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1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FaS166、167
20世纪70年代，金融资产证券化发源于美国，现已成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最具活力的金融创新之一。美国学者Shenker和Colletta对资产证券化提出了学界公认的定义：股权或债权凭证的出售。应对金融危机，加强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监管成为国际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探讨的问题。此次源于次级房贷的金融危机，在证券化乘数效应的推动下波及全球，严重破坏了全球经济。本文通过分析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的过程和最新进展以及美国最新的关于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的会计准则内容，通过解读我国最新的《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提出对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监管启示。
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过程
（一）从旧巴塞尔资本协议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随着全球资产证券化的不断发展和繁荣，金融风险的不断增强，金融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运用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capitalarbitrage)的行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便开始对此表示关注。1992年，其的《资产转让证券化》为广大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了参考。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不断进行修正。2004年6月26日，新资本协议修订稿正式，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框架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2006年6月的完整版对新资本协议修订稿的框架未有改动，只是把多次的资料加以整合。
此次金融危机恰恰发生在国际银行监管标准由旧巴塞尔资本协议向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转换的关键时期，金融领域两个重大事件时间上的巧合使得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本次危机中，巴塞尔协议引发了“监管套利效应”、“信贷紧缩效应”和“亲经济周期效应”三个效应的合力，在客观上成为金融危机诱因之一，并促使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那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的监管规定是否合理，存在哪些缺陷呢？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的内容主要包括：
1.明确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实质
新巴塞尔协议通过引入“证券化风险暴露”概念，针对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实质提出了资本要求。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被称作“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新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只要保留下述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就可按照最低要求配置资本。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包括(但不只局限于)以下方面：资产支持型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抵押贷款支持型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信用提升(creditenhancements)、流动性融资便利(liquidityfacilities)、利率互换或货币互换(interestrateorcurrencyswaps)、信用衍生工具(creditderivatives)以及分档次抵补担保(tranchedcover)等。准备金账户，如现金抵押账户，作为发起行的资产，也应当作为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来处理。
2.规定商业银行风险转移的操作要求
大多数学者认为，资产证券化具有隔离基础资产发起行风险，以及移转和重组相关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功能，是一种风险再分担的融资技术。然而，资产证券化并不一定必然能够实现风险的转移，它既可能完全转移风险，也可能将风险部分或全部保留在银行。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银行重视证券化交易的经济本质。从资本监管的角度，无论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如何设计，监管者必须判断证券化业务中的风险转移程度，并对所保留的风险，即“风险暴露”提出监管资本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风险确实已经转移，银行就无须再为这部分资产计提监管资本；如果风险还有所保留，那么就必须计提相应的监管资本。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分别针对传统型及合成性资产证券化提出了7项和5项判断标准，并对清算式赎回的操作进行了具体规定。
3.提出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最低资本要求
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银行必须对他们所面临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持有监管资本，包括提供信用风险缓释、资产证券化交易、投资资产支持证券、自留次级档次的证券、提供流动性或信用提升等。具体处理方法包括：(1)扣减：当要求银行从监管资本中扣除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时，扣减数额应当是在一级资本中扣除50％，二级资本中扣除50％。(2)隐性支持：当银行对资产证券化提供隐性支持的时候，银行至少要对与资产证券化交易相关的资产持有资本，就如同这些资产没有被证券化一样。
4.确定了风险暴露的计量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规定了标准法(Standardapproach)和内部评级法（iRB）两种计量方法。按照标准法，银行必须按一系列要求对证券化风险暴露采用监管当局规定的风险权重计提资本。内部评级法又进一步分为评级基础法RBa（Ratings-basedapproach）、内部评估法iaa（internalassessmentapproach）和监管公式法SF（SupervisoryFormula），随着方法由简到繁，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度逐步增强。总体而言，委员会规定的方法基于资产池中对应资产的质量，一旦资产质量下滑，其资本要求必然增加，以引导银行稳健经营和开展非投机性业务，纠正市场上形成的资产证券化可以达到转移风险、逃避资本监管的错误观念。
此外，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还确立了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作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在银行监管方面，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强调监管机构要对商业银行风险暴露的资本充足率的合适性与充足性进行动态监测，当监管机构认为商业银行资本计提方式不当或者不足时，有权要求商业银行采取合适的行动，如增加资本要求等。第三支柱市场纪律则要求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商业银行要从定性信息披露和定量信息披露两方面正确地实施信息披露。
（二）危机暴露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的不足之处
综上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有关资本证券化风险监管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核心内容和框架是合理的，有助于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但本次危机我们发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监管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具体体现在：
1.监管理念存在偏差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的监管体现的是微观审慎理念。其关注的只是受其约束的银行的稳健，即强调风险从银行的转移，相关的监管要求也只是建立在对风险真实转移认定基础之上。如在第一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中，将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规则作为信用风险防范的部分，强调的核心是风险真实转移并详细规定了如何认定风险真实地从银行转移给购买者；在第二大支柱即监管审查中，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审查主要是强调风险转移的重要性和监督审查中对风险没有完全转移的处理；在第三大支柱即市场纪律中，强调的是银行应定性披露其在资产证券化下信用风险的转移程度和定量披露证券化的不良贷款总额等。可见其并没有关注风险本身的化解状况和证券化后实际承担者(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稳健，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甚为缺乏。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这种监管理念上的差别所导致的对系统性风险忽视，使得众多金融机构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一筹莫展，无法防范风险的传染。
2.监管措施依然不足
金融衍生品属于表外业务，表外业务是有风险的经营活动，新协议虽然将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品纳入到监管范围中，但其监管依然不足。体现为：（1）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下，银行等金融机构无需对其表外实体风险资产计提风险资本，提高了其整体资本运用的杠杆率，使得其通过表外实体过度承担风险；（2）由于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层出不穷，未能都纳入监管范畴，而且这些产品大多是场外交易，设计复杂，具有高杠杆性，再加上表外业务本身所具有的风险隐蔽特性，一旦发生问题，造成连锁反映，后果十分严重。（3）由于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品业务信息披露缺乏硬约束。由于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品业务不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银行对其信息披露相对不足，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又没有对金融衍生产品、表外实体等方面信息披露的硬约束，使得信息使用者与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性，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3.对突发事件的风险考虑不足
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中，以信用风险的监管为核心并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纳入框架之内，基本涵盖了对常规性风险的计量，其风险计量模型基于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适合一般情况下的风险监管。但是本次金融危机说明，基于先前良好经济环境下历史数据估计的风险参数可能低估了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基于市场繁荣时期抵押率发放的贷款，在经济衰退时期风险上升的程度往往超过预期。特别是对于金融创新工具而言，由于创新工具存续时间短，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可能不足涵盖整个经济周期，而风险的充分计量其考虑的历史数据应至少在一个经济周期之上。而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未对这种突发性风险予以重视和足够的考量。
4.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作缺乏有效监管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最低资本要求中只规定商业银行的相对风险加权资产最低为8%，即最高产生12.5倍的杠杆，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商业银行高杠杆经营可能产生的风险。但是像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的具有银行业务性质的行为是不受巴塞尔资本协议监管的，缺乏监管使得这类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和扩大市场份额，从事高杠杠经营，资本充足率甚至还不到1%的。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雷曼兄弟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甚至40倍左右，而房地美2008年第二季度报告显示，其总资产(8790亿美元)与净资产(130亿美元)之比将近70∶1，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作使得其实际的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而监管缺失无疑为此次的危机埋下隐患，最终由于其无法承受风险而造成整个金融体系崩溃。
（三）危机后进一步加强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监管――《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的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对新资本协议进行了修订，于2009年7月对外了正式修订稿――《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修订了关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内容，涉及资本计提标准、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要求，这些内容涉及三大支柱并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凸显了“资产证券化框架”在整个新协议殊而重要的地位。主要改进的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提高再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权重。金融危机已清楚表明由资产支持证券构成的担保债务，即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的担保债务［collateraliseddebtobligations（CDos）］，即所谓的再证券化，比传统的证券化与系统风险更高度相关，因此，再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权重应比证券化产品提高一倍或更高，比如采用标准法，级别为aaa级到aa-级证券化敞口的风险权重是20％，再证券化的风险权重为40％。证券化敞口的风险系数保留下来，说明原来的方案有合理性，进一步加大再证券化敞口的系数，则说明原来的方案有缺陷，低估了再证券化敞口的风险。
2.进一步加大信息透明度。在第三支柱修改方案中，要求银行进一步披露交易账户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敞口、表外工具、资产支持的流动性便利、再证券化敞口、证券化敞口的估值以及各类管道机构的相关信息。
二、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针对证券化资产风险监管的最新准则――FaS166和FaS167
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危机后美国也积极进行金融改革，并提出相应方案。2009年初，美联储和银行监管部门根据一级共同资金(tieroneCommonCapital)对19家大型银行进行资金是否充裕的压力测试。在测试结果公布短短一个月之后，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即于6月12日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银行业的两项会计准则――FaS166和167。
新会计准则FaS166和167在2009年11月15日生效。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重大变革：一是使原来所有以资产负债表外(off-Balance-Sheet)的会计形式设立的证券化资产全部被重新囊括在主体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在此之前，它们只出现在独立子公司(譬如合格特殊目的实体，即QSpe)会计账目上而不出现在主体公司账上。显然，这两项新会计准则将使银行大幅度增加对风险资金的披露程度，使新的资产负债表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证券化资产及相应负债的具体细节，这将对美国银行业在新形势下的风险资金运作和整个证券化资产市场形势产生很大影响。与此同时，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对这两项准则的无条件背书和积极跟进也凸显了强化银行风险资金管理在美国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二是彻底取消了专门为销售证券化资产而成立的，以合格特殊目的实体形式出现的独立子公司，从而彻底堵住了公司以资产负债表外形式拒绝和子公司合并报表的漏洞。这种资产负债表外的会计处理办法此前已经酿成了“安然丑闻”，虽然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在事发不久后在解释性条款（Fin46）中重新定义特殊目的实体，并迫使类似企业合并报表。但这项解释性条款显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房屋抵押贷款和借此大发横财的银行开了绿灯，允许它们借用合格特殊目的实体继续膨胀证券化资产并像安然一样不负担这些资产的披露义务。而FaS167正是对Fin46的修正，堵住了这个可能要比安然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震荡的留给银行的漏洞。
FaS166和167的新规定将使银行部门重新核算风险加权资产，所以对适用公司造成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提高了对准备金的要求。譬如一级杠杆比率(tieroneLeverageRatio)的计算就将会受到影响，据估计仅对全球最大的四家银行来讲，约4430亿美元之巨的资产和相应的负债及损失准备都会从子公司汇流到主体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
2009年12月16日，在几家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最终确定了新的资金管理办法。其主旨是使美国银行提高最低准备金额度要求，实现整个行业资金管理同最新颁布的两个会计准则FaS166和167保持一致。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此规定的当天，多家银行就此发表了批评性意见：他们认为此规定会增加借贷成本，并最终导致信贷萎缩，这对尚未完全从危机阴影中走出的美国银行业和整个经济都会带来负面的、增加震荡的影响；也有业内人士担心这项规定会削弱美金融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但基于美国银行业在孕育危机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以及克服危机手段和决心的明显缺失，所以监管部门的强势介入从长期来看是必要的，也是具有建设性的。
三、G20峰会提出资产证券化业务应加强风险管理和合理谨慎
2008年11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将风险管理确定为一项重要原则，强调改革应旨在确保银行对结构产品和证券化行使有效的风险管理。为了增进这一目标，欧盟委员会在对《资本要求指令》提出的修改中，要求信用机构就其持有的证券化头寸，应向主管当局证实其对持有头寸的风险特征和决定头寸风险敞口的风险特征具有透彻的理解，并执行对此头寸和风险敞口进行分析和记录的正式政策和程序，包括分析：（1）发起人之前的损失经历；（2）发起者或举办者对债务人的合理谨慎；（3）决定证券化头寸的风险敞口的担保品质量；（4）为这些风险敞口提供的担保品的估值方法。
此外，信用机构还要建立正规的程序监督其持有的证券化头寸的风险敞口状况，包括30天、60天、90天逾期贷款比例的信息，违约率，提前偿还率，赎回权丧失的贷款，担保类型和占有状况，基本风险敞口的信用评分或对信用状况衡量的时间间隔，行业和地域的多元化，贷款价值比率（loan-to-valueratios）的时间间隔。如果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信用机构要对其持有的证券化头寸适用1250％的风险权重。
2009年4月召开的G20峰会也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和各国监管当局积极改善对证券化的风险管理，包括实行合理谨慎和风险保留要求。总之，合理谨慎要求主要体现在加大对证券化头寸持有者的合理谨慎和提高对其提供信息的透明度，这样可能导致证券化交易数据库事实上的逐项建立。
四、对中国的启示――解读《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
危机前我国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试点：2005年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据此分别发行了mBS和aBS，2007年浦发、工行、上汽通用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也发行了部分证券化产品。但次贷危机的出现阻断了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步伐。直到2009年，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逐渐凸显，银行普遍要求放开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增加资本充足率，缓解资产期限错配问题，提高资本效率，从当前的形势看，大力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9年12月23日，中国银监会正式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这是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系列监管指引之一。《指引》的不仅在宏观层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意义，而且在操作层面对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管理和资本计量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标准与规范。
（一）《指引》出台的背景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业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的认识始终存在误区，认为实施资产证券化必然能将银行资产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减少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在不增加资本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出于引导资产证券化业务规范审慎发展的考虑，早在危机爆发之前，我国监管当局就将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计量作为规划中的新资本协议实施监管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我国证券化的发展阶段，做了部分简化处理，比如未涉及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相关内容。危机之后，中国银监会及时将巴塞尔委员会对于新协议资产证券化的修订内容纳入监管框架之中，体现了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务实性和高效性。这次正式的《指引》立足于我国当前市场发展阶段，又涵盖了在我国尚未发行的复杂证券化产品标准，保持了监管规章制度的前瞻性；强调了商业银行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资产证券化交易，都需按照资产证券化的经济实质，对因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形成的风险暴露审慎计提监管资本，保持了新协议实施中监管者一贯的审慎态度。
（二）《指引》的主要内容
正式的监管指引共5章57条及5个附件。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涵盖了信用风险转移和监管资本计量，第三、四章主要描述资产证券化标准法和内评法，第五章是附则。《指引》的主要内容包括：
1.基本规定。商业银行需从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中分别扣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在剔除风险准备后剩余额度的50％，资产证券化的销售利得也将从核心资本中扣除。
2.定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商业银行因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而形成的表内外风险暴露，称为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3.资产证券化标准。指引规定了在资产证券化标准下根据银行监管机构认可的外部信用评级确定的，以及未评级确定的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计量原则和方法。同时界定了贷款服务机构现金透支、表外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信用转化系数等。
4.内部评级和监管资本计量原则。指引规定了对资产证券化进行内部评级的要求和方法，规定了传统型、合成型资产证券化重大信用风险转移判断标准，规定了对清仓回购和隐性支持的监管资本计量原则。
《指引》中也对危机之后巴塞尔委员会对于新协议修订内容进行了采纳，突出了“三升一降”的特点：提高了再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权重，区别于资产证券化，强调了再资产证券化的高风险；提高了商业银行对证券化基础资产进行尽职调查，了解相关信息和风险特征的要求，明确了资产证券化资本计提的信用分析的操作性要求和适用范围，不达标准的银行只能将资产证券化暴露从监管资本中扣除；提高了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取消了在市场整体出现动荡条件下的合格流动性便利享受的资本优惠；降低了资产证券化资本计提对外部评级的依赖，要求审慎使用外部评级，当商业银行为资产证券化交易提供信用支持，而且该信用保证己经反映到证券化产品的外部评级中时，该银行就不得使用外部评级而应按照未评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有关规定计量监管资本要求。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
综上，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过程中应着重关注和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商业银行应充分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并非必然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对基础资产信用风险是否具有实质性转移的监管标准设定比会计标准更为严格，表面上已经证券化并转移到表外的基础资产仍然可能计提百分百的风险权重。因此，商业银行开展证券化业务应首先要在理念和认识上有一个提高。
2.商业银行有责任全面了解核实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所在和风险承载主体，应有能力识别和认定基础资产的信用质量及相关风险，并对基础资产和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全面分析、认定和计量，包括受偿顺序、资产池分散性、缓释工具的匹配、评级映射等。
3.商业银行应有能力获取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各类信息，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应具备良好的it系统和管理机制，以支持进行资产证券化交易，记录并整合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分类、缓释、评级方法、分布情况等，作为进行资本计量的基础，也为按照监管要求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做好准备。
4.商业银行应加强内部审计和合规检查，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虽然《指引》没有明确指出内部审计在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计量过程中的职能与作用，但鉴于证券化业务的复杂性、技术的专业性以及风险判别的相对主观性，合规与审计工作的难度与技术要求相当高。实施新资本协议对内部审计职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求，商业银行应加强合规检查，完善内部审计职能，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保证新协议相关指引的贯彻落实与执行。
五、结语
2009年以来，我国银行业普遍要求放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以增加银行资本充足率，缓解资产期限错配问题，提高资本效率，同时社会各界对进一步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也表示出了很高热情。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是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系列监管指引之一。但是指引的具体实施还有一个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从国内经济现状看，房地产市场的景气循环不可避免，且已初露端倪。在商业银行依然占据金融市场中心地位的中国，房地产贷款风险的分散化更有利于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继续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中国商业银行不能回避的紧迫课题，以有效应对不断涌现的金融业务风险。通过了解国际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的最新进展对我国顺利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加强风险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刘西,李健斌.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J].国际金融研究，2008(5).
[2]杨军.金融危机后国际银行业监管规则的新动向[J].西南金融，2010(11).
[3]《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
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2
一、相关国际组织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
（一）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
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isoco）是一个常设国际性组织，成立于1974年，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到目前为止，已有84个国家和地区的证监机构成为isoco的正式会员。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成员机构的合作，保证在本国及国际范围的有效监管，以维持公正和高效的市场；通过交换信息和交流经验，发展各国的国内市场；共同努力建立国际证券发行与交易的规范和有效监控；互相帮助，通过严格执法和有效稽查来保证市场的公正性。isoco共有三个委员会，即执行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新兴市场委员会。在这三个委员会中，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的法律监管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技术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由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市场的证监机构组成，其工作分为五个工作小组来执行。第一工作小组负责审议国际会计、多国信息披露与稽核，即一级市场的监管。第二工作小组负责证券、期货交易、结算、交割三个环节的监管，即二级市场的监管。第三工作小组负责经纪机构、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机构等的监管，即中介机构的监管。第四工作小组负责法规执行，目前主要研究防止及打击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非法活动，比如跨地区的内幕交易。第五工作小组负责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研究为集体投资机构提供健全的操作规则。在五个工作小组的协调一致的努力下，技术委员会发表和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国际证券监管的报告、决议以及建议标准。1994年10月，技术委员会发表了《监管不力和司法不合作对证券和期货监管者所产生问题的报告》，介绍了技术委员会从不合作的司法机构获取信息的方法，强调了在减少证券欺诈和泛滥方面进行合作的好处。在其1994年东京会议上，该工作小组通过了一份《承诺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监管标准和相互合作与援助基本原则的决议》，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对他们是否能够向国外证券和期货监管者提供相互援助与合作作出一个书面评估并不断加以改进。1995年10月，技术委员会制定了《跨国共同基金指南》，其中包括10条跨国共同基金全球管理的国际准则，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颁布统一的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要求来保护投资者，减少共同基金跨国经销的障碍。199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为加强对市场监管和违约过程的监控，颁布了几项建议标准：用以识别大额风险的起动水平；在监管者之间发展信息共享协议，设立违约过程的透明度标准；客户头寸信息披露；以及当成员公司违约时，处理余额、资金和资产的最好方法。1998年春季，技术委员会还了《证券公司及其监管当局风险管理与控制指引》，目的是增强公司和监管当局对国内、国际风险管理及控制架构的认识。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isoco是在证券、期货市场的国际监管与调控方面做得最好的国际组织。她的突出贡献首先在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协议、标准与准则。截止1993年，isoco已通过了8个正式协议，分别是：《国际商业行为准则》（1990）、《洗钱》（1992）、《国际审计标准》（1992）、《金融合并监管》（1992）、《清算和结算》（1992）、《国际会计标准》（1993）、《现金和衍生产品市场间的协调》（1993）、《跨国证券和期货欺诈》（1993）。这些协议和上述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决议、建议标准被各国所采用，对各国证券与期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规范作用。此外，isoco为打击国际证券与期货领域的各种犯罪制定了有关制度规则，并且付诸了跟踪、打击等具体活动，对抑制和惩治证券业欺诈犯罪活动的国际合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
（二）欧洲联盟
欧盟（原欧共体）自1979年以来，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协调各成员国证券市场经营与监管的重要指令。根据《罗马条约》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指令在要取得的结果上，对成员国具有拘束力，但在方式与方法的选择上，留待各国当局决定。”因此，欧盟理事会制定有关证券的指令已直接纳入各国国内法而为各国所遵守。
到目前为止，欧盟理事会在证券领域已制定了以下指令：（1）《市场进入指令》（1979），规定了证券发行商必须遵守的条件。（2）《上市细节指令》（1980），规定了当股票、债券和股权证书被允许列入证券交易目录时应提供的信息项目。（3）《中期报告指令》（1982），规定了中期报告的最低标准。（4）《共同基金指令》（1985），对共同基金的运作作了规范。（5）《主要持股指令》（1988），主要对持股额超出10％以上的大股东要求公开信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6）《公告说明书指令》（1989），对公告说明书的制作做了统一要求。（7）《内幕交易指令》（1989），试图协调欧盟各国关于内幕交易的规则，要求各成员国明令禁止内幕交易，为各成员国颁布或修订有关内幕交易的法规确立了最低标准。
（三）国际证券交易所联盟
在日益增长的跨国证券投资的推动下，成立于1961年，由全世界40多个主要证券交易所组成的国际证券交易所联盟（fibv）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作为一个非政府的民间监管组织，fibv近年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机构重组，并决意在金融市场国际化和证券化领域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fibv宣称自己将致力于通过提高会员交易所的自律标准来建立一个高效、公平、安全的市场体系，从而充分保护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并不遗余力推动会员交易所在制定充分合理的国际证券发行、交易和结算准则方面的合作。此外，fibv还加强了与其它民间组织的合作。1990年11月，fibv与国际律师协会（iba）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达成了共同合作研究世界资本市场的协议。此后不久，fibv、iba、ifa联合了有关证券监管的三个报告。第一个报告详列了国际证券交易适用国内法所引发的主要问题；第二个报告分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方法；第三个报告则提出了一些结论性意见和行动的建议。（注：seeinternationalcapitalgroup.partpaperoninterhationalregulatoryissusestitlepage（1991））
（四）区域性证券监管协会
在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国际监管方面，一些区域性证监协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有北美证券管理协会（nasaa）和美洲证券监管者委员会（corsa）。北美证券管理协会由美国、波多黎各、墨西哥、加拿大等国证监机构组成。近年来，nasaa把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监管与执行着重提上了其议事日程，并极力鼓励其成员国在相互之间、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进行国际证券监管方面的合作。1990年，nasaa还完成了一份有关其成员国在与国际证券欺诈行为作斗争中所发挥作用的综合性报告，并在该报告中提出了进一步的行动建议。（注：seepetere.millspallgh.globalsecaritiestrading：thequestionofawatchdog.geo.wash.j.int‘landecon.vol.26.no.2.1992.p365.）美洲证券管理者委员会（corsa）成立于1992年，其成员国有阿根廷、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拉圭、秘鲁、美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corsa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该地区证券市场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除上述国际组织之外，国际证券管理者协会（issa）、国际证券市场协会（isma）、国际证券和互换交易委员会（isda）、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sa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在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世界各国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
（一）通过国内法进行规制
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为达到国内经济发展的某一特定目的，在其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均采取过临时性的或是较为长久性的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规制措施。
在国内证券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方面，大多数国家均依法逐项审批或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其进入的条件。如澳大利亚、芬兰、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法律规定均需审批。西班牙法律规定，电影和信息工业的国内股票不允许在海外发行。比利时法律规定，当局反对以比利时法郎作为在海外发行的股票的计价币种。
在本国居民购买外国证券方面，许多国家皆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如意大利对本国居民购买国外证券实行抵押金制度，以限制资金外流并且促进国民购买国内证券。法国则在1968年底—1969年8月下达了一项禁令，禁止居民购买外国证券。
在外国居民购买本国证券方面，绝大部分国家法律对外国居民持有本国公司股份的比例做了上限规定。如根据澳大利亚《银行（持股法）》规定，外国人单独或联合持有澳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100％，在无线电和电视转播行业的外国投资的直接或间接控股不得超过20％。（注：参见姚梅镇：《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菲律宾法律对于外国投资参股具体限制的项目有：银行机构（70％）、储蓄和信贷机构（60％）、公用事业（60％）、金融公司（60％）、沿海贸易（75％）。
（二）通过司法互助协定进行监管合作与协调
司法互助协定，（简称mlats）是各国通过外交途径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双边协议。mlats一般都包括下列一些内容：司法协助的种类、司法协助请求必须满足的条件、请求执行的方法、允许使用已调取信息的范围以及拒绝司法协助请求的情形。世界上第一个有关证券的mlats是由美国和瑞士在1973年签订的。到1996年底，美国已同瑞士（1973）、土耳其（1979）、荷兰（1981）、意大利（1982）、加拿大（1985）、英国（1986）、墨西哥（1987）、巴哈马（1988）、阿根廷（1990）、西班牙（1990）等十几个国家签署了司法互助协
上定，其它国家之间也相继签署了有关证券的mlats.这些协定为缔约国一方证券法在域外适用时获得外国有关当局的协助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而有利于缔约国之间携手共同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与过度投机行为。
（三）通过谅解备忘录进行监管合作与协调
证券监管者之间国际合作与协调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签订双边的谅解备忘录（简称mous）。与司法互助协定不同的是，谅解备忘录仅是双方就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所作的一种无法律上约束力的意向声明，且大多数主要针对内幕交易。由于这些谅解备忘录是各国对证券市场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监管部门之间达成的，因此它在获取有关证券违法和犯罪的情报方面比司法互助协定更为有效，更具有预见性。世界上最早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与瑞士在1982年达成的。到1994年底，美国监管者已与加拿大、英国、挪威、阿根廷等41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谅解备忘录。其它国家的情况是：法国，17个；英国，15个；西班牙，11个；意大利，7个。九十年代初期，一些新兴市场的监管者也开始谈签有关证券信息共享网络、适用法律、行政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谅解备忘录。也许是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标志，近来证券监管合作性安排开始向跨地区的新兴市场之间发展。例如，1994年4月，利马的bolsadevalorses与曼谷的对应机构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第一次将秘鲁成长中的小型资本市场与东南亚一个较成熟的交易所联系起来，这两家交易所同意进行信息交换以及日常统计数据互递，包括交易量和价格变化。
（四）通过多边协定进行监管合作与协调
随着证券市场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一般性的双边谅解备忘录很难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监管要求。因此，世界各国又通过签订多边性监管合作协议来加强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目前，多边性监管合作协议大多以联合声明的形式出现。1995年5月，16个不同国家的监管机构在英国的温莎召开会议，发出了一份有关跨境监管世界各主要期货及期权市场的联合声明（即《温莎宣言》），他们一致同意，加强交易间的合作，努力保护客户头寸资金和资产；澄清和加强违约过程管理；在紧急情况下加强监管合作。1996年3月15日，49个交易所和清算所、14个监管机构在期货产业协会的年会上签署了《国际信息共享协议》和《国际期货交易所和清算组织合作与监管宣言》，该协议和宣言允许交易所、清算所和监管当局共享成员的市场和金融信息，以更为有效地合作监管和处理证券市场上的风险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三、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中的法律监管
鉴于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证券市场方面还是在允许境内居民进入境外证券市场方面，尚皆处于起步、尝试阶段。因此，国家必须对之加以监管和引导，以避免国有资产的对外流失和国内证券市场的剧烈动荡。
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我国主要采取了下列法律措施来加强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监管。
（一）监管机构
当前，我国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主要机构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具体执行监督的机构则分为债券和股票两方面：境内机构到境外发行外币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即中国人民银行为审批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具体负责审批、监督与管理；对于境内机构到境外上市发行股票则由中国证监会实行审批与监管。
（二）监管依据
当前，我国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的依据是由国务院、国务院证券委、国家体改委、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一系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与外国监管机构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主要有《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境外上市的特别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有关部委颁布的部门规章主要有国务院证券委的《关于批转证监会〈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存在的问题的报告〉的通知》、《关于推行境外上市预选企业的条件、程序及所需文件的通知》、《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国家体改委颁布的《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规范性文件有中国证监会的《关于发行b股的企业在分红派息时如何确认利润分配标准的函》、《关于严格管理b股开户问题的通知》、《关于b股发行审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境内及境外机构从事外资股业务资格管理暂行规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关于境外上市企业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三）监管措施
1.国内法方面的监管措施
（1）事前监督。现行的事前监督措施主要是审批制。对于境内上市外资股、境外发行股票和债券在依法定条件审查的基础上，其规模主要是通过额度限制来进行调控，即在企业自愿申请的基础上，政府主管部门一般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选择那些对国家经济贡献比较大，公司管理及盈利状况比较好、资金用途比较明确的企业包装上市。
（2）事中监控。事中监控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分设a、b、h、n、s股，给境内外居民设定不同的投资工具，以防止国内外汇资金的外流和国际游资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冲击。二是加强对已上市外资股公司信息持续披露的监理，以保证“三公”原则的贯彻实施。
（3）事后处罚。证券违法犯罪行为一向是各国法律所严厉打击的对象，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国通过制定《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对各种证券违法犯罪行为作了具体的规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新《刑法》在第180条、182条、181条分别规定了内幕交易罪、操纵市场罪、虚假陈述罪，从而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刑事处罚的空白。
2.国际领域的监管合作与协调
中国证监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与国际证券业组织与境外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的交往、联系与合作。1995年7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加入了国际证监会组织（isoco），成为亚太地区委员会的正式会员，且在其1996年9月举行的第21届年会上，上海、深圳证交所也成为了该组织的附属会员。同时，截止1998年5月19日，我国证券业主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已同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马来西亚、巴西、乌克兰、法国、卢森堡等10国的证监机构签订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证监会的加入isoco及与各国一系列谅解备忘录的签订，大大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化、规范化水平的提高和与其它国家监管机构合作的加强，从而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有序发展。
由上可见，我国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在法律监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还存在诸多欠缺之处，有待前进过程中不断的调整与完善。而笔者认为，当前我国亟需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在监管机构方面，应赋予中国证监会准司法权。在美国，sec有相当大的准司法权，以致它能及时、高效、权威、有力地打击各类证券犯罪行为。而中国证监会目前只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所具有的行政权力和权威性非常有限。因此，要有效地规制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犯罪行为，就必须赋予中国证监会以准司法权，该项权力具体可包括询问权、调查取证权、扣押冻结权、听证权、传唤权、协助权等。
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3
一、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建立的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及其监管系统存在诸多不协调处。这些不协调之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不协调。银行已充分国际化，但大部分的监管活动仍集中在国家主权范围，监管主体的权利局限于一国境内，而监管的客体的业务却早已跨越国境，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发展业务。这种不对称的监管体系导致的结果是监管效率的低下及出现监管盲区，为次贷危机的发生与国际传导创造了条件。
2 国际监管合作困境。各国监管主体为各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制定本国金融监管政策时，必然从本国利益角度出发，参与国际监管合作。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纳什均衡对松散组织下各国参与积极性进行分析：
在集体理性中，无论是a国还是b国，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纳什均衡为(w，w)，也就是如果在国际监管合作中，如无明确时间表敦促参与国实施相关政策，参与国都会采取观望态度拖延实施或者不完全实施相关合作监管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于国际统一监管体系的缺位，各国监管政策存在差异，而跨国银行往往倾向于选择监管较松的国际和地区拓展业务，而金融业在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在过去三十年内争相放松监管。即使在达成监管合作协议后，仍有国家试图拖延相关政策的实施以为本国金融业谋求额外的利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本在2004年颁布并要求十国集团于2006年实施，但新协议在美国却获准推迟执行，导致欧盟银行强烈不满，认为美国获得额外的准备时间不利于公平竞争，有损于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而事实证明美国此举对欧盟的影响远远不止恶化了银行业的竞争环境。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建设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创新业务层出不穷，金融机构国际化日趋深化，导致金融体系风险加大，出现了德国herstatt银行等一系列银行倒闭事件，导致严重的银行危机。为营造新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控制银行业国际化下导致的新风险，制定统一国际银行监管原则，1975年2月，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卢森堡、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和美国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监管国际银行活动的协调委员会，这就是巴塞尔委员会。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核心内容为：针对银行国际化后监管主体缺位的问题，规定任何银行其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应共同负其监管的责任。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对协议进行了修改，对母国与东道国的监管责任进一步明确，但该协议只是提出了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
第一次提出使用资本监管方式进行银行风险控制是在1987年，1988年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此协议影响深远，改变了世界银行业监管格局。该协议至今已被100多个国家采纳，而8％的核心资本率已成为国际银行应遵循的通行标准。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最低资本要求，而进行资产证券化可通过“分母战略”使银行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促使资产证券化迅猛发展。为限制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资本套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4年6月出台，新协议延续了旧协议三大支柱的结构，首次将资产证券化风险问题列入第一支柱，在风险计量方面倡导内部评级法，强化信息披露，使国际银行业监管走向完善。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特点
2006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正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稿完全版》(以下简称新协议)。
1 新协议第一次提出“资产证券化框架”，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资本时，必须以经济内涵为依据，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这项规定适应了资产证券化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发展趋势，同时又赋予了监管当局相当大的灵活性。新协议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好的操作性，如能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将有利于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与发展环境。除了信用风险的计量外，从操作风险、市场纪律、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方面，也做出了改善。
2 新协议对比旧协议而言，在风险计量方面敏感度更高，能更有效地约束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有利于引导银行稳健经营。新协议在风险计量方面，提出三种
方法：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采用irb法(internalratings-basedapproach，irb)的目的是希望能更准确地反映资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采用该方法，可将自己估算的借款人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估计值转换成对应的风险加权资产，并依此计算出监管部分规定的最低资本，加强了风险敏感度，针对旧协议监管中突出的监管资本套利问题做出了改善。
3 在风险计量方法上有较高的灵活性，引入了激励相容监管的概念。新协议同时允许使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推动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应用，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采用“激励相容监管”的方式，运用在资产证券化风险和监管资本要求的评估中，有利于加速银行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
4 加强了信息披露。新协议将市场约束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其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规定监管当局必须制定一套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银行必须及时、全面地公布各方面信息，使市场交易者能及时判断作出反应。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进程看，一直在被动适应银行国际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进程，国际银行风险监管的范围不断扩大，对金融创新工具越来越重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将成为未来国际银行监管的重点。此外，内部评级法的推行，也昭示了未来监管工作的趋势是银行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结合。
四、《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陷
1 新协议的亲周期效应。新协议要求金融机构对风险度量和处理采用同一方法，各机构采用类似的方法度量风险及配备相应监管资本和计提减值准备。金融资产(或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无论是抵押品，还是证券化产品，当市场处于繁荣周期时，价值趋向一致，市场各个参与者对风险认识趋同，削弱了市场分散风险的作用，容易导致亲周期效应。
2 新协议过于细化，容易出现漏洞。此外，由于新协议对于信用风险部分的监管过于详细，建立新的强制执行系统成本太高，新规则提出的建议过于细化。充斥着繁文缛节的体制一定会存在漏洞，可能被银行加以利用。如果执行这些条款，可能助长银行在经济景气时放贷、经济低迷时惜贷的倾向，从而恶化经济周期。
3 内部评级法过于复杂，执行成本高。新协议内部评级法的风险计量模型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覆盖的银行范围相对狭窄。事实上用新框架计量信用风险只有大银行才可能有资源和专业能力建立、维持复杂的风险管理体系并采用高级的信用风险计量方法，也只有跨国银行才有资金和人力资源去实施irb法。而一般中小银行要实施则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成本积累风险管理的专业技能及建立信息技术系统。据测算，按这种方法计量信用风险，平均每家银行每年可能会发生5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
4 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关注不够。虽然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监管框架为各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提供了较为一致的指导意见，但新协议对证券化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关注仍然不够。在计量方法中，根本没有涉及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说明。
5 信息披露要求会给未建立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增加更多管理负担。新协议的第三大支柱是市场纪律，其目的是通过要求银行披露信息提高市场力量的约束力。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新协议要求银行对新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及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进行披露。核心信息披露适用于所有银行，而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则必须披露其他有关信息。银行要在提高透明度及提供有关资料的成本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是比较困难的。
6 资产证券化框架不能完全避免资本套利。新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本意是为了限制资本套利，但市场永远走在监管的前面，由于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可采用标准法、内部评级法和高级法三种，在不同的风险处理法中依然存在资本套利机会。比如说，新协议鼓励银行采用先进的内部评级法以加强银行风险管理，而内部评级法所需持有的监管资本将少于使用其他方法所持有的监管资本，这产生了新的监管资本套利机会。银行也可采用适合运用内部评级法的合成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来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即使现在设法对监管框架进行改进，在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下，套利机会就总是存在的，这使通过资产证券化框架消除资本套利的目的无法实现。
7 新协议可能导致银行竞争环境恶化。由于内部评级法技术、数据要求高，中小银行受条件限制，很难达到要求，从而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前所述的激励相容监管，使用内部评级法比使用标准法更具优势，而使用高级法又比使用初级法有更低的资本要求，目标是促进银行改进内部风险管理技术。但由于内部评级法高级法技术复杂，许多中小银行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水平，从规模效应上讲，
大银行采用高级风险计量方法的成本收益比例比中小银行低，这将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使银行的竞争环境恶化。
此外，如果新协议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由于发达国家在风险计量与管理方面的技术也优于发展中国家，也将使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五、国际银行业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在2008年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报告》，针对金融创新产品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提出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和财务报告。出台《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旨在提高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能力。
2009年，委员会对表外业务杠杆率问题加强了关注，提出应强化银行资本和流动性储备管理，先后了《新资本协议的框架完善建议》、《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和《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四个征求意见稿，对新资本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强化”三大支柱”的资本监管框架，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
《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对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提高了“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对使用外部评级计量证券化资本要求设定了额外限制条件，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要求银行将新增违约风险资本纳入到交易账户资本框架体系中。针对危机情况下证券化产品流动性短缺现象，提出重新评估这类产品在不同情况下的流动性差异，对交易帐户新增风险计提资本。
此外，了《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对监督检查流程、信息披露要求和缺乏流动性头寸的处理等进行了修改，强化了资产证券化及交易账户的信息披露。《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提出压力测试应成为一家银行整体治理和风险管理文化的组成部分，应具备可操作性，相关分析结果应用于管理层决策，此外，还对银行压力测试方法和情景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
巴塞尔委员会还将积极推动银行建立资本缓冲(capitalbuffers)，以降低新资本协议“亲周期”的负面作用，提高银行资本质量，扩大资本所覆盖风险的范围，同时引入其他补充性资本要求。
如前所述，针对新协议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其中突出处做了改进，但这些改进基本围绕资产证券化产品，除证券化问题外，新协议仍有不少缺陷仍需改进，巴塞尔委员会应有长远的眼光，争取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提前做出适应性调整，防止新危机的发生。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的落足点有如下五个方面。
1 应继续落实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新协议对正常情况下的三大类主要风险作出了规定，但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为此，新协议应寻求在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共同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改变单纯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来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传统做法。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协议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此外，针对衍生产品大多为场外产品容易在极端条件下发生流动性缺失的问题，虽然委员会对此以表示重视并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但这个文件仍只落足于概念化的原则，而并没有提出实际可操作的方法，因此，委员会下一步应在系统性风险管理这方面拿出更具体更有可操作性的计量与管理办法。
2 风险计量的模型与方法须改进。迄今为止，本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最大者几乎全是顶尖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拥有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雇用大批专家运作高度复杂的风险模型。然而，包括jp摩根在内的众多机构都未能探察到2007年发生的次贷风险。这次危机中新协议所涉及的计量模型暴露出了缺乏前瞻性、未对极端条件进行分析等缺陷。此外，还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
3 继续增强对创新金融工具资本约束的有效性。新协议出台后的修订基本集中在资产证券化产品上，难免让人产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感觉。而除了证券化产品外，其他创新金融工具也应引起足够重视。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参与方多、交易环节复杂、流动性低、二级市场不发达、信息透明度低和更多依靠模型定价等特征，由此衍生出许多新的风险因素：使银行放松了信贷标准和风险控制，使基础资产质量趋于下降；表外资产的风险更加隐蔽难以察觉；衍生资产与基础资产分离，使交易者难以了解基础资产状况，一旦基础资产质量发生问题，交易者更容易采取拒绝所有同类资产的方法自我保护，市场也更容易丧失流动性；衍生工具并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并且衍生资产的杠杆作用将风险放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为此，新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4 要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发展监管合作。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业
发展的主导趋势，新协议的适用对象却局限于商业银行，而由银行集团内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业务，例如保险、证券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却难免波及到银行，混业经营的银行与分业监管的监管机构之矛盾必然导致难以覆盖的监管盲区。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讲，巴塞尔委员会应考虑扩大监管范围，或加强与保险、证券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共同对金融业系统风险进行管理。
5 将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纳入资产证券化化框架，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巴塞尔资本协议进一步改善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虽然在监督检查与市场纪律两大支柱中对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做出了有关规定，但在资产证券化框架中并未对这两种风险的关注有所体现。而对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相对于其他资产业务更高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委员会应考虑将其纳入资产证券化框架中考虑，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规定，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
从这30年的演进过程看，巴塞尔协议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管理框架，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巴塞尔委员会应不断继续修订与完善，建设有效的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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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4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受托方）：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委托乙方对其在__________证券__________营业部开设的账户（资金账号：______________；户名：______________，下称委托账户。）内的资产总计人民币_______万元（大写______________万元）进行资产管理。
二、乙方在委托账户内做合法证券买卖，如发生亏损，乙方承担全部经济责任。该协议有效期间，甲、乙双方均无权单方面划转委托账户内资金。
三、乙方自愿将其所有的、在__________证券_________营业部开设的账户（资金账户：____________户名：____________，下称质押账户)下的资金及证券市值总计人民币________万元（大写____________万元）作为质押，作为偿还甲方委托资产本金及约定收益，直至协议期限届满。质押资产包括该资金账号下的所有分支账户内的资产。
四、甲方保证委托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及合法性，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甲、乙双方同意此笔委托期限为____个月，由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至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止。
六、乙方保证向甲方质押资金及证券来源的稳定性及合法性，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保证不再向除甲方之外的第三人进行重复质押或担保。
七、基于资金安全需要，甲、乙双方应放弃申请办理使用“银证转账”系统的权利，如甲乙方已办理使用“银证转账”系统，应在本协议正式签署前予以撤销。资产委托期限内，甲乙双方均无权单方对本协议中有关的资金账户进行撤消指定交易、转托管或转出资金、证券等资产转移行为。乙方在质押账户内支付利息除外。
八、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取得质押账户的监控权和在特定情形下的处分权。乙方特别授权甲方工作人员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为乙方特别人（特别授权书附后），在本协议第十二、第十三条约定情形出现时对监管账户行使处分权。甲方认可该乙方特别人为本方委派的人员。
九、乙方承诺给予甲方________的年委托收益率。乙方进行证券买卖的损益与甲方无关，如发生亏损，乙方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同时应从质押的资金或证券中予以补足，若乙方的质押资金或证券仍不足以弥补，甲方有继续追索余额的权利，直至乙方付清甲方委托资产本金及约定收益。
十、乙方于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按照第九条规定，向甲方支付委托资产本金及委托收益人民币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万元）。乙方向甲方付清委托资产本金及约定收益后，本协议中监管账户内的资产归乙方所有。
十一、质押期间，如乙方投资的股票属于高风险股票，标准为：股票高位盘整，在一年内股价已翻番或前二年已达2倍以上涨幅的；做庄比较明显，庄家已控盘的股票；*st股票；则甲方特别人可持授权凭证对质押账户行使处分权，单方面处分监管账户内的股票，包括卖出股票。同时，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十二、作为账户实际操作人，乙方有义务随时了解委托账户与质押账户的资产情况，并保证质押账户与委托账户的总资产不低于人民币________万元。质押期间，出现质押账户与委托账户总资产降至前述金额时，乙方应于次日（交易日）证券市场开盘前，追加保证金或证券，使监管账户中的总资产补足至________万元。
十三、如乙方未能按第十二条要求补足资产或协议到期日（即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时）乙方不能按要求归还甲方的委托资产本金及本协议约定收益合计________万元，则乙方立即丧失对监管账户内资金及证券的处分权，甲方特别人可持授权凭证对监管账户行使处分权，将监管账户内证券变现并将账户内资金按甲方委托资产本金及甲、乙双方约定收益划入甲方指定账户，同时，本协议终止。出现该情形时，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可提前收回委托资产及约定收益，乙方须自行承担因乙方特别人行使处分权造成的监管账户内资产的损失。
十四、协议期间，如国家（包括地方性）有关权力部门依程序对质押账户或委托账户上的证券或资金采取查封、冻结、强制划转等措施，其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十五、甲方在委托期间单方面提前中止委托协议的，应与乙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甲方应自动放弃委托资产的收益，并承担委托资产同期银行利息的违约金。因提前中止协议而造成委托资产损失的，由甲方自行承担责任。
十六、乙方在委托期间单方面提前中止委托协议的，应与甲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乙方将视同委托期限已经完成，应当向甲方支付委托资产的本金及承诺的收益。
十七、在协议有效期间，如因股票长期停牌或摘牌而造成股票冻结，乙方仍应按期归还甲方委托资产本金及约定收益。
十八、如遇国家政策法规变化及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本协议继续执行，甲、乙双方应及时无条件终止协议，并在协议终止当天返还甲方委托资产本金及约定收益，不得异议。
十九、此协议自双方签字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十、本协议附件：特别授权委托书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5
我国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涉及特殊目的实体（Spe）合并的公司为数甚少，而且部分上市公司对Spe的含义尚未充分理解。有学者对我国217家上市公司2010年年报合并范围进行抽样统计后发现，76%的公司未对其是否拥有Spe作出说明；17%的公司明确说明其不涉及Spe；6%的公司明确说明其不涉及控制下的Spe；1家公司说明其有控制下的Spe；1家公司误将其所控制的全部子公司列为Spe。相应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Spe的合并问题也未予太多着墨。《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应用指南指出，母公司控制的Spe应纳入合并范围，在判断母公司能否控制Spe时应从经营活动、决策、利益和风险等四个方面加以考虑，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11年以前SiC12的“风险报酬”模式相同，而2011年以后iFRS10的最新成果目前在我国仍呈征求意见稿状态。就准则规定而言，CaS33应用指南的“风险报酬”模式与CaS33正文的“控制权”模式可能产生矛盾（财政部2005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也是综合“控制权”和“风险报酬转移”两个标准）；其次，从经营活动、决策、利益和风险等四个方面考虑Spe合并问题时，应用指南对权重分配只字未提，而对各因素的权重赋值显然直接影响合并与否的结果；再者，“风险报酬”模式可能导致过于重视定量评价从而偏执于50%以上损益的标杆。当然，由于实践中Spe的合并在我国尚属少数，因此这些SiC12应用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弊病还未成为普遍性问题。
不过，若就此说无需关注我国Spe的合并问题，则恐言之不凿、多有疏漏。至少，在信贷资产证券化领域和协议控制模式层面，Spe已崭露头角、初显身手。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领域，Spe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自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发行的两只资产证券化产品——开元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41.77亿元和建元一期“住房抵押贷款支撑的证券化”（mBS）29.26亿元于2006年12月成功面市后，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发行自己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一般是由发起人将信贷资产转移给一个Spe，再由该Spe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一般多处于mBS/aBS、CDo/Cmo阶段，尚未出现多重或循环证券化。在会计处理上多采用终止确认或大部分终止确认的做法，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年报为例，农行未提及Spe，工行、建行和中行都在会计政策部分提到Spe的合并政策，工行和建行还言及资产证券化的处理原则（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原则保持一致），只有工行在报表主要项目附注中说明“集团按照继续涉入的程度对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出售的金融资产部分终止确认部分继续确认”，并给出已经证券化的信贷资产在转让日的账面价值以及继续确认的资产价值，不过对于如何判断继续涉入的程度则语焉不详。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出售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或大部分终止确认，以及与此相伴生的Spe表外反映和披露不详问题，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刺激资产证券化的蓬勃发展，但同时会在该领域形成巨大的潜在风险，监管层最好能早作打算。
所谓协议控制模式，实际上是Vie架构在境内企业海外上市语境之下的演绎。Vie架构又称“新浪模式”，自2000年新浪采取协议控制架构成功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以来，通过签订Vie模式搭建协议控制架构已经成为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限制外商投资领域的普遍途径及境内互联网和教育行业企业赴境外证券市场上市的主要途径。通常的做法是境外上市的离岸公司通过外商独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而非通过持股的方式，成为内资公司业务的实际受益人和资产控制人。典型的协议控制包括：许可合同、不可撤销的权合同、排他购买权合同和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等。协议控制模式之所以能实现海外上市的目的，在于虽然就法律层面而言中国境内公司并不是境外公司的子公司，但是按照会计准则，其会被认定为境外上市公司的Vie，从而可以合并到境外公司的财务报表之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Vie是境内公司成功绕道实现海外上市的福音。当然，此前的支付宝和新东方事件也表明此种架构具有诸多法律风险，笔者不欲在此多言。
阅尽千帆后，已知洗尽铅华始见真。或许应该，并且可以未雨绸缪。
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6
证券质押典当合同样本一、名词解释与典当质押业务说明1.1、fprc证券质押典当fprc系统是由创元开发的《证券质押典当业务管理与风险监控系统》的简称。该系统通过电脑网络技术，依照《典当管理办法》，为乙方提供最短2天最长不超过15天股票当质押服务体系，包含
精选包买票据合同担保函已收对价，我们特此不可撤消的和无条件的担保代替(债务人名称)支付有关款项(大定金额)。为此，下述(票据份数)本票/汇票已经开立。
最新个人人保险合同书合同编号：_________甲方：_________乙方：_________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签订本保险合同。
最新保险经纪服务委托协议书甲方(委托方)：_________办公地址：_________乙方(受托方)：_________注册地址：_________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保
证券合同：证券交易委托协议甲方(投资者)姓名: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上海股票帐号:_______深圳证券帐号:___________乙方: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____________证券营业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
最新委托理财合同书编号：_________委托方(甲方)：_________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_________发证机关：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受托方(乙方)：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发证机关：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一、兹有甲方将自有资金委托乙
最新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书甲方：_________住所地：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乙方：_________住所地：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丙方：_________住所地：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的通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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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合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甲方：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定代表人：法定地址：联系电话：乙方：法定代表人：法定地址：联系电话：第一条为规范中小企业板块公司证券上市行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签订本协议。
证券合同：证券登记及服务协议甲方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_____分公司第一章总则1.甲方是依法发行证券的证券发行人，或依法负责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的基金托管人，乙方是根据《证券法》成立的法定登记机构
关于开立转融通账户协议书________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地址：_________邮政编码：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_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地址：_________邮政编码：_________电话：_________兹为甲方向乙方开立转融通账户，特签订本协议书，
证券合同:债券结算合同甲方：_________公司乙方：_________公司丙方：_________公司鉴于：1.甲乙双方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签订《_________债券认购合同》，约定乙方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之前购买甲方发行的债券总计人民币_________元，年利
关于外汇买卖协议范本________公司，本公司为一家根据香港《杠杆式外汇买卖条例》持牌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商。其注册办公室位于_________；及客户（指在本协议签字页上签字之人士）鉴于：客户欲按其不时的决定在_________开设一个或多个帐户，以用于杠杆式外汇买
精选代客理财协议甲方：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固定电话：_________手机：_________联系地址：_________邮编：_________e_mail：_________乙方：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固定电话：_________手机：_________联系地址：_________邮编：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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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合同:配股缴款协议书甲方(客户姓名)：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住址：_________邮编：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沪市帐号：_________深市帐号：_________资金帐号：_________乙方：_________证券交易营业部法定代表人：_________住址：_________邮编
最新贷款学生还款协议书根据国家教委、财政部(1987)教计字139号文件精神，_________大学_________系_________专业_________级学生_________(学号_________)，自_________年至_________年共计向_________大学借贷无息贷款(大写)：_________;现在已归还(大写)：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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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证券委托买卖合同样本甲方：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证券帐号：_________资金帐号：_________股票帐号：_________电子信箱：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邮编：_________地址：_________乙方：_________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有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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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经纪合同(标准文本)准则第一条期货经纪公司使用的《期货经纪合同》不得与《期货经纪合同指引》相抵触。第二条期货经纪公司制定或者修改《期货经纪合同》，应当将合同样本报送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审查。
配股法律业务委托合同委托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甲方”）受委人：××律师事务所（下简称“乙方”）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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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市场风险莫测务请谨慎从事尊敬的客户：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现向您提供本《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进行期货交易风险相当大，可能发生巨额损失，损失的总额可能超过您存放在期货经纪公司的全部初始保证金以及追加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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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信托报酬支付协议书甲方：_________地址：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乙方：_________地址：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丙方：_________鉴于：《_________》（附件二）的规定第一年度的受托人报酬另行签定协议，甲、乙、丙本着平等互利和长期合作的
融资顾问协议鉴于甲方实际资金需要，就委托乙方作为融资顾问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融资顾问协议：第一条合作事项：甲方委托乙方担任全程融资顾问，开展全程融资。
项目融资合作协议书甲方：乙方：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就忻阜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引进呆帐款（即形象资金）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负责为乙方就忻阜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引进呆帐款壹拾贰亿元人民币。
期货委托协议甲方（委托方）：________________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受托方）：________________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交易基金合同(样式一)合同编号：______甲方：____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乙方：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签订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甲方有关规章制度，为了方便乙方在甲方办理____成长价值开放式基金的相关业
股票发行承销合同本协议由以下当事人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市签署甲方：发行人，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住所：__________省__________市__________路__________号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
股票承销协议甲方：××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甲方）乙方：××证券经营机构（下简称乙方）甲、乙双方就由乙方负责承销甲方股票一事，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如下条款：一、承销方式：二、承销股票的种类、数量、金额及发行价格；三、承销
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7
【关键词】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调解；投资者保护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在世界证券市场上已占有一席之地。在证券市场飞速发展的同时，证券纠纷也不断发生，而解决证券纠纷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是关系资本市场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发达的证券市场，调解作为化解证券纠纷、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已成为诉讼机制的重要补充。本文将围绕证券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探讨，提出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
一、证券纠纷概述
证券纠纷，是指证券活动主体在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及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与证券行为本身有关的纠纷。一般来说，证券纠纷是指发生在投资者与券商之间的纠纷、券商与券商之间的纠纷，证券发行人与承销人之间因承销合同产生的纠纷等。在这些纠纷中，发生数量最多、令人最关注、影响面最广的是投资者与券商之间的纠纷。作为一种不同于一般的民商事纠纷，其特点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涉及当事人众多，数额巨大。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投融资平台，参与证券交易的人员越来越多，涉及的金额巨大。以中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第一案——银广夏案件为例，该案立案数就达85件，涉及原告共有707人，涉案金额达到了145174349.34元。
（二）社会影响广泛。一方面抗风险能力较弱中小投资者，心理素质较差，发生证券纠纷后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赔偿，很容失去理性，引发过激的，对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对于争议另一主体券商或者上市公司而言，其违规行为会成为各大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导致大规模索赔事件，进一步引发更大范围的信用危机和社会负面影响。
（三）案情复杂，专业性强。证券纠纷可能会发生在证券发行、承销、交易以及结算等各个环节，对中小投资者而言，很留存、难收集证据为以后的维权做准备，进而增加了案件办理的难度。对司法机关而言，法律的不完善和司法实践经验不足，使案件审理的难度加大。对办案人员而言，除了要求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外，还应掌握相应的金融学、经济学专业知识，了解相关的实务操作规则，才能理性、公平地处理证券纠纷。
二、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定义和特征
aDR即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这一概念可以根据字面意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裁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最初发源于美国，初衷是节约诉讼资源，缓解法院的诉讼负担，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现在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之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
当今世界各地非诉讼证券纠纷解决形式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与诉讼方式相比，存在着以下共同特征：
一是当事人自愿和合意性。采取非诉讼方式解决证券纠纷，都是当事人自愿的意思表示，最终能否达成一致协议，也由协商而定，无人强迫。二是无固定的纠纷处理模式。与诉讼不同，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既没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也无需严格执行实体法的证据规则和程序，程序上简便灵活，处理效率高。三是程序私密性。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都是非公开进行的，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和声誉，对当事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四是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非对抗性。当事人会寻求通过互利与平和的程序获得认可的结果，互利性和非对抗性是当今世界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最认同的优势，随着社会对和谐与稳定的重视，这一优势会受到更大的推崇。
三、建立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意义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由于体制不健全等原因，长期以来，证券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内幕交易、欺诈客户、操纵市场等事件时有发生，而投资者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往往四处碰壁。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建立和完善证券市场非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证券纠纷中，广大中小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处理证券纠纷，在诉讼中往往“耗”不赢对方。非诉讼解决机制，则拓宽了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的维权途径，自愿、公平、高效、专业的非诉讼解决机制，能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供制度性保障。
（二）有利于行业协会充分履行法定职责。《证券法》明确规定了进行证券纠纷调解是证券行业协会的法定职责，建立证券纠纷调解机制，有利于证券行业加强社会管理，缓解社会矛盾，提升行业协会服务资本市场、服务投资者的水平。
（三）有利于合理分配社会管理资管，充分发挥社会管理效率。证券纠纷调解机制，作为多元化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部分，与诉讼形成互补，提供了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渠道，节约了诉讼资源，减轻了法院的诉讼压力，合理配置了社会管理资源，大大提高了社会管理效率。
（四）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非诉讼解决机制，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效等优势，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对缓解冲突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具有积极作用。
四、域外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考察
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证券纠纷采取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历史悠久。进入21世纪以来，境外解决证券纠纷的组织和管理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美为首的各主要证券市场国家纷纷整合或设立专门的证券纠纷调解机构，通过提高非诉讼方式解决证券纠纷的权威性和公平性，节约诉讼资源，改进监管服务质量，进而提高投资者保护效率和水平。
（一）美国证券纠纷调解方式考察
2007年4月，美国全国证券商协会（naSD）制定的《调解程序规则》正是生效，同年7月，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美国证券业自律组织完成了一次重大整合——合并naSD与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二者的会员监管业务，成立美国最大的非政府金融监管机构——金融业监管局（FinRa），整合了naSD和nYSe证券仲裁和调解业务，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证券仲裁和调解机构。FinRa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要点如下：
第一，调解的范围。从实践来看，大部分当事人因举证困难，才申请调解方式解决纠纷。FinRa可以受理的调解案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投资者与券商之间的纠纷；二是券商相互之间的纠纷；三是券商与其雇员之间的纠纷。
第二，调解的基本程序。FinRa对证券调解规定了详细的程序，包括当事人提出申请、FinRa纠纷解决中心（FinRaDR）审查是否符合受理范围、选择调解员、确定调解时间地点、调解费用及调解结果等。
第三，调解效力。当事人经调解而达成的任何调解协议都具有约束力，可以强制执行，FinRa有权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会员作出处罚。实践中，会员会主动履行调解协议，以免受到处罚。
（二）台湾证券纠纷调解方式考察
我国台湾地区证券市场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和纠纷解决体系。2002年颁布的《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机构设立调处委员会处理当事人之间的证券纠纷，该法与《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以及随后实施的《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机构管理规则》、《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机构调处委员会组织与调处办法》等，够成了完整的证券纠纷调解法律体系，其要点如下：
第一，调处的纠纷范围。调处的主要范围包括因有价证券的募集、发行、买卖或者期货交易及其他相关事宜而产生的纠纷，限定了纠纷发生的主体，一方为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另一方为发行人、券商、交易所、结算机构等。
第二，纠纷调处主体。《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设立调处委员会的部门一般为交易所、行业协会，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交易所、证券行业协会所设立的调处委员会申请调处。
第三，纠纷调处申请主体。向调处机构提出申请的主体只能是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自愿性，另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公众投资者的保护，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救济渠道。证券纠纷一旦被提起调处，纠纷相对人必须参加。当出现下列情形是，保护机构不予受理调处申请：不属于上述纠纷范围；非证券投资人或期货投资者提起的；无具体相对人的；已在第一审法院言词辩论终结的；已生效判决设计调处内容的，同一事件已经《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调处的。
第四，调处的法律效力。调处虽然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体现当事人合意的优势，但其法律效力与仲裁略有不同，经调处产生的协议不具有强制的法律效力。为了解决调处协议法律效力的不足的问题，《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机构调处委员会组织与调处办法》规定，调处成立之日起7日内，经法院核定的调处与民事判决具有统一效力；法院没有核定的，调处机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通知当事人。法院的审核，解决了民间调处效力的不足，使调处委员会作出的调处结果更具权威性。
美国和台湾地区分别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从二者的调解制度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来来看，台湾地区的经验做法更值得我国借鉴和参考。
五、我国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司法实践和证券行业的实践活动来看，目前证券纠纷案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的，诉讼方式自然成为当前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律救济途径。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善，证券纠纷的诉讼案件经历了由暂不受理、部分受理至完全受理的过程，很多中小投资者想通过法院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景往往落空。而现阶段，我国建立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证券业协会借鉴发达地区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经验，已证券纠纷调解工作管理办法、调解规则及调解员管理办法，初步形成了证券纠纷调解机制。
造成非诉讼解决机制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立法不完善。法律规范的完善是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发展比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目前，《证券法》和《仲裁法》中都未提到证券纠纷仲裁这种解决方式，也没有对证券纠纷的特征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对证券纠纷仲裁机制指导作用有限。
（二）宣传、推广力度不够。美国和英国作为证券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推广本国特色的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而我国的推广、宣传力度远远不及。2007年，由上海仲裁委和上海金融法治研究会联合发起的针对上海金融业从业人员对仲裁的一份调查报告问卷调查问卷统计表明：有47.51%的从业人员认为仲裁宣传推广的广度和力度不够，22.2%的从业人员认为仲裁缺乏与金融机构管理层沟通。
（三）非诉讼解决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从目前证券市场的现状来看，不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投资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与证券持有人发行人之间无直接的书面合同，也就没有仲裁协议，一旦纠纷发生后双方也就很难达成仲裁协议。此外，法律并不保障证券纠纷裁决的强制实施，因为《仲裁法》中规定，法院对仲裁是进行实体审查，仲裁裁决很可能因事实、证据等实体问题被撤销或裁定不予执行，削弱了仲裁终局性的效力。
六、完善当前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建议
我国的证券纠纷缺乏有效的解决方式，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证券市场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如果证券纠纷不能妥善解决，极有可能引发整个证券市场的系统性危机。因此，必须科学化、系统化地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一）完善证券纠纷解决法律机制。我国现行证券方面的相关规定对证券纠纷提讼限制了条件，即要有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法院刑事判决才能提讼，这一规定，与公民诉权的内容相悖，因此应尽快取前置程序的规定，保护当事人自由行使诉权。《立法法》第8条第9款将仲裁制度作为法律保留事项，规定诉讼和仲裁只能制定法律，但已颁布的《仲裁法》中对证券仲裁具体事项并为涉及。因此，建议修改《仲裁法》中法院对仲裁程序进行实体性审查的相关规定，改为对证券纠纷仲裁进行形式审查。同时，对证券纠纷仲裁机构、仲裁员资格、证据规则等具体内容作出规定。
（二）突破原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证券纠纷的最大特点是受害者众多，难以统一思想和行动；受害人涉案数额较小的，维权意识淡薄，致使在受到损害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少。因此，可以突破原有代表人诉讼方式，效仿台湾地区的证券投资人权益保护机制，在行业协会下设立民间非盈利性投资者权益保护机构，为权益受到侵害的中小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接受受害者赋予的诉讼实施权，代表投资者进行诉讼。
（三）调高调解协议或裁定的执行效力。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关系到调解功能的实现以及公众的认可度。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只有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和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其它达成的调解协议只相当于民事合同的效力。除了通过民事诉讼督促程序、法院确认及公证来提高协议的执行力外，还可以召集证券公司签订服务联盟协议或备忘录，承诺无条件的履行调解协议或裁定，提高调解协议或裁定的执行效力。
（四）推行小额争议调解机制。《证券法》第176条第5款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的职责包括：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证券业纠纷进行调解。与证券市场相似的保险市场也把调解确立为解决保险纠纷的方式之一。中国保监会于2007年5月公布的《关于推进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原则上对纠纷所涉及的金额比较小，财产保险部超过20万元人民币，人身保险部超过10万人民币等小额保险纠纷，适用于快速调处机制解决”。由于证券纠纷涉及主体众多，涉及的赔偿金额也有大小差异，行业协会可以在证券纠纷调解规则中针对会员间的证券纠纷设计“小额争议调解机制”，强制对小额争议进行调解。
（五）建立多层次的证券纠纷解决机构。调解作为一种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中国古代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到革命根据地时期广受好评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调解成功经验。因此，应充分发挥调解的优势，建立多层次的证券纠纷调解机构。一是在行业协会内部成立行业调解组织。行业调解最突出特点就是专业性强，“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由行业协会组织成立，其本身就与社会分工相对应，所以能够充分实现社会纠纷解决的专业性。”传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社区调解等民间调解组织调解证券纠纷时，在专业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由行业协会成立的调解组织来调解证券纠纷，能够充分发挥调解的优势，提高调解协的执行率。二是完善立法，赋予证券交易所调解职能。现行《证券法》对交易所是否能够开展证券纠纷调解工作，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交易所的职能和市场地位来看，其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才、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具备调解各种证券纠纷的能力，在其进行调解后，这些先天优势，可以促进证券公司、上市公司能够积极履行调解协议的义务。因此，在明确交易所调解职能的前提下，可以在交易所内部设立专门的纠纷调解组织，负责调解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会员及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民商事纠纷。三是在中国证监会内部成立调解组织。2012年6月19日，代表香港政府进行纠纷调解的机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成立，以“先调解、后仲裁”的方式，协助解决金融纠纷调解机制下的成员金融机构与个人客户之间的金钱纠纷，申索金额最高50万港元。中国证监会作为市场的监管者，拥有广泛的监督权，在全国主要城市拥有36家派出机构，完全有能力调解证券纠纷。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赋予派出机构调解职能，充分发挥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优势，就地解决证券纠纷。四是在证券公司内部成立专门的部门或由客服部门组建专业的队伍处理证券纠纷。证券公司是证券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投资者保护的最前沿，与投资者之间交往最多，也最容易发生证券民事纠纷，通过内部机构处理纠纷，将矛盾化解在初期阶段，防止矛盾进一步恶化，缓解矛盾也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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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8
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际化进程提速所带来的剧烈竞争将对尚不成熟、有待规范的中国证券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中国证券业不仅会受到成熟、规范的外资机构的挤压，而且还要面临国内其他金融企业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以及网上证券交易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第二，加入wto将加剧中国证券业组织结构的凋整。未来5年内，合资证券公司与台资基金管理公司将大量涌现，国内证券公司也将引发大规模兼并、重组，组建实力强大的大型证券集团（或金融控股公司）以应对挑战。第三，加入wto将对中国证券业监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入wto后，具有混业经营背景的外资机构通过QFll（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组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外资并购国有股权等管道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将明显增加，证券市场将更趋复杂，监管难度加大。
但从长期来看，加入wto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基本面，从而支撑中国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并最终推动其深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监管和立法行为将更加透明、规范、国际化，为市场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将为中国本土券商和中介机构学习国际先进管理和技术提供渠道，中资机构竞争实力将在同外资机构的合作与竞争中得到明显增强。
应战国际化：对策与建议
发展证券交易市场体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证券市场呈现出4个趋势：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化、交易所的公司化、交易市场的一体化和交易市场的无形化。
具体而言，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化包括纵向层次的主板市场与创业板市场共同发展，横向层次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与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协调发展，交易场所层面的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并存，地域层面的全国性市场与区域性市场相辅相成等特点。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交易所公司化及其发行上市改革，是交易所治理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助于解决会员制当中的委托问题、提升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满足发展过程中对新资金的大量需求等。交易市场的一体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证券交易所在各自国内和国际层面上进行整台、集中，交易所数目在减少但规模在扩大。交易市场的无形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化、网络化进程迅速加快，引发了证券市场信息传递技术和交易手段再次革命，创造了网上交易服务、独立电子交易系统和网上虚拟交易所等形式。
中国证券市场在纵向上只有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主的主板市场，场外证券市场除银行间有限的场外交易外，其他场外市场均因《证券法》第32条规定而被禁止。横向角度看，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萎缩，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缺位。在地域上，除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外，曾出现过一些地方性的交易场所，如天津、武汉等23个证券交易中心，但是目前这些区域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已被禁止。中国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治理结构是有中国特色的会员制，是一种明显有别于国际典型会员制交易所的政府直接领导模式（均受中国证监会管理），导致在中国出资者创办交易所的主要目的在于盈利，政府直接插手交易所内部事务，会员由于不是出资者和受益主体，因此对交易所管理和运作漠不关心。
未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应努力构建一个多层次化的交易市场。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金融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证券交易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最终将实现所有权社会化，实现交易所由会员制向公司制的变革。此外，沪深交易所的整台可能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整台的时机取决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程度以及国内证券交易所之间竞争所导致的边际效率提高的程度。中国证券市场应紧密跟踪国际上先进的交易技术，不断完善自己的交易系统，同时进一步发展网上交易，为将来建立独立电子交易系统或虚拟化的交易所奠定基础。
改革证券交易制度
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单一的集中竞价方式，缺乏柜台交易与协议交易机制所具有分散股权的功能，与鼓励公司收购、鼓励大股东长期持股的立法精神相矛盾。在未来股份实现全流通之后，希望获取公司控制权的机构投资者成本增大，必然引起广泛采用对敲对倒等方式从事的不正当证券交易行为。此外，单一集中竞价制度也与鼓励要约收购的精神产生矛盾。中国证券交易在法制上是禁止期货交易和信用交易的。现货交易使得金融衍生品缺乏法制基础，期货期权被禁止，从而使中国证券市场成为单边市场，缺乏避险手段。
此外，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在实践中往往采取有诸多不规范色彩的协议转让。股权结构割裂为流通和不流通两部分，以及a、B股之间的差异，造成市场上对同一公司存在不同的价格信号和不同的评价机制。中国证券交易中的持续性信息披露也存在诸多缺陷，在出现问题时较多地运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对于投资者而言更为有效的民事救济手段却很少运用，证券民事诉讼机制缺乏可操作性。
证券交易制度进行改革概括而言有以下5个方面。
首先，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多以及证券市场规模的发展，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和完善大宗交易制度。大宗交易制度反映了大宗交易人正当的交易目的和需求，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多，如能对此种交易辅之以有效的权益披露规则、持股期限规则，则可降低大宗交易对市场价格的冲击，降低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大宗交易还为兼并收购的实施提供了便利，从而提高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第二，必须大力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引入卖空交易机制，以降低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兴旺与现货市场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引入卖空机制对于影响投资行为、提高市场流动性以及降低交易成本、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抑制操纵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未来应在推出卖空交易机制的基础上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恢复国债期货、发展可转换债券市场。
第三，完善协议转让和要约收购制度，以健全上市公司收购兼并的法律保障体系。要约收购既是国外成熟证券市场的典型收购方式，也是各国证券法调整的核心内容。要约收购制度有助于推动实质性资产重组，并已收购过程中的非市场化因素减弱，有助于提高资产重组的规范化和市场化程度。但是要约收购环节繁多，操作程序复杂，收购成本较高。由于中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特点，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实践中往往采取存在诸多弊端的协议转让。当务之急是改革协议转让制度和完善要约收购制度，包括：针对现有协议转让制定可操作的法律实施细则；加强协议转让中的信息披露监管；弱化政府在协议收购中的行政参与作用，提高市场化程度；规范收购方的关联方联合持股规则；强化收购目标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明确强调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情形；完善征集委托投票权制度等。
第四，逐步改革现行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和a、B股分割制度，彻底解决中国证券市场历史遗留问题。与之相适应的改革举措还应包括协调目前B股交易制度与外国证券经纪制度之间的差异，建立第二上市和跨市交易制度等。
第五，完善重大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证券交易中的持续性信息披露责任及国际合作，健全相关的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建立健全重大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生成、披露和审核的规则体系，加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加强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加强信息披露的国际合作等。此外，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势在必行。
完善证券发行制度
现行证券发行制度带有强烈的行政性和计划性色彩，未来改革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完善证券发行与定价技术。中国证券发行方式走的是一条逐步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证券发行方式的改革要以多元化创新为核心，促进市场的完善与发展。具体包括：全面推行股票交易实名制，采用和完善国际市场普遍采用的公开发行与私募配售相结台的发行方式，引人国际通行的收款银行制度，引入并推广“超额配售选择权”制度等。对于发行定价机制，也要进行多元化与市场化的改革，逐步减少政府对股价的行政干预。
完善证券发行核准制度。要继续完善发行核准制度，减少政府控制，将进人市场的选择权更多地留给市场。此外，中国证券发行的所有制倾斜问题应予改正，并取消证券发行与上市审核的联动机制，加强发行中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推荐作用和法律责任。
完善证券发行中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包括证券发行披露制度、持续性披露制度和法律责任及救济制度。未来应借鉴英美成熟做法，明确发行人、发起人、以及其他主体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及免责事由。在上市公司信息的网络披露中，要强凋上市公司的更新义务、注意黑客入侵问题以及在未来的私募当中协调网络披露之广泛性与私募本质之冲突。
证券发行的国际化白品种创新。目的中国证券发行国际化的方式主要有：境内上市外资股模式，境外上市外资股模式，间接境外募股上市模式，存托证境外上市模式，国际债券模式，国际基金模式等。未来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市场筹资，外国的企业也会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调整证券监管体系
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将使证券监管面临3个方面挑战：国际化的挑战、银行和证券业的台作或综合化的挑战、金融创新的挑战。中国未来证券监管体系具体的变革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分业监管对综台金融的适应和调整。综合金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当前分业监管体制下，我们建议先设立一个松散型的台作监管机构，待时机成熟，再向统一监管的模式变革。同时要积极推动现在的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第二，监管组织体系的调整。要加强证监会的独立性；充实有效监管所需的适当资源；建立监管政策制定的协商机制、评价机制，保证监管的透明度；强化证券交易所应有的自律性监管功能；加强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功能；加强传媒的外部监管力量以及对传媒的监管。
第三，一般监管行为的调整。包括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完善和对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评级机构、证券清算结算系统监管的完善等内容。此外要强化中介机构的自我监管功能和法律上的约束，建立中介机构的保险制度或建立风险赔偿准备金制度。
第四，监管法律框架的调整和完善。首先要对《证券法》进行调整和完善，尤其要建立证券诉讼的辩方举证制度以解决证券民事诉讼的举证困难问题，完善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建立中小投资者集体诉讼机制，完善证券法与公司法、台同法、破产清偿法、竞争法等法律的配台实施，以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
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9
关键词：wto 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金融自由化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
wto体系中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为金融自由化发展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根本原则、规则和制度，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构建了多边谈判机制与法律框架，揭开了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多边化的序幕。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作为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保障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倡导的证券业自由化的同时有可能成为其障碍，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一、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及其价值取向
wto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构建的法律框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附件》、《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gats及《金融服务附件》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核心部分，gats所发挥的作用正如其宗旨所述，“为服务贸易建立一个多边框架，借以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自由贸易，促进各方经济的发展”。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框架的主要原则及规定集中于gats中，因此gats构成了第一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多边化的基本法。
鉴于金融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各国均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管制，对金融业自由化的发展的趋势而言，这些管制构成了主要的贸易壁垒。wto的成员达成了《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作为gats的补充与进一步规定。该附件对gats的适用范围加以明确并对审慎措施及其承认、金融服务贸易争端的解决、金融服务的定义做了规定。《金融服务第二附件》主要是有关金融服务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豁免，及各成员对其具体承诺中有关金融服务部分的改进、修改和撤消等规定。
《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确定了一些发达国家成员起草各自金融服务承诺的基础，提出了乌拉圭回合参加方得以通过不同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三部分的方式在协定下的金融服务方面承担具体承诺，但不得与总协定条款相冲突，并须保证达成的具体承诺在最惠国基础上实施。
《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中有重要意义的是各成员方关于金融服务的具体承诺减让表和第2条豁免清单，在全面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础上，将全球银行、证券和金融信息贸易的95％以上纳入wto的管理和争端解决机制之内。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作为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通过市场准入及非歧视性原则及透明度原则及各成员方的具体承诺使各国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促使各国在金融服务贸易中逐步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保障金融资源以市场为配置基础，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优化配置。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作为调整国际服务贸易的规则，实质是促进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法律体系，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其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必然会渗透到其成员方相关法律中。本文认为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价值取向在于：自由、效率、秩序、安全。自由是整个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推进的自由着重于经济自由，在实现经济自由的必要因素中，经济制度起着重要作用，一种经济制度若不能实现一定的经济自由时，就是一种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制度，而实践和理论都证明了经济自由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成为现实，市场经济需要广泛的经济自由，只有在充分实现了生产、交换、竞争、收益等自由的基础上，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正常地运作，从而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有效地阻止国家权力过度膨胀对经济自由的破坏，才能保障通过实施有效的法律规则促进竞争自由、契约自由和经营自由，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倡导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要求一国政府在国内及对外金融服务贸易中逐步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获取最佳的经济利益，这一过程以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为前提，可以说，wto对各成员方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其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通过保障各成员方国内金融业的自由从而促进世界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通过确立市场准入、非歧视性、透明度等原则促进了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的实现，体现了对自由的崇尚与关注。
效率是指经济组织以既定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经济资源的利用状态。就法的价值而言，自由与效率有着同质性。如前所述，自由在市场的功能主要是促进效率，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通过确立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宗旨以提高金融业效率，其大多促进自由化目标实现的规定都旨在提高国际金融领域的效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领域的竞争加剧。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原则使得各国金融服务贸易提供者能积极参与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由此可见，效率亦为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价值取向。
然而，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自由与效率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的任性，金融业的高风险性与不稳定性及其巨大的破坏性都促使wto亦关注金融业的秩序与安全，提出应尊重成员方国内政策目标，承认成员方有权对境内有关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并适用新的法律，规定了“谨慎例外”的原则，明确了wto对待金融业的自由化带来的效率与保障金融业安全的监管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态度，即在保障金融业安全稳定的秩序的前提下，确保金融业自由化带来的效率，后者是主线，前者是辅手段。因此，安全与秩序亦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的法律价值取向。
二、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影响
wto有关金融服务协议确立了证券业自由化的原则和法律框架，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并未做直接规定，但wto作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多边贸易规则，更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证券业自由化的特殊意义，倡导金融自由化的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价值取向与具体规定都会对各国汪券监管法律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wto推动的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各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面临着促进证券业自由化发展与保障证券市场稳定的双重任务，要应对这一两难选择，就必须在wto有关金融暇务贸易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将自由、效率、秩序、安全的精神渗透剐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使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价值目标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完善与变革。wto对自由与效率的追求要求放松严格的行政管制，从而为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自由化在经济转型的发展中
国家实质上分为两个层次，首先要消除国内的金融抑制状态，即实现国内金融自由化，国内金融抑制主要指政府对金融业的直接行政干预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封闭状态，国内金融自由化就是要放松管制，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第二层次为对外国金融业开放国内市场。为保障证券业自由化正确的发展方向，防范证券市场风险的传播，在客观上要求其成员方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即是放松政府的行政管制与不必要的干预，以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基础。从而消除国内由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造成的金融抑制状态。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过多，限制市场在资金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会抑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导致证券业的效率低下，竞争力差，证券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场所无法发挥其作用，滋生大量的寻租现象。政府过多参与到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与业务中，忽视了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一旦融入金融自由化浪潮中，极易暴露出其不足，受到冲击，诱发金融风险。因此，要融入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必须朝着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变革，放松政府行政管制，逐步开放资本帐户，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监管。此外，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风险，同时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威胁到各国的风险，加强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证券违法行为的打击，保障证券市场的安全与秩序，促进证券业自由化的健康发展。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虽未对各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做直接的规定，但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与证券业自由化的密切关系，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仍做出了影响到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从gats及其附件中的相关规定可看出w’lo对金融服务多边协议所保障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与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关系所持的态度。gaps的序言中即明文规定，“在适当尊重国内政策目标的同时”，在互利基础上促进双边谈判，以逐步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序言中通过承认成员方有权对其境内有关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并适用新的法律，保证其成员方为实现国内政策目标，基于国内特殊情况的考虑而适用法律的自，就证券业而言，如果成员方在履行gats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或承诺而使其国内证券业面临严重困难，则有权采取与该金融困难相适应的证券监管措施，以免证券市场的风险继续扩大。该规定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定位于“逐步地”。而不是不顾其成员方国内的现实情况“一刀切”，从而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消除了面对wto协议的忧虑心理，扩大了wto有关协议的适用范围。
gats金融服务附录第二条规定，成员方国内可以基于谨慎原因采取相关的措施，而无须考虑是否违反有关的承诺或义务。作为gats下的金融服务附录，该条规定为各国国内证券监管的采用提供了直接依据，为保障金融自由化的主导方向，谨慎监管措施的采用也受到了限制，首先，有关监管措施的采用应保证出于谨慎监管的目的，至于是否实质上会对gats有关承诺与义务造成损害，不予考虑，仅从目的上加以限制，充分保障了成员方运用该条规定的权利与可能性，出于“谨慎原因”。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忠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及其他出于谨慎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认定一国的某项监管措施是否出于谨慎目的，通常应根据该国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否则容易导致成员方无法运用监管措施维护金融稳定或者阻碍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后果。其次，成员方采取有关谨慎监管措施不应被用来逃避该成员方在本协定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判断成员方采取的有关谨慎监管措施是否被用来逃避其承诺或义务的标准同样应根据该成员方国内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其直接目的是否为出于谨慎原因，若有关国家认为该成员方非出于谨慎原因而采取的监管措施，有权提出异议并通过争端解决程序来确定有关监管措施是否超出了谨慎范围。
实践中，很多非歧视性的规则及监管制度本身构成了贸易壁垒，对此，wto希望成员方对有可能构成服务贸易壁垒的监管措施做出例外承诺，例外承诺并非wto的强加义务，但成员方一旦通过谈判做出例外承诺后，就将消除本国非歧视性监管措施纳入了该国在wto下的强行义务，将由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保障其实施该承诺。此外，wto提出各成员方应当采用双边协调机制进行谈判，达成相互承认有关证书或资格的协议，并允许其他成员方通过谈判加入这种协议，从而为各成员方之问相互协调来逐步减少监管壁垒，促进证券业自由化提供了可能，目前已有许多国家达成了双边合作监管的谅解备忘录与协助条约]wto还倡导采用多边谈判的形式来确立承认和协调标准，并通过成立与参加国际组织将这些承认与协调标准加以推广，最终确立为国际证券监管惯例或成文化的规则，区域性与国际性的证券监管合作组织已纷纷成立并为各国证券监管的协调做出了很多努力，制订了一些被公认的证券监管文件，证券监管国际惯例正在确立过程中。
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金融自由化的反作用
wto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其重要领域之一，并由于其对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而奠定了其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中基础性的地位，可以说9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在wto的推动下发展的，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在影响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同时，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wto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一定的反作用，从而影响着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其反作用包括积极的正面作用和消极的负面影响。
从理论上讲，金融自由化可以提高金融业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并为客户提供多品种的服务，但金融自由化浪潮使得国际资本高度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飞速发展。资本能在国际市场上高度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产生本是金融界降低风险的举措，但事实上，大量国际资本的高速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却促成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使金融风险的规模上升，金融自由化使得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扩散，跨国境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日益猖獗，监管法律制度仍限于一国国境范围内，因此，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要求各国变革与完善国内的监管法律制度，放松管制，加强各国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与合作，从而保障金融自由化得以稳步发展并使各国分享其所带来的利益。金融自由化优势的发挥取决于金融自由化浪潮是否有完善的监管法律制度为基础，缺乏这一基础，自由化浪潮只会导致混乱与无序的状态。证券业的自由化是wto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证券业的高风险性在实现自由化后表现的更加突出，随着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的证券市场失灵超越了一国界限和本国的制度与法律管辖范围，滋生了大量跨国界的内幕交易、操纵和欺诈行为，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可能系数，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则会导致金融风险在区域乃至国际范围内迅速传播，国际资本市场的巨额游资出于避险或投机的目的大量转移资金，会直接冲击国内证券市场，严重损害各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并迅速扩散到国际范围内，使金融自由化的成果遭到巨大的破坏，各国应通过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通过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协调，加大共同监管和打击威胁到国际证券市场的证券不法行为，以避免证券业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可以说，各国证券监管法律
制度是金融自由化浪潮健康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这一点正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安全、秩序的价值目标的体现与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wto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健康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过于严格的监管又会给自由化造成负面作用，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直接行政干预和封闭的国内市场状态会成为金融自由化推进的不可逾越的国内障碍，正因为如此，wto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才要求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进行变革，放松管制，加强市场化干预，促进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和国际证券监管的发展，最终确立国际统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以更有力地保障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
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篇10
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际化进程提速所带来的剧烈竞争将对尚不成熟、有待规范的中国证券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中国证券业不仅会受到成熟、规范的外资机构的挤压，而且还要面临国内其他金融企业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以及网上证券交易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第二，加入wto将加剧中国证券业组织结构的凋整。未来5年内，合资证券公司与台资基金管理公司将大量涌现，国内证券公司也将引发大规模兼并、重组，组建实力强大的大型证券集团（或金融控股公司）以应对挑战。第三，加入wto将对中国证券业监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入wto后，具有混业经营背景的外资机构通过QFll（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组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外资并购国有股权等管道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将明显增加，证券市场将更趋复杂，监管难度加大。
但从长期来看，加入wto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基本面，从而支撑中国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并最终推动其深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监管和立法行为将更加透明、规范、国际化，为市场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将为中国本土券商和中介机构学习国际先进管理和技术提供渠道，中资机构竞争实力将在同外资机构的合作与竞争中得到明显增强。
应战国际化：对策与建议
发展证券交易市场体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证券市场呈现出4个趋势：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化、交易所的公司化、交易市场的一体化和交易市场的无形化。
具体而言，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化包括纵向层次的主板市场与创业板市场共同发展，横向层次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与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协调发展，交易场所层面的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并存，地域层面的全国性市场与区域性市场相辅相成等特点。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交易所公司化及其发行上市改革，是交易所治理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助于解决会员制当中的委托问题、提升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满足发展过程中对新资金的大量需求等。交易市场的一体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证券交易所在各自国内和国际层面上进行整台、集中，交易所数目在减少但规模在扩大。交易市场的无形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化、网络化进程迅速加快，引发了证券市场信息传递技术和交易手段再次革命，创造了网上交易服务、独立电子交易系统和网上虚拟交易所等形式。
中国证券市场在纵向上只有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主的主板市场，场外证券市场除银行间有限的场外交易外，其他场外市场均因《证券法》第32条规定而被禁止。横向角度看，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萎缩，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缺位。在地域上，除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外，曾出现过一些地方性的交易场所，如天津、武汉等23个证券交易中心，但是目前这些区域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已被禁止。中国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治理结构是有中国特色的会员制，是一种明显有别于国际典型会员制交易所的政府直接领导模式（均受中国证监会管理），导致在中国出资者创办交易所的主要目的在于盈利，政府直接插手交易所内部事务，会员由于不是出资者和受益主体，因此对交易所管理和运作漠不关心。
未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应努力构建一个多层次化的交易市场。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金融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证券交易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最终将实现所有权社会化，实现交易所由会员制向公司制的变革。此外，沪深交易所的整台可能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整台的时机取决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程度以及国内证券交易所之间竞争所导致的边际效率提高的程度。中国证券市场应紧密跟踪国际上先进的交易技术，不断完善自己的交易系统，同时进一步发展网上交易，为将来建立独立电子交易系统或虚拟化的交易所奠定基础。
改革证券交易制度
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单一的集中竞价方式，缺乏柜台交易与协议交易机制所具有分散股权的功能，与鼓励公司收购、鼓励大股东长期持股的立法精神相矛盾。在未来股份实现全流通之后，希望获取公司控制权的机构投资者成本增大，必然引起广泛采用对敲对倒等方式从事的不正当证券交易行为。此外，单一集中竞价制度也与鼓励要约收购的精神产生矛盾。中国证券交易在法制上是禁止期货交易和信用交易的。现货交易使得金融衍生品缺乏法制基础，期货期权被禁止，从而使中国证券市场成为单边市场，缺乏避险手段。
此外，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在实践中往往采取有诸多不规范色彩的协议转让。股权结构割裂为流通和不流通两部分，以及a、B股之间的差异，造成市场上对同一公司存在不同的价格信号和不同的评价机制。中国证券交易中的持续性信息披露也存在诸多缺陷，在出现问题时较多地运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对于投资者而言更为有效的民事救济手段却很少运用，证券民事诉讼机制缺乏可操作性。
证券交易制度进行改革概括而言有以下5个方面。
首先，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多以及证券市场规模的发展，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和完善大宗交易制度。大宗交易制度反映了大宗交易人正当的交易目的和需求，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多，如能对此种交易辅之以有效的权益披露规则、持股期限规则，则可降低大宗交易对市场价格的冲击，降低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大宗交易还为兼并收购的实施提供了便利，从而提高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第二，必须大力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引入卖空交易机制，以降低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兴旺与现货市场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引入卖空机制对于影响投资行为、提高市场流动性以及降低交易成本、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抑制操纵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未来应在推出卖空交易机制的基础上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恢复国债期货、发展可转换债券市场。
第三，完善协议转让和要约收购制度，以健全上市公司收购兼并的法律保障体系。要约收购既是国外成熟证券市场的典型收购方式，也是各国证券法调整的核心内容。要约收购制度有助于推动实质性资产重组，并已收购过程中的非市场化因素减弱，有助于提高资产重组的规范化和市场化程度。但是要约收购环节繁多，操作程序复杂，收购成本较高。由于中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特点，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实践中往往采取存在诸多弊端的协议转让。当务之急是改革协议转让制度和完善要约收购制度，包括：针对现有协议转让制定可操作的法律实施细则；加强协议转让中的信息披露监管；弱化政府在协议收购中的行政参与作用，提高市场化程度；规范收购方的关联方联合持股规则；强化收购目标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明确强调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情形；完善征集委托投票权制度等。
第四，逐步改革现行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和a、B股分割制度，彻底解决中国证券市场历史遗留问题。与之相适应的改革举措还应包括协调目前B股交易制度与外国证券经纪制度之间的差异，建立第二上市和跨市交易制度等。
第五，完善重大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证券交易中的持续性信息披露责任及国际合作，健全相关的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建立健全重大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生成、披露和审核的规则体系，加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加强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加强信息披露的国际合作等。此外，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势在必行。
完善证券发行制度
现行证券发行制度带有强烈的行政性和计划性色彩，未来改革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完善证券发行与定价技术。中国证券发行方式走的是一条逐步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证券发行方式的改革要以多元化创新为核心，促进市场的完善与发展。具体包括：全面推行股票交易实名制，采用和完善国际市场普遍采用的公开发行与私募配售相结台的发行方式，引人国际通行的收款银行制度，引入并推广“超额配售选择权”制度等。对于发行定价机制，也要进行多元化与市场化的改革，逐步减少政府对股价的行政干预。
完善证券发行核准制度。要继续完善发行核准制度，减少政府控制，将进人市场的选择权更多地留给市场。此外，中国证券发行的所有制倾斜问题应予改正，并取消证券发行与上市审核的联动机制，加强发行中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推荐作用和法律责任。
完善证券发行中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包括证券发行披露制度、持续性披露制度和法律责任及救济制度。未来应借鉴英美成熟做法，明确发行人、发起人、以及其他主体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及免责事由。在上市公司信息的网络披露中，要强凋上市公司的更新义务、注意黑客入侵问题以及在未来的私募当中协调网络披露之广泛性与私募本质之冲突。
证券发行的国际化白品种创新。目的中国证券发行国际化的方式主要有：境内上市外资股模式，境外上市外资股模式，间接境外募股上市模式，存托证境外上市模式，国际债券模式，国际基金模式等。未来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市场筹资，外国的企业也会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调整证券监管体系
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将使证券监管面临3个方面挑战：国际化的挑战、银行和证券业的台作或综合化的挑战、金融创新的挑战。中国未来证券监管体系具体的变革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分业监管对综台金融的适应和调整。综合金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当前分业监管体制下，我们建议先设立一个松散型的台作监管机构，待时机成熟，再向统一监管的模式变革。同时要积极推动现在的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第二，监管组织体系的调整。要加强证监会的独立性；充实有效监管所需的适当资源；建立监管政策制定的协商机制、评价机制，保证监管的透明度；强化证券交易所应有的自律性监管功能；加强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功能；加强传媒的外部监管力量以及对传媒的监管。
第三，一般监管行为的调整。包括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完善和对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评级机构、证券清算结算系统监管的完善等内容。此外要强化中介机构的自我监管功能和法律上的约束，建立中介机构的保险制度或建立风险赔偿准备金制度。
第四，监管法律框架的调整和完善。首先要对《证券法》进行调整和完善，尤其要建立证券诉讼的辩方举证制度以解决证券民事诉讼的举证困难问题，完善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建立中小投资者集体诉讼机制，完善证券法与公司法、台同法、破产清偿法、竞争法等法律的配台实施，以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