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1
摘要：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中的难点问题，我国20世纪末就开始积极进行“社区建设”，其后对农村社区也进行了多次改革，但问题依旧存在。农村社区的政社关系一直难以分清，新世纪以来，农村社区问题更加凸显，农民的公民意识不足，农村社区的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等。因此，笔者提出农村社区的现实困境，并提出解决之道，希望能够为我国农村社区治理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关键词：农村；农村社区；治理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的治理问题一直都是涉农制度建设与政策制定的基础性内容之一。农村社区的建设是依据我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而进行的，探索依靠农村社区自身的力量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强化农村社区自治功能，以期能够解决农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既是改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状况的具体措施，也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所以把握农村社区的变迁规律，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效途径，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和谐，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局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刚刚起步，农村社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农村社区治理的政社关系与权力边界异化
农村社区的治理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社区自治，既然涉及到自治，就必然会出现诸如政府和自治体的关系和二者的权力范围问题。
政府主导角色混乱。自1983年以来，我国政府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①随着“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形成，农村治理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即国家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在农村社区发展的初期，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力量薄弱，社区的发展欠缺理论的指导规划，政府主导农村社区的发展是必须的，政府的财政支持就是农村社区发展的最大保障。然而，随着政府主导力量在农村社区的不断加强，政府的行为已经偏离了农村社区的利益，财政权力的上移，使得乡镇政府把目光投向乡村社区，农村社区已经成为了乡镇政府的后花园，任意索取，政府在农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角色混乱。
农村社区自治权力边界模糊。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自治组织的一种，与乡镇政府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乡镇政府无权干涉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活动，但实际情况却于此有所出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府延伸至农村的权力末梢，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村民委员会的决定。村委会虽然拥有自治权力，但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村委会的自治权力范围，使得村委会的行为一旦遇到乡镇政府的反弹，自身就会显得底气不足，继而影响自身自治权力的行使。
2.农村社区治理的承接载体与实践机制缺失
农村社区治理问题除了国家政府等上层建筑的原因，还有与社区居民自身和农村社区管理能力不足有关。
农村社区公民意识不足。公民意识主要包括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基层治理单位，社区内的一些决定必然会影响到社区的公共利益和社区居民的私人利益，这就使得社区居民必须具有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当中，积极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监督社区事务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以防止在执行过程中有人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损害社区公共利益。社区作为居民的集体生活环境，居民有义务和责任来维持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良好有序的环境不仅需要软性道德的约束，更需要硬性法律的规定，因此，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建立和谐有序的农村社区的基础。但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低下，几千年的封建残余意识较重，习惯于逆来顺受，公民意识的萌芽难以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不足。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即“为满足农村社区内居民的需要和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共同所需的，为农村社区居民的公众利益服务的事务，这些事务不能只受有关事实规则的制约，而是应该由专门的组织和调控形势控制。”②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应该满足以下要求，即要确保社区内的每一位居民都能够享有农村社区所提供的服务，要保证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和农村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决禁止以环境换取公共服务的行为，促进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农村社区之所以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的城市愿望，就是因为社区能够提供的类似于城市的公共服务。但是，不同的农村社区由于地域不同，资源禀赋有所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各有高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医疗卫生条件简陋，社区环境较差，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要求。
二、农村社区治理困局的消解路径
农村社区是我国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关系着我国工业社会的基础，影响着我国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质量。因此，对于农村社区现有的问题，我们必须及时有效地解决，以免问题恶化，加大治理成本。对于农村社区现有的几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如下方式解决。
1.建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机制
当前农村社区公民自我治理模式才刚开始，社区治理体制处于一个过渡阶段，社区自治制度还不完善。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乡村社区自治，建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政府在治理乡村社区的过程中，在管理方式上面要从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向间接的宏观管理，要从直接治理转为参与管理，充分发挥推动治理主体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乡村社区治理也一样，要增强社区自我治理的功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政府对社区建设的设想，可以通过制定实施法规政策、健全规章制度等法律手段和财力支持等经济手段来实现，以此增强社区工作的自主性，为社区依法民主自治创造好的环境。③
（2）通过制度改革和法律调整，明确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工作范围与行为边界。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指导和被指导，而不是管理和被管理，两者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中，两者的关系往往是纷繁复杂，权力边界难以确定。因此，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来明确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范围和行为边界，共同构筑乡村社区基层自治模式的实际运作方式。同时，通过必要的法律调整来具体规定哪些行为属于合法且必要的政府干预行为，哪些属于不必要或不合法的政府干预行为，既不能是的乡村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受损，也不能是乡村社区完全脱离政府管理，游离于政府之外。
2.提高农村社区服务水平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届重要会议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而要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逐步解决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问题。面对农村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解决途径：
（1）加大公共财政对于乡村地区的投入。要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必然需要大量资金，如此巨大的资金仅仅通过社区居民的集资远远不够，必须依靠国家强有力的公共财政支援。我国的公共财政总体来说总量是不断增加的，相同比例的情况下对于乡村地区的投入总量也在逐年上涨，但是，近年来社会物价水平上涨迅速，公共财政的上涨水平基本与物价上涨水平持平，因而乡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实质上并没有增长，所以，公共财政应该加大对于乡村地区的投入，提高乡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同时乡村社区也应该完善自己的财政监督管理体制，充分利用好国家的财政投入。
（2）建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多元化参与体制。农村社区的主体是社区居民，社区非营利组织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那么使农村社区居民和社区非营利组织参与到社区公共服务中来就可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参与体制。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对于社区管理的参与仅限于信息反馈、意见反映等，这些参与方式“有效性”低，效果差，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关于流于表面。因此，要扩大乡村社区居民在社区决策中的参与权和发言权，使得能够参和讨论与其利益相关的重大议题，能够最大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3.增强农民的公民意识
建立现代化乡村公民社会需要培养乡村公民，乡村公民需要有现代公民意识。一个国家乡村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业已成为了一国发展程度的标志。当前我国农民缺乏系统性的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意识不成体系，处于“碎片化”状态，原有的农民意识虽日益“边缘化”，但现代公民意识还不够强，同时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参与主动性不高。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
（1）大力加强农民的公民意识教育。要实现中国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必须要意识到国民教育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国民教育使得公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领悟到公民义务中所包含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并使其深入到公民的脑海当中,成为一种自觉自愿行为。在中国农民从村民意识过渡到公民意识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主要是因为我国传统封建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思想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低水平也制约了乡村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就农民公民意识教育的路径而言，必须坚持有效性、科学性和持久性的统一。
（2）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一日三餐发愁，那么他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来认识和理解思想问题。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民意识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是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我国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收入水平低，物质条件差，一些地方的农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认识和理解何为公民意识。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摧毁效率低下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破除小农思想，为乡村公民意识提供发育的土壤。
引文注释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发［1983］35号）[Z].1983-10-12.
②孙琳.农村社区化公共服务分析——以诸城市为例[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9(12).
③关于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良性互动的思考（调研报告）.
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2
关键词：社区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明
中图分类号：D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3-0256-02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城市工作的基础在社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显现。社区生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神发展的家园。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为社区营造健康、文明、和谐的空间，不论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离不开社区在这个社会中所分担的重要作用。此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社区和谐则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同时影响着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城市社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运用的必要性
1.加强城市社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运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需要
城市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大力完善、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应体现在人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准、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上。社区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应为社区居民提供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还应不断努力提高社区居民的个人思想道德素质，包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等等。
2.加强社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运用是进行社区管理、维护社区稳定的需要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区各种情况的不断变化客观上对加强城市社区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大力推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以积极有效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去占领社区思想领域的阵地，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这是完善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所独有的自发性、趋利性等特性都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此外，西方诸多腐朽的观念也趁机而入。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在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如由下岗待业引发的社会矛盾，由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心理不平衡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引发社区居民各种复杂的思想问题。这些思想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社区势必会滋生许多不稳定因素。社区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就需要耐心、细致地思想政治工作对群众的思想加以疏导。
3.加强社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运用是确立主流意识形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今天，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利益已越来越趋向多样化，加之外来意识形态的渗透，这些都导致居民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一方面，居民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自主意识增强；另一方面，部分干部和群众的理想信念日趋淡化，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然而，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功能就在于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要从根本上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拥有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只有大力加强社区居民群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才能在面对当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挑战中，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社会始终占主导地位。此外，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又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大多依赖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所以，作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要努力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引导社区居民追求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
二、城市社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运用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1.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
城市社区人口构成复杂，有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自由职业者、外企人员等。一部分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淡薄，主动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够强，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公共事情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此外，城市社区很多居民群众彼此之间存在一种严重的疏离感，特别是现在单元式的高层住房，几乎将人们封闭在自己的居室之中，加上平时上班匆忙，各有各的工作，以至于大家无暇交谈，这也是导致居民群众对社区公共事情和共同利益淡薄的原因，这些都给社区建设事业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程度的阻力。
2.城市社区管理队伍建设滞后，专职思想政治教育者缺乏
目前，我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要存在着年龄偏大、数量不足、专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缺乏等问题，致使思想政治工作者难以胜任复杂多变的社区新情况、新问题。此外，城市居民对一些基层干部失去信心和信任，不满情绪强烈，甚至出现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同时由于社区工作头绪繁多，致使工作难度加大，加上待遇相对比较低，导致很多年轻同志不安心工作，新生力量严重不足，管理队伍断层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实状况都严重制约我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3.城市社区管理经费不足，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受限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社区居委会的建设主要单独依靠政府的投入，社区经费来源单一，致使社区办公经费紧张。文明社区的创建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所需经费等。缺乏资金就必然造成社区在开展活动时显得力不从心，有些社区活动室设施极其简陋，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种需求。
三、提高城市社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运用效率的途径
1.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把握精神需求与物质利益的满足，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
城市社区发展的目标围绕于人，社区工作在于是否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激发人的凝聚力等。社区发展要强调居民群众间的互助合作精神，“以人为本”是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社区工作“以人为本”原则要得到真正体现，必须要落实到关怀人、尊重人以及满足人的各种正当需求层面。当前居民群众的许多思想问题是由于实际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引发的，解决这些思想认识问题，要采取积极引导和认真疏导的办法。除此之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要重视居民群众的物质、精神上的各种需求。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回避人们的物质利益等实际问题，否则就会变成空洞乏味的说教。另一方面，在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要引导人们追求精神上的高层次需要，要注意对社区居民群众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此外，在开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注意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和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2.加强城市社区管理队伍建设，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我们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是做好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保证。要加强对社区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工作中的重要领导作用、重要决策作用和重要组织保障作用，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社区建设发展的各项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好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在于人，因此要培养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切实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改善干部队伍组织结构，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要引导思想政治工作者注重自身的学习和提高，努力优化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作风素质等。在加强社区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中，应该时刻补充新鲜血液，对于那些有热情致力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同志，只要符合条件，都应积极地吸收进来。要定期进行业务知识的培训和考核，逐步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还可以经常开展工作竞赛和评比，激发工作者的热情。最后，应该注重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改善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环境，进而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通过这些途径，逐步建立起一支稳定的、力量雄厚的、具有专业素质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3.通过多渠道扩大社区管理经费来源，建设各类社区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和文化建设体系，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
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要想形成积极有效的氛围，必须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社区文化活动，但是要想保证各项活动顺利开展，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作保证。为此，要建立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经费保障体系。社区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社区居民在文体活动中也可以不断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搞好社区文化教育活动，可以为居民提供充分的沟通、交流机会，增强居民之间的了解，这些都有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只有人际关系和谐了，才能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何亚文.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点[J].企业家天地,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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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发冬.关于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分析与思考[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6).
[4]郑淑欣.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J].学术交流,2001,(6).
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3
[关键词]社会治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02―0062―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表述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并在第十三部分单独列题论述，充分说明党中央已把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社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仅就城市社区管理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作以研究和探讨。
一、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内涵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但代表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体现由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共同治理的结构性变化，是党在执政理念上的一次高度升华。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主要偏重社会管理而疏于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不同，折射出理念的不同，内涵的不同。
我们重点对比分析“管理”和“治理”的主要区别。“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强制、刚性的，强调“官管民”、“我管你”、“你得听”。而“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合作、包容的，多元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体现官与民共治的内涵。简单说，可以把“治理”理解为更高层次的“管理”，是一种优化、良性、多角度的“管理”，其内涵更丰富也更全面。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变革，要求政府重新树立“社会本位”的理念和原则，重心必将向社会倾斜，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观念。
在当前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增长换挡的时代背景下，社区被赋予了新内涵、新使命、新要求。中央明确提出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上，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并重的方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社会矛盾，强化道德约束来规范社会行为、调解利益关系来解决社会问题，健全基层综合服务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利益诉求。中央明确指出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上，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实现政社分开，能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重点培育发展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并实行直接依法登记。由此可见，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社会成员获取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作为政府织动员和开展社会工作的主要阵地，必然也必须要承担起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基础作用。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分析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明确规定，“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2〕
从国内城市社区发展的基本路径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社区”，多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支撑，由企业负责建设一定范围的职工宿舍区或生活区，并提供配套服务、进行日常管理。这基本符合“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定义，形成了我国社区的“雏形”。第二阶段的“社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企业解体”，企业对职工的管理手段失效，由原来统包统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于社会及社区;社会成员原有的“企业人”属性逐渐向“社会人”过渡。第三阶段的“社区”，是在全国人口加速流动、百姓权利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社区人员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能力和意愿普遍增强，对社区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的要求更高。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稳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的好坏将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前途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部分，也明确提出“要完善社区治理结构，鼓励因地制宜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3〕由此可见，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发挥社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基础作用，进而以相对更低的政府投入实现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社区普遍存在行政色彩偏重问题。长期以来，社区始终被政府视为代其行使管理职能的延伸机构，社区承担了过多政府性工作任务和考核，“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承担着与其自身完全不匹配的工作要求，必然导致社区疲于应对甚至是顾此失彼，进而影响社区自身发展、创新工作开展、服务水平提升。比如，随着大量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流动人口涌入社区，原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服务与管理等工作向社区转移，社区成为城市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重要平台。劳动、、司法、计生、民政等部门普遍在社区设置服务窗口、下派工作人员，而这些下派的工作人员名义上由社区统筹管理，而实际上多为“归口管理”，社区难以真正实现有效管理，“服务”没有随着人员的下派而真正进入社区。再比如，社区内普遍存在协会、社团等多种社会组织，由于这些社会组织的性质、开展活动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属于自然发展、自发活动的状态，社区在加强社会组织活动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等诸多方面普遍“缺位”，社会组织激发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特殊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仍然停留在被动、零散状态。
三、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对策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要求，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社区治理工作：
首先，加强并改进社区党组织的建设。依据社区党员数量及社区工作需要，及时调整社区党组织设置，建立符合社区情况的网格化党小组，实现党组织全覆盖。根据社区自身条件成熟与否，实行社区自治组织和党组织的同步建立，确保党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影响力，使一定数量的党员进入这些组织中去，并做好自治组织与社团协会组织培育发展等工作的同时充当好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根据社区的实际，要充分发挥在职居民党员、离退休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作用使党员的先锋模范和旗帜作用日益明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社区治理献计献策，对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在社区治理中主导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现行城市基层管理模式已然不适应城市社区发展的需要。因此，弱化基层政府对社区的行政色彩必成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建设的一个正确而明智的选择。基层政府要从政府职能上不断改进主导方式，有效处理好建设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一是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街道承担着对社区的领导责任，要始终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坚持公益性的原则上确保社区运作始终坚持服务群众的宗旨，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积极作用，做到到位不越位，确保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处理好搭台与唱戏的关系。在社区治理中，街道重视和保护好群众在社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街道对社区各类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仅仅是“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才是关键和根本。正是在“民为本”的思想指导下，社区治理活动才可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三是处理好评估与落实的关系。社区实行群众评估能够直接、客观的反映管理现状，有利于促进社区的规范化管理。主要内容包括规章制度、保障措施、计划执行、财务审核、活动参与率、管理效能、安全机制等，形式有明查暗访、召开群众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查看工作资料等。通过评估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群众满意度。
无论是铜陵模式的减法（取消街道），还是市南模式的加法（街道扩权），其本质都是让居民可以更方便的享受各项政府公共服务。国内现有的几种模式，共通点都是不断的弱化社区的行政色彩，厘清居民自治与政府管理的边界，促使居民自治组织回归到社区治理中应在的位。作为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的基层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就需要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强化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创新和改革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更好地指导和帮助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活动工作的依法开展和顺利进行。
再次，加快社区自治组织、公益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建设。社区自治组织、公益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是社区服务职能的重要承载者，这些组织服务职能的发挥可以有效的承载政务服务，减轻政府的行政负担，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突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一是逐渐弱化自治组织的行政色彩，减少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大力推行居民小组“网格化”管理。二是完善自治组织制度建设，使自治组织依靠制度管理日常事务。三是协助自治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对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予以及时帮助。推进公益性组织发展。一是努力营造适宜公益性组织发展的社会氛围，形成“人人都应参与公益事业，人人都有能力参与公益事业”的良好氛围。二是应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协助公益开展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三是大力宣传公益性组织取得的社会成果，将公益性组织塑造成弘扬先进文化、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区的组织。推进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政策扶持等方式进一步促进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二是制定非营利性组织考核标准，规范组织运营。三是指导服务项目安排和收费标准，确保居民享受更多质优价廉的社区服务。发挥社区治理基础性作用主要依托社区服务来实现。
如前所述，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社区治理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Z〕.2013-11-9.
〔2〕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Z〕.2000-11-3.
〔3〕中国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Z〕.2011-3-16.
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4
关键词：社区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和谐社会
社区是社会管理中一个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因此做好它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凝聚一个社区的团结力量，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
1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含义和重要性
1．1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含义：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以党和政府的领导为核心，利用一定的科学理论，对社区居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的教育等，目的就是促进社区居民的全面发展，调动她们参与各种社区建设活动的积极性，以形成以社区为单位的公平正义、和谐友爱、稳定安宁、诚信互助的氛围，最终可以将社会力量进行整合，促使居民自治、治安良好、环境幽雅、文明的现代化的社区实现。1．2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我国倡导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一个民主法治、诚信友爱、治安稳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是最终目标，这种新目标对社区的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因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而社区是其中的一个单元，因此社区建设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也是比较可靠的切入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区建设的核心，不能生搬硬套，要充分了解各种社会矛盾，坚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围绕着各种文化活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解决居民问题，保护她们利益为目标，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2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进展在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中受到的阻力
2．1对于社区政治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社区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并不短，但是与现代化的发展依然有一定的差距，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发挥的也不是特别突出。关键在于一些地方领导和政府部门对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第一，工作重点依然围绕着经济建设，偏执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过分的追求经济的增值，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决定了其他工作的理念，使得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以致经济建设过硬，精神文明建设薄弱的局面产生，因此，加快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在和谐社会建设下显得尤为重要；第二，居民对于社区活动的参与意识薄弱，网络时代的到来给居民的日常交流带来了便利，但是也割断了最原始的交流，社会的激烈竞争让人民的生活节奏加快，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社区的各种实践活动，试想一下，居民这种远离社区活动的状态如何有利于和谐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呢？2．2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同一个社区里居住的人民却各异，有白领、公务员、下岗职工、流动人口等等，类型不同的人民拥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目前的社区管理者却没有因为居住对象类型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使得思想政治工作处于表明，难以真正落实，缺乏有效性，久而久之也就与和谐社会建设背道而驰了。2．3社区工作分工不明确，机制不健全：和谐社会建设中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必须要有一套完备、适用性强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是确保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也可以对其进行监督和促进，但是目前我国社区中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社区中一人多管、分工不明的现象十分普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妇联、青联、残联等各类组织和机构，但是现实中，这些机构却是各行其责，互补帮衬，使得整个社区的资源无法整合利用，各种利益难以协调，阻碍了整体效应的发挥，因此建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制十分紧迫。
3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策略
社区是社会的构成细胞，每个单元的建设关系到整个和谐社会的实现，因此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势在必行。3．1调整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丰富其内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涉及广泛：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世界观的确立等等，但是传统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却以宣传单、条幅等单一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即古板又难以起到互动的效果，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难以统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可以调整一下方式方法，比如通过互联网、广播等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通过开展讲座的方式满足居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在社区显眼的地方张贴警示语、文明用语等等，这种新型的方式方法既可以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也可以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一定的监督，从而促进社区居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3．2增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想要增强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活动的参与意识，就要增强各种社会活动的针对性，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力度，要考虑到公务员、待岗人员、流动人口等多种类型居民的需求。首先，可以提供医疗服务，不仅可以为居民治疗疾病，还可以为居民指导各种疾病的预防措施，保障居民的身体健康。其次，可以增加各种娱乐活动，比如书法、绘画、跳舞等，这种业余生活既可以很好的沟通居民之间的感情还可以帮助社区老人派遣无聊的生活。3．3健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制：首先，组织管理机制的建设。由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系统性比较强，又兼具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制来确保它的运行，推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其次，完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考核机制，社区工作管理者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那么将考核结果纳入工作人员的年终考核会更加有利于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也可以有效的稳定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居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给更好的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条件。
作者:刘博刘行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吴树新．和谐社会视野中人的全面发展［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02期．
［2］杨林．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思考［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年09期．
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5
我国的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一个特定区域和区域社会。这里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提高的要求日渐突出，政治文明和政治建设的意义也十分深远。只有突出政治文明建设，创新政治机制，完善制度体系，实现有效管理，才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政治支持和政治保障，促进这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这里的政治文明建设所处的环境条件具有特殊性，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具有特殊性，只有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合实际的方式，政治文明建设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体现出实际的意义。
一、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呼唤政治文明建设
在边疆民族地区，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及贫困问题都很突出，这些问题又总是纠缠在一起。加速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缩小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能够为民族团结进一步打牢基础，能够为边防的巩固和边疆的稳定创造有利条件，还能够为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创造有利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原则对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在历史上一直都比较贫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较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但是，现在边疆民族地区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条件下，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了西部开发的主要区域，西部开发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国家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又获得了极好的机会。在这样的形势下，边疆民族地区将迅速地发展起来，并有效缩小与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在这样一个全面的现代化过程中，边疆民族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触及并受到冲击，从而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加速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市(镇)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和社会规范、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等，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逐步展开。
边疆民族地区在这样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过程中，离不开政治文明建设的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呼唤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没有政治文明、没有政治文明建设的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和全面进步不可能实现，这里的小康社会不可能真正建成。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缺乏性和不可替代性。首先，现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追求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全面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而人类社会的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的。边疆民族地区要全面提升文明程度和水平，政治文明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边疆民族地区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政治文明或者没有达到相应的政治文明的标准，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的文明就不完整，只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明，就无法真正建成小康社会。边疆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不仅需要一定的权威机构来宣布和确认，更需要社会成员在亲自体会的基础上来认可和确认。社会成员不仅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生活来体认和确认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也需要通过一定的精神文化生活来体认和确认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生活来体认和确认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不仅要有经济标准，文化标准，还要有政治标准。其次，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必须是全面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文明水平的提高，必须在社会的三大基本领域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开展全面建设。没有建设过程的全面性，就无法达到建设目标的完整性。不进行全面的建设，就无法实现全面发展，就无法建成小康社会。离开了政治文明建设，就不能形成全面建设，或者说，建设过程就不是全面的。只有三大领域全面建设，三大领域全面发展，三个文明同时并进，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政治文明建设的支持。政治文明处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是连接二者的中间环节，既制约着物质文明建设又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通过调整来理顺社会的政治关系结构，构建合理的政治制度，形成有效的政治机制，创造有效的政治方式，推进政治发展，从而保障人民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没有政治文明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开发和全面的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第一，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创建必要的制度条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既不断完善原有的制度，又进行制度创新，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不断满足社会的制度需求。日益完善的制度，不仅能够将政治运行全面纳入制度的轨道，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且能够在制度的框架内协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保持它们的动态平衡;保障社会成员的各项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创建稳定的政治环境。边疆民族地区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化持续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逐渐形成，社会成员由“法定公民”向“事实公民”的转变日渐明显，社会政治关系日趋复杂，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涌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政治文明建设通过政治机制的创新，构建新的能够有效容纳和协调新的政治因素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机制，便能够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进行有效的协调，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第三，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创建协调的政治关系。要使边疆民族地区迅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在建设的过程中处理好与中央、与东部和中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与富裕地区的关系，处理好各个民族之间的发展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同时还要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帮助。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政治文明建设创造新的政治协调方式。
第四，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进程中的全局性问题提供有效政治解决方式。边疆民族地区在开发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问题。适时解决这类问题，是整个社会平衡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政治文明建设能够通过政治方式的创新来有效地解决这类全局性的问题，保持社会平衡发展。
第五，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社会创建必要的秩序。健全、有效的秩序，是边疆民族社会得以形成和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变迁了的社会需要相应的新的秩序。边疆民族地区原有的秩序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的，现在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然而，秩序不是自然生成的，秩序需要构建和维持。政治文明建设能够通过创新的政治机制来构建这样的秩序。
二、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条件
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从这里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毫无疑问，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是我国统一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这里的政治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政治并无二致，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同样的政治制度。但从具体的运行上看，这种政治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运行的，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区域政治。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仅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只有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普遍性要求同边疆民族地区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寻找到有效的政治建设途径，切实提升政治文明的水平。
政治文明要从实际出发，首先就必须研究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环境条件。从总体上看，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的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政治发展水平，二是现实的政治关系，三是政治建设的基础。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今天的政治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回顾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史就会发现，历史上这里的政治发展速度相当缓慢，政治发展程度很低。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缘一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处在崇山峻岭，丘陵峰峦，密林深箐，戈壁草滩，虽然山川壮丽，地理位置重要，但阻隔重重，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新中国成立之初，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除极个别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外，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普遍存在的经济形态是封建地主经济、封建领主经济、奴隶制经济、原始的农村公社经济。这样的条件必然影响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使政治发展具有多样性，存在着多种政治形态，如藏族的政教合一政治、蒙古族的盟旗政治、彝族的诺合家支政治、傣族的土司政治、瑶族的石牌政治等。[1](p154-156)从总体上看，这里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比较低:一是社会的政治化程度较低。公共权力不完善，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十分有限，政治关系较为简单，社会的组织和管理相当粗放;二是政治体系的不完备。专门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尚未完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自身的分化程度较低，缺乏完备的制度体系，政治机制不健全，政治管理方式落后，多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方式并存，政治的一体化不高;三是政治文化的发育水平较低。政治文化状况是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虽然云南各民族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发展并不成熟，并未形成自己稳定的政治文化传统。概括地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里一直保持着一种低水平、低分化度、复杂性和适应较低的政治形态。
边疆民族地区现实的复杂政治关系也对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诚然，各民族历史上多样性政治形态的影响是导致现实政治关系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现实状况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却更为直接和有效。从现实来看，这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仍有较大的差异，民族构成状况较为复杂，宗教信仰多
样并对政治生活产生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富有民族特色的多样性的政治文化也对政治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发挥着虽然无形却十分有力的影响。另外，边疆民族地区有些民族与国外民族属同一民族，是跨境民族，因而很容易受周边国家的影响。因此，这里的政治关系与其他地区相比，显得更为复杂，体现出突出的民族性和边疆性。这种复杂性的突出表现就是，这里除存在一般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政治关系:一是民族关系。这里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既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又有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区域内的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关系，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与不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关系，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二是宗教关系。边疆各民族群众一般信仰宗教，甚至是全民信教。而各个民族信仰的宗教又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本土宗教又有外来宗教，既有成熟的宗教又有原始宗教，既有为多个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又只有个别民族信仰的宗教。三是宗教关系与民族关系相互纠缠。各个民族信仰的宗教往往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从而成为民族的价值体系和信念系统，反过来，宗教又以民族和民族文化为载体，因此民族关系往往打上宗教的烙印。宗教关系往往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民族关系与宗教影响盘根错节。四是传统政治关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社会尤其是基层政治中，与现代政治相区别的传统政治的影响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体制外的传统政治权威与体制内的现代政治权威同时并存，传统政治关系与现代政治关系难舍难分地联系在一起。另外，这里的政治关系容易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国外势力对我国的渗透首先进入这里。由于政治关系更加复杂，这里的矛盾和冲突也更容易发生，而且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各种关系中的矛盾又相互扭结，新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和协调还会激活旧有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形成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局面甚至形成连锁反应，并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到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还会影响到边防的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及教训一再证明:“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
边疆民族地区的现实政治状况，是长期的政治建设的结果，也是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较之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基础明显的薄弱。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边疆民族地区今天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与政治建设的成就分不开的。但是，这里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政治发展程度低的状况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为政治建设提供的基础并不厚实，而且祖国内地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程度本来就比较高，近年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政治建设也得到了有力的推进，无论是政治关系的调整、政府能力的提升、治理方式的改变、政治机制的创新、制度体系的完善都走在了前列，从而使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建设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客观地分析现实就不得不承认，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建设方面的基础还是相当薄弱的。首先，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经济是基础，政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势必会影响到政治建设的发展。其次，大众的政治社会化程度较低。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获得政治属性，养成政治人格的基本途径。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程度，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化无论是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受到很多的限制，社会成员的政治人格的复杂性、适应性以及政治能力等，与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要求相比还有许多的不适应。再次，制度体系还不健全。政治生活制度化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普遍地注意到了，但是，真正的制度化政治不仅需要建立制度，而且还要使制度成为环环相扣的严密体系，否则，制度就无法进入操作层面，有效地发挥作用，就有可能流于形式。但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运行来说，制度化的程度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要求。最后，地方政府的能力普遍不强。受人员素质(包括文化水平、思想观念、敬业精神、管理水平等方面)、机构间的相互关系、资源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的能力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政府能力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些情况表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环境条件多样而复杂，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也十分地艰巨，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难也更加突出。正视这样的现实，从面临的实际出发，发现和确认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发掘和利用各种有利于政治文明建设的传统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探索符合实际和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之路，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
三、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除了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施依法治国等一般性的原则外，还要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解决好面临的政治问题。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以下一些重大的问题:
1.民族区域自治建设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实际情况来看，该制度不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运作层面都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限制了该项制度的功能的充分发挥。从制度层面来看，该项制度的具体规定比较细，但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尚不能为该制度的有效行使提供必要的支持，限制了制度功能的发挥。最为突出的是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在纵向上受到上级国家机关的很大的限制，在横向上受到其他机关的很多限制，实际存在的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体制使得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无法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因此，自治权出现了纵向和横向的双向流失，少数民族在聚居区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运作层面来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对当地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并未充分体现出来。除了自治权流失外，自治机关的能力不足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无法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本身的制度功能。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拥有更大的管理权，有条件突破传统体制的限制，采取切合实际和灵活多样的政策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实上边疆民族地区的自治地方在自主管理方面远远不及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政府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候，许多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却还在原地踏步中怨天尤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在此过程中渐渐拉大了。
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一是完善制度，尤其是调整和完善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关的其他制度，保证自治权的行使，二是发挥制度功能，尤其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
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中，还需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即民族自治机关的选举权的限制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建设过程中，既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较之于其他地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权力分配方面有一定的超越，也要对自治权作必要的限制，不能突破单一制国家关于国家权力纵向分配中的基本规定，要防止过分自治导致的地方分治。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通过建立严格和周密的制度规范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2.民族关系的调整机制建设问题
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关系。现行的民族关系是党和政府通过政策和其他政治手段不断调节和构建的结果，但这种关系也还会随着民族自身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会生成“发展中和发展后”的民族问题。
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即民族问题，不仅会生成于少数民族处于落后状态从而与汉族的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存在民族不平等的情况下，也会生成于少数民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或发展起来从而缩小乃至消除了与汉族的差距，甚至是消除了民族不平等的情况下。两种情况下的民族问题的性质和解决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为少数民族要求发展的问题。主要通过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方式解决，后者为少数民族在自身的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基础上要求在现行国家权力分配中获得更多政治权力的问题。这类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前一类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后者在国外并不鲜见，这在我国尚未真正形成，但在某些情况下和个别的问题上已现端倪，需要未雨绸缪。长期以来，我国致力于解决“不发展的问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却缺乏关注和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形成相应的政策准备，建立对这类问题进行有效协调和控制的新机制，防止此类问题的生成和发展。
提出“发展中和发展后的问题”，并不是说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以后就必然出现此类问题，只是说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类问题生成的关键是民族意识。民族意识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在民族的发展中迟早会觉醒，它能促使民族关心自己的利益，关心自己的发展，使一个民族奋发有为，但如果民族意识过分旺盛，尤其是被不适当的利用，也有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如果民族意识发展成为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的话，后果就相当严重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是看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2](p128)在多民族共居的边疆地区，必须关注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状况，建立必要的预警机制和调控机制。建立这样的预警机制和调控机制，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相应的，国家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不能只站在同情和关心弱小民族的角度来帮助少数民族，而应该站在国家的发展和稳定的角度、站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及与其它地区的整合。
3.地方政府能力提升问题
政府能力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所说的政府能力，是指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运用权力、履行职能，应对环境挑战，解决面临问题的能力，既可以指广义政府也可以指狭义政府。一级地方政府能力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所有机关之能力之总和。从横向上看，政府能力是政府发挥自己的功能，在处理区域社会的各种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具体包括规划发展能力、制度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市场规制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等，一级地方政府的整体能力就是由这些具体能力有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一级地方政府的能力状况同所治理的区域社会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因而需要通过政府来促进该地区发展的情况下，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有能力的地方政府，不仅能够对县域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相应地也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社会的发展;如果一级地方政府的能力衰弱或能力缺失，它所治理的区域社会的发展也将是缓慢的或滞后的。一级地方政府能力的状况，往往成为影响区域社会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较之于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能力普遍较弱，或者说能力缺失问题十分突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边疆民族地区与这些地区的差距并没有今天这样大。但是，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普遍能力较强，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却在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普遍地体现出力不从心的状况，“等、靠、要”的现象较为突出。政府能力不足成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在发展上拉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文明建设中要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迅速增加地方政府的能力，边疆民族地区要迅速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机遇迅速发展起来的愿望就难以实现，甚至会坐失良机。
4.政治文化建设问题
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塑造一种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将政治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否获得各个民族的认同，直接关系着多民族国家是否具有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能否组织起各民族的稳定的联盟。如果各个民族认同于国家，或者在多个认同对象中对国家的认同置于最高地位，各个民族就会形成对国家的义务感、责任感和效忠，决定着各个民族对国家的情感和评价。世界上一些多民族国家内的许多民族问题都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直接相关。一个国家之所以出现某个或某些民族要求从现行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或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民族认为现行国家政治体系并不是它们所企盼的政治庇护所，不认同于现行的国家政治体系，或者将对本民族的认同置于对现行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之上。
我国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都是认同于国家的。这是国家统一的心理基础。但具体来说，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存在差别的，具体到一些民族的内部，其成员对国家的认同也存在差别，而且这种状况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这种情况在边疆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将政治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着力在边疆各民族中培养和塑造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
5.政治稳定问题
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十分关注政治稳定问题。边疆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所难免。正如着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那样:“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3](p43)当然，生成和存在不稳定因素只是表明这里存在不稳定的可能性，只有当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达到一定的度，才会酿成现实的政治不稳定。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避免出现现实的政治不稳定。
边疆民族地区迅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触及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机制等，会打破这里原有的平衡状态，整个社会处于由传统的平衡状态向新的平衡状态转换的过渡阶段，制度化水平往往比较低，社会的平衡会出现这种转换过程特有的脆弱性。而与此同时，各民族群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卷入到现代化的过程中，利益需求以及对现代化的期望值迅速增长，民族意识趋于旺盛。开发和发展的非均衡性会打破各民族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各民族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利益追求过程中的磨擦、矛盾和冲突会大大增加。从而对政治稳定形成冲击和挑战。概括起来，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的膨胀。人们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会将注意力集中到作为社会分配之枢纽的政府和相应的过程，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过程，从而使政治参与迅速膨胀。而边疆民族地区现行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以及现行政治体系吸纳政治参与能量的能力都十分有限，所以难免会形成制度外的无序的政治参与，从而对政治稳定形成冲击;二是民族矛盾增多。由于各民族的利益意识增强，更加关注民族利益，各民族间利益争夺趋于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民族间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了。较大规模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一旦生成，就会危及现有的政治行为，酿成政治不稳定。
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认真地对待政治稳定问题，把保持政治稳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根除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疏导政治不稳定因素，把这些因素纳入制度的轨道，并将其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一方面，要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增强政治体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吸纳能力，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新机制，增强对民族矛盾的政治协调能力，对民族矛盾进行有效的协调。
【参考文献】
[1]周平.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6
摘要：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在中国揪起的一阵热潮，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探讨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治理治理理论中国特色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
治理理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各自领域内的治理理论，并指导着各自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其内涵非常丰富，也相应地包括了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1．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在当今中国有很多超前的城市社区发展经验和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应该走“包容性社区”道路，大力建设包容性社区：强化社区功能，拓展社区服务，发展参与式的社区管理，发展社区文化和社区精神。
2．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构建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乡村自治体制。借鉴成功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优先发展乡村社区组织和培育乡村社区精神，科学合理地划分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界线，以社区政治自治为核心，推动“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的模式转换。要实行县级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乡镇有限自治，实行村级社区完全自治，建立“议行分离”的社区自治运行机制。
3．其他。另外还有关于大学治理、公司治理、全球治理等各个领域的治理理论，在此不详细阐述。
(三)原则并重化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法治化原则和可持续化原则。这两大原则兼容并重。缺一不可，共同体现治理理论的中国特色。
1．法治化原则。“法治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在公共治理中，任何治理主体都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法治化”原则，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元治理的政府，必须尽快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交。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构建法治政府和法治的其它治理主体。法治化原则是善治的表现之一。
2．可持续化原则。中国过去走的“运动型”治理道路，它出现了“公共治理范式危机”。无法形成一套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思路，坚持可持续化原则，走“可持续型”的治理道路是理性的选择。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坚持治理的可持续化原则．
(四)途径多样化
对中国而言，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在吸收历史营养、学习优秀经验之后，在坚持两大原则并重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针对现实国情，从薄弱环节着手．通过各种途径，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
1．构建双层治理模式。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即目标层面和结构层面。首先在目标层面上，建立“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范式。为了避免多中心治理可能出现的失败，我们必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地位，通过与社会团体的合作与竞争，使公共权力得到最优化配置。其次在结构层面上．建立“强政府——强社会”的治理范式。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0。
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7
【关键字】社区自治社区民主建设社区自治困局推进社区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利益的多元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萌发了人们的维权意识，社区居民希望拥有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具有实质性的社区自治组织和民主自治途径。所以说，社区民主自治，是城市居民群众依法直接管理社会基层公共事务的一种民主形式，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在城市的广泛实践。社区自治组织无论是在职能上还是角色定位上都联系着两头，是联系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桥梁。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将促成社区居民自治的积极性。对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初步探索，不仅会对城市社会的稳定、居民素质的提高和社区建设产生直接的效果，而且对推进和实践基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有深刻的意义。
一、实现社区自治是推动社区民主建设的最佳途径
城市社区自治是指社区内具有一定法律地位的自治主体，依据国家的法律及社区内部约定，在社区内成员协作的基础上，对社区特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社区内个体利益趋同于社区利益的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促使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城市社区的人群在内部必然形成不同的关系和组织结构，在外部必然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这就要求社区建设的目标中，确立起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居民作为现代化、民主化意义上的市民参与社区管理，应在文化认同、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寻找社区认同和自组织基础，城市基层政府要及时充分授权给居民，培植“草根民主”，从而顺利建立起社区居民的自治体系。
二、城市社区自治困局面面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区自治被作为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创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最好形式在全国各地推广。然而，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再回头来看，城市社区自治远不如农村村民自治来得迅猛和卓有成效，城市居民们并没有感受到社区自治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好处。究其原因，是由于城市社区自治遇到了较之农村村民自治更为复杂的难题。
(一)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
单位制的解体、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开启了国家社会化的进程，为城市社区民主自治“释放了自主活动的空间”。近年来，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开始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影响社区民主化管理的最大障碍是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虽然法律规定社区居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由于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支撑，尤其是，社区建设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离不开政府的投入，社区的组织和管理也就无法摆脱政府的控制。此外，随着管理重心的下移和街道办事处职能的扩大，街道办事处事实上成为一级“准政府”，而街道办事处自然将居委会变成自己的下属单位。
政府事务与自治组织的事务缺乏有效区分。社区从投票选举、经费来源、人事安排以及工作任务的确定等，都受政府及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与控制。社区的自治组织的设置，本应当根据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与任务来确定，实际上却成为与政府机构一一对应的“小政府机构”。这导致了社区组织带有浓厚的行政性色彩，大大削弱了社区的自主性，使居民的民主管理受到限制。
(二)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社区居民的状况与社区自治的要求有着一定的差距。首先，社区居民对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政治转制和文化转向的总体背景认识不清，依然抱着计划经济时代所养成的“等、靠、要”错误观念，缺乏积极开创新局面和新生活的首创精神，固守着“不跑不叫，不叫不到，不给不要”的传统观念，民主意识缺乏。其次，社区居民对社区和社区自治认识不足。在中国，社区自治是一个新生事物，对它的认识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要求社区居民抛弃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但由于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信念、习惯，形成思维定势，因而往往不能马上按照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去行动。第三，社区层面工作的缺位，以行政性工作为主，较少考虑到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以及社区活动与社区居民的利益相关度问题。从这点上来说，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亦已成为影响社区自治的重要因素。
(三)社区自治的法律资源不足
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依据是1989年12月通过、199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居组法》。但是，在这部法律中存在许多矛盾之处:
首先，《居组法》规定的社区居委会行为模式在现实中相互矛盾。《居组法》第3条第6款规定社区居委会“向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建议和提出要求”;第10条又规定，“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按照这些规定，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其行为模式应该是代表居民利益并向政府提出居民的要求，突出其自治功能。但是，《居组法》第2条又规定，“居民委员会要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据此条款，社区居委会的行为模式是听从基层政府指令，维护政府行政权威。这样就意味着社区居委会要同时履行行政职能和自治职能，但在目前居委会力量资源有限情况下，难以兼顾、处境尴尬。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点。社区居委会在事实上承担了大量政府行政事务，自治功能体现不足，导致其行为模式相互矛盾。这要求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界定政府与社区的职能权限，出台相关法律与规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其次，《居组法》以及相关文件没有明确界定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党组织以及其他社区组织的关系，导致实践中问题复杂、矛盾丛生。
三、破解城市社区自治困局推进社区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制度变迁最大的特点正是政府逐步放松了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直接控制，经济、社会领域不断获得自主性，已逐步从“单极权力格局”走向“多元权力格局”。迄今政府实际仍掌握着“公域”控制权的分配，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自治还是“受限制的”。而如果社会不能在政府体制之外获得它自身发展的有效机制，那么，从单位组织外移出来的社会功能反而将成为这个弱小社会沉重的负担。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碰到的基本问题症结都在于此。如果弱社会因不堪重负，转而再求助政府，那么，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又不得不重新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则又将再度回复强国家、弱社会的老格局。因此，推动社区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切实还权于社会，使社区获得自主发展的应有空间与能力。
(一)要妥善处理好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与社区自治的关系
社区是基层民主与政治的落脚点，加强对社区建设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其必然选择，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区建设不偏离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但党的领导应体现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干部，同时，党组织还应动员社区内的党员力量，在社区内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中，起到缓冲调解矛盾的作用，共同维护本社区的稳定。在加强社区自治建设的过程中，随着政府行政力量在社区中的适当退位，政党组织必须加强建设，重在掌握自治建设的方向盘，对社会治理的权力运用进行整合。
(二)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
虽就我国国情而言，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无可替代，但要实现社区自治的根本目标，必须找准政府的角色定位。关键在于根据权责利相统一原则，政府让渡一定的权利、责任和利益。这是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
其一，政府要坚持服务的原则，树立服务意识，即政府把社区管理融于公共服务中，注意发挥指导、协调、服务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动员、倡导、服务以及监督、评价等方面，用政策去促进社区建设资源的集聚，而不宜直接参与社区建设活动，以保证社区自治顺利实施。
其二，政府应在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发挥综合协调和平衡作用。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在运转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协调平衡作用就极为重要，且责无旁贷。
其三，社区自治组织也要经常主动接触政府职能部门，以期在社区建设的设想和规划以及资金筹措等方面取得政府职能部门的理解与支持。
(三)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推进建立社区自治制度化、规范化
首先，要理顺社区自治组织的相互协调关系问题。由于社区自治涉及多个社区自治组织，因此，要制定相应的协调关系的程序运作制度，并使其法规化，确保社区自治有序进行。
其次，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适时创新社区工作内容及具体方式和机制。再有，针对目前许多新建社区越来越多地引入物业公司管理的趋势，应借助物业公司的相关资源，有效协调、整合社区管理，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总之，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的工作创新应是社区工作永葆生命力与活力的必要一环。
(四)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使社区自治真正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社区的一切工作及其目标的唯一主体就是社区居民，若得不到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社区功能的发挥就无从谈起。这里关键在于积极引导社区居民自觉参与社区建设，提高其民主自治意识。要达到这一点，除了从根本上来自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即随着居民日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终将成为其生活所依托的首要载体，从而势必促使其关心社区发展。
一是，大力推广社区组织的民主选举，采用直选方式按程序选出社区工作者，从而既使居民感受到民主政治的威力，体现作为社区主人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更能推动社区工作者真正为社区居民服务。实行居民的真正自我选举，既是衡量是否将权力交到民众手中的一个最主要标志，也是社区民主的主要基本点。
二是，社区要在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社区办公经费问题上减少对政府的依赖，逐步做到社区机构社区养、社区居民养社区的格局，这样才能从深层次上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和社区事务公议制等制度，提高社区居民参政议政水平，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社区自治的质量和水平。
(五)提高社区自治资金筹措力度，从实质上保证社区自治的顺利实施
社区自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有足够的财力保证，这包括社区的日常工作经费和社区活动经费。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仍要给予必要财政支持。政府要有购买服务的理念，使委托社区的工作任务在其完成后确保让其得到相应回报，并促使这种做法尽可能制度化。政府在职能下放社区过程中，要坚持并做到权随责走，责、权、利统一;费随事转，事费统一。
同时，社区自治组织也要从根本上破除向政府伸手的依赖性，通过在社区居民和辖区单位中多方筹集资金，并要号召社会各界捐助社区建设，坚持“多条腿走路”自筹资金的基本路子，确保社区经费的落实到位，使社区自治组织得以长治久安。
(六)不断进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实践
随着社会的进步，如何实施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的更新，以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和民主自治建设，成为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青岛市浮山后社区、江苏路街道办事处、湛山街道办事处等，以不同的模式，分别在街道和居委会层面进行了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尝试。社区，正在成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实验田"。
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8
一、强化服务观念
新形势下，社区组织迫切需要加强和巩固城市建设过程中，社区在公民中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队伍基础和工作基础，所以就必须大力加强对社区的服务，在服务一代社区公民健康成长成才中体现组织的作为和价值。
1、以人为本。要真正把社区公民作为工作的主体和服务的主体来看待，真正走到社区中间去，倾听社区公民的意见和呼声，代表和维护社区的合法利益，一切从社区公民生存和社区发展的实际出发，一切为了社区，为了社区公民的一切合理要求而努力工作。
2、需求入手。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社区公民面临社会大环境带来的巨大的竞争和发展压力，很自然地，对以提供休闲和确保生活环境为主的社区会有很多需求，而这些需求有的是生存性需求，有的是追求品质型的需求，社区管理过程中必须区分不同层次需求的轻重缓急，使社区管理工作和社区公民的需求真正“同频共振”。
3、文化渗透。要充分发挥文化在促进社区公民完善心智、陶冶情操、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中的独特作用，发挥部分高素质社区公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努力建设社区政治性文化、管理性文化和知识性文化。
4、提升实力。要不断强化社区组织和社区干部“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大力拓展社区服务公民的渠道和载体，促进社区工作职能化、项目化、载体化，善于调动多方资源，不断提高社区组织服务公民的能力和水平。
二、整合社会资源
新形势下开展社区治理的工作，必须进一步确立开放意识，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建立“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开放协作、齐抓共管”的社区治理工作新格局。整合社会资源的基础是社区组织必须着力体现社区治理工作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现实贡献，具体包括：在一个地区的重点发展领域、重点发展项目上，社区组织的介入程度和贡献率；对区域内的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程度；对优秀社区人才和社区拔尖人才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社区组织参与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中的作为和影响；区域内的社区组织和基层社区社团组织活动的活跃与开展情况等。
1、要利用自身资源。通过社区公民基本情况的资料收集和社区多样化活动组织的双重管理，大力开展地区性、群众性、社会性和公益性的社区公民活动，组织公民参加社区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发挥社区组织在服务公民基本生活需求中的先导作用、攻坚作用、纽带作用和基础作用。
2、要善于打破围墙。整合各方有利的工作资源，通过区校共建、区企联合等，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善于拓展社区基层组织在社区管理和建设中的职能，争取工作资源和工作地位；要善于把社区治理工作同其他相关城市管理、建设工作有机统一起来，在潜移默化、寓教于乐、寓教于学中开展社区治理工作；要善于利用效益观念、竞争观念来调配资源，评价工作；要善于总结提高，完善修正，不断提升社区治理工作的水平。
3、要关注网络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影响。互联网以其独有的开放性、交互性、平等性得到迅猛发展，吸引了社区公民的广泛参与，并对传统的社区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城市和社区网络化、数字化的进程，社区组织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主动出击，通过组建社区专业网站、开展社区网上活动、加强网络管理等，在积极适应基础上，争取网上宣传教育的主动权。
三、巩固职能依托
社区治理工作在新形势下要树立“有组织的地方就有高质量的活动开展和有效影响，有社区组织就有社区公民的影子，有社区活动就有公民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的工作目标，为此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工作依托。
1、阵地依托。要大力推进社区活动阵地的建设，在高质量建设一批标志性的活动阵地基础上，要重点建设一大批小型、分散、多样的活动阵地，方便社区公民就近、就便地参加社区活动。
2、政策依托。社区治理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社区组织必须充分整合区域党政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资源，争取政策保障、资源保障、时间保障、阵地保障等，对于一些成型的工作项目要通过与有关部门的协商沟通，以建立条例、办法等形式予以明确和固定，真正以事业化的状态推进工作。
3、项目依托。工作项目的开发是工作职能发挥的重要前提。实践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特征，“没有活动就没有活力。”社区组织必须加大实践力度，积极探索形成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在动员社区中有凝聚力、在持续发展上有保障力、在提升工作中有整合力的主体工作项目，并适应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
4、组织依托。社区组织的“有形”是活动“有神”的前提，要按照“有利于加强党对社区的领导，有利于加强社区的系统管理和组织领导，有利于发挥社区公民在社区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有利于加强社区活动对社区的覆盖和影响，有利于社区在服务公民发展、服务社区发展中体现组织优势”的工作原则，抓好社区党政班子、党团支部建设和社区社团等建设，通过区域联系、行业联系、党团联系、社团联系等，构建区域覆盖，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多点辐射的多层次社区治理组织体系。
四、拓展调研领域
调查研究是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的前提，离开调查研究，只能使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系统空转”或“盲区运作”。要将调查研究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并切实以调研成果指导社区治理工作的实践。
1、要摆正位子。社区工作者是社区友，不是社区官，必须真正从思想上确立为社区服务的观念，真正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调查研究的扎实作风，不断完善人格，推进工作。
2、要沉下身子。走马观花只能看到表面现象，解剖麻雀方识“五脏俱全”。社区组织必须坚持的调研方法，既要加强面上调研，掌握基本情况，更要强化点上调研，深入解剖典型个案，做到手中有典型，心中有全局。
3、要开动脑子。调查研究不是工作目的，最关键在于将调研情况用于指导工作实践，提升工作的实践。既要发挥社区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又要充分调动社区公民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有针对性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促进社区工作的新发展。
五、提高干部素质
社区干部必须真正按照新形势下城市管理工作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1、要讲党性。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社区干部必须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拒腐防变。要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不变；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本路线不变。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大环境中保持本色不变，以自身的不变应对社会的万变和社区工作对象的千变万化。
2、要讲德性。根据“以德治国”和“八荣八耻”的要求，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的要求，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努力养成同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素养、人格心理和行为模式。
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9
关键词：政府绩效治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五大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5-0086-04
推进政府绩效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由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旗）共同构成的155个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面对地域宽广化、生态文化多样化、社会经济多层次化特征带来的诸多治理难题，绩效治理水平、治理能力以及治理思维都亟待提升。要突破现实中的困难，首先需要一种科学理念指导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才能最大化地增进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福祉，这既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也是推进政府绩效治理方向变革和路径突破的科学指南，对民族地区政府绩效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五大发展理念”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指导意义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面临多重压力与挑战。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源配置的内在矛盾、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评估等问题，虽得到广泛讨论却未能找到系统性、权威性的解决方案。“五大发展理念”是经济新常态下治理各种问题与矛盾的灵魂，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五大发展理念”澄清了政府绩效管理走过的弯路，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方向的深度把握
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才基本完成从建立目标管理制度到绩效评估制度的转变。然而，由于发展理念存在一定偏差，以全面评估政府履行职能、行使权力、完成工作目标为主要任务的绩效管理被“效率主义”思想扭曲，过分强调对经济发展业绩的考核，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经济质量粗放、社会结构失衡、生态环境破坏等。党和政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指引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不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弯路，明确了“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重要性和责任，从而可以在更高层次上把握绩效治理的方向和内涵。
（二）“五大发展理念”设计了未来政府绩效治理的基本框架，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路径安排
中国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把发展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第一要务，但也难免遇到“成长中的烦恼”，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更需要面对一些特殊因素，如民族间关系、民族区域自治、、边疆稳定、文化保护等。“五大发展理念”及时诊断了发展的烦恼和问题的根源，深刻把握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而言，选择以“最小痛苦”为原则、以“社会建构”为目标的绩效治理路径就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回应，可以使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更多地惠及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尽可能多地使少数民族同胞从具体的困境中解脱，从真正的发展中获益，从而充分体现政府对每个生命个体全面发展的责任和尊重。
二、以“五大发展理念”定位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
“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征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话语符号，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起到根本性、前瞻性、系统性的战略引领作用。科学管理的“木桶原理”表明，组织发展水平和效率高低往往决定于“短板”。因而要补齐民族自治地方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就有必要从“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实践要求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进行再定位。
（一）在创新发展中注重科学性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民族地区政府绩效治理必须秉承的发展理念。中国各级政府在探索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创新性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绩效管理模式，如“甘肃模式”“福建模式”“杭州模式”“深圳模式”等等。根据评估内容，开创了“效能导向制”“目标责任制”“专项评估制”“社会承诺制”等绩效评估模式。评估主体也从组织内扩展到组织外，尝试了更具独立性的第三方评估、更加全方位的360度评估等。虽然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创新仍存在规范性、时效性、可持续性等问题，但从根本上体现了各级政府积极探索绩效管理创新的“地方先行”特征。
有学者采用类生物学方法探究政府绩效评估的代际创新基因遗传与变迁趋势，发现当前政府创新主要还属于组织发展层面的复制性、模仿性创新。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而言，复制与模仿性创新也是其自身成长修炼、快速超越的理性路径，因而可以借鉴在某种程度上被实践验证了的来自管理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创新基础，同时坚持从民族区域特征出发，发挥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结合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遵循绩效评估学的类型学取向和系统科学的过程控制原理，科学论证与合理设计绩效治理路径，开创基于人民群众需求满足与公共利益提升的原创性绩效治理模式。
（二）在协调发展中保持民族性
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民族地区内部发展的平衡、协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缩小差距、补齐“短板”的关键内容。中华民族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居于世界前列的事实，证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既是政府绩效治理的结果，又是政府绩效治理的深层环境因素。尽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具有“三期叠加”特征的敏感时段，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的实践经验与传统工具思维也面临冲击与挑战，尤其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财政发展、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矛盾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宗教冲突处置等相对落后、失衡的大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也走到了发展的拐点。
协调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政府绩效治理指出发展方向。民族地方自治政府绩效治理不仅应从整体上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全面治理和协调发展，还要注意社会价值建构、组织管理、政府战略、政府绩效治理部门和协同领导等结构体系间的协调，尤其还要在协调发展中关注绩效治理各方面、各部分、各层面的民族因素。不能误解协调发展理念，为协调而协调，磨灭或者损伤民族特色、民族基因，从而伤害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
（三）在绿色发展中增强合作性
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方式的必然选择。2016年初，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发展与保护的终极命题上给出了明确答案。绿色发展理念主张“生态环境保护也是生产力、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是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的扬弃，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指出了绿色循环、低碳科技的基本发展方向。
民族自治地方地域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64%，而人口却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4%，大部分处于国家边陲要塞、高山高寒以及西部生态脆弱区，对国家主体生态功能修复以及自然资源的保护起到重要的辐射作用和节制功能，因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理念，从行政生态学要素如经济因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政治架构等方面设计政府绩效治理的体制、机制，尤其还要注重增强绩效治理的合作功能，充分保障多主体参与绩效治理的制度路径，设计民族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的长效机制，倾听与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共同谋划国土空间有机性释放、生态系统制度性补偿、资源再生性建设的绿色通道、合作通道。
（四）在开放发展中提倡尊重性
开放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经验的总结，也是民族地区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必须加大对开放发展的理解和宣传，引领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开阔视野、拓宽思维，积极推进民族地区数字化技术学习与信息网络工程建设，充分把握“三大国家战略”带来的历史机遇，促进信息、资源、人才、技术等关键要素向民族地区以及在民族地区内自由流动，在更宽广的平台上进行民族优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结构优化，从而改变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貌、提升政府治理绩效水平。
开放发展理念为提高生产力质量和系统内外联动性提供了行动依据，但随着民族地区开放程度的加大，多元文化、思想、价值观的相互影响也在加深，而理解与尊重不仅是民族团结和谐的根本，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原则。因此，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纠纷调解、公共项目实施等都必须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传统习俗，绩效治理在纵向上不能以主观意愿代替客观需求，在横向上更不能有行政权力超越制度程序，要以开放和尊重的发展理念确保公共价值的实现。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治理的视角看，唯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是形成政府绩效治理的根本动力。
（五）在共享发展中鼓励包容性
共享理念解决了发展的目的问题，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带领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幸福生活，与全国人民共建共享小康社会，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享理念指向发展的公平与正义，主张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同享有，反对贫富差距悬殊，这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凝聚民心、积攒公信力、夯实执政基础的绩效治理的本质要求。民族地区相对其他地区在客观条件上确实存在发展的障碍，而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本身也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因而政府绩效治理必须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包容的基本理念是公平与公正，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的公平正义，不仅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平等享有，更要强调导向结果公正的社会共享，以平衡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缓解和缩小民族间、城乡间、社会群体间、社会阶层间的差距。因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指标体系设计要重点体现对少数民族群众的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民族宗教事业发展、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民族团结与稳定、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包容性，指标标准和权重的设定要采取专业化技术进行数据中心化或标准化处理，既要保留绩效指标的可参照性、可对比性，也要考虑现实基础的差异性、特殊性。
三、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中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重点
“五大发展理念”拓展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发展思路，而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中如何贯彻实施“五大发展理念”，如何使“五大发展理念”既能“立地”“顶天”又具有制度约束力，是解决未来行动问题的关键。
（一）明确政府绩效治理的职能定位
明确政府绩效治理的职能定位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起点。经济较为落后的“老、少、边、穷、山”民族自治地方，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条件困苦、社会环境复杂，不仅是国家战略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屏障，也是国家繁荣富强与民族复兴的“最后短板”，因而民族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行为起点、行为目标等必然不同于其他战略群组。因此，必须构建起与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相匹配的职能定位，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社会结构、民族经济基础、民族文化传统与等方面深入挖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维护民族团结繁荣、安全稳定、发展进步等方面的战略职能，充分发挥民族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与“兜底”扶贫、有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发挥其在特困地区的“市场替代”作用以及生态修复的“政府干预”功能等，才能使“五大发展理念”在绩效治理中“立地”，真正符合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目标及方向。
（二）做好绩效治理的顶层设计
做好政府绩效治理顶层设计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保障。国内外政府绩效管理的经验比较显示，西方国家政府绩效管理大都上升至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具有“顶层设计”特征与法律赋权保障，而国内则以地州政府“自发”为主、以地方政策为制度基础，从而使地方政府绩效责任追究缺乏法理意义上的强制性与规范性。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以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顶层设计提供条件。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以一部专门法律或者法律条文确定政府绩效治理的刚性地位尚需一定的时间和配套条件，但民族自治地方拥有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的具体情况，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制定政府绩效管理与组织、技术与应用、责任与处置的地方性法规，从而对绩效治理与行政体制改革进行指导与规范，不再囿于评价指标、管理技术、评价主体等“细枝末节型”的路径设计，并从根本上解决体制设计、权力分配等顶层设计问题。
社区治理的必要性篇10
多元主体
任何社会系统的运行都应遵循一定的模式，即一个系统要有效地运行，必须能够从外部环境获取资源，以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把系统的各子系统汇集成一股统一协调的力量，来实现系统的目标[8]。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亦有其自身的运行模式，即面对各种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违法犯罪现象，必然要求开展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正是在贯彻综合治理方针的过程中产生并为之服务。因此，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运行也需要注重遵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要求“。在防控体系中，防控主体不是各种防控力量机械地简单叠加，而是公安机关各警种之间，公安机关与群防群治力量以及社会公众之间，按照一定关系和一定规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是公安机关内部警力资源和社会治安资源的整合与重组。”[9]由此可见，就社会治安防控的主体而言，公安机关是不可缺少的专门力量。首先，公安机关必须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这是控制社会治安局面的首要措施。要求公安机关主动掌握犯罪动态，正确判断治安形势，重点加强对“两抢一盗”、严重暴力性犯罪、严重经济犯罪等的预防和惩治。其次，公安机关还需要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即整合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各部门的力量，重点通过对公共场所、特种行业、大型活动、集会游行示威等实施监督、控制、检查、教育、处罚等手段和措施进行治安管理，预防和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并进行处理，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最后，发展社区警务是公安机关开展治安管理工作的重要支撑。因为现代社区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安的基本单元，同时社区正日益成为社会公众聚居的生活共同体，所以社区治安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此，发展社区警务就要求公安机关立足于社区，面向公众，通过密切警民关系，加强警民合作，共同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具体而言，社区警务强调的是综合考虑社区规模、人口因素和治安状况等，有效配置警力，因地制宜采用一区一警、一区两警和一区多警等模式；还可通过相邻警务区联勤联动的形式，加强多个警种的密切配合，建立社区警务的协作机制，做到充分运用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开展邻里守望、护厂护校、网络化巡逻和堵卡等群防群治工作，及时排查和消除治安隐患，巩固社区的文明和安全；还要加强社区内的人口管理，针对社区内人口流动量大，容易引发频繁的治安问题，重点管理暂住人口和重点人口，及时掌握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的动向，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此外，社区警务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加强对社区内的公共复杂场所和地段、特种行业、企事业单位要害部门等的治安管理。必须以日常安全检查和集中专项整治相结合，减少违法犯罪可资利用的条件，重点防控严重威胁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治安灾害事故。如果说公安机关的打击职能主要针对的是已然的违法犯罪的话，那么发展社区警务无疑是侧重于防范尚未发生的治安事件，做到防患于未然。应当肯定，这样的治安防控效果更为明显。当然，发展社区警务还面临着一个理念转换的问题，即由过去的偏重于治安管理的警务模式逐步向以全方位的警务服务为先导转变，强调为社区公众服务改善警民关系。随着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和外化，容易成为引发治安事件的导火索。因此，公安机关在推行警务服务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居间仲裁和调解工作，及时了解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和性质，正确处理好公众正当、合法、理性的利益诉求，避免矛盾激化与事态恶化。可以说，通过公安机关仲裁、调解工作的有效疏导，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严重的治安灾害事件，促进社会和谐。①综上可见，在发展社区警务过程中，更新警务理念，寓服务于管理之中，必将使得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取得最佳成效。公安机关固然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主力军，但仅仅依靠公安机关职能的发挥尚不足以构建起完善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因为治安问题的形成，不只是公安工作的一方管理失控造成的，它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管理及其功能是否得到了正常发挥[10]。须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按照社会治安问题的规律和特点，整合社会治安防控力量，科学配置，才能确保该体系的有效运行。这就意味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当是由多元的防控主体来构成。仅靠公安机关有限的警力，防控的覆盖面必然有限，所以必须进一步拓宽社会治安防控的主体范围。②有学者指出构成中国社会治安防控的主体有四种力量，即各级党的组织与国家政权，公安司法机关，各职能组织、社团群体、基层单位，公众个体[11]。这就全面地界定了社会治安防控的多元主体范围。同时，由多元主体开展社会治安的防控也契合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在要求。因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所以成为新形势下维护社会治安战略方针及宏大的实践活动，原因之一在于它有效地将维护治安由传统的政府行为、部门行为，变为政府行为、部门行为、各种社会组织行为和广大公众行为合一的广泛社会行为，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使之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体[12]。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总体方针，所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子系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种从属关系[13]。既然如此，两者在主体要求上应当是一致的，也即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运行既要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的骨干主导作用，更需要各部门、各团体、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协作。
总体目标
顺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和要求，需进一步探索该体系运行模式的总体目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③应当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多变量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社会治安工作的客观规律、国家与社会对社会的防治能力等因素，认真分析治安形势及治安问题的成因，经过通盘考虑后，实事求是地确定这一目标的。因此，从总体目标而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既要有着眼未来的长远目标，又要有立足当下的现实目标。长远目标意味着违法犯罪现象被有效防控，社会治安秩序出现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的生活具有高度的安全感。然而也应当看到，社会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而社会治安状况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会相应地出现各种发展变化。所以希望通过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消除所有的违法犯罪现象，以求一劳永逸地使得社会治安秩序根本好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现阶段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现实目标应定位于满足社会公众基本的安全需求，即依托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准确把握当前违法犯罪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趋势，因时因地制宜，分重点、分阶段地实施防控。一方面继续依法从严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社区违法犯罪的控制和预防工作。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还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层基础工作，才能降低违法犯罪现象大幅度上升的趋势，使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状况有相当的满意度，保持社会治安秩序的基本稳定。只有做到长远目标与现实目标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顺畅运行。
防控措施
为了实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所承载的上述目标，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特征所决定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模式中所要求的防控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刑罚措施
刑罚措施，是应对犯罪行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手段。刑事犯罪是导致社会秩序最大的“发生源”，因此，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必须重点治理刑事犯罪。当犯罪行为发生后，运用刑罚措施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没有区别于其他制裁手段的刑罚，犯罪则将完全混同于其他违法行为而最终失去自身的存在。”[14]运用刑罚措施一定要注重打防结合，即不仅要对当前违法犯罪的客观形势作出判断，针对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犯罪适用刑罚，始终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而且要侧重于“以防为本”，即通过刑罚适用起到警戒和威慑的作用，最大程度地追求预防前置的效果，将可能引发犯罪的问题消灭在犯罪之前。总之，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刑罚措施是不可或缺的。
2．行政和经济措施
行政和经济措施，是维护社会治安过程中普遍采用且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首先，维护社会治安的行政措施主要是指治安行政管理，治安行政管理是国家对社会治安最专门、最直接、最广泛的行政管理，所涉范围和领域相当广泛。包含公共场所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特殊区域治安秩序管理、严重妨害治安秩序的查禁、集会游行示威管理、的预防和处置以及与治安秩序关系密切的其他社会管理等诸多内容[15]。当然，要完成上述管理，在治安行政管理中还有一项重要的环节不可忽视，即治安管理处罚。可以说，治安管理处罚是中国行政处罚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安机关行使的重要管理职能之一。由于其强调的是惩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保障人权并重，并对警察权的行使予以了保障和规范，所以治安管理处罚必须被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严格地讲，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内容予以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处罚程序、执法监督、权利救济等作出详细规定，意在合理地规范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行使；同时又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角度，细化规定了应予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还根据“过罚相当”的原则，规定了相应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如此一来，《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了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涵盖面，建立了严密的法网，在社会治安防控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有学者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双重价值取向统一起来，因而它不仅是一部加强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法，也是一部对治安管理处罚权力加以严格规范的监督法[16]。但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大部分是比较轻微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它区别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和严重的刑事犯罪。因此，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尤其需要和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措施保持相应的衔接与协调，即在同时适用两法的过程中，遇有两法冲突的条款，就需要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正确区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当然，对于那些已经确立为犯罪的行为类型，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情节非常轻微的案件，司法人员完全可以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做出犯罪的实质解释[17]。其次，就维护社会治安的经济措施而言，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在调节物质生产活动、加速社会机器运转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社会治安的防控亦不例外，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对如何运用经济措施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如采取强化社会保障以减少不稳定因素，把化解利益需求引发的矛盾的切入点放在经济调节上，加大财政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的保障力度以及为拓宽群防群治经费保障渠道提供政策支持等，同时还通过奖励和表彰见义勇为公民的举措来调动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积极性。实践表明，运用经济措施可以确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