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并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为开启一个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树立了风向标。
由于特殊的国情，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全能型国家管理”和“总体性社会治理”的重叠并行，致使社会严重依附于国家，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高度一体化和政治化。基于此而建构的“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单线条的社会治理格局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地维控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势，但也同时窒息了应有的社会活力。改革开放后30多年由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群体的深度分化，我国社会结构已由“总体性社会”演变成了“多元化社会”，并在阶层结构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分化”与“断裂”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再次构建起较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更新管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拓宽公共服务领域，对我国当前及未来的社会建设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管理实践向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既表明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积累，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策略性、阶段性与能动性。通过回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治理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单位制社会时期，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管理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而做出重大的管理布局，最终导致一直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来处理社会领域的新问题成为各项管理工作的“惯习”。而即使是在利益分化的单位制社会解体时期，由于诸种因素的羁绊，国家也未能建构起较为系统而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治理实际上被长期淹没在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宗旨在于：试图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实现社会治理从“总体-支配型”的管制模式向“技术-治理型”共治模式的转变，以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效果的显著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往突出强调的“社会管理”改为了“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了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变化。“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1）从主体构成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家，一般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特别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2）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一般都以带有行政性的管制方式为主，而“社会治理”的方式除了行政方式以外还强调法律、市场、社会自助互助、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倡导公开、透明、法治化的管理活动；（3）从方向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一般是单向式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比较多，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4）从内容来看，“社会管理”多以行政管控的内容为主，而“社会治理”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5）从目的来看，“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维稳”几乎成了其最终归宿和最高要求，而“社会治理”则是为了培育更大范围的公民社会和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6）从权利配置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多是以政府的集权式管理为主，以单纯的强制性秩序维持为核心目标，而“社会治理”则强调政府管理要多给社会放权，并为公民的增权提供机会和便利。针对社会治理的这些特征，笔者认为，其相关的策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实现“为民服务”思维向“与民服务”理念的转变。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自身的优势视角出发来进行思考。以基层社区为例，可尝试改变以往的“社区需求或社区缺失”为取向的“需求模式”，而替代以社区优势或社区强项为取向的“优势模式”，强调应该用一种“优势视角”或“能力镜片”去了解基层居民的实际需求。
二是寻求社会治理方式的柔性化转变。社会稳定的“刚性”思维必定会导致“刚性社会管理”，这种管理的缺陷在于无法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而柔性社会治理则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客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的治理手段，其主题是“规律、非强制、潜在以及自觉”，即治理依据是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方式方法是非强制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以及最终目标是让民众自觉行动。
三是以“协同政府论”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优化。基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运用“协同政府论”，至少可以达成四种目标：一是综合考虑消除治理体制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提升治理系统的整体效能；二是通过消除不同治理项目方案的重复与冲突来更科学地使用各种资源；三是在相关治理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和传递优秀理念，从而形成一种“协同性”或更加明智的治理方式；四是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提供一套更为完整或“无缝隙”的服务方式。
四是努力提高广大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投入度。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参与相关决策过程能够赋予参与者对自己的生活方向和周围环境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助于参与者成为负责任的行动者，并产生强烈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就当前我国社会建设而言，社会治理多依靠政府的宣传与推动，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的参与，社会参与始终处于浅层化的初级阶段。对此，必须予以改变。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2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简政放权；政府效能；市场活力；社会创造力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004-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1]简政放权可以说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此前几轮简政放权不断暴露出动力不足的弊端呢？相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长期所依赖的“一元管理结构”与传统管理方式具有制度锁定性和惯性作用，这导致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很难收到真正成效。党的十以来，在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也随之相应发生现代转型，这个转型过程便是简政放权持续推进的切入点。
一、简政放权的主要目标：政府效能、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不断提升
从治理主体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经历了自治――官治――共治三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领域形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政治系统（政党与政府）、市场系统（包括国企）和社会系统（社会组织与公民），这三个子系统的协同共治是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随着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不断成长，还“利、效、权”于市场与社会，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简政放权的直接目的便是通过对政治系统所占的权力做“减法”，对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所获的权力做“乘法”，以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进而提升政府、市场和社会等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从根本上推进治理现代化。
（一）简政放权是提高政府效能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朝着良性方向协调互动。但从总体上看，在监管市场和管理社会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继续将简政放权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着力点。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主要载体，只有通过简政放权，对政府“做减法”，不断削权，才能使其卸下多余包袱，真正提高政府效能。一方面，精简机构和工作人员；另一方面，还权于市场和社会。“简政”为外在表现，“放权”是实质。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只有通过取消和下放权力，政府才能谋全局、抓长远，有效提升自身治理能力，促进全面正确履职，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的迫切需要
经济运作方式至少需要三个要素，即市场平台、市场角色以及交易规则。由此，经济要得到充分发展，合理搭建市场平台是关键，明确而独立的所有权是市场平台最基本的构造。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使政府更好发挥效能呢？从根本上讲，这便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的出发点便是解决政府所承担的组织和信息成本过高、公务员积极性过低等问题。如果交易费用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2]24这恰恰是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逻辑结果。由于当前我国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范围仍没有缩小，这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活动空间，抑制了市场主体内在活力的有效发挥。有效市场竞争的形成需要市场自身运作执行规则机制，从而回归市场经济本质。由此，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政府权力减法换取市场活力“乘法”，一方面可以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激活市场传导机制；另一方面可以优化配置市场资源，促进技术创新进步和人力资本累积，从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三）简政放权是提升社会创造力的必然选择
从政治角度看，简政放权涉及向社会系统放权，这可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度，提升保护个人权利。从经济角度看，政府向社会让权意味着推动政府控制的企业民营化，从而保护私人产权。由于过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范围有限，并缺乏对政府的问责手段；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又缺乏规范管理，这导致很多问题需要依靠政府解决，政府疲于奔命，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却不高。从整体上看，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大包大揽限制了社会组织发育空间和公民参与政治渠道的扩宽；另一方面，规范管理方面配套措施仍不健全，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社会创造力发挥。由此，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对政府权力“做减法”、责任“做加法”，明晰“模糊的权力”，明确“模糊的边界”，交出可以由社会系统自身处理的事务，减轻政府负担，从而为社会系统提供不断发育的土壤。
二、简政放权的逻辑基础：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政治系统在向社会和市场放权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在向市场放权过程中，由于采取下放国企控制权，地方政府成为国企的产权所有人，各地官员展开GDp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化进程，但同时也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各种类型的寻租行为。在向社会放权过程中，相关改革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既定效果，社会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不高。总体来看，简政放权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管理思维和利益固化等因素影响，依然存在政府职能定位与权力边界划分不清等难题。如何解决简政放权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这便需要准确把握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简政放权的逻辑基础，以此保证简政放权路径选择的合理化和科学化。
（一）简政放权与治理结构现代化
建国初期，计划体制和“职能同构”条件下，我国治理结构呈现行政发包模式。作为单一制国家，维持着政治上的集权结构，也可以称其为全能主义治理结构，这种结构治理主体单一化，即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这个唯一的权力机构是各级党委或党支部，管理国家各领域事务。可以说，它是适应客观时空条件下，动员并集中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选择，这种“行政主导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组织部分”。[3]167然而，任何政权的合法性都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经济绩效上，何况这种带有强势主导特征的治理结构，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专权和管理上的低效，治理主体的部分创造性和自主性被抑制，从而未来某个时期将会呈现经济效用递减趋势。可以说，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逐渐累积了奇高无比的运行成本，[3]179导致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凭借权力的强制性，政府短期可能取得成效，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来临，社会智力含量增加，社会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等因素不断呈现，各领域呈现出一系列悖论性现象，不妨称之为“转型悖论”。在此背景下，当改革一旦触及到权力，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方面所呈现的种种弊端就会充分暴露。
改革开放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全能主义治理结构发生转型，这个转型过程始于党政分开。随着党政适度分离，执政党作为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主要承担政治领导责任，政府官员作为“这条政治列车的驾驶员”，则承担着相应的行政事务责任。与此同时，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继启动，改革主要围绕政府职能转变，以放松对市场和社会干预为主要内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体制改革开始施行，党和政府更少直接管理城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事务。
纵观向市场系统放权过程，1984年12月，国营企业厂长（经理）开始实行新的任期制度。从1985年开始，连续几次的价格改革意味着物价放开由市场决定。1993年11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契机，政府不再是企业的治理主体，企业成为自主管理的法人治理结构。[4]在整个放权过程中，我国产权制度也呈现出一个不断展开过程，即通过承包划出私有使用权，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
纵观向社会系统放权过程，80年代末，先后推行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从而迈出社会分权的重要一步。90年代开始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以一些政府机构被改造为行业协会为契机，政府管理职能开始移交给行业管理组织，如轻工业部变为轻工总会、纺织工业部变为纺织总会，这是职业自治的重要步骤。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除原有的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外，各种民间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并获得政府认可。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职能，并且开始让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从而将部分权力下放给特定的社会组织。[5]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治理变革轨迹，可以清晰看出，通过不断向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放权，其呈现由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由集权转向分权的趋势。然而，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动力不足，每当某些矛盾面临激化时，往往通过收权和再次强化管制方式来应付困局，这便导致政府职能再次扩大。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推行的五次行政审批改革使简政放权处于“放与收”的循环怪圈中。由于转型过程呈现这种疲软趋势，加之改革形式化、缺位化和非规范化带来改革成果碎片化，这便导致市场和社会活力难以真正释放。可见，过去的政府治理结构转型部分失灵使经济遭遇下行压力，社会创造力也未能得到有效提升。党的十以来所推进的治理现代化为简政放权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即通过真正实现治理结构转型，充分释放治理现代化的巨大潜能，使权力真正下放到位。
（二）简政放权与治理方式现代化
新一轮的简政放权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治理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理应以治理方式现代化为逻辑基础，变革过去一切不相适应的思想方式、管理方式和活动方式等。
1.从管制方式转向服务方式。根据福山的政治发展三大组件，即“现代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责任制”，追溯我国历史，现代国家建构排在我国政治发展优先序列。建国之初，王权统治方式被彻底根除，管制方式取而代之，通过更多关注规范社会生活，构成一种对公民政治行为的约束，以及对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管制。改革开放以来，管制成分日益减少，服务理念被提出。1998年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首次将“公共服务”确立为政府服务公民、市场和社会的基本职能。[6]2004年，“建立服务型政府”目标被确立，政府权力下放成为管制方式向服务方式转型的必然趋势。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开始，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容和配套制度体系被进一步明确。党的十以来，治理方式真正实现从管制转向服务，这也是简政放权所应遵循的治理方式现代化逻辑基础。市场和社会各自坚守所发挥作用的合法权力边界，政府更大程度上努力扮演好参与治理主体和“元治理”角色，不再施行垄断或强制性管制方式。可以说，管制方式的权威来源是法规命令，服务方式则以一种认同和共识的合作网络式权威为基础。前者主张强制，后者以自愿为主。二者权力运行的向度也不同，管制方式主要通过制定政策或发号施令等来完成单一向度管理目标，权力运行方向则主要是自上而下。与此不同，服务方式更多的是通过伙伴、协商、合作的关系来确立认同目标，由此，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呈现一个上下互动合作过程，即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这便契合简政放权的实质。
2.从“礼治”转向“法治”。在中国这个拥有几千年礼治传统的带有“差序格局”特征的乡土社会中，社会范围是一个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7]38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7]79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建国初期，在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展开过程中，礼治这种传统仍占据一席之地。改革开放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开始被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被正式提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法制”，即严格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党的领导人也不能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8]90年代后，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后法律作为最高统治权威被不断强调。党的十六大以后，“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被提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诉求，法治成为善治的最高准则。在只有“礼治”而较少法治传统的情况下，法治的确立也要更多靠自上而下的权力推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许多规律中天然带有悖论。依靠政治制度去建立法治，是一个历史存在，也是一种现实逻辑。[9]
与未来简政放权改革联系紧密的关键词便是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在定义上就是说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断事件未来发生的概率。[2]277例如，高度竞争性的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便要求比赛规则高度的确定性与明确性。同理，简政放权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便需要简政放权改革过程的确定性，那么，如何保障简政放权过程所遵循规则的确定性呢？法治方式作为一种稳定性和规则性的治理方式，便具有很高的确定性。根据上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方式变迁分析，可以发现，治理方式经历了“礼治――法制――法治”的演变过程。法治作为可以保证确定性方式获得普遍需求。这种对法治的需求不是来自传统的立法政治，或阶级和利益集团政治，而“主要来自对现代城市深化秩序的认同，属于第三产业时代的‘认同政治’”。[10]它可以改变过去官僚体系的审批管理方式的弊端，通过法治方式厘清各部门权力、破解政策性路径依赖惯性和封闭化推进的传统模式局限，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把简政放权改革推向深入，有效破除简政放权中的随意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
3.民主治理方式转型。治理包含多元主体参与含义，例如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公民主体等。实现多元主体有效参与治理，必然需要以赋予其一定权力或权利为依托。简政放权过程涉及将权力下放到社会系统，这必然与一个国家的民主治理进程息息相关。可以说，作为一种现代治理方式，民主是推进简政放权的应有之义。纵观我国民主实践演进过程，近代有过三次短暂的民主思潮，即发生在前后、辛亥革命前后和新文化运动。三次民主浪潮大体都是由知识分子通过自上而下方式推动。在半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经历短期民主浪潮后必然又回到统治模式。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即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框架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逐渐解体，村委会这一村民自治组织形成，被称为“草根民主”。村级民主逐渐向乡镇传播，逐步形成乡镇党委的直选试点，社会内生的民主需求又逐步扩展到城市社区。随着社会自治推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开始发生转变，主要表现为地方自治、社区自治、社会组织自治、城乡居民自治、行业或职业自治，以上这些构成了还权于社会系统的基本形式。
我国基层民主呈现由下至上推进趋势，与此协同推进的党内民主则呈现由核心向推进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所取得的进程如下：20世纪70年代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80年代，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开始由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党代会常任制和干部任期制开始试行；90年代，党员权利保障得到重视，乡镇党政领导开始通过公推公选方式产生，保护人权的条款进入宪法；[11]21世纪以后，重大事务的党委票决制被普遍推行，党内监督开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得到大范围推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权力以法律的形式被确立，[12]重大立法和政策的听证普遍得到推广，政府信息开始逐渐公开。党的十六大确立发展党内民主，并以此带动社会民主。可以说，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符合中国政治发展实践逻辑。由于过去“党国同构”体制影响，作为聚集大量社会精英并掌握政治权力的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由此，党内民主意味着核心权力层的民主，党内民主进程直接决定国家民主治理进程，从而影响简政放权推进过程。可以说，治理现代化为进一步推进民主开拓更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应义无反顾推进民主治理方式转型，以此作为简政放权的逻辑基础。
三、简政放权的路径选择：治理新思维、保障机制与制度体系
权力范围大小与治理能力高低并不呈正相关关系。治理能力提升依赖于权力的有效运行，即在权力边界受限前提下仍发挥最大有效性。在治理现代化框架内，如何真正实现简政放权呢？以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现代化为逻辑基础，实现简政放权的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和有序落实，迫切需要树立治理新思维，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保障机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体系。
（一）树立治理新思维，统筹规划简政放权战略部署
“善政必简”，突破传统思维障碍，树立治理新思维，即系统思维、整体思维、法治思维与参与思维，通过协调有序落实简政放权相关各项举措，方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向市场与社会释放空间与能量。
简政放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其推进过程中应树立系统性思维。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不可以沿用经济体制改革所采用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惯性，而是应该既“改”，也要“革”，革除过去基于政府治理能力水平不高而存在的认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等一系列错误思维。发挥顶层设计作用，明确改革的方向及程序，统筹协调并监督落实。增强简政放权全过程的组合性、结构性和整体性，明确权力“下放”的时间节点，保证各项权力按计划有序下放，通过循序渐进地“放权”与“还权”，使市场有更大的缓冲力来承载“下放”的权力的空间。
树立整体性思维，避免过去所出现的各领域改革不平衡弊病。保证各部门或各领域协同推进，例如，税收政策应与司法部门或外资准入等领域改革协调推进，避免产生短板。各层级间的权力下放过程也要配套协调，如审批权与监管权的配套。总之，突破传统改革惯性思维，树立全局观，方案设计要提突破各部门利益阻碍，关键要做到分权、分责、分利一体化，有效处理“发散的信息流”，利用科学的学习机制及时纠错，确保各项改革真正到位并见效。
树立依法“确权”思维，使权力下放过程有法可依，规范政府行为。同时，下放的权力也要受到法律约束。政府放权给市场，并不意味着市场主体不受限制，市场活动还应受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的约束。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也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作为，政府还需要有效激发社会活力，维持社会秩序，创造社会福利，保障公民权利。放权以后，产权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约束，但放出来的行政权力要靠法治才可以有效约束。[2]69由此，应有效运用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政府在法律的框架内因地因时制宜，从而形成“人民授权――权力运行――服务权利――权利惠民――公共权利再次让渡为权力”的良性循环。
树立“互联网+群众参与”思维，转变过去政府主导思维，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来提升群众参与性。由于处于社会与市场领域中的行政相对人对取消或下放的事项更具有发言权，可以通过扩大宣传和公开信息等方式主动及时回应企业和百姓，引导其积极参与，发挥社会与市场两个主体作用。畅通信息获取渠道，保证市场主体真正可以了解并清楚相关政策以及自己所承接的各项权力；通过互联网使信息对称，保证相关信息多层次和多维度地呈现给大众；借助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平台公开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避免“放虚不放实”，使简政放权真正“落地”。
（二）构建治理保障机制，协调推进简政放权系统工程
以治理结构转型为契机，真正推进简政放权，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协调治理机制。其一，构建党政协同治理机制。由于执政党在治理结构中处于总揽全局地位，并拥有整合资源的强大优势，一直以来，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面临困境时，便经常凭借党的领导体制的这种优势，重新干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是简政放权的当务之急，即实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相统一。关键是通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等确立党与政府的权力边界。其二，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协调治理机制。一方面，由于顶层设计的缺陷，导致各个地方政府简政放权举措参差不齐，呈现不均衡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简政放权涉及地方政府切身利益，很容易出现简政放权的隐性化现象，即存在“权力截留”或“改头换面”。例如，非行政许可审批或第三方“中介服务”等。因此，需要探索政府间新型合作模式，科学配置公共资源，合理各地方政府权力与职责分工，增强推动简政放权的积极性。其三，构建部门间的协调治理机制。政府治理结构依赖于政府职能定位，并体现在政府机构框架的设计之中。由于政府机构设置具有“机构锁定”惯性，政府部门往往会患“帕金森症”，也就是，只要政府机构存在便必然为自身寻求职能，从而出现简政放权的形式化或隐性化倾向，即“放虚不放实”或者“放责不放权”。因此，简政放权的关键是加强大部门体制改革，整合机构职责，增强简政放权过程的匹配效应。
在推进简政放权过程中，还要合理构建保障改革顺利推进的相关机制，统筹配套改革，消除“中梗阻”，避免截留改革红利。其一，完善简政放权长效运行机制。通过延伸改革配套措施，放管结合，完善改革相关举措的落实程序，严格落实相关部门各项任务。其二，建立治理主体参与机制。将利益相关方引入简政放权全过程，充分调动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简政放权过程中各治理主体参与度；将推进改革的依据、过程、结果公开，保证企业或市场“听得懂”“信得过”，使改革过程公开透明。其三，完善考评机制。依照工作程序，招标第三方机构，聘请各领域专家，制定各类“简政”事项以及“放权”进程的审核标准和编制标准，并对简政放权改革过程进行科学合理评估。综合第三方评估结果，并参照社会公众参与过程的相关评价，及时解决所存在问题。其四，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在完善权力清单同时，配套责任清单，明确权力主体的职责权限，把其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对落实不力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其五，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加大督查力度，创新督查方式，推进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监管常态化和精细化，努力做到放活与监管同步到位。
（三）完善治理制度体系，有序落实简政放权相关举措
简政放权改革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是关键。通过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过程，即构建改革制度框架、规范改革流程、完善配套制度等一系列相关举措，使简政放权走出“人治魔咒”，避免经历以往的“放――乱――收”周期性重演。
首先，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改革制度框架，以确定性的制度设计应对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在时间上，制定简政放权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将其调整以及推进过程制度化，避免执行过程的随机性。在此过程中，相关保障法律法规起草、修订、审核、清理等工作应具备及时性，保证法律法规的修订与简政放权改革同步进行。具体来说，全面清理失效或不适宜新时期客观条件的相关文件；按照改革推进时间节点，及时将保留或者下放的权力关进密闭的制度之笼中。在空间上，构建各领域间、部门间或层级间的协作制度框架，保证各改革部门之间及时共享相关信息。对简政放权过程中所应起草或者修订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要严格把关，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发现问题及时抄告或移送相关部门或领导，并对接下来的情况进行跟踪。
其次，实现简政放权实施流程以及运行程序法治化，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条件。一是简政放权的实施流程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在职权范围内具体实施，严禁法律范围之外的扩权设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放权，并通过及时调整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各项相关改革措施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具有指引性和可操作性，以此保证地方政府有规可循。二是以法律授权为依据，完善“三张清单”制度，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使政府各部门明确权力与义务，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力”，做到“清单之外无”，避免出现借“清单”规避应尽义务情形。三是及时将县级“清单”试点所总结出的经验，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低位阶规章成熟后可以上升为法律，避免法律滞后，将维护保障秩序和激发释放活力有机统一起来。
最后，完善各项配套制度，真正系统推进简政放权。简政放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仅着眼于审批的财政支付或者工资福利等方面，则会缺乏长期实效性。例如，相比作为“权力过分集中”派生物的庞大党政系统，行政系统却负担着更多的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运转事务。因此，通过改革人事权，扩充财权、下放事权，使地方政府的人权、财权和事权合理匹配，减少消耗简政放权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不断优化部门编制资源配置。将编制合理配置到重点领域，通过编制的只减不增来形成倒逼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有力地推进简政放权。此外，及时调整和完善其他配套制度，形成互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而不仅仅是零碎的制度要素，使诸多制度配套协调有序施行。例如，建立企业“黑名单”或异常名录等制度，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从而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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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3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治理；治理成本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12―0024一03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模式，是西方国家在现存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基本关系明确定位的前提下诞生出来的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支配社会的模式，缓解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来自于国家的顽强阻力；同时，培育了社会的自主性、自治性。社会治理打破了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垄断，使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创新。
一、社会治理理念与中国现实境况的逻辑契合
社会治理作为超越于新公共管理的一种理念，是在各国寻求公共管理新模式的进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构想。社会治理根植于治理理论。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公认的民主政治较为成熟的国家，民主政治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政治背景。民主政治意味着民众与政府之间不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而是委托人与人的关系，即民众是公共权力的主人，民众作为委托人将公共权力托付给政府，使其代行公共管理的职责，政府的权力及其相应职责均来自于民众的这种委托一契约。这一经典的民主理论预设是治理理论得以兴起的基本理论前提。正因为如此，社会治理对于尚未开启民主化进程的国家而言只能是一件后现代的奢侈品。
社会治理体现了一种还权于民的努力方向。格里・斯托克认为，“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理论也提请人们注意私营和志愿机构之愈来愈多地提供服务以及参与战略性决策这一事实”。政府一词往往指合法垄断社会强制性权力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而治理认为社会的权威应当多元化，强调除了政府以外的其它组织(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是对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的置疑。如果说追问统治者占有权力的理由构成了近代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那么治理理论追问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的理由则成为民主政治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逻辑起点。如果民众能从政府以外的组织获得公共产品，那么更多的具备自组织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将为民众提供更加广阔而真切的实现自我管理的民主思想的历史舞台。而这其实不过是使公众拥有选择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权利，不过是公众的自的拓展而已。因此，“社会治理蕴涵了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公众参与、民主、社会公正等等理念，以共同治理为本，谋求政府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等多种社会管理主体之间沟通与交流，通过共同参与、协同解决、公共责任机制，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社会治理契合了人类实现自我管理的民主理想，它为民主政治的生长与完善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开始转变职能，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努力实现由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变，由宏观经济的“控制者”、“计划者”向“指导者”、“引导者”转变。中国在国家法治化建设中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化进程也有目共睹，社会公正的理念也正在得到张扬。《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也提出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社会”，“要适合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与此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也由过去政府管理更多地突出特殊集团的意志向更多地突出社会公众的意志转变；由突出政府管理活动以政府主体的规则为导向向突出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依归转变；由突出政府管理是直接进行统治的工具性作用向突出政府管理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作用转变；由突出对上级负责向突出对社会公众负责，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制转变。这一切意味着政府职能从重政治统治向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换。因此，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中国依托迅速发展的经济与已有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完全可能形成“后发态势”，在推进社会治理方面进入先行探索的行列。所以，逻辑地说，当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治理得到实际运用的条件和空间。
二、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权威结构的变迁，为中国推进社会治理提供了前提条件
中国具有强政府的传统。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日趋深刻，依法治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公共生活中原有的权威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依托市场而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自主个人的大量出现，使政府包揽社会事务处理的积极性和能力都大为减弱，主动转变职能和创新政府履行职能的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自身的要求。
中国自1978年开始了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权力结构的调整，由此为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基础。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经济改革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是以“下放权力”为特征的。如邓小平所说，“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主要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将作为农村公共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经营权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又推动了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合一”的体制向政企分开的体制转变，企业开始成为独立经营的法人团体。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目标是推动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逐步落实人民的民利并以法的方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社会自治组织的出现。如个体私营工商业者协会、商会、消费者协会、各种学会、研究会、基金会、职业协会、兴趣组织等。而且大众传播也开始作为群众喉舌反映民众意见和要求，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参与讨论公共事务。
以上这些变化说明中国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自治性组织相对于国家具有自主性或非官方性特征，但在一定范围行使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公共决策。如消费者协会代表参与政府价格政策的听证会。公共权力的配置开始由政府一极向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分享权力转变，决定公共事务的主体不仅有政府(在中国语境下指广义政府，包括执政党、人大等)，而且有各种国家法定权威认可的自治性组织。公共权力的运作开始由单一的自上而下运用向政府自上而下和公民通过其组织自下而上的双向运用。由此也意味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型。
如果围绕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利益卷入者能够有序而且有效地协商解决社会事务，则将不仅对于公共管理的效果和效率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一个推动，对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一个促进。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治理不但不构成对政府权威和职能的挑战，而且有利于政府找到新的发挥调控作用的载体和方式。因此，即使在仍然保有强政府色彩的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也可能找到现实的空间，获得有效推进。
三、对消解社会问题和降低治理成本而言，社会治理不失是一种较理想的治理模式选择
社会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模式，但不是唯一的模式，更不是一种试图解决所有公共管理问题的模式。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其本身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缝隙”中萌发生成的。社会治理虽然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社会治理有自己的活动领域，也有自己的内在局限：它结合了国家的管理，但不能代替国家依法行使强制力；它利用了市场运作的机制，但也无法代替市场对各类资源自发进行有效的配置。社会治理是以国家和市场为基础的，是作为公共领域的政府、作为私人领域的企业和作为第三领域的社会或社群彼此结合而形成的共同管理，是对单纯国家或市场手段的辅助和补充。就社会资源配置而言，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同样也存在着社会治理的失灵。就其现实生活中适用的范围而言，社会治理的真正空间在于涉及具体群体利益的各类社会问题及其解决。
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由政府包揽社会一切事务显然十分困难，而且治理成本也很大。传统体制之所以需要改革正说明这一政府行为的“失败”。而当政府难以有效及时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时，社会成员自我组织满足自身特定的需要，显然可以弥补政府行为的不足，且所需治理成本也较低。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不可能考虑公共利益，对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也不可能负责。在对弱者的保护，对社会福利的追求方面，市场不仅会“失灵”，而且本身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社会治理坚持利益的多元化，制定社会政策、方针、对策、措施考虑各种不同社会利益需求，并且以社会最大利益为取向，尤其注重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和体现。
科学消解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方法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四个多样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在原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他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发生了具体利益的分化，相互之间存在利益的差异、矛盾以至冲突。要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必须采取新的矛盾解决方法，即要使矛盾诸方各得其所，和谐结合，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阶层和群体所拥有的多寡不同、种类不同的社会资源能充分调动起来，相互补充，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而共同努力。
创新和开发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将成为全社会包括政府和卷入矛盾冲突的各方的共同要求。社会治理不但注重问题的解决，而且注重问题解决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得到社会和相关主体的认可。通过引入多方力量特别是主要利益相关方，协商解决问题，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各方解决问题的愿望和积极性，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案可以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可，在解决问题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利益结构可以具有最高的认同度，而不至于随便发生被否定或推倒，这样的结果符合现代公共管理关于“长效”的要求，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避免矛盾的延续和扩大。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4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搞法制。他的法律观念很明确，即法律工具观。毛主席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手段，个人威信和党的政策有时甚至可以超越和代替法律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说：“我这个人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一时期社会治理的方式主要是：一是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的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核心是对群众加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使群众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自觉地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二是在管理阶层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治理理论并开展“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社会内部混乱和社会失序失范的灾难性后果；三是标语口号宣传和教化治理：标语口号满天飞，飞入寻常百姓家。四是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国家通过人民进行自我管理，赋权给中国共产党执行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五是处理社会矛盾惯用群众运动方法。群众运动，难以应对大量的具有复杂性与多样化的人民内部矛盾，对此只能进行简单化、随意化、甚至于粗暴化的处理，不但没有维护民众利益，反而损害了人民的权益。用群众运动方式处理社会矛盾终究还是运动式的方式，不符合法治的特征。
总之，在新中国初期，形成了“阶级斗争”范式以及法律虚无主义的模式。
但是，从总体上说，在这个时期，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安定。当时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很好，这不仅表现为刑事案件发生率较低，而且象我们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在短时间内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而未出大的乱子。毛泽东时代的这种社会治理达到一种超稳定状态，人们的思想达到高度统一，比如，现在人们还在怀念毛泽东时代路不拾遗的治安状况。
二、邓小平同志的法律思维及其社会治理—改革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依法治国。其法律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法律制度建设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文革时期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法律制度不完备的问题更重要。法律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法律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做坏事。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开始逐步得到了加强，同时也为规范和纠正社会无序、失范现象，加强社会治安，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当时中国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为我国“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在社会治理中，既要重视法律的作用，又要重视道德的作用。这一提法，为我们如何运用社会治理工具提出了简明有力的操作原则。
（三）强调民主制度化、民主立国
邓小平同志认为，民主不能是无原则的。民主要有规矩，这个规矩就是要依靠法律来规定。也就是说，民主要法律化和制度化。否则，民主脱离开法律制度，民主乱了套，就不能真正地实现。邓小平同志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四）严格规范党和法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强调党不能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并将这种关系写入宪法。“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他主张用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包括执政党及其领导者在内的全体人们的行为，这就是要实现党有党章、国有国法。
（五）在人治与法治上，他明显偏好法治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由于社会失控给我国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思考和探索了如何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对于中国而言，采取法治的手段实现社会治理目的的特殊重要性。
总之，邓小平同志开创了改革开放，对中国意义重大。在邓小平同志的社会治理模式下，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社会保持了平稳有序的发展。
三、江泽民同志的法律思维及其社会治理——形成“现代化和发展”范式
（一）改“法制”为“法治”
1996年，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将“法制”提升为“法治”，一字之别，却有着重大的飞跃。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式的重大进步。
（二）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2001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融入到依法治国中去。受传统礼法观念的影响，道德化的思维模式抑制着法律思维的养成。
（三）强调法治和政治相结合
现代化的社会需要有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应当是法治化的政治。其实，江泽民同志强调法治与政治相结合，就是强调法律实施的重要性。
（四）强调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有机统一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党执政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四、胡锦涛总书记的法律思维及其社会治理——人本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为思想观念的松绑，以及市场经济地位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传统的社会治理不断发生变化，逐渐融入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思想，与之相适应，法律的社会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一）提出以人为本的法律观
第四代领导人通过身体力行树立了良好的亲民、爱民形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总理都是以身作则的楷模。我国历史上依次经历了神权法律观、君权法律观和物本法律观。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新要求，党的活动不单单追求社会治理，更重要是沟通民众，把研究民众的需要，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放在第一位，以求代表群众。直到今天，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民本法律观，是我们当代领导人的创举，是了不起的法治思想贡献。
（二）强调和谐发展的法治观
胡锦涛同志强调法律是要讲公平，但是不能片面和机械的追求形式的公平。通过法律调控，可以缩短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差距，使弱者能在社会中有一席之地，从而缓和强弱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中共从追求社会治理到追求社会和谐的执政理念。“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意味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系统中不但要动员群众，治理社会，更重要的在于沟通群众。受传统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和性思维模式制约着法律思维的养成。
（三）提出全面发展的人权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了我国的人权体系。在权利内容上，包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等等，构成了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体系，因此，也可以叫做全面发展的人权观。这其实也是锦涛同志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在人权观方面的具体体现和落实。受传统亲民为民观念的影响，使法律思维出现泛政治化的倾向。
（四）深化了法治理念
胡总书记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治观念的一次全新突破和深化。
总之，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完善了我国的社会治理思想。
五、的法律思维及其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一个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领导干部的主要专业背景也会随之渐渐演变。在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和正部级领导中，、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周強、曹建明等都有法学学位。新一界领导班子的法学背景大致如下：国家主席是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是中央党校法学博士（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出身；刘延东：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在本届中央政府35人班底中，有文科博士学位（历）者占29%；有法学和经济学教育背景者占66%。
经过法学教育训练的人，更容易形成一种法律思维，这种思维如果运用到决策上，会使得相关决策的出台，更具法治的含金量，而这，正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所需要的。他们懂得制度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当前向“依法治国”迈进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完善制度，恰恰是最重要的事情。多年的法律思维有助于他们更多地考虑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权，考虑防范公权力的滥用与保障公民的权利，考虑政策推行的合法性，而这些对于一个法治国家都非常有必要。
因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一个耀眼的亮点，就是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方面，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与“管理”相比，“治理”要求政府在现代政治活动中，不能再充当绝对主导者的角色，而要与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关系，依法、民主、科学地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事务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和公共利益最大化。
从“管理”到“治理”，折射出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巨大进步。这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
六、结语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迁而改变，否则就会影响党的领导水平和政治威信。只有提高党的法律领导水平才能提高执政能力，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解决依法治国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
注释：
李永松：新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与治理模式的变迁.云南社会科学.2010（2）.
蒋传光：对我国社会治理模式选择的法社会学思考，南京律师网，nj64.com.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5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青年
中图分类号：d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22-02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1]诚然，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文化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中国营造了心向改革、开拓创新的思想氛围，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是中国全方位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提供能够合理运行的政治机制和制度保障，为各领域的改革供应了充足的政治能量，创造和优化了畅通的政治环境。所以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
然而，一些西方大国的媒体或政客通过各种媒介蓄意丑化、歪曲、污蔑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对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这种别有用心的宣传已经产生了不良后果，特别是我国青年群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型，他们受到的影响更大。政治体制改革属于上层建筑，其改革成果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起到推动其他领域改革的作用的。一般来说，老百姓包括青年人的理论水平不是很高，很难对问题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也很难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因此也很容易忽视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多成果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立刻清晰地感受到、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好处。当今社会的青年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体改方向、方式、道路的决心尤为重要。因此，青年人应用科学的眼光、视角来分析我国政体改渐进式道路的正确性，决不被某些西方大国的宣传所蒙蔽。
一、要善于运用科学理论来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援引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的内容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总是能够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个本质。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必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上层建筑出现剧烈动荡，基于其下的组织结构就像是失去了“领头羊”，自然会迷失方向，继而崩溃瓦解。因此，单兵突进式的政治革命只能是适得其反。
国外某些学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忠告里有这样一句话：可以预期，未来的政治变革仍将以稳健和缓进为特色，积小步为大步。亨廷顿通过多年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类型、政治稳定等系数的比较，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循环体系：不断发展的经济使得人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教育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发生嬗变，价值观念的转变能够促使政治制度或者政治体制的革新。然而如果这个循环体系是一个良性、科学的政治生态系统，那它取得的结果过程必须是缓和的、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革新过程，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才是代价最小、效率最高的实现现代化政治的必由之路。
长期致力于政治理论和国家发展研究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在主题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论坛的讲话中提出：“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政治改革的战略选择必须考虑国家治理能力的延续和提升。当遇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危机时，维持治理系统的结构性稳定和体制性变革的平衡是政治转型所付社会成本最低的一种途径。”[3]也就是说，要想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护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利益因素，不能以牺牲国家的稳定大局和百姓的根本利益来换取体现民主平等观念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总之，我们必须以付出最小限度的社会代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要善于从政治发展变革的历史经验中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堕三都之战便是在封建制度时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惨烈教训。时任鲁国大司寇的孔子为了削弱三桓的庞大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同时三桓因家臣势力日益膨胀，遂同意孔子“堕三都”之战，正好借孔子之手铲除后患。其结果却是三桓家臣被肃清，孔子反倒被迫离开鲁国，三桓势力重新得到巩固。“堕三都”之战中的孔子冒着敌国可能进攻鲁国的危险，牺牲国家安全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实质上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清鲁国国情的本质，企图通过一场“堕三都”之战来一次彻底清除地方大夫的势力，建立和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没有认真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急于求成，最终酿成了我国古代史上一场狂飙突进式改革的悲剧。
发生在中国上世纪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这种试图通过一场革命，以激进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变革，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和平时期面临的问题，以期达到某种令人陶醉的美好目标的做法，结果都失败了。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容违背的，美好的愿望终究不能代替客观规律，如果人类的政策、措施和计划脱离了实际，不符合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定性，那它一定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颜色革命、中东北非政治剧变是新近发生在21世纪的血淋淋的事实，值得我们反思。西方大国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性考虑，利用科技、经济等手段拉近与青年人的距离，通过大财团建立科研机构，以资金赞助的方式暗地培植当地国家的反政府势力，包括送青年人留学以改变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当地建立出版社和印刷厂等进行反政府的宣传、利用互联网散播宣扬西方民主的纪录片、影视剧等方式，总之是以全民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和标语来吸引青年人的眼球，通过颜色革命和天鹅绒革命的方式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政权更迭和政治发展方向的转变。其实，很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贵们大多是与美国和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往往是与其承诺相反的社会现实，民生问题日益严峻，社会动荡依然存在，执政党严重腐败，这些问题与人民大众的生存状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民主化浪潮带给这些国家的是比改革之前更为糟糕的社会现实，普通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试想，如果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发生在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矛盾众多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就都将毁于一旦，最终只会走上改旗易帜甚至是国家四分五裂的邪路上去。所以，要想在现有成就和成绩的基础上实现美丽的中国梦，只有通过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而别无他路。三、要善于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中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有些人总是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其实，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相辅相成、并行前进的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4]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未停歇过，并且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看，本着行政权力更加科学配置、行政效率更加廉洁有效、行政部门更加精兵简政的目的出发，从1982年至今，国务院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从1982年的100多个精简到2013年的25个，大大实现了行政资源的合理整合、政府职能的科学转变，使各行政部门真正做到花费最小限度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发挥出服务人民的最大功效。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立法程序更加阳光透明，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公职人员得到严惩，依法执政得到有效推进，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法律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我国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我国人民民主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从公
民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得到明显完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道路上获得了改革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上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正是因为祖国的强大才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回归，这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观念理解的开拓创新，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环境氛围的包容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成功抗击非典、雪灾、地震、金融危机等天灾人祸，中国人民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正是因为我国政治制度的这一巨大优势，才使得我国人民能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30多年那么短的时间内，共同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的经济神话。由此可见，正是我国不遗余力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实现了我国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总之，实践说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成绩和功绩也是不容否定的。
青年人在成长的道路上必然会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诱惑和挑战，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正确的政治道路，学会科学看待我国的实际国情，掌握分析复杂国内外环境的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要能有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能力来科学看待和理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这是新时期青年人所应必备的政治素质。
参考文献：
[1]《温家宝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3-03-05/105326432797.shtml.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6
【关键词】社会治理网络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网络信息社会已经成为人们面对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事业的变革与创新离不开对于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因而应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当前，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有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自我国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社会治理网络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备受学界关注。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推进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
网络化信息时代，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向，权力也日渐分散，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化社会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社会信息化和多样化发展。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出现回应了当前社会的发展变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跨越组织职能和界限能够实现信息的更快速传播。由于当前信息分享渠道的多种多样，社会发展也日益趋向平衡，因而社会组织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强，各级组织的协调需要公共和个人的共同参与来实现。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而言，移动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奠定了实践基础，而当代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因而在结合我国原有社会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应开拓新的农村治理形式，实现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建立网络化治理的新形态。
传统治理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出现各种棘手问题，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下，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实施都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来实现的，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广泛程度不高。随着社会日益多元化，社会组织的界限变得模糊，同时政府治理社会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三农”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的重要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为农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农村建设提供更多的保障，为农业发展提供经济、技术等支持。政府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网络社会在我国农村的发展时间较短，因而对于网络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评价还十分有限，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实践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一些政府机构或官员仅仅是运用网络技术开展治理工作，或是将网络群体的行动作为监控的对象。
从组织化到网络化。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表现出从村庄化到社区化，从组织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趋向，各地针对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工作创建社区化和网络化治理模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网络化实践模式。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实践面临农村社会治理环境改变、农村社会管理组织治理能力下降、农村社会治理参与方式单一等困难
农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改变，社会治理难度增加。首先，国家大力实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大量农村人口随着城镇化建设逐渐向城镇转移，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当前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速，人口快速流动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和欠发达地区农村向城市流动两大特征。大量人口流动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缺乏，大量“空心村”出现；另一方面，城市劳动人口数量激增。此外，由于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网络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网络开放性、超时空性，加之自媒体的出现，很多民众都将网络传播作为发泄情绪、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形式，这也给农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农村社会管理组织治理能力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农业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带来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变，传统的制度逐渐走向瓦解，被乡政村治模式所代替，村民委员会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组织的基本形式。随着乡镇机构改革和“合村并组”改革的有序推进，原有的大量基层政府组织被大量缩减。乡镇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服罩柿浚但在改革过程中，虽然机构有所减少，但编制和原有人员很难进行分流，同样都在消耗本就微薄的基层财政经费。由于经费问题，很多日常公共服务很难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弱化了县、乡、村基层组织的管理权威性。同时，由于国家赋予了民众更多权利，加之农民素质正在不断提升，对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多数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村民代表会议都很难召开，村民自治能力进一步弱化，在群众中的权威性也进一步下降。
农村社会治理参与方式较为单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治理方式。但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主要是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程度有限。农村社会治理网络化发展应培育网络化治理主体、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形成层级化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网络作为新型公共管理方式，其价值实现主要体现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要相互合作、利益协调和包容发展。通过社会治理网络化发展，建立信任机制和利益共享协调机制，进而培养公众的公民意识。
培育网络化治理主体。一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历久弥新的课题，已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和尝试，但从实践效果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还要进一步转变政府治理方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中来，同时要进一步鼓励农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基层政权组织服务意识，真正地将公民的公共精神培养起来。二是建立农村社区共同体。顺应国家农业农村改革浪潮，积极培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增强村民致富能力，通过激活农民自治活力来提升其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积极性，从共同致富和合作管理的角度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
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构建社区与社会成员联动机制，提升社区居民认同感，增加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其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网络化治理关键在于构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不仅需要建立在利益协调分配之上，更需要建立在共同价值和认同之中。从长远看，构建联动化参与机制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只有在更高层次信任水平之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合作可能性才会增加。因此，要想实现公民在价值和心理层面的价值认同，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形成层级化治理格局。多层级治理格局的优势在于赋予村民更多活动空间和话语权。村民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以“幸福村落”为例，在多层级组织结构中，村落理事会在工作和为村民服务上要比村两委更具有说服力，这就无形之中给村两委带来压力。同时，这种村屯之间的社会治理“比、超、赶”精神也会对乡镇干部有所触动，带动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转变。特别是这种倒逼机制能够让村两委充分认识到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倒逼其改变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总之，要进一步构建以农民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转变基层政权组织服务方式和态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从根本上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
（作者分别为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教授；陕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参考文献】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对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许多人不同意，十二大报告专门另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部分。但这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学术界认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提两个文明还不够，因为两个文明的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推进，两个文明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为此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现的。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对十二大报告的继承和创新，是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论述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结果，标志着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而政治文明则是人们在改造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方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关政治文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没有明确的定义，学术界的定义则较多。但笔者认为，要给政治文明以定义，必须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治的核心要素。无论什么时代，政治总是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p176)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人们就力图按自己的意志建立、改造或治理国家，建立和改革相应的制度，形成或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获得理想的生活秩序。因此，政治文明可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方面。
政治文明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为什么现在提出政治文明?这有其时代性。在物质十分匮乏的贫困社会，资源有限，为争取和占有有限的资源，政治更多的是以暴力、专制、强权、野蛮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的富裕和现代化社会，政治文明是应有之义。正是在由贫困走向充裕的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换言之，政治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
小康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理念主要是“道德国家观”，即认为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好的道德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为了过上幸福生活，需要建立国家，有国家的统治者。而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的统治权归属于君主，因为君主秉承“天意”管理人事。君主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为君主所垄断，根据君主的意志运行。国家根据道德规范治理，即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政，身正也”。统治者只有身正，才能作为社会的表率治理国家。
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形态发生了飞跃，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契约国家观”。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首先撕开了盖在政治外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政治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因此是没有道德的。君主应如狮子般凶猛，狐狸般狡猾。法国的布丹进一步将国家统治权归纳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具有绝对性和排它性。西方的思想家进一步认为，在民而不在君。因为，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即天赋人权。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为此，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组成政府，治理国家。这种权力是可以收回的。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通过一定方式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为了保证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根据功能将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相互制衡。为了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得以表达，实行政党竞争。各个政党通过选举制执掌权力，进行公共治理。政府、政党及所有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行法治。
由此可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种政治文明形态作以下比较：
专制政治：天赋君权在君绝对权力
政治垄断道德治国
民主政治：天赋人权在民权力制衡
政治竞争依法治国
近代以来产生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对由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政治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p170)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资产阶级统治，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突破了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局限性，实行最广大的人民统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是，任何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任何一种本质要求都必须通过一定形式加以反映和表达。
1949年，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经历数千年的专制历史，民主政治的传统极度缺乏，特别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加上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出现曲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制度方面尚存在不少弊端，不仅难以保障、甚至会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某些方面甚至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认为，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自上而下授权，对权力缺乏制约，家长制，个人指定接班人，领导职务终身制，，法制不健全且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为此，他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才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目标和重要任务。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提供了基础，而要实现这一理念，则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观点，更加突出了发展性和建设性。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是要改革，二是要发展。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发展就是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要求，完善国家体制和运用新的治理方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得以逐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处于重要地位，取得了重要发展。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有所改变；恢复和重建监督监察机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制度，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发展基层民主。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有政治改革相配合，经济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改革。因为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才能以制度而不是以个人的力量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能够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够得到巩固。为此，邓小平甚至认为50年后实行全国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而又风险性相当大的工程。20世纪80年代两次启动的政治改革都因学生运动而中断。其重要原因，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二是受20世纪一直延续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影响。其特点是，不考虑条件，缺乏规则和程序，只有抽象的理念没有明确的目标，强调冲突不讲妥协，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经历重大以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沿着以下三条路径运行：政治稳定先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先于民主政治。在这种经济优先的战略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突破，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与此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及成效则显得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
领导和组织体制不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政治路线的贯彻必须依靠领导和组织体制作为保障。与政治路线的要求相比，领导和组织体制还不相适应，难以为领导人坚定并卓有成效地贯彻政治路线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主要原因还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体制的影响，民主集中制往往成为集中民主制，权力来源于上方，造成跟上不跟下，甚至人身依附和跑官要官。
政府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计划经济时代是全能全权政府。实行市场经济，仍然以全权全能的方式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以政治运动和政治承包制的方式发展经济。如发展乡镇企业，“逼民致富”。特别是政府管制权进一步扩张。从形式上看，政府不直接管理微观经济，但经过政府审批和管制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从土地、价格、出口、资金、贷款、项目等，都得层层审批。
权力制约机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一方面管制权愈来愈大，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制约。传统的制约机制失效。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依靠“三严”：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严密的思想政治体系；严厉的群众政治运动。导致“不能、不想、不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能、想、敢有了主客观条件。能，就是经济社会多样化，如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出现，政府管制的东西愈来愈多；想，即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意识支配，导致公共权力的资本化意识增强；敢，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权力资本化的行为不仅得以实现，而且得不到相应惩罚。成本小，收益大；风险小，利润大。腐败的深层影响是造成统治的“信用危机”，即民众对领导的不信任，并由于社会不公正造就分子。
民主参与机制不适应利益变化和政治整合的要求。改革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多样化和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需要通过民主参与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能够有效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整合，形成公共政策，以协调各方利益。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不承认利益的特殊性，缺乏利益表达的民主参与机制，政治整合困难，公共政策难以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越是社会底层，利益表达越困难。由于社会底层人数多，其利益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表达，则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即来自底层的冲击。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当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一样，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转变过程。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转变：
其一，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传统政治是个人统治，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但人民统治并不是每个人执政。这就需要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组成政党，代表人民利益执政。因此，现代政治本质上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又分为多党政治和一党政治。在中国是多党参政，这是由中国政党的特点所决定的。“党”在英语里是“party”，带有“聚会”的意思，如同俱乐部，具有开放性。这是在民主架构下产生的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带有秘密结社性质，如“会党”，这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党是在以暴力革命方式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党的特点是由少数先进分子代表一定的阶级，领导革命，并为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具有强烈的集团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一种主义性政党。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政党因此成为社会的当然执政党。由于社会基本体制尚没有定型，革命胜利后仍然需要通过为社会指明方向并保证社会稳定发展，这就要经历一个“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到“以党领国”的阶段。所以，一党领导有其历史客观基础。这与西方不同。西方政党是在政治与经济基本分离以后产生的，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载体。各政党在基本意识形态，如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方面没有根本性分歧，分歧的只是具体政策，因此是一种政策性政党。在制度下，多党政治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分裂，反而是维护多样化统一的条件，因此，多党政治的存在有一定条件，不可照搬。但在一党制条件下，更需要政党及时实现自身的转换，这就是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即由统治秩序的者转变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其政党的功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一是进行制度设计，推动社会发展；二是提供精英人才，保证制度运作；三是协调不同利益，进行政治整合；四是社会动员，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就要随着社会发展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既将社会的精英分子纳入其中，避免其成为体制外力量，又通过其制度和政策设计，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以满足。
随着政党功能的转换，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要转换。在革命时期，没有取得政权，由党直接领导。革命后，由于巩固政权，党仍然直接执掌权力，直至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其好处是能够顺利的贯彻党的意志。但在政权巩固后，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党直接执掌权力存在许多弊端。一是党直接面对各种社会矛盾，二是容易受到权力和利益的腐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充分发挥党在制度设计、提供人才、协调利益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直接执掌权力；坚持依法执政，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里，有必要将政治统治与公共治理加以区分。政治统治指哪个阶级居统治地位，引导社会向什么方向前进，决定政策，是操舵手、政治家；公共治理指对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过程，按一定目标行使相应的权力，执行政策，是划桨手，是事务官。党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为前者。
其二，从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在经过革命建立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待建立，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治国。但是，随着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方式也应该由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这是因为，执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设计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制度架构，将党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因为国家法律是针对所有人的，并具有明确的预期性和规范性，由此可避免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可以更有效的促进党的自身转变，使其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制度设计和落实；从具体利益中超脱出来，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并避免党成为少数人谋取特权的工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法治必须置于优先地位。一是可以防止特权和领导人随意性，二是可以防止所谓的“大民主”，从而有利于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行法治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即司法独立。
其三，由精英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在由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有一个主要依靠少数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的阶段，社会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比较低或者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但是，随着利益分化和依法治国的实施，社会大众将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政治将会成为大众参与角逐的公共领域，这就是民主化进程。邓小平认为，与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要一步步地前进。现阶段主要是抓两头，上头抓人大，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因为实施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人大立法和监督。现在将人大作为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部门，人大代表主要是各级领导代表的情况，不利于人大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立法是一门专门学问。这就需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扩大群众代表数额，完善人大选举制度。下头抓基层直接民主，通过基层直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培育民众的民主意识，训练其民主技能，养成规则和程序习惯，为民主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
其四，从封闭性体制向开放竞争机制转变。中国特色的政治不模仿西方，但在政治运行机制方面应该改变封闭的体制，引进竞争机制，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党是领导者，本应该在民主方面走在社会前面。但由于政党体制没有及时转变，致使政党民主反而落后于国家民主，国家民主又落后于社会民主。这种情况与党的地位和民主化进程是不相适应的。苏共解散值得深思的是党在危机面前没有党员维护，反而站在党的对立面。深层次原因是党的封闭体制造成权力逐级垄断，一般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必然造成一般党员与党的高层离心离德。一旦党的最高层领导出现问题，党就处在危险之中。这就需要加快党内民主化，开放权力资源，引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第一步就是事务官逢官必考，扩大政务官的差额选举比率。十六大报告对此有许多新的论述。强调以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8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立法；监督
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概述
党的十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履行职责、解决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的管理水平。
法治思维是运用法治价值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指法治价值在人脑中形成法治要素，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理论。法治方式则是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运用法治手段和法治方法执行法律规范、强化法治监督的实践过程，是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外在表现。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前提，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的保障，两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
二、我国法治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完善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现实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法治建设，让法律法规所彰显的公平正义理念深入人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部门领导缺乏法治思维，往往是根据中央的政策固定式的搬到本地区，使得大政方针和本地实际相脱节，从而不能有效制定出符合本地情况的地方性法规。在本地没有合适的出路时，又会向上级领导请示，这种迷信式的思维最终会导致人治的泛滥，从而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出现了新的参与竞争或分配的要素，特别是互联网的融通，出现了许多法律法规所监管不到的领域，这也让一些市场投机分子有机可乘，打乱了市场正常运行的秩序。在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许多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或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中央扶持的资金被层层截留，使得他们没有可以使用的教育或卫生资源。除此之外，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等许多复杂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只能依靠道德的约束来调整，严重影响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
（二）贪腐现象比较严重
腐败现象是社会的一大公害，更是法治建设的最大阻碍，我国在腐败治理的过程中，由于重视道德、政出多门、机构分散等因素制约，还相对缺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的认知模式、思维习惯和处理方式。[1]腐败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和作风等方面，或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或危害国家的政治安全，或破坏党和政府的名誉等。在利益的诱惑面前，许多领导干部陷入了无法回头的深渊，轻者接受他人请客送礼，重者贪污受贿，滥用手中的职权，挪用公款或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给国家、社会、他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特别在个别地方，部门领导形成小团体，呈现出“塌方式”的腐败，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不仅如此，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自己升职或获利，故意向国内外组织或个人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给国家的政治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个别领导作风不正，贪图个人享受，穿着奢靡、公款吃喝或包养情妇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丝毫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正面形象，降低了法治的公信力。
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建议
（一）发挥立法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立法的引导和推动，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那么可以从三方面着手：第一，注重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就是要尊重和体现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根据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使法律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并严格遵循立法程序，努力提高立法技术。民主立法就是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使法律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的权利，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教育医疗、食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第二，将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结合起来。改革决策是立法决策的前提，立法决策为改革决策提供保障，那么在进行制度改革时，需要考虑改革的措施是否合法，这就对改革决策的机关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来进行权衡，然后以法治方式即立法决策的形式来付诸实践。第三，提高立法的实用性。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是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结合的必然要求。[2]立法机关要根据改革的制度设计明确所规范的对象和范围，及时地对法律进行修改或补充，使法律更加成体系，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制
法治建设需要有相关的法律监督机制，才能体现法治的作用，那么就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补充完善，重点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积极发挥人大的监督。人大有监督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权力，通过各种监督形式依法行使监督权，抵御腐败，这样可以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减少相对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及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第二，依靠社会力量的监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一种趋于平等的思维方式，意味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3]比如人民团体、行业协会及社交媒体等社会力量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通过法律配套机制支持从社会舆论上对腐败敲响警钟。第三，鼓励社会公众的监督。通过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可以建立立法听证会、网上征集建议等法律监督制度，完善民主立法，同时健全举报制度，让领导干部真正接受人民的检验。通过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制，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利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有效实施，加快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总之，我们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现阶段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加强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蔡宝刚.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下的反腐路向论纲[J].法学杂志，2013，（11）.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9
「英文摘要China'spoliticalreform，likeitseconomicreform，isfollowingaprogressiveway.SinceChinaisnowintheperiodofpoliticaltransformationfromanomnipotentpoliticalsystemtoanauthoritativeoneandfinallytoademocraticone，itisurgentforittocarryoutaresearchonreformpolitics，thestressofwhichshouldbelaidonsuchsignificantissuesasthebasicguideline，optimumapproach，motivemechanism，historicalcourseanddevelopmentprospectofChina'spoliticalsystemreform，inwhichthisarticlemakessomepreliminaryexploration.
「关键词改革政治学/混合民主政体/渐进政治改革/双轨政治体制/reformpolitics/compounddemocraticpoliticalsystem/progressivepoliticalreform/double-trackpoliticalsystem
政治发展的实现方式主要有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渐进政治改革的道路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过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从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走向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型政治体制或二元政治体制，它兼具集权体制和威权体制的特征并含有民主体制的某些因素，其中尤以官僚权威主义体制特征为主，因此又被称为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中国正处于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权威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政治转型期，转型政治学或改革政治学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改革政治学应当重点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路径选择、动力机制、历史进程、发展前景等。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混合民主政体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模式，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改革思路。
一是咨询型法治政体说。潘维认为：“政治改革的导向有两种选择，一是民主化，二是法治化。二者总有先有后，世界上从未有哪个国家能够二者同时兼得。民主与法治是可以兼容的，但民主化和法治化两个过程却从未共生，因为二者的操作方向不同，无法兼容。……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特点。”[1]他高度推崇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模式并将其概括为“缺民主的法治政体”，并认为未来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咨询型法治政体，后者是一个由五大支柱构成的制度安排。这五大支柱是：中立的文官系统，自主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机构，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他将这种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1）强调“法律”作主（ruleoflaw），拒绝“人民”做主（ruleofthepeople）；（2）强调法的正义性，因而特别重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强调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刻意增加立法的难度；（4）强调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规模，造就有限政府，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从而鼓励民族的创造力；（5）强调追求符合中华传统的秩序和自由。[2]二是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康晓光提出了建设合作主义国家模式的设想，指出合作主义国家的基本公式是：权威主义政治+自由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现代阶级分权体制，合作主义国家奉行“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等“四项基本原则”。合作主义国家的首要原则是权力、资本、知识与劳动都实行自治。所谓“权力自治”就是实行权威主义政治，统治集团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主观上只对自己利益负责，客观上对全民和国家负责；官僚队伍的成员主要来自知识阶级，通过考试制度连接知识阶级和统治阶级。所谓“资本自治”就是市场经济加法治，即通过市场机制和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法治建立资本自治。所谓“知识自治”就是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所谓“劳动自治”就是在自由结社的基础上，组建具有垄断性代表权的功能性社团，劳动者通过这些组织参政。“自治”是为了有效的合作。合作的政治模式是多方协商或谈判体制，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共同制定公共政策，政府以中立的态度主持阶级谈判，通过谈判解决社会冲突。实行权威主义政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金钱对权力的控制，制衡资本专断的权力。共享的核心内容是公平地分享财富和机会，通过建立福利国家节制资本的经济权利，通过权威主义和法团主义节制资本的政治权利，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合作主义国家理论希望促成自由与平等的妥协与均衡。[3]三是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王绍光、胡鞍钢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应当着眼于强化和改善公共权威并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权威，换句话说，应当将现有国家机器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大力加强国家制度的薄弱环节，建立一个有很强的良治能力的政府。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当围绕国家能力进行，即：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能力（强制能力）；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汲取能力）；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的能力（濡化能力）；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监管能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能力（统领能力）；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能力（再分配能力）；将民众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吸纳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整合能力）。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简言之，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战略，即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4]四是增量民主说。俞可平提出增量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这一思路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强调民主的程序和实现程序民主；二是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和公民自身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推崇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四是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五是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5]五是民主的法治型体制说。王贵秀认为，原有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委过分集权”、“中央过分集权”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体制，建立起“民主的法治型体制”。[6]这五种改革思路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第一种强调的是法治化的优先性，第二种强调的是权威主义国家和功能性社团之间的合作协商，第三种强调的是国家能力建设的基础性作用，第四种强调的是公民社会和国家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五种强调的是实行党内民主以解决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但这五种改革思路却包含着一些共同的要素。首先，他们都高度重视法治，将建设法治国家确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其次，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可以实现新旧政治体制的平稳过渡和衔接，不会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最后，他们都对选举民主特别是全国普选持非常谨慎甚或坚决反对的态度。
不过，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将民主化和法治化看作是两个无法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过程，这不仅与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并举且相互促进的现实相悖，而且因其刻意拒斥民主而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此外，在排斥一般民主的同时，咨询型法治政体已经将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某些基本要素如自主的司法系统、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列为自己的主要制度支柱，因此其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将权威主义国家看作是一种恒常的政体形式，而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更加倾向于将权威主义政治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和过渡性的政体形式，它终归要走向民主政体。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强调国家能力建设优先，具有国家中心论的倾向，对公民社会的能力建设及公民社会与国家协商合作等民主治理理念重视不够。增量民主说对协商民主也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民主的法治型体制强调党内民主而对人民民主特别是基层民主建设重视不够。
笔者在借鉴上述五种改革思路基础上，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自由社会主义政治理念指导下建立混合民主政体。自由社会主义倡导自由优先兼顾社会公正的政治理念，是一种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兼容的政治价值体系。混合民主政体是一种力求体现自由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政治制度设计，是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一种政体形式。所谓选举民主是指各级政治领导人通过普遍的、自由的和竞争性的选举产生，选举民主是程序民主的主要内容，选举民主是建立政治问责制的制度保障。自由民主由民主、法治国家、有限政府、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和新闻自由等制度要件构成，其核心是推进法治化进程。自由民主制度是公民政治自由和权利以及公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制度保障。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它通过精英吸纳、决策咨询、公开听证、协商对话、媒体讨论、公众审议等多种形式将功能性社团与国家之间的协商决策制度化，目的在于保证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过程中倾听社会弱势群体声音，保证社会公正。自下而上地推进选举民主与自上而下地推进法治化进程相结合，同时努力实现协商民主从大中城市的中间突破并向上向下延伸，是建立混合民主政体的基本路径。混合民主政体说吸收了民主治理的理念，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深化民主，促进法治，保障人权，提高政府效能，推动廉政建设。它既关注国家能力建设，又关注公民社会能力建设；既注重民主化建设，又注重法治化建设；既重视政治自由，又重视社会公正；既重视党内民主，又重视人民民主；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又强调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和衔接。因此，混合民主政体是一种比较合意和可行的政治选择。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渐进政治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走的也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近些年来，国际国内过渡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政治学界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改革政治学角度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特征进行了思考，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过渡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特征及其利弊得失的分析往往都是从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开始的。主流的观点是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俄罗斯则实行“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是通过试点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通过对中俄两国改革绩效的比较研究，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渐进式改革优越于激进式改革。一些学者对该观点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认为有利的初始条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目标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7].支持渐进改革的一种理论来源于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演进主义。美国经济学家缪瑞尔（murell）认为对渐进改革理论的哲学支持可以来自两个理论流派，即“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它们都反对制度变迁上“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提倡“演进的理性主义”。演进主义经济学把社会视为一个信息处理机制，社会的变迁是一个信息和知识存量累积性发展的过程，演进主义者将之比喻为“攀着石头爬山”（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认为改革是一个“边学边干”的过程。演进主义重视局部的实验和试验以及由此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存量，反对那些规模大、速度快、可逆性小的方案设计。渐进式改革既要适当保留现有的制度，又要鼓励新体制的发育与扩张，由此会导致“双轨体制”的形成[8].另一种支持渐进改革的理论来自于对改革成本和收益的理论分析。不少学者指出激进改革迅速但却昂贵，渐进改革缓慢但成本较低。如樊纲将改革的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认为前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后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渐进式改革的实施成本高于激进改革，但它的摩擦成本却低于激进改革，是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9].林毅夫等人则强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着眼于扩大可供分配的资源总量使人们普遍受益，而不去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10].中国和前苏联东欧改革模式还有一个区别是：渐进式改革强调“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先从微观改革、局部试验、体制外增量改革开始，逐步过渡到宏观改革、全面推广和体制内存量改革，其优点在于将大震化为小震，减少社会大震荡的风险。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如改革的累计成本和后摊成本日益增加，会增大进一步改革的阻力等[11].这种改革由于缺乏科学的总体制度设计，因此改革措施之间衔接配套不够，新旧体制和新体制各个部分之间的摩擦成本比较大。
受过渡经济学的启发，一些政治学者也开始从改革政治学角度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特征和基本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如郑永年曾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通过试错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表现出渐进主义的特征[12].徐湘林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种渐进的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改革的推动者在有限的已知条件下对改革后果缺乏了解时根据其现实目标作出的一种理性的、稳妥的决策，并保持随时调整既定决策的余地；渐进改革的累积效应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究其原因在于，改革的推动者一开始就以务实的目标为指导，自始至终坚持了渐进的改革模式，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是理性的和审慎的，对旧体制的改革始终保持了继承和变革的相对平衡[13].他还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为领导人、执行者和大众提供了从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的机会，同时使改革的政策选择可以根据改革的结果加以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从而减少了改革落入陷阱的可能性并有助于应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14].俞可平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如同经济改革一样，也是一种增量改革。他除了强调增量政治改革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外，还强调保持既有的存量和创造新的“增量”。同时，他还认为增量政治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在不损害公民已有政治利益的情况下，逐渐放大新增的利益，力求实现政治改革的稳定、有序和效益[15].（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对政治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性质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政治改革本身就是对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不可能不触及原有利益和损害一部分人利益，关键是要对利益受损害者做出必要的补偿。）康晓光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做出的应急性反应；也就是说，改革作为一种学习过程，是对危机的被动的反应，但由于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各种可行方案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危机应对机制方案，因而能够不断克服各种危机，同时实现“成功的变革”和“成功的保守”[16].综合过渡经济学和改革政治学对中国改革的路径特征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渐进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其具体特点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过程是一个通过试点试错积累经验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改革进程是先易后难、先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可逆的进程。之所以说渐进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原因包括：首先，改革的发动者能够始终保持对改革的领导权，在综合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从容而又理性地选择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其次，它自觉地选择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力求化一次大震为若干次小震，尽量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因此比激进政治改革更容易实现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有机统一；再次，渐进式政治改革强调局部试验、实践检验并根据改革结果对有关改革方案随时加以修正调整，从而将制度创新和解决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有机结合起来，避免改革陷入不可自拔的陷阱；最后，渐进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政治转型成果更加巩固，改革方案建立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因而成功的把握更大，改革的速度适应了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文化演进的速度，政治制度转型建立在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治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因而更加坚实可靠。
三、政治转型中的创造性体制转换：双轨政治体制
渐进政治改革要求政治转型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新旧政治体制的双轨并存与此消彼长成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态。价格双轨制被许多经济学家誉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发明。从计划价格这一轨过渡到计划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再过渡到市场价格这一轨，是市场化改革平稳过渡的关键因素。在政治改革中，能否创造出既与旧政治体制兼容又能逐步取代旧政治体制的新体制成为体制转换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双轨政治体制是政治改革实现软着陆的重要保证。
在从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兼有新旧体制特征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双轨政治体制成为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时具备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的特征，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集权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无所不在，国家职能无所不包，社会为国家所吞没。从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是无法一步到位直接建立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后者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支持。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确定的核心内容是实行权力下放，以实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和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经过长期的改革努力，中国逐渐形成一套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保障了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发育成熟，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和包办，初步形成了从权力一元走向有限多元的政治格局。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中，党的领导、中央的权威、国家的主导权与政府的效能、地方的活力和社会的自治自律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动态的平衡。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为进一步向民主主义体制的过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壮大，公民社会悄然崛起，利益集团日趋多样化，公民政治文化日益普及。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只有建立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巩固。
如前所述，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应当是一种混合民主政体，它力求实现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铺设双轨政治体制是最终走向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协商民主的重要过渡桥梁。
在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的过渡过程中，选拔政治与选举政治因素并存的双轨体制架起了必要的桥梁。传统的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拔任命体制。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如“两票制”选举农村党支部书记，“公推公选”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民主推荐”、“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上级讨论、任前公示相结合的干部考察任用程序以及党委讨论表决干部任免实行“票决制”等。这些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较好地解决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结合的问题，扩大了干部任用工作中的群众参与程度，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同时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党管干部等基本原则，寻找到了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推选的契合点，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双轨体制。同时，这些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还具有进一步向选举政治过渡的势能和潜力，为从双轨进一步向新的单轨体制转变创造了条件。因此，在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的转轨过程中，应当大力鼓励和全面推广这类制度创新。
人治与法治因素并存的双轨体制为人治向法治的渐进转型铺平了道路。中国在“”时期，曾经出现过没有法制的人治的局面，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受到践踏，政治动荡长期不止。改革开放以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重点加强法制建设，实际上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它是一种有法制的人治。党的十五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日益强调依法治国，重点转向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司法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从人治走向法治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十六大以后，学术界积极倡议依法治党、依法选举执政以及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等，这表明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又酝酿着新的突破。
在从独断决策走向协商决策的过程中，存在着决策权垄断和决策权分享并存的双轨或二元决策体制。在政权系统内部横向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党政作为行政系统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决策过程中的审议、咨询、协商的功能，就属于一种双轨决策体制。在政权系统内部纵向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实行分税制，建议赋予各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人大的财经委员会中以平等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同时保留中央的资源分配权和人事任免权，就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中一种双轨决策体制的制度设计。在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倡导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保持国家的主导权，同时建立功能性社团与国家的协商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轨决策体制。这些双轨决策体制的制度设计，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协商民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这是走向协商民主的重要步骤。一些地方所创造的“市民与市府”对话节目、民主恳谈会、协商对话、政府首长向人大述职并接受评议、网络媒体开办公共论坛等都为公民参与讨论和审议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力：危机推动加利益驱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何以会发生，又何以会持续？这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生和持续机理，需要研究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笔者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制度创新的过程，政治改革是一个政治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如果按照经济学的通行做法把制度变迁区分为由个人或群体自发发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发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话[17]，政治改革显然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各级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和旧制度的改革者。那么政府为什么要改革旧制度、供给新制度呢？这是因为政府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性经济人，要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做出对自身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只有在制度需求方坚决拒绝旧制度而呼吁新制度、旧制度的实施成本过大难以为继、改革的发动者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时，改革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旧的制度均衡才会被打破。换言之，只有旧制度面临强大挑战、遭遇严重危机时，改革的发动者才会感觉到改革的压力和必要性。只有在确定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的供给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制度创新以供给新制度，否则就会出现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短缺状态。简单地说就是，危机意识推动体制改革，利益预期驱动制度创新。
中国政治改革的发生机理是这两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对外开放和全球化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面临着激烈的外部竞争的严峻挑战和外来体制示范效应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层、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能感受到这种挑战和压力。“”的惨痛教训使深受其害的人们认识到旧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根本弊端而普遍产生厌弃心理。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从革命的合法性转向经济建设的合法性，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政绩表现成为赢得民众支持等政治收益的主要手段。发展型国家成为这一时期国家的基本特征。能否推动经济发展，能否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成为改革的发动者是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优先顺序的首要动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政治改革是一种适应性改革，为什么行政改革在政治改革中居于优先地位的原因。其原因就在于，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获得较大的预期政治收益，而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中最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而又不危及政治稳定和政治领导权的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呈现出波浪式推进的特征。进入改革中期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新的压力，政治腐败的猖獗，国家能力的弱化，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浪潮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苏联东欧剧变以及加入世贸组织，所有这些都对现有政治体制形成沉重的压力，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政绩合法性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在经济发展遭遇瓶颈、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权力更迭的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建立长效的、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遏止日益猖獗的政治腐败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一道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强大的内在动力。走向选举民主制和法治化的政治改革成为缓解日益逼近的政治压力和获得预期政治收益方面合乎理性的政策选择。新一轮政治改革的发生条件已经具备。
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是否具有生命力和持续性取决于什么条件呢？或者说，成功的制度创新的条件是什么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成功的制度创新应当实现各方报酬递增，使受制度影响的各方均能从新的制度安排中受益，实现多赢或共赢的博弈结局，或者至少能够满足卡尔多标准（注：卡尔多提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的补偿。同样，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估计最高愿意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其意思是说，这样的改革要获得社会的支持，得以进行下去，改革的受益者或改革的发动者在不损坏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对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足够的补偿。），使利益受损害者获得足够的补偿，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同时还应当实现制度实施成本的递减，使新制度的成本效益比优于旧的制度安排。只有这样，新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有关各方的支持并能持续下去和推广开来。此外，对新制度的意识形态支持也很重要。人们对制度的支持，既有利益的考量，也有对制度公正性的评价。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引导人们意识到特定制度的公正性从而自觉地予以支持，这样可以节约制度实施的成本。
徐湘林教授对政治改革得以持续进行的条件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具体的分析。他指出，政治改革持续进行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首先，政治改革必须能够解决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其次，政治改革必须能够维持和巩固执政者（党）的政治地位，为其增加政治资源和合法性；第三，政治改革必须能够维持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性和继承性；第四，现行政治体制必须具有相对的自我调整能力；最后，执政者必须具有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和新的知识，并能够认识和把握政治改革的成果。他认为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同时满足了以上五个条件，因而能够顺利实施和持续进行[18].康晓光认为，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保守能力，能够同时实现“成功的变化”和“成功的保守”，这也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19].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构成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在政府改革与创新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因与中央政府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来自其他地区的外部竞争和先进制度的示范效应，旧制度安排困难重重难以为继，这些外部的压力足够大就会推动相关的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推进改革所面临的预期政治收益和政治成本的内容不尽相同。中央政府预期政治收益主要是增强政治合法性，实现长治久安。地方政府预期的政治收益和成本都来自上级政府，这是因为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升降奖惩取决于上级政府，上级政府所规定的政绩考核指标和各种“一票否决制”，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起着引导作用。招商引资数量、经济发展总量和速度等经济考核指标决定着官员的仕途升迁，治安和上访等“一票否决制”、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等则对官员起着惩戒作用。政绩和仕途升迁考虑成为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减少政治腐败，促进社会公正，而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革。与此相联系，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上级政府如果支持、奖励勇于改革创新的地方官员并积极推广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反之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就会日益萎缩。
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阶段、进展和问题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第26个春秋。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阶段划分，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四阶段说”，黄卫平、王贵秀、王怀超均持此种看法，尽管他们对这四个阶段的具体分期和基本内容概括不尽相同。黄卫平认为，从1978年底到1985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奠定基础期，重点是进行机构改革和重建农村基层政权；从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热点期，重点是解决党政分开问题和继续进行机构改革；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转折期，重点是保持政治稳定；从1992年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进入隐性发展期，重点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机构改革和法制建设，实行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20].王贵秀的四个阶段划分是，第一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十三大规划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第三阶段是从十三大到十四大在曲折中前进，第四阶段是从十五大到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有了新的突破[21].王怀超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政治体制改革总结经验调整思路阶段，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期[22].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特征，这四个阶段中先后进行了四轮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基层民主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保持了改革内容的某种连续性。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也做出了重大调整，不再强调解决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也不再强调“党政分开”，重点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但同时加快了公务员制度建设步伐，并逐步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引入了群众参与机制，还接受了“法治”、“人权”和“权力监督制约”等概念并加强了相关的制度建设。
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前所述，改革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是一种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相交织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是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权力下放，实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中央和地方适度分权、国家和社会分开。经过20多年的政治改革，政企分开、政经分开和社会自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进行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经济管理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机构改革，基本上实现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分开，同时也保持了政府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必要的距离，实现了政治和经济分开。随着基层民主建设的逐步深入，村民自治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城市基层社区居民自治也开始起步。随着国家职能的收缩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和社团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国家对公民社会仍然保持着强控制，后者同时兼有官方和民间的双重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央向地方下放立法权、财权和事权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擎。分权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调控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央政府通过实行分税制、人事任免和强化职能部门的垂直领导，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但与此同时压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建立起能够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的政府间管理体制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党政不分和党内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党内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了集体领导体制，领导者个人的权力受到领导集体一定的约束，但如何从民主授权机制上加强对领导者的约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发展党内民主显得日益迫切。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绕不开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逐步实现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职能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需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在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和进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相比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仍处于战阶段[23].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是一种根据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而有选择地进行的适应性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各部分之间进展很不平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较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在曲折中前进，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决策机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相对滞后，选举民主仍停留在村级自治组织层次，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不高。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群体上访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日益频繁化和激进化，基层党群干群关系日趋紧张，“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和公贿等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有增无减，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迅速流失。未来中国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走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关。[24]
六、渐进政治改革的发展前景：改革与革命赛跑
继续推进渐进政治改革既是公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政治领导层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当代政治转型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两种理论模式就是公民社会理论模式和战略选择理论模式[25].这两种理论模式互为补充，共同揭示了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和政治转型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机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初具雏形。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各类民间组织和社团日趋活跃并逐步学会自我管理，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力量不断成长壮大，国家和社会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在逐步发生改变。政治国家、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将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命令服从式政府管理方式，强调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合作管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的民主治理成为政治发展的潮流。社会结构的大变革和公民社会对民主治理的追求成为继续推进渐进政治改革的强大动力。面对来自公民社会要求民主化改革的强大压力，政治领导层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一味拖延或拒绝政治改革，则将坐失改革的有利时机；如果贸然推行多党制和普选制等激进政治改革，则又很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将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而这既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求稳求富的普遍心理，更不符合政治领导集团追求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因此，继续推进渐进政治改革，逐步开放公民政治参与，成为政治领导层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
中国渐进政治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在哪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学术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主张，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基层民主特别是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生长点；还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法治先行，民主化应当让位于法治化；也有人主张，应当重点建设功能性社团与国家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还有人提出，以强化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建设应当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而先行一步。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建立在建构主义哲学基础之上，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对未来的政治制度进行设计和规划，而渐进政治改革则是建立在演进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后者强调的是“边干边学”。从20多年渐进政治改革的历史轨迹来看，渐进政治改革走的是一条“一元多线多点突破”的发展道路。选举民主首先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取得突破，并引发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重大制度创新，进而推动了“公推公选”、“三轮两票制”和“直选”等乡镇领导选举方式的重大改革。自由民主从加强法制建设和转变政府职能开始，逐步向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和建立廉洁效能政府深入，并将以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为目标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协商民主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入手，正在向协商决策制度化方向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应当是在巩固上述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具体来说，选举民主应当重点发展乡镇一级民主选举，包括乡镇长民主选举和乡镇党委书记“两票制”选举，并在条件成熟时实行二选联动。自由民主应当重点加强宪法权威并进一步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协商民主应当致力于在大中城市实现协商决策的制度化，并逐步向上和向下延伸。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上，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命运多舛[26].中国这次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这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和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首先，我们说中国的渐进改革是危机推动的，是指危机的规模和烈度尚处在领导集团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同时领导集团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认识到改革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能够适时推进改革化解危机。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流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正如朱学勤所说，但凡还能爬坡的地方，当然慎言革命；不过，革命总是跟在改良后头，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27].因此，领导集团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能够适时推进政治改革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至关重要。其次，正如徐湘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是以制度化程度非常低为起点的，同时现行政治制度规范与实际政治运作机制之间存在的较大的差距，这些都为渐进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当大的合法性制度空间[28].康晓光指出，中国的未来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能否成功，取决于问题发展的速度和解决问题的速度的竞赛，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创造能力。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显示出很强的学习能力，中国的创造力绝不会低于新加坡[29].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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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涵建设路径
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政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对政治文明的内涵及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进行探讨，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准确把握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
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范畴与思想，始于马克思。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文中，不仅广泛涉及“政治制度”、“国家”、“法律”、“国家管理与公共管理”、“政党”等问题，而且直接使用了“集权制和政治文明”的表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范畴。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文明主要包含了政治思想、政治活动、政治制度等内容，但对政治文明的内涵没有作出完整的科学的表述。在马克思之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在他们的著作和讲话中都没有对政治文明的内涵进行过探讨。在“5・31”讲话、特别是十六大之后，不少学者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政治文明概念的阐述与界定也多了起来。目前学术界关于政治文明内涵的阐述，主要有十种观点：
一是“政治文明三层面说”。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包括三个层面，即观念、制度和器物。从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从制度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器物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包括能完整体现民主、法治进步的器物表现方式，如几乎世界各国的法院标识符号都是天平，这不是商标，而是政治文明的器物形态，它所表述的是司法公正的政治理念①。
二是“政治文明三特征说”。这种观点认为界定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应作如下约定：第一，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文明；第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文明；第三，要把政治文明放在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地位来考察其内涵。物质文明表现为经济基础的进步，精神文明表现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进步，而政治文明则表现为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体制和机制的进步。基于上述约定，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政治文明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和政治现代化②。
三是“政治文明三部分说”。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的水平，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进步的状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政治实践行为三个主要部分③。
四是政治文明的“实现程度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便是政治文明，它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政治文明具体表现为：1、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人们的政治积极性，使国家更多的人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2、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人们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意见和倡议都能发挥作用；3、在维护公共社会秩序中，最大限度地保护人们的正当权利，使绝大多数人能精神愉快、心情舒畅；4、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尤其是政治领导者表现出良好的政治品德，自觉维护人民的利益，严格遵守公共道德和规范，具有舍己救人的奉献精神。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的程度不断提高④。
五是政治文明的“政治成果总和说”。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中，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是其核心部分⑤。
六是政治文明的“广义狭义说”。这种观点将政治文明区分为广义的政治文明和狭义的政治文明，认为狭义的政治文明等同于政治制度文明；广义的政治文明是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思想文明和政治活动文明在内的涵义更加广泛的概念⑥。
七是政治文明的“静态、动态说”。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可从静态、动态两个角度来把握。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政治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⑦。
八是政治文明的“政治进步说”。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进步的状态和成果就是政治文明，包括政治制度的进步、政治活动的进步、政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管理技术的进步等。政治进步的目标从比较抽象的意义上讲，是政治科学化、政治民主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公开化和政治现代化。政治文明除政治制度的进步外，还包括其它非制度性的政治现象的进步。大体说，政治文明的结构是：1、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主要指国家政权）；2、推动社会前进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斗争）；3、良好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局面；4、进步的政治意识（包括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学说）；5、先进的政治管理技术（手段、装备等）⑧。
九是政治文明的“政治社会形态说”。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依据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并为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服务所创造的政治社会形态。它包括国家政权的性质、形式（即国体与政体）；政党制度；国家管理体制；军事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法律制度等⑨。
十是政治文明的“合理性说”。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应该是人们合理地对待政治生活，或者说在政治生活方面人们行为的合理性。政治文明应该是在社会文化中体现出来的、社会上多数人对待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倾向。政治文明主要表现在：1、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2、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3、政治权威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合理性；4、人民的政治权利受保障的程度；5、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6、人们的政治存在的合理性；7、人们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自治）的程度；8、人们思想的自由度{10}。
以上观点，既有共同之处，诸如都把政治文明看作是一种复合结构，而非单一结构，包括多个因素，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也有差异性，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政治成果，有的侧重于政治制度，有的侧重于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还有的侧重于政治进步状态等等；就分析方法而言，有的观点侧重于制度分析法，有的运用动静观察法，有的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予以说明。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我们科学地界定政治文明范畴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方法。
笔者以为，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和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因而，它应当体现如下方面的内涵：强调政治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是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在一起来考察，避免了过去只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作为构成整个社会文明的状况；强调政治文明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一种现象，突出了其阶级性，避免了把原始社会的某些政治现象纳入政治文明的范畴；强调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的总和。避免了只把人类改造社会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忽视人类通过自身完善而形成的某些先进的政治意识纳入政治文明的状况。而且强调必须是“积极的”政治成果，从而避免了把一些野蛮、愚昧、落后的政治观念纳入政治文明范畴；揭示政治文明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判断、把握和衡量政治文明提供了一个依据。凡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就应当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反之，就不属于政治文明范畴。
二、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统一性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的。这三方面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根据这三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必须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突破口。按照现代政党理论，政党是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社会能量转换的中介。执政党对政府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的职责有较明确的划分。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更不应当是国家机器本身，而应当是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党要继续以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为导向，调整或重构执政党同国家、公民、社会的政治关系。首先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真正实现党政职能分开，避免出现以党代政的情况。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其它的职能如发展经济、文化、卫生、体育、维护社会治安等职能要真正交给政府去依法行政。其次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一是要构建和疏通人民授予党执政权力的授权路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民的选择。但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党执政的权力不需要人民授权。在现代社会，任何政党的执政都只有通过人民按法定程序授权，才具有合法性。那么，如何建立可行的授权机制，使党的领导符合法理要求？就我国而言应当强调几点：1、可由人大制定“政党法”，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派的关系。2、共产党员必须通过人大的选举进入国家权力机关。3、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及其负责人的产生，既要通过党员大会的选举，又要让普通群众参与评议等。二是要完善人民的监督机制。对执政党的监督分为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监督的重点是干部的任用、重大决策等。党内监督主要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这种监督对于严肃党纪、遏制腐败起了积极作用，但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平级监督或向下监督，而无法向上监督，越往上，权力的监督越是处于“真空状态”。党外的监督主要是人民的监督，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监督仍是“软监督”，要强化这种监督，可以考虑建立以下几个制度：1、列席会议制度。任何一级党组织召开任何重大决策会议（军事、外交等保密会议除外），都应有相当数量的非党人士和新闻记者列席会议。2、公示制度。任用干部应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公示，现行的公示方式有待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3、民主测评制度。多数人认为不先进的党员要开除，多数人认为不称职的干部应降职或免职。4、党务公开制度。与政务公开一样，党务也应定期向党员和普通群众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最后，要进一步理顺党与法的关系。党的活动、党的执政权力的运行，仅仅依靠来规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依法。坚持依法治党，重点在于：1、党的领导和执政权力要依法授予；2、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更替要依法；3、党的各级组织的执政活动要依法。
第二，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一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只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民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但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关键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大的关系。二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弊端，能够保证集中领导和广泛民主、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有机统一。但这个制度还要完善，要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解决好以党（共产党）代党（派）的问题，要明确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加强友好合作和相互监督，以释放参政党的政治活力。还要解决好以党代法的问题，就是应按政党发展规律、法治化的要求和国际惯例，由法律详细规定政党活动。三是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体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没有政务公开，没有公众对权力运行情况的了解，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扩大公民参政议政的形式：如人大常委会会议向市民敞开大门；立法活动让市民参与；执法检查让市民点题等，这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新尝试，更是对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弘扬，对人民群众民利的尊重，以及对监督机制的关注。
第三，必须批判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措施。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就要求我们要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参照系，同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开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纪元。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呢？一是分权和权力制衡理论。这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石，是用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的理论，这对于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维护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我们不能照搬，但对权力的制衡却不能没有。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是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二是代议制度。这在西方被视为人民控制政府的根本途径和法治的支柱，其本质是法治的政治体制。我们当然不能搞“两院制”，也不能搞西方的一院制议会。我们要依法治国，首先就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法治的基石。在我国，党的领导权力和人大的监督权力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平衡关系，党对人大的制约体现党的领导，人大对党的制约体现人民民主。三是人权保障制度。这是构成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要素。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度重视对人权的关怀，也要高度关注人权建设事业。近代西方国家在形式上重视并建立的各种人权保障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诸如司法公正、律师自由、权力救济等，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四是政党制度。这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西方政党制度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加以规定，使政党活动具有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我国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适合中国国情，但需要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五是政府职能。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府职能不断转换，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这对我们当前强调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无不具有借鉴意义。六是普选制。这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就有过成功实践。这种制度所包含的某些积极因素，社会主义是可以利用的。如在干部的选任制度中，逐步扩大“民选”的广度和深度，并通过实行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差额选举，使党政官员的选举更富有竞争力，真正体现人民的意愿。还要把那些不具有阶级性的制度，如弹劾制、回避制、引咎辞职、限任制，转化为我们用以管理干部队伍的有力措施。除此以外，西方政治文明中的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制度中都有许多积极因素可以为我所用。
第四，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途径。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难以克服现行体制的弊端，深化全面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向前发展；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了有领导、有步骤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现行政治体制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此，改革应当遵循以下方针：一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而且还因为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这种先进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二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任何超越现实国情的改革都是错误的，要吸取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三是要坚持“坚决、审慎”的方针。这是由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决定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三大特点：1、艰巨性。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某些弊端，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要消除这些弊端，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否则会引起社会震荡。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决地坚持改革，又要防止急于求成，只有采取审慎的态度，才能达到预期目的。2、复杂性。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复杂，从横的方面看，它涉及到党、国家、社会组织与各方面的改革；从纵的方面看，它包括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次的权力机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方面的调整，因而也就必然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慎重对待，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平稳地进行。3、探索性。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试验。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既要勇于探索，又要细心谨慎，重视试验，使改革不断深入发展。
注释：
①刘春．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创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J]．望新闻周刊，（43），2002－10－28．
②王一民．推进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兼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J]．内部文稿，2002（16）．
③李慎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J]．内部文稿，2002（9）．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4－505．
⑤李良栋．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与人类的政治文明[J]．科学社会主义，2001（1）．
⑥刘李胜：制度文明论[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⑦虞崇胜．政治文明概念辨析[J]．理论前沿，2002（4）．
⑧冯举等主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m]．西南财经学院出版社，199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