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1
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作出明确部署，为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与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
一、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基本沿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的划分办法，国务院在《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进行了原则上、粗线条的划分，总体上来说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但是仍然存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不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错位的问题。
一般而言,政府事权就是通过法律授予的,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对行政权的细化和分类,政府事权是管理相应事务的责任。公共服务的多层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其前提和基础是责任的分工,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和工具。我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即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决定了政府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我国宪法仅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范围作出了原则上规定,并没有通过立法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明确划分,事权配置缺乏制度规范。除少数事权,如外交、国防等专属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与中央政府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往往造成应属于上级政府的事权层层下移,中央政府与地方府事权错位、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也相互错位。
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配置存在随意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收缩性较大。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确认和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明确归属中央或省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在实际执行中却发生了错位。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都属于全国性公共服务,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但实际供给责任却由县乡政府以及城乡社区承担。
二是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配置不统一、不规范,省与市县政府间事权错位。省级政府集中了较多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建设支出份额,但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则主要由县乡政府负担,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过多由县乡政府承担,主要的社会保障由市县两级政府支出。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界定不清晰,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由城乡社区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农村公共服务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责任而由城乡社区提供,最终由乡镇政府和农民承担。上级政府拥有公共服务提供的决策权,但却不负担公共服务供给的执行责任或义务。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环境、乡村公路等,提供的责任主要由县、乡等基层政府承担,而基层政府却不拥有与履行义务相对称的财力,上级政府拥有相当多的财力权,完全具备为这些公共服务提供或筹集资金的权力,却承担很少的提供责任。只有各级政府的责权对称,才能保证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明确，使政府活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程序颠倒，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导致城乡社区治理中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晰的原因
第一，缺乏法律保障是事权混乱的法制原因。公共服务的多层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其前提和基础是责任的分工,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和工具。我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即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决定了政府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而我国的财政立法工作严重滞后，目前并没有从法律层面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政府间事权模糊不清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政府间事权往往依据政策性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各级政府的事权调整基本都是上下级之间具体谈判妥协的结果，而由于中央政府在政治和行政上的权威地位，往往在事权划分方面有主要的决定权，这种事权确定和调整方式避开了法律渠道，缺乏透明性和稳定性，容易造成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导致事权混乱。
第二，政府层级过多导致政府间事权界定模糊，职责存在交叉重叠。我国现行的是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等级体制，而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大多实行三级架构，政府等级层次的增加，使各级政府事权配置变得模糊和困难。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做了粗线条的划分，只有外交、国防等少数事权明确属于中央政府，而对基础设施，教科文卫等事业发展方面的事权划分并没有明显区别，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大多是中央政府事权的延伸或细化，形成同一事务各级政府“齐抓共管”的局面。
最后，我国政治体制设计存在缺陷。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我国国家管理结构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是单一制权力关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在行政、司法等多个方面都有领导权力，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法律法规等影响事权的划分，上级政府在政治上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分税制下政府间税权和支出水平仍然由中央政府决定，这就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意改变分配的规则，而上、下级政府的财政却是相互独立的，这样，上级政府很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把问题尽量往下级政府压，把资金尽量往本级政府调。
三、完善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建议
一是实施法律调控，从法律上明确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公共服务的多层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其前提和基础是责任的分工,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和工具。我国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决定了政府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法制化，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通过修改《宪法》等相关法律，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等方式，将中央与地方在各方面的权限用法律制度确定下来，做到中央与地方的各种权利和职责划分有法可依，维护各种权限划分的权威性，将中央和地方的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2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挑战；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8.113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8-0-02
近年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相对传统的社会群体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城市社区成为基础性的治理单位。同时，在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的现阶段，各种问题、矛盾集中于城市社区，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相关人员需要探究新型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好的解决城市社区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推进社会稳步发展。
1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区治理是将社区作为载体，政府、居民共同管理社区事项的互动，是一种为不同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且各活动相互作用的管理模式。“社区治理通过对相应制度的合理安排，能满足适度开发、调试公共资源系统的需求。”因此，社区治理的实施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社会时能力不足的问题。
2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
2.1社区治理行政色彩浓厚
通常情况下，城市社区的建设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所以社区除了自治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政府转移的职能，导致社区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城市社区治理权力多来自上级需求，社区各组织具有行政化的特征，比如，经济来源的行政化、工作模式的行政化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组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居民委员会多承担“政府代言人”的职责，通常根据政府的需求开展基础性公共服务，并未进行明确分工，未给居民谋取效益。居民选举也常常流于形式，加之居民委员会工作职责、工作角色的错位，造成社区长期处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忙于行政性事务的状态，基本无暇顾及居民的需求、效益。
从另一方面来看，因行政色彩的浓厚，使社区治理出现角色错位、迷失的现象，表现为：从政策上看，国家主张城市社区自治，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但实际的社区治理中，政府却又不可控的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因而在社区治理现实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和主要来源于社区权力、结构的冲突。
2.2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困境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等是最为关键的主体，主体之间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角色混乱等情况，间接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居民委员会是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服务于一体的组织，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对优质的公共服务，但通常不会主动作为，回应社区居民的诉求。近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住房逐渐趋向于商品化，物业公司开始进入城市社区。物业公司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机构，主要工作是为业主提供房屋保养、设施维修、保安等服务。物业公司作为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型组织机构，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然而，由于经济效益的驱使、监管机制的缺乏，物业公司通常因权力的不对称而凌驾于居民、业主之上，导致利益纠纷事件频繁发生。而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社区治理各主体间权责不明确，最终造成角色定位处于混乱状态，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
从另一方面来讲，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业主委员会等机构力量薄弱，相应工作的实施均在物业公司的帮助下进行，而物业公司的经营目标又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成效，导致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情况严重时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还会升级。城市社区各主体不具备完善的监管机制、制衡机制，代表业力的委员会力量薄弱，无法制约物业公司，做不到真正维护业益，最终导致社区居民委员会忙于行政事务性工作，降低了服务效益；而市场化运营的物业公司，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不顾及业主的需求，降低该组织机构的服务质量。
2.3社区居民参与度低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础组成单位，也是整合基层、城市生活的共同体，也应当是表达居民需求、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的单位，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城市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参与是保证社区问题有效治理的关键。居民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成员，通过监督作用的发挥、社区活动的参与，使社区治理成为社会基本单元。但从实际工作上看，因受传统组织参与形式的影响，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性、责任意识差，未对社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大部分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社区活动的状态。同时，个别居民还认为是否参与社区活动，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无法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在社区重大决策中不主动行使发言权。目前，社区居民参与较多的社区活动主要是文体性的健身活动，如广场舞等，参与人群为老年人、妇女，大多数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真正的决策性参与，所具备的监督作用有限，造成社区治理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阻碍了城市社区的发展。
3城市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3.1明确城市社区主体职权
政府需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流程，明确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职权、关系。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想创新治理机制，最为主要的任务是政府转变对基层社区的治理理念，给予社区治理针对性的指导，将权力归还于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明确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主体关系、工作职权和角色，强化居民委员会对业主、物业公司的监管作用。同时，还需适当扶持居民自治组织，以便于充分发挥居民的作用。
3.2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
目前，物业公司普遍存在不公开收支、居民上缴物业费未用到社区硬件维护方面等现象。并且，物业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认真处理居民、社区反映的问题。比如：居民上缴物业费后，物业公司未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常见的有社区卫生、治安l件差等，即便居民一再催促物业公司处理，也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应，总体服务质量低。针对这种情况，需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收费等程序实施公开、透明制度，强化社区居民的监管作用，便于在法律帮助下更好的维护居民权益。
3.3构建社区参与平台，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社区居民参与度是评估社区建设水平的关键。目前，城市社区居民主要从以下途径参与社区活动：在居民委员会引导下参与、在社区党支部引导下参与、通过社区网站或是微信公众号参与、通过社区民间组织参与、通过听证会的开展参与等。由此可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途径越来越多，并且在不断进行创新。但从城市社区的实际参与情况上看，居民参与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城市社区活动缺乏针对性，并不是针对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而开展的活动。因此，除构建相对科学、合理、多样化的社区参与平台外，还要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重点是在参与内容上进行创新，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激发居民的兴趣，提高其参与自主性，并根据社区居民构成的特点开展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进而达到有效治理。例如，基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矛盾较突出的问题，组织双方代表召开恳谈会，让物业公司明确了解居民的需求，让居民了解物业公司的实际困难，双方协调、共同解决问题；在卫生环境差的社区，多组织“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集体活动，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共同改善社区的居住环境；为老年人多组织休闲、娱乐性的活动；为小朋友多组织学习知识的活动等。
3.4再造社区组织，提高运行效率
在全面发展城市社区组织的基础上，保证社区组织真正服务于居民、彻底治理社区问题是创新治理制度的又一主题。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提出的“政府再造”理论中的“再造”是对社会公共组织、公共体制的转变，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并且，还可通过对组织目标的改变，权力结构、组织激励的变革来完成该转型。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
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上讲，其主导思想是将激励机制、管理制度纳入社区治理中，使以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为主要业务的组织机构更好的借鉴先进的管理模式，增强组织发展能力。曾有学者基于社区再造的基础提出了构建企业化的社区，也有学者在再造理论基础上，提出程度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等，这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治理内容的创新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也可以进行再造，现在很多地方的社区对活动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行为尝试采取积分制或是银行储蓄制管理模式，这都是很有益的创新。
3.5将社区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处于统一机构的人通过互动、接触，能建立期望、义务，形成信任关系，能动员社会关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而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当前社区急需解决的问题，以预防社区发展、资本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人员，而社区又是组织居民生活时所形成的主要场所，社区资本主要体现在居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社区服务人员工作状况的认可和相关活动的参与上。而将社区资本运作进行公开作为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的创新，不但能有效解决社区问题，还能帮助社区治理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的质量。
4结语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细胞”，其治理效果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情况的分析，发现社区治理普遍存在主体关系不明确、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效果。因此，相关人员需加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力度，明确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角色；居民委员会要认真处理行政权、自治权关系，加大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功能；重视居民委员会的管理方式、管理机构的改革力度，增强社区居民活动参与性等。此外，物业公司还应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构建相对合适的治理机构，将社区治理作为维护基层秩序的基础，并将社区的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在发挥居民作用的情况下，进一步治理社区，推动基层社会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严志兰，邓伟志.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路径创新探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4）.
[2]李军.国家治理体系下城市社区治理的挑战与创新[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3]肖林.国家渗透能力建设：社区治理挑战下的国家应对策略[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4]冯敏良.隔离社区的兴盛与社区治理的迷思――中国式社区治理的范式危机[J].学术界，2014（3）.
[5]王义保，李宁.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困境与能力创新[J].思想战线，2016（1）.
[6]佘湘.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解决――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3
论文摘要：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族问题理论，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我国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为主线，将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人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问题。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在深刻总结当今国际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教训和我国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族问题理论。
一、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的基本内容
1.关于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的思想
民族平等，是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的立足点，也是我国民族工作的立足点。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真正的民族平等”的涵义是:(1)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平等提供了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2)强调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是在真正坚持民族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所制定的政策是真正执行、付诸行动的。(3)我们强调的民族平等，不仅仅是帮助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有平等地位和权利，还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得到改善和提高，实现各个领域的真正意义的民族平等。
2.关于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思想
民族团结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则。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特别强调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把民族团结与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将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着手点。在我国进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团结思想。他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考察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其要点有:强调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各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保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强调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是我国民族团结的目标;强调全党的大团结是我国民族团结的核心;强调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是加强我国民族团结的根本途径。
3.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思想
民族关系是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它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性质、特征，是民族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这既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又是对建国以后民族关系所做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一是阐明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确立的主要标志。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邓小平提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二是揭示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即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三是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提出，平等、团结、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建立和发展这种民族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
4关于坚持和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思想
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民族工作者经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对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强调“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陀的要义在于:其一，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不是形式上、表面上，而是实质上、实际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邓小平认为，中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二这是我们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教育各级干部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法定的自治权。其二，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一定要把经济搞好，少数民族从民族区域自治中得不到好处，”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其三，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必须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还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5.关于全面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
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根本立场和目标。邓小平始终把发展作为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着眼点:邓小平强调:”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发展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紧密围绕民族发展这个主题行之有效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成功地解答了由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但由于历史条件未能解答的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问题二
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民族问题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而且，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与时俱进，科学地回答并解决了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使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1.系统地概括了我国新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科学地总结了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
每个国家及每个时代的民族问题是不尽相同的，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时代民族问题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才能有的放矢。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我国新时期民族问题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一是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实现后，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别依然存在，旧社会在民族问题上的遗毒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全消除的。二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民族之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三是在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由于相互了解或尊重不够，也容易造成某些误会和纠纷。四是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和宗教间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冲突。五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有时会做出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事，甚至违法犯罪。……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在加紧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江泽民教育全党一定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认真妥善地加以解决。
在总结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经验时，江泽民指出:“就是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沿着这条道路更好地走下去。
2.深刻阐明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认为“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央召开的几次关于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重大会议上，江泽民强调指出:“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祖国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中央教育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从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从“三性”的高度强调民族问题是前所未有的。
3.明确提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
在1992年1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上二”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公推动各民族发展进步，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间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进步，离不开对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历史和现实把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是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重要思想和根本立场。而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更加明确的任务和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中央要求，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各种项目，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繁荣结合起来。在1999年9月30日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再次强调: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沿海地区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要求。”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构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4针对国内外的形势，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这是江泽民1993年11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思想。在1999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意义更为重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思想是:(1)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国家统一的基础。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有利于各民族繁荣进步。{2)要坚持在全社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思想深植于各族干部群众之中。(3)要用团结、教育、疏导的方法，正确处理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教育各民族群众高举团结和法律的旗帜，自觉维护社会稳定。(4)“为了加强各民族大团结，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对于破坏民族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必须采取措施，坚决消灭在萌芽状态，绝不姑息迁就，犹豫不决。(5)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依法打击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西方一些敌对势力与我国一些分裂主义势力加紧勾结，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不断挑起事端，就是企图在我国打开一些缺口，进而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我们必须积极防范和抵御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4
一、加强社区自治建设的意义及实践的初效
首先社区民主自治有利于推进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是政府，目的是解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单位功能弱化所留下的空间，由此来加强对社区的管理。面对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政府本身不是万能的，许多事单靠政府解决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适当的放权，调动社区居民力量进行自我管理，不仅有利于发挥居民中间的潜在力量，而且也可以减少因政府做得不好所招致的居民群众的积怨。政府在社区建设中要退出不该管的、也管不好的居民生活领域，让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从而为整个社区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居民舆论氛围。其次，社区民主自治有利于调动广大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社区民主自治与社区管理是一对相互矛盾、相互促进的有机体。社区的自治组织既不能脱离政府的支持而独立存在，也离不开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不能缺乏群众基础。第三，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居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现代社会中，人群高度异居性，邻居的概念日趋淡薄，都市人习惯于关起门来过日子，同住一栋楼同居一个社区互不相识的现象普遍存在。同居一个社区的居民，不可避免地要共同面对一些公共问题，诸如公共设施的共同使用、社区环境的共同拥有、对治安状况的共同应对等居民权益的维护，为了共同的利益，需要在社区民主自治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下，社区居民自觉参与民主自治和管理，以满足共同的利益需求。近年来，明楼街道在民主自治建设中，着力实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走“共建美好家园、共创文明社区、共管社区事务、共享各种资源”路子，街道各社区的民主自治氛围有了明显增强，广大居民群众和社区成员单位的民主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社区工作由“为民作主”逐步向“由民作主”转变，社区民主自治及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实践过程有：一是深入居民中间，加强宣传，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凝聚力。针对社区居民多年形成的小区概念，对社区认同不足，对居委会工作配合不主动的现状，街道、社区干部采取进门入户宣传、组织文艺演出、召开座谈会、发放意见征求表、落实社区干部联片制度等方式，向广大居民群众宣传社区的基本理念，融洽居民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和来往，有效地帮助社区居民树立了“大社区”的概念，增强了社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二是建立制度，理顺关系。建立了社区共建理事会全程监督机制、共建理事会常务理事制度和双月一次的例会制度；建立了社区居委会和各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和对决策监督机构所承担的义务，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理顺了社区“议、督、行”之间关系；三是调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把原先属于街道和居委会对社区建设中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全部交给居民代表来行使，把原属于街道对社区居委会落实年度目标管理情况和社区干部履行职责情况的考核权交给居民代表，全面实施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干部工作的述职、质疑、民主测评、考评制度，极大地调动了社区居民了解社区、关心社区、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四是推行居务公开。社区全面实行了社区事务公开制度，通过建立《居务公开卡》、《工作绩效卡》、民情对话墙、居务约谈会等，把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社区建设重大事项、社区居务财务、社区干部工作作风建设、作为业绩等，公开公示，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增强了社区居成员代表大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五是创新活动载体，不断充实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内涵。全面推行居民工作日制度。实行社区居民、社区成员代表、社区理事会成员自愿报名，同社区干部一起参加社区事务处理，共同参与居民来信来访接待，共同走访居民家庭、共同排忧解难。全面实行墙门民情信息员制度。各个墙门均聘请了1名综合素质好、责任心强的居民为社区信息员，由他们和墙门组长共同收集、了解墙门住户信息、舆情动态，及时向社区自治组织反馈，使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二、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受国家为权威来源，单位为传统形式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缺乏社会民主自治的基础。由于带有自治色彩的社区民主自治属于新生事物，至今对社区自治的性质地位、管理方式和运作程序没有明确规范，在实践中产生了各种模糊的认识，也面临着不少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1、社区民主自治法律缺位。社区民主自治的依据是自治法。它是政府权限与自治组织自治权利的划分依据，界定自治组织全体成员权利义务，也是自治组织职能设置和职能定位的基本依据。尽管我国宪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对居委会的性质作了明确界定。在实践中，两部法律的规定对促进城市居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进城市居民的自治活动起了很大作用。然而总体上规定过于原则，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有许多规定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特别是“社区建设”这一新生事物无法体现。
2、社区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民主自治的意识不强。基层群众的民主自治意识的培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当前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与过去相比虽然有了极大提高，但与民主自治工作所要达到的要求相比还有一些差距。比如在无物业管理小区里，治安、卫生管理费收取的难度大，居民的自觉支持的意识不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素质有待于提高。
3、社区居委会工作任务较重，政府职能部门指标性任务太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委员会，除了法律明确赋予的协助政府开展部分工作外，其主要职能是开展社区自我管理。由于目前对部门与社区两者的职能关系尚没明确的规定，存在一些部门和单位工作任务大都向社区倾斜的现象，造成社区工作任务多压力重，难以实现自治组织本应负担起的社区服务与管理职能，影响了自治功能的发挥
4、社区工作机制不够健全，社区工作的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度还不高。虽然各社区基本上都制定了《社区组织自治章程》、《社区共建理事会章程》《居民自治章程》，但内容都比较原则，有的制度条款不切合实际，操作性不强,民主自治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共建理事会作用的发挥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原有的组织作用发挥不够。社区居委会在解决社区矛盾中没有很好地发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及共建理事会两大自治组织的作用，居委会过于大包大揽，代替决策、执行。其结果是一方面导致社区居委会工作量过大、压力过高，另一方面不能全面客观的解决问题，居委会吃力不讨好，反而招致居民的埋怨合矛盾，久而久之使居委会削弱了在居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凝聚力；二种是滥用“三个组织”的各个职能。表现为过分依赖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开得过多过滥。有些完全可以在小范围内协商解决的问题也提交到成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社区成员代表人数一般都有70名左右，对召开全体成员代表大会不慎重，有一些事情没有经过可行性论证，就盲目地召开成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常常使居委会陷入两难境地，不但会增加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量，代表们也会感到不耐烦，从而陷入事倍功半的情景。
三、加强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思考和对策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当家作主意识
在推进社区建设的进程中，社区建设的关键是依靠全体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街道、社区应从提高居民当家作主意识入手，加大教育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强化他们对支持和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街道、社区干部可结合社区建设，借助社区各种宣传阵地和手段，采取进门入户宣传、召开座谈会、发放意见征求表等方式，向居民群众宣传《居委会组织法》等法律知识，宣传基层民主自治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民利，实现依法有序地参与。把每次社区活动都当作是对居民进行民主法制观念宣传教育的好机会，如社区居委会的选举活动，社区议事活动、社区居民评议街道、居委会活动、无上访社区创建活动等，使居民群众不仅能了解有关民主自治的知识，看到自治的过程，而且在参与中学会民主自治的程序和方法，感受到社区建设和民主自治的作用和成果。
二、加强自治组织建设，发挥自治组织作用
社区自治组织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共建理事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组成。社区自治组织的建立要遵循“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三个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共建理事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议事机构、自治主体机构的作用。
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作用，首先必须重视发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作用，认真听取和尊重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坚持重大问题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决策的有效机制。建立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代表组长联席会制度，成员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各代表组长、社区共建理事会负责人、社区居民委员会领导组成，在成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其次，要重视发挥社区共建理事会的议事作用，要使理事会成员及时了解情况，主动出谋划策，帮助解决问题，积极参与决策。要特别重视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自治主体机构的作用，既要依法办事，遵守规定程序，又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三者之间优势互补，以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角度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建设。
三、健全“三会”制度，完善工作手段
“三会”是指协调会、听证会和评议会。“三会”制度是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有效手段，是社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协调会，主要是协调和解决社区内的各种矛盾，如邻里之间矛盾、居民与物业的矛盾、居民与政府部门的矛盾等等。在协调工作中，社区自治组织要善于发现矛盾，敢于接触矛盾，了解具体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的人员要及时到会，明确责任，依法处理；会后要加强落实和督办。除依法解决需执法部门督办外，一般协商、调解处理的问题，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督办。听证会，主要是就某一件涉及社区建设的公益事业或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听取社区成员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拓宽社区成员参与社区自治建设的渠道。通过听证会，可以使社区居民参与到政府的实事工程中来，对政府的决策起到民主监督的良好效果，有利于社区制定出台的各项制度的贯彻执行。听证会上社区成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认真梳理分类，分别送交有关部门或领导，尽可能解决，并通过一定方式，给社区成员答复和解释。评议会，主要是群众评议政府有关部门、社区居民委员会及主要成员，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又是考核工作的依据，通过实事求是的民主评议，有利于促进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5
［关键词］农村环境治理；政府管制；市场调控；社区参与
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平衡，对农村居民的个人生活和未来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长此以往，这种影响会造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滞后。因此，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已成为社会公民关注的重点话题。保持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消除我国城镇一体化发展障碍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传统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政府和市场是带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和负责人，但无论是政府管制治理模式还是市场调配治理模式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社区参与机制的出现有效打破了僵局，促进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活动持续开展。
1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优缺点
1.1政府管制治理模式
在传统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管制治理模式和市场调控治理模式是主要的2种控制方式［1］。政府管制治理模式的管理和负责主体是政府，由政府制定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并配合行政手段监督相应法律条例的施行。由于政府属于当地的行政机关，所以政府管制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享有者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对环境治理的实施具有强大的动员力，使得环境治理效果具有可预期性。政府管制型治理模式是以地方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为主导，尽管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城市环保机构的设置比较完整，但是农村环保组织机构设置只到县一级，乡镇一级基本没有相应职能部门，或者一些乡镇设置了环境保护委员会等机构，但大多徒有其名，并不负责农村环境管制和治理工作，致使农村生态环境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1.2市场调控治理模式
市场调控治理模式有效地弥补了政府管制治理模式的缺点，避免行政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单一性［2］。市场调控治理模式的原则在于将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转化为私有问题，发挥市场职能，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产权进行界定和规定。激发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理性，其坚持认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可通过私人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市场调控治理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更倾向于重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在以城市发展为先的理念支配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受到一定限制。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在相应的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中并未规定城市和农村先后顺序，也未规定城市与农村有任何的轻重缓急之分。但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中却有谁受益、谁补偿的条例，按照法律规定农村应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对象。另外，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城市工业化污染造成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城市有义务对其产生的污染现象进行补偿。若不能明确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轻重缓急，则不仅会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对农村居民个人利益和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会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产生严重影响，阻碍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难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3社区参与机制
由于我国还未形成充分公平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市场，所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大量资源仍处于免费使用状态，从而出现城市向农村排放工业污染却不用支付相应费用的不良现象。农村具有大量的土地资源，且土地资源价格低于市场均价，尤其是在资源交易中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费用普遍偏低，这些均是滥用农村生态环境资源的体现。政府管制治理模式和市场调控治理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主体“失言”现象。为解决主体失言现象，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引入了国际上流行的社区参与机制，社区参与机制强调的是利用社区力量规避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外部破坏力量。社区参与机制的优势在于充分调动了社区居民的主动积极性，让社区居民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社区负责总体统筹调配工作［3］。相较于政府管制治理模式而言，社区参与机制降低了命令性，真正做到站在农村居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最终应由农民自己主导，每一个农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区均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管理体系。
2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社区参与机制完善路径
2.1完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
做好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基础是要依法行事，让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4］。首先，要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法，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核心，重视农村经济发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具体角色和任务，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居民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活动中的应有权利。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各类纠纷调解规定，着重制定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单行法律规范，针对我国农村农业污染、生活污染、城镇污染、畜牧业污染等问题制定相应的治理和惩处条例，以弥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空白，推动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2.2完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参与机制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社区参与机制的核心在于将社区居民作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为保障社区居民能够顺利行使主体权利，有效参与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健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明确社区成员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范围，做好过渡工作。公共参与机制要明确规定农村居民有权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的制定，在解决环境纠纷问题时农村居民有权使用主体权利等。另外，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公共参与机制，通过社区现场说明会向社区居民介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或问题，由参会代表现场投票或提出个人的建设性意见。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资源网络征求覆盖区域内社区居民的意见，并通过召开记者会的方式，将统计结果和决策公之于众，保障整个过程公开公正。与此同时，接受公众监督，开放举报电话、举报信箱，接到举报信息后，第一时间进行核实，经由社区核实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可通过新闻曝光的形式公布解决方案和处理惩治结果。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6
关键词：水污染；治理；法律路径；区域规划
长期以来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水作为生命的源泉，水污染问题自然是环境污染问题中的重中之重。随着水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不断地寻求解决水污染的问题的办法。例如：荷兰，建立了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水管会；法国建立了六个水务局，分流域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韩国，设立了以国务总理为首的环境问题对策委员会，完成水质管理一元化政策。我国作为缺水国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水污染问题也更加严重，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进行防治和治理，但是总体来说还不够完善。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城市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水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的大量增加、农业规模化带来的农业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长三角地区的水污染问题加重。而长三角区域的水污染治理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路径的不完善。由此可见，我国在区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路径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不能很好走法律这条路径去解决区域水污染治理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去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使水污染治理有更多的法律路径可以走并且走得通。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质状况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的《上海蓝皮书》中称，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环境面临诸多问题。
（一）长三角地区中长江干流水质有恶化趋势，且流经城市地区的河流水质基本处在Ⅲ～劣Ⅴ类水平，总体劣于山区河流水质一到两个类别水平。城市地区的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二）长三角地区局部饮用水源受到流域和本地污染影响，水质较差，尚未达到饮用水标准。仅处于上游的江苏省和浙江省饮用水源地水质相对较好，处于下游的上海市饮用水水质达标率不乐观，仅为68.6%，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和粪大肠菌群。
（三）河口、泊岸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压力增大。长江口水域水污染加重，盐水的入侵是影响长江口水资源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长三角地区水污染治理的难点
长三角跨“两省一市”的特殊情形，给该地区的水污染治理带来了不少难题。
（一）长三角两省一市之间的经济利益竞争是长三角地区水污染问题的背后的推手。在普遍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生态保护的大背景下，各方站在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出发点上利用水资源反而忽视了对水资源的污染，使得水资源污染问题愈加严重。
（二）长三角区域的特殊性导致了长三角区域水污染治理问题难以妥善的解决。长三角跨两省一市，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现行水污染法律法规在长三角区域难以很好地实践。现行的水污染解决机制要求本地政府对本地的环境问题负责，但是这样的机制对跨界水污染治理难以发挥作用。各行政区域之间分割治理很难做到统一协调，责任认定较为困难，扯皮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很多水污染问题不能尽快解决，越拖越严重。
（三）长三角水污染治理及由其引发的纠纷当事人之间没有完善的协商机制。在长三角特殊的两省一市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更为关键，但是按照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在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只能接受上级命令协调处理，而这种机制已经无法解决当前的水污染治理诉求，长三角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使得长三角利益走向多元化，各行政区域对水污染的问题各执一词，现行的行政命令制度虽可起到一定效果，但是对于长三角来说，这样的机制远远不能够解决水污染的问题，必须通过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协商制度才能够更好地反映各行政区域的诉求并予以解决。
三、完善长三角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路径的建议
针对长三角特殊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环境，以及长三角在水污染治理存在的难题，现提出一些有利于解决长三角水污染问题的建议。
（一）进行战略性区域产业规划
长三角水污染的问题从根本上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发生冲突和矛盾而引起，因此必从根本上进行区域产业规划。鉴于长三角特殊的“两省一市”的情形，水污染治理问题的区域规划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各方站在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而忽略了对环境的污染，现行的制度已经无法解决目前长三角存在的水污染治理上的问题，只有缓解各方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地解决水污染治理的问题，因此进行区域产业规划势在必行。
（二）完善责任认定机制
长三角跨“两省一市”，在水污染治理问题上难免会存在互相扯皮推诿的情形，行政区域之间的分割治理难以协调统一，归根结底还是责任认定机制不够完善。完善的责任认定机制使得行政区域之间对自己所管辖的区域的水污染问题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各行政区域之间扯皮推诿的现象也将大大减少，使得水污染问题和及其引发的纠纷能够尽快得到妥善的解决，责任认定机制的完善将大大提高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效率。
（三）建立跨界协商制度
跨界协商于长三角地区而言主要是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协商，是一种政治解决方式。针对长三角的跨界协商制度可以将各方的竞争状态转化一种合作状态，使得长三角水资源的利用趋向合理化，加强各方的各部门、行业和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好地促进跨界管理行为合法化、解决长三角水污染治理中的立法问题，从而使得长三角地区水污染问题的法律路径更加完善。
（四）完善监督机制
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不仅仅存在行政主体之间，更关乎民众的生存问题。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民众对政府进行水污染治理的行为有监督的权利，公民作为权利易被侵害的一方，应该赋予相关的权利，对区域水污染治理中的纠纷能行使诉讼的权利，一方面公民的相关权利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促使行政主体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7
【关键词】社区警务；群众路线
社区警务和群众路线，一个是警务工作模式，一个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乍看两者相差甚远，毫无瓜葛，可稍一分析，便得知两者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甚至某些层面高度一致。就社区警务的理念来看，与党的群众路线内涵和精神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应当说两者在思想和理念、行动和实践等方面高度一致。可见，我国施行的社区警务战略的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公安机关工作中予以贯彻落实的具体行动。
一、社区警务理念与群众路线内涵
（一）社区警务基本理念
就社区警务的基本思想理念来讲，王太元教授归纳如下几点：一是以犯罪与社会一体化、权利与义务一体化、警察与公众一体化、警务与社区一体化的四个一体化认识；二是以预防为主和警民合作的两大原则；三是以社区为导向、服务为导向的、治本为导向的三个导向；四是以警察形象柔性化、警民关系伙伴化、警务工作社会化、治安对策前置化的四化特征。可见，社区警务是本着“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基本理念，警务立足社区，警力下沉，深入辖区，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加强警民联系，警察与公众间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力争辖区群众理解、支持、信任警察，进而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实现警察与公众一同预防和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一种警务工作模式或理念。
实践表明，如果社会治安问题光靠公安机关一家治理，其结果公安民警累、政府开支大，却对违法犯罪“打不胜打，防不胜防”，治安成效甚微，使得公安工作陷入“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面对这些问题，警务界进行了反思，推行了社区警务，并将这一问题很好的予以解决，使公安工作跳出了尴尬境地。社区警务认为社会治安问题纷繁复杂，治安问题来自社会，要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依靠社会，依靠群众，只有依靠群众治安工作才有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只有依靠群众才是破解难题的一招，才能够争取民心，赢得民心，稳定民心，治安问题才得以顺利解决，警务工作无往不胜，公安工作迎刃而解。
社区警务的依靠社会、依靠群众，和辖区群众一道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理念，是党的群众路线精神引领我国公安实践、指导警务改革的现实写照。
（二）党的群众路线基本内涵
公安机关坚持群众路线，就必须准确地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党的群众路线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中群众路线科学表述是：“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立场，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各项事业的立足点；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事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只有把党的事业放在一切依靠群众的基点上，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党的各项事业的胜利完成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二、社区警务理念与党的群众路线精神相一致
（一）社区警务的“预防理念与治本思想”与群众路线的“一切为了群众”精神一致。首先，社区警务对警察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行了反思，通过深刻认识“立警为公，执政为民”的公安为谁的问题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宗旨的问题，明确了公安工作基本手段和目的，即打击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创造平安社会才是目的。“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新时期群众路线的表述，可见社区警务理念与群众路线精神一致。
（二）社区警务的“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基本理念与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精神一致。社会治安纷繁复杂，光靠公安机关一家，打不胜打，防不胜防。认为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要解决复杂的治安问题，应依靠辖区群众，建立群防群治机制，才能使警务工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基于这一认识，社区警务提出民警从办公室走出来，深入辖区，跟辖区群众打成一片，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于是动员、组织和宣传群众，使得警察与公众间形成合作伙伴关系，警民齐心协力，和衷共济，共同预防和解决辖区治安问题，保一方平安的基本工作思路。党的群众路线精神强调党必须依靠群众，群众工作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三）社区警务的警察与公众的合作伙伴关系与“从群众中来”精神一致。社区警务强调警察与公众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以往警察与公众的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警察没有高高在上，没有凌驾与公众之上，而是警察基于警民关系一体化认识和“警民一家”思想主导下，放下身段，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强化服务群众意识，深入辖区，入户走访、调查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和疾苦，切实做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上述表明社区警务思想与群众路线的精神高度一致。
（四）社区警务的警察立足社区的理念与“到群众中去”的精神一致。通过社区警务理论模型――“社区警务树”很好的阐释社区警务中关于依靠群众、深入辖区、做好群众工作的思想。“社区警务树”的模型中公安工作比作是一棵大树，我们工作的目的便是长好这棵树，树上开许多“治安”之花，结很多“平安”之果。于是为长好这棵树，首先要认清这棵树长在土壤，做好树底下的工作，如松松土，浇浇水，加加肥，只有这样才能把树长好，于是会开治安之花，结平安之果。这一理论模型表明公安工作只有深入辖区扎根基层、扎根群众，才能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公安工作才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和旺盛的生命力，让公安工作之树长青不老，开满治安之花，结满平安之果。
总之，公安机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民警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织密维稳防控网络、形成群防群治格局，筑起维护稳定的天罗地网、铜墙铁壁的过程，而社区警务正是公安机关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过程。
【参考文献】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8
【关键词】糖尿病；防治干预；社区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01（2016）03-0170-01
糖尿病是现代较常见的一种慢性病，根治的方法仍不存在，只能用药物和其它健康方面的管理来控制或预防该疾病。而对于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来讲，除了实行传统的糖尿病防治干预措施，还要针对该社区的特征进一步的完善防治干预工作。包括：社区人民的工作类别、地理特征和风俗文化等特征。最后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做到与时俱进，全面提高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措施的效果。
一、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存在的问题分析
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存在问题主要可分为两点，一是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问题，二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
（一）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多种问题，这是一件事物快速发生变化时所会带来的普遍现象。自然而然，在经济与医疗同步发展的时期，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的工作人员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医疗纠纷是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对于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的纠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在这方面包括：相关专业能力的不足和思想意识的问题。如：对于糖尿病相关专业知识的不足，从而直接对社区群众的身体造成了不良影响。而思想意识的偏差，则直接影响了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并且容易出现对社区群众的健康不关心、敷衍等态度。同时很多工作人员会轻视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的价值，认为医院才是解决人们健康问题的地方。这两方面的不足都直接影响了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的实际效果。
（二）可持续发展问题
部分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存在这种现象，在工作初期，相关工作进展和效果都比较突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较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或是工作态度都渐渐的在改变。如：对社区群众的健康关注度逐渐变低，定期的健康指导、与健康相关的调查工作等频率越来越低，并且过程上存在敷衍了事的情况。这是因为在实行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工作时，没有制定或严格遵守可持续性的发展计划，从而令一项工作变得虎头蛇尾。另一方面则是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相关硬件的维护问题。随着世界医疗科技的快速发展，其理论知识与硬件设备的更新也同样快速，很多社区的硬件就因为技术落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令其硬件设备变得形同虚设。同时很多社区并不具备维修、维护医疗设备的能力。而如果上级又无法达到及时派人维修，从而出现拖延现象，也就放大了设备的损坏概率。
二、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的有效措施
（一）科学而全面的防治干预模式
在传统的糖尿病防治干预的基础上，想要进一步提高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的效果，首先要保证的是全面而系统的工作方式。全面，包括了社区内群众的身体状况和健康问题的详细信息，系统则是准确的医疗、健康相关的常识以及专业知识。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渠道了解到多种多样的与健康、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和知识。但在这些庞大的信息资源中，存在着没有实质科学依据的知识。包括一些在国内流传已久的“偏方”等与医疗和健康相关的知识。因为中国存在地区复杂、民族文化多样的情况，所以有的地区自古会留下一些养生、保健或强身健体的方式方法，但这些方法究竟适不适合所有人，又存在哪些弊端、隐患等问题，却没有经过科学的印证。那么，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权威而全面的防治干预平台，则是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有效化所不可缺少的部分。
针对这方面，在社区内选取了50例糖尿病患者进行防治干预。首先让患者对糖尿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调查和收集患者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然后根据不同的职业、岗位制定相应的防治干预方式。如：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教师和运输等职业。而对于退休下岗等患者，则先详细了解其生活模式和环境，从而采取不同的防治干预措施。包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改变，从细节上控制糖尿病的恶化。而利用智能手机的相关功能，可为患者定期推送与糖尿病相关的健康、生活常识，以进一步加深患者自身的防治干预意识和能力。
通过这种防治干预模式，首先50名患者对糖尿病和相关防治干预方式有了更深的了解，其中41名患者较积极的配合防治干预工作，22名患者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其他患者因工作和其他原因则需要长期的糖尿病防治干预。
（二）可持续的长久发展计划
可持续的长久发展规划是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有效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也不是某种过渡的工作，而是与社区居民为伴，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之一。因此，保证可持续性的长久发展是其最终的目标。因此首先就要制定出发展规划，而规划的具体内容应结合不同地区、社区或城镇的特点，包括：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和建设的方向，人口居住密度和分布情况、当地人生活的特点等。而这些方面都需要事先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和数据调研，把以往所掌握的资源信息结合实际的调查，实现充分而准确的发展计划。同时也不能因短暂的成绩而放松工作力度，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健康管理作为居民生活的重要保障，需要的是不断的进步和发展，无论是硬件、人才和管理方式，都要做到与时俱进。如：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身体存在的糖尿病相关隐患和风险的防治干预也会发生改变，并且社区居民工作内容的不同，需要的防治干预内容和形式也不相同。
另一方面则是人才的培养。现代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工作的人才，需要的是较全面的综合素质。除了关于糖尿病防治干预的专业能力，还有与社区居民的交流和资源分析能力，自我提升意识以及思想品质的严格要求。以此全面提高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的实际效果。
三、结语
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中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个人利益而影响其实际效益的情况。因此相应的监管制度可以说是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高效化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也可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及时作出应对策略，这也使社区糖尿病防治干预更加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1]查滨；周志壮；李兵.健康教育对社区糖尿病病人管理的影响[J].航空航天医学杂志.2013年08期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9
关键词：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困境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40-02
十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并且提出要开展广泛多层次的协商。在此基础之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不同层面发展的制度依据。社区从群众自治组织的这个角度，在实践居民自治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在社区中的这些实践已经成为吸纳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基层特别是社区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社区协商民主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现实困境
城市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在自治过程中，会遇到来自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会产生各种矛盾，成为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所以，需要将协商民主引入社区这个自治组织中，解决社区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社区协商民主是在社区中的居民之间，为了消除与其利益分歧，通过相对理性的商议，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来维护居民个人权益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形式在社区中的发展具有强化社区监督、提升决策质量、培养公民意识、解决社区矛盾等作用，但是在实践中，社区协商民主在协商主体、协商过程、协商范围、协商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社区主体的参与意识不强
社区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社区居民、驻区单位和社会组织。社区居民是社区自治的最主要力量；社区内的驻区单位包括社区内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社区内的社会组织主要指一些居民自发组织的志愿组织，它们通常以社区为活动范围，目的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在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大多是被动应付。一些社区成立居民代表会，在代表选举时，很多居民直接放弃选票，或者随意填写选票。驻区单位也长期存在有事、没事别找我的心态，他们认为社区找驻区单位就是为了经济上的援助资金。这种偏见也导致驻区单位共驻共建意识薄弱，甚至出现口头承诺，过后拖延的情况。有些社区主任反映，即使亲自邀请相关单位派人参与社区的相关议事活动，驻区单位也会借故推辞，不愿参加。社区中的社会组织也存在不关注社区事务的情况，社区中的社会组织除了志愿组织以外，其它的社会组织几乎都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组成的，在这些组织中离退休人员居多，他们更多是关心一些自己感趣的活动，对于社区其他事务不愿意参与。
（二）相关的协商程序不完善
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经常存在程序不完善的问题。例如，在一些社区中的居民议事会，议事程序不完善，使议事效果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第一，议题范围不确定，通常议题都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临时确定，没有将社区中有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归类划分，制定相应的议事程序。第二，代表选举随意性较强，没有根据议事会的需要限定具体人数，以及对议事人员自身能力有哪些具体要求，遇到需要找开议事会的情况临时找人凑数，很难使议事会取得预期效果。在一些社区中也存在选熟人的情况，社区主任比较倾向平时接触多，不多言、不乱来的社区居民做代表，选出这样的代表后也不再换届更新，以保证议事顺畅，不出现不听指挥的情况。第三，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做保障，没有考核机制会出现议与不议一样，议事结果有效、无效都一样，使社区居民对于议事会失去信任，对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失去信心。
（三）协商流于形式缺乏有效性
社区协商民主的发展要基于解决社区问题的需要，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功效，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只能流于形式。虽然在社会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要更多的发挥社区自治功能，但是，我国曾经长期实行政府管理社会的模式，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事项都经由政府机构包办，形成了公民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和心理依附的观念。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推动社区居民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念导致对这样的参与并不热衷。同时，由于社区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重，许多居民觉得即使遇到问题通过议事会协商，但是怎么解决最终权力还在行政机关。所以，在议事过程中很多议事代表都觉得即使议出结果也多数实现不了，不如减少麻烦少走形式。目前，人们对于社区功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社区的自治功能被削弱，它的行政功能不断加强。所以很多居民认为社区已经不是居民的自治组织，而成为代表政府行使职能的部门。社区自治功能的不断缺失，使其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做出的努力已经对社区居民失去了吸引力，对于社区推动下开展的协商民主实践也多数流于形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摆脱困境的路径选择
目前，在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大多数社区存在协商意识弱、协商制度缺失、以及协商方式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通过社区协商民主的实践来推动社区自治，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解决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篇10
[关键词]新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对策
中图分类号：D64；F42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4-0172-01
煤炭企业社区是城乡管理的基础，也是党的工作基石。煤矿社区是企业破产改制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而新成立的，企业职工、退休职工以及家属从过去单纯的隶属单位、依赖单位转变为走进社区、依托社区管理的新格局，随之，新建社区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多问题突现出来，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遇到新问题，只用简单地重复过去的经验和办法是难以奏效的。因此，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引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新理念、新方法，增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实效性，为社区营造健康、文明、祥和、安宁，保证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遇到新问题
1、社区管辖体制变更带来问题。企业改制新建社区，居民长期以来已适应的原企业“现官现管面对面、知根知底亲密关系”的管理突然脱钩，企业居民由“单位人”变为社区人，似乎失去依托而心里上存在失落感、孤独感和挫败感，情绪容易激化，导致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面遇到问题。
2、社区居民价值取向观念带来问题。随着社会价值取向受到市场经济的不断冲击，社会上各种主流、非主流思潮在社区交织碰撞，如腐败问题、道德滑波问题、改革引发的贫富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社区居民价值取向观念的变化，居民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政治思想盲目、行为方式上极端的迹象，在是非曲直鉴别上表现复杂、模糊。给当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严重干扰，也制约着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
3、社区政工力量薄弱带来问题。新建社区工作人员原本配置即力量不足又素质不高，思想政治工作都是由社区工作人员兼职，缺乏既懂政治、又懂经济；既懂科学、又懂管理；既懂市场、又懂艺术的复合型政工人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还是以传统化、常规化的模式运行，对于采用新的电器化宣传手段接受能力差，这些问题也制约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二、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对策
煤矿企业管理者，要认清新常态下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找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以创新发展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做好新常态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激活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是目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1、坚持以“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理念引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一是煤矿企业坚持以“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理念引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又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整个社区行政管理工作之中，是落实党“执政为民”的本质需要。党的十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突出了新常态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视角，是我党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指导方针，对我们做好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社区要把原企业“以单位为本”的工作模式，转换为当代社区以“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工作途径上来。
二是煤矿企业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是当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选择。人文关怀，它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心理疏导，就是对问题心态的疏浚，以此达到对人的教育、引导、鼓舞、鞭策目的。当前，社区居民不同程度地出现的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任危机、拜金主义等诸多现象，就需要运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和方法，把教育与疏导相结合，帮助社区居民解决思想问题。就是引导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精神境界，完善自我人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促进家庭和美、邻里和睦、人际和谐。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居民学会心理调节，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
2、拓展社区服务领域和服务内容，创新“人文关怀”的工作途径。
第一、新建社区行政管理的主体，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延续下来的企业曾经承担着为企业职工、家属及其退休职工提供日常生活服务为主体的，而且服务对象诸多是各类弱势人群；家庭经济存在严重负担的人群；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存在着种种生活困难的无业人群。为此，把他们作为社区服务的重点对象，为他们提供福利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
第二、社区还要以服务社区全体居民的需求为基点，以居民安居乐业为目标，增强服务功能，创新服务观念，从单一的扶贫帮困、排忧解难向提高物质性和精神并举转变，逐步向法律服务、文化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方面加以延伸，推动社区服务工作向多领域、深层次拓展，尽可能地全方位解决居民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其重点是在社区建立《人民调解室》和《心里咨询室》，聘请专门人员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和心里咨询服务。拓展社区人民调解服务功能，消除居民纷争，融洽居民关系，把民间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通过咨询室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和心理疾病治疗，帮助居民走出心理困惑和心理阴影。
三、加强社区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专业化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法律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具备较高的个人综合素质。
1、煤矿企业立足社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建设一支立场坚定、作风正派、业务精通、热心群众工作、善于群众工作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做好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前提。要树立责任意识，增强社区全体员工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使命感。要教育社区员工牢固树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意识和使命意识，自觉抵制和克服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观念，按照构建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站在讲政治的战略高度，自觉的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引导社区员工积极地将思想政治工作摆到社区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并贯穿于社区整个工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