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1
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结果。高质量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全方位的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政府、社会三者关系围绕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得到不断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各方面事业都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可以突破单纯的经济发展的视野，从多向度发现制约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明晰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性原则。
一、强化效能建设，提升行政执行力
长期以来，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结为“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优势可理解为行政效能的高位运行。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领导体制使得我们的执政团队在特定时期释放的行政效能是惊人的。
随着现在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规范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党的提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说明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满足，我们的发展目标也从当初的奔小康变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意味着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在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上提出。在齐心协力奔小康的时代，我们的行政效能和人们的创造力一样得以迸发，此时我们更多关注发展的量的问题，即如何把蛋糕做大；在新时代面对新矛盾，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发展的质的问题，即如何把蛋糕做好。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当前行政主体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执政团队一定程度上仍还存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够和行政效能发挥不到位的问题，不能适应新形势，离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距离。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客观性。主要原因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一些干部还没有适应中央重塑政治伦理和政治生态的决心以及实践，还没有从旧有的认知模式、行为方式和“官场文化”中走出来。在这种状态下，难免在工作中“比比划划做样子”，使行政效能受到了抑制，因而也就谈不到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中国发展的“升级版”，必须破解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行政效能不高的问题。一是要“解放思想”，把思想从某些教条的“禁锢”中释放出来。二是提高能力，克服“本领焦虑”。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全社会成员都提出了高要求，对各级干部的要求尤其高。除了转变思想外，如何通过高效的行政运转和行政执行力，把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需要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提高新形势下推动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三是激发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熟人社会”逐渐变成“陌生人社会”，“单位人”也逐渐变成“社会人”，仅仅依靠传统的信任及单位组织的管理协调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难以解决多种多样的矛盾纠纷。因此，必须借助于法律规则，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既是增强社会治理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保证，也是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必由之路。四是培育人民群众的自治能力。提高国民整体素质，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之间饿教育水平差距，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注重提高学生与社会、与世界接轨的能力，培养他们成为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同时，发展基层民主。一方面，畅通民主渠道，确保基层民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要完善民主机制建设。通过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通过这两方面，提高国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能力，使之更加有序、高效地参与国家治理。
二、提升调控能力，促进市场活力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克服“短期行为”，增强协调各方的能力，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长期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政府的调控作用更加突出，需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管理与生产的关系。从历史经验看，改革开放40年来，政府的管理职能的发挥，取得了实质的生产性效果，促进了产业的大发展，这是非生产部门取得了生产性的效果，行政杠杆撬动了所有行业的发展，是社会活力迸发的核心推动力。在积极推动生产的同时，也不乏有一些急功近利式的政策推动、“一锤子买卖”式的产业上马，造成了产能的积压、生产的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出现了下行压力，管理与生产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是对政府调控能力的新要求，是对管理出生产力的新要求，也考验着政府治理能力的水平。考察经济发达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做法，基本上是破除条条框框以“解放生产力”，引进和推动产业发展，“扶上马，送一程”。管理和生产的两极相得益彰，通过管理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政府有引导有扶持，但生产方仍然负有发展的主体责任，积极拓展市场，推进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换代。高质量发展即是生产的全面升级，需要“管理方”有战略能力，要“管出”高质量的发展，做前瞻性引导，不包办，但创造条件让企业、市场、民众迸发活力。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多年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风向标”。政府与市场的现实关系基本有四种：政府推动市场健康发展，政府干扰市场作用的发挥，政府直接替代市场角色，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毫无疑问，只有第一种是理想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实践充分证明，只靠市场或政府都不足以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政府与市场需要协调共进。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推动高质量发展，仍要不折不扣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是保育员、裁判员、服务员，不是运动员，不是“公司法人”，更不是市场主体。政府要通过改革，获得激发市场活力的能力；要通过宏观调控，获得解决市场失灵的能力。
三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处理不好二者关系，高质量发展就会缺失良好的社会氛围。没有效率就谈不到发展，没有公平，也无所谓发展质量问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二者的关系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从“效率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效率公平兼顾，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效率和公平，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是“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讲效率不行，忽视公平同样要不得。问题是，效率问题要交给市场，公平问题要由政府解决。利润是市场的源动力，能够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而政府要通过分配调节尽到“保底”的责任。多年来，各级政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这就是在尽保障公平的责任。公平效率兼顾，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母体，内涵着高质量发展的基因。
三、打造制度环境，保持社会良性运转
实现国家治理，制度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只有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制度效力以有效保障社会发展，最终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需要优良的制度环境。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制度体系的完善，表现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完备的制度框架内良性运转，不会因人兴事，也不会因人费事。高质量的发展亟需这样的制度环境。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首要的是有能保持社会良好秩序的制度设计。制度设计是“保持平衡”的艺术，评价不同层面的制度设计优缺点，标准是能否保持社会不同层面的动态平衡，并从整体上构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国家治理体系最核心、最宏观的层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具有高度战略性、整体系统性、先后次序性和严密科学性，是统筹协调的过程。加强顶层设计，首先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和行动指南。其次，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容易改革的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因此，全面深化改革要在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前提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势，敢于涉险滩。最后，探索改革路径，研究发展转型思路。如关于经济转型，要在顶层的制度设计上体现由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投资拉动转向投资和消费并重，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改革思路；关于农村改革，更加注重土地确权，促进农民增收的改革的思路等。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根源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入,人们的视野越来越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会产生?是否必然会产生、存在和发展?这一问题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同社会实践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根源。
社会实践是实践观念和实践行为的统一,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思想与行动的矛盾是社会实践内在的基本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继而影响人的行为方式,是思想见之于行动的中心环节。指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已证明,一切工作的进步都以思想进步为基础,都应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1](第214页)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社会实践中思想与行动基本矛盾的关键。思想与行动的基本矛盾在社会实践中往往体现为自发与自觉、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个体与群体、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进而解决社会实践中思想与行动的基本矛盾,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实践中自发活动走向自觉活动的重要前提
社会实践有自发活动与自觉活动两种状态。自发活动是由自发意识影响和支配的活动,由于自发意识停留在表象、现象甚至错觉的阶段,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这种意识所影响和支配的活动就带有很大的自发性、盲目性和盲动性。自觉活动是由自觉意识影响和支配的活动,由于自觉意识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且以科学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因此,自觉活动就是以科学理论正确指导和自觉推进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实践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同人的主观世界相联系,以主观的东西作指导,是有意识的活动。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2](第46页)他还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第202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指出:“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4](第382页)列宁也指出:“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4](第348页)这些都告诉我们,动物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本能的活动,人的活动则是有意识的、能动的活动。
为了加强正确的思想理论对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增强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意识性、目的性和自觉性,减少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提高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自觉程度和科学水平,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使人们掌握正确的、先进的、科学的理论,这就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既包括反映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理论,又包括反映社会客观规律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正确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只有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使人们自觉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推进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提高有效性。列宁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4](第326页)“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第325页)工人阶级要真正从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就必须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理论掌握群众,增强人类实践活动自觉性的内在要求。
自觉活动的最高要求不仅要有目的,而且要有理想,有愿景。理想和信念是人类自觉意识的高级表现形态,体现了人们自觉活动的最高目的。理想和信念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对一定思想体系、价值观念掌握和内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想和信念的形成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邓小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5](第110页)。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确立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人类实践活动形成了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人类的实践活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重要前提。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实践中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重要条件
社会实践是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把观念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观念转化为现实,离不开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而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第9页)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7](第839页)并且明确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8](第124-125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转化的理论。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9](第14页)这些论述都表明了精神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而在推动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转化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念不仅能够反映世界,而且能够创造世界,前提是要有正确掌握和运用思想观念的人。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用正确的思想掌握社会实践的主体,才能把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主体的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观念的变革和创新,使之成为实践发展的先导和巨大推动力。通过宣传和普及先进、科学的理论,批判错误、落后的理论,可以起到除旧布新,为实践发展扫清思想障碍,提供正确理论指导、推动实践的作用。理论总是抽象的东西,它本身不可能直接变成现实,只有同群众结合,转化为群众的正确认识和自觉行动,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把观念变为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人的精神动力,开发人的潜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与创造力量,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0](第169页)精神力量是主体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因素,是推动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强大动力。有无精神动力或精神动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实践活动的成败和效果。精神动力的形成、发展不是自发的、盲目的过程,而是自觉的过程。主体精神动力的开发,是要不断地增强实践主体的精神力量,并把精神力量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主体的实践活动,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思想引导、精神激励、价值导向、行为强化等方式,能有效开发实践主体的精神资源,增强实践主体的精神动力,从而促进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它能形成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增强团体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创造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和成果。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构成了这个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还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古往今来,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构建和巩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实践中个人与群体行动协调的重要保障
人作为实践的主体,不单纯是肉体的自然性主体,而且在本质上是社会性主体。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不仅指个人,更指群体、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活动的主体。社会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1](第104页)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中的相互配合、密切协作,是社会实践深入开展的必要条件。社会成员的密切协作,不仅能保证社会实践的顺利进行,而且能形成新的社会实践能力,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大规模的社会组合和劳动协作为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生产力。”[12](第362页)实际上,不仅生产劳动实践,其它一切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都需要社会协作。实践需要协力,协力需要齐心。而要齐心,就必须用正确的思想来统一认识,形成共识,凝聚人心。在社会实践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处理个体实践和群体实践的关系问题,而处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个体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进而产生群体实践的合力。
统一的思想是形成统一行动的前提,统一行动是形成社会合力、达到共同目标的前提。在社会实践中,实践主体必然要把分散的、个体的目的与要求整合成社会的目的与要求,从而形成思想共识;将个体的实践意识加以凝聚和整合,提升为社会的实践意识,然后用社会的实践意识统一、协调社会成员的行动。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不同于动物的、独有的社会沟通和协调机制,那就是通过思想观念、社会规范、文化价值观等作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马克思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11](第606-607页)思想观念对于团结更多的人来进行社会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反映事物本质规律的科学理论尤其如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定和使人们遵循各种处理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使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合理、有序。文化价值观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群体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实现社会认同、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对实践主体施加思想观念、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影响的实践活动,正是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规模拓展而带来的社会整合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实践主体、用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塑造实践主体、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实践主体,从而达到动员、规范和激励实践主体,增强实践主体的社会凝聚力,有效地实现社会沟通和社会整合的目的。
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思想共识和情感归属,才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创造力、执行力,才能使社会实践活动成为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集体力量的创造性历史活动。就一个团队而言,团队精神是团队竞争力的核心,就一个民族而言,民族精神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不管是团队精神还是民族精神的形成都离不开用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目标、行为规范来凝聚、激发、塑造个体的实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增强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自觉性、主动性、协同性和创造性的重要社会实践活动,是推动个体实践汇聚为群体实践,增强人类实践活动的凝聚力和社会合力,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实践中经济意识上升为政治自觉的重要基础
经济建设是人类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政治实践是人类改造政治上层建筑、促进政治发展的实践。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集中体现了经济基础的性质,代表了一定阶级的根本的经济利益,并且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一定阶级和集团经济利益的有力手段。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必须善于从政治的高度来看问题,通过政的途径来最终实现和巩固自身的经济利益。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5](第408页)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3](第98页)因此,阶级性和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通过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观念引导,将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一定阶级和集团共同的、长远的政治目标上来,为维护其政治统治和根本的经济利益服务。
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政治实践是关乎到一定社会群体、集团和阶级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实践活动。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往往容易受到个体的、局部的、暂时的经济利益驱动,形成盲目的经济自发意识,而难以达到对整个阶级利益的政治自觉的意识。美国政治学者达尔认为,“在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物极感兴趣,并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物中的人在成年人中占比例不大。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少数。”[14](第131页)要克服经济建设中的自发意识和自发诉求,由经济的自发意识上升到政治的自觉意识,由对经济利益的自发诉求上升为对政治利益的自觉诉求,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将实践主体的经济自发诉求上升为政治自觉诉求的重要途径。自发诉求和自觉诉求是在阶级社会人们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根本区别在于追求和实现的是局部的、暂时的、表面的利益和价值还是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和价值,在于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时是否具有政治意识和政治自觉,在于能否始终自觉地从政治高度观察、处理和解决经济问题,实现阶级的经济利益。自发诉求往往体现为对眼前的、暂时的、表面的、局部的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实现,体现为经济自发倾向。这种经济自发倾向,不仅表现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工联主义意识,就是在工人阶级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了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经济建设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工作,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之后,这种经济自发倾向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人们的经济利益与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的基本权利密切相关,人们总是习惯于从维护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特别是从维护和实现个人和小团体的经济利益出发,观察和处理经济问题,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忽视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忽视一定阶级的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因此,只有把经济利益上升为政治诉求,从政治的高度观察、处理经济问题,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协调经济关系,实现经济利益。而这同样需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功能的核心在于引导社会成员不断实现从狭隘的、局部的、短浅的经济自发意识向集体的、整体的、长远的政治自觉意识超越,使之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通过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自发诉求与自觉诉求的关系,克服经济自发意识,增强政治自觉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政治目标上,形成政治共识,从而推动经济建设健康、持续地发展。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需求,在增强人类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动性、群体协作性、政治自觉性、自主创新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动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发展的中心环节。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深层根源。
[参考文献]
[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邓小平论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3
关键词：社会质量；理论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6－0083－05
一、问题及进路
社会质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兴起和流行的重要社会理论之一，亦是欧洲新出现的一种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社会质量是指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社会质量作为欧洲社会理论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其主要目标在于构建一个以“社会”为中心而非以“市场”为中心的欧洲。简单地说，为了与欧洲社会发展相适应，理论家们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质量理论体系。
社会质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改变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扭转欧洲社会政策中的相关危机，开创一种欧洲社会政策研究新范式，这对于欧洲福利社会建设向何方进展、如何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权利与促进民众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质量致力于的目标是将决策者和人们交给一个整体性的工具，通过它可以测量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
社会质量理论作为试图缓和和超越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即正式的系统世界和由家庭、群体和社区构成的非正式的生活世界两者之间的水平方向的紧张关系以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基础理论，西欧学者们主要从社会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维度以及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如贝克等人认为，有三组因素在创建和评价社会质量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三种因素分别是制度性因素(社会行动主体维度，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团结、社会融合、社会赋权)、条件性因素(人力资源维度，包括个人保障、社会认知、社会反应以及人的能力)和规范性因素(道德／意识形态维度，包括社会公正、团结、平等价值以及人的尊严)等，三组因素共同构成了社会质量的影响因子。
众多学者认为，“社会性”是社会质量理论的重要核心，社会环境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探讨社会质量理论分析维度时，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保障维度，在“社会经济保障”这一维度上，它包括那些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经济保障条件及其相关制度，包括收入保障、工作机会、居住条件和住房、教育、卫生、社会网络及可支配时间等。二是社会团结，“社会团结”可以定义为具有共享的规范与价值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状况；三是社会融合，包括人际关系、社区和邻里关系，以及社会组织和国家等，提高社会融合度能够强化已有的社会结构，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并促进社会增能；四是社会赋权，包含了考察民众获得政治资讯的容易程度、对于信息准入性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利等方面的指标，同时也通过考察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意愿和积极性，来反映该社会的社会质量高低。此外，西方学者们还研究和发展了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及其建构问题，并且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测量，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虽说社会质量的系统研究最早见诸欧洲，但是在西方社会质量理论提出之前，中国大陆早已有学者研究过社会质量问题。1989年，政治学学者王沪宁从政治秩序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质量问题，他认为社会质量是指社会非政治有序化程度，即在没有政治控制和协调下它们的自组织达到何种程度；他把现代社会分为政治的有序化社会和非政治的有序化社会两大类的基础上，又分为四大基本类型：即政治的有序化低的社会；政治的有序化高的社会；非政治的有序化低的社会；非政治的有序化高的社会。如果说王沪宁是从政治学亦即政治秩序的角度去界定和探讨社会质量问题的话，那么，与其同时的吴忠民教授则是从社会学中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思考和探究社会质量问题的。吴忠民认为，社会质量是指社会机体在运转、发展过程中满足其自身特定的内在规定要求和需求的一切特性的总和；社会质量有六个基本特征：本体性、效能性、调适性、畅通性、协调性、稳定可靠性；依据社会自身内在规定性所满足的程度，社会质量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高质量社会、一般质量社会和低质量社会。虽说中国社会质量研究的两位先行者的学科背景、研究视角有很大不同，但是二者都共同探讨和涉及了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其测量以及社会质量的影响因素等问题。
在王沪宁与吴忠民两位学者对社会质量问题有所初步研究之后，中国社会质量理论研究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近年来，以浙江大学林卡教授为代表的社会质量研究团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社会质量研究，他认为，研究社会质量理论有助于展开社会政策发展的比较研究，并进而探索“中国模式”；社会质量研究把社会团结、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这些理念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为研究社会和谐问题奠定了社会哲学的基础。
社会质量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提出时间不长，理论厚度不足，一些核心概念界定模糊，理论框架有待优化；尤其是这些研究并没有直面中国社会问题、立足中国国情与考量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并没有发展出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社会质量理论体系。如何在借鉴既往社会质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推进已有和谐稳定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建构和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这是当前社会质量研究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及其构成
费孝通晚年在论及文化自觉时指出，大家要致力于对自己民族与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各自的历史和文化。对此，朱苏力概括为：直面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的真实问题；而不能仅仅关心中国传统文献或西学文献中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缘起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理论，它不能简单地移植到中国，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需要一个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过程，需以此来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主要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质量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社会质量是衡量与指向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在西方学者眼中，它指的是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社会质量作为一个既具有社会取向、又兼容个体发展的概念，其终极愿景就是“人与社会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正在追求的和谐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希冀提高社会发展质量，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社会质量作为“舶来品”，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项面，可以为和谐社会发展提供某些启发与贡献。当我们将社会质量移植到中国
语境中时，我们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要直面中国社会问题，二是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三是要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认为，所谓社会质量，指的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能够获得应有的社会安全与社会保障，能够自由地参与社会发展和享有社会发展成果，进而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很显然，这里所讲的社会质量，既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平等交流、坦诚相待，也包括个体与社会之间理性兼容、界限有别，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质量将至少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地域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考量到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均衡性，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社会质量程度不同，其考量的指标亦应有别。第二，体现层次性。也就是说，社会质量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整体，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质量本身是有层次差异的，不同时期社会质量的要求有别。第三，侧重发展性。社会质量概念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质量与现代化下的社会质量不同，社会质量需要不断地发展。
2.社会质量分析框架
社会质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愿景，并非是宏大而不可琢磨的。对社会质量的分析和理解，我们可以从“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基本向度进行，根据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我们可以建构出相应的社会发展理想类型。具体如下表：
值得一提的是，以个人性和社会性作为基本向度所析出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其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不仅适用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类型，而且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类型。在一个具象的社会中，个人发展程度与社会发展程度的相差、互切与涵盖，型塑出了社会质量类型的基本序列与谱系。这个序列与谱系的基本顺序就是社会质量建设的演进之路，亦即“混乱――非均衡――均衡”的发展与建设路径。某一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在某一特定的时点，可能对应这一路径的某一阶段。当然，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是在某一时点停留，毕竟，所有的国家与地区均处在发展当中。
与社会质量建设整体路径相关，依据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可以划分出四种基本社会类型：
类型Ⅰ：个人发展程度低、社会发展程度低。在此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个人发展程度与社会发展程度均低，具体表现为社会治安混乱、地区冲突频繁、个人权益受损严重、个人发展空间不足等等，这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以当下部分中非国家较为典型。相比整体社会质量建设路径而言，此种类型可以看作是“混乱”状态。
类型Ⅱ：个人发展程度高、社会发展程度低。此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但是个人发展程度高，具体表现为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社会断层现象突出、社会矛盾多发、个人主义盛行等等，这以部分拉美国家为典型。
类型Ⅲ：个人发展程度低、社会发展程度高。在此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个人发展情况较差，但是社会发展较好，整个社会处于高度整合之下，社会呈现出刚性稳定，社会贫富差距较小，但是整体物质环境较差，这以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为典型。相比整体社会质量建设路径而言，类型Ⅱ与类型Ⅲ均可以看作是“非均衡”状态。
类型Ⅳ：个人发展程度高、社会发展程度高。在此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平衡，二者均呈现出较好的发展状态，具体体现为社会治安良好，社会参与度较高，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个人自由发展，这种类型以部分北欧国家以及中国正在追求的和谐社会为典型。相比整体社会质量建设路径而言，此种类型可以看作是“均衡”状态。
3.社会质量理论要素及其构成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与社会发展转型期。在当今中国社会，社会结构分化严重，地区发展不均衡，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凸显。基于这一基本国情，我们认为，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构件至少应当包括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社会动员、社会融合、社会活力与社会文化等六个方面。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各个方面相应有着考察的重点与指标。具体内容可参见表2及本文第三部分的论述。
4.社会质量本土化指导思想及其基本路径
社会质量理论作为欧洲社会思想家们在探索和总结社会发展规律时，为有别于美国式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社会建设理论而提出，其基本立足点和生长点是欧洲福利型社会发展模式，是欧洲社会政策陷入困境之后的可能创新空间。社会质量理论不仅在突破欧洲社会发展困境、走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对于当今中国正在建设和追求的和谐社会而言，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价值。
但是，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追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想，其与欧洲社会的社会质量观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二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着显著差异。我们在吸收和借鉴社会质量理论时，需要处理好“外来移植”与“本土生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下，将社会质量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只有建构出直面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质量理论，才能以这样的理论来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构成
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社会质量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更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的重点和亮点所在。现有的相关社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参考与启示，但离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还有较大的距离。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的构建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价值分析
一是有利于形成评价社会质量的整体尺度。社会指标概念的首倡者比德曼指出：“随着社会向复杂化发展，直接经验在作为信息来源和判断之基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了，与之相比，作为中介物的符号形式的信息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对于大量的信息必须加以整理，而且要重视其选择性、浓缩性、及时性和普遍性。大量的社会现象的指标，就是专为满足这些要求而产生的”。社会质量指标是一种测量尺度，以单个社会质量指标集合构成的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有助于充分认识社会质量这一客体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发挥其衡量和评价社会质量水平的核心功能，从而形成评价社会质量的整体尺度。
二是有利于实施社会质量水平的监测。指标是一种可以评估发展、确认挑战和需求、监督实施和评估结果的有效工具，它可以显示与某个重要目标或动机相联系的某种事物的发展情况。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提出，将有利于我们实施对社会质量水平的监测，通过对现存问题的认知和预警，更准确地发现社会问题，并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中国整体社会质量水平的提升。
三是有利于预测社会质量建设趋势。社会质量指标为
当代中国政府对于下一阶段社会质量水平提升的工作预测和工作计划提供了发展细节，提供了发展的程度范围和数量依据。社会质量指标根据已经占有的数据资料，在对过去和现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社会质量建设的规律，从而对未来可能发展变化趋势作出预测。
2.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一是“以人为本”与“以社会为导向”的原则。“以人为本”和“以社会为导向”的社会建设指向，张扬了人的主体间地位，反映了社会的特征，强调了个体在团体、社区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突出了社会关系的质量提升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其核心价值就是强调人的尊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
二是系统性与整体统一性原则。系统性原则要求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社会质量建设的战略目标、评价目的三者之间的一致。整体性原则要求指标体系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社会质量建设的数量和质量要求。
三是规范性与可测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直接关系到指标体系是否可测和可行。中国特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可测性主要包括社会质量评价指标本身的可测性和指标在评价过程中的现实可行性。
3.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社会动员、社会融合、社会活力、社会文化六个一级指标。在社会安全质量方面，包括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公共危机应对体系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保障质量方面，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济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动员质量方面，包括如何规范政府行为以提高政府权威，如何完善社会动员体制以实现自然灾害和重大社会风险等的有效快速应对，如何加大资源保障以完善资源调配系统，如何提高民众危机意识以提升社会响应能力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融合质量方面，包括如何创新民族政策以促进民族融合，如何避免社会分化以促进阶层融合，如何均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以推动城乡融合，如何减少东中西部经济差异以推动区域融合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活力质量方面，包括如何创新政治参与形式以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如何探索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实现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如何完善基层自治以实现基层社会科学和谐发展，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文化质量方面，包括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牢固价值信仰，如何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以提高道德风尚，如何保护知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宣扬国家认同与制度认同以积极推动社会心理认同等具体内容与指标。
四、结语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4
教育经济学相关论文范文一：国际化高等教育经济理性模式
从国内宏观分析，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着不同的理念、模式、战略、范式和框架。一种是基于知识公共品性、人类性、人文性和公正性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范式的模式，其经典而漫长，具有长久性、稳定性，是合作导向的。另一种是基于高等教育与专业知识有偿性、市场性，其适应于全球化语境、激烈竞争的产业处境和产业知识化趋向的观念、战略和模式，其是新兴的、诱人的、适应性的、竞争导向的。
一、基于经济理性导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模式
1、国家化、企业化、一元论及标准化的理念和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国家的作用得以强化。特别是应用性强和理工科大学与国家、地方、社区及工商业有了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滞胀、石油危机，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知识技术以及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的超强，英、美、澳等国家政府削减财政支出，作为公共部门的高等教育更多地被纳入由市场供应资金、资源并没法盈利的部门，迫使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寻找市场上的资金支持。从亲的经济增长理念显示，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人力资本，使得国家和跨国公司从战略贸易、国家竞争、贸易顺差、收入最大化等经济理性角度理解寻找高等教育的产业性质，拓展海外市场、吸收国外学生、获得学费收入。
2、竞争取胜和支配、控制导向的原则基于经济理性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范式，基本上移植了产业国际化和国际分工协作、国际竞争的思想的原则，坚持优胜劣汰的原则，坚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用顾客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大学的教学活动，认为价格应由成本和竞争形成，学生在全球内流动并选择大学，大学应关注职业的专业技能，以利润最大化为准则。国际化的评价、准入标准应由竞争取胜者制订，其它竞争失败者应是标准的遵守者。高等教育是一种服务品，符合服务贸易的原则。
3、基于商品和商业性质的高等教育国家化的定位营利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模式认为，虽然高等教育具有公共属性，但是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大学生，告别是工程大学和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完全或基本上完全商业化。高等教育服务的私人性、市场性、收费性是本质属性。高等教育必须从自身发展了的几个世纪的传统逻辑中走出来进入市场，接受市场。大学应在国际市场中重新定位、调整和改革，高等教育已是一种重要的出口产业和出口商品。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是基于市场供求关系和交换关系，应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向另外一个国家。
二、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设计的启示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处于自身体制改革及政策设计与经济体制、财税体制的同步与一致性，大学与政府、大学与企业、国家与市场、本地化与国际化、自主性与学习性、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等复杂的环境中，要处理多种变量和关系，这一切考验着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水平、大学自身成长能力和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选择。
1、分类、层次、分步、逐步实现国际化战略对于研究型大学，保证财政资金的支持，但资助方法中可以引进招投标等竞争性机制。容许非211院校和非985院校入团竞争项目和经费。保证211院校和985院校的研究水平和其优势学科地位。倡导但和宣传私立大学也可以不是营利大学的理念。实施精英战略、学术自由和管理自治，使用211院校和985院校率先走出去，出口优质教育服务，吸引国外留学生。但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的模式应本着各平、合作、互助的文化和人权宗旨，以学术国际合作、交流带动国家的和谐外交及发展是根本目标。
2、推进体制创新及大学自治及自生能力的成长围绕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市场权力之间的分割、制衡关系，推进体制改革，创建高等教育良好的法制和制度环境。推进校长负责制、大学办学自主性、内部人事管理机制、考评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产权改革及其国际化与财税、科技、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步性与协调性。培养大学和知识创新、传播上的核心能力及战略框架，为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提供良好的机制保证及自生能力。
3、倡导中外合作办学的低成本国际化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是理性的现实主义的策略选择，当事国家和当事大学都能接受，易于实现，是不对称竞争条件下，人才国际流入流出失衡、营利与非营利、全球化与本地化、竞争与合作冲突中一个均衡点。这种中外增长率资源互补，无须出国留学，国际人才培养的本土化及低成本、低风险的共进策略应得到两种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的认同。我国大学的国际合作办学模式开始于80年代，后经不断完善，在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教师培养、课程开发、合作模式、专业选择、质量保证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4、实施质量战略，坚实国际化和竞争力的基础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全球化背景下更是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和营利型大学的国际核心竞争力竞争所在。应支持大学引入严格而又合情宜的质量考核认证与评价标准，促进教学和课程质量管理上的国际合作交流和管理方法的移植，引进企业中产品与服务的iSo质量保证体系。支持营利性大学在走出去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学习国外大学的经验和策略，包括在准确的目标市场定位基础上的优质、低成本、精细、顾客导向、充分竞争、连锁化经营、追求规模经济效率、进行资本化运作、严格产业化完整的职业化培训等企事业化等企业化运行机制和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每个环节，用优秀质量和品格构建、保证和维护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国际合作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教育经济学相关论文范文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存在的理论依据，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作了概括。本文认为，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1](p119)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表示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这正是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手软、一手硬，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现象的认识根源。因此，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从理论上澄清一些模糊的问题，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
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
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
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
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
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
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
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
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日本日立公司的和、诚及开拓精神的企业精神;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化学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东西的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在经济分析中，动力来自个人物质利益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人是社会的人，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
人的积极性，除了物质利益这一基本动因之外，还明显受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而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作用将有所上升。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充分尊重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工作方法，企业、社会公共目标的激励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了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
[5]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6]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7]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9]孟宪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J].中国社会科学，1994,(6);张玉来.市场经济需要现代经济精神与孟宪忠教授对话录[n].人民日报，1995-01-19.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思想政治教育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改革、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对我国当前各项事业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我们只有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和内涵，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目标。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
当前，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正在深入推进，制度、体制的深入转型和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扩大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使一系列深层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更加突出。这种不协调是科学发展观所要致力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加以对照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对失衡；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对失衡；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对失衡。针对这三个“相对失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必须辩证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坚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辩证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关系,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人口数量控制和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建立在资源节约的基础上，建立在保持良好生态的基础上，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全面提高和生态文明的健康发展；辩证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通过尽快发展生产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逐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强烈呼唤坚强有力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上述三重层面上，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承担着重要使命
一方面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强调的社会发展应当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始终贯穿其中，具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精神价值。就经济价值层面来说，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讲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这是影响经济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思想政治教育可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促进人们确立效益意识、时间意识、科技意识，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无形动力。就政治价值层面而言，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来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我们只有使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治观念等深入人心，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卓有成效。就精神价值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价值包括知识价值和道德价值，其知识价值在于认识社会、理解自身避免社会和人生失误；道德价值体现在提倡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道德理想方面。
另一方面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典作家强调指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全面发展的人应当具备的素质，不仅包括体力、智力和道德品质还应包括个性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不断推进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政治文化素质，满足人们对历史、社会和自然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和创造能力，以及多方面、多层次的发展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固然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但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不可能自发形成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的人文与政治环境。
三、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政治教育增添更深刻的内涵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6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moderncivilsociety，communityhasbecomethebasicspaceofresidents'activitiesandprovidescommunitymemberswithofavarietyofservicesofmateriallifeandspirituallife，makingtheimportanceofcommunitygovernanceincreasinglyprominent.intheprocessofcommunitygovernancepracticesfordecades，China'scommunitygovernancehasaccumulatedalotofexperience，andhasmadegreatachievements.ButbecauseofthecomplexityofthesituationofChina，thereisabigdifferencebetweenurbanandruralcommunitygovernancesituation.Basedoncommunitygovernancetheory，inviewofthecurrentstatusofurbanandruralcommunitygovernanceinChina，thispaperanalyzestheexistingproblemsandputsforwardth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社区治理；城市；农村
Keywords：communitygovernance；city；ruralarea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9-0063-04
0引言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突出强调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使得从政府管理职能分离出的许多社会职能将由社区来承担。社区作为居民活动的基本单位，将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将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城乡社区治理对我国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社区及社区治理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滕尼斯在他的著名作品《社区与社会》中提出的。滕尼斯在其书中指出，社区是具有一致价值观、关系密切、富有人情味的相互依存的同质性社会群体组织。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各种学科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研究社区，使得社区的内涵和实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比如，在社区发展价值理念的引导下，英国发起了邻里复兴战略、社区战略、社区照顾计划等，使得社区服务实践得到了持续发展。[1]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授权区和事业社区”的法案，希望以重新界定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为突破口，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的发展。[2]在政府的指导下，依赖社区居民、町内会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日本社区治理呈现出了民主化、治理化、组织化以及权利多元化的特征，承担了许多原来由政府的提供的服务，减轻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压力。
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将英语“community”意译成“社区”一词。社区就是由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一定数量的人口、心理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及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3]改革开放以来，社区治理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陈伟东认为社区自治应是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4]政府下放管理权利代社区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社区治理体系，主要包括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会自治相结合型的治理模式以及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
随着社区这一概念的广泛传播和发展，社区治理问题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所谓社区治理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5]从这一概念出发理解，社区治理要求以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为社区治理的主体，管理着社区的公共日常生活事务活动。
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全面规划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七大正式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社会体制改革正式提上日程；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和政府突出强调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些国家政策的相继提出，使得社区治理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有：利用社区各种资源建设文化设施如敬老院、幼儿园、福利院等等，对老年人、儿童等实行社区照顾，组织社区居民保护社区环境，维护社区治安等。这些社区管理职能的实施对促进社区的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能提高社区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2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现状
2.1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在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中，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一是城市社区组织体系发展的较为完善；大部分城市社区都建立了居委会基层自治组织、志愿者组织、残疾人组织和老年人组织，为社区居民服务。此外，为了更好地为居民群众生活服务，也加大了对城市社区委员会资源投入，优化了办公环境。二是构建了较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治安、社区养老保障、社区文化活动建设等服务已在有效开展，社区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和安全需求等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三是城市社区工作者数量正在逐步增加；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人们普遍受教育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城市社区工作的人员的质量也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到社区基层单位积累经验，这些变化都在整体上提高了社区工作质量。
虽然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也突显出来，主要表现为：
一是城市基层政府组织在社区管理中定位不准，承担着过多的行政职能，对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有着过分的干预，结果城市基层政府包揽了大量本应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管理职能，而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这都不利于改善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也不利于发动民间力量去开展社区治理工作。政府职能常常包办了社区的事务，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职能弱化，导致了政府常常越位，政社不分。具体而言，现有的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应该是监督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具体工作，现在倒是变成了相关职能部门直接命令街道办事处落实工作并监督。”[6]这样街道办事处的工作量过大，该办的事没办好。
二是城市社区民间组织发展慢。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在社区利益协调、矛盾化解、服务供给、拓宽就业等方面可发挥独特的功能。[7]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够对政府作用的发挥起到一种补充作用，节省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要。但由于我国城市社区民间组织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总体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资金来源不稳，还有部分处于自发状态，没有形成规范化管理，无法承担从政府和企业分化出来的社会管理职能。
三是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缺乏。社区治理的目的是通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和讨论，使政府能够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并进而制定出符合人们利益要求的公共政策，最终达到改善民生和稳定社会的目标。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里，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不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甚至还有部分居民认为城市社区治理是政府部门的责任，与自己无关。即使有些居民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但因其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只是从事卫生打扫、文体活动等一般性事务，未能参加较正式的社区事务如社区选举。
四是城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质量不高。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社区大部分工作人员文化水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大，不能够有效率地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和提供服务。虽然近年来基层政府已经认识到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素质达不到要求这一问题，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但是其效果不是很理想。
2.2农村社区治理现状
农村社区治理是以优化配置农村社区资源，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和政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思路，使得农村社区治理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起来，有社区图书馆、社区体育社会等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需求。此外，农村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在逐步完善，让村民参与基层管理中来实现农村的有序化管理。比如，村民可以通过参与村委会实现对本村公共事务的有效监督和管理，通过协商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
虽然农村社区在逐步发展，但是农村社区治理也存在一些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政社关系不清。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乡政府和村委会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基层政府利用自身的权力直接干预社区服务事务，而村委会无法真正的行使自治权利，而是听取乡镇政府的指挥和领导，完成上级政府交代的各种指标，导致社区组织对社区事务管理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更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村民的权利。
二是村民缺乏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农村社区治理必须让广大的农民有效地参与农村的选举、决策、监督和管理。[8]正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途径才能使村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维护自身的权益。但由于大多数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加上深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对社区的政治民主建设参与度和热情并不高，尤其是在选举时村民投票缺乏主见，受人左右，使得选举的意义不能落到实处。
三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政府不够重视，资金投入不够，各种体育文化设施缺乏，使得社区村民对社区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不高，再加上一些低俗的文化产品进入农村市场造成农村的文化活动出现畸形发展。
四是农村社区治理资金不足。与城市社区治理相比，农村社区治理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资金来源单一，再加上政府的资金主要以城市优先，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就相对不足，不能满足村民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需要，制约了农村社区的进一步的发展。
之所以将城市和农村的社区治理进行比较，是因为针对不同的地区的社区治理，需要因地制宜的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而不是盲目的采取同样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治理的效果。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城乡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城市社区的发展较之农村相对较好，农村的治理情况有点落后，需要政府加重对其的重视和投入。
3改善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对策
3.1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制度
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社区自身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承担管理职能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因此要完善社区治理，需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将社区自治的权力真正交由社区居民行使，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那样，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政府的管理方式从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间接的宏观管理，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规章政策等方式为社区自治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此外，政府还要在社区治理中定好位，将从自身分离出的社会管理职能交由社区承担，增强社区管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完善社区自治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市场和法制环境来促进社区的发展。
与此同时，社区居民是社区自治的主体，必须要依靠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才能促进社区建设的完善。通过开辟多渠道让居民有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和讨论，建立维护居民权益的体制和机制，使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落到实处。
3.2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治理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发挥社会各种力量来提高社区的服务水平，以真正实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目的。由于城市社区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只需要利用社区闲置的资源来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而农村由于经济较城市落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对而言不够完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因此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基础服务设施的财政投入，同时乡村社区也要完善自己的财政管理制度，提高乡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此外，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要根据对村民的需求调查来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服务的满意度，从实质上做到为人民服务。除了提高物质服务水平之外，城市和乡村社区还需要提供精神服务，如多开展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等等，在提高居民参与主动性之外，还联系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促使社区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3.3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社区居民对精神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要建立健全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使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进而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从而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当前我国农民缺乏系统性的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意识不成体系，处于“碎片化”状态，原有的农民意识虽日益“边缘化”，但现代公民意识还不够强，同时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9]针对这样的问题，首先，通过宣传教育使农民意识到参与社区治理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主人翁的思想。其次，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且一般而言，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们才会追求高层次的需求。因此，要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必须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只有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才会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才会有参与社区民主建设的欲望。
3.4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实现公共权力从政府向社区的回归，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应包括各种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0]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模式，有效地实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对于政府办不好或办不了的事务转由社会组织承担，因此需要培育社会公益性组织和中介性组织来举办社区的公益性活动。为了更好完善社区服务，在政府的政策法规的引导下，各种社会组织按照市场机制充分地利用社会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使人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农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要明确界定乡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责范围。在政府部门的指引下，健全村委会的规章制度和程序，保障农村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能够在制度化的环境中得到保障和实现。
3.5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建设
社区治理离不开人的参与，社区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当前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偏大和数量不足等问题都限制了社区的发展。因此，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必须建立起社区人才培养制度体系，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吸引外来人才，并且通过培训体系的建设来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此外，还可以鼓励社区居民自愿组成志愿组织，组织本社会的社区活动。也可以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来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如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等等，充实基层队伍。更重要的是，社区的领导人员需要加强自身素质的建设，首先要从思想上给予重视，将社区治理看成社区的首要任务，利用各种资源促进社区建设。其次，要构建合理的领导班子，如年龄结构要老中青结合，气质结构要互补，知识结构要科学等。最后，基层社区组织领导要协调好政府组织、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社区发展。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治理研究越来越多的得到重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相互协调配合的情况下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我国通过这些年的建设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社区经验，而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缓慢，农村社区治理可以借鉴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来促进自身的建设，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通过对城市和农村社区治理现状的比较研究分析发现，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城市和农村社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成果，改善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社区建设中城市和农村也存在一些问题，既有相同，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完善，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韩央迪.英美社区服务的发展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与改革，2010（3）.
[2]刘志鹏.城市社区自治立法：域外比较与借鉴[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3）.
[3]娄成武，孙萍.社区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陈伟东.城市社区自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3.
[5]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1）.
[6]何艳玲.都市街区中的国家和社会：乐街调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史云贵.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8）.
[8]徐勇.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J].学习与探索，2005（7）.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7
玄海波
2020年12月
中国共产党第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12大主张，希望全体教师深入扎实抓好学习贯彻。
一、把握新形势，加速思想更新进程。
这里我想重点以以下几个数字谈一下五中全会的主要精神。
（一）“10”方面决定性成就。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实践再次证明，有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
二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
三是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四是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
五是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六是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七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超过六千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十三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八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九是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
十是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二）“9”方面远景目标。
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一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二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三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四是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五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六是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
七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八是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九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三）“6”大“新”目标。
全会强调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提出六大“新”目标。
一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二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三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五是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六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重大步伐。
（四）“12”大主张。
一是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二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
三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四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五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六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七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八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九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十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十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十二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贯彻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要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协调发展，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二、迈进新阶段，加快开启迁安教育新征程。
在这里我还是要提四个关键词：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学习全会全新精神、宣传全会重大意义、贯彻在行动上、落实在实际中。”
（一）充分认识五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这次全会是在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深刻调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从国内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党中央召开五中全会，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描绘国家未来发展蓝图，明确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对于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乘势而上、奋力前行，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深刻领会五中全会精神的内涵。
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要在吃透精神、领会实质上下功夫，以此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推动工作。一要准确理解把握“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党的四中全会以来的新进步新成就，深刻认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指导作用，进一步增强政治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二要准确理解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着力在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三要准确理解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形势，深刻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理念、发展着力点，坚决贯彻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四要准确理解把握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发挥党的强大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落到实处。
（三）紧密结合实际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
全市教育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人民满意”为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突出质量和安全两条主线，把握“内涵发展、创新驱动、稳中求进”主基调，把党的领导贯穿教育工作全过程，着力推进教育现代化，着力打造迁安教育高地，促进迁安教育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实干在迁安的教育新篇章。
一是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教育工作始终。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巩固主题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教育引导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组织建设。优化教育系统党的组织设置，选优配强各级各类学校的党组织书记。落实学校党组织建设十条标准，提高党组织建设质量。实施党员活动室规范化提升工程，举办教育系统党组织书记和专兼职党务干部培训班，实施“双培养”计划，加大基层党建示范点创建力度，树典型、育特色、创品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适时开展以“知敬畏、守规矩、转作风、树形象”为主要内容的思想纪律作风整顿活动。
二是要把优质发展贯穿教育工作始终。促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积极推进幼儿园升级升类，强化普惠性民办园认定与管理，提高普惠性资源覆盖率，有效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细化创建指标、突出分层指导、严格评价标准、强化结果运用，强力推动学校管理高标准，深入推进特色学校高水平创建和常态化发展，实现教育品质内涵大提升；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优质多元发展。突出“精品一中+多元特色”发展模式，在打造“精品”上下功夫，向管理要效益，在突出“多元”上下功夫，向特色要成果，构建迁安高中教育优质多元发展新格局。以高标准创建“省级精品、全国名校”为目标，深入实施职教提质扩能发展战略，深化产教融合、产城融合。
三是要把改革创新贯穿教育工作始终。进一步扩大开放办学，加大教育项目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继续加大对无证民办幼儿园的清理整顿力度，规范民办学前教育教学秩序；进一步加快集团化办学，科学谋划我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教育集团，实现集团化办学覆盖幼小初高各学段；进一步推进高效课堂改革，打造高效课堂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提升高效课堂建设水平，增强学科课堂教学魅力。
四是要把营造良好环境贯穿教育工作始终。强化队伍建设，积极推进机构改革。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交流，健全完善干部考核办法，建立目标管理、过程评价和综合考核相结合的科学考核体系。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8
关键字：自觉意识，三个维度，正能量
中图分类号：G641
一、当今社会消极现象层出不穷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更高挑战
（一）社会消极现象
当今时代潮流是经济多元化趋势，但社会的理想信念应该保持一元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贯采用传统枯燥的教学模式，一味的追求“忘我”的、“说教”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忽视人们实际的接受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低下，导致认同感下降，不仅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难以在人们心中生根开花结果，而且连最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操守也被一些人抛弃，社会出现“四信”即信仰、信念、信任、信心危机。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败现象，恐怖主义，吸毒现象，慈善信任危机等不良风气充斥着社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瓶颈”。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反思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也面临了一系列问题：从传统教育内容到创新优化教育内容，从说教式教学方法到实践式教学方法，从授课、开会、解决问题形式到校企合作等覆盖面广的形式，从政治功能到经济、文化多样化功能。加之，思政教育者自身队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整体素质特别是某些教育者的个人品质参差不齐，素质水平良莠有别。他们的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的发挥，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价值和自我价值难以很好地得到彰显与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提升和改善，影响着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的现代化建设水平，更会影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及道德水平。这不但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效果，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难以彰显和认可，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结果会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入一严重误区：重客体批判轻主体自律，价值取向上重政治灌输轻伦理修养，目标定位上重理想修养轻现实规范。”[1]比如：大班教育，无法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德育，教育沟通不畅，科研不端，德育教育自觉性失范等问题就相继涌现。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挑战
我国目前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仍以课堂灌输为主，教师出于主体地位而学生出于客体地位，学生总以被动、应付的态度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教化内化，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二、“自觉意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提升常态化的重要意义
（一）“自觉意识”概述
自觉是指个体自觉自愿地执行或追求整体长远目标任务的程度，其外在表现为热情、兴趣等，内在表现为责任心、职责意识等等。自觉意识，即人类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与反思，包括对自己的实践、自己的观念、心理等的认识。指人有明确的行为目的，有坚定的信仰追求，有鲜明的原则立场，有毫不含糊的是非标准，它反映了意志的行为价值的目的性。自觉意识，即人类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与反思，包括对自己的实践、自己的观念、心理等的认识。指人有明确的行为目的，有坚定的信仰追求，有鲜明的原则立场，有毫不含糊的是非标准，它反映了意志的行为价值的目的性。自觉意识越明确，对人的各种活动的约束力就越强大，人的思想和行为就越有规律、越不含糊，就越有坚定的信仰追求，就越能够坚持原则和遵守道德规范。
（二）“自觉意识”的三个维度（理想信念自觉，价值取向自觉，职业认同自觉）
十七大报告强调，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理想信念的灵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就是坚定对于这面旗帜、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的信念和信心；我们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为实现这一伟大使命而努力奋斗，就是坚定对我们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和从事的伟大事业的理想信念。”[2]始终自觉的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是理想信念自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夯实自己的理想信念自觉的方法途径。
美国著名的犹太教哲学家赫舍尔认为，人“不仅需要被满足，还需要能够满足别人，不仅要求拥有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要求自己成为一种需要”，“一个人的最高价值就取决于他对别人有用，取决于他的社会工作效果”。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指某些价值观成为一定文化所选择的优势观念形态，或为个体所认同并内化为人格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就具有评价事物、唤起态度、指引和调节行为的定向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旋律前提下，自觉坚持实现社会共同利益最大化，从而体现个人价值最大化，就是价值取向自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价值取向自觉，即教育工作者作为独特的价值主体在价值上的自我觉醒，在发展过程中，在与外部社会及内部自我的交流对话中，对自我作为价值存在的定位，包括对“我是谁”“我为了谁”“我怎么做”等价值问题的思考。价值取向自觉是其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认识，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经过对自身存在意义与职业价值的反省而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它能够使教师从习惯和想当然的生存状态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自知、自主、自决的精神状态，并在错综复杂的“价值世界"中积极而自由地行动，它是长效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命之源和不竭动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激烈竞争中，迫切要求加强对人们的职业意识自觉和职业技能自觉。避免人们简单的将当前职业看成谋生手段，大大降低了工作责任心与归属感，影响到团队整体合力的发挥，影响到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简单来说就是人们自觉用成熟的情感态度，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职业目标的看法，制定，加强团队合作，把这份职业当做终身学习、终身奉献的平台，从而实现社会共同利益最大化，就是职业认同自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达到职业认同自觉就能贴近受教育者，解决实际问题，关注受教育者最高需要，鼓励受教育者自我实现，从而达到较高的教育实践效果。
（三）“自觉意识”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的关系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的研究与关注，主要集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范围、内涵及内容、培养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如著名学者张耀灿认为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养的途径和方法应该包括正确定位、刻苦学习、勇于实践三方面。有些学者则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的素质可从政府、学校和教师自身进行三个方面的优化。但是从“自觉意识”的三个维度理想信念自觉、价值取向自觉、职业认同自觉提升教育工作者素质的研究并未涉C太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转变理念，高度认识新时期对思政教育者素质提出的新要求及必备的素质结构，探索新形势下提高思政教育者素质的有效途径，不断提高教育者的“自觉意识”素质。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上分析，教育的效果和威力需对受教育者进行评价，然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自觉素质起到长效作用，有助于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的整体性认知和把握，对认知与展示各方面素质以及提升素质培养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方面提供积极的帮助和启示作用，也可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有效培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借鉴。从马克思哲学思辩的角度去采用“反思、批判、构建”[3]方式，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问题需要反思――批判――构建“自觉意识”的三个维度，从而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理论价值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自觉意识”的三个维度提升要求，教育效果将拓展时域。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上讲：“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能变成物质的力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觉意识越彻底，越能生产出自己的实践，越掌握教育受众者，越变成物质的力量。换言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多大程度上认识自己的自觉能动性，就能多大程度上反映实践的力量。对内可以有效净化教师队伍环境，对外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感染力，将这种正能量的辐射力传递给学生乃至社会每一位中国人民。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深入到每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心中，自觉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提升常态化的探究
（一）从“自觉意识”的三个维度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
1、理想信念自觉内化
老子说：“自知者，明也”。能够自我反省迁善，先知先觉，才称得上大明白，大智慧。这里的“自知”指“自觉意识”。可见，“自觉意识”是大智慧的源头，是人类社会实践确保成功真谛。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着重领会和把握十报告阐述的“四个更加自觉”之以人为本，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坚定走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之路，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胸怀大局，自觉吧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路上，始终以主人翁的姿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转型传统教育模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观，注重在相关学科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或采用“隐蔽性”[4]教育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2、价值取向自觉树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开始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古今文明、中外文化不断交流与碰撞，使社会各个领域的价值观念开始从一元走向多元，呈现出多元价值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带来诸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教师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面对多元价值带来的挑战，呼唤教师的价值自觉，提高教师的价值自觉水平是问题解决的有效路径。信仰危机，行为失范，心理失调是广大一线教师面临的现实困境，为应对社会发展的时代挑战，呼唤教师的价值自觉势在必行。根据马克思个人价值与国家价值的关系，找出价值自觉规范的有效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做到具有清醒的价值意识、坚定的价值立场、理性的价值判断、创造性的价值活动。牢牢把握教师自身、学校、政府以及相关师资培训机构等重要力量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价值自觉水平。
3、职业认同自觉塑造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渗透过程，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和开展工作，在学校形成高度重视、大力支持、踊跃参与的良好氛围，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归属感、职业认同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自信进取的态度，耐心踏实的工作，不急不躁，稳步推进本职工作的顺利开展。要有坚强的意志，乐观向上的精神。为了更好适应全球化发展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积极学习的热情，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自觉形成庞大的学习型队伍。大力发扬模范作用，榜样力量，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发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
（二）传递正能量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提升常态化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雷锋、郭明义、罗阳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是我们“民族脊梁”。要充分发挥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5]
2010年的规定教思政（10）11号文件对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出要求：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专业去建设、作为职业去发展、作为事业去追求，成为专门人才。总书记说：“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每一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近些年学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提升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面临一些困惑，针对重职称轻教学，重科研成果轻系统学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等现象，有待相关部门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完善机制，通往自觉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教师评价机制要具有激励性、人文性、公平性、有效性特点。加强“自觉意识”的三个维度；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评价机制；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育者队伍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充分调动个人能动力，恰当运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四合力”，用说理引导法、实践锻炼法、熏陶感染法、比较鉴别法、自我教育法、心理咨询法等多元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自觉意识，传递正能量、传承中国文明、促进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小红.《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6.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9
【关键词】农村实用人才；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F323.6.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6-0161-05
农村实用人才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是带动广大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领路人。农村实用人才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今农村发展的速度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农村实用人才的素质包括文化知识、思想政治、劳动技能、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这些使他们成为人才，并能够保持领先发展的前提条件。从当前民族地区农村实用人才的上述综合素质的实践考察来看，农村实用人才初步具备了劳动技能、生产技术、管理能力，但显得不足的是文化知识，而最欠缺的就是思想政治素质。而思想政治素质恰恰是农村实用人才能够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壮大的旗帜、成为一个农业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条件。因此，要想发挥农村实用人才在农村发展中可持续的带头作用，不仅要在知识、技能方面加强培养，还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和塑造。
一、思想政治素质是农村实用人才综合素质中的灵魂
在现代竞争中，人才是关键，人才是第一资源。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农村实用人才就是竞争和发展的关键。从人才（包括农村实用人才）的作用和竞争的特点和规律来看，其外在衡量尺度通常是人才的创造创新能力以及产出的价值和绩效，而内在的尺度则是综合素质的较量和比拼。在人才所具备的综合素质中，身体、知识、技术、管理等素质备受重视。而具有更高层次和行为引领作用的思想政治素质常常被忽视。事实上，“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是素质教育的灵魂”。所谓思想政治素质，是指个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行为、政治态度、法纪素养等符合时代特征的基本品质，是个人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综合体现。思想政治素质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政治观点、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和政治理论等方面的基本品质总称，主要包括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两个方面，思想素质是由思想认识、思想情感与思想方法三个因素组成，这是人们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品质。政治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构成了人的综合素质的核心内容。人的政治素质的高低是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农村实用人才的多元素质中，思想政治素质是灵魂，居于各种素质之首，它对农村实用人才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成长、发挥作用具有引导和保证性作用。
从农村实用人才的综合素质构成来分析，其各个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在实践中是以一个整体在运行并发挥作用。很难分清——也没有必要分清是哪种素质在发挥作用或作用力大小、强弱、好坏。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学理分析还是实践印证，农村实用人才综合素质中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地位、功能、作用力的确存在着差别。对农村实用人才综合素质中各个素质的差异性剖析，既可以凸显本文论证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这种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有针对性地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的不同的素质。
从理论层面讲，农村实用人才综合素质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素质群，其中不同的素质处于不同的位次，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实践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有着不同的培养和塑造方式和途径。在农村实用人才的综合素质中，其一，思想政治素质是核心和灵魂，是第一素质。由于思想政治素质讲的是思想、道德、理想、信念等观念和精神层面的内容，这是管人的思想方向、管行为的素质，这种素质对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有战略眼光，谙熟国内外形势、理解政府政策的优秀人才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没有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有事可做，但做不了做不大做不强事业，有眼光但没有开阔的视野。思想决定眼界，视野决定了实际的发展。其二，文化知识素质，体现了人才的知识积累，对劳动技能、技术学习和掌握的能力，同时也影响着个人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这种素质是靠教育和读书得来的。我们往往以受教育的学历来简单地衡量。可以说，文化知识是个人素质提高的基础。其三。劳动技能、技术、管理等素质，这是农村实用人才综合素质中的生产经营素质，是实践性的素质，也是农村实用人才中的关键素质。农村实用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的目的就在于提高这种生产创造能力。由实践能力素质转化社会生产能力和效果。但这种素质也最容易获得，通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学习，就可以初步具备这种生产经营素质。此外还有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基础素质。因此，在农村实用人才这些素质群中，身体素质是基础、思想政治素质是灵魂、文化知识素质是条件、实践素质是目的，这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
从实践层面考察，当前农村实用人才的综合素质中，依照现有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来衡量，应该是按照这样的排列顺序：劳动技能、技术、管理等实践素质——文化知识素质——思想政治素质。也就是说，在农村实用人才的综合素质中，实用性的素质比例大，而处于灵魂地位的思想政治素质则处于最低的排位。产生这样序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有：其一。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需要。由于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我们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快速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农村实用人才也正是在这样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在政府的倡导和扶持下，快速地成长起来。他们也都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成为一个方面的人才。其二，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阐述了社会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力量、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有文化、思想道德的进步。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可以讲。农村实用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一开始并非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和远大的理想信念，而是在追求经济收入、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一个方面的实用人才的。
实际上，从农村实用人才的成长路径来考察，农村特有的自然资源和生产条件，农民改善生活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竞争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外在压力，共同汇成了农村实用人才产生和发展的合力。以武陵山区为例，武陵山区是民族地区，它有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其区域资源禀赋好，资源相对富集，矿产资源、水能资源、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都十分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大。如何在这样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中发掘和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笔者认为，必须根据地方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针对资源特色，培养相应的农村实用人才，通过这些实用人才的成长又挖掘和发挥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把自然资源优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人才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因此，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村实用人才的产生和成长的轨迹一般是从特色农业人手，在围绕烟叶、茶叶、畜牧、中药材、林果、高山蔬菜、旅游等开发、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了一批种养大户、林果专家、科技能手、经济能人、经营人才等农村实用人才。但是这种实用人才成长的路径和培养方式，自然没有能够把思想政治素质放在首位，政府的有关培训也侧重于快速脱贫致富的生产技能、技术的培训。因此，在现有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中就普遍存在着一个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不高、农村实用人才很难成为优秀的可持续的人才的现象。
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农村实用人才的地位和作用的要求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及农业生产日益科技化、专业化的背景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越来越靠制度的创新和人才的力量。在现实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农村实用人才对农村经济社会的作用具有“双重性质”：即积极的推动作用或消极的发展阻力。但总的权衡，积极的作用大于消极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农村实用人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农村实用人才，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生产特色、技术专长、经营能力，并借助自己的生产经营项目和能力，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民生产致富。比如，在农村出现的种养大户和生产能手，他们往往具有种植或养殖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具有一定的种养规模和经济实力。他们通过成立农民专业社，或直接的生产帮带指导的方式，带动了一批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一批农户生产致富。对于农村经营管理性的人才，他们通过创办的农业加工企业，不仅自身增收，而且也安置了当地农民的就业，消化当地的农产品，解决了农民生产销售的问题。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他们往往是生产能手、经济能人、种养大户、经营管理行家，他们可以通过合作经济组织带动数十户和更多的农户从事同类生产经营。对于技能带动型人才，他们拥有一门以上的特长和技能，能够向其他农民传授本人所掌握的技术，农村经纪人则专门从事提供农产品供求信息、引进实用技术、传播科技信息等对本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益的各种中介服务活动。
（二）农村实用人才农民致富的榜样和领头人
农村实用人才不仅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领农户生产，在这个带动过程中，其自身也先富起来。比如，在农村实用人才中，由于生产的规模、从事的农业生产品种的价值大，其收入比一般的农户要多，在农村是先富起来的。从实践和经验来看，农民企业管理人才的收入是本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倍以上。种养能手的收入是本村劳动力平均种植规模5-10倍以上，在同等条件下，单位面积的受益或年人均纯收入高于其他农户平均水平3倍以上。养殖能手的收入是本村劳动力平均种植规模5-10倍以上。农村经纪人的收入是本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倍以上。同时，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的农户的收入也高于一般农户。2009年底。湖北省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0428个，从社员和非社员的人均纯收入对比来看，前者比后者高出30%以上，其中25%的合作社社员人均纯收入比非社员高出50%以上。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人均年纯收入普遍高于当地从事同类产业的农民年纯收入平均数15-60%。
（三）农村实用人才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内容全面的工程，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因此，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非常重要，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在农村社会文化建设中，真正走在前面的是各类农村实用人才。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农村直接从事社会文化工作的农村实用人才，包括农村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并能代表当地最高水准的民间艺术家、手工艺人；从事民间体育活动的人才，也包括农村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才、医生等，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精英，是农村社会繁荣的需要：二是农村社会的管理人才，主要包括乡村管理人员，有村小组长以上的村干部等，这些人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由于我国乡村治理是村民自治性质，这些人不具备官方身份，依然由农村比较优秀的人才担任，从而形成了乡村管理人才。离开了这些人才，农村社会就难以正常的运行。在农村，大凡是属于农村实用人才的。往往也是当地乡村精英，他们在农村社会中影响力比较大，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村实用人才，常常在自己富裕之后也不忘为乡村社会建设作贡献，有的出资修路，有的支持教育办学，有的在文体活动方面进行投人。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的力量。
农村实用人才除了具有上述的积极作用之外，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作用。这种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部分农村实用人才的思想觉悟不高，在农村资源占有使用和利益分配上侵害了一些农户的利益，没有能够很好发挥农村实用人才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一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把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的手段，没有对社员进行很好的服务。没有起到帮带支持作用；一些农村经纪人在销售服务中对农户有坑蒙骗的行为，不能做到公平交易。有的经济能人在和农户经济交往行为中有欺行霸市的现象，还有一些先富起来的实用人才对乡村政治进行不当的干预行为，等等。尽管这些现象和行为在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中是个别或偶然现象和表现。但它毕竟制约了农村实用人才积极作用的发挥。损害农村实用人才的正面形象。
总之。从当前农村实用人才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和表现来看，农村实用人才在农村的地位和作用是明显的。如何充分发挥农村实用人才的积极作用，这除了不断地提高农村实用人才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文化知识等素质之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实用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农村实用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有效途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思想政治素质在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地位的重要性，而现实农村实用人才的综合素质中思想政治素质则是个薄弱环节。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思想政治意识单薄乃至空白，小私有制思想浓厚，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滑坡。二是对传统的宗教、封建的东西抵抗力差。三是没有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受地理位置、交通通讯、市场规模、思想观念、教育科学、劳动力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其自然资源优势未能得以转化和发挥，其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普遍相对落后，贫困人口比较多，农村实用人才严重匮乏。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影响，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实用人才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低，综合素质不高，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高。这些都制约了农村实用人才的发展和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的释放和发挥。比如，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到2015年，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300万人，到2020年，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800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2年。但从现实看，农村实用人才不仅存在量的差距，重要的还在于质的差别。现在农村实用人才队伍规模不大，而且素质整体不高。且不说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仅说文化素质和基本的受教育程度就能够说明才能实用人才的总体素质状况。以恩施州为例，2007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学历结构来分析，在2007年农村实用人才52853人中，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有20453人，占39%：高中学历人员28230人，占53%，两项相加占实用人才总量的92%。而2008年，在全州农村实用人才76057人中，小学文化程度10189人，初中文化程度34065人，高中及中专30498人，大专及以上1305人，分别占13.4%，44.8%，40.1%，0.2%。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具有相对传统的生产模式和封闭的社会结构，农村这种相对独立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态构成农村实用人才成长的社会历史条件，人才在传统文化和技能传承中形成了独特的培养内容和成长路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产业的发展对象，因此也决定了农村实用人才的类型和属性，而历史传统保留发展了特色性的产业和人才队伍，这些成为当前民族地区多元人才队伍的底色和基点。比如，在农村有搞封建迷信的、有等不良社会现象，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一些传统的陋习在农村实用人才身上体现着。因此，根据我们对武陵山地区农村的抽样调查分析，在抽样调查的239份问卷中，有50.2%认为当前农村社会道德滑坡，同时也有186人、占77.8%的人认为在民族地区农村很有必要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国家认同教育。
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篇10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中央政法委着眼于新的历史时期，确保政法机关更好地履行职能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促进政法干警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治本之策，它必将对检察工作的开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是检察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法律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司法的需求和公正执法的期望日益增强，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检察机关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需要，坚持把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作为检察机关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的一项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措施来抓，不断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自觉树立和崇尚司法文明，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推动执法观念创新和工作创新，推动各项执法工作健康深入发展。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科学发展观教育就是以深入学习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组织广大检察干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实质和基本要求，进而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在检察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检察工作实践。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是在学习中要重点弄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和科学内涵，在具体执法工作中哪些执法思想和行为理念与产生执法问题有关系，使广大检察干警全面撑握内容，准确把握要点，正确理解其基本概念，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因此，要使每一名检察干警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变成自觉行动，必须扎实地开展好“三个教育”活动，从而促进检察机关自觉按照法治要求加强执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促进检察机关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减少自身引发的社会不和谐问题，进而推动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创新开展。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提高检察机关执法能力的现实需要。近年来，通过开展教育整顿、先进性教育、专项整改等项活动，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执法能力不断加强，从总体上看，检察干部队伍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但也应看到，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仍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存在一些问题，极少数干警经受不住考验，理想信念动摇，特权思想严重，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廉洁的问题时有发生，如：有的干警习惯于老办法、老套路、结果导致执法不严格、不公正，甚至刑讯逼供等问题和冤假错案的发生。应当看到，执法活动中发生的执法不严格，办案简单粗糙等不规范问题决非偶然，除少量客观因素外，主要是与一些检察人员的执法理念落后和执法能力低下有关，这些问题不杜绝，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在社会上的威信和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党委不满意，人民群众更不会满意。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这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作为提高素质、强化技能、塑造形象的有效载体，坚持把培训提高贯彻始终。要通过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岗位培训和练兵活动，努力提高广大干警的素质和执法水平，规范执法行为，从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入手，认真分析查找影响办案质量的主客观因素，有效解决影响办案质量的内外部问题，从规范的地方做起，从不规范的地方改起，努力使这次活动收到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