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风险分析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5:19:04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1

关键词:居民消费居民储蓄金融体系风险实证分析

问题的提出

当今,扩大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国内需求,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成为保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良方。刺激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议题。消费需求历来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分析与研究的重点对象,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外对于消费需求早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凯恩斯(Keynes)的消费函数,系统论述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萧条和大危机。在凯恩斯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消费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Duesenberry)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弗里德曼(Friedmam)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等。Hall(1978)把理性预期学说开创性引入到消费函数理论,对消费增长的不可预见性进行了检验。在行为经济学领域,Kahneman和tversky(1979)创立了著名的前景理论,使对消费者行为的描述更加精确。porter(1990)和Rostow(1990)基于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经济增长五阶段划分,研究指出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国经济发展最终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消费问题渐渐为国内专家学者所重视。从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消费需求的重点在于影响消费需求因素的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和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如何提高消费需求等方面。尹世杰(2002)论述了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从消费的观念、政策、结构、环境方面阐述了如何提高消费率,促进经济增长。范剑平(2003)提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投资主导型向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双拉动型转换。李文星等(2008)实证考察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田青等(2008)利用相关数据分析了消费习惯、收入、购房支出、医疗、教育支出、收入波动及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刘惯超(2010)研究概括了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的高投资挤占消费论、高储蓄挤占消费论、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制约消费论等7种观点。李燕桥和臧旭恒(2011)动态分析了1978-200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动及居民消费增长率变动产生的作用强度均不大。王勇(2012)认为发展消费金融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之一。陈健等(2012)从信贷约束角度探讨了房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机制,经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夏杰长(2012)分析认为仅靠投资与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不可持续,必须扩大消费需求、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洪银兴(2013)认为发展消费经济是解决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问题,尤其需要企业的创新,引导和创造消费者,推动消费方式的多样化,消费状态的扩展,消费模式的调整。

梳理和回顾国内外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对消费需求问题的研究硕果颇丰,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呼吁增加居民消费的同时,对于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分析在已有文献中鲜有提及,系统性论述和相关成果更是少见。但是,随着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提高,管控金融体系风险对于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就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居民消费、居民储蓄、间接融资规模的实证分析,揭示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关系。其中,运用计量工具进行实证模型数据化研究是本文分析的重点部分。期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述,对当前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当下,控制好金融体系风险,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所参考和帮助。

分析方法介绍及变量数据选取

本文针对所要分析的问题,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选取取自然对数后的居民消费率(LnHCR)、居民储蓄率(LnHDR)和间接融资规模指标(LniFR),结合我国1989-2011年之间的年度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及模型简介

相关性分析方法,通过计算相关系数能精确的反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其程度的大小。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通过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回归分析,以估计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避免了经济学先验理论的束缚,在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常常被使用。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居民消费率(LnHCR)=Ln(居民消费支出/GDp),以LnHCR来衡量居民消费需求的水平,该数值越大表明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居民储蓄率(LnHDR)=Ln(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GDp),以LnHDR来衡量居民储蓄的状况,其数值越大则居民储蓄水平越高。

间接融资规模(LniFR)=Ln(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年末金额/GDp),以LniFR作为衡量金融体系风险的指标,LniFR值越大,银行体系积聚的风险越多,金融体系风险也就越大。

本文搜集我国1989-2011年之间的年度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时间跨度共计23年,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由于统计指标呈指数化变化,本文对选取的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起到压缩数据、消除异方差等作用,但并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

实证检验与分析

鉴于对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实证分析需要,本文利用eviews7.2软件,对LnHCR和LnHDR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对LniFR和LnHDR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建立VaR模型判定其平稳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

(一)居民消费率(LnHCR)和居民储蓄率(LnHDR)相关性分析

为了实证分析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是否存在消费-储蓄的收入支配模式,对LnHCR和LnHDR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LnHCR与LnHDR的相关系数为-0.745633,可以判定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消费-储蓄的居民收入支配模式确实存在。居民储蓄率提高说明居民消费率降低了,居民储蓄率下降则说明居民消费率升高了。

(二)间接融资规模(LniFR)和居民储蓄率(LnHDR)实证检验与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由于序列LniFR、LnHDR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防止虚假回归等问题的出现,首先需要检验其平稳性,再进行VaR建模及后续相关的检验和分析。本文选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来检验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显示,序列LniFR、LnHDR的aDF值均小于相应的5%临界值,即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间接融资规模(LniFR)、居民储蓄率(LnHDR)都是平稳序列。

2.建立VaR模型判定其平稳性。经检验LniFR与LnHDR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下面来构造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判定VaR模型平稳性。通过LR、Fpe、aiC、SC和HQ准则选择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3,即建立VaR(3)模型。进一步对VaR(3)模型进行平稳性判定。通过aR根的判断,被估计的VaR(3)模型所有单位根都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可以判定VaR(3)模型是平稳的。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在已经判定VaR(3)模型是稳定的前提下,就可以进一步对VaR(3)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1表明了居民储蓄率(LnHDR)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冲击效应。LniFR在受到LnHDR一个标准差变化的单位正向冲击之后,由开始值为零1年内迅速上升,上升到第2期的最大正效应值(0.025)之后又迅速下降,并在第3期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在第4期达到最大负效应值(-0.01)之后逐步上升,在第5期再次上升为正效应,之后小幅变动,但其值始终是大于零的。这说明居民储蓄率(LnHDR)上升,即居民消费率(LnHCR)下降,总体上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有正向促进作用,从而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居民消费率下降,居民储蓄率提高对间接融资规模扩大保持相对稳定的正向作用,金融体系风险不断积累。

图2表明了间接融资规模(LniFR)对居民储蓄率(LnHDR)的冲击效应。居民储蓄率在受到间接融资规模单位正向冲击之后,前3年由正向效应不断下降并转负,之后持续下降到第5期最大负效应值(-0.032),到第6期保持相对平稳的负值状态,而后开始持续上升,在第9期上升为正值,之后小幅度继续上升。这说明随着金融体系风险积聚,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对居民储蓄率的负面作用较大,但在近期和较长的远期表现出正效应的影响。

方差分解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间接融资规模(LniFR)标准差从100%-87.4%的绝大部分被自身承载。居民储蓄率(LnHDR)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影响力第1年为0,之后从第2期到第10期影响力在10.9%-13.1%之间小幅度波动。这表明间接融资规模在较长时期内受自身影响,并稳定在一定水平,期间受到的居民储蓄率影响是稳定的且相对较小的。进一步反映出金融体系风险在较长时期内受自身影响较大,居民低消费、高储蓄对金融体系风险的加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表4表明,居民储蓄率(LnHDR)标准差被自身承载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由间接融资规模(LniFR)承载的比例不断上升。居民储蓄率受自身影响第1期为82.18%,之后到第3期有微幅上升,随后下降并且到第10期基本稳定在60%以上。居民储蓄率受间接融资规模的影响总体不断上升,由期初的17.82%,到第10期为38.01%。这表明居民储蓄率受间接融资规模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加大,反映了银行体系为了维持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而努力扩大储蓄尤其是积极吸收中长期的定期储蓄,以获得稳定的负债。当然,银行体系的这一行为过程,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升,也不断集聚着风险,给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带来隐患。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了更进一步发现间接融资规模(LniFR)和居民储蓄率(LnHDR)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LniFR和LnHDR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居民储蓄率(LnHDR)是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格兰杰原因;而间接融资规模(LniFR)不是居民储蓄率(LnHDR)的格兰杰原因。即居民储蓄率(LnHDR)是间接融资规模(LniFR)单向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下降,能够促使间接融资规模扩大,也就使银行体系积累风险,金融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暴露。同时,在接受LniFR不是LnHDR的格兰杰原因零假设时,相伴概率为0.1374,这一概率值并不高。其表明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金融体系风险的加剧,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引起居民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探究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高是我国间接融资规模占比很高的重要原因,随着间接融资规模扩大大量风险向银行体系积聚,金融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暴露,这些对于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是不利的。第二,由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现象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强,消费与储蓄此消彼长,消费-储蓄是居民收入支配主要模式。第三,脉冲响应函数表明,一方面居民消费下降、储蓄上升促进了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间接融资规模扩大、金融体系风险积聚,在近期和较长远期能使居民储蓄增加、消费下降。第四,从方差分解来看,金融体系风险加大是居民低消费、高储蓄下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银行体系在追求利润加大吸储力度,维持较大间接融资规模聚集较大金融体系风险的同时,客观上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升。第五,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居民消费、居民储蓄与间接融资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消费水平下降、储蓄水平上升对间接融资规模扩大、金融体系风险增加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对策建议

基于结论,为了在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金融体系风险,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鼓励居民消费的同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鼓励居民消费只是从数量上能降低居民的储蓄水平,而未能改变居民收入的消费-储蓄支配模式。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分散居民消费后闲置资金流向,降低对储蓄依赖,一方面能给居民带来较之单一储蓄更高的收益,满足其合理理财需求;另一方面能从源头上降低居民储蓄率,缓解风险向银行体系过分积聚的现状,合理配置社会资金,分散风险,保持金融体系健康稳定。拓宽居民投资渠道主要是从股票、债券、信托产品等方面入手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在2006年到2007年股票市场处于持续大涨之时居民储蓄水平就明显下降,资本市场十分活跃,直接融资规模增大显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网络金额的发展,开发出适合众多小额闲余资金方便快捷的投资渠道和投资产品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

2.加强对银行体系监管并控制金融体系风险。在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里,监管好银行体系就能有效控制金融体系风险。针对本文研究问题,货币当局一方面要严格监管银行体系信贷规模、信贷结构和信贷方向,在长期中控制间接融资在社会总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优化融资结构,同时在短期内防止金融体系风险的形成和不断积累;另一方面要合理干预银行吸收储蓄行为,积极引导银行理性吸储,真正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加快社会资金流动,合理配置资金资源,而不是银行采用一切手段大量揽储然后大量放贷,挤占居民消费支出,抑制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并且增加社会间接融资规模,积聚金融风险。

3.提高银行体系自身经营能力并保持金融体系稳定。伴随着金融改革加快,银行业改革势在必行,银行体系今后必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严酷的经营环境。民营银行的进入、高利差的结束、资本市场的发展、居民投资渠道的多元化等都对银行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挑战。居民消费潜力的逐渐释放,储蓄水平随之降低也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冲击。银行体系必须提高自身经营能力,从人员素质、产品创新、业务拓展、贷款管理、服务水平等多方面入手全面提高自身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维持银行体系健康状态,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继续发挥银行调节和配置社会资金的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99

2.Kahneman,D.,tversky,a.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J].econometrica,1979,47(2)

3.尹世杰.提高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J].经济学动态,2002(10)

4.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1989-2004[J].经济研究,2008(7)

5.田青,马健,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2008(7)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2

关键词:城镇家庭资产;家庭消费;消费行为:分位数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115-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modigliani提出生命周期理论之后,关于财富对消费的影响更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elliott分析了家庭金融财富、非金融财富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发现非金融财富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Davis和palumbo采用美国宏观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居民总资产若增加1美元,其总消费会随之增加3-5美分,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各不相同。Dynan和maki使用1983-1989年美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持有股票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会跟随股票价格变化而同方向变化。但不持有股票的家庭其消费不受股价影响。Case等分别从美国国家层面和州层面对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住房资产对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大于金融资产。Bostic等将美国的两个微观调查数据库进行匹配,研究了金融资产与住房资产的消费效应,结果表明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044-0.065,而金融资产的消费弹性系数为0.007-0.023,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更大一些,且家庭的耐用品消费与非耐用品消费行为存在差异。Bonis和Silvestrini利用1997-2008年间11个oeCD国家的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居民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比住房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大。Sousa对1980-2007年欧元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较大且显著,而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效应接近于零且不显著。peltonen等使用14个新兴国家的数据对家庭财富与消费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房产财富效应正在不断增加,在股市资本化程度高的国家金融资产财富效应较强,而收入水平或者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房产财富效应更显著。

骆祚炎采用城镇居民1985-2005年的宏观年度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与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认为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大于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但二者的影响效应都较为微弱。魏锋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和对比了我国股票市场以及住房市场的财富效应,发现房地产市场具有扩张的财富效应,而股票市场具有收缩的财富效应。邹红和黄慧丽使用我国城镇家庭1999-2009年季度数据。分析了居民资产对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其财富效应远远大于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田青对我国2001-2009年的居民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二者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家庭资产会对消费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实物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强,居民储蓄和股票资产对当期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乐长根和辜宏强运用2003-2010年季度数据,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对居民股票资产、储蓄资产、住房资产与消费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股市存在微弱的负财富效应,住房市场的正财富效应相对显著,储蓄资产从短期来看具有负财富效应,在长期则有正财富效应。谢垩采用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首次在微观层面上探究了家庭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对于拥有自有住房者而言,房产的消费弹性明显大于金融资产的消费弹性。张大永和曹红使用我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住房资产、金融资产及其他实物资产对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拥有自有住房与否、住房的价值和金融资产规模等因素都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且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大于金融资产。进一步分析认为,无风险金融资产对非耐用品消费产生较大影响,而风险金融资产对耐用品消费影响更大。陈训波和周伟使用2008年的我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不同类型家庭财富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家庭各类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且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房产。家庭人口数量和户主特征等因素也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李涛和陈斌开基于微观家庭数据,区分和比较了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生产性住房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考察了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研究发现,家庭住房资产主要呈现出消费品属性,只存在微弱的“资产效应”而不存在“财富效应”。相反,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具有明显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张屹山等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与金融资产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都不显著,原因是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较低。李波利用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论证了金融风险资产对消费支出的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认为两者存在替代关系,随着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权重提高,资产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资产风险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也随之增加。

上述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国家、不同家庭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各不相同,尤其在我国,利用微观数据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几年才展开,研究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拟利用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inaHouseholdFinanceSurvey,CHFS),研究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以及非住房实物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特别地,本文将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消费影响因素。并将家庭金融资产细分为无风险资产、风险资产和社保账户资产,分别研究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回答家庭特征变量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

二、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CHFS2011年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CHFS是西南财经大学我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全面系统的入户追踪调查,涵盖了全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户家庭,个人信息的样本量为29463人,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及大样本性质。CHFS针对性较强,拥有居民家庭各项金融资产的详细信息,全面客观地反应了当前我国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通过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可比数据进行对比,CHFS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本一致,说明CHFS调查数据的高质量与可信度。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将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的家庭剔除,然后根据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筛选:(1)户主年龄限制在20-65岁,这部分家庭是当前社会主要消费群体,且数据缺失较少。(2)部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仅来源于政府补贴,不具备代表性,因此,将收人最低5%的家庭剔除。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888个。

(二)变量定义

结合CHFS的数据,本文给出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我国城镇家庭关键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从金融资产上看,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为86030.00元,其中风险金融资产为28926.20元,无风险金融资产为57103.80元,即大多数家庭持有的无风险资产远高于风险资产。此外,家庭拥有的社保账户资金不容忽视,达到23220.60元;从实物资产上看,城镇家庭拥有的住房资产价值达632283.00元,远高于其他实物资产的价值;①此外,样本中的家庭规模基本符合我国大多数城镇家庭为三口之家的状况;约有16%的家庭户主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户主中68%为男性,89%已婚。

(二)有房家庭消费支出的分位数模型估计及影响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3)估计家庭资产对有房家庭支出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

第一,家庭金融资产显著影响家庭消费,并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程度逐步下降。金融资产的消费弹性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有房家庭消费明显与家庭金融资产有关,从数量上看,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对财富越敏感,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越小。

第二,住房资产显著影响家庭消费,且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弹性大于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影响程度逐步下降。住房资产对于消费支出的弹性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不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都与其所拥有的住房资产显著正相关,越是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越强烈。与金融资产相比,无论哪一类收人群体,其家庭消费都受住房资产的影响更大。我国城镇有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均值为632283.00元,远高于金融资产均值86030.00元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住房资产的保障作用对消费的影响明显大于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第三,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家庭消费的关键因素,家庭的收入消费弹性随收入增加而减小。所有变量中,消费的收入弹性最大,且都在1%显著水平下为正。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的收入弹性渐次变小,这正如凯恩斯消费理论所述,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第四,非住房类实物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高于预期,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随之增加。非住房类实物资产大致包括汽车、相机、空调或奢侈品等众多耐用品以及字画等艺术品,这类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比我们预期的要大,仅次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并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随之增加。

第五,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受家庭规模的影响大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家庭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五个分位点上均显著为正,其中在Q50分位点的系数最大为0.071,总体呈现倒u型状态。消费支出与家庭成员人数正相关毋庸置疑。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家庭人员增加相的消费支出必然增加。但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家庭成员增加多出的开支对家庭总体消费的影响不大,换言之,’增加一个人的开支占家庭总消费中的比重相对较小: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也许多一个孩子的投资仅限于多了基本的生存性消费,占总体家庭消费的比重也不大。因此,表现出家庭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倒u型状态。

第六,户主学历对最高收入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对其他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差别不大。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学历高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也高,这是由于学历高一般伴随着收入水平高。相应地消费水平也高。但对于特别高收入的家庭来说,其收入水平或者由于创业、机遇和继承等原因,其学历水平已不是主要因素。

第七,中低收入的男性户主家庭消费低于女性户主家庭,高收入家庭的户主性别对家庭消费影响不显著。这是我们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得出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户主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Q10、Q30和Q50分位点均显著为负,在Q70、Q90分位点上则不显著,即男性户主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比女性户主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少16.6%,次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男性户主家庭相对女性户主家庭少消费7.4%和3.9%。

在我国传统中,家庭户主通常为男性,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多为离异和未婚家庭。在高收入家庭,户主性别不影响家庭消费容易理解,但在中低收入家庭中,笔者认为产生前述现象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女性户主如果离异,她很可能需要进入下一段婚姻,在这期间就需要保持一定的“面子”消费,并且不需要为下一段婚姻积累资金。而如果是离异的男性户主,他为了下一段婚姻则更可能需要积累资金,节俭消费。二是女性户主如果再婚。通常她就是家庭住房的拥有者,而她又处于中低收入家庭,很可能意味着她的家庭住房是靠相对有钱的娘家资助的,在有外来经济资助情况下,家庭消费支出可以更高。

第八,正常婚姻状态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家庭影响不显著。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婚姻状态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Q10、Q30和Q50分位点上分别为0.108、0.212和0.136(在Q70和Q90分位点上不显著),也就是说,婚姻状态正常家庭的消费水平要高于离异、未婚家庭,而高收入家庭则不受户主婚姻状态的影响。婚姻状态正常的中低收入家庭一般来说收入来自于夫妻双方,高于离异或未婚家庭,从数据上看,消费增加在10%-20%左右。

(三)无房家庭消费支出的分位数模型估计及影响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3)估计家庭资产对无房家庭支出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

第一,家庭金融资产显著影响家庭消费,高收入无房家庭对金融资产相对更敏感。由估计结果可知,消费支出的金融资产弹性都显著为正,说明无房家庭消费同样与家庭金融资产有关。样本数据显示,有房家庭的平均收入和平均金融资产比无房家庭分别高出23%和50%,也即我国的无房家庭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无房家庭中的高收入家庭最有可能购房。这类家庭必须攒钱购房,所以对财富最敏感。

第二,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无房家庭消费的最重要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相比,无房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最大,且明显高于有房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但无房家庭的消费与收入之间没有呈现明显的由收入引起的变化,甚至高收入家庭的弹性相对较大。这也是因为无房家庭大部分属于相对低收入家庭,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购房和消费,对收入敏感。

第三,非住房类实物资产对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较大。非住房类实物资产对无房家庭消费的影仅次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并未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化成规律性变化。

总体来看,无房家庭与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都受收入、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影响,但影响强度却不同。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更吻合,而无房家庭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各个变量系数没有呈现规律变动。从模型对各变量不同分位点上的系数斜率相等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分位点上的系数(D1除外)都不能拒绝斜率相等的假设,也即各分位点上的系数斜率可以认为没有显著差别。虽然无房家庭的收入有高低之分,但由于普遍收入较低、金融资产较少、又都没有住房资产,因此,无房家庭普遍需要节俭开支、压缩消费、攒钱买房,总体上他们处于同一消费水平,属于同一种消费群体。

(四)无风险金融资产和风险金融资产对有房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模型(4)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对表2和表4相同变量的系数变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将广义金融资产划分为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账户余额后,估计的系数基本不变。趋势则完全没有改变,说明模型是非常稳健的。这里,我们仅分析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账户余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第一,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影响最大,且其弹性系数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渐次减小。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即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家庭无风险资产大致是风险资产的两倍,且低收入家庭无风险资产配置的比重更高,而高收入家庭风险资产的配置比重更高,①上述结论正是消费理论和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决定的,低收入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保障作用更明显。

第二,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性支出的影响微弱,收入越高,家庭消费的风险金融资产弹性越大。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中,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其数量更多、比重更高、种类也更丰富。本文的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最低收入10%的家庭消费对风险金融资产不敏感,最可能的情况是这部分家庭没有或仅有极少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的风险金融资产弹性渐次增大,在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中,其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高,弹性为1.6%。

第三,社保账户余额对消费的影响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减弱。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即使目前不能直接使用,但仍是可以预期的个人财富,对稳定当前消费具有重要作用。而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其家庭收入支付当前消费绰绰有余,社保账户余额不会对当前消费有任何影响。

四、结论及讨论

第一,无论是有房家庭还是无房家庭,家庭财富都是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有房家庭中的低收入者对财富更敏感;无房家庭中的高收入者对财富更敏感。我国家庭拥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比重两倍于风险金融资产,因此,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

第二,对有房家庭而言,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比重随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递减,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比重随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递增。低收入家庭的资产结构中无风险金融资产比重最高,风险金融资产比重最低,风险金融资产的变动对家庭消费没有影响。高收入家庭正好相反,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其家庭消费没有影响。

第三,社保账户资产在家庭财富中占有较大比重,大约占广义家庭金融资产的20%以上,占低收入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更高达25%。虽然这是一笔不能当期使用的资产,但却是中低收入家庭良好的预期保障,因此,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对提高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对有房家庭而言,不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都与其所拥有的住房资产显著正相关,且越是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越强烈。与金融资产相比,无论哪一类收人群体,其家庭消费都受其拥有的住房资产的影响更大。是否拥有住房、是否需要为购房积累资金,这些选择都会影响家庭消费支出。

第五,汽车、相机、空调或奢侈品等非住房实物资产通常具有消耗性,家庭拥有这类资产越多,基于该类资产的支出越多,但这些资产正是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和方向。因此,政府还需不断在政策上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提高其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进而促进全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最终提高社会总需求。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3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业态。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互联网金融。报告指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如今互联网金融席卷而至,一方面互联网自身存在安全问题,另一方面金融业也具有特定的风险问题,如此结合或将风险相互放大,这使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并且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法律风险、业务管理风险和信息技术风险,对整个互联网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构成了极大威胁。为此,本文从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入手,对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措施建议,力求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加大金融风险的防控力度。

一、研究现状

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的金融业务逐渐与互联网结合,出现了互联网金融这个新兴领域。特别是2013年6月阿里巴巴的余额宝推出以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就迎来了一轮新的高潮,随后紧接着出现东方财富网的“活期宝”、数米基金网的“现金宝”等,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当前热门话题,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所谓互联网金融,即以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运行机制。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产生大量的投资机会,目前互联网金融主要有第三方支付、供应链金融、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如余额宝)、p2p网络借贷、和大众筹资五种经营模式。

近年来,我国随着互联网金融市场获得了高速发展,《电子签名法》、《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但是,互联网金融的虚拟化、跨国界经营、高技术装备水平、法律缺位等问题,也使其比传统金融的风险管理具有更大的复杂性,监管难度加大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防范体系乃至经济安全都构成了重大的挑战。因此本项目拟通过对互联网金融的特殊风险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介绍常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控制方法,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提出针对性建议。

目前,国内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偏向理论分析,如吴晓灵在(2013)介绍互联网金融的主流形式时对互联网金融对监管的挑战提出建议,一是要实现市场监管、行为监管和股权管理的分开,二是要扶持行业自律组织;郑重(2012)指出需要从创新与监管、消费者权益与金融机构利益、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国内外监管四个方面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进行控制和协调;潘静(2013)以余额宝为例对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也得理财服务的创新情况进行介绍,从而分析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并提出对其加强风险管理。

二、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风险

在互联网金融里,网络的安全十分重要,一旦互联网发生问题,会导致银行业的损失非常大。如果一个国家的互联网发生问题一个星期以上,金融系统就要崩溃。互联网金融模式的风险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和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既包含了金融风险,又包含了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征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强传播性、影响瞬时性和复杂性,以及互联网金融边界模糊,增加了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本文旨在通过阅读文献,对互联网金融的现状和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互联网金融可能存在的种种风险,依次从系统方面、互联网企业方面、消费者方面及操作和监管方面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并给出预防风险的建议。

(一)互联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依托发达的计算机网络开展,相应的风险控制需由电脑程序和软件系统完成。将金融与互联网绑定在一起,风险问题也变得不可小觑。因此,互联网金融的有效运营离不开安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池的安全性、密钥技术的不完善性、技术的不安全性导致的黑客入侵,计算机病毒感染导致的资料泄露等,都会给互联网金融的有效运营带来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企业所面临的风险

在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中,除了互联网自身不可规避的系统性风险以外,互联网金融企业往往也面临着风险,比如:在客户的资金安全、客户的信息安全和信息系统的安全等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都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和信息管理风险。然而,这些风险当中,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信誉风险,一旦因为种种原因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带来信誉风险时,客户就会对该企业失去信心,产生信任危机,或者该企业提供的服务水平无法达到客户的预期水平时,消费者就会转向别的企业,使互联网金融企业面临客户流失和资金减少的危机。

(三)互联网金融下消费者面临的风险

在互联网金融的模式下,老百姓对互联网金融的界定并不是很清楚,随着炒作的越来越热,和人们理财意识的不断加强,传统的金融服务无法满足消费者差异化服务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涌入互联网金融当中,并且,有的是以一种盲目跟风的态度参与其中。消费者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因此,如何维护消费者的安全也就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重中之重。在网络全面覆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受到威胁,一旦系统遭到黑客或病毒的冲击,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就会泄露。消费者面临的第二个风险是资金的安全,毕竟,互联网金融是一种虚拟的金融,消费者的资金投入其中以后,就会以电子货币的形式存在,其风险,也是自己不可控制的。一旦该金融企业遭遇到风险,消费者的资金安全就会面临威胁。

三、互联网金融防范对策

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效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和消费者群体的扩大,风险形成和传递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风险管理更加复杂。所以,对金融监管来讲,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不是放松。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对创新的鼓励,对互联网促进传统行业升级换代的高度认可。对于蓬勃发展、草根起家的互联网金融来说,这是一次正名,国家正式认可了“互联网金融”的提法以及相关的理论表述。互联网金融已经被提到新的高度,进入全新的发展半径。

(一)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措施

在对移动支付引发的风险问题,应该从整个支付链的整体角度来考虑完善安全防护措施,综合考虑每个参与要素的风险影响因素。目前,商业银行已经采取部分措施来解决客户端环境的复杂风险问题,研制开发面向对公客户和高端客户的定制移动终端,开展对资金安全性要求更高的业务品种。在对业务运营系统的风险防控上,建立专业的团队来挖掘金融业务创新的可能风险,对已暴露的风险问题进行深度分析,从整体系统层面提出整改举措。

(二)互联网金融企业风险防范措施

在管理行业间的关联性风险方面,银行业和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在现有的风险管理模式上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对银行业来说,应该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及其他金融企业的交流合作,形成长效的合作机制。在管理模式上,可以成立独立的风险管理团队,监控微博、大型社区论坛等大众化、快速传播的新媒体舆论,及时发现风险并进行应急处理对金融监管机构来说,应加强分业监管下的联合,并与信息产业管理部门、工商部门进行合作,规范信息行业、电子商务等的相关业务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健康有序发展。

(三)消费者面临的风险防范措施

在消费者信息防护及权益保护方面,一是保护消费者,二是对每一笔交易信息进行充分备份,包括实名制等,这是为了将来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可以提供充分的依据。美英两国的监管机构认为,他们有责任保证在互联网平台上交易的人的身份识别,但是不负责风险的大小。电子商务及互联网企业应该加大对客户信息防泄漏的防护体系建设;银行业应加强对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的防控,在金融创新时把握好便捷性和安全性的平衡,创新出针对不同风险承受群体的金融产品以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监管部门应加强在金融创新方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工作,尽快完善消费者损失索赔的法律规范,以切实减少客户的实际财产损失。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4

【关键词】汽车金融公司个人汽车信贷风险管理Creditmetrics模型

一、引言

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正式批准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以来,我国的汽车信贷规模发展迅速。2001年的全国汽车消费信贷余额为436亿元,截至2008年底,全国各金融机构共发放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583亿元,增长了2.63倍。

汽车消费信贷的出现,实现了消费者支付方式由全款支付向分期付款方式的转变。发达国家健全的汽车消费法律法规、完善的信用体系、多元化的信贷模式、一站式人性化的信贷服务,为汽车消费信贷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和法制环境,为银行和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壮大保驾护航,顺应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步伐。

卖者有货而买者无钱,这是汽车金融业务出现并发展的需求因素;汽车金融公司作为附属于汽车制造企业、为中国境内的汽车购买者及销售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服务公司,可以通过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市场营销网络,与客户进行接触和沟通,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作为发达国家第二大个人金融服务项目的汽车消费信贷,在全世界近1.4万亿美元的汽车销售总额中,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汽车金融公司的汽车消费信贷成为了汽车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

二、汽车金融公司的地位与业务优势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个人汽车信贷业务领域内的优势和挑战不尽相同,因此,风险防范体系的构成要素也各有侧重。

1、汽车金融公司开展汽车消费信贷的优势

汽车金融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为中国境内的汽车购买者及销售者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汽车金融公司以提高由经销商销售的新车和二手车在中国的销售为目的,在银监会审批的经营范围内,为经销商提供有竞争力的车辆贷款,为大客户或个人客户提供零售汽车消费信贷,以及从事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其他辅助业务。通常,汽车金融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为生产或销售汽车整车的企业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此,汽车金融公司与其品牌建立了紧密的、专属式的伙伴关系;一般只为本品牌用户提供金融服务,专门针对本品牌用户量身设计金融产品。其汽车金融服务的主要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母公司利益关联度强。汽车行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性,其产量的形成,取决于产能的发挥和需求的规模。因此,作为汽车制造商附属财务公司的汽车金融公司,与母公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其首要任务是促进母公司汽车的销售,以保证对汽车业连续稳定的支持,既追逐利润,也配合母公司进行灵活的资金运作,支持母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同时,把经销商当作合作伙伴,以降低贷款利率与薄利多销组合模式扩大企业收益;而银行则不然,也很难做到。

(2)经营管理专业化程度高。在服务过程中,汽车的售前、售中、售后都需要专业的服务,这要求融资机构在进行融资评估时掌握广博的专业知识,能对产品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和了解;在流程管理中,专业汽车金融公司能够针对汽车消费的特点,开发出专门的风险评估模型、抵押登记管理系统、催收系统、不良债权处理系统等进行有效的管理;在业务营运中,专业汽车金融公司有一套标准化的业务操作系统,对金融产品的设计开发、销售和售后服务进行管理,不但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而且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赢得了规模经济优势。

(3)汽车消费综合服务优势。汽车金融公司不仅能帮助终端客户轻松实现购车梦想,还能让客户放心用车。除了为客户提供购车贷款,还为客户提供汽车消费过程金融服务,如保险、燃油、维修、驾车旅行、租赁等服务。汽车金融公司的综合服务将延伸到汽车消费领域,既增强了对客户的吸引力与还款意愿,还增加了金融服务的收益,也有利于监控和防范客户风险。

(4)汽车消费零售贷款优势。汽车金融公司能为终端用户和商业客户提供专业化、结构性和多样性的金融解决方案及相关服务。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无需贷款购车者提供任何担保,没有户口限制要求,只要有固定职业和居所、稳定的收入和还款能力、个人信用良好等即可。首付比例低、贷款时间长:首付最低为车价的20%,甚至更低;贷款年限最长可达5年;无需缴纳抵押费,贷款成本低。贷款速度快:审批流程短,提交资料1―7日后客户就可以提车。

汽车金融公司开展汽车金融服务的主要短板就是贷款利率偏高:比银行的同类业务的利率高,比商业银行高10%~30%。

2、商业银行开展汽车消费信贷的局限性

商业银行是以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为主要业务,并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经营企业。汽车金融服务是其贷款业务的拓展,而非主营业务。因此,其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1)非专属性。商业银行与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关系较为松散,属于合同关系,而非利益共同体。

(2)专业性差。从业务的角度看,汽车消费信贷仅为其种类繁多的业务之一;从专业人才的角度看,汽车行业的专业性很强,银行缺乏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才。

(3)利润率低。汽车信贷业务的授信操作和控制成本高,审核期长,风险较大。

(4)业务单一。商业银行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相对刻板单一,缺乏相关的拓展服务。

三、汽车金融公司的信贷风险分析

根据《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来自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8种。

由图1可知,汽车金融公司的风险主要有源自授信者(汽车金融公司)的操作风险、源自受信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和因外部宏观环境变化而导致的其他风险,本文主要分析前两种。

1、受信者的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又称违约风险,是指交易方未能履行合同中的义务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受信者因家庭、工作、收入、健康等因素的变化不能按期还款而造成授信者损失的可能性。受信者的信用风险主要是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信息不对称会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发生在贷款前,是指信贷交易双方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贷款成本上升,优质受信者(低信用风险)被驱逐出信贷市场。

道德风险是发生贷款合同签订以后,文中是指虽然授信者与受信者在合同签订时是信息对称的,但是在合同签订之后授信者(拥有较少信息的人)只能观测到受信者(有信息较多的人)的行为结果而无法观测到受信者行动本身或者无法预测受信者的行动,从而使受信者有机会利用信息方面的优势给授信者带来利益损失。如在贷款合同签订生效以后,因汽车价格变化导致受信者蓄意拖欠还款。

2、授信者的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内部系统不完善、内部工作人员以及外部偶发事件所导致的资金损失的可能性。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7类:内部欺诈、外部欺诈、工作场所安全性、产品及业务做法、业务中断和系统失灵、交割及流程管理以及实物资产损坏等。

3、消费类信贷风险的成因

(1)信息不对称的成因。一方面是缺失完整有效的个人征信系统。真实、全面、系统的个人信用信息是一个有效的个人征信系统建立的最基本条件。虽然近年来中国已开始建立个人征信系统,但整个征信系统仍有待改进,如央行所建立的征信网只包括了上海和广东地区的个人信用信息。总体而言,个人征信系统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个人信用信息的不完整上,而目前我国的个人信用信息还太过于分散,并没有一个全面概括个人信用信息的系统。并且,贷款申请者能够提供的个人信用资料仅有身份证明、所在单位人事档案、个人事务资产证明和存单证明,虽然这些证明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自然以及经济状况,但无法客观评价个人的道德品质。

另一方面是缺乏信用评估与资信调查机构。虽然在实际中每个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还是汽车金融公司,都会对贷款申请者进行信用分级,但是不同金融机构会有不同的信用分级标准,业内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去评估贷款申请者的信用状况。由于统一的信用评估标准的缺失,自然就没有专业和权威的资信调查机构。

(2)汽车金融公司操作风险的成因。一方面是源于贷款审批人的主观判断。由于目前中国仍没有一个较全面有效的个人征信系统,汽车金融公司对于贷款申请者信用风险的判断主要是建立在国家现行的个人征信系统和有合作的商业银行内部信用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但当这两个信息来源无法提供确切的信用信息时,对于贷款申请者信用风险的判断是建立在贷款审批人员的主观判断之上的,由此就产生了操作风险。

另一方面是风险预警机制尚不完善。我国汽车金融公司是2004年刚刚兴起的,汽车金融风险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使用量化模型来度量风险和预警风险方面仍旧十分不成熟。如经济环境对于汽车金融风险的影响的研究仍旧十分欠缺,所以有关数理模型参数的设置仍旧存在障碍。

(3)相关法律条款不健全。虽然有关部门颁布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条规,但这些法律层次依旧不高,且缺乏可操作的保障措施。现行的法律条规主要是针对法人制定的,很少有针对于个人消费贷款的专项条款,对失信、违约等行为的处理办法不具体、不全面,使汽车金融公司在个人汽车消费信贷上缺乏法律和制度的系统性约束和保护,对所出现的问题往往无法适从。

四、汽车个人信贷风险的定量分析

目前国际上运用较多的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主要有:KmV公司的KmV模型、Jp摩根的信用度量术模型(Ceditmetricsmodel)、麦肯锡公司的宏观模拟模型(CreditportfolioView)、瑞士信贷银行的信用风险附加法模型(CreditRisk+)、死亡率模型(mortalityRate)等。本文则运用Creditmetrics模型对汽车金融公司开展个人信贷业务的风险进行分析。

1、Creditmetrics模型

Creditmetrics模型是J.p.摩根1997年推出的用于度量信用风险的风险管理产品,是一种基于风险机制VaR(Value-at-Risk)方法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型,该模型用简单的期望和标准差来表征资产信用风险的变化,通过计算在确定的置信水平下信用资产的最大损失额,将Var方法引入到信用风险管理中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组合价值的变化不仅受到债务人违约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债务人信用等级转移的影响。

2、模型参数的选取

根据年龄、婚姻等个人自然状况、单位经济状况和行业发展前景等职业情况,以及家庭收入、存款余额等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评分,并根据得分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评级,得到各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级(见表1)。

3、信用评级转移矩阵

债务人的信用评级会因信用事件而发生转移:有利的信用事件会使下一期的信用评级上升;相反,不利的信用事件则会使下一期的信用评级下降,最极端的一种状态就是违约。债务人的信用评级发生转移的概率可以用信用评级转移矩阵来表示(见表2)。

4、合同金贴现矩阵

根据各种信用等级的公司债券的第一年远期零息票利率可以得出合同现金流的贴现率表(见表3)。

5、贷款回收率

若债务人违约,贷款就不会再产生已承诺的还贷现金流,贷款的残值能收回的价值就取决于贷款的回收率和资产的优先权等级。优先权等级不同,贷款在违约时的回收率也不同;优先权等级越高,贷款违约时按贷款面值计算的回收率也越高(见表4)。

额;再对上述现金流使用远期利率进行贴现,假设贷款申请人处于aaa级,则使用aaa级的合同金贴现率,且贷款期限为3年(36个月);aaa级的贷款申请者在以后仍旧为aaa级时的贷款价值:a1。对于一年末发生违约情况下的贷款价值按照“本金×贷款回收率”来计算。而对于实际中一个贷款案例(本金35,000,年利率6.2%)而言,可以得出关于各个评级的申请者在一年末各个评级的贷款价值表格(见表5),进而得出贷款年末的均值μ=16036以及其标准差σ=356.2。在正态分布下,未来一年X%的VaR为σa为标准正态分布95%所对应的值,如5%对应于1.65),得到95%的概率下的VaR。

五、结论

汽车金融公司开展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业务需求呈上升趋势,其市场发展空间很大,值得汽车金融公司着力开发个人汽车消费业务。

针对授信者的操作风险,则需要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汽车金融公司自身管理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思考,研究集成完善的方法和手段,达到风险受控的目的。

针对因汽车金融公司贷款便捷性所伴随的受信者信用风险的上升,应采取组合型风险防范体系,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客户静态信用评价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信用等级评价要素,不同的要素赋予不同的信用权重。根据静态信用评价和信用等级转移矩阵的信息提示,细分客户群,从而有效降低信用风险所带来的资金损失,即对于信用等级呈上升趋势的客户,即使静态分析的信用等级并非最佳,也要重点关注和改善客户关系管理;对于信用等级呈下降趋势的客户,即使是静态分析的信用等级最佳,也应考虑附加风险系数。

【参考文献】

[1]苏磊:我国汽车消费信贷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信息,2010(32).

[2]黄荣、何有世、王步祥:失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5).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5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决策过程

互联网金融是指基于互联网的新金融形式,是传统金融业与现代信息科技的结合,是对传统金融业的补充甚至部分替代,是以支付方式、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为核心模式的新兴领域,包括传统金融服务的互联网延伸、金融的互联网居间服务和互联网金融服务。谢平(2012)第一次在正式文献中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将会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a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无论是从产品的形式还是价值创造方式上都有诸多不同,消费者对该类产品的购买一定是有异于传统的购买的。本研究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特性分析切入,研究产品特性对消费者决策过程的影响,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推广扩散提供策略建议。

一、互联网金融的特征

1、成本低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供求双方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行完成信息甄别、匹配、定价和交易,无传统中介、无交易成本、无垄断利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避免开设营业网点的资金投入和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消费者可以在开放透明的平台上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削弱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更省时省力。

2、效率高

实物产品的客户群体往往相对固定,市场推广和开发的速度较缓慢、链条较漫长、范围较受限,互联网平台有效地突破了这些限制,产品或服务可以充分而快速地抵达潜在客户。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由计算机处理,操作流程完全标准化,客户不需要排队等候,业务处理速度更快,用户体验更好。

3、覆盖面广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客户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的约束,在互联网上寻找需要的金融资源,金融服务更直接,客户基础更广泛。此外,互联网金融的客户以小微企业为主,覆盖了部分传统金融业的金融服务盲区,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4、传播速度快

一款好的产品,在被证实确实具备良好性能的情况下,很容易通过社交网络工具如病毒般地在使用者本人的圈层内扩散,并以更高的速率传向更大的群体和更广的范围。

5、风险大

一是信用风险大。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法律还有待配套,互联网金融违约成本较低,容易诱发恶意骗贷、卷款跑路等风险问题。二是网络安全风险大。目前,我国互联网安全问题突出,网络金融犯罪问题不容忽视。一旦遭遇黑客攻击,互联网金融的正常运作会受到影响,危及消费者的资金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二、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互联网金融的决策过程分析

1、问题认知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起点是唤起需求,包括消费者自身的内在需求刺激和环境的外部刺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为网络使用者,支付需求是为满足其网络使用的交换需求。环境的外部刺激则来源于目前广泛存在的社交网络,社交网络所的各种信息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需求确认。消费者在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刺激后就会产生不足之感,即感觉到或意识到实际与其需要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如果又具有一定的购买力时,消费者便有了某种消费需求,而面对互联网金融环境产品,消费者会有一些新的需求,如出于好奇和能获得成功的满足感而对网络投资活动产生的趋向。

2、信息搜集

一旦消费者意识到一个问题或需求并产生了购买或使用某个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动机时,他们便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相关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相比于传统的购买过程,消费者对网络信息收集带有更大的主动性。在网络环境下消费者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平台等工具来有效收集信息,体现了较传统信息搜集更为方便、快捷、全面的特点。虽然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进行信息搜索的效率,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但由于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对一般消费者而言属于高涉入度产品,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属于扩展型决策,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会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收集信息,进行多方位的挑选比较。并且在互联网金融系统中,由于社交网络所具有的信息较为充分的特性,个人和机构在社会中有大量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都掌握部分信息,比如财产状况、经营情况、消费习惯、信誉行为等,单个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可能有限,但如果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在社交网络上各自掌握的信息,汇在一起就能得到信用资质和盈利前景方面的完整信息。因此,消费者愿意通过社交网络获取更多的信息,能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

3、评价与选择

当消费者从不同的渠道获得相关的信息后,便会对供选择的各种产品或服务进行分析和比较,从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在对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选择中,消费者重点面临的评价问题主要有与传统渠道金融产品的比较,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评估,不同品牌产品或服务的选择等。在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消费者会着重考虑下述因素。

(1)便捷性。网络支付的价格优势固然是一个消费者选择的重要原因,但是便捷性仍然是消费者最敏感的因素,只有当网络支付相比于传统金融服务有更大的便捷性优势时消费者才会倾向于接受网络支付。

(2)风险。其包括操作风险、支付系统风险等。一方面由于金融产品本身是无形的,而且互联网金融产品更不能如传统的金融产品能看到它的有形展示,所以消费者面临的感知风险要远高于一般的金融产品。同时,互联网交易存在技术问题,网络运营商的操作系统存在安全性漏洞,网络金融产品交易依赖于物理网络传输数据。因网络技术或管理等原因,在客户信息在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潜伏着系统兼容故障、当机或病毒侵入等可能引致客户信息丢失或被盗的风险,进而导致消费者遭受实质性经济损失。这些风险的存在会加剧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评价。

(3)信任。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的物理空间隔阂降低消费者信任感。鉴于互联网金融所依赖的网络交易技术提供仿真交易环境有别于传统的消费类金融业务交易环境,交易双方在物理空间上相互间隔导致的心理隔阂,使得消费者对移动支付消费模式的信任度不足。互联网金融服务在突破传统交易模式的时空界限方面给消费者增加的心理满足感,被交易双方的物理空间距离拉大所导致的消费者心理障碍所抵消。

4、购买/使用

消费者决策理论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和有适应能力的,通过信息搜寻和评估后产生购买决策,然后进入实际购买阶段。互联网作为金融产品信息搜寻和购买的媒介,在网上互联网产品或服务的购买环境中,由于缺乏真实的产品互动,导致消费者对金融产品信息的需求很大,这些信息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得到,而且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进行购买。互联网有强大的能力对海量的信息进行存储、搜寻及交互沟通,使用互联网的信息搜寻功能可以显著地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前焦虑,而且全面的信息会引导消费者进行理性决策,减少从众和冲动型购买发生的几率,通过互联网平台就实现了金融产品的购买或使用。

5、购后行为

互联网金融产品属于服务产品,无需物流配送等环节,消费者在选择购买或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后主要会就整体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受制于金融产品的特性,消费者还将对产品的价值进行评估,这些活动将发生在购买行为后期。

三、互联网金融产品推广的对策建议

了解了服务消费者购买服务的决策过程的特点,服务营销人员可以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更好地做好服务营销工作。

1、拓展信息渠道建设

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购买更多地依赖于社交网络获取信息,社交网络中的顾客会把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其他人,使潜在的顾客获得有关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信息,因此应善于应用社交网络增强传播力。

2、加快创新扩散和新产品开发

由于金融产品属于无形产品,所以在向市场上推出产品时,信息比较难以沟通,新产品采纳过程中的知晓兴趣评价阶段可以省略,直接降低进入壁垒,比如采用较低投资额度,或者采用免费支付等手段,鼓励消费者进行尝试,加快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的扩散。同时,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随着客户对新技术接受程度的逐渐提高,他们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和期望越来越高,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扩大市场份额和增强竞争实力,互联网金融企业必须重视新产品开发。

3、降低消费者的认知风险

消费者在购买时的高感知风险会阻碍其对该项产品的实际购买,因而企业应设法降低消费者购买时的感知风险,适当的时候可向消费者提供保证。对于新产品,应尽可能详细的说明,以打消顾客的疑虑。同时开展互联网金融消费的教育,提高其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4、保护消费者权益

从企业层面来讲,应畅通互联网金融消费的投诉受理渠道,健全投诉处理工作机制,只有准确掌握互联网金融消费的诉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同时,应开展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提高其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参考文献】

[1]谢平、邹传伟、刘海二: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

[2]郭旭:移动支付模式下的消费者信任风险及对策探析[J].商业时代,2013(20).

[3]张国佐:传统消费者决策模式在网络环境中的适用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8).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6

中图分类号:F832.2;F7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108-06

ResearchontheBehaviorofonlineFinancialwealth

productpurchasingBasedonSocialCognitivetheory

XUXiaoyang,LUminghui

(SchoolofFinanceandeconomics,JiangsuUniversity,Zhenjiang212013)

abstract:Basedonsocialcognitivetheory,thispaperconstructs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purchasingintentionandbehavioroffinancialproductsfromtheconsumersperspective,anddiscussestheformationprocessandtheinfluencingfactorsofpurchaseintentionandbehavior.Resultsshowthat:theinternetenvironment,cognitiveofriskcontrolandcommunicationarethekeyfactorsthataffectthepurchaseintentionandbehavior.thereare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sbothbetweentrustandpurchasingintention&behavior,andbetweencomputerselfefficacyandpurchasingintention&behavior.

Keywords:onlinefinance;financialwealthproduct;socialcognitivetheory;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网络金融发展极为迅速,产生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的全方位、多元化互联网金融服务。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给一直走在改革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互联网企业介入金融业,中国的互联网金融逐渐形成概念,与人们的生活更为密切,产生了独特的发展形态。2012年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基于各种平台的金融创新产品开始出现,“余额宝”等本土化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更是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由于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消费者的碎片化理财,具有较高收益、门槛低和随时赎回的特点,激发了广大网民的投资热情。与此同时,对互联网金融及其产品创新的探讨已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大新兴研究热点。

互联网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始于国外,但“互联网金融”不是通用的国际术语,多见的是“e-finance”,“e-commerce”,“networkfinance”,即电子金融、电子商务、网络金融等,其范围大于只依托互联网技术的金融活动,并侧重金融交易、服务的信息化。manuchehrShahrokhi总结了电子金融的发展创新状况,分析了金融服务业和it产业面临的挑战[1]。目前,互联网金融往往被具体化为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兴金融交易模式和产品,GarryBruton等分析了小微金融、众筹、p2p网贷等创新金融模式,以期为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模式[2]。一些学者们认为互联网金融依托移动支付、网络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现代互联网信息与技术,为消费者提供第三方支付、信用评价与融资以及互联网理财等各种金融服务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3,4]。还有一些学者对影响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因素进行相关研究,包括采用计划行为理论等模型对金融的安全性[5]、消费者满意程度、感知的易用性和有用性[6]等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互?网金融模式和影响互联网金融使用的关键因素。对互联网金融网上银行使用行为研究较多,且主要使用计划行为模型进行分析,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研究较少。由于计划行为模型侧重于个体实施特定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而互联网理财产品是新生事物,需要在互联网氛围下进行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需要关注心理认知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的自我效能和社会认知水平下,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和行为可能大相径庭。但现有文献尚未就此进行深入探讨。为此,本文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构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理论框架,深入探讨影响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购买的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为金融机构的产品战略规划提供参考,为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提供决策建议。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文将主要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已有文献分析构建研究框架。在查阅相关资料和相关调研之后,决定设置6个潜在变量:互联网氛围、计算机自我效能、风险控制认知、沟通交流、交易信任、购买意愿与行为。

albert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揉合内因决定论和外因决定论两种理念,辩证地提出个体的认知因素、环境、行为的三元交互决定论。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行为及其所处的环境为动态的互惠决定关系,任何两者之间的关系都随着个体的认知、行为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环境因素包括所处氛围、外在资源等。个体认知包括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我是否具备某种特殊能力的判断,自我效能与个体的能力有关但并不能反映其真实能力,只影响个体对任务的选择和完成任务的韧性;结果预期是个人对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结果的判断[7]。环境因素对个人的自我认知有着重要影响,直接影响自我效能即对自己能力的判断。组织内每个个体对互联网以及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接触和使用情况形成一种组织内的环境氛围,即互联网氛围。在使用互联网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会强化消费者对自身使用计算机能力的价值判断。因此,互联网氛围会影响组织内个体对自身使用计算机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能力判定,这种能力的判定即计算机自我效能。

风险控制认知是指个体对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存在风险的程度和互联网金融企业风险控制程度的认知水平及认知行为。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认知包括风险控制认知,并受环境因素影响。SuttonS.G.等指出企业个体或决策群体必须正确认识到电子金融(即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企业才能成功实施以互联网金融为平台的电子商务,获得效益[8]。因此,互联网氛围(即互联网环境)会影响风险控制认知。

由于现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基于信息动机和情感动机,喜欢使用互联网获取金融理财产品信息和进行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购买评价,并通过“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媒体与其他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进行沟通交流。因此,互联网氛围也会影响人与人之间有关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沟通交流活动。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互联网氛围对计算机自我效能有显著影响;

H2:互联网氛围对风险控制认知有显著影响;

H3:互联网氛围对沟通交流有显著影响。

成颖等提出计算机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感理论在计算机培训及其辅助技术使用等行为活动中的应用[9]。计算机自我效能作为个体认知因素将会影响个人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行为。廖俊峰等将计算机自我效能作为研究个人网上银行采用意向的主要变量之一[10]。如果某个消费者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较好,那么他(她)会更有信心并更愿意使用计算机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计算机自我效能对购买意愿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对新生事物的认知程度将会影响交易信任并影响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Kim等提出消费者进行网上购物时会考虑交易环境风险、本人的风险偏好、卖家的信誉度等等,这些交易过程中的相关风险需要消费者进行分析和控制,如果消费者对相关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知道如何进行防范,则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信任卖方[11]。所以个体对风险控制的认知将显著影响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交易信任程度。

消费者在搜寻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信息时,由于存在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和理解的不对称,他们在进行购买决策时往往犹豫不决。张万力等提出沟通交流可以降低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认知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意愿[12]。沟通交流包括大众传媒对社会受众的信息传递、网络社交媒体的信息交流和人们日常交往时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有效的沟通交流活动将促进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从而构建对理财产品尤其是创新理财产品的交易信任程度,影响人们的购买行为。交易信任一旦形成,消费者则更容易产生购买意愿并付诸行动。陈东宇等发现p2p的出借意愿主要受信任影响,交易信任影响购买意愿和行为[13]。鉴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5:风险控制认知对交易信任有显著影响;

H6:沟通交流对交易信任有显著影响;

H7:交易信任对购买意愿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变量设置和假设,本文的理论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2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为确保测量量表的真实有效,在设计调查问卷时,作者在参考相关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与有关专家和受访对象进行深入交流。在与他们进行有效沟通之后,修改相关量表。然后进行范围较小的预调查,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预分析,针对分析结果及访谈意见对量表的内容进行进一步修改,确定最终调研问卷。问卷所采集的基本信息有职业、学历、年龄和年收入,问卷主体部分采用了Likert五点量表形式:数值1表示“完全不赞同”、数值3表示“不确定”、数值5表示“完全赞同”。问卷主要涉及互联网氛围、计算机自我效能等6个变量,共16项,问卷主要内容如表1所示。

问卷的调研对象是江苏省南京市、镇江市、无锡市、苏州市的普通市民,既包括分布各行各业的工薪阶层,也包括在校大学生,主要通过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平台共发放问卷800份,每个地区为200份,有效问卷725份。被调查人群职业主要为女性(61.23%),以年轻人为主(20~40岁占比为75.37%)。受教育水平较高(大?R陨险?90.15%),收入水平也较高(收入在3万以上占77.34%)。将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支付宝注册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各项比例基本一致,因此认为该样本是有效的。

3实证分析

3.1描述统计分析

使用SpSS22.0软件分析,各测度指标平均值在2.77~4.57之间,中位数主要以3为主,众数以3为主,标准差范围在0.83~1.22之间。通过上述软件统计分析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并经常使用互联网(相关测量指标的平均值均大于3,中位数和众数都在3以上),但是他们很少进行以互联网理财产品为主题的信息交流,并且对该类产品的风险认知程度不足(相关测量指标的平均值基本上小于3)。此外,由于对互联网理财产品缺乏交易信任(相关测量指标的平均值基本上小于3),受访者部分人群对互联网理财产品持观望态度,但也有较多受访者愿意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在确保较好流动性的前提下,获取较高的理财收益。观察变量描述性统计量具体如表2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测量指标

y1的众数、y3的中位数和众数、y10的中位数和众数均为5,这说明绝大多数受访者极度依赖互联网,并爱好使用QQ、微信等社交网络媒体进行信息交流。此外,测量指标y2、y5、y6、y9、与y16的标准差均超过1.1,这说明受访者们对互联网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和购买行为差异显著。

3.2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衡量调查问卷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本文采用Cronbachs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分析软件为SpSS22.0。分析得到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参考标准为大于0.6),表明问卷内容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具有较好的信度,相关量表具有较好的整体可靠性和稳定性,可进一步进行验证分析。效度检验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型检验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Kmo值为0.912,远远大于0.6,Bartletts球型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表明各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因此调查问卷效度较好。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因子载荷基本大于0.5,且累计方差解释程度均大于80%,说明相关量表较为理想。

3.3模型的建立和适配度检验

本研究依据社会认知理论,基于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使用amoS软件构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外因潜变量为互联网氛围,内因潜变量有计算机自我效能、风险控制认知、沟通交流、交易信任、购买意愿与行为。本研究在模型修正时发现,y1与y3观察变量题项所测量的特质有某种程度的类似性,y4与y10之间、y5与y7之间、y8与y13之间也是如此。因此设定了上述四组共变关系,从而减少模型的卡方值,使得模型更契合实际。

为验证上述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对模型整体适配度和基本适配度进行检验。根据表3所示,良适性适配指数(GFi)大于0.9,这说明该模型的协方差在解释样本数据协方差时,效果较为理想。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增值适配指数(iFi)、比较适配指数(CFi)、简约调整后的比较适配指数(pnFi)等指标均完全符合标准。但卡方自由度比Cmin/DF指标略偏高,这可能是源于该样本相对较小,从而导致该指标不够稳定。总之,该模型整体适配度较好。

根据图2所示,观察变量y1和y2能被外因潜在变量“互联网氛围”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59和0.76),说明受访者通过互联网交流信息更能反映互联网氛围的构念特质,而y3能被互联网氛围解释的变异量较低(因素负荷量为0.46),这说明受访者上网的频率对互联网氛围的相对重要性较低。y4和y5,尤其是y5观察变量能有效反映内因潜在变量“计算机自我效能”所要测得的构念特质(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69和0.81),这说明受访者相信自己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尤其是熟练使用计算机购买余额宝等产品能有效反映受访者的计算?C自我效能的构念特质。同理,观察变量y6、y7、y8能被内因潜在变量“风险控制认知”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63、0.88和0.79),说明受访者通过认知余额宝等产品风险及其风险控制、互联网企业风险管理能较好反映风险控制认知的构念特质;观察变量y9、y10、y11能被内因潜在变量“沟通交流”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80、0.57和0.75),说明受访者在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时与朋友、同事和家人及互联网企业进行有效信息交流能较好反映沟通交流的构念特质;观察变量y12、y13、y14能被内因潜在变量“交易信任”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89、0.82和0.65),说明受访者对互联网理财产品及其较高收益比较放心、对互联网企业比较信任能较好反映交易信任的构念特质;观察变量y15、y16能被内因潜在变量“购买意愿与行为”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93和0.90),说明受访者愿意购买和持有互联网理财产品能较好反映购买意愿与行为的构念特质。总之,在对模型基本适配度检验中,除y3互联网氛围的因素负荷量是0.46外,互联网氛围对应的其他两个观察变量的标准化估计值均大于0.5;计算机自我效能、风险控制认知、沟通交流、交易信任和购买意愿与行为所对应的观察变量的所有标准化估计值均在0.5至0.95之间,且无较大的标准误差,所以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较好。因此,该模型能较好地解释消费者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购买行为。

3.4假设检验和路径分析

图2显示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各路径系数,通过对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互联网氛围分别对计算机自我效能(C.R.=6.940,p

3.5总体效应标准化估计

在标准化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前提下,总体效应标准化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潜在变量之间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可表述为:潜在变量“交易信任”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回归系数值最大(0.619),表明“交易信任”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直接效果最为显著;潜在变量“计算机自我效能”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回归系数值为0.327,表明“计算机自我效能”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直接效果也比较显著。各潜在变量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间接效果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互联网氛围(0.785)、风险控制认知(0.319)、沟通交流(0.249)。通过对不同潜在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值进行比较,发现各变量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间接影响效果:“互联网氛围”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间接影响效应最大,“风险控制认知”次之,“沟通交流”最小。

3.6事后访谈

针对部分消费者的事后访谈表明,他们经常通过互联网查看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了解新推出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并通过“微信”“QQ”等社交媒体“朋友圈”流通理财心得和信息。他们(尤其是中老年消费者)认为在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存在身份认证手续繁琐、银行支付限额过低,担心存在产品被大量赎回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计算机(或手机)感染“木马”病毒等技术风险、计算机操作风险等。因此一些消费者认为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存在较高的风险。

然而,大部分受访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仍然愿意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认为该类产品实质是对货币基金的“团购”,具备无门槛、零收费、随时赎回且具有较高收益。当前股市大幅震荡、楼市泡沫严重,民众的投资渠道较少,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仍是不错的理财方式。此外,受访者大都认为,虽然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在不断压缩“第三方支付”的生存空间,他们今后仍将继续购买或持有“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4结论与启示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文研究了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适配度检验和假设检验,认为该模型适合于解释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形成过程。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作为环境因素的“互联网氛围”对“沟通交流”“计算机自我效能”和“风险控制认知”的影响效应均非常明显,“互联网氛围”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间接影响效应较大,并且“计算机自我效能”和“风险控制认知”对“购买意愿和行为”也有一定的直接影响,这正好符合社会认知理论中环境因素(互联网氛围)和个体认知(计算机自我效能和风险控制认知)对个体行动(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

第二,“沟通交流”对“购买意愿和行为”具有较强的简接影响效应。这表明通过大众传媒、网络社交媒体、日常人际交往等不同渠道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对消费者金融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和行为影响显著。这也说明基于大众传媒、网络社交媒体和人际交往的信息交流,能促使人们形成偏好意愿。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7

【关键词】互联网消费信贷风险控制

一、互联网消费现状

目前,我国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处在不断丰富与多元化的阶段,互联网公司利用场景优势和对线上客户的触达优势,在消费信贷产品创新上做出不少有益的努力和探索。

蚂蚁金服推出的蚂蚁花呗,基于大数据的授信模式,依托电商平台内积累的数据,提供了即时申请、即时审批的服务能力,审批通过后可立即用于购物支付,无缝地与消费购物过程结合在一起。据资料显示,阿里天猫2016年双十一交易额达1207亿元,突破千亿大关,全天完成支付10.5亿笔,其中花呗占比达20%,花呗的系统每天可以处理2亿条实时消息,双11全天,花呗完成超过1亿笔付款,据蚂蚁金服研究院测算,此类新金融服务推动了消费能力20%的提升。京东商城推出的“京东白条”,消费者在京东购物便可申请最高1.5万元的个人贷款支付,并在3~24个月内分期还款,据资料显示,2016年双十一期间京东商城总下单量过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30%,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140%。京东白条用户数同比增长600%,占京东商城交易额的占比同比增长500%,平均客单价超过800元,分期客单价超过1500元。

互联网消费信贷模式的应用,使更多消费者愿意通过消费信贷来获得先消费后付款的“”,但同时“蚂蚁花呗”存在的与淘宝商家协议套现问题,严重损害了平台的合法权益;“京东白条”多次发生的盗刷事件,引起消费者对京东金融账户安全性以及风险甄别能力的质疑。如何消除这些隐藏在互联网消费信贷背后的风险,丰富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的同时优化风险控制体系,切实保障消m者的合法权益是本文的出发点。

二、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优缺

(一)互联网消费信贷突破了传统的金融网点营业的限制,为客户提供全天制的服务,优势如下

1.办理便捷化。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恰好满足了消费者办理便捷化产品的需求。京东通过互联网建立自身的支付系统,简化了办理金融业务的流程。阿里推出的“蚂蚁花呗”在线授予一定的消费额度,让消费者享受先消费后还款的便捷。

2.处理高效化。互联网消费信贷借助先进的it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提高了个人消费信贷的审批速度,减少了贷款的审批和放贷环节。如京东白条可以通过手机京东金融pC端和客户端、京东钱包客户端等官网进行还款。

3.扩大了适用人群范围。互联网消费信贷使收入较低或不稳定的人群的消费曲线平滑化,采用分期还款的方式减轻了收入不稳定带给他们的压力。

4.改变了消费习惯。国内消费者的理念更趋向于保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在线消费方式逐渐占据主导,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们对超前消费的排斥心理。

(二)在互联网消费信贷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缺点也需引起必要的重视

1.对消费者的信息透明化程度不高。由于企业不受其他行业协会和政府的监管,对自身的数据、交易量、会计账本等信息未完全公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虽然关系企业的资产安全,但是消费贷款的客户也应享有知悉权。

2.消费者信用等级评定标准模糊。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信用额度是根据评定的信用等级的高低来配置的。但有在京东消费上千元的用户信用额度低于只在京东上消费几十元的用户信用额度。那么消费者的信用等级评定标准是模糊的,给消费者带来诸多不解和疑问。

3.影响个人信用。当消费者用“花叹”、“京东白条”这些产品套现,会影响自身的网络征信记录。个人信用将在金融、社交、商业等方面会被广泛应用,不良的网络征信记录将影响用户的消费体验。

4.触犯法律。利用蚂蚁花叹、京东白条等虚拟的信用消费额度套现。虽然目前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但是消费者一旦涉及不仅违反合同约定,所涉数额巨大的还将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互联网消费信贷的风险分析

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使放贷主体取得比货币市场工具或者储蓄账户更高的利息,受贷主体所付出的利息也比银行贷款或信用卡更低且申请贷款所需的要求更少,但相关监管政策并不完善。

(一)放贷主体造成的风险

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放主体主要针对的是电子商务企业,企业为了追逐更高的利益,不断创新自身产品以符合消费需求。对于放贷主体来说,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盲目的推从互联网消费信贷。如京东没有进行市场相关调研报告,也没有对消费者体验进行调查,只是在收购网银钱包、建立自身的支付系统后就推出了“京东白条”。除此之外,放贷主体基于企业自身的保密性并不对外公布不良贷款率。因此导致企业为了刺激消费,增加自身网站的交易量,而逐步的放大互联网消费信贷,让更多的客户享受超前消费。

(二)受贷主体造成的风险

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尚未完全货币化,收入来源多样化,透明度低,使得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差距很大。而借款人提供的资料只能表明当期情况。在社会化保障程度不高、没有个人信用劣迹记录的现状下无从判断借款人的资信程度。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受贷主体很有可能基于自身的私利性,提供虚假资料增加自身的信贷额度在进行足额消费之后逃避贷款,从而导致风险的产生。

(三)监管不当造成的风险

1.政府监管。政府非常重视消费信贷的发展,创造了有利于消费信贷发展的政策环境,放松了对消费信贷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使信贷市场鱼目混杂。对于互联网消费信贷来说,其虽具有某种信用支付的功能,但是其并不同于银行金融机构推出的信用支付,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无法触及,因此导致了第三方监督机构的空缺。

2.机构监管。目前相关机构对于互联网消费信贷并没有推出一套自身的风险防控体系,往往是在客户违约之后才采取措施。如京东白条在流程的审批和管理方式上为了提高企业消费额度而不建立防范风险意识,对发生信用风险的控制措施不够完善,很难对个人信用是否达标到达控制风险防范的要求。

四、互联网消费信贷的风险控制及优化

互联网消费信贷风险控制是指对消费信贷推出之后存在的信贷风险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控制,最大限度的降低遭受信贷风险的概率,减少互联网消费信贷资金的损失度的风险控制体系。现今的电子商务企业并没有自身的风险防控体系,其对风险的控制仅停留在客户违约之后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的优化措施。

(一)对于互联网企业自身而言

1.加快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设。获得民间个人征信牌照,利用大数据分析,在已积累的信用数据(客户的交易记录、交易金额、收退换货信息等)基础上,积极开展与央行征信体系、各类非银行消费金融机构、消费金融公司的合作,利用各类数据库,了解客户的全方位信息(年龄、职业、收入、社会人际关系等),形成高效互补的个人征信机制。

2.建立独立的风险评估部门和完善的风险控制措施。企业内部建立风险评估部门,对贷款的审批、发放与追回实现全方位的监督。引进计算机专业人才,及时查找与修复网络漏洞,保证信息安全。必要时采取冻结高风险账户信贷功能和剩余授信额度等措施。按照信用评定等级分配信用额度,对特殊群体的贷款额度实行二次线下审核(如大学生群体)。

3.充分运用各种风险分散手段。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办理征信服务、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等来分担风险。与第三方担保机构合作办理授信,实现风险在一定程度的转移,如小额信贷保证保险和担保。

4.建立信贷发放的后续追踪机制。跟踪信贷资金的流向和末端管控,为持续授信与额度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实行分期还款跟踪、绑定信用卡还款制约、违约金惩罚等措施,避免非法套现和降低信贷资产不良率。

(二)对于政府而言

1.建构系统的消费金融支持政策和法律体系。完善个人消费信贷法律法规,填补法律空白。明确监管部门(如在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设一个专门部门负责互联网消费信贷业务),监管手段与方法,在鼓励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的同时提供法律保护。

2.构建适合国情的消费信贷监管机制。借鉴国外成熟的互联网消费信贷模式,如美国建立的电子商务企业消费群体个人信用共享平台和与第三方机构联合追讨还款机制,从实际国情出发,逐步完善全面高效的监管和制约机制。

(三)对于消费者而言

1.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预估未来还款能力,适当对一些商品实行延期付款和分期购买,分散集中还款压力。

2.提高诚信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做到延期付款提前款,分期付款按时还偿,杜绝信贷违约。保持警惕,避免网络账户信息的泄露及盗用造成的额外负担。严守道德底线,坚决抵制利用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的漏洞谋取私利。

参考文献

[1]程甲.电子商务小额消费信贷风险控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5.

[2]候婷艳,刘珊珊,陈华.网络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金融会计[J].2009(7).

[3]潘意志.阿里小贷的内涵、优势及存在问题探析.金融发展研究[J].2013(3).

[4]王晓映.蚂蚁花呗套现泛滥消费者需警惕三大风险[n].通信信息报,2015-09-16.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8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

1.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分析

无论是传统的金融行业还是互联网金融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始终是重点问题,尤其是互联网金融中,由于互联网的特殊性,对消费者权益问题维护的更应该加以重视。网上购物目前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项消费活动,在网上购物的过程中,互联网的企业逐渐积累了大量的客户信息,包括客户的消费理念、交易习惯、现金资本等。在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这些信息无疑为金融领域在互联网方面的发展创造了资本,但是如何能够有效的保护客户的信息不被泄露成为了电商们首先解决的问题。除了信息风险外,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现金宝、余额宝等产品的推出时间尚短,没有完备的风险防范措施,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以及教育等都不够完善,缺乏经验。

2.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能力较弱,制度不完善

金融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行业,所以金融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业务的规模以及市场的占有率不断的在扩大,在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内部管控制定以及风险防范能力却未能跟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脚步,无法满足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需求。比如,p2p形式的网络贷款平台,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利益,所以风险相对于其他的金融业务来说更高,与传统的互联网金融相比,其具有信息对称性、成本低以及放款效率高等特点。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很多借贷平台都推出了多种形式的理财产品,以此来吸收更多的民间资金,进而实行金池业务的开展,这种金融形式造成了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为非法集资埋下隐患。同时一些借贷网络平台刚上线几个月就夭折,使得网络金融中的借贷方式使人担忧。

3.法律监管处于空白状态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使得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受到社会的关注,成为了金融监管机构的新课题。如何能够在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严守风险底线是监管机构和金融业极其关注的问题。从当前的法律监管制度来看,互联网金融方面的监管制度严重缺失,不仅监管的主体不够明确,行业自律性也难以保证,当前央行的监管范围只有第三方支付领域,而余额宝等金融产品的出现也使得有限的监管漏洞百出。值得欣慰的是当前互联网监管问题已经纳入到了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日程中,这些部门也针对互联网金融提出了非法吸储和非法集资的两条底线。并派遣研究小组赶赴互联网金融的聚集地上海、杭州去进行调研。当前互联网金融涉及面比较广,交叉和渗透模式普遍,要进行分类管理存在诸多的困难,所以如何开展互联网金融监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政策

1.强化对互联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当前已经被金融机构认可和推行,同时我国相关的机构和部门也都开始着手设计和安排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比如我国已经颁布并实施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所以互联网金融企业必须要能够树立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意识,在制度的制定、软件的开发以及发展的规划中都需要将消费者的权益考虑其中。首先,消费者的信息隐私权益保护方面,互联网金融服务者需要能够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信息防护系统建设,有效的保护消费者的信息安全,防止发生信息泄露、买卖等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在互联网的投融资方面,企业需要为消费者提供风险提示以及教育等信息,使消费者全面的了解投融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实现全面、有效、准确的信息披露,从而为消费者的理性决策提供依据,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最后,为了使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需要扩大监管范围,纳入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监管,使互联网消费者的维权能够有法可依。

2.提高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风险管理

互联网金融是当前金融业发展的一种新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渠道,但是金融行业本身就存在巨大的风险,所以互联网金融服务者必须要树立较强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风险管理,从而保证互联网金融能够健康的发展。首先,要加强企业内部的控制和建设力度。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业务模式、网站安全管理、风控体系、担保机制以及资金管理等方面来完善制度,对风险的识别技术和应急管理措施进行强化,从而使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可行、全面。其次,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开展中需要严守风险底线,加强对监管和自律法规的认识,杜绝非法集资以及非法吸筹的现象发生。最后,完善客户准入制度以及第三方保险业务。为了保障客户的信息安全,需要建设和完善客户准入制度,在客户进入时,必须要确认其具有进入的资格。同时对于一些出现可能性比较大的风险,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保险来降低风险。

3.健全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制度,明确监管机构

在大数据和高科技的时代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但是需要以有效的监管做为发展的前提。互联网金融本身的风险比较大,所以要想能够健康的发展,需要有具体的行业规则以及监管标准来保驾护航。首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界定进行理顺,从而对监管的主体进行明确,防止出现监管漏洞。其次,需要建设和完善互联网金融服务制度,并构建互联网金融安全防范体系,为全面、有效的监管奠定基础。此外,互联网金融行业需要成立自律协会,以此来形成一种自我监督和互相监督的良性监管体制。再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以市场的规律为基础。也就是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需要以市场的发展规律为前提,做到监管适度,不能以硬性的条款来限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9

关键词:消费信贷,风险

 

个人消费信贷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以货币或契约的形式向个人消费者提供用于商品或劳务消费的贷款。20世纪90年代末,个人消费信贷在政府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项重要货币政策,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实现消费与生产均衡的催化剂作用,也成为民众享受高品质生活的重要选择。但随着由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市场、信用等风险的逐步显现,尤其是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务危机引起全球性金融风暴的爆发,警醒并使业界提高了对个人消费信贷问题研究的关注度。

1.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现状

中国个人消费信贷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部分大中城市的商业银行开始尝试推出个人住房信贷业务,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人民消费观念落后等原因,这一时期的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缓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政府制定实施了稳定外需与扩大内需相结合的宏观经济政策,次年,央行颁布《关于发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后,我国消费信贷事业正式步入“快车道”,2010年的“两会”上建立完善农村消费信贷体系的提案更进一步肯定和发挥了消费信贷在拉动消费需求中的巨大作用。

但在个人消费信贷蓬勃发展的同时,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逐渐显现。主要表现为,第一,就信贷方向而言,非住房消费信贷比重过低,信贷品种单一。第二,质押担保方式以房屋抵押为主。受传统“量入为出”消费心理的影响,约8成的个人消费贷款选择了房屋抵押的担保方式。简言之,非住房用途或非住房抵押的个人消费信贷发展严重不足,不仅使房贷潜在风险隐患对商业银行影响增强,也严重制约了消费信贷对于社会再生产的拉动作用。

2.我国个人消费信贷风险发展瓶颈的原因分析

个人消费信贷这一金融产品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较短,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经历20多年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增长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下文仅就个人消费信贷发展中所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风险因素进行分析,追本溯源,以使这一金融工具更好的为我国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2.1制约因素的分析

第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社会阶层收入差距逐步拉大。2010年基尼系数将超0.5,而作为个人消费信贷主体的工薪阶层劳动报酬GDp比重连续22年下降,负债消费将使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

第二,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较低,消费结构严重失调。

第三,现行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仍有待完善,居民对消费信贷的偿还能力信心不足,新的消费观念有待加强。

第四,银行对个人消费信贷申请者要求过高、办理环节繁琐,影响了消费群体的扩张。由于目前社会信用监控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商业银行的信贷服务往往对申请者的职业、年龄、户籍作出明确限制,造成消费者的消费信贷机会不均等现象的发生。

第五,商业银行的个人消费信贷品种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主要集中于住房、汽车等高消费项目,难以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消费需要。

第六,消费信贷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地域信贷消费不平衡,2006年仅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山东六省的信贷余额就占总比的66%,同期西部十二省仅占13.8%;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也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的积极性。

2.2风险因素分析

第一,信用风险。由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这是个人消费信贷中最不确定、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常见的信用风险包括来自合作机构和个人的信用风险。合作机构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部分不法房产开发商、汽车经销商、专业担保公司和工商企业利用信贷漏洞,虚构或伪造虚假用途实施的骗贷行为。而个人信用风险主要来自借款人因经营管理不善或其他原因致使丧失还款能力,以及故意违约的行为。

第二,市场风险。固定资产抵押物能够有效化解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但由于目前我国消费品二级市场秩序规范化程度低,变现渠道狭窄、费用高,以及市场变化和资产折旧带来的抵押物贬值,都导致了贷款担保作用的大大下降。

第三,管理风险。金融体系内部管理管理缺陷的存在、信贷监管力度的薄弱都有可能导致由人员因素和流程因素引起的操作失误、越权违纪违法信贷等行为的发生。此外,金融机构盲目扩大消费信贷金额和无计划营销,对贷款标准和担保条件的降低都导致风险积聚。。

3.个人消费信贷发展的对策分析

针对上文所分析的个人消费信贷发展中所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风险因素,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与措施:

3.1推进消费信贷立法进程,健全法制环境

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相关立法的滞后,为确保消费信贷市场健康有序的运行,应尽快制定颁布《个人消费信贷法》,建立并完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明确和规范相关主体的职责、权利、义务,合理减轻分散信贷风险。其中,完善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应包括个人收入申报、信用担保、隐私保护、征信机构的管理、失信行为的惩戒等多项内容。

3.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力

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是推动消费信贷发展的根本动力,政府应完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刺激居民消费欲望和提升信贷还款能力,

逐步确立科学、适度的消费观念,促进个人消费信贷健康有序的发展。

3.3构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健全的个人信用制度包括个人征信体系和个人信用评价体系,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抑制由信贷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现象出现,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首先,规范个人收入及财产申报制度,完善个人征信体系。主要包括个人收入税收征管改革,在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建立完善财产申报制度,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信息采集机制。其次,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建立和规范专业调查评估机构。以政府为主导,支持独立性质的民间非赢利性机构参与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工作,政府应对评估机构的数据可靠性、从业资格、执照核发等加以规范监管,但不介入具体运作。

3.4引导消费,加快城乡基础建设

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政府应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中的难题,刺激消费增长,同时引导满足居民需求的消费品生产或销售集团的发展,促使个人消费信贷规模逐步扩大。

3.5引入多元竞争主体,完善信贷管理体系

开放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以多元竞争主体的参与刺激和加快信贷管理体系的改革,推动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内部信贷管理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简化业务流程,开发信贷消费新品种;其次,健全和完善信贷担保制度,利用金融工具证券化的手段转移和化解风险;再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合同执行做到有效掌握,控制由市场环境或个人原因带来的信贷风险。最后,落实决策与监督机制,制定和完善各环节的业务规范标准,划分各部门职能和责任,加强业务队伍建设,确保奖惩机制的有效实施。

4.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个人消费信贷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事实证明其发展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笔者在对个人消费信贷的制约、风险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与建议,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赖小民.银行个人消费信贷案例与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王磊.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J].金融论苑,2006,(11).

[1]桂蟾.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特区经济,2009,(04).

[4]陈达辉.浅析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制约因素与发展对策[J].财经视点,2008,(12).

消费金融风险分析篇10

〔关键词〕成长链金融;个人金融;家庭金融;可支配收入;信贷规模;金融体制;供给侧改革;生命周期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F8305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079-07

一、引言

目前,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不足,经济持续下行,或将长期在“L”型趋势下运行。如何逆转这种趋势?很显然,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势在必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增加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特别是增强金融对消费的支撑作用,这预示着金融提供的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将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引擎。然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仅为1895万亿元,占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两成;与之相对比,欧美等信贷发达市场的消费信贷比重已超过六成。这一方面说明国内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反过来也说明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金融需求。2016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互联网金融的背景下,我国个人金融与消费金融市场在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的同时,其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盲目、个人诚信意识不强、金融产品单一等问题也凸显,难以满足个人、家庭“便利性”“差异性”及“终身制”的金融需求,成为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的重要障碍。

以个人、家庭为研究对象的成长链金融超越个人金融理念,作为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消费金融,通过创新金融产品,综合运用金融工具,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为个人、家庭打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实现终生服务,既契合普惠金融和共享金融理念,同时又满足了小微企业、三农及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不仅为互联网金融消费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渠道,还能够积极防范可能产生的各种金融风险。成长链金融的普惠性理念丰富了消费金融的外延与内涵,既是对传统金融的颠覆,又是对个人金融业务的重要突破与创新,能够推进个人金融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细化服务,实现运营推广,更好地发挥金融助推消费升级的重要作用。因为契合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成长链金融已被列入我国金融机构发展战略,而发展个人成长链金融或将成为金融机构的下一个风口。

二、文献综述

自modigliani,Brumberg(1954)提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来〔1〕,国内外学者对个人消费金融的发展现状、影响因素、风险防范以及家庭金融的资产配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个人消费金融的阐释视角与发展概况

殷勤凡、郑喜平从产品角度出发,对个人消费金融分类、发展现状、发展趋势、产品业务、市场特点、营销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2〕蒋亚利,廖焱,张显柯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认为个人消费金融能够给银行带来相对安全稳定的利润〔3〕,但受到观念、机制、基础、信用的制约。〔4〕不过,个人消费金融已在我国银行业中引起重视,并取得了一些进展。〔5〕

(二)个人消费金融的要素分析与金融需求

在个人消费金融的要素分析方面,Kartik认为周边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和一些具体的政府行为对消费金融的影响不容忽视。〔6〕Lusardi,tufano根据消费者的支付、风险管理、信贷及储蓄、投资四个金融功能研究了消费金融问题。〔7〕Cardak,wilkins认为信用约束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申请贷款被拒绝的概率越大、贷款越难,则消费者的信用约束越大;反之被拒绝的概率越小、贷款越容易,则消费者信用约束越小。〔8〕谢世清认为,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存在竞争能力较差、目标客户群体较低端、资金来源有限、产品较单一等缺陷,消费金融公司应积极拓展新市场,开发新产品,尝试社会服务消费贷款。〔9〕关于金融需求,焦量指出随着我国居民个人财富的不断累积增长,个人金融需求将越来越大。〔10〕韩立岩,杜春越指出,风险厌恶不仅影响消费者个人的消费行为,还影响整个家庭使用消费金融工具的行为,并且,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风险厌恶者会减少现期消费而增大储蓄量。〔11〕龚晓菊,潘建伟运用Swot法分析消费金融,他们认为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空间较大,但受制于外部环境〔12〕;李燕桥从需求、供给、外部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消费金融发展的不足,认为国家应对消费金融进行布局,商业银行也应进一步推动消费金融产品创新。〔13〕

关于个人消费者金融风险,BertolaG,DisneyR,GrantCB通过欧洲发达国家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财富管理不善是导致家庭违约的重要原因,这与Domowitz,Sartai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近。〔14〕

(三)家庭金融的信贷约束与财产管理

Campbell认为家庭通过合理配置股票、债券、基金、外汇等金融资产能够实现资源的跨期优化,从而达到平滑消费和效用最大化。〔15〕Suetappenden认为家族信托可以实现资产传承、保值增值以及风险隔离。〔16〕Disney和Gathergood通过调查英国家庭数据发现,较低的金融教育水平使借款人持有更高成本的借款,并且借款人对信贷条款的理解更加缺乏自信,也较少参加活动以增进他们对金融及信贷市场的了解。〔17〕邱峰指出,家族信托是将财产交于信托公司保管,代为处理,并向指定受益人定期分配的一种财产管理方式,家族信托不但能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还可以实现财产的顺利传承,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18〕李波在研究家庭信贷约束与家庭资产结构状况时发现,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风险效应先减少后增加,呈现“U”形态。由此可见,生命周期理论对消费者的行为目标在于实现消费者终生金融消费效用的最大化。〔19〕

综合上述成果发现,国内外学者主要侧重于个人、家庭的金融需求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存在明显不足:一是设计的金融产品基于特定时期的信用水平,没有考量自然人整个生命周期的信用水平,忽略了自然人各成长阶段之间的整体性、关联性研究。二是未结合个人成长周期特点,对个人存款、贷款、结算、保险等消费行为进行综合分析;三是尚未充分运用互联网金融创新金融产品,深入探讨金融产品及服务设计的终生性以及营运推广等问题。

随着个人消费金融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衍生了多样的金融产品,金融效率得以提高,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消费特点引起了关注。陆岷峰等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成长链金融”概念,强调利用多元化金融产品为自然人提供终生性金融服务,并且提出了推行成长链金融资产证券化、建立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以及构建大数据风控预警体系化解成长链金融风险的建议;并且通过剖析成长链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个人成长链金融产品创新的手段和方法。〔20〕这些研究对于加快实现针对整个生命周期成长链的全流程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机构在个人金融服务方面的整体化效用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模型构建

(一)成长链金融发展的生命周期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Jones和Bearly(1993)的团队发展模型并进一步改进,构建了成长链金融发展的三维模型(见图1),有一定创新性。图中的斜线表明成长链金融发展不同阶段的风险特质,横坐标表示自然人的人生进程中其成长(0-24岁)、就业(25-40岁)、成熟(40-64岁)、退休(65岁以上)四个阶段;纵坐标表示相应阶段个人金融消费的产品类型。

(二)成长链金融的计量模型构建

1.成长链金融模型构建的基本原则

成长链金融以自然人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追求收益最大化原则。换言之,生命周期理论对金融消费者的行为目标在于实现金融消费者终生金融消费收益的最大化。

2.成长链金融模型构建的假设条件

假设条件1.成长链金融的研究对象:正常的自然人,即消费者和生产者。

假设条件2.成长链金融中自然人的人生发展阶段:成长期、就业期、成熟期及退休期。

假设条件3.成长期,父母给予自然人(子女)的抚养费,为自然人的负债,即负的收入流;自然人的就业期、成熟期及退休期均为正的收入流(见图2)。

假设条件4.自然人终生财富的均衡是净现金流等于0,即计算自然人一生的净现值,表示自然人离世时既不欠债也没有留下财富(剩余财富要么留给子女、要么馈赠他人、要么捐献国家)。(附注:当npV

npV=V-p=Σ∞t=1Dt(1+y)t-p(1)

其中,V代表自然人的内在价值,Dt是自然人第t期预计金融消费获得的现金流,y是资本化率,p是自然人的市场价格。

假设条件5.成长链金融的自然人在就业期和成熟期,金融消费收益的增长率gt不断上升,而且就业期的ga小于成熟期的gn。这是因为随着工作年限增长,自然人谋生的专业技能、经验以及知名度等无形价值也在不断提升;同时假定成长期金融消费收益的增长率为0,退休期金融消费收益增长率g保持不变。

3.自然人各发展阶段的模型构建

(1)基本函数:本文基于股息贴现模型,拓展(williams&Gordon,1938)了成长链金融的基本函数形式:

V=D1(1+y)+D2(1+y)2+D3(1+y)3+…=

Σ∞t=1Dt(1+y)t(2)

自然人每年金融消费收益的增长率:

gt=Dt-Dt-1Dt-1(3)

4.自然人人生四个阶段金融消费贴现模型

(1)成长期

由假设条件3以及(2)式可得:

V1=-D1(1+y)+-D2(1+y)2+-D3(1+y)3+…=

Σ∞t=1-Dt(1+y)t(4)

自然人的成长期为0-24岁,所以(4)式可以转化为:

V1=Σ24t=1-Dt(1+y)t=-Σ24t=1Dt(1+y)t(5)

再根据假设条件5,gt=gk=0,(5)式可以转化为

V1=Σ∞t=1Dt(1+y)t=-D01Σ∞t=11(1+y)t=-D01y(6)

推论:在成长期,自然人每年的收入流相等且为负数,-D01=-D1=-D2=…=-D24

(2)就业期和成熟期

根据H模型(FullerandHsia,1984)假定:自然人就业期的初期金融消费收益增长率为ga,然后以线性方式递增,到2H期末时,即自然人成熟期期末金融消费收益增长率为gn。从2H期后,金融消费收益增长率成为一个常数g,即退休期的稳定金融消费收益增长率。在金融消费收益率递增过程中,H点的金融消费收益增长率恰好等于初始增长率ga和2H处增长率gn的平均数,当gn大于ga时,在2H点之前的金融消费收益增长率为递增。

基于H模型的自然人内在价值计算公式:

V2=D02(y-gn)[(1+gn)+H(gn-ga)](7)

由于就业期(25-39岁)和成熟期(40-64)共40年,中间位置为20年,所以H=45,(7)式可以转化为:

V2=D02(y-gn)[(1+gn)+45(gn-ga)](8)

(3)退休期

自然人处于退休期(65岁以上),生活依赖稳定的退休金,金融消费获得收益的增长率基本不变,所以由(2)式和运用股息贴现的不变增长模型:

V=D0(1+g)y-g=D1y-g(9)

(注:y>g)

可得到:V3=D65(1+g)y-g=D66y-g(10)

根据(6)式、(8)式及(10)式可以得到自然人终生的内在价值模型:

V=V1+V2+V3=-D01y+D02(y-gn)[(1+gn)+45(gn-ga)]+D66y-g(11)

再由(1)式可得到自然人终生的净现值模型:

npV=V-p=(V1+V2+V3)-p=-D01y+D02(y-gn)[(1+gn)+45(gn-ga)]+D66y-g-p(12)

四、实证分析

成长链金融是金融消费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当前金融消费理论的最新发展。成长链金融的发展表现了自然人终生的金融需求动态发展状况,体现了个人成长在不同阶段各不相同的金融消费。本文应用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分析,选取数据的样本区间为2005-2015年,所有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借助信贷市场发展代表性指标:居民信贷规模(用XX表示)、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标(用XF表示);居民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指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Zp表示);人口规模的代表性指标:人口增长指标(用RK表示),我们构建了成长链金融发展前景计量模型:

LnXX=c0+c1LnXF+c2LnZp+c3LnRK+Ut(13)

出于研究便利性,考虑到通过对数化以后,数据序列易得到平稳序列而不改变变量的特征,我们对变量XX、XF、Zp和RK分别取自然对数,从而得到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为LnXX、LnXF、LnZp和LnRK。

1.单位根检验

由于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在协整检验前必须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因为只有当变量序列均为同阶单整序列时才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所以首先对被分析的各时序变量进行单整检验。一个序列在成为平稳序列之前经过d次差分,该序列被称为d阶单整,记为i(d)。检验单整时首先应检验是否为i(0),再检验是否为i(1),以此类推。检验方法是单位根检验的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本文采用aDF法检验变量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1。

2.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从以上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该4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二阶单整的,所以运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通过构建回归方程,获得残差,再对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平稳,那么认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根据回归结果得出的估计式:

LnXX=-1031774+0234093LnXF+3865188LnZp+0266864LnRK+Ut(14)

接着对残差进行平稳性分析,结果如表2:

3.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能够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即分析两个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还是单向影响或者是互不影响。〔21〕本文运用统计软件默认滞后两期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水平及人口数量的脉冲函数反应

图4表明我国信贷规模(LnXX)对其本身的一个正的冲击在第一期是正的作用,紧接着在第二期和第三期是负的作用,在第四期又成为正的作用,在最后4期又成为负的作用。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LnZp)与信贷规模的作用是相反的,在给一个正的冲击后,第一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作用,第二、第三、第四期是正的作用,第五、第六期成了负的作用,最后4期成为正的作用。人均消费水平(LnXF)始终是负的作用。而人口数量(LnRK)在给了正的冲击后,在第二期就达到了正的作用,随后一直是正的作用,表明对信贷规模具有拉动作用。

可以看出我国信贷规模(LnXX)对人口数量(LnRK)的作用在前4期都是负的作用,这种负的冲击先大后小,在第五、第六、第七期呈现正的作用,接着作用基本消失。

我国信贷规模(LnXX)对人均消费水平(LnXF)的冲击作用是“负正负”的作用过程,说明信贷规模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冲击只具有一个中期的作用,且前4期都是负的作用,只有第五、第六、第七三期是正的作用。

人均可支配收入(LnZp)在第一期还是负的作用,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期成了正的作用,但是第五期以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不会对信贷规模产生正的冲击作用,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上对信贷规模的作用是中期的,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渐渐消失。

五、研究结论

成长链金融既有利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渐次进行,也有利于推进“十三五”规划及供应侧改革的有效落实,其发展将成为新时代金融发展的趋势之一,满足个人、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动态各异的金融消费需求。本文通过成长链金融的数学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我国居民的信贷规模、可支配收入、消费水平以及人口数量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信贷规模的扩大影响最大。在默认滞后两阶的情形下,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口数量是信贷规模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信贷规模扩张具有拉动作用,而居民消费水平与信贷规模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程度不高。

2.我国信贷规模对其自身在第一期是正的作用,在第二期和第三期是负的作用,在第四期又成为了正的作用,最后4期则显现负的作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信贷规模的作用相反,在给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第一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显现作用,第二、第三、第四期是正的作用,第五、第六期为负的作用,最后4期又成为正的作用。人均消费水平始终是负的作用。而人口数量在给了正的冲击后,于第二期达到正的作用,随后一直是正的作用,表明对我国信贷规模具有拉动作用。

3.成长链金融具有服务终生、信用终生以及综合、个性化服务的特点,其营运推广需要在充分分析其特点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与之相符合的方案。同时,成长链金融作为一种终身制的金融创新,应有意识地抢占市场。通过在金融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并在试点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调研,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将极大地有助于成长链金融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F,BrumbergR.UtilityanalysisandtheConsumptionFunction:aninterpretationofCrosssectionData〔J〕.Francomodigliani,1954(1).

〔2〕殷勤凡,郑喜平.服务管理和关系营销双视角下的服务忠诚驱动因素研究――金融危机情境下对天津招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0,22(11):54-62.

〔3〕蒋亚利,廖焱.基于个人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探析〔J〕.广西大学学报,2009(31):195-196;张显柯.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盈利溯源――基于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J〕.西南金融,2010(10):68-71.

〔4〕李文静.我国个人金融业务发展:问题、制约与对策〔J〕.中国金融,2008(14):83-84.

〔5〕张杰.我国消费金融发展展望与策略选择〔J〕.经济纵横,2015(07):109-112.

〔6〕Kartikathreya.Creditaccess,LaborSupplyandConsumerwelfare〔J〕.FRBRichmondeconomicQuarterly,2008(11):17-44.

〔7〕Lusardia,tufanop.DebtLiteracy,Financialexperiences,andoverindebtedness〔R〕.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2009.

〔8〕Cardak,wilkins.theDeterminantsofHouseholdRiskyassetHoldings:australianevidenceonBackgroundRiskandotherFactors〔R〕.JournalofBanking&Finance,2009(33):860.

〔9〕谢世清.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上海金融,2010(4):82-85.

〔10〕焦量.基于客户需求特征的我国私人银行客户服务体系研究〔J〕.上海金融,2011(12):109-113.

〔11〕韩立岩,杜春越.城镇家庭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J〕.经济研究,2011(1):30-42.

〔12〕龚晓菊,潘建伟.我国消费金融的Swot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4):34-39.

〔13〕李燕桥.中国消费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选择〔J〕.山东社会科学,2014(3):149-153.

〔14〕BertolaG,DisneyR,GrantCB.theeconomicsofConsumerCredit〔m〕.mitpress,2006;Domowitzi,SartainRL.incentivesandBankruptcyChapterChoice:evidencefromtheReformactof1978〔J〕.theJournalofLegalStudies,1999,28(2):461-487.

〔15〕Campbell,J.Y.HouseholdFinance〔J〕.JournalofFinance,2006,61(4):1553-1604.

〔16〕Suetappenden.theFamilytrustinnewZealandandtheClaimsofUnwelcomeBeneficiaries〔J〕.JournalofpoliticsandLaw,2009(4):20-24.

〔17〕DisneyRF,GathergoodJ.Houseprices,wealtheffectsandLabourSupply〔J〕.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2013.

〔18〕邱峰.财富传承工具之抉择――家族信托模式探析〔J〕.新金融,2014(12):34-38.

〔19〕李波.中国城镇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5(1):8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