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1
(一)文化、社会与教育的关系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被认为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是对文化最广泛的理解，但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广，其内涵往往越模糊而难以把握。几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加上文化二字，被冠以**文化之名，但这并不能帮助说明文化的本质。从汉语词源上看，早在《周易》里，中国古人就有观其天文，以察时变;观其天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英语中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它的原始含义是耕作。后来指人工的、技艺的活动及其成果，还扩展及风俗习惯、文明制度等。中西辞源学上的证据共同显示了文化的内涵并不独立于人而存在。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文化即人化，即人的生活样式。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过程体现了文化的人本性特质，那么不同的社会群体则体现出文化的主体性的特质。每个社会共同体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和生长出的独特的价值取向，反过来通过对人的思想、感情、活动的影响来化人，使人具有某个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和地位，以及该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念。
(二)教育制度的社会目的
从传承文化、培育未成熟之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教育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教育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既受社会制约，同时也作用于社会。最初的教育活动贯穿于整个社会过程，经验的传递仅凭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即可实现。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资源和经验的复杂程度使无意识的生活教育变得困难。文字的发明和书籍的出现，使掌握了文字的人能够以文字为媒介从事专门的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最专门、最形式的教育确是不能离开普遍的文化传承过程，而只能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向，把这个过程组织起来或者区分出来。这体现了教育制度的社会目的。不论在哪个国家，现代教育制度都服务于某些基本的社会目的，它们主要是：1.社会化;2.社会控制;3.社会选择与分配;4.同化或文化整合;5.为社会革新和变化做准备。
二、我国的道德教育传统
(一)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强调
从古代教育制度来看，尧舜以及最早的夏、商两个朝代，其教育本质上属于道德与宗教教育，仅涉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西汉以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下，孔子之道或儒家经典中的主张成为政府确定政策、治理天下的正统观念，也是考试士子和选拔官吏德行才能的标准。1104年，宋徽宗在京城及各州创办了算学、医学、画学、书学四种专门学校，其课程信息显示其仿照古代时县学的模式，注重德性与文学教育。宋朝初年各位皇帝都不重学校建设，科举制却获得极大的发展，因其被认为是国家斟选优秀官员的一种有效且必要的方式，宋朝时的士子因而也更加注重考试而轻视学校。一般认为，清政府于1903年拟定《奏定学堂章程》，并于1905年12月设立学部，是废除科举制建立新教育体制的开端。这一教育改革废除了政府给高等学堂毕业生授予官职的制度，标志着文官考试制度与教育考试制度的分离，这确实是中国教育史上极有意义的一件事。由此，我国的学校组织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开始向现代学校组织发展。但在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教育的主要宗旨仍是发展学生的道德。袁世凯曾在就职演讲中反复强调道德，并将其解释为忠信笃敬。统治者通过设定道德的特性重新确定的道德观成为教育的惟一终极目标。
(二)传统社会道德教育的特点
自汉朝开始的尊孔读经之风，历代相沿，对中国后世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后教育因受经书限制，内容墨守儒家典籍。教育方法则沿用经学传统，重视对典籍的注释和背诵。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在于科举考试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合二为一，国家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有治事能力的官吏，受教育者接受教育也只是为了考取功名走上仕途。可见，教育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制度之一，它既受整个社会制度所决定，又代表社会的意志，而且是代表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传统专制社会通过道德教化设定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的标准，使人自觉克己复礼，遵守道德义务。实际上是将道德教育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以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并稳定社会秩序。注重道德文章而非道德实践和教育的工具主义，可以说是我国教育传统的两大特点。
三、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
(一)道德与法律教育的性质
道德与法律是与教育同样古老的社会制度，作为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服务于具体社会的目的。因此不同社会形态下，道德与法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作用，而道德和法律内容的传播和普及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但却不能仅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理解为传授关于道德和法律内容的知识，而应将教育的重心落在道德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因为了解道德训诫和法律规范的内容是社会成员自觉遵守道德和法律的前提，却不能直接实现这样的社会效果。这是由二者的性质决定的。道德和法律都是人在生存发展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关系的反映，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秩序。以这种价值关系为对象形成道德观和法律观的系统理论，是道德和法律教育的内容。但是对社会成员来说，理解和掌握道德观和法律观的内容，还只是停留在认知的层面，只有形成了它们与自己行为之间关系的自我认同，才能形成自身对道德和法律观念，实现道德和法律教育的目标。这是由于前者属于非价值意识，形成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客观描述;后者属于价值意识，体现的是关于主体的自我意识。因此，作为价值观教育，道德和法律教育培育和塑造的是社会成员对二者的主体意识。
(二)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
可以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道德与法律教育的内容随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变化。传统人治社会重视道德教育，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形塑的是臣民对统治者自觉服从的义务观。现代法治社会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主人，人民之上不再有任何统治者。现代法治社会秩序的实现依赖于每个社会成员自觉履行义务，同时法治秩序也保障每个社会成员权利的实现。因此，维护社会秩序不再是统治者的家务事，而是作为公共事务与每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因此，教育的社会目的相应的也不再是规训臣民，而是培育法治社会公民自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要通过教育形塑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及生活方式，需要在传统重视道德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权责统一的法治观念。因此，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应当对法治教育作广义的理解，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包括在其中。这就需要改变传统教育中强调德育，并将道德教育直接等同于价值观教育的观念和思路，转而培养现代社会公民尊重法律并理性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意识，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分清道德与法律各自适用的场合和界限，在个人道德信念和公共社会规范之间形成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2
[关键词]政治文化；民主政府；制度环境
在探讨如何建立民主政府的问题上，人们更多的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谈的。无疑，制度安排是最直接的因素，通过相关的具体制度安排能够实现政府民主化的目标。然而，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制度最终流于形式，一些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违背了制度安排的初衷从而走向了制度的反面?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主作为政府治理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作为土壤与环境，政治文化又如何内化在民主制度运转的过程中构成了制度精神，从而使我们意识到构建与民主制度相适宜的政治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也使我们认识到制度如何促进了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内在关联性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现象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则是上个世纪中期的事情，是基于对民主制度的文化环境的考察。学者们关心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来配套，怎样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体系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在进行中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的基础，同时也被这些活动所影响。”
尽管在涉及到国家进步与落后的原因分析时，有人强调文化的最终意义，“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是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其中有好有坏。”有人强调制度的作用，诺斯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一般意义上讲，政治文化作为外在于政治体系的独立变量与政治生活发生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又内化于政治体系之中，从而发挥微妙的功能，使一种体系的运转呈现出独有的特征。作为独立的系统，政治文化“与既定的政治体系并不完全一致，其取向类型往往超越于政治体系的界限之外”，但是，政治文化发生裂变时，政治体系也将出现裂变。对集体而言，政治文化提供了保证各种体制和组织连贯运作的价值观和理性考虑的系统性结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看待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一方面，政治文化外化于政治制度之外，形成了政治制度形成与运转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内化于政治制度之中，构成了政治制度的内在精神。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首先通过提供合法性对政治制度发生作用。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公众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论述，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合法性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取决于宗教习俗，或者取决于政治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政治合法性则取决于政治活动的民主宪政基础。“一个政治体系提取资源、管制行为和分配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受制于当局合法性的程度和性质。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行为也会受到妨碍。”对于政治体系而言，政治文化还提供了一种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形成，还是在政治制度演进和变革的过程中都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确定政治制度调整与变革的目标，提供取向、规范与调节的功能。在社会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可以发挥“诗歌”和“线路图”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政治文化内在地存在于制度的设计、运转当中。这就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具有相同文化传统和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会实行不同的制度模式，而相同制度的国家具体的运转方式又不同。政治文化构成了制度的内核，构成了一种制度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原因所在。
第二，政治文化对于个体而言，当人们具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活动的强烈动机时，会导致最大的参政意识，从而形成参与性的政治文化。这种心理还会使个体对其他活动者持一种信任与合作的态度，形成与他人联盟的意愿。这种信任与联盟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为社会中各个集团间的疏远和敌视造成的政治冲突。在政治家和社会精英中也同样如此。阿尔蒙德在谈到过程文化时，认为信任和疏远问题影响个人和集团间谈判的性质。不同的政治文化会造成反对妥协，最后弥漫成愤怒和暴力的情况，或者正相反。
第三，政治文化影响人们对现有的政治秩序的判断。如果感到现有的社会与理想的目标接近，那么政治进程就会平稳。同时，人们对个人通过政治行为影响自己命运的能力抱着怎样的信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认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能够影响社会发展，得到某种结果，那么，对那些维护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并努力实现新的理想的政策就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人们可以把这种期望转化为赞成社会的不断变革的心理，形成阿尔蒙德所说的“政策文化”。
所以，我们说政治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全部活动的场景，不研究一国文化，我们就不能理解一国的政治。更具体地说，一个体制的政治文化限定了对于民主统治和****统治可接受之态度变化的范围。因此，“政治文化的关键意义在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来影响当代政治，政府形式也通过政治文化得以维系。忽视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就是否定历史本身的重要性。”
二、民主政府建构的政治文化诉求
民主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目标，还是一种管理形式。无论人们对民主涵义与民主的价值判断有多少争论，从政府制度的角度来讲民主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应有之义，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三个含义：“一是民主体现的是多数人或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二是民主指社会公共权力充分地、真实地体现民意、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三是民主不仅表现为一定的以法律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还表现为这种制度和机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即表现为一种制度建构。”与此相关的是民主政府的含义：认为民主政府是人民授权的受社会多元权力制约的并对人民负责的服务性组织，或者说是按照民主的理念来建构并充分体现民主特质的组织。无疑，政府改革的根本性目标和深层次的任务是实现政府的民主化。
构建民主政府无疑需要制度的安排。同时，制度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会成为一种软的制约因素促进民主的深化，或者推动民主的发展。所以，不能用从经济到制度的简单逻辑来看待民主化的进程，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会必然导致民主政治的结果，其中的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等都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
政治文化对民主政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政治文化与民主政府的契约性。民主政府的契约性主要针对政府的权力来源而来的。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只不过是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拥有的权力是人民委托的结果。虽然，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待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揭示国家权力的本质，但是却为我们很好地理解权力的合法性与对权力的监督提供了参照。政治文化之于契约性的意义就在于，承认权力不是来自于神的授予或者是受神秘力量的支配。民主政府的这种契约性需要人们具备对权力来源的合理认知，这是保障政府合法地行使权力，接受人民监督的前提。
其次，政治文化与民主政府的法制性。制度是民主的保障，其中法制是民主的重要保障。法制的概念不仅仅是政府与执政者要依法行使职权，还意味着在社会中树立法的权威和神圣。社会中的公民与社会中的精英群体都要形成法的意识、规则意识，自觉遵守法的约定。只有政治文化是以法治为特征，而不是以人治为特征，才会形成法治政府存在的环境空间。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树立的是个人的权威，等级的权威，法是统治者的特权，是与宗法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封建的说教与礼教成为调节****政府与人们的工具，直达人们的心灵。传统的政治文化导致人治成为一种主导思想，即使在当今社会，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对明君的追求也往往成为最高的目标。现代民主政治需要人们形成法治观念，按照法律的规范行事。公民的法治意识的增强与提高会促进政府的法治化建设的步伐，会加强对政府的法律的监督强度与力度，从而推动法治政府的形成。
第三，政治文化与政府的参与性、开放性。民主政府的最大特征是开放性与参与性。开放性与参与性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决策、执行决策过程中的绝大多数信息都要向公众公开，公众可以通过合法的、便利的途径在法定的时间内获取所需的信息，并通过法定的渠道参与到决策中来。信息封闭意味着资源的利益只能偏向政府内部的知情者和与政府密切的少数群体，也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够参与到决策和执行中来，大多数人被隔绝在政策过程之外。单向度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实际上是把管理对象排除在外，形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与****和民主的理念是相背离的。在我国，程序公开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是决策听证，听证是指政府组织在作出直接涉及公众或公民利益的公共决策时，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社会各方及有关专家的意见，以实现良好治理的一种必要的规范型程序设计。听证程序的确立建立了公民参与决策的有效途径，让公民参与到决策的环节中，以此来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
从公民的角度来讲，政治参与不仅仅意味着公民个人对自身价值、个人预期目标的追求和受到某种需要的驱使，而且要使公民意识到这种参与是公民权利的应有之义，是公民权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这表明提高群众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治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逻辑必然，是政治参与的一种表现形式。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能够成功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方面，公权力部门必须有足够的自觉意识，不去干涉基层民主的良性运转，要给拥有自治权利的基层群众充分的施展空间和管理自由，要有更有力的制度建设来约束权力冲动；另一方面，只有公民都具备了相应的政治文化才能保障各种民主制度的实施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制度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再好的制度都会流于形式，或者是失去生命力。无论政治参与还是信息公开都需要公民具备相应的政治知识，具备成熟和稳定的政治心理，具备相应的政治技能，形成稳定的政治态度。
第四，政治文化与政府的平等性。平等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具有人格尊严的平等性，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国家依法平等地保护公民的一切合法权益，在政府行为过程中，参与者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地位的确立一方面取决于法律的授予，另一方面来源于人们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的平等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0]可以想像，在封建****的等级社会制度下，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就没有政治地位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经济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也难以掩盖政治关系上的不平等。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为实现从法律到事实上的平等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然而，封建社会的意识和等级制的思想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等级意识、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会消极地影响着人民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影响人民权利的依法保护。
因此，从民主政府的构建来说，先进的政治文化为政府的民主化改革提供合法性，提供动力资源，提供政治体系变革的支持。同时，由于提供了公民个人对其他的团体、阶级和阶层的信任，才会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各个阶层与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
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民主政府的建构
如何形成与当代的中国民主政府建设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当我们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探讨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文化与制度之间复杂的交错作用，很难从根本上说清楚是先有了政治文化还是先有了政治制度。但是，政治文化总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因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当前的社会实践不能同步，其对社会的阻滞作用也非常明显。因此，形成与当前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完全靠客观实践自然形成的过程，而且是要靠政府的主观推动与制度实践，即政治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自发和理性相统一的过程。
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和角度来看待文化的建设，比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等，但是，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府相适应的文化，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制度的复杂互动，也明确了从最终的意义上说两者又都受到了物质发展水平的制约。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实践是促使政治文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政治实践从宏观的角度指人类社会除了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外的所有活动；从微观的角度看，包括了从政府机构运转的各个环节与过程、政府公职人员（官员与公务员）的行为、公民参与的制度安排与渠道等各个层面的实践活动。通过政治实践，人们产生对政治活动、政治现象的认知，形成关于政治的一般印象，形成对政治的一般情感与判断。实践表明，积极的政治活动会促使人们形成积极的政治文化，形成积极参与的心理。比如，一个人通过参加听证会认为自己能够成为某一政治事件的一分子，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产生对政治系统的满足感。如果一个人参加选举感受到了选举过程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或者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就会对选举产生厌倦心理，从而影响下一次参加选举的热情。因此，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民主性、公开性、透明性，政府公职人员行政行为的法律意识、服务意识都会直接影响人们政治文化的形成。因此，政治制度实施的过程和结果会促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第二，在政治社会化中要处理政治文化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人们会自发地形成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政治实践中的政治社会化则会推动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政治实践过程中不断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获取政治知识，形成政治能力的过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同辈团体、选举及政治活动场所、大众传媒和社会组织等都是培育人们的政治文化的渠道和平台。尽管学者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彻底改造政治文化的实例，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试图放弃过。目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化需要完成的是从理念到途径的调整与创新，有意识地去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协调的政治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巨大阻滞作用，中国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弊端的过程。
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从内容上讲，现阶段中国的主导政治意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下的情感、认知和评价等心理活动。我认为中国目前的主导政治文化应该包括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内容：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等；二是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较高层次的相对稳定的情感体验，比如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等；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评价等。
因此，要处理与政治文化有关的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政治文化与文化的关系。政治文化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与政治相关的那部分，因此，政治社会化不可以占据所有的个人空间，但是，文化可以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两者既要各有自己的空间，又相互牵连。二是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政治文化的培育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相吻合，但是，边缘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外延要更大一些。因此，政治文化要在尊重人们多样性、选择性、独立性、自主性的前提下灌输主流的意识形态。三是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政治亚文化，这种政治亚文化或者是由于历史的遗留形成，或者是外来文化侵入的结果。无论如何，由于其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冲突，因此，如何吸收和规范，如何遏制其敌对因素的发展都是非常关键的，否则，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形成矛盾和冲突就会影响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
目前，在我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社会的以官本位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还有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旧的政治文化影响着人们对政府改革的认知和定位，影响着人们政治参与的态度取向，也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所以，现代社会中，要加大学校、大众传播工具、政治组织在社会化中的作用，不断克服封建的政治文化，排除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推动与民主政府改革目标相吻合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第四，社会化的理念和方法上也要完成较大的转变。如前所述，政治文化不是文化的全部，也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部，因此，不能仅仅靠强制和灌输；民主政府要改变传统的说教方式，以理智的、宽容的客观的态度对待人们的不同选择。社会化不等于同化，也不等于“洗脑”，是在尊重个人的选择权和判断能力的前提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漠视个人存在，忽视个人意志，完全禁锢人们头脑的社会化是残酷的，同时也是专制的。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人们对政治参与的选择，个体之间由于自身素质、生长环境以及观念的不同会形成个体的差异，要尊重这种差异的存在。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要注重通过利用一些重大的事件、一些具体的法律与政策的出台达到有效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比如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人事制度和人事关系的调整与重大变动、重大法律法规的出台等等都可以达到使人们掌握相关政治知识、掌握重要信息、形成政治技能的目的。
第五，在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是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政治社会化的目标，还要取决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乐于参与政治活动，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判断。如果从最终意义上讲，经济因素则是最终决定力量，经济不仅推动政治制度的调整和改革，而且为政治社会化提供物质保障。
综上所述，民主政府的建构需要政治文化的环境，政治文化为民主政府的改革提供方向，提供合法性支持，同时规范人们的行为。正是因为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府的形成如此重要，因此，需要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政治社会化的力量不断推动政治文化的形成。
注释：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东方出版社，2007，26,26,33.
[美]兰德斯，门洪华译.国富国穷：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而有的国家如此贫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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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mond,GomparativeSystem,theJournalofpolitics,Vol.18.aug.(1956)转引曹沛林主编.比较政治制度[m].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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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3
第一，法治价值文化:是法治文化的核心层，也是最高层，是全体成员对社会的共同看法或观念，也反映了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其中，公正、责任和诚信是其价值追求。
第二，法律制度规范:是法治文化的中间层，是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习惯、传统等非正式规则交错形成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及其实现机制，是社会成员为了存续和利益分配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复杂的方式共同选择、共同安排且必须共同遵守的关于人们社会行为的规则体系。
第三，法治行为方式:属于法治文化的基础层，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的习惯定势、行为方式等所构成的文化层，行为具有鲜明的组织、地域或民族特色，常常以具体的集体或个人行为、民风民俗、日常活动等形式出现，是一种动态的文化识别与交往体现。
二、高职院校法治文化
(一)高职院校法治文化的内涵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作为法治文化体系中的亚文化形态，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高职院校法治文化是指法治溶注在高职人(包括高职院校的学生、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思想和行为方式中的意识、原则、精神、行为及其价值追求，是一所高职院校通过规章制度、法律课堂、教学设施等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更是一种体现治校理念和规范高职人言行的精神文化体系。
(二)高职院校法治文化的结构由于高职院校法治文化是一种法治文化体系中的亚文化形态，因此它应具有自己的结构特点。通过对高职院校法治文化的研究，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应包含三个层面，且这三个层面呈金字塔型分布:第一层:法治环境。这一层是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体系最基础的层面。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场所，它的制度环境优劣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氛围、学习效果，因此这也是法治文化体系的基础。第二层:法律素质。高职院校中广大教职工与学生法律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法治文化建设的成果，只有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才能促进法治文化建设。因此教职工与学生的法律素质是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体系的中间层，又是影响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律素质通常涵盖很多因素，其中法治意识、法律认知、法律运用等要素都是影响高职人法律素质的重要方面。第三层: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体系的最高层。法治理念是法治文化体系的核心，因为法治理念能够稳定、持续地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是一种长久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信念和观念。所以，法治理念是精神上的最高境界，没有良好的法治理念，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素质，也不可能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更不可能进行良好的法治文化实践。因此，法治理念在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一)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先进文化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发展方向，因此，应当使先进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保证文化形态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高职院校法治文化能够创新学院办学理念，提高师生整体法律素养，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对我国先进文化理论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应加强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推动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4
治文化建设路径思考
张铭书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这是一个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课题。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动力和支撑。因此，只有通过培育法治文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断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观念，才能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法治成为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法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25－07
收稿日期：2015－06－20
作者简介：张铭书（1990—），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目的、意义和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法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新课题、新任务、新要求，应该在内容、形式、载体等方面有新的创新和发展。
一、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定位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法制建设时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郑重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可见，法治已经成为我国全体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所说：“一国的法治，外显于制度规则体系，内生于社会文化土壤，文化对于法治及其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选择，积极探索法治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法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及其实践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关于法治文化的涵义，中国政法大学刘斌教授将其表述为：“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律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
笔者认同这种观点。法治文化既是内化于心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和精髓，又是外化于行的法治实践的行为准则。法治文化的精髓是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治过程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日常行为准则，其实旨是通过法治文化建设，把公平、正义、诚信、守法、理性、和谐等法治理念作为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普通公民的价值取向，并用其指导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通过法治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的理念和氛围，从而达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效果，为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
（二）法治与文化、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定位
⒈法治与文化的关系定位。就文字而言，法治文化包涵了“法治”和“文化”两个概念，法治文化既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同时也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引领和支撑，需要用先进文化去引领法治建设。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正如余秋雨所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法治是全体人民和全社会的共同选择，法治作为一种理想，之所以能够称得上“法治”，必然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具有人类社会共同需要的一般特性。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法治”和“文化”的必然联系，即它们是全社会的共同选择和普遍体现，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进步。
一方面，作为创建集体人格的文化，其影响着法治的方向，决定着法治的品格。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赢得世界的尊敬，成为人类发展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就是因为拥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化。而此时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法思想活跃，法文化蓬勃发展时期，如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曾远征异国他乡，在世界法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法治对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发挥了促进作用。文化的形成和传播需要被认可，正如余秋雨所说：“有一个比方，在密集的人群中，突然来了一个巨人，体格很大，并知道他来自何方，但巨人的性格却没有人知道，这就是中国。”这是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缺失，如何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肯定中国？有一个重要方法也可以说是捷径——法治。当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向全世界诠释了中国“依法治国”升级版的含义，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和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再一次验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比如路透社于2014年10月23日立即作出回应，称“中国政府承诺了更好的法治”。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有了一个新的、被世界接纳的精神价值就是法治文化。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繁荣和发展要以法治作保障。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需要法治的引领、保障和规范。法律属于社会制度范畴，法治在为文化建设提供支撑和保障并规范文化行为的同时，也需要先进文化的滋养，以此形成积极向上的理念、观念并逐渐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运用这种法治思维方式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依法治理。所以，实现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协调、相互统一，需要发挥法治与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力。
⒉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定位。目前，学术界对于“法治文化”“法律文化”“法制文化”等近似概念有了一些区分。在法的历史传统中，法律文化的传承和我们研究的法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此，我们仅讨论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在社会成员的普遍认知里，“法治”这一概念似乎在我国古代就开始使用，但目前查到的史料中并没有“法治”一词。从现有资料看，最早使用“法治主义”一词的是梁启超。所以，目前学术界比较倾向于将“法律文化”界定在中国古代传统法文化的范畴，而“法治文化”则是近现代法文化的概念。在研究过程中前者更偏重司法和执法精神，后者更加注重法的实践。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既是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同时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研究两者的关系，必须进一步明确当前我国法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找准法治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首先，应当注重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基础。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儒家关于“情、理、法”和法家关于“法内义、法外义”的主张，他们都对法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付子堂所说：“欲在‘历时态’的维度上构件‘法治中国’命题，有必要重新认识法家，有必要认真对待法家人物，有必要重新认识法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充分估量先秦法家文化的当代力量。”对于这些优秀的法律思想所蕴含的理论主张，我们完全可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成为当代法治文化的重要基础。因此，高度重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资源基础，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当前法治文化建设命题的理论内涵，充分展现我国的法治文化自信。
其次，必须看到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新的法治文化与旧的法律文化之间产生的一定冲突。邓小平曾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比如在传统法律文化中，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与当前法治实践的冲突；传统“人治”高于“法治”与当前形成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的冲突；传统的“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厌诉心里与当前提倡形成依法办事诉讼意识的冲突；传统等级观念与当前法治文化发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的冲突，等等。这就需要我们反思法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内含的冲突因素，合理运用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在厘清传统法律文化脉络的前提下，实现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新发展。
（三）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征
从法治文化的内涵以及法治与文化、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显著特征：
⒈历史传承性。法治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民族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只有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土壤中，才能成为全体公民的精神家园和行为准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恰恰体现了对法治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发展。
⒉时代性。法治文化发展需要适应时代环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体系的目标，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应当说这是法治文化建设发展的最好时机。如何抓住机遇，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发挥法治的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措施，不仅将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且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立了更加清晰的目标和路线图，这是当前法治文化发展必须自觉服从的总目标。
二、法治文化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法治文化环境。法治文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因此，在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十分必要。
（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实现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基本要求
法治文化作为立法的思想基础，作为正确适用法律的思想保障，作为公民守法的心理基础，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了越来越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决定》明确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其最基本的要求应当是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使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法治文化建设对于更好地发挥法治在全社会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养成人们的法治自觉起着重要的、基本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只有在全社会打下坚实的法治思想基础，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才能向着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关键是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气，弘扬社会正气，形成社会风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力量，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基本属性和对全社会的基本要求。法治文化建设所倡导的理念、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既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受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思想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思想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出现了道德滑坡、拜金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无论是拜金主义、暴力文化还是冷漠文化都表明道德自律意识的降低。钱穆先生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问题，需要做到两点：一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通过弘扬社会正气，传播社会正能量，引领、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道德制高点。二要依靠法治手段。通过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普法的过程变成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通过道德引领和法治的规范作用，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崇尚法律、维护规则的良好法治氛围。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民主与法治是内在的统一。法治能够为民主政治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确保民主政治的健康有序发展；民主政治丰富了法治的内涵，确保了法治精神的传承和提升。尤其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处理好法治建设与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总书记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一重要指示既是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指导思想，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法治文化折射和反映的是时代法治精神和法治需求。所以，只有积极传播法治文化，提升全体公民的法律素养，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已从经济社会学所强调的传统要素转向实现制度创新、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法治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其重要内容。当前，投资者在决定投资时，更加注重经济收益的保护问题，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更加注重投资地域的人文环境和法治环境，如执法环境如何、司法环境如何、公民的法律素养如何、守法程度如何，等等。这些因素体现或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这些软实力如何是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这些软实力又恰恰是法治文化所表现的内容。可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既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给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氛围和环境，更有利于吸引资本进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注重法治宣传教育，把培育和树立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观念、法治信仰等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着力点，以此引导领导干部和城市社区居民、农民、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青少年等重点人群，使其树立思想上尊崇法律，行为上遵守法律，交往中信守法律，心理上敬畏法律的法治理念，做到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
（一）不断加大对法治文化建设的扶植力度
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重视和抓好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对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新的社会问题与各类社会矛盾交织，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和问题明显增多，既给各级党委和政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加了困难和压力，也给各级党委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新的考验。法治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应从战略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切实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统筹规划，整合各项资源，发挥整体效力，落实工作责任，积极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并在宣传手段、宣传方式、宣传保障、宣传合力、宣传时效上做足文章，把法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政府主导的公益社会事业，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法治文化建设中来，提升法治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
（二）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决策的能力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于法治文化建设的认识深度、工作力度乃至推进程度，取决于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能力的高低，尤其是依法执政意识和能力的高低，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解决好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问题，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中，要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使其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通过学法用法，不断提高其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三）加强执法领域和司法领域的法治文化建设
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法治文化建设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标志。现代法治的核心是规范公权、保障私权，这是因为行政权力天然具有自我膨胀和扩张的趋势，如果不依法对其进行规范，极易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对于这个问题，总书记提出了非常形象和具体的办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依法行政和司法改革的总要求，依此要求才能实现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公平正义。
（四）用法治文化引领和推动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应当立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着力注重法学理论的不断创新，注重科研成果转化，通过各类活动、项目推进、产业培植等方式，设计好法治文化建设载体，在各类经济社会活动中植入法治文化，确保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深入持久地推进。与机关文化相结合，立足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与乡村文化相结合，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开展普法宣传、建设法治农家院等形式，强化农民的守法用法意识；与城市社区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完善社区服务功能，通过搭建平台，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法治文化活动，通过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建造和谐社区，从而达到普法的效果；与校园文化相结合，立足培育青少年的法律素养和道德情操，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实现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让法治教育进课堂、法治文化进校园，使青少年从小树立法治意识，促进其健康成长；与企业文化相结合，通过开展企业法治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企业法治氛围，推动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依法经营和依法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促进企业规范、健康发展。
（五）为法治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蕴含、体现、弘扬法治精神的法治文化对法治建设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中，首先，应当坚持把法治文化研究与法治文化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激活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活力。即把法治文化体系的基本要求细化为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职业规范、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使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全方位、多渠道地传播法治精神，营造“出门有法、抬头见法、说理用法、办事循法”的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不断扩大法治文化建设的覆盖面，从而为法治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其次，要进一步发挥媒体传播阵地的作用。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宣传媒介的同时，更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开拓法治文化传播的空间，做好互联网＋时代的法治宣传教育。目前，我国共有网民4亿多人，其中有表达能力和意愿的博客就有近2亿，手机网民也高达1亿之多，新媒体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要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正能量，弘扬法治精神，使法治文化进入一切可能的公共场所和私人场所，把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律知识带给社会的每个个体，用法律规范引导每个公民的行为，用法律规范调整、保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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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5
关键词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DF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4-0068-07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学界的认识各有不同，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5种：一是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把法治文化界定为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共识性的法治价值观，认为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的精神内核，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积淀下来的支配法律实践活动的群体性法律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被社会化的过程和方法”。二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为基础，把法治文化界定为法的现象中的精神部分，即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在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识、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三是从认识论角度解读法治文化，认为法治文化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实证科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用于沟通法社会学与比较法学研究的桥梁。四是借助文化人类学中关于“文化”的基本认知，将法治文化界定为社会群体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某些法律生活方式。五是从系统论角度认识法治文化，把法治文化界定为由法律制度、法学理论和法律观念三个因素组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机制。
本文在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以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为目标，以法治文化研究为理论切入点，进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其有别于其他社会形态法治文化的特质。在我看来，法治文化是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共识性的法治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支配的法律规范和法治实践活动的总和。此概念可分析如下：第一，法治文化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存在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之中。存在于人们在相互交往的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要求之中。第二，法治文化的群体性、共识性特征来自于历史传统积淀。第三，法治文化具有独特的内在结构层次：一是观念形态的法治文化，如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理论等；二是制度形态的法治文化，如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等；三是实践形态的法治文化，如具体的立法活动、行政执法行为、司法活动等。这三个层次虽有表里之别，但相互开放，彼此影响。以此法治文化认知为基础，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界定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并由其决定的，经过5000年中华文明积淀而来的共识性的法律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规范化、社会化的法律制度、法治实践活动的总和。
与其他类型的法治文化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社会主义性。社会主义是我国一切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的内在规定。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首要特性应当是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性。社会主义性首先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共同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建设需要一个体现其前进方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通过谋全局、把方向、抓大事，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性其次表现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领和支配地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自觉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法治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实践提供思想和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性还表现为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社会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同人民当家做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时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社会主义性突出和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这表现在：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造者和受益者，必须做到法治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法治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制度层面，新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巩固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益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宪法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揭示了我国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在思想层面，20余年持续不断的全民普法教育和近年来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了法治精神，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依法维权和依法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水平。在实践层面，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公推直选、全国性的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以及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不断扩大和群众评议执法活动的推广，使得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二是历史传承性。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法治文化的发展同样如此。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整体文化中重要的子系统。是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而成的。在其积累沉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该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风土习俗、宗教伦理等因素的影响，法治文化也因此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把中国等东方国
家“诸法合一、重刑轻民”的法治文化，归结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法律及其他文化子系统都具有自主性，只有对特定法治文化赖以生存的的整个文化系统有所了解，才能正确地解读特定的法治文化。随着法社会学在我国的兴起和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我国学者开始总结和反思百年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尝试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角度认识法律及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也逐渐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把法治文化视为受到历史形成的整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已渐成共识。法治文化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独立存在。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割裂自己的历史而凭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法治文化。因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继承了中华法系的精华，又汲取了世界法治文化的优秀内容，具有历史传承性。
三是与时俱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法律文化形态，其形成和发展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领域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与时俱进性，体现在其理念、制度和实践等方方面面。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等就是党领导人民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成果。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新关键是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法律价值观念，从而引导正确执法，严格守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新表现在：在法治文化思想和法治文化理念方面，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提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新诉求。在完善法律制度方面，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推进法律素质教育，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农民等重点对象的学法、守法和用法，全面提高人们的法律素养，形成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建设，还是法治理念、法治理论创新，以及在推进法治文化的实践上，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与时俱进性。
四是思想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想开放性，是指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文化体系，而是既积极借鉴中外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大胆吸收当代各国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研究中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想开放性，是由当代文化特有的开放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人类文化和人类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看，系统的整体特性决定了其组成部分的特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开放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想开放性，也是由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决定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人员、技术、服务、货物的跨国交流日益频繁，规模日益扩大，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化使得不同法治文化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冲突也日益增多。每一种法治文化都在经历一个面对挑战、扬弃自身、进而实现创造性转换的过程。正是这种交流、碰撞和冲突，促进了法治文化的融合、丰富和发展。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法治文化建设中的西方元素、国际元素也在增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因之具有了更为明显的思想开放性。
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作用
在法治的推进中，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和公民法律素质都是十分重要的部分，而法治文化员是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法治文化的软实力以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促进法治建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教化调控的作用
一是传播法治知识、法治理念，培育法治思维认知能力。法律以全体社会成员为调控对象，具有普适性特征，但其作为源远流长的专门知识体系，具有独特的语汇表述、程序设计、实践运作，表现出一种精英化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人们解读法律法规、司法判决，领悟其中所包含的行为规范、制度安排提供了知识准备，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简略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直观地判断什么行为是守法，什么行为是违法。二是促使社会成员自觉接受法律之治，规范自身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教化作用，不仅体现在“教”的方面，即传播法治知识；更体现在“化”的方面，即促使人们遵教而为，规范自身行为。人们对自身行为的调控，要么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迫于强力的压迫――这是一种外在约束、硬约束；要么出于内心的认同和自觉遵从――这是一种内在约束、软约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兼具这两方面的功能。法律法规对人们的行为选择产生强烈的方向引导、规范调整作用，使人们尽可能地依法作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表现出不可忽视的软约束，从思想深处为人们的行为模式确定了基调。法律知识传播中，公众对于法治的亲切感、认同感逐步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也逐步提升，学法、用法、守法的观念也就逐步内化为公民的个体思想，汇聚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这样人们就会从内心深处认同法律、接受法律，自觉把法律作为行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三是培育法治文化判断力，弥补制度供给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引导人们按照法治理念和精神，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作出文化判断。当出现立法空白、立法冲突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所蕴涵的文化判断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其所负载的核心价值、内在精神、基本理念，就可以为个体行为和社会生活提供指导，解决社会矛盾冲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推进。
(二)社会整合的作用
一是形成社会共识性价值观。法治是衡平各方利益冲突的最佳手段，也是寻求价值共识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利益追求日益多样化、价值诉求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发展使得社会背景和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必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方式。因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强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观念整合作用，对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权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组织结构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仅是制度体系，更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普适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共识性的行为模式，规范公众正确处理相互间的私权行为，引导公众理性对待公权与私权间的关系，这就使与公权领域相对应的私权领域及两者间的交叉领域都得到应有的规范。三是制度整合。即作为规范体系的法律制度具有协调社会行为，调适交往关系，清除社会运行障碍，建立社会正常秩序，发挥凝聚社会的作用。这表现在：首先，它确定了社会基本框架，建构了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模式、行为规范和机构体系，为特定时空下社会交往提供了规则场景，使特定时空的人们能够在共同法律语境和制度体系下交往，减少了交往的障碍，密切了彼此关联度，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其次，它设定了交往模式，降低了交往成本。完备而稳定的法律制度，确立了权利，规定了义务，为不特定个体间的社会交往行为预先作出了制度性安排，并通过明确违法责任，引导双方自觉依照法律制度规范约束自身交往行为，从而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交往秩序。同时，完备而稳定的法律制度，也可大大增加交往行为的预见性，使人们能够对交往结果保持稳定的心理预期，这就增强了交往信心，促进了合作，降低了交往成本，增进了社会交往。
(三)价值引导的作用
“人们在为法治理想奋斗的同时又总是不能充分实现这一理想”。以法、法治为原点的法治文化，不仅包含着对现实法治实践的肯定，也包含着人类有关法治的理想追求。价值引导的一种重要方法是价值批判。批判，是发现实践中的不足，引导社会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法治文化的价值批判作用，是推动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它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巧妙地作出了区分，对现行法律制度和具体法治实践进行优劣辨析，为法治进步标明方向，提供动力。“理想之法总是一个高悬的应然法制状态，正如实在之法道出的乃是此种应然法制状态落实于生活之后实际长成的模样。正是这一永恒矛盾，迫使实在法将理想之法的理想含咏于内，将理想之法所描述的应然推陈于外，而推动所谓法制的进步，助益公平正义的实现，促进现实人生的改善”。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人们的思想激烈变革。各种名目的思潮对人们的思想形成巨大冲击，这不仅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影响了法治文化的进程。在这种价值日趋多元化的态势下，只有法律才能成为人们达成共识的底线。正是由于法律的强制特点，使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和实效性，也使它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
(四)推动实践的作用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法治文化是法治实践的内在精神要素，为具体的法治实践活动提供理性根据，并内化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法治实践的各个环节。法治实践中的措施、方法、现象、进展、成效，都是法治文化的具体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实践的作用表现在：一是为立法提供理性指导。当立法者撰写法律条文时，对其真正起到支配作用的是社会主流法治文化。是它在左右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使立法者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和多元价值中，确认法律的应当保护对象、容忍对象、限制对象、禁止对象，也是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立法分析、评估、批判的评判标准，营造了一个能够评判法律善恶的相对统一的文化情境，推动了立法完善。二是成为规范执法、普遍守法的精神动力。普遍守法精神不是来自外在的国家力量的强制或社会力量的督导，而是源自主体心灵深处对法律的至上权威以及法律所蕴涵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要素的深切认同和归依，它内在地驱动着主体的积极守法行为。促使主体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捍卫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三是对法治实践的推动作用，为深化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主体。人民群众是否普遍树立法治建设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是否形成共识性的现代法治观念和基本法律素质，是否具有参与法治建设的愿望和基本能力，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教育、滋养、熏陶，在全社会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树立其主体意识，共同参与法治建设。
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
(一)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法治理念构成一个国家法治文化的精髓，它贯穿于整个法治实践的过程中，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一种内在的隐性的但非常巨大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形成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和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经验，对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应当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关系，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和方法，丰富中国法学理论研究，不断赋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成果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要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教化、传播功能，以大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法治文化产品为载体，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道德情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国在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首先应当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意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就是一个以法治文化代替人治文化的过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除了必须具备传统的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专业素质、组织能力素质外，法治文化素质成为越来越不可缺少的素质。领导干部只有具备较高的法治文化素质，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也才能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必须以培养其法治精神为重点，使领导干部自觉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最基本和最权威的行为规范，着力培养其崇尚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的价值观。必须坚持学用结合，在法治建设实践中锻炼干部，提高其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有效引导，鼓励领导干部加强法治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其学习法律法规和法理知识
的兴趣和爱好，促使领导干部主动学习，深入学习。不断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必须充分利用党校、行政学院和法学院校等阵地和资源，有计划、有系统、有针对性、有深度地抓好领导干部法治专门培训，不断向各级领导干部灌输先进的法治思想，及时使其更新法律知识，掌握法治真谛。必须将领导干部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法治考核的档案，并作为其选拔、奖惩、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
(三)创新法制宣传教育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做好这项工作关键要在“深入”上下工夫，必须拓展思路，创新机制和手段，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让法治更加深入人心。要把深入学习宣传宪法作为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和首要任务，使宪法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家喻户晓。应当以制度建设为根本，推动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在制度建设上，应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发挥先进文化的功能去引领人、凝聚人、激励人、塑造人。在教育对象上。应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农民等重点对象。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总结我国20多年来普法工作的基本经验，以阵地建设为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进法治文化与机关文化有机融合，构建“法治、民本、廉政、阳光”的机关法治文化。推进法治文化与企业文化有机融合，构建诚信守法经营的企业法治文化。推进法治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治文化环境。推进法治文化与城乡文化建设有机融合，推进经济社会事业建设和群众思想文化建设，协调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在创新法制宣传教育机制的同时，应当加强对法治和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
(四)营造崇尚法治的氛国
营造崇尚法治的氛围，从国家机关角度来讲，就是要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充分体现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要通过严格执法，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提高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法律只有在实施中满足了人们的安全、正义和秩序的需要，使权利得到了保障，损害得到了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到了矫正，法律的威信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才能得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要以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前提，更要以宪法法律的正确实施为目的为重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完善机制，拓宽监督渠道。要重视制度的建设和落实，用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用制度来规范、约束和引导执法者的行为，用制度来提高行政和司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行政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要严格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五)弘扬法学理论研究
法学理论研究，应当着重研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的性质、任务、特征、主要矛盾、发展规律、障碍清除等。要克服观念，实现近现代法治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离开文化传统，割断文化血脉，法治文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失去根本，其中国特色也就无从谈起。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应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摆脱西方传统法治观念的束缚，从教条式的思维中解放出来，研究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观点。其次，必须在法治理论研究过程中，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使之民族化、本土化。这也就是说，将中国特色和人类先进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既立足本国，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又放眼世界，准确把握世界法学的发展趋势，大胆吸收世界法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参与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发展。再次，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充分的事实说明，以及各种观点的比较和判断，创造性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渗透到法治文化建设之中。最后，应着力培养一批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理论工作者，通过他们的引导和带动，促进法学理论研究，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6
一、人治环境与法治环境的定义与区别
（一）人治环境。是依个人意志的作用来管理政权，实行政治统治的环境。是依靠个人的权威治理国家。人治环境就是个人或少数人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环境。是个人或少数人意志主导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教育、宗教、生态、交往、生活、生存方式的总称。
（二）法治环境。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据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治理的社会环境。是法律关系主导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教育、宗教、生态、交往、生活、生存方式的总称。
二、人治与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定义
（一）人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是以个人或少数人权威、网络技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需求为基础，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主导、实施并为社会提供的服务行为。具体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或少数人意志主导下的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教育、宗教、生态、交往、生活方式等服务。
（二）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是以法律关系、网络技术、顾客（居民）需求为基础，由居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创造并为社会提供的文明开化的服务行为。其中包括公平、公正、文明立法、司法、执法关系下的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教育、宗教、生态、交往、生活方式等服务。
三、人治与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区别
（一）依据不同。前者，依据掌权者个人或少数人意志，人与人之间的权利、隶属、亲友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依据法律的公平、公正程序、裁决、约束与强制单纯关系。
（二）地位不同。前者，看中的是当权者个人或少数人意志、权力、亲情、利益关系；后者，注重的是真凭实据与司法依据。前者，法治面前三六九等；后者，法治面前人人平等。
（三）基础不同。前者的实施基础是少数人意志，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需求主导，互联网支撑；后者的实施基础是法治社会保障，居民需求主导，互联网支撑。
（四）表现不同。前者，看不见，摸不着，体会不到，飘忽不定，若有若无，容易冒犯，难以防范；后者，看得清，摸得着，体会得到，依据明朗、尺度固定，不易触犯，可以防范。
（五）目的不同。前者，人治是维护社会治安、治理社会的工具；后者，法治是维护和服务于社会公平、公正、正义的工具。
（六）结果不同。前者，正事不正干，主要看上面，很可能出现“道、义、法、情、利”的关系错位倒置权大于法、钱大于法、情大于法的冤假错案；后者，正事必正干，主要看依据，很少会出现“道、义、法、情、利”的关系错位倒置权大于法、钱大于法、情大于法的冤假错案。
四、人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
按照文化服务的构成内容来分类,文化服务可以分为政治、行政、法律、科技、教育、经济、生态、生活几个方面。上述文化服务无不依赖于社会、国家和民族、家庭、个人来实施,在人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中，社会、国家的电子政务文化服务，实质上是集权、独裁政治文化决定行政文化服务，决定法律文化服务，政治文化服务借助行政文化、法律文化服务工具决定教育文化、经济文化、科技文化服务，进而决定社会生态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文化服务（包括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信仰）见下（图一）。继而形成集权（独裁）专制统治的决策中心。这种决策及其实施模式，代表独裁者、统治集团欲望，属于产品生产销售下典型的依老板、企业（官员、政府）为主导的生产中心型文化服务模式（包括以忽视居民需求为特征的以产定销的产量中心模式、单纯追求产品质量的产品中心模式、过分强化广告宣传推销的推销中心模式），这种生产中心型文化服务模式必然导致政治、行政权力的“官主民辅”作风，无视居民需求，容易出现脱离居民需求实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收不到实际效果的“政绩工程”；容易出现请客送礼、行贿受贿，奴颜婢膝、阿谀逢迎、溜须拍马、讨好权贵、颠倒黑白、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的潜规则；甚至出现打压正义、践踏司法、挥金如土、奢侈无度，有了“GDp”没了“Gnp”的“民贫盛世”详见。
五、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
在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中，法制已经对包括行政文化、政治文化服务在内的社会治理工具形成明显而有效的约束，依法行政、依法政治已经成为社会行政、政治文化服务的主要特征（此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独裁、集权政治文化服务已经逐步退出社会管理的舞台中心，政治文化服务开始更多地表现为依法信仰、依法政治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只要依法行事，便可以自由表达述求，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同时法律文化服务工作者，也是依据法律施行的行政文化、政治文化服务与管理、指导约束下的经济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服务并与其经济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服务共同创造的生态文化服务中的一员（因为此时法律面前已经人人平等）作为其中的一员，法律文化工作者自身的生活文化，也就能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依据其自身制定的法律所实现的依法政治、依法行政、依法教育、依法经济、依法科技，依法宗教服务所形成的生态环境的“冷暖”和居民切身的实际需求。作为其自身切身利益的相关方，法律文化服务工作者就会更加注重制定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以此来改善自身的生态文化、交往文化和生活文化质量，因此而获得受益的却是包括法律文化服务工作者在内的全体人，详见。
六、电子政务文化治理与服务模式比较
（一）主体地位不同。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中的居民、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需求地位平等，并受到法律保护，不存在谁主谁次、谁管理谁、谁隶属于谁的问题。人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中，居民需求服从于企事业单位需求，服从于政府机关需求，居民需求往往被忽视。
（二）实施目的不同。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中，服务的目的是居民的需要，居民需要是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中，服务的目的是企事业单位效益和政府机关的政绩，企事业单位和政府的愿望占据着中心和主导地位，主要满足的是企事业单位和政府的愿望。
（三）运作方式不同。实施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需要经过多方调研，反映民意，相互参与、彼此互动、公开透明、依据法律程序组织调研、立项、规划、设计、实施；运用人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缺乏居民需求、居民意愿调研，忽视违背民意，独断专行，依据权力、利益组织立项、规划、设计、实施。
（四）应用条件不同。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适用于依法治国、依法治权、依法治商条件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人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适用的是权力至上、关系之上、金钱至上，“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的“金钱老大、权力第一”的“官本位、钱本位”制社会之中。
（五）作用结果不同。法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实施的大多是对应民众需求，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群众项目，遏制“潜规则”、灰色收入、行贿受贿、行为，避免出现“政绩工程”“烂尾工程”“鬼城”；人治电子政务文化服务模式，诱发“潜规则”、灰色收入、行贿受贿、行为，导致大量失去人气的“政绩工程”。
七、结论与不足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7
「关键词 大众化/法治化/时间的叠合/道德危机/法的正统性
「正文
一、引言
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经济的市场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由旧有的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过渡和转化，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也经历着一场从来未有的深刻变化：大众文化，这个“以当代生存的个人领域为基础生长出来的一种新的消费性文化”，正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精神、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社会风习。文学界的学人们已迅敏地注意到：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已极为有力而有效地取代了原有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成了不断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担者，并气势汹汹地要求在多元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显位。或者说，大众文化整合了话语的分裂，使之变成了“一个包揽无遗的大合唱，一个战无不胜的意识形态神话”。（注：参见戴锦华著《文化地形图及其它》和旷新年著《作为文化想象的“大众”》，载《读书》1997年第2期。文艺评论家陈刚在其著作中不无夸张地指出：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与商业性导致了它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相互拼合。在此背景下，人们正在目睹“一场硝烟迷漫的文化战场的肉搏”。见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章。）
那么，大众文化，对我国的法治化将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换言之，大众文化的崛起，对我们正在谋求实现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法治）国家”的宏伟规划而言是一种催化剂，抑或是一种阻却力量？大众文化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宏大论题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它对我们的法学家的观念、思考方式以及法律概念、术语的语义将会有什么样的冲击？我想，任何一个关注时代问题的法学家都不可能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熟视无睹，而应当站在法学的基点和立场，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论题，表述自己的观点。
事实上，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法治建构时，也根本无法回避“大众化”现象。无论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设计，还是关于“公民权与人权”、“市民社会与市民法（民法）”、“法与道德”、乃至“市场经济形成中的犯罪违法现象”的言谈，都不可能不与“大众化”问题相勾连。正是基于此一认识，本文以“大众化与法治化”作为一个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对它们之间多重复杂的关系作一宏观的勾勒，以为未来的进一步探讨厘清一个相对简化的头绪。但愿这样一个研究进路，没有过分地游离于法学界时下研讨的论题。
二、大众化与法治化之关联分析
大众化是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社会文化层面生发的重大事件。伴随着大工业的出现，社会财富和资本迅速流向工业所在的城市，并且通过发达的商业网络不断积累和流转。于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心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不仅是人们交换的场所和政治宗教中心，而且成为人们生活、生产的地方。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人类的一种必要的生存方式：城市吸纳了数以万计的来自村镇的大众，作为他们的生息之地；数以万计的大众在相对浓缩的城市空间生存、流动，创造和选择不同于农业社会的生活文明。（注：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认为，城市不只是地理学和生态学上的一个单位，它同时还是一个经济单位。城市乃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见R.e.帕克等著：《城市杜会学》，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总之，庞大的城市利维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造物，它由城市大众亲手建造，同时作为一个异化的实体也塑造着大众的精神、心灵、习惯、品性和趣味。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指出：“真正的奇迹是一个市镇的心灵的诞生。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心灵……突然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长出来了。它一旦觉醒起来，就为自己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从此以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寺院、教堂和宫殿以外，市镇的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出形式语言及在整个生活进程中伴随文化的风格历史”。（注：［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重印本，第200页。）就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而言，城市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大众化现象的出现。
大众化并不仅仅是一个人口流迁的概念，或一个人口的简单聚集过程，也不单单是大众群体的物质和生产关系的变迁，而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人类精神的演进过程。大众文化表现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状态，是由时代的社会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思想感情、生活方式、行为动机，乃至审美、消费趣味等构成的混合整体。这样一个混合形态的文化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对精英文化的抗拒，对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如革命理念、至善论）的反叛，以及对于现世的物质生活的眷念，等等。同时，大众文化消蚀了人类对虚幻神祗的盲目崇拜，张扬个体生活的目的与价值，关怀个人自由、平等与权利的保护，强化个体的自觉意识和崇尚世俗的观念。从总体上看，大众文化趋向平实、实利以及人的地位、身份、待遇、尊严、知识水平、消费等等的“平均状态”和类型化。
无疑，文化的大众化也是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变迁的映现。从政治层面言之，大众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的经济——阶级结构的变化。大工业的规模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新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私有制关系）的生长，使社会财富在高度聚集的同时又相对地分流于社会大众。财富的相对社会化，在主要方面改变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贵族／平民、地主／农奴二元对立的简单阶级（阶层）关系，淡化了区分阶级层别的身份和地位标志。反过来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等级社会的政治权威（王权、贵族特权）的“神圣性”，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创造了条件。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莫不与大众经济地位的相对提高和大众意识的觉醒相关联。从法律层面言之，迅速成长的大众观念、价值和理念，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法律的变迁。文化大众化的进程，也是法律传统的更新转型、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的嬗变、新旧法律制度的更替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本身表现出复杂的面相，但在整体上带有法治化的形态特征：
1.大众化即是大众生活普遍化，又是生活私人化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大众化进程，拓展了私人生活的空间，催进了与“政治社会”相对分离的“市民社会”的成熟。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私人，他们都以自身为目的，即把本身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而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倚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本，第198页。）换言之，市民社会是家庭这种“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的分解和丧失，它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注：黑格尔，上揭书，第174页。）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就是以民、商法规范为内容的私法体系。这一私法体系构成了一国法治的制度基础之一。（注：当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文献以“陌生人社会”来描述市民社会的特性，颇有启示意义。一般认为，在陌生人社会，正是契约和私法维系着经济交往的扩展与合作秩序。）主要原因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私法，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上，都应当体现人性的要求和理性精神，而这种要求和精神也正是法治及其精神自身应有的内涵。
2.大众化，在公共生活空间也必然引发新的变化效应，即出现公共权威与权力的解构与重组，生成新的社会权力体系，重构社会政治统治的合理性（或正统性）基础。（注：“合理性”（或正统性）一词译自德文Legitimitat（英文legitimacy），指人们通过信仰体系服从某种统治的状态。该词与形式意义的“合法性”（德文Legalitat，英文legality）有别。关于两概念的关系，可参阅拙文《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4期，第345—346页。）关于社会政治统治的合理性（正统性），马克斯。韦伯曾讨论过三个纯粹的类型，即依赖于法律规定的“法律统治”（法治，iegaleHerrschaft）、依赖于信仰现存秩序和统治权之神圣性的“习惯统治”（traditionalleHerrschaft）和依赖于统治者人格与魅力的“奇理斯玛统治”（charismatischeHerrschaft）。（注：max weber，DiedreireinentypenderlegitimenHerrschaft（1992）。也见max weber，Staatssoziologie，hg.vonJohanneswinckelmann，2.aufl， Berlin1966，S.99ff.）尽管大众化过程在个案中也有可能受制于传统或习惯以及奇理斯玛权威力量的影响，但从总体看，大众文化的平实和实利性质，使大众在选择政治生活时更倾向于非情感化、非激情化的法律统治，而依靠法律规则来处理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显然，无论是习惯（传统）力量，还是奇理斯玛权威，就其本质而言，均属反民主和平等的。同时，它们的统治形式的非理性和反经济的性质，也是与大众的精神与趣味相抵牾的。唯有法律统治（法治）这种理性化的秩序，才会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大众化确立稳定的、常规化（routinization）的统治形式。反过来讲，大众化过程，也是大众选择和建立法律统治（法治）的过程，即通过大众文化的转型，促成社会一政治统治由习惯（传统）统治或奇理斯玛统治向法律统治演进。
三、大众化与法治化之悖论
然而，“通过大众化的法治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历史发展过程。应当说，大众化只是与法治化处于同一时间结构（历时性）之中并相互共生的现象，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承诺的保证，即：法治化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建立一个趋向崇尚实利和功利主义的大众社会；大众化过程的完成也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法治预设的理想。过分乐观估价大众化与法治化的同质关系，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观念。事实上，法治化与大众化都可能有不同的走向，并不存在唯一纯粹的法治化与大众化模式。具有不同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民族构成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其法治化与大众化过程和形式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既相融、又相斥的内在张力，而其负值的影响对它们二者自身的健康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从法治化角度看，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大众文化背景，那么能否实现法治社会——国家的目标，仍属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迫使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大众社会生活或大众文化的另外一面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对法治化进程可能造成的负面作用。
诚如前述，大众文化是在城市空间里孕育与生存的。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和追逐实利的商业精神铸就了大众文化的品格与气质。20世纪传媒（报纸、广播、电视等）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塑造了大众社会作为“拜物教化的或物化的社会”的特征。（注：关于“拜物教化的或物化的社会”用语，参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物化”概念的解释，见该书第268页。）这样，不仅物质消费，而且文化消费（文学、艺术的消费）本身都带有商品结构的性质：通俗小说、电影、电视、卡拉oK、流行音乐、儿童卡通和漫画、香水和各种五颜六色的广告等等构成了大众社会的舒适、稳定、富足和温馨的世俗生活情调和景观。在这里，商品“获得了一种‘幻想的客观性’，一种自主性，似乎完成了如此精确的理性和包囊一切的东西，以致人际关系——它的这个根本性质的一切痕迹都被掩盖住了。”（注：见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显然，以现代城市为依托的大众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这样一个新型的陌生人社会，较之19世纪以前的城市市民社会有更强的流动性（人口的迁徙）、庞杂性（各阶级、阶层的聚合）和冷漠性（人际亲缘关系的疏离）。（注：有关城市大众社会特征的分析，详见陈刚，前引书，第4—5页。）大众社会的上述特征，是与法治社会——国家的性质相悖的。
大众社会的流动性，不仅意味着大众运动节奏的加快，而且表明社会成员间关系与冲突生成的时间呈不规则的变化：一些社会关系与冲突在瞬间形成而又在瞬间消失；或者相反，它将在瞬间激发更大的社会冲突与矛盾。这种不规则的变化，恰好与法律制度不得朝令夕改的保守性质发生矛盾。于是，人们将面临两难的抉择：要么牺牲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去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关系；要么坚守法的保守主义倾向，而置新生的社会关系与冲突于不顾，任其自生自灭。然而，这两种策略均隐含着某种危险。就前者而言，牺牲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通过不断修改法律规则来适应社会关系与冲突的变化，也许从社会控制的短期效果看是成功的（或许相反，是不成功的），但它在根本方面是一种急功近利的、非理性的选择，最终将影响法治的长远目标的实现。就后者而言，法律规则如果不能有效地承担调整社会关系与冲突的责任，那么流于失控的关系真空将会滋长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冲突与矛盾，反过来又钳制法治的有序发展，法治化进程因而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当然，较为理想的结果，是将法律稳固、连续性的效能同发展变化的社会关系与利益联系起来，从而使法治在不利的情况下，也可以具有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但是，正如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 edgarBodenheimer）所指出的，要实现上述创造性的结合，是极为困难的。（注： edgar Bodenheimer，Jurisprudence，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1，p.319.）
大众社会的庞杂性，表明城市大众结构呈现模糊和不可透析的特性。用“庞杂性”一词标识大众社会，给人以强烈的感性印象：成千上万的个体高密度聚集于城市的街道、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形成“黑暗的一团”，分辨不出人与人之间的身份、职业、形象、个性，甚至表情的差异，“大众之海”淹没了个人的特质，使人以平均状态的、类型化的面相存在。这样一种表象“平等”的社会结构却可能掩藏着深刻的差别和冲突。所以，在大众群体中极易衍生巨大的社会冲击力，局部地或整体地震动现存的社会秩序或法律秩序。同时，大众群体的模糊一团，也宛若一个巨大的避难所，给众多的无家可归者和游手好闲之人以可能的庇护，使社会的监督机能减少至最低限度，无形中也就弱化了法治的社会调整功能。 这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throughlaw）就成为法学家的一句空谈。
大众社会的冷漠性，揭示了大众群体在价值、精神气质、道德观念、社会交往方式诸方面所表现出的“间离化”特征。这种间离化，首先体现在个人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的疏离，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界限的明晰化（甚至绝对化）。每个个人在扩张自我的生存空间，争夺自由与权利资源的同时，相对漠视他人及社会的利益与权利。其次，它体现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间离，突出的表现是，大众对一切由精英或政府设计的、指向未来承诺的社会理念（道德理想主义、历史主义、乌托邦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等等）失去热情，直至形成抗拒的心态。第三，它表现为大众主体道德观念和价值的整体性的分解及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分离。或者说，传统的绝对主义、普遍主义的道德观念受到怀疑，道德的所谓“绝对命令”的有效性逐渐趋向虚无，道德的普遍公认标准也走向多元化。道德的“深度的消失”，是大众社会心力资源短缺的表征。这种心力资源的短缺，至少在两个方面使法治化进程可能丧失民众的精神动力的支持：（1）在立法上，大众对现行实在法（positiveLaw）将采取非理性的评价态度，要么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对法的原则和规范采取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无反思立场；要么是仅仅出于私见或“事关乎己”的原因而对立法采取简单否定、甚或拒斥的批评立场。这两种非理性的态度，都可能有损于法的权威及其有效性。换言之，由于缺乏理性的反思和批评，实在法之标准能否为公众所普遍认同尚属疑问，那么也就难免会出现法的合理性（或正统性）危机。（2）在法的实施上，大众的冷漠使其对法的实施过程同样可能采取漠不关心或不合作的态度，脱身于法的实施过程之外，对各种违法犯罪现象熟视无睹，既不谴责也不公开评论，甚或无原则地予以宽容和原谅。这样就会造成“自律——他律”、“守法——执法”的间离化：法的实施似乎只是专门执法机关的事务。而执法活动本身一旦缺乏民众的信任与精神支持，那么就意味着：国家或政府不仅要为此投入大量的物力与人力资源，而且还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即由于执法机关与大众的对抗而导致执法过程的系统扭曲或整个执法体系的崩溃。无论如何，上述现象的发生，都将越来越偏离法治化的目标。
至此，如果将思辨的思绪楔入17、18世纪启蒙运动甚至更早一些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以来的人类历史，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大众化与法治化之关系，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人类历史的进步及人类对于生存方式的选择。应当看到，大众化与法治化都是正在演化中的社会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它们所反映的是近二百年来的人文精神、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社会关系诸方面的变迁及其趋向。与人类历史的漫长生涯相比，大众（化）社会与法治（化）社会仍然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段内存在的现象。（注：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曾提出过“长时段历史”理论，阐述不同层次的历史时间在总体史研究中的意义。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411页。）它们均带有这个特定历史时段的精神物质特征。它们的进程本身都不可能解决处于近现代史中的人类社会深在的矛盾和困境，如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译“世界的解咒”）与返魅（reenchantment）、道德、知识的进步与退化，经济增长的极限与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可能面临的自毁，人的自由的扩张与其本质的异化，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理想主义的幻灭与乌托邦的寄托，等等。的确，近现代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在人文精神的激励与感召之下创造了此前世纪难以比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然而，财富的积累与宇宙——历史之谜的真相大白，似乎并没有给现世的人类带来灵魂的拯救。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人类“只为大地而牺牲”，要忠实于大地，建立“地上的道德”。（注：参见周国平：《“上帝死了！”——论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载《文化：中国与世界》（一），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1、223页。）但是，这样的宣言，除了加速推进20世纪人类生活和文化的世俗化、大众化过程，在整合人类精神与价值方面并没有多少贡献，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面对这个世纪的惶惑与焦虑，人类或许把希望寄托于法律精神的重建和完美的法律制度的设计，试图通过法治化的道路来寻求一种清晰可辨的、有规则的生活，以此作为弥补理性和信仰危机的权宜之策。但在生存论意义上，法治及其制度的价值与职能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作出承诺，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权利和自由被侵犯了，我能做些什么？”但它不能回答：“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可能生活？”（注：关于“可能生活”的哲学讨论，见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我们毋宁说，法治是人类依靠人的理性和智慧而不是依托神性或神谕来规制自我生活及其关系的制度，而且它也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为世俗社会所能设计的最为完善的制度。除此而外，法治的理念并不隐含更多的生存论价值。事实上，终极的法治乌托邦理想是不存在的。
四、中国的问题
谈到中国目前的大众化与法治化之关系，问题恐怕显得更为复杂一些。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社会整体上处于发展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目前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实现经济——科技的现代化，它还包括完成政治、文化、法律诸领域从前现代（传统）向现代的平稳过渡。其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样的社会变迁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而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注：衣俊卿：《论发展的尺度——发展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第59页。）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呈现“时间的叠合”现象（注：“时间的叠合”是笔者用来指称中国当前历史之时间现象的概念。关于其结构的分析，见衣俊卿，前引文。也见拙文：《中国法治建构的历史语境及其面临的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第70页。），即现代化这个“共时”结构中包含有农业文明（前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后工业文明（后现代）等多种文明及其精神的“历时”形态。这正是我们考察中国的大众化与法治化关联问题之逻辑——经验的前提。
毋庸置疑，像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一样，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法治的演进也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不管承认与否，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在此意义上，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大众化与制度的法治化，确实存在着相互启动的关系。一方面，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的、默默起作用的力量”正塑造着国人积极进取、勇于创造、批判——参与的精神，权利和自由意识，平等和效率的观念，以及宽容与开放的心态，等等。这些精神的转型，将推进中国的法治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化（法制现代化）和为一种有价值导向、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也将以其制度的力量和它的精神、原则的指引，反过来影响大众社会的生活和文化，使之朝着法治所预设的目标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的法治化，已经而且注定是要与大众化进程相伴随，共同经历一个历时形态。这是20世纪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条件所给予它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定位。
然而，应当看到，中国的现代化之“时间叠合”的性质，似乎隐藏着某种不确定性和引发不规则的社会震荡的可能性。它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像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一样，面临着深层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发展与代价的矛盾、总体性进步与局部性退化的困境等等难以回避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文化的勃兴及其对中国现有的思想——文化均衡结构的冲击，就是这些矛盾、冲突和困境的直接表现。面对此一现象，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的反应看起来是一片惊慌，甚至遭受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危机感。（注：陈平原在《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一文中指出：“近年中国通俗文化的急剧崛起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惊异的是精英文化面临此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的举止失措。”引自陈刚，前引书，第158—159页。）一时间，“理想主义的幻灭”、“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道德失范”、“道德沧丧”等等议论纷纭而至。有人把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文化（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概括为“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其表现为：两极对立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人类精神家园的困惑。（注：参见孙正聿、冷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6年第期，第72—74页。）在法学界，法学家们对当前“社会风气不正”、“”、“犯罪率居高不下”、“黄毒泛滥”、“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诸现象也表示出相同的忧虑，其反思与对策之论频频见诸报刊，构成法学之热门话题。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8
关键词：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困境；社会资本；现状检视；构建进路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74-06
农村社区治理是农村公共权威通过管理农村社区以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以往人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更多关注于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过多局限于改变或维持农村面貌的维度上，对于社会资本关注不多，然而，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激发社会活力。农村社会发展离不开两种社会资本：一种是由风俗习惯、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等形成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另一种是外部导入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性社会资本。农村社区善治的实现需要两种社会资本的有效融合，不仅要注重制度社会资本的构建，关注治理的全局性与长远性；还要重视关系性社会资本，注重治理的实效性与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的有机链接，缓和农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形成农村社会的良好秩序。
一、社会资本及其属性和分类
社会资本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也存在不同观点。皮埃尔・布迪厄是首个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罗伯特・帕特南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指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3]学者们关于社会资本的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所揭示的社会资本的内涵是相似的，都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社区乃至社会所拥有的财富，它构成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基础，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组织之间的生产和合作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安妮鲁德・克里希娜在《创造与利用社会资本》中将社会资本分为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前者与促进互利集体行动开展的结构要素有关，包括规则、程序等；而后者则涉及与他人合作中影响个人行动的价值观、态度、理念等。[4]
制度性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一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如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契约等等。制度性社会资本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具有强制力与约束力，对于违反规范者会给予明确的惩罚。制度意味着人们相对稳定的行为，会促进人们严格遵守社会规范，相较于自发性、随意性较强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它与人们的利害关系相关，并以惩戒形式避免社会失范造成的危害。
关系性社会资本则是指群体内的成员经过长期的交流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常常被称为非正式制度，其中影响最深的是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诺斯认为：“非正式约束是重要的，要更好的解答这类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衍生自文化的行为规范，以及行为规范和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方式，对于制度的严谨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5]相较于制度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出于习惯而累积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非强制性，直接成本较低，不需要明文规定却能够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主要依靠个体的自觉与良心来维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人类大部分生活依然是依靠关系性社会资本所维系，它内化于个体心中，常常被称为“无字规则”或“准法”，[6]关系性社会资本不可能被制度性社会资本完全、彻底取代，它始终发挥着不言自明的规范作用。
二、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农村社区治理都是由一定社会范围及物质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人关系中衍生而成，两者存在着天然的密切关系。[7]社会资本是形成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社会资本所倡导的互惠、合作理念，有利于培育普遍的公共责任意识，对于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促进农民的合作与互动；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促使制度环境的公正，形成良好的治理环境，实现农民的自主治理。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是农村社区治理的粘合剂，也是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
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在农村，关系性社会资本常被理解为自发的秩序，它往往是通过民间自发形成的，大多是基于血缘、地缘、亲缘而非利益关系，包括传统风俗、惯例以及等。关系性社会资本是乡村社会协作的人情基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常态性，它在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认同性，能够给予农民一定的心理满足与安全感，它对农民的行为控制与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致性与长远预期提供了依据和前提，特别是在制度不确定或者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关系性社会资本弥合了政府控制不足引起的“制度洞”。[8]关系性社会资本是乡土社会运作的基础，农民更容易接受并更愿意按照它的指引行事，它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制度性社会资本，成为正式制度合情合理实施的基础。
制度性社会资本是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在农村社会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农村其他法律规范。基于契约与理性的制度性社会资本更多是政府通过正式、规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体系，需要农民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秩序的软约束，制度性社会资本则是发挥强制作用的硬约束。制度性资本本身的强制性、规范性与导向性等特性，不仅可以以公正、规范的制度来减少农民行动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民交往与行动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制度的法理性与强制性弥补传统道德规范的软弱性，减少社会失范形成的各种伤害与不平等，更可以依托制度精神强化农民之间的认同感、共识性与契约性，促进新的行为习惯与伦理观念的形成。但必须认识到的是，制度代表着国家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只有真正融入民间才能被更多农民所认可、遵守，成为共同的准则与规范。
2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应然关系。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制度性社会资本嵌入的前提。单纯的制度性社会资本往往只能针对常规性、程序性问题，面对例外、非程序性问题，则往往显示出无力性。朱苏力认为，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不能忽视乡村现实生活中的“无言之知”，应该关注地方性知识，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法治秩序的合理建构，尊重已有的风俗与礼俗。[9]制度性社会资本无法完全消灭并取代关系性社会资本，任何制度性社会资本的运行都需要结合关系性社会资本，正如诺斯所说，“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0]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不应仅仅着眼于严格的法律制度，更应以传统情理等非正式制度为基础，乡村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秩序，制度体系的建立需要良好的价值信念、风俗习惯等为基础，制度性社会资本只有与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传统等进行合作，整合并嵌入到关系性社会资本之中才能真正接地气，去形式化与虚化，实现在农村社区的“生根发芽”并顺畅运行，轻视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作用，是不可能圆满的解决农村问题的。
制度性社会资本是关系性社会资本维持的保障。关系性社会资本在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制度供给的支持与约束，关系性社会资本常常会变得软弱无力，很难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关系性社会资本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更多是一种熟人治理，秩序的维护更多是基于差序格局下亲缘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习惯与权威，宗族观念浓厚，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当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入侵农村社会后，原有的秩序缺乏稳定性与强制力，容易出现混乱，进而抑制社区治理的规模与效率，而制度的介入可以对传统规范与习惯的稳定与改进提供保障，通过制度设计，以威慑与示范效应控制或消弭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消极面，促进稳定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转化为现代制度规范，为社会活动与交易提供更为稳定的参照系，给予关系性社会资本正义与公平的保证，从而巩固农村社区治理的基础。
制度性社会资本只有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效果；而离开制度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也会软弱无力。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不仅仅是互补性关系，更是一种互嵌关系，制度与法规依托传统道德规范与习惯渗入农村社会，从而获得农民的认可与信任，而传统习惯、观念则依靠制度与法规进一步升级与进化，进而为农村社区治理带来强劲的势头。
三、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现状检视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情况是：“由国家主导的和官方授权的下乡并没有解决基层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权威形成组织化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状况，官方授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成功地进入乡村社会，这些努力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从目前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状况来看，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呈现出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力量有限，制度性社会资本难以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结合，制度性社会资本的许多内容既无法很好地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无法将分散的个人意志协调起来，农村正式制度弱化，农民组织化偏低，只能走上农民“被”组织的道路；另一方面，关系性社会资本具有两面性，它不总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且关系性社会资本有逐渐有被侵蚀的危险，甚至会削弱正式制度的基础与作用，特别是伴随着家庭原子化的情况下，各取所需的资源分配模式使得传统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保障与支持功能日益弱化。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不和谐状态使得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脆弱与缺失的特点，这会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5]
关系性社会资本衰落。我国传统农村是差序格局的社会，正式制度、规则等很难有效地延伸至乡村社会，传统的道德规范、习俗以及宗族力量是农村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内生力量，这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往往是情感重于理性、血缘重于规则。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由熟人社会逐步转向半熟人社会，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冲击着农村社会，农村传统观念以及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理性化快速地侵蚀着农村，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社会价值体系和规范内容等都发生了转变，之前约束农村个体行为的传统力量越发无力，传统关系性社会资本呈现碎片化、边缘化趋势，已经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建构的主要障碍。
第一，个体理性下的集体行动困境。乡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农村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农民的共同生活被侵蚀，集体意识淡薄，农民与村庄的利益关系疏远，农民日益边缘化，人际关系逐渐工具化与资本化，“善分不善合”。农民所依托的传统经验无法解决新问题，更无章可循，农民失去了认同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不得不进行理性算计，采取短期行为；特别是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组织化程度大为弱化，传统农村的自身秩序越来越难以维系农村居民的行为方式，集体意识责任感淡化，自私自利现象严重，对社区公益事业漠不关心，顾“小家”忘“大家”，“大私小公”，只愿考虑个人的好处，不再顾忌整体的利益，个体理性化造成农村社区治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在集体行动困境下农村公共社会空间越来越小，与计划经济时代浓厚的集体情怀相比，如今农民的集体感和“亲切度”急剧下降，农村社会进入互不相干的“马铃薯”时代。
第二，道德标准混乱。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传统的价值标准与规范在现实利益的冲击下出现冲突与矛盾，导致农民行为选择失衡，难以做出两全其美的选择，如果选择善的伦理原则，就会导致老实人吃亏；如果不选择善的伦理原则，就会被称作“小人”。传统道德权威在农村逐渐衰弱，对于人与事的评价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喜好，越来越倾向于有用原则而非人伦原则，农民陷入了多元道德观念冲突的两难境地，传统道德规范正在被开放、个人主义的行事规则代替，人际交往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增强，心理距离越拉越大，乡村传统道德约束力开始逐渐瓦解。
第三，农民公共参与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但农民的公共参与却往往被忽视，农民公共参与的内容与范围受到诸多限制，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干涉常常使得农民的公共参与被动化、形式化。特别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小农经济得到加强，农民更加强调自我，传统政治文化与文化素质的限制使得农民对政策的认同感低，缺乏平等、自由、民主的公共精神，充满竞争的公共参与不符合农民的习惯，导致农民参与意识低下，大多是逆来顺受，缺乏积极主动的参与，漠视公共事务，更注重自身利益，希望不加努力而享受好处，可以说目前农民的公共参与处于一种低效率的被动状态，影响着农村社区治理的绩效。
2制度性社会资本不足。在我国农村，制度性社会资本是长期缺乏的，供给水平十分有限。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与人口流动，农村社会已经逐渐转化为开放的半熟人社会，但农村社会对制度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正式的制度、法律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习惯意识、传统观念远胜于国家意识，民间规范、社区情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发挥特殊的影响作用。很多纠纷与矛盾更多是依托法律以外的传统习俗与民间情理来解决，[2]国家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理念却无法安排好农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3]各种传统情理、民间规范等不愿意自动将自己的管理秩序拱手相让，各种政策与制度并未完全转化为农民大众所能接受认可的“活法”，无法很好的体现农民的价值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政策与制度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效力。
首先，国家权力的有限性。目前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大多地域色彩不强，与乡村传统社会习惯融合不够，这导致一些制度被扭曲而偏离原有的本义；国家管理色彩强烈，虽然囊括了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大多只规定了农村的义务，权利常常被忽视，这往往造成制度规范对象的无所适从，实际效果则并不理想；[4]面对农村社会的多变性与冲突性，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匮乏造成制度实施成本较高，难以实现统一的政策行为，制度与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常出现缺位与失位。[5]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衔接不畅，没有接上地气，常常水土不服，强制性的制度整合能力大大弱化，面对大量的失范行为，根本无法有效干预与监督。
其次，缺乏法律意识的传统，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淡薄。特别在家族制度体制下，传统伦理纲常支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可谓根深蒂固；面临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与纠纷，农民更愿意选择依赖传统习惯、伦理纲常而不是法律来化解，制度成本过高也促使农民更愿意选择内生秩序来解决、处理问题与矛盾，农民求助于国家法律大多是“逼不得已”。自给自足的社区情理依然主导着农村的社会秩序，不少农民的精神上、行动上视宗族制度规范、传统权威为不可抗拒的共同意识，甚至高于法律，对国家法律缺乏认同、甚至漠不关心，并未养成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法律缺乏综合症”明显，法律与制度规范在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中无法占据主导地位。
再次，村民自治制度乏力。村民自治制度是围绕农村自治而设计的制度规范，但乡政村治下的自治制度作用有限，制度设计、运行与农村社会秩序存在一定的偏离，并未达到应有的自治程度。[9]制度运行的种种“貌合神离”使得农村村民自治的治理效果差强人意：部分自治条款在现实操作中缺乏可行性，在制度的推行中只能依靠变通与弹性操作来暂时解决；对于村民自治组织怎么做、如何做等缺乏关注，对于农民的地位、权利、义务等重要内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行贿、越级上访、打击报复农村干部等事件频频出现，对农村整体秩序造成损害；自治权异化，自治成为少数人的自治，追求短期效益，甚至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对立起来。[6]可以说，目前农村自治制度的运作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国家权力与农村自治权力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自治制度并未与农村社会实现完全的无缝链接，村民自治难以转化为农村的实际行动，如何真正嵌入农村社会依然是农村自治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
最后，能人治理走向没落。乡村能人由于自身在知识、能力以及经济上的优势，能够为村庄做出贡献，并得到农民的尊重与信任。在传统农村社会这类能人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农村社会的能人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乡村能人已经不能被称为真正的能人，只能算是先富分子，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但各级政府给予了这些能人优厚的待遇，希望他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受人格缺陷与制度局限等影响，能人治理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露：能人治理农村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和智慧衰减，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决策失误等现象相继出现，甚至出现家族主义与宗派主义倾向。由于缺乏相应的道德声望、公益价值和社会责任，依靠个人、能力和经验发展起来的能人在管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与财富对农村进行反哺，标杆性的乡村能人正在逐渐没落，越来越难以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四、规范与秩序：提高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社会资本构建进路
对于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代表不同的文化形态，消除二者矛盾的最佳方式是关系性社会资本通过不断的明确化与系统化慢慢纳入到制度体系中来，成为制度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实现一体化；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存在矛盾，传统的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由于结构、系统等方面的原因，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是以制度性社会资本代替关系性社会资本；第三种观点则是建立在前两种观点基础之上，认为二者只是分工不同，而不是“分庭抗礼”，制度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交织在一起，以各自的不同性质、从不同层面上影响并制约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二者存在良性的互动与配合。第三种观点无疑是较为合理的。[7]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村容村貌等“硬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必须重视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是与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不相同的”，[8]48它们的不同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不同”。[8]53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成熟与发展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基础，关系性社会资本所蕴含的传统习俗、权威以及宗族观念是农村社区治理重要的社会基础，而制度性社会资本则为个人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为农村社会活动提供合法、公平、守约的社会空间，是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的可靠保障。农村社区治理的目标是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单靠制度性社会资本或者关系性社会资本都难以奏效，必须以乡村社会结构为基础，全面分析不同类型和维度的社会资本组合，将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结合，将制度供给与传统习惯、文化融合，将国家意志融入到农民日常生活，培养农民在传统习惯基础上对国家意志的遵守，促进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转变，最终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关注制度性社会资本构建。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自治制度建设，提高农民的自治性。制度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保障组织秩序的正常化与有序化。村民自治制度不仅是农村利益整合的重要载体，更是提高公民意识、促进参与、培养信任的基本途径，有助于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与完善农村社区的各项规章制度，如自治章程、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制度规范，保障农村社区秩序的健康有序；其次，以保障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完善农村社区议事协商机制和听证制度，进一步规范村“两委”职责和村务决策管理程序，确保干部权力依法、公开、规范、高效运行；再次，逐步完善农村社区监督机制。依托制度、立足公开，健全村民监督村务的有效机制，加强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上下结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局面；最后，进一步完善民意表达机制。通过建立民情信箱、民情恳谈会、民情热线等方式，引导农村居民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个人意愿，畅通参与渠道。总之，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锻炼农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使得民主、法治、公平的现代秩序理念深入人心，为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区善治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村规民约是传统民风、民俗与法律、法规、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是融合了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村规民约更加强调农民的共识性与公正性，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行为准则，它不仅能够弥补传统风俗习惯与道德规范的不足，更可将国家的法规融入到农民生活中去，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意识。为了消弭传统社会习俗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在制定与完善村规民约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程序的民主性，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实现全民参与，疏通农民表达不满与偏好的渠道，提升村规民约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要注重内容的全面性与规范性，将国家法律与乡村生活相结合，通过延伸与扩充使农村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形成科学文明的村规民约，增强农民对于现代法治的信任。
第三，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法治是制度性社会资本构建的根本，法治秩序是农村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更是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序列化、规则化的保证。首先，要重视农村传统习惯与道德信仰，积极借助法律力量对民间信仰进行正确的引导，充分地考虑农村与农民的特点，通过制定法的形式将其条理化、系统化，这将有助于法律规范的实施；其次，培养普通农民与基层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将法治理念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念与信仰，使得人们从心理、行为上自觉接受法律，遵从法律。[3]在开展“法律进农村”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农村的习惯与偏好，将法治建设与传统风俗、习惯相结合，借鉴农村传统知识的积极方面，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法律变为活生生的实践，培养农民掌握与生活、生产相关的法律，引导和支持农民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将法律制度与法治理念真正转化为农民心中的信念与“活法”；[3]再次，立法要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立法条件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于不适应现实需求的，要及时修订或废止，从而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与农村的良好秩序；最后，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强化基层执法队伍，改善基层公职人员作风，避免侵犯农民权利的行为发生，真正使法律成为农村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威依据。
2引导关系性社会资本培育。第一，积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要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不能忽视农村社会的文化力量，国家制度必须与农村文化相结合，只有在尊重农村传统习惯、文化的基础上的制度变革，才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政府要加强社会规范与现代价值观念的供给，一方面要维护对于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创新；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依托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介，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通过开展贴近民意、体现民情和民生的文化活动，向农民传递适合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营造信任、平等、合作的文化氛围，帮助农民了解先进思想与行为方式，逐渐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到农民的文化习惯中去。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新型农村文化将能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的程度，进而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不仅仅是制度与规范的完善，更需要伴以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资本的心理基础，体现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公共规范的无条件遵守，它是实现农村社区善治的精神支持。要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与习惯，引导教育农村社区居民了解政府的规章制度、法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特别要加强对农村居民政治知识和参与技能的传授，逐步培养农村居民主动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使他们的公共参与由懵懂走向自觉，真正成为具有政治热情和法治意识的治理主体，能够积极主动、理性、有序地参与各种公共事务，自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非一朝一夕，需要长期的培育与训练，才能真正使得农民成为具备公民意识的新型农民。
第三，重视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民自身素质不仅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农村良好治理的基础。通过改善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和参与能力，促进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教育是促进公共精神发展的载体，是政治社会化的最主要途径。詹姆斯・布鲁斯在关于南美的著作中写道：“教育如不能使人成为好公民，至少能使他们更易于成为好公民。”[9]要重视农村地区文化知识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各级政府要将农村教育发展纳入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中，将其作为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通过教育基础设施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一大批有知识、明法律、观念新的新型农民，接受先进思想、文化和新的行为方式，促进传统与现代观念的融合，更好地适应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
第四，关注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重塑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伴随着农村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单靠某个人或部门很难实现农村事务的管理，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而民间组织则是将分散的利益个体组织起来的可行载体。民间组织是农村发展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可以通过组织化行动与多元方式来实现参与的广泛性，突破个体偏见与家族意识，增强农村居民间的互动，使农民从家庭中走出来融入社会，创造情感沟通与利益表达的空间和社会结构网络，提升农民的公共意识，促进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转变，为农村社区治理积累更多积极的社会资本。[20]政府必须引导合法的农村民间组织成长，尊重这种独立力量的存在，将各种民间组织都纳入到农村公共治理的范畴内，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乡村治理格局。首先，从根本上讲政府与民间组织是伙伴关系，政府要相信农民，应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与政策保障，变直接控制为间接管理，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为其创造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制度化途径，完善农村民间组织的资源保障机制，使其能参与公平配置农村的经济、社会资源，协助政府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目标；其次，以村委会为自治中心，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赋予其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对于村委会不肯、不愿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可以积极动员民间力量有所作为；最后，民间组织应明确自身定位，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增强自主意识与责任意识，服务于农村社会，注重自身发展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积极调动农民与农村精英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组织的社会基础，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发展模式。总之，农村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有助于将民主的规章演绎为治村的良方，培育信任、互惠以及合作等公共精神，重塑民风民俗，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的层次与绩效。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文化；法治教育；法治实践；法治信仰
一、高校法治文化及其特征
法治文化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伴而生的，呈现出来的是一国法治社会的文化状态和精神风貌。虽然对法治文化的内涵，学术界、官方与社会上并无统一的认识，但可以肯定地说，法治文化在内涵上与法治的精义是一脉相承的，即法治文化也必然是包含有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公平等法治价值理念在内的人类先进的法律文化。
高校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具有法治文化的所有内在品质，但高校法治文化因其主体的特性，所以在内涵和外延上又有区别于其它法治文化的特殊性。故此，高校法治文化可界定为融注在高校法律关系主体中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的总和。
在本质上，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文化，所以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必然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价值要求和精神意蕴。由此可见，我国高校法治文化的特征是：第一、人民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为基本原则与本质属性。而按照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实现对国家的治理。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部分的高校法治文化也必然具有人民性的特征。我国高校师生正是通过民主参与成为高校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主体。第二、科学性。高校法治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和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必须遵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揭示其内涵和发展规律。第三、开放性。高校法治文化的发展既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吸收和借鉴西方法治文明的合理因素，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最新成果保持与时俱进，体现出很强的开放性特征。
二、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及成因
在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迄至当代，西方法治理论经历了多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并已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法治文化。[1]而对中国而言，法治乃是舶来品，由于受制于传统人治思维的深刻影响和对法治精神认识水平的局限，我国法治发展的整体水平仍不高。因此承载其意蕴的法治文化难免会染指种种弊端。
（一）高校法治不健全与人治思想的作崇，导致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现象的大量存在
1.高校教育方面的立法不健全，使得一些案件在处理时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已制定了《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以及一些条例和实施办法等，在数量上不可谓无法可依，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弱法”现象仍比较严重[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教育方面的立法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随着我国教育制度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模式，原有的一些教育立法就过于简单和笼统了，在需要适用法律时往往找不到相应法律依据，导致一些法律法规被“闲置”。
此外，一些高校缺乏对相关法律精神的深入研究，同时在制定校规的思想定位上更趋于如何管理师生，往往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甚至出现因校纪校规违反上位法而导致其法律效力备受质疑。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所公布的“田某诉其母校”一案[3]，就是因为该校制定的关于考试作弊的规定违反《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这一上位法的相关规定而最终败诉。
2.在管理和执法方面，一些高校领导人治思想浓厚，师生权利受到侵犯现象比较严重
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和文化意识传统的深刻影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行政法化”现象。这种思想一旦植入一些高校领导的思维中，就很可能会出现“以权代法”的现象。在高校管理中，不乏可见以行政权力压制师生权利的现象，导致师生既无法参与评议，更无法参与决策。[4]在处理高校师生违规违纪时，恣意裁决现象普遍存在，师生民主参与权和申诉权受到行政权力的压制。
3.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催生高校违法犯罪现象频发
当前，高校腐败正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高校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也时有发生。比如，2010年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受贿一案，成为当年一大法治新闻话题。在笔者看来，该案发生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权力制约的缺失，导致监督制约机制不到位，为某些人谋取私利留下了太大的空间。
（二）高校法治宣传与教育更偏重于形式化，导致高校师生法治意识整体淡薄
据笔者调查了解，很多高校的普法宣传教育往往流于形式，长而久之，一些师生失去了对“法治”的兴趣，很少甚至几乎不参与法治活动，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高校大多数师生法治知识严重匮乏、法治意识淡薄。比如，最近备受关注的“北航教授掌掴老人事件”，起因仅仅因为在“九·一八”游行队伍中有一位老人对一条标语提出异议，于是就对老人暴力相向，甚至扬言哪怕是违法，以后会该出手时后就出手。这位教授的法治意识之淡薄实在令人惊愕。也许这件事只是个案，但这种事情的发生折射出高校法治宣传和教育与高校师生的法治认知现状和真实需求之间存在着脱节。
（三）高校法治实践活动的匮乏，导致高校师生对法治文化的信仰普遍缺失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而只有通过法治实践才能使抽象的法学理论用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才能使高校人形成对法治的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现有以职称评定为导向的教育机制的影响，高校教师把自己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搞科研或课题上，而对教学和学校的活动重视不够。大学生也是如此，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关系自己未来的各类考证、考研和考公务员等上面。如此状况使得高校师生很少去主动接触并参与法治实践活动，明显缺乏内在动力。其结果必然是高校师生的法治信仰严重匮乏。
三、建设我国高校法治文化的构想
国学大师钱穆教授在其《文化学大义》一文指出：“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由此可见，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建设需要紧紧围绕“文化问题”这一路径不断去拓展思路。但“文化问题”毕竟是一个笼统而又抽象的概念，而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首要的和根本的涵义，就在于它是指与两千年的人治主义传统相区别，而与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一致、相配套的主导文化体系。[5]所以，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也必须在这一主导文化体系框架下探索出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一）确立校党委领导下的以高校师生民主参与的立法模式和管理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按照这一旨意，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师生的民主参与作用，严格依法治校。具体建议如下：
1.始终坚持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党的领导作用。在校规制定、学校事务决策和管理等方面，高校领导都需秉持执法为民、公平正义和服务大局的指导方针，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以保证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坚持正确的方向。为切实推进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笔者主张，高校应成立由校长为组长的“法治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安排法治文化建设的宣讲、教育和实践活动，切实保障法治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
2.建立以高校师生为主体的立法模式，全面修订和整理过时的法律法规，切实坚持依法治校。当前，很多高校在制定校纪校规和班级管理中存在一个“误区”，即把高校师生作为依法治校的“客体”或“受众”，而非“主体”，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确立的人民原则相背离，已给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所以，高校应彻底改变这种认识误区，让高校师生充分参与到民主立法、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中来，因为唯有此才能使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逐渐成为高校师生的自觉行为，法治校园才能真正实现。
3.建立富有成效的监督机制。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的：“一切权力不受约束，必将腐败”，这已经被证明为万古不变的真理。当前高校腐败愈演愈烈，已经我国高校法治建设的一大毒瘤，惩治腐败成为高校师生最为强烈的呼声。为此，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相协调的综合作用，让权力的运行在“阳光下”进行，同时配以严厉的惩戒制度，最终达到高校领导者和管理者不敢、不能和不想腐败，从而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营造清洁廉明的环境。
（二）建立高校普法宣传的长效机制与优化高校法律教育的设置模式
1.建立高校普法宣传的长效机制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高校法治宣传需确立一个有效的长效机制。各高校除开展12.4普法宣传之外，更需要不定期地开展宣讲法治精神和理念的一系列教育活动。比如，利用学校场地和网站资源，在学校成开展法律讲堂和法律知识的普及等。当前大力开展的“法律进学校”活动正好为高校宣讲法治文化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契机，各高校可交流法治文化宣传的经验，并互吸所长，摸索出切实有效的普法宣传机制。
2.优化高校法律教育的课程设置模式
我国高校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只学习法律基础课，而且是和思想道德修养放在一起开设。这种课程设置的弊端在于：授课教师基本上是哲学、历史或政治学专业出身，自身法律理论和实践知识不够；授课方式基本上是不被学生重视的“大课”形式；考试方式多为开卷；法律课学时有限，法律课学时有限，难以系统地讲授法律知识，学生法治实践更是缺乏。这种课程设置和师资配置模式根本无法满足建设高校法治文化的需要。笔者认为，要切实提高校学生的法治文化素养，有必要对大学生法律课程设置进行改革。比如，可适当增加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学时，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部分分开来教，其中“法律基础”部分改由法律专业老师进行教授，并采取闭卷考试方式。
（三）积极拓展丰富多彩的高校法治实践活动
文化、制度、实践三者是互动、依存的关系，法治文化建设最为关键与核心的是法治信仰的确立。而法治信仰的确立，除了宣传教育工作的作用，最为关键的还取决于法治实践。[6]是故，要培育师生的法治文化素养，必须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法治实践活动。
1.组织成立法治文化学会或社团在校园开展一系列法治实践活动
笔者建议，在高校学生会成立一个“法治文化学会”，并由学校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该学会通过吸收高校法律专业学生和优秀的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非法律专业学生，组成一个负责组织或推广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的一个法治服务社团，并选1-3名既具有很高专业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法学教授担当指导教师，在全校范围内不定期地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一系列法治文化活动，使学生真实感受法治的力量和理念。
2.鼓励南京高校法治文学、艺术和影视创作。
法治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也是传播法治精神的重要载体，可以以更生动活泼的形式弘扬着法治精神，所以，高校应利用自己学校各专业的优势，在高校内部加强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联系，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开展一系列让学生喜闻乐见的以弘扬法治文化为题材的艺术创作。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专业知识潜能，同时也让法治文化理念通过直观的方式植入学生的内心。
（四）注重高校法治文化的体系性建设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模式、固定的形式和静态的发展，而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机制建设。比如，高校法治文化建设既需要理论上的宣传与教育，同时又需要开展大量的法治实践活动；既要坚持高校法治文化中外在法治文化建设，更要注重内在法治文化的培育；既需要遵循法治文化的实体规范，同时又要注意法治文化的程序保障。另外，法治文化在建设中也会产生许多冲突与融合的问题。比如，传统法律文化理念与现代法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西方法治文化与中国法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等问题。
四、结语
毋容讳言，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众多，而且文化的养成不可能速成，要从小灌输、教育和训练。只有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机构的长期努力，才会起到一定的作用。[7]所以，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必定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法文化之旅”。因而，高校法治文化建设需要高校人汇集集体智慧，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引，坚持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注重法治文化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和体系化，不断探索切实可行的法治实践新途径，最终达到高校人对法治的信仰并生成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一体的高校法治文化。唯如此，才可谓我国高校法治文化真正形成。
注释：
[1]毕彦华.何谓法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80.
[2]毛伟.高校管理中“弱法”现象探讨[J].江苏高教，2008（5）.
[3]参见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案例注释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8-10.
[4]金劲彪，刘斌.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及改进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1（3）.
[5]李德顺.法治文化论纲[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1）.
[6]李友根.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n].江苏法制报.2012-1-16（6）.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篇10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科学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256-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规划了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关键方向和具体路线图，特别是此次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首次在国家政治层面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我们党执政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执政纲领，还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有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新认识、新主张。此后，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两次讲话中，又重点阐述了国家治理问题。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论述，已形成完整的国家治理思想，是党执政的重要理念。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执政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十分重要。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含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
（一）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解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个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个层次。其主体部分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规则、机制、程序以及相关法律规范的总和。
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制度体系，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技术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提高公民素质并充分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实施国家治理目标的基本制度体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制度体系：一是国家法律制度体系，这是国家和社会根本的制度，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等。这主要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党的制度体系。1982年修订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的重大标志，走上了“依治党”之路。这些党的制度体系包括：党的重大会议召开制度化，重大决策由党的重要会议作出，健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等领导机构工作规则，坚持集体办公、集体决策，推进中央领导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加快新老交替，实现集体交接班等。三是社会的制度体系。这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体系。这是人民依法行使民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制度平台。
（二）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解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治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治理社会各方面事务（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实际能力，是国家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具体到中国实际而言，它应当包括三方面的能力：一是国家机构履职能力。这主要是指国家政权的机构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能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中央政府将地方各级政府纳入共同治理目标的治理能力。具体到中国国情，是指如何确定中国极其特殊的五级政府机构职能，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治理目标，不断创新和分解履职目标和能力。二是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这主要是指国家机构如何充分与赋权主体――人民充分进行互动的能力，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具体到中国国情，包括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国家事务，如何有效地提供全国性公共物品；作为地方人大代表，如何有效地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作为社区和基层代表，如何有效地提供自身组织的服务。三是国家制度的建构和自我更新能力。这主要是指国家对于国家治理制度的建设与变革的能力。
（六）体系上的开放性
古今中外的开国之君或领袖都希望立万世之法、定不易之制，然而，多则两三百年，少则几年、几十年，要么人亡政息，要么国亡制崩，而恰恰是那些既相对稳定，又不断改革完善的制度体系反而具有可持续性，反而能够存留久远。这是因为，时世变动不居、人性物境不断变化，治国理政之制度如不与时俱进，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在制度建设上同其他事物一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制度体系只有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开放性，才能具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离不开自由、民主、公开、正义、秩序、安全等基本价值。因此，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且有利于人民走上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此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进行具体制度和能力建构时，还要注意以下价值选择：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
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公权力机关的核心价值追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在此问题上，政府的角色和责任至关重要。政府行为必须反对“”、整肃腐败、提升公信，以公平正义的治理行为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局面。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有益于增进全体人民福祉
全会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民生艰难是社会不稳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深层次的国家治理，有事半功倍之效。政府负有改善民生的首要责任，特别是要把保基本的责任履行到位，但同时也要扩大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拓展治理主体来提高民生事业的质量和效率。承担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职能的公共事业单位，应把公益放在首位，坚守自身的社会责任，切实拿出为民便民惠民的政策措施。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处理的几个基本关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制度自信与完善发展的关系、道路坚守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体系建构与能力提升的关系、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的关系、总体目标与根本目的的关系。
一要处理好制度自信与完善发展的关系。从国际竞争看，国家竞争本质上也是国家治理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的竞争。尽管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六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但这并不意味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是完美无缺的，诚如同志所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这里就存在关于制度自信与完善发展的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路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后一句明确了改革完善的路径和指向，即制度和能力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是基本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民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制度体系。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4]。
二要处理好道路坚守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决定》重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头等大事”，“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道路决定命运”，“要坚持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回避矛盾，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遭遇的困难和可能的风险很大。唯有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得通、走得久。这里所讲的现代化，不能以西方的制度模式为参照，也不能以西方的价值观为评价制度是非善恶好坏的标准。这里所讲的现代化的根基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另起炉灶”搞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这里所讲的现代化，其实质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展要求，既改革不适应实践要求的体制机制，又不断构建新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全面深化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持久。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发展前途而另择道路，而是要使它更加优越；坚定制度自信，不是忽视其问题而盲目自信，更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以自信为起点不断革除制度弊端，让制度更加成熟持久[4]。
三要处理好制度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关系。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制度短缺是国家治理之大忌。因此，消除制度短缺、提高制度质量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关键。制度体系构建指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构建治理制度体系是发展和完善一整套相互协调运行有效的国家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规则、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治理能力提升，指的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也就是提高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能力：整合意志、凝聚共识之能力，维护秩序、确保国安之能力，发展经济、保障福祉之能力，化解矛盾、维护和谐之能力，保障权利、控制权力之能力，缔造人文、弘扬价值之能力，维护生态、保护环境之能力，依法办事、依法治国之能力。这些能力提升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实际效能的过程。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具有紧密的相关关系。但二者又有本质的区别，具有相对独立性，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效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具有根本性、稳定性，但没有高水平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不能认为只要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完善了，治理能力就会自然提高；也不能认为只要具备了高超的治理能力，有无治理制度体系无所谓――这样就回到了人治的立场。解决中国各种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们比较重视制度建设，通过不懈努力不断地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但在如何发挥好制度效能方面重视不够。所以在接下来一个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将要把治理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四要处理好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但此次三中全会研究的是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全会《决定》深刻剖析了中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为了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决定》又强调了“六个紧紧围绕”的具体目标，即：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可以这样说，“六个紧紧围绕”，就是在道路确定、方向明确的基础上绘制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航向标。坚持“六个紧紧围绕”，就能够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处理好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的关系，要全面领会、全面把握，切忌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比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摒弃灵活性。
五要处理好总体目标与根本目标的关系。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指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三个“让”中的前两个“让”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第三个“让”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来的。《决定》把至关重要的这三个“让”组合起来，作为我们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根本目的，既有新意，更有心意。它表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面改革进程中，一以贯之地倡导劳动与资本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统一，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统一。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要通过不断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来实现，都要通过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把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来实现。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根本目标，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性，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道路的坚守、对善治的向往、对未来的担当。
参考文献：
[1]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光明日报，2013-11-15（5）.
[2]魏崇辉.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基本理解与困境应对[J].理论与改革，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