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1
一、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论文百事通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新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2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和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平安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和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为外资银行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
1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即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是指私人信贷机构，非凡是商业银行和相关贷款者具有某种内在特性，即这些机构不断经历着危机和破产的周期性波动。这些金融机构的崩溃会传导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总体经济水平的下降。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on)提出，但人们公认系统地提出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理论的是海曼·明斯基(Hymanpminsky)，他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其他相关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引起信贷资金供求不平衡。这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使银行经历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另一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也从周期性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风险的孕育和发展。他认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产生和积累是不同经济人非理性或非均衡行为的结果。
2社会利益理论
社会利益理论亦被称为市场调节失效论。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政府通过金融监管来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并恢复公众对国家货币和金融机构的信心。社会利益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价值规律的功能，竞争的结果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不能在竞争方式下运转即市场失灵时。必须有一种降低或消除同市场机制失灵相联系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管制。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具有市场缺陷。从金融市场看，其市场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银行业的不完全竞争性，即金融机构的竞争和其他行业一样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新问题。第二，银行的负外部性。银行的负外部性包括一家银行机构破产导致多家银行机构破产的连锁反应的系统失灵风险以及由于过度竞争造成一般贷款标准和利率的降低的传染效应。第三，信息不对称。一般说来，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在存款市场上，存款人难以了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资产组合状况，存款人在信息方面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劣势。二是在贷款市场上，由于借款人对其投资的项目拥有更多的信息。银行难以准确认定借款人具体投资项目风险的高低而相对借款人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办法减少金融体系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分析
法律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追求。从法理上分析，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价值目标：
1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通过对外资银行监管，加强外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来自政府管制、行业自律、市场约束等外在控制机制来维护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明确金融监管当局的组织体系、职责、运转程式等，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2平安价值
平安价值是指法律能够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满足人们的平安需要。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易活动比一般国内银行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的经营风险，必须通过监管立法保证其交易的平安性，从而保证外资银行资产和广大客户及存款人信用的平安。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固有的市场缺陷。金融体系非凡是银行体系轻易面临系统风险，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可能导致东道国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通过外资银行向东道国传递也会给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威胁。和此同时，外资银行的自身经营平安对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各国为了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平安，都要对外资银行进行法律监管，用法律手段调整跨国银行和其他社会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3效益价值
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3
第一章网络金融风险的种类及成因与传统的金融分类相对应,网络金融一般被人们分成三类:网上银行(网络银行)、网上证券、网上保险。本章在分析论述了网络金融风险种类的基础上,重点探索了其成因,为监督管理当局监督管理网络金融风险奠定基础。
第二章网络金融监管的一般论述由于运行机制和环境的不同,网络金融活动与传统金融活动的监管依据和模式也有较大差异。对于网络金融而言,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失灵”,这是对网络金融活动实施管制的首要原因。在监管实施方面也还存在一些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同时,网络金融活动蕴含的风险也与传统金融活动有较大的不同。
第三章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当局对网络金融的监督1996年6月中国银行在国内(不包括香港地区)率先设立网站,拉开了我国银行业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帷幕。与美国银行业1995年10月开始推出网上银行相比,我国似乎不晚,但由于我国基础薄弱,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速度仍然非常迟缓。与网上银行的发展相似,对网上银行的监管也一直处于摸索阶段,没有形成体系和框架。客观上说,发展网上银行,是我国银行业实现“跳跃式”发展,赶上发达国家银行发展水平的良机。但我国银行是否能跨越这—“数字鸿沟”,实现银行再造,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对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能力的巨大挑战。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监管当局,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采取措施,设计框架,对网上银行实施适度监管。
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 理论综述 演进
一、金融监管的内涵与范畴
金融监管即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复合。它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金融监督管理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总称。金融监管的对象是一个国家(地区)的金融体系，而金融监管当局是金融监管的主体。金融监管主体是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是运用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力去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特殊机构。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就构成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含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
二、传统金融监管理论
传统金融监管理论包括用来解释社会管制的三类监管理论体系：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共利益论、以Stigler(1971)，posner(1974)为代表的监管经济理论及Kane(1981)的监管辩证理论。
1、公共利益论
公共利益论又被称为市场调节失败论，该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出现的，是最早用于解释政府监管合理性的监管理论。公共利益论奠定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同样存在着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监管目的是促进市场竞争、防止市场失灵，追求全社会福利最大化。
一般认为，金融部门的垄断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了金融业的服务质量和有效产出，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应该通过监管消除垄断(meltzer，1967)。当外部效应存在时，自由竞争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分配。此时，倾向于通过政府监管来消除外部效应问题。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金融安全网等一系列监管措施来减少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同时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存在，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信用过程中授信主体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存款人与银行、及银行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金融市场中的信贷配给及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stiglitz，weiss，1981)，造成金融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就越严重，市场失灵也越明显(蒋海，2002)。正因为以上几方面的缺陷，因此有必要对金融中介机构进行监管，并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公共产品，消除外部性和垄断，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与安全。
公共利益论认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过程的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的制度安排。但它们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一是它们都天真地假定监管者的目标是社会利益最大化，并认为它们有能力实施各种监管政策；二是它们都只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理论产物，只能为大萧条时期改革所实施的大部分管制措施提供理论基础，并不足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监管的模式和结构；三是在政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社会利益。
2、监管经济论
该理论侧重研究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当局问的关系。经济监管理论由stigler(1971)提出，后经posner(1974)和peltzman(1976)的补充，该理论趋于完善。该理论认为，政府的管治并不是为了保护全体公民或者人数众多的社会集团利益而制定的。政府之所以进行金融监管，其直接目标不是公共利益理论所称的要控制市场失灵、控制资金价格、防止各种金融风险的传染，以及为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和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效率等，而是为了某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由stigler，posner，peltzman，becker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论”或称为“管制俘获说”也认为，政府管制是为了满足产业对管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获)，而管制机构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即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获)。该理论强调指出，管制不仅仅是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政治决策对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认为管制的目标不是为公共利益，而是被俘于特殊利益集团。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者stigler在1971年指出经济管制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谁是管制的受益者或受害者，政府管制采取什么形式和政府管制对资源分配的影响。peltzman提出了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概念，认为政府无法对各种金融管制的产生过程给予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政府由许多的政党和利益集团组成，金融监管是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产物。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是金融监管的需求者，政府作为一个代表(利益集团)则是金融监管和监管制度的供给者。
经济监管理论的发展揭示了金融监管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stigler认为针对市场失灵的金融监管是不现实和理想化的。通过完整的研究得出了受管制产业并不比无管制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价格的结论。但是，该理论过分注重了金融监管主体与监管客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金融体系本身内在的特点，并没有指出为何需要金融监管，也没有提出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进行金融监管，但是却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3、监管辨证论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作为有特定利益目标的监管者来说，它不可能自动退出社会舞台，而是重新为自己寻找管制的新手段，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以加强管制。这样，被监管者又从管制者制定的新的游戏规则里寻找破绽，从而规避管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又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更新的游戏规则。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相互博弈，就这样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把上述思想运用于金融管制领域，美国经济学家Kane(1981，1984，1994)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管制的“辩证法”。他首先做出“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管制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
Kane认为，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得利润而回避政府管制所引起的。政府管制性质上等于隐含的税收，阻碍了金融机构从事已有的盈利性活动和利用管制以外的利润机会，限制了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获利能力；而金融机构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会进行一些创新活动以规避监管当局寻求新的盈利机会。当金融机构的创新出现以后，监管当局可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放松原有的监管政策，或者当创新危及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执行时又进行新的监管，从而形成了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之间的“管制――创新(规避管制)――放松管制或再管制再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
通过对金融监管理论演变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与经济理论的发展、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及其监管实践有着紧密联系。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监管理论的目标正在由安全稳定向追求安全与效率并重转变。从演变的过程来看，金融市场是不完善的，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因而需要政府进行监管，但是试图通过政府的全面监管来纠正市场失灵，既会降低金融监管的效率，又会阻碍金融对经济作用的发挥。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金融监管思维、理念以及措施都应该从原来的计划经济方式向市场经济方式调整，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规范市场行为主体及其监管者的行为，逐步恢复市场约束力，同时必须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合理的金融企业治理机制等基础制度，以便在我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保持金融监管目标的安全稳定与高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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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5
一、监管目标及其主旨:理论的辨析
现代经济学对银行监管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应达到的目标的解释,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银行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运行过程中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为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做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分析的逻辑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视角:一是基于银行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外部性效应,认为银行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等特殊商品外,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对整个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银行业是高风险聚集的行业,同时银行风险会引起系统风险,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破坏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外部监管来限制银行倒闭的不利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另一种视角则是基于银行合约参与者——存款人的微观视角,主要着眼于保护一般存款人及金融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Kareken,1986)。认为在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为保证作为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对于银行而言,为避免银行经营者在使用存款人的资金发放贷款时过于冒险、损害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因此,银行监管对中小存款者而言具有公共品性质,供给严重不足,需要政府承担这一公共品的供给。
作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关注视角,尽管在最终监管要求和监管内容等方面是基本统一的,两者异曲同工,都要求被监管行尽可能稳健经营,避免其过度涉险,进而保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常常可以获得对维护系统稳定有用的信息,而以维护系统稳定为目标的监管,也照样可以甚至必须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王君,2001)。然而,基于两种不同的目标和关注视角,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冲突,如基于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考虑,在银行业出现一定问题时,出于担心整个市场崩溃的角度考虑,监管者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从存款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显然具有一定的“欺诈”之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充分知情权,不利于其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为了避免目标冲突,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主张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wallman,1977;taylor,1995;Goodhart,1998)。但在具体方案的设计方面,理论界仍未达成共识。较为普遍的一种模糊分类方案认为,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的不同,对维护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特征明显,并且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因而应当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而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消费者保护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由相应的专业监管机构负责。但在这一框架下,对于某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常常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目标,只能有所侧重。如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只以维护系统稳定为重点,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顾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对证券业的监管,则主要顾及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为避免这种主次的冲突,泰勒(taylor,1995)提出了一种“双峰”论(twinpeaks)的观点,认为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设置两个相应的监管机构。两者的监管对象都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只是前者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后者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商业营运监察”性的行为监管,以防止其出现欺诈或机会主义行为,保护知情较少者(中小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应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对象,而负责稳定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应以支付系统为对象。
二、银行业监管目标体系的确定:中国的选择
监管目标的确定与划分,既应当遵循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的体制安排、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环境等国情实际,从既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长远发展的战略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平稳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具体设计、安排。
从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来看,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央银行除了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而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就把保护广大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利益能得到切实保证。
从理论上讲,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一方面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有限责任制而导致的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另一方面可能的损害基本与一般企业类似,商业银行可能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产出,侵犯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银监会“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监管目标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于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各项经营业务的检查和监控等各项审慎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它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垄断定价的损害,促进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稳健经营,加强内控制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消费者得到诚实、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消费者行为之间也具有相互模仿和影响的外部效应,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因此,出于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考虑,监管者还应当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增加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同时,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金融机构要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监管者要对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作出判断,并纠正消费者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法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6
关键词监管中央银行银监会
1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离的原因
1.1从理论上分析
（1）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结合在一起可能造成目标冲突。例如，作为银行出现问题时的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可能为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从而威胁到货币的稳定。利率领域内也可能存在这种冲突。基本利率的下调表面看上去有助于银行体系降低筹集资金的资本，而宏观经济中潜在的通胀压力又要求利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准。最后，外部货币稳定的要求可以提供另一种发生冲突的情形：大幅升息被用来保护一国货币的汇率，但它反过来又会对银行盈利产生负面影响。从理论上讲，这些冲突的存在是由于货币政策具有反周期效应，而银行监管政策具有顺周期效应。因此，当银行处于利润较低而负债水平较高的衰退时期，银行观察偿债比率变得更加困难。
（2）市场的约束作用。追求银行经营的稳健是银行股东和经理们的第一位的职责要求。基于市场处罚的公司管理准则完全适用于银行，银行内部控制是避免困境和银行倒闭的最佳方法。银行监管当局的主要职责就是“站在银行自身的角度监管其内部控制”，从而确保其措施是有效的并正确执行。银行监管当局的另一个职责是防止产生系统风险，这种风险是与银行间的相互依赖相联系的，并被旨在管理单个银行风险的内部控制体系所忽略。因此，监管当局的独立性是消除道德风险的主要手段，而道德风险的存在将大大降低监管的信誉和效率。如果监管当局不是独立的，银行相信中央银行将在它们出现困难时给予援助，银行就不会有动力去遵守审慎原则和市场约束。
（3）中央银行的声望损失。中央银行从自身利益的角度看，中央银行负责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为达到此目的，它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和可信性。而对于银行业（或金融业）的监管，则是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因为道德风险的存在，工作做得好亦不能大肆宣传而表功，出了问题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在社会公众面前一定是责无旁贷、无可推脱而且不能分辨。这对于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可信度甚至独立性都是一种损害，中央银行必须为此付声望成本。
1.2从实际情况分析
（1）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来看，货币稳定与银行系统紧密相连，而且这种联系是双向作用的。银行系统能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没有良好的“最后贷款人”便利，会扰乱支付系统的正常运转；通过抛售资产会使流动性不足变得资不抵债；信贷或利率控制，会迫使银行过多地持有不产生利润的准备金；限制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导致终结功能的丧失，减少银行的客户基础和盈利水平。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银行体系能够根据政策意图扩张或收缩资产负债总量，同时对中介活动和存款者的信心又不产生消极影响。无论货币政策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不稳健的银行体系会影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效果，影响货币当局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因此运行不良的银行体系会消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存在冲突是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为前提的。我国实际情况是：人民银行无论从目标独立性,还是从政治独立的角度分析，它只是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和部分的修订者，而不是决策者，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还比较差。
（3）更重要的是，当前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只有经济增长才有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当一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法达到这一目标时，政府就有可能动用一些其他的手段实现经济的增长，比如牺牲银行部门利益，通过超常规的贷款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时就要求履行监管职能的机构松动监管标准、促进信用的增长、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我国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是“本质”的一种合作，这样的合作就表现为监管的方针和措施直接围绕货币政策来制定，二者关系中货币政策更为根本。
1.3得出的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剥离出来，并不是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两者之间的合作超过冲突。可能的政策意图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一个标志是中央银行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不受政府政策的干预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职能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府行政权力，一般由政府当局授予。金融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的剥离，有助于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单一性，将为人民银行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摆脱政府当局的行政干预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二是为未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做好准备。一方面中国面临着现实的金融混业经营压力。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大都分实行混业经营，这将对国内的还固守的“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造成极大的挑战。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的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将允许它们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向混业经营过渡。另一方面，在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分业监管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各监管机构的相互制约、管理口径的不一影响了监管的效率；监管机构重叠，职能的交叉造成了管理资源的浪费。因此，各国由加强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向统一监管过渡。
2中央银行与银监会：金融监管中明确而有限的分工
从广义上来看，金融监管可以分为防御性监管和保护性监管。目前，银监会主要负责制定有关银行业监管的规章制度和办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审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管，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审查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负责编制全国银行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银监会的这些职能，都是属于预防性监管的范畴，主要是为了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经营，降低金融风险而采取的事先监管。
目前对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在金融监管分工上的规定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目前的分工规定没有上升到法律效力的层面上来，银监会实施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尚不具备。第二，对银监会监管内容的规定与国际通行的做法不相一致。第三，没有对诸如外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现金管理、存贷款利率监管做出清晰的界定，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和某些方面监管失控。考虑到目前银监会的实际动作状况和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威望,对这些事务的监管可以由中央银行代为执行，在恰当的时候移交给银监会。
3中央银行要与银监会在银行监管中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
3.1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一般认为，分设体制下央行履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担当最后贷款人，不必再直接介入各银行机构的监管。但问题在于，央行将因此不再能通过监管主动获得关于各银行稳健状况以及整个银行体系状况的一手信息，却还必须决定是否提供必要的救助。这样，在紧急情况下，央行为维护金融稳定如何能作出正确决定？因此有必要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让银监会与央行进行直接而全面的信息交流。
从本质上说，央行需要的不是监管权本身，而是行使监管权能获得的信息。在现实中，往往还存在导致信息共享机制不充分的原因：首先，行政权分享与协调过程中的摩擦可能会成为信息充分交流的障碍。其次，问题可能不在于银行监管机构是否愿意向央行充分提供信息，而是独立监管机构自身的重要法定职责———客户保护以及其侧重于执法的专业特征，决定了其需要获取的信息偏重于银行是否合规方面，而央行关注的重点是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侧重于宏观问题的信息，银监会获取的信息可能无法真正满足央行的需要。
3.2建立和完善“一行一会”和“一行三会”框架下的协调机制
首先，银行监管不可能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那样真正独立于央行。因为央行是基础货币和最后贷款的唯一提供者，必须对支付清算系统、货币市场和货币总量给予直接的控制和监督，而银行体系发生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方面产生影响，所以银行监管机构和央行的工作必然会密切相关。在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内部分离后，以前央行内部的利益冲突就转化为公共层面的政策冲突。在央行与银监会之间建立协调机制有助于使公共层面的政策冲突成本小于央行内部的利益冲突成本。其次，健全以中央银行为总牵头机构，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方参与的“一行三会”的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各监管机构要及时沟通有关从事综合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风险状况，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共同寻求解决措施。
3.3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我国目前仍面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艰巨任务，银监会设立后，尽快落实人民银行和三大监管机构的正式协调与合作机制，并尽量减少体制转换成本，已成为重要的课题。同时，我们还需认识到，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不仅仅是在经济过渡阶段由缺乏经验引起的，即使在成熟的制度中，金融市场也存在不稳定的倾向。所以，维护金融稳定不仅是危机情形下央行化解风险的临时职责，而且还是一项持续的职责。
3.4银监会应注重央行的宏观政策分析
我们一般将银监会的的监管与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相联系。它的目标在于控制银行机构的具体风险，对存款人提供保护。但是，它也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宏观层面，目标是控制系统风险，为降低金融动荡给经济运行带来的成本，也包括减低政府决策形成的道德风险成本，所以近年来对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负有主要责任的银监会应当注重负责控制系统风险的央行的宏观分析，将宏观预期因素融入日常监管之中。
参考文献
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7
关键词：仓储增值服务金融仓运作模式
引言
随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如何增加基础物流活动中的高附加值成为许多企业所关心的问题。一般的基础物流活动包括仓储和运输，从目前的仓储物流企业看，大多数仓储业务依旧是提供简单的货物堆存服务。仓库功能单一，盈利模式单一，投资回报率低。当前实践表明，单一的仓储型物流企业是一种低端的、低利润的服务行业，发展前景堪忧。转型创新业务、寻求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是仓储型物流企业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仓储型物流企业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发展，这就需要其突破传统功能的局限性，为客户提供多种多样的增值服务。基于此，本文结合金融物流的创新，探究仓储物流企业开展金融仓服务的切入点和运作模式。
金融仓储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仓储的相关理论研究甚少，就目前可查询到的6篇研究文献看，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金融仓储的概念及业务种类”等方面。如孙颖、唐春宇认为金融仓储是指专业服务于金融业，为银行信贷提供第三方动产抵质押管理的专业仓储服务（孙颖、唐春宇，2010）。陶永诚（2010）认为金融仓储是指为金融机构相关业务提供第三方动产抵质押管理的专业仓储服务活动。对于金融仓储的具体业务种类，姚星恒（2010）、黄宁（2010）认为金融仓储的核心业务即动产监管和仓单质押。郭延安（2010）认为金融仓储业务模式可以归纳为：仓单质押监管模式、动产监管模式、授信融资监管模式和垫付货款模式四种。吴金旺（2010）认为金融仓储是创新的产物，它为银行提供动产抵质押品的仓储保管、监管、咨询等服务，银行行使抵质押物的占有权，使银行贷款更安全、企业融资更方便。陶永诚（2010）认为金融仓储的具体业务有：一是动产抵质押存放、保管与价值评估；二是动产抵质押价值标准设计；三是动产抵质押品价值动态监控与风险提示；四是受银行及借款企业委托，开展动产抵质押品变现操作，或辅助提供动产抵质押品变现信息和操作建议。学者们普遍认为金融仓储业务是指为金融机构提供仓储方面的技术支持，以保证相关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本文认为典型的金融仓储业务不仅有物流活动中的融资，还应包括动产质押中货物的评估与监管、仓单质押中仓单的开具等。本文旨在讨论金融仓建立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金融仓的的运营主体、切入点和运营模式。
金融仓理论基础与内涵
（一）金融的核心是等价物的融会贯通
随着交换的发展，价值形式演变成了货币形式，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体现，其本质是替代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传统的金融机构，其最基本的业务是将社会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吸收公众存款），然后出借给急需资金的人（发放贷款），是货币资金供需双方的中介人，其宗旨是促进货币资金的融通。正如陈志武教授所说“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而由价值理论可知货币只是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形式，代表的是商品的价值。所以从本质上来说，金融意指商品价值的融会贯通，或者是可以代替商品价值的等价物的融会贯通。
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活动被纳入到金融范畴之中，而不再仅局限于货币交易。例如在国际贸易远洋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海运提单，虽然它不是货币，但同样具有金融属性。海运提单是代表在途货物价值的等价物，转让提单便转让了货物的所有权。正因如此，海运提单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流通，发生价值的交换。
（二）仓储是供应链物流整合的基础
供应链物流管理的本质是整合，在货物流通过程中，有效整合其移动、储存等物流作业以及叠加在其上的商流、资金流，可以使供应链物流的价值最大化。位于供应链中的企业，通过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控制，组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这其中仓储是功能网链的基础（亦或是载体）。通过供应链的整合，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仓储产生新的金融属性。仓储型物流
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协助下，可以有效地组织和调剂供应链中货币资金的流动，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保险等服务，为供应链物流的运营提供有效的资金占用转移，实现新的价值交换和流通。这种商流、物流、资金流的有机结合，使供应链中的不同企业获得了高附加值。
（三）金融仓的内涵
金融仓是具有金融功能的仓库，是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仓储型物流企业。这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仓储物流企业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关的服务，成为某项金融活动的一部分，以保障融资、结算和监管业务的顺利开展；二是仓库自身开具的仓单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扭转。正如海运提单是在途货物的等价物一样，仓单也是仓库中货物的等价物，《合同法》规定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物权法》则明确定义仓单为一种有价证券，从而在法律上认可了仓单的流通性。
金融仓运作模式分析
（一）仓储物流企业开展金融物流服务的条件
我国物流企业的发展环境日趋严峻，行业间竞争加剧，单一的仓储业务已经难以支撑仓储物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物流服务形态由基础向整合、由粗放向精益的趋势已经成为必然。文章认为传统的仓储企业在开展金融仓服务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经金融机构认可的用于存放质押货物的仓库；对货物具有所有权或占有权；有采购执行或分销执行等形式贸易业务支持，或者有某种商品的权（该商品必须是便于流通，具备透明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或强大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可能面临资金链将断，或资金周转不济的企业，其对资金有需求的渴望；合适的质押物选择，质押物应合法，有较好的流通性和变现能力；仓储物流企业有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和有一定操作经验的业务人员，科学的业务实施流程体系以及严密的合同、业务等管理制度。
（二）仓单增值服务
仓单增值服务是指仓储物流企业接收到货物并检验合格后，为货物所有人开具代表货物价值的仓单，此仓单能够在特定的市场上进行流通或者作为银行进行仓单质押贷款发放的凭证。
1.期货交割库中的金融仓服务。期货交割库中的金融仓服务是利用仓库开具仓单并能够在期货市场上流通交易而获利的一种业务（见图1）。例如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铜的指定交割库有上海国储天威仓储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这些仓储物流企业开具的仓单被称为标准仓单，不仅能够在交易所进行流转交易，还可以在交易所之外的市场上进行融资。交割仓库这一项增值业务可以为仓储物流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还是以铜交割仓库为例，来自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数据显示，铜交割仓库除收取0.40元/吨*天的仓储租金外，还会收取进库费、出库费、过户费、分检费等一系列其他费用，如表1所示。
2.电子现货交收仓库的金融仓业务。电子现货交收仓库的金融仓业务是指仓库开具的仓单能够在电子现货市场上进行流通交易。电子现货市场是以现货仓单为交易对象，通过计算机网络在相应的电子平台上进行集中竞价买卖，统一撮合成交，统一结算付款。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该交易所上市品种包括原油、pta、聚酯切片等20多种，每种商品都有若干个交收仓库。如pta指定交收仓库包括国家物资储备局浙江八三七处、杭州临港物流有限公司等五家交收仓库或交收点。由交收仓库开具并经交易所确认过的仓单——《存货凭证》便可在交易所进行流通转让，实现货物价值的转移。另外，《存货凭证》还可作为凭证向交易所合作的银行申请质押贷款，如“民生银行—渤海商品交易所存货凭证质押融资”产品、“渤海商品中间仓交易商融资”产品等。电子现货交收仓库金融仓业务流程与期货交割仓库金融仓业务流程类似。
（三）动产质押监管服务
动产质押监管服务是指银行在开展物流金融业务之时，需要仓储物流企业对债务人提供的质押物进行监管，以保证货物的安全。在这种模式下，金融仓主要为银行的物流金融业务提供技术支持，以保障物流金融整个业务的完成。仓储物流企业需要保证货物不出现物理上的损失以及丢失被盗情况的发生，否则将会担负起质押物的赔偿责任。按照是否允许质押物中途替换的不同，又可分为静态质押监管和动态质押监管。前者是指在质押期限内，不允许债务人对货物进行替换，直到债务人归还借款。后者是指允许债务人在质押期
限内对质押的动产进行替换，只需保证质押物的总价值维持在额定水平之上。对于动态质押监管业务来说，仓储物流企业不仅需要完善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还需要一定的动产评估能力，以保证对动产价值进行准确的核定，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此类金融仓的业务流程如图2所示。
动产质押监管费已成为一种新的盈利模式，目前监管方主要实行定额费用收取办法，如与工行合作的监管费每笔最低不少于5万元，与中行合作的中远物流每年则不低于20万元。
除上述金融仓服务模式外，还有统一授信模式下的金融仓服务、采购、分销执行的金融仓服务等。仓储物流企业应选择合适的服务种类，增强风险意识，加强信用管理，由内而外，由小及大地做好仓储金融服务转型，以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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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2
在我国，受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备的影响，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是由《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金融违法处理办法》、《贷款公司组建审批指引》、《农村资金互助社组建审批指引》等各零散法规或规章构成，形成了在具体个案中，只要有与金融监管相关的规定，那么就是金融监管立法的大一统格局。这些规定，既零散又笼统，既庞杂又单一，既滞后于金融行业的衍生发展，又缺乏实际的效用。譬如：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中起到基础作用的我国的《破产法》，由于金融机构本身不同于企业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农村金融组织有类似于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的特殊性，再加上国家推行的一系列富农扶贫政策，使得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常带有行政干预的色彩，削弱法律权威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村金融行业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法律层面，要从监管理念、风险防控等方面完善体系建设。另外，由于具有信息、交易成本、担保等方面优势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形式在农村的发展壮大，如何把控其法律地位，监督其行为，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监管中，不可或缺的议题。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法律对社会活动的监督管制分两种形式进行：第一、是控制准入，即未达到法定最低要求则不赋予法律上的认可或资格，在未获得相应法律资格的情形下进行的行为，那么就是自始无效，当然违法。第二、是控制行为，即超出了法律的射程范围或法律预期，则构成违法并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本文选从控制准入与控制行为两个角度，拟从三方面对农村金融法律监督展开论述：第一、阐述我国农村金融业的现状。第二、分析我国农村金融行业监管的现有形式及存在问题。第三、对完善农村金融监督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一、我国农村金融行业的现状
农村金融，不同与城市金融，由于其特有的贫困，农民对金融需求的层级性，以及落后发展的经济，其金融业态的特点除了农民对资金需求的零碎和对资金数额需求的少，还突显于以下两个弊端：第一、农村资金的流失和信贷供给短缺。譬如农村邮政储蓄、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味血统纯正”的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受到商业化与利益最大化的影响，通常把从农民手中吸纳的存款，并且一般以中长期的定期存款为主，进行城市投资贷款项目，诱发了农民“贷款难”和“难贷款”的现象，使得农村借贷现金受阻，资金不能回流，抑制了传统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同时，城市的商业银行，受到央行利率调整，风险控制、逐利性等影响，又纷纷从农村撤走其分支机构，也造成了农村信贷供给的短缺。第二、随着正规金融机构的作用在农村的弱化，非正规金融在农村也应运而生，比如私人银行、典当行、民间集资与合会。在我国，学者把非正规金融定义为：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或称为：非法定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由于此金融活动伴有一定的地域性，借贷双方一般都是一个村镇或相邻村镇的，因此相互间都彼此熟悉，避免了繁琐正规借贷程序的信息核对与审批等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其又能绕过政府关于金融机构借贷最低交易额的规定，且机构本身小巧灵活，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或根本无交易成本。因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有广大的发展根基、市场、与发展前景。但是，这种规避法律的做法、不免存在许多的缺陷，又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如果一味的加以取缔、查处，非但不能弥补农村资金融通的空缺，还有可能与正规金融机构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一道，抑制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据此，就形成了在农村，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不到款”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不能贷款”的怪象。
虽然，一方面2006年底，银监会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按照：“低门槛、严监管原则”引导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传统的金融业态，应该参照国有银行一样，减少竞争，给予其一定的政策优惠，甚至由央行或地方财政来弥补其亏损，以减少其风险承担的后顾之忧，借此来保障农村的借贷资金融通。同时，加大金融监管，对于抽取农村存款进行城市投资的予以处罚。另外，对于非正规的金融业态，除了加大立法完善与规范以外，引入竞争机制，进行积极引导，使得其合理准入。
二、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制现状
综上文所述，我国农村金融分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个构成，同时法律的监督管理作用，又分别从市场准入与行为控制两个层面进行。因此，本部分就从正规金融的法律监管与非正规金融的法律监管，两方面四小点，分析下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风险；防范
农村金融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活动中客观存在的货币资金损失的不确定性。其中不确定性是农村金融系统的内在属性，无法将其完全消除，它与市场经济系统的运行密切相关，对农村稀缺资源在竞争目标中的配置有着重要影响。农村金融风险是与农村金融的经营行为相伴而行的，农村金融一旦出现较大的经营风险，如出现较大范围存款挤兑，就会迅速酿成金融风波，其结果将会使农村金融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陷于瘫痪。
一、农村金融风险的组成
农村金融体系面对和承受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我们将农村金融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由特定时期的经济和金融系统自身内在因素所决定和影响的金融风险。非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由系统外生的，常常因为金融活动中的一些突发性的因素或金融机构自身经营与管理不当所形成的金融风险。
1.1系统性风险
(1)缺乏稳定的农村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状况对金融具有决定作用。我国的农村经济普遍面临经济基础薄弱，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农业经济的风险可以直接或间接转嫁到农村金融而造成农村金融风险。负债经营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机构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2)滞后的制度和法规建设
制度和相应法规建设滞后以及缺乏稳定性，必然构成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障碍和风险。首先，我国宏观经济体制处于转轨阶段，许多相关的制度法规未能完善，增大了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
1.2非系统性风险
(1)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水平很低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目前的资本金水平十分低下，特别是农村信用社资本金严重不足，已经暴露出非常严重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信用社在不规范的经营活动过程中，由于严重亏损，资本金已基本耗尽，一些合作社已经连续八年所有者权益出现负数。
(2)缺乏科学的资产与负债管理
科学的资产与负债管理是在充分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效益。我国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负债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普遍较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能力尤为不足。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不但从总体上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而且在农村金融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就对农村金融机构目前的经营效果有重要影响的资产业务来看，也存在着许多隐患，积聚金融风险。
(3)缺乏科学的监管体系和内控制度
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建立科学的监管体系和内控制度。一般说来，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既要建立科学的内部监管体系，又要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内部监管是基础，外部监管是必要条件。
二、农村金融风险与一般金融风险的区别分析
农村金融风险除具有金融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它自身的特点，这里简要地进行我国农村金融风险与一般金融风险的区别分析。
(1)较之一般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较高
转轨期农村金融机构还未成为真正的金融企业，不仅要承受计划经济体制风险、市场经济体制风险，更重要的还得承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摩擦的风险。从宏观上看，农村金融机构既是政府管理农村经济的中介，又是经营金融业务的企业；从微观上看，农村金融机构内部缺乏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其内部实行三级管理一级经营，利益信息扭曲，责任信息淡漠。
(2)较之一般金融风险，农村金融资产盈利性较差，农村金融风险与收益逆向变动
由于农村金融资产结构单一，不良资产比例较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普遍存在困难。利率水平不断下降，较之一般金融机构风险，资本充足率不足，资产盈利性较差，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性，因此农村金融的高资本投入和低资本回报就会造成与一般金融理论相矛盾的一面，即风险与收益的逆向变动。
(3)较之一般金融风险，农村金融的风险积累较深，致使损失的后果和影响相对较严重
金融的理论与实践都表明，风险损失发生后，必须及时弥补，否则风险损失会在金融机构内部不断积累。当损失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倒闭破产或被兼并。因此，有效地控制风险损失的积累是金融机构运行的内在要求。
(4)较之一般金融风险，农村金融风险具有更具有隐蔽性，风险暴露又表现的相对孤立
金融机构经营信息的披露和支付危机是金融风险暴露的两条主要途径。但是，由于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金融机构经营的透明度普遍较差，农村金融机构也不例外。当风险形成以后，连监管当局都无法及时获取准确、真实的信息，社会公众对此更是一无所知。
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监管;法律分析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和城乡二元分化经济结构的长期制约，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决定了现阶段农村金融经营成本高、风险大、收益率低，由此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低下、亏损严重、资本严重不足、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使得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瓶颈和“短板”。农村金融的监管无论在理念、对象、内容和手段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整体金融或者商业金融的特殊性。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有效竞争不充分，农村金融机构功能错位，农村资金回流，农民融资困难等问题要求建立具有多元化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有效竞争，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宽松的准入政策、过于复杂的农村金融局面以及难以对农村、农业经济提供有效金融支持的缺陷均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稳定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
一、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法理基础
格莱珉银行创立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金融权利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也是一种人权，也是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法哲学研究中的人权理论将其划分为应有的人权、法律上的人权和现实中的人权三个层次，农民的金融权益便属于应有人权的范畴，不仅可以从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角度得以证成，而且可以通过对其在现实中的享有和实现来评价和检验一国金融法律的质量和状况。首先，包括金融融资、获得农业保险、参与并实现合作金融等各项权利的农民金融权益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正式的确认和肯定;其次，无论进行融资、获得农业保险抑或参与合作金融，都需要在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中得到保障和制度支持;最后，对农民金融权益的关注和保护，决定着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目标和基本理念的转化。因此，可以说，从法学的层面上，运用权利理论对农民的金融权益状况、原因和保护进行权利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寻求法律的保障，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核心。
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
1.我国农村金融监管资源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现有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具有诸多方面的缺陷。具体到农村金融体系，目前主要的监管机构为银监会，而且地方银监分局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属地监管机构。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具有机构小链条长的特点，绝大多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都设在县(市)及乡(镇)和行政村，在其辖区内只设有监管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并不具有独立的监管主体资格，而且一般仅有3—5人的监管人员，应对辖区内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已是困难，再加上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以及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参与，监管资源更是难以为继。
2.监管体系混乱，非正规农村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1)传统商业性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受银监会监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也由银监会监管，但其在资产规模、市场定位、资金运作、员工构成、贷款审批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均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重大差别，难以根据一元化的监管体系进行简单处理;(2)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比照《商业银行法》执行，监管责任由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共同担当，其效力通过县联社—省联社的模式由联社体制来贯彻，但公司治理改革未能完成，省联社的行政管理和基层社的公司治理之间冲突加剧;(3)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无需接受银监会的审慎监管，由省政府指定省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试点，实际情况是，由省金融办把试点的权限再次下放到县政府，负责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督管理的则为当地工商局;(4)合会、私人钱庄等非正式金融形式缺乏相应的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总体存在较大风险。
3.金融改革以及监管方式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手段，忽视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性培育。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轨迹即可说明这一问题，而我国农信社的改革过程仍然忽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力量，未能给农民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和改革保留必要的制度空间，而是采取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出台一揽子改革方案，然后由各地去执行的方式，使得农信社的合作金融机制完全未能体现农民的自主参与意愿。
4.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应由三个系统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被监督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与社会监督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监管体系除前述已经论及的外部监管系统缺陷外，其内部治理、控制和行业自律等监督体系均存在缺失。
三、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借鉴
构建完备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良性运作、农村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很多具有发达农村金融体系的国家均具有完善和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
1.美国以农业部为政府监管主体，辅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内部治理结构控制以及农业保险的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农业保险体系组成。其中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均隶属于美国农业部管辖。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则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专门设立了比较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包括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这四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各自独立、职能各异。在美国，各种信用社协会或合作金融多达几十个，这些行业协会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行为规范，进行自律管理。美国联邦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存款统一实行强制保险，具体业务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经营的储蓄协会保险基金承担，并承担对投保金融组织的监督。
2.法国“半官半民”体制模式。法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是从下而上逐步形成的，相对较为稳定。法国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主要由国家农业信贷银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信贷合作社三级构成。其中地方信贷合作社是基层组织，直接由个人成员和集体成员入股组成，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则由地方农业信贷合作社组成，同时以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农业信贷银行作为合作金融的中央机构，对合作金融的运作提供最后的保证。1945年，省级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组成了全国农业信贷联合会，作为省级农业信贷银行在国家一级的代表，参与决定农业信贷政策。除此之外，法国的农业保险体制也相当发达，并与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相对应地设置了三个层面的农业互助保险机构。
3.日本“相互配合型”的协调机制。在日本，对农村金融实施双重监管:一是政府金融监管厅，对各种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以实现整体风险调控;二是全国和地方农林水产部门配合金融监管厅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包括农林水产省下设金融科对农林中央金库的监管，农林水产省在六个大区设置农政局对辖区内县信联的监管，以及都、道、府、县农政部对辖区内农协合作金融部的监管。另外，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日本还设立了农村信用保险制度、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政府和信用合作组织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和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等制度措施。
四、完善现行农村金融监管法律的构想
1.针对农村金融的特质，建立不同于城市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实践，总是将农村金融机构当作一般的金融机构看待，仅仅要求投入金融资源，没有足够认识到农业作为产业的独特性和由此产生的城市和农村金融之间的显著差别。实际上，农村金融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其本质主要是贴近农民，而不是贴近金融机构。作为城市金融监管首要主体的银监会，在农村金融监管中具有监管资源不足，难以贴近农村、不了解农村金融现实需求，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农村政策之间不具有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极易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局面。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经验，我们应当以农业部为主导，同时厘清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设置目标和宗旨，在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农业部之间建立顺畅的国家产业政策的表达和执行机制，并通过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导向、补充和支持等作用，构建农村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同时可以在财政部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建立辅助机制。
2.健全完善金融同业公会，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我国于2005年底成立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金融工作委员会，应当引导协会发挥职能作用，建立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和管理办法，完善同业公约及规章，将那些监管部门不宜管，而被监管机构又需要的工作，尽量交由协会负责，实现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与国家监管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3.注重农村金融主体的内部治理和控制，自下而上地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内控制度建设是建立有效监管体制的关键，也是有效监管的基础。农村金融监管中内部治理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基层合作金融组织中自愿入股的成员通过完善的治理结构，形成、表达并且实现自己的意愿，同时，由于基层成员是最为贴近金融需求、了解融资状况的主体，使得对于资金发放、运用以及贷款的回收等事项具有最为直接和灵活实用的监督管理作用。另外，就农村金融本土力量的培育和发展方式而言，应该是把选择权交给农民，通过反复的实践和摸索，自下而上地生成一套成功的借贷模式和本土金融组织形式，更好地挖掘和满足当地不同形式的金融需求。
4.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一是针对农村金融监管进行理性立法，设立可以作为农村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二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机制，将已在农村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纳入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减少非正规金融活动对农村金融监管的消减效应;三是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实现农业保险的支农功能;四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完善农村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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