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1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2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3
【关键词】希腊共产党；经济危机；观点；看法
此次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对于希腊共产党而言并不是一种意外。早在2000年召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希共就预言：“随着各地区帝国主义中心或其内部竞争和冲突的加剧，不久的将来人类可能经历一场全球性的危机。”①
世界经济危机是当前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两大特点之一
希共认为，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要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希共在2008年11月6日发表的准备提交给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文章和在2008年11月21日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趋向和特点有两个。一方面是“世界市场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日益深化并在过去的四年中成为一种主导趋势”②，这种趋势由于“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受到质疑和不断丧失而增强，具体的表现是：尽管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但它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在下降。同时中国和欧盟大大提升了它们的地位，而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逐步上升。”③另一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出现减缓直至发生经济危机的现象。“2007年第四季度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放缓并一直持续到2008年，其标志是它可能演化成一种危机。这种发展减慢的趋向在发达国家经济中体现得更加明显。2007—2008年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3%，远低于2006—2007年的2.7%和2005—2006年的3%。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放慢最初的表现是发生在金融行业的危机。美国的建筑业和其他产业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不断演化的危机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成员国。”④
希共分析指出，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将加剧帝国主义中心或内部的竞争和冲突，并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危机。希共代表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掌权者不顾及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反而十分焦急地关心可能对它们的政治稳定构成威胁的危机难以控制所带来的危险。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
希共多次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新自由主义要对此次危机负直接责任。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是生产的无限扩大同人们的购买力相对下降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基本矛盾爆发的阶段性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希共对此次危机原因的分析反映了这一基本观点。希共政治局在2008年10月2日就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专门发表的声明中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美国和欧盟成员国以金融行业出现破产倾向的形式爆发出来的经济危机现象是无政府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表现。”⑥希共政治局委员在去年11月21日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强调：“近来美国和欧盟经济形势再次突出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无法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危机袭来时，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矛盾被激化并强烈地爆发出来。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是货币流通。相互竞争的公司和行业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各部门毫无秩序地不平衡发展加剧了生产和人们消费之间的矛盾。同时，金融系统的投机行为随之增加。因此，危机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和企业的关闭与被接管来表现自己。”⑦
希共认为过去几十年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加深了贫富差距，对经济危机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提交给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希共指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资产阶级的政策从凯恩斯主义逐渐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显著表现就是从国家干预下‘松绑’经济中的战略部门，恶化劳动关系，从而降低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这样，人民消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通过增加个人抵押贷款来维持。在遭受如此剥削的重压之下，个人抵押贷款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⑧希共代表在去年11月21日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强调，“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右翼、左翼、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府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结构调整战略还不仅仅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管理模式。事实上，这种战略反映了历史上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需求，这种需求是以追求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内在倾向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宿命，未来也是如此。”
新凯恩斯主义并非治理危机的解决方案
希共认为，帝国主义为挽救经济危机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所采取的“任何政策都不能缓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腐朽性。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应该反对这些欺骗性的观点：‘调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心灵净化’和‘人道主义’。”⑩“在治理危机方面制约资产阶级选择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经历了三次相对严重的危机。”
“各种版本的资产阶级政府——旧自由主义的或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都不能避免无政府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随着劳资这一基本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将遇到更加深刻、更加严重和无法治愈的矛盾。这些通过公司赚取利润的股东食利者们甚至不知道公司的地址和公司生产什么，它们是腐朽的剥削制度的象征。”
真正的现实出路在于联合行动以推翻现存的权力体系
在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第十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希共政治局委员指出：“我们应该最大程度地利用现在的形势以推动工人阶级以及它同其他社会阶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团结合作。而且，工人阶级应该增强同阶级敌人遭遇的战斗力，在同阶级敌人斗争中巩固人民力量的先锋队。现在的危机要求工人阶级予以坚决的反击，要求工人阶级围绕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反帝国主义目标进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应该坚持毫不妥协的抵抗和斗争，而不是和解、妥协的路线，后者会有利于资本主义治疗它的创伤。人民应该攻击这头‘受伤的猛兽’，而不是给它时间以疗伤和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共产党的战略应该在以阶级为导向的工会运动中、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在以引导人民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计划生产和工人管理为目标的人民联盟中积聚力量。所有这些都要求推翻现有的各种资产阶级政权。”
在希腊国内，希共于2008年10月2日发表的声明中，呼吁人民要痛斥当局采取的欺骗性政策。希共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必定继续推行所谓的有利于大资本和垄断资本的改革。主要的反对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也不会提出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在左翼联盟的支持下，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误导和宣传的是一种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财富公平分配的陈旧的和已经破产了的政治理论和幻想。”
针对希腊的现实情况，希共强调，“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具备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所有条件，但是，当前的形势表明可能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加速发展”。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4
马克思在其众多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马克思给经济危机下的定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经济和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且带有周期性,经济危机既是经济方面的矛盾，并且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马克思以此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消灭不了的,呼应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的著名观点。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过程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
19世纪40到5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标志着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周期,以及周期的几个环节，包括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随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环节作了调节为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反复循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通过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首次把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使经济危机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
2.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熟
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产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著作中，其中阐释了危机理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指出简单商品流通中，危机就可能出现，当货币行使流通手段职能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经济危机的就存在了出现可能性。其次，马克思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生产过剩是固有的，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经济危机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
19世纪60年代,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此时的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研究的重点放在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首先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揭示并分析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两种形式；其次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这一问题，揭示了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几个前提，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活动，以及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转化
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会直接造成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存在发生的可能，在这种流通过程中，买卖统一，简单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形式下危机发生的可能很小。但当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得到发展，（w—G—w）之后,买卖双方不一定再是统一的,买和卖成为独立的行为。当买卖不一致,就存在生产过剩而引发危机。其次马克思指出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条件，包括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次达到一定程度的生产，第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最后就是生产中不同资本的竞争。
2.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从生产与消费的二者来看，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所以不断的创造出剩余价值，盲目的扩大生产规模，而消费力相反缩小，这时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就越不协调。生产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生产和消费的不协调就演变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旦发生就会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本质，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
3.信用制度导致经济危机存在
马克思对信用制度作了公正的评价，有促进的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信用一方面能够对生产扩大起加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不断超过资本积累的限额，提倡的透支消费和违约率导致了市场的虚假需求。这时经济危机很有可能爆发。信用制度使得收入与消费需求就不再限制,市场中会出现虚假的需求与资本,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张和盲目扩大;最后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4.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具有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有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四个阶段。运作过程是萧条期,资本主义生产停滞，为复苏做准备。复苏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恢复增长，各种矛盾得到缓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生产就进入高涨期，高涨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再次不断积累、激化，最终经济危机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周期循环。
5.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辩证的看待
辩证的看待经济危机两面性的影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积极的一面，经济危机的爆发会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更新了固定资本,为后期的生产打下基础，促进后期发展的生产力。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危机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对全球的影响都非常大，对经济破坏力很大，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浪费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深化。
二、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综述
马克思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关于危机的理论探讨只不过是一些警句式的简短评论。”即使有这些困难存在，但是不缺乏国内外学者对其理论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1892年，考茨基出版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他分析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及其长期生产过剩理论，“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但考茨基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观点，他确定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生产过剩，但是他并没有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联系起来，他只是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了。在他看来，危机存在的可能还在于生产者对产品需求的无计划性，以及在生产方式的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互相依赖的系统也日益复杂，这就增加了危机存在的风险。最后“信用也是使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明了信用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是危机发生的可能原因。考茨基的观点是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成为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导向。1910年，鲁道夫•希法亭，进一步发展了消费不足论，并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对比例失调理论做了新发展，他认为消费不足是比例失调特殊的变现，只是经济危机的条件中的其中一个。他认为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没有找到均衡是危机的根源。其后希法亭使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他第一次利用利润率进行研究，并发展了这个理论。1913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将重点放在了纯粹的消费不足论，在此书中她将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区分于其周期形式。她忽略了生产的重要性，过于重视消费，认为其才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最终动力，只有通过消费需求才能生存，因此提出了纯粹的消费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行因素这一观点。1994年，英国的克拉克在《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中，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整理和评述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发展史，全面的概括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并通过不同时期和不同观点两条主线的危机理论，进行罗列和评述。书中根据经济危机的根源将经济危机理论分为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原则、生产过剩等。克拉克指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克拉克认为危机理论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不稳定性。
（二）经济危机的类型
奥康纳把危机理论分为周期性危机理论、结构性危机理论和局部危机理论。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者阿特韦尔著有《60年代以后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书中阿特韦尔对各类经济危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国家财政危机论等，最后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理论处于中心地位。
（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王洛林在1998年著了《经济周期研究》一书,书中总结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的周期理论，并对周期性下了定义，他的研究重点在于经济周期理论。2004年，《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的作者唐有东，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利润率下降是具有周期性的。随后一些学者发表的期刊论文，谢富胜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观点是利润率周期性的下降导致了周期波动。胡婧发表于2014年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再研究》，文章界定了经济危机的相关概念，在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和内容，再次，分析马克思对其实质、根源、周期性、对信用制度等作了论述，最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主要内容的再认识。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进一步分析及建议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成就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相关经济危机理论的观点和思想以后，不断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使得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如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阐述了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随后希法亭发展了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的根源就是固定资本的存在，并利用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随后克拉克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做了整体综述，并对不同时期不同观点的危机理论作了评述。
（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以发展和完善，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存在看待经济危机问题时具有片面性的特点，忽视了危机的意义及其影响，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和传承问题。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考茨基忽视了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其影响，没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并且他将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过剩跟有限的消费能力决定的普遍生产过剩混淆，将周期的原因指向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希法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抛弃了生产过剩趋势的论述，认为危机只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所引发的商业周期的阶段，危机是投资周期所固有的。希法亭的理论没有说明危机的必然性，对于希法亭的比例失调论我们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缺陷的分析，没有看到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层面上，而是只看到了资本家之间关系的表面上，这种观点容易变为改良主义。卢森堡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盲目扩大生产所以认为经济危机的唯一根源是消费不足。
（三）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建议
1.科学看待马克思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爆发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不仅打击了经济，还包括政治格局，文化、生活方式等都有影响。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阻碍，社会财富大幅下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危机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体系的弊端，还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更新，产业结构得到升级等。
2.重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意义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对我们如今应对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可以使我们充分理解危机的内容、本质及根源，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及时剔除危机出现的可能，其次，可以使我们及时了解危机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以及了解信用能够推动危机的爆发，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经济危机的问题。
3.科学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应对经济危机
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应对经济危机，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呢？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对全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对经济危机也要世界各国共同携手，其次可以利用政府的作用去应对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措施参与经济生活，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第三，在经济方面，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共赢。最后，认清本国国情，经济形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
4.传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5
关键词：资本积累；有效需求；生产过剩；阶级化；经济危机
一、马克思以前并对其产生影响的经济危机理论
经济危机是指正常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经济危机总是表现为周期性的形式。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同时也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魁奈（1758）在经济表中研究了货币在社会中的流通规律，构造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如果货币流通中断，进入储蓄而不是消费，那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因而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已经暗含了经济危机的萌芽。
李嘉图（1817）认为资本主义从长期来说会陷于停滞但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1820）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解决之道在于维持地主的消费。西斯蒙第（1825）进一步发展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必然无限的扩大生产，生产超过消费，产品难以实现，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他建议回复到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状态，如此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
虽然以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理论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只从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分配、交换、消费）解释经济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制度结构，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危机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尽管各有缺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是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经济危机的基础，因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从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中，社会不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因为生产产品的同时就创造了对产品的需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一致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出现在生产与流通之间，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可以退出流通领域；作为支付手段可以延迟对商品使用的交付，因而货币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因此马克思所说："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而这些关系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追逐剩余价值的规律。
（二）信用机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
信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杠杆和催化剂，它使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并且加重了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但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机制。因此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以周期的形式不断发生的，并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严重，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马克思在论述固定资本周转的时候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总结到"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而是散见于各处零星的论述之中，因此后人从各个方向发展了经济危机理论。虽然他们各执一端，但总体来说有四个主要原因：消费不足、部门比例失调、一般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
（一）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米哈尔・卡莱斯基（1933）认为社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当资本家花费较少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两极分化和垄断因素造成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产生了矛盾，因而资本主义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卡莱斯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对有效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卡尔・考茨基（1891）、罗莎・卢森堡（1919）、保罗・斯威齐（1942）、埃内斯特・曼德尔（1962）都认为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与卡莱茨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他们都是从资本主义的交换领域来解释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结构。
（二）比例失调论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94）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而比例失调是由于无知。他说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因而社会生产在各行各业缺乏协调统一，同时它追求资本增值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造成了社会的生产过剩，这时就出现了经济危机。而鲁道夫・希法亭（1910）也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社会各部门比例失调引起的。他认为固定资本的存在、卡特尔的扩大与发展、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导致了利润率平均化不能实现，因此由利润率平均化导致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被打乱，这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他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更没有探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教学改革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重要内容，深入透彻地分析和讲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根源和危害对于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本质、发展趋势及其最终命运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容仍然遵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实体经济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着力点和基本依据。然而，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表现为金融危机。作为一门与时俱进、承担着帮助青年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现实和规律任务的学科，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不应漠视这一显著的时代性，而是应当积极地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这一鲜明的时代特点，及时补充和完善有关经济危机的相关教学内容，以有效地提升教学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本质特点和最终命运。否则，学生难免产生书本理论和社会现实脱节的疑问，影响教学目的的实现。
笔者认为，在当今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时代背景下，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阐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即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表现——着墨不多。
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根本成因未进行剖析。
对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未能充分揭示。
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本质论述不到位。
对金融危机的发生和防治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发和借鉴未有提及。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教学内容。
一、概要地介绍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几次有代表性的金融危机。
主要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本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
二、将金融危机与早期的经济危机进行简要对比。
在演化路径上，早期的经济危机大都由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延伸，而金融危机则与之相反；在造成的危害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受其害；在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上，在传统的经济危机中，资本所有者的直接财产损失要大于普通劳动者，而在金融危机中，尽管表面上看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损失要大于普通劳者，但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利用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定价权和信息优势，其财富的损失比例要小于普通投资者，后者在危机中可能倾家荡产、失去工作、一文不名、负债累累，同时，大资产阶级还能对政府施加影响，获取财政注资和输血，弥补相当一部分经济损失，从而使得其对社会整体财富占有比例不降反升；在危机后果的转嫁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三、从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揭示金融危机的根本成因仍源于实体经济，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与传统的经济危机并无本质不同。
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来越多地源自金融领域，但实际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着深刻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背景，是实体经济的困境和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反映。近几十年来，金融领域频繁发生危机的前提在于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闲置资本，其中不乏投机资本。而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资本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是因为受到与普通劳动者有限的支付能力所决定的总需求水平的限制，大量的闲置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寻找不到获利机会，只好将其逐利场所转向金融领域，于是，西方各类投资机构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同时，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时，都有实体经济领域的相关产品作为定价依据，如果这些产品出现严重供大于求、价格缩水的状况，就会拖累与之相关的金融产品价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诱因。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理就在于此。事实上，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来金融危机也是当时本地区实体经济领域困境的反映，只不过是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下，实体经济的困境演化成为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危机。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论》；经济危机；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5-0012-06
一、引言
14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的产生、发展及其灭亡规律的研究，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死期已迫在眼前，而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将取而代之。然而，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纠偏匡缺，使资本主义矛盾比过去有所缓和，延缓了它的死亡。因此，资本主义在危机和萧条之后又死里逃生，接着又迎来了复苏和繁荣，周而复始。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到2008年由美国的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明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危机、萧条、复苏、繁荣中周期性运行的，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在地球上存在的寿命比以前预期的更长，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最终使资本主义摆脱不了其注定的命运。那么，《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和阐述能否成为解开金融风暴症结的启关钥匙?危机是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因病?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背后隐藏着哪些真相?要想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必须循着《资本论》的分析思路，探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推演，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二、《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推演
一直以来，马克思非常重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马克思的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在经济危机理论的建立过程中，始终将其辩证分析方法贯彻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推演之中。
(一)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既是经济危机的实质，又是经济危机的特点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量历史事实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是生产过剩，但这种生产过剩是普遍的相对的生产过剩，这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又是它的特点。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生产过剩危机，简单商品生产只是为危机提供了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才为危机提供了充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危机才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蕴涵着经济危机可能性的两种形式：一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时所产生的买和卖的分离；二是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产生的支付链条关系的破坏。但这只是“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使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马克思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了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础。他发现在资本主义幼年时期没有生产过剩危机，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工业周期阶段的变换“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大工业时期产生的特有现象。“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而不是使用价值，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普遍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在不断扩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以及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比例，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生产自发进行的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这就是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础。可见，马克思充分强调了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内含因素。
马克思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判断做了更深层次的诠释。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需要或者占有商品愿望有关系的生产过剩本身”，所以，“如果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同样，“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因此，“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马克思还把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置于供求框架下来进行分析，指出生产过剩出现在供求失衡的时候。“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这会发生在周期的末尾。但这也仅仅是说：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得明显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这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缺乏这些商品。这里不能说，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就得去生产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已经生产出来了，但他们还是没有。也不能说，某一种商品之所以充斥市场，是因为对这种商品没有需要”。如果“新商品从生产领域出来时，市场还是被旧商品占据着，那么就会产生停滞，阻塞；出现市场商品充斥，商品贬值；出现生产过剩”。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就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经济危机的爆发既是资本主义矛盾使然，又是资本主义矛盾暂时的暴力解决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探寻了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表现为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本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小作坊变为工厂，把个人的生产行动变为一系列集体协作的行动，从而极大地、不断地增强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和产品，而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雇佣工人却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成为无产者。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马克思又提出“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这些“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而危机一旦开始，它就表现为破坏整个再生产过程的爆发形式。
马克思进一步通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论证了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础“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所以，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有限的消费范围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而且“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里，马克思着重说明了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和追逐，资本有无限扩大生产力的趋势；与此同时，工人的消费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又受他们只有在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佣的限制。资本积累的增加结果必然引起用于直接消费的收入的减少。马克思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因此，相对于资本家无限追求发展生产力的趋势，群众的贫困和其有限消费才表现为形成危机的因素。“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总之，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是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能力遭到巨大的破坏，但经济危机也暂时消除了资本的盲目性生产所造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每一次危机都为克服它本身创造着前提。通过危机的破坏作用，停滞阶段又逐渐变为恢复的力量，资本主义经济又从复苏趋向繁荣。经济周期性地以螺旋上升的形式进入新的循环。因此，经济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它绝不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彻底解决，它只能暂时地和强制地摆脱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绝境。同时，危机成为生产力新发展的重要的加速器，新的生产力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所以，经济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阐明了危机的暴力爆发与暴力解决的辩证关系。
(三)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既是走向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摆脱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自1825年第一次在英国爆发后，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1836年英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还波及到了美国。这两次危机“完全是由工业品的生产过剩引起的”。1847-184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许多国家，它是从英国向其他国家蔓延的。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疯狂投机”，而且这次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两次危机。1856年欧洲金融危机始于德国，是普遍危机的先声，1857年危机开始蔓延。1866年又有一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工业部门也继之倒闭。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这种现象，认为资本主义自进入19世纪以来开始了经济危机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这种“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着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这样，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出现呈周期性特点，而且说明了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是由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所构成的。在这四个环节中危机是其关键环节，经济周期是以危机打破繁荣，导致停滞为转折的。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并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马克思还根据1847年以后大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发现当时大约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危机是以当时主要大工业部门固定资本平均十年的寿命周期为基础的。由此马克思得出这样的判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固定资本的更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而危机又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固定资本的周转周期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势。一方面，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在增加，周转周期在相应延长；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不断变革，无形损耗不断增加，又使周转周期相应缩短。总的来讲，由于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资本家实际上总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终结之前，就以更有效的机器设备加以更新。马克思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仅仅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而已，并非原因。
(四)信用制度既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
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表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经济危机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由特定的事件引发，则构成了经济危机偶然性变化的诱因，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信用在经济危机中的这种诱因作用。
经济危机是在信用已经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信用对于危机的进程起着推进和强化的作用。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济危机都是在信用制度已经渗入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经济领域，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而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前，单纯的货币信用危机就已经出现了，当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后，货币信用危机就成为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学者把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作用归结为危机的原因。他说：“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信用伸缩本身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各个阶段更替的征兆，对于危机只起助动作用，而决非原因。由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只要信用突然瘫痪，对支付手段的强烈需求就必然会发生，危机随之爆发，特别是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往往以金融恐慌为先导。“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为此，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导致生产扩大和生产停滞两方面所起的加速和强化作用。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作用表现为：一方面，信用是资本集中最强有力的杠杆。它集中了在数额上还不足以独立发生作用的小额资本，资本家通过信用制度可以支配别人的资本，以远超于个人资本所规定的界限的规模进行扩大再生产。股份公司的实质就是通过信用制度使资本集中的一种手段，因此，信用促进了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发展。信用制度“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另一方面，信用促进了投机活动。“信用使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的结果；在这种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因此，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进行投机的商人，是拿着社会资本而不是拿自己的资本进行冒险的。在这里，马克思把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给持有者带来收入的资本，叫虚拟资本。股票、债券和国库券是典型的虚拟资本，它们只不过是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这些证券的作用与信用的作用密切相关，它既是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工具、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又是助长资本主义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资本主义虚假繁荣，形成泡沫经济，会引发金融危机、商业危机、生产危机。
信用制度在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事实上，“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由于信用是相互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资本回流出现了停滞就可能破坏一系列的、有一定期限的偿付义务的连锁关系。如果资本回流的停滞是严重的，连锁反应就会扩大，使信用兑付契约的履行成为一种无力承受的负担。作为信用危机转化形式的货币危机就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连锁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受到破坏时发生了，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商品跌价，一系列工商业破产，证券暴跌，银行倒闭，企业开工不足，生产下降，工人失业等等，经济危机就进入了全面爆发的阶段。
从上可见，马克思认为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信用不是危机的原因，它对于危机的发展只是起了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使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资本论》的启迪
综观《资本论》中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科学阐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迪。
(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及其周期性逻辑蕴涵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过去，我们在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时，不顾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机械地照搬照套马克思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把经济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然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表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而并不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我们必须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产物，这一结论是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密切相关的。因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所以，必然得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的结论。但是，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不完全一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最大化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追逐的目标，盲目性生产在所难免，当商品生产大量过剩，供求矛盾尖锐，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特别是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信用关系极其发达，且与外汇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相结合，当危机爆发时，其威力更加巨大，蔓延也更加迅猛，以致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总之，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内生现象且不可避免，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就必然有经济危机。由于存在诱发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也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如果不及时化解，经济危机就会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还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规律。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同样具有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几次周期性的波动。防止和克服经济的剧烈波动，探索熨平经济周期的对策始终是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更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更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重新思考《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的逻辑蕴涵，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以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8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美国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局限性的根本表现。正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次大规模的危机。两次危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危机发生的状况以及危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二者必存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美国经济自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尚未演变成资本主义全面的经济危机，但危机的规模、危机波及的范围、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两次危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是一片繁荣景象，1923--1930年间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额翻了4倍，1925--1929年间股价翻了近3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方面，技术革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和战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源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在低利率的条件下美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扩大，不具备偿还能力的贷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为危机埋下了隐患。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又开始连续17次加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大量偿还不起贷款的人出现，房贷公司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引发一系列金融事件，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二)两次危机背景的相似之处
虽然两次危机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但二者却有相似之处：一是在两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都处于繁荣的状态中，经济表面呈现出投资增加、生产扩大、股价上涨的局面。二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都存在着经济比例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股市充斥大量泡沫等问题，这些矛盾的积聚，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三是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发展，助长了危机的发生。
二、危机发生的状况比较
1 两次危机发生的基本状况及特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始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的暴跌，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它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萧条。造成社会中下层的恐慌。由于其表现出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的特点，因此被称为“大萧条”和“大恐慌”。在整个危机中，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46.2％，贸易总额下降了70％，出现了极高的失业率，大量的生产设备遭到破坏；与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爆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产品市场经历了价格的暴跌，大量的农畜产品被废弃，众多的贫农、中农走向破产，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人均收入从1929年的223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90美元，降低了60％；失业人数达1300多万，至少14万家企业倒闭。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美国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内一周损失100亿美元。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创下了空前纪录，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失业人数达到5000万左右。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为前导。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剧烈下挫，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倒闭。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此为标志的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此次危机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是美国国内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金融业务相互交织、债务关系相互关联、链条不断扩大延展、风险交叉传递，一旦债务链断裂，就会不断出现连锁反应，并逐级放大，形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二是由于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的金融业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又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强烈冲击。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各有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主要发生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商品的供给规模严重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发生于虚拟经济领域，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2 两次危机状况的共同特征。虽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有相异之处，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危机的传导速度极快，危机一经爆发迅速传导至相关经济领域，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衰退；二是危机的波及范围极广，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至欧洲、亚洲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三是危机的破坏性较大，危机发生后，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社会生产迅速萎缩，产值下降，失业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力下降，造成经济下滑；四是危机的延续时间较长，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五是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救助，以刺激经济，摆脱衰退。
三、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分析基础
1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相对过剩。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2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美国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它通过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进行过系统论述。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它们只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资本的纸制副本并不创造价值。虚拟资本实际上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给持有者带来定期收入的想象的或虚幻的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有价证券作为资本的虚拟性不易被人们察觉，但是，一旦有价证券的价格暴跌，甚至成为一张废纸时，其资本的虚拟性就会明显的暴露出来。因此，虚拟资本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的运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将催生泡沫经济。
(二)两次危机成因的相通之处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9
（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工人是消费品的主要消费者，另一方面“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1]，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工人有限的支付能力并存，一旦生产普遍超过了主要来自工人的有限需求和消费，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
（二）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合乎比例的生产，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追逐是资本积累规模螺旋式上升、生产能力无限扩张的内在动因。恩格斯说：“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而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处于自由无序状态，每个企业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都在盲目的扩大规模，这就注定了无政府状态下的供需不平衡。然而，上述理论是基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所提出来的。20世纪、特别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苏联的一枝独秀促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反思，并进行了相应的改良，政府开始适当干预市场，从而企业生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三）商业投机与货币信用的矛盾
马克思曾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2]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引起信用规模的扩大，而信用的膨胀又反过来促进生产经营规模的膨胀：在繁荣时期，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播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特征
（一）经济危机的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经济危机
目前已有专家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的波及面和影响程度已超过1929年。未来一至二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可能面临负增长，此后还会有二至三年的增长率低于1%的萧条期。美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五大投行摩根士丹利、雷曼兄弟等彻底消失，全世界性的银行倒闭浪潮，美国汽车三巨头摇摇欲坠，以及甚至出现的冰岛等国家的破产……由于全世界经济的高度开放和全球一体化，此次经济危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已大大超越1929年。（二）全球性多危机同时出现加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同时出现。解决石油危机、粮食危机与解决金融危机是互为排斥的，因为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等国外银行巨头拥有巨量的石油和农产品期货多头头寸，油价粮价下跌必将引起金融机构的倒闭。
（三）虚拟经济开始影响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着非常强的关联关系。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例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虚拟经济中的风险，例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和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欧美发达国家增长大幅放缓，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衰退最直接的表现为企业利润下滑，企业破产，失业率大增，社会不安因素增加，严重的将造成社会、国家动荡。这就是虚拟经济开始影响实体经济的表现。
三、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分析当前经济危机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形成于一百多年前，对解释现代世界经济危机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纰漏。但是由于其理论的严密性以及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延续一百年前的基本模式，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当前经济危机分析依然具有一定适用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商业信用制度仍然是形成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3]。这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3]。人们对货币和剩余财富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商业信用开始演变为全社会用来投机套利的重要工具，从而再一次引发“荷兰郁金香”式的投资热。但总有一个时刻，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4]遭到破坏的时候，链条会断裂，从而引起信用危机，爆发经济危机。随后，信用危机逐步转化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其次，过剩仍然是当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群众的实际需要。这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相对过剩。马克思在第3卷第30章指出：“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的“群众的有限消费”乃是危机的最终原因和根源[3]。他在这些地方考虑到危机来自或者由于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或者由于群众之间有限的消费而引起的超过需求的商品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被看做是这个过程的终结。当前经济危机不论在虚拟经济，还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都已经体现了严重的过剩状况。最主要的表现是由于房地产及其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导致了生产过剩。房地产成为消费者的第一消费对象，从而迎来了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代。美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了长达十四年的繁荣，同时也蕴藏了房地产市场生产过剩的危机———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及其衍生产品一旦面临美国国人的购买力下降，将给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美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充当罪魁祸首的角色。
最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仍然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因此，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要消除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5]。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各国家政府、大财团、垄断资本组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经济危机更容易上升国际层面，1929年经济危机正是最好的例证。
四、启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分析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结合当前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进而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得不到解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业投机与货币信用的矛盾就都得不到解决，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的不断复发。即使有关国家和商业财团可以暂时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制造繁荣，但这种虚假的购买力只能暂时延迟经济危机发生的事件。届时将会昙花一现，引起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篇10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性危机，它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家们的“理论自信”
曾几何时，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为代表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充满自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是万能的，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就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良性运行，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持久的经济危机的。亚当·斯密认为，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都是自私的、逐利的，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对个人的利益进行调节，继而引导人的行为，在实现个人利益目标的同时，也使社会利益目标得以实现。如果投资者把资本和劳动投在某一领域利润少，而投在另一领域利润多，那么出于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他会很快地将资本和劳动从利润低的领域转出来，而转投到利润高的领域去，从而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用不着国家的干预，也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自己也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①政府没有必要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只要起好“守夜人”的作用就可以了。大卫·李嘉图也强调，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自然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因为“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能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更是明确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商品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社会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相等”，即使某个部门某一时间会出现供求脱节，由于价格机制的调节，暂时、局部的的供求失衡会逐渐消失。总之，在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在市场机制、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和作用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持续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即使偶尔发生了某种产品的过剩问题，那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可以很快地缓解和解决。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非常深远的。从17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前，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各国盛极一时，几乎成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经济学。
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打破了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这场大危机用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继而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于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乘势兴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才能弥补市场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问题。凯恩斯主义者十分自信地认为，只要政府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经济干预和调节，就能够弥补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就能够治愈资本主义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病症。20世纪40～5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而且，这一政策的实施，确实使这些国家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增长较快、失业人数较少，又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所谓“繁荣”时期。一时间，凯恩斯主义成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几乎独霸西方经济学论坛。
但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也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预算赤字越来越大，而经济增长速度却明显减缓，甚至出现了停滞。终于在西方爆发了一场空前怪异而又十分严重的“滞胀型”经济危机：经济衰退与物价上涨同时发生。1975～1979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長率仅为2.6%，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6.6%的增长幅度，而与此同时，物价却一路飞涨，20世纪6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为3.7%，而1975～1979年间竟高达10.1%。
“滞胀型”经济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面对空前严重的“滞胀型”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既无法在理论上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双重社会瘟疫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又无法在政策上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经济停滞”常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而“通货膨胀”常发生在经济高涨时期。而且，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施行应该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即要治理“经济停滞”，政府就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结果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将实施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执行，结果必然会导致“经济停滞”。顾头不顾尾，顾此就会失彼。再加上现实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常常存在“迟滞”效应，更使得按照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所制定和执行的经济政策，不仅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而且使经济波动更加频繁、更不稳定。“滞胀型”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不攻自破的境地。
于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逐渐从“政府经济学”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代之而起的便是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众多，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但他们的核心思想和政策主张是一致的，即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倡导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宣传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惟一选择，主张弱化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自信地认为，只要资产阶级政府按照他们开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个“药方”行事，“滞涨型”经济危机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就会提高效率，迎来高速增长。20世纪60～70年代后，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了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在施政过程中，全力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同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美国的里根政府将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張作为其政策主张的基调，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作为其施政的主要纲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对英美各国摆脱“滞胀型”危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复苏，经济增长率逐年提高，1983年经济增长3.4个百分点，1984年增长6.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由1981年的10.4%逐年下降到1986年的3%。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创造了连续10年强劲增长的历史记录，令世人叹为观止。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十年间，也创造了经济增长较快、物价却持续下跌的“经济奇迹”。由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称为“医治经济痼疾”的“神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认为是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病症的“良药”。
然而，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使西方各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滞胀型”经济危机的困扰，但也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方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5年，5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7%，但与此同时，美国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却只增长了3%，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占人口总数1%的人拥有全部财富的38%，而最贫穷的40%的人只拥有全部财富的1%。199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37.58%，到2007年已高达41.64%，超过了国际“警戒线”1.6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市场监管乏力，市场风险加大。为了缓和矛盾，满足垄断资本家们对利润的无限贪欲，资产阶级政府放纵金融寡头们无节制地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怂恿政府和广大民众举债消费，致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并最终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继而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持续蔓延，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自我愈合能力的信念，打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非是医治资本主义危机病症的“灵丹妙药”，带给世界的并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面对如此困境，西方各国政府又纷纷拾起凯恩斯主义，试图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经济衰退问题，重新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事实却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但仍无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长期萧条的阴影，不仅没有创造出民众期待的就业增长和收入增加，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广大民众的贫困程度。2007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2.5%，到2010年提高到15.1%。不仅如此，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纷纷出台各种“救市”计划，使得资产阶级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2008年，冰岛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684%；2011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30%，希腊为163%、意大利为120%、葡萄牙为107%、爱尔兰为105%、美国为103%。金融体系的崩溃及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甚至一些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多久，冰岛就率先蒙上了“国家破产”的阴影。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蔓延，濒临“破产”的国家越来越多，希腊、阿根廷、意大利、委内瑞拉、乌克兰、埃及、伯利兹、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瑙鲁、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俄罗斯……
总之，无论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还是新自由主义理论，都无法从规律性的角度解释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及其爆发机理，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政策主张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漏洞。在理论上，它们都无法从深层次性上解读和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它们只能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做出一些表象式的解释和分析，它们只能解释一事，不能解释全面；只能解释具体，不能解释一般；只能解释一时，不能解释长久；只能解释表面，不能解释深层；只能解释偶然，不能解释必然；在政策上它们开出的“药方”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剔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灶”。面对一次又一次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自信一次次地被打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它粉碎了资本主义制度不朽的“神话”
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在危机的具体表现方面，以及在引发危机的具体原因方面，还是在危机的具体传导机制方面，都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是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而此次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以往的经济危机多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商品销售困难”，而此次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的“透支消费”；以往的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实际物质财富的过剩，而此次金融危机则更多地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过度繁荣。若从危机的本质表现和根本原因分析，此次金融危机和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并无不同。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②虽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其本质一直没变，都是生产过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剩余，商品价值的实现困难。后来，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趋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逐渐表现为商品过剩、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并存。危机爆发时，不仅大量工厂停工减产，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且大量工人失业，成为产业后备军。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更加复杂化，不仅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商品过剩和人口过剩，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信用过剩。
早在2007年以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过剩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但资产阶级为了给相对过剩的房地产寻找市场，延缓经济危机，大肆宣扬超前消费的消费理念，并以铺天盖地的广告形式刺激、诱导民众贷款消費、借债消费，甚至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项目来刺激消费者特别是贫困的消费者以“寅吃卯粮”的形式购买住房。结果，虽然从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大都卖掉了，但实际上，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已经十分严重。同时，为了拉动消费，刺激消费，制造虚假繁荣景象，金融寡头们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试图绕过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直接通过金融交易活动“圈钱”。据统计，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高达681万亿美元，而同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4万亿美元，实物经济只有10万亿美元，2007年的全球金融衍生品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3：1，全球金融衍生品与实物经济的比例是68：1。同期，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为320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实物经济只有3.5万亿美元，美国金融衍生品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3：1，美国金融衍生品与实物经济之比是91：1。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相当于当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67倍。很显然，虚拟经济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产品的数量已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导致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累积着大量泡沫风险。一旦泡沫破裂，次级贷款人无力还债，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危机就开始显现；而链条一旦断裂，整个金融体系也就不可避免陷入危机，并经由实体部门扩展为大范围的经济危机。所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仍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只不过这次生产过剩不是表现为“实体”的商品生产过多，而是表现为“虚拟”的“衍生产品旺盛”，不是表现为住房卖不出，而是表现为支付能力低下的普通民众靠贷款买房后无力偿还贷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与私有制结合的经济制度，在这一经济制度下，一方面，因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财富日益归少数资本家私人所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致使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遭到抑制。正如马克思所讲：“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③
资本是逐利的，惟利是图是资本的本性，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的贪婪追求。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④而且，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可以不计一切后果，敢冒一切风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讲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⑤同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资本家不断改进技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提高竞争实力，因为只有把企业做大做强，才能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所以，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讲，资本家不仅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冲动，而且强大的外在市场竞争压力也促使资本家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但各个资本家争先恐后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整个部门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结果，就会使本部门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如图1所示）。因为资本有机构成和部门利润率之间是成反比关系的。利润率下降，就意味着资本家投入同量资本的收益减少了。但资本家投资的目的却是为了多赚钱，怎样才能弥补因利润率下降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损失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通过薄利多产或薄利多销的方式，防止总利润大幅缩减。但随着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过剩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利润率就会越来越下降，而资本家为了维持既有的利润水平，就要更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正如马克思所讲，“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仅千方百计加大对国内劳动群众的剥削，而且不断对外进行经济扩张；不仅在实体经济领域不断扩张实体经济的规模，而且在金融领域倾其所能地研发和创造各种虚拟衍生产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
与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张趋势相并存的，却是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呈不断相对缩小的趋势，资本主义的消费力不断受到抑制。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消费力会受到抑制？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导致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提高剩余价值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结果是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中，为劳动者所占有的份额相对地越来越少，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受到抑制。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大资本家还不断利用其生产与技术方面的优越地位，对中小生产者进行排挤和打击，使他们日益陷于亏损和破产，消费力下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占社会人口少数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阶层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财富只占极少部分社会财富。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这种两极分化趋势，直接导致对社会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
這样一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却使得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当广大民众相对缩小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无限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发生激烈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了。马克思讲，“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⑦在当代，为了延缓或减缓“生产过剩”的压力，尽管资产阶级极力倡导“寅吃卯粮”的消费理念，鼓励或诱导民众及政府用贷款或借款的方式“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试图用“明天”的钱解决“今天”的问题，试图将“今天”的问题转移到“明天”。例如，2007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高达14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高达10.35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0%还多。但一个靠不断增加民众和政府债务才能维系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不管是个人的“消费信贷”，还是政府的“透支消费”，都不能从根本上根治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病症”，都不过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虽在一定程度上暂缓了当前的消费不足问题，但却使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冲突越积越多、越积越重，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如图2所示）。
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伴生物，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必然产物。尽管历史上所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和具体表现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上发生的每次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具体原因是有所差异的，但危机的实质和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2008年这场源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因次级房贷市场的违约率上升继而引起银行等金融体系信用链条中断而导致的，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根本原因，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不可克服的结果，无论过程多么复杂，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