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1
关键词：法治解决问题方式；“二选一”；社会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060-05
一、法治解决问题方式及特征
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权利和利益，在交往与互动中，诸多权益之间必定会有碰撞和冲突，这是一个时时处处均存在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对相互冲突的权益进行调整、对由此产生的问题加以解决，这不但必需，而且解决方式也多种多样，法治就是其中一种。法治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面对权益互相冲突的双方主张，必须作出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抉断。特别是在立法、司法环节，法治必须抉断，或肯定或否定、或黑或白、或是或非、或侵权或不侵权、或犯罪或不犯罪，等等。这是一种“二选一”的判断与抉择，因此，可简称法治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
先看立法环节的“二选一”及其艰难性。作为法治的首要环节，周旺生指出：“立法是由特定的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的活动，其直接目的是要产生和变更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在“产生和变更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判断与选择。例如，是否需要用法来调整；对某种意见立法是肯定还是否定；在程度上是增加还是减少；在范围上是扩大还是缩小；如此等等。立法时对这些正、反双方的判断已属不易，进行抉择更是艰难。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主管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彭真曾指出，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为了社会矛盾的解决而去划一个合理的界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立法中判断与选择的艰难性、痛苦性，美国学者昂格尔也有论述：“在不同的规则解释中，在不同的法律中，在立法的不同程序中所做出每一项选择必然会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立法中的二难选择，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往往以牺牲一方的利益为代价。
再分析司法环节的“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司法直接用来解决纠纷，对于诉求的案件需要确定受理或者不受理；受理后还需要判断义务是否被履行、权利是否被侵犯、合同是否被违反，抉择财产属于某甲还是属于某乙、继承权丧失还是没有丧失等；特别是司法需要最终确定胜诉或者败诉，而不能“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司法的所有这些活动都运用了“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指出：“作为一个原则，法律可以采取黑白分明的方法并用只确认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和否定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来对诉讼案中相互对立的请求作出答复。”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也谈到过“二选一”的研究课题：“在困扰着法院的大多数案件中，无论是法规中的规则，还是判例中的规则，它们所包含的可能结果都不止一个。在比较重大的案件中，总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在此，法规的一些用语会具有两可的意义，对判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会有对立的理解，法官将不得不在其间作出选择。”
进一步分析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从属性上看，其具有明显的武断性特征。因为法治是一种正方与反方二元对决的零和游戏，讲究的是输赢，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淘汰赛；法治以“铁面”现身，不和稀泥；法治以“高压线”为界，越线违法，甚至犯罪。正是法治的严格“二选一”、“铁面”与“高压线”，保证了国家的和谐有序，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从而获得“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尊重。正如季卫东所指出的：“法律职业的思维方式还有要求黑白分明、是非分明的特征，不含糊，尽量不容许妥协。这种特征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化很重要，有些卫道士的色彩。”正是法治的武断性特征，提供了公平正义的基本标准，使得芸芸众生能够清楚地将其作为行为准则，使得社会生活简便而不复杂。
二
、法治解决问题方式产生的原因
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以抉断或正方或反方、或黑或白、或是或非为代表，看到这点的同时也应看到：法治是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一种，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规范和准则本身并不存在大与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是为了统一协调以及在统一协调基础上社会活动的展开，法治必须进行规则一致化、统一化活动。因为不同的主体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却必须具有共同的规则进行交往。作为一种陌生人之间进行交往的规则，其前提是对相互主体资格的承认和对交往规则的信仰。
其次还应看到：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明显不同于政治解决问题方式。如果说政治解决问题重在“向前看”，那么法治解决问题则重在“向后看”。面对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和将来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于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讲话标题上就可明确看出“向前看”的政治思路。对此，邓小平还有更明确的直接论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账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对于法治“向后看”的解决问题方式，季卫东有过研究：“首先就是倾向于‘向后看’，着眼于过去的事实，立足于解决过去发生的纠纷。当然，审判者并非完全不考虑一个判决对今后的影响，但他主要不是为了今后的影响而作出对某一案件的判决。”从法治与政治的简单比较可见，法治重在事后解决，而非事前解决；法治主要是反思性控制，而非建构性控制。
之所以产生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原因很多，首先是事物、主体、行为等的本性使然。从哲学上讲，事物、主体、行为等必须具有只有其本身才特有的、稳定的本质属性。正是这种特有的、稳定的本质属性构成了事物、主体、行为等的确定性，使事物成为事物、主体成为主体、行为成为行为，也由此构成了事物之间、主体之间、行为之间的不同。面向事物、主体、行为的法治，首先要回答的是确定事物、主体、行为等的身份本身，并且不得模棱两可地回答既是该事物又不是该事物，既是该主体又不是该主体，既是该行为又不是该行为。本性使然。从静态上看，法治是社会规则；从动态上看，法治属于规则之治，要依规则办事。规则由行为模式与规则后果组成，缺失了后果的规则不是规则。换言之，对于某一行为模式，规则必须明确地告诉规则后果——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支持还是反对，不得语焉不详，模糊不清。比如，某甲从某乙处偷来一辆自行车后，以特定价格卖给了某丙。法律必须回答某乙可否从某丙处索回自行车?假如为了促进市场交易，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法律可以规定某乙不得索回，某乙仅可以向某甲主张权利。假如为了促进公序良俗，打击无权处分行为，法律可以规定某乙有权索回。但不管法律怎样规定，只能选择其一，要么某乙有权索回自行车，要么无权索回自行车，不得含糊。
第三，为了社会生活的清楚、简便、高效。社会生活多种多样，作为行为准则的法治必须清楚明白地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告示作用；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作为使社会生活简便宜行的法治还要进行简要回答，使人们能够成本低、效率高地生活。在法治阳光的普照下，人的外在行为极其简单，只须依法办事即可，而非复杂的，需要既考虑法，还要考虑关系、人情、身份等因素。正是由于法治能给社会生活带来清楚性、简便性等高效率优势，符合人们的稳定性、连续性等心理预期，所以人们才选择法治，甚至将法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沈宗灵的研究成果也指明了这一点：法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高效率的优点，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要求，即有相对独立性的生活。所以，法治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意味高效率。”
第四，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是通过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所形成的。法学教育往往强调：法治首先是一种依规则办事的精神。严格地依规则办事无非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依”，要么是“不依”，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这是防止权力(或权利)越界、滥用、侵权等的关键控制点，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再分析法律实践，其往往重视通过双方的对抗讨论程序，对法的运用流程进行监控。在对抗中，以当事人是否合格为根据进行取舍，以案件关联性为标准决定证据的进入与
退出；在讨论中，必须将自认为有理的正义主张转化为权利与义务的两分法，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法院的最终判决是在针锋相对、控辩对抗基础上作出的。所有这一切均是法律实践的真实写照，体现了强烈的“二选一”解决问题色彩。
三、法治解决问题方式的不足
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如同其他任何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样，具有自身难以避免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突出的僵硬性与明显的呆板性。
对于源自于“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法治之僵硬性与呆板性，博登海默在《法理学》一书中将其称为“法律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这既是优点，也是法律的弊端之一。应该看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并不是或者全对或者全错，而是部分对、部分错，如果用法律方式加以解决，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了法治的不足或缺陷，往往是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社会生活已经时过境迁，而法律制度还在原地踏步；法治所追求的普遍正义有时会成为个别公正的桎梏。
从逻辑上分析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其类似于形式逻辑，“是”为“是”，“是”不得同时为“不是”，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形式逻辑“同一律”。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模棱两可”中间状态则类似于辩证逻辑，在“是”为“是”的同时可以为“不是”，“动”在“动”的同时可以处于“静止”状态。例如飞行中的箭就处于“动”与“静”的辩证状态。换言之，对于飞行中的箭只有用辩证逻辑方可理解，而用形式逻辑则行不通。形式逻辑具有严格、僵硬、呆板等特质，而辩证逻辑则具有灵活、机动、易变等优势。
从社会生活上看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其与现实社会生活有不相称之处：社会生活中虽然存在着截然对立的内容，但也存在着“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既黑又白、既是又非、既侵权又不侵权、既犯罪又不犯罪，等等。其中的关键与要害之处往往在于：“你”怎么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你”在法治上又是如何区分与界定这些现象。这里之所以用带引号的“你”，除了强调之意(是“你”在评价“我”，而不是“我”之“本我”)外，还明确表明这是不同于事物本身的“我”，而是在“我”之外的“你”。社会生活是法律的大背景，是法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如果法律与社会生活出现严重背离，那么最终败下阵来的只能是法律，而不是社会生活。因此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不足之处必须得以完善。
四、法治解决问题方式的完善——内部补偿与外部补偿
有不足就需要完善，有缺陷就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弥补。对于包括由“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引发的法治不足、弊端或缺陷，郭道晖总结出了法律外部的补偿和内部的补偿两种途径。法律外部的补偿途径包括：(1)法治与民主政治结合，并辅以德治；(2)实行综合治理，多种社会调整手段并用；(3)以政策补偿法律的缺陷。法律内部的补偿包括：(1)立法方略上以灵活具体的弹性，补偿法律的过度概括性与僵硬性；(2)立法制度与立法技术上的完善，以防止人为的疏漏；(3)健全和改革司法制度，使“个别正义”得到保障，以补立法“一般正义”之缺漏。
就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所产生的不足、弊端或缺陷，博登海默提出法院可进行有条件的裁决，即要求原告以某种形式公平地对待被告，并以此作为获得赔偿的前提条件；人们还可以通过将司法制度完全个别化来避免“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僵化性。博登海默还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的调解手段和仲裁手段，认为解决冲突和争议不能只靠司法措施，还要靠调解、仲裁等手段。仲裁是将争议交给普通法院制度以外的人，从而使所作的裁决适用于争议的特定情形；调解是将当事人召到一起并用自愿和解的方式调和争议。一句话，综合运用多种措施。
就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完善，本文着重强调，要重视与法之执行相适应的软法、自治的法、民间法、文化氛围等的力量。以“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为例，以实证观察为视角，到底哪里执行得好?哪里在“吸烟”与“不吸烟”中自觉选择了“不吸烟”的呢?从场所上看，在麦当劳、肯得鸡、高级宾馆等涉外场所执行得好，主要因为有外来的“不吸烟”文化氛围在支撑着法律发挥作用。从人员上看，在领导干部或其他德高望重之人带头不抽烟甚至力主戒烟的群体中执行得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强调上行下效，日常生活中如不以“上”为圭臬，往往还会受到软法、潜规则等
的惩罚。从经历上看，往往家族中有曾因吸烟而致癌的家族中执行得好，主要因为教训是深刻而沉重的，不吸烟对自己是有利的。总之，作为公共政策的法治，其面向的是民众，必须考虑到民众这一受体。对于作为政策的法治，权益相关人(法治之受体)也是有应对之策(对策)的，因此，如果针对政策的对策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这部法律的执行就要大打折扣，形成法治秩序的目的就难以达到。换个角度，如果法治对应对之策没有充分考虑、没有预案、没有准备，那么，这样的法治必定其不足之处愈显突出，社会上对其不满得以加重。这就要求法律必须超出自身，来到社会，在社会管理及社会管理创新中显示其独到的魅力与价值。治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善治
如果说通过内部补偿与外部补偿完善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不足，其更多是就法治谈法治因而仅局限于自身的话，那么，超出法治谈法治、跳出法治看待法治的“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则是将法治置身于社会之中，从社会之总体看待法治之部分，这样意义与价值就昭然若揭了。
第一，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的意义——供给良法。如果通过总体看待部分，透过宏观分析微观，那么，置身于社会之中的法治必定是“优良之法治(良法)”。法治要不断地完善自身，弥补不足，力求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尽力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制度需要，这才是当前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当务之急和着力重点。
第二，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的意义——形成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重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同时，还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并确认其重点在“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第五条)”的背景下，社会管理必然要融入“法治”要素，要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进行社会管理。因为社会管理是在法律的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社会管理，这是法治的基本功能；而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管理也因此具有了合法性、权威性、公信力等，这是社会管理必须具备的要件。
以法治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不由此而否认社会中道德、纪律、风俗、习惯，甚至宗教等的作用。恰恰相反，要在法治基础上自觉地借助于道德之力、纪律之力、风俗之力、习惯之力，由此形成综合之力，以促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有序。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内含有“社会最后一道防线”之意，但却并不由此而否认私力救济、双方自行和解、有第三人参与的调解、到专门机构进行的仲裁、行政复议等前沿性阵地的作用。恰恰相反，正是有了这些前沿性阵地，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才会更加牢固，社会管理的纵深才令人放心。
具体到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的意义，首先应当明确法治的定位，法治在用来保护权利的同时，也担当着“惩治邪恶”的重要职能。也因此，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必须超出自己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比如说，采用“二选一”的法治解决问题方式必须要有助于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更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更有力地促进社会公平、更坚定地维护社会稳定。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组成部分。
第三，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创新(或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促进善治。
融入“法治”要素的社会管理，不但是“戴着镣铐跳舞”、“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要进行社会管理的重构与创新，形成良法善治。从信息角度看，良法善治强调的是双向信息的交流与选择，而非单向的信息不对称甚至信息强制。从主体角度看，良法善治强调的是主体众多的“社会管理”而非主体单一的“政府管理”，前者实行的是社会本位，而后者则实行政府本位。从关系角度分析，良法善治强调的是多方互动、合作共赢，而非中心突出，边缘模糊，甚至对弱势群体的权益视而不见，以至抹杀。
具体到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首先要明确社会管理创新的范围与边界，处理好创新与守规(遵守规则)之间的关系。虽然创新是民族发展的永恒动力，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必然要走下坡路的，但是遵守规则，依规则办事则是创新的民族所必须坚持的，应当认真对待现有的规则，依照规则创新社会管理。如果现有规则有待完善，则要及时启动规则修正程序，而非视规则仅仅为办事的参考，可有可无，甚至认为规则是
新的垫脚石。在创新社会管理的成果获得广泛认同时，必须通过规则得以法治化。
从某个角度看，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不足及其完善正好契合了社会管理“需要”创新的需要，有助于由国家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向社会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提升。过去中国盛行的是政府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这种方式，具有速度快、效率高、刚性强的优势，但也存在着基础薄弱、容易侵犯私权利、扩大公权力的内在缺陷。相比之下，由社会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强调社会的力量，突出社会的地位，尊重社会主体的创造性，虽然可能短时间内速度慢，但推进得扎实，通常不走回头路。之所以倡导由社会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是因为其重视协商民主，强调对话讨论，提倡权益表达与官方回应的有效互动，而非简单生硬的“二选一”、僵化呆板的“刚性”。即使存在必须的“二选一”或“刚性”，其也应是极其罕见而稀有的；即使一旦出现，其前置程序也应是极其漫长而复杂的。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社会的直接冲突，增强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有助于在协商对话的和谐氛围中解决问题，最终形成良法善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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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2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运用法治的思维与方式助推社会治理创新，是时展的命题，它关系到群众的民生福祉，关系到基层的和谐稳定，关系到政权的长治久安。从“法治”理论的角度阐释了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将法治与创新社会治理相契合，坚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政府权力，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从而大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关键词：法治;社会治理;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3015402
1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内涵
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改变了行政管理注重行政命令，简单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做法，它更加注重法治规范，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理社会，具有“法治”的特色，是对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管理模式的全新概括，它是指是社会各主体之间，坚持平等的原则，通过合作的方式，依照法律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社会领域的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等，最终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决定》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虽然改变的只有一个字，但是反映了治国理政方式的转型升级，对于实现中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法治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任何社会治理都要遵守法律，创新社会治理更要符合法治的要求。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创新应该纳入法治的轨道，即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是指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使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意味着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全过程，用法治的思维思考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用法治的方法破解社会治理创新难题，用法治的权威巩固社会治理创新成果。
2法治之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意义
法治之于社会治理，意义重大。社会治理创新应该走法治化的道路。中央非常重视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党的十报告中曾明确指出，“法治保障”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关键就在于限制政府社会管理权力，核心在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根本在于法治的保障。
2.1法治是有效规范政府权力的基石
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有效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同时探索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在社会领域权力与权利的均衡。要实现这一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追求，则需要不断强化法治保障。法治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一套社会治理方式。从实践经验来看，法治是一种科学治理方式。法治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它为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治理设定了具体的准则，而且为一系列纠纷与争端提供了确切的解决依据和规则，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武器。因此，法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基石，坚持依法治理，以法治为保障的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最佳选择。
2.2法治是实现公民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保障
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同时期社会治理的理念不一样，目标也不尽相同。除了限制政府权力之外，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必须尽快将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只有把法治化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才能实现权力与权利的有机统一、政府治理与民众参与的统一、维稳和维权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使公民权利得以实现，公共利益得以维护。
2.3法治是社会治理创新实效性与持续性的支撑
法治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并不是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来对待，而是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来尊重。具体而言，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是为了促成社会的规范有序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法治”状态;二是社会治理的过程与手段必须符合现行法律的要求，即社会治理程序的法治化。
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及其创新成果必须要以法治作为支撑与保障。只有更加完备的法规制度，更加有执行力的执法、更加公平正义的司法来引导、保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才能要确保社会治理创新的实效性和持续性。
3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路径
3.1加强法治理念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如果要有效开展社会治理活动，那么必须有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指导。只有牢牢树立依法开展社会治理创新活动的理念，才能带动社会治理主体、方法、程序等方面的创新，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活动的全面开展，实现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根本目的。
同志指出，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树立法治理念，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树立多方协商，共同治理的理念，不仅要强调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服务促管理，更要强调多元主体的协调作业，尊重社会自治，助推社会自律，确认并保障社会多元主体的多元价值和利益诉求;要树立规则思维，要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范及时、充分、准确地转化为各类法规和制度，转化为各类社会管理主体进行价值取舍和决策判断的基本行为准则;要“以人为本”，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不仅要强调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而且要正确认识化解社会矛盾与纷争解决机制常态化的关系，致力于社会治理法治化机制和制度的建构和完善。
树立法治的理念，需要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加大在法治宣传的力度，同时也要把握法治宣传的方法，在宣传工作中大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岳麓区为例，则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依托当前已建立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摸清不同区域、人群的法律需求，提升针对性。二是针对矛盾多发、易发区域，开展“法律七进”主题活动，将宣传融入法律服务过程中，提升法制宣传实效。
3.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的政府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是当前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重点，政府是社会治理活动的重要主体之一，具体的说，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强化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保障，建设法治政府是关键。而依法行政就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环节。例如，岳麓区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把树立法治理念、规范政府行为作为首要任务，始终坚持依法治区、规范治区、阳光治区。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采取一些列的例如“社会听证、专家咨询、风险评估”等决策辅助机制，保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用依法行政带动依法治理，推动岳麓区社会治理创新各项工作科学、规范、有序的进行。
笔者认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社会治理决策程序法治化。完善社会治理决策审查机制，全面推行社会治理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有关社会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会议议题，事前须经过本单位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部门就社会治理重大事项提请政府作出决策的，须将相关资料提交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制定和实施加强基层调研和联系基层群众的规章制度，切实保障社会管理决策源于群众需要、反映群众要求、服从群众利益。二是推进社会治理决策执行法治化。全面梳理社会治理行政执法依据，明确行政执法主体，实现社会治理职能精细化界定、治理程序精细化执行、治理责任精细化分担;创新行政执法体制和执法方式，加强各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内容的协调，改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实现各部门联动执法，加大对食品、药品、医疗等社会管理重点领域各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形成执法合力。三是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进一步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接受人民监督;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
3.3健全法律体系，构建完备的社会治理法治支撑
有效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程序性保障的有效方式是加快社会治理有关法律规范的建设。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法制建设。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如就业、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医疗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主动探索网络化治理等热点难点领域的立法;紧紧围绕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亟须的基础性法规，特别是要针对流动人口、社区矫正、社会组织、互联网、特殊行业场所等一些管理领域法规不健全、相对滞后问题，积极推动相关部门制定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二是要重视地方性法规配套制度建设。要着重针对市容管理、客运管理等存在标准陈旧、规定模糊等问题的社会治理领域，加快法规细则的更新出台，改变威慑不足、管理执行难的现状。
3.4加强公正司法，维护严明的社会治理法治程序
社会治理过程中，推进公正司法，一方面，规范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强化司法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案件质量评查制度，提高依法办案能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创新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畅通矛盾纠纷解决的渠道。一是加强行政应诉工作，落实行政执法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二是加强纠纷调解工作。整合资源，在基层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人民调解工作室，提升人民调解影响力;充分发挥村居和社区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推动建立医患纠纷、劳资纠纷、交通事故等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及时掌握矛盾纠纷，主动做好化解工作，实现基层纠纷基层解决，基层矛盾基层化解的格局;建立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制度化发展。三是完善行政司法互动机制，有效预防化解行政争议。
3.5加强依法监督力度，形成有力的社会治理法治保障
进一步完善监督问责的法律机制。同时构建一套全方位监督体系，如将党内监督、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将问责机制制度化，常态化，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3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结合的必然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这个概念，这是有别于“社会管理”的一种新的理念，新的提法，这也是在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进行五位一体建设之后，党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党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安排。
“社会治理”区别于“社会管理”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通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内容从以“管”为主走向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公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多元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各司其职，优势互补，通过多种管理手段并行的方式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引导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而在以前的社会管理中，更多依靠的是政府的力量，通过强制性地发号施令进行社会管理活动；而社会治理在坚持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之下，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并运用法律的、市场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管理方法进行管理活动。
而在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这一过程中，更应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作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和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政治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在依托法治这种“刚性”社会治理手段的基础上，更应该重视对治理对象的“软性”治理，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年龄阶段、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等的不同特征，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而不是用“一刀切”的方法进行社会治理活动。社会治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同源的学科基础、一致的工作对象与共通的最终目标，决定了两者结合的必然性，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社会治理功能。它通过社会舆论导向、主体人格塑造、社会风尚引领、意识形态建设等方式，引导公民思想政治道德观念的提升，现实社会活动行为选择的引导，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表现形式
社会现实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具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功能，能对社会发挥强大的整合和治理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理念的首要环节，更是弥补“刚性”社会管理缺陷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使传统社会管理方式更好地顺应时代潮流。
（一）政治保证功能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保障社会良性运转的核心方式，只有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发挥的前提之下进行，才能保障其正确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因此，我国的社会治理必须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向，更好地促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社会治理活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将国家的性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贯彻其中，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治理指明社会主义方向。社会治理不仅具有社会性、经济性，更具有政治性的特点，它的发展，不能脱离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当前政治现实，必须为维系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现阶段社会治理的主体，党委和政府仍然是其中坚力量。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分散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点，而各种社会思潮也纷至沓来。在此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方法都亟待创新，尤其需要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理念和政治内涵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追求，使人们将之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理念，外化为行为，固化为习惯和追求。“通过完善的工作机制和畅通的教育渠道，阐发我国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义目标，思想观念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并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进而保证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义方向。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治理提供政治素质保证和政治思想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党形成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先进作风，通过经验的总结和实践的反复改进，形成了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方式方法，从而更好地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成为我党的光荣传统。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我国的社会治理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当前我国要持续继承与创新群众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于社会治理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软性”的方式，它运用疏导教育法、激励教育法、预防教育法、心理咨询法等，解决人民群众政治素质不高、政治意识淡薄、政治知识匮乏等问题，并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方向等知识进行宣传和传播，培养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为社会治理创建坚实的政治保证与思想保证。而这个内容的实现，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作用发挥。
（二）凝聚共识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从而为社会治理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传播贯彻的重要途径，它通过价值信念教育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价值导向，为人的行为方式提供价值指导，提高人的行为认知水平，为社会管理凝聚、整合精神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凝聚共识功能。
首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更加强调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互相协商，共同合作，体现了社会治理的科学性，符合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而实现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谐合作，就需要解决多元社会主体价值观凝聚的问题。若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目标、价值观分歧，那么社会治理无法正常推进，社会秩序无法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无法得到真正保证。如何将治理主体的目标同一化，将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协调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治理，只有靠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对多元主体进行引导教育，使之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外化为具体行为上来，从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导向作用。
其次，社会治理要顺利地推进，必须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普遍支持、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价值导向的重要方式，有着重要的凝聚共识的功能，通过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对社会治理的目标、政策、制度等形成认同感，加强社会治理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与此同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群众对有关的政策、法律法规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对治理主体有着某些偏见和不满情绪，而这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功能，运用和风细雨式的群众工作方法来进行法制宣传与心理沟通教育，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社会治理的有效推进。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人民在各种精神生活领域的问题凸显，这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只有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共识的功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优良传统，在社会营造健康向上的精神风尚，努力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才能为推进社会治理创造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
（三）社会整合功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利益格局面临重要调整，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人们的价值观面临分歧，这使个人（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引导不同利益群体的正确利益导向，调节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是必要而紧迫的。
“社会整合，就是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行为举止方面，取得共同性、一致性、协同性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整合途径，能通过利益调控的方式、说服教育的方式以及情绪疏导的方式，对社会成员的不同利益诉求进行调节与整合，从而减少社会摩擦，削减社会治理成本，使具有不同利益目标、不同价值取向的个体（群体）之间按照既定的社会规则进行协调沟通，形成互利和谐的利益关系和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进而充分发挥好各种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保证社会治理的和谐有序开展。
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4
关键词：矛盾；社会治理；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5-0042-04
一、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成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政治因素毫无疑问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因素上来。社会治理也不例外，应当与所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相匹配，恰当反应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只有总体把握社会经济状况，才能有效选择社会治理的模式。
社会治理在基本概念上分为广义和狭义。社会治理从广义上说，是指管理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而狭义的社会治理则指除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外，仅限于与之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管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定义，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进行管理，主要目的是促使社会系统协调运转，促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全面协调发展，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谐有序进行，达到对社会治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他们通过共同协商、研究、决策，最终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模式。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与社会价值，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立足我国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情况，同时考量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三个层次，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治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管理主体通过计划、组织、服务、领导和控制，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协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发展，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社会活动。
（二）社会治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上，通过治理活动对社会的人、财、物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协调产、供、销等市场要素，实现生产力科学组织与发展；在社会属性上，有效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善的社会关系，使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的价值与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使社会发展有序、健康和高效运转，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张康之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一文中曾经论述到，虽然公平、公正、秩序与服务、效率、和谐等，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但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这些基本价值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1]。在传统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秩序方面。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效率。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其他的核心价值都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种价值。社会治理反映了能动与被动、自发与强制，以及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是秩序、规范与人性的综合反映，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有效发挥社会庞大系统工程的功能与作用，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社会平衡的调节机制，遏制、减少与消除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与全面发展。
（三）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在传统社会里政府是主要的方式，在治理的方法上多呈现为人治，它们包揽一切事物，对社会实施组织化管理，以至于弱化了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造成管理效能低下，寻租现象严重，出现了畸形社会发展的不良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管理主体，它与政府协同治理社会，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所言，统治是政府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而治理是一种靠共同目的为支撑的活动，其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同样也并非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2]。笔者认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各级党委，作为执政党，党委对社会治理具有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由于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没有特殊的利益，所以，党本身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因此，作为党的具体化的各级党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二是各级政府，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与党委一样，能够有效调动不同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代替。三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其产生和发展打破了政府治理的唯一模式。一般而言，政府治理具有强制性，而社会组织的治理具有非强制性，因此，面对纷杂的社会状况，社会组织治理比较政府治理而言有其优势。但是，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时间不长，尚不发达，故其对社会治理的功效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3.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法国达到110个，日本达到97个，美国达到52个，阿根廷达到25个，新加坡达到14.5个，巴西达到13个，而我国仅为3.37个[3]。四是公民，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被治理者，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教育公民，将其纳入管理主体的范围，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进一步发挥自治功能，才能实现有序社会目标。需要说明的是，当前有一种怪论，即崇拜西方的社会组织治理和公民自治，而忽视与排斥政府治理的作用，这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小政府、大社会”，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或许是一种进步，但过分迷信或夸大社会组织的作用，有意或无意的削弱政府职权，很有可能使社会管理误入歧途。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判断，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不可反驳的公理性论断。就我国而言，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是人民协议选择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拥护和支持，这表明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个领导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决定了它具有独占性、不可阻碍性、不可抗拒性和不可侵犯性。意大利学者普特南提出“强社会、强国家”[4]的治理模式受到北欧多国政府的青睐，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我国应当构建党领导下的科学、普惠、普适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剧变、人亡政息、社会倒退就是忽视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力量之恶果。正如学者陆文荣所言：“在中国，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其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政府这只推手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四）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有人称之为社会管理，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治理，甚至有人认为三者系三种社会治理模式，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模糊认识。笔者认为，三者虽然表述不同，但在性质上具有同一属性，基本涵义也大体一致。首先，目的相同。均是为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作用，促进秩序优化和社会和谐。其次，主体相同。即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和混合的管理主体。其三，方法相同。即均采用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手段与方法，对社会进行治理。当然，三者的不同表述也表明了治理策略与重点上的不同差异：社会管理侧重于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强调其主导性价值；社会治理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承担，强调其共同性价值；而公共治理更关注于公共政策、公共关系和公共产品，强调其公众性价值。
当前，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宏观上的问题，也有微观上的问题；既有治理主体与范围上的问题，也有功能与机制上的问题。朱勇同志将其总结为“七重七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重物质丰富、轻思想道德；重静态治理、轻动态治理；重各自为政、轻通力协作；重普遍管理、轻特殊治理；重治理管控、轻服务尊重；重实体治理、轻虚拟治理[6]。围绕上述问题与差距，笔者认为，社会治理的任务：一是增强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的认识，创新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有效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遵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立足中国现实，放眼世界变化，继承和发展传统治理方式，吸收国际文明发展成果，使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工作协同，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
（一）社会治理模式的分类
向春玲教授认为，社会治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治理型模式和社会自治治理型模式，认为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应当归属于政府主导加上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3]。学者张康之则认为，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来看，它的发展趋势是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它的模式是用权力去治理社会，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来治理社会，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德治”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提倡人们用道德治理。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以权治为主，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以法治和德治为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为主，但是在法制健全和规范的情况下，也有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是被排除在外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德治为主的，但它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然，在管理过程中，也会包含一些权治的内容，但权治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并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且不经常使用。不论对治理方式如何表述，但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在主体上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方式方法上内容更加丰富，在治理功效上效果更加明显，正如学者孙晓莉所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7]不仅如此，在目标追求上，“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制度或实现制度创新。”
（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倡导社会的共同精神，即坚持政治平等，鼓励团结与合作，提倡信任和宽容，强调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社会治理的路径，学者陆文荣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时代新公民；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既利用政府的组织资源，又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且进一步认为，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这两种社区治理模式，作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继续发挥其功能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实践需求。学者杨党校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相应的，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治理方式演变，在路径与对策上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转变政府职能，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2）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3）根据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多元治理；（4）倡导公共精神，加强道德立法，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
当前，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上的难题：一是社会组织正在孕育和发展之中，其功效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合理的支持，促进其成熟，并因地因时制宜，在党委和政府的监管之下，逐步让社会组织承担适当的管理职能。二是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包括商会、行业自治尚不成熟，与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很多地区自治功效徒有虚名，一盘散沙，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与责任。应当重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家族领袖的作用，让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真正立足于基层社会。三是政府治理滞后，应当更新观念，创新模式，强化职能，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变动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应当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提升治理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与突发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三）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分担
江平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有四条主线：一是人治和法治，二是国家与社会，三是公权和私权，四是从法制到法治。难能可贵地从法学的视角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抓住了要害与症结，展望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的进步。比如江平教授在解读国家与社会问题时认为，以前国家对社会治理干预过多，经济计划完全由国家行使，甚至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教育、婚姻、生育等一切都没有完全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大的变化，给予社会和老百姓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国家不应该任何事情都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家庭婚姻等方面应有自主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改变，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放权让利，给企业更多的自，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家不再来干预一切，在教育、医疗方面社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指国家依靠强制力来进行管理，强调社会的作用更多地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转变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是国家实现专制的工具，现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工具。
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正如学者马小红所言：“中国社会的治理以人情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社会治理以由里及表为主；西方社会则以理性为中心，以制度为基础，社会治理以由表及里为主。”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党委、政府管理社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建立起政府治理为主导，社会各个部门与群体共同参与，民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协调联动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即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正如张越同志所言：“同频同步、共振共鸣、应时应变、自省自觉”，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孙晓莉提出了多元社会治理的观点，认为其基本内涵包括：（1）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一些社会组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角色，近几年，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市场化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其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2）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其中既包括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包括，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等。我国治理结构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思想，一是主体多元，既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执法、司法群体，又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权力机关，还有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方法复合，既包括行政手段、司法手段，也包括群众自治方式；三是以法治为基础，该体系运行既反映了事权的运作过程，又体现出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5）：20-23.
[2]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向春玲.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eB/oL].（2011-03-07）.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陆文荣.社会管理：概念界定和中国经验[eB/oL].（2011-03-02）http：///news/147193.htm.
[6]李光明，陈丽平.朱勇代表：创新社会管理要避免七重七轻[n].法制日报，2011-03-05.
[7]孙晓莉.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n].学习时报，2005-06-13.
SocialGovernanceandGovernancemode
wangYuefei
（Highpeople'sCourtofHebeiprovince，Shijiazhuang050051，China）
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5
论文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国家治理
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改革目标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具体改革要求，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正是基于这一目标和要求而做出的实践方案设计。从表面上看，正是在国家治理这一宏观政策背景的推动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实践得以开展，在政策运行路径上反映为自上而下的推动;但从实质上分析，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清晰的逻辑关联，它是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最终成为政策方案并指导实践的现实反映，或者说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政府为突破现实管理难题而依据环境做出的根本性变革，国家治理据此而产生并以此为实现条件，在政策运行路径上反映为上下互动作用的结果。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1.基层社会治理环境日益复杂化和高度不确定性。近几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在城乡与其他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由此而来的社会秩序混乱、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不断增多;民众的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化，复杂的利益纠纷交织在一起时常演化为激烈的群体性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当前我国基层复杂的社会治理环境，并时刻考验着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同时，随着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社会治理环境日益复杂化和高度不确定性，外在表现为社会治理实践中难以应对的各种危机和风险，传统官僚制及治理方式不仅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而且自身的种种弊病也成为风险和危机产生的根源。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承担更高成本，不同形式的公共突发性危机以及未曾涉足的网络虚拟社会管理都使政府无法用常态方法去应对，如何规避风险和分摊治理成本已成为基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便适时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
2.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存在局限性。传统政府管理模式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其强调政府作为单一主体依靠法律对社会资源的调配和控制作用，官僚制和科学管理技术为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为低度复杂和低度不确定性工业社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高的效率保障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在供给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缺陷。但随着社会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强，传统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不远能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基层社会治理常因基层政府能力不足而陷入困顿状态，而作为“社会人”存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具有追求私利的倾向，权力寻租、官僚作风、低效率等现象大量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时有发生。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基于弥补传统政府管理失灵而出现的，以效率追求为核心的市场化操作方案虽然在短时期内给公共管理者的社会治理带来的希望，但过分注重私人管理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案却带来了改革的部门化、碎片化和价值缺失等问题，将公共管理带入了管理主义的误区。从实质上来讲，新公共管理运动并不是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根本性改革，只是在市场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二者之间做出的选择性调适，这也是后工业化社会中政府或市场模式无法应对危机或导致危机反复的根本原因。针对传统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已显得非常必要。
3.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意识增强。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治理过程的能动参与。一方面，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民众更加注重对自身权利诉求的满足与实现，参政议政已成为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追求。同时，社会团体及个人也开始担负起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他们愿意与政府以合作的方式共同治理社会。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对信息的垄断，更多社会公众和团体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参与到政府管理的过程，信息技术为政府与社会主体合作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这使得社会治理创新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基层政府，而且也包括基层社会团体及个人。在基层政府层面，治理意识的增强不仅表现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和引导性职能定位，而且也表现为对公共权力行使和“公共”属性的根本认知。在社会层面，社会组织及个体不仅拥有积极的参政议政能力，而且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表现出与政府共同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合作共治态势也在现实实践中逐渐形成。
二、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内涵释义
近几年，随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对基层社会治理理论和方式的研究，形成了以“社会治理”为主题的诸多研究成果。虽然学者们的分析视角各不相同，但对社会治理的看法基本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社会治理的概念界定。“治理”一词源于古拉丁文和古希腊语中的“掌舵”，原意是“操纵和控制”，20世纪90年代被西方学者普遍采用，其内涵也随着社会改革实践而被逐渐完善，并最终发展成为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治理理论，治理理论是西方学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合理内核进行的有效整合，其核心思想有四点：“（1）政府并非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各种得到公众认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都可以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2）社会管理系统是一个网络结构，作为网络节点的各种社会管理主体不但具有自组织性，而且能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3）政府与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之间是相互依赖和互动合作的关系;（4）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不仅限于传统的控制手段，也强调对其他手段的综合运用。”罗伯特·罗茨在研究之后列举了有关的四种界定：“一是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市场化;二是作为善治的治理，强调公共服务体系的效率、法治与责任;三是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强调政府、社会及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合作;四是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强调它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我国学者在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将“社会治理”理解为“合作网络”，既注重公共服务供给的集体行动逻辑，又强调负责、高效和法治政府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由于合作网络治理对当代公共管理的环境变迁及其发展趋势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目前我国学者多采用此观点。从治理理论的内容来看，多主体参与、互动合作及多样化治理手段等要求无疑会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但基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环境的现实考量，我们需要充分考虑这些理论和技术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适用性问题。当前，我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甚至缺乏国家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互动的规则和技术，建立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局面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应该在了解社会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职责，制定出具体的操作技术和规则，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第二，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认定。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低层级，范围包括“县、城市的区、不设区的市的党组织、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基层社会治理涵盖人口、就业、民政、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及综治、维稳等各方面的内容，直接面对社会治理中矛盾和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状况不仅关系到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决定着整个社会治理的效果。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前沿阵地，在国家治理中居于特殊地位。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治理政策僵化、社会参与渠道不畅及基层社会主体参与不足等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并未完全显现出来，创新治理方式已成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6
关键词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社区矫正
基金项目：本课题受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名称：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之下的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主持人：侯习敏，项目编号：（14ycxjj0030，）。
作者简介：侯习敏，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肖杨，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劳教废止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已不容忽视。基于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控制的特殊模式，中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着渐进式填补的路径来迎合社会秩序规范运行的需要。社区矫正制度的深入开展，适应了犯罪控制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常态，实现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与社区矫正制度的耦合。
一、社区矫正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耦合之处
社区矫正制度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看似两个不同的制度，但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社区矫正制度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诸多矛盾的迫切需要
改革进入深水区，诸多内外因素引起个体思潮的变异，为各种失范行为滋生提供了优质的土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作为劳教的制度衔接，本着“教育、感化”的理念，与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中国传统的刑罚执行方式单一，这与违法行为惩罚格局不相适应，因此，刑法执行机关需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变革。
1.社会治安案件频发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种类和方式不足的矛盾。“当每个人发现自己不能够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就会通过某种变异的自我感情等形式表现出来。”改革进入深水区，符合劳教并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因素明显增加，但劳教制度已成为历史。归根结底，是因为教育矫治种类和方式不足，如果把社区矫正制度引入教育矫治执行方式，以上问题便迎刃而解。
2.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与缺乏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之间的矛盾。在罪犯人数居高不下的形势下，监狱的行刑资源面临严峻挑战，为缓解这一矛盾，《刑法修正案（八）》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但现实情况是，基于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人手严、矫正方式单一等诸多原因，社区矫正作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刑罚方式，在罪犯矫正过程中并没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这一现实困境亟待解决。
3.社区矫正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对犯罪的惩罚比例失衡之间的矛盾。我国《刑法》确立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哈特认为：“惩罚之相对严厉性与犯罪之道德上的严重性呈正相关。”而劳教制度明显和上述原则相悖。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法院判决了大量管制、缓刑和假释案件，使矛盾将更加凸显。为了遵行罪行相适应原则，有必要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案件与社区矫正案件相衔接。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可以解决违法行为教育矫治与社区矫正对犯罪惩罚的比例失衡矛盾。
（二）社区矫正是我国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执行方式改革的必然选择
1.社区矫正可以根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行刑方式的实质不公。劳教废止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功能的实现必须依赖新的惩罚控制机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比，劳教违法行为较低，但劳教违法行为遭遇的封闭式处遇，很可能比罪犯接受的处罚更加严厉，从而造成实质不公。我国目前推行的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开放式的处遇制度，是现在行刑执行方式改革的大势所趋。
2.社区矫正有助于我国违法行为矫治应然目的的实现。违法行为教育矫治采取何种执行方式取决于它所追求的实然价值，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秉承“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劳教采取封闭式处遇制度，这种执行方式让被执行者产生“人格减等”的心理耻辱，这无疑是剥落了他们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社区矫正有利于被矫正人重新回归社会。从这个视角来看，劳教制度废止后，社区矫正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最合理方式。
3.社区矫正可以缓解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执行困境。在司法实践中，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并没有体现其应然标准功能，随着国内安全形势与经济压力的增大，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性质由原始的福利性措施转型为惩罚性措施，这种处遇模式违背教育矫治的初衷。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与社区矫正相比，监狱行刑资源却不断增加。社区矫正有利于克服传统的行刑封闭化和罪犯在刑释后难以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弊端，可以缓解当前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执行困境。
二、社区矫正运行的几个基本理念
笔者认为，劳教制度废止后，社区矫正作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执行方式属于大势所趋。在社区矫正在运行过程中应秉承以下几个基本理念。
（一）依法矫正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因而要做到“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个基本准则，“法律优先”意味着社区矫正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前提，虽然《社区矫正法》还未面世，但是为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必须严格贯彻《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法律保留”意味着社区矫正的要做到“法无授权即禁止”，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区矫正的严肃性和威慑性。
（二）一般预防理念
“一个法律若要恰当地完成其职能，就不要追求正义，还要致力于创造秩序”。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参考刑事法学中的一般预防论。即：社区矫正不仅要体现正义的需要，而且更要体现出一般预防的需要。社区矫正作为宽容刑罚观的产物，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在一般预防理念的要求下，社区矫正应该侧重于保证公众的安宁感，做到矫正项目具有针对性，从而使犯罪控制模式和社会治理效果得到进一步加强。（三）矫正与教育并驾齐驱
“矫正意指纠正，改正，是指“专业人员运用专业理论和方法为被矫正对象提供各种改造措施。使罪犯或具有犯罪倾向的违法人员得到矫正治疗，从而实现再社会化的过程。”；“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培养品格健全的社会人的实践活动。”从两者内涵来看，教育的形式往往是“柔性”的，而矫正的形式是“刚性”的。社区矫正运行中既要考虑“刚性”特征，也要考虑“柔性”需求。
（四）以人为本理念
劳教制度之所以一直遭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质疑，除了因其欠缺法律依据，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而又合理的社会秩序”，社区矫正的深入推进以“人权保障”为价值准则，因为谋求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也是“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之下社区矫正制度的现实可能性
（一）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取得了良好成效
（二）社区建设加速推进为社区矫正深入开展提供了基础
社区矫正要发挥作用必须以社区为前提，随着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政府成为了人民的“守夜人”，社区建设自反原动力和政府主导原因力出现了博弈的过程，这为社区矫正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之下的社区矫正制度构建
自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以来，学术界围绕社区矫正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但社区矫正作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正的方式缺乏法律依据，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对矫正措施进行了创新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却是对“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个原则的违反。笔者认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应该早日出台，这部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的犯罪控制模式、执行程序、矫正项目等。
（一）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模式探讨
无论是英国的全国缓刑委员会、美国的矫正局管理模式、还是日本的保护观察所，归根结底国外社区矫正强调政府、社区及非政府组织三方共同合作的主导模式。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我国的社区矫正应采取何种运行模式呢？《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立了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公安机关与其共同承担监督考察社区矫正犯的工作管理体制。笔者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方参与”实现专门机构管理和社会管理相结合、引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推动社区矫正的社会化运转，符合社区自治的发展趋势。这也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应该坚持的模式。
（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
1.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探讨。目前，我国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的是司法局，实际操作中，主要矫正任务落到基层司法所。在基层司法行政部门配套及保障不足、法治观念滞后的情况下，利用社区刑罚对罪犯进行改造和教育的理念还未得到深入推进。笔者认为，由于刑罚执行的复杂性，为了解决上述困境，可以在社区矫正机构中配备一定数量的警察，协助社区矫正官开展工作。
2.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中民间组织与行刑社会化时效分析。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开展应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进来。由于社区矫正的复杂性，在实践中，应注重吸收具备多种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同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大社区矫正制度的宣传与普及力度，促进普通民众摈弃“刑罚报应”理念，以达到行刑社会化的时效。
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7
[关键词]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公民力量；制度化；法治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4-0068-04
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召开的十要求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多年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如何认识社会管理体制中的社会协同，已然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什么是社会协同？社会协同需要具备什么基础？如何进行社会协同治理？如何保障社会协同治理顺利进行并健康发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也挑战着理论界和实务界同仁的智慧和能力。
一、什么是社会协同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论者们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认识：一是事实上存在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依附于政府，政府管理、控制社会或者采取分类控制模式[1]，其后果可能是社会越建越小。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建设“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2]作为一种目标模式，这种观点似乎并无异议。然而，在有了“强政府”、“强社会”之后，这两者之间又将型塑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3]持这一主张者大多从治理理论出发，主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开展合作，建立多元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社会管理。合作模式的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但在当前我国政府一极强、社会一极弱，并且政府较为严格地控制社会的背景下，构建合作模式的可行性有待论证。三是“社会协同”模式。[4]这一模式的提出，源于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标。对此，论者们围绕社会协同的内涵辨析，社会协同主体的培育发展以及协同机制和具体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述。十报告又将这一社会管理格局的论述提高到了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并纳入了法治保障的内容。
具体到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可以看到，社会协同模式是加快形成能够促进善治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必然选择。在这一社会管理体制中，公众参与是基础，社会协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确立在公众广泛参与基础上和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对于社会管理体制建设至关重要。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就是在政府治理能力较高而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现实情形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出于有效治理需要，政府同时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推动落实各项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直至将其纳入已有法律体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5]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基础和前提是培育社会力量不断成长成熟，关键和核心是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根本保障是协同治理机制的制度化与法治化。
二、公民力量培育与社会成长
社会的成长成熟和公民力量的发展壮大是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基础和前提。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不能“缺位”。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中，所有社会个体都依附于政府性质的各种“单位”或生产组织。历史经验表明，这种状况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一直处于快速成长之中。尽管如此，与政府治理能力相比，中国社会发育程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需要政府加大培育发展的力度，夯实社会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使社会系统由“缺位”到“补位”、由弱到强。
首先，需要引导公民的公共精神成长。“公共精神，即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的维护。它是一种公民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资本，较强的公共精神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为公共精神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6]毫无疑问，公民公共精神对于良好的社会治理不可或缺。那么，如何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一是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使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奠基于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之上；二是政府需要着力完善制度安排，优化治理结构，畅通参与渠道，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的决策等过程中。以上一切都有赖于一个事实原点，即公民的公共生活实践及其训练。
其次，尊重并支持社会自发力量的自主治理行为。各类民间自发力量及其自主治理行为的形成绝非偶然，它们大多属于对某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自然反应。因此，政府应当尊重这类社会力量及其自主治理行为，并给予资金、专业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而且，对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要及时总结推广，上升为高层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的政策，从而建立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三，大力培育并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治理。公民活力的激发对于社会良治是完全必要的，但只有有秩序的活力才能避免成为暴力并走向反面。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靠政府一极的力量无法形成或可持续发展这种“有秩序的活力”。因此，一方面，政府需要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引导松散的、原子化的公民力量走“结社”的道路，即以社会组织形式推动和规范公民力量的持续壮大和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不论是自发的还是人为的，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社会组织，都应基于法律法规进行服务和管理，并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各类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到自主治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去。
最后，政府必须顺应时势有所作为。社会自主治理力量即公民力量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但这种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要政府走开。政府首先需要发现、确认并积极培育社会推进自我组织、管理、服务和修复的正能量。其次，政府需要紧密联系社会发展现实和情势，积极营造制度环境，既促进健康公民力量不断成长、成熟，同时预防并阻止非理性的、不合预期的负面力量或者负面作用出现并造成破坏性后果。此外，任何一种社会自主治理力量都有其两面性，是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还是造成负面的破坏性作用，关键仍在于政府能否及时高效地建立健全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归根结底就是能否建立基于处理各种各样社会现实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社会协同的治理机制
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是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关键和核心。近年来，公民社会理论中关于协作性治理的讨论，可以为构建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提供思想资源。许多学者已经探讨了社会协同的路径选择、社会协同机制的构建等核心问题，但已有研究对于社会协同的具体机制，以及这一机制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平台和载体等问题，尚缺少清晰的界定和描述。为此，综合已有成果并基于经验事实观察，提出关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系统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们看来，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树立多元共治理念，综合运用行政、法制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和手段，与社会一起构建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建立健全各种机制，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和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着力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
建立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政府与社会首先要具有共同的治理目标，即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而且，这种目标的达成，不再是政府或社会单方面的事情，它必须来自于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合力。在当前我国呈现“大政府、小社会”总体特征的背景下，政府应当积极培育发展社会力量，并推动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
为了培育发展社会力量并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政府需要树立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综合运用行政管理、法治手段、道德约束、市场机制以及社会政策等多种管理方式和手段，改变传统的一元主体并以行政控制为主的社会管理格局。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社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主要包括：一是引导社会主体进行自主治理。通过赋予并尊重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的相应权力，推动社会主体实行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修复等。同时，借助各类社会组织贴近公众、身处基层的天然优势，更好地发挥其在集聚社情民意、表达利益诉求、形成有序参与等方面的独特功效。二是促进社会主体参与服务供给。一方面通过健全社会组织投入体制并改革阻碍社会组织成长的登记管理制度，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把社会组织纳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之中。此外，还应通过建立社会力量引导机制等，营造志愿性、公益力量发展的健康环境。三是支持社会主体协同开展管理。在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专业化社会工作者操作、公众监督、法律保障的原则下，着重建立健全社会管理领域的各种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以及矛盾调处机制等，并始终以各种具体机制安排保障社会主体协同管理的常态化运行，充分发挥其在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社会管理领域的重要作用。
四、社会协同的制度化与法治化
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是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根本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问题众多而复杂。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一方面要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即中央要有统一政策，但各地的贯彻落实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面临千奇百怪的社会治理问题，必须勇于创新，善于创新。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在政治改革、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活动相对活跃，但面临着创新可持续性的压力和动力不足的威胁。究其原因，一是地方政府比较成功的创新成果很难适时转化为制度成果，即难于制度化，而没有制度保障的创新成果是难以持久的；二是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行为缺乏法律的保护，不确定性和风险都非常大，成者为创新、败者属违法的现象屡见不鲜，由此抑制了改革创新的动力。走出上述困境，必须实现政府创新的制度化与法治化。具体而言，一要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特别是对于下级政府创新成果中的合理成分，上级政府要承认其合法性，给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以法律地位，令其融进几十年来的主导体制[7]；二要改善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环境，借鉴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些重要法案，更好地界定当代中国不同层级政府间集权和分权的底线、政府创新的边界，既维护上级政府的领导权，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又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和发展空间。[8]就建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而言，除了以上宏观环境的改善，还必须在以下制度和法治建设方面持续取得进展。
首先，把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合理机制转化为制度成果乃至进一步上升为地方法规甚至法律制度。比如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国内外经验表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可取方式，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除了需要切实转变观念、跨越观念误区，更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构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比如健全社会自发力量引导机制，近年来，从参与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志愿者和各类社会组织，到应对各种环境事件的环保组织，再到以各种方式挺身而出维护自身利益的普通公众，都令人印象深刻。一般而言，社会力量日益多元化、组织化无疑是社会发育成熟的表征，而社会力量的持续健康发展却仍有赖于政府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支持培育及监督管理制度。
其次，促进有利于建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完善和自觉落实，同时改革落后制度。比如落实基层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是一条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与国家主导作用有机统一的民主自治之路。人民群众的理性程度不仅关乎社会力量的成长和成熟，并将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一个民族的进步程度，因此必须不断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和民主实践。比如完善社会组织投入体制，根据著名公民社会理论家萨拉蒙教授对34个国家的研究，公民社会组织收入的34%来自公共部门，是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通过拨款和合同或报销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且，这只是平均值，一些发达国家的比例更高。[9]显然，我国各级政府应将增加社会组织的财政投入作为改善政府支出结构的重要内容。同时，需要完善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引导其向社会事业投资。比如健全社会工作队伍培育制度，当今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利益日益多元、因此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价值理念的社会工作者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以求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政府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人才发展总体战略、工作资格认证制度等方面发挥宏观调控功效，推动符合发展需要的社会工作队伍发展壮大。比如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深圳、广州、成都、北京等地政府已经就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行业协会“去垄断化”等问题进行了改革探索，“顶层设计”完全可以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后适时推进改革，同时健全针对社会组织的税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评估制度等监管制度。
最后，坚持在全社会树立依法办事的理念和原则。政府部门首先必须信法、守法，使依法治理和法治政府理念入脑入心，且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其次，正如十报告所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放在首要位置，不断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法治化轨道，提高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社会管理之法首先是良法，立法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使其能够体现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能够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并且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确保执法公平和司法公正。
必须指出，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还应理顺不同保障制度和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形成体系合力，这样才可能真正让社会运转起来。社会协同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让社会运转起来，而不是固化这种治理模式本身。因为当各类社会主体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后，社会必将发挥治理主体的作用，由此形成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循环，进而超越社会协同治理模式。此外，正如社会的萎缩和弱小绝不意味着国家的强大，随着公民力量的理性培育和各类制度化的协同治理机制的健全，社会主体的日渐成熟也绝不意味着它将成为对抗国家的力量，它们将成为促进善治的力量，并帮助政府超脱“划桨者”或者是“掌舵者”的角色争论，致力于做一个有效的“护航者”，更好地扮演监督者和仲裁者的角色，从而不但提升政府掌控全局的能力，改善自身的治理绩效，而且提高政府永续存在的公信力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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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8
关键词：社会治理；制度变迁；新形势；创新途径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67-03
一、社会治理制度化相关概念
（一）社会治理的含义
社会治理在指在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政治制度框架下，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和基本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的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新模式打破了社会公共管理的垄断地位，它强调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方，多元化的提供有利于公共服务多样化，创新化。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政府、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现在的社会事务的合作治理。
（二）制度化的含义
给“制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研究视角不同，制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一般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制度”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那些得到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或行为模式。这个用法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1]。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制度”的经典含义：“制度指的是社会博弈的规则，简而言之，制度是一部分人为设计、塑造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约束。”[2]制度学派的其他学者也基本上是从这一定义进行延伸的。舒尔茨在他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文章中将制度定义成管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要求[3]。柯武刚、史漫飞进一步指出，“这一套行为规则又可以理解为制度安排[4]。”林毅夫则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要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持续存在的家庭的、企业及企业间交易的、政府的组织方式等，均为“制度”[5]。本文所讨论的社会管理制度，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那些得到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或行为模式。
二、社会治理制度发展历程
社会治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国社会管理早期服务于经济建设，而改革攻击时期的社会治理则蕴含多元主体协同参加治理的意思。回顾我国改期开放以后社会治理变迁过程，将对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提供一些理论指导[6]。
（一）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管理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在80年代时期没有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论述，这个时期的社会管理是低水平的探索阶段。这时期的社会管理以政府为主导，更准确的是个人的大部分行为，如衣、食、住、行等方面基本以其所在的工作单位负责，这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有较强的单位属性。
（二）90年代伊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强调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
97年，党的十五提出要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人民生活等要素纳入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另外，这时的社会管理开始吸收社会力量，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打破了政府管理的垄断地位。
（三）20世纪以来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进入20世纪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成绩令人振奋，但同时东西部，城市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发展不协调现象越来越大。党中央为了解决经济社会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问题，于党的十六三中全会提出将“社会建设和管理”列入现如今社会发展的“五个统筹”之中，这样的举措也是当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十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从这一次次的会议提法中，从格局到体制的变化，体现了我们社会管理体制正在逐步的完善当中。
（四）2013年提倡以社会多元主体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提高社会发展的生命力，要提高现在的社会治理的水平，改进现如今的治理方式，走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的模式。现在所强调的社会治理与以前提出的社会管理有本质的区别，现在的社会治理更加突出了以多元的主体协作治理的意思，这样理念的变化有着其深刻的时代烙印。传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的经济结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让社会矛盾更加的凸显。所以政府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的角色，扩大基层民众、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参与度[7]。
三、新时期多维度制度化社会治理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看，社会管理已由统治走向了治理。但是传统的社会治理已经跟不上全面深化改革下的社会发展。那怎么样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呢？我认为应该从实际社会发出，从以下五个维度制度化来进行社会治理才是符合当下社会治理的实情[8]。
（一）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打破传统社会管理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与民众等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模式。我国政府管理的垄断地位是有其历史原因，在建国后的无序的社会秩序中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力。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在处理公共问题当中会优先想到用“公权”解决问题，这样其他的治理机制就会处于劣势当中，没有竞争优势。而现在市场竞争机制正在完善中、公民社会也在发展中，如果还依靠单一政府治理方式，政府将会存在缺位与越位的风险，政府职能转变不适应社会时代的进步，那治理的成效将不会让大部分民众满意。所以政府要创新社会治理的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打破传统政府治理的垄断地位，建立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9]：首先，适度权力下放。这样的瘦身运动不仅是政府改革的长期目标，还应该将简政放机通过法律保护的方式实践下来。再次，培养多元主体协作治理。传统的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存在诸多的问题，社会管理单一、僵硬、缺乏活力，这样的管理与现在公民社会所提倡的公民参与管理国家有一定的矛盾，如果引入多方的治理机制有利于解决现在的治理矛盾，社会也会更加的和谐。最后，引入市场机制。党的十确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其实现在许多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的治理也可以吸收市场机制的合理做法，通过公共服务的创投购买，不仅让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决断，招投标的方式也可以使服务效益的最大化[10]。
（二）社会治理的方式由平面化向网络立体化转变
由社会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彰显了我国社会管理理论的创新。现在强调的社会治理是在强调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基础中，提倡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动，利用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实现治理效益的最优化[11]。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公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路径，通过健全参与机制，形成人人参加社会治理的好局面。而多元中心的治理提供，使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相互依存，这样我国的社会治理由平面走向立体的网络化模式。D・凯特指出：“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合作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由定义我们可知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起网络化合作，虽然行动部门可能不同，但能够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通过调整相互的目标，共同解决好矛盾冲突，实现利益最大化。如现在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这样工作可以通过从家庭、社区、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共同协作工作，通过确定各自的角色确定职责形成无缝对接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12]。
（三）社会治理的形式由经验化向法制化转变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以人为本，达到善治。而好的治理必须有规则，因此善治离不开法律规范。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法治的意识、没有合法的程序，就会没有社会治理的底线，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虽然其社会治理讲究多元、自由，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管理相对宽松。但是，不得不提西方发达国家会集中资源、力量打击与处理违法犯罪，僭越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对于没有违反法律、没有严重触犯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干预[13]。因此，现阶段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的水平，就要解决社会矛盾与现行的法治机制的冲突。以前我国社会治理更多强调人治，现在我认为法治是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依靠常态的制度化手段。所以，创新现行的社会治理，就必须依靠法治意识与治理机制来处理社会事务。“我国正进入法制建设的关键时期，各项法律在逐渐完善，以努力实现法制化，实现依法治国。”[14]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取得了一部分的成绩。但是随着现在社会治理工作相连的领域多、工作量大、问题性质复杂，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现在有部分落后的法律不足以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部分社会治理领域还存在法律的空白。如现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度很高，但在管理社会组织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律，有的社会治理问题虽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但缺乏位阶高法律规范。这一些问题，都需进一步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加强立法工作，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推动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15]。
（四）社会治理的模式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和“社会管理”概念相比，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表明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变化。确实，和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概涵盖的内容更加的丰富，社会治理讲究治理方式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因此要正确明确政府在治理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要发挥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不仅需要社会本身的成长和成熟外，更要求政府能够践行自己的改革诺言，实现政府自己的的角色与功能转型。可是，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治理制度化道路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理清国家与政府的权力边线、怎么样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可以真正做到让社会问题回到社会自身当中来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通过全面建立有效的权力清单制度，划好政府权力运作的制度框架，确定在社会治理过程当中政府与社会的分工问题。在《决定》中，明确相关的权力清单的制度要求，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依法公开权力运行的流程，通过“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现有的治理活动决策、管理、服务、结果公开”。这样的要求则让政府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提供了可能[16]。
（五）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转变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不仅是为效率，更重要的在效率中体现社会公正，以人的全面实现为最终目的。我们知道当前治理的重点是民生问题，关键环节是发展社会事业，做好现有的公共服务。依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努力实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最联系人民群众的根本问题，重点方面是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推进社会的事业改革与创新，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社会治理方面，各级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不仅要GDp的增长，也要确保社会公共服务优质化。
因此，各部门要增进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治理制度体系，克服在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的体制、机制弊端，在制度上从根源解决政府在现阶段发展社会事业的动力问题与持续力问题[17]。
四、结语
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命题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想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就要形成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少不了理论的支持，但在实践中防止治理的失效，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人手，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在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不断加强源头治理的制度化保障，努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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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9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宪法实施法治互动
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不仅阐明了宪法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宪法的实施水平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息息相关，而且指明了建设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对于理论上进一步强调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权威，实践中推动宪法从纸面上的宪法走向现实中的宪法和行动中的宪法，实现“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实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实现“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使宪法真正成为现实力量，切实彰显宪法价值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宪法有效实施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看，通过宪法的有效实施建设法治国家，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其实就是最大的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的良性互动不仅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直接方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路径。
宪法有效实施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定位
中共十报告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与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管理格局相比，十报告中的表述发生了变化：一是加入了“法治保障”；二是从“格局”到“体制”的变化。其中“法治保障”是实现“从‘格局’到‘体制’的变化”的关键，因为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巩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所取得的成果，就需要有“一只强有力的手”，那必然就是法治（杜晓，2012）。
（一）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树立宪法有效实施的理念
现代宪法的首要功能在于配置国家权力，建立权限得当、关系合理的管理机构体系，并确立各机构的管理对象和任务。宪法作为政府管治与社会自治的界碑，是一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直接依据和合法凭证，任何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均必须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可见，社会管理创新只有在依法治国的旗帜下才能迸发生机和活力，而“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治权’、‘治政’，在于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文正邦，2002）。这就决定了依法治国必须在宪法有效实施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变成现实。实践表明，社会管理创新如果背离宪法有效实施的理念，则极有可能出现反法治的盲动，诸如建立“打黑”管控型社会管理模式最终沦为“黑打”践踏人权事件的教训就是明证。所以，“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树立现念，其集中体现在对宪法精神与基本内容的理解、认同的宪法意识上。在制定、完善创新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中，绝不能离开的精神和理念，必须使权利优位、尊重和保障人权、制约权力、尊重规则、法律至上并具有稳定性、规范性等宪法意识，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主导。树立意识的重点和难点主要是公权力边界和私权利保护，要求公权力必须规范运行，政府必须守法，受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制约。这是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的商殃式法制的根本区别，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前提”（郭华，2012）。
（二）社会管理必须坚持法治的治理方式
人类社会管理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人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和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社会管理法治化应当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演进的逻辑必然，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是最优的社会管理模式。一方面，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必须坚持依法办事，宪法和法律是社会管理的最高准绳，意味着通过法治把政府的基本职能确立下来，实现依法行政，在终极目标上，意味着政治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权利的有机统一，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实质，就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方向。另一方面，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管理不仅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还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只有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也才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原则。此外，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还意味着要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使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相统一，利益表达机制的畅通是动态掌握社会民生的基本方式，也是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进入了利益多元化时代，而现行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处理矛盾纠纷时不免存在着简单化、随意化、违法专断等问题，这样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矛盾和纠纷，有时反而会激化矛盾或引发新的矛盾，最终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公信。所以，必须将社会管理纳入法治轨道，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管理，努力构建保障民权、公平正义、和谐发展的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这样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而且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从而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格局。本质上，法治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治本之道，依法治国是加强社会管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三）社会管理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可见，我国社会管理的主体是人民，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注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提高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水平。社会管理的范围必须涵盖政府和社会组织对除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外的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和服务活动，其目的是通过社会利益的协调、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和有序发展。说到底，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的创新，其核心要体现以人为本，把社会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之中。从社会管理的本质来看，尽管有需要控制和监管的一面，但最终还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这既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可以说，社会管理创新坚持人本价值追求的核心就在于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就在于明确社会管理名为“管理”，实应为“服务”。
（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追求善治的理想状态
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善治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目标而进行的管理最优化，是政府与市民社会协商合作的公共管理的最优化。从国内外通行的标准看，“善治”必定包含着四大要素：公民参与的民主、政策或决策的透明、可担当责任的政府、普遍服从宪法法律的法治（范进学，2012）。其核心和关键在于“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当下中国，“统治”成分正日益减少，“治理”的成分正日益增多，这既是现代社会管理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升的反映，更是民主程度提高的标志。善治的政府必定是“小政府”服务“大社会”，即政府会从更多的管理领域退出来，让民间组织和公民去管理，既减少行政管理环节，又提高政府效率，真正实现“统治”行为向“治理”行为的转变。所以，社会管理创新不能“跟着感觉走”，必须始终要保持与宪法有效实施的良性互动，要“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在良性互动中促进共识，完善社会管理，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实现途径”。
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良性互动的动力与目标
（一）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良性互动的动力是法治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体现了在治国和执政中宪法的重要性，宪法只有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得以有效实施，才能有效推进依法治国和真正促进社会和谐。由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追求本身和主义的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而社会管理的正向创新又必须在精神的指引下进行”，这就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的良性互动完全离不开法治建设的动力支持。
事实上，宪法的有效实施在为社会管理创新指明方向的同时还提供了制度支撑体系，宪法的有效实施不仅为社会管理者设立了最权威的行为准则，使社会管理者特别是政府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办事，依靠宪法统率下的法律体系的动态实践推动社会管理创新，而且还有助于充分发挥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的作用，在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的良性互动下形成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而且，法治引领和保障化的社会管理创新不但有助于解决当前宪法实施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也有助于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走向健全，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此外，社会管理创新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对社会管理者的宪法意识的强化，客观上既有助于宪法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之实践得以贯彻与实施，又有助于提高宪法实施的成效和水平。
客观而言，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的经验性维度，宪法的实施是社会管理的规范性维度，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实施之间的互动，既蕴含着积极的良性互动，也蕴含着消极互动。历史和实践表明，只有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才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才能顺利发展。在宪法有效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只有突出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社会管理中凸显人的尊严和主体性，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宪法才能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治、文明富强之路的坚固基石和坚强保障。所以，法治既推动和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法治又在它们的良性互动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可以说，只要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之间保持良性互动，支持其良性互动的法治就不再仅仅是理想，就一定会成为人民可以切身感受到的现实。
（二）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良性互动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
从特征上看，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社会。由于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复杂，全国每年发生的中，从类型和性质方面分析，因维权引发的事件占绝大多数，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件呈上升趋势。上述不和谐事件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宪法得到切实有效实施的程度不够，一些公民应有的权利未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现行社会管理模式尚未能够完全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亟待改革和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迫切需要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的良性互动，需要通过宪法有效实施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来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需要通过真正建立公众参与的社会诉求机制，为各利益阶层提供对话、协商的平台，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成为现实权利。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的互动只有将其目标定位于构建和谐社会，其生机和活力才能得到有力彰显，也才能保证两者互动“良性”的本质。所以，实践中既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又要瞄准和谐社会的目标创新社会管理，使宪法实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通过两者良性、持续、高效的互动，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真正落到实处。
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良性互动的思路与方法
（一）深化管理创新认识且升华依宪治国理念
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十中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精神和关于宪法实施的生命和权威的重要讲话，升华社会管理创新法治保障的理念，从根本上摈弃打着社会管理创新旗号的“人治”思想和“治人”认识，有助于从思想上切实奠定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的良性互动的基础。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就必须在思想和灵魂深处牢记：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必须坚持依宪治国理念，紧紧围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必须“更新‘权力观念’，公共权力法无规定即禁止；‘权利观念’，民事权利法无限制即享有；‘制度观念’，权力要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制约；‘人权观念’，即尊重与保障人权。依法行政需要理念的指引，用法治观念进行思维，法律思维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政府的执政理念应当体现依法行政、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宗旨”（陈宏光，2012）。
（二）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互动的体制机制
根据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有效实施良性互动机制建立的条件，必须努力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将宪法有效实施和法治变成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重要内容和根本追求，将社会管理创新法治保障的目标确定为用法治的手段和方法优化社会管理体制、规范社会运行秩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目前，当务之急是在确保宪法有效实施的旗帜下，完善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机制，重点是坚持依法完善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自治的法律制度，保障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活力不断增强，构建有利于夯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基础；健全综治和维稳的法治机制，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强化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责任，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强化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机制建设，坚持完善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机制，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法治机制，保障公共安全预警防控体系高效运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实现依法推进（顾华详，2012）。
（三）选准和突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
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严格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从目前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来看，法治缺失是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和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要实现确保宪法实施实效的目标，就必须把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定位于：思想上确立法治思维模式、行动上确立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确立法治思维模式，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转型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要以社会具体法治实践来推动（蒋传光，2012）。而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的建立，重点在于确立市民和村民是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控权；坚持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科学化原则和长效化原则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处理好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协同性关系：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协同性关系，行政、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管理手段协同性关系（蒋晓伟，2012）。
所以，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注重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前提和关键内容，不仅要规范政府部门的立法工作，依法确定政府社会管理的边界和内容，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从政策供给到立法供给的转变，而且要健全“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管理执法的各项制度，确立权责一致原则，杜绝滥权、越权和不作为现象。
（四）依靠“群众路线”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尽管法治保障对于社会管理的意义是基础性的，为社会管理创造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但仅仅有法治保障还不够，还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人民当家做主就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必须依靠“群众路线”。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十报告进一步将社会管理与民生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所以，要实现宪法有效实施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各级党政机关和管理部门在社会管理中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法治原则，做到“思想上重视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行动上服务群众”，注重激发群众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并完善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
由于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所以，有必要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肖北庚，2012），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健全非政府组织相关法律制度，促进非政府组织规范发展，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为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格局奠定基础。通过依法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把群众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发挥这些组织的力量，使其成为宪法有效实施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桥梁纽带和重要平台。通过宪法有效实施和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群众路线”的实施，使得法治真正深入人心，广大干部在创新社会管理中能够真正带头依法办事，广大群众真正确立法律信念，社会真正树立法治理想，切实扭转“不信法”的认识，形成“立法者崇尚良法之治，执法者敬畏法律权威，守法者信仰法治力量”的良好局面，使宪法和法律真正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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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篇10
论文关键词社会管理法治化基本要求
社会管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其目的就是对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控制，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序发展。社会管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标志着党和国家已经从过去偏重行政化手段管理社会向社会管理法治化的重大战略转变。那么，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些探讨。
一、社会管理制度的法律化
社会管理的法治化首要的要求就是社会管理制度的法律化。现代科技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与之相应的是，社会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以互联网为例，传统的消费模式随着网上淘宝、手机淘宝的飞速普及已经逐渐被颠覆，传统的金融也随着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快速发展而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出租车扬招方式也随着打车软件的迅速普及运用而面临巨大挑战，网络诈骗、网络侵权等新型社会问题也日渐突出。但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欠缺，使得政府监管部门要么无法监管，要么无力监管。因此，要破解这类社会新的社会管理问题，一方面，要加快出台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法律法规，确保社会管理的有法可依。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变化快，这就使得社会管理面临许多的挑战。而最大的挑战就是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由于立法的程序性问题，使得立法的速度很多方面跟不上社会发展的变化速度。再加上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各区域的发展也不平衡，也使得很多问题的处理也不能用完全统一的标准。因此，我们在加强国家层面的部门规章、行政规章和法律外，更需要各地根据地方的发展状况和出现的社会管理问题，在不违背宪法、法律法规精神的前提下，及时出台相关的地方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管理的地方立法，尽量减少社会管理的法律真空地带，国家也应鼓励在社会管理地方立法的积极作为。
另一方面，要加快对已有法律制度的梳理。国务院及全国人大的相关部门应该依照职权定期对法律法规进行审查梳理，对于早于不适用社会发展现实的法律法规或者其中的部分条款，要加快修改步伐，甚至直接废除；对于地方实践成熟的制度且有必要在全国统一推广施行的制度，要及时进行全国性立法，使地方性制度能及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加以推广应用。
二、社会管理职权的法定化
法治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限制公权力，要求职权法定。任何政府机构和管理部门，包括管理人员，其承担的职能、管理的权限，都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或授权。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针对的就是政府机构和管理人员。
一方面，要避免出现管理的真空地带。面对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许多的新事物、新矛盾和新问题，都需要有关职能机构进行相应的规范管理。否则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状态。这就要求立法部门或上级部门依法及时进行授权，及时对管理机构和管理职权加以明确。要么修改相关规定，要么出台新的制度规范，从而避免有问题却无对应机构管理的法律空白。
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管理职权的交叉，防止出现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社会管理职权的法定化既要求政府机构都有明确的管理职权，也要求尽量避免管理职权的重叠与交叉。然而现实中，职权交叉、多头管理的现象屡见不鲜。要么对疑难问题相互推诿从而导致无人管理或管理不善的；要么对有利可图的管理事项，多家机构抢着执法的现象。因此，立法部门在对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时应对这类现象加以重视，从而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三、社会管理模式的人本化
法治的另一个核心就是公民权利的保护。在现代社会，管理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工作。因此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人本化管理，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服务型管理”。过去我们一直沿袭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政府和社会本位”的社会管理模式。政府一方面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价值追求更趋向于稳定，而不是公民权利的维护。另一方面，在“政府本位”体制的支配下，政府直接面对大量宏观、微观的管理活动，出现了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又干涉过多，导致社会缺乏活力，民怨不断。
因此，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也必然要求传统管理模式的根本转型，要从过去的以政府和社会本位转向以人为本位。管理不是目的，服务民众才是根本。而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模式一方面要求我们的政府机构和管理人员首先必须转变管理理念，要把过去作为管理对象的民众看做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管理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是民众工作生活的方便、满意，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以城市流动小摊贩的管理为例，就因为地铁旁、公交旁或者小区旁边很少有正规的早餐点。如果有的话，相信人们自然就不会去卫生难以达标的小摊贩买了。因此我们管理者更应该从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出去想办法，找对策，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标本兼治。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模式，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执法中的对群众利益的侵害，减少矛盾冲突。
四、社会管理方法的科学化
社会管理法治化必然要求社会管理手段的科学化。作为上升为法律制度层面的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必须是从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反映社会管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一旦背离社会发展实际的社会管理手段成为全社会必须普遍遵从的社会管理制度，那么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则是非常负面的，要么效率低下，要么广受社会诟病和抵制。比如许多过去的行政处罚幅度弹性过大导致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违法罚款最高限度过低导致违法成本太低、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等；比如集中执法、运动式执法导致的违法现象反弹等。
社会管理方法的科学化，要求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必须“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能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社会关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社会稳定。”一是要适应时展的需要。如今的中国早已经进入网络信息化时代，手机上网越来越普及。网络购物，网络交友，网络支付，网络游戏，网络新闻、视频、电影，微博，微信，QQ等等，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几乎无法离开网络。于此相应的是，许多的新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生，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病毒、网络销售非法物品、网络黄赌毒等网络犯罪问题日益突出。面对这些网络时代的新问题，传统的方法手段显然不能适应，而必须采用新的科技手段来发现、监控、预防和处置，从而确保网络社会的规范有序。二是要注重管理的长远效果。社会管理中必须依法贯彻持续性的管理目标、持续性的管理行为和持续性的管理效果。要从问题的源头找原因，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社会管理方式，从体制性源头、行为性源头、发展性源头等诸方面查找问题的原因。要注重社会管理的常态化和制度化，不能只顾临时需要，比如重大节日、重要时间节点的重点集中整治。突击整治固然有效，但一旦风头过后，问题又会卷土重来。因此，不能以突击整治为管理的常用手段，而仅作为常态管理中应急状态的补充。
五、社会管理程序的规范化
程序与实体相对应，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治要让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其实质就是要求程序的正当性和规范化。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不仅要规范政府“管什么”的实体问题，更要规范政府“怎么管”的程序问题，而且要把社会管理程序的规范化作为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核心内容。要努力实现社会管理正当目标与正义程序的高度契合，而不是分裂。不能为了实现社会管理目标而不遵程序，更不能不择手段。否则，所产生的社会管理后果就将是“毒树之果”，不是管理者和社会所期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程序在社会管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
一方面，必须转变程序影响效率的传统理念。过去，我们之所以重实体轻程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有了规范的程序，按规定的程序做事，办事效率会大大降低。因此很多情况下不是没有程序，而是不按程序来，且错误的认为这样办事效率会更高。于是所谓的“特人特办、特事特办”现象在一些地方被奉为“大胆改革创新”。这是典型的人治错误思想，必须坚决抛弃。只有一切按程序来，才会有章可寻，有序可遵，否则，群众办事没有未来的预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一切皆取决于办事的人。程序可以不断优化，但绝不可偏废。
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程序性规章制度。在国家层面的《行政程序法》未出台之前，地方要把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程序作为创新社会管理与推进依法行政的重点任务。因为只有将社会管理的环节、实施步骤程序化、规范化，才能让社会管理人员有所遵循，从而避免管理的随意性。要重点完善社会管理对象的参与程序，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开创参与型、共治型、开放型社会管理新局。所有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程序意识，遵守程序规则，严格按程序办事。对违反社会管理程序损害群众利益或造成严重后果。
六、社会管理制度的有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