时，应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导和管理，防范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错误思潮在高校传播。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增进价值认同。其次，应规范各类媒介等舆论阵地和精神生产组织的管理。这里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报刊、广播、电台、网络等舆论宣传媒介应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自觉维护党的权威和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文化创作单位、文化生产企业等精神生产组织应坚持有益生产与有效生产的统一，既要追求经济效益更应注重社会效益。第三，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作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过程中具有“关键少数”的作用。如前所述，葛兰西正是在考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公务员”功用之后，引发了无产阶级必须培育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这一思想对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有着较大启发。当前，我们应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并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重视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自我教育，使其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从而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10]；另一方面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支持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发挥引领整合社会思潮、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良好作用。
参考文献：
[1]单提平.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及当代意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103.
[2]王晓升.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重新认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116.
[3]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Gramsci.Futher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m].London：Lawrenceandwishartpress，1971.
[5]周兴杰.葛兰西“市民社会”的三重意指与“霸权”的丰富内涵[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7）：62.
[6]邓正来，亚历山大JC.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徐强.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J].南京社会科学，2008（2）：14.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6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郁建兴，《哲学研究》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3期
2、
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总第1期
3、
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总第8期
4、
景跃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述要”，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5期，页197
5、
方朝晖，“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05期
6、
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05期
7、
陈晏清,王新生，“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
8、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01期
9、
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05期
10、
何增科，“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2期
11、
马长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法学研究》，2001年03期
12、
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2000年03期
13、
郁建兴，“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研究》1997年04期
14、
童世骏，“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欧洲》，1995年03期
15、
王元，“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观述评”，《东南学术》，1995年03
16、
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society──civilsociety概念再检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1期。
17、
储建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18、
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
何增科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
20、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21、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2、
李凡：《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
23、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
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7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知识分子教育葛兰西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在看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俄国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失败后，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总体过程，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方面的革命，还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而且后者更为重要，是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前提，“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必须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一)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涵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文化”是何含义呢?葛兰西解释说“它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基于此，他将某一社会集团在文化、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所取得的领导权，称之为“文化领导权”，其特征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同意主要的统治集团对社会生活作总的指导”。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构筑在其对“国家”的独特见解之上的，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他没有从经济关系来理解市民社会，而把其看作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与政治领域并列的文化、伦理等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工会、教会等民间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其特征是同意、认同，是文化领导权的载体，是国家统治的前提。如果没有公民的同意，一个国家将维持不下去，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权，就是借助强力之外的力量来对公民进行教育，使之自愿接受这种领导权。通过这一思想也就解释了社会主义革命先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原因:俄国的工人阶级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大量的小农分散在农村，市民社会在当时还是原始的，尚未牢固，一旦反动政权被砸烂，资产阶级政权便土崩瓦解，无产阶级就可以立即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制经济、政治因素入侵的灾难性后果。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与批判。他与马克思在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他认可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但对市民社会，马克思与葛兰西却有不同的认识。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区别的，体现为财产、经济关系，具有经济基础意义;而葛兰西则认为市民社会是文化、伦理等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受制于政治上层建筑，而葛兰西则认为市民社会即意识形态，是政治、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即政治社会的基础。
(二)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主体
在资产阶级掌权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如何获得文化领导权呢?葛兰西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论。他没有从传统观念上来理解知识分子，而是认为知识分子的活动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区别标准不应从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去寻求，而应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根据这一标准，他说:“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起着重要作用，“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包括对于主要统治集团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总方向，人民大众所给予的‘自发的’首肯;‘合法的’对那些既不积极也不消极的‘首肯’的集团加以强制的国家强权机构。该机构是为自发的首肯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管辖和统治危机的关头所建立的”。
葛兰西还指出“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的构造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其有机知识分子即市民社会里的领导组织者和政治社会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定者来实施其战略的。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所有那些渴望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人，他们一方面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培养与发展自身时造就的，另一方面也依靠传统的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转化。因而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传播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掌握文化领导权。
(三)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
葛兰西通过对比东西方的国家结构，总结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失败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强大，反动政权仅是其“前沿阵地”，思想、文化的优势，以及学校、教会、道德观念等，市民社会的稳定，才是其坚固的“堡垒”，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承受经济、政治的打击。因而工人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通过“阵地战”的方式，即通过攻克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强大堡垒，不断渗透和颠覆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庞杂机构的方式。这表明争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表现为一个艰巨长期的过程。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
文化领导权是现代社会形态发展的深层维度，它以一种有别于政治领导权的运作方式，对一定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产生持续的、整体的影响，并使这种生活模式相对稳定地、又悄无声息地按照既定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文化领导权以其广泛性、持续性、非强制性的特征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教化功能，因而注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就有重要的启示。
(一)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葛兰西认为国家的重要前提是同意，而取得同意的条件就是要在市民社会宣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取得文化领导权，在思想上牢牢控制他们，从而使其自愿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西方一些国家正是用非军事化的手段，如经济封锁、政治包围，尤其是文化渗透等来传播西方价值观、制度模式等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来达到瓦解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
我国历代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文化领域的建设，毛泽东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的成功入世，使我国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各种思想文化的涌入，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冲击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更要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发展各类群众文化，大力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传播，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文化市场建立与管理，形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对待西方文化，我们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可全盘西化，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转贴于
(二)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
葛兰西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承担的职能及其重要作用的分析，对我们也极具启发意义。在当代，我们更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国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制造者，承担着创造新文化、发展新理论，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供理论指导、技术支持，并不断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的职责。我国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教育领域承担着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职责，承担着向人民群众传播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价值观等职责。我国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者，知识分子有着丰富的文化理论知识，深刻的思想，以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指导，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指引道路、方向。
(三)重视教育的作用
在这里把教育单列出来是为了强调教育的作用。葛兰西说:“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已变得如此复杂，各门科学与日常生活日益紧密的交织在一起，这致使每一种实践活动都势必要为自己的管理者和专家创立一类新的学校，并且在较高的层次上创造一批在这些学校任教的专家知识分子”。由此可见教育的重要性，它是培养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四)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掌握了政权也必然继续以往的领导”。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而且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忽视文化领导权，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权”一劳永逸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它仍处在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所以，工人阶级无论是在革命阶段还是在执政阶段，都必须注重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问题，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取得最终胜利所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苏联解体就是一个教训。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苏联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宣传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不能以辩证的方法来处理好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能以有效的工作来形成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所应有的精神认同，放弃共产党的一党领导，而与其他政党变成为平等竞争的合作伙伴关系;党的指导思想也从科学社会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奋斗目标、阶级性质、组织原则等都变了，最终自行解散，苏联也迅速走向解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就是，我们要牢牢把握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任何时候都绝不能放弃。我们在当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注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把握，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全民，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总之，在当代社会主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始终把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不能忽视，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取得最终胜利所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萧贵毓，张海燕.社会主义思想史纲[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2.徐志远，韩勇鸿，乔运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与学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8
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1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分外突出。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这两个研究取向，这十多年来，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上，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置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新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史的领域，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那么，除了上述新的领域之外，还有没有新的知识分子研究论域值得开掘呢？
我认为，继承198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研究的思路，可以继续从两个层面将知识分子研究推进一步。其一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内在理路，从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自我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突破上述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启蒙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它们是由中国和西方哪些思想资源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启蒙思想内部又形成了哪些纠缠在一起、又相互冲突的现代传统，这些思想传统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当代现实发生了哪些影响。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不仅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同西学一样，中国文化传统也同样参与了启蒙思想的建构，而中国的现代性又往往通过传统的方式加以显现。考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形成他们的现代性思想，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不同的分化和交叉，从而疏理出近代不同的思想脉络，分析它们与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思想的传承关系，启蒙思想内部又是如何分化、组合，如何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脉络，彼此之间如何组成一种相互冲突和渗透的关系格局，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实践模式。这一研究将从新的领域和视角，继续实现美国著名思想史研究权威史华慈教授生前所没有完成的研究目标：探索整体上未解决的现代性之复杂性。2
而另一种研究知识分子的新的途径是外在理路，即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开始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点考察在思想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在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视的课题，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因此，本文将着重从都市空间这一新的视野，来讨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论域。
一，都市空间网络
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时间为脉络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其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地是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于是，考察现代社会的空间关系，特别是都市的空间网络，便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新的问题意识。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和活动于一定具体的空间关系之中。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儒家士绅所活动的空间，是一个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他们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之外，有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架构。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士绅，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3 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也就是说，他们活动的空间基本上是自然的、有限的、固定的和非流动的，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和精神的联系。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晚清，作为一代重臣曾国藩，率领湘军远征的时候，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乡土之根，忠告自己的子女们要记住“耕读为本”。
不过，到了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伴随着商业城市的崛起，一个过去没有过的绅商阶层（即有商业背景的绅士）出现了。4 过去的乡绅主要集聚在乡村，但是到了明清时代的江南社会，一批读书人开始往城市聚集。在城市里面，发展起书院、会馆和青楼等一些新的知识人活动的空间，这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脉络和前提。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社会中的青楼。青楼作为一个明清士大夫公共交往的重要空间，其功能很有点类似18世纪法国、德国的贵族沙龙。在沙龙和青楼之中，必定有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主人，以她为核心，周围聚集着一批文人墨客，高谈阔论，引为同道。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这样描写以柳如是（河东君）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聚会：“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5
现代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大都市集中，现代的都市替代传统的乡村，成为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中心。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公共空间的过程。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不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都市人和都市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们全然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在都市的空间中获得自然的公共基础。正因为如此，都市人特别需要公共交往，通过各种各样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建构新的关系网络。都市的公共空间不是自然的、历史的，它们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像蜘蛛一样，都市人无时不刻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建构各种各样的空间网络，并在这样的空间网络中实现自我的认同。
福科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之中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人工建构的网络空间，而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经过时间长期演化而自然形成物质存在。6 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规则，不再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都市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等。正是这些现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
二，管理型公共领域与批判性公共领域
上述这些公共空间，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在许多时候扮演了政治批判的功能，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后者要比前者宽泛得多，主要是指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们实现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的场所，而前者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带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性质的概念，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所生产的是社会公共舆论，并以此成为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渊源。7 显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建构和赖以生存的都市空间，正是广义上的公共空间。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呢？这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在美国，以罗威廉和兰钦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武汉和浙江地区晚清社会和城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不具有批判性、仅仅涉及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地方士绅公共领域。8 而另一批美国学者魏菲德、黄宗智等对此表示置疑，黄宗智提出了一个“第三领域”的概念，以此区别哈贝马斯具有很强欧洲历史色彩的公共领域概念。9 在中国学界，类似的讨论也十分热烈，而且更具有当下的问题意识。10
有关公共领域的争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这些争论所涉及到的，是一个更为后设的问题，即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公私观念的不同理解。国家与社会、公与私，在欧洲的历史之中，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国家与公相联系，社会与私相关联，二者之间从古罗马时代起在法律观念上，就有着明确的界限。到中世纪中期，随着自治城市的产生，出现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并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出现了麦克弗森所分析过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11 所谓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正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意识基础。而在市民社会的历史前提下，产生了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个人通过在沙龙、咖啡馆和公共媒体的舆论，以公众的身份参与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批判性讨论，从而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其界限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以普世王权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系统，属于国家的范围，而以地方宗法家族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属于社会的空间。不过，这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欧洲那样清晰的二元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扮演了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功能。儒家士绅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中央帝国的王权－官僚管理体系，在朝代表国家，在野代表民间。士绅的身份是双重的，但其集体信念又以儒家学说为自己的公共认同，通过士大夫集团的中介，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不是像欧洲那样互相抗衡，而是有一种积极的互动，特别是在地方事务上，常常是相互渗透交错。
与此相对应，传统中国的公私观念是一个道德评价性的概念，其法律界限相当模糊。正如费孝通所说，在中国人伦关系中的“差异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个人所代表的相对利益。比如为家族争利益，对于国家来说他是私，但对于家族自身来说，又代表着公。12 虽然在社会关系中，公私相当模糊，但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公与私就像理与欲一样，代表着两种相反的价值，君子修身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私欲，实现大公。
也就是在上述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特殊关系基础上，晚清社会所出现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欧洲的公共领域，即罗威廉和兰钦所研究的管理型公共领域。这一管理型的公共领域，或者用黄宗智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是一种在国家权力与宗法社会之间的组织，以地方士绅，特别是城市绅商为主体。他们不议论朝廷国事，所关心和从事的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比如赈灾、慈善、消防、水利等社会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由于国家的资源和权力有限，地方绅士对这些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也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鼓励和支持。它并不是与国家对峙的公共空间。相反地，是一种“国家权威的社会性设置”。它建立在地方性与团体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像欧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那样建立在对个人权利与私人财产的保护上。换而言之，在19世纪的中国，虽然有士绅公共领域，却没有欧洲那样的市民社会。它更多强调的是地方士绅的公益精神，而非捍卫私人权益。13
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和讨论的下限基本局限在19世纪，研究的领域也多集中在浙江、武汉、成都这些中小型城市和城镇。14 那么，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在上海这样的相当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呢？我对晚清以来上海公共领域的研究表明，这种批判性的公共领域，以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开始，随着各种具有时论功能的报纸、杂志以及知识分子社团、沙龙的涌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过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生产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15 与地方士绅为主体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不同，它在中国的历史中自有其渊源可循，来自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这些传统因素在清末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批判性公共领域的主体不是那些地方性士绅，而是具有现代意识和救世关怀的全国性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公共媒体、政治集会和全国通电，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公共舆论，对当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如此，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中国公共领域，依然与哈贝马斯所说的以欧洲经验为历史底色的公共领域，有众多不同：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因而，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为主体，而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这样，对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循着两种不同的路径进行，一种是近代地方性士绅与城市的管理型公共领域的关系，另一种是现代全国型知识分子与都市批判型公共领域的关系。这两种公共领域所呈现的空间虽然有重合，但显然各有特色：前者多为茶馆、会馆和士绅团体，后者则为咖啡馆、沙龙、公共媒体、同人刊物和现代知识人团体。每一个城市空间，都形成了一个或大或小的关系文化权力网络，知识分子借助这些公共领域，形成了各种相互交错和重叠的共同体，并交织而成一个巨大的以都市为中心、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逐级辐射的等级性的知识分子网络空间。无论是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个体的研究，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网络空间中，才能找到研究对象的确切位置。
三，都市知识分子的特征
从乡村知识分子到都市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之中，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直接转型，其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过渡形态。最早从乡村知识分子当中分化出来的，是明清时代的儒商和文人墨客，如钱谦益、郑板桥等。他们的生活基本脱离了乡村，进入了扬州、苏州、杭州等商业城市，亦官亦文亦商，形成了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城市生活和世俗文化。第二阶段，到了晚清，随着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崛起和租界的出现，在大都市里面出现了像王韬、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型知识分子，他们以租界为活动背景，以洋务为职业，又带有传统江南文人的文化习性和气质。相对科举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洋务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边缘，但随着社会的分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译书、出版、办报、办学等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正业和主流，从中产生出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为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新运动催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游离正途、在民间发展的异端士大夫，他们虽然身居民间，却占据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凭借着都市所提供的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掌握了颠覆乾坤的公共舆论。这些人的身份有自由作家、学堂教习，也有职业报人和职业政治家。到了这个阶段，知识分子与都市的关系不再是洋务时期那样的边缘性和模糊性，而是具有紧密的关联，他们的活动和舆论参与建构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成为都市风景中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最后，到民国以后，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媒体产业逐步完善，以都市为中心的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网络形成规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终于定型了:他们可能是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充满了布尔乔亚的高贵、优雅和矜持，也可能是鲁迅这样的自由作家，愤世忌俗，与秩序为敌，洋溢着独立不羁的波希米亚精神。总而言之，到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与乡村完全斩断了精神上的脐带，成为完完全全的都市人。
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但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与乡村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不是像后者那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
这里所说的具有归属感意义的空间关系，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以文凭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布迪厄的分析表明：现代的学校体制以知识中立的方式，不断生产着以名校毕业生为顶尖阶层的知识分子等级体制，16 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拼命挤进名校或出国留学，以获得显贵的教育出身。而名校或留学海外的毕业生，又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交往共同体。这群被布迪厄称为新宰制阶级的都市上层贵族，与传统封建贵族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是以先天的血统为基础的，而以高学历和名校为身份徽记的新宰制阶级，可以通过后天的个人努力而获得。不管如何，学校的出身在都市公共关系网络中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认同、相互认肯的第一层空间关系。
第二层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传统中国社会也有意识形态，那是被中华帝国所认可的、为科举制度所不断制度化的儒家学说。然而，辛亥革命以后普世王权的瓦解和乡村宗法制度的衰落，使得作为知识分子公共信仰的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崩溃。现代资本主义的职业分工、阶级利益的分化和现代多元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得都市知识分子出现了“有机化”，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17 知识分子不再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如同古希腊各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神坻一样，在不同的都市知识分子之间，也有各自所崇拜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由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交错复杂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而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构成了都市知识分子不同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冲突、论战，常常充满了语言暴力，一旦意识形态冲突与军事/政治力量相结合，就会演变为更为残酷的战争暴力。
第三是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现代知识分子不停在各个都市里面游走，以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生存方式和文化气质的都市空间。在现代中国，不同的都市文化生态差异很大，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而现代上海拥有国内最发达的报业、出版社和娱乐业，借助这些加入了全球化过程的文化工业，激进、漂浮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上海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并且形成散状形态的、多元公共舆论。1927－1930年期间，在那么短暂的三年多时间，上海一度云集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鲁迅为首的语丝派、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为代表的创造社/太阳社、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和张君劢、张东荪、李璜为代表的解放与改造派/国家主义派。最后，经过一番复杂的争斗，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同盟，留在了上海，胡适、张君劢这两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沪北上，重返北京。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自由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决非偶然，与两个城市的文化空间和都市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被动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一方面是都市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结构制约、影响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积极能动地参与了都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建构。
都市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和团体认同，不仅取决于上述三个都市建构性的空间关系，即使在现代城市公共网络中，传统的血缘、地缘自然关系虽然不起主导功能，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发挥着其潜在的影响，宗亲关系、同乡关系，深刻地镶嵌在现代都市的人际交往中，与现代的文凭身份等级、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交织成一个巨大复杂、相互缠绕的交往关系网络。在这个迷宫一般的彼此重叠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认同、交往空间和身份归属不是单一的，而是呈复数状态，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价值和身份取向，有多种团体认同和身份归属，这形成了知识分子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萧邦齐在对1920年代浙江的左派知识分子沈定一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分析其在大都会的上海、省会城市杭州和作为乡村的衙前三个不同空间的活动，揭示了“沈在这三个地方的活动不仅展示了三者间的相对结构和价值维度，也展示了三者的历史角色扮演者、社会网络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维度”。18 如何辨别知识分子个体所活动不同的空间网络，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不同的网络关系中揭示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身份和内在思想，是知识分子个体研究中值得发掘的深度所在。
都市知识分子由于其与乡村知识分子不同的性质，他们的社会角色、知识结构和内心世界相互之间不是和谐的，而是充满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根据曼海姆的分析，这些冲突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从都市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是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在乡村社会的熟人世界中，个人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模糊的。但都市的居住方式形成了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城市家庭与工厂、办公室之间的分离首先强化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之间的区分。公共官员的工作模式标志着这一区分强化的另一阶段。其工作中的行为完全暴露给大众而在工作时间之外才隐退入私密性之中。而知识分子则试图将他所做的几乎所有事都纳入私密性的范围，因此他成功地将个体化的城市私密性发展到极致”。19 现代知识生产的私人性和个人自主意识，使得都市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人主义的，然而在都市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他没有现成的、自然的历史关系可以凭借，一切都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和建构公共关系。假如他没有被某一个或若干个关系网络所容纳的话，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弃儿。因此个人主义的都市知识分子比乡村知识分子更需要社会交往，在他抵达城市的第一天起，就需要寻找适合与接纳他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但在公共的关系网络中，都市知识分子的私密本质又试图在公共关系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就产生了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
第二， 从都市知识分子的知识类型来说是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的紧张。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日常经验的知识与秘传知识。前者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个体的经验获得，与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作为民俗“小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一种日常知识，它安排传统宗法社会中的人伦日用，成为日常生活的精神指南。不过，还有另一种秘传性知识，它虽然源于日常生活，但逐渐与日常生活分离、疏远，成为一种专业的或抽象的知识系统。特别到了现代都市社会，知识越来越学科化、专业化，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知识分子就无法掌握这些秘传性知识。曼海姆指出：“在简单文化中，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常常汇聚为一种。由部落垄断的技艺常常构建了一个秘密的主题，这种技艺本身却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巫术的来源和基础是秘传的，也常常进入到私人活动的日常循环中去。而日益复杂的社会却倾向于将日常知识与秘传知识分离开来，同时也拉大了掌握这两种知识的群体的距离。” 20 在都市知识分子之中，由于知识类型的不同，形成了两大知识群体：以媒体为活动背景、与公共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以学院为生存空间、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专业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常常会发生某种紧张。而且在知识分子个体之中，由于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相互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关系，因而究竟更多地关注于专业知识，发展学术，还是转化为日常知识，启蒙大众，也构成了内心的冲突和紧张。
第三，就都市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来讲是价值符号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落差。知识分子按照本性来说，是以创造和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为其自我特征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抽象知识（所谓精英阶级的“大传统”）与他所每天身处的世俗知识（所谓民俗意义上的“小传统”）有着同构的互生关系，精英的符号离日常人伦不远。而都市生活充满了符号性和象征性，因而都市知识分子常常沉溺在意识形态抽象世界而浑然不觉。意识形态常常营造出一种虚幻的体验意识和空间感受，知识分子所创造和传播的价值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仅仅存在是一种象征或隐喻的关系，正如卡尔·曼海姆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学者是在图书馆内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实际环境中。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21 知识分子的符号世界源于现实世界，但前者并不能等同于后者，但作为符号世界的造物主，知识分子在意识中常常将符号世界幻想为现实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在二者之间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断裂和紧张。
四，知识分子共同体与公共交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考察都市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如何实现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公共交往的关系。在这里，我们要引进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这一理论对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阐释途径。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他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模式。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22 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作为各种力量活动的场所，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各种位置的占有者们争夺和重新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本。布迪厄这里所说的资本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发展而来，但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资本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指的是不同的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货币和劳力）、文化资本（指的是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和社会资本（指的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23）。这三种资本形成了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赖以凭借的资源。而所谓的惯习（habitus）与习惯(habit)不同，它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味、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在布迪厄看来，场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意义上的物理范畴，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紧张性的社会范畴。这种紧张性的产生，乃是因为活动其间的行动者们通过运用各自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致力于争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象征资本。象征资本与前三种资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领袖地位。其它三种资本可以在社会空间不断地生产出来，而象征资本永远是稀缺的，总量有限。布迪厄将场域比作是一场游戏, 资本的拥有者们遵循共同的游戏（场域）规则，力图使自己的资本在互动关系中得到别人和社会的承认，转化为宰制性的象征资本。24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研究都市知识分子共同体，我们可以获得若干新的视野和角度。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每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场域，他们是由一群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学历出身、知识类型、道德价值、文化趣味、生活品味使得他们物以类聚。知识分子对共同体的选择，也就是看哪一种共同体惯习更符合自身的口味。沈从文和丁玲，这一对一起从湖南内地来到沿海大都会的朋友知己，之所以后来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乃是两人所羡慕和追求的文化惯习不同：沈从文希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性、斯文和唯美主义，而丁玲向往的是波希米亚人的自由、热烈和反抗激情，因此一个加入了北平自由主义的文艺沙龙，另一个投身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
即使在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遵循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有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需要考察：在共同体内部，共同体成员们是在什么样的都市空间之中进行交往的，咖啡馆、沙龙、聚餐会、书店、同人杂志还是公共媒体？这些内部空间具有什么样的外部氛围，又如何形成价值共识？共同体内部的领袖和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提携新人？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共同体又是通过什么类型的资本活动以获得象征资本？而其象征资本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次，从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考察，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信仰、价值目标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之间的话语和惯习是否是一种不可通约的关系？如果依然拥有某些交往的公共空间的话，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公共媒体、大学还是广场？共同体的内部场域与共同体之间的外部场域交往的游戏规则有什么不同？在相互论争的共同体之间，争夺的是什么样的话语霸权或象征资本？在互相冲突的话语深层，是否还有未曾言明的思想预设？
最后，从知识分子的整体关系与其外部的都市空间网络来看，其群体的空间分布：不仅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比如上一节提到的北京和上海知识分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在同一座城市之中，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也会有不同的空间分布。城市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同质概念，在其文化地理的版图之中，呈现出一个严格的等级化空间秩序。以旧上海为例，按照文化权力的等级排列，从西南部的法国城，到中心区的英美公共租界，再到西北方向的虹口日本人居住区，呈现出一个降调式的文化空间排列。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其特定的城市活动空间，比如现代主义派文人必定在法国城的咖啡馆聚会，这是作为都市布尔乔亚阶级的空间象征，而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了密谋的氛围。至于公共租界，则成为了不同知识分子彼此交往的公共空间。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大都会的文化地图所呈现的，是一幅都市知识分子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
从都市的空间关系入手，可以打开知识分子研究的全新视野。这一研究论域因为已经拥有了多种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以及丰厚的史料基础，呈现出令人诱惑的前景。它将为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增添一道灿烂的风景线，而显得更加多元、广阔和生机无限。
注 释：
1 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9页。
2 参见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3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新版，第21－28页。
4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9－579页。
5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
6 参见福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载包亚明主编：《都市与文化》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8页
7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8 参见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玛丽·兰钦：《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杨念群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9 参见魏菲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10 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第3章：《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1 参见c.b.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1－28页。
13 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第3章：《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第131－134页。
14 对19世纪中国管理型公共领域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个案是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5 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杂志，2003年第2期；另参见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
16 参见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7 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18 萧邦齐：《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9 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225页。
20 同上，第183页。
21 同上，第223－224页。
22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9
关键词：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治理创新；相关性；优势；策略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7-0047-05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昭示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
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而在这三大系统中，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对社会治理创新来说，最值得挖掘的资源就是激发社会活力，关键是治理重心下移。社区是基本社会单位，如果每一个社区都治理好了，社会治理自然也就好了。目前，我国社区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类型丰富、结构复杂，既有传统的单位大院，也有新建的住宅小区，还有开发区、科技园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城市中心城区政府举办的独立设置成人高校，长期深耕于社区之中，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它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区域成人高校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相关性分析
（一）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涵揭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的必要性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是西方国家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一种社会管理范式。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指导战略，并指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任务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2]。毫无疑问，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但是与之前社会管理不同的是，社会治理在强调政府主体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上下互动、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更加重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首创精神。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重要的终身教育机构，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很多地区将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组建社区学院的重要基础，比如，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关于推进本市社区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沪教委终〔2007〕18号）提出，社区学院原则上应在整合本地区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分校、成人教育中心、成人中等教育机构以及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等基础上组建。近年来，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龙头，在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提升了城区的人文素养和社会和谐程度，成为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区域成人高校发挥自身的优势，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形成在政府的主导下，与区域内政企单位和相关组织进行协同合作，探索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同时，其作为一所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职能，它的协同与参与必将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做出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大的贡献。
（二）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与区域成人高校属性具有一致性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基本职能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稳定。实现这些职能的过程必须要有人文环境、信息环境、法律环境和知识环境。而这些环境是由社会事物与活动的参与者、治理者，在一致的制度与规则社会认知下构成的。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办学机构形式，具有公共性、服务性、开放性、社会性等公共属性，而每一种公共属性则赋予区域成人高校的内涵又是不一样的，其中，公共性说明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服务性要求其必须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理念；社会性体现了其要顺应社会发展与变化的要求；开放性则要求其主动融入到社会中去。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终身教育的平台，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各类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闲暇教育等多种教育服务，可以成为各类人群参与各种学习的立交桥和枢纽。随着学校改革的不断深入，其工作的触角不断向社区延伸，学校紧紧依托社区、服务社区，通过各类教育培训服务市民、改善民生，回应广大群众关切，成为区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是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
高等学校的职能反映着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作用关系。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意义来看，区域成人高校不仅承担着培养人才、创新知识和传承文明的任务，而且还肩负着促进现代化建设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责任。从社会功能角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区域成人高校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责任，其性质与作用定位又都可以归属于它的社会功能。如今，区域成人高校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也体现为其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新时期对区域成成人高校提出的社会责任新要求。
与普通高校相比，区域成人高校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中更加突出的是社会服务职能，关键在于其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式来体现这一服务职能。区域成人高校参与和服务社会发展，绝不是为参与而参与、为服务而服务，而是要紧密联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关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积极协助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化解突出的社会矛盾，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促进社会公正。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21条明确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只有全方位参与社会服务，才能赢得社会的支持。目前，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是区域成人高校重要的社会服务工作，我国社区教育从实验到示范，区域成人高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龙头，这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区域成人高校只有通过主动性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工作，才能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体现突出作用。
二、参与的主要优势
（一）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具有良好的基础
区域成人高校通过长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改革创新，已经具备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良好基础。有学者研究认为，高校服务社会管理创新，首先是创新自身内部的管理，保持和促进自身的稳定，防止或缓解由于自身的不稳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3]。纵观区域成人高校5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从建立初期的补偿教育办学机构，到稳定发展时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载体，再到终身教育理念下的区域市民终身学习平台，区域成人高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基本形成了“一套班子，多块牌子”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培训和区域市民终身教育的功能定位。同时，通过创新自身内部的管理，形成了有效的运行机制，为其自身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证，防止和缓解了由于自身的不稳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区域成人高校以创新的方式加强自身的稳定，实际上也就是在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创新，这无疑是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在基础。
同时，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在开展好高等学历教育、各类职业培训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以社区教育为主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各项工作，逐步确立了自身在区域的重要地位。我国自2000年开展社区教育实验以来，以区域成人高校为龙头的三级网络逐步健全，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社区教育办学实体，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社区教育办学力量。区域成人高校面向各类人群开放办学，提升区域各类人员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尤其是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弱势群体、老年人等开展各类教育，较好地满足了大家的需求。目前，我国城乡已形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122个，实验区241个，社区教育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由此可见，区域成人高校已经具备参与社治理创新的扎实基础。
（二）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具有清晰的定位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为数不多由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院校，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立足并服务于所在区域是其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取向。为此，区域成人高校要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立足区域、融入区域、服务区域、回报区域”的办学方针，在政府的主导下，探索参与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主要是教育的途径。首先，根据学校的区位优势及政府的相关要求，着力开展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指导工作，深入社区第一线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成为服务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指导中心；其次，依托其地域文化特色，将学习与文化紧密结合，通过学习型城区建设的组织网络以及各类机构、载体、活动等，提升并发扬优秀的区域文化；第三，依托学校的教学优势，与相关政府部门、行业联合，开发区域急需要的职业技能、社会服务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教育培训服务[4]。
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这说明区域成人高校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提高人的素养是区域成人高校追求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定位。据此，区域成人高校通过开展社区教育，强化立德树人，提高人的基本素养和文明程度；通过社区教育架设起政府与市民广泛联系的桥梁，促进市民更加了解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也更加贴近基层和市民，从而有利于政府凝心聚力，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社区教育的开展还有助于促进社区的文化建设、环境治理、养老、就业与创业等民生事业，这也是社会创新关注的重点工作。从上海“一号课题”对街镇机构设置来看，社区教育职能被整合到民生、社会发展等职能部门中，进一步强化了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的融合。因此，要不断强化区域成人高校在全民终身学习中的地位的作用，寓教于社会治理创新中。
（三）与社区的天然联系成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便捷途径
区域成人高校是由地区政府主办、教育部备案、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从事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市民终身学习指导工作的教育机构。近年来，随着学校社会服务工作的不断深化，与社区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随着学校社会工作的不断加强，与社区各项工作也形成了广泛的互动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社区是社会的单元细胞，是感知社会需求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也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基层社区又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与基层的天然联系使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备了独特的优势，也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突破口。
近年来，随着终身教育工作的不断推进，区域成人高校与区域内各级政府部门、群众组织等均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具有自然性和必然性。比如，学校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展了政府支持的各类岗位培训，与民政部门合作开展了弱势群体再就业培训，与文明建设部门合作开展了文明社区建设工作等等，而且，这些合作还在不断向文化、环保、科委等部门拓展与渗透。随着社区教育的不断深入，社区教育已成为区域成人高校与社区联系的重要渠道，在社区教育中，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拓展社区教育的辐射面，促进社区成员思想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人文素质、劳动素质及价值观念、劳动态度、合作精神、创业意识等都获得全面和谐发展，从而提升城区的和谐发展。这些，都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通道。
三、参与的基本策略
（一）立足点在于服务区域民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其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区域民生。因此，区域成人高校通过本职业务开展，满足区域内市民的各种学习需求。其中，学历教育仍然是其主要职能和生存基础，需要在成人高等教育领域有所作为、发挥重要作用并承担应有责任，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教学管理需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同时，为适应人才培训和区域教育服务业的发展，学校应该成为人才培训的实体、继续教育的场所和教育服务的枢纽，培训项目需要进一步拓展，教育服务范围需要不断延伸、服务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教育培训和教育服务应该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区域成人高校要成为区域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为市民终身学习搭建“学有所教”的公共服务平台。
（二）突破点在于创新服务方式
区域成人高校推进社会治理创的过程，是一个服务社区的过程，其服务方式直接影响到服务效果。鉴于社会治理创新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因此，服务方式也需要全面思考。有一种方法叫项目推动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服务项目，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如在开展白领培训进楼宇项目、企业员工网上阅读活动项目、社区居民读书会支持项目过程中，可以引导社会各方参与，从而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有效机制，促进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还可以运用事件驱动法，就是运用重大事件驱动的方法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关键是促进人的思想转变，比如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智慧城区建设等，可以通过创新培训课程、建立培训基地等，深入社区开展相关培训，转变思维方法和认知水平。此外，还有典型案例法，就是通过好的案例分析研究，获得更多的推广经验，促进社会治理不断向纵深推进。因此，社会治理不仅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也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创新才是社区治理创新的不竭动力。
（三）关键点在于推进社区治理
基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社会具体而微的缩影，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沿，甚至被喻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5]。上海市委一号课题也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以街道、乡镇和居村为重点的基层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探索特大型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新路，目的是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尽可能将资源、服务和管理放到基层。区域成人高校的基层单位属性，以及与社区天然联系的优势使其在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时的重点在于推进基层社区治理。而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仍面临角色错位、资源匮乏、参与不足等难题。因此，区域成人高校首先要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创新社区公共服务，基本形成群众诉求表达――群众利益保障――群众权利实现――群众需要满足的良性循环[6]。其次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协同，共同缔造，开发社会潜力，激发居民动力、活力，形成社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等方式合作处理社区事务，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再次以社区学校为沟通桥梁，打造政府和百姓对话交流、化解矛盾的平台。
（四）基本点在于把握角色定位
随着党和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战略部署的提出，以及上海市市委“一号课题”精神的落实，区域成人高校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把握好角色定位是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要点。
首先，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角色转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决定》中所提到一样，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首创精神。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终身教育机构，过去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辅助者。与此同时，辅助者的角色往往也包含了被动者的成份，往往是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作为区域成人高校更多的是领会、落实、执行，这样就会容易造成缺乏活力的局面。而“活力”一词在《决定》中出现十次之多，“活力”的背后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体现。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区域成人高校应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中来，从被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管理任务的人，转变成具备治理主体地位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对接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将其融入到学校工作的各个块面，实现从被动辅助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转型升级，充分体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主体者角色。
其次，由单方投入到合作共治的角色转换。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更加强调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相互合作，共担治理职责，资源共享，相互信任和平等协商。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单方行政到合作共治的转型升级。在用好政府资源的同时，积极开发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资源整合优势。尤其是随着区域成人高校转型，学校被置身于“大教育”环境中，学校工作范畴已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或教育机构，需要在更大的范围、更多层面开展工作，需要政府、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区域成人高校在管理水平、教师资源、办学条件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和不足，仅靠自身力量来实现工作目标仍有较大困难。因此，学校必须依靠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全面联动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7（10）：105-109.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3]袁贵仁.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深入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n].中国教育报，2011-02-26.
[4]宋亦芳.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特征及其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30）：39-43.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10
[摘要]：在简单回顾中国传播研究发展历程与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在经济、生态与文化的三重危机下，中国传播研究如何重建历史的、整体论的和批判的理论视野，通过回归历史与社会来探寻当代中国的主体与价值，并重塑传播研究的人文精神与想像力。
一、危机与转型的时代
与改革开放后“西学东渐”的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一样，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和繁荣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文革之后到1980年代末期人文领域通过各种思想文化运动逐渐建构的新的现代化思维和“发展主义”观念；二是19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逐渐形成和各种西方社会科学范式在大学中的制度化[2]。从思想基础来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将文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追求“思想解放”的“封建/反封建”的二元思维转换为“传统/现代”这一新的二元思维[3]。先锋小说、第五代电影、“85新潮”等连续不断的文化事件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反思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们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和对中国这一文化政治共同体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现代化的想像与对西方的想像逐渐耦合在一起，形成了至今仍没有褪色的“彼岸情结”。然而，与人文领域不同，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仍然处于质疑和否思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段，西方社会科学的建制尚未成形。正如苏力的描述，这个时代“人文学科可能还好一点，还有些传统；社科大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4]。1990年代，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学科界限渐渐明晰，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开始被大规模引入，学术评估也越发繁琐和严格。加上“科教兴国”的国家政策，前期在人文领域内所形成的现代化与发展思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科学界。与此同时，新的学科分化和聚焦微小实践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推动了技术理性的复归。
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这些思想、制度转变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改革开放前后传播思想的变化率先体现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修正和改造上，即新闻思想的“拨乱反正”上。在1980年代初期的新闻改革中，“最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新闻媒介有其自身规律,它不为人们的意志所转移,不被任何暴力所动摇。新闻工作必须遵循新闻媒介的规律”[5]。随着中国与西方知识界沟通渠道的建立，中国新闻界对新闻规律的自发探讨立刻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建立了关联，并深受其影响。这两种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在“意识形态终结”的前提下，淡化权力概念和社会历史背景，将新闻传播视为价值中立的信息过程。对于抛弃了“工具论”和“阶级斗争”话语并希望建立学术相对独立性的中国新闻学界来说，实证主义传播学中的“传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馈”等概念所隐含的科学主义色彩不但有吸引力，而且在当时具有学术政治上的解放性[6]。例如抹掉价值因素的“信息”概念后来成为新闻改革中强调新闻面向市场的服务功能的出发点。政治宣传内容之外的“纯信息”[7]和读者、观众的信息需要被不断地强调和重视。又如，与市场调查和收视率买卖联系在一起的“受众”概念也基本上颠覆了政治意义更鲜明的“群众”概念[8]。这些观念细节的转变随后带来了一整套重新理解传播问题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作为一种“翻译过来的现代性”，这些“去政治化”的传播思想为传播实践中市场机制的引进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已经在高校中制度化了的传播学科也成为媒介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由此，高校教育的改革与媒介市场化改革形成互动，使得1990年代形成的各种传播观念至今占据着传播研究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市场需要”带来了新闻传播研究内部的迅速分化，传统的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而新兴的传播研究内部则繁衍出市场调查、广告营销、媒介经济、新媒体、科学研究方法等众多领域。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似乎越来越难找到可供相互沟通学术与思想的共同话语框架。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学科状况使得传播学难以加入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就共同面对的中国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各种讨论。除了“市场需求”有增无减，传播研究的学术尊严与学科地位面临危机。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切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主义和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做法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和生态效应就已经引起了国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警觉。“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生态问题”、“社会分层问题”、“腐败问题”等不断走进各个学科知识分子的视野当中。各种反思和质疑的声音首先来自最早建立“传统/现代”思维的人文领域，王晓明在十年前发表的文章颇能代表部分“80学人”的忏悔与追问[9]：
当时的知识界是如何热烈地呼吁经济“现代化”：“政企分家”、“价格闯关”、“打破大锅饭”、“砸碎铁饭碗”，大街上悬挂出“效率就是金钱”的标语，学者们更一个劲地鼓吹“转变所有制”⋯⋯效益至上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欧美化……可是，谁能想到，还不到十年，这些响亮的吁求和口号都纷纷褪色，甚至严重变质了，非但丧失了当初大部分的正面意义，有的反成为某些垄断势力侵蚀社会的堂皇借口……目睹这样荒谬的现实，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识界的热烈鼓噪，我实在是感到羞愧。怎么会那样一厢情愿，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市场化”，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市场化”，整个社会就能够逐步获得全面的解放?
同样的反思也逐渐出现在社会学、法学，甚至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的幻象”已然被中国知识分子大胆地提出，而强调跨学科和回归人文精神的“公共性”问题也越发引人注目。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社会科学的视域、方法和价值都开始面临质疑，一位社会学家甚至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脱离现实问题的状况进行了这样的讽刺[10]：
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
如果说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是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念的累积效应，那么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则进一步突显了发展转型的紧迫性。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生态和文化层面的。它不仅关涉平等、民主等传统议题，更是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包容与和谐问题。这样的“三重危机”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当下世界历史现实。阿芒•马特拉(a.mattelart)曾经指出，在历史上会出现一些“关键时期”，它们“特别期待那些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11]。对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来说，这样的“关键时期”已经迫近，传播问题和中国发展问题越发成为解释全球性危机和探寻出路的两个关键领域。一方面传播业不仅自身构成了资本积累的重要场域，而且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和生产体系加速扩张的重要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中国传播业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在大众传媒中的表达都是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这一过程的重要体现[12]。我们急需回答的是，大众传媒在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社会阶层分化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城市/乡村的二元社会结构如何凭借城市中心的文化传播得以维系，这种结构又如何适应全球市场体系转而维系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传播业内部的生产过程遵循何种逻辑进行劳动控制与内容生产，这种生产逻辑与文化领导权的塑造之间有何关联？传播资源在中国社会中的分配是否与维持现存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这种分配模式与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有何关联……总之，传播在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赋予了传播学者重要的学术使命[13]。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中国传播学者在理论创新方面更是任重道远。然而，主流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精英民主政治诉求、现代化理论框架和工具理性导向在完成了其“告别革命”和为传媒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流行提供学术合法性的使命后，已无法使本领域在“三重危机”下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如果一场危机可以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创造一个有利于某些新思想传播的环境；创造一些围绕着国民发展的整体后果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14]，那么对于传播研究来说，它就是真正的“危中之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时机去推动超越和转型。
二、回归历史与社会
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与范式的转变并非单纯自发反省和发展的结果，它是全球政治经济转向中的重要一环。沃勒斯坦曾经提出一个谜题：“正是在二战期间，在物理学内部牛顿世界观在其基础方面饱受攻击之际，在社会科学内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却达到了极点”[15]。欧洲哲学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向来与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然而当耗散结构理论和相对论对平衡一律的世界观念形成巨大挑战的时候，为什么主流西方社会科学却专注于挖掘各种脱离时空的恒定与普遍的发展规律？这种对发展与规律的热衷又如何被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过程与同时发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否存在关联？
一些学者回到冷战的历史背景中来回答这一问题，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例如，柯文（p.a.cohen）曾经指出，将第三世界的近代历史分割为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模式源自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它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传统’社会如何演变为‘近代’社会”[16]。美国学者雷迅马（m.e.latham）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一书中更是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冷战时期美国为了与苏联革命范式的发展模式争夺第三世界国家而在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界构造出“现代化理论”的过程[17]。作为在这样的知识/世界权力关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冷战社会科学”[18]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主流传播学成了斯姆普森（c.simpson）笔下的“胁迫的科学”（scienceofcoercion）[19]。无论这些解释的说服力如何，他们回归历史与社会权力场域来认识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都是十分具有创见的。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正是在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的努力中不但悖论式地成了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构建者，而且在现有发展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失去了对其从宏观历史与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与创新的能力，从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
我们所说的回归历史并非仅仅指重视新闻史、传播史的研究。当然这部分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它们有助于在时间的维度上阐明当下的各种媒介与传播问题。然而，我们更愿意强调的是将传播的研究放回到中国人探寻其独特现代化道路的漫长历史中来加以审视的一种思路。这是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观，它一方面排斥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强调在传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也强调在内外互动中来理解中国革命与发展的历史，将中国传播问题看作是世界体系结构与意识形态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沿着这样的思路，在中国传播的语境下至少有两个“历史”问题值得重视：
首先，正如林春所言，重新回归历史意味着对中国反抗殖民历程和社会主义遗产进行价值重估[20]。尤其重要的是，这种价值重估影响到对当代中国国家角色的认知，从而涉及到如何理解今天传播领域内的各种原则、现象与问题。霍布斯鲍姆（e.hobsbaum）将20世纪称作“极端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民主、平等、民族主义等启蒙思想已远播到第三世界，民族自觉与摆脱殖民的革命斗争高潮迭起。刚刚经历辛亥革命失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欧洲内部持续不断的战争烽火和走下神坛的西方文明，开始探寻自己独特的现代化出路。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反体制运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演变为一场寻求底层力量支援的农民战争，这使得中国革命既具有扎根基层的群众路线又具有政党领导并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组织原则。不仅如此，建国后的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技术理性和官僚结构也不断面临各种社会运动、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挑战和修正。这样的复杂历史过程绝不容得任何对国家角色和革命历程的简单认定。正如汪晖所言，“在当代情境中，近代传统——包括社会主义传统——事实上有可能被转化为一个批判性的传统，一种重构新的历史想像的资源”[21]。在传播领域，从五四到延安一直得到推行的群众路线（工人报刊、记者下乡、通讯员制度、群众办报）与奉行至今的“党性原则”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逐渐替代和变形？自由主义、专业主义、技术理性等作为指导新闻传播实践的各种意识形态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有何种实质的诉求？当代中国传播业的发展怎样放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互动中来考察？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如何在当代的传播活动中再现？近年来《集结号》、《色戒》、《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等媒介文本不断引发争议，他们都在试图以不同的理解来书写和解释历史。与此同时，将“六十年代”钉在原罪的耻辱柱上的简单做法也开始受到挑战。福柯式的知识与权力关系命题[22]让我们必须重视这些文化传播现象，而如果不回溯到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谱系中，我们就很难解释，甚至很难察觉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离开历史就意味着丧失了重要的政治敏感。
其次，重新回归历史不仅意味着回溯过往来理解和关照当代，它也意味着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与传播问题，借此为知识分子发挥超越现实的想像力提供机遇。随着20世纪革命与冷战年代的渐渐远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念与后现代的消费文化都在试图抹去历史的痕迹。“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的呼声大行其道，它们不仅在呼唤一种“遗忘”，更在阻碍一种“参与”。这种“去政治的政治”强大到足以关闭人的自由意志为另类理想社会进行的任何想像。如果有人说，“五四”以来，中国年轻学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缺乏参与历史建构的意识，恐怕不会引起什么异议。“有没有用”甚至已经成为衡量各种思想和知识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艾伦•伍德（e.m.wood）对这种社会思潮的讽刺似乎能给我们一些警示：“它与任何整体的、系统的、结构的、过程的‘宏大叙事’为敌。这种敌意延伸到否定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判的观念。然而这却并不妨碍这些思潮将‘市场’看作一个普世的和必然的自然法则，并自相矛盾地阻止任何对这一整体权力的批评。后现代的碎片化和偶然性在这里与‘历史的终结’这一‘宏大叙事’诡异地联接在了一起”[23]。总之，回归历史意味着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时空脉络，并将各种现实问题放入这个脉络中来理解，这是所有批判思想扎实的根基和来源，也是个体寻求自身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回归历史不仅意味着将传播问题放置在时间的连贯承袭中来认识，它还意味着回归社会的空间场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一种整体性的政治经济取向对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如戈尔丁和默多克（p.golding&g.murdock）所言，这一取向“将大众传播过程的各个层面与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核心要素连接起来”，它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与更广义的社会财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平等状况的合法化过程；最后，社会抵抗与政治斗争的源泉，以及挑战与收编的辩证关系”[24]。在传播研究中，无论是行政研究的取向还是批判研究的取向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社会的重要性[25]。这突出地体现在聚焦“制度”、“结构”的抽象演变规律和“国家/市场”的二元论等思维模式之中。一个积极的、蕴含变革力量的社会很难进入传播研究的视野。近年来，国内外的理论家们将社会的视角带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burawoy）提出并总结了一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这种思路将社会置于一个与国家、市场相依存但又殊异于国家、市场的首要地位，它综合了葛兰西（a.gramsci）和普兰尼（k.polanyi）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葛兰西创见性地发掘了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市民社会提供了一个巩固阶级关系和挑战资本主义的重要领域。普兰尼则详述了市场扩张对社会的威胁，并预见了一个应对危机，重新构建自身，并孕育社会主义民主萌芽的积极的社会[26]。在
三、探寻主体与价值
用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分析视角来认识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结构主义的思路专注于传播业内外的权力体系，特别是媒介的所有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及其对政治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在这些论述中，国家、市场与资本力量常常成为天然的主角，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人的群体、人的实践则往往被悬置和忽略[27]。在一个动态的全球社会中，在宰制的力量越发强大，而抵抗的力量也积极萌发的历史条件下，行动者的重要性理应得到重新重视，作为社会主体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地回到了批判知识分子的视野和书写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中，究竟哪些群体，哪些阶层被当作社会的主体和行动者？在文化传播中，在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主体是如何被建构和再现的？
今天，欲求去阶级化的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而不得的中国传播学人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虽然“阶级”话语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中退场了，但是“阶级”问题本身并没有在现实中消失。相反，“中产阶级”成为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热衷构建的主体和“市民社会”主人，而为工人和农民作为“阶级”主体存在的政治空间与传媒空间基本消失了[28]。在有关政府部门与一家电视台2009年合制的以“保护农民工健康，防治职业病”为主题的宣传画中[29]，著名电视主持人倪萍身着白绿相间、靓丽整洁的服装，满面和蔼可亲，微笑着端坐在七个身穿黯淡的蓝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脸上、身上沾满煤污，但却同样面带微笑的矿工中间。在煤矿工地的背景下，倪萍与矿工们亲切地恳谈，画面的一端写着“保护农民工健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贵州卫视牵手倪萍倾情关怀”。这则公益广告的表面用意自然传达得准确，然而带给我们更大冲击的却是隐藏其中的对不同阶层之间社会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体现为画面的“主角”（倪萍和通过倪萍来表达关怀的官员、媒体、都市中产阶级）与散落在她周围的“配角”（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沟通当中，这种沟通以身份、财富、私人生活、社会地位的差异为前提，而沟通的主题则是“我们”对“他们”的“关怀”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只要稍稍对中国媒体社会新闻报道和评论有所关注的人就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叙事模式和社会认知。我们想要追问的是，这种“主角—配角”，“主体—关怀对象”的结构是如何在中国的传播与文化实践中构造的？宪法中的领导阶级，如何在现实世界和媒介世界中变成了“弱势群体”？将大城市中产阶级塑造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媒介与媒介从业者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场域中，他们为何如此认识中国社会？
当然，本着“人文关怀”的精神来关注“弱势群体”至少还让下层劳动者出现在了都市中产阶级的媒体当中。伴随几十年媒介商业化过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农民、工人被隔绝于传播渠道之外，大量面向他们制作的媒介产品也难以为继，纷纷下马的状况。当然，在国家与市场夹缝中也出现了主流媒体之外的另类传播活动，例如大量工人与下层知识分子的网络表达，甘肃农民自办的《金钟》杂志等等。可以说，在现实的传播领域中，各种关涉文化领导权的行动远没有停滞，问题是传播研究者是正视和关注这些现象，还是也深陷在主流媒体构造的以都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文化世界当中，不断忽视那些“被沉默”的大多数。如果在一个所谓“中国的时代”，国际化了的中国传播研究不想再局限于为西方的全球媒体和高等教育产业提供智力补充和合法性基础，而是希冀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的中国”[30]，那么研究者们就急需超越他们的精英意识和阶级局限，不囿于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关注那些作为消费者和“公民”的新崛起的都市中产阶级，而是重新将目光聚焦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群体的工人和农民身上[31]，将他们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而非接受“人文关怀”的“他者”和“弱势群体”。
一个更广义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不仅关涉阶级意识和不同社会利益表达这样的维度，它还涉及到生存的意义、生活共同体（community）与共同价值的问题。作为应对现代社会各种危机而提出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样的概念不仅意旨某种社会与政治的组织类型，也包含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描述。正如赵文词（r.madsen）所言，一个完全建立在实用契约关系和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必然是不稳定的。从涂尔干到托克维尔，很多社会理论家都强调过前现代社会的宗教与政治传统在维系现代社会稳定、团结和道德原则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却从未解决如何让现代市场与前现代道德传统和谐相处的问题”[32]。
当然，对意义、生活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某种本质化了的族群身份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归。当代中国，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出现了大量回归传统的文化传播实践。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今天的所谓“传统”完全是在与“现代”的对话中产生的，这决定了它也仅仅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纯粹的古董。正如张旭东所说，“根本没有所谓‘传统’这种东西，只有传统的‘效果史’，只有当代人对‘传统’的不断的重新发明的历史。这个‘传统’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生成、不断再生产和重新制作的”[33]。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不但是无法成立的，也有可能成为限制知识分子想像的桎梏。试图通过“恢复”中国传统带来社会和谐，甚至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努力更是难以和文化的外部可能性直接划等号，甚至有可能成为压制其它现代文化想像的霸权。
除了“恢复”传统的努力，中国社会中多种多样的寻求意义与价值的努力都应该纳入到传播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来进行讨论。例如，互联网上愈演愈烈的有关中国历史和发展方向的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各种争论；网络世界与中国社会中各种民族主义的表达；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和思维方式的重新复归；各种宗教和类宗教活动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重新兴起甚至国际化等等。总之，在一个共同的宏观物质条件下，新的生活共同体需要把自己重新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塑造出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传统”原封不动的复归[34]，也不应有封闭的规矩和统一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少谈主义”、“价值中立”等社会科学立场非但不会消灭争论，其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我们固然可以对各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具体政治内涵进行批评，但是愈演愈烈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不会根除人类对共同归属和集体记忆的需求，正是这些对意义与价值的追寻帮助人们认识他们的历史、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他们的未来[35]。北京的摇滚歌手汪峰在2009年新创作的专辑里，已经开始呐喊“空空如也”，追问现代的都市生活“有意思吗”？并开始希望回到1980年代美好时光的“春天里”。我们只是希望这种追求另类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不要又成为一种布尔乔亚的波西米亚，不要重复王晓明所描述的那种“思想解放”，而是放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语境下重新认识我们的处境和共同面对的问题。
四、重现乌托邦
尼采尝言，真理是一个价值事件。而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并将事实塑造成一个客观、中立的范畴，这仅仅是近代思想的产物[36]。脱胎于欧洲启蒙思想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对于我们系统地认识人类社会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技术理性成为一种“规训与惩罚”的霸权，将“科学/非科学”的认识框架强加给知识分子和整个人类社会时，我们就必须反省“启蒙辩证法”的课题[37]。如果“科学无法脱离价值”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乌托邦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处在不同社会场域的人们只不过是提出了不同的乌托邦想像而已，例如自由市场乌托邦、科学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乌托邦等等。诚如东欧理论家齐然克（s.Žižek）在分析了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所论，“与其说意识形态乌托邦时代已经过去了，毋宁说，资本主义不受挑战的霸权是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恰当的乌托邦核心维系的。掌权的乌托邦（theutopiainpower）驱除了另类世界乌托邦，并把自己伪装成实用现实主义”[38]。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要重建乌托邦，而是要在认识到历史并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也没有终结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历史与社会，在对人类共同体所面临的“三重危机”有强烈的焦虑感和对华语学人在人类知识共同体中应有的贡献与担当有充分自信基础上，重新讨论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乌托邦来建构我们的学术想像和学术实践。沃勒斯坦对此做出过乐观的展望：“知识世界已经面临着基本的认识论挑战，即克服“两种文化”的人为划分并且创造一种新的、重新统一的科学/哲学（scientia/philosophia）的认识论。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中，这会成为知识世界的核心理性问题，它不仅会导致新的理性建构，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新的知识结构和彻底修正渗透学院生活的文化”[39]。齐然克则在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多重矛盾之后，旗帜鲜明地宣称：“communism，again！”[40]。
承接前文有关历史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将“重新发现乌托邦”特别地指向一种在全球反殖与反资运动中所形成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思想和对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期待。这同时是一种自省式的学术努力，它坚持解释“一种试图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人类劳动的力量与一种将劳动降格为市场交换商品的力量的正在进行的斗争”[41]。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广义上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当中，也存在于学术界内部。包括中国学人在内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坐拥上百年的革命历史资源，共享着建设另类社会成功与失败的丰富经验，今天仍然在文明互动和压迫反抗的世界中寻求意义的生产，他们曾经是、也应该继续成为替人类寻求出路的关键群体，是世界主义批判思想复兴的希望。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超越抽象乏味的“中国文化”的教条，避免将文化本质化，避免将文化多样性的想像限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我们如何避免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同一游戏规则内部进行零和游戏的层面上来认识所谓“中国崛起”的现象。这种乌托邦想像不仅关注传播制度和传播产业的问题，它还历史性地将人的主体、人的生活经验、传播实践、社会想像和他们对霸权的反抗一同纳入分析的视野。
总之，回顾近30年来的中国传播学研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近乎完全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体验放置在割裂的、专门化的西方知识体系当中。我们既缺少在自身经验内部寻求关联和统一解释的努力，也缺少将西方知识体系还原到其自身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在这样的研究状况下，我们很难产生独立的理论想像力和创新能力。我们要么把西方知识作为普遍真理，作为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或“形式”接受下来，然后再想自己如何造出一个“摹本”或“摹本的摹本”；要么作为文化市场上的符号资本用来进行功利性的交换[42]。在工业商品的交换中，我们是生产者，西方是消费者；而在知识和文化的交换中，西方是生产者，我们成了消费者。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创造的一个没有时空维度的，终结了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同一个（平的）世界”掩盖了我们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体察，也让我们失去了追求另类价值的文化想像力。面对一个危机与转型的时代，能否回归历史与社会，找到社会的主体与价值，从而重新发现解放性乌托邦是大时代赋予我们的考验与使命。康德说，人类有希望的义务。面对经济的、文化的和生态的危机，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能否提供一种新的理念和出路而不是陶醉在“大国崛起”的迷梦中？中国的传播学界到了反思与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