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的特征篇1
一、我国现行税制的基本特征
我国新税制经过几年运转，逐步形成了一个基本稳定的税制格局，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来自流转税的税收收入在我国税收收入总额中占了很大的比重，1994年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总量的71.58%，1995年为69.22%，1996年为66.88%，1999年为70.1%.流转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是当之无愧的主体税种。
（二）所得税收入比重比较低。1994年我国的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率为20.63%，1995年为22.36%，1996年为23.28%，1999年为18.1%.这反映出在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所得税在税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偏低。这与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中所得税比重大于流转税比重的状况恰好相反。
（三）财产税类设置不齐全。我国目前税收制度中财产税类税种设置尚不齐全，已开设的财产税种只有房产税、城市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和耕地占用税。目前这些税种的收入总计仅占税收收入总量的几个百分点，而一些调控必要的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等都未开征，一些已经开征的财产税种又有一定的范围限制。
（四）社会保障税尚未开征。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收费制度，并局限于城镇范围，分省市区域运行。社会保障税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安全阀”的作用。我国现行的以费代税的社会保障制度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发展，而社会保障税的缺位则在客观上影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五）农业税制严重老化。现阶段我国农业税基本上是按每户的田亩数征收，而每户分得的田地数则是由家庭人口多少来决定的。而农业特产税则是一种农业的产品税，对农业产品收入进行总量的税收调节。此外对农民的收入还要征收村提留、乡统筹等各项费。我国现行农村税收制度老化与农村大量的行政收费并存反映了我国农业税收制度建设滞后的现状。
二、现行税制对收入分配调控分析
对我国税收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我国税收制度在收入分配调控功能中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流转税对个人收入分配调控
流转税是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征税，体现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流转税在实现财政收入目标上具有突出的优点，在促进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上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在收入分配调控中对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上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因为流转税是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征税，并不是对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结果的直接征税，无法完全体现社会收入分配中“收入多的多征，收入少的少征，无收入的不征”的收入分配原则。因此，从税收调控社会收入公平分配意义上说，流转税对经济的调控的基点是立足于经济公平，而不是社会公平。在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中，这种特征更为明显。
1.增值税具有典型的税收中性的特征。现代税收制度中，增值税已成为流转税的主要税种。增值税是对各类商品和劳务普遍征收的税种，具有典型的税收中性的特征。从税收理论上讲，增值税具有较强的累退性和难以防止税负转嫁的特性。税负转嫁是通过价格和产量的变动来完成的，这又与商品的供求弹性和需求弹性直接相关。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强性较小，而奢侈品的需求强性较大，这就决定了生活必需品的购买者承担大部分的税负。因而具有累退性又易于税负转嫁的增值税难以真正体现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增值税不论是由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负担，还是由作为最终消费者的个人负担，一般都不具有直接调控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
2.现行消费税调节不具有普遍意义。消费税是以消费品销售或消费支出额作为课税对象的各种税种的统称。因此，在不同的消费支出水平情况下，消费税对个人收入分配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消费税的实施也难以对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发挥调节功能。一是，现行的消费税只对特殊消费品课税，而不对消费行为课税，使某些已属于奢侈消费的消费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调节。二是，现行消费税税目的设置已不能准确反映社会消费现状，至使消费税的调节发生了错位。”
（二）所得税对个人收入分配调控
我国现行的所得税制度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类。
所得税以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为原则，其立法所依据的原则是“所得多的多收，所得少的少收，无所得的不收”。正因如此，所得税在保证财政收入上不如流转税，但它的征收是以纳税企业和纳税个人的实际所得为基础，因而税收的征收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税基之上的，从而能够更好地按照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来确定负担，并针对纳税人的贫富程度来调剂社会收入和财富分布的状态。因此运用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来调节纳税人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分布状态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相比较于经济发达国家，我国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大，仅占税收收入总额15%左右，而作为直接调节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仅占5%左右。这就决定了所得税在我国社会个人收入分配中调节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我国现行所得税制度在社会收入分配调控中存在的不足，除了税制本身不完善外，所得税的税收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例不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三）财产税对个人收入分配调控
我国现行财产税对个人收入分配调控的作用十分有限。一些调控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必要的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证券交易税等都未开征。一些已经开征的财产税种也具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如房地产税的征收仅限于有限的区域范围，再加上财产税的征收上也存在着难度较大，税收收入额较小的情况，运用财产税调控个人收入分配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四）社会保障税对个人收入分配调控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和个人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政策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税也称为薪给税、工薪税，它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形成的一个税种，它是政府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财力源泉，因此对于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有着间接而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税已成为世界各国实施社会收入再分配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
我国现行的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是从1986年开始实行的，在缴费制度上，它以职工工资的收入为计费标准，按规定的比例来提取。目前这一比例为40.6%.“经过1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制度越来越不合时宜。一方面缴费率高达40.6%，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各地存在的社保费入不敷出，每年国家财政不得不提供巨额资金予以补贴，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所具有的覆盖面较窄，采用以费代税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方式，局限于解决城镇居民基本问题的基本特征使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五）农业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调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税收作为政府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农村个人收入分配调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现行的土地税（或农业税）在某种程度上正发挥着累退税的作用，因而它起不到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是有助于缩小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而是在扩大着收入差距。”而附加在农业税上的各种收费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三、结论
社会控制的特征篇2
学校文化从属于教育文化，指相对于家庭教育文化、社会教育文化等而言的那部分，而教育文化又从属于社会文化。在不同文化相互交合的边缘地带必然存在某些差异，有的差异不显著，如家庭教育文化、社会教育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没有显著的不同，文化沟不明显;而学校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十分显著，文化沟明显。那么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相比到底有哪些不同?他们之间的隔离有何特征?笔者认为必须从文化的四大特征即器用特征、规范特征、认知特征、艺术特征人手深人分析。①
(一)隔离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下列特征主要针对学校文化而言，作为其属概念的社会文化不一定具备这些特征，或没有其明显，甚至可能截然相反，因而学校文化的特征便可以用来说明两者相互隔离的主要特征:
首先，从器用特征看，学校文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与集体性。所谓器用特征，即文化的物质要素，相当于物质文化。以建筑文化为例，学校中的建筑相比于社会建筑具有自身特点，极具封闭色彩的围墙不仅起着安全保卫作用，更有将外来的不良干扰拒之门外以确保校内的宁静、洁净的功效。这种封闭性直接影响了校园内的其他深层文化因素，使整个学校染上一层“世外桃源”式的“象牙塔”色彩。再由于学校中集体性人群的大量存在，学校的教室、宿舍、办公室、餐厅等无一例外作为公共场所使用，个人缺乏私人空间(一些学校甚至不允许学生在宿舍、教室内添加锁、床帘等分隔个人空间的设施)。这些器用特征逐步内化为师生人格上的封闭性与集体性，使得他们对同类更易认同，而将自己与社会上的其他成员隔离甚至对立。
其次，从规范特征看，学校文化具有较强的受控性和叛逆性。所谓规范特征是指文化中的制度因素，相当于制度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子系统，学校担负着文化传承的重要职能，受控于诸多社会因素，比其他文化更不自由。具体可从控制机制、控制手段两方面分析:②从控制机制看，学校文化不仅与其他文化一样受着文化定势、文化传统等非正式控制系统制约，而且受正式控制系统—文化统治集团制约，如课程总是社会文化统治集团控制的重点。相应地，师生的文化规范也远远多于社会上其他成员，师生的道德水平变迁更易引起社会的惊异，如关于“教师师德下降”、“大学生道德滑坡”的感慨其实是对学校文化潜意识的控制。再从控制手段看，对学校文化的控制可以从法律、纪律、规范、经济、舆论、信息等多方面进行，如经济方面的普遍拮据，使学校这座“象牙塔”显示出“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的更迁腐、尴尬的价值取向。相比之下，社会文化受控性较小，文化主体自主性较强，失控的可能性也较大，如不少家长对孩子要求甚严，对自己则上班混、下班赌，完全混同于“大染缸文化”。
与受控性相辅相成的是学校文化必然带有更强的叛逆性③，即对控制的不满与反抗，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与改造。以儿童的成长历程为线索可以发现这叛逆有几个高潮期:一是幼儿期的第一反抗期，主要表现为生物性的反抗，如不听父母的话，拒绝帮助;二是青春期的第二反抗期，主要表现为心理性的反抗，如对父母及教师的逆反，自我意识增强;三是青年期的批判期，主要表现为理性的反抗，如对学术权威、社会现实的背叛与反思。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学校文化的这种叛逆对文化的变迁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五四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都证明了学校文化，尤其是大学校园文化对时代的敏感性与叛逆性。校园在某种程度上是革命的摇篮。
再次，从认知特征看，学校文化具有更多的基础性和快捷性。
迄今为止，学校的中心工作仍是教学，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仍是双基教学，即使是大学教育所传授的仍然是其专业领域内的基础知识，相比于社会领域内的科学研究，其内容的基础性不言自明。再加上学校教育的周期性使学校文化的发展表现出高稳定性乃至凝滞性，一位教师可能终其一生都在教1+2=3。另一方面，由于教学不同于自学，学生的学习走的是捷径，从而使学校文化获得了快捷的特征，讲求效率、向45分钟要效益等认知风格赋予了校园以一定的高节奏。习惯了这种节奏的师生在转换文化环境时往往会不适应，有的不适应于节奏缓慢的机关工作，感到生命在耗费;有的则不适应于节奏更快、风险更大、压力更重的科研、商业等竞争。可见在认知特征方面，学校文化有别于社会文化最后，从学校文化的艺术特征看，具有相对的高雅性与单薄性。
艺术特征与认知特征共同构成了文化中的精神层面。学校文化就其艺术特征而言基本上可归为“雅文化”，“象牙塔”之喻正是一方面突出其封闭，一方面突出其洁白、高贵相对于鱼龙混杂的社会文化，学校文化更加洁净、雅致，人们对于青少年时代太多的美好回忆就是一证。而“校园文学”、“校园歌曲”的几度盛行也表明，在文艺百花园中学校文化以其清新明朗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不可讳言，与博大精深的社会文化相比，学校文化显得有点单纯与单薄，“校园文学”的主题不出学校范围，“校园歌曲”也常迷失于感伤、怀旧的基调中，其生命力与社会文化中锻打而出的大文学、大音乐相比显得过于幼嫩，从而影响了其文化价值。
从以上四方面特征可见，学校文化处处表现出自身的个性，与社会文化保持一定距离，长期生活在某种文化之中的人们便时时感受到“象牙塔”与“大染缸”的对峙与隔离。
(二)隔离的根源
为什么会造成上述隔离?笔者认为应从学校承担的社会功能、学校机构的社会性质以及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等方面分析。
1.从学校承担的社会功能看:自从教育伴随人类而诞生，已走过了形式化、制度化的漫长历程，进人如今这种专门化乃至产业化的学校教育阶段，学校承担着将生理意义上的劳动力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将人类文明传递给下一代的重要使命。为了在短时间内将儿千年积累的人类文明快速有效地灌注到青年一代的头脑之中，教师、课程、教法、考试等一系列要素必须像工厂一样运转，原先的个别化教学因教育对象的扩大也必须改为集体化教学，原先的与社会生活互相融合的大教育最终演变成如今围墙内的教育，“塔”由此而形成。
2.从学校机构的社会性质看:学校首先以一种行政性机构存在，必须接受社会的严密监控，接受经审验的课程设置;学校是一种非生产性机构，必须接受来自社会的经济养料;学校还是一种以传递知识、观念为主体工作的机构，其人员多为知识层次较高的社会成员。在社区划分中，学校往往被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骄傲”，④慎重选择其地理位置、管理人员、课程设置，尤其是处于“塔”尖的高等学府某种程度可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综合声誉。上述性质决定了学校文化必然与周围的社会文化有明显的鸿沟，“象牙塔”之喻形象地展现了学校在其周围环境中“鹤立鸡群”的现象。
3.从教育对象的年龄特点看:现行的学制下受教育者多处于氏7岁一24、25岁这一年龄段，是人一生中的早晨与春天，而现行教育的一次性、不可回归性也决定了人们将高度重视这仅有的十几年，对学校寄予极高的期望。儿童的年龄特征使校园内的文化呈现出青春型、非功利型及前喻型的风格，周围的人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共同维护着这座封闭而洁净的象牙塔，不要求生活其中的师生混同于社会文化。直到有一天他们不得不离开早已习惯的校园，走向真实而复杂的社会，才会猛然发现自己是怎样的“与众不同”，其结果必然是要么退回校园继续原有的文化生活，要么磨去身上的校园痕迹以融人社会的大洪流。可见，这座象牙塔是现行教育制度的产物，是人们共同构建而成的。
(三)隔离的功与过
社会文化良萎不齐的现状说明，适当的隔离有利于青年一代在相对洁净、相对高雅、相对安全的校园环境中茁壮成长，学校文化自身的许多特点是积极向上的，可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总体而言，“象牙塔”之喻褒大于贬。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长久的隔离只能培养出社会适应不良的温室花朵，毕业生们往往要在走向社会的头几年吃大量苦头，甚至完全改变自己在校园获得的价值观;这道深深划在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文化沟裂只适应于文化隔离多于文化交融的封闭社会。而今，面对日益多元化的文化共生浪潮，“象牙塔”已越来越暴露出其狭隘、自足的弊端。打破隔离，跨过文化沟，寻找架在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鸿沟上的桥梁是我们当代人的当然使命!转贴于
二、关于架构
前面过多地分析了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隔离，仿佛给人一个印象，两者之间是截然分离的，没有丝毫关联。其实隔离是相对的，从文化空间的视野看隔离是局部的，从文化时间的视野看隔离是暂时的。架构作为隔离的对立面，一直存在、正在加强而且将来必然取代现存的隔离，从而使二者最终走向文化共生与通用。
(一)从以往看，一直存在着一条文化的暗桥
用历史的眼光看，文化是连续的，文化间的隔阂也是相对而言的，就如同“沟”的形象只是高度的下沉，沟底并非不存在相连。学校文化也是如此，在与社会文化相对峙的同时也一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文化桥，可以用下列两例说明。
1.学校文化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社会文化经层层筛选而来。课程文化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具有上文阐述的一些特征，如基础性、受控性、高雅性等，但从源泉看仍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从社会文化的母体中孕育而生，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学校文化只是师生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其实都是脚踏社会与学校两条船的双面人。教师一方面在校园里与学生、同事相处，感受学校内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又与家长、亲友及其他社会人相处，从未离开社会这个大环境。学生在教室里、放学途中以及家里三个情景中可能要进行三种角色的转换，即听话的值日生、互相追逐的玩伴、撒娇的独生子女。可见学校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垄断人的生活，人的活动本身便时刻充当了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暗桥。
(二)从当今看，文化间的隔离正日益松散
如果说本世纪前期，学校教育仍能保持自身的封闭性立于社会文化之一隅，充当人类的“桃花源”的话，那么到本世纪中叶，随着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进，文化多元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也大大冲击了教育领域，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鸿沟逐渐变得没有必要与难以为继，具体可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分析。
从外部看，大众传媒的强大攻势、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都使学校文化逐渐丧失其文化的权威性，电视、电脑、网络等新兴传媒已经以其明显的吸引力与优势冲击了学校的文化围墙，堪称“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立的第四大组成部分”⑥，成为学校教育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另外，新的教学手段使教学过程的复制与远距离实施成为可能，原先的文化隔离必将成为历史。
从内部看，学校文化的主体醒悟是隔离不再的内部动力。随着本世纪文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学校文化的研究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主体性经历了最初的自在、自知开始走向自觉与自为，关于校园文化的大量研究就是明证。这种主体的觉醒使学校文化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真正清醒地放眼社会，寻求符合自身发展的最佳道路。例如，不少有识之士探讨了学校围墙的文化含义并揭示了其弊端，如果说前些年大学拆除围墙运动还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而采取的应答之举的话，那么近几年来兴起的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社区教育以及网络学校等都是学校教育主动向社会敞开怀抱。醒悟后的学校文化将更理性地处理自身与社会文化的文化间性与文化通性之辨证关系，隔离终将变成融合。
(三)从未来看，终身教育与学习化社会
将实现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共生前文曾提到，隔离的根源之一是受教育的一次性与不可回归性，人们还只能在一定年龄段内接受学校教育。这种体制固然有其心理学基础，即年轻时可教性更强，但伴随而来的理论脱离实际、学业负担过重、学习动机欠缺等问题始终困扰着教育界。教育发展到今天，种种迹象表明终身教育是大趋势，学习化社会是21世纪全人类的理想。从文化角度看，终身教育就是打破现有的学校与社会的藩篱，让任何年龄段的人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教育，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将接纳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各种文化背景的受教育者。⑦整个社会将通过多种机构以广泛的社会教育网络既使每个人都可能接受教育，又使社会文化逐步提升为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学习化社会。到那时，学校将不再是“象牙塔”，而成为每个人随时可进可出的“加油站”;社会也不再是令人优虑的“大染缸”，而将成为每个人乐于生活其中、享乐其中、奋斗其中的文化大花园。
隔离变成了共生。学校的围墙可能还在，但不再肃静森严，而成为一道道点缀在城市与乡村的美丽的风景线。
注释:
①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版，第64一66页。
②③参见杨怀、龚贻洲主编:《象牙塔之谜—校园文化学概念》第九章“校园文化的控制”，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0一42页。
④(美)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社会控制的特征篇3
一、税收本身需要税收工作必须坚持两手抓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统治职能,凭借政治权力,用法律手段,强制地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人的一种形式。从税收的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税收体现着国家在经济上的存在(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且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税收是通过国家法律规定强制征收,而并非一种自愿献纳;其次,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的一种无偿课征,是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再次,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的一种固定征收,非经国家法律调整、纳税人和征收机关都不得任意改变这个固定比例或数额。税收的这种强制、无偿和固定征收的特征,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坚持以组织收人为中心,依法治税,做到应收尽收,保证国家财政收人。而另一方面,在依法治税的同时又要严格治队,保证队伍清正廉洁,不断增强队伍的战斗力,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理解,思想政治建设规定着税收业务工作,促进税收工作的完成,税收业务工作成果则是思想政治业绩的最终体现,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工作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起重要,税收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给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面对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的局面,在税务干部队伍建设中,必须注重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提高,努力加强自身的勤政、廉政建设,做到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税务人员形象。
二、新时期治税思想需要税收工作必须坚持两手抓
国家税务总局指出:新时期治税思想要贯彻“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纳税人依法纳税,征纳双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对于税务机关来说,纳税人既是管理对象,又是服务对象,只有优质服务寓于管理的全过程,才能营造“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治税环境。因此,税务机关在依法对各项税收工作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要对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如建立税法公告制度,定期向纳税人提供有关税法咨询和纳税指南,在办税服务厅为纳税人提供“一条龙”服务等。对纳税人来讲,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时,有权获得优质服务,税务机关优质服务搞得好,纳税人才能舒心、愉快、高效。准确地履行纳税义务,从而促使纳税申报率的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企业纳税申报率普遍在90%以上,个体工商户的纳税申报率在城区达85%左右,在农村也在70%左右。另一方面,纳税人违反税法会受到法律制裁,税务机关违反税法同样也会受到法律制裁。新刑法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第二百零一条到二百一十二条规定了量刑的标准,从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到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那些偷、逃、抗税者,要狠狠打击和严厉地制裁,同时也要完善内部执法机制,加大监控力度,对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干部,也要分清情况严肃查处,不能姑息迁就,真正把依法治税扎扎实实落到实处。
三、税收征管改革需要税收工作必须坚持两手抓
税收征管改革是指对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进行的改革。包括对征管制度、征管机构、征管模式、征管方法、征管环节、征管手段等方面的改革。税收征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以国务院批准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为依据,以征管改革实践为基础,借鉴国外现代税收征管的成功经验和惯例,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严密的税收征管体系,切实改善服务,促进依法纳税,加强税收征管,防止税收流失,确保税收宏观调控和财政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税收征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纳税人自我申报制度,建立税务机关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双层服务体系,建立以计算机为依托的税收监控体系,建立人机结合的稽核、
稽查体系,建立以征管功能设置机构和划分职责的组织体系。
税收征管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的目标都要求税收工作重点必须转向基层、转向征管,狠抓基层征管单位、税收征管基础。税务干部基本技能的“三基”建设,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水平。深入一线、深入企业,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减少办事程序,真心实意为基层排忧解难,提供方便,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税收征管环境和服务环境。同时,结合深化征管改革工作的实际,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在征管工作中,才能有效地防止偷、逃税,促进税收征管的科学化、现代化,促进税务机关良好形象的树立。当前全国税务战线工作的同志一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一面以组织收人为中心,依法治税,确保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稳步增长。据统计,1994年全国工商税收3,981亿元,比上年增长20.7%,占GDp8.8%;1995年全国工商税收5,378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占GDp9.2%;1996年全国工商税收6,439亿元,比上年增长19.6%,占GDp9.4%。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税收工作必须坚持两手抓
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竞争性、开放性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税收,增强了综合国力,丰富了物质基础。但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需要税收杠杆进行调控,如对社会供求总量的调控、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控、对产业结构的调控、对地区分布的调控、对收人分配差距的调控等。通过调控,保持平等竞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也会影响税务队伍的廉政建设。如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容易使一些税务人员搞权钱交易;市场经济中的金钱观念容易使一些税务人员产生拜金思想;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容易使一些税务人员产生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的思想。据统计,1994年,全国税务系统查出非法代开、虚开专用发票1442起,查出涉案人1482人,拘捕453人,判处死刑25人。1997年国家税务总局查处的浙江“金华”案件,涉及税额60多亿元。涉及税款6亿多元。所有这些都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加强税务队伍廉政建设,打击腐败现象,弥扬廉政之风,维护公正廉洁的行业道德。
社会控制的特征篇4
【关键词】逃课；内外控制点；群体效应
aStudyontheattributionofCollegeStudents'absenteeandLocusofControl.ZhengXinyi,GuanJingjing.CollegeofartsandSocialScience,FuzhouUniversity,Fuzhou350108,p.R.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examhowandwhytheywereabsentinordertounderstandtheattributionsthroughthelensofpsychologicalfactorsandsocialfactors.methodsQuestionnairesandgroupinterviewing.ResultsLocusofcontrolwassignificantlyrelatedtothebehaviorsofabsence;genderissignificantlyrelatedtothefrequencyofabsence.Seniormalestudentsweremorelikelytobeabsentthatjuniorfemalestudents.ConclusionSeniormalestudentsweremorelikelytobeabsentthatjuniorfemalestudents.morefocusshouldbegiventocollegeabsenteeinordertohelpcollegestudentshavehealthylearningbehaviors.
【Keywords】absentee;Locusofcontrol;Groupeffect
当代大学生逃课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学校因素等，国内外对此有过相关研究。在国内研究中，有胡启先、易发建[1]等人对当前大学生对学习的厌学行为的详细调查，并且从不同年级、不同性别都做了对比，发现了他们的差异。黄萍对高校逃课现象的剖析认为，学生逃课的原因包括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学习态度不端正、对所学知识不感兴趣、欲增长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干以及学校方面包括教师因素、考试方法及规章制度不完善等，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对策。1993年，何平对高校学生违纪行为分析及对策的研究。此外，还有民[2]对大学生逃课现象的成因与对策的研究。他把学生分为理想型、无奈型、从众型以及功利型，认为不同种类的学生都有不同的逃课原因。
在国外研究中，学者们提出“控制点”(locusofcontrol)这样一个新概念。它是由社会学习理论家Rotter和phores提出并进行研究的，从罗特等近几十年的研究可以看出，“控制点”是指人们（个体）和周围环境（包括心理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们（个体）认识到控制自己生活的心理力量，也就是每个人对自己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的责任的认识和定向。“控制点”分为两种类型，即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外部控制类型即个体惯常地认为自己的行为的结果是受外部力量控制的。那种外部力量特征的人缺乏自我信念，相反，具有内部控制特征的人，有强烈的自我信念，并认为自己所从事活动的结果是由自身所具有的内部因素决定的，他们认识到自己前途、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是自己的能力、技能和作出的努力程度。国内也引进了控制点的研究。1991年，王登峰[3]对罗特心理控制源量表进行了大学生试用常模的修订。刘金平[9]以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ie)和信任量表为工具，对280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试，发现ie量表总分在年龄、年级和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别；大学生内控性越强，信任程度、可依靠性和信赖度越高。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将控制点与大学生逃课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的研究。
当代大学生逃课现象已成为高校、家庭乃至全社会的一种焦虑。逃课不仅会直接影响学习活动，还会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活动和教师的教学活动。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培养专业人才，还在于大学生培养形成适应社会的个性特征和品质―倾向性、才能、觉悟、责任感、纪律性、与别人共事的能力、自我批评的能力和精神等。因此，本课题为了深入探讨逃课现象的原因，解决社会问题，采用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方法，对大学生逃课现象展开调查研究。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随机抽取南方某大学1～4年级学生。发放5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回收408份，回收率81.6%。其中男生248人(60.8%)，女生160人(39.2%)；一年级学生155人(38.0%)，二年级学生104人(25.5%)，三年级学生109人(26.7%)，四年级学生40人(9.8%)；理科系学生86人（17.4%)，工科系学生194人（47.5%)，管理系学生45人（11.0%)，人文系学生42人（10.3%)，法学系学生27人（6.6%)，其他29人(7.1%)；来自农村的学生146人，来自城市的学生151人。
1.2工具内外控制点测量表[3]该量表测定个人控制点（locusofcontrol)的高低，即人们相信自己能把握命运的程度，以及人们对行为原因的一般性看法。该量表为7点量表，共10个项目，一半项目要进行反向积分，分半信度为0.81，重测信度达0.94，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上的基本要求。逃课自评问卷：为本次问卷的第二、三部分，共18道题。具体涉及逃课的各种心理与社会原因如老师年龄、学历及授课水平，群体作用的测查等等。
1.3施测采用随机抽样，团体施测的方式，问卷一次性完成，所需时间为15～20分钟。
1.4统计数据采用SpSS11.5[4]进行分析。
2结果
2.1逃课的情况描述表1显示了大学生每周逃课次数的基本状态，没逃过课的有179人，而52.71％大学生均发生过程度不等的逃课行为，有部分学生逃课次数达到10次以上。
此外，研究还从性别和年级维度上描述逃课的分布情况。结果显示的是男生逃课比率（62.5%）高于女生逃课比率（40.1%)；而从年级角度来看，随着年级的上升，逃课比率逐渐增大（34.0%
2.2大学生个人特征与逃课现象个人特征的研究重点是内外控制点，采用标准量表，根据王登峰修订的常模，区别出被试是内控制点还是外控制点。
经SpSS描述分析，男性的控制点得分均值为46.28，低于常摸分51.8；女性的控制点得分均值为46.9，低于常模分52.2。因为分越高越趋于外控制，这说明该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与内控制点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结果还显示内外控制的人格特征与逃课次数存在着显著相关r=0.134**，具体来说，外控制点与逃课行为显著相关，且显著区别于内控制点与逃课行为关系。此外，结果还显示男女生内外控制不存在显著差异。
2.3环境与逃课现象
2.3.1课堂环境课堂上，学生更倾向于中青年老师，课堂气氛活跃，课堂内容丰富。学生对老师学历一般无特别要求，只看中他们的授课水平。一般逃课时，课程的类型集中在校选课，见表2。
2.3.2群体效应群体效应也可称为从众效应，是指周围同学（宿舍或班级）出现逃课行为时，自己也不想去上课，求得与群体的标准相一致的一种倾向性。本研究是通过一道题“周围同学（宿舍或班级）逃课，自己也不想去上课”让被试做出是或否回答，肯定回答的就认为受到群体效应的影响，否则被认为没受其影响。使用SpSS软件，针对性别、群体与逃课现象相互作用对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男女生在逃课现象上存在着显著差异（F=12.94**)，群体效应对逃课现象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F=42.07**)，但是性别与群体效应的交互作用对逃课现象没有显著影响(F=0.002)。
2.4选课方式与逃课现象该大学06~07上半学期，大一、大二的学生是网络选课，而大三、大四的学生仍是传统选课。数据处理的结果显示，高年级组（大三、大四）与低年级组（大一、大二）相比，逃课变量存在显著差异r=-0.244*，即网络选课的学生反而逃课次数少。
2.5隐性逃课现象逃课有个特别的现象，即虽然去上课了，坐在教室里，但不听老师讲课，只顾干其他的事情，如睡觉、遐想、聊天和看其他书籍等等，这种特别现象被称为隐性逃课。吴淑娟[8]等人在研究中发现用心听讲的大学生不足40%，指出过这种现象，而本研究也发现隐性逃课的学生在有效样本中（408人）占了很大比重（75.7%)，该现象令人担忧。
2.6逃课现象的成绩指标与心理感受指标
2.6.1逃课现象的成绩指标见表3。
成绩高的学生逃课次数少，成绩低的学生逃课次数多。进一步分析，成绩与逃课现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r=0.114**，说明成绩高的学生逃课次数少且显著区别于成绩低的学生逃课行为。
2.6.2逃课现象的心理感受指标见附图。
3讨论
3.1内外控制个人特征与逃课行为内外控制个人特征与逃课现象存在显著相关，r=0.134*，但男女生的内外控制不存在显著差异(p=0.539)。据有关研究[5]表明，内外控与a型人格有显著的负相关，即越外控，其性格在a、B型的划分上更趋向于B型人格，即属较松散、与世无争，对任何事皆处之泰然的类型，而越内控，更趋向于a型人格，即属于争强好胜，对自己寄予极大的期望，终日忙忙碌碌、自律性高的类型。而本研究表明，该大学学生的总体控制点偏内控，部分人偏外控，且发现外控的人更容易逃课，显著区别于内控的人；内外控制的人格特征与逃课次数存在着显著相关，r=0.134*。
这说明该大学的在校部分外控大学生更趋向于比较松散、不自律，就更可能会逃课。而且在逃课后更容易归因于外部原因，比如环境影响，群体氛围影响等等，而较少认为是自己懒散等原因，并且男女内外控制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3.2环境与逃课现象性别与逃课次数存在显著相关，r=0.122*，说明男生逃课比率（62.5%）显著高于女生逃课比率（40.1%)。结果表明，不能绝对地说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受影响。
社会生活中，从众现象普遍存在。所谓的从众现象是指改变个体的观点或行为，使之与群体的标准相一致的一种倾向性。前人研究从众，把原因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性社会影响即做正确的事；二是规范性社会影响即被喜欢。再结合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可发现逃课过程中也有从众的现象，有的人因为周围很多人的观念是上课没意思，应该做更多意义的事，反正多去上课，成绩也不能迅速提高，于是认为逃课成了正确的事；有的人因为群体都没去上课，为了能融入集体，跟他们保持一致，赢得他们的喜欢，也没去上课。这效应用Latane提出社会影响理论[6](socialimpacttheory）来解释，即他人对个体的总的作用取决于影响源的3个属性：数量、强度、直接性。逃课的人越多、连学习干部也逃课、整个小群体此时此刻选择逃课行为，个人的逃课现象更容易出现。
4总结
在很多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中，学习无疑只是获得更好的个人功利的手段，最终的就业及未来个人目标的实现才是行为决策的目的，于是他们几乎做了同样的选择―逃课。这种现象的遏制需要学校、老师和学生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学校方面，在推广使用网络选课这一先进手段外，能加强全方位的管理，进行良好班风建设，同时设置一些同学所需以及感兴趣的实用课程尤其是校选课，逃课行为可能会减少。老师方面，自我素质和教学水平提升的同时，能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辅助教学，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更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关心学生学术上的成长，这有利于激励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方面，学校应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提高自我控制能力。
大学生逃课现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研究重点是探究个人特征、学校环境、群体效应这三个方面与逃课的相关关系，这种现象的形成来自多方面的要素共同作用，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亟待我们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地探讨。
5参考文献
［1］胡启先,易法建,等.775大学生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2):110-111
［2］民.大学生逃课现象的成因与对策.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1,9:56-58
［3］王登峰.罗特心理控制源量表大学生试用常模修订.心理学报,1991,23(3):292-298
［4］洪楠.SpSSforwindows统计分析.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7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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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helleye.taylor.社会心理学(第10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2-248
［7］elliotaronson.社会心理学(第5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78-156
［8］吴淑娟,李凯.大学生逃课现象的调查与动因分析.长江大学学报,2006,29(4):113-116
社会控制的特征篇5
作为金融经济的主体承载者，金融机构在金融经济风险防范方面的水平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性水平。就当前我国的金融经济稳定性水平以及风险防范能力来看，实在不容乐观。尽管我国的金融机构根据当前市场发展态势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国外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系统性防范，但是从效果上来看，依然收效甚微。尽管前期的风险防范水平整体较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经济的风险防范水平确实在稳步提升。随着我国越来越重视有关金融经济中市场的开放性元素以及有关自动性的元素在金融市场风险中的应用，我国的金融经济风险管理水平也逐渐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金融经济的风险与防范水平，必须根据当前我国金融经济的风险特征以及风险形势进行深入剖析。
一、金融经济风险特征以及风险形式分析
（一）金融经济风险防范中的特征分析
对于金融经济的方法防范工作，最为基础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金融经济的风险有哪些，又分别具有怎样的特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对此，笔者根据自身的金融工作经验具体整理如下。
其一，金融经济风险社会性特征。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阶段，金融经济风险往往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就风险的大小、规模以及严重程度等，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防范措施而得到有效控制的，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金融经济风险的社会性特征。所谓社会性特征，就是指在社会发展中，由于金融机构与其他的行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由于其在资本方面以及资金来源和资金链等方面可以说是把控着经济的命脉，而从根基上来看，绝大多数的资金却是来自于借款或者说是贷款，那么金融机构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其社会性的特征。由于金融经济机构掌握着社会的要害，对于各种企业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承担着各种民间借贷以及民事之间的资金往来，一旦金融机构遭遇风险，毫不客气地说，就是社会遭遇到了风险。所以说，金融经济对于社会轻易造成冲击，自身利益受伤害就会反作用于社会，这就是金融经济的社会性特征。
其二，金融经济的风险周期性特征。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金融经济风险是无法完全避免和根除的，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市场经济体制，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简单来讲，当国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整体社会的金融经济事态良好、企业有钱赚、人们有钱花时，金融风险出现几率就很小。如果国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就是人们都不舍得花钱、企业运营亏损面临破产，那么金融经济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对于宽松与紧缩，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的自我调节行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经济金融风险到来时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信号，通过分析类似的信号，我们就可以得知如何去面对经济金融风险。这也是金融经济风险的周期性特征最为重要的一个作用。
其三，金融经济风险的可控性特征。金融经济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代表风险发生时就无法控制。由于金融风险发生前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包括投资环节、经济矛盾、社会经济整体运营状况等等，在通过对这些各种风险因素进行了解与把控并及时做出处理和规划，往往可以降低金融风险带来的各项损失，如果调解得当完全避免损失也是有可能的。由于金融的经济风险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也就是说，如果前期控制不好，后期的影响会传播得十分迅速，如果体现到了诚信危机层面上，往往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以至于动摇国家的金融经济走势也不是危言耸听，而可以是要成为事实。
（二）金融经济风险形式分析
从金融经济风险的出现方式、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出，金融经济风险具有多变性以及多样性的特征。从金融会计风险到人员风险以及核算风险等等，不一而足。由于金融会计风险主要是由于内部监管失准造成的内部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只会造成操作上的风险或者造成一定的利润水平降低，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面。但是一旦发生金融核算风险和人员风险，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波及整个社会金融经济市场，其影响是无法控制的。
尽管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金融管理市场也在搞管理创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所谓金融管理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由于金融经济管理工作不是普通的企?i管理，其影响面十分宽广，任何一个行业决策都有可能会对整个社会发展阶段进行重新洗牌，有可能会造成企业的大规模发展，也有可能会造成一部分企业倒闭关门。除此之外，尽管金融经济管理可以通过后续的调控手段进行市场调控，从而降低创新管理带来的风险，但是有些活动在当前的资本市场下往往会调控难度非常大，比如汇率风险以及金融市场不稳定等等，都是创新管理带来的风险问题。
尽管如此，进行创新性管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进行创新，金融市场早晚会出现与市场经济不匹配的现象，也一样会被社会所淘汰。所以说，如何搞好创新，避免风险超过可控制的范围，才是金融经济风险防范工作者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二、金融经济风险产生的原因以及防范的主要措施
（一）金融经济风险产生原因分析
风险是指在一定的活动中出现意外不可控因素的几率，几率越大，不可控制性就越强。金融经济风险的产生往往是具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不但包括当前金融机构内部重组、资产过分单一化因素，还包含着金融机构的固定资产构成和占股比例问题、受到经济结构不合理化的影响与冲击问题。
此外，行政干预也是当前出现金融经济风险产生的原因之一。由于行政干预也是迫于市场的压力，所以一般我们会把行政因素归咎于市场因素。由于行政干预影响下一些企业会出现各种经济问题，而金融行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就会在这个时候暴露出来。尽管金融机构在自身的建设上往往也存在问题，但是由于行政干预发生的金融经济风险也不在少数。总体来说，为了预防金融经济风险，从金融机构内部寻找原因，提高抵抗力，才是当前最为行之有效的一种金融经济风险防范手段。
（二）金融经济风险防范的措施探究
对于金融经济的风险防范工作，不要把所用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必须要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理论分析，并且要注意防范的多样化原则。首先，就要从金融机构的内部体制改革入手。由于许多金融机构内部体制过分陈旧、人员工作不思进取、缺乏基本的防范意识，在风险到来时往往没有形成一定的预见性，对于风险事件没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和处理经验，这都直接导致了风险的扩大。所以说，金融机构内部体制改革也是当前较为有效的一种风险防范方式。除此之外，通过重视信贷规模，提高居民储蓄的稳定性，也是重要的风险防范手段之一。在信贷过程中增加居民的储蓄稳定性，一方面是要通过政府以及国家政策的调节，另一方面还是要金融机构内部进行商业调控，平衡金融经济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储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强化金融管理手段，加强内部监督。金融机构往往会与大量金钱打交道，一部分从业人员财迷心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也是常有的事情。为了解决类似情况，还是要加强金融经济的内部风险防范控制，提高监督的强度与力度。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内部开设培训课程，强化从业人员的风险意识以及工作责任意识，做到责任到人；对于工作过程中越权行为以及擅离职守的行为都要进行严厉的查处，绝不姑息。从法律意识层面以及技术修养层面同时强化从业人员的基本能力，提高其服务水平。
为加强金融经济风险防范，应完善审计部门的设立以及权责制度。由于金融经济风险本身就是审计活动下出现的一种突发事件，所以审计部门对于金融经济风险的出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日常的工作中，审计部门还是要根据当前的市场形势，逐步完善审计工作的各项细节计划，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逐步在审计部门内部建立健全?嘣鹬贫龋?调控好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对于擅离职守或者中饱私囊的行为绝不姑息，坚决处理。
社会控制的特征篇6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连合科技电子钟表厂。住所地：广州市芳村区东氵教 镇南氵教新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住所地：日本国东京都世田谷区7丁目4番12号。
二、一审审理及判决情况
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下称圆谷会社）于2000年9月14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其系“奥特曼”（ULtRaman）影像作品的著作权人，并对在中国境内制作、生产、销售和播放的“奥特曼”作品或产品拥有完全的著作权。广州连合科技电子钟表厂（下称连合钟表厂）在没有得到该社任何授权和许可之情况下，采用“奥特曼”的外观形象，擅自生产、销售“天美时”牌闹钟，其行为严重侵犯了该社的著作权，给该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1.判令连合钟表厂立即停止侵权；2.判令连合钟表厂在《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或《羊城晚报》登报向该社赔礼道歉；3.判令连合钟表厂赔偿该社经济损失人民币30万元，赔偿该社因起诉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人民币3万元；4.判令连合钟表厂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圆谷会社系日本国一家从事提供制作电影及承包电影制作等业务的公司。自1966年开始，原告陆续制作、播放了“奥特曼”系列影像作品。在这些系列影像作品中，原告创作了科幻英雄人物“奥特曼”（ULtRaman）形象。其主要特征为：头部为头盔形，两眼突起呈椭圆形，两眼中间延至头顶部有突起物，无眉，无发，有嘴，方耳。
2000年3月1日，原告在被告连合钟表厂处购买到“天美时”牌白色闹钟1只。白色闹钟的外观为人物造型，其人物的头部特征与奥特曼形象相近，且白色闹钟的包装盒的正面和后面印有奥特曼简笔漫画形象，并标注?c?tSUBURaYa pRoD. ?c?ULtRaCom，inC. ULtRaman，包装盒的左面和右面印有一圆形图案，图案的中间为奥特曼简笔漫画形象，图案的外环由HeRo？ULtRaman？m78文字组成。银灰色闹钟与白色闹钟情况大致相同。另查明，原告为本案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2500元。还查明，原告圆谷会社的英文译名缩写为tSUBURaYa pRoD.。一审庭审后，原告表示放弃要求被告赔偿在日本为本案所花的公证费、鉴证费、认证费及交通费。
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圆谷会社系日本国法人，其制作的“杰克？奥特曼”影像作品虽发表于中国境外，但日本国与中国都是《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下称《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3款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按照该公约第五条之l所规定的原则，作者圆谷会社在作品起源国以外的该公约成员国中享有各该国法律给予其国民的权利。该公约第二条之1明确了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杰克？奥特曼”系原告制作的影像作品，该影像作品中的主人公“杰克？奥特曼”的形象与一般人有显著区别，主要表现在其头部特征方面，是其独创性所在，因此，原告对其创作的“杰克？奥特曼”形象的独创设计符合该公约文学艺术作品的条件，可以作为一种艺术作品，依据该公约规定享有著作权并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将被告制造、销售的被控侵权的超人闹钟与原告的“杰克？奥特曼”作品的人物造型相比较，该被控侵权的超人闹钟的人物造型包含了原告“杰克？奥特曼”作品独创性的主要特征。被告主张其制造、销售的被控侵权的超人闹钟是自行设计制造的，其提交的二张超人闹钟与原告的“杰克？奥特曼”形象的电脑比较图，不能证明是原告独立创作的智力成果。关于被告辩称原告的作品系文学艺术作品?其制造的产品为工业产品，不构成对原告作品的复制的问题，原告设计的“杰克？奥特曼”形象，不论出现在影像作品中，还是出现在印制的宣传图上，均为平面作品，而被控侵权的超人闹钟是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性的立体艺术工业品，依照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第52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的复制，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按照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进行施工、生产工业品，不属于本法所称的复制。”因此，从平面到立体不是我国著作权法所指的复制。但由于《伯尔尼公约》第九条之l规定了“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与上述规定相反。本案系涉外民事案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据此认定被告制造、销售的被控侵权的超人闹钟构成对原告设计的“杰克？奥特曼”形象的复制。被告无证据证明其复制得到原告的许可，应认定被告制造、销售的被控侵权的超人闹钟构成对原告设计的“杰克？奥特曼”作品的侵权。
关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赔偿因起诉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的问题。原告未能提交因被告侵权受到损失的证据，其实际损失不能确定，被告也未提交制造、销售侵权产品所获利润的证据，其侵权所得亦不能确定，一审法院将根据被告侵权时间的长短、侵权的规模、损害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提交了为本案支付律师费的证据，其数额合理，予以支持。但原告没有提交足以证明其支付其它费用的证据，故对原告此部分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赔礼道歉的问题。鉴于被告的侵权行为尚不足以造成对原告的商誉的损害，故原告要求被告公开登报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广州连合科技电子钟表厂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侵害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享有的“杰克？奥特曼”作品著作权的“天美时”超人闹钟；二、被告广州连合科技电子钟表厂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经济损失人民币3万元；三、被告广州连合科技电子钟表厂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为本案所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12500元?四、驳回原告圆谷制作株式会社的其它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审被告连合钟表厂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穗中法知初字第104号民事判决，并赔偿上诉人连合钟表厂因诉讼而遭受的一切损失。其理由主要是：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判依据《伯尔尼公约》第九条之1和我国《民法通则》第140条，判定上诉人的“超人”闹钟产品的面部特征包含了被上诉人的“杰克？奥特曼”卡通形象设计的面部的主要特征为侵犯被上诉人的作品复制权的专有权，系适用法律不当。首先，根据《伯尔尼公约》第九条之2的规定，对复制权的限制应由各成员国内国法律直接作出。我国著作权法第52条对著作复制权的限定应适用于本案，故上诉人的超人闹钟产品的制造不是被上诉人“杰克？奥特曼”卡通形象的复制。其次，《伯尔尼公约》第9条之2的规定的“某些特殊情况为何物”，公约本身也未作规定，即交由各成员国法律自行规定。而根据该公约第7条之4、之8的规定，我国政府1992年9月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例的规定》第6条明确规定“美术作品（包括卡通形象设计）用于工业制品的”这种例外的“特殊情况”不是保护对象。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生产的“超人”闹钟面部特征包含了被上诉人享有著作权的“杰克？奥特曼”动画形象面部的主要独特性特征与事实不符。三、一审判决仅以“超人”闹钟与“杰克？奥特曼”部份面部形象特征相似，就判定“超人”闹钟侵权是不妥的。著作权保护的是作品的整体性，不能以局部的某些特征相似就判定整个作品侵权。四、一审判决认为“杰克？奥特曼”与一般人相比较，其头部的特征正是其形象创造性特征，对于该结论上诉人持有异议。五、判断一个作品是否对另一作品形成侵权，应以被侵权作品的独特性特征在系争作品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在系争作品中是否占主导地位来判断。“杰克？奥特曼”的独创性特征，应该是被上诉人《奥特曼大秘密》一书对其的描述：“‘杰克？奥特曼’用其秘密武器——奥特手镯，对付凶暴的怪兽，斯派修姆光线和流星踢术是其绝技之一”。六、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律师费12500元人民币无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圆谷会社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三、终审审理及判决情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杰克？奥特曼”系圆谷会社创作的影像作品，其头部与一般人相比具有显著的区别，是该社形象设计的独创性所在，符合《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条件，尽管该社系日本国法人，影像作品“杰克？奥特曼”亦首次发表于中国境外，但日本国与我国均系《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故一审判决根据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第2条第3款、《伯尔尼公约》第2条之1及第5条之l的规定，认定该社设计的“杰克？奥特曼”形象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是正确的。
将上诉人制造、销售的超人闹钟与被上诉人的“杰克？奥特曼”作品的人物造型相比较，该闹钟的人物造型包含了“杰克？奥特曼”作品独创性的主要特征，一般消费者看到了超人闹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杰克？奥特曼”的形象。一审判决认定超人闹钟系对圆谷会社设计的“杰克？奥特曼”形象的复制是正确的。理由是：首先，根据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临摹系复制的方式之一，这就说明只要被控侵权的作品的主要特征与原作品相似，且被控侵权的作品的作者接触了原作品，就可以判定被控侵权的作品对原作品构成复制。就本案来看，连合钟表厂在其制造的超人闹钟的包装盒上署上圆谷会社的英文译名缩写和“杰克？奥特曼”的英文名，这就说明了连合钟表厂在制作超人闹钟之前接触了“杰克？奥特曼”的形象；超人闹钟的人物造型亦包含了“杰克？奥特曼”形象的主要特征。但由于圆谷会社设计的“杰克？奥特曼”系平面作品，而超人闹钟系立体作品，故如能解决从平面到立体的情形属于复制的内涵，则可推定连合钟表厂在制作超人闹钟时复制了“杰克？奥特曼”的形象。对此，尽管根据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第52条之规定，从平面到立体不是我国著作权法所指的复制，但根据《伯尔尼公约》第9条之1规定，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属于复制，对上述法律冲突，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连合钟表厂制造的超人闹钟系对“杰克？奥特曼”形象的复制并无不妥。至于连合钟表厂引用《伯尔尼公约》第9条之2有关“本同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的规定作为抗辩理由，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复制侵权系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因连合钟表厂制造的超人闹钟对“杰克？奥特曼”形象的复制系出于商业目的，不属于合理复制的范畴，故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在圆谷会社因被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及连合钟表厂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令连合钟表厂赔偿该社经济损失人民币3万元是适当的，予以确认。
圆谷会社为本案提起诉讼而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12500元，应视为连合钟表厂侵权所造成的损失之一，一审判决判令连合钟表厂承担上述律师费并无不当。
综上，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评析
（一）如何理解著作权法上“复制”行为的内涵？
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主要权利作了列举式的规定，其中一项是“复制权”，本案是有关侵犯“复制权”的争议。一、二审判决认定连合钟表厂制造、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超人”闹钟的外观人物造型包含了圆谷会社设计的“杰克？奥特曼”卡通形象的主要面部特征，系对“杰克？奥特曼” 卡通形象的复制，侵犯了圆谷会社对作品的复制权。如何理解著作权法中“复制”行为的内涵？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容易引起争议。
本案适用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根据该法第52条的规定可知，复制的本质乃是将作品制作成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亦即系对作品的再现。对作品的再现的结果有两种情形：一是与原作品完全相同；二是与原作品主要特征相似。若再现的结果与原作品既不相同亦不相似，则不能称之为对作品的再现或复制，而是新的创作行为，行为人对其创作的新作品享有独立的著作权。对于第二种情形即复制品与原作品不相同但主要特征相似，行为人相应的制作行为是否构成复制，著作权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既然临摹系复制的方式之一，而临摹作品与临摹的对象只存在相似性，不是相同，这就说明只要被控侵权的作品的主要特征与原作品相似，且被控侵权的作品的作者接触了原作品，就可以判定被控侵权的作品系对原作品的复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的《版权和邻接权法律术语词汇》对复制的解释是“把一部作品或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以任何物质形式，包括录音录像，制成一份或一份以上的复制品。最普通的一种复制是将作品印刷一版。”①二审法院对复制的理解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复制的解释是一致的，因为将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以任何物质形式制成一份或一份以上的复制品其实就是对原作品主要特征的复制。
从本案事实看，连合钟表厂在其制造的被控侵权产品超人闹钟的包装盒上署上圆谷会社的英文译名缩写和“杰克？奥特曼”的英文名，这就说明该厂在制作超人闹钟时接触了“杰克？奥特曼”的形象；超人闹钟的人物造型亦包含了“杰克？奥特曼”形象的主要特征，即两者头部均为头盔形，两眼突起呈椭圆形，两眼中间延至头顶部有突起物，无眉，无发，方耳。虽然“杰克？奥特曼”和超人闹钟的人物造型亦有些区别，如前者有嘴、后者无嘴等，但主要特征是相似的，一般消费者看到了超人闹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 “杰克？奥特曼”的形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连合钟表厂制造被控侵权的超人闹钟时使用了“杰克？奥特曼”形象的主要特征系对圆谷会社设计的“杰克？奥特曼”形象的复制是正确的。
（二）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如何适用国际条约？
本案著作权人圆谷会社系日本国法人，影像作品“杰克？奥特曼”亦首次发表于中国境外，本案属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 ，这一属性排除了外国法的适用，而国际条约的适用则经常地大量地遇到。我国与日本国均系《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该公约是成员国为了“尽可能有效、尽可能一致地保护作者对其文学和艺术作品所享有权利”的协议，属于国际私法条约，可以在裁判文书中适用。一审判决根据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第2条第3款、《伯尔尼公约》第2条之1及第5条之l的规定，认定圆谷会社设计的“杰克？奥特曼”形象应予保护是正确的。适用国际条约的结果，可能出现对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和措施不同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情况，这是不奇怪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在保护的水平及执法的措施等方面，都要因应国际社会的要求，近年来我国立法机关先后对《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进行修改，就反映了这一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可以直接适用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是调整成员方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②
（三）判定侵犯作品复制权的一般方法。
作品具有独创性是作品受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而且由此自动获得法律保护，不须审批授权。换言之，作品相似或相同不等于侵权。所谓独创性，是指作品系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独创”是相对于“抄袭”的一种判断，不要求具有与众不同的新颖性。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81年度第3063号判决中指出“凡具有原创性之人类精神上创作，且达足以表现作者之个性或独创性之程度者，即享有著作权。而非抄袭或复制他人之著作，即便二著作相同或极相似，因二者均属创作，皆应受著作权法之保护。③
因此，判定被告的行为侵犯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件：一是被告接触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二是被告的被控侵权作品与原告的作品在表述（expression）上相同或具有实质性的相似；三是被告不能举证说明其没有接触原告的作品，或不能举证说明被控侵权作品是其独自创作完成，或被告在承认其接触过原告的作品、且原告的作品与其被控侵权的作品具有相似性的前提下，不能说明两者系来源于其他同一作品或资料。原告必须承担第一、第二个要件的举证责任，在原告完成了对第一、第二个要件的举证责任之后，若被告不能举证说明其具有第三要件所列举的抗辩理由，则法院可判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本案裁判比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尺度。
审判实践中要防止踏入这样一个误区，即只要被控侵权作品与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在表述上相同或具有实质性相似，就认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而忽略了审查第一和第三个要件是否具备，这样判定是错误的。创作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社会条件的相当，信息传播的高速及人类关心自身问题的趋同性，不同作者的独创的作品在题材、表现方法、内容、手段等方面的雷同也是屡见不鲜的。”④只要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即使在表述上与他人作品相同或相似，亦享有著作权，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作者单位：省法院民三庭 ）
注释：
①《版权论》，沈仁干著，海天出版社出版，2001年11月第1版，第254页。
②参见谢石松《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法庭》2002年12期。
社会控制的特征篇7
【关键词】消费税，经济调节功能
无论人们是否注意到，消费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确实在日益突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世界上128个国家进行调查，其中有1l9个国家征收消费税。而且，从世界各国实施消费税的情况来看，消费税有扩大的趋势，如美国的增税方案重点放在消费税，日本则把改革中推行的增值税正名为消费税[1]。消费税吸引人们的除了其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外，更多的是其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功能。
一、消费税法的调节功能
税法的功能是由其内在的特有的属性所决定的。关于税法的特性或特征，在税法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
1、体现消费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如抑制对人体健康不利或过度消费对人体有害的消费品的生产、调节特殊消费、节约一次性能源等。
2、正确引导消费，抑制超前消费对日常消费的基本生活用品和企业正常的生产消费物品不征收消费税，只对目前属于奢侈品或超前消费的物品及其他非基本生产用品征收消费税。
3、稳定财政收入，保持原有负担消费税是在原流转税制进行较大改革的背景下出台的。许多原高税率产品征收增值税后，基本税率17%，税负下降过多，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大。为了确保税制改革后尽量不减少财政收入，同时不削弱税收对某些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调控作用，需要征收消费税。
4、调节支付能力，缓解分配不公通过对某些奢侈品或特殊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立足于从调节个人支付能力的角度间接增加某些消费者的税收负担或增加消费支出的超额负担，使高收入者的高消费受到一定抑制，低收入者或消费基本生活用品的消费者则不负担消费税，支付能力不受影响。有利于缓解目前存在的社会分配不公矛盾。
二、消费税法的主要干预类别及作用
消费税法调节经济是从调节消费入手的，除了财政意义和历史原因外，消费税法主要通过对四类消费品消费的干预，来调节消费，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
1、对不良消费行为的矫正功能。各国或地区普遍对含酒精饮料、香烟及其制品征收消费税，扩一展开来是对那些对个人或社会福利改善毫无益处的产品征税。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不仅对个人或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无益，而且往往会造成较大的外部负效应而不用或少用这些产品，人们就会节省钱用来购买别的商品，提高其生活水平。但政府不能直接限制人们消费这类物品，只有通过征重税来控制[2]。这就是消费税的“寓禁于征”，也是消费税法对经济的重要调控手段。
2、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功能。消费税法通过对有害环境或资源消耗较大的物品开征消费税，增加消费成本，引导人们调整消费方向，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和对资源的消耗。因此，有人称消费税为“绿色税收”。
3、对收入分配的平衡功能。收人分配的不平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收人差距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反差过大，会引发偷盗、抢劫、谋杀甚至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因此，国家需要对国民收人的分配进行适当调节以达到矛盾双方均能接受的平衡状态。消费税法平衡收人分配主要体现在对奢侈品和非生活必需品的课征上。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中将消费品分为两类：必需品和奢侈品。他认为，对生活必需品征税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工资的提高，因此，对生活必需品征税会产生同劳动工资税同样的结果-扭曲市场价格机制。对奢侈品征税不同于生活必需品。虽然对奢侈品课税也会引起价格升高，但并不一定导致工资的增加。因为这类商品价格的上涨，一般不会减少下层阶级的家庭消费能力。相反，有利于调节社会贫富不同阶层的收人分配不均状况[3]。消费税法将奢侈品列入征税范围，体现的不是像对不良消费行为一样的“寓禁于征”，它除了限制过度的奢侈消费外，是要让享用者以牺牲部分财产为代价。而在潜伏着不平等危机的社会中，富有者在满足奢侈消费的同时，缴纳一定的税，也是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选择。消费税法据此调整着社会的收人分配。
三、结论。综上所述，消费税有一定的经济调节功能，并在矫正不良消费行为、保护环境资源、平衡收人分配等方面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对我们认识清和发挥好消费税的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税法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社会控制的特征篇8
【关键词】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管理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基金管理。近几年来社保基金总量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社保基金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由于制度缺失、执行不严、监督不力等原因，近几年发生了上海社保基金案、黑龙江阿城社保基金案、四川青神社保基金案等，违规问题时有发生。从全国社保基金案违规单位分析，问题涉及管理社保基金的各个环节。从而说明基金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仍未建立。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提高社保财务管理水平，确保社保基金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基金运作的规范性是社会保障工作者新时期的长期任务。
一、广东省蕉岭县社保基金现状
蕉岭县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制度始于1987年12月，从改革之初的基本养老保险单险种到目前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6大险种，参保人员分别为21423、20551、
15799、15799、11899、25933人，离退休人员5417人。2008年累计收缴社会保险基金9706万元，支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5684万元，累计结余社保基金14316万元，有效保障了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了蕉岭县社会稳定。
蕉岭县社保基金管理模式，在2007年7月以前，地税是根据经办机构提供数据统一征收社保费、财政部门管理，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发放和支出。2007年8月，蕉岭县作为广东省的社保基金改革试点县，率先开展地税全责征收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后承担社会费征收环节的全部职能，负责社保费的缴费登记、征收、检查、催报、清欠、处罚。由于征收主体由地税征收到地税全责征收的转变，一年来面对不少问题，经过地税、财政、社保不断协调沟通努力，使社保基金征收主体做到平稳过渡，社保基金做到应收尽收，2008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社保征收任务。由于征收主体的变更和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保形势，对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认为，新时期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应渗透到社保基金运行各环节，全方位管理才能更好地确保基金安全、保值增值。
二、主要做法
（一）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根据《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会计核算暂行办法》进行核算。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实施财政专户分类管理，按不同险种的统筹范围，分别建立财政专户，单独核算，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地税全责征收社保基金后，地税取消社保基金过渡户。根据梅市预字文件精神在国库开设蕉岭县社保基金专户负责接收地税征收社保费，该专户作为社保基金待解户管理。账务处理：第一，月末凭国库、财政、地税三家对账数据由地税提供各险种税票和征收明细汇总表，借：银行存款贷：暂收款（暂收款按险种和基本养老保险市级统筹来设明细账）。第二，次月初按地税提供征收明细汇总表按险种上解到国有商业银行各财政专户，待解户借：暂收款贷：银行存款，各财政专户借：银行存款贷：保费收入。第三，重征退费问题，参保人向地税提出申请，由地税、社保盖章后财政部门凭申请表从待解户退费，待解户借：暂收款贷：银行存款。
（二）用社保基金预算管理来构建“财政监管”机制
2007年末，财政部门认真组织2008年社保基金预算编制，坚持规范性、可靠性、政策性、平衡性、专用性原则，对编制部门明确编制范围、编制项目、编制方法和职责。按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和结余规定全部纳入社保基金预算管理，严格执行与年度财政预算相同的“两上两下”程序，来编制预算草案，经县政府审批同意，财政局用文件的形式正式批复下达给地税、社保经办机构执行。财政部门由于有了社保基金预算这把“尚方宝剑”，使财政控管有指标。此举实施强化了财政部门监管的严肃性。管理起来心中不再是“一团乱麻”，而是底气十足，依“法”办事。通过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专户专人专账管理。
（三）规范操作，扎实推进内控制度建设
从全国社保基金案分析涉案单位包括基金管理所有环节，因此财政部门充分认识到，只有切实加强社保基金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工作，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基金的安全，这也是规范经办、管理业务，保证社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举措，更是经办、管理人员的“自我保护网”。
另外，根据社保基金财政专户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特点，从组织机构控制、业务运行控制、基金财务控制和信息系统控制等方面，及时、系统地制定内控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着力规范经办业务工作，完善基金财务管理，优化操作流程。将内控要求和办法嵌于业务操作流程之中。建立岗位之间、业务环节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明确岗位职责，建立责任追究和奖励制度，确保内控机制的有效运行，切实提高了基金安全管理水平。同时，还重视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坚持定期和不定期对经办、管理业务各环节进行内部检查，并严肃处理违反内控制度的机构和责任人。
（四）坚持社保征管联席会议制度
多年来财政部门把召开社保征管联席会议作为一个沟通地税和社保部门的桥梁，坚持定期和不定期召开社保联席会议，解决社保基金征收、待遇发放、群众上访、历史遗留等社保问题。
（五）坚持对账制度
财政部门是社保基金管理的主体。多年来始终坚持建立和完善每月一次与社保、经办机构、地税部门、国库、商业银行的对账制度，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处理，防止基金被挪用或流失。
（六）确保基金保值增值
按照财政部《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规定，社保基金结余除国家规定预留的支付费用外，全部用于购买国家发行的特种定向债券和其它种类的国家债券。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基金结余进行其它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增值方式主要是靠定期存款，而国家从2000年以后不再发行针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特种债券。为保基金增值蕉岭县财政部门只能在选择存期上做文章：认真研究国家金融货币政策，与各银行管理层多沟通交流座谈，认真测算，及时作出计划，根据多方面信息来选择存期，在国家政策宏观调控抑制通胀不断上调利率时本县多选择定期一年。在国家开始执行宽松金融货币风向标之初，本县选择定期三年。2009年通过认真分析国家金融货币政策，在利息最高时果断决策把到期定期一年大部分基金选择转存三年，做到使社保基金收益最大化。
（七）强化教育，树立自觉维护基金安全的责任意识
多年来通过对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管理人员开展遵纪守法特别是遵守基金法规政策的教育，并作为廉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常抓不懈，形成学习相关法规、政策、纪律的制度，运用维护基金安全的正面典型进行示范教育，利用违反基金纪律的案件进行警示教育，使干部职工充分认识严格执行基金法规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法纪观念，牢固树立基金是社会保障的生命线、基金纪律是“高压线”的意识，自觉执行各项基金法规政策，遵守基金纪律，维护基金安全，克服麻痹、松懈的思想。
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金管理手段较为落后，协调难度加大
由于社保基金从征缴、管理到发放，涉及劳动保障、财政、地税、金融等多个部门及多个环节，有关法规政策还不够完善，管理协调难度加大。在基金多部门管理体制下，存在着财政、社保经办机构、税务信息不能共享；基金收、支、管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不够顺畅等问题。
（二）信息化建设滞后，监管效率不高
首先，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通用性强的社会保障信息化操作系统，致使社保、地税、财政等部门之间有关财务数据、信息传递缓慢；各部门之间的对账制度尚未有效地建立起来，因而常常会出现同样一个数据，三家差别较大，甚至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也无法及时、准确地打印公布。
其次，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养老保险基金统一监管的信息库，有关计算机软件十分缺乏，现行使用的软件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加上社会保障体系涵盖的内容广泛，如果不及时调整监管战略，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势必会影响养老基金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社保基金投资渠道单一，收益率较低，导致社保基金收支失衡
当前社保基金的增长方式受到局限，仅仅限于存款与购买国债，虽然保证了社保基金的安全，却不能很好的实现其增值，这样随着现收现付制向个人账户制的转变，漏洞会越来越大，如果政府补贴不够，就只能用新一代人的钱养上一代的人，进一步扩大社保基金空洞。
四、完善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管理的对策
（一）完善政策法规
结合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审计署等部门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和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征缴管理的政策法规体系，规范资金的征缴、管理、支付、运营等行为。
（二）加速信息化建设，实现科学高效社保基金财政管理
加强信息化建设。坚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网络互联、信息共享”的原则，按照软件统一、硬件设备配置要求统一、网络之间接口统一、数据传递方式统一的要求，建立社会保险费征收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和劳动保障、经办机构、地税、银行、财政和社区的计算机联网，将社会保险费的登记、缴纳、记录、核算、支付、对账及查询服务等功能纳入计算机管理，实施社会保险“一卡通”，实现“同人(企)、同城、同库、同卡”。当前，要重点加强地税部门征收信息化建设，解决好劳动、地税、财政等部门间相关信息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数据共享，保证征收数据资料及时准确传递，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三）积极探索社会保险基金增值的有效途径
澳大利亚在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方面的实践证明，只要管理规范，科学运营，是能够实现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我们应积极探索社会保险基金增值的有效途径，吸取原来的教训，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积极稳妥地进行投资运营。根据澳大利亚的做法，制约风险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分散风险，即“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可采取投资的多样性。既不要为了追求过高的收益而冒最大的风险，也不要为了安全而不顾收益。
【参考文献】
[1]财政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与财政的可持续性.社保财政与实践.2008年第2辑.
[2]范军，崔浩.广东省社保基金运营监管立法调研报告.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网2008－12－28.
[3]王广才，宋少南，杨锋.让社保预算成为“尚方宝剑”.中国财经报，2008-05
社会控制的特征篇9
关键词：法人治理结构；“民有资本民营”；“民有资本官营”；民有资本战略投资者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051-07
目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呈现“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省级联社组建以省为单位统一法人的改革趋向将强化这一特征，导致背离改革的最终目标――增强农村信用社的支农服务功能。本文拟分析“民有资本官营”特征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危害，提出激励农村信用社引进民有资本的战略投资者，破解“民有资本官营”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当前改革中，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呈现“民有资本官营”特征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始于2003年，其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谁出资、谁管理、出了问题谁负责”的问题，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因此，分析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应从研究“谁出资”问题开始，即从农村信用社的资本性质开始(李维安，2002)。
(一)农村信用社的资本是民有资本，法人治理结构应体现“民有资本民营”要求
本轮改革后，农村信用社的资本有三个来源，分别是股本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扶持资金。
农村信用社的股本金主要来源于规范的老股金和增资扩股的新股金。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农村信用社在规范老股金和增资扩股新股金的过程中，不得吸收存款化股金、贷款化股金、非货币形式股金、财政性资金人股，确保股金来源真实合规，并充分提示入股风险。同时，中央银行会同银监会借助专项票据发行兑付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规范老股金和增资扩股合规性、真实性进行现场、非现场的多层次考核。前者从政策规定层面，后者从政策操作层面，保证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后的股金(特别是严禁财政性资金入股)全部是民有性质的资金，其资本全部是民有资本。
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主要是帮助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对其长期执行支农政策造成的政策性亏损进行补偿，支持其扩大涉农金融服务。地方政府向农村信用社提供支持，主要是因为改革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农村信用社是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尽管提供了支持，但并未持有农村信用社的股权，也不是要成为农村信用社的债权人。
综上所述，改革后，农村信用社的资本是民有资本。按照法人治理的基本原理，农村信用社的广大股东是所有者，应该借助股权建立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组织架构，选聘以主任为核心的高级管理层，行使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权。因此，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应体现“民有资本民营”要求。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省级联社是由辖内农村信用社人股组建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既然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全部是民有资本，由其入股组建的省级联社的资本必然也是民有资本。虽然在省级联社的建立过程中，省级政府也给予了一定数量的资金支持，但并未持有省级联社的股权。体现的是对省级联社发展的扶持，并不影响省级联社资本的民有性质。按照法人治理的基本原理，省级联社的法人治理结构也应体现“民有资本民营”的要求(穆争社，2006)。
(二)当前改革中，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呈现“民有资本官营”特征
1 “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的表现
当前改革中，农村信用社及其省级联社法人治理结构的特征是“民有资本官营”，并且自省级联社向农村信用社传递。主要表现为：
一是省级联社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主任、副主任等主要高级管理人员，是由省级政府按照厅级、副厅级干部的选拔程序和标准行政程序任命产生。据调查，上述人员一般是由省级政府完成选拔程序后，再向省级联社的社员大会、理事会提出候选人名单，按照等额选举、选聘的方式，经选举、选聘产生。因此，上述人员实质上是行政任命产生的，只不过借助社员大会、理事会完成了选聘的法律程序。农村信用社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主任、副主任、监事长等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也基本上由省级联社按照处级或科级干部的选拔标准，比照上述程序产生，实质上也是由行政任命产生。
二是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任用和调动权，在一定程度上也由省级联社控制。据调查，省级联社一般通过组织考试录用、招聘员工的方式控制辖内农村信用社的人事权。辖内县(市)农村信用社领导干部的异地交流、省级联社人员到基层农村信用社的交流任职等，也是行政任命的表现形式。
三是省级联社拥有对农村信用社人员的行政处分权，并且在财务权、信贷权等方面予以严格约束，实际上控制着农村信用社具体的经营活动。
上述分析表明，农村信用社及其省级联社的高级管理人员实质上是行政任命产生的，是省级政府意志的代表者，是政府官员的化身，因而其经营管理权实际掌握在省级政府的手中，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是由政府官员来经营的，导致其法人治理结构呈现“民有资本官营”特征。
2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呈现“逆向治理”特征
理论上，农村信用社作为省级联社的股东，本应该由其通过社员大会、理事会选举产生省级联社的高级管理人员，但现实却相反，农村信用社的高级管理人员实质上由省级联社行政任命，即“仆人”(省级联社)和“主人”(农村信用社)的关系被颠倒了，本应是“主人”选择“仆人”但却变成了“仆人”选择“主人”，从而使县(市)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呈现“逆向治理”特征(孜克・买买提，2005)。
二、“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的成因及其产生的后果
(一)“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的成因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改革后，省级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农村信用社依法管理，不干预农村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但在实践中却演变成了对其的行政管理，导致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呈现“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省级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行政干预)是从省级联社开始并由其贯彻执行的(穆争社，2007)。
1 省级政府全面承担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为其进行行政管理创造了条件
按照权责对称原则，省级政府在承担辖内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处置责任的同时，必然要实施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省级政府在向省级联社授权管理辖内农村信用社的同时，为了减轻自身的管理责任，对省级联社实行了严格的考核。省级联社本着对省级政府和自己负责的原则，必然会对辖内农村信用社实施更加全面、细致的管理。在此过程中，与依法管理相比，行政管理操作简便，对管理者的素质要
求不高，同时也有助于增强管理者的权威性，有利于权力寻租，因而省级联社更倾向于行政管理。再加之非对称信息的原因，难以区分行政管理和依法管理，从而使行政管理往往以依法管理的形式表现出来，使省级政府和省级联社对农村信用社的依法管理演变为行政管理。如目前农村信用社实施的大额贷款发放报备制度，在实践中已演化为省级联社的行政审批制，就是明证。
2 省级政府谋求控制尽可能多的金融资源，是行政管理辖内农村信用社的巨大诱因
目前，省级政府已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下，省级政府总是力图控制更多的金融资源以发展当地经济，农村信用社必然成为省级政府力图控制的对象。而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政府负责，为其行政干预、控制农村信用社创造了条件，使省级政府行政干预农村信用社成为必然。
3 省级政府和省级联社依法管理农村信用社的能力较低
改革后，省级政府将全面承担辖内农村信用社的风险处置责任。由于省级政府和省级联社缺乏依法管理农村信用社的经验，惟恐因管理疏漏而承担过多的风险处置责任，因此，往往会深入农村信用社内部，对其管得过细、过紧、过死，干预其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导致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实际上采取的是行政命令方式。
4 农村信用社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抵御外部强权侵人的能力弱
目前，农村信用社虽然完成了规范老股金和增资扩股工作，产权关系初步明晰，但股权高度分散，且股东主体是农民，股东缺乏行使权力的积极性和能力，难以借助股权，依靠“三会”推动法人治理结构良性运行，实现自我治理，从而缺乏抵御外部强权侵入的能力。这是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呈现“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的主要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目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呈现“民有资本官营”特征，虽然在法律意义上，农村信用社是独立的法人，但事实上已成为省级联社的分支机构。据了解，绝大多数省级联社的改革趋向是组建以省为单位的法人，就是要消除上述法律障碍，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其分支机构，进一步强化“民有资本官营”特征。
(二)“民有资本官营”特征产生的后果
“民有资本官营”特征导致的后果就是农村信用社事实上成为省级联社的分支机构，而组建以省为法人单位的改革趋向，就是强化“民有资本官营”特征，完全消灭农村信用社的县(市)法人地位。产生的后果具体如下：
1 不尊重农村信用社产权，不利于建立商业化可持续发展机制
一是践踏和剥夺股东权力，不尊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具体表现为：省级联社的高级管理人员由省级政府行政任命，社员大会、理事会成了形式，仅仅履行其高级管理人员产生的法律程序，剥夺了县(市)农村信用社作为股东的权利。同时，县(市)农村信用社的高级管理人员本应由股东选举产生，但实质上却由省级联社行政任命，剥夺了农村信用社股东的权利。从而使民有资本的经营权实际上掌握在省级政府手中，成为省级政府实现其利益目标的工具。
二是不利于农村信用社建立商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民有资本官营”特征形成后，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及其掌握的金融资源成为省级政府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其高级管理人员成为政府意志的代言人，使股东原本借助于投票权，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决定农村信用社经营方向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机制消失了，从而难以实现股金的价值增值，也就是说股东无法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监督者，通过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激励约束经营者发挥最大潜能，实现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
2 农村信用社丧失比较优势，不利于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在相当长时期内农村资金需求的基本特点是小额、分散。这决定了向其供给资金的应该是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目前，以县(市)为法人单位的农村信用社规模相对较小，分支机构遍布广大农村，而且由于长期经营农村金融业务，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具有人缘、血缘、地缘优势，有利于降低信息搜寻的成本和发放贷款的成本。这说明，经营农村金融业务是农村信用社的比较优势。强化“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的直接结果，就是将农村信用社做大，这将会使农村信用社丧失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
一是省级联社的行政化管理进一步增强，基层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自丧失。省级联社能轻易借助其行政权力，抽调基层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积少成多，变成大额资金，投资于非农的大项目。满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要求。
二是农村信用社成为省级联社的分支机构后，虽然仍然可能遍布广大农村，但已丧失经营自，无法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变化的特点，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创新金融产品，与此同时，掌握农村信用社经营权的省级联社又远离农村，难以及时了解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难以引导基层农村信用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
三是省辖内的农村信用社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规模迅速扩大，实力显著增强，其他新生的农村金融机构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农村信用社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缺乏创新支农金融产品的市场压力。
综合上述分析，强化“民有资本官营”特征后，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将易于偏离增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方向，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新型抽水机。
鉴于强化“民有资本官营”特征会导致上述后果，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省级联社组建以省为法人单位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的改革趋向，弱化“民有资本官营”特征，但可提倡和鼓励组建以地(市)为法人单位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笔者认为，无论是组建以省为法人单位还是组建以地(市)为法人单位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其结果都是农村信用社县(市)法人地位消失，成为其分支机构，将农村信用社的规模做大。同时，组建地(市)农村商业(合作)银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省级联社行政任命高级管理人员，控制其经营权的过程。因此，组建以地(市)为法人单位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也是在强化“民有资本官营”特征，其后果如同上述分析。
三、破解“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的基本原则和思路
前文分析表明，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民有资本官营”特征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村信用社股权高度分散，股东主体是农民，难以内生抵御外部行政干预的机制是主要因素。因此，破解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的基本原则是：适当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股权集中度和股东素质，营造内生良好法人治理结构的产权基础。具体思路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在解决股权高度分散问题的同时，发挥战略投资者具有较高管理能力的优势，内生推动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有效运行的机制。
(一)破解的基本原则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政府负责，建立新型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体制后，省级政府授权省级联社履行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的行业管理职能。总体看，近年来，省级联社在履行行业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但也存在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重管理、轻服务，管理的行政化色彩十分浓厚，存在严重的越位、串位、不到位问题。集中体现在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上就是“民有资本官营”特征。因此，破解“民有资本官营”特征并不
是要回归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取消省级联社，省级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重新上收中央政府，而是要强化省级联社的服务功能，弱化其管理职能。
同时，如前文分析，“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的形成既有省级政府通过省级联社借助强权深入的因素，也与农村信用社股权结构分散、股东主体素质低下，难以形成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运作机制，抵御强权侵入的能力不足有关，而且后者是主要原因。从省级政府的利益目标分析，其存在借助强权控制农村信用社经营活动的强大冲动，特别是在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政府负责，省级政府全面承担农村信用社风险处置责任的情况下，组建以省为法人单位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的强烈冲动就是充分证明。因此，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特征回归“民有资本民营”，不能企求省级政府通过省级联社自觉自愿地采取相关行为，而只能通过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股权集中度和股东素质，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内生抵御省级政府通过省级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的机制。同时，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将农村信用社纳入存款保险体系，解除省级政府承担的农村信用社风险处置责任，降低省级政府强权深入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的动力。
(二)破解的思路
按照上述分析，破解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民有资本官营”特征的基本原则，就是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股权集中度和股东素质，增强农村信用社的自我管理能力，内生抵御省级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的机制。根据上述基本原则，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使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特征回归“民有资本民营”的基本思路。
战略投资者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资本实力雄厚；二是管理经验丰富、管理能力较高。前一个特征决定了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可以迅速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股权集中度，使战略投资者成为农村信用社的大股东，通过庞大的股本金将战略投资者的利益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增强战略投资者借助股权行使股东权力的积极性，消除股权高度分散所产生的股东行使权力、关心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后一个特征决定了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因为战略投资者管理经验丰富、管理能力较高，农村信用社股东素质将显著提高；战略投资者可借助其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参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推动农村信用社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增强独立性。总之，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因为股权集中度提高、股东素质改善，解决了股东行使权力的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使战略投资者能够借助股权，参与管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推动其有效运行；同时，增强了抵御省级联社实施行政管理的能力和积极性。
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为了彻底杜绝地方政府的强权渗入，应该对战略投资者的资本性质和地域范围有所限制。鼓励真正意义上的省外和境外民有资本所有者作为战略投资者投资入股农村信用社，以确保民有资本所有者完全掌握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控制权，增强其抵御地方政府强权渗入的积极性和能力。但从目前的实践看，对农村信用社实施兼并重组的金融机构基本上是国内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和经营状况较好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控股的，即使像农村商业(合作)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其资本虽然是民有资本，但其经营控制权事实上已掌握在省级联社的手中。如引入上述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由于其自身的经营活动已受到地方政府操纵，地方政府必然会通过其延伸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农村信用社仍将难以摆脱省级政府通过省级联社对其的控制。地方政府控股的企业成为战略投资者也会带来同样的问题。因为，当其成为农村信用社的战略投资者时，地方政府同样可以借助其对农村信用社的股权，间接实现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因此，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农村信用社应该尽可能选择国内外省(市)和境外的民营企业、金融机构，以更好切断地方政府行政控制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基础和地域环境因素。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激励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
按照前文的分析，引进战略投资者可有效破解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民有资本官营”特征，促其回归“民有资本民营”特征，但同时也会触动有关利益方的利益而受到抵制，因此需要对其给予利益补偿，实现平稳引入。笔者认为，可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激励农村信用社引进民有资本的战略投资者。
(一)激励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
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虽然有助于破解其法人治理结构的“民有资本官营”特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但与此同时也会给现有高级管理人员带来不利影响，如强化约束机制，权力被削弱，甚至调离管理职位、下岗失业等，对有些职工也会造成就业震荡；还会缩小省级联社的权力空间、省级政府对农村信用社金融资源的控制力。而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又多是由省级联社和农村信用社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决策，并通过他们实施操作的。因此，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农村信用社高级管理人员、省级联社等利益相关方以激励，确保其支持此项工作。
明确对经营状况较差的农村信用社实施市场退出政策，并逐步落实到位，有利于激励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由于农村信用社实施市场退出后，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和权力将随之消失，高级管理人员在市场退出压力下，将会力争确保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经营，在高级管理人员自身管理资源不足、管理能力低下的条件下，有积极性引入外部管理资源，即引进战略投资者。从省级联社角度分析，若辖内经营状况较差的农村信用社被实施市场退出，其将要参与风险处置、清算等工作，承担一定的费用，因此，也不希望经营状况较差的农村信用社被实施市场退出，故有积极性帮助其引进战略投资者。
即使没有市场退出压力，为了维持经营状况较差农村信用社的生存，省级联社也需要不断采取措施，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可持续经营。因此，省级联社也急于帮助其引进战略投资者，尽快提高其管理水平，以减轻自身对这些农村信用社所承担的责任。当然，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同时，也意味着省级联社对这些农村信用社的控制力被削弱了，甚至丧失了，需要其平衡决策。
上述分析表明，经营状况较差的农村信用社最有积极性引进战略投资者，省级联社也有动力帮助其促成此事。
(二)激励战略投资者兼并重组农村信用社
战略投资者兼并重组农村信用社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其资本的价值增值。从上述分析来看，最有积极性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是经营状况较差的农村信用社，但这些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差、历史包袱沉重，成为战略投资者兼并重组的障碍。因此，应采取资金支持政策，帮助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提高战略投资者兼并重组农村信用社的积极性。
化解历史包袱的资金支持数量的确定要坚持主动、可控、正向激励的原则，有利于促进兼并重组。具体数量取决于战略投资者、农村信用社与提供资金支持主体之间的博弈(拉丰，2002)。在博弈中，战略投资者、农村信用社是利益共同体，且是信息优势方，为了防范其道德风险行为，提供资金支持的主体可选择以前特定年度已锁定的财务数据作为确定资金支持额度的基数；同时，以涉农贷款比例的高低，
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分类，按照正向激励原则确定对其的资金支持比例。这样，既有利于防范资金支持博弈中的道德风险，又加大了对涉农贷款比例较高的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支持比例，有利于引导农村信用社扩大涉农金融服务，激励战略投资者加快对农村信用社实施兼并重组。需要明确的是，兼并重组完成后形成的新增亏损，国家不再予以承担，以强化约束，防止兼并重组后的农村信用社转嫁经营风险。
当然，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增加对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支持数量。如只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均可适当给予其资金支持。这样不仅有助于加快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速度。而且有助于激励经营状况较好的农村信用社也加入引进战略投资者行列，扩大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农村信用社数量。
与经营状况较差的农村信用社相比，经营状况较好的农村信用社不存在生存压力，同时，省级联社也不愿放弃对其的控制权，因而，经营状况较好的农村信用社和省级联社均缺乏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积极性。在对经营状况较好的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给予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即使省级联社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对其引进战略投资者加以阻扰，经营状况较好的农村信用社为了自身利益也有动力加以抗争。何况，因为有了资金支持政策的激励，省级联社也可能会转变为支持的态度。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投资者就更有积极性对其进行兼并重组了。
五、结论
社会控制的特征篇10
[关键词]差序治理；征地拆迁；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6-0115-05
一、问题提出
在工业化、城市化及大型公共工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征地拆迁过程的冲突现象尤为凸显，甚至成为集体上访、等危及社会稳定的导火索；据统计，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事件是因为土地问题，其中由征用农民土地而引起的高达60%以上。[1]近年来，征地拆迁的冲突呈现“反复化”、“长期化”、“对抗化”趋势，比如多年前已经解决的征地冲突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导致失地农民要求再次分配土地收益，或其他原因引发上访、对抗等。这些背景激发本文关注征地拆迁冲突形成的深层源由及冲突化解的治理机制。
当前学者们建立的冲突化解机制有很多，基本观点包括：（1）法团化机制。法团化是增加失地农民及各方主体释放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机会，以参与、合作、协商、共识等治理方式消解冲突。陈树青用“利益—制度—权力（权利）”分析政府和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行动逻辑，得出以合作主义的法团化组织实现政府与农民利益的有效沟通。[2]（2）合作化机制。折晓叶则认为弱势农民在冲突化解时采用“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的韧武器，即以合作求参与、以合作求保障，将抵制行动嵌入在合作组织结构之内实现利益诉求。[3]（3）治理机制。公共行政学者对冲突化解机制也做了较多探讨，如“协商民主”[4]、“嵌入性治理”[5]、多中心治理[6]、联合治理等。[7]比较而言，“协同治理”、“合作治理”是备受推崇的分析框架，两者都强调面对利益诉求多元化、民主参与意识增强时，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之间应该协同处理冲突[8]；或者，政府以及社会自治型组织之间在自主负责、合作分担治理责任的基础上达成利益平衡及优化。[9]
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观察冲突化解机制，但主要运用西方流行理论予以解读或构建。法团主义、协商民主、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及合作治理的制度基础是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与我国现实情况差异甚大。[10]并且，这些标签都过度强调民间自治行为的作用，忽视了政社互动及其结构与行为，进而无法准确观察和归纳当前中国出现的治理机制。为此，本文期望以征地拆迁为例探究：政府在冲突化解时构建了什么治理机制？治理机制的结构和行为呈现何种状态？治理机制的学理基础是什么？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归纳法，资料来源于笔者对四川省Y县二滩水电站征地拆迁案例的深度调查。该案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对抗延续至今，为此政府于2007年开始构建新型冲突化解机制；由于案例具有较长的历时性，这有助于我们剖析冲突根源、反思传统控制机制和提炼新型治理模式。本文拟从典型案例的实证资料出发，以“结构—行为—功能”框架梳理和比较不同时期冲突化解的治理机制，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下审视新型治理模式的理论渊源。
二、案例描述
（一）冲突表现
二滩水电站建设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公共水电项目。该项目使得Y县大面积的良田被淹，也产生了大规模的“非自愿”移民。为此，Y县针对电站建设的征地拆迁实施“三步走”计划：1993年12月前完成土地征收、实物测算及一期安置等保证大坝围堰截流，1998年4月前实现水库淹没区移民和各种专项设施的搬迁安置等保证电站如期下闸蓄水，1998年至2007年实施移民生产生活后续扶持工作等增强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征地拆迁过程呈现出冲突复杂且交织的状态。第一，冲突形式多元化。移民初期普遍使用拒绝搬迁等非正面冲突的“韧武器”对待，并且会创造方言、顺口溜及歌谣等通俗易懂的话语渲染气氛；随之，移民面对政府强硬措施时较多通过越级上访、集体上访、扰乱秩序等激烈争权运动。第二，冲突历时长期化。可以说，电站征地拆迁过程为冲突提供了完整的时间脉络，甚至后续扶持期结束时冲突依然在延续。第三，冲突问题反复化。我们观察到，征地拆迁初期已经妥善解决的移民冲突仍然可能在多年后出现，特别是随着外部经济环境所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
整体来看，冲突根源集中在权利保障的三个方面：首先，自由参与市场议价的权利受损，导致补偿费用数量及类别不尽合理。比如，移民期望补偿费用不仅仅涵盖搬迁成本和安置成本，还应该补齐重新恢复至现阶段生活水平的成本。其次，平等参与政策过程的权利被夺，使得移民对地方政府持不信任态度以致加剧冲突程度。更深层次的是，充分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缺失，使得移民搬迁之后的生产生活产生困难及严重的失落感。
（二）冲突缓解
政府受极权主义范式影响自觉选用线性控制方式化解冲突。线性控制是在总体性社会里，以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绝对垄断的暴力机器和官僚层级的行政机构为基础，实施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维持稳定的运行方式。[11]因此，面对征地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大”的境遇时，Y县移民委无意识地根据体制的路径依赖和低度发展的外部环境选择线性控制回应冲突诉求，即县移民委乡镇移民办村支两委移民。从当时的结果来看，政府运用线性控制方式缓解了冲突，使得二滩水电站建设按期进行。
“做工作”是线性控制下基层政府化解冲突的最重要策略。当前“做工作”不再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多种技术工具的系统结合。第一，强调国家为民服务、盛赞移民奉献精神。第二，重点劝解移民领袖。第三，满足部分冲突诉求。
“检查组”是线性控制下上级政府辅助化解冲突的技术工具。官僚行政的弊病是人格化因素嵌入，导致命令运行时变异。为此，上级政府不得不设计监督机制和巡查手段，即相关部门联合的检查组。因为检查组拥有权力优势而不用直接面对压力，使其自如地采用更加亲民、柔和的工作策略，比如座谈、走访、对话等非控制的协调方法。这种权力技术能够防止基层政府采取“选择性应付”[12]，保证政策落实。
（三）冲突叠加
线性控制的权宜性引发冲突叠加，具体表现为两种叠加逻辑。第一，非征地拆迁问题可以重新诱发移民的原有冲突，使得冲突更加复杂化，加大化解冲突的技术难度。第二，随着移民的权利意识觉醒和生活压力陡增，自由参与市场、平等参与决策与充分享有福利等诉求会产生阶梯型挺进效应，导致冲突紧张倍增式叠加。
线性控制对权利诉求的哈贝马斯式“系统压制”使得冲突数量渐渐增加。根据Y县上访记录统计来看征地拆迁的后续扶持期增长较快，从1999年到2006年全县平均每年调解移民纠纷100余起、占总量的50%，2007年到2010年县部门的来信来访中涉及库区移民的占70%左右。同时，县移民办在2007年成立“接待室”专门回应冲突，但始料未及的是该期间还发生了移民聚集到政府静坐、堵塞交通要道等激烈的对抗。
遇难则变，当线性控制化解失灵时，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型，即从“控制”视角转向“治理”范式，赋予移民参与权，通过合作、协商路径寻求共识。
三、政府回应：差序治理
为接待和解决移民上访问题，2007年6月18日，Y县移民办成立接待室。事实上，冲突叠加表明行政命令和市场竞争无法独立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难以协调多种利益走向共识。接待室采用的治理方式则作为控制的竞争性方案应运而生。
（一）中心—的关联结构
治理要求更多主体类型参与冲突化解过程。线性控制的内部结构具有高度同质性，且上下级主体之间以权力关系连接，难以出现不同声音的有力表达。正是如此，移民的权利诉求只能通过冲突性渠道表达，并且线性控制忽视权利的处理方式也无法令移民心服口服，这又将导致冲突叠加。治理与控制截然不同，前者更加强调主体多元化状态下的合作共事，其主体甚至超越了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范畴，移民代表、民间组织、企业、新闻媒体等顺理成章进入到治理结构之中。因此，本案例在治理范式下的参与主体包括地方党委政府、二滩水电开发公司、村支两委、移民代表、民间组织等。但是，治理体系内部的主体之间呈现什么结构？是杂乱无章，平等的方式，还是具有特定结构呢？
从控制转向治理，既是移民运用冲突对抗的结果，也是政府在意识到环境变化的主动变革。对于政府而言，理性逻辑约束其实施渐进式改革，且尽可能地保留原有势力。因此，路径依赖和初始条件共同决定了党政线性结构的核心地位。事实上，2007年Y县移民委办公室的成立就是政府主动回应的结果，并以此在2010年开始推行不同于线性的多元化网状式治理结构。办公室作为政府代言人联络社会主体，扮演着中央信息协调的平台作用。其职责包括，受理上级交办的移民问题、指导下级开展工作、处理移民的上访诉求以及组织协调处理辖区内问题。
社会力量壮大迫使政府给予一定的治理空间，社会参与也符合政府主导型改革逻辑。面对冲突叠加的危机，政府创建治理结构时主动地广泛吸纳相关主体参与，包括二滩水电公司、村支两委及移民代表等社会主体。其中，二滩水电公司作为国有性质的征地使用受益方，不断地为地区发展提供能源和冲突化解提供财力支持；村支两委无论在征地拆迁还是冲突化解中都是最为关键的枢纽节点，为政府、企业与移民搭建接触链条；移民代表或群众移民搬迁委员会是有诉求移民选举出来的利益代言人，在此系统中具有一定的独立主体性，与强势的政府、企业开展对话协商。
全景观察，政府以接待室为协调平台搭建了囊括党政、社会主体及公众个体的多元治理系统，呈现出党政中心、社会的圈状结构，其中村支两委及部分人民团体起着跨界整合的枢纽转换作用。
（二）命令—协商的互动行为
结构与行为有相关性，但没有因果关系。治理方式依然存在惯性，线性控制的行政命令逻辑继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社会自治逻辑随着社会主体的进入随之渗透。毫无疑问，行政主导扮演着极其关键作用，社会自治得以进入治理体系是其有助于增强行政主导的效能。可以说，治理为行政主导与社会自治有机结合提供了运行框架。
党政主体与拥有行政因素主体之间通常以命令方式参与治理。从结构来看，治理核心层以党政和国企为主，其内部及相互间已经形成了传统行政命令运行逻辑。官僚行政机构对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逻辑有相当程度的默契和认同，所以命令是最有力度和效度去推动相关主体在治理结构中扮演对应角色。党政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权力逻辑尤其强烈，而党政与国企、村支两委之间的权力强度有所降低，但也只有技术层面的有限协商。所以，权力支撑下的命令式方法在治理体系核心层占据主导作用。
社会自治力量不会完全受制于权力逻辑，其自主性的协商逻辑得以施展。社会主体的参与环节集中在层面，与村支两委、人民团体之间有紧密联系。值得注意，上述两种组织扮演枢纽型作用，俨然是一种两栖结构（既具备部分政府特征也具有部分社会组织特征，嵌入在两个系统），在治理方式运用中也扮演着串联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之上，Y县自发形成的移民搬迁委员会、专业合作社、移民代表等社会主体就能够通过村支两委有效表达权利诉求，并可以运用合作、协商的方式参与到治理体系之中。反过来看，社会自治逻辑的确有利于强化行政主导的效果，因为政府通过两栖结构疏通了与移民个体、移民团体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使政府不再直接面对分散化的个体，提升了冲突化解的成本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有限度地保障移民权利。
Y县构建的这种治理结构保证了命令与协商逻辑得以无缝融合。其中，村支两委和人民团体的两栖身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两种逻辑在治理体系中不是自觉发挥作用，命令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位势，准确地说，协商逻辑实现了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嵌入。
（三）差序治理的内涵
站在整体性观察的角度，Y县到底实施了什么样的治理体系？相对于线性控制而言，接待室作为党委政府的载体，吸纳了多元主体参与、运用多种逻辑化解冲突。第一步，根据结构行为特征确定Y县的做法符合治理特征。治理主体及权威来源呈现多元状态，而不是一定来源于公共机构；治理的权力运行向度是上下互动呈现出自治、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等多维逻辑，而不是自上而下用政治权威、发号施令等命令式逻辑。第二步，根据结构行为特征进一步确定治理体系的典型属性，它并不是典型的西方治理，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序治理”，为此对Y县治理体系的解读及概念化如图1。
图1差序治理体系的结构与行为“差序治理”概念得益于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启示。中国社会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这个网络像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13]Y县构建的治理体系又何尝不是呢？党委政府是中心，依据权力控制力度逐渐推演而开，形成了社会主体、公众个体的。差序格局同时决定了人们交往行为时要差别，对待亲人、邻居是不同的；类似地，Y县治理体系的运行方式也有自身逻辑，党委政府灵活运用命令或协商对待社会力量。
“差序治理”内涵体现在两个维度：第一，在结构上，治理网络中党委政府占据主导性的中心位置，其他主体根据政府对其信任度或控制力一圈圈的推出去形成层。第二，在行为上，治理网络的中心主体在内部采用高效快捷的命令逻辑，而对控制范围薄弱的层实施协商对话强化自身能力。为此，差序治理既不是强调行政权力的线性控制，也不是强调社会自治的西方治理，而是超越二元结构的优势结合。其中，中国独有的村支两委、人民团体等两栖结构是差序治理得以形成的杠杆，使多元主体、多种逻辑得以有机融合。
四、学理分析：差序治理的生成基础
从理想类型来讲，冲突化解机制存在线性控制与多元治理两种。那么，差序治理能否称为新类型？如果是，差序治理的生成基础是什么？
（一）差序治理是一种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目标不谋而合。治理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为了弥补多元社会中国家与市场机制的不足，寻求与社会力量一道实现公共利益。我国社会管理是转型背景下社会结构、观念意识变化的必然产物，其目标是寻求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有序关系，化解普遍存在的个体化诉求和利益博弈力量不对称产生的冲突。事实上两者具有相似背景，即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社会高度分化导致的利益多元化；两者具有相似诉求，即运用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分担政府责任，形成多方参与的局面。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也是不同角度看同一事物的结果，前者站在政府立场、后者则是社会角度。
差序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线性控制模式。极权主义范式下线性控制强力依靠“行政官僚组织”和“自上而下命令”，这适用于国家与社会一体状态的改革开放初期。线性控制模式不承认移民的公民权利，而由政府。相反，差序治理承认移民的有限权利，特别是与民生相关的社会福利权利。政府为了兑现权利采用了主导式的应对措施，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中心结构，给予社会主体参与权；行政组织内部在命令基础上给予适当自以便灵活应对社会主体的参与，在社会主体参与过程中更多地使用协商对话以此激发社会活力。因此，差序治理选择性地保留了线性控制的结构及行为以期延续“政府主导”特征，也吸纳了社会参与和协商对话等“社会自治”特征。
差序治理不同于西方的多元治理模式。西方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治理主体之间及操作过程充分显示多元化平等主体的自愿参与。[14]然而，差序治理不同于上述任何治理分支，而具有自身独特结构，突出表现在“中心—”的关联结构和“命令—协商”的互动行为等差序特征。可以说，差序治理是权威政府在特定社会结构下对线性控制与合作治理的一种超越。其充分体现了中央创新社会管理体系的基本方针，即“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
至此，上文充分比较了差序治理与线性控制、西方治理，前者展现出超越的魅力。差序治理继承了行政主导的优势，吸纳社会自治的优势弥补行政主导的劣势。如果进一步抽象，差序治理也是一种理想类型，其特征突出表现为“行政主导”与“社会自治”在治理结构、行为上的有机融合。
（二）差序治理的生成基础
差序治理演绎生成过程体现出创新的前提假设，即行政主导与社会自治不会导致零和博弈。传统理论构建时强调二元结构论，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零和博弈、权力与自治的此消彼长。相反，从一个积极的、互助的角度看，差序治理认为更具活力的治理体系既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也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高度相互依赖，但为了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国家、政府扮演着更高级的主导者角色。
治理体系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而是嵌入在特定社会结构。制度理论认为，某种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或多或少地是一种综合体系，其中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通过种种途径密切粘合在一起，稳定的体系必然与环境相互兼容。国家与社会关系形塑了社会主体的结构及权力运行逻辑，并直接作用于所辖范畴的各种制度体系，所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能够最为直接地体现社会基础状况。
差序治理的社会结构不是公民社会，而是行政吸纳社会。所谓“行政吸纳社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领域的结构，也是一种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来看，在这一体制中，政府处于支配地位，而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缺乏独立性、自主性、自治性。[15]该体制的关键标签是行政主导、市场经济、私域自由，对公共领域实施为我所用的策略。Y县差序治理体系完全遵从上述社会结构，主体结构采用了行政主导下私人代表及社团的有限参与，运行逻辑则以行政命令为基础吸纳了社会自治；但是这不是依附式的治理机制，而是给予了私人代表及公共领域足够的自愿空间。
从Y县实践来看，差序治理体现了政府责任和行政高效，有效地实现了政府社会管理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采用该模式仅是利用民间力量，没有放权于社会独立成长，甚至村民代表的候选人也是政府框定。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在当前政治社会缺乏“社会自主性”背景下，差序治理才做到了“政府与社会双赢”。因此，差序治理更适合我国社会环境，也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重要创新。西方治理强调公民社会不适合当今中国，其强调主体结构、行为逻辑的平等多元在我国难以实现。上述前提假设和社会结构为差序格局的演绎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结论与建议
在征地拆迁等冲突化解时，政府要改变当前的现状，定位于协助推进者、利益平衡者的角色地位。那么，差序治理是其可选方案之一，即在政府主导下吸纳有益的社会成分，包括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对话行为等治理要素，这样既可以保证权力集中也可以使得权利兑现，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建设。具体而言，政府应该主动构筑差序治理体系：第一，建构差序治理网络，赋予适当社会自主性。政府与社会可以共赢。政府不能采用绝对主导的线性控制，而应该积极吸纳多方社会力量的参与，构建包括政府、村支两委、自治组织、失地农民、用地公司等网络结构。第二，倡导差序治理行为，增强协商对话的功能。结构变化也会带来行为转变。政府应该实现行政逻辑为中心基础之上的市场逻辑及自治逻辑的有机融合，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那么，政府应充分鼓励社会的自治参与，改良传统单一通道的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政府要借助多重逻辑兑现移民的权利，从根源上缓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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