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1
关键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民主社会
一、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
社区是我国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公民参与这一民主形式最基础最直接的发生地。社区治理运作存在两种推行方式，一种是以命令行事、自上而下的直接推行方式；另一种是由下而上的启发，通过居民共同讨论、共同思考而解决社区问题，从而促进社区发展的间接推行方式[1]。准确的说，前一种推行方式笔者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社区管理，而“社区治理”的主体和手段应该是多元的，而且治理本身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过程[2]。因此社区治理是指通过街道办、居委会、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通过多种手段对社区内事务进行持续改进和动态协调的过程。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这一概念达成的重要条件。随着我国对于社区治理及公众参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断深入，我国社区治理的情况也逐渐从最开始较单一的部门管理、由上而下的推进模式逐步走向公民参与治理的新局面。
对于公民参与的定义从行政管理学和社会学都有侧重点不同的定义，本文论述的社区治理层面的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在社区事务范围内为谋取社区的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切行为。公民参与可分为政治性参与和非政治性参与。前者是指公民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或与本社区政治权利归属相关的事务，例如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等。非政治性参与则是指社区公民参与非政治性事务的管理活动，涉及事务的范围较广，占了社区公民参与活动的绝大部分，笔者将其按照参与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五个层级：执行居委会强制决议（如遵守社区规章、执行社区安全条例等），参与社区治理活动（如帮扶困难户、参与治安巡逻队、参与社区绿化行动等），参与社区治理评估（如向居委会提出工作意见、给社区活动提出建议）、参与社区选举及规章制度制（如参与楼长或居委会职务的选举、参与居民会议、参与社区规章的讨论制定等）。
然而在社区治理中推行公民参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目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推广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的遇到各种问题和阻力。客观的分析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遇到的问题，并给出相应改进建议，对推进我国的民主进程、实现还权于民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笔者就目前北京市某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情况进行了走访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66份，其中有效问卷417份，主要涉及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深度、广度、效度等几个方面。根据问卷数据显示，目前的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公民参与积极性呈现梭型布，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根据调查问卷所反映的数据分析，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呈现出梭型的分布――完全没有积极性的人群、略有积极性的人群和积极性很高的人群分别占据了接受调查样本的17%、57%和26%，略有积极性的人群占了受调查人数的半数以上。同时，在问卷进一步的参与社区治理动机问题中，参与过社区治理活动的人群普遍选择“作为社区的一份子自愿加入”（占78%）。而对于完全没有积极性的样本群体，未参与的动机不一而足，占比重最大的是“不知如何参与社区的活动”、“日常没有参与时间”两个选项。由此可以看出，社区的大部分公民都有通过宣传、动员和优化活动形式等措施参与社区治理的可能性，而其参与社区活动的障碍主要是宣传力度的欠缺和客观的时间问题。
第二，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群体年龄划分明显，缺乏年轻群体的参与。在调查中，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人群主要为55岁以上的人群，受教育程度普遍为小学及以下。45岁～55岁年龄段中有少部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而25岁～45岁年龄群中，仅有7%的居民参与过社区治理活动。由此，目前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主要还是以临退休或已退休的老人为主要群体，年轻人及上班族对于社区治理活动参与非常少，这就造成了参与主体的单一性和可参与活动的有限性。采取何种方式调动年轻群体参与社区治理，如何协调社区治理活动与公民日常生活工作的时间，应该是后续社区治理活动开展时关注的重点。
第三，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深度有限，普遍停留在浅层面。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普遍停留在执行社区决策、参与社区组织的普及宣传活动、加入社区志愿者活动等较浅层面的内容。而对于社区管理制度的制定、社区治理行为的监督等深层次活动涉及的很少。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社区服务中心活动开展比较少，动员困难；另一方面也由于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主要集中在高领退休人群，此类人群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相应的深层治理意识。不论是社区服务中心，还是社区居民，目前只有将公民作为社区治理“志愿者”的意识，而非作为社区治理“主人翁”的意识。
三、加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建议
第一，社区加强宣传动员、改进参与形式。目前社区的软硬件资源主要集中在健身、养生和娱乐等方面，社区管理部门应该结合现有资源，通过视频展示、印刷宣传册、张贴海报等形式，加强宣传力度，有效调动积极性处于中间层级的居民参与治理。社区在推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除了增加针对中间人群的动员宣传，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已有治理活动的参与方式宣传，减少居民因为缺少信息而无法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另一方面，针对年轻居民缺乏参与社区治理时间的问题，社区服务中心需要优化和简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动形式，丰富拓宽参与渠道。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等在线参与的方式，将参与时间和参与地点灵活化，为年轻居民提供参与的可行性。
第二，增强社区对公民参与行为的反馈。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随着近年来政府除了初期的调动参与积极性，在公民参与后，社区针对公民参与的内容进行及时的正面的反馈和回应也是很重要的刺激。及时、透明、正面的反馈，可以有效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积极性，拓宽公民参与面。后期的及时反馈与回应与前期的动员宣传可以形成一个社区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这样有利于公民与社区之间逐步形成一种合作、互助关系，并且有助于帮助参与公民在心理上从“志愿者”的角色转变为“主人翁”的角色。
第三，通过媒体宣传和教育等渠道对于公民意识进行深化。目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除了参与的广度不足外，参与程度较浅的问题同样需要得到关注。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按照参与活动的类型由浅至深划分，可以分为执行社区决议、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活动、参与社区治理评估、参与社区选举及规章制度制定等五个层面，而就目前调查数据显示，公民参与的内容普遍停留在第一和第二层面，后续三个层面基本没有涉及。这种现象与目前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群体素质有关，由于参与治理的公民普遍为临退休老人且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对于参与社区治理的认知也基本停留在响应组织号召这个层面，缺乏对于民主原理和过程的了解。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媒体针对广大的受众进行广泛层面的价值观宣传，逐步推动公民参与内容的深化，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们应该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通过政治、哲学等课程的开设，给将来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树立相应民主意识，使其既要服从自己的国家，又要有理性的民主素养。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2
关键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综述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394-02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随着单位体制的改革，在社会转型下的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面临的问题也将更加突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在解决社区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生命线保障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精神文明素质，更有利于促进社区文明发展，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随着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提出，学者们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更为关注，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功能、意义、对策等做出了重大研究，丰富了我国的社区理论，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实践。
一、国内研究状况
在国内，专家学者们从一定的角度和层面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主张，产生了一些理论成果。
（一）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内涵的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车忠根的硕士论文《不同类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指出社区工作者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武装社区居民们的思想，对他们进行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为基础，以思想道德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社区居民们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充分调动起广大社区居民们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社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1]。郑州大学的徐金超在《论新形势下的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认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指社区工作者为了实现社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用党的理论和先进的思想武装社区居民的头脑，对社区居民进行以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建设社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实现社区居民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吴琼在《和谐社会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中指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的思想政治管理组成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用党的理论和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武装社区居民的头脑，提升社区居民的公民道德、职业美德和家庭美德，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而贡献力量。
（二）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功能、意义的研究
姜楠在2007年硕士论文中指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职能有：社区服务职能、社区文化建设职能、社区教育职能、社区党建职能、社区管理职能[2]。车忠根指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大致可发挥出以下七方面的特殊作用：保证作用、导向作为、凝聚作用、激励作用、调节作用、转化作用、稳定作用。张博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初探》中提到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主要为：第一，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之一；第二，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第三，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推进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动力；第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力手段[3]。
（三）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研究
陈冬发在《关于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分析与思考》中总结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做法，分析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存在诸多的情况和问题。他认为当前社区居民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题和对象呈现多元化趋势，信息渠道的广泛给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居委会队伍老化、文化程度不高；居委会活动经费短缺和场所有限等等[4]。池海龙在《和谐社区构建中的社区思想政治研究》中指出当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相关部门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二是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不强；三是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差；四是缺乏高素质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五是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载体落后[5]。郭微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问题探析》中指出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在服务性、多样性、时效性方面的问题，提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在思路、内容、载体、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建议[6]。王光森、在《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中指出居民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了解程度低，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热情不高，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现状不满意，居民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总体评价不高。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3
考察我国近十年对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的期刊论文，从研究对象划分上来看，可以分为对某级别、某地区、某性别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的专项性研究；从研究的具体问题领域来看，可以分为侧重于公务员对政治生活某一方面的认知、态度和信念的研究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公务员心理特征和状况研究。当然这种分类只是相对的，其中也有不少文章既属于某级别、某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范畴，也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来展开研究。
一、对某级别公务员政治心理专项研究
从公务员的级别来看，分为基层和中层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而对于省部级副职以上公务员则没有专门的研究，一方面可能是研究样本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政治敏感性等因素，研究可行性不大。本文所指的基层公务员是县（市）、乡（镇）两级政府的公务员队伍，他们是保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的核心力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先行者，担负着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使命。中层公务员则主要指科级、县处级和司局级公务员队伍，他们是公务员干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也是提高整个公务员队伍领导力和执行力的关键。
1.基层公务员
对基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分为对人格特点、心态变化的研究、对公共服务精神的调查和分析。《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与行为类型》一文采用中国人人格量表对1237名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419名对照组被试的人格特点所作比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及其与行为风格的关系。《由“催粮纳税”到“服务群众”——关于基层公务员心态的调查》一文是在我国基层公务员经历着由“催粮纳税”到“服务群众”的角色转变的背景下，试图全面了解和把握基层公务员的心态变化而调查的研究成果。课题组先后深入张家口市具有代表性的4个县的14个乡镇，分别以座谈会、个别走访、问卷等形式展开调研，分析基层公务员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理想信念淡化，公仆意识不强；思想落后保守，支农能力较差；经济待遇低、政治进步慢；且受到乡镇机构改革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层公务员心态良性调整的对策，包括：树立乡镇人民公仆高大形象，开展真正适合基层公务员的思想教育；建立“留得住心”的用人机制，强化基层公务员“执政”能力；体现优先原则，提高基层公务员经济收入等。《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现状分析与对策》一文认为提升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支撑和重要保障。文章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缺失现状进行的分析，指出应加强基层政府的制度构建来塑造公务员精神。总的来说，基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比较丰富，能够紧抓基层公共事务和政策变化的新特点，调查在基层政府任职的公务员的心理的变化，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提高基层公务员执政能力的方法。
2.中层公务员
中层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集中于对政治成熟度、权力心理、决策心理和改革创新意识的考察。《我国司局级公务员的心理素质分析》对司局级公务员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考察，表明司局级公务员心理的特征是权力动机较强，对失败有较强的承受力，但成功进取心不够，风险决策意识较弱，亲和动机中等；政治上比较成熟，情绪稳定，现实感较强，但不够活泼，过于冷静，缺少热情。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司局级公务员政治心理的成熟度和趋于保守的政治心态。《对县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的思考》一文，作者通过对曲靖市33个市直机关、9个县（市）区县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状况的调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治意识有所淡化；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受不良思想侵蚀。分析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从内因上看，没有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从客观上看，既有社会因素和组织因素，也有体制因素。《贵州省厅局级公务员心理素质调研》通过设计问卷对省直机关厅局级255名公务员进行创造能力、自信心、预见能力和意志力的考察，发现在被调查的公务员中创造力非常强的人为零，较强的占9%，超过50%的人创造力非常低，说明贵州省厅局级公务员比较缺乏勇于开拓，锐意改革的创造型人才，自信心和预见能力的考查情况也不乐观。综上研究表明：中层公务员的政治成熟度相对较高，权力动机比较强，但是在预见能力和决策判断力上有所欠缺，而改革创新意识则明显缺乏，不能适应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比较基层公务员和中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的内容和结论都有较大差别，而关于两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对比研究则少有人涉足。
二、对某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
由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公务员的政治心理不尽相同，因此关注某一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广东省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状况研究》通过采用16pF量表对随机抽取的有代表性的588名领导干部进行测试，以探求广东省在岗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状况。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总体的人格特征显著，在乐群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怀疑性、忧虑性、实验性、聪慧性、恃强性、敏感性、世故性这些人格因素与全国常模比较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心理健康者占67.10%，创造力强者仅占19.17%，有成功的希望者仅占7.15%，生活适应满意者仅占22.13%。”《杭州市中青年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研究》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对杭州市213名中青年领导干部作了测量，并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结果：中青年领导干部人格特征表现为情绪稳定成熟、开朗热情、自信沉着、理智现实、自律严谨、敢做敢为、适应良好等特点，但果断性、刚毅性、创造性并不突出。男性更内向独立、自信现实、情绪稳定，女性更外向、乐群、敏感。《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调查研究》则侧重于探讨如何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水平，以使成都市适应加入wto要求，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调查结果认为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总体是好的，搞好制度与法规建设，建立合理的高薪养廉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监督环境，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是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关键。
上述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广东省和杭州市与西部城市成都市的公务员政治心理有着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但公务员在创造力和满意度上并不比西部地区公务员更高，在行政伦理道德方面，西部地区公务员总体较好。但由于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相对较少，难以进一步得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公务员之间的区别。
三、以性别为区分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
由于两性的差异，使得女性公务员的政治心理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其中的研究包括女性公务员的人格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对待政府机构改革的态度等。《浅析当今女性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状况》一文采用16pF量表对随机抽取的女性领导干部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女性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显著，大部分表现为外倾、开朗乐观、心理基本健康，但为数不少的女性领导干部的创造能力不强，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困扰。还有针对某一地区的女性公务员政治心理状况的研究，如《上海市级女公务员发展状况调查》是上海市市级机关妇女委员会于2004年8月至10月对市级机关女公务员进行的专题调查，结果表明：上海市级女公务员政治素质过硬、信仰坚定、对社会发展、工作现状和生活态度都充满着信心，追求卓越，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女公务员认同度比较高，因此建立“廉政、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女公务员的作用，提升女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能力。《精兵简政应体现男女平等原则——辽宁省直机关部分女干部心态调查与建议》一文通过对辽宁省直机关20个涉及撤并及女干部较为集中的委办局女性的心态进行了调查，发现90%以上的女干部对机构改革持赞成、支持态度，认为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存在焦虑的心态占45%；表示无所谓的约占25%；思想压力大、意见大、心理不平衡的占60%。作者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对机构改革的反映尤为强烈，因此应当将性别意识纳入机构改革的决策之中。
综上研究表明，大部分女性公务员政治素质较高，信仰坚定，心理健康；但与男性公务员一样，女性公务员的创造能力也不强，对机构改革女性公务员的心态更加复杂，明确支持但又深感焦虑。但关于女性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范畴和深度都有所欠缺，比如女性公务员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认知问题，权力心理、决策心理和腐败心理有无特殊性的问题都缺乏深入研究。
四、对公务员政治心理某一方面的研究
针对公务员政治心理某一方面研究主要包括公务员的认知结构、人格特点、政治心态和鉴别能力等。总结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和人格特点客观要求很高，而实际上当前公务员还存在着腐败、守旧等与客观要求不符合的地方，因此探讨如何塑造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和人格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于政治心理的其他方面探讨相对较少，政治鉴别能力和政党认同是比较有创新性的研究。
《试论公务员的认知结构》一文将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分为三个层面：政治认知要求公务员从治理和政治责任的角度维护政治社会的正常运转，职业认知强调公务员对公众负责和其本身所具有的临界状态以及社会要求转化为公务员的职业伦理，社会文化认知在于公务员以平等的精神体现于社会公众之中，以公正处理社会中的人和事物以及公务员的自身和社会的双重身份如何对待文化的传承。《国家公务员的人格特征》总结道：良好的政治素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和现代心理素质与知识架构是构成国家公务员的人格特征的四大基本要素。
《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塑造》指出当前我国公务员存在着腐败人格、中庸人格、守旧人格及其官僚人格等不良现象，并探索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塑造的新途径。《论新时期公务员的政治鉴别能力》一文阐述了公务员政治鉴别能力的内容及要求，以及从加强理论学习和提高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方式来加强公务员政治鉴别能力。《当代中国群体政党认同的实证分析——以公务员群体为对象》探讨公务员群体作为执政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党、党的政策、党政关系、党群关系的认知情况。研究表明：公务员对执政党态度总体呈理性信任，大部分公务员认为执政党总体和谐，但是在提高和谐度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
五、问题导向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
问题导向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上。
1.腐败问题
关于公务员腐败的心理原因探讨相对较多。有学者认为公务员腐败是由于存在侥幸心理、失衡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也有学者认为腐败形态分为不自觉腐败和自觉腐败两种，不自觉腐败是由于公务员受到社会环境中不良价值观的消极影响而偶然产生的，自觉腐败是公务员不自觉地对于腐败由“模糊”转向肯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腐败政治心理，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从事腐败活动，但由于私欲的不断膨胀已无法控制自己。对于反腐败问题，《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一文强调要高度重视廉政心理建设，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切实有效地防治腐败心理演变，从源头上建设廉政文化体系和反腐败体系。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用改革的精神反腐败，通过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和体制环境。
2.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关于公务员对政府机构改革心态的研究、关注公务员对改革的态度及各种表现，并探讨对其不良心态进行矫正的措施。《机构改革中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针对吉林省长春市的公务员对机构改革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公务员希望改革的心理非常强烈，大部分人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不少公务员在看待人员分流时担心受“关系”和“人情”因素的影响，接受“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观念仍较为困难。这一调查反映出公务员期望改革、提高效率、公平竞争的积极政治心态，也能反映公务员群体中的人情和关系等政治亚文化根深蒂固。《政府机构改革前公务员的心态及调适》认为改革要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关注改革前公务员心态的各种表现，并在此基础上、从自我的调适、行政组织调适和社会调适三个方面阐述了对政府机构改革前公务员中存有不良心态矫治的对策和措施。
3.建立服务型政府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4
【关键词】中医；辨证治疗；社区老年高血压；疗效评定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24.032
高血压病是我国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之一，也是并发多种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及社区人口所占比例大，随着人们生活习性的改变及老龄化步伐加快，社区老年高血压病患者人数逐年增多[1]。长期西药降压治疗，副作用及并发症多，对高血压患者，尤其老年患者的躯体、心理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中医药为我国及世界民族医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表明，中医辨证治疗老年高血压病在提高疗效、缓解症状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疗效确切[2-3]，已得到国内外众多专家的认可。但目前中医辨证治疗社区老年高血压病的相关研究较少，而且对这一病证也未制定出统一疗效评定标准，各种研究结果重复性差，难以进行统计分析，因此对社区老年高血压进行科学、系统、客观、规范的中医疗效评定愈发重要。
1社区老年高血压病中医疗效评定基础
1.1挖掘中医理论精髓是前提高血压病归属祖国医学“眩晕”“头痛”等范畴，早在《内经》就有了“肝风”“诸风掉咬，皆属于肝”“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等论述；朱丹溪提出了“无痰不眩，无火不晕”；张景岳则强调“无虚不作眩”；王清任提出“瘀血头痛”之说。综合各家之说，“风、火、痰、虚、瘀”是“眩晕”的主要病因，这为中医辨证治疗高血压奠定了理论依据。虽然高血压病机涉及脏腑、阴阳、气血失调，近年来“阴阳平衡失调”学说占了主导地位[4]。归结病因病机主要为情志失调、劳逸过度、饮食不节、素体禀赋不足或体质偏盛、偏衰等，最终导致人体脏腑阴阳平衡失调，气机升降失常，痰火内生，气血瘀阻而发病。中医以整体观、辨证论治为指导思想，四诊合参为手段，在诊疗疾病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独特体系，挖掘并创新中医理论精髓是中医辨证治疗社区老年高血压的基础。
1.2中医临床疗效是保证中医历史悠久，简便易行，某些中医理念大家已耳熟能详，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及预防保健运动更在大众中遍地开花，说明中医治病保健在我国有良好的民众基础，加上副作用少，安全可靠，人们易于接受。这些口碑为社区开展中医辨证治疗老年高血压奠定了基础[5]。祖国医学承载了几千年中国人民的健康，当今依然屹立于世界，主要靠的就是其临床疗效佳，副作用少等特殊优势。对顽固性高血压或合并糖尿病、心力衰竭患者，加用中医药治疗，不仅可以更好、有效地降压、降糖，而且还能显著改善患者心功能，缓解心衰症状[6-7]。此外在现代医学的不断冲击下，中医药逐渐走出了一条与现代医学相融合的诊疗模式――“病证结合”，这种诊疗模式已被国内纵多专家认可[8-9]，在实践中被证明临床疗效最好。这些成果为社区开展中医辨证治疗老年高血压提供了借鉴。
1.3中医证候评定渐趋标准化、规范化是条件目前中医证候评定标准尚未统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走向社区，但通过诸多专家不懈努力，高血压中医证候评定标准正得到广泛关注，并渐趋标准化、规范化。张朝曦[10]将高血压证候分为肝阳上亢、热毒亢盛、气滞血瘀、痰浊内阻、肝血不足、中气不足、肾阳不足等7型。王严冬等[11]对不同区域高血压病患者的中医证型分布特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主要临床证型有肝火亢盛、瘀血阻络、痰瘀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痰火上扰等。归结高血压的中医证候类型，主要有肝阳上亢、肝肾阴虚、痰瘀阻络、痰湿雍盛、阴阳两虚等证型。证候趋于标准化是社区老年高血压中医辨证治疗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
2社区老年高血压病中医疗效评定方法
2.1中医证候评定方法中医证候能更透彻的揭示疾病本质，能较好的综合评价治疗效果，包括躯体、心理、社会活动等。老年高血压的中医证候评定标准是目前研究最多，也是对临床诊疗最重要的评定方法。刘福明等对临床高血压病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辨证分型按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肝火允盛型>痰湿雍盛型>阴虚阳尤型>阴阳两虚型[12]。侯丕华等[13]通过观察全国七省市1311例老年高血压病患者的症候特点，证型及分级规律，结果表明痰湿壅盛、阴虚阳亢、肝肾阴虚和气阴两虚是老年高血压病的主要证型，不同中医证型血压昼夜节律变化。朱灵妍等[14]对近20年间国内高血压病相关辨证分型的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证候类型常见的有阴虚阳亢、痰湿壅盛、肝火亢盛、阴阳两虚、肝阳上亢、肝肾阴虚、瘀血阻窍等，老年高血压阴阳两虚证的比例明显上升，高血压病机以本虚标实多见，近年来血瘀等实性证候因素在高血压证候中所占比例有所提高。
2.2中医辨证施护评定方法大量研究发现，高血压临床疗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护理质量，健康宣教尤为重要[15-16]。社区辨证施护主要有健康宣教，中医食疗，情志护理，运动疗法，针灸推拿等，而疗效的评定则主要体现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上，研究表明，运用社区中医护理干预老年高血压患者，在降压、改善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有显著优势[17]。辨证施护蕴涵着中医整体观及辨证论治的理念，属于一种综合的干预措施，但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化治疗方案，真正将人性化护理应用到实际的临床护理工作中。
2.3有效性评定方法
2.3.1降压作用许多中草药均有降压作用[18-19]，如野，夏枯草、钩藤、石决明等镇肝熄风、平肝潜阳药；黄芪、熟地黄、杜仲等益气养血药；丹参、红花、赤芍等活血化瘀药；半夏、天麻、茯苓、泽泻等化痰利尿药。其机制可能为调控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释放细胞内钙因子及调节血管活性物质（no、noS、et）等方式，进而减少心脏输出量，降低血黏度及血小板的聚集，缓解动脉的痉挛，改善微循环等从而达到降压作用[20]。但中药单用降压一直不是研究重点，其在快速降压及高血压危症抢救等方面不如西医快速有效。中医药强调的是整体观及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因此更能持久、平稳的降压，降低药物对靶器官的毒害作用。许多研究表明，中医综合治疗对老年高血压病的平稳降压效果优于单用西药，对伴随的头晕、头痛等临床症状有明显改善作用，提高了生活质量，并且操作简便，毒副作用小[21-22]。同时中医药平稳持久降压，副作用小等极大缓解了患者压力及焦虑情绪，这无疑可以提高患者依从性，有利于长期持久降压。另一方面，中医辨证治疗方案疗效好、价格低廉、简便操作、群众基础性好，这无疑有助于为社区、基层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开展防治工作。
2.3.2临床症状改善中医整体观及辨证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突出的是“治人”而不是简单的“治病”，因此中医从起源开始就非常注重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并以此为依据调整治疗方案。研究表明，中医在改善高血压患者急躁易怒、眩晕、健忘、夜尿频、腰酸、耳鸣、气短乏力、盗汗、膝软、口干口苦、失眠、口唇紫暗、面赤、心悸、胸闷、头重如裹、五心烦热、头痛、目赤等临床症状上较单用西药治疗效果较明显，并且无不良事件的发生[23-25]。临床症状的改善不仅可以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的情绪，增强临床疗效，并可以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2.3.3提高生活质量随着医疗卫生的发展，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过去仅侧重疾病防治措施（如发病率、生存率、病死率、痊愈、显效、好转、无效等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提倡全面考虑疾病对患者精神、心理、生活、情绪、工作能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体现了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因此对中医药疗效评价不仅在降压水平，减轻靶器官损害等客观指标，同时也应加入现代临床疗效方法―生活质量评判指标。SF-36量表是一个已被普遍认可的生活质量测量量表，王悦等[26]应用SF-36量表测评复方羚角降压片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在生理功能、社会职能、躯体感觉、精神健康、情感职能、总体健康等六个维度均有显著改善。梁玲等[27]采用杜氏量表全面评价对调平康（由丹参、玄参、车前子、淫羊蕾组成）对高血压患者生理躯体症状、睡眠状况、失调、焦虑、压抑、强迫状况、工作状态、人际关系敏感等维度影响，结果表明中药调平康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既解除了患者忧虑、紧张的情绪，也提高了患者治疗积极性，这是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的一大优势，也是现代医学所追寻的治疗目标。
2.4.安全性评定药物安全性永远摆在首要位置，中医药虽在众多疾病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药起效慢、成分不明，加之近年来临床发生的多起与中药注射剂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导致部分医生和患者开始对中药安全性产生了质疑。但这些报道都是个案，甚至是片面的认识，缺乏循证学依据，比起西药报道的不良反应则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安全、有效地推广中医药在社区基层的发展就必须做到：注重中药配伍禁忌，规范技术操作，建立不良反应监测系统等[28]，逐步形成安全性评定体系。
虽然中医药有效性评定方法多，但各个评定系统研究权重不同，也各有利弊，宏观性和普遍性都受到较大质疑。因此需要对各种评定方法进行统计分析，通过信度和效度的严格检验，最终确定一种科学、客观、规范、经济、简便且易于统计的中医药辨证治疗社区老年高血压疗效评定体系。
3社区老年高血压病中医疗效评定面临的问题
社区老年高血压中医疗效评定由于受历史、文化、经济及临床研究设计差异的影响，其疗效评定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
3.1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尚未统一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化是科学、客观评价中医临床疗效的前提之一，但目前老年高血压中医证候尚未完全统一，病因病机研究尚未有突破性进展，而且文献报道的证型多为经验自拟，结果欠集中，缺少多中心、随机、大样本的对照研究，造成研究结果可靠性低，重复性差，影响了社区老年高血压中医辨证治疗的推广。因此在诊治老年高血压过程中，应该借助现代循证学方法，归纳总结证候构成和演变规律，逐渐明确老年高血压的发病机制，最终建立统一的证候诊断标准。
3.2疗效评判混乱目前中医对社区老年高血压的临床疗效评判指标还难以达到量化和客观化，也缺乏规范性操作等，这些均造成了中医临床疗效评判体系的混乱。造成即便中医药治疗有效，也可能得出不利于中医药的结论，也就是说疗效评定既可以验证中医的有效性及科学性，也有可能从根本上否定中医。因此客观、科学、统一的疗效判定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关乎中医药能否得到世界的认可。
3.3中医与现代医学不同思维模式冲突中医与现代医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现代医学临床科研设计方案较严谨，需多中心、随机、大样本、前瞻性的对照研究；而中医理论自身的模糊性及中医药疗效的相对滞后性，因此中医研究偏重个体化评价，造成结果难以统计分析，重复性差。这些矛盾与冲突给社区老年高血压的辨证治疗造成了一定阻碍，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融合。此外中药剂型与西药比较，在携带及服用上仍有一定差距，这些都是制约中医药发展的颈瓶。
4结语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可以造福全人类，因此必须面向社区、基层的广大群众。中医关注“以人为本”的个体化治疗理念与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这无疑是发展中医、弘扬中医的一大机遇。但中医药想更好的走向基层，服务更多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就必须规范化、客观化中医证候及疗效评定标准。因此在实践中，需要借鉴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等现代科研方法，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医特色、适合中医自身发展的中医临床疗效评定体系，提高中医临床研究质量和水平，促进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官杰，李浩.对老年高血压前期的若干思考[J].北京中医药，2009，28（11）：858-861.
[2]谷万里，史载祥，余云旭，等.原发性高血压的中医证型特点[J].中西医结合学报，2010，8（9）：842-847.
[3]郭东锋，霍敏俐.社区老年高血压病中医防治体会[J].中外医学研究，2013，16（11）：125-126.
[4]邓旭光.高血压病中医病机若干问题探讨[J].中医杂志，2001，42（4）：197-199.
[5]鄢凤仙.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出院后遵医用药情况调查及护理对策[J].当代护士，2005，27（1）：23.
[6]王守富，李五江，卢吉锋.中医药治疗顽固性高血压研究进展[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4，26（11）：1197-1199.
[7]李文.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高血压伴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4）：84-86.
[8]王阶，熊兴江，张兰凤.病证结合模式及临床运用探索[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32（3）：297.
[9]杨晓忱，熊兴江，王阶.高血压病辨证分型及证候客观化研究概况与展望[J].中国中医药杂志，2014，39（2）：157-161.
[10]张朝曦.中医辨证分型治疗高血压病[J].中国医药指南，2009，7（6）：114-115.
[11]王严冬，刘志龙，刘培中，等.不同地域高血压病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J].新中医，2009，41（6）：23-25.
[12]刘福明，陈晓虎，沈乐，等.高血压病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的临床研究[J].江苏中医药，2009，41（10）：33-34.
[13]侯丕华，陈改玲，谷万里，等.老年高血压病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4，34（5）：536-540.
[14]朱灵妍，姚成增，韩栋，等.近20年高血压病相关中医证特征研究的文献分析[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4，32（4）：788-790.
[15]李学敏.高血压病的中医护理研究进展[J].当代护士，2012，4（中旬刊）：7-9.
[16]魏永平，阙伟东，叶定村，等.社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家庭健康教育需求调查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15）：101-103.
[17]奉新英，曾岚，赵兰芳，等.社区中医护理对399例高血压病患者的干预作用[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9，15（7）：11-13.
[18]梁勇.活血化瘀法治疗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9）：89-91.
[19]索建兰，丘建荣.抗高血压中药的研究进展[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4（2）：21-27.
[20]王灿，张跃文，贾佼佼.中药治疗高血压的研究进展[J].中国西部科技，2014，13（12）：62-63.
[21]郭东锋，霍敏俐.社区老年高血压病中医防治体会[J].中外医学研究，2013，11（16）：125-126.
[22]张孟仁.中西药合用治疗高血压病的优劣分析[J].中国临床医生，2014，42（6）：7-9.
[23]贾真.中西医结合在原发性高血压病治疗中的应用分析[J].时珍国医国药，2014，25（8）：1914.
[24]鞠建庆，李运伦，沈真真，等.镇肝熄风汤治疗原发性高血压临床疗效的系统评价[J].中国中医急症，2014，23（6）：1060-1063.
[25]林艮秋.滋阴平肝降压汤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J].中外医学研究，2014，12（34）：23-24.
[26]王悦，张融碧，何炳荣.中西降压药对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1999，9（2）：86-58.
[27]梁玲，朱汀，孙寒静.调平康对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J].新中医，2001，33（4）：31-32.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5
关键词：社会学视角；滥用问题；社会良性运行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01-02
近年来，我国滥用人数增长迅速，滥用呈现加剧态势。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其中2014年新发现吸毒人员48万名。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比例，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全国涉毒县市区增至3048个，占全国县市区总数9成以上，其中吸毒人员百人以下县市区754个、百人以上千人以下县市区1545个、千人以上县市区749个。2015年，全国共查处有吸毒行为人员106.2万人次，其中新发现吸毒人员53.1万名，同比分别上升20%和14.6%。同时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件多发趋势明@。滥用不仅威胁人类健康，同时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社会风险。目前我国滥用问题的治理还远远不够，因此，不断加强和深入滥用问题的治理研究意义十分重大。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我国滥用问题的研究热点进行概要式梳理。
一、对以往研究热点的综述
国内学者对滥用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社会学视角对滥用问题开展实证调查研究，则是最近十余年才开始的。目前，我国学者对滥用问题的社会学研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滥用人员群体特征的调查研究
国内学者对滥用人员群体特征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有对青少年吸毒人群和女性吸毒人群等的调查研究。唐斌通过分析青少年吸毒群体特征时发现，亚文化的传递是青少年吸毒群体的主要特征，同时他调查研究了亚文化如何是在群体中得以习得与传承及群体成员的相互认同[1]。随着女性滥用者的增加，学者们对女性吸毒群体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刘晖等从女性社会学视角出发研究了女性滥用的特征，并认为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吸毒更有“被动吸食”和带有男性吸毒助“性”的受害者特点[2]。万志红通过云南青少年吸毒群体的调查发现，边疆地区青少年吸毒群体存在与内地滥用者不同的特征，其中包括年龄更加低龄化、受教育程度更低、民族多样化等特点[3]。随着新型滥用加剧，一些学者研究了新型滥用人员的群体特征。沈康荣首次对我国吸食新型的滥用者的群体特征进行调查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滥用人群凸显“三多”――男性众多，低学历人员多，无业人员多；滥用种类相同――主要是冰毒、和；滥用人数增长迅速[4]。
（二）滥用人员染毒成因及复吸归因的调查研究
段伟、祝小慧从社会心理动机理论研究青少年的染毒原因，认为青少年不良的个体心理如不加以正当引导，则可能会成为导致青少年染毒的重要内在心理因素[5]。廖龙辉在对青少年吸毒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青少年滥用行为的成因进行了“社会-心理”因素的综合[6]。夏国美在调查的基础上从更深的文化和制度层次分析了青少年吸毒问题背后的原因[7]。莫关耀等通过云南滥用严重的八个州市的调查和访问，分析了云南省新型滥用的朋辈群体因素，指出交友不慎成为35岁以下青少年滥用新型的主要外因[8]。杨玲等通过对吸毒者回归社会后的认同感、归属感及复吸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戒毒人员回归社会之后普遍缺乏亲密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互动。不利的社会处境、社会支持的缺乏、归属感的缺乏等是导致复吸的重要原因[9]。
（三）滥用的社会危害的调查研究
国内研究者对滥用社会危害的研究主要从个人、家庭及社会等层面展开论述。秦和平的《西南民族地区的危害及其对策》一书是目前国内系统地认识西南民族地区的危害及禁毒对策的专门著作，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系统分析了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害，并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提出了积极的建议[10]。夏国美、杨秀石等人所著的《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型》一书，对新时期出现的新型滥用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新型吸食者与传统吸食者的人口学特征、滥用特征以及风险的对比研究后，发现新型存在传播快、心理成瘾性高、治理难度大等社会危害性[11]。
（四）滥用的防治措施及禁毒政策实证研究
这类研究有的从总体上探索吸毒行为的防治对策，而有的注重研究地方特色的防治策略。冯丽平经调查分析认为，戒毒人员复吸问题和后续生存教育问题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她对如何降低复吸率，如何营造一个“洁净”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社区戒毒管理模式来巩固戒毒成效等进行了研究[12]。钱宁借鉴了社会支持网络的概念，调查访问了昆明在戒毒帮教、创建无毒社区活动中所采取的一些举措，从社会工作层面研究社区戒毒方法――即“金碧模式”[13]。韩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江苏吸毒人群进行调查，提出“生理――心理――社会”为一体的社区戒毒综合模式，从生理、心理、社会三重维度构建了吸毒人群的社会支持体系，以此有效干预和治疗海洛因人群的成瘾问题[14]。陈曦、何咏梅研究了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禁毒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了探索具有民族化、本土化特色的禁毒教育的一些对策[15]。钟莹、梁国勋研究了如何运用个案管理方法在社区戒毒人员中开展工作，如何整合社区资源，提升社区禁毒的专业化服务水平[16]。刘爱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昆明强制戒毒所经验，提出了包括脱毒治疗、教育管理等九个第一的“昆明戒毒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戒毒工作的特色之路[17]。
二、研究现状评析及展望
近十余年来我国滥用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已取得了不菲的成果。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与访问，分析了滥用者的群体特征、吸食原因、滥用危害，提出了一些对吸毒人员的社会干预政策。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存在如下缺陷。
一是国内学者多采用“现状、特点与趋势分析成因分析影响分析应对策略与结论”这一研究路径，研究模式较为局限。二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的严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等方面还存在欠缺。目前国内大部分的问题研究都以定量调查研究为主，滥用问题调查多采用简单问卷数据调查，在问卷的设计科学性与时效性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对吸毒人员的吸毒史、生命史进行深入持续性的参与观察、访问及行动研究等的质性研究还比较欠缺。三是我国学者的滥用问题研究缺乏对滥用问题进行社会学学理的探讨，应加强从社学学理的角度出发，加强社会文化层面分析解决滥用问题的研究，通过多视角、多层次对滥用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找到滥用行为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从而为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有益的借鉴。四是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关于滥用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吸毒人群现状、成因、滥用影响、防治干预措施等方面，例如吸毒人群的家庭研究、新型相关领域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滥用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信息技术的进步，滥用问题不断演化与变异。滥用问题涉及政策、经济、文化、社会、伦理等诸多方面，为进一步减少问题的社会代价，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根据国内外毒情的变化，并结合我国的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利用社会学的学科在社会问题研究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滥用问题的专题实证研究，同时不断深化拓展滥用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行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逐渐深化符合地方特色且有可操作性的滥用问题治理的社会政策研究，逐步构建我国的滥用的防治体系。
参考文献：
[1]唐斌.浅析青少年吸毒的群体性特征及防治[J].禁毒研究，2005（1）.
[2]刘晖，刘霞.女性吸毒特质诱因的社会学述评――以新型为解释视角[J].学术界，2011（6）.
[3]万志红.云南青少年吸毒现状分析[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1）.
[4]沈康荣.新型使用者的群体特征[J].社会观察，2007（6）.
[5]段伟，祝小慧.当前青少年吸毒危险因素及治理对策[J].中国药物依赖杂志，2008（17）.
[6]廖龙辉.当前青少年吸毒行为现状及其成因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01（4）.
[7]夏国美.社会学视野下的禁毒研究[J].社会科学，2003（10）.
[8]莫关耀，杜敏菊.云南35岁以下青少年吸食新型的朋辈原因分析及预防策略[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14（6）.
[9]韩丹.国外吸毒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述评――以美国相关研究成果为例[J].唯实・社会纵横，2010（3）.
[10]秦和平.西南民族地区的危害及其对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
[11]夏国美，杨石秀，等.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型[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12]冯丽平.对吸毒人员后续教育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6（1）.
[13]钱宁.社区戒毒的控制与支持网络――昆明市创建无毒社区活动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
[14]韩丹.吸毒与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以江苏吸毒人群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5]陈曦，何咏梅.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禁毒教育的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8（1）.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6
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0124
[摘要]目的探讨“心境-促进协作医疗”（impaCt）管理模式对社区老年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及卫生经济学价值。方法对30名社区老年抑郁症患者实施为期2年的impaCt管理治疗，按1:1配对另30例作为对照组，对其实施常规的社区精神病康复管理。在干预第一年末及第二年末使用汉密尔顿量表（HamD）、家庭负担表（FiS）、生活满意度（LSR）进行评定并观察费用成本。结果在实施干预的第一年末和第二年末,干预组患者的HamD和FiS得分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干预组患者LSR得分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列联表卡方检验结果中，χ2均大于5.9，p值均<0.05）。2年内干预组患者总费用低于对照组，表现在门诊费用、住院费用、社区防治费用和家属误工费用等方面干预者患者的支出要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t检验结果中，p值均<0.05）；同时，两者患者在药物费用支出方面无显著差异。结论impaCt管理模式能有效减轻社区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并显著降低患者因疾病产生的各项费用成本。
[
关键词]心境-促进协作医疗；老年抑郁症；生活质量；卫生经济
[中图分类号]R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654（2014）07（c）-0043-03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和进步，社会老龄化问题已日益严重。据报道，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将占我国总人口的27.7%。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抑郁症已成为亚洲老年人群中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为探索一种可行的、有效的，并且符合上海经济形势和卫生政策的老年抑郁症患者社区康复治疗的模式，现将研究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药物治疗、社会-心理治疗、家庭干预等组成的“心境-促进协作医疗”（impaCt）管理模式对上海社区老年抑郁症生活质量的影响并进行初步卫生经济学评价。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开始于2011年7月，于2013年7月结束，所有病例采集来源于浦东新区精神病防治管理系统中。在浦东新区31个社区中，随机抽取四个社区。按要求入组：（1）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2）年龄区间为60~80岁。（3）排除对象:①目前患有重大的躯体疾患；②严重认知功能不足或交流障碍不足以完成检查与评定者；③有高自杀危险；④目前接受精神科专家治疗方案；⑤伴发严重的其他精神疾病；⑥目前没有住院或养老院；⑦心境恶劣及双相障碍也不列入调查范畴。在符合入组的病例中，按系统抽样方法抽取30例病例为干预组，30例病例为对照组。入组前详细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本研究的意义，具体实施办法及有关事项，征求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干预前两组患者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1）；同时，两组患者在年龄和抑郁症状（HamD及SDS得分）方面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表2）。
1.2方法
1.2.1对照组社区管理采用常规社区服务，即由社区精防医生对患者进行每月一次家访，观察病情、药物副反应及指导用药。在社区每季度给患者或患者所在居委卫生干部提供老年抑郁症相关健康教育。
1.2.2impaCt管理模式（1）社区老年心境健康服务团队的建立：由抑郁症临床专家、社区老年抑郁症个案管理员、社区抑郁症干预者、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志愿者组成。（2）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的开展与实施。①鼓励患者接受药物治疗：鼓励干预组病例与老年抑郁症个案管理员或社区医生进行首次交流访谈，通过对疾病的认识，激发患者接受药物治疗。②确立个体化治疗方案：由精神科临床专家与病人进行访谈，引导患者认识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对控制病情的积极效果；由精神科临床专家建议适合于病人的新型抗抑郁药物（通常是SSRi类）治疗方案。③维持药物治疗：患者于前3个月疗程至少每2周看专科门诊1次，之后稳定的患者每1个月看专家门诊1次；不稳定者仍然每2周看专科门诊1次。④随访：社区医生每两周1次上门随访（电话随访时间按患者病情而定）；CDC医师每月1次上门随访。⑤个案分析：每季度由精神科专家、社区抑郁个案管理员和社区干预者进行1次个案分析，对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方案进行讨论，必要时进行药物剂量或药物种类的调整。（3）家庭干预：①对患者的家庭干预：家庭干预治疗由社区医生上门随访时完成，每2个月1次。②对患者照料者的家庭干预：由个案管理员对患者照料者或监护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疾病的宣教和健康宣教。每季度1次。（4）社会-心理治疗：丰富老年生活，激发对生活的兴趣；改善其人际关系，扩大交往；参加集体活动，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情；鼓励抒发自己情感，发挥主观能动性；获取老年抑郁症防治相关知识，提高个体对环境的控制感。①社会支持系统：由社区医生、村居委精防干部和社会志愿者组成。②整合社会有限资源，包括社区村居委老年活动室、电视音乐器材设备、图书、体育活动器材等，对老年抑郁患者进行社会心理治疗。③培养兴趣爱好：为老年人开展娱乐技能活动，如织毛衣，剪窗花等娱乐技能活动。每周1次，1h左右。
1.2.3卫生经济学评估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负责记录患者在2年研究期间内因疾病产生的各类费用，并输入计算机供研究人员进行分析评估。
1.3生活质量及卫生经济学评价
在研究的第一年末和第二年末，采用汉密尔顿量表（HamD）、家庭负担表（FiS）、生活满意度（LSR）进行评定并观察费用成本。评估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咨询师完成。评定数据通过一致性检验。
1.3.1生活质量评价指标
（1）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共24个评估项目，分界值为8分。具体标准为：分大于35分为严重抑郁，大于20分为中度抑郁，大于8分为轻度抑郁。
（2）家庭负担表（FiS）。
用来评定家庭负担情况，分经济负担、家庭日常生活干扰、家庭娱乐活动影响、家庭关系影响、家庭成员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6个因子，共23项，0~2分三级评分，评分越高，负担越重。≦8分为轻，9~20分为一般，≧21分为重。
（3）生活满意度（LSR）。
用来评价生活满意度，分热情与冷漠、决心与不屈服、愿望与实现目标、自我评价、心境5个因子，总分25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5分为差，6~14分为一般，≧15分为好。
1.3.2卫生经济学指标①干预费用包括仪器设备费用、实验材料费用和各类干预实施费用（门诊、随访、个案分析、家庭干预等）。②药物费用根据患者每月使用的抗抑郁类药物量及药物价格进行统计计算。③门诊费用根据患者就诊情况，按照实际支出统计门诊医生成本及各类检查费用等。④住院费用根据患者住院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患者自负及医疗救助等费用在内。⑤社区防治费用按照各街道对应社区服务中心发生的公共卫生基本服务费用总量除以该社区服务中心接受服务的患者总次数计算，得到单次平均服务费用。⑥家属误工费用按照家属照顾患者停工天数和上海市人均收入计算家属平均误工损失。
1.4统计方法
所有资料由擅长统计的研究人员输入计算机，并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归集和分析，对两组第一年末和第二年末采集的资料做进行统计检验。其中，对两组患者抑郁症状，家庭负担和生活满意度等计量指标的研究采用列联表卡方检验：将研究指标按评定标准分为3个类别，分别观察两组患者评估得分落于各分类的例数，再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研究。对两组患者各项卫生经济学指标的研究采用配对t检验。研究结果中，p<0.01~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生活质量评价
两年干预期间，干预组患者的抑郁症状、家庭负担和生活满意度等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表3）。
2.2卫生经济学分析
干预组患者在干预第1年末及第2年末的总费用均低于对照组（p<0.05）。从费用明细项目看，除干预第1年末药物费用两组差异不显著（p>0.05）外，干预者患者在药物费用（干预第2年末）、门诊费用、住院费用、社区防治费用、家属误工费用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4）。
3讨论
本研究通过组建社区老年心境健康服务团队，对社区老年抑郁患者实施2年的以个体化药物治疗、家庭干预及社会心理干预为主的impaCt管理，同时运用卫生经济学分析指标，研究老年抑郁症社区治疗康复管理的成本和效果。从研究结果显示impaCt管理模式不仅显著减轻了社区老年抑郁患者的症状，还能明显地降低医疗成本，优化费用与疗效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干预者患者在药物费用（干预第2年末）、门诊费用、住院费用、社区防治费用、家属误工费用均低于对照组。
中外学者针对老年抑郁患者治疗现状做了相关的研究。在国内，专家薛海波指出，在所有确诊的老年抑郁患者中，只有1/3的抑郁患者会得到适当治疗，未经治疗的抑郁患者中25%~33%会持续存在症状，自杀率高达15%[2]。Unützer[3]，penninx[4]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社区老年抑郁患者通常去普通的医疗诊所看病，而且不能坚持接受治疗；社区老年抑郁患者有较高的自杀风险和发生躯体功能障碍风险。
澳大利亚学者Robert[5]在研究中发现，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干预方法，例如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度、开展柔性活动或与疾病相关的交流会等，显著地提高了老年患者的就诊率，有效地控制了老年人因抑郁导致的自杀率。在国内，汪丽芳[6]等学者研究提示，对老年抑郁症患者家属同步提供健康教育，可以提高患者就诊率，提高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尽管目前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诸如“积极的药物治疗、支持性心理治疗”等特别的干预方法对社区老年抑郁症管理起到促进的作用。然而，将这些干预方法以一种模式的形式传递，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少的[7]。美国学者Unützer[8]等建议，通过impaCt管理模式，对社区老年抑郁症管理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力。impaCt管理模式不仅提高了社区老年抑郁症患者就医的积极性，减轻了社区老年抑郁症状，提高了社区老年抑郁患者对社区抑郁症管理的满意度，更提高了其生活质量。而在上海，尤其是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城市，社区中的老年抑郁症患者大部分未被治疗和纳入有效管理[9]，存在相当的空白区域。
美国学者wayne[10]在研究中发现，老年抑郁症患者因疾病产生的费用支出比起其他的慢性病费用支出要高，wayne建议寻求一种适合于社会经济水平和卫生政策，能促进社区老年抑郁症患者管理，并且能有效地降低医疗费用成本的模式是当务之急，他提到例如美国开展的impaCt模式，或者pRoSpeCt（预防社区老年抑郁症自杀协作医疗）模式是较理想的模式，在社区中应该得以开展与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利用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对社区老年抑郁症患者实施为期两年的impaCt（心境-促进协作医疗）管理。干预组患者在抑郁症状控制上显进,在生活满意度上以及各项费用成本上均优于对照组患者。但由于研究因素受限，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性，如进一步增加研究对象样本数量、扩大研究对象选择范围、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
参考文献]
[1]张玲，徐勇，聂宏伟.2000-2010年中国老年人抑郁患病率meta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9(31):3349.
[2]薛海波.老年人的抑郁症及自杀的防治[J].老年医学与保健，2004，10(4):210.
[3]UnützerJ,patrickDL,SimonG,etal.DepressivesymptomsandthecostofhealthservicesinHmopatientsaged65yearsandolder[J].Jama.1997（277）:1618-1623.
[4]penninxBw,Beekmanat,Honiga,etal.Depressionandcardiacmortality:resultsfromacommunity-basedlongitudinalstudy[J].archGenpsychiatry，2001（58）:221-227.
[5]RobertHL,KarenaB,HeatherS,etal.multifacetedsharedcareinterventionforlatelifedepressioninresidentialcare:randomizedcontrolledtrail[J].BmJ，1999（319）:676-682.
[6]汪丽芳，桂琳，王慧英，等.实施家属健康教育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华保健医学杂志，2009（6）：448-449.
[7]Stoleep,KesslerL,LeClairJK.acommunitydevelopmentandoutreachprogramingeriatricmentalhealth:fouryears’experience[J].JamGerialrSoc，1996（44）:314-320.
[8]UnützerJ,Katonw,williamsJwJr,etal.improvingprimarycarefordepressioninlatelife:thedesignofamulticenterrandomizedtrial[J].medCare，2001（39）:785-799.
[9]吴海苏，徐一峰.社区老年抑郁症研究进展[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6，16（10）：308-309.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7
目的：探析社区冠心病治疗中的有效药物。方法：以某社区为范围展开研究，得到社区冠心病患者92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口服硝苯地平控释片进行治疗，观察组则口服氨氯地平片及阿托伐他汀钙片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SBp以及DB、心绞痛症状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SBp以及DBp均有所改善，观察组的改善幅度大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明显。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达到95.65%，明显高与对照组的76.09%；2例（4.35%）患者出现心绞痛，1例（2.17%）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的15.21%以及10.87%，对比差异明显。结论：氨氯地平片及阿托伐他汀钙片联合应用，在社区冠心病的治疗中有着较好效果，可以显著提高治疗有效率并控制心绞痛以及不良反应的出现，效果显著。
关键词：社区冠心病；血压；氨氯地平
【中图分类号】
R45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3763（2014）08-0012-01
冠心病是一类常见的心血管类疾病，发病率较高，同时容易并发高血压，几率在80%左右[1]。高血压的并发会加剧患者的动脉粥样硬化进程，而与此同时，也有调查研究显示，冠心病的并发与人体的血压水平也有着一定关系。本文主要以某社区为范围展开研究，探析社区冠心病治疗中的有效药物，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主要以某社区为范围展开研究，最后整理资料得到社区冠心病患者92例，以其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入选社区冠心病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2012年所制订的冠心病合并高血压诊断标准[2]，同时排除了继发性高血压以及存在感性疾病的情况，并且均为自愿参与班次研究，签署同意书。其中男61例，女31例，年龄在47岁到7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8.7±2.6）岁。采用数字标记法将以上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6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血压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开展此次研究。
1.2方法：
对照组口服硝苯地平控释片进行治疗，每次30毫克，1天1次。观察组则口服氨氯地平片及阿托伐他汀钙片进行治疗，分别为每次5毫克及10毫克，1天1次。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均为六周。
1.3观察指标与判定标准：
完成治疗后测定两组患者的SBp以及DBp，记录心绞痛症状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治疗效果的判定标准参考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2012年所制订的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疗效评估标准[3]：患者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或者得到有效缓解，血压恢复正常，为显效；临床症状有所缓解，血压得到一定控制，为有效；临床症状与血压水平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加重。为无效。以显效和有效患者所占百分率计为治疗总有效率。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分析与处理研究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进行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Bp以及DBp的比较：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SBp以及DBp均有所改善，治疗前后的对比具有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氨氯地平片及阿托伐他汀钙片联合治疗，氨氯地平，可以有效抑制钙引导的主动脉收缩，并且持续时间较长，原因在于其与受体结合以及解离的速度比较慢，因此药物在人体内的作用时间大大延长。有研究研究显示[4]，该药于硝苯地平相比，在对血管平滑肌的作用效果上优势明显，因此对应用氨氯地平治疗心肌缺血患者可以帮助患者扩张血管，增加冠动脉及心室的血流量，心肌耗氧量也因此得以减少，有效抑制了心肌坏死等情况。而本次研究的结果也显示，应用氨氯地平片及阿托伐他汀钙片进行治疗的观察组，其治疗有效率为95.6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6.09%，而出现心绞痛以及不良反应的几率则明显降低。
综上所述，氨氯地平片及阿托伐他汀钙片联合应用，在社区冠心病的治疗中有着较好效果，可以显著提高治疗有效率并控制心绞痛以及不良反应的出现，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周平生.冠心病并高血压采用有效药物治疗分析[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2014，01（25）：53-55.
[2]陈雅华.冠心病并高血压采用有效药物治疗分析[J].中国卫生产业，2013，09（25）：167-168.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8
医学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对于疾病和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其独特的文化塑造之下形成的疾病观念和治疗行为被赋予其本民族的特色，就目前而言，藏医、傣医、苗医就是典型的代表。医学人类学从病患对于疾病的理解和反映出发，并分析其所处得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因素，充分挖掘本土的文化认知体系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目前对于佤族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我归结主要有佤族传统的宗教对于当地人疾病观的影响；独特的佤族中草药的研究；对于当地的传染病疟疾的研究。《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中记：佤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边境的西盟、沧源、孟连、耿马、澜沧、双江、永德、镇康等县及西双版纳自治州。而西盟和沧源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两县的佤族人口约占我国佤族总人口的50%。佤族分布区称为阿佤山区，最高山峰海拔2900公尺，最低山麓海拨为1000公尺左右，阿佤山属亚热带气候，同一村寨的山上和山下气温有很大的差别，如沧源的年平均气温在17度左右，西盟地区的气温为15到16度左右。常年降雨量为1500公厘到3000公厘，又分雨季（6月到十月）和干季。农作物有稻谷、包谷、荞、小红米和豆类。经济作物有甘蔗、茶叶、棉花、麻、木棉、烟草、橡胶等。此外阿佤山地区独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也孕育了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和名贵的动物药材。
1宗教认知中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
对于佤族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而言，其本民族宗教的影响对于当地人疾病的认知体系是非常大的，赵富荣《佤俗风俗志》、《中国佤族文化,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魏德明《佤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田继周、罗之基《佤族》,罗之基等《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西盟佤族卷》等,相关的著作都涉及到了佤族宗教的研究情况。总的来说对于佤族的宗教研究最重要的是其原始宗教的影响。朱力平的《传统宗教与佤族疾病观》中探讨了佤族中的鬼魂观念对于人们疾病认知体系的影响。由于受到万物有灵论的影响,佤族在对疾病的认知上和云南其他民族有着共同点,认为使人致病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人魂被吓丢或是身体上的魂游离不回来的结果,因此人病了，二是碰到或冲撞了鬼魂山鬼、水鬼、树鬼、石头鬼等而生病，三是由于人们违反了禁忌,违背了道德规范,冒犯了神灵的时候,人们敬仰的神灵有自然神和家神、祖先神会给人降下灾难和疾病,佤族在鬼魂观念影响下,其治病行为主要是以叫魂、祭鬼、驱鬼等形式为主”①。这是比较明显的文化塑造的疾病的认知、理解与治疗方式的选择，也就是说，佤族生活中的“鬼”的观念与禁忌是疾病的源头。就以我在西盟县岳宋村所作的调查来看，这种疾病认知的现象在1952年以前是非常普遍的，1952年以前，佤族基本上没有任何卫生防疫设施，因其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客观条件使当地的卫生知识处于原始落后的的状况，另外由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的影响，当地的传染性疾病非常的普遍，而当时当地人治病的主要方式就是做鬼。且这种做鬼行为一直伴随着当地的卫生防疫的发展而存在。做鬼的思想基础源于其万物有灵的。佤族的万物有灵主要是对“灵魂”的崇拜，对佤族来说，“鬼神”的真正含义是各种“精灵”和抽象的超自然力量，佤族认为自然界的每种存在物都有“鬼神”且每种鬼神不一样，“鬼神”有大小之分，但是大小鬼神之间没有任何的统辖关系，大鬼管大事，小鬼管小事。发生什么事就请魔巴做什么鬼，这种事情和现象是这个鬼所为，只有做这个鬼才能得福免灾，做其他的鬼不能解决问题，是无用的②。因此在当时佤族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做鬼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尽管从1952年后，当地的卫生防疫在逐渐的改善，但是做鬼仍然以其独特的价值存在于特殊的人群以及相应的社会活动中，尤其是以疾病的做鬼最为显著，轻病请魔巴手持芭蕉叶、小鸡、饭团念咒赶鬼，较重的病则备鸡、猪、米请魔巴到鬼山上做鬼。另外，佤族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禁忌也是人们对于疾病认知的来源，李国明的《佤族禁忌的起源及演变初探》中探讨的佤族禁忌的起源及在佤族中存在的一些禁忌，并把禁忌的起源归为三类：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在这三个范围中的禁忌不断的规避着人们的行为，包括伦理道德的传承、洁净与危险的划分、疾病同健康的心理认知等。作者在文中提到了禁忌的淡化和从群体到个体的一种转变，这也是医学人类学在研究内容中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随着传统、本土的东西的流变，如何把握起最根本的东西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尤其现在合作医疗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这势必会对佤族传统的做鬼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对其是一种颠覆，当其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做鬼治病的行为被科学看成是一种迷信的时候，医学人类学该如何置之这种“神药两用”的现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当地的佤药的研究
这是医学人类学在佤族地区研究得最多的问题。龙鳞的《佤族的药食同源文化》中主要列举了佤族的茶叶、槟榔、水酒、鸡肉烂饭、小豆三桠苦粥等的重要的药膳的价值。许德龙的《佤族药名初探》中主要探讨的佤族当地的一些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名称。庞益富等的《佤族医药常用药物的应用特点浅析》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了佤族当地的一些中药的功能及用法。锐芳的《佤族医药的产生和发展》中叙述了佤族医药来源的传说，同时也探讨了其与禁忌中魔巴所充当的“医生”的角色。总结了佤族医药的特点，即一是“用药广泛。所用药物多为当地或邻近地区的植物、动物、矿物药等，二是用药独特，三是医疗手段丰富。庞益富等的《佤族医药经验初探》（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8年第10期）中总结的佤族医药的经验，并总结了其独特的疾病的治疗方法。龙鳞的《佤族医药文化浅述》中详细的论述了佤族医药史及其医药理论体系，尤其是对于疾病的分类，文中这样论述“佤医对疾病的分类，主要以得病部位和疾病特征分类和命名的。以部位分类和命名的疾病，是以得病所在部位而得名的；以疾病特征命名的疾病，是以疾病的特点及症状反应等方面的表现而得名。以部位分类和命名的疾病有：涩夺（即肝病）、涩闹（即肺病）、涩送拉（即脚痛）、涩盖（即头痛）、涩整（即手痛）、涩都（即胃痛）、涩更瓦（即肠炎）、涩西安（即骨痛）等等。以疾病特征分类和命名的疾病有：涩胃（即定时来的，间日疟）、涩巴（即感冒）、涩挖（即中暑）、涩龙（即腹泻）、涩维（即恶性疟）、涩艾（即眼病）等等”③另外作者还对佤族疾病的治疗方法、用药特点和当地的禁忌做了详细的梳理。王志红,郑进，谢薇,何丹的《佤族医药的现状考察及发展思考》中对佤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作了详细的梳理，同时也对佤族医药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包括医疗机构和队伍的建设、佤族医药的深层次的开发、整理和传承。总之，对于佤族医药的研究而言，综上所述多数文献主要集中于对佤药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很少有涉及到佤药的可持续的发展问题，对于佤族当地而言，在历史的发展中做鬼是很普遍的疾病治疗方法，除了学者进行的相关专题的开发外，对于佤药的重视并没有藏药、傣药那样的明显，而且对于佤药的研究很多都集中于从医学的角度来探讨佤药的要用价值，在文化层面上很少涉及到，如从病患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些佤药的作用与效果，从病患自身的理解与选择上看佤药的文化的适应性。所以这也是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p#分页标题#e#
3对当地传染性疾病的研究
佤族地区属于亚热带和热带低纬季风气候类型,曾被称为“瘴疟之乡”,是瘟疫的流行区,是疟疾、天花、霍乱、痢疾、肝炎、流脑、肺结核等疾病的高发区。同时对于地处边境的佤族而言，交通的闭塞使疾病信息传播不顺畅，经济和政治、社会力量的不足导致在传染病预防上的力不从心，地方政府的调控和干预的能力因硬件设施的缺乏而没有发挥效果，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也仅涉及到当地的传染性疾病中疟疾的研究。许建卫、夏敏的《西盟县佤族疟疾防治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佤族地区关于疟疾研究的情况，主要是重视本土的理解，即对于疟疾的认知及其防治的看法、行为体现及病患的求医的现状、态度、费用支付能力和障碍等。在文中作者很清晰的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三方面来叙述了当地疟疾的发生与预防的情况。同时作者还创新地在文章的后部分提出了一些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了与疟疾产生的相关的文化（主要是从佤族语言的表述上来探讨当地的人们对于疟疾的认知情况）；个体的知识、态度、行为与疟疾控制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态度的重要性，只有人们把疟疾当做一种严重的疾病来防治，一切有关疟疾的科学的知识才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实现个体认知到群体意识的转变；作者在文中还提到了疟疾的有效防治还需要的是宏观的交通、卫生条件及微观上的家庭经济能力。这些因素对于佤族地区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所有对于边远地区传染病是客观与主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防治上也需要个体、政府、社会的共同合作，同时需要信息传播的及时性。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信息、教育、交流与行为的改变是防治疟疾的基点。这些可以说都是医学人类学在文化层面上的关注，从患疟者的态度、行为出发来提出有效的防疟措施，同时也能够实际的考虑到防疟中的困难和障碍。而许建卫、夏敏等的《云南西盟佤族居民患疟求医的现状、费用支付能力和障碍》（中国热带医学2004年第6期）可以说是在我上面提到的文章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应用分析。在了解佤族地区的患疟求医的现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地对于传染病治疗中的障碍，主要基于当地的家庭经济能力进行分析，因此，可以说传染病是一种区域性的疾病，其传播快、治愈低的特点使患病人群和地方政府往往无法有效的进行控制，同时人类学家对其的把握和控制室很困难的，没有专业人事的帮助，没有专业的疾病知识和防治手段对于我们进入疟疾流行的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很困难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对当地的疟疾的研究很少的一个原因。其次是对于佤族地区艾滋病的研究，张源洁、杜鹃的《佤族农村地区艾滋病歧视现状及其原因分析》中系统的探讨的佤族地区艾滋病的现状（包括语言的歧视和行为的歧视），并从内部文化（害羞文化、、本土性观念）与外植文化（政府政策、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大众的宣传和报道）两方面系统分析当地艾滋病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而对于其他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出了在一些文献中提到那类疾病的存在之外，并没有过多的涉及到相关传染疾病的深度研究。
4佤族医学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上述我在文中提到的三大范畴的研究内容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的研究内容不断的呈现，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4.1外出务工的人员的疾病与健康的研究外出务工逐渐变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农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辍学后都选择进城务工，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而在佤族地区，由于地处中缅边境，跨境的流动时非常普遍的，主要是去缅甸地区进行商贸的往来，而在思茅、昆明、广东、广州、河南等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也非常多，对于这些打工者而言，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很容易改变他们以往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健康是没有完全的保障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赚钱过上好日子，而其他方面并没有很好的意识到，工作、生活、交往的复杂环境促使其健康意识薄弱，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往往使他们容易受到某些传染性疾病的困扰而不知。没有良好的健康意识往往使他们成为疾病的传染源。因此我认为这一现象必须药特别的重视，对于佤族地区而言，这类群体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外出务工群体的健康意识的重视不仅仅是“以人为本”的体现，更多的是公共卫生建设的需要，只有从个体的意识、行为出发方能实现群体行为的改变。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的建设来说说这也是一大幸事。
4.2新型合作医疗进入佤族地区的发展研究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西盟佤族自治县概况》中涉及到岳宋村卫生防疫及合作医疗实施的发展过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也是医学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现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号召之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的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民看病贵、难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对于佤族地区而言，合作医疗的实施与当地存在的做鬼治病之间的博弈也是不言而论的。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合作医疗，而什么样的人群有选择做鬼；合作医疗在实施的过程中的制度机制是如何的？村民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看待合作医疗？合作医疗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遇到的障碍情况；如何能使合作医疗在农村地区发挥最大的效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神药两用”的情形的正确认知等，这些都是有关合作医疗的相关问题。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将是农村地区甚至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趋势，而能切合实际的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有利于实现少数民族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实现医学人类学的终极关怀———对于个体健康的重视。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9
关键词社区心理干预肿瘤患者症状自评量表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
中图分类号：R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533（2013）22-0045-03
observationoftheeffectof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ontumorpatientsundercommunitymodel
SHenLiqun，YUYing，wanGXiuping，CHanGLijun
（JinqiaoCommunityHealthServiceCenterofpudongnewDistrict，Shanghai201206，China）
社区模式是指以社区人群为中心，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为一体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系。肿瘤患者经综合治疗，身心疲惫，效果不明，容易陷入紧张、悲观的负面情绪中。肿瘤患者心理干预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改善由肿瘤而引起的躯体和心理障碍，使患者的身体和心理获得康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六位一体”服务功能的具体实施者，对肿瘤患者的心理干预可及性强，社区做好肿瘤患者的心理干预，对提高患者的抗肿瘤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有重要作用。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金桥社区服务中心2010年2月-2012年2月管理的肿瘤患者112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56例。对照组男31例，女25例；治疗组男31例，女25例。两组年龄42～74岁，平均（54.7±4.1）岁；病程0.3～5.2年，平均（3±2.7）年。未完成研究的病例视为脱落病例，共脱落5例，其中干预组3例，对照组2例。
1.2纳入标准
①病理学或细胞学诊断为恶性肿瘤；②抗癌治疗2个月以上；③无精神认知障碍；④预计生存期在3个月以上；⑤签署知情同意书。
1.3随机方案及实施
按双盲原则，由课题负责人员或指定的研究者将受试者编号随机分组，使用SpSS18.0软件生成随机方案，受试者按照入组时间随机入组。
1.4干预方法
初次随访时完成患者问卷调查，填写症状自评量表（SCL-90）、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对照组给予社区常规治疗，干预组增加社区模式心理干预。6个月后两组进行SCL-90、SF-36再评分。
社区模式心理干预，即在社区中建立一支服务团队，帮助患者逐渐恢复生活的信心，改善预后。干预内容：①利用社区地理辐射的优势，开展以休闲保健为特色的服务，吸引癌症患者参与。肿瘤条线防保医生每周三下午为开放接待日，接受患者的咨询，倾诉，并给与相应肿瘤治疗及保健康复的指导建议。②成立心理干预团队，56位患者涉及6个居委，各居委责任医生每周下社区，走访患者家庭每月1次。通过倾听、劝慰、启发、建议、激励等方式消除患者疑虑，提高治疗信心。③开展宣教和互动交流，每月进行常见多发肿瘤：肠癌、癌、肺癌、胃癌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及中医食疗讲座，并发放相关的资料。④动员家庭配合，上门访视时与患者亲属沟通交流，或者通过电话，了解患者身体状况和心理情绪，争取家庭配合，进一步做好患者工作。
2结果
2.1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基线资料在SCL-90量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和总分的异无统计学意义，SF-36量表中各项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具有较好可比性（表1、2）。在SCL-90量表的敌对方面两组有差异（p
2.2社区模式心理干预对患者的影响
6月后，SCL-90量表躯体化、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和总分两组有统计学差异，但抑郁、强迫情绪的改善不明显。SF-36量表各项评分如生理功能、躯体疼痛、生理职能、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方面均有改善，但两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可能由于样本量小或是干预时间太短，确切原因需进一步研究（表3、4）。
3讨论
薛澄琳等[1]研究表明肿瘤作为一种严重的身心疾病，心理、社会因素在其发生、转归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2]，生存质量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有效的心理干预能够促进肿瘤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社区治疗模式，以有效解决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问题，其中主动式社区治疗[3]（assertivecommunitytreatment，aCt）备受关注。本研究借鉴国外主动式社区治疗的模式，对肿瘤患者进行主动的社区心理干预。①在6个月的开放接待日共接待8位患者，前来的患者从不信任到欣然接受并积极配合。②社区责任医生每月走访56位干预患者家庭。最初6位患者有抵触情绪，经面对面交流后，能接受访视，并逐渐放开心胸与责任医生交谈。③6个月中每月举行一次的社区讲座极受欢迎，患者均全部参与，共发放各类资料168份。有32位家属参加讲座，特别对高发癌的早发现感兴趣。部分癌症的中医食疗方极为欢迎。从我们对112例肿瘤患者心理干预的观察分析，社区模式下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改善肿瘤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一定程度的提高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1]薛澄琳，袁淑卿，姜华，等.护理干预对甲状腺肿瘤手术患者应激反应的影响[J].实用临床医学，2012，13（5）：80-82.
[2]徐琪，郑茂根，赵艾君，等.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对老年肺癌患者生存质量及情绪的影响[J].中国全科医学，2011，14（32）：3725-3726.
[3]杜蕾，张赛，金光辉，等.主动式社区治疗的国外应用现状及其对我国精神疾病社区管理的启示[J].中国全科医学，2011，14（19）：2141-2144.
[4]贾秀兰.成都市构建和谐社区模式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27（11）：48-52.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篇10
社区护理和社区护理干预
社区护理又称社区卫生护理或社区保健护理，是将公共卫生学及护理学理论相结合，用以促进和维护社区人群健康的一门综合学科，它的目标就是维护和促进社区大众身心健康。社区护理针对疾病护理的同时还兼顾疾病的预防工作，一方面维护大众的健康，另一方面又督促他们学习疾病防治知识。
针对高血压人群的社区护理干预就是指为社区居民中的高血压患者提供有助于健康的环境，改变其不良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把危险几率降到最低，以促进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而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
社区护理干预形式研究现状
社区护理干预形式：当前社区护理干预形式主要分为身体干预和心理干预、专业管理和家庭防护两大类，另外还有些案例使用其他的一些干预模式，例如开展病友俱乐部等，都会对患者疾病的治疗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身体干预和心理干预：针对高血压患者的情况，社区干预形式主要就是对其身体和心理状况进行干预。①身体干预指对高血压人群进行健康教育，从饮食、运动、个体行为等方面实施干预，以期促进患者身体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达到健康的状态。健康教育的途径包含了个体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个体和群体的传播是健康教育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指面对面交流情感，进行信息传递。如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放置高血压防治手册、健康教育处方；组织专家开办相关讲座，进行现场答疑；运用《高血压病患者治疗记录卡》和挂历等形式监督干预患者身体状况。另外一个重要的健康教育手段就是大众传播，指护理人员通过图像、影音等方式进行健康教育，例如规划健康教育橱窗、制定社区报刊高血压专版、播放高血压防治知识的专题VCD等。同时，饮食、运动、个体行为护理也是减少高血压风险的有效途径。患者为了身体恢复健康状态需谨遵医嘱合理膳食，要按指导多进行有氧运动和耐力运动，并且还要严格控制体重，调整心态，稳定情绪等，养成健康行为习惯[2]。②心理干预是通过多种方式对患者进行心理调试、指导，缓解其心理压力，减少抑郁、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达到使患者健康的目的。高血压病是一种心身疾病，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及防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在心理干预中可以采用音乐疗法、心理疗法等创造安静、平和的治疗环境，控制患者的情绪，使其学会放松精神、调整心态，有效抑制交感神经的兴奋性，降低血浆中儿茶酚胺的浓度，从而降低患者的血压。
专业管理和家庭防护：为了有效防治高血压疾病，社区干预还包括专业管理和家庭防护形式。①专业管理即由专业人员建立网络管理系统和健康档案，进行计算机存档、分析、处理，实行科学化、系统化管理，定期对患者进行逐级检查指导工作。系统全面的健康管理网络和档案有助于与患者建立固定联系，进行随访和个性化指导，提高患者预防疾病的意识，改变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行为和习惯，改善医患关系，增强患者依从性，进而控制血压在正常范围，降低医疗费用，控制发病率。②家庭防护主要是家庭访视和家庭护理干预两方面。社区护士通过电话或家访掌握病患及其家属的相关情况，评估其各项健康指标，有针对性地提供治疗性的家庭护理服务。同时，在家庭访视的过程中，指导纠正家属的行为，使其能够正确使用血压计并做记录，能够良好安排病患的作息及饮食，强化家庭防护的效果[3]。此外，还可以利用支持网络的作用，如患者的亲戚、邻居、朋友等对患者的支持和鼓励，充分体现家庭防护功能。
社区护理干预产生的效果：经过统计分析研究多项调查结果表明，从躯体功能、心理功能以及社会功能3个维度来讲，社区护理干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①从躯体功能维度来看，社区护理干预后患者的身体状况明显优于干预前，饮食更具规律性，注重科学营养；量力而行合理运动，并能持之以恒；定时就寝，注重环境卫生，衣着宽松且保暖性好。通过干预，有效防止了临界高血压转为持续高血压的可能行，提高了患者患病、知晓、治疗及控制水平，明显改善了睡眠不良、四肢乏力、肠胃不适、腰膝酸软等症状，加强了患者自理能力，提高了其生活质量。②从心理功能维度来看，首要的便是通过干预调适了患者的心态，提高了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其次缓解了患者精神紧张、感情受挫、负面情绪频发的问题。社区护理干预对于病患的心理健康同样产生积极的作用。根据患者个体特征、病情程度、年龄及文化水平进行心理干预，使患者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提高了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认知能力，进而控制血压水平，减少并发症的发生[4]。③从社会功能维度来看，经过社区护理干预，患者得到了社会支持，周围人的帮助，家属及朋友的关爱，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使患者高血压得到控制和改善，婚姻、家庭也更和谐美满。
社区护理干预形式发展方向
社区护理干预是转变医学护理模式，实施整体护理的护理形式。医护人员由被动变为主动，从医院走进社区，深入到患者身边，积极开展社区对于疾病的干预活动。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贯彻，社区卫生服务已经成为医护的重点。针对高血压这类反复性、持续性的慢性疾病，尤其需要社区护理干预手段。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社区高血压防治应该进一步完善各种检测机制，建立高血压防治教育网络，使社区居民了解高血压的病症，掌握基本常识，以便明确高血压早期的信号，实施有效干预。同时，健康管理体系需发展扩大，覆盖整个系统，细化到护理服务与人类健康相关的社区、与环境保健相关的研究等。相对应的手段应由一般的经验介绍、调查、描述性研究扩大到前瞻性研究、纵向研究和社区护理干预效果的研究。同时要加强现场参与研究，充分体现社区护理的独特性，促进社区护理实践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