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1
[关键字]河长制；水环境；流域生态治理
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我国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保护一直面临着严峻形势。为治理水污染，我国从水资源保护到废水处理均作了诸多制度设计，投入了大量资金，然而由于管理碎片化和机构间协同失灵问题的存在，流域环境治理效果欠佳，促使人们认识到传统的单一部门和工程措施在治水理念上的不足①。在2007年太湖爆发蓝藻后，由无锡市首创并率先在江苏省推广实施的河长制，被认为是在严峻的水污染形势下对水环境行政治理模式的创新。由于较好地解决了部门协同的效率与责任难题，河长制的推行使诸多地区的水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鉴于河长制在水污染治理中的良好效果，2016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2018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实施河长制。从2015年开始，江西省全面实施河长制；2017年3月，江西省通过《江西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修订）》以及《关于以推进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为抓手打造河长制升级版的指导意见》，提出打造河长制升级版。中央在全国全面推进河长制以及江西省打造河长制在地方流域生态治理中的升级版，开启了河长制在流域生态治理中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推广的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系统回顾流域治理的国际实践探索模式与典型经验，全面梳理河长制在我国流域生态治理中的实践探索模式和主要政策管理经验，科学评价河长制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的实施成效，准确分析河长制在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河长制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研究的总体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重点和创新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一、流域治理的国际实践探索与典型经验
流域是指地面水和地下水天然汇集的区域，水资源按流域构成一个统一体。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流域，一个大流域可以按照水系等级分成数个小流域，小流域又可以再分成更小的流域。流域是特殊的自然地理区域，同一流域往往流经多个不同的行政区，而一个行政区也可能包含多个不完整的流域。流域是具有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复合系统，流域水循环不仅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同时也是诸多水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共同症结所在。因此，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与水环境实施统一管理，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公认的科学原则①。流域治理一般是指从流域整体利益出发，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互动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格局②。从治理内容看，流域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区和行业，内容十分广泛。
不少文献描述了国外流域治理的模式和经验。泰晤士河自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后水质迅速恶化，成为世界上污染最早的河流之一。之后英国成立了治理专门委员会和泰晤士河水务局（公司），对泰晤士河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治理过程中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并辅之以充分的资金保障。法国成立了直接隶属环境部的流域管理办事机构――流域水管局，用于塞纳河流域的治理。日本政府在1972―1997年间对其国内最大淡水湖琵琶湖实施了综合开发计划和水质保护规划。为治理圣劳伦斯河，加拿大环境部专门成立了圣劳伦斯河管理中心，建立了由环境部牵头负责，多部门齐抓共管的管理体系，并积极鼓励社区群众参与流域水污染治理。1950年7月，瑞士、法国、卢森堡、联邦德国和荷兰在巴塞尔成立了“莱茵河防治污染国际委员会”（iCpR），先后签署了一系列莱茵河环保协议。早在1879年，美国就成立了密西西比河管理委员会这一高效集权的y一管理机构，统一负责密西西比河的污染整治工作③。对于田纳西河流域的治理，美国则成立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并于1993年通过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确定田纳西河的流域管理体制④。发达国家流域治理对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启示包括：制定全面的治理规划和统领全流域的法案，以完善流域治理体制，以及建立有效的资金和技术保障机制⑤。
陈坤将国外主要的流域治理模式分为直接管制模式、市场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三种⑥。罗会华则将国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三种模式分为：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行政区域分层治理和流域一体化治理相结合模式，以英、法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流域一体化治理模式，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多部门共同治理模式①。范兆轶和刘莉将国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结为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即美国的集中治理模式、日本的分散模式和澳大利亚的集中―分散治理模式。借鉴国外的治理模式，范兆轶和刘莉认为，我国的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部门间的综合治理、地域内的综合治理、内容上的综合治理和市场化的综合治理模式的相统一②。
我国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完善水治理体制研究》课题组于2015年总结了美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流域管理机构的类型、主要职能及其与相关机构的关系后发现：流域管理机构在流域涉水事务协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流域治理趋势呈现出由单项的治理开发向综合治理开发发展，由被动治理向主动利用和管理水资源发展，由短期治理开发向长期战略性开发发展；同时，各国更加注重通过制定长期性的战略规划，实现对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③。
二、河长制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的实践模式和主要政策措施
（一）河长制的起源及其应用
2007年春夏之交，太湖爆发大面积蓝藻并引发供水危机。为实现对太湖流域水环境的长期有效治理，中共无锡市委、市政府自我加压，尝试在流域治理机制上进行创新，于当年8月颁布了《关于全面建立“河（湖、库、荡、穑ぶ啤比面加强河（湖、库、荡、穑酆险治和管理的决定》，这份文件的出台被视为河长制的诞生。2008年，江苏省政府决定在太湖流域推广河长制，之后江苏全省15条主要入湖河流全面实行双河长制，即每条河由省、市两级领导共同担任河长，协调解决太湖和河道治理的重任，一些地方还设立市、县、镇、村的四级河长管理体系。随后，这一流域治理的地方创新迅速被其他省市效仿，成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热点。
2014年，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矫勇在国新办的一场新闻会上表示，鉴于河长制在水污染治理中的良好效果，将向全国推广这一地方政府创新的经验。随后两年多，河长制在全国许多省市落地。2016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到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截至2016年10月，全国共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河长制探索，其中，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海南8个省（市）在全辖区范围内推行河长制，还有16个省（区、市）在部分市县或流域水系实行了河长制④。经过各地多年的实践，目前河长制的基本制度形态已经比较成熟，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基本形成。
（二）各地实施河长制的主要实践探索模式和主要政策措施
河长制由无锡市首创，是从河流水质改善领导督办制、环保问责制衍生出来的水污染治理制度。各地在实行河长制的实践模式和政策措施上大同小异。在组织形式上，均建立了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江西和浙江等省份实施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在实施河长制的大多数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成立河长制管理领导小组，一般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并设立办公室。省级层面设立总河长，由省级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河湖所在市、县、乡分级分段设立河长，即河流流经的各县、市政府主要领导或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地方层面的河长。牵头部门或人员有所不同：有的在水利部门，有的在环保部门，也有个别地区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担任河长的责任人既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负责人，也有管理部门负责人；既有水利、环保等主要涉水部门负责人，也有发改、住建等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既有主要领导，也有分管领导。各级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水域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对跨行政区域的水域明晰管理责任，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实行联防联控；对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河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强化激励问责。河长制办公室承担河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落实河长确定的事项①。这种由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辖区内重要河流的河长，以负责河道、水源地的水环境、水资源的治理与保护的体制，具有责任明确、任务具体、考核刚性的特征②，解决了以往“各自为政、不相为谋”“九龙治水、群龙无首”的问题，增强了整治力度，提高了治理效率，一经诞生就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被认为是破解当前我国水环境治理困局的制度创新③。
三、河长制在我国流域生态治理中的成效及主要问题
（一）河长制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的成效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水环境问题牵涉i域众多，涉及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国，河长制的出现把地方党政领导推到了第一责任人的位置，表明了政府重视环保、强化责任的鲜明态度，其目的在于通过整合与调度各级行政力量，促进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形成治河合力。不少地方通过实施河长制，掌握了主要河湖的基本情况，多数地区建立了“一河一档”，并制定了“一河一策”，加大了整治力度，初步建立了行政督察机制与社会监督机制。实践证明，河长制的推行使诸多地区的水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2015年，太湖湖体水质由2007年的Ⅴ类稳定改善为Ⅳ类，富营养化水平由中度改善为轻度，河网水功能区水质持续改善，15条主要入湖河流年平均水质全部为Ⅳ类以上，全部消除Ⅴ类和劣Ⅴ类河流④。苏州市与淮安市的水环境治理工作分别于2008年和2009年推行河长制以来成效明显。基于河长制取得的成效，江苏省政府要求2013年全省727条省骨干河道建立河长制管护制度，2014年全省2000余条区域重要河道建立河长制管护制度，2015年全省全面建立县乡河道和村庄河塘河长制管护制度，到2020年实现全省河道管护现代化，构建“互联互通、引排顺畅、水清岸洁、生态良好”的现代河网水系⑤。天津市于2013年初实施河长制，至2013年底，全市纳管河道环境卫生达到优秀的河道长度由1338.5km增加到1616.2km，同比上升20.75%；全市河道劣V类水质的比例由85%下降到62%，水质总体实现好转⑥。贵州省三岔河流域自2010年实施河长制，5年来综合达标率提升了40.7%⑦。浙江省2015年完成黑臭河治理累计5106公里，钱塘江所有省控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浦阳江流域出境断面由此前的劣Ⅴ类改善为2014年Ⅳ类和2015年Ⅲ类。2016年1―9月，浙江省地表水省控断面中，Ⅲ类以上水质断面占77.4%，比2010年提升16.3个百分点，劣Ⅴ类占3.6%，比2010年减少了13.1个百分点①。江西省于2015年全面启动河长制，截至2016年底，江西全省地表水水质达标率稳定在80%以上，主要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②。
有分析认为，河长制在改善水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严格的追责效应，即通过明确的职责分工和严格的责任追究保障治水的权威性；二是有效的协同效应，即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和积极的协同作战保障治水的效率性；三是有力的执行效应，即通过科学的目标设计和有力的执行措施保障治水的有效性③。除此之外，任敏认为，具有包干性质的河长制，其最大优越性是从制度上解决了激励问题，容易在短期内出成绩④。正是因为河长制能够很好地化解治水的难题，在深入调研、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12月11日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全国各省（区、市）在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二）河长制在流域生态治理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河长制历经了近十年的发展，在体制机制上取得了一些突破，表现出不错的治理效果，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仍然面临一些难题需要破解。从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了河长制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如王书明和蔡萌萌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河长制的优点与不足⑤；另一类是对河长制的长效性提出质疑，认为河长制是在现有制度和措施无法有效解决水污染问题的背景下，另创一种改善水环境质量的制度，是在常规制度之外的临时举措，靠行政强力推行，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被动性，更是一个短期有效而非长效的制度设置，非治水的常态⑥。现有研究对河长制在流域生态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河长制本质是一种人治，即职责非法定，这也是目前对河长制非议比较集中的焦点⑦。由地方党政负责人兼任河长容易造成权力自我决策、自我执行、自我监督的状况，难以保证长效性和一贯性⑧。重人治、轻法制的河长制长远实施会影响到水污染防治制度的正规化和常态化建设；同时，由人治带来的高实施成本，也难以在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中推广和延伸⑨。二是河长制的考核C制不健全，行政问责很难落实。现有的考核都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自考”，并形成了以“表扬和自我表扬”为主的特征，真正的“一票否决”几乎未见⑩。目前，河长制问责的主体主要是当地的纪委、监察局及河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这种由下属职能部门为上级评核的考核机制，由于存在很多利益纠葛，问责结果的公正性也存在疑问？？？。即使问责主体是上级，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也难以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利益合谋与委托――问题在河长制中难以根除①。三是河长制忽视了社会力量。实践证明，河湖的有效治理不仅要靠政府工作的高效率，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②。有调查显示，对河长制缺乏足够的宣传，大部分居民对政策的基本内容和评估了解有限，社会力量调动严重不足；农村居民的环保责任感不强，农民甚至认为环保工作是政府的事情，与己无关③。河长制没有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性被忽视，政府的应急与社会的旁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进一步完善河长制的路径及对策
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的对策与建议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一是运用法治促进河长制的长效化。为解决河长制所存在的法治与人治、临时与长治等矛盾与问题，在法律层面要完善环境法规，把河长制的一些成熟做法上升为法规；推广司法程序（如推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严格环境执法④。通过程序理性的引入和法治品质的提升、目标责任制的法治化与内在化，以及结构优化与法律关系转换，来实现水环境治理的标本兼治⑤。尽快建立健全有利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河长制的实施提供规范和支撑。二是加强河长制制度的顶层设计。河长制势必对现有水治理制度体系形成一定冲击，为避免产生新的制度问题，强化与优化顶层设计就变得尤为重要。在中央和省级层面建立综合治水总体规划和长效协调机制，将河长制由原来的被动应急机制转变为常态实施制度。对于跨行政区域的河流，要建立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建立流域上下游对话机制，改变行政条块分割对流域治理的不利影响，提高涉水行政能力。在行政层面要实施统一规划，完善对水环境治理的监督、考核和评价机制，让独立部门和社会组织监督治水效果，以解决治水全过程都是在体制内运行易缺乏透明监督机制的问题⑥。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绩效管理体系，如绿色GDp核算、推行环境管理与审计计划、绩效审计等⑦。三是加强宣传和教育，鼓励公众参与河长制的实施。群策群力是河长制顺利实施的社会基础，要将宣传教育、文化熏陶、依靠群众等手段结合起来，提高群众的流域保护意识，把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观念内化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和自觉行为。鉴于河湖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应将河湖治理、水资源保护纳入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就开始开展河湖治理、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教育，从小树立并养成保护水环境的意识和习惯⑧。建立公开透明的公众参与机制，吸收全社会成员参与流域治理，形成全社会参与环境管理的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治理制度⑨。
五、总体评述与研究展望
（一）总体评述
笔者通过力所能及的文献检索发现，国外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实践与研究历史比国内更为悠久，经历了从早期推崇市场机制，到后来重视行政控制机制，至当前对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视，其水污染治理的实践经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完善流域生态治理中的河长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河长制出现伊始即受到了我国政府的重视，媒体也对这一流域治理创新机制普遍给予了褒扬，但学术界却并没有完全同步跟进。从理论创新与服务决策的角度看，亟待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研究：
第一，关于河长制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的实践探索模式与经验总结的系统研究尚属欠缺。从已经实施河长制省市的水环境治理效果来看，河长制在短期内能起到明显改善水质的作用，其实践探索模式与经验是可行的。但是，从长远看，这些模式和经验在流域生态治理中能否发挥长期成效，影响当前实践探索模式发挥长效作用的关键体制机制因素有哪些，其具体的适应条件是什么？目前的研究还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2
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入总结了中国3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系统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通过多年努力已取得了一系列改革成效，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紧迫。迫切需要科学研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改革创新的新趋势和新要求，敢于探索、敢于冒险、敢于担当，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改革开放的实际行动，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
上海已探索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近年来，上海持续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凝聚各方共识，统筹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度的关系，初步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推动和相互融合的改革新局面。
1.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获准建设，形成全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自贸试验区聚焦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大胆改革突破，尤其是在企业登记制度、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形成了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态势。
2.加快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形成产业升级的新动力。根据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要求，聚焦财税、土地、科技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开展“营改增”试点，探索产业升级的土地利用新机制，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力度等。
3.持续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其他专项试点，形成改革突破推广的新经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已完成三轮“三年行动计划”，通过率先探索，积累经验，为上海深化改革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作用。同时，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闸北现代服务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等专项改革工作有序推进，通过点上的改革创新，总结出具有示范效应的经验，逐步在全市进行推广。
4.加快调整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形成政府自我革命的新气象。上海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以“两高两少两尊重”（即高度透明、高效服务；少审批、少收费；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群众创造）为目标，着力建设“四个政府”（即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并启动新一轮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项调研，边调研、边落实、边改革，形成了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改革的路线图。
5.深入推进国资国企、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环境。在前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基础上，2013年12月上海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着力提高国资国企的竞争力和活力的改革思路。
6.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和社会组织培育，形成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上海重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深化推进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事业制度改革，推进社会管理模式改革，推进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探索社会组织培育的新模式，探索收入分配改革，形成了以点带面、多点突破、共同推进的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7.推进文化市场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双轮驱动的新态势。通过有效、有序、有扶、有放的推进，完成了全市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形成了文化市场主体的新格局。着重促进资本市场与文化产业项目的融合，推进建立文化企业的信贷服务平台。为加快传统媒体的创新转型，启动完成了上海报业集团兼并重组。
8.推进居住证积分制和家庭农场建设，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机制。正式实施新的《居住证管理办法》，构建了来沪人员公共服务待遇与积分挂钩的新机制。同时，以奉贤区为试点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专项改革，在松江、金山、奉贤等地积极开展家庭农场改革试验，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通过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
上海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要求
1.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倒逼全面深化改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亚洲成为新的利益角逐和红利集中地、“技术―资源―加工”为主的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关系发生调整、全球供应链进一步细化和分散化、地区性贸易投资协定安排的重要性明显提升、服务业跨国公司整合制造业跨国公司等。
主要发达经济体为摆脱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通过有选择性地加入tpp、ttip等双边和多边贸易机制来消除贸易壁垒加大对本国经济结构的改革与调整，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量化宽松政策来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自由市场的干预，采取制造业回归战略冲击传统的贸易秩序。
在当前国际贸易交流过程中，传统关税壁垒之外的标准、规则、程序，甚至腐败等“无标价壁垒”正在增加。为了打破这些壁垒，不仅要通过多边谈判而且要通过地区内的内部谈判和跨地区谈判。作为较早打开国门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享受红利的“利益攸关方”，中国要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遵守更高标准的规则，需要重新梳理和修订我们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
2.国内经济社会快速转型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例如，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社会保障欠账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要逐步解决这些深层次、相互交织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
3.国际大都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催生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35年来，上海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快速发展，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与《决定》要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比照还有较大差距，与增强全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还不匹配。
经济方面，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不断增加，发展方式转变有待提速，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环境和资源的制约影响日益突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社会方面，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人口承载压力不断加大，城市安全运行面临挑战，违法犯罪现象不断增多，舆情管理压力日益严峻。要实现国际大都市政府由“善管”转为“善治”，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未来上海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思考
1.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命题，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出发推进所有领域的改革。对于上海来说，核心是要在经济社会率先转型过程中攻坚克难、创新探索，通过重大改革项目先行先试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新标准，全面总结和推广可供全国借鉴的经验与举措，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着重从现代化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基础、现代化治理结构等方面全面提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治理能力。
2.以市场经济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虽然上海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尤其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根本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受到了一些制约。《决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未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方向，是上海深化改革的主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都可以从完善市场体系和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两个角度进行思考和布局。上海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商品市场基本是充分放开的，竞争程度很高，但是要素市场的建设参差不齐，如资金市场里资金的价格、利率、汇率等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也不健全，资源的市场化程度更低，要素配置会出现很多问题和扭曲的现象。从市场环境看，如果环境是无序混乱、过度竞争的，那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会受到影响，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市场环境的完善也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3.强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体系建设、产业结构深化调整、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三大核心任务。
――加快自贸试验区制度体系建设。根据中央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要进一步深化和提速，充分对接国际新标准、新规则，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新标准，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和模式。例如，事中事后监管要深入探索，健全完善公共信息平台、综合执法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监管机制等。
――产业结构深化调整。一是把结构调整和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结合起来。产业结构调整直接涉及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结构的调整，这个根本问题不得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将面临较大阻力。二是把结构调整和建设用地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上海目前的建设用地结构中工业仓储用地占比高达28%，是国际代表性城市的3到10倍，公共绿地占比仅6%，人均绿地面积是巴黎、伦敦、香港人均绿地三分之一左右，且地均产出效益（地均GDp）仅有1.6亿元/平方公里，只有巴黎的三分之一，东京的四分之一。未来调整建设用地要锁定总量，调节增量，优化存量，增效流量，提高质量。同时，与建设用地调整密切相关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根据中央部署，结合城镇化建设，结合农业现代化等新型组织方式建设，稳妥推进。
――全面加快转变各级政府职能。自1988年中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以来，已逐渐明确了方向和路径，就是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和服务政府，核心在于要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上海应清晰界定政府职能，以制度供给、宏观调控、社会服务、市场秩序维护和公共管理为重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步让渡和缩减行政权力，激发市场活力；科学划分市区权责，各级政府该放的权力切实放到位；强化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减少事前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监管行为；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结合事权增减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保持机构精简的前提下人员编制向基层政府倾斜。
聚焦重点领域制度建设
1.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公平有效的市场体系。积极探索频谱等新资源市场化利用体制机制；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机制；加快建立公开透明、符合市场导向的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探索推进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加快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市场监管体系改革。
2.建立事权、财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现代财税体制。构建“透明、高效、公平”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探索中期预算管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口径预算等；根据中央要求推动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增加医疗、社保、环境支出比重，减少政府通过财税优惠政策对竞争性领域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深化完善“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改革。
3.建立开放包容、多元竞争的文化体制机制。加大文化领域市场化、开放化步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夯实基础；坚持文化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主线，进一步加快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推动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和跨所有制的联合重组与并购扩张，促进新兴业态规模化发展；利用自贸试验区发展机遇，提高文化的开放水平，探索文化贸易进一步开放，推动版权、书籍、电商、艺术品买卖、收藏、广告以及阅读、创意、信息等相融合的产业发展。
4.建立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社会组织培养，降低准入门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引导公众更多参与，强化社区自治；建立健全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城市网格化管理制度完善，建立覆盖公安、绿化市容、城管、食品安全等多个城市运行管理领域的统一管理平台和长效运行机制。
5.建立平等参与、共同分享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围绕“兜底线、补短板”的目标，在养老、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回应民众诉求、满足群众需要；推动要素向农村倾斜，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按照市场规则加快推动土地流转，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保障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稳步提高。
6.建立系统完整、区域联动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与各级战略、规划的衔接和融合，细化和落实生态红线和主体功能区规划；逐步完善区域间生态保护和补偿机制，提高环境治理投入规模和范围；建立健全土壤保护和修复治理、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设计，明确责任主体；加快区域环境保护治理联防联控制度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3
论文摘要：为贯彻新时期治水思路，以打造“湿润海河、清洁海河”为主线，把水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放在十分重要位置。补充完善以往规划成果的不足，更好地协调各专业规划之间的关系，发挥规划的整体作用。对原规划进行修订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在规划修订过程中应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海河流域治理与开发的经验教训．吸取其他流域治理与开发的成功经验，紧密结合海河流域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全面贯彻新时期治水思路。突出海河流域的水事特点，并充分利用现有专项规划成果。
1概况
海河流域位于东经l12。～120。和北纬35。43。之间，西倚太行，北接蒙古高原，南界黄河，东临渤海，总面积31．78万km：，占全国总面积的3．3％。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同时也是一个水资源十分紧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旱灾害十分频繁的地区。新
(7)坚持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分期实施的原则。在规划中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游和下游、左岸和右岸、大型与小型、整体与局部、开发与保护及综合利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8)坚持规划整体性原则。规划中把与规划相关的政策、规划、计划以及相关项目联系起来，作整体性考虑．很好地协调综合规划与各专业规划的关系。www.133229.com
5规划修订的思路
根据海河流域的实际情况．规划修订的总体思路为：以打造“湿润海河、清洁海河”为主线，把水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放在十分重要位置，建立海河流域水利基础框架，在这个框架结构下，充分发挥水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和支撑功能，全面提高水利的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强化流域社会管理．建立完善的实施保障体系。
(1)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理清综合规划修编的思路．应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①进行必要的现场查勘。对近年来工程情况有变化的工程点、生态情况变化较大的地区以及原规划中安排实施而现在仍未实施的工程点，都应进行现场查勘，深入了解情况。②与地方主管部门座谈。了解各地对流域规划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特别是结合各地“十一五”规划．了解国民经济发展对水利产业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③收集相关资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收集开展综合规划修编所需的基本资料，包括历次规划的成果、最近一个时期水利部领导关于水利发展和改革的讲话、体现新时期治水思路的专题研究和学术论文、海河流域近年来专项规划的成果等。
(2)总结海河流域治理与开发的经验教训。海河流域在以往的治理与开发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1963年大水后，漳卫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都开辟或扩大了单独人海河道，形成了流域分治的格局．改善了各河均汇集于天津人海的不利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成功的经验。然而．由于当时对人海河道泥沙运动规律研究不够深入．采取措施不力，致使各人海河道均形成了较严重的泥沙淤积．对河道正常功能的发挥极为不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又是失败的教训。只有全面总结海河流域在治理与开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对成功的经验继续发扬光大，对失败的教训尽量予以避免。
(3)吸取其他流域治理与开发的成功经验。在海河流域综合规划的修订过程中，除了要总结本流域的治理开发经验以外．还应吸取其他流域治理与开发的成功经验。如，长江流域在防洪、供水、水能开发方面和黄河流域在上游水土保持、维持河道河势稳定方面及淮河流域在治淮上的成功经验等。在此基础上，我们扬长避短，编制出一份更加科学和完善的综合规划。
(4)紧密结合海河流域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该规划在广泛征求流域内各省市意见和深入分析流域水利发展与改革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基础上．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理念．科学确定水利发展与改革目标，统筹安排水利发展布局，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等重大措施．凸显水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流域“十一五”水利发展规划方案。同时，它也是即将开展的海河流域综合规划修订的重要依据。
(5)全面贯彻新时期治水思路。水利部矫勇副部长最近指出，部党组治水新思路的核心理念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是部党组系统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需求和水资源承载能力后得出的科学论断。我国人口多，经济总量大，发展速度快，水资源相对短缺，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难以承受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新时期治水思路，应深入贯彻到综合规划的修订工作中。
(6)突出海河流域的水事特点。流域综合规划是指导流域治理和开发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维护河流健康生命最基础的工作。海河流域内有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有渤海经济开发带，对防洪保安要求越来越高：海河流域是我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海河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维护河流健康生命．做好水生态保护工作．更是海河流域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工作之一。在海河流域综合规划修订过程中，应突出海河流域的水事特点，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好流域内最为迫切的防洪保安、供水安全和生态保护等问题。
(7)充分利用现有专项规划成果。近年来，海河流域各级水利规划部门结合实际，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努力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规划成果：①提出了《海河流域水利发展与改革“十一五”规划》，②编制完成了《海河流域生态恢复水资源保障规划》，③编制完成了《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报告》，④《海河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⑤《海河流域防洪规划》已通过水利部审查，⑥编制了《海河流域防洪骨干工程近期建设实施意见(2004-2006年)》，⑦全面启动了《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此外，gef(全球环境基金)海河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管理战略研究及战略行动计划等流域重大专题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这些已有的规划成果，充分体现了海河流域最近几年流域开发和治理的方向，是流域综合规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消化和吸收这些规划成果，妥善协调综合规划与各专业规划的关系，对于综合规划的修订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4
根据中省市文明委《关于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市经信委工作实际，制定系统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坚持自我教育与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相结合，坚持加强大的教育与依法解决问题相结合，坚持阶段性教育治理与强化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倡导正确的公民道德价值观，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系统良好风尚的形成和文明素质显著提升。
二、组织领导
成立市经信委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主任罗孝廉同志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何开荣同志任副组长，各科、室、站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
三、工作任务和措施
（一）主要任务
按照市精神文明办印发的《关于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我委要突出抓好
社会关注度高的食品行业、窗口行业的教育治理和引导，大力开展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开展机关公民道德建设“学雷锋、树新风”活动，督促整治道德领域公德意识差、诚信缺失等突出问题，加强宣传教育和管理整治，增强干部群众诚信意识、公德意识、责任意识和文明意识，引导干部群众做到谦恭有礼、文明友善。
（二）工作步骤
按照市文明办统一部署，教育治理活动分三阶段进行：
1.6月份，制定委机关工作方案。对活动开展作出部署，提出明确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道德教育。
2.7-9月份，集中开展系统教育治理活动。对照活动要求，通过道德教育、自查自纠、道德评议等方式查找本系统党员干部在道德领域方面的突出问题，及时收集群众意见。同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自觉接受干部群众监督。
3.10月份，总结验收。认真总结阶段性工作，，巩固活动成效，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三）工作措施
1．集中宣传。利用各种宣传渠道，进一步增强各职能科室责任意识，积极主动抓好我委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大力开展思想道德建设、政务行为规范、诚信建设、行为准则及网络知识等有关内容的宣传教育，进一步优化工业投资环境，践行道德规范，引导企业增强道德意识，提升道德自觉，机关干部勤政为民、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努力做好表率，确保整治活动取得实效。
2.开展自查自纠。围绕诚信缺失和公德失范两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梳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治理措施，并将整治结果、成效公之于众，让人民群众看得到明显进展。把教育治理活动与加强政风行风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种举措促进经信系统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5
一、有关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本质意义
最早和最经典的行政区经济理论，可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条件，五个特点：一个核心是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产生了刚性约束;三个条件，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从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通俗一点说，就是从以条为主向以块为主;三是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类型。五个主要特点归结到一点就是都与政府的行政行为有直接关系。
该理论的提出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一是完全是以市场经济为假定和参照系(实际上，一国发展不仅受经济影响，也受政治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且即使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有国与国之间自然、人口、政治、社会、制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二是导致行政区经济的主体不是行政区域本身，而是其上的行政组织结构即政府主体;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出现的行政区经济在世界范围如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有无普遍意义?四是我国历史(我国行政区划历史悠久，调整形式极为丰富)上和世界上(过去和未来)是否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五是行政区经济现象和行政区经济理论不是一回事，如何构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架构与功能(尤其是正功能或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假设下，应淡化行政区经济，消除诸侯经济现象。
这是我国改革初期大家看到的行政区经济消极的一面。消除行政区经济现象，这对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即使在同一的市场经济体、或不同的市场经济体之间，由于政治、社会、文化、政策等复杂因素存在，由于各经济体发展战略、目标与互相竞争等诸因素的作用，仍会导致行政分割、地方壁垒等情况发生，行政区经济因而就不是想淡化与消除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必须从国家制度、地方行政、区域市场、地理空间、乃至地缘政治等更广阔的区域权力空间结构的视野来深入研究和理性引导。所以，从1989年初刘君德教授等酝酿提出该理论后，到2009年刘君德教授又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的总序即《中国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缘起、发展与未来》一文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思考，就行政区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理论扩展与深化提升做了进一步提问：我国古代有没有行政区域分割或行政区经济现象，如果有，能不能够用行政区经济理论对这一现象做理论解释?从我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主要注重分析、克服其消极影响，那么行政区经济到底有没有积极意义，或者正面效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全球范围内是否也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理论能否对诸如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欧盟等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并由此进一步提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必须更加扩大和延伸学术视野，从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整合的意义上，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的建构，并将其作为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他还进一步提出：行政区划的建立不仅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而且关系到国家行政结构的组织方式，关系到国家区域权力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与调整方式。因此，从区域权力空间结构调整的新视野对我国行政区经济理论进行审视和拓展，在不断深入总结我国行政区划的历史经验、生动实践与长期效应的基础上，从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整合的意义上，对推动构建具有中国学派特征的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行政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验
从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提出中国的奇迹，到2009年建国60周年潘维、玛雅等对中国模式的集体大讨论;从中国学者自己力图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奇迹的探寻，到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政要和媒体在北京共识框架下寻求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阐释，都一再说明20世纪80以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为一项影响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事实，为世界所公认。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如何深刻理解这一影响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大事，必将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深入关注的重大课题。而在已有的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中国学者自己提出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从中国这个古老文明所独具的行政区划实践与理论研究入手，融汇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等学科，勾连历史现象、现实世界、发展战略诸因素，为阐释中国和启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涵，显示出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的中国学派特征。要解释中国经验，不妨从中国最基本的国家制度内涵说起。姑且可将其概括为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制度模式。这不仅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我国几千年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继承与发展所使然。
其具体内涵体现在：从经济制度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社会分配制度看，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政治制度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文化制度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时代主旋律，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求，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制度模式，在理论上还需要继续完善，在实践中仍还是最贴近发展实际的基本概括。从我国历史经验看，这个一主的一可能会变化，但绝不能没有，否则国家和民族就陷入混乱甚至分裂。只要这个一主的一不乱，这个多辅再多也不怕，只要这个一足够坚实，越多越好，多就是生命、丰富、繁荣的象征;如果没有这样的多，这个一也难以长久存在下去。从一主多辅混合型制度模式来理解行政区经济理论对揭示中国经验有启发意义。
(1)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提出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三者是目标、制度与动力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谁要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和政府。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关键在党和政府。这个不论是持中国经验论还是中国崩溃论者，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何评估其价值姑且不论，但总体上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从经济指挥棒到政府行为，政府既是一级行政组织，又是一个经济体或类似企业家的角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像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了政府是企业、政府像企业和政府为企业提供支持三个阶段)。因此，不断健全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也是未来不断深化改革的基本动力。
(2)区域结构的不平衡(国内与国外两个层面，尤其是一主多辅混合型制度模式下的中国国内区域结构不平衡)为区域经济社会的竞争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这就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反过来，也是导致诸侯经济的必然。在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的区域发展思路指引下，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国家制度模式使各区域结构内的资源、技术、劳动力、市场、产品等要素禀赋、制度、政策等因素，使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速度加快，政策复制和竞争更加激烈。这种区域结构不平衡条件下的不平衡区域发展战略，既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但同时在短期内必然导致区域能源大战、恶性竞争和地方壁垒等负面效应。
(3)决定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竞争胜出的关键在县级政区。从我国行政区划的历史经验来说，县这一级政区类型是几千年来最稳定的;从行政组织结构来说，县级政府是最完整、最直接的施政基本单元;从把承包责任合约制度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地区之后所引起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和惊人活力，在县一级的经济权力最大、竞争最为激烈。而我国近年来混合型政区调整最剧烈、形式最复杂、最具冲动力的也是县市这个层面。因此，从深层次讲，发展行政区经济理论必然还涉及到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方面，涉及到国体政体问题，还涉及到国际区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不研究这个，就不能理解我国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国家制度模式所赖以生存的根基，也不能理解我国的行政区划的政区类型在本质和现实上就是一种混合型政区模型。混合型政区的形成实际上正是混合型经济与混合型政治的具体表现。在国家层面表现为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存在，而制度竞争的结果可能会给我国形成一种世界上最优良制度的机会，当然，也隐藏着巨大危机(一方面，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可以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良制度，另一方面，面对严峻的制度竞争局面，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也是前车之鉴)。在一主多辅的混合型国家制度模式下，政府主导的竞争性经济发展模式，既是成就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当然也是问题与挑战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未来高层政区调整仍要慎之又慎，关键是通过创制理顺中层政区体制，稳定和加强基层政区。不可不动，不可盲动，水到渠成。
三、行政区经济理论给世界区域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的启示
如果我们从行政区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有一定的独特性，那么是否也对世界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呢?从本质上说，这也是验证行政区经济理论是否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解释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从区域权力空间结构演变的角度构建具有中国学派特征的国际区域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所谓区域权力空间结构是一个以权力为核心，以区域为基础，以空间生产、占有与争夺为主要内容，以经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运行系统。从区域权力空间结构的角度看行政区划的体制变革，就是对在特定行政区域范围内，以政府行政权力为主的各权力主体，为适应行政组织与空间结构相互耦合的内在需求，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调整地域空间结构的途径转变行政职能、提高服务效率，调整权力关系、平衡利益诉求，拓展发展空间、适应地缘战略。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由行政区域与行政组织结构耦合的行政区划既体现为一国之内的区划体制，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区划体制，还包括建立在跨国、跨洲际基础之上的区域性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甚至也包括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性组织体系。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社会兴起、近代民族和国家观念发生变迁和国际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所使然。
(1)经济全球化与网络社会的兴起。经济全球化使全世界无可逆转地卷入到资源与生产要素在全球合理配置、经济规则趋向一致、协调机制不断强化、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只不过存在优劣、快慢、强弱和主辅之别而已。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而固定的地理位置与相对封闭的民族国家边界中超拔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也为全球网络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崛起提供了动力。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兴起，使全世界各国越来越难以独立自存。这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洞察的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框图那样：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自由进出口的制度，构成大陆的各个国家就如同构成大国的各个省一样。如今，斯密200多年前的构想已经在欧盟共同体看到了雏形，也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国际视野。
(2)民族国家观念的变化带来的挑战。自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确立以来，民族国家就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主权是国家的象征，国家的领土边界、对内对外权力属性、公民数量规模以及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等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原来业已确立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领土仍然是划分国家的基本标志，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国家的公民权仍然是最重要的成员资格权，国家利益仍然是根本的政治利益，国家仍然是正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甚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国家的作用仍然有所加强;但另一方面，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跨国公司不仅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国家权力的分层化和中空化使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动摇，国家传统的职能受到严重限制与制约，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全球问题的增加使得国家权力的边限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模糊，民族国家的认同遭遇到了危机，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自主性。以上诸多挑战就使得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实现国家目标和国际治理变得比以往更加艰难。因此，把民族国家放置在更广阔的区域权力空间结构视野下应对诸多挑战就成为势所必然。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6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县域将是我国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潜力所在和希望所在。作为探索县域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晋江在诸多方面必然是矛盾先有、问题先发、经验先出、业绩先成。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赴晋江进行了实地调研，试图感知晋江的转型阵痛、创新冲动及改革脉动，进而揭示其对我国县域治理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
“创新驱动”靠什么支撑
先从一则案例说起。2012年下半年，受消费低迷、产品同质化影响，市场份额占全国60%以上的晋江运动鞋服产业，相继遭遇前所未有的“寒流”。为了渡过难关，这些企业积极调整产能结构，通过优化产品、提升品牌价值、注重消费者体验等方式实现业绩增长。2014年上半年，部分龙头企业止跌回暖、率先突围。例如安踏集团，2014年营业收入达89.2亿元，同比增长22.5%；净利润达17亿元，同比增长29.3%。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企业还是县域，“要么创新，要么死亡”。2012年底，党的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从县域经济发展看，依靠大量要素资源投入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进而言之，实现县域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积极推动自主创新，促进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实施创新驱动，晋江具有得天独厚的土壤和基础。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群体则是创业创新的主角。作为著名的侨乡和“民办特区”，晋江地域文化特质就是“个个想当老板”、“爱拼会赢”、“抱团发展”。目前，全市民营企业总数多达2万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472家，也就是说，平均每百人中至少有一名企业家，这是晋江最宝贵的财富。同时，拥有上市公司44家、“国字号”企业品牌137项，在全国县域都可谓遥遥领先。
过去10多年来，“上市和品牌”支撑带动了晋江快速发展，但在经济新常态下，二者的效应与优势不断递减，“创新驱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所谓创新驱动，本质上是科技创新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对于企业而言，科技创新活动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包括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以及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产权交易、法律服务、市场中介、物流平台等。这个链条在晋江已初步形成，但仍不健全、不完善，需要动真格、下工夫。
2014年，作为全国制造业重镇、著名品牌之都，泉州获选“中国制造2025”唯一的地方试点和实践范例。晋江抓住这个契机，借鉴德国工业4.0经验，实施“数控一代”示范工程，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按照市委书记陈荣法的说法，晋江正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产品、品牌、管理、营销模式等全方位创新”。
首先是生产技术智能化。通过技术升级，打造智能车间，减少用工依赖，提高生产效率。目前，“晋江-哈工大机器人研发中心”为本土企业改造了80多条生产线，22家企业被列为“数控一代”示范工程，另有一批企业引进3D打印、激光裁剪、产业机器人等。例如恒安集团某智能化生产基地，实现了从信息码、流水线、堆垛、打包、入库等生产环节的高度全智能自动，人工依赖数减少75%，生产效率反而提升4倍。
其次是产品功能智能化。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产品创新应当更加注重用户的感受和需求，立足于为客户创造价值。例如，361°公司的儿童智能防丢鞋，虽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成为市场“新宠”。这家企业还携手互联网巨头百度公司，成立“大数据创新实验室”，研究和管理用户真实的数据，研发和生产基于用户需求的数字化鞋产品。
再次是营销模式智能化。“互联网+”是一场深刻革命。把晋江传统制造业融合到“互联网+”的风口上，就能够开辟新天地。例如，冠达星云商就是将互联网与传统批发相结合，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电子商务平台。小商店注册加入后，商户可以在手机上下单、支付，再通过线下的智能仓储物流，将商品直接配送到小商店。这样就省去层层批发环节，充分让利于商家和消费者。目前，平台的小商店已增加到2万家。
当然，这些探索仍是初步的、局部的。美国硅谷一位成功企业家说：“创新不能在真空中产生，而是来自交互作用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所驱动的创新生态系统。”这里的创新生态系统，绝非简单的技术建构（譬如创新链），而是创新企业及周围组织之间的一种互动的、合作性的安排，由企业、政府、科研主体以及中介机构、科技产业孵化器等上下游支撑性、配套型的要素组成。以此标准衡量，晋江“创新驱动”依然任重道远。
新型城镇化的表与里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晋江新型城镇化重头戏。在调研中，一组数据引起我们注意：到2015年，实现15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2017年，实现30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2020年，力争实现50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率达到77%。作为仅有109万户籍人口的县级市，晋江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长期以来，晋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总体水平不高，呈现出“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的特殊景象，城市集聚力、辐射力、带动力相对不足。为此，2009年，晋江实施“九大组团、五大片区”改造，拉开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框架；2010年以来，按照“全市一城”思路，对城市总规划进行修编，确立了“现代产业基地、滨海园林城市”的发展定位。凡此种种，有效改善了城市面貌，做到了“强功能、兴业态、提品质、聚人气”。
“产城一体、融合发展”，是晋江又一着力点。2002年，就要求晋江和各地正视城镇化滞后于或超前于工业化的问题，努力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促共进、协调发展。如今，晋江通过产业提升，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推动了城市发展繁荣。2014年，三产增加值增幅持续高于二产，纳税增长27%，占财政收入增量87%。通过城市更新，又带动了产业提升、人才聚集、企业回迁、税源回流。3年来，232家企业总部、销售中心回归，回归税源达20多亿元。
但这只是表象。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城乡二元结构羁绊下，“钟摆式”“候鸟式”的城乡人口流动，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和代价。因此，当务之急是切实保障农民权利，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转变为市民创造条件。
晋江特殊之处在于，外来人口常年保持在130万人左右，早已超过本地人口。在推动本地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的同时，更要着力促进外来人口在晋江安居乐业，稳步推进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1年，晋江在福建率先推行“居住证”制度，让外来人口享受教育、社保、选举权等30多项市民化待遇，吸引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选择融入晋江、扎根晋江。仅2013年起，就已有12563名外来人员落户成为“新市民”。此外，还有341名外来人员担任市镇两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根据测算，一个农民落户城镇，大约需要10万元配套投入。如此高额的市民化成本，是各地新型城镇化首要考验。2014年，晋江财政总收入为198亿元，市本级留成仅有114亿元，其中65%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改善民生。但是，2010年至今，全市政府性投入超过500亿元，且总体已进入良性循环状态。那么，钱从哪里来？又如何运作？
晋江的理念是经营城市，亦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自求平衡、滚动发展”。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巨大的社会资金，争取政策性倾斜支持、开辟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鼓励民营资本积极参与。例如，自来水公司引入48%的民营股份，五店市传统街区运营公司引入55%的民营股份。如此一来，城市承载力得以全面提升，不仅赚来了发展空间和后劲，更增强了市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服务型政府与协同治理
在晋江，我们随处可感受到服务型政府的力量和作用。具体来说，就是既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服务，又为市民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和谐、可持续的环境和提供服务。
2002年，就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绝不是要政府远离经济”，“领导经济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基本职责”。晋江市场化进程起步较早，政府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初，政府从“舵手”变成“推手”，不再具体干预，而是“背后使力”。亦即通过制定政策，引导各类要素向受到鼓励的产业、企业流动。最近10年，政府从“推手”变成“助手”，从明确针对某一领域的“背后使力”，变为面向全社会的“共同合力”。亦即重点探索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让各类要素更公平、更便利地为全社会所享用。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2年，晋江引进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设立“晋江-哈工大机器人研发中心”，以项目为牵引，负责机器人及自动化产品的设计开发、指导生产应用和产业化，搭建了一批服务产业转型提升的平台。但一个集群的自动化、智能化，单靠政府或单家企业的努力远远不够，力量毕竟有限。该中心副主任蔡宇祥建议，“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科研融入”，推动产学研资源共享、协同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有力支撑。
为了更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晋江在诸多领域进行改革。例如推动市镇简政放权改革，审批中心即办率提高到80.36%；推行“先照后证”登记制度，全市新增市场主体2.3万家；实行民间融资登记备案，撬动27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企业家认为，“比起融资难，高端人才匮乏更让人烦恼”。对此，晋江也进行了不少探索，例如出台《关于加快引进优秀人才的若干建议》，成立全国首家县域经济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大规模推行“二带十”区域化党建工作模式等，初步实现了让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下一步，还应继续以开创“民营特区”的胆魄和经验，打造更开放、更包容、更诱人的“人才特区”。
而在社会治理方面，晋江同样可圈可点。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晋江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形成震动全国的“晋江模式”。2002年，晋江市慈善总会成立。借助这个公益平台，海外华侨资源、本土民营企业家资源，被更有效地动员起来了。之后短短10年，就募集善款15.5亿元，累计投入6.82亿元开展解困、助学、复明、养老等慈善活动和公益项目建设。由此可见，县域治理可以把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与有机的社会结合起来，形成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的公共服务供给系统，催生理性、宽容、协商的协同治理机制，进而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7
今天我们召开全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交流座谈会，主要目的是交流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发现差距和不足，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研究提出加强和改进我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具体措施。刚才，我们交流学习工作经验，大家结合工作实际谈了认识，查找了差距和不足，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讲的都很好。
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积极创新思路，精心谋划部署，总结形成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经验做法，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有序推进，但对照中央和省、市委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出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省外发达城市的先进经验做法，我区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突出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上有差距。各领域党组织书记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认识还远未到位，对党建工作的理解和认识还仅仅局限在本单位、本部门，包括部分社区书记也是简单地把社区党建工作等同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没有站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和高度来谋划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没有把驻区单位党建、社区党建工作放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这个“大盘子”中考虑谋划，条块不能有机衔接。
二是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上有差距。各街道(社区)党组织还缺乏做政治工作的意识和能力。社区党组织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却被忽视了，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大多数社区服务中心缺乏党建引领的元素，没有明显的标识，没有展示出组织的作用。有的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不愿不会做群众工作，不善于教育引导群众、发动群众，服务手段跟不上。有的社区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活动，但开展的活动中红色因素太少、甚至没有，仅仅是为搞活动而搞活动，凝聚群众、组织发动群众的功能弱化。
三是工作措施落实上有差距。部分街道(社区)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网格化管理、区域化联建等工作浮在面上、沉不下去，坐等群众上门多、主动走访入户少，与辖区单位联建也仅仅停留在签订协议书、召开联席会的层面，共议大事、共商急事、共解难事少;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措施方法单一，项目设置少、活动载体少，还是简单的捐款、打扫卫生等，针对性不强，在职党员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是党建工作融合发展上有差距。一些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共建热热闹闹，但不愿参与新兴领域党建，认为管多了会带来很多问题和麻烦，有些甚至认为是一种累赘，不愿抓、不敢抓;
一些街道社区抓新兴领域党建没有抓到点子上，没有找到街道社区和新兴领域党建的契合点。五是系统性推进党建工作上有差距。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充分反映出全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差距还比较大，贯彻落实好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还任重道远。下面，我就进一步推进我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谈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内涵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两个概念：
第一，要搞清楚什么是城市基层党建?所谓城市基层党建，就是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
第二，要搞清楚城市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党建到底有什么区别?从我的理解来看，城市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党建是一种整体与局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基层党建，是城市地域范围内基层党建的新形态，是城市社区党建、区域化党建的升级版，是城市各领域围绕社会治理形成的整体性、区域化、系统性的大党建。只有围绕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坚持以区域化管理为抓手，通过重构组织体系、创新工作机制、强化组织功能，实现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同步，才能抓住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主题，使基层党建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为此，大家在推动城市基层党建的过程中要做到三个转变：
一要转变思想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认识到了，行动才有可能跟进。要切实认清城市基层党建的内涵，理清与社区党建的关系，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转变城市基层党建就是城市社区党建的思想观念，以系统地思维来看待城市基层党建，牢固树立起系统建设整体建设的观念，切实把城市基层党建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工程来推进。
二要转变工作思路。新形势下，面对城市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基层党建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守正出新，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期待相适应，真正做到城市每发展一步，党的组织建设就跟进一步，党的作用发挥就深化一步。因此，大家要切实转变以往那种就党建而抓党建的工作思路，要把“促进城市建设、提升社会治理”作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定位和目标，整体研究谋划、统筹推进城市各领域党建工作。
三要转变工作方法。我们要在工作方式上大胆创新，不断改进工作方式，让群众真正融入社区，让群众参与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来，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要及时转变以往那种只会干、不会说、不会总结的工作方式，加大工作提炼、总结、宣传力度，不断提升我们创新做法的内涵和层次。
二、注重运用创新思维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一要强化党工委领导核心作用。各街道(社区)党工委要牢固树立城市大党建理念，紧紧围绕强化政治、服务两个功能，充分发挥好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实“大党委”制和“兼职委员”制，择优吸纳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党组织负责人或党员负责人为兼职委员，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与辖区单位党组织沟通协调，解决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
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在服务群众时要把党的标志亮出来，开展活动时要旗帜鲜明体现党的色彩，要从一点一滴的为民服务中增强党的威信和影响力。同时，为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区委、区政府印发了区深入推进城市街道(社区)治理和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将各街道(社区)内设机构由原来的“一室一会四中心”改为了“一室五中心”，功能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各街道(社区)要在内设机构力量配备上合理分配，使后台工作更加高效。
要进一步深化网格党建工作，按照“点片结合、属地管理、分类指导、综合服务、统筹协调、全面覆盖”的原则，灵活设置党建网格。党建网格与综治网格要统筹设置，要统一、要重合。要探索实行“街(巷)长”负责制和建立网格(小区)支部、楼栋党小组，社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兼任街(巷)长，每个网格确定1名网格长，由社区“两委”成员、社区工作者等担任，每个网格配备1名以上专兼职网格员，进行分片负责，实现管理到位、服务到家。
二要深化社区与各领域党建互联互动。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要形成城市基层党建的整体效应，必须解决在城市各领域党建“各自为政”的问题。各街道(社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建立完善工作例会、议事决策、联席会商等制度，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共驻共建，切实在协调、服务、共商中让辖区单位增强主人翁意识。
要全面推行“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到社区党组织双报到”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和单位、行业党组织共建协议，开展“契约化”共建，在充分结合社区实际的基础上，建立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有针对性地实施区域化党建项目，真正实现社区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的有效对接。要突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意识，发挥社区党工委的主体作用，建立条块双向用力机制，探索建立双向沟通协商、双向考核激励等机制，实行“驻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在职党员参加社区活动双报告”制度，强化驻区单位认真履行参与城市基层党建的工作责任。
要加大资金、场地、人才等资源的整合力度，特别是要协调整合开放驻区单位活动场地，运用人才专业技能为群众提供服务，发挥最大效益。
三要推进街道社区党建与新兴领域党建融合共享。商务楼宇、商圈市场、互联网业等新兴领域是城市的有生力量。他们不仅是基层党组织的覆盖对象，更是参与治理、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各街道(社区)要创新组织覆盖方式提高覆盖实效，推进商务楼宇、各类园区、商圈市场和互联网业等新兴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在商务楼宇，要探索由街道(社区)党工委统一领导，依托商务楼宇内的物业公司、产权单位、骨干企业等建立楼宇党组织，根据入驻单位规模大小和党员数量，由楼宇党组织推动入驻单位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在各类园区，要以园区为单位建立党建工作机构，能单独建立党组织的单独建立，暂不具备条件的，建立联合党组织。依托街道社区、依托协会商会，或依托产业链建立党组织，通过党组织把他们联结成一个整体，实现党的组织、活动、作用全覆盖。在商圈市场，要依托街道(社区)党工委或市场管理部门在商圈市场建立党组织，然后向商圈市场内的各个商家、店铺拓展延伸。依托监管部门，将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等党建情况纳入“登记申报、年检年报”范围，从源头上把商圈市场党建抓起来。
要强化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效应，通过党建示范点、党建品牌创建等工作，打造一批如金政物业、天一美居等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典型，切实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我们将进一步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由社区党组织兜底管理，统一负责对辖区内新兴领域党员和流动党员的兜底式教育管理和服务，实现党的组织、活动、作用全覆盖。
四要加大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力度。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然，创新并不是说就必须是别人没做过的，学习借鉴外地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再结合我们的实际，体现我们的特色，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创新做法。各街道(社区)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树立精品意识，创新工作理念，针对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每个社区要抓住2—3个创新点持续用力，把党建工作做精做细做实。
比如，辖区单位比较多的社区，就要在区域化党建工作方面下功夫，从制度机制、具体举措、载体平台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推进、多角度融合，探索建立起完善的双向服务、双向互动、双向评价等长效运行机制;在职党员多的社区，就要针对在职党员的不同特长、兴趣爱好等设计不同的载体，分类施策，使在职党员的作用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来;商圈市场、商务楼宇多的社区，就要兼顾有形和有效，持续推进“两个覆盖”，结合行业特点、企业属性、员工特点等实际，通过设立党建服务中心、创新设计服务载体、共建载体等措施，使城市基层党建与新兴领域党建在融合发展中实现共赢;对信息化配套设施比较好的社区，就要突出党建信息化建设，考虑在“智慧社区”建设上先行一步，实现党建工作与社会管理服务深度融合，等等。
在8月中旬前，每个社区都要结合前期安排的共建共治共享试点方案，整体考虑、系统谋划，拿出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提升工作方案，提出创新点，报区委组织部审定后创建，经过大家共同努力，争取今年年底前，在全区城市基层党建的各个层面上创建具有自身特色和亮点的党建品牌，形成各具特色的品牌建设梯次。这个方案要突出以街道(社区)党工委为核心，统筹区域化党建平台，整合服务资源，增强领导力;突出支部建设标准化、党员管理常态化、民生服务精准化;突出以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我把它简单归纳为“一核三化一目标”城市基层党建提升行动。
五要着力加强党组织引领功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要体现在方方面面和各项工作中，具体要做到“三个加强”：首先是加强政治引领。要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开展“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落实党的各项任务，引领各类组织严格按党章党规办事，坚定不移地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在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行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是加强组织引领。
要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开展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队、党员责任区等活动，依托各类志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行动，引导党员做到“四个合格”。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扎实开展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再次是加强服务引领。
要完善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组织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两代表一委员”进社区，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困难和问题。要加大特殊人群关爱帮扶力度，通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群团带动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发挥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引领各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特别是团委、妇联要结合党建示范点创建和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跟进开展团建、妇建工作。
六要切实强化城市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指出，基层党建要同基层治理紧密结合。各街道(社区)党组织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工作上来，善于用党的资源来撬动社会资源，用体制内组织带动体制外组织，避免党组织单打独斗、包办代替，体现“治理”的本意，体现党建引领治理的要求。要进一步强化社区自治能力。要进一步强化居民委员会自治功能，通过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群众文化等委员会，积极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居民小组、楼院门栋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
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以保障群众有效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党工委领导下的居民议事程序，探索建立社区党工委和居委会、党员代表、居民代表、利益相关方等“多方会谈”以及收集问题、确定议题、协商议事、跟踪落实等民主协商机制，扎实开展基层协商民主试点工作，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进一步加强群众教育引导。要依托道德讲堂、市民学校、社区大学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推广“时间银行”“道德银行”模式，大力加强全区统一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
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推行社区法律顾问制度，定期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服务，引导居民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居民公约，发挥居民公约在社会治理中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作用。
培育社区矛盾纠纷多元调解组织，建立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健全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各街道(社区)要结合实际，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根据社区居民爱好、特长和需求组建社会团体，指导扶持初创期社会组织成长，将居民零散纷杂、自发性的活动纳入社团管理，逐步提高居民组织化程度。要坚持政府直接提供与政府购买服务相结合，打造社会组织平台，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依托的“四社联动”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不断提升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三、着力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保障
改进和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政治性很强，责任重大。大家务必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担负起组织领导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一要靠实工作责任。责任压得紧，任务才能落得实。各街道(社区)党(工)委要负起主体责任，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规划，强化研究部署，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位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作为书记突破项目，牢牢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研究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在实践中创新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区委组织部也将强化对重要问题和政策的研究，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具体指导，抓好督促落实。
二要加强督查指导。没有督查，落实就容易打折扣、走过场。今后，我们每个月将召开1次社区书记论坛，交流工作经验、研讨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建立基层党建调度通报制度，听取汇报，通报情况。同时，将把推进城市基层党建作为目标责任考核、基层党建巡检观摩、党建工作季度督查和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对大胆探索实践、成效明显的，给予表扬奖励;对推进不力的，进行批评教育;对搞形式、走过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问责。
三要强化阵地建设。办公及活动场所是承载社区管理服务的基本要素。各街道(社区)要通过整体性规划、系统化配置、精准化对接、高效能管理，加大活动阵地改造力度，推行“一室多用、集中服务”，持续优化阵地功能。要把社区自有的、驻区单位开放的、区域内公共场所等阵地充分利用起来，每个社区总体不少于1000平方米。要健全社区服务设施运行管理制度，探索社会化运作机制，全面延时服务，切实提高服务效率。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8
关键词：治理 治理理论 中国特色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主权；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
治理理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各自领域内的治理理论，并指导着各自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其内涵非常丰富，也相应地包括了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9
摘要：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重庆市人口发展具有鲜明的“三大”基本特色。建议一是在重庆市以人口发展战略评估为载体，对试验区人口发展战略进行评估。二是部市合作，探索建立政府人口发展治理新模式。三是实现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的人口发展整合。
关键词：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人口问题
一、重庆市人口发展的“三大”基本特色
重庆市作为统筹城乡的试验区，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有其有利条件，即重庆市是全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缩影”；重庆直辖市行政管理体制层级少，具有先决条件；重庆市是国家发改委确立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政府与国家人口计生委签署了《合作备忘录》；重庆市人口计生委的有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试验基础。从目前来看，重庆市人口发展具有其他省市不同的基本特色。
1.重庆人口问题是西部人口问题的典型代表。由于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任务繁重，统筹城乡发展任重道远。重庆市人口发展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中人口发展的典型：
现状一：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方面，重庆市具有典型特色。重庆市目前是全国生育政策最严格的6个省市(京、津、沪、苏、渝、川)之一。全市政策性总和生育率为1.273；2008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5，低于全国1.8的平均生育水平。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大，一孩妇女比重高达62.6％。但是由于地理、历史、产业、城乡二无结构和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叠加，重庆市“大人口问题”的突出矛盾集中表现在农村人口比例较高，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少生不能快富、老无所养的情况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的生育意愿还非常强烈。据调查，在实行不同生育政策的地区，占受调查总数79％的干部群众都认为生育两个小孩是“最合适的”，这一选择是认为“一个孩子最合适”选项的4倍。
同时，反映在人口计生工作方面，也呈现出更大难点和问题。随着计划生育传统行政强制的工作机制退出，人口流动频率提高，撤乡并村后基层计生工作范围扩大，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公共政策统筹不足，对计生家庭奖励扶助滞后和对独生子女奖励几十年不变的低水平，以及《人口计生法》缺乏操作性和配套政策不健全等，不仅极大地削弱基层计生工作开展的有效性，而且已经影响到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形成了逆导向的作用，激活了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
现状二：在人口素质方面，重庆市整体人口素质偏低，尤其以三峡库区为甚。据重庆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重庆三峡库区6岁及以上年龄受教育人口中，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1.37％和29.82％，即二者合计高达71.19％；在库区的农村，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为o.12％，高中文化程度为2.49％，两项合计的比例仅占2.7％。这表明三峡库区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非常低，并对三峡库区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2.重庆人口发展具有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典型特征。按照重庆市人口发展功能区分类，分为人口限制区、人口疏散区、人口稳定区和人口聚集区四种情况，具体在下表中所示。
为了实现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形成和发展，就必须要按照不同功能区的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式，统筹规划人口发展与产业布局、就业促进、土地利用、城镇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引导人口有序迁移与合理分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融宜。在人口有序迁移、合理分布与城镇化发展方面，要提高人口稳定区的城镇化质量、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人口聚集区，通过吸纳优秀人才资源，提高人口密度、实现又好又快增长。在人口疏散区，建设重庆市生态屏障、缓解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而实现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关键是要完善并实施差别化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包括：生育政策、户籍管理政策、利益导向机制、社会保障政策和公共投资政策等。以户籍管理制度为例，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户籍制度改革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依托居住证制度完善人口管理，逐步剥离户籍和各项福利，实现同责任、同义务和同权利，实现贡献与福利的相互统一，保证社会稳定，并促进城乡之间、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的社会融合。重庆今年在这方面也开始有所举措②。
同时，重庆市经济呈现出典型的要素驱动特征。从世界范围来看，单纯依赖于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而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说要单凭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话，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则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前景、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源泉。因此，注重人才引进，加大科技投入，实现效率增进，优化资源配置，以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重庆市预防经济增长“断流”的未雨绸缪之举。
3.重庆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张力非常严重。三峡工程“百万移民”是以重庆库区为重点。截止2005年底，重庆三峡库区幅员面积4.5373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为1793.56万人，其人口密度上升到396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是同类地区的4－5倍，重庆三峡库区的人口容量已远远超过适度人口容量。
现状一：重庆三峡库区山地多平地少、土地贫疾、地质灾害频繁、生态十分脆弱。到2005年底，重庆三峡库区可耕地面积为10724745亩，人均耕地面积为o.598亩，低于全国人均耕地0.6亩警戒线，比重庆市人均耕地面积o.78亩要少0.182亩，只占全国人均耕地1.41亩的42.4％，约为全国农村人均耕地1.6亩的37.3％。如若重庆三峡库区严格执行国家关于三峡库区25度以上坡地必须“退耕还林”的政策，重庆三峡库区的耕地面积将再减少609360.51万亩，其人均耕地面积也将下降为0.493亩；同时，这一人均耕地数量还未考虑重庆三峡库区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达10.56％o的因素。由此，重庆三峡库区不仅人均耕地少，而且土地资源对人口发展的承载力也非常低。
现状：重庆三峡库区在人口分布上具有对低平地势强烈的趋向性，如在海拔600米左右的平坝浅丘地区是843人／平方公里；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丘陵低山区是450人／平方公里；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高坡陡地区是430人／平方公里。由此，当沿江淹没地的农村移民后靠安置和高山地区实施退耕还林时，在重庆三峡库区乡村人口严重超载的基础上，又同时发生了人口分布中的人口挤压现象。
总体看，重庆市富有特色的区域发展状况和面临的挑战，使得重庆市人口的总量、结构和分布的变化，
呈现出和其他区域不同的突出特点，产生出具有独特性的人口问题，在人口和资源环境和城市发展的内在关系上也产生出具有地区特色的突出矛盾。重庆市人口问题的独特性，要求其人口发展形成具有特色的发展战略和实施方案。因此，重庆市人口需要在一个合适的规模下，用更科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导经济和社会进步，用更科学的区域规划实现城市体系建设和人口合理布局，用更可持续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区有待完善的三点思考
1.以人口发展战略评估为载体，对试验区人口发展战略进行评估。人口发展战略评估就是对已有的人口政策的执行情况、人口管理的进行状况以及人口项目的执行情况等进行分析，发现人口发展状况在实际过程中的离散和偏差状态。人口发展战略评估是人口发展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发展战略评估由人口发展的政策评估、人口发展的管理评估和人口发展的项目评估三个部分组成。在试验区进行人口发展战略评估，有利于完善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政策，为完善人口社会政策提供有力的参考。
如何以实验区为载体，加强人口发展战略评估，其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第三方”评价在人口发展战略评估中的应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委托第三方技术咨询机构开展人口发展战略评估。同时，重视部门和专家的作用，积极引导公民开展公众参与，细化并完善公众参与制度。二是设立各级政府的人口咨询委员会，负责对相关政策影响进行技术审查和开展论证咨询。三是加强领导，统一协调，建立人口发展战略评估领导责任制。组织开展人口发展战略评估，同时在评估过程中部门和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应挂帅，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人口发展战略评估的顺利进行。四是加强政府领导和人口发展战略评估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他们对人口发展战略评估的认识，促进人口发展战略管理的人才和队伍建设。
2.部市合作，探索建立政府人口发展治理新模式。人口发展治理理念将传统的官僚理念、行政理念向服务理念、责任理念转变，即由“善政”理念到“善治”理念转变，以适应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时代要求，强调通过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对人口发展事务进行协调、处理，最终实现人口发展的目标，进而以先进理念为基础，构建服务型、法制型的政府。部市合作探索建立政府人口发展治理新模式主要包括：第一，创新政府职能，建立人口宏观调控体系，优化人口发展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一是建立人口发展综合管理系统，包括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科学制定并实施人口发展规划；建立人口发展综合决策支持机制和完善人口发展(包括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其次，建立社会公共支撑系统，科学设置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健全多元化的公共管理服务网络和构建人口信息系统的共享平台。最后，制定人口发展(包括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机制，建立科学评估监测系统，逐步建立起以公众评价和社会监督为重点的考核评估机制，改革目标管理责任制等考核办法，改革传统管理手段等。第二，培育人口发展治理的社会自治能力，构筑和加大人口发展治理的社会基础。我国目前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结构变化迅速，包括人口在内要素流动增加，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督和管理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包括育龄人口)，显然是力不从心。因此，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必须进一步动员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人口发展治理，将人口管理和服务中一些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能分离出来，依托社区、企业、服务机构、协会和其他群众组织。这样既可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获得整体治理效益，也通过社会制衡机制的建立，规范政府行为，密切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同时，社会力量参与人口发展治理，还能较好地转变生育观念，有利于群众参与意识的培养和积极性的发挥。第三，加强社区人口管理创新。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口管理工作面临着诸如城镇化加快、流动人口增加、失业人口较多、民营企业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人们婚育行为多样化、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迅速发展等引发的诸多挑战。而社区是社会管理的最基本单元，也是人口发展治理的最微观部分。“社区”是“有居住在一个特定地域内的家庭建立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这些居民利用这一体系在彼此间建立联系，以解决由于居住在一个可界定的疆域内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共同性的问题，以满足共同的需要”。人口是社区构成的主要因素，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则是社区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基于微观人口发展治理的创新应以社区为突破口，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发展问题与社区发展相结合，即通过动员、组织社区成员，发展社区经济，完善社区服务，健全社会利益导向和社会保障机制，改变社区文化，形成有利于人口控制、人口发展的社区环境，逐步改变群众的生育观念，提高群众对计划生育的接受程度，通过社区的整体发展和群众的自觉参与、自我管理，达到计划生育以及人口发展的目的。第四，完善人口发展的管理机制。包括建立健全人口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建立和健全人口流动的市场导向机制。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不同，自然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是超稳定性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流动性经济。正是由于流动性，市场经济才表现出它从根本上优越于自然经济的创新性和发展性；也正是由于其流动性，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配置效率才得以不断调整和持续优化。从目前来看，影响我国人口流动的限制性因素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其他包括城市就业率、流动者的择业能力等)。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强人口流动的市场化引导方面，一是政府要进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的完善和改革，另一方面是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源培训，提高农民对市场的适应性和参与度。
3.实现西三角地区①区域一体化的人口发展整合。在行政制和经济发展中碰到的整合问题必然反映到人口发展方面，表现为由于行政壁垒导致的人口产业结构同构化、人口分布的平面化、劳动力市场流动的限制、人口城乡与地区壁垒，区域内人口政策的差异还比较明显。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需要进一步整合，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实现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的实施协调机制的整合。比如打破行政界限的束缚，成立跨行政区域的人口发展协调委员会，加强区域人口发展的联合和协调，由各城市的分管领导负责，并由相应的职能部门作为协调成员，定期会商区域人口发展的方向、工作重点、共同行动纲领等等。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制定一个大家都能够共同遵守的规则，创造一种公平的环境，使其成为协调各城市发展的共同行为准则。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篇10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空间治理成都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6）06-0033-04
[基金项目]2016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6Z03），2016年度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成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姚毅（1982―），四川阆中人，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
城市空间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同时城市空间治理必须充分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规律，推动城市空间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多中心、网络化”的转变；必须坚持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政府、市场、市民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以及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多个机制共同作用。
一、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
发展形势和基础
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功能定位的升级，成都城市空间布局进入了深度调整期，逐渐呈现出向“双中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同时，中央、省委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深入实施，成都获批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上位区域发展战略部署需要得到深入贯彻落实
“十三五”时期，国家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东中西和东北部“四大板块”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最终形成“4+3”的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同时，四川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明确提出“坚持把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作为总揽，在加快区域竞相发展中提升全省整体实力”，并进一步指出“首位城市要对标高端、辐射带动”。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四川“多点多极支撑”战略的“首位城市”，成都城市空间治理需要以中央、省委的区域发展战略为导向，在推进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互联互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空间载体支撑
国务院通过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国家中心城市的获批，表明成都由区域中心城市正式升级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城市群也将由部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需更加注重多层次的区域交流与合作，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积极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体系，努力为内陆其他城市转型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探索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这需要改变成都“单中心、圈层式”的城市空间格局，着力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构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格局，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三）天府新区建设的加快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
2010年天府新区成立以来，尤其是2014年天府新区获批部级新区以后，新区发展迅速，为成都空间格局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双核、哑铃型转变提供重要的战略机遇。国务院批复明确提出“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化现代新区，打造成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宜业宜商宜居城市、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四川“三大新兴经济增长极”的首位增长极，天府新区“四化同步、四态合一”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新区，经过5年多的积淀，逐步形成了符合内陆区域经济发展要求、顺应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趋势、具有经济高地典型特征的发展趋势。
（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成都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特色亮点，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市）县GDp已经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50%以上。同时，成都各区（市）县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态势明显。中心城区正逐渐成为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都市工业的重点区域；近郊区域以产业和城市互动升级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和城市功能的提升；远郊区现代旅游业和现代农业等产业特色化发展态势明显。成都中心、成都科学城、成都医学城和成都城市音乐厅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加快推进，将进一步增强成都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功能升级的载体支撑。
二是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成都中小城市人口和产业承载力。近年来，成都市立足“全域成都”的发展思维，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全域”、“区域统筹”、“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连片推进“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型”的新农村建设。成都市域的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到目前为止，成都市实现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的城乡全覆盖；农村中小学、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文化活动场所全部实施标准化建设；“全域成都”范围内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和相互衔接；城乡户籍一体化进程基本完成，城乡居民自由迁徙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目标基本实现。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市域各地区之间的网络化联接。市域轨道交通水平大幅提升，地铁运营总里程108公里、在建205公里，第三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正式获批，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完成。“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按照“中心城区加密成网，天府新区核心成网，两核互动加强，全域基本覆盖”的要求及构建市域和市区两个“30分钟轨道交通圈”的目标，强化“双核”之间轨道交通联系，形成“3快3普”共6条轨道交通线路的便捷联系，强化“双核”与城市副中心、卫星城之间点到点的轨道交通联系。
同时，成都城市空间治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在城市快速扩张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中心城区、近郊、远郊逐次递减的问题；中心城区功能疏解不够和产城融合发展不足，市域“承担、分担、共担”的城市功能布局体系尚未有效形成；城市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加大，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融合”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
成都城市空间战略指引
在成都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157”总体思路中，明确了“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的城市空间战略。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从“市域、区域、国际”三个层次协同推进，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和功能支撑。
（一）市域层面：推进城市功能的整合与提升
从城市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塔尖”，需要在推进城市转型升级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形成示范，而市域空间布局调整和功能结构优化是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先行策略。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市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来看，国家中心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阶段，需要顺应城市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圈层式”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快形成城市中心、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等不同层次的市域空间在城市功能上的“承担、分担、共担”的良性关系；另一方面，从国外城市空间治理的经验来看，需要注重城市增长边界的控制、城市用地的再开发、城市社区的人文关怀以及各个功能组团交通的网络化联接。
（二）区域层面：加强多层次高水平的区域交流与合作
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升级版，需要切实贯彻落实上位区域发展战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发挥区域的引领、辐射、集聚作用。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按照国家“4+3”的区域发展战略，立足城市发展实际，以融入发展为基本路径，主动对接国家相关区域发展战略，更好地承担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国家使命；另一方面，要注重城市与区域的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立足城市和城市群发展实际，找准在不同区域层次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主体作用，促进多层次区域空间互为支撑和协调发展。
（三）国际层面：增强与全球的互联互通
从世界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重要节点，是国家推进开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功能载体。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确立的“五通”合作重点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着先导性作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国际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开放理念，主动对接国家开放发展的战略部署，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不断提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水平和能级；另一方面，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先导，统筹推进“五通”的协调互动发展，建强作为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的功能。
三、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重点策略
成都城市空间治理要立足成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规律，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城市空间战略为基本指引，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多元参与，有重点地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功能的升级。
（一）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制建设。加快城市空间治理的立法进程，统筹市政设施建设、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发展、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城市公共安全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六大重点领域的城市建设管理，为城市空间治理提供法制保障。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引领。聚焦国家中心城市“四中心一枢纽”功能定位，抓紧各类城市规划修编，注重市域和区域的统筹，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以“多规合一”确保“三生”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数一致。三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的政策体系。重新梳理成都已有的城市空间政策体系，加大对于环高校成果转化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等城市空间治理新兴领域的政策指引。
（二）促进城市空间治理的多元协商合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的运用。建立健全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重点推进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生态环保、旅游、医疗卫生及教育等多个领域的ppp项目试点，增进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效率。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社会参与和规划参与。发挥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民互动桥梁的作用，拓展民意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完善民意表达的规则和信息指引，搭建多层次的多方利益协商平台，建立健全及时回馈、共同决策的良性互动模式，强化公共参与的社会监督，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和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三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决策咨询。探索建立由党政职能部门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各界精英组成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咨询委员会”，采取“官助民办”的运行模式，对涉及城市空间治理的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形成决策咨询报告，为政府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三）推进多层次区域空间治理的协调互动
一是注重不同区域层次的空间治理的协同推进。在市域层面，要注重城市功能的整合和升级，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优化；在区域层面，要加强成都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不同区域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在国际层面，要强化与全球的互联互通，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二是注重城市内部“双中心”和卫星城的网络化联接。进一步明确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直管区“双中心”的核心功能，合理疏解城市中心的非核心功能；各卫星城要按照“独立城市”发展理念，建强各自主体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并注重引导形成多样化非主体功能，增强卫星城的对于产业、人口的吸引和吸纳能力；加快实施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建设计划，加大力度，统筹推进，加快建立市域铁路、地铁、有轨电车、轻轨多制式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综合轨道交通系统。三是注重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人文关怀、功能复合、有机组合”。要注重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城市枢纽站点区域等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治理，增强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绿化景观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配套，强化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和城市建筑功能复合性开发以及城市枢纽站点地下空间的使用，强化各种功能之间的系统组合和高效的网络化联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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