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概念篇1
［关键字］概念、相对独立完整性、普遍关联性、教育性、实践性
［内容概要］概念是构成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最基本的科学理论知识。没有概念也就谈不上任何科学理论。学习和掌握任何科学理论，必须重视对其中基本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在中学思想政治教学中,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采取的是根据教材知识点“扫描式”地进行一番讲解。学生也难以从深层次上去理解。本人初中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的特点和方法浅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任何科学的认识成果都是通过形成各种概念来概括和总结的。概念是构成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最基本的科学理论知识。没有概念也就谈不上任何科学理论。学习和掌握任何科学理论，必须重视对其中基本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中向学生传授的经济、政治理论亦是如此。学生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原理，包括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必须首先加强对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因此，中学思想政治课中基本概念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部分政治教师对概念的教学并未引起重视，其中大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采取的是根据教材知识点“扫描式”地进行一番讲解，然后要求学生去读、记、背，至多再进行几次默写。这样，虽然学生能够背出一些概念的定义，但是从深层次上去理解，以及运用所学概念帮助理解其他知识点或是运用所学概念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则显得比较困难了。追根寻源还是教师对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的特点、方法未能正确地把握和运用。
本人在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结合平时教学研究，认为中学思想政治概念教学应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性。概念虽然是构成科学理论知识的基本单位，但任何一个概念也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知识。因为概念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特有属性概括而成。在概念形成阶段，人们的认识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它不是人们在最初实践活动中的对现实世界零碎的、不全面的反映。任何一个概念都已是独立完整的知识整体，因此，政治课概念教学必须具有独立完整性的特点，应通过教学力求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概念。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内涵和外延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而概念又是通过词或词组等语言形式来表达的，同时，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为了呈现在学生面前一个独立、完整而厚实的概念，在教学中必须：
1、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概念的内涵，把握概念内涵的每一层含义。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对概念的内涵进行层次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可以分几层？哪几层？采取“剥笋子”的方法，一层一层地加以剖析，把每一层含义都讲清楚了，一个比较厚实的、富有“立体感”的概念也便呈现在学生面前了。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也便更深刻了，运用也自如了。
2、带领学生认真研究概念的外延。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概念内涵确定后，就必须认真分析此概念与彼概念及他概念的不同，从而正确把握此概念的外延。这样，使学生正确地把握概念，不至使之与其他概念混淆起来。
3、把概念放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去讲解概念。概念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如初中政治课“刑罚”这一概念。为了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刑罚”概念，必须从刑罚的最初产生、到阶级社会的刑罚、社会主义国家刑罚存在的必要性等等方面的内容阐述，这样学生才能对刑罚这一概念有完整的理解，不至于会使学生产生某种偏见。
总之，我们在每讲述一个概念之后，不论概念是大是小，都要使学生能掌握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样为理解掌握系统的政治、经济理论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是具有普遍关联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原理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错综复杂、普遍联系的，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
中学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但是同一政治理论中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概念、其他知识点之间有种种联系，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中，认真分析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同时就必须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使学生从更大范围内更完整准确地理解概念、掌握概念。因此，我们在政治课概念教学中必须努力构成概念教学的立体框架。
我们根据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对思想政治课中基本概念的讲解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中心辐射法，在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时通过延伸、扩展等手段，努力构成这一概念立体化的框架结构，使之层次清晰地展示在学生面前，进行一种多角度、发散式立体化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以下几点:
1、要求学生从概念的定义中找出关键的字词，作为这一概念的中心，根据这一点，要求学生回忆出与此相近或有联系的一些其他概念，把它们进行比较。
2、在新旧概念的比较过程中，要求学生从新概念的定义中提示新要领有哪些方面的本质特征即与其他概念的不同，进行逐层分析。
3、对每一层次进行分析时，在学生弄清这层含义内容基础上，再要求学生指出从这一层次角度上概念与其他一些概念和其他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经过这样的教学过程，便构筑出这一概念教学的立体化框架结构。在这过程中，学生既能理解新概念内涵和外延，又能理清楚新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既能把握新概念的本质特征，又能掌握在掌握新知识的同时，复习旧知识。
比如，我在讲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一种“行为规则”。接着要求学生回忆出一些其他行为规则，学生很快说出有：法律、社会主义法律、道德、纪律等等。这样就很容易揭示“法律”与“社会主义法律”、“社会主义纪律”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等概念之间的联系。
然后要求学生从定义中思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这一行为规则与其他规则比较具有的不同点。学生便很快说出：（1）它是体现人民意志的行为规则；（2）它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则；（3）它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对这三方面的逐一分析：对第一方面分析，便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与人民意志、人民民主之间的联系，使学生懂得，在我国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才能建立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也只有健全了法制，才能保障人民民主。对第二方面分析，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与我国国家之间联系，使学生懂得，只有巩固了我国国家政权，才能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加强法制建设；对第三方面分析，指出对于违反法律的，将受法律的制裁，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与对敌对分子专政和巩固社会主义稳定政治局面等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最后小结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具有以上三个特征的行为规则，而其他行为规则都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这三个特征。
学生在理解这一概念后，便自然地理解课文中“它既是公民权利的体现和保障，又是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这一观点，也为理解后面的内容打下了基础。
因此，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应该也必须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使相关知识点融合成为一个知识整体。
三是思想教育性。思想政治课教学要“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积极地思考并回答自己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认清和履行我国青年一代的崇高责任。”一句话，思想政治课教学特别是概念教学必须充分发挥政治课教学德育功能，挖掘德育因素。思想政治课教学是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主渠道。在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中，不仅要求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以及学生文明行为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社会治理的概念篇2
如何看待“治理”概念的提出
领导文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概括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提出的。我们该如何理解，它的内涵是什么？
李强：通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可以看到有很多全新的理念，这些理念所反映出的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的总目标中使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样的表述，其实是表达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在我们历来的政府改革的文件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表述还是第一次出现。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央提出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观点。蕴含这种思想的改革方案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往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这次改革将总目标概括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足见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方案。尤其在理念上，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这样的新概念。
“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可以说是与国家、政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出，这个改革的《决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虽然经济仍然在整个改革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通读《决定》全文，我们可以发现，本次改革还讲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所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这个概念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全方位的、总体性改革方案了。
“国家治理体系”这个表述包涵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治理”。学术界、理论界对“治理”的理解是有共识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治理”是一个现代文明体系的新概念。与传统的“管理”相比，“治理”概念更加强调多元参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方面的控制概念，而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互动”的概念。这一点是治理最突出的涵义。
总目标中还使用了“现代化”这个概念。过去我们对“现代化”意义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比如过去，国家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就是说，我们过去并没有意识到“现代化”其实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愈发地意识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在内的诸多体制都面临着进入到现代化体系中来的任务。总目标的描述强调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文明生态五位一体。
如何理解从“治理”到“管理”
的变化
领导文萃：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方案中，“社会治理”取代了我们过去的“社会管理”，如何理解从“治理”到“管理”这种变化？
李强：首先，我们要来回顾一下以前我们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这个概念。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社会管理创新”第一次出现。那时党中央提出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社会建设”，一个是“社会管理创新”，后来的十七大报告、十报告一直是延用这个概念，而这一次，《决定》的总原则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概念。“国家治理”的概念是五位一体的改革思想，那么这个“五位一体”体现在社会方面，当然也就是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重要变化。我觉得，首先必须承认，“社会管理”的概念从2004年起一直延续到十，也是很有创意的。因为在此之前党中央没有提出社会建设思想，可以说，正是通过2004年到现在这样长一段时间的经验总结，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社会治理，把管理概念变成了治理概念，可以说，这是在理念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那么，这个“治理”和“管理”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义的区别，不是查《新华词典》或《辞海》就能看到的区别。从“管理”到“治理”的变化积累着从2004年一直到2013年社会建设方面的长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处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难题，在处理这些问题和难题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了，用“治理”这个概念更能体现出创新社会体制的新意。
领导文萃：“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在理念上有哪些区别？“社会治理”的特点是什么？
李强：“社会治理”在含义上确实与过去“社会管理”有很大区别。当我们讲到“管理”概念的时候，我们往往把它解释为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强调管理一方对被管理一方施加的力量，“社会管理”其实比较接近于我们社会学中“社会控制”的概念。社会控制从来都是指政府机关等政府力量，对整个社会体系的规范性活动，而治理在这一点上和管理产生了重大的区别。
第一个特点：治理概念更强调“双向互动”的过程。从“管理”变为“治理”其实是从“单向指令”变成“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也是治理与管理的第一个重要区别。“社会管理”是党和政府出台各种法规，然后下级执行法规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叫管理和控制的过程。而今天我们意识到，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发达，基层社区、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活力。如果我们简单拷贝原来的单向的控制性管理，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比如在网络上就形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不协调，甚至是冲突的现象。最后往往演变为网络事件。而治理过程既包括从上到下，也包括从下到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以网络为例，我们发现，其实广大的网民所提的意见也很有参考价值。现在政府决策上经常参考网民的意见。仅从网络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从“单向管理”变“双向互动”了。从简单的从上到下变成了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互动是治理概念非常明确的特点，相对来说，管理是比较倾向于操纵的、控制的、管理和被管理的。
第二个特点，治理概念更加突出“参与”的要素。过去的参与多是政府动员式的。政府一方往往承担的任务过重，而对于参与社会建设的社会力量一方，没有做太细的深入的分析，比如究竟有哪些社会力量的参与。那么在治理的概念里面，强调的是多方参与的力量。强调多方力量的参与其实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体现。我在以往分析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谁是主体的文章中提出过，如果把主体仅仅看作党和政府，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其实是千百万老百姓自身的事情。从党的理论上看，从来都讲的是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我们应该强调人民群众是主人翁，强调他们的主体地位。而党和政府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服务性质的作用。这样治理概念就把多方参与这件事情讲清楚了。在多方参与中，究竟谁是主体谁不是主体呢？我觉得，用治理的概念来分析，在参与的过程中，大家是平等的、是共治的。
所以，我觉得社会治理的概念在这一点上是理论上的很大突破，过去我们始终没有想清楚谁是主体的问题。我们讲政府起主导作用、指令性作用，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多方参与的思想，包括了党、政府、社区、居委会、老百姓，城乡的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原理历来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治理将多方参与的涵义做了很正确的定位。
第三个特点是：治理概念实际上强调的是“合作、协商、伙伴的关系”。我们过去用社会管理的概念，突出的是“管”，管理更多地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管理的过程很难说是合作和协商的过程，因为管理更多的是发指令和控制的过程，所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并不是一种伙伴关系。而治理的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统治和管理，治理更多强调的是合作，合作的特点比参与的特点更往前进了一步。也就是说，在互动的过程中有合作也有协商，可以说更多的是一个民主的过程。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大，恐怕很多事情都需要通过民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个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所以我们强调合作者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是治理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是：治理概念是对传统的“官本位”思路的突破。中国社会有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虽然君主制在上个世纪已被破除，但是实际上君主制对今天的文化影响还是很大的。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破除官本位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官本位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有一个大弊病，就是如果我们是官本位的思路，那必然不是民本位，这就导致在遇到社会问题的处理上不能很好地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而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正是治理的概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时，治理的思路是民本位的思路，而不再是官本位的思路了。治理从理论上来说，是强调民本位，因为毕竟十三亿中国人是最广大的社会力量的来源。我们强调民本位其实是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的提出也是对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一个突破。
第五个特点：治理概念在全球视野中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治理的概念从方法上看实际上是一个现念。在学术界，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从国际上看，治理和“善治”的概念越来越流行起来了，这也反映出全世界的一个总体趋势。这个总趋势就是指在社会建设中使用现代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手段来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所以，治理反映的是一个比较文明的理念，尤其突出的是“法治”的思想。治理本意是强调有立法的、依法的，通过法治解决问题的过程，它强调一切事务运行过程不是少数人在操纵，而是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和选择。在治理的观念里面比较强调公开性，比较强调透明的原则。
领导文萃：在全面理解了“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和特点之后，我们想知道，“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这其中的理论演进过程又是怎样的？
李强：我们是在社会这个层面来分析管理与治理的区别。可以说，一直到党的十报告，文件都还是在使用社会管理的概念。这次三中全会是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对过去社会管理的否定。实际上，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探索，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吸取，社会治理的表述方式对于社会管理而言是一个完善和提升。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在否定过去，并不是说管理的概念就是错的。党和政府在2004年提出社会管理之后开始实践社会管理创新，这个改革的实践到现在已经有九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提法实际上是政府在总结和完善以往这一段时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治理的理念。
在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曾经有过从“四句话”到“五句话”的变化。2004年党和政府最早提出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在当时，这同样是一个全新的改革探索。在十之前，党中央曾经开过一系列社会管理创新的会议，那时候就形成了四句话，内容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到党的十又加上了第五句话“法治保障”。这五句话就是往前走了一步，加上了法治保障的内容。法治保障的强调，其实意味着未来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要纳入法治的范围，这样的思路是在把法治的理念更完善和系统化。本次改革方案，没有再使用过去的说法，四句话、第五句话都没有使用。但这并不是说现在和过去就不一样了，如果比较起两者的区别来，就是过去没有太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互动、参与、透明的现代化方法，这在整个理念上有了很大的前进，这些都是理论发展的过程。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
五大创新之处
领导文萃：从您所说的思路出发，您认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将从哪些方面入手？创新包括什么具体内容？
李强：我们在文件里可以看到，这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内容强调了“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概念。像这些概念在以前的改革方案中并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本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创新之处。
第一，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对“政府、社会、居民”三方力量的强调。这次改革实际上是在讲三方力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三方是指政府、社会和居民。传统上我们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但是这次使用了“社会自我调节”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和整个文件的总体性理念是一致的。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并不是政府干预得越多越好，政府管得越多越好。过去我们总认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要对社会进行管控，要增加各种规则和法规，要进行各种审批程序，这是过去的思路。但是现在不同了，这次改革提出的“社会自我调节”概念的背后意味着对社会有了新的理解，即认为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自愈能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无数，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使用政府干预的手段，但是实践的经验证明，政府干预多了反而产生负面的结果。
举个例子来解释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好比一个人得了感冒，是不是非要用抗菌素就好呢？我们最后发现，用了很多治疗方法，最后还不如多喝水、多休息好得快。一个社会实际上就像一个人，人的身体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强的自我抵抗力。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一定要相信社会的力量，就跟这次改革中提到要相信市场的力量一样，社会也同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我们最近的比较多，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其实政府经常是反应过度的，动不动就动用特警和武警，这样其实是损害政府形象的干预方法。
刚才提到了来自三方面的力量，政府的、社会的、还有居民的力量。这次文件里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强调居民自治的概念。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上，一直是承认居民自治的，我们的居民委员会其实是居民自治的组织。我们的村委会其实是村民自治组织。前面我们认可了社会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换句话说，自治不是一句假话和空话。过去所有的居委会都是在完成街道指令，而所有的村支部，他们都是在完成乡里的指派任务。在这一点上就需要创新。在今天的新形势下，我们应该探索居民自治的多种方式和模式。其实在今天，居民自治已经有了很多的成功范例。比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北京的蔡家洼，都是实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模式，我们在基层调研中也发现了很多新的居民自治模式，这些都属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第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对于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而言，有组织比没组织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在研究社会冲突时便提出，“组织”可以避免出现很多暴力行为和突发性的事件，因为组织是有一定的规范和管理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如果翻阅以往的改革文件，我们可以发现，在凡是讲到社会组织的问题，一定会出现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表述。这次改革方案中没有重复使用过去的表述。这其中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过去并不相信社会组织，总是认为社会组织“不良性、不健康、没秩序”，总是把社会组织看作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所以这次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提法在这一点还是很有创意的。换句话说，现在我们不但不害怕社会组织，而且还希望它们能有更大的活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其中变化的核心原因是对政府和社会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过去政府是比较担心社会力量的，尤其担心这个社会力量如果被培育起来以后，会不听从政府的领导进而成为异己的力量。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所参与的这些社会组织，他们的基本动机和目标是善意的。
这次会议在强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时候，有一句话讲得很到位，就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这个含义就是，过去我们的社会组织往往是官方的或半官方的，没有真正跟广大人民群众接轨。大量的现象是我们的某一个领导同志退休之后，挂在某一个行业协会或商会，组织活动的范围基本是部分官员和少数群体。这次改革文件就明确强调，所有的社会组织都不要再挂靠在政府名下。挂靠政府的本质是官本位的思路。表面上说是社会组织，是老百姓发挥作用，最后其实是少数人，像退休干部的养老机构一样，没有真正能发挥基层老百姓的作用。这个应该承认是在基层社会组织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的举措。
第三，更加强调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社会治理方面，如果我们问及究竟什么是最终和最基本的原则，我认为，其实还是法治。今天当我们讲到社会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明确地了解社会群体的多元性，社会是由千百万老百姓组成的。当改革碰到了很大的利益变迁，就常常会出现各种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这样整个社会方面的问题就凸显出来。针对这些问题，政府过去曾经出台过一些制度，比如说制度等。但是我们发现，如果这些制度最后不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比如，有些“上访户”最后就形成了老上访户，而这些老上访户的问题就长期拖着不能解决。
这次改革提出了“终结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依法终结，实行把涉法涉诉都纳入到法治轨道来解决。从这一点上看，终结制度是对法治保障的进一步完善。其实，世界各国在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最终没有其他选择，就只有法律的途径。当然，法律也有缺点，因为法律更多的是强调程序公正，强调依法申诉的程序。但是实际上，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治理，都认为法治是唯一的出路和途径，因为法治的对立面就是人治。虽然我们要强调人性和尊重多方利益，但是最终人治并不是把问题解决的最终办法。法律是必须有终审的，它强调一个事物最终要遵从规则，不管是申诉方还是被诉方，最终法律都会给出一个裁决。所以法治的途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应该说这次从制度上对法治保障的强调还是比较突出的。
第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近年来，各种的数量激增。这些问题我们过去也有一些处理方式，但从机制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预防和化解这些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所以这次提出要创新有效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我认为，这个机制很大程度上应该创建于基层。因为实际上大量的矛盾都来自于基层，当矛盾反映到中央的时候，其实已经酝酿得很大了。很多事情完全可以在最初环节解决。我们以厦门陈水总爆炸案来分析。陈水总提出的问题并不十分复杂，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60岁，政府应该给他退休金。但是基层的工作人员认为他在户籍上登记的是59岁。陈认为登记在他当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我们暂且不分析他究竟多少岁，问题是，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质疑：如果基层工作者更负责任一些，态度更好一些，认真地负起责任，翻查他的个人档案，那么爆炸案也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最近很多这种类似的事件，甚至像校园杀人案、残害儿童案等等。这一系列的大案件起因都来自基层。所以，基层人员应该多一些关心他人的精神，对工作负起责任。所以，这次强调这个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很大程度上是要完成各种基层工作的建设，其中也包括物业、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各种基层组织。
第五，体制的综合性，强调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这次在文件里强调体制创新的时候还特别把安全归纳了一个方面。这个安全问题涉及的领域特别广泛。在讲安全问题的时候，头一个就讲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可见，食品安全这件事确实和我们的社会治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食品安全这件事是多元和复杂的，因为食品从小农生产到流向市场最后到每一位消费者手中，这之间涉及到的环节非常复杂繁多。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官方的食品监管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无论食品监管多么严格，也无法到村里去监管每一个小农生产者，而现在很多事情就发生在那些村里面。例如北京前一段时间发现的“神农丹”、“毒生姜”事件。有一个北京的记者在山东调查时发现，姜农使用高毒农药种植生姜。因而就可见，这些最初的生产环节仅仅通过官方食品监管系统是很难完成的。这是一个社会体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都是靠“活力社会”、“能动社会”去解决。最典型的就是靠“行业协会”、“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来完成。
所谓“行业协会”、“同业协会”就是千千万万的生产者自己建立的同行业组织，既然是同行业、同技术组织，他们每个人最了解生产的细节、原料的细节、加工的细节、产品的细节，最了解同行其他人的情况。假设同行中某一个人往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这就等于砸了同行业的每一个人的饭碗，就等于损害了全部生产者的名誉和利益，同行业的其他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行业协会”、“同业协会”对自己产业、行业的管理是最认真、最内行、最难以被欺骗的。如果激发了同行生产者的社会活力，每一个生产者同时就是监督者，食品安全问题、商品假冒伪劣就可以通过这些“行业协会”、“同业协会”实现有效的管理。也可以说，民间对此有充分的监管力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重在
处理好政府和社会关系
领导文萃：在推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李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整体来看，这次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其实就是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个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讲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时候，改革突出强调了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而我们讲的社会这一块是全部文件的另一个关键，就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过去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我们明显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相对而言对社会重视不够。提到社会，我们过去的说法使用“社会协同”的表述方式，在社会协同的前面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在我国，党和政府的力量当然十分强大，这样，就容易误解成党和政府把一切事情都统管下来，社会只是处于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上。从这样表述的分析可见，在过去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时候，强调了政府，弱化了社会。
而今天，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还需要让社会有自我调节能力，要社会的多元力量的参与。我过去在文章中提过的“能动社会”和“被动社会”的概念。社会学在理论上提出有两种社会：“机械社会”与“有机社会”。机械社会，指通过外力干预而运转的，在机械社会里，只有管理者有积极性，老百姓没有积极性，仅仅处在被管理的位置上。而在有机社会里，老百姓是有活力的能动者，在有机社会里，老百姓是积极参与的，因为他们的利益与自治的活动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认为，核心要解决的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以往的党的文件里确实还没有这样提过。以往我们的政府承担的责任过多，背的包袱也过重，什么事情都是依赖政府解决。其实这样的结果反而使得社会不信任政府，所有的人都认为，所有事情都是政府的责任。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政府确实和改革开放以前的政府不一样了。过去是一种总体性社会，政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现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迁，社会的高速发展，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去担负所有的责任，所以应该把能由社会解决的还给社会，这样的社会才会更有活力。
领导文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李强：我们这次改革的思路很新，强调“多元的、互动的、参与的、透明的、法治的”。但是仔细想来，我们的干部队伍多年来的实践训练的结果是，他们习惯于用指令性、控制与主导的，而不是参与式的工作方式。所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很多。
第一，全新的改革理念，由谁来落实？政府如何解决积蓄已久的各种社会矛盾，如何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当前改革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来自干部队伍本身。当政府提出这么大的一个全方位的改革方案以后，新的理念由谁来运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政府需要一支庞大的有改革开拓思想的和创新观念的干部队伍来完成这件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一切主导权都在政府手中，官员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所有的这些新体制的作用都发挥不出来。因为改革其实面临着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会损害官员的利益。这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我们提到如何让社会更有活力，其实核心是政府要放权。大家知道，关于权力的问题往往收权是很快的。比如，政府下令不许大家做什么，权力立刻被收回来了。而放权就意味着“不许政府做什么”，所以现在的一个难题就在于说，政府如何给“自己动手术”。过去政府给别人动手术很容易，比如政府给企业动手术、给社区动手术，现在是政府自己要动这个手术了。“给自己动手术”很大程度上是要“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干预和行政法规。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和挑战的。
而另一个方面，从社会的一方说，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体制创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现在进入到一个重大的发展新阶段。过去几十年里，很多容易改革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现在的问题是三十多年的改革积蓄了很多的矛盾，关于土地、社区、农村等等方面。而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各种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临界点”。因为积蓄矛盾很深，因而我们目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要想实现和谐社会，所面临的难度和风险很大。这些其实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种利益关系的不协调造成的，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第二，要实现公平公正，多元利益群体如何达成共识？从《决定》中可以看出，这次改革实际上是想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机制。文件全文使用公平、公正、平等、正义概念，累计39次，这也证明，当前的很大的困难和难度来自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例如财富的分布、贫富的差距等等。而最近这一段时间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极端思潮也泛滥开来。我们要谨防两种极端。一方面我们确实应该让体制更公正一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一些主张动用非法治手段的极端派。吴敬琏先生曾在文章里就提到了“极端思潮撕裂社会”（吴敬琏：《以史为鉴，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载于《江淮文史》，2012年03期），当前在社会方面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很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分裂也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容易缺少共识，在很多事情上，大家的观点都激烈冲突。
社会治理的概念篇3
「关 键 词 宪政 公民社会 私法自治 经验理性 建构理性
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一种时尚。无论知名学者还是刚刚进校的研究生，都试图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或者以公民社会理论所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为工具进行某种“学术”演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法学领域，一些学者对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②。如美国学者阿兰。S.罗森鲍姆认为，“西方民主社会的近代宪政主义通常都包含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 [1]（4页）。我国学者也认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多元文化环境是宪政实现的一般条件之一[2]，“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3].就总体而言，公民社会的理论还不为我们所熟悉，以此为工具对宪政进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尝试探讨公民社会对宪政的意义。
一、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
“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4]（1页）。但在宪法文献中，“公民”仅仅被简单地界定为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这与“公民”概念所承载的价值蕴涵极不相称。公民的存在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前提。edward Shils强调，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一特征包含公民观念”，“并孕育了城邦的概念，亦即一个都市以及一群有担任公职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权的公民的概念”[5]（36页）。公民概念是宪法学中第一个需要明确界定的、最具价值的基石范畴之一，其核心要素是公民资格。公民资格既是政治国家对其成员身份、地位的法律确认，又意味着一种公民个体自愿归属于政治国家的观念。正如约翰。罗尔斯在其新著《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所说的，“任何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需要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能够使他们把自己理解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地位的成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政治地位，以及了解这种政治地位如何影响他们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6]（5页）。
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在于：
（一）它是一个具有公共特性的概念，对公民内涵和公民资格构成要素的界定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宪政的价值预期、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具有某一国家国籍，使公民与某一具体国家相联系，并依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各国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法律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的公民概念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公民资格的构成要素各不相同。公民概念必须与政治国家相适应。因此，公民概念具有极强的公共特性，公民资格绝不仅仅是公民“私人”的东西，尽管公民资格只有相对于公民个体才有意义。定义公民概念，界定公民资格，是现代公法所要完成的第一项重要使命。
（二）它蕴涵了公民之间关系的普遍意义即自由、平等、独立。
首先，“公民”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公民概念意味着平等。“公民身份是平等的表述”[4]（13页）。现代公民概念的存在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公民群体）的存在，二是该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普遍性即平等。因此，说某人具有公民资格，意思是他是某一公民群体（即政治国家）的成员，并与这一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具有平等的地位。在早期，“公民”概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古希腊奴隶制国家最早使用公民概念，当时是指那些征服了其它的城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的征服者，即所谓自然公民，他们的后代也就先天地享有公民权，成为城邦公民[7]（292页）。公民是一个特权阶层，垄断了城邦的统治权，城邦政治生活是公民的专利，公民之外的奴隶和自由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③。古罗马的公民概念更为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法律体系。古罗马的公民也是一个特权阶层，解放自由人、奴隶、拉丁人和外国人都不具有公民的资格。这一时期拥有公民资格的“公民”人数极为有限，它是建立在巨大的、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平等基础上的。对特权与等级的容忍，使得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概念与近现代的公民概念存在巨大的反差。但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概念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一方面，它是历史在那个阶段上的必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8]（20卷，第52页）。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概念是现代公民概念的源头。“公民”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因其内含了近、现代所有政治和法治文明的“基因”而在近现代以来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为“公民的本意是‘属于城邦的人’或‘组成城邦的人’。显然，这是一个超越血缘关系又超越王权专制的带有普遍性的法律资格的概念”[9]（158页）。它赋予了作为一定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或城邦）的成员资格，尽管这种资格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仅具有有限的普遍性-说它是“有限的”，是因为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并非所有自然人都是公民；说它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在公民范围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它消解了早期公民概念的“有限性”，将所有自然人都纳入了公民的范畴。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
其次，“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权利”[9]（158页）。对政治国家而言，公民资格的意义在于确定归属于公民个体的那部分事物即给予他应得的合法份额，在于确定一种合理、公正的利益分配、义务承担方案。公民资格意味着存在一套“先在”的关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体系，即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在赋予其成员的身份即公民身份的同时，也“赋予了个人以责任和权利，义务和权力，限制和自由”[10]（104页）。公民资格是由这一套规范体系来确定的。依现代法治理念，这一套规范体系以权利为中心，即所谓权利本位。因此，公民概念象征着政治国家对公民个体的权利配置。
再次，公民概念意味着公民个体的独立地位。公民社会是一个以主体人格独立为原则的社会。公民人格的独立，是通过公民资格来实现的，而公民资格是由公民权利与义务规范界定的。法律权利具有个别性、具体性。这些权利应当是公民个体的权利，这些义务也应当是公民个体的义务，即权利与义务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实际的价值。离开独立的公民个体，所谓公民权利毫无意义。权利使自然人成为构成国家的独立单元，公民概念使公民个体获得了自主与独立。
（三）它蕴涵了公民与国家（或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关系的普遍意义，即以国家与公民的两极对立假定为基础，构建了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且归属于公民的理论前提。
公民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普遍意义，经由西方早期的社会契约论者得以充分展示。尽管社会契约学说导出的一些结论遭到自边沁以来的一些思想家的批判乃至否定④，但它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及其确立的价值目标越来越显示出普遍意义，这一点即使是社会契约论的批判者们也从未否定过。
首先，公民概念假定了一种新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公民与国家的对立格局。而这一两极对立格局正是宪政思想的逻辑前提，及一切宪政理论与制度建构的基础。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正是凭借公民概念，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构建出现代国家和宪政制度的。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契约关系”[11]（91页）。依据这种观念，“尽管王权自身有着神圣起源，但特定君主取得王权的基础是他与人民的双方契约”[11]（91页）。13世纪的圣托马斯虽然假设国家是人本能上趋向于公民社会的结果，但他“暗示王权起源于人民，并把它解释为与人民之间的契约”[11]（121页）。把有序社会的起源归因于其成员之间所缔结的某种契约的学说，在16世纪已是司空见惯[11]（199页）。社会契约论为国家和社会的起源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即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人为了避免“人总是与它的邻人处于战争状态”（霍布斯语）或者为每个成员“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洛克语），而彼此同意让渡某些自然权利，结成社会，建立统治机构，确定统治者。依社会契约论，统治机构、统治者虽然是平等主体自愿协商的产物，但它们一经产生，即独立于公民个体。即使到现代社会，公民也只能通过复杂的投票程序，对统治机构和统治者施加间接的影响。因此，社会契约论在赋予契约主体平等地位的同时，也设定了作为契约主体的公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格局。在公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中，思想家们对势单力薄的公民能否对抗手握大权的政治国家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因此，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成为宪政永恒的价值诉求。当然，这一价值在实践中也具有相对性。宪政实践的关键，是在限制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二者之间寻求一个“临界点”，实现二者的平衡。在一个特定时段，这种平衡的标志是宪法。一部新宪法的制定或者对已有宪法的修改，意味着二者之间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其次，公民资格的概念假定了权利与权力的新型关系，即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公共权力属于全体公民所有。这不仅揭示了公民（权利）的本源性，还合理导出了人权保障和人民主权原则。在现代社会，权力来源于并从属于权利已成为公理。但公共权力一般都由定期选举出来的代表和机关行使；公民对国家权力能进行有效监控。在西方国家这被称之为公民的抵抗权，意指公民能对非法行使的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抵抗。
概言之，公民资格的概念塑造出了公民社会中主体的独立人格。公民概念的形成过程，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过程。
二、公民社会：在公民与国家之间
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中何者居先的问题上，社会契约论者之间也存在争议。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中的自由主义运动，极力突出公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社会先于政府而存在；社会首先源自于一个把个人从自然状态解救出来的契约，然后这个新形成的社会接着才建立了政府。政府尽管可被视为至高无上，但它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信托关系。如果它违背了自己的信用，社会就可以恢复其行动的自由[12]（14页）。而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近代古典自然法学的国家主义运动，则更加关注国家的绝对性与神圣化，强调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13]（77页）。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以其雄辩的哲学确证了政治国家高于公民社会的合理性。邓正来先生将上述两种关于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分别概括为“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和“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架构”[14].
无论是“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都遵循了共同的逻辑前提：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作为分析和认识的起点。一种称之为“宪法社会学”的理论认为，“将宪法视为调整保障自由的公共权力机关与以私法组织起来的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学宪法的逻辑前提是国家社会的二元划分，即承认存在着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两立”[15].其实， 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有一个“蛹化”过程[13]（206页）。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政治国家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政治国家。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公民社会构成要素逐渐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公民社会开始同政治国家相分离。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过程中，市场经济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为，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展了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塑造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市民社会的自治体制，促进了适合于市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形成⑤。
笔者曾撰文主张，宪政具有平衡性，即“宪政是一种平衡机制以及由此达成的平衡状态”[16].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政平衡性的基本要求。实际上，这里也包含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平衡。单个的、分散的公民根本无力直接面对国家，更不可能与国家相抗衡。一个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公民自愿参加，以自治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活动领域成为必需。这个领域就是公民社会。斯蒂芬。L.埃尔金提到，“宪政政体理论家们曾经宣称有必要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间划出某种界线”，“这条分界线将在政体的法律中划出：人民只在公共事务中起作用，政治权力不得介入私人领域”[17]（157页）。埃尔金不仅推崇这一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17]（16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在这里，公共领域即政治国家，私人领域即公民社会。事实上，与其说是宪政要求公民社会必须与国家分离，不如说宪政本身就是公民社会与国家分化的结果，“宪政主义产生于国家与社会的界分的历史过程中”[18]（250页）。
在此，公民社会成为联结公民与政治国家两极之间的中介。
首先，对公民个体而言，公民社会是公民权利、自由的保护屏障。结社自由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公民社会通过公民自愿参加的各种结社活动，即成为各种团体、组织的成员，形成自治、自主领域，为公民预置了一个（通过自律而非官方渠道）自由支配的空间。早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 “结社主义被视为一种文明生活的制度”[19]（123页），而且“作为社会团体，协会要求得到的是自身的自治，并且力图建成这样一种政治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结社者不应受到行政权力的压制” [19]（132页）。这些结社团体实际上是公共权力为公民提供的安全的庇护所，在这些庇护所内公民可避免公共权力的非法干预，即使不能完全避免这种干预也可使这种干预经由各种结社团体而变得具有间接性。同时，公民个人也利用其所属的组织、团体来对抗其它组织、其它团体，从而避免孤立的个体所处的不利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公民社会对于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来说至关重要。
其次，对政治国家而言，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国家权力的重要制衡力量。为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利益，公民社会必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所谓“有效的制约”，从根本上讲，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分立和联邦制（或者地方自治）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但年轻的托克维尔令人信服地指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还有另外一种重要方式，即“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实质就是以公民社会制约国家权力。这种制约体现在如下方面：（1）单个的、分散的公民个体经由公民社会中的各种团体、组织积聚成强大的力量，这是任何统治机构和统治者都不能忽视的。由此，公民社会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形成了的压力，而公民籍此获得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力量源泉。而且，公民个人的观点、主张，也通过这些团体、组织得以向政治国家表达，而政治国家对通过团体、组织提出的意见、建议通常都会给予必要的考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17世纪末开始，资产阶级通过俱乐部、沙龙、通讯、出版、新闻等途径，在以社会劳动和商品自由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中，建立起一个由自主的个人所构成的公共沟通领域，在此领域中，带着理性色彩的公共讨论与公共意见，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存在着一种若隐若现的压力”，而“这个由私人形成的公众领域，具有了制约甚或反对国家权力的能力”[20]（37页）。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公众领域”实质上是指公民社会，而不是本文所指的政治国家。（2）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分，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抗衡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和法律的保障。公民社会与国家并不是一种简单对立的模式。“国家制定法律，规定了市民社会不同领域与部分自主的外在界域；市民社会也以此设定了国家行动的界限”[4]（33-34页）。“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界限的划分是宪法的功能”[21]（20页）。宪法（当然不仅仅是宪法）通过对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自的权利、义务的不同规定来实现彼此的分离，宪法、法律及传统对两个领域各自的权利（及权力）义务（及职责）的不同规定，使公民社会获得了通过法律及其特有的手段实现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规范形式。（3）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放任自流。在20世纪，把国家假定为“守夜人”的理论已被彻底抛弃，代之以国家对社会的积极干预的学说。国家权力对公民社会的全面介入获得理论和法律的支持。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不是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完全排除，而是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对不合法的权力行使进行抵制，对不合理的权力行使则积极推动制度改革。（4）自治性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自治’是宪政理论的出发点”[22].说到底，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社会，它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巨大的系统，其生成、组织和运转也主要以民间形式进行。因此，公民社会主要依靠内部自发生成的秩序得以维持，而无须国家强制力从外部建立。“自治”的关键是，按照自身法则运行，不受政治团体干预。这意味着公民社会对政治国家或公共权力的排拒和对抗。
再次，公民社会是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平衡器。公民社会在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架起了对话的通道，并确立稳定的秩序。公民的各种要求、主张在公民社会里积聚、成长，并通过公民社会中特有的各种组织向政治国家表达。而政治国家也通过公民社会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引导。公民社会孕育了公民与政治国家对话的基本形式即法律，而法律又进一步确认了公民与政治国家关系的基本架构。秩序是法律的实证化。在这里，“被我们看作国家与公民对话的主要语言的法律，是典型的不考虑个人状况，而不是顾及那些它们抽象地建立的与它们自身有关的东西的一般的要求”[21]（96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相互依存并从属于国家的观点，认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8]（1卷，250-251页）。在马克思看来，法律要经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施，这一事实只属于“外在必然性”关系，而法律的“内在目的”即决定因素，不是国家而是市民社会[23]（39页）。公民与政治国家的“冲突”、“纠缠”在公民社会被消解，其能量也得到释放。这种“冲突”、“纠缠”最终以立法中的辩论、政治中的争吵及选举中公民的投票等形式表现出来。立法中的辩论、政治中的争吵及选举中公民的投票，避免了公民与政治国家直接对抗下可能出现的暴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秩序的破坏和对传统的断裂。不仅如此，这些辩论、争吵、投票还成为了政治、社会发展的动力。
总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关系，“个人主要由于出生在国家的领域内而获得公民权；它在原则上是一种平等的非特殊性的能力”[24]（96页）。
社会治理的概念篇4
概念是思维的工具，对概念的厘清是理论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实践与认识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提法、不同解说的历程。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宣传工作”、“理论教育”，到列宁、斯大林提出的“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再到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等，这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形成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现实基础。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由来和发展的历史历程，对明晰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历史演进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出现却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相关联。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在他们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里明确提出，参加同盟的每个成员都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这里的“宣传工作”这一概念实际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最初形态。后来，恩格斯还多次提到“宣传鼓动”这一概念，他说：“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政党几年的工夫就在‘人民’的旗帜下形成了，它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鼓动。”在强调宣传工作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十分重视理论教育工作。1890年，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明确表示，革命运动发展最快的地方，“当然是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受过理论教育的地方”。1902年前后，当列宁创办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就提出了“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的概念。在《怎么办》中，列宁就明确要求，“社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思想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两个概念，规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六项基本任务和内容，并将其纳入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和学校教育的轨道。至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于1934年最早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论断。1937年10月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也强调“政治工作”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显著特征，指出：“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再次明确思想教育是完成伟大使命的重要环节，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宣传，也不是说教，而是要教育和培养全体党员要有为实现长远目标而团结奋斗的精神。1950年2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四届第二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学生当前任务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该《决议》指出，中国学生“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从而更好地掌握进步的文化科学知识，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使用和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概念。1959年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论断，突出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进入60年代，又再次强调“政治思想工作”，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二者都是精神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学科专业建设的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才真正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1980年5月27日至6月6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全国机械工会在北京召开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第一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应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论断。紧接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了《早日建立马克思主义德育学》一文，提出：“我们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科学地做思想政治工作”。1983年7月1日，中共中央的《关于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的通知》中指出：“现有的全国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为了落实这一精神，教育部专门召开政工专业论证会，最后确定学科全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专业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决定从1984年开始招生。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立，“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就成为规范的术语，思想政治教育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逐渐取代了“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教育”的提法，并统一了许多相近的术语，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比较统一的标准提法。
二、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辨析
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来看，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这几个概念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把他们区别开来。
政治工作是这群概念中的最高概念。政治工作是源于政治而产生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是伴随着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列宁曾从不同的角度给政治下过定义，但他认为，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政治工作的概念是适应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因为有政治就必然有政治工作，任何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都需要灌输到群众中去；其政治组织、制度、设施的建立和巩固，都需要开展组织工作；政治的一切活动，都需要通过包括政治工作在内的各种具体工作来实现。具体地说，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统战工作、纪检工作等，都属于政治工作的范畴。政治工作的任务是由党和国家的基本任务以及当前的具体任务所规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工作，在执政之前，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在执政之后，则主要是为了巩固政权和组织发展经济文化建设而进行的斗争。
思想工作则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团体帮助人们树立与社会发展要求一致的思想，改变偏离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所进行的活动。其目的是使人们的思想更符合客观实际，以便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思想工作既包括政治性的思想工作，又包括非政治性的思想工作。政治性的思想工作主要指解决人们的世界观、政治观、法制观等方面的思想工作，主要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四有”新人的培养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教育等。非政治性的思想工作主要指解决人们的科学管理问题、生产技术问题、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等方面的思想工作。非政治性的具体思想一般包括现代科学管理中的具体思想、生产业务活动中的具体思想、家庭及业余生活中的思想、纯属个人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具体思想等。
思想政治工作是政治工作中的思想性部分和思想工作中的政治性部分的总和。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总称”。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外延太大。正如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所指出的那样：“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指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它是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政治工作的全部。”可见，思想政治工作虽然覆盖到了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但并不包括它们的全部。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政治工作的全部，而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政治工作中的思想性部分，或者说是思想性的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也不是思想工作的全部，而是思想工作的一部分，主要是思想工作中的政治性部分，或者说是政治性的思想工作。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的，非思想性、非政治性与思想性、政治性的内容往往是紧密结合的，纯粹的非思想性、非政治性的具体思想是很少的，而且也还有难以确定、难以划分的部分。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社会治理的概念篇5
关键词文化行政文化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着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
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社会治理的概念篇6
〔关键词〕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共识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79-13
作为当前政治和法律话语中的核心内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对学界、政界来说都是新的，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重要概念。也只有在理论上搞清楚这几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找到法治中国的建设路径并实现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功能。在现代国家，正确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而且也成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影响力权力。在此要求下，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构造法治意识形态。法治不纯粹是法律人的事情，更主要它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行为方式。随着执政党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倡导，在中国的政治话语系统中频繁出现了法治以及法治所修饰的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党的十以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等新概念层出不穷，并初步形成着法治话语系统。〔1〕但是，按照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规律，只有这些概念之间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至少是不相互矛盾，才能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具有影响力，任何的矛盾和龃龉都势必会影响意识形态功能和效用的发挥。党的十确定了“推进”模式的法治建设，然而“推进”法治建设的前提，首先是要求在意识形态中形成法治共识，然后运用法治言辞进行思维决策，进而才能在行为中凝聚“推进”法治建设的力量。
实然，如果我们不能在理论上搞清楚这些作为法治意识形态核心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所谓“法治”就很有可能是纯粹的修辞而难以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力。例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推进。然而对此我们必须搞清，“同时推进”的前提就是，必须处理好法治与执政党、法治与改革、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府的关系。如果在还未搞清楚这几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就很有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从而分散法治中国建设所需要的聚合力。因而，研究法治、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等概念的具体内涵，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准确厘定，在当前的法治建设中极为必要。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尝试从政治法理学的角度，并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体目标，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推进的方案，诠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
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概念使用及其意义
中国法学研究者对法治认识的进步，可以从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概念的演进及其理解过程中得到体现。三者之间，法治国家的概念出现较早，大约1980年代受德国“法治国”概念的影响，就有学者使用法治国家的概念。从而把法治当成法治国，即法治国家。此观点认为，只要执政党依法治国，各部门、各领域都依法办事，公民也都依法行为、遵守法纪，就可以建成法治国家。在此理解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区别，而人群也被划分为官和民，只要官民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法治国家的局面就会形成。那时的人们，对于国家垄断社会的权力的事实视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如中国早期的法治概念，没有理论系统，只是从无法无天的教训中，或者说只是在中西制度的简单对比中看到法治优于人治、法治可以避免专断与任性的优势。可以说，中国学者对现代法治的认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深化，这其中也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常与中国官方或学者之间在法治问题上的对话。然而此过程却明显存在这一问题：即西方人所言谈的法治与中国人的理解总是有所区别。在大家都接受法治是约束权力的共识下，人们对法治还是各自表述的。西方人对中国讲法治，离不开三权分立、多党政治，而中国人谈法治要么刻意回避这一敏感问题，要么全盘接受西方法治的这一概念。实际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对此问题做出了中国立场的回答，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中国建设。中国人不是不清楚法治的概念，只是不能完全接受西方语境的法治概念。
（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概念演变
法治国家的概念发展至今，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改革形势下进行创新，有时候法治国家虽然依然是指法治状态的普遍性，但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同时使用的场景下含义已经限缩，主要是指执政党对待法治的态度，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律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即法治国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指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更主要的是，法治国家之法治是有价值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谐秩序是一切权力行使所追求的目标。在人民的观念下，超越政党利益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捍卫江山应该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富强、发展、和谐、爱国的价值的基础上来实现。因而，任何政党、社会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成了法治国家的标准。政党控制下的公共权力行使也必须以此为目标。
1990年代，在宽泛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概念中，虽然偶尔也有人研究法治与政党的关系，但并没将此作为主要内容。比如，没有制定具体的政党组织法、行为法和程序法，执政者与法律的关系等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法治国家的概念基本是在模糊意义上被当成了法治的全部内容，法治国家的概念被泛化了，即只要是关于法治的研究都是在研究法治国家。由于没有专注于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研究，因而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纠缠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的本质并非孰大孰小，而是如何处理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执政党执政的标志就是领导包括立法、行政在内的主要公权力。即使是西方法治国家也不能逃出政党领导的窠臼，否则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情况下，没有执政党对法治的觉悟和认同，法治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共产党要领导法治中国建设，但也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执政党不遵守法律，法治国家就难以形成。人民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只是，在法治理想之下，执政党需要完善领导方式；需要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需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说，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什么是法治是清楚的，绝对不是不了解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是西方法治的政治基础。我们之所以没有接受西方人的法治观念，也是因为我们已经看清楚了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与中国现实政治的不融洽性。
此时，依法办事的法治原则在政府权力研究中却得到张扬，而法治建设的亮点也聚集到了政府法制方面。政府本来就是法律的执行机关，严格依法办事也就在学界和政界基本达成共识。也正是在此背景和思想之下，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法治政府概念受到了政治界、法学界的青睐。然而，这并不是说，法治政府建设在这些年是没有问题的。总的来说，政府的权力太大，有些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比如发改委；而有些权力本来应该属于人民代表大会，比如预算和税收。这些都是在探讨法治政府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199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区分法治与法制的概念，法治观念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在此基础上，法制政府逐步演变为法治政府。概念从语义的角度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意识形态的簇拥之下所产生的修辞意义。而法制政府、政府法制和法治政府概念至今仍被混合使用，说明人们心目中还残留着各自不同的法治理想。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执政党提出要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国家由政党掌握、权力主要由政府行使的观念被接受。尤其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分野，使人们意识到，国家和政府不是全能的，应该退出一部分公共权力――那些不应该由政府管理或者政府管不好的领域，应该还权力于社会组织，实行社会自治。正是在此背景之下，逐步产生着法治社会概念的探讨，并作为法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一，为越来越多的国人使用。
在笔者看来，人们正是在分析社会主义之“社会”时，发现了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理论；而在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或者说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时候，发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区分。“‘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根，源自拉丁语sociare（社会），意指联合或共享。在罗马和后来的中世纪法律中与之相关的较为专业的术语是societas。这个词既有同伴关系和友谊关系的意味，也意指自由人之间基于一致同意而订立契约的一种法律观念。在此‘社会’（socil）一词有两种清楚分明的含义，这两种含义都暗含了‘社会主义’一词较为晚近的用法。‘社会’既可以指自由的公民之间的一种较为正式的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也可以指同伴之间的情感关系。”〔2〕从法律上的用法和契约上的用法来说，社会一词意味着不同于国家事务的通过法律和契约的自治，而国家主要是基于权力的管理或治理；但从理论上看，社会与民主以及人民联系更加紧密。社会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并反对无政府主义。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分野，理论预设也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基本划分，国家权力不能侵蚀公民权利，而公民权利却会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权利对权力的法律制约。而要形成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就需要培育法治社会，也只有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平衡发展中，才能有法治中国。
当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概念研究还不够深入的时候，又出现了法治中国的概念。尽管对这一概念的论证还在进一步完善，但人们已经在逻辑上大体搞清，法治中国是上位概念，其内容包括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而中国法学界对法治认识视野的开拓，可以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中国等概念的演变中窥见。法治中国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在更宽广的范围内用系统的视角讨论法治问题，在此，现代法治国家与中国古代的“家国一体”管理体制也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家国一体中虽然也有王法，但是，皇权之下的江山是最为重要的。为捍卫“朕”之江山，掌权者设置了一套完整的权力系统。而对皇权的绝对捍卫，也扭曲了人们对社会之公平正义的认识。公民之自由权利，人民对公共权利的民主参与等在皇权之下都是次要的。例如晚清所进行的改革，皇权已经坐在革命爆发的火山口上，却还想着大清王朝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在权力中心之下，行政权力、司法权力都是在“替”朕看家护院。这也就是说，只要是执政者依然秉持着“权力中心论”，法治中国的建设就永远是一个神话。
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有些学者看到，在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依然还存在着一些社会“自治”，而我们今天强调法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鉴中国古代的经验。只是古代自治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和乡规民约。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党所控制的国家权力、政府所控制的公共权力以及社会组织所掌握的自治权力，都需要运用法律来统摄，并且所有的国家权力也都不能侵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权力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所以，传统的依据习惯来治理的社会也必须由包含着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制度替代。然而，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直接对撞以后，人们发现，代表国家的政府并不适合在所有问题上都直接插手进行管理。虽然权力的极度扩张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符合人之本性的行为。但是这样做，一方面权力行使会产生大量的寻租现象，权力腐败直接导致压制，从而激化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权力直接面对公民权利，公民的“暴力”式反压制也就直接面对国家，并使得国家与公民之间成为矛盾的双方。这就正如社会学家发现，国家垄断所有的权力并不好，很多事情国家完全可以不管，交给社会组织来管理效果更好。这样，就出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正当性，并且这里的社会不能是乌合之众，而是必须是法律关系主体，这也就应运而生着“社会民主”“社会自治”等概念，并直接构成法治社会的基本内容。在此意义上，法治社会概念的出现，使社会的进步摆脱革命方式，如像文森特所分析的，“20世纪90年代对其自身进行反思从而得以幸存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大体上都是改良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有未来的话，那么它也将以这种形式存在。”〔3〕在笔者看来，法治社会可以说是表征中国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核心概念。
（二）法治修辞表达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定力〔4〕
正是在此理论背景下，当前出现了诸多与法治搭配的系列法治语词，诸如，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体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中国、法治理论体系、法治实施保障体系、法治监督体系等。此修辞表达一方面标志着法治话语已经成为系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执政党坚持依法治国，改善执政方式的坚强定力。〔5〕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体现在由司法改革牵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由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所引领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法治不仅是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了改革的目标。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国家、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乃至公民个人一体参加，共同在“国家与政党、政府与市场、国家、社会和公民”三维层面上掀起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蓬勃之势。落实在顶层设计上，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而此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也作为法治中国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分别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行明确。可以说，现实的中国已经聚集了气势磅礴的“法治思潮”在本文中，笔者拟在中性意义上对“法治思潮”一词进行界定和使用。因为一方面，话语语词作为意识形态的“排头兵”，直接彰显着法治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是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缺少法治启蒙，当前的法治思潮还不能完全说是顺应历史潮流而衍生的理性思考，政党、政府及社会公众都会很容易在各自主观理解及利益驱动下，对法治进行“不当利用”或“过度消费”。具体相关论述可参见陈金钊《法治共识形成的难题――对当代中国“法治思潮”的观察》一文，《法学论坛》2014年第3期。，而且，在2020年实现法治中国也成为正在推进的事业。
在法治国家之下，法治政府更应该依法而为，同时由于执政党权力很大，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一部分必须转化为政府的权力也应该由政府部门去依法行使，进而实现“政治问题”的法治化。另一方面，虽然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获得了执政党的认可，并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一体建设”的过程中，却很少有涉及二者关系和效力范围的直接探讨，而只是在顶层设计中进行着理论尝试，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实践就是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构。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中央高层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做了具体的表述，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笔者认为，该五个方面的表述还必须建基于特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进而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引下，构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五个子系统的理念和灵魂。〔9〕因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首先就需要执政党转变意识形态，树立依法执政的观念。执政党依法执政构成了整体意义上法治中国，并通过政府依法行政得以贯彻，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不仅是抵御西方顽固势力妄图利用法治的概念，来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因为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党行为必须依法而为。没有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不可能有法治国家。所以，并不是说只有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执政才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准就是看执政党的权力是否接受法律的约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多方参与，一样可以建设法治国家。并且在现实情况下中国只有走这样的法治之路，才是成本最小――引起社会动荡的几率较小和选择最优――具有切实可行性的路径。
此外，我们之所以把法治国家当成整体的统领，法治政府作为法治中建设的关键，还因为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能否真正地放权于社会、把权利当成法治的本位关系到法治中国能否真正推进下去。从国务院一系列权力清单的做法来看，真的要放权，但仅仅把权力放到下级机关还有问题。因为很多权力实际上应该是回归社会的。有些权力由上级下放到下级，对社会来说并不能改变权力本位的实质。我们看到，有些权力已经社会化了，但是，这些社会组织与政府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有的就是政府的附庸，人们还是把有些所谓的社会组织看成是政府。因而，我们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把有些所谓的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彻底的切割，不能使社会组织还依附于行政机关。像以政府名义设立的各级评奖、各种项目的立项，机动车验审等等，好像已经交给社会组织了，但这里面的权力运作太厉害。这些“社会组织”的违规行为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也很大。政府放权给社会组织，这是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支持，但是，法治社会到底该如何运行，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政府在应该放权与社会权利分割时，政府的法律监督要及时跟上。目前很多人对法治社会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作为含义相同的概念来使用。含混的理论理解也就无法催生明晰的行动方案，最终使得作为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重要途径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美好的愿景而失去执行力。“一体建设”绝不是说着三个概念是重合的，在这一组相似概念中，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公权力之间的推诿辞让或重复管理，将会在更高的层面和更长远的角度，展示着中国法治的前景。
（二）在“基础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中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概念篇7
关键词：群众人民公民臣民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群众”一词的使用频律相当之高。[1]人们对之可以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熟练地使用着它，也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地甚至无意识地接受着它，但对它的政治文化内涵却熟识无睹、习焉不察。[2]
“群众”概念的流行及其流行方式从一个侧面表明，它是与政治现实高度耦合的政治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非常普通的政治术语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之一，它凝聚着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反映着鲜明的时代政治特征。因此，当我们认真省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成就与迷误时，对“群众”概念进行政治学的语义分析，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而对现实政治秩序、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特点产生新的领悟。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将三种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即中国传统社会、西方“群众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的比较，通过对现实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群众”概念的归纳分析，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的“民”（或“臣民”）、西方政治语境中的“人民”、“公民”等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来考察当代主流政治话语中“群众”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指哪些人），所蕴含的意义（什么样的人），以及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群众”被赋予何种角色？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群众”处于何种地位？
一、“群众”概念的纵向流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语境中，“群众”概念指许多人的聚合体。[3]如荀子说：“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悬）也；群众未县（悬），则君臣未立也”。[4]又说“群众不可移也”[5]这里的群众概念是单纯的描述性概念，并不含有价值判断，没有褒贬，甚至也没有政治意义，并不特指某种政治角色。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群众”都没有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常用的政治学概念。
到19世纪末，康有为、严复等人将西方舶来的“society”（社会）译为“群”、“人群”或“群体”，相应地，将“sociology”（社会学）译为“群学”、“人群学”。进入20世纪，知识界逐渐意识到西文的“society”与传统文化中的“群”的差异，更多地采用来自日文的“社会”译名。“五四”时期，傅斯年清楚地将“群众”与“society”（社会）区分开来。他认为，中国所谓的“社会”大多不过是“群众”罢了。在他看来，“社会”是有规则、有纪律、有活力、积极建设性的有机组织体系，“群众”则不具备这些特征。[6]傅斯年所说的社会实际上指的是社团，但他心目中的“群众”概念仍是中国传统的含义，即无序地聚合起来的众多的人。
这样看来，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群众”概念与传统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仅仅在词形上具有一致性，并且继承了其“许多人的聚集”这一形式上的内涵。在政治内涵上，则没有继承关系。在政治内涵上，当代的群众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的是传统社会中“民”（偶尔称“人民”）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民”是政治化程度相当高的概念。民被视为国家的构成要素，甚至被诠释为国家之“本”。但由于国家被理解为“君—臣（民）”共同体，所以，在这个共同体里，君处于共同体主人的位置，民是其所有物和附属物，被定位于权力体系的下层，或不如说权力的另一端，即纯粹的受治者。
民的这两重涵义到了20世纪发生了分解：从一个方向上，传统的“民”的概念与源于西方的“people”（人民）、“citizen”（公民）相结合，产生了现代的“人民”及“公民”概念，这是以中文的“民”译西文的“people”和“citizen”的结果；在另一个方向上，通过以“群众”译西方“群众理论”中的“crowd”（英文）、“Foule”（法文）和“massen”（德文），传统的“民”的另一重意义得到曲折的表达。就内涵而言，当代中国的“人民”、“公民”和“群众”概念都源于西方，但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其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人民”概念继承了传统的“民”的概念中作为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作为广大社会公众以及作为国家之“本”的内涵，通过引入西方民主理论对民的概念进行改造，在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人民便被提升为国家的本体、国家的主人，或者说，人民就是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它被赋予国家最高权力。不过，在当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中，这种赋予即使在理论上也是不彻底的。在有的场合，人民仍处于附属的地位。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人民概念还经历了阶级性的改造。[7]
“公民”概念却远不如“人民”概念那样流行。自辛亥革命后，爱新觉罗家族被，人民填补了权力的真空，皇冠便被戴在了人民的头上。但人民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应该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只有使人民中的每一成员成为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主体，即成为公民，使每个公民按民主程序参与国家公共事务，人民才是真实的。所以，人民需要具体落实到公民权利上，使人民中的成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使人民成为公民的共同体。可是，从法理上确认人民，到具体从政治程序上落实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这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包括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漫长崎岖的政治发展道路。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几乎不可能立即实现从人民到公民的过渡，将人民的虚悬的权力落实为具体实在的公民权利。这样，在法理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抽象的人民被奉上神坛；但在具体政治操作的层面上，则以“群众”取代了“公民”以及由公民而派生的“选民”概念。当“人民”被奉上神坛，还留下一个具体实在的世间俗物“群众”；当“公民”没有出场，“选民”尚未登台时，“群众”则跻身政治的前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概念远比“公民”和“选民”概念更活跃、更自然，也更生动和具体。[8]而“公民”、“选民”概念倒令人觉得勉强、生硬、空洞和矫饰。
当代的“群众”概念更多地继承了传统语境下“民”的概念的消极、被动、受治者的涵义，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在下者地位的涵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传统的“民”的臣民内涵的延续和蜕变。我们看到，群众概念的内涵常常是在几对关系中被定义的，如政党─群众、政府─群众、领导（领袖）─群众、干部─群众等。这几对关系都属于上下关系，群众总处于在下者的地位。不过与古代社会的“民”相比，其在上者已经不是传统的君主和朝廷，而是党（先锋队）、政府、领导（领袖）、干部等。从理论上说，他们属于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或职位。他们不是群众的主人，也不是外在于群众、与群众对立的，而是与群众一体的，代表着他们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群众”概念是传统文化中的“民”与西方传来的“人民”相嫁接后，安顿在传统术语“群众”的外壳之中而形成的。
二、“群众”概念的横向变异
考察“群众”概念的另一个维度是它与西方“群众理论”（crowdtheory）的关系。[9]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强劲的西学之风登陆中华大地，使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或被西学概念所取代，或经历了西学的改造。群众理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到19世纪末，现代群众理论正式形成。整个20世纪，它在西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本来在传统政治语境中微不足道的群众概念能够在当代中国广为流行，并发展出一套有中国特点的群众理论，与西方的群众理论的影响有关，也与形成于西方的“大众社会”或“群众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关。20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两种群众理论遥相呼应。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家都将目光投向群众，他们明白，他们的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能否掌群众；政治学家也将其考察研究聚焦于群众，他们意识到，当代政治发展的方向甚至文明的命运都取决于群众。
就字面意义而言，西方群众理论中的核心概念“crowd”（群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众”是正相对应的。[10]但如前文所说，中文群众概念原本不具有政治内涵，它能够在当代中国成为活跃的政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群众理论语境中的“群众”填充了其政治内涵的空洞，但在这个填充的过程中，它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异。
政治学上的“群众理论”源于作为社会心理学一个分支的“群众心理学”（psychologyofthecrowd）。群众心理学研究个人在群众情境中的行为，其考察的焦点是群众人或群众中的个人对于群众刺激情境的反应。[11]它本身属于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但是，由于群众现象成为现代政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群众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成为现代人政治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突出特征，所以，从对群众心理的研究中形成了政治学的“群众理论”。
我们这里需要探讨的是，中国与西方两种并行的群众理论所讲的群众是同一个群众吗？
一般说来，西方群众理论并不指向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如莫斯科维奇所说：“群体并不是与平民、公众、穷人、无知者、无产者或乌合之众同义的，也不是与社会精英或贵族相对的。”[12]所谓群众是作为个体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13]所以，群众是一种政治心理现象，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和行为方式。按这种理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群众的一员，即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群众心理，采取群众行为。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以某种方式聚集、聚集起来的人们产生某种特殊的心理或采取某类行为方式，他们就是受集体逻辑（collectivelogic）支配的群众。[14]不但骚乱的街头群氓是群众，被视为政治精英的议员聚集于议会大厅中辩论和投票时也是群众。[15]这里就出现了中国与西方群众理论的基本差别，即前者的群众特指某一相对稳定的社会成份，但却忽略了其个人因为聚集起来而发生心理变化、从而产生群众心理这一在西方群众理论中本质性的内容。
在西方，群众的典型，或者说本身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就接近于群众的人，主要是平民大众。在群众理论家的笔下，群众的身份特征在于：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质不高、没有自主的组织、没有丰满的个性等。希腊城邦衰落时期的平民、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无产者、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整个19世纪一次次聚集于巴黎街头的起义者、骚乱者、追随希特勒的纳粹党徒等，是他们描摹群众特征的主要原型。就群众概念所指称（或暗指）的社会成份而言，中国与西方的群众理论有着相似之处。中国的群众理论将群众的主体理解为“劳动人民”，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在一段时期里，群众还被具体化为特定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之类。他们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形象与西方群众理论所称谓的群众是一致的。
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群众理论出现的共同背景都是下层民众地位的上升。两种群众理论中的群众在社会地位上都属于下层，不过，他们的政治处境却大不相同。在西方群众理论家的观念中，群众的典型政治处境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成熟的或衰败的民主制度下的普通平民，他们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体，享有民利。他们的心理或行为易受集体逻辑的支配，有时为煽动家所控制，或卖身给独裁统治者。如希腊城邦民主衰败时期和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平民，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大众。另一类是正在争取成为公民的民主斗士。如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总之，群众在政治上主要是公民。虽然在专制制度下的臣民也会产生群众心理和行为，如罗马帝国时代在角斗场和剧院里狂欢的无产者、拿破仑麾下的“农民─士兵”、希特勒的身后的纳粹份子等，[16]但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有更适宜的条件成为群众。群众现象的典型场景是民主制度。
如果说雅典民主制的衰败刺激柏拉图对群众理论进行了最早的探讨，那么，19世纪由少数人的民主向全民民主转变的民主化时代则推动了现代群众理论的正式形成。[17]所以，西方的群众理论是民主制度和公民政治的产物。对此，莫斯科维奇指出，群众理论是对自由民主的反思，是对革命的反思。[18]但在中国，并不存在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群众，甚至争取民主的群众也基本不存在。中国群众理论所指称的群众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追随着先锋队争取实现自己解放目标的“革命群众”，他们的解放目标还不是成为公民。另一类是在革命后的政治秩序中被纳入新的权力框架，部分地摆脱了臣民地位，但仍然处于下位而没有成为公民的“体制化群众”。在西方，“体制化群众”即为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但在中国，体制化群众或许得到了公民的称谓，但还没有享受到充分的政治权利。西方群众理论家惊呼：“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19]群众自认为“国家就是我”，这正是“朕即国家”的大众翻版。[20]但在中国，群众理论家却不需有这样的担忧。
西方群众理论来到中国政治语境中产生的最大变异，在于对群众的价值评判出现的颠倒。
西方群众理论固有的传统是对群众的恐惧、蔑视和贬低。对群众理论的历史作过系统研究的当代英国政治思想史专家J.麦克里兰指出：“几乎可以说，政治理论创立就是为了阐明作为人民自治的政治形式的民主必然转向暴民统治”。[21]在这里，麦克里兰想到的是柏拉图。柏拉图生活在雅典民主制走向败坏的时代，目睹了雅典平民丑恶的表演，又因为其最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派所处死而加深了对民主派的反感，所以，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群众理论的思想家，他为群众的价值评判定下了基调。此后，熟知罗马平民特别是无产者在共和国末期表现的史学家李维、脑子里总是萦绕着犹太民众迫害耶稣场景的基督教神学家、受李维的记述和判断影响的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休谟，还有将民众视为“巨兽”的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这些现代群众理论的先躯无一例外地对群众表示了他们的恐惧和反感。在他们的心目中，群众易蜕变为暴民，群众政治具有非理性、盲目性、情绪化、破坏性、判断能力低下等特征。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思想家们关心的是群众向暴民的转变或蜕变为暴民的趋向，他们只是将暴民政治视为变态政治而非政治的常态。但在法国大革命及后来的二百余年中，经过持续不断的社会震荡，下层平民一波波涌进政治的角斗场，进行了充分的表演。[22]随着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群众成为永久性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群众本身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模式”。[23]目睹这一历史进程的群众理论家，从柏克、托克维尔、泰纳（H.taine）、勒庞、塔德（tarde）、弗洛伊德直到奥尔特加、卡内提、莫斯科维奇等，都以黑色的笔调，甚至诅咒的语言来描述群众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独立的人格丧失，“群众人”变成了没有脸孔的无名氏。“有意识的个性被群体的无意识的人格所淹没”，完全受无意识因素的控制，并且服从于一种“独特的集体逻辑”。[24]
第二，其心理和行为具有非理性、情绪化的特征。他们易受传染和暗示的影响，判断能力低下，目光短浅，盲从，轻信，对事物过于敏感，易冲动。
第三，既具有革命、破坏性，又容易追随领袖和屈从于权威。容易受到“群众领袖”的煽动、利用、操纵和奴役。
第四，就道德水平而言，其犯罪倾向和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两个方面都超过个人。
这就是“群众”。勒庞评论说：一个人进入群体后，其心理发生了质的变化。“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群体的某些特点“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25]奥尔特加把民主社会的群众称为“被宠坏了的孩子。”[26]认为群众涌入政治生活，导致了“野蛮人的垂直入侵”。[27]
多数中国的读者会对这种言词感到震惊，因为对群众的肯定和赞扬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他们文化氛围的一部分，成为他们政治常识的一部分。在革命的时代，群众被视为具有天然合理性，是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政权建立后，群众仍被视为依靠的对象、信任的对象、智慧的源泉。如果在群众前加上“人民”修饰词，即“人民群众”，他便具有了创造历史的主体、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的社会群体、正当的政治立场的标准、合法的政权和政治行为的评判基准等含义。
两种群众概念指称的是同类的人，具有同样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但是在价值评判上，两种群众理论却截然不同。导致这种对立的基本原因，是两类群众理论家的政治立场的对立。
西方现代的群众理论产生于民主化过程中和基本实现民主化的时代，即19世纪末。在他们看来，“今日作为的人民之受谄媚者，与昔日最恶劣的专制君主无异”，（勒庞语）所以，在大众民主时代，对群众劣根性的批评，与专制时代对专制君主之劣根性的揭露具有同等价值。一般说来，西方群众理论家并不反对民主，[28]只是对群众的现象表示了担忧，希望对群众的行为有所约制。
中国群众理论与西方群众理论的最初分野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属于勒庞的上一辈人。他与19世纪西方群众理论的奠基人一样，都生活在被法国大革命扫荡过的世界里，并经受着大革命的颠狂之后的阵阵痉挛。他们也都亲身经历了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革命运动。不过他们对时代的脉象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诊断。马克思站在下层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来评判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革命运动。在勒庞等人看到负面的地方，马克思都看到了正面；对勒庞等人所咒骂的行为，马克思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29]
将西方主流理论中的群众概念由贬意词转变成褒意词，列宁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列宁的理论中，非常突出地直接将群众作为积极的、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他的“布尔什维克党——群众（工人阶级——其他群众）”的模式可以简化为“先锋队——群众”的模式，在其中，群众是处于敌对势力与先锋队之间的社会群体，先锋队的任务是“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指导群众的全部活动”。[30]这里，教育、代表、组织、指导，包含了先锋队与群众的全部动态行为关系，而群众就是被教育、被代表、被组织和被指导的对象。列宁的群众理论传到中国，在的手里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淡化了工人阶级与其他群众的区别，突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二是群众的主体凸显了下层农民，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对农民抱有几分疑虑，但则充分地肯定农民行为的革命性、正当性；三是对群众运动给予了更高度的肯定和赞扬。[31]
这样，我们就看到群众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奇特变异。列宁和等人实现了对西方群众理论的价值颠覆：西方群众理论家所担忧的，正是他们所寄予希望的；西方群众理论家所恐惧的，正是他们所欢迎的；西方群众理论家要约制的力量，正是他们要动员利用的力量；西方群众理论家心目中的民主的消极因素，他们则作为建设理想社会的积极力量。西方群众理论家生活在民主和法治社会，他们要将群众约束于民主、法治的框架内，纳入精英指导的轨道。列宁和都生活在专制社会，他们要将被压迫的、消极沉默的群众动员起来，纳入先锋队引领的方向。先锋队与精英不同，后者需要在民主的框架下，控制和制约群众；前者并不需要民主的框架，而是需要“引导者——追随者”关系模式。
但是，群众理论对群众的某些负面评价，以含蓄的方式，或者善意的态度，在当代中国群众理论中仍然部分地保留下来。如果后者没有受到过前者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两者也有明分而暗合之处。比如，群众需要教育，暗含着他们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低下；[32]群众的意见需要集中和升华，暗示他们的意见包含着错误和处于较低的意识水平；群众需要引导，暗含他们的行为有盲目性，容易偏离正确轨道；群众需要组织，暗含他们的无序性、散漫性；群众需要动员，暗含他们有消极被动性，但又容易追随领袖等。此外，群众中还有思想觉悟落后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受敌对势力利用的群众等等。与资产阶级和其他敌对力量比，群众处于高位优势状态；与先锋队和领袖比，则处于低位劣势状态。所以先锋队既要“密切联系”群众，又不能“混同”于群众。
在的时代，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的典型表现是从湖南农民运动到的一次次“群众运动”，它们得到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被视为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到邓小平时代，那种反体制的、失控型的群众运动被冠以“大民主”之称号而被否定，中国社会也停止了阵发性的政治癫痫而逐渐复归理性，从此，群众运动基本上淡出了政治领域。对群众运动的否定，也暗含着对群众行为负面性的认识，如群众行为的非理性、情绪化、盲目性、破坏性、无序性等，但这些特点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在与“群众运动”时代诀别之后，“革命群众”也逐渐淡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群众基本上是体制化的群体，而群众运动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如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等。[33]
群众运动的命运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畸形发展道路的一个表征。它使我们在没有得到民主时，就有了对民主的恐惧；民主还没露面，便被冠以“大民主”的污名而遭到唾弃；群众的积极性一面、建设性的一面没有真正表现出来，消极、破坏的一面已经得到充分的甚至是淋漓尽致的表演。中国社会没有得到由社会平等化、平民化而带来的平民民主，却经历了群众社会几乎所有的祸秧。
三、“群众”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在臣民与公民之间
“群众”概念属于当代中国主流政治的话语体系。这里所说的“主流”在两种意义上都是吻合的：它属于官方的正式话语，也是社会上普遍接受和流行的话语。它的主述者既是外在于群众的人，在大多数场合也是群众自身。一个人此时可能外在于群众，彼时则被定位于群众，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他既是群众概念的主述者，又是其指涉物。[34]而无论谁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对其含义的领悟没都有多大分歧。这些含义既得到官方经典理论的阐述，也得到被定格为“群众”的人们的认同。
那么，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在政治秩序中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它在现实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和权利义务体系中处于何种特定地位？“群众”们所认同的自己的政治角色又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将常用的几组以“群众”为宾语的表示行为的动词（和介词）进行一番归纳，发现它们大体分为以下几组：
第一，将群众作为尊重、信任和依靠的对象。如依靠、相信、信任、重视、尊重、代表（群众利益）、反映（群众意见）、理解、联系、倾听（群众意见）、学习（向群众学习）等。
第二，将群众作为组织动员的对象。如团结、组织、调动（积极性）、带领、领导、引导、发动、动员、联系、宣传、教育、唤醒、启发、深入、掌握、争取、赢得等。
第三，将群众作为关心、服务的对象。如关心、爱护、服务（为群众服务）、为了（群众）、向（群众）负责等。
为了理解上述三类行为，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语境中，即置于以下几组关系中去理解：党与群众、政府与群众、干部与群众、领导（或领袖）与群众。这几组关系中的前项是上述三组行为的主体，他们是主动者，作为后项的群众则是行为的客体，是受动者。在这几种关系中，已经暗含着“上—下”关系、“中心——”关系或“核心——边缘”关系。这种关系构成对群众的基本政治定位，即在现实政治关系中，他们是处于下位者。上位者虽然能够信任和依靠他们，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平等。他们不是局外人，但也只能处于而非核心。他们是动员的对象，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不是自主的、主动的、自觉的政治角色。虽然他们得到关心和服务，但这属于来自上面的雨露阳光。这种关心和服务是他们的期望，但并不是他们能够决定和控制的，也没有制度性的和强制性的约束来予以保障。
在群众成为行为主体的场合，表面上群众成为主动的自主的政治角色，但是，因为这些行为都被约束在上述几组关系的框架内，所以，这些行为基本上属于动员性的。在上者处于主导的地位，群众行为属于被动的、呼应性的和追随性的。我们可以看一组以群众为主语的谓词：如群众意见、情绪、呼声、来信、上访、参与、监督、评议、自治等。这些行为虽然是群众政治参与的行为，但这些行为仍有被动性，即它是被允许的行为，而不是法定的权利；它的目的是在上者赋予的，而不是自生和自主的；特别是它的效用具有可选择性，而不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到目前为止，只有群众自治（包括群团组织的自治）在一定层面上、一定领域内具有了初步的民主内涵。在此基础上，也生长出公民积极自主性政治参与、体制化参与的萌芽。但如果民主发展到国家层面，成为正式的民主制度，其主体不可能是群众，只能是公民。
群众作为主体的行为还有现在已经逐渐消逝的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和“群众”，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它们曾经是群众参与政治的典型形式。群众被推向前台，直接地和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但两者都属于动员性参与，都有“奉旨造反”或“奉旨行私刑”的色彩。在我们积极进行法治建设的今天，运动式的治国方式越来越不适用，这两种形式也逐渐被废弃了。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已经超越了传统社会的“民”或“臣民”的地位，属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概念。
首先，从法理上讲，群众虽然还不是国家的主人，但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公的身份，而传统社会的臣民是隶属于某家王朝的臣仆。从普通百姓到朝中大臣，都被皇帝和皇室家族视为“家奴”，而他们自己也普遍认同这种身份。如前所说，群众虽然还有在上者，但这个在上者不再是私人，而是一种在法理上具有公共职能的（或非私人性的）组织或职位。群众虽然不享有“人民”概念的神圣性，不能视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民”概念的具体化的形式之一。
第二，在现实的权力关系中，群众虽然处于下位状态，受动状态，但它与在上者不是截然分离的、对立的关系，更不是压迫与被压迫、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种现象，也被视为非正常现象，是对两者正常关系的背离。当代群众理论不断告诫不要脱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等，就是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说，群众与其在上者的关系具有归属的一体性（其中包含特定的上下关系）、利益的一致性（需要在上者从在下者那里去识别和发现）、目的的共同性（需要在上者对在下者进行教育引导使其能够认同）。两者的行为模式是“主导者——追随者”模式，而不是纯粹的“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上，包含着两者复杂的互动关系。当代群众理论经典性的关于群众路线的阐述就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一个典型。[35]
第三，从情感关系来讲，群众与其在上者的关系，远比传统社会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要亲和得多。在传统社会，主流政治理论虽然也有关于民贵君轻、民惟邦本的认识，也出现过亲民、仁民和爱民的吁求，但统治者总是以蔑视和恐惧的心态来对待臣民。在他们心目中，臣民是草民、蚁民、卑贱的家奴。关于“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比喻就反映了统治者对臣民的恐惧心理。当代群众理论对群众可以说宠爱有加，它将舟水关系发展为鱼水关系。反映了群众与其在上者之间具有更多的信赖和更加亲和的情感。
但群众还不是公民，也不是公民的共同体。
与公民的抽象的共同体概念人民比较，群众的外延要小。人民是国家整体，或政治上的民族整体，是国家本身。而群众要低于人民，它不具备人民在法理上所享有的权力和地位。在道德价值评判上，群众也不享有人民那种天然合理性、正当性，因为按照当代中国的群众理论，群众是需要引导和教育的，群众内部仍然有受欺骗者、受利用者、思想觉悟低下者等，所以它也不享有人民在构成上的同质性。人民概念主要是一个形而上的本体概念和法理上的抽象概念，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需要具体化才能具有可操作性。将人民具体化为群众是在革命时代、大规模政治动员时代的特征，但这种具体化是不彻底的，甚至是一种曲解。群众概念比人民概念少了些抽象性、整体性，但与公民比较，它仍然属于非个体化的、模糊性的整体概念。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中，从中世纪末期起，个人开始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到17—18世纪社会契约论者那里，个人已经完全挣脱整体联系的自然脐带，成长为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人。他们成为国家的基础，也是构成人民或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单元。理论上抽象的自然人，在政治生活中具体化为公民。法理上人民的最高，与实际政治生活中公民对最高统治者的选举和控制结合起来。抽象的人民获得了具体的意义。
在中国，虽然西方的人民概念被普遍接受，但近百年中它在实际操作层面没有具体化到清晰的个人，即公民。群众是非个体化概念，不能化约为个体的公民。谈到群众，人们想到的是模糊的一群人，其中每个分子都被虚化和淹没在整体之中，没有姓名，没有面孔，即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可是，人民只有以个体的公民为基础，其所享受的权利才是实在的，即成为权利的主体。在司法程序上，只有个体的公民是可操作性的概念，是法律上的规范概念，群众则不是；只有个体公民才能够成为法律上的主体，而群众则不能。公民只有以个体的面貌出现，其意见、意志、态度和情绪等才是可以统计和计量的，其利益才是可以表达和识别的，所以，在民主的程序中，个体的公民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是真实的存在。所谓人民，也只有落实到个体公民的层面才是实在的。内涵模糊外延不清的群众不可能成为民主生活的主体。
群众与公民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政治地位。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全体公民构成国家的者；国家是公民的共同体，每个公民是其平等的一员。但群众是被置于“上—下”关系模式中的下位者。就其具有了公的（非私人的）身份而言，它已经含有公民的初步特征，但这种公的身份并没有使其成为政治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36]虽然群众也参与政治，但他们的参与是以在下者的身份进行的参与，是纳入在上者设计的轨道和方向的参与。在理论上，群众也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是，由于具体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甚至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如果他们受到在上者的压迫、侵犯、剥夺，在大多数场合，仍然只能像臣民一样向在上者吁求保护和关照，没有充分的由制度赋予的权利与权力，通过合法的程序予以抵制或纠正。
在“群众路线”的语境中，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公民的民主参与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群众是受尊重、被咨询的对象。群众的意见可以受到重视，但不具有法定的权威和约束力。其意见是否得到采纳，如何采纳，完全由上面定夺。而如何了解群众意志，在群众内部不同的呼声中，确定何者为群众意见，都由上面裁定。也就是说，群众只是决策者的信息来源之一，他们本身不是决策者。而公民团体是权威的主体，其表达的意志就具有最高权威。按照现代人民思想，公民集体的意志一经宣示，就是法律，就是最高权威。政府作为者的受托人，只能执行公民集体的意志，没有选择的余地。在群众理论中所强调的征求群众意见的“民主”可称为“咨议型民主”，按民主的一般定义，它还不是民主，而是任何非民主的制度都可以采行的一种决策方式。“群众路线”主要是在上者处理其与在下者（群众）关系的一种方式，而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共同体本身就是在上者。[37]
其次，在群众的政治参与中，没有规范的法定程序，没有将群众的意志量化（不排除个别的抽样调查、个案研究如“调查研究”等），因而群众的参与具有随意性和主观性。群众政治参与的典型方式是“群众民主，领导集中”模式，这不是制度化的民主。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具备了初级的民主萌芽；在大多数场合，它仍是民本主义的现代版。[38]
所以，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它是“臣民”向“公民”的过渡环节。一方面，它超越了臣民，但仍然承袭了传统臣民概念的某些内涵；另一方面，它也涵蕴着公民概念的某些要素，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是臣民的现代化，公民的半成品。是臣民与公民的混合物。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公民文化的培育过程，它需要将群众具体化为个体的公民，转化为民主体制内行使充分政治权利的公民。到那时，群众概念将在政治生活领域内淡化出去，由公民、选民和纳税人等称号来取而代之。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终究会有一天，当人们被称为或被视为“群众”的时候，他们感到那是一个侮辱性的称号。或许这种感受就是公民意识的表现，是公民文化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周光辉：《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2、丛日云：《构建公民文化──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载《理论与现代化》，1999年第12期。
3、《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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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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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3年。
9、（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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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2004年。
14、（奥地利）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载《弗洛伊德著作选》，贺明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6年。
15、《列宁全集》，第19卷。
16、《选集》，第四卷。.
17、《选集》，第三卷。
（本文最初刊登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文字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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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在“中国期刊网”上通过CnKi源数据库检索，在1994年至2005年1月这段时间，按文章题目查询，得到冠以“群众”为题的文章5，472篇；按关键词查询，得到80，915篇。查询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目录，按“群众”题名检索，有2，557部。作者还检索了政治性最强、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主流政治话语特点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自1995年1月至2005年1月31日，该报使用“群众”概念的文章达51，395篇。相信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如会议讲话、讨论、交谈、汇报、报告、政府文件等，“群众”概念的使用频律会更高。
[2]这一概念的政治意义也引起过个别学者的注意，如周光辉从政治学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过初步的分析，参见周光辉：《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本文作者也曾对这一概念进行过初步探讨，参见拙作：《构建公民文化──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载《理论与现代化》，1999年第12期第11页。
[3]“群众”一词分别来说，“群”指同类的聚合体，包括兽类和人类；“众”则是人的聚合。所以有“兽三为群，人三为众”的说法（参见《国语•周上》。群众的这一原始含义更接近英文的”herd”，它兼有兽群与人群的含义。
[4]《荀子•富国》。
[5]《荀子•劝学》。
[6]傅斯年：《社会——群众》，载《新潮》，1919年，一卷二号。
[7]有关“人民”概念的政治学分析，请参见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7—252页。
[8]作者在“中国期刊网”上通过CnKi源数据库检索，在1994年至2005年1月这段时间，按文章题目查询，得到冠以“公民”为题的文章2，724篇；按关键词查询，得到18，457篇。以选民为题的82篇，以选民为关键词的816篇。查询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目录，按“公民”题名检索，有1，477部。按“选民”题名检索，有12部，这12部基本上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著作，且多为前苏联领导人的著作。在《人民日报》上，自1995年1月至2005年1月31日，该报使用了“公民”概念的文章8，083篇，使用了“选民”概念的文章1，739篇。其中以公民、选民为题的文章中，有大量的是对外国（主要是民主国家）的报道。而关于群众概念，则基本属于国内政治概念，没有涉及西方国家。将这个结果与前述关于“群众”概念的检索相对照。就会对“群众”概念远比“公民”概念流行这一现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9]这里所说的“群众理论”语境，是在语境（context）的两种意义上交叉使用的，既包括“群众理论”文献中“群众”概念的上下文，也包括该概念由以形成和应用的政治场景、文化情境。
[10]在英文中，与”群众”(crowd)概念接近的还有群集或群体（thegroup）、暴民或乱众(mob)、公众(thepublic)、大众(mass或themultitude)等，这几个概念与crowd有区别，但有时又与crowd交叉使用，都可译为”群众”。在中文中，crowd有时也译为“大众”、“群体”、“乌合之众”等。
[11]参见饶兆平：《群众学》（第三版），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第3页。
[12]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1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4]埃利亚斯•卡内提对产生群众的不同情境，群众的各种类型，都进行过精细的研究和分类。参见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
[15]奥尔特加•加塞特明确指出，大众不是劳动阶级或工人阶级，而是那些不具特殊资质的普通人的聚集。参见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05页。
[16]他们分别是由热爱罗马共和国自由的公民、狂热地追求平等和民主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甚至最激进的雅各宾份子）、魏玛共和国的建立者蜕变而来的。
[17]西方的群众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麦克里兰指出，“也许1848年，更可能是1871年，是群众观念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从此，群众成为社会政治理论的中心。或者说，任何社会理论不将群众置于中心，就被视为临时拼凑的货色，荒谬的，愚顽不冥的。”J.S.mcClelland,theCrowdandthemob,FromplatotoCanetti,UnvinHymanLtd.,1989,p..3.
[18]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14页。
[19]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4页。
[20]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115页。
[21]J.S.mcClelland,theCrowdandthemob,FromplatotoCanetti,p.1.
[22]在西方社会，社会呈梯形结构，民主由上而下扩张。到下层民众产生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要求和初步能力之后，西方建立了平民化的民主，即由贵族民主、少数有产者民主发展为全民民主。同时，在民主制度建立而公民人格没有得到健康发展的地方，如德意等国，特别是没有渐进民主传统，平民却突然涌进政治角斗场的地方，如法国，群众往往成为一支非理性的社会力量。
[23]J.S.mcClelland,theCrowdandthemob,FromplatotoCanetti,pp4—5.
[24]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25]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8、21页。
[26]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52页。麦克杜格尔也称群众的行为“很像一个不守规矩的孩子”。转引自《弗洛伊德著作选》，贺明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1页。
[27]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46页。
[28]勒庞等多数群众理论家认为，他们所描述的群众心理的典型是拉丁民族，而英美则被视为例外。不过奥尔特加将美国视为“大众的天堂”。参见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112页。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第45页。
[29]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考茨基和葛兰西都受到过勒庞的影响。参见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第80—81页。
[30]《列宁全集》，第19卷，第410页。
[31]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的中国，国共两党都将“群众工作”当成专门的学问。当与共产党在大陆角逐政权的时代，西方主流的群众学理论被人士介绍到国内并得到初步研究，注重“群众战”，欲与共产党在争取群众支持上进行竞争。而共产党则主要学习和运用了以列宁的理论和前苏联共产党的实践为基础的苏联版本的群众理论。
[32]指出：“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选集》，第4卷，第1253页。.
[3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完全消失。实际上，作为几十年中形成的一种治国方式、领导者和民众的政治行为习惯，它还顽强地保持着其影响力。
[34]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臣民一样。除君主一人外，大家都属臣民。但臣民又有不同位阶，只有皇帝是尘世间绝对的在上者，而在另一端，则是一群绝对的在下者。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群众”有不同的层级：此一场合的在上者、中心者，在另一场合则是在下者、边缘者。在这一连续统的两端，则是不能被指涉为群众的绝对的在上者和只能被指涉为群众的绝对的在下者。
[35]的名言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选集》，第三卷，第852—857页。在起草的党的文件中，对群众路线的经典解释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1989年5月，第205页。
[36]普通民众经常有几分自嘲地自称为“老百姓”。这个称呼更多地表示人的自然属性、私人身份、非政治的和非公共性的涵义。最初它指众多以姓氏为标记的血缘群体的集合，在现代社会，其血缘、氏族、姓氏的意义已经基本消失，它更多地指下层平民大众，尤其突出其无公共职位、无公共权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征。
社会治理的概念篇8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内涵和外延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而概念又是通过词或词组等语言形式来表达的，同时，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为了呈现在学生面前一个独立、完整而厚实的概念，在教学中必须。
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概念的内涵，把握概念内涵的每一层含义。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对概念的内涵进行层次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可以分几层？哪几层？采取“剥笋子”的方法，一层一层地加以剖析，把每一层含义都讲清楚了，一个比较厚实的、富有“立体感”的概念也便呈现在学生面前了。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也便更深刻了，运用也自如了。
带领学生认真研究概念的外延。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概念内涵确定后，就必须认真分析此概念与彼概念及他概念的不同，从而正确把握此概念的外延。这样，使学生正确地把握概念，不至使之与其他概念混淆起来。
把概念放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去讲解概念。概念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如初中政治课“刑罚”这一概念。为了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刑罚”概念，必须从刑罚的最初产生、到阶级社会的刑罚、社会主义国家刑罚存在的必要性等等方面的内容阐述，这样学生才能对刑罚这一概念有完整的理解，不至于会使学生产生某种偏见。
总之，我们在每讲述一个概念之后，不论概念是大是小，都要使学生能掌握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样为理解掌握系统的政治、经济理论打下扎实的基础。
具有普遍关联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原理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错综复杂、普遍联系的，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
中学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但是同一政治理论中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概念、其他知识点之间有种种联系，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中，认真分析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同时就必须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使学生从更大范围内更完整准确地理解概念、掌握概念。因此，我们在政治课概念教学中必须努力构成概念教学的立体框架。
我们根据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对思想政治课中基本概念的讲解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中心辐射法，在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时通过延伸、扩展等手段，努力构成这一概念立体化的框架结构，使之层次清晰地展示在学生面前，进行一种多角度、发散式立体化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以下几点。
要求学生从概念的定义中找出关键的字词，作为这一概念的中心，根据这一点，要求学生回忆出与此相近或有联系的一些其他概念，把它们进行比较。转贴于
在新旧概念的比较过程中，要求学生从新概念的定义中提示新要领有哪些方面的本质特征即与其他概念的不同，进行逐层分析。
对每一层次进行分析时，在学生弄清这层含义内容基础上，再要求学生指出从这一层次角度上概念与其他一些概念和其他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经过这样的教学过程，便构筑出这一概念教学的立体化框架结构。在这过程中，学生既能理解新概念内涵和外延，又能理清楚新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既能把握新概念的本质特征，又能掌握在掌握新知识的同时，复习旧知识。
思想教育性。思想政治课教学要“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积极地思考并回答自己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认清和履行我国青年一代的崇高责任。”一句话，思想政治课教学特别是概念教学必须充分发挥政治课教学德育功能，挖掘德育因素。思想政治课教学是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主渠道。在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中，不仅要求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以及学生文明行为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社会治理的概念篇9
摘要：“人民”和“群众”并非同一概念，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具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是国家的主人和统治者，是相对敌人而言的，它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关系。群众，主要就是指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基本等同于公民、国民。当代的“群众”概念除了音同字同之外，更多继承的是传统语境下“民”的概念中的消极、被动、受治者的涵义，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在下者地位的涵义。区分人民与群众、公民、国民等概念的不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许多政治教材、著作未作区分，甚至将人民与群众连用或作为同一概念使用，是非常错误的，应予纠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人民群众；概念；区别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注：2013年修订版）在讨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时，有这样一段话：“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的观点之一。人民群众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之下人民群众有不同的范畴。人民群众从质上说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期推动作用的人们，从数量上说是指不同社会中人口的绝大多数，尤其是指劳动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内容，它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同盟，最稳定的是劳动人民。
初读这一段话似乎觉得没有问题，但仔细思考，却又觉得这个定义实际很不严密，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
一、“人民”的含义在我国的历史上，人民一直是政治性概念，具有阶级性。春秋及其以前时期，人与民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人指上层统治者，“民”同“氓”，指下层被统治者，这在孔子的《论语》表现最为突出，如“仁者爱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来虽然有“民为邦本”，“民为贵”等说法，但都是从如何稳固统治者地位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把民视为国家社会的主人。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民始终指的是下层被统治者，故而与草相连，称之为“草民”，有“民如草芥”之说。直到近代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传入我国之后，人与民才开始连用，出现了“人民”一词。
根据思想，现阶段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现代社会的“人民”概念，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内涵而言，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是相对少数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而言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那么这些权力机关就得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从宪法的规定不难看出，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就是上面所说的是一个政治概念，相对于敌人而言，是我国的统治阶级。”其成员既有普普通通、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者，也包括党的领导、国家干部和专家等处于社会上层的杰出人物。
由此可见，“人民”这一概念的关键有两点：第一，它由不同阶级组成，并不同质；第二，其主体是劳动大众，重点突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以人为本有一段完整的阐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报告中关于以人为本是这样阐述的：“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里的“人民”，就是那些包括杰出人物、普通群众的“推动社会历史车轮前进的人们”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有可能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随时变动它的范围。
二、“群众”的含义群众，主要就是指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群”指聚在一起，如“成群结队”；“众”跟寡相对，意为多数人或人很多，如“寡不敌众”。“群”、“众”连用，本意指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唯物辩证法强调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它所说的“群众”就是相对与少数（寡）人而言的多数（众）人。从群众的分布来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由于贫富悬殊，社会基本只分为上、下两层，群众拥塞于社会的下层或底层；而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国家里，社会可分为上、中、下层，并且“两头小、中间大”，群众则充盈于社会的中、下层。
与“民”的概念不同，在我国古代，“群众”概念则指许多人的聚合体。如荀子说：“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悬）也；群众未县（悬），则君臣未立也（功名无法成就，那么群众就不能分出高下。群众不能分出高下，那么君臣的地位就立不起来。）。”又说“群众不可移也”。这里的群众概念是单纯的描述性概念，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所有的人。与“民”的概念相比较，它并不含有价值判断，没有褒贬，甚至也没有政治意义。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民”的概念总是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下层被统治者，而“群众”概念始终都没有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常用的政治学概念。
当代的“群众”概念，也是更多继承的是传统语境下“民”的概念，中的消极、被动、受治者的涵义，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在下者地位的涵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传统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的内涵的延续和蜕变。我们看到，群众概念的内涵常常是在几对关系中被定义的，如政党─群众、政府─群众、领导（领袖）─群众、干部─群众等。这几对关系都属于上下关系，群众总处于在下者的地位。不过与古代社会的“民”相比，其在上者已经不是传统的统治者（君主和朝廷官员），而是党（先锋队）、政府、领导（领袖）、干部等。当然，从理论上说，党、政府、领导、干部等属于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或职位，他们不是过去统治百姓的主人，而是代表群众的利益，与群众一起构成人民的两个方面。当然群众中还包含了对象的部分。
三、“人民”与“群众”不能连用由以上对人民和群众的深入分析可知，并从严密的哲学概念考虑，和人民相对应的名词是敌人，也即一切与人民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与群众相对应的名词是英雄（领导、领袖、干部、杰出人物）。当前的许多政治教材和政治著作、论述，将人民与群众混在一起构成“人民群众”一词，并将“人民群众”定义为“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进而据此讨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讨论党的群众路线，其错误之处就显而易见了。
若将“人民”和“群众”连用，并混同为“人民”，“人民群众”以外的人自然就是“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的人们”，也即人民的敌人。按照这个定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根本无需证明，因为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人民群众的敌人绝对不会创造历史。按照这个定义，讨论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的孰错孰对也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强调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其中就包括了英雄人物和普通群众在内。
更为荒谬的问题还有“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以及由此产生的“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等命题。因为按照“人民群众从质上说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这个定义，人民群众以外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的人们”，也即人民群众的敌人，那么，“同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的主体自然只能是人民的“敌人”？让人民群众的敌人
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四、“人民”是“群众”中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同志这样较为系统地阐述党的群众路线：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甚至于是由人民群众直接产生的，最终也将正确地指导群众的工作。这就是说，将群众的这些不系统的零散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党和政府的研究和总结，最终升华为比较系统的有执行力的政策，又回归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让群众理解政策路线的意义和执行方式，并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有执行的方向并坚持下去，在以群众为主体的实践行动中考察这些政策是否正确。很显然，在的论述中，领导和群众是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出现的。而且，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分析党的群众路线，可以明显看到：党和国家始终将群众作为尊重、信任和依靠的对象，始终将群众作为组织动员的对象，始终将群众作为关心、服务的对象。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和直接参与者，成为政策咨询的对象，当然群众的意见应该受到重视并被采纳，但是这个意见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群众的意见能不能被采纳，以何种形式被采纳，按照民主集中制度来定夺。也就是说，群众只是国家决策的参与者之一，他们本身不是决策者。群众的这一属性与宪法中对人民的表述大不相同。依据宪法，人民是权威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其表达的意志就具有最高权威。
第二，由于群众的基本素质比较低，他们需要管理和教育；由于群众的判断能力和思想觉悟差距大，他们的意见需要集中和升华；由于群众的行为具有盲目性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需要纲领性的引导；由于群众没有组织处于无序性和散漫性的状态，他们需要组织；由于群众比较消极被动，又容易盲目从众，他们需要动员等。这一点，也与宪法中的人民大不相同。依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在群众中，由于他们人数最多，分散在不同行业和领域中，个人的思想素质层次较大，甚至还有思想觉悟落后的群众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缺乏辨别力，这部分群众最容易受敌对势力利用等等。与资产阶级和其他敌对力量比，群众处于高位的数量和团结优势；与先锋队领袖比，则在素质和对社会的方向掌握上处于低位劣势状态。所以先锋队既要“密切联系”群众，又不能“混同”于群众。
社会治理的概念篇10
作者：朱振单位：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中国为什么需要自己的法治话语体系:关于“自觉”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的自觉建构”这一议题的提出“意味着开启出一种积极的自觉，即对于自身学术话语体系的反省性的自觉”。这种自觉实际上具有双重取向:它一方面是批评性的，即要求批评性地检讨当今中国法治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它要求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法治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③这种批判性与建构性可在话语与主体的相互建构中找到根据。当我们认识到自身被一种话语所支配时，我们就内在地、反省性地在批判它的基础上开启重新建构一种话语体系之途。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需要批评的对象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在中国许多人那里不加反思地被接受，成为一种权威性的法治话语体系。因此，下文的分析包含批判性与建构性两方面，即在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话语的基础上论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一)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话语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及对其内在预设的检讨“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虽是松散的学术概念，但它基本可以概括出西方国家的主流法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自由主义法律哲学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就是这样的原则:每一个社会都应该依据法治运作。它对法治的信奉起源于17世纪现代自由主义的诞生。”［5］(p5)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不但包含着法律要具有清晰性、稳定性、不溯及既往等所谓的内在价值，而且还内涵着权力分立、权力与权利分离、民主的政治安排等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承诺。这套法治话语体系不但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而且也是他们向法治后发国家推荐的样本。自清末变法改制以来，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就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全面移植西方法治的理念与制度，这一过程时断时续地持续到现在。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移植甚至是复制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在当下中国，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已经支配了许多人对于法治社会理想图景的基本想象，形成了法治的标准化理解，尤其是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接受。学者指出:“西方各种法治理论或学说成为人们分析和论述理论问题以及考量与评价社会现象的重要理据与判准;……接受西方法学理论的训练则成为当代中国法学人乃至法律人所必不可少的经历，对西方法治理论和知识的掌握与了解亦成为体现或衡量法学人学术功底和理论素养的重要标准与尺度。”［6］这种由知识所产生的支配性以及制造真理与合法性(提供判断的标准和尺度)的力量正是话语所意图产生的社会作用。自由主义的法治理论及其包含的一些原则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是我们要借鉴的对象，也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我们需警惕的是自由主义法治话语在非西方国家的话语殖民，即要求在非西方国家复制西方法治的理念与制度。这一要求又通过经济援助或外交的压力而得到推行。西方自由主义的法治话语体系的要害不在于其具体主张的得失———尽管批判法学已对自由法治理想在西方国家的虚假实践提出了摧毁性的批评，①而在于它的普遍化诉求以及所蕴含的历史终结论。这里所说的法治的历史终结论是一元论，即世界法治的发展方向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法治及其制度实践，中国法治的发展水平也要以该标准而受到考量。在这种研究方式之下:第一，世界法治发展是一元化的，独立于中国而存在。第二，关于中国法治研究的立场只能是进化论式的或历史决定论式的。因为在我们的前面已经设定好了目标和标准，我们的研究或发展方向都已经被决定了。关于法治发展的一元论，首先要意识到，自由主义法治话语的确立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事情，既不是法治历史的开端，更不是法治历史的终结。其次，建立中国法治的话语体系就是要破除这种历史一元论，因为世界是一种多元性世界。中国也是该法治世界概念的构成要素之一。在该世界之中，除了欧洲原理之外，还有相对应的中国原理存在，中国自身也参与了该法治世界观之涵义的型构，而不再是被动的被决定者。批评和检讨这种法治发展的一元论是中国可能获得法学与法治自主性———无论是思想上的自主、还是实践上的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体现在思想的要求和实践的要求两方面:第一，由上面的论述可知，我们只有建构本土的法治话语才能改变受支配的现状，才能为法治的世界概念提供中国要素，并最终与西方法治话语形成话语争夺。若没有自己的法治话语，要从根本上消除西方法治话语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保有思想的自主，进行自觉的建构。关于“自主性”的理解需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首先，中国法治话语之自觉建构的实质是保有思想的自主性。自觉建构不应是要找寻到并自觉追求一种客观的发展规律，否则就会落入与自由主义的法治话语体系一样的历史目的论;而是要保有一种思想上的自主性，即破除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范式的支配与某种特定知识系统的支配，达到的是思想上的一种反思性自觉。这种自觉是以思考当代中国法律秩序的正当性问题为基础的，因而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因此，确立中国以及中国法学者在思想上的主体性，使中国学者摆脱西方法治话语的支配，建立中国的法治话语体系，是一种更可取的中国法治“自觉”发展的方向。其次要注意中国法治话语的自觉建构不是一种独白的建构，而是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建构，因此应当包含话语伦理学的建构。一方面，复线历史观表明，中国声音也是形成世界法治话语的构成要素，关于法治的中国观与世界观并不是分割的，我们要在中西法治声音的交流中确立自己的声音。#p#分页标题#e#另一方面，建构法治话语的最终目的是在世界层面上拥有话语权。如果不借鉴西方成熟的法治话语、不与西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话语的学术交流，就无法进行对话，也就谈不上所谓的话语权问题。第二，上述思想的任务并不仅仅是纯粹观念认识的问题，而是具有“实体性”的内容。这里所说的实体性内容指的是作为法治话语之基础的社会现实或实践。实践本身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脱离了这样的法治实践，学术话语可能是空洞贫乏的，而且也不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JosephRaz在解释法律的概念时指出，“法律不是学者所引入以帮助解释某些社会现象的概念。而是牢固确立在我们社会的自我理解中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当我们研究法律的性质时，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的性质”。［7］(p31)在这里，“法律”是诠释性概念，“法治”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中国的法治理论和法治话语从性质上讲也是建构我们对中国法治实践的自我理解。诠释一词是双向的概念，既包含着实践对我们的要求，也包含了我们对实践的自我理解，因此是双向的过程。该实体性的内容构成我们自我理解的基础，关于其本身，吴晓明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话语问题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仅仅表面的、纯粹形式的议题，它具有‘实体性’的内容，并总是最经常地与某种‘学徒状态’的脱离和特定的自律性要求相吻合、相表里的。”［8］他把当代中国学术话语的社会－历史内容概括为“它们植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中，并且也植根于中华民族向着未来筹划的复兴事业之中”。［8］考察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以及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加速融入世界结构，必然要求法治建设主要集中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随着这一任务的完成，以及因经济崛起所面临的新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又成为当前法治实践的迫切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现实之途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中国法治实践的要求，也是思想性的任务;既是对以前三十年中国法治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面向未来的理论建构;既要摆脱教条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的干扰，又要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话语的支配。在思想资源上做到开放兼容，要求我们正确对待西方法治理论;在建构的基础上做到锐意创新，要求我们理论化地处理中国法治实践。(一)开放兼容:正确对待西方法治理论在对待西方法治理论的态度上，我们要持有开放兼容的立场。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是面向未来的建构，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它内在地具有开放兼容的特性。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需要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自觉就是确立思想的主体性，并致力于建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自信就是要勇于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当然也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的法治理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是作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存在的。第一，西方法治理论(包括其理论主张和制度实践)是人类探索理想社会治理方式的可贵尝试。它提出的一系列反对封建专制的道德理想、关于法治的形式要素以及为确保理想实现所做的制度设计都对法治后发国家起到了很重要的法治启蒙作用。第二，区分作为理论资源的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和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后者，即自由主义法治作为一种一律的话语体系在全世界推行的时候所产生的话语霸权。因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内在地与市场主义、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而成为推行这种霸权的工具。正如tamanaha指出的:西方“理论家们通常将自由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法治捆绑在一起，放进全有全无式的一揽子措施之中”。［9］(p4－5)第三，西方法治理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这一方面是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以西方的眼睛看中国，法治、权利、权力分立等等一系列概念、范畴都取自西方，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法治理论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另外要注意到，成熟的法治体系包含着明确的法治发展目标、系统化的法治形式要素、把这些目标和要素现实化的制度实践能力以及强大的法治话语生产和输出能力，不可否认在这些方面美国等西方成熟的法治国家走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关于法治的知识、文化和传播能力还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汲取西方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有益做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从长期来看，这一趋势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扭转。由上述三方面可见，西方法治理论在中国不是作为我们建构自己的法治话语体系的标准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理论来源与法治发展的参照系统成为建构中国法治理论的一部分。总之，西方法治理论是作为建构中国法治理论的条件而存在的。(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规定性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本质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从法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等几方面来看，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规定性: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表达与世界表达。第一，法治理念是关于法治的元话语，它需要理论总结和理论表达，使之真正成为指导法治理论建设的理念，而不能单纯停留在政治政策的层面。由此可以说，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法治理念的理论化、学术化与体系化。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是面向世界的建构，是要在世界法治话语体系的竞争中注入中国元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有在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才能开放出面向世界的讨论与交流的空间，成为哈贝马斯“对话的普遍主义”意义上的真正在场者。#p#分页标题#e#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要坚持实质性的法治观，强调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当下西方学术界，法治理论一般被区分形式法治理论和实质法治理论。tamanaha对这两种形式的法治理论的内容所做的概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比较经典的总结。对于法治应当包含什么要件，形式法治理论和实质法治理论有着不同的论述，他认为，根据从单薄到厚实的分类标准，形式版本的法治理论可分为:依法而治、形式合法性、民主+合法性;实质版本的法治理论包括:个体权利、尊严权和/或正义、社会福祉。tamanaha把二者的区分概括为:“形式理论集中关注合法性的适当来源与形式，实质理论则包括了对法律内容的要求。”［9］(p92)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内容肯定是属于实质法治观，但似乎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法律与政治内容，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实践的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表达。其中，能够与自由主义法治观相竞争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是强调平等或公平。一直以来，平等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也要坚持平等实质性法治观。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对中国法治实践、法治经验与法治道路的再诠释。涉及到两方面方法论问题，一是如何真正面对中国法治现实;二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建构法治话语。第一，上文已经提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作为思想的任务其关键点是面对中国现实，即中国法治实践、法治经验与法治道路。关于面对的方式，可概括为两种路径，一是“由外到内”，二是“由内到外”。前者指的是从外部不加反思地拿来一般原则并应用到现实内容上，也就是黑格尔所批评的“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黑格尔认为这种“外部反思”只是形式性的，而遮蔽、疏离了现实，即“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实质”。①这种路径在建构法治话语上就是未加反省地拿来西方法治话语(甚至是越新越好越时髦越好)来格式化中国法治实践，并以向西方标准趋同的程度作为判断法治成熟度的指标。因此我们要选择另一种路径，即不是用一般原则来解释内容，而是由内容出发建构原则。西方法治理论与话语不是作为标准而是作为资源存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就是对中国法治现实的重新理解。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在于对法治实践的再诠释。再诠释意味着，建构法治话语存在二阶诠释问题。上文已指出，法治不像“电子”、“老虎”等自然类概念———它们有着本质的规定性;而是固定于我们社会的自我理解中的概念，一个诠释性的概念———因此它不是学者能随便引入并赋予含义的概念。正如JosephRaz所指出的，“我们没有挑选任何富有成效的概念的自由。通过帮助我们理解人们怎样理解其自身而增进我们对社会的理解是法律理论的主要任务。”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