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1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理念升级的必然趋势。智慧社会是信息社会的高级形态，智慧化是社会治理的全新赋能。智慧化与智能化一字之差，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模式、手段的转型升级。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强调新技术对人的服务属性和对城市发展实际产生的治理效能，它代表着理念更精细、管理更高效、服务更周全、生活更安全、体验更人性的社会治理模式。
与智能化相比，智慧化侧重于以人为核心和目的，力求通过各种智能技术手段和信息集成等技术能力，对海量城市社会治理信息进行要素整合、主动感知、全面采集、数据积累、综合分析、快速反应、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主动发现和思考社会治理精细化需求，进而提供更符合人全面发展需要的社会治理综合性解决方案。
这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树立起智慧化和全周期管理意识，用好科技支撑的新钥匙和科技驱动的新动能，保障城市生命有机体运转过程的信息顺畅流通、动态全面掌握、预警预测精准、危机快速应对、经验及时总结，使制度和技术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城市变得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手段革新的必然举措。智慧化意味着社会治理从低效率、粗放式、传统式向高效化、精准化、现代化迭代转型。为此，应当充分运用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用最领先理念、最先进技术、最前沿标准和最经济成本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打造会思考的智慧大脑，搭建触感灵敏、互联智能、开放共享的城市细胞神经和毛细血管。
此外，还应当加强对市（县）域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内容、核心环节的全面统筹和精细设计，推动数据收集、管理、存储、共享、分析、挖掘、预测、决策手段和能力升级，健全融合市政、交通、卫生、教育、环境、应急、就业、社保、养老等重点领域的综合型社会治理数据库，完善城市民生服务智慧应用综合平台，加快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真正用智慧化手段把准城市脉搏、激发城市潜力、推动城市善治，构建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智慧治理的五维社会治理模式。
智慧化是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智慧化作为基于新技术的治理模式，可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具体载体和实现路径。
首先，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空间有效推动智慧互联、重心下沉、资源融合、全民参与、一体协作，使每个群众都能成为治理数据提供者、治理议题发起者、治理问题监督者、治理决策建议者、治理过程参与者。党wzf可以通过高效便捷的方式了解基层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元化渠道依法参与城市治理，有助于形成以新技术为支撑、以协商为基调、以融合参与为特色的党群互动、政社共治、政企联动的自贸港市域社会治理新生态。
其次，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手段将社区管理者、社会组织、居民等自治主体组织动员起来，将物业管理、疾病防控、环境监测、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等信息融合进入社区智慧平台，建立集线上政务、线上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引导社区居民通过智慧平台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夯实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等治理优势，构建智慧社区新模式。
智慧化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然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自贸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立场。应当把人民需求作为智慧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度作为检验智慧化成效的核心标准。
当前，人民群众的、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求日益增长，推动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建设更符合人民需求的聪明智慧城市，使人民群众得以更好地感受城市温度、参与城市治理、享受城市服务、共享城市红利，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2
【关键词】大数据;智慧社区;社区管理
建设智慧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国外的智慧社区建设多是与政府电子政务相联系，智慧社区也多致力于政府服务功能的便利化。智慧社区是社区发展的更高阶段，在智慧城市建设下的智慧社区管理要虚实结合，实现线上、线下的同步管理。
一、智慧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意义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智慧社区管理逐渐成为未来社区管理的趋势。智慧社区是数字化社区建设的升级版，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表现形式。智慧社区管理是城市管理现代化和智慧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变革基层管理模式和推动基层社区建设有重大的意义。智慧社区管理就是将大数据驱动下的信息技术应用于社区的服务和管理，充分利用软硬件资源，使管理服务更加互联化、物联化、智能化。如智慧物业、智慧电子商务、智慧养老、智慧家居、智慧医疗、智慧办公服务等。智慧社区的智慧化程度是一个城市智慧化水平的具体体现，智慧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模式，是“互联网+”大数据驱动下，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
二、智慧社区管理内容
社区是基层社会组织，它的目标就是给社区中的每一位成员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为社区居民提供现代政商务、教育、家庭医护、文化娱乐、生活便利等多种服务，推动社区全面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社区的管理应与建设目的保持一致。智慧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可以更好地完成上述目标。打造与实体社区相对应的虚拟社区以及以数字化、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各地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亮点。智慧社区管理内容包括社区文化管理、政府职能的智慧化管理、社区医疗和社会保障管理、社区安全管理等几个方面。
(一)智慧社区的文化管理。文化与社区不能相互分离。文化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向度上生成的，社区是文化的土壤，社区结构的形成端赖于文化的制约，文化的孕育和传承又存在于社区的社会活动和生活工作之中。社区文化对于社区来说十分重要，其建设成果的好坏对该城市竞争力的有效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社区文化建设主要从生态型文化、科技型文化、学习型文化和娱乐型文化展开。社区成员利用智慧社区平台体验、学习人与自然应如何和谐相处，通过体验未来科技，为社区成员普及科学知识，并提高社区成员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感。智慧社区文化建设中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做到老与少、大与小、雅与俗、远与近、教与乐、虚与实、内与外的结合。
(二)政府职能的智慧化管理。智慧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其目的在于促进社区全面发展，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从而使居民得到全面发展。街道社区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派出机构，是政府延伸到基层社区，履行服务居民的重要载体。基层社区居委会充分利用信息化资源，鼓励社区成员参与和监督社区政务的开展。通过智慧电子政务平台增强社区成员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渠道的灵活性和信息的多元化。智慧社区的建设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提供了多元的参与渠道。通过社区的各种传播平台使社区成员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了解到社区的发展和动态。政府职能的智慧化应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改变政府的办事效率重塑造政府职能，更好服务于社区居民。
(三)社区医疗和社会保障管理。基于大数据驱动下的健康社区平台应用，让智慧社区在医疗管理中更加有针对性，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医疗监测与治疗方案，满足社区居民的医疗需要。智慧社区的医疗管理要融入社区医院信息门户平台，整合HiS、paCS、LiS、RiS等业务应用及协同办公，提供医务人员和居民之间有效的信息互联，通过内容管理系统实现内、外网的一体化信息，通过构建健康档案信息管理系统、日常健康检查系统和远程医疗服务系统，与社区医院信息门户平台进行整合，充分利用智慧平台的便捷性，满足社区居民的就医需求，让就医可以省时省力。社会保障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智慧社区的社会保障管理要利用信息技术、云计算建立社会保障社区应用平台，为社区成员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四)社区安全管理。通过建立智慧社区的安全平台，严抓网络信息系统，加强网络化管理，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确保社区平安。要利用社区网络平台推送防火、防盗、网络安全等安全教育活动，线下组织一些“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为主题的社区活动。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社区治安依托全视角监控系统、门禁系统、应急预警系统、无线定位系统等提升社区安全防范标准，人人参与安全建设、营造安全社区建设的良好氛围，有效地推动社区安全宣传工作开展，保障社区居民安全。
三、智慧社区管理的建议
“以人为本”是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和管理的首要准则。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和管理还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居民当前所面临的困境还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对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一)重视和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智慧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运用，对居民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慧社区的信息包括居民的应用数据、网络平台、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提供的服务、关键人员和文档等，安全威胁来源于多个方面，可能是合作伙伴、互联网、甚至是内部职工，黑客的攻击手段也越来越丰富，操作和应用系统的开放性和复杂度提升了安全的风险。要建立智慧社区的信息安全，要明确社区信息开放和共享的边界，构建智慧社区信息安全和保障体系，对需要保密的信息制定极为严格的标准制度，规范信息利用行为，严防泄露，保障居民的信息安全。
(二)变革智慧社区管理理念。当前，我国建设智慧城市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体现其绿色和可持续性，而智慧社区的核心则是服务和便民。在该社区的管理中要做到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以人为本，以服务居民为导向。目前，我国的智慧社区多是由政府主导来推动建设，大多功能集中于社区服务和参与社区事务上，对于满足社区居民的一些信息化需求还有差距，要将智慧性社区管理理念与社区居民的需求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线上和线下等多种形式，形成政府力量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力量以合作的态势协商共管，共同促进智慧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更好满足居民的各种智慧化的需求。
(三)多元参与社区管理。智慧社区在建设过程中是连续不断的，在初始建设期间，要有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在后续建设发展阶段中可适当地引入商业模式。一般情况下，政府运行的平台通常会受众不足，采用商业化的手段则可以使运行相对更为活跃，更加符合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政府要为企业参与智慧社区建设提供更多机会，鼓励传统物业公司向智慧社区运营商转型，集合社区安全、社区居住、社区购物、社区教育、社区养老、社区物流、社区医疗等功能，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发展多种业态，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现代服务业结合起来，为社区居民服务，提升生活的便利性，不断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四)运用智慧化管理手法发挥社区自治。要不断拓宽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渠道，激发居民自治的热情。通过鼓励居民通过社区网站、QQ群、微博、微信等来表达诉求，同时通过问卷调查、社区拦问、上门走访、电话访问等多种途径了解居民需求和建议，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居民需求和建议。通过推动社区文化建设，增强社区凝聚力。社区文化的建设要线上线下相结合，注重云端社区文化的建设，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社区文化。要鼓励居民自治组织发展，特别重视居民监督反馈组织的发展等。
四、结语
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大数据云计算的驱动下，数字化社区到社区智慧化是必然趋势，智慧社区的管理涉及到社会管理制度的多层次。我国在“智慧社区”的建设和管理中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信息系统发展不均衡，硬件与软件，服务功能不强;城乡便民信息服务、社会信息服务不均;政府信息化安全还有待加强;如何更好地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社区公共管理服务;如何建立科学标准的评价体系等。我国智慧社区的建设和管理还处在初级阶段，智慧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应该结合各地的自身情况，循序渐进，逐步推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社区管理理论的进步，智慧社区一定会越来越成熟，让社区居民生活变得更加智慧、幸福、安全、和谐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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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3
财政智库建设事关国家治理基础
智库类型多种多样，既有综合性智库，也有专业性智库。财政智库有其特别之处，具有一定的专业属性，不同于一般的、大型“百科式”综合性智库；但同时又具备明显的跨学科、跨领域、跨专业特征，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智库。这与财政的“立交桥”特性相关――财政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共性问题，是连接三者的桥梁。从历史演进视角看，财政是“国之命脉、万世之本”。从新时期财政定位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表明财政已不仅仅统筹国家收支安排，更是治国安邦的学问，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辐射性和牵引性，深刻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或者说，财政自身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能力是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国家能力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新形势下对财政的重新定位迫切需要财政智库从国家治理高度，提升财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可以说，财政智库建设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高端财政智库建设，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需要，也是治国理政的需要。
现代财政的职能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展而扩展，随着社会公共需要而融入人民群众生活之中，成为现代国家民主法治建设中的核心问题。这就要求从新的视角来认识财政，需要财政智库去探寻、研究、引领、咨政，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方案。
从学科建设上看，目前在我国学科分类中把财政学作为二级学科设置在应用经济学之下。这与财政学科的内涵与性质不符。财政学既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同时也运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数学的方法。概而言之，财政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和学科特质。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财政学更需要形成这种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公共风险多样化、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着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财政智库站在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高度，在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评估性研究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我国财政改革、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智慧与方案。
建设高端财政智库的现状与难题
在我国，传统智库多源于体制内的科研事业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属于典型的传统财政智库。1956年6月，根据同志关于财政部要加强财政经济问题研究的指示，财政部正式成立了财政科学研究所，2016年1月，经财政部同意、中央编办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代，财科院发挥了重要的参谋咨询作用。
第一，基本功能是财政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财科院自成立以来，始终强调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学术型的科研事业单位。一方面，引领学界，形成了财政理论上“国家分配论”这个主流学派，突破了苏联财政理论的影响，是当时体制条件下的创新。另一方面，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的政府决策需要，做了大量政策性的研究，为政策制定与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f，60多年来，财科院作为全国财政科学研究的龙头，在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始终站在学术和实践前沿，成为理论、制度和政策研究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第二，财科院作为传统事业单位，纳入与行政并列的编制体系之中，有稳定的预算资金支持。实行公务员制度以前，我国的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是互通的，差异很小。之后，两者差异凸显，人员不能双向流动，薪酬待遇也变成两股道，靠单位创收、横向课题来弥补。财科院的几代学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探本求真的学术执着，形成了“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但作为事业单位，财科院也面临着体制约束与管理难题等严峻的挑战。
第三，财科院是一个具有教育功能的智库。财科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多年来为国家累计培养博士和硕士3000余人，多数毕业生已经成长为国家各条战线的骨干。
理论探讨、政策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构成了财科院的基本功能架构和特征。与只做咨政研究的智库相比，财科院属于综合性的传统智库，历史积淀深厚，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难题。
以转型与改革激发传统财政智库新活力
新形势下，我国智库建设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传统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已不适应新型智库的要求，亟须转型。经过近两年的探索，财科院转型的战略方向日渐清晰，即建设一流高端财政智库，更好地为决策服务。与此相对应，财科院的职能在原来的“理论政策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基础上，增加了“改革政策方案评估、改革政策解读宣传和国际智库合作”，以适应当前发展形势和要求。
一是理论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新形势下，作为智库，应兼顾前瞻性、长远性、储备性研究与应急性、短期性、务实性研究，为宏观决策提供决策咨询，强化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智库研究与研究生教育互补的优势，为社会培养高端人才，传播智库思想。
二是改革政策方案的评估。建立有效的改革政策评估机制至关重要。一方面，应建立事前的风险评估机制，对改革政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研判，制定相应的处置预案。另一方面，应建立改革政策后评估机制，对改革政策方案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形成反馈机制，不断完善改革政策。
三是改革政策的解读宣传。做好改革政策的解读宣传，应成为智库的重要职责，也是其发挥自身优势的鲜明体现。近年来，财科院专家在政策解读宣传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解读重大改革政策、宣传改革政策成效，影响力不断扩大。
四是进行国际智库合作。随着财政政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多边、双边对话，国际合作，全球治理，都需要一流智库提前介入、设置议题、引导舆论，为国际竞争与合作提供解决方案，扩大话语权。
以上四项职能，既是财科院在新形势下需要拓展的职能，也是各类智库需要共同探索的方向。而要实现这几大职能，则需要推进社会化改革，构建新型智库主体。
要坚持专业化、多样化、国际视野和独立性四个方面：专业化是保证智库观点权威的基础，是保持决策影响力及社会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多样化主要包括政策咨询多样化、沟通渠道多样化、人才布局多样化、资金渠道多样化。国际视野主要是指研究和分析问题要放眼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要有国际水准，智库的影响力更要面向国际。独立性是智库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专业化、多样化和国际视野都要建立在独立性的基础之上。
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4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茗杨心”为你整理了这篇关于落实2021年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市平安暨市域治理办：
按照《关于报送2021年工作总结和2022年工作计划的通知》、《广汉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项目责任分工方案》的分工，智慧治理组扎实做好相关工作，现将2021年工作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
一是持续推进省一体化平台试点建设。积极拓展完善运行期间平台功能，强化平台推广运用，实现“最多跑一次”和“审批不见面”。截止目前，全市实现在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可网办事项1280项，可网办率达99.84%。
二是搭建广汉市智慧城市和大数据管理平台。积极包装项目，总投资4.5亿，推动广汉“智慧城市”和大数据运营中心项目建设，构建数据融合池和展示厅及相关大数据应用场景；加强与国新宇航沟通对接，大数据融合平台初步搭建完成，待测试后上线“城市之眼”系统。
三是建设投资项目大数据管理系统。落实资金35万元，建设大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对投资项目的中介服务、行政审批、建设进度适时监控。四是积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按照“1+4”（1个综合管理平台，4个分模块：智慧党建、智慧管理、智慧政务、智慧服务）模式和商业、安置、老旧、“三无”小区4个类别，确定金雁大同，汉洲京皇等6个社区作为智慧社区前期试点，将智慧、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二）推动治安防控基层基础建设
一是基本完成广汉市综治中心（平台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建成1个市综治中心、12个镇（街道）综治中心，2个社区综治中心示范点；建成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底座、信息化建设为支撑、以综治“六联”（矛盾纠纷联调、社会治安联防、治安突出问题联治、重点人员联管、服务管理联抓、基层平安联创）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建成市级视频监控共享平台，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图像1046路，“平安雒城”视频监控340路，实现重要区域全覆盖，实现省、市、县三级综治数据的无缝对接，以及县、镇（街道）、村（社区）各层级综治中心纵向贯通的数据互联互通。网格化中心划分设置网格343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443人。我市2018年至2020年投资781万元，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建成每个村（社区）不少于5个覆盖全市农村、城区、铁路全域的监控点位1046个，全部纳入综治中心信息化系统“雪亮工程”监控平台。今年年1月起每年投入266.6万元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6月进行了平台服务升级，新增了12处人脸（车牌）识别监控点位，新增电子地图，可以通过GiS引擎技术提供位置追踪及精确定位，更加有效地实现治安防控的目的。
二是“雪亮工程”同“平安雒城”、“慧眼工程”等视频监控和智慧小区项目共同编织了技防监控网络。形成镇、村、院、户四级技术防控圈，实现从点到面、联防到户的立体防控网。“雪亮工程”建设以来，公安机关通过视频监控精准出警、精准处置，对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震慑，破解了农村地区治安管理难题。目前，“雪亮工程”视频监控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案件300余起，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问题230余件次，2019年和2020年，我市公安机关年立案数分别比上一年度下降15.8%、3.9%，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向好。
三是推动建设三级网格化管理服务建设。广汉市建成了1个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12个镇（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城区28个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构建市、镇（街道）、社区（村）、网格员四级平台，同时，将与民生事务紧密相关的住建局等23个职能部门、44个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卫生院纳入平台并开通电脑终端账号参与服务管理工作，实现分级管理，梯次互动的工作模式。全市343个网格，配备社区专职网格员242名，农村兼职网格员（村干部）101名。2021年市财政投入资金297.2536万元，有力保障了网格化服务管理规范运行。编制广汉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细则，推动网格化服务管理标准化建设。网格员通过“一日双巡”，主动走访群众，主动服务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主动发现，并现场办结或通过手机平台上报处理民生问题和群众诉求，2016年以来，累计宣传政策法规12619人次，办理民生服务事项49468人次；主动发现、干预、化解网格内矛盾纠纷，有效维护社会稳定；收集各类基础信息并推送入系统平台，动态更新，基础数据更加完善、真实、准确，共采集各类基础信息100余万条，收集录入社情民意13061条，走访特殊人群4581人次；今年7月下旬一轮疫情爆发以来，全市网格员共参与疫情防控排查18641人，协助开展医学观察居家隔离5190人，走访重点区域、场所40147处，开展疫情防控常识政策法规宣传32526次，协助开展疫苗接种3465人次，通过宣传引导使辖区内居民提高了防护意识，增加了疫情防控知识，提高了居民参与防控的积极性。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明显提升，网格化工作品牌的影响力逐步增强。
（三）将智慧建设与法院工作相结合
一是准确领会上级精神，科学谋划。严格落实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责任制，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指定专人兼职负责信息化建设日常工作，为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信息化建设计划上，坚持与司法部、省厅、德阳市局实现并网为标准，不做物力浪费；在场地设置上，坚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新标准，做到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司法行政指挥、公共法律服务“四个中心”统筹规划；在经费保障上，坚持中央、省级转移支付与本级财政保障相结合，积极主动向广汉市分管领导、主要领导汇报省厅信息化建设新要求。
二是积极参加司法行政工作平台业务培训，熟练使用普法、调解、援助、社矫、律公、考勤、公文等系统分类平台，不断提升信息化工作实际操作能力，奠定信息化建设技能基础；另一方面，利用干部职工大会等时机，强调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已主动适应新的工作常态，统一思想认识，提高使用司法行政工作平台的自觉性，奠定信息化建设思想基础。
三是加强硬件建设。建设司法行政指挥中心，发挥“智慧司法行政”优势。2019年，我局投入近120万元建成了司法行政指挥中心，目前已初步实现60个点位工作巡查，20个远程单兵实时指挥，150个社区矫正手环定位监管，7个监狱远程会见系统，并实现了与省、市远程对接，为司法行政大数据化、信息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四是加强维护管理。一方面，外部加强与电信部门沟通，遇有网络不通的情况能及时进行技术性维护；另一方面，内部加强司法行政工作平台、视频会议、指挥监控等系统的使用管理，确保了各种工作数据录入正常、及时、准确；第三，坚持每周不定时检查司法行政工作平台使用情况，每月对检查情况在工作群进行通报，并将个人登录使用情况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确保了使用率。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推动智慧社区建设
持续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在2021年完成3个街道（100%）、29个社区（100%）、238个小区（33%）建设任务，2022年完成全部712个小区智慧化建设（其中高坪镇白里社区、小区作为智慧社区和数字乡村试点），有效转变社区工作被动管理，实现政府、居民、企业共建共治共享，为全市乃至全国提供基层治理新思路，助力广汉高质量发展。
（二）继续推进“雪亮工程”建设
继续推进“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联网应用，按计划推动重点行业单位横向联网，有效整合各行业单位自建的监控网络，达到联网共享、综合利用的效果。进一步扩展视频监控覆盖面，加强农村地区治安防控技防基础。建设前端感知源符合机、非、人采集设备，实现智能化、结构化数据，缩短民警在案件侦查中图像查阅时间，为案侦提供精准、快速、有效的支撑并为治安防控提供预警能力。
（三）推动行政司法智慧化建设
按照省市相关要求，坚持高标准规划、坚持高标准建设，确保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上下运行一致。积极把握本级财政资金支持，尽快将司法行政指挥中心、社区矫正中心电子设备进入政府采购环节，为“四大中心”早日实现互联互通运行提供强力保障；重视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人才储备，采取送学培训、专业招录等方法，建强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提高人才培训针对性，着力解决计算机网络维护问题，确保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化平台正常运行，适应大数据、大服务、大格局的新时代。
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5
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多元政党制度不同，在政党关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在政权运作方式上，坚持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民主形式上，坚持充分协商、广泛参与，各党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样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智库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开展研究，承担着“忠诚反对者”职能。忠诚反对者的目的是为提醒执政者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平衡各种关系，使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通往“善”的目标，达到善治，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中国部分智库站在所谓西方更高文明价值的立场上批评中国政府和政府政策，表面看起来是一种内部自我批评、一种独立的声音，可其中蕴含的观点，却已经超越了合法合理地通过批评解决问题的层面，可能扰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还有部分智库采取为执政党辩护的态度，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有选择性地为中国走过的道路进行辩护，绕开甚至遮蔽了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问题。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智库可以批判政府，但不能站在纯粹反对者的立场上；智库可以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但更应该着眼于问题的解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作为“忠诚反对者”参与到政策决策之中，既要分析政府决策的可行性分析，更要作不可行性分析。“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是光说yes，也要会说no，这就需要有勇气了，而且不能没有原因地说no。”［2］相对于传统智库，中国新型智库最大特点就是作为“前瞻性建言者”。目前，中国智库之所以公信力低，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把自身定位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为党政决策部门出台政策进行科学性、合理性论证。部分智库变成了党和政府政策的阐释者，长官意思的揣摩者，为其意志量身定做所谓的独立机构的建言建议者，这与智库的初衷不相符合。智库不应沦为政策的解读者，而是要作“前瞻性建言者”。前瞻性建言者是指依据中国国情，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能够提供超前研究和拟定可供政府决策选择性政策的人或机构。中国新型智库作为前瞻性建言者，不能以应急性的对策研究占主导，不是仅能研究事物变化的前一两步。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把握现实全局或事物发展趋势。缺乏前瞻性的战略研究是中国智库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智库就尤为重视前瞻性研究。如2008年总统选举之前，布鲁金斯学会专门设立“机遇〇八”项目，为新任领导人政策决策提供参考的前瞻性研究。2009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以“中国2025”为题进行研究，探讨中国发展前景和未来走向，制定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建议。相对于传统智库，中国的新型智库要重视前瞻性战略研究，服务于长远的政府决策，担任储备性政策研究的主角。这就需要智库既要有对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形势的预见性，又能在预见走势分析判断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可供选择的决策咨询方案。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
第一，“一言堂”观点。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部分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的进步，将中国政策决策想象为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府的重大决策完全由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集体垄断，政策决策的过程被称为“一言堂”。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决策方式有个人专断的色彩，具有集权主义政权的特征。第二，“官僚多元主义”观点。借鉴权力多元化理论，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治权力由统治集团内部多元的利益集团构成的，政策决策权分散在不同权力集团或部门内部。政策决策的形成是党和政府内部多元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不能或者很少代表人民的利益。第三，既得利益者绑架决策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入，政治权力逐渐向社会转移，经济和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分享权力，甚至决定了权力和政策决策权。以上这些带有偏见、曲解、甚至错误的说法，都不可能概括中国政策的决策体制。中国政策决策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民主集中式的决策体制。政策决策的形成广泛吸取了党内相关机构、派、社会团体、公民的建议。“在30多年里，中国为政策出台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意见的学者不计其数。”［3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今年（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并于4月20日发出了《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决定意见稿专门听取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4］“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118份意见和建议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从上到下、自下而上，成千上万条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上来。”［5］在“征求意见”和《决定》制定的过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丰富三中全会文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可以概括为：1.参与调研。自中共十二大以后逐步形成一种惯例，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和中央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决策都要委托官方和非官方智库机构参与调研。一方面，自主调研能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为中央政府制定决策提供建议。例如1982年至1986年间，中央每年都颁发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官方智库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非官方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结合自身善于研究公共政策的长项，自己拟定研究选题，供中央决策参考。例如1998年，该院提出要尽快“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期间，中改院递交了这份建议，时任起草组组长进行了批示，并采纳了这一观点。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一些部委、研究机构还会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专题调研，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6］另一方面，承接中央政府委托议题进行调研。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例，为了制定符合当今中国实际的政策，文件起草组成立专题调研小组，并委托有关单位进行专题调研。2.提交建议报告。1984年9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高尚全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研究所名义，组织20多位专家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他并将会议结果写成建议上报给中央决策者。这些意见被吸纳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03年，在官方智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的经济学家常修泽，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提供有关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报告提出，在产权制度构成中，应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四个制度支柱。报告上交后，中央起草小组负责人专门约见常修泽，公布的《决议》吸纳了他的意见。2013年4月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写了《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呈交中央领导同志，其中一条建议就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建议被采纳了。”［7］2013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设立了“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的重点研究课题。该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为课题负责人，课题在2013年6月初步完成，形成了《国外官邸制研究》、《中国古代官邸制研究》、《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住房现状分析与改革趋势》三个研究报告。由汪教授撰写的“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建议”，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年7月上报中央，最终被起草组采纳，以“探索实行官邸制”表述方式写入《决定》。可见，提交建议报告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中国高层决策和政策决定的重要方式。3.参与起草。在中国政策决策层面，中央决议和公共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例如，2004年2月8日，中央出台了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3年9月30日，文件起草组已经成立。“文件起草组由中央9个部门和地方的有关人员参加。他们中，既有德高望重的专家、思维活跃的学者，又有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8］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小组的成员通常由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组成，也会根据每次全会的主题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集体起草政策决议的过程中，智库就是参与起草的重要机构。智库研究人员参与文件起草，为文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参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文件的周其仁曾说：“身为一个非党内人士，也参加了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9］十四届三中全会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组成员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张卓元、国家计委研究室郑新立等，他们负责“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一部分内容。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农业，小组成员中有长期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据公开资料统计，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智库人员有：官方智库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现任非官方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等。此外，决议草稿拟好以后，还要听取以智库为代表的非官方机构的建议。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例。2003年8月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就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几天之后，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了经济专家座谈会。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邀请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举行了10多场座谈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3年9月初《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文件起草组共收到总计2564条意见和建议。选其要者，择其大端。文件起草组形成提交全会审议的文件稿，充分吸收了关注度高，对全面深化改革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意见的吸收率超过40％。4.报告引导舆论，间接影响决定。智库往往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定期学术会、接受主流媒体访谈等形式影响公共舆论，进而间接影响决策者。智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问题，往往会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在十八届三中全决议出台之前，众多智库研究报告，引导公共舆论，从而间接影响最终的政策决议。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起草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即“383”方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建立一个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中国金融40人论坛起草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提出了“改革建议30条”。此外，西方国家投行的系统性的方案《渣打银行研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等智库研究成果公开或半公开亮相。智库通过主流媒体研究报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引导公众学者讨论，能够激发出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的真实反映，给政府最终决策起到了回旋缓冲的作用，扮演了民意与政府决策缓冲垫的角色，从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智库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
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6
1.1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现状
社区网格化管理是社区治理的创新，经过近20年的发展尤其是近10年的全面普及，使得中国社区建设初步完成了信息化改造。在城市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下，城市网格化建设以街道、社区、网格为范围对象，通过对社区地图、房屋、楼栋、人口、党建、安全、纠纷等民政和治安信息的数字化，实现即时、联动的社区信息化管理。尤其是对社区内发生的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社会治安等事件实现了即时监察、调整与治理，并通过构建不同角色模块和打造互动平台，为社区居民与各级管理者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实现不同等级社会管理部门与同一等级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协同处置，及时听取社区居民意见与建议，反馈社情民意。社区网格化管理，运用技术化手段将被动、分散式管理转化为主动监测、系统式管理，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在公众参与、多方互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也是和谐社区建设与社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成果。社区网格化管理为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包括：通过社区管理综合平台建设，基本实现了社区基础信息的电子化，为社区智慧化管理和社区聚合服务提供良好的信息化基础；细化了社区管理单元，虽然单元划分未必完全合理，但管理网格的细分仍为社区精细化管理与服务提供了借鉴和支撑。社区管理人员得到一定的信息化技能培训，包括上级职能部门、居委会、物业委员会、网格管理人员等均进行了信息化技能实践，积累了相关经验。
1.2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问题
社区网格化管理作为社区基层管理的手段创新，虽然在社区管理与服务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一定的效果，为智慧社区建设打下一定基础，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也是下一阶段社区管理与服务提升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
1.2.1重管理轻服务，智慧化程度有限
社区网格化建设核心是面对社区管理者建立的，实质是针对民政信息、安全信息、矛盾纠纷解决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居委会作为行政基层组织的代表，行政化偏向仍然较重；社区网格化建设重管理而轻服务，社区的服务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社区居民主动性与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但随着政府组织机构作为社区建设单一主体地位被逐渐打破，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开始增强。居民是社区建设的主体，社区的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亟需实现从面向管理者向面向多元主体，尤其是居民的转变。但社区信息化服务多以天气、停车、限行等简单化、静态信息为主，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为此要从居民实际需求着眼，从居民时空间行为分析入手，提供满足社区居民切实需求的服务，实现从传统社区管理模式向智慧社区服务模式的转化。
1.2.2重空间划分，人本社区建设不足
社区网格化管理实际是以空间为核心的人、地、事、物、组织的静态管理，社区网格往往由社区管理者根据空间面积、人口数量等标准进行划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简单化弊端，且以静态管理为主，缺乏合理科学的网格划分手段和技术，导致社区网格化管理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缺乏对与人相关信息的动态监测和及时提供针对。且空间划分往往依照社区物理空间内的楼栋分布，未考虑社区内部空间与社区周边设施存在紧密的关联，很少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进行目标定位，未能实现以空间为基础到以人为基础的转变，社区人本化建设不足。
1.2.3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
社区信息化建设长期以来各自为政，建设内容与水平参差不齐。虽然社区网格化建设有指导性文件，但具体执行方法差异较大，且缺乏建设标准的约束与支撑及统一的建设规范引导，使得中国社区网格化建设较为混乱，难以在更高行政管理部门实现快速集成管理，不利于社区服务业务的推广和第三方服务接入，最终阻碍了社区信息化进程。目前，社区网格化建设多侧重于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信息系统滞后、数据库建设缺乏，缺乏专业的系统维护和升级。虽然重视社区信息化硬件建设，但单一化静态电子展牌对社区居民信息服务很有限，其他信息化硬件设施建设不足，缺乏与社区管理与服务其他终端设备的配套与衔接，各网格之间的信息缺乏联动。
2.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框架
2.1从网格化管理走向智慧社区建设的必要性
居民对社区管理与服务存在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社区网格化管理为社区建设奠定了一定的信息化基础，但网格化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阻碍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进一步提升；而智慧社区建设则为社区管理与服务新一轮改革和提升提供了契机。随着城市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有力地推进了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建设，而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组成细胞，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北京西城区、上海陆家嘴、广州天河区等地区相继开展了智慧社区建设示范试点，并先后颁发了一批不同层次的建设指南。在社区网格化管理初步奠定信息化基础但尚未全面深入铺开时，智慧社区建设又开启了新一轮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热潮，但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智慧社区建设缺乏衔接；虽然社区网格化管理为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信息化和智慧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中国目前开展的智慧社区建设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基础，且缺乏统一的建设模式。因此，今后智慧社区建设亟需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克服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弊端，建立智慧社区管理与服务技术标准，充分利用智能监测终端、信息推送终端等智能终端，变社区静态管理为社区动态服务。社区网格化管理已经建立了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物业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居民等多角色主体服务网络端口，社区居民通过百姓互动平台及时反馈建议和意见。社区网格化管理建有公告管理模块、个人通知管理模块、短信管理模块等模块构成的信息平台，以及网格以内发生民众矛盾纠纷与社会治安等事件主动上报与调处整治的社情民意平台。智慧社区建设应充分利用社区网格化管理已有成果，建立基于网格化管理的智慧社区管理与服务平台，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主体由社区管理部门向社区居民的转变，形成以社区居民为核心的多主体互动模式；通过社区范围内及社区周边摄像头、家居、环境监测设备、管线监测设备、一体化服务设备和社区居民的移动通信、位置感知设备等实现社区各层面数据的动态感知；依托社区网格划分实现各个网格或微空间不同感知设备的建设和管理，强调社区网格的微观监测与管理和网格之间的动态关联。将社区划分为网格进行管理和服务，有利于社区基础设施和感知设备的建设与布局、感知设备反馈信息的精细化管理，同时有利于社区服务的合理配套和实施针对性的服务。
2.2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路径
在智慧城市建设和倡导人本理念背景下，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和最小建设示范单元，其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建设逐渐成为建设的核心方向，而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重视，社区环境、社区生活质量和健康生活方式成为社区居民关注的重点。智慧社区建设推动了现阶段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的深入发展。智慧社区建设应以人为核心，依托社区管理网格化建设，以社区动态规划为指导，通过移动互联设备感知、多网融合和数据抽取—转换—加载(etL)，利用智慧社区聚合服务技术、智慧社区居民自主与互助服务技术、智慧社区本地化第三方服务集成技术和智慧社区设施与环境监测技术，实现智慧社区精细化服务，并通过国家颁布的智慧社区建设指标与评价体系对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水平进行评价和反馈，促进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的不断提升。
2.2.1社区管理的智慧化实现
(1)充分利用社区网格化建设成果
社区管理的智慧化应充分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已有基础，打破传统基于空间的治理思路，从居民行为分析出发，实现社区管理网格的科学划分，向以人为核心的社区治理模式转变。居民社群日常行为早已冲破了社区的物理“围墙”，往往依托社区周边各类设施供给，不同居民个体或居民社群的日常空间会经常出现空间重叠和共享，即社区生活圈。高时空精度的居民行为数据是测度社区生活圈合理范围和进行社区生活圈规划的重要基础。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社区居民时空间行为和社区周边设施利用状况能得到迅速有效的获取和整合。基于居民时空行为特征，用海量数据挖掘、地理计算、智能分析、地理叙述等方法科学测度社区生活圈，将社区周边合理范围纳入社区规划的边界，将社区规划聚焦社区生活圈规划，动态科学地划分社区网格，了解社区居民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制度基于不同网格、不同人群、不同行为的社区治理方案。
(2)从社区网格化管理到社区智慧化管理
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信息化基础和网格化框架，在网格的智慧化再识别与确定边界的基础上，通过各个网格内移动互联的感知设备进行设施、人口、环境、行为、健康等等社区相关的监测信息数据，借助移动通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等多网融合技术实现社区数据的传递与汇聚，运用多网格综合服务统一接入技术、面向主题的服务聚合及服务管理技术、多网格综合服务多渠道统一受理技术等社区管理网格化技术、社区居民自主和互助服务技术等社区服务精细化技术，并在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Soa)基础上搭建基于网格的智慧社区管理与服务平台，实现人口、设施、环境、物业、停车、能源、管线等核心内容的网格化管理，和智慧家居、智慧健康、智慧养老、智慧出行、智慧缴费、智慧家政、信息等智慧社区精细化服务。在建立社区规划动态化、社区管理网格化和社区服务精细化的技术标准体系下，实现智慧社区规划、管理与服务不同技术体系之间的耦合互通和无缝对接，解决技术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促进社区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设。首先，社区网格的划分不应单独依据人口、建筑或空间面积等静态信息进行划分，而应充分结合“人”本身的群体特征与行为特征。具体而言，社区设施、社区管线等静态社区管理网格的划分可以依据设施空间布局、空间面积等进行划分，但与人相关的商业服务、养老服务、文体服务、医疗保健服务、交通信息服务等动态社区服务网格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且往往超出社区的物理边界，因此动态社区服务网格划分应充分考虑人的群体特征和行为特征。其次，基于社区静态网格和动态网格划分的智慧化，在不同网格内通过标准互通共融的时空数据监测与采集技术、多网格数据无线采集技术和智慧社区设施与环境集成监测技术等进行精细化监测和数据采集。通过多网格时空数据集成和挖掘，并结合多网格综合服务统一接入技术和智慧社区本地化第三方服务集成技术，实现数据转化、集成和挖掘；进而利用智慧社区聚合服务技术、智慧社区居民自主与互助服务技术，基于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建立智慧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并通过决策支持与个性化信息技术实现社区服务的动态化、精细化和智慧化。
2.2.2社区服务的智慧化实现
(1)以日常生活的地理学为知识基础
社区服务的智慧化应从人本理念出发，基于对居民时空间行为模式挖掘和需求分析，整合社区生活圈与城市尺度范围内设施供给的时空信息，对社区生活圈范围内的设施进行时间规划，为居民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实现社区居民行为的高效、低碳、健康引导。日常生活的地理学提供了一套实现社区服务智慧化的理论与方法，其核心为时间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时间地理学强调行为的时空间制约，而行为地理学则强调行为的主观偏好与选择，两者的相互补充，不断充实了日常生活的地理学研究框架。随着与移动通信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一方面，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公众参与，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规划编制与社区设计方案，和对社区管理服务反馈建议，提高了社区自治与参与度；另一方面，基于定位技术使得社区居民时空行为动态数据监测与捕捉成为可能，通过行为数据生成的自动化、共享化与智慧化，以及时空行为模式分析与需求挖掘，实现社区服务的智慧化，这也是社区服务待开发的重点领域。
(2)社区服务智慧化与行为引导
传统的社区规划以社区物理空间为内容，以物质规划为核心，仅仅侧重社区内部设施布局与功能优化，社区静态规划没有充分考虑社区居民主体性特征，而社区动态化规划是社区服务智慧化发展的基础。社区动态规划以人为核心，是基于居民行为的日常生活地理学研究与规划的结合，将社区生活圈作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空间范围，通过社区生活圈内设施时间规划与有效调控，并结合行为与空间相互作用机制解剖和居民需求挖掘，提供面向居民的服务引导，实现社区服务的智慧化。一方面，通过服务设施的时空供给与调控实现行为与设施时空关系耦合。社区居民生活的时间维度表现为以人为主体的个人时间利用和以物为主体的设施(商业服务、医疗、养老、公共交通、停车等)时间利用，设施时间规划以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空间作为规划对象，将设施时间利用状况与居民的移动—活动行为和设施时空间利用状况相匹配，从时间维度实现社区内设施资源的优化配置。社区设施时间规划的范围不应局限于社区物质空间内部，还应包括社区生活圈整个空间范围，如社区周边购物设施时间配置、工作地—社区错时停车等都是通过社区设施时间规划与调控实现社区服务的智慧化。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个性化信息服务，引导社区居民行为。研究社区居民长期时间尺度和短期尺度下时空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响应机制，剖析时空行为背后隐含的丰富内涵。在社区居民行为时空规律和需求偏好分析的基础上，遴选有针对性的信息及次序选择集，利用社区公告管理模块、个人通知管理模块、短信管理模块和其他智慧化移动信息终端等手段，并充分结合无技术壁垒的第三方服务，通过短期行为引导和干预，形成长期惯常行为的改变，促进智慧、健康、低碳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的形成，同时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3.结论与讨论
在人本城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更加关怀社区、关怀社区中的人，营造更宜居的社区环境、倡导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社区生活质量成为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因此，亟需促进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
3.1社区网格化建设奠定了社区信息化基础
但仍存在智慧社区建设硬件设施、感知设备不足，数据采集、整合与共享及平台建设不能满足需要等问题。当前中国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应以智慧社区建设为重点，充分利用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现有成果，完善社区静态网格与动态网格划分及多网格间的有机耦合，通过社区管理网格化技术体系、社区服务精细化技术体系与社区规划动态化技术体系的对接互融，促进智慧社区的规划建设。
3.2社区管理与服务
中应更强调对人的服务，而日常生活地理学研究从居民时空间行为出发，通过居民行为与空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挖掘行为—空间互动机理，最终面向社区居民服务，提供个性化服务，调控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活动，塑造智慧的社区生活方式，提升社区生活质量。
3.3社区规划应突破社区物理空间
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7
2018年，街道综治工作在党工委办事处坚强领导下，在各社区的全力支持下，紧盯考核目标，突出实干实效，全力推进“平安创建”、“社会治理创新”等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2019年，街道综治工作将继续秉承务实作风，紧紧围绕“三个全域”、“新五大硬仗”工作总体要求，结合街道实际，以新起点、新要求、新理念、新举措、继续谋划街道社会治理工作，争创和谐稳定**新篇章。
一、坚持智慧治理，提升治安防控新高度。
一是继续完善“智慧安防”项目建设。今年计划投入概算690万元，统筹推进智慧安防项目升级建设;重点做好公共区域、重点部位“人脸识别”点位新增；新型社区及开放式小区监控提升改造及新增；新建道路、新开发地块、及个别部位监控补盲；模拟监控提升改造；大数据分析室共五个子项目，做好系统开发、运用和平台管理等工作，最大限度发挥智慧安防工程增强治安管理和打击、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二是全力推进区级试点智慧工程。2019年区政法委指定街道开展“城市大脑”智慧运用、智慧综治项目、智慧安置小区建设等试点工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统筹资源、组建立体防控体系，街道要紧紧抓住这一试点契机，综合定位、合理布局，充分结合好、利用好已有的监控平台，及时有效地发现和预警风险隐患，优化资源配置，如期完成试点工作，提炼工作经验，更好的服务群众、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三是深化“四个平台”。在已有的工作框架下，重点深化探索联调访调、联防联处、联合执法三项工作机制。强化“三治融合”，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扩充“律师智囊团”、“银色调处人才库”等社会组织，互联多方力量，强化执法支撑、加强站所联动，简化工作程序，着力提升联合执法及时性，实效性，实现联合执法工作常态化管理。通过执法练兵，不断提升部门执法效力，并形成了一定的执法威慑。
二、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群防共治新要素。
一是发挥网格力量。落实完成专职网格员“一格一专”配备工作，多层次的开展网格员业务技能培训，加强日常排查专业化，规范化，实效化；进一步配强如执法记录仪等网格装备，加强工作取证，提高工作效率，保护网格员自身权益；广泛开展专职网格员身份宣传，增加网格员社会认知度和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强化网格考核，建立能上能下的工作机理机制。探索引入专职网格员工作报告制，拉近“网群”关系，综合推动社区网格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发动站所力量。结合前期工作经验，继续统筹下沉部门多方力量资源，加强统一监管，强化整体联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会商、联合执法等机制，开展区域内统一的联合执法和综合整治，深入推进“扫黑除恶”、“雷霆行动”、全域交通治理等重点整治工作，继续扎实开展信息联动联查，基础隐患排查和“两站两员”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形成街道统一领导，条线常态协作的良好格局。三是发展社会力量。2018年，街道社会组织先后参与到专职网格员素质锻炼、平安问卷测评等工作中来，不仅有效助力街道综治工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成果。2019年要继续加大社会组织参与到街道社会治理的工作力度，同时，不断吸纳壮大兼职网格员队伍，引导社会成员更广泛的参与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重点人管控等工作中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管理格局。
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8
一、推进法治中国进程必须加强法学理论研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从吴大华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洽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搬照抄外国法洽理念和模式。可以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更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强劲动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重地，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洽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置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这就把完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法学学科体系、法学教育体系，打造一支高素质专家团队、专业教师队伍，加快培养法治后备人才都急迫地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因此，加快高素质法治教师队伍和理论队伍建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占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思想文化阵地，事关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弘扬，事关法治教育科研两支高素质人才队伍的构建，其具有针对性急迫性。只有加快建设一支政洽方向坚定、诲人品德高尚、育人眼光开拓的法治人才培养专家和师资工作者队伍，才能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优秀法治人才与后备力置。只有加快建设一支思想政治品德高尚、理论素养深邃、胆识胸襟超群、国际视野开阔，具有“问题导向、紧贴地气、协同创新、引领前沿”的独特风格，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和民族振兴紧迫感，传承人文精神、创新思辨的气魄总结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介推"中国经验”、传播“中国声音”的法学理论工作者及现代高端法治智库队伍，才能引导全体人民用新鲜的法治理论武装头脑，引领思想和行动，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法治智识资源、智力支持和传承法治文化。
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是一个艰巨的实践命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需要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的强势戮力推动，也需要法学界专家学者的强大智力支持。法治时代孕育法治变革，法治实践催生法治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必须紧紧跟上。面对历史赋予的新使命，法学研究工作者作用独特，理应当仁不让、紙砺前行。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依法治国牵系全局、事关兴衰,而如何为法治改革广泛凝聚人心、消弭认识障碍、提供思想保障，广大法学研究工作者(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等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学研究有兴趣爱好的法律人，也包括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专门从事法学科研、法学教育的法学教育工作者，还包括党委政府部门和企业社会组织乃至民间对法律研究情有独钟的人)作用独特、大有可为。
二、当好法治"智囊团”“思想库”
当下，对法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是个好机会，就是当好法治“智囊团”“思想库”。在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法学研究工作者要就如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如何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如何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如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专题研究，积极为党委、政府建言献策，提供科学借鉴参考。
2014年10月27日，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4〕65号)，这为包括社科院在内的社科机构和社科团体建设现代新型智库指明了方向。近年来，随着吴大华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党政研究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决策咨询服务职能越来越突出，其发展定位正逐步向建设现代新型智库转变。但是，包括地方法学会在内的法学研究机构在建设现代新型法治智库过程中，存在理念落后、组织机制有待完善、评价体系建设滞后等诸多问题。地方法学研究机构要真正建成现代新型法治智库，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和问题：
一是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决策咨询研究是一种以学术理论研究为基础的应用对策研究，没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很难提出高质置的决策咨询成果。因此，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做好决策咨询服务的前提，只有不断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才能准确解读法治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更好地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近些年来,贵州省社科院坚持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为使命，实施‘‘三大战略"，努力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作用，大力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贵州蓝皮书系列(如《贵州法治发展报告》蓝皮书)、甲秀论坛、“后发赶超”论坛、甲秀青年论坛、省领导圈示重点招标课题、法治研究中心、重大社会问题风险评估中心等咨询平台建设为重点，以重大标志性成果建设项目为抓手，不断强化决策咨询服务，受到贵州省委和省政府的充分肯定。
二是决策咨询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决策咨询要依托于学科建设，如果法学学科建设与法治发展实际不相适应，法律决策咨询服务将无从谈起。因此，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建设现代新型法治智库，必须加强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地方法治发展需要的法学学科建设。具体来说,地方法学研究机构要根据地方法治发展的需要和自身的实际，确定专业研究方向，在研究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大力扶持优势学科的发展。在加强各学科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基础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的关系，围绕法律决策咨询服务的需要强化中国法律咨询中心贵州分中心建设，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传统法学学科转型，促进法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形成基础性学科和应用性学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比如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的贵州省法学会应用法学研究会以及贵达律师事务所牵头成立的贵州省法学会矿产资源法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就做了大置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是策略性与战略性的关系。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建设现代新型法治智库,应定位为地方性智库，主要从事策略性研究，重点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对策性建议。地方法学研究机构作为地方性社科研究机构，处于中观与微观层次，具有地域优势，要善于根据地方法洽发展实际，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治策略建议。当然,在主要从事策略性研究的同时，也要兼顾一些战略性研究。地方法学研究机构由于研究视野、科研经费、学科实力和专业影响力等因素的制约，与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育部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等部级智库机构无法比肩，但必须宣传好、阐释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根据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决策，深入研究如何结合地方法治发展实际，将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四是地域性与全国性的关系。包括地方法学会及各研究会在内的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在研究经费、学科建设、人才储备和专业影响力等方面不能与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育部法学重点学科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中国国际法学研究会等部级科研机构相提并论。但是，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在熟悉、了解地方和区域法治发展热点和难点上，在分析、把握地方法治发展的问题上，有着突出的优势。发挥这种优势是提升地方法学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当然，任何地方的法治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全国的大局。因此，地方法学研究机构要建设现代新型智库，必须发挥自身的地域和区位优势，将地方法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放到全国大局中来加以考察和研究，让法学界有“贵州声音”"贵州语境”“贵州品牌”，掌握话语权，形成影响力，贏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三、勇当“弘法者”，做好“引路人”
2007年10月28日吴大华在<法制日报》发表的《弘扬法治：法学家的责任>一文中指出：从中国法治化建设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国情看，中J实施主线是凭借着政府的倡导和组织，按照自上而下的途径逐步展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法治推行模式，促使作为法律精英之一的法学家们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倡导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竭力帮助培养社会公民法治意识的重大历史使命。
首先，在思想上，法学家们要具备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责任意识。从落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高度，充分认识在社会中倡导并践行法治理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弘扬法治精神的自觉性和使命感，为在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弘扬法治精神，努力推进法治中国进程做出积极的贡献。
其次，在行动上，法学家们要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坚强的实干精神，在认真调研、精心准备的基础上，走出书斋、走出教室、走出科研院所。法治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但是，封闭在象牙塔里的学问，即使做得再高明再精粹，也很难实现其社会价值。所以，楕妙的法治理念，应该走出象牙塔，步入日常社会中。法学家们应当努力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公众传播法学的原理和法治的精神，讲授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太明白的道理。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在这方面也有优良的传统，邹渊教授、毛卫民教授、张艾清教授等多次为省人大常委会做专题讲座。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省“双百活动"办公室宣讲团成员为省有关部门、各地县做法制讲座50余人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再次，在内容上，法学家们要传播正确的法律思想、先进的法治理念。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是政法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的基点出发，把弘扬法治精神作为重要目标和价值追求，推动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行为环境，帮助社会公众形成崇尚法治、维护法律权威的信念，从而不断提高吴大华国公民的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
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9
关键词：内蒙古;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63-02
内蒙古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建设，就是将智慧技术应用于生态移民开发建设工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中，通过动态的、实时的、更加精准的智慧技术对移民生产、生活进行管理，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进一步和谐。智慧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内蒙自治区生态移民精细化和科学化管理水平，并有效解决资源缺乏、就医、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生态移民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从而促进移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一、构建思路
（一）构建依据
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智慧管理是创新性知识在管理过程中占主导，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它是已有的知识管理的升华，使知识管理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模式。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21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主题，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改善生态移民民生条件和保护生态环境兼顾，合理配置城乡生态资源，积极探索高效率、可持续的生态移民发展的新路径，促进牧区生态移民的全面发展，为促进全区城乡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支撑，从而构建了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
（二）指导思想
构建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应借鉴国内外已有案例和成功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实际情况，提供促进生态移民发展的公共政策，保障移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创新移民政策体制机制，着力于制度的合理设计、统筹的有效规划、全局的一体化进程，确保政策体系比较完整、符合区情、覆盖城乡，可持续地促进生态移民发展，推进城乡居民发展的均等化。
（三）基本要求
智慧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在移民政策的供给时，综合考虑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充分考虑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以及迁出区域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遵循移民产业发展区域定位，进行生态移民分区化管理，充分体现移民产业发展特征的区域性差异，强化促进移民发展政策体系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也是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的根本体现。要求统筹牧区经济和环境各要素的同时，兼顾移民发展需求与可能，保障移民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在尊重移民自主选择的基础上，以各级政府主导，改革创新移民政策体系和机制，提高移民发展效率;加大农牧业科技投入，促进移民后续生产发展;强化移民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强化政府促进移民后续发展的责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手段，构建政府、社会和移民自身协同互动发展的新模式，最终实现牧区移民满意，经济社会和谐。
二、建设目标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智慧型生态移民公共管理和服务是借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信息化、物联化、感知化、智能化的方式，将城乡政府公用工程设施、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转变为一整套智慧化基础设施，使城乡各领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使之成为指挥决策、实时反应、协调运作的“智慧网络系统”。而不同部门和系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协作，更合理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做出最好的生态移民发展和管理决策。
从需求的角度分析，智慧型生态移民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农牧民对和谐社会的需求。因此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的建设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政府“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智慧管理技术系统是根据对城乡公共管理组织的形式、流程及业务特点的分析，按照智慧管理体系、感知预防网络、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三条线展开建设。智慧型公共服务体系，即以城乡一体化为单位在区域内连接融合移民公共服务领域，以农牧民最关心的服务供给为基础，构建决策主导、资源配置、供给方式、管理运行、信息公开、绩效评价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管理新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不同网络业务系统数据实时交换技术平台为核心，集成应用云计算、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物联网、政务网、智能化服务端、信息互动产品等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构建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的公共政策体系。
三、智慧型牧区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的构建
城乡一体的智慧管理是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创新的核心所在。创新能够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提升生态移民发展政策绩效，有效促进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移民发展内涵充分阐释了政策体系创新的实现目标，即基础性支撑体系建设，政策主体体系建设、智慧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政策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
（一）基础性支撑系统建设
基础性支撑系统由基础网络、智能化信息服务终端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组成。通过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政务网和智能化信息服务终端实现有线网络高速接入、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智能化信息服务终端网络广泛部署，形成高速、泛在、可信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生态移民可以在任何有基础网络的地方使用智能化信息服务终端获取基本公共服务。
（二）政策主体系统建设
政策主体系统主要包括政策对象（即生态移民）、政策制定者（即政府）、政策执行者（即地方各行政部门）三个部分。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生态移民决策民主化的关键环节。政策制定者的重要任务是生产高质量的政策，其基本功能包括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目标的制定，政策方案的设计、评估、筛选，政策方案的最终决定和合法化，政策方案的有效实施、分析和总结执行情况;生态移民作为政策对象必须介入政策过程中，通过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参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并改变政策环境，填补政策制定者所无法到达的空间。各行政部门作为政策的执行者是生态移民政策方案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关键，也是具体生态移民政策目标有效实现的枢纽。
（三）智慧型生态移民公共服务系统建设
建设泛在的生态移民公共服务网络以统一生态移民的信息，进行透明、实时的生态移民政策信息交换，为农牧民提供智能化、敏捷化的生态移民公共服务;通过云计算基础设施将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知识库等嵌入其中，使得生态移民信息资源知识化，业务流程协同有机化，构建一个政府与移民可以充分沟通的公共服务环境。
（四）政策保障系统建设
政策保障系统包括构建政策反馈系统和政策监督系统。政策反馈系统把政策主体、执行者与政策对象，政策系统与政策环境连接起来，多层次、多网络是政策反馈系统的突出特点。政策反馈系统能够将政策对象对公共政策在基础性支撑体系上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效果、意见与建议及时传达到政策主体系统中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有利于政策漏洞的发现、修正与改进，提高政策绩效;政策监督系统是监督主体从一定的制度、法规依据出发，对政策系统的运行进行监督。构建政策监督系统的前提是实现信息的充分公开化与政策黑箱的充分透明化，在强化党政监督系统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派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及网络的力量，避免监督主体自体监督和社会力量的相对弱小的局限性。
四、未来牧区生态移民发展的思考
对于生态移民工程中存在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包括生态移民区的建设与投入、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以及移民地区农牧民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等。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在问题
第一，政府对迁入区域基础建设的前期投入的资金来源有限。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移民发展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国家资扶持、自治区级财政补贴以及地方财政支持等。但由于国家资金扶持的覆盖范围与地方和省级财政的支持能力都有限，因此，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多渠道、全方位地解决建设资金问题。
第二，自然因素影响生态移民产业化进程。全区大部分牧区存在流通基础设施薄弱，流通企业经营生产资料资质不统一、服务种类少、配送能力弱、支付方式单一、农资储备能力不足等问题，既不利于电商物流平台自身发展，也限制了服务农牧民能力的发挥。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落后于生态移民城乡一体化进程。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生态移民迁入后无法享受与原有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如医疗保险、失业救助、教育、就业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问题。
第四，民族文化保留传承问题。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会涉及文化变迁和保留与传承问题。草原上几千年的游牧文化由于生态移民而发生变迁，随着蒙古族传统独特的游牧特征消失，草原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将不复存在，如何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各级政府应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政策建议
1.完善生态移民发展机制
生态移民发展制度安排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完善促进生态移民发展的制度机制，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从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进而不断巩固生态移民政策绩效及促进移民持续发展。国家应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生态移民工程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和目标，并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支持，以此来保障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顺利实施，保护农牧民利益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地方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的生态移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领导机构，分解工作任务到各部门、各乡镇和各行政村，利用其在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和市场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不仅解决迁出地环境保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移民移入地的生产生活和后续发展问题。
2.加大资金和科技投入
建立政府、组织、社会、群众多元化投入机制。应积极争取国家专项投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逐年增加地方财政的投入，同时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推动生态移民综合建设。对于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地区，需要自治区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水平给予政策倾斜，扶持后续产业发展。同时，健全对生态移民资金使用的监管机制，确保资金全部用于生态移民工程的建设中来，提高其利用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政府应当加大移民迁入地区科技普及投入，强化科技政策扶持，加快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积极培育生态产业。
3.建立移民社会保障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移民大都为农牧民，环境的恶化使他们不得不搬离长久居住的草原，面临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因此移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为此，政府应构建并运行针对移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当前生态移民的具体现状，移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项目可包括：移民社会养老保险、移民医疗保险、移民社会救济以及移民社会互助。”同时，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相关制度落实的配套措施，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顺利进行，真正发挥其作用。
4.加强对生态移民的技能培训
加强对生态移民的技能培训能够增强生态移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创造能力，确保移民群众发展有基础、致富有保障，实现移民群众搬迁安置后的稳定性。提高生态移民综合素质是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从根本上提高农牧民的生存竞争能力。
5.加强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
对草原的科学保护与蒙古族牧民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应当有机结合。在政策制定和落实的过程中，不能单纯追求禁牧范围、搬迁人口数量，而应该在不断改善草原环境的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大对蒙古族文化保护的力度，做好对蒙古族文化保护与继承的工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必须以系统性的整体而存在。民间生态知识的形成与利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将这些传统智慧挖掘出来，加以新的阐释和运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传统文化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247-286.
[2]马林.内蒙古可持续发展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107-246.
[3]初春霞.生态移民与内蒙古经济可持续发展[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27（2）.
[4]王瑞娟.内蒙古生态移民政策执行模式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5）.
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篇10
一、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随着理论研究与企业实践的深化发展，现代企业逐步被理解为在既定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环境下，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产权主体经过签订一系列特殊的动态博弈市场契约，而形成的一个具有有机整体性、生产性与交易性的营利组织。企业的有机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能动使用与创造性发挥的首脑作用、劳动力的服从劳动与物质资本的被动运行等方面，类似于生物特性的有机整体性是区别企业组织与市场契约的根本标志（张华、邹东涛，2011）。
现代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至少有一方要素产权主体不能按照确定收益的方式分享企业收益，必须有一方承担剩余分配收益，即拥有剩余索取权。由于契约存在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产权主体还必须拥有剩余控制权，否则便不能有效地保护承担剩余分配收益的产权主体的权益（williamson，1983；Hart，1996；张华等，2007a）。从现代企业的有机整体性可以看出，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企业家应该拥有现代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权和对企业成员进行激励约束的管理权。
现代公司治理的理念主要有股东至上主义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念。股东至上主义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股东拥有公司，公司应按照股东的利益进行管理（张维迎，1996，1999）。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不是单一地为股东提供回报，公司应该是一个社会责任的组织，必须服务于一个较大的社会目的，为社会创造较大的财富。公司治理的要点在于不应该把更多的权利和控制权交给股东，公司管理层应该从股东的压力中分离出来，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杨瑞龙、周业安，1997；杨瑞龙、刘刚，2002；Blair&Douglas，1999；Rajan&Zingales，1998）。
完善的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的必要选择，也是现代企业追求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内生变量，主要体现在形式制度和内容理念两个方面。现代公司治理应该具有三个层次（见图1）：一是由政府以法监管治理的市场层，主要负责对于市场的利益相关者的产权与契约保护；二是企业内部分权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层，一般由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构成，主要负责对于大股东、中小股东、债权人、经理层与普通员工的产权与契约保护，以及对企业获利收益的分享保护等；三是由董事会与经理层所形成的核心治理层，主要负责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与高效执行管理等（张华、邹东涛，2012）。
董事会由全体股东大会依照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信托原则选举诞生，对全体股东负责权益负责具有诚信与勤勉义务，董事会负责选聘监督经理层并保留战略决策独断权。经理层在董事长与总经理的领导下负责现代企业的全面获利经营职能，负责现代企业运行的全面工作。董事会与经理层共同形成公司治理的核心治理层，具有双向的委托-关系（张华等，2007b），负责现代企业的战略决策与执行管理等方面核心工作。监事会则主要由现代企业弱势群体的代表组成，分别对企业职工、中小股东和长期债权人负责。
核心治理层主导进行公司治理有效地解决了核心人力资本的选择问题，调动了核心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也基本解决了企业经营收益的分配问题。但股权资本的有限责任性，自然会导致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能会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因此，还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发挥一定的治理作用。
二、智能化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智能化集成企业是指在遵循有关法律法规、资质要求等社会资本的前提下，由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及普通员工，经过签订一系列的动态博弈市场契约而形成的一个具有有机整体性的营利组织。能化集成企业必须遵循相关部委或相关产业的规章制度，需要按照一定的法规办理相关的资质手续。智能化集成企业提供的产品主要是智能化系统集成服务，主要包括智能化企业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控制平台以及综合调试维护服务等（工信部，2011；安防协会，2011）。
智能化企业的董事会和经理层一起构成智能化企业的核心治理层，主要负责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与高效执行管理等。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按照股权原则选举出来的会议体决策机构，董事会的具有诚信和勤勉的信托责任。经理层是由董事会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聘任。经理层主要包括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核心技术人力资本、项目管理人力资本和市场营销人力资本等核心人力资本所有者。
智能化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与高效执行管理的权力赋予给董事会和经理层，这是在良好的法治经济环境下自然演化出来的结果。在经营管理效率化、合理化、专业化前提下，将公司权力逐步集中在执行董事身上成为时代的必然，然而这使得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分权制衡原则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完善的分权制衡的智能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应该由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构成。智能化企业分权制衡的公司治理主要负责对于大股东、中小股东、债权人、经理层与普通员工的产权与契约保护，以及对企业经营收益的分享保护。
三、智能化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大会
智能化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各种不同的层次。首先是股权资本和核心人力资本构成智能化企业的核心层。其次是依据市场契约进入智能化企业的债权资本和普通员工。第三是智能化企业服务的甲方客户。第四是为智能化企业提供设备及外包服务的供应商。最后，还有提供社会工作环境的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智能化企业在进行获利运营时，在满足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处于智能化企业外部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然而，从智能化企业的有机整体性的本质特征可以看出，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外部利益相关者本身是社会经济网络系统的结点，他们与法人企业一样享有平等的权益。
关于智能化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主要是依靠国家法律条例和市场机制手段进行监管，如制定税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等，以及规范要素市场和商品（劳务）市场健康竞争与持续运行等方面。智能化企业公司治理必须重视政府以法监管治理的市场层，主要负责对于市场的利益相关者的产权与契约保护，确保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利益得到保障。
智能化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主要是通过健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功能。智能化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一般是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再由董事会聘任经理人，并在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之间形成双层委托关系，这种治理模式过于突出了股东的主导力量，而忽视了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因此，完善的智能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在坚持股东主导的治理理念的同时，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治理，并且要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中健全参与治理的程序、机构及监督功能。
智能化企业利益相关者大会的提出是及时和必要的，只有智能化企业的中小股东、长期债权人、普通员工、供应商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等弱势群体，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则选举出来的监事代表，才能真正维护好他们的利益。智能化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大会参会成员一般不包括大股东和管理层任职的中小股东，但可以列席利益相关者大会。由智能化企业利益相关者大会选举诞生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群体的监事会，智能化企业监事会必须由企业弱势产权主体的代表组成，监事会的功能应定位于代表广大的利益相关者履行对公司核心治理层的监督职责，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监事会是智能化企业的会议体常设机构，负责监督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以及对核心治理层等人员违反法律、章程的行为予以指正，并对核心结构层拥有保证合法权利的监督权和危害预警权。
四、智能化企业监事会的选举构成
智能化企业的监事会由全体监事组成。监事会的监事资格具有一定的要求，可以是中小股东、长期债权人、公司职工和长期供应商，或者是由弱势产权主体委托的非公司专业人员，但公司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不得兼任监事。监事会成员人数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须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质，以便保证监事会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决策，做出科学合理、公正谨慎的监管。监事会可设主席、委员等职，可以下设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计监察委员会、风险履约委员会、劳工保障委员会和监事会秘书等，分别负责智能化企业的大股东关联交易、核心管理层的监督审计、债权人和供应商的风险履约以及普通员工的权益保障的方面。
智能化企业的关联交易现象极为普遍。为了保证中小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智能化企业的监事会设立关联交易委员会对核心治理层的监管非常必要，定期的审核、披露关联交易信息，在关联交易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进行有效地监督，必要时付诸法律是关联交易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责。
智能化企业的监事会需要设立审计监督委员会，履行日常的审计和稽查职责，监督公司规范运作，保证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监事会的审计监督委员会不同于董事会的财务审计委员会，董事会财务审计委员会重点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于管理层的监督审计和经营风险的控制。监事会的审计监督委员会则重点对于核心治理层的监管，并且监管目的在于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监事会的风险履约委员会设立主要目的是保护公司债权人和长期供应商的权利。而至于对于公司客户的履约风险的控制，主要是由公司核心治理层来控制。长期以来，保护公司债权人和长期供应商的权利主要依靠市场法规。监事会风险履约委员会的设立为解决市场履约风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构，并建立一个沟通协商的渠道，为多方共赢互惠的发展建立了有效地互动基础。
监事会的劳工保障委员会的设立主要目的是保护公司员工和社区环境方的权利。长期以来，公司普通员工和环境社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地保护。监事会劳工保障委员会的设立为保护员工权利提供了一个有效沟通的渠道，为多方共赢互惠的发展建立了有效地互动基础。
智能化企业的监事会会议必须有记录，因此，监事会可设监事会秘书一名，由监事会聘任和解聘，监事会会议记录由监事会秘书负责制作，监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五、智能化企业监事会的功能定位
智能化企业的监事会是智能化企业内部行使监督权的机关，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化企业监事会的首要功能是对核心治理层的经营管理的执行监督，其次是保护企业弱势群体的危害预警功能，第三是经营信息的披露功能。
监事会作为专门的公司监督机关对核心治理层的业务执行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专门的监督。特别是核心治理层权力日益膨胀，设立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可以促使核心治理层认真执行公司的经营业务，正确地决策，以保障公司健康有序地发展。
智能化企业的监事会除了考虑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外，也要对债权人、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监事会的监控防线要前移，建立危害预警系统，让智能化企业核心治理层在权力行使前就得到预警防范。必须要强化监事会的法律地位，设计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功能定位应该是代表广大的利益相关者对核心治理层进行监督。智能化监事会的另一重要职能是能够及时报告异常的经营信息。健全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确保企业健康、快速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保护利益相关者各方利益的重要手段。
六、结论
本文论述了智能化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首次提出并丰富了智能化企业利益相关者大会及监事会的相关内容，认为智能化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大会是智能化企业非主要股东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保证机关，它是由中小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经营决策具有监督权，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一定的建议权。
智能化企业的监事会是由非主要股东利益相关者大会选举产生，智能化企业的监事会向利益相关者大会负责，是公司监督核心治理层进行经营决策和执行业务的常设机构，负责监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以及对核心治理层等人员违反法律、章程的行为予以指正。
监事会可以下设劳动保障委员会、关联交易委员会、风险履约委员会，分别对企业职工、中小股东、长期债权人和稳定供应商负责，并对核心结构层拥有保证合法权利的监督权和危害预警权。同时，认为对核心治理层的经营监督是监事会的首要功能，对于危害预警和信息披露则是监事会的两个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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