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1
[论文摘要]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提出六个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金融监管法的实施。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担负着货币供应、资金融通、资本形成、风险管理、支付服务等一系列特殊职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利益产生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另外金融市场的多变性、自发性等特点也决定了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法律和制度的监管，才能确保金融活动的稳定进行。因此，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体系中占有基础的重要地位。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and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2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理论选择监管法制
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视野下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
(一)金融衍生品的形成及发展
金融衍生产品是相对于基础性金融产品而言的,其价值的决定依赖于对基础性产品标的资产价格走势的预期。在金融市场中,基础性金融产品既可以是货币、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资产,也可以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如利率、外汇汇率、股票价格指数等。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基础产品市场交易利差大幅变化的情况下,满足投资者保值、赚取有关资产差价(套利)或投机等种种需求的结果。
弗兰克•J•法博奇认为,“一些合同给予合同持有者某种义务或者对一种金融资产进行买卖的选择权。这些合同的价值由其交易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相应地,这些合约被称为衍生工具”。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认为,金融衍生品是一种合约,该合约的价值取决于一项或多项背景资产或指数价值。1992年,在启动金融期货20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将金融期货的推出誉为“过去20年里最重要的金融创新”。
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是指从“基础性金融工具”或“传统金融工具”中衍生出来的新型金融工具,即根据某种相关的金融资产预期的价格变化而进行定值的金融工具。其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合约性价值的存在。基础性金融工具主要有三种形式:利率或债务工具的价格;外汇汇率;股票价格或股票指数。这些基础性金融工具的衍生品主要包括金融期货、金融期权、互换和远期和约等。
(二)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衍生品市场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出现。1990年后,我国开始引入期货市场及外汇期货、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权证交易等,大部分因缺陷过多而被迫中断试点(见表1),暴露了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一些问题,如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不规范、市场监管不严格等。
由于金融衍生品独特的风险转移和价格发现等功能,不断受到市场追捧并发展壮大。随着我国加入wto、汇率制度的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适应经济新形势的发展需要,近两年我国逐步增加了金融衍生品品种,试点次级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黄金期货等品种,并准备推行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但金融衍生品在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风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问题也逐步暴露,从2008年南航Jtp的末日疯狂到高德炒金事件,都给投资人带来了一定的灾难。
金融衍生品发展中监管理论的策略选择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信赖自由市场,政府“守夜人”角色似乎更加符合民众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民众开始寄希望于政府的监管。尽管金融监管的历史不长,但是监管和市场的论战却从未止息。赞同性理论希望强化管制来规避金融风险,否定性理论则希望以市场的方式来解决金融风险。
赞同性理论包括:早期的抑制民众过分投机于金融资本的动机理论;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市场失灵论和公共利益理论;市场先天的缺陷如自然垄断、社会福利损失、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需要政府干预的社会利益理论;基于金融行业本身风险控制的金融风险理论;基于法律存在缺陷而监管的法律不完备论等。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各国都重视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并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建立了具有特色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而如何使得金融监管卓有成效?分析研究金融监管的否定性理论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
金融监管否定性理论主要包括特殊利益论和社会选择论。特殊利益论信奉市场经济和放任主义,认为监管政策反映的是参与政治过程中的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监管是为被监管的行业利益服务的,因此监管面临着多方面的成本和道德风险,监管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无益的。社会选择论是在特殊利益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一理论将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移植到行政决策中,把监管认定为具有自利的理性的“经济人”,对于集团间的利益讨价还价之后的财富再分配,因而“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是某些问题恶化”。
客观地说,两种否定性理论假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成分,同时在实践中,各国在金融监管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类似于理性“经济人”为自身谋求利益的情形,这些情形的发生对于政府监管信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源于外部的道德性风险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在世界监管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也加入了一些其他因素的考量。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
第一种考量为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
第二种考量为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博弈。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可能是更大一块的成本——即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加重了社会成本;以消除监管失灵为目的的增强监管是否得不偿失。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现状及对策分析
(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现状
法规体系建设不完善。法律是监管的基础,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且政出多门。现行的与金融衍生品有关的法规,基本上都是各监管机构针对具体的衍生产品制定的,缺少统一的金融衍生品监管法律,缺乏衍生品交易和风险管理的相关指引,尤其不能有效应对金融衍生品风险具有跨系统、跨部门蔓延的特性。
监管主体过于分散。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多头管理,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都在各自领域负责相应机构金融衍生业务的监管。由于部门分割,既形成在许多领域的重复监管,也存在一定的监管真空。各监管机构之间尚缺乏统一的协调机构,同时也缺乏共识的战略规划。
行业自律组织作用不明显。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品市场中的行业自律组织有中国期货业协会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分别成立于2000年12月和2007年9月。由于缺乏管理部门的有效授权,行业自律作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宏观管理手段以管理部门的行政手段为主,协会自律管理手段不足。
(二)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1.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法制建设。第一,市场准入制度是指对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交易者、从业人员资格以及进入市场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等的最低要求。第二,风险监控制度指金融监管当局依照既定量化检查标准、定性控制目标及风险综合控制等规定,对金融机构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制度。第三,信息披露制度是保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金融监管制度。从规范披露内容和披露形式两方面着手,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促使衍生品交易的公开、公正和公平,提高透明度。第四,危机救助和退市法律制度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及时化解、处置、救助既有风险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金融机构预警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这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和保护我国投资者利益方面尤其重要。
2.强化国内金融监管权力的整合和协作机制的建设。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安排是多头分业监管体制。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四家,其分工有着制度上的安排。《证券法》第179条第8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银监会、证监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于2004年6月28日颁布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授权监管机构负责对外联系,并与当地监管机构建立工作关系;要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密切合作,就重大监管事项和跨行业、跨境监管中复杂问题进行磋商,并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但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明确的操作细则,实践中代表交流和协作的联席会议也没有实现。
对于金融衍生品市场更高层次的监管,笔者认为,首先,应该由国务院分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代行管理协调职能,构筑以副总理为核心的纵向管理机制和横向的协调机制,从而推动金融监管工作的联动性;其次,应该加强监管机关的自我控制,以最大程度的削弱理性“经济人”的可能性。
3.加强国际间监管力量的协作机制建设。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国家单边采取措施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急需国家间监管力量的联动性不断增强。而实践中,政府间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合作是规则导向的,主要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谅解备忘录进行。由于国际组织颁布的规则通常采取软法的方式,我国对这些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审慎、合理的采纳,可促进我国重新审视国内衍生市场的内在属性和风险管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衍生交易监管体制的不足并为国际监管协调奠定基础。
总之,在金融衍生品被喻为“金融野兽”的今天,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应当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控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市场无论走得多远,都要有法律法规相陪伴。我国应不断摸索国内监管力量的合理调配、国际监管力量的分工合作等系统性问题,以期构建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美]弗兰克•J•法博奇.唐旭等译,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3
摘要：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金融市场源于殖民时期自发形成，银行体系最早得到发展，其金融监管体制也主要基于对银行的监管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推动而逐步形成。美国监管体制过于复杂，部门过多过于庞大，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金融监管体制本身其实也不一定是首要问题，加强金融监管的能力与效果才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目标，而且监管体制的选择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决定。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交叉监管，监管模式，重复监管，金融稳定，金融改革，风险约束
一、交叉监管明显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金融市场源于殖民时期自发形成，银行体系最早得到发展，其金融监管体制也主要基于对银行的监管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推动而逐步形成。
各州和联邦分别对在州和联邦注册的银行进行监管，注册地成为界定银行监管部门的主要依据。对于在联邦注册的银行，成立于1870年的财政部下属oCC对非联邦储备银行（peD）的会员银行进行监管，其主要运行不是依靠财政资金，而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如通过支付服务和收取监管对象费用获得收入。而成立于1929年大危机中的联邦储备银行则对其会员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它主要利用会员银行的资本金提供贷款获取利息，并从FeDwiRe的银行间大额支付及aCH零售支付服务中收取费用。美洲银行（Boa）每年就向oCC支付4000多万美元的监管费。上述两类银行大多是大银行。而对于在各州注册的银行，则由各州的银行厅监管。
由于银行具有是否加邦储备银行的权利，实际上也就获得了选择监管部门的权利。oCC与FeD之间的这种平行结构造成二者之间的监管竞争，从而争相讨好金融界，单方面给银行松绑，以吸引银行加入或不加入FeD的会员。如FeD按照巴塞尔协议Ⅱ进行监管，而oCC和FDiC则按巴塞尔协议i监管。大通银行就曾因为FeD的管制严格而脱离FeD会员而转向oCC。FeD与oCC在进一步紧缩还是开放银行管制上不断发生政策冲突。尽管FeD、oCC可能长期在银行驻守，但如非必要，并不经常打扰银行的日常工作，甚至可能在银行下班后独立工作。
同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在各州注册的非FeD会员银行提供存款保险，主要是一些中小银行。储蓄机构监管署则负责监管在联邦注册的储蓄机构和储蓄机构控股公司，国家信用合作社办公室（09S）负责监管联邦注册和州注册且加入其保险系统的信用社。
至于证券业、基金业、保险业及期货业的监管，则分别由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SeC）、联邦保险署（SiC）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负责。正如FeD将稳定货币及支付体系的稳定性作为首要目标一样，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SeC对证券业监管的主要目标，因此它并不管理证券经营机构的具体业务，也不管理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而只要求投资银行、上市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提供连续的年度财务报告，监督其信息披露，并且只监管证券经纪业务，不管其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的监管则主要由州政府负责。
上述联邦监管机构的组成人员均由国会任命，任期大多与总统任期错开，只对国会负责。如FeD并非美国政府的内阁组成机构，与财政部之间也没有任何人事任免关系，但其社会地位和公众威望却高于财政部。一方面，其政策制定主要依赖公开市场委员会，无需总统和政府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中任何人批准；另一方面，FeD最高管理机关的联储理事任期14年，理事会主席、副主席任期4年，虽然理事由总统任命，主席、副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但由于与政府换届错开，使得行政部门对其施加影响的空间大为缩小。FeD作为中央银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基本上届于分业监管的体制，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对速发展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SeC仅掌握部分自愿登记的对冲基金情况，对于大多数以私人公司形式设立的对冲基金则毫无办法；而FeD也只能基于稳定金融体系的考虑，要求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方如银行等提供相应的数据。对于国会一再试图监管对冲基金和私入股权基金的做法，FeD内部中立的十人专家委员会在2007年6月最新的一次内部听证会上却不予以支持，至今仍无任何专门监管此类基金的法规。至于此类基金对新兴市场造成极大冲击，危及区域乃至全球金融稳定性的行为，无论是FeD还是SeC或oCC都缺乏基本的国际间监管协调上的考虑。目前，它们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也局限于对各自所在国家银行在对方分支机构的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且局限于一年一次，缺乏经常换机制和应急救援机制。而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救援显然缺乏适应危机的应急作用，反而造成极大的困扰。这一缺陷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得尤为充分。
此外，1991年，还设立了独立、中立的总统金融工作委员会，由FeD、财政部及各类专家组成，为行政当局的金融决策更好地理解金融行业，监督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专业性的咨询意见。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前些年，以美国为主要样本而实行金融分业监管，其目的在于通过分业经营，促进金融各行业的发展，尤其是以往相对落后部门的发展进程，同时避免风险的相互传递。经过几年的实践，金融业得到一定发展，金融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监管的目标逐步明确，监管方法也有所改进。然而，随着金融开放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境外金融机构进入，其混业经营的模式以及在母国接受的混业监管与中国分业监管极不适应。一是境外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受到制约，不同机构、不同的业务受不同部门的监管，重复监管，监管过度突出，创新的效率下降；二是国内金融机构因受分业经营的限制，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业务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也逐步开始向混业经营转化，但仍因金融监管部门的分歧，而常常陷入困惑；三是不同监管部门对于同一机构的不同业务，以及不同机构的同一业务理解存在差异，各自出台政策、规章，为金融机构利用政策进行套利提供丁空间，这就暴露出监管上的空白。
美国FeD、SeC、oCC等部门及花旗集团、美林集团、高盛集团、美洲银行、大通银行、富国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业界机构的专家均表示，各国金融业发展情况完全不同，金融体制、政治体制差异很大，金融监管体制也不应照搬照抄，而应从本国实情出发，适时地根据金融发展的特点，调整金融监管的模式及功能、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及方法等。他们均认为，美国监管体制过于复杂，部门过多过于庞大，不主张中国模仿其体制特点，而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一）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由通过限制竞争来维护金融稳定
转向追求金融稳定、市场效率与监管成本收益的有机结合。英、德等国改革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提高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这从英国迅速上升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海外公司股票发行地和基金最发达的地区可以看出改革的成效。而日本等则是危机推动下适应金融全球化竞争的产物。监管机构的设立既非一成不变的模式，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关系，其核心是协助金融业的发展，敦促金融机构控制风险，为满足市场对外部监管的需求而提供监管服务，通过效率改进来维护金融的系统稳定。那种将监管作为外生变量，视为金融发展的成本而非风险的管理者、效率改进推动者的看法显然已不适应新的金融全球化与创新的形势。将监管作为服务，直接决定监管体制的内涵将发生根本变化，也是应对金融全球化与创新加速的挑战的积极反应，主动地为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提供信息服务、政策支持和支付结算服务等，而不仅仅是监督、管制和制约。
（二）重复监管与部门博弈不仅给金融机构造成过多的负担，而且也导致监管效率下降，拖延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
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特点及最新的动态来看，各部门也开始意识到分业监管在混业经营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巨大的压力，无论是基本信息的及时、全面收集，还是对市场波动的随机应变，都因体制缺陷而可能导致风险事件甚至冲击金融稳定性。因此，应试图在现行体制下，通过对信息收集的统一、共享，提高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除英、德、日等十四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监管，现在已有四十八国采取行动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空白。
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形成的"三会一行"式的监管框架经过五年左右的实践，显现出与上述美国监管体制中极为相似的现象，相互间竞争越来越突出，协调却日益欠缺，"三会"之间通过联席会议实现协调、磋商的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是每次会议间隔时间太长，丧失了及时交流、沟通的意义。二是对于会议议题由谁提出并主导，如对无法协调或协调结果得不到执行如何处理等事项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有效的约束，尤其是对一些边界模糊的新兴业务监管存在分歧，缺乏牵头和协调机构，很多事情不了了之，从而达不到协调的目的。三是金融领域的诸多业务如企业债券的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境外机构发行境内人民币债券、境内机构发行境外债券、私人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零售支付结算服务等的管理却分别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这些部门并不在上述"三会"的联席会议范围之内。这些部门显然在实际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等方面都明显优于上述三个监管机构，而协调这些部门已经不是目前联席会议的功能所能解决的，仅仅依靠部门间联席会议解决监管部门间的争端难以取得成效。
因此，在改革目标上，可借鉴英、日等国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从体制上解决现行监管结构和监管理念的矛盾。在机构设置上，则可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或日本的金融服务厅的模式。在操作上，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分步骤进行操作。针对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在组织结构上，借鉴德国经验，考虑部门差异，对于金融市场跨部门的任务由专门的交叉部门负责，如交叉业务部门负责处理涉及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集团的交叉监管问题；负责处理涉及交叉领域的法律适用和立法问题，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此外，专设内部考核及预算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各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水平，提出意见和建议，编制部门预算等。此外，针对不同目的，设立多个不同的专业咨询委员会，集中民智，体现专业性特点，由金融市场各领域的专业机构人士、消费者代表和学者组成，为金融决策提供独立的专业咨询意见，并对各监管部门的执行状况提出评估意见。
（三）基于中国的政治生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独立于国务院的领导都不现实
中央银行内设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由于其行政部门的特点，无法保证其完全地代表市场和社会各方的利益，其职能事实上仅限于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层议事机构。因此，较为现实的是增加主要金融机构和专家的代表，逐步提高其独立性，增强运作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的理性预期。同时，借鉴十国集团的经验，设立跨部门的支付结算委员会，将建立标准统一、系统互联、转换有效的支付结算体系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以促进支付结算体系的稳定。
（四）金融监管毕竟是来自外部的风险约束，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从内部有效地控制风险
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充实改善内控设施，建立高效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传输的自动化，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建立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实现快速、准确、合理的预测和分析，提供内部控制的信息来源和最终决策支持。修改完善内控制度，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动态地适应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五）健全金融同业自律机制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2-0050-03
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际层面出发，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保障之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金融监管具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维系金融市场公平与透明、监控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以及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等四个目标。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没有有效发挥风险防范职能，尤其是抵御系统性风险。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之后，亡羊补牢成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个广泛共识，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随之成为美国的重要任务。
一、美国金融危机凸显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双层多头监管模式。“伞形”是指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为旁支；“双层”分为联邦层和州政府层；“多头”是指美国联邦政府针对金融分业经营的需要设立了多个监管主体。从次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来看，伞形双层多头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揭示和防范并非完全有效。美联储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中心，至少是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总体而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现行监管体系无法跟上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步伐。美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基于70多年前的监管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混业经营的业务模式的监管要求。对存款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绝大部分与20世纪30年代的制度相似，证券业和期货业的监管模式也是在70多年前就已基本确立。
二是缺乏统一监管者，无法防范系统性危机。在已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下，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因此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或危机。
三是金融监管职能的重叠造成金融监管死角。例如，金融创新中被广泛运用的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所以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美国金融危机中的债务担保权证(CDo)和信用违约掉期(CDS)就是由于缺乏到位的监管而成为此次危机的重要推手。
四是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差，尤其是缺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在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美国并没有建立功能监管或者统一监管的标准和体系，以改变其金融监管架构。特别是，分散的监管主体对一些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低效的。
五是美国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与其混业经营的市场模式严重背离。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是建立在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参数、风险回避系数、外部性因素和监管成本等减小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混业经营的实际风险被大大低估了。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为此，美国政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布什政府于2008年下半年出台了改革金融监管机制的“蓝图”，以期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6月正式公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并将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作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的重要举措。
大致看来，布什政府的改革蓝图主要是提出了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选择。在短期内，美国政府主要注重提高政策协调效率和恢复市场功能等；在中长期，则致力于加强对州注册银行、支付结算体系、保险业、期货与证券业等的联邦监管，以弥补监管漏洞。2009年6月中旬奥巴马政府正式公布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金融监管改革：一个全新的基础》，将在金融机构稳健监管、金融市场全面监管、消费者投资者保护、金融危机应对以及全球监管标准及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可以看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呈现新的格局与态势。
第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建立较为有效的协调机制。金融控股集团广泛出现及其所带来风险的多层次转移以及金融监管体系基础设施不足使得金融监管存在明显的差距和漏洞，而各个监管机构的协调是部分弥合这一差距的有效途径。
第二，美联储将成为超级监管机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集中监管的特征将更加凸显。美联储的监管职能将得到强化，甚至可能成为“全能型超级监管人”。
第三，监管范围将扩大，监管力度将加强，监管标准将提高。具体表现在：投资银行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将分别被纳入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框架中：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国家保险办公室对保险业进行联邦层面的监管：诸如房利美等国家支持企业、衍生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市场等将被纳入到新的监管体系中；金融体系中的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也将受到统一监管；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流动性、风险敞口等风险管理标准将更加严格而保守。
第四，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将成为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点。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违约概率和偿付能力并不十分了解，特别是一旦这些机构出现问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填补信息缺口，那些几乎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和表外交易也将受到监管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披露信息。
第五，全球监管和国际合作将成为有效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金融风险在全球传播，金融危机也具有更大的全球传染性。然而，金融监管者对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杠杆率、风险敞口和风险管理安排等的全面信息是不充足、不准确和不及时的。因此。全球金融监管的合作将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三、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的分业监管体系相类似，主要由“一行三会”(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构成了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监管职能，确保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应该说，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是基本合理的，监管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和资本项目管制、大规模经济刺激和强大的政府支持等密切相关的。如果这些条件弱化，金融监管体
系的潜在问题就可能显现化。因此，我们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我国金融监管。
其一，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动态调整，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部门发展的需要。从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金融监管方式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实行分业监管，英国实行统一监管，但是两国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美国实行分业监管，我国也实行分业监管，但我国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明显小得多。这也说明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适合目前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的。但是，随着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监管制度必然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动态监测现有监管框架的有效性，特别是要对监管框架中的薄弱环节进行调整和改革。
其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我国“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和美国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框架相类似，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管部门的有效协调。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协调方面虽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但尚未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监管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建立一个更为超脱的、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其三，努力协调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一般而言，金融创新都会伴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在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创新较为迅猛的背景下，仅仅依靠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是远远不够的。监管当局需要针对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特点，不断强化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表内表外业务以及金融体系清算支付系统的监管，达到既促进金融创新又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
其四，重点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随着大型金融机构实力的增强以及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形成，我国已经呈现出混业经营的基本格局，这就有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的制度性矛盾。所以，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一方面。要强化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严防其杠杆率过度上升，确保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另一方面，要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控，督促金融机构协调好其安全性与收益性的关系，防止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风险敞口过大；再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评估，防范系统性风险。
其五，建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包括注入流动性、处置有毒资产、金融机构重组与破产等要素的金融危机应对机制。从金融危机的救援来看，金融当局的及时、有力救援是金融风险扩散的有效防火墙，同时，流动性注入和问题资产处置也是恢复金融机构和市场功能的重要措施。因此，从应对危机的角度。一个强有力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和一套运行有序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5
关键词：区块链；金融应用；监管问题；风险防范
一、区块链金融概述
2009年，中本聪在《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一文中，以比特币为基础，提出区块链是一种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集体维护分布式可靠数据库的技术方案。我国理论界对区块链技术也进行了研究，有的认为区块链是一种依赖密码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新技术，有的学者认为区块链是分布式的数据库，有的学者认为区块链是采用分布式记账技术的账本。而学者们对区块链的本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区块链是一种安全可信、去中心化、记载所有交易记录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区块链技术的根本特征是去中心化，因为区块链是一个采取点对点传输方式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在同一个交易中，节点与节点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中心化的系统控制者，使得交易之间更加便捷与自由。区块链金融就是区块链技术与金融行为相结合，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1.证券交易。在证券发行和募集时，通过分布式的节点与节点之间形成智能合约完成证券交易。该智能合约是由处于节点的证券发行机构与客户之间自动匹配达成，而无需传统的证券经纪人、资金托管人、登记结算机构等环节的介入，能够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资源。同时，由于区块链内的数据不可篡改，每个节点之间数据更加安全透明。区块链技术在证券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有效节约资源，同时还增添了交易信息的透明度和安全性。2.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是相对于实体货币而言的，是一种能够实现实体货币功能的以数字形态表示的网络代币。数字货币交易主要依赖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共识机制，让位于节点双方直接达成交易，无需银行等机构的介入，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交易更加灵活；同时因为数据不能随意被篡改，交易的安全性也得到了保障。2015年厄瓜多尔央行“电子货币系统”正式运营，并发行“厄瓜多尔币”；同年，突尼斯发行国家数字货币eDinar；2017年，委内瑞拉发行以石油为价值支持的“石油币”。我国央行也在积极推进数字货币研究，于2016年便开始组织了数字货币相关研讨会，随后又成立了研究所，目前正在研发的数字货币叫DC/ep，DC即数字货币，ep指电子支付。
二、区块链金融存在的风险问题
区块链技术应用到金融领域，交易信息更加透明，交易数据更加安全，其能够给金融行业提供新的发展路径，带来许多创新发展。在发挥区块链技术优势的同时，不能忽略区块链技术存在的风险问题。1.技术风险。区块链技术作为一项带来变革的科学技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攻坚克难。对于一个区块链结构来说，其安全性在于使用非对称性加密技术且节点较多，破解难度大；其稳定性在于安全技术让数据不易被篡改或者毁损。目前，区块链整体技术与网络研发还处在建设阶段，因此，区块链与金融领域结合的条件并不完备。区块链金融服务具备更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但是这些优点受制于技术发展，倘若技术基础薄弱，则其安全性会相对低一些。随着加入区块链进行交易的节点的增加，数据库所需要的运算能力也相应增加，当运算能力达不到要求时，区块链则无法进行有效维护，保存在区块链数据库的账本则有丢失的风险。2.人为风险。人为风险是指负责区块链交易或者管理的操作人员因错误的操作而导致区块链出现问题，进而给金融服务带来不可避免的风险。管理人员有时无法对区块链进行全面的审查，难以解决技术漏洞以及技术升级带来的隐患。在技术发展的初始阶段，区块链结构安全性比较薄弱，倘若数据库中51%的节点被不法行为人掌握，数据库中的交易数据和个人信息将可能会被随意篡改和伪造，违法犯罪行为接踵而至，如利用区块链技术实施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行为。与此同时，由于数据与信息被篡改，金融安全监管机构在应对这些危害金融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时，便无法通过区块链系统中的信息对其进行定位、追踪与查处。区块链数据库的可控性将降低，金融安全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保障。3.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对于区块链金融的监管方面。区块链应用到金融行业的主要功能是分布式记账、智能合约以及其加密特性，此前的监管仍旧是中心化的分业监管模式，而没有很好关注到区块链的技术特性并提出针对性的监管。采用传统的监管缺陷是只能进行基础层面的调查而无法介入技术层面对交易信息进行监测，缺乏技术性监管，使得监管不到位。同时，区块链金融的点对点传输与共识机制中，用户主要关注的是以数字代码形式传输的数据，对于参与节点或者持有该串代码的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可能予以忽略而无法查实。区块链的这一特点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实施，如非法集资、洗钱等刑事犯罪，从而导致案件的侦破难度增加，嫌疑人身份难以确定，让区块链金融的司法监管变得困难重重。
三、完善区块链金融监管的路径思考
1.监管策略的选择。为了规范区块链金融的监管，解决好上述监管问题，首先应该明确监管路径，提出针对性的监管策略。区块链技术与金融领域的深度融合，给金融领域可能带来新的变化―――不同类型的金融业务革新以及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因此区块链金融监管也需要“对症下药”，这是弥补传统监管模式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区块链金融这一短板的最佳方式。中心化分业监管模式的弊端已经展现，针对区块链金融应当采用创新的监管模式，如采取更多的技术监管，实现技术端的突破，防止技术风险所带来的金融问题；采取针对性的专门化监管制度，明确监管主体，防止出现监管缺位的现象。其次，建立合理的监管体系，实现法律监管和技术监管的有效融合，让区块链金融能够在一个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内接受监管，有效地解决好监管对象、监管主体以及监管方式之间的问题。例如，监管对象做出针对性的调整，实行专业监管，明确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根据业务占比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2.传统金融监管需要创新。传统金融监管需要进行创新，转变分业监管思路，增强针对区块链的功能性、技术化智慧监管。一方面，需实现中心化分业监管模式向多中心功能性监管的转变。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与区块链金融不适应，监管不能协调。区块链金融不同于传统的金融监管，区块链金融使得各金融业务之间出现交叉融合，其混业经营情况导致难以确定监管机构，进而出现监管缺位现象。现有的中心化分业监管模式向多中心功能性监管转变，能够解决好监管缺位的问题。监管不再过于关注依据业务对金融服务分门别类，而应关注可能形成的多中心现象，依照该业务基本功能实施监管，避免监管混乱或者监管缺失。另一方面，增加技术性监管制度与措施。单纯地进行制度监管无法避免技术风险，应以技术性监管应对技术性风险，解决好人为风险给区块链金融系统带来的安全问题。因此，应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研发，对区块链金融系统添加技术指令，对其实施智能化监管。3.建立专门化区块链金融监管。专门化的监管是规避区块链金融风险问题的有效方式。专门化区块链金融监管应该根据区块链金融的特性，采取技术性与法律性相结合的监管手段。区块链金融缺乏中心化的控制系统，采用的是加密的分布式记账技术，弱化了区域管理，加上极强的匿名性，使得区块链上的交易难以被监控。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监管沙盒”模式对我国区块链进行监管测试，如在未经过监管测试得到法律监管部门认可的情况下，不得向公众推行技术创新。这一模式能够让区块链金融服务提供者预先进行风险模拟，也能让监管者实施对服务内容以及相关主体的监测，根据“沙盒模型”制定更加完善的监管制度。要实现技术手段与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需要从基础立法、监管执法、行业守法与金融司法等方面，使法律监管与技术监管深度融合。首先，确立区块链金融的法律地位，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市场运营、市场退出规则。其次，设立专门的区块链金融监管职能部门，提升队伍素质与监管能力，加强监管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明确监管职权界限，解决监管主体混乱或者缺位的情况。再者，要加强区块链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以专门的法律监管促进行业自律的形成，促进行业进行技术监管创新。最后，金融司法监管要注重区块链的技术特性，提高司法监管的效率和终局性效力。
四、结语区块链技术应用
在金融领域，凭借其分布式记账、点对点传输和共识机制等技术，给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革新的路径。但是，在区块链技术给金融行业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隐藏风险。变革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建立专门的区块链金融监管制度是防范区块链金融问题的可行路径。区块链金融的监管，不仅仅是传统金融监管机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国家金融发展安全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我们目前的金融监管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对于进一步发挥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价值造成阻碍。但是，我们应该尽快对传统金融监管做出创新性变革，转变监管思路，以功能性技术化监管为主要变革方向，提高对区块链技术风险的防范与应对。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建立专门的区块链金融监管制度的重要性，保障区块链金融技术监管与法律监管相协调，发挥区块链技术的优势，规避区块链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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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自由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动荡发生越来越频繁，1987年华尔街股市崩溃、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美国开始进行金融监管改革，2011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直接影响到全球股市、期货市场、原油价格等各个方面。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内容和理念，逐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一、金融危机下国际社会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衍生品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以及信息分享机制不畅给金融监管带来的障碍，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促使美欧各国探寻和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和规则。
（一）《巴塞尔协议Ⅲ》。
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催生，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新的巴塞尔协议影响了银行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成为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标杆，引发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调整和重组。为了创造出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协议主要做了以下修改：第一，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增强资本质量；第二，提出新的计量指标，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第三，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提高整个银行业在危机中的恢复能力；第四，引入杠杆率指标，把控银行风险敞口。
（二）美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两级多头式监管”，中央和地方两级都拥有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多个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对金融行业进行分业监管。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2010年7月，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其对金融监管制度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组建联邦级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FSoC），负责识别和防止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2）组建全国保险监管局（oni），主要履行保险行业的监督、咨询、建议和信息交流等职责。（3）成立全国银行监理署（nBS），负责对所有联邦特许存贷款机构、外国银行实施审慎监管。（4）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将原先分散在不同监管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职责予以归并，统一执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对金融产品提供机构进行检查，对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金融机构和市场行为实施处罚。
二、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
（一）金融行业经营模式的变化。
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行业逐步对外开放，随着竞争的加剧，中国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模式业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混业特征。
首先，监管当局对金融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一个金融企业的法人机构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其中两种或两种以上业务。199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符合条件的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获准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同年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又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获准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2001年6月，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人民银行批准以后，可开办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投资基金托管、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以及保险业务。其次，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子公司混业经营，即一个金融集团或者非金融集团通过控股或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集团内部提供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混业经营在提高金融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二）金融创新的发展。
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开展金融衍生业务、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这些业务本身来源于证券业和保险业，“银证通”、“银券通”等银行业务品种的使用使得大众通过银行网络就可以直接进行证券投资。保险企业的创新金融产品、混业经营的势头尤其明显，新的涉及多个金融业务领域的保险产品不断涌现，如投资联结保险就横跨保险业和证券业两大金融业务领域。
三、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
（一）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除了四大国有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外，基本不存在其他金融机构，1986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初步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此时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一种单一监管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托、证券、保险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相继建立，并逐渐形成了混业经营状况，分业监管的模式逐渐确立。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将证券监督管理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证券机构的审批仍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1993年底国务院公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分业监管模式形成的政策基础，该决定要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实行分业管理。1998年中国保监会的成立，将保险业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2003新设立的中国银监会取代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负责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监管。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转变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不断完善有关金融机构的运行规则，更好地发挥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重监管机构之间难于协调，可能引起“监管套利行为”，即被监管对象有空可钻，逃避监管。并且分业监管体系基于金融机构的分类进行个别监管，实质上是对金融市场的分割，这种分割增加金融体系的成本，阻碍了资金的自由流动。
为了对金融市场进行统一、高效的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2004年签署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分工。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依法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并履行相应职责，保监会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备忘录建立了信息搜集与交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其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向其监管对象收集信息和数据；其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密切合作，就重大监管事项和跨行业、跨境监管中复杂问题进行磋商，并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需定期交流的信息由三方协商确定；其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互相通报对其监管对象高级管理人员和金融机构的处罚信息；其四，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建立对外开放政策的交流、协调机制，并互相通报在有关银行、证券、保险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的活动信息和观点。
（二）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1、确定适度监管原则。
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存在监管不足和管制过度并存的现象，金融法治带着明显的行政主导性，适度监管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干涉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权和金融自主权，要通过制度和规则使金融机构得以稳健经营，只有当金融机构出现信用危机等严重问题时，才对其采取某些强制措施。为达到这一目标，金融监管法治要完成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化。
2、完善金融监管模式。
从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以及美国2010年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更注重控制风险，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各国对金融行业监管体制的变化也越来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综合监管。
中国“一行三会”式的监管框架经过多年实践，相互间竞争越来越突出，协调却日益欠缺。虽然有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该机制只是在现行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宜之计，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支持，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强制力和权威性不够。因此，在改革目标上应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综合型监管模式。在机构设置上可借鉴以美国，考虑组建隶属于国务院的金融监管部门，负责识别和防止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以目前的监管模式，各监管机构之间信息很难共享，国务院设立的金融监管部门要负责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保证各监管机构的信息沟通、共享。
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的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的功能性监管转变，加强事前预警防范。银行业作为整个金融行业的主体，应参照《巴塞尔协议Ⅲ》新修订的监管准则作出相应的调整。对证券业及保险业，由于这类行业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特点，要重点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
3、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反映，随着资本的国际流动不断加快，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单凭以国别为基础的金融监管不足以控制风险。目前国际社会调整国际金融监管的有关规范主要有三类：一是巴塞尔体制下对国际银行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中国在2009年成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二是wto的《金融服务贸易协定》，该协定1999年3月开始生效，这意味着在金融服务领域要逐步实施自由化，wto在未来的金融监管协作与合作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三是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该组织由世界银行和美洲国家发起，开始的宗旨是帮助发展拉美市场，1983年，该组织正式成为全球性组织。
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交流信息，促进全球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各成员组织协同制定共同的准则，建立国际证券业的有效监管机制，以保证证券市场的公正有效；并共同遏止跨国不法交易，促进交易安全。中国证监会在国际证监会组织1995年的巴黎年会上加入该组织，成为其正式会员。
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对于我国来说有两个好处，一是吸收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理念不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逐步迈入国际化的轨道；二是进行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定，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维护本国的利益，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基于此，随着区域经济体的发展，我国还应积极加强与东亚邻国、东盟等区域组织及其成员的金融监管合作，促进双方监管当局的信息共享，防范区域内金融危机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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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7
一、支持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有利于实现一致性监管，减少监管套利。上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的金融创新活动，对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伴随着现代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通过对传统金融基础资产和衍生产品的复制、捆绑、分拆和重新包装组合，银行、保险和证券各金融产品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而对风险的定价这一所有产品的共性则被不断彰显。在此情况下，传统基于机构类型而不是风险类型的分散监管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监管政策不一致性，由此产生的监管套利活动对监管有效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二）有利于对金融集团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目前，多数国家或地区金融系统开始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通过复杂的内部交易，集团内各个金融部门形成了一个利益休戚相关的共同体，集中或合并监管成为金融集团监管的基本方法。在以金融集团为主体混业经营方式下，集中监管有利于增强各行业监管的协调与沟通，更好地理解金融集团业务交叉的本质，更好地制定金融集团的风险管理政策，从而减少监管盲区、提高金融集团合并监管的有效性。而且，从整个金融系统看，集中监管能更好地理解和监督不同金融机构在各市场的风险转移情况，更好地评估各种变化对宏观金融体系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调整或完善金融监管政策。
（三）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监管时滞。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最及时、最完整地获取整个金融系统的信息，并通过内部各部门间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做出快速反应，从而减少监管政策的内部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提高监管效率。
（四）有利于强化监管部门责任。良好的外部监管问责、充分发挥市场纪律约束作用对建立监管机构履职硬约束至关重要，是监管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不完全契约下分散监管产生的监管盲区，经常导致监管责任不清、责任推诿等问题，难以有效实施外部问责。集中监管将监管权力赋予一个机构，有利于增强外部问责的刚性，这对于改善当前的监管治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集中监管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共用服务基础设施以及高效的内部架构，有利于提高监管机构的内部管理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集中监管可以减少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的信息披露上报，降低管理成本，并节约监管成本。
二、反对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实现一致性监管还存在困难和挑战。集中监管的前提是，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动纳入统一监管范围内。但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存在风险识别、度量和管理上的难题，很难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动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框架内，并对其实施统一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流程。而将金融监管活动简单叠加在一起的集中监管只能流于形式，同时还会造成监管套利已经得到有效制约的错觉。况且，监管当局在建立统一监管框架时，必须考虑不同金融业务本身的特点，要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存在很大困难和压力。
（二）集中监管可能加剧监管目标的冲突。监管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金融稳定、投资者保护与市场诚信。在集中监管机制下，约束机制弱化使得监管部门具备为了一方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监管目标的便利，从而导致这些监管目标在一定情况下产生冲突。例如，在投资者保护目标下，监管机构往往会姑息问题机构，从而在长期内损害金融稳定。
（三）集中监管不是解决沟通与协作问题的唯一方式。对集中监管的另一个有力的反驳理由是，通过在各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高效紧密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信息的及时、完整共享，同样可以完成对金融集团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而不一定必须借助集中监管的形式。不同监管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可以有效替代集中监管的部分功能。目前，各国乃至全球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的包括由银行（BiS）、证券（ioSCo）与保险部门（iaiS）组成的联合论坛在内的信息共享与交流机制，对解决跨市场风险监管问题就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四）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不明显。研究表明，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并不明显。目前，只有FSa等极少的监管机构认为集中监管减少了他们的运营成本。集中监管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与一国的金融总量密不可分，集中监管更可能是一国金融业高度发达或一国金融总量较小下的产物。
（五）庞大的集权机构不利于良好监管治理结构的形成。集中监管一般是将原来的分业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庞大的监管机构。这一庞大的金融业集中监管机构可能形成监管集权，一方面可能加剧监管信息的不透明，使外部监督约束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使工作流程过于官僚化，不能对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做出反应，或将延长监管时滞。
三、我国金融业监管治理体制的选择
martínez&Rose（2003）通过跨国抽样分析认为监管治理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只有结合一国的金融产业发展规模、结构和水平建立的监管治理体制才是最有效的。根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产业发展趋势和水平，分业监管应当是我国目前比较理想的监管治理体制选择。其理由如下：
（一）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结构不平衡、水平参差不齐。国内银行业“一业独大”的特征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建立集中监管体制，一方面容易导致某一部门监管在整个机构中占优势，例如银行监管部门可能拥有最多的职员和资源，使得机构整合可能演变为银行监管机构“收购”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过程，从而造成非银行金融部门监管的倒退。另一方面，容易加剧现有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发展的更加不平衡。监管治理体制科学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应是该种监管模式在实现监管目标方面体现的效率。实践中，Freshfields（2003）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实施完全集中监管的国家占比仅为29%，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占比为38%，处于两者之间监管模式的国家占比为30%.由此可见，监管治理体制应当建立在各国金融产业发展的现实水平基础上。
（二）金融业综合经营刚刚起步且具有较强的血统性。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具有很强的血统特征。大多数金融集团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往往是以某个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跨行业投资设立其他金融机构，集团还存在着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主业，投资新机构从事其他业务更多是基于范围经济和共享分销渠道的考虑。除此之外的金融综合经营，无论在规模还是业务融合程度上都很低。因此，对我国金融综合经营业务的监管，完全漠视“路径依赖”的思路并不“经济”，完全漠视综合经营金融集团“血统性”的思路也并不“科学”。因此，当前我们更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主监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
（三）监管机构“才分即合”可能产生一定的风险与效率损失。监管治理体制从一种模式转向另外一种模式，必须进行机构整合以及与机构变更相关的法律、文书的修订，这使得该机构至少在最初运转的几年难以较好地履行监管职责。成立一个新机构面临的不确定性还可能造成一些有经验人才的流失和士气低落。另外，机构内部管理的整合难度也不容忽视。如果从分散监管体制转向集中监管体制，整合前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定位与监管文化，一些it和数据库等基础设施也存在差别。一份调查统计显示，完成机构整合至少平均需要1~2年的时间。2003年，我国才最终确立了分业监管的格局，仅仅是法律文书的修订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完成，我们应该珍惜这刚刚建立起来的稳定局面，避免短期内再次经受机构整合的阵痛，这也有利于维护监管机构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四、进一步完善现有监管治理体制的建议
尽管我们当前应维持分业监管的基本格局，但随着国内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的日益明显和规模不断扩大，为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治理体制，重点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4年9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北京签订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是在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8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民间借贷;庞氏融资;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5006908
作者简介：雷鹏，上海青浦工业园区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1700）；孙国茂，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山东济南250022）
本文所提出的非正规金融（informalfinance）主要是指民间借贷行为①，或称民间金融。事实上，民间借贷行为作为非正规金融活动在我国早已存在，并一直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民营经济创业者因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往往是解决启动资金的唯一出路。经过30年发展，民间借贷依然是民营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正规金融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我国持续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一方面央行连续减少信贷增加规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实行越来越明显的选择性信贷政策，这使大量民营企业经营性融资越来越困难，于是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只能通过非正规金融活动满足正常资金需求。但是，在资金需求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成本迅速上升，尤其进入2011年后，全国各地民间借贷市场平均资金成本均达到或超过50%②，这已明显超出绝大多数企业的正常盈利水平和承受能力，表现出典型的庞氏融资特征，使非正规金融活动的风险越来越大。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始于20世纪，迄今已经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罗纳德?i?麦金农（Ronaldima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SShaw）。20世纪70年代，在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美］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和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美］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中，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在对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时，都涉及到了非正规金融这一问题。
金融深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受到压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将阻止或妨碍经济的发展。麦金农和肖所说的金融压抑是指市场机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金融管制过多、利率限制、信贷配额以及金融资产单调等现象。具体表现为利率管制、实行选择性信贷政策以及对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等等。
国外学者不仅将民间金融定义为非正规金融，而且对非正规金融作了明确的界定：是指没有被规制和制度化的非金融机构从事或参与的金融活动，包括货币借贷(moneylending)，轮转基金（RoSCa），储蓄和信用合作社(SCCs或aSCas)，钱庄（moneyhouse），典当(pawnbrokers)等。国外学者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研究后发现，民间金融在资金募集和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金融之所以能够普遍而长期地存在，是因为正规金融体系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某些方面所表现出的低效率。
国内学者对民间金融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与国外研究所不同的是，早期研究民间借贷的国内学者并没有接受国外学者提出的非正规金融这一概念。对于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究竟是金融深化的结果还是金融压抑的结果，国内学者观点与国外学术界的分歧很大。国内对民间借贷行为研究较早、成果较多的学者是姜旭朝，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民间金融研究》一书中，姜旭朝对中国民间金融做了系统研究，不仅解释了民间金融存在的逻辑，也对民间金融存在的必要性给予肯定。在此后的研究中，姜旭朝进一步认为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间金融规范化的过程是金融深化的一部分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理解，这样的逻辑是正确的。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一部分金融活动溢出体制外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应当及时地将体制外的金融活动规范化并实施一定程度的金融监管。但是，由于长期的金融压抑不仅将大量金融资源集中在国有金融部门，而且，从制度上排斥了国有金融部门以外的金融活动，这就使国有金融部门以外与金融活动有关的制度几乎成为空白。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制度缺失是近年来民间借贷由萌芽到泛滥并发生异化的重要原因。
国内学者陆峰和姚洋卢峰、姚洋：《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8月。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上述观点。他们认为，金融压抑的后果是造成金融资源的实际成本和名义成本之间出现差距，由此激励经济体和个人参与一些不合法但却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的活动。结果，加强法治未必有助于金融的发展。在中国，金融部门存在着“漏损效应”——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学者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围绕民间借贷行为的研究十分可观。除以上提到的学者外，林毅夫和孙希芳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张军张军：《民间金融与小企业发展——以浙江苍南一个镇为案例》，《“21世界中日经济合作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江曙霞江曙霞：《中国地下金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胡必亮、刘强和李晖胡必亮、刘强、李晖：《农村金融与村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郑振龙和林海郑振龙、林海：《民间金融的利率期限结构和风险分析：来自标会的检验》，《金融研究》2005年第4期。和罗丹阳罗丹阳：《中小企业民间融资》，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等人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内学者普遍没有预测到非正规金融可能出现的庞氏融资特征。由于这些研究成果一直伴随着来自体制内的争议和怀疑，因而既没有转化为金融监管的具体实践，也没产生制度方面的积极效应，致使民间借贷在强大的市场需求作用下迅速蔓延，逐渐异化为对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具有冲击性和破坏性的庞氏融资。
二、庞氏融资的概念与特征描述
1金融脆弱性理论中的庞氏融资
与金融深化理论相同，金融脆弱性理论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滞涨的经济形势，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导致全社会巨大的财富损失。所以，经济学家开始对金融本质属性——金融脆弱性进行研究，以期寻找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规律。金融脆弱性理论分为两个流派，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和主要的流派是金融不稳定假说及其理论发展，而另一个流派则是基于DD模型为代表的“太阳黑子”金融脆弱理论，这一理论强调脆弱性由预期等因素产生，将金融危机的自我实现理论模型化，最终得到博弈的挤兑均衡结果。
金融不稳定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pminsky）提出。明斯基是现代金融理论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斯基被公认为是当代研究和解释金融危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明斯基就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instabilityHypothesis），并预见了整整一代人都无法理解的经济转型和金融危机。如今，金融不稳定理论已成为金融经济学领域的经典理论，并被人们不断讨论和完善，成为政府加强金融监管和实行金融管制的理论依据。
明斯基从经济周期波动的角度，通过分析微观经济主体的财务杠杆与经济周期之间相互影响来说明金融的脆弱性，提出了他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明斯基强调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作用并突出了投资在金融活动中的作用，认为经济的不稳定性集中体现在金融的不稳定上。明斯基从微观经济层面描述金融与投资的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扩张伴随着金融活动——未来的货币与现在货币的交换活动。现在的货币可以用来投资和生产，而未来的货币就是利润，利润可以增加资本资产。对投资项目的融资所产生的负债是在确定日期支付货币的承诺，商业银行在这一支付承诺中处于核心地位。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决定着融资的数量和价格，而这种预期的正确程度则决定着能否偿还债务。
基于这样的分析，明斯基得出，为投资而进行融资活动是经济运行中不稳定性的重要来源。明斯基进一步对债务人的类型结构进行分析，并根据收入—债务关系，将市场中的融资行为分为三种类型：(1)对冲性融资（hedgefinance)。即债务人预期从融资合同中所获得的现金流能够覆盖利息和本金，这是最安全的融资行为；(2)投机性融资(speculativefinance)。即债务人预期从融资合同中获得的现金流只能覆盖利息，这是一种利用短期资金为长期头寸进行融资的行为；(3)庞氏融资(ponzifinance)。即债务人的现金流既不能覆盖本金，也不能覆盖利息，债务人只能靠出售资产或者再进行新的融资来履行支付承诺。
简单地说就是，在第一种融资行为中，债务人稳健保守，因为负担少量债务，所以由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足够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在第二种融资行为中，债务人的不确定性开始增强，由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仅仅能够偿还债务利息，而债务的本金还要继续滚动下去；在第三种融资行为中，债务人只能靠融资所形成的资产升值，变现后带来财富的增加来维持自己对银行的承诺，如果资产不能升值，那么只能增加债务才能维持下去，这势必呈现出很高的财务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不仅债务无法偿还，而且融资所形成的资产价格也会出现暴跌，从而引发金融动荡和危机。现实中，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庞氏融资的一个典型案例。次贷危机发生前，人们依靠银行的信贷购进了房产并以此作为抵押，如果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抵押品就越来越值钱，银行的业务就会越做越大，信贷就会放松；一旦地产价格急转直下，抵押品价值严重缩水，众多的购买者丧失了分期付款的能力，即使银行收回了房产，也无法抵偿银行贷款，危机由此产生。
金融不稳定理论还认为，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投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在经济景气时期，人们承担风险的偏好加大，高收益使投资者在承担风险方面变得越来越不谨慎，公司和个人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增加并超过偿还债务部分，自然就会产生投机的陶醉感。但是，由于市场是波动的，任何投资收益都存在不确定性，当债务超过了债务人收入所能偿还的金额时，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所制造的借贷泡沫随之破裂。此时，银行和债权人必然会收紧信用借贷。作为结果，金融危机同样会殃及到那些能够负担借款的公司，于是，经济全面紧缩。
有必要说明的是，庞氏融资是明斯基在金融不稳定理论中经过严格定义了的专门术语，它和人们通常所说的庞氏骗局（ponzischeme）并不是一回事，庞氏骗局必定是一种欺诈融资行为，而庞氏融资却不一定包含欺诈行为。在《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中，明斯基对庞氏融资作了进一步界定：庞氏融资通常与边缘性和欺诈性的融资活动联系在一起，虽然其最初的意图并不一定是要进行欺诈。
2非正规金融具有明显的庞氏融资特征
研究表明，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民间借贷或民间融资行为都是长期存在的。通常，民间借贷活动中的资金和资金供给方都是来自民间，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民间借贷活动中的资金需求方分两种情况，即企业和个人。本研究只关注企业参与的民间借贷行为。
根据罗丹阳罗丹阳：《中小企业民间融资》，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的研究，在我国东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非常活跃。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既是现行金融制度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也是非正规金融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表1给出了浙江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统计数字。从表1可以看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比一直小于3倍。这样的民间融资行为属于典型的对冲性融资，它是对正规金融活动的补充，尽管没有得到金融监管当局的鼓励，但却受法律保护。然而，随着2008年以后国家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2011年以来，研究人员和专业财经媒体对国内民间借贷市场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公布的调查结果和研究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根据调查统计，2011年上半年民间借贷利率已普遍涨至月息6%到8%，即年息高达72%—96%，有的民间借贷公司年息甚至上升到120%。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广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已达到银行贷款利率的18倍。
四、结论与建议
民间借贷的泛滥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在银行体系资金成本缺乏弹性的情况下，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大量的从银行体系“漏损”出来的信贷资金和以对冲“负利率”为目的的社会闲置资金；二是存在着大量的以逐利为目的的“影子银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会发生“漏损”？为什么“影子银行”会野蛮生长？金融监管为何不能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金融监管究竟效率何在？
1金融监管改革迫在眉睫
2010年7月，在奥巴马政府的极力推动下，美国国会最终批准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该法案的通过对全世界的金融监管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也提出了建议和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要求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已经渐渐弱化。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和审视时就会发现，当时的很多观点和建议大多基于对美国金融监管实践的“路径依赖”，而非立足于中国的金融现实。中国和美国在监管理念、监管体制、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很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意味着，造成金融危机的风险因素也会有很大差异，而眼前正在发生的中国式庞氏融资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大量的民间借贷已经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它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也已引起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无法解决资金供给，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要想消除民间借贷和庞氏融资是不可能的。短期来看，尽快启动利率市场化步伐，完善相关的信贷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以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弥补目前的监管真空。规范民间借贷市场，不仅必要而且有效，可以达到控制风险，防止风险蔓延的效果。但从长远看，如果不进行金融监管改革，提高金融监管效力，庞氏融资还会大量产生并长期存在。因为只要大量的“影子银行”继续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它们就会利用分业监管的行政壁垒，绕开监管而从事风险业务。愈演愈烈的庞氏融资告诉我们，进行金融监管改革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2宏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唯一选择
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G20峰会正式审定通过了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协议Ⅲ所增加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附加资本要求等一系列具备鲜明宏观审慎特征的新规定，体现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监管理念。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国家承诺将执行这个协议，并实行金融监管改革。2011年5月，中国银监会正式《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提出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改革思路，并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规定了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和贷款损失准备等监管标准。对此，周小川周小川：《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金融研究》2011年第1期。主张，中国是G20重要的成员国，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对于G20形成的共识，中国要在实践中落实和推进。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金融行业有必要、也有条件尽快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事实上，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和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都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你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
所谓的宏观审慎监管就是通过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相关性的分析，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运行，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一种监管模式。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的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在中间目标上，宏观审慎监管关注防范金融体系的整体失败，而微观审慎监管则重在防止单一金融机构的破产；而在最终目标上，宏观审慎监管意在避免或降低因金融不稳定而引致的宏观经济成本，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旨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宏观审慎监管其实是那些经历过金融危机国家在总结失败教训并经过深刻反思后的必然选择。因为庞氏融资的大量存在，中国的金融现实令人担忧，要避免“影子银行”酿成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唯一选择。
3监管体制改革是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条件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9
今年8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顺德市支行辖内金融机构平均收息率达到73．9％，比1999年底提高了16．9个百分点，并一举扭转了1999年整体亏损的局面。记者在采访顺德市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了解顺德市金融业缘何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时，他们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是人民银行顺德支行进行了创新监管理念的成功实践，促使全辖金融机构进一步确立“效益兴行”的思想，逐步建立了以效益为核心、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机制，进而相继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创新金融监管理念的形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的逐步加强，经济的不稳定性日益突出，这向处于新旧体制磨合期的人民银行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国的一些地区尤其是金融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作用与金融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要求，开始出现不相适应的迹象。实践要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目标，必须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适时作出调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的商业化发展相一致。
和我国其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一样，顺德金融业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总体来看，这些问题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差，历史积累的不良资产总量大。1999年底，顺德市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81亿元，比例高达34．7％；二是金融机构经营效益差，亏损面大，资产收益率普遍较低。1999年底，顺德市金融机构平均综合收息率仅为57％，9家金融机构中有5家亏损。三是违规经营屡查屡犯、金融案件时有发生。这表明繁荣的顺德金融背后，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风险隐患。
人民银行顺德市支行的主要领导，在对顺德市所有金融机构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以后，一致认为顺德金融业深层次风险隐患尚未消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银行没有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进行有效的监管。为此，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在防范化解显性金融风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应该尽快实现金融监管重点的转移，即实现监管重点从单纯业务和风险防范监管转移到以经营效益为核心、带动业务和风险防范监管上来，进一步增强顺德市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彻底改变人民银行监管低效的被动局面。
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促使人行顺德支行明晰了一种创新的金融监管思想，即把对金融机构的财务监控作为切入口，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效益监管体系，以金融企业最终经营成果作为监管的主要依据。新型监管理念中最关键的是，要规避金融企业现行核算制度的缺陷，真正建立客观真实地反映金融企业业务经营全过程的会计核算制度，其核心则在于建立一套的会计核算指标。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由于没有把银行不良贷款纳入其损益核算范围，已成为银行收益数据真实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改革后的核算制度必须准确认定银行贷款损失，而且必须能够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来核准银行的实际收益，侵入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工作服从和服务于金融机构经营效益的实现和提高。
创新金融监管理念的体现
在创新金融监管理念的推动下，按照新的金融监管思路，从今年年初开始，人行顺德市支行全面开展了金融监管创新工作，并制定颁布试行了《中国人民银行顺德市支行效益监管整体方案》(下称《方案》)。
《方案》中的“效益”概念，已不是现行不合理的会计核算制度以及缺乏损失补偿机制的金融机构账面利润，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的完整意义的效益。它不仅包括资产收益和其他收入来源的增加，还包括负债成本和其他成本费用的减少。
《方案》的基本思路是：以金融机构权责发生制下核算的本期财务收益为基础，扣减本期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以及虚增盈利，得出本期真实的经营收益，以此为依据，一系列考核指标值，再按照一定的考核标准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果进行综合评价，然后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对金融机构进行相应的的监督和管理。
《方案》的基本思路决定了效益监管的中心操作环节是对贷款损失的动态界定。对于不能正常收回本金的贷款，在设定的考核期内，分三种情况进行界定：(1)若不能正常收回利息，则这种贷款全部记入损失；(2)若只能正常收回部分利息，则这些贷款按照欠收利息的比例部分记入损失；(3)若能正常足额收回利息，则这些贷款不计入损失。
这种贷款损失认定的原理是：贷款收息不采用利随本清的方式，一般采用按月计收，极少一部分采用按季计收，因此，若有贷款不仅不能正常地按时收回本金，而且在有相当时间跨度的考核期内欠收利息，则这部分贷款资金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能够收回的可能性将极小，而且欠息情况越严重，能够收回的可能性越小，所以，可以认为这部分贷款资金已沉淀。而对于商业化的金融机构来说，若沉淀了的信贷资金能够正常足额收息，则与该信贷资金没有沉淀、从而被收回重新放贷收息所产生效益是基本一样的；反之，若沉淀的信贷资金不能收息或不能足额收息，则该信贷资产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就是完全或部分失去了使用价值。这种既不能产生效益而又因为沉淀而不能保支付的资金，对金融机构来说是名存实亡的。依据这一原理，考核期内贷款损失余额的增加值就是一个机构在该考核期内的贷款损失值。《方案》有关贷款损失动态界定原理的这种客观性和全面性，使其很好地避开了包袱对本期损失的干扰，从而为金融机构经营成果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体系设立奠定了基础。
创新金融监管理念的实践
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资产质量状况的逐步恶化，严重阻碍了我国的金融改革与，但是在传统金融体制下，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不可能最终促使金融确立以效益为核心的经营理念而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对此，人民银行顺德支行的高同裕行长认为，人民银行要全面推进不良贷款的促降工作，与其对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管，不如对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益进行监管，使有效的经营管理成为金融企业自身的要求，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监管效果。
他认为效益监管才是人民银行督促和帮助金融企业化解不良贷款的根本途径。效益监管解决了监管宏观刚性与经营微观灵活性的矛盾，使人民银行与金融企业两者的根本目标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在这种监管模式下，金融企业来自管制的压力消除了，但是来自竞争的压力却增大了。金融企业因而不得不自觉放弃“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经营方式，使争设网点、高息揽存等现象将不禁而止。同样，效益监管的实施，必将使金融企业从一开始就按照商业原则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对借款人的信用进行严格，从而极大地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另一方面，金融企业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来盘活信贷资产质量，以达到增加收益的目的。
效益监管的核心是金融企业经营成果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体系的设立，而其中心操作环节则是对贷款损失的动态界定。据此，高行长认为，效益监管实现了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有机结合，保证金融企业在信用整体水平仍然不高的现实条件下，能够对财务收支进行正确核算和对经营成果进行真实反映。从人民银行的角度看，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于《方案》既体现了对传统金融监管理念的继承，又体现了对传统金融监管理念的革新与发展，客观上有助于培养良好的银行经营文化，有助于推动金融企业银行制度的建立。测试结果表明，《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且《方案》对银行贷款损失的动态界定，可以准确地反映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的真实状况。因此，《方案》在顺德市金融业的试行工作进展相当顺利。辖区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状况开始朝着监管预期方向发展。
顺德市某金融机构，资产沉淀严重，被认定为高风险机构，但由于其贷款以中、长期为主，且做了“贷新还旧”和“追加贷款”的处理，所以1999年末其报表反映的不良贷款率只有0.73％，而采用《方案》的认定方法，该金融机构1999年末的贷款损失率达到80％，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其信贷资产质量的实际情况。这充分说明，《方案》能够有效避免“贷新还旧”、“追加贷款”、“以贷收息”等方式对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真实性的扭曲，其对贷款损失认定的标准明确、计算结果惟一，完全不以借款人提供的财务报表数字是否真确、贷款质量评价人员的判断是否客观、贷款质量的评价标准是否统一为转移。这就为人民银行顺德支行动态地掌握辖区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基本情况创造了条件。同时，《方案》还提出了促进金融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初步思想和基本方法。为此，《方案》试行后，顺德金融业出现了积极变化，金融机构开始转变经营理念，理性地追求“效益规模基础上的资产规模”，在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寻求自身历史包袱的消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场景之一。
工行顺德支行：把“蛋糕”做大，从优质资产业务拓展中求效益。效益观念的强化，使工行顺德支行在贷款投向和投量方面积极争取主动，(1)突出重点，开拓优质客户市场，不断加大对aaa的信贷投入，以确保资产收益率的逐步提高。(2)注重特点，开拓票据融资市场，仅上半年该行贴现余额达到62744万元，占顺德市贴现余额的44.6％，为该行带来利息收入1496．2万元，成为该行较大的效益增长点。(3)创建试点，开拓非生产流通领域企业信贷市场，寻求新的资金运营途径。(4)围绕热点，开拓住房信贷和消费信贷市场，6月末，该行的上述两项贷款余额已经达到8143万元，比年初增长了五倍。该行通过这些举措，在经营效益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扭亏为盈。
场景之二。
中行顺德支行：迅速减员增效，广泛开展“节约创效益”活动，打好“翻身战”。面对人浮于事、连年亏损的巨大压力，中行顺德支行在效益观念的驱动下。从今年5月底起全方位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已减员近300人，同时，先后出台了《银行顺德支行2000年费用开支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顺德支行节约创效益实施方案》，加强了成本费用的控制和管理，达到了增收节支的目的。上半年，该行较去年同期减亏8038万元，减幅达54.39%，占佛山全辖减亏额的80%。
场景之三
农行顺德支行：加速对中间业务的系统化、集约化整合，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对经营效益的贡献率。首先是重点立项，着重拓展了七个项目，包括保险业务、与电信局联网扣费业务、网上申报纳税业务、证券理财业务、住房公积金业务等。其次是采取措施，保证整合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措施包括公关领先、功能设计、技术支持、人力投资等。对中间业务的整合增强了农行顺德支行的营利能力。仅上半年，农行顺德支行已实现账面利润1.6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89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51．3％，其中中间业务实际实现收益86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03万元。
场景之四。
顺德农信社：千方百计消化债务，不断增强后劲。沉重历史包袱使顺德农信社不敢轻言效益。为寻求人行顺德支行效益管理模式下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顺德农信社提出了“三个一点”的历史不良资产处置方案，即“归还一点、落实一点、减免一点”，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争取最大限度地消化历史债务。
顺德市的其他机构也在《方案》的指导下，努力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经营效益，积极创造良性发展的源动力。9月末，人民银行顺德支行对《方案》实行工作进行的初步测试表明，《方案》实施效果显著。辖区9家金融机构中有5家盈利，其中4家机构也全面实现大幅减亏，全辖金融机构盈亏相抵，整体盈利19170万元，有效地扭转了1999年整体亏损的局面。的确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它使加强资产管理、成本控制、内控制度建设、金融案件防范等成为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内在要求。使人民银行在节约监管成本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篇10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一系列自动化技术的实施，有效地将金融服务标准化、降低了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并触及了以往无法或难以覆盖的长尾人群，包括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以及农村群体等。技术驱动带来的金融普惠，在各个领域、各个企业，都取得了一定的应用经验，也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三以“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为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嘉宾们就“金融创新的信息安全基础”，“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边界”，“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信息安全是惠普金融的基石”，“普惠金融的商业逻辑”，“强监管周期下的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发生的未来”，以及“现金贷是否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引发的负面影响”八个主题发表讲话。
金融创新的信息安全基础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表示，我国依然面临着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化的共性难题。这些难题，成为实现全面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去破解。
李东荣首先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一是有助于解决“普”的难题；二是有助于解决“惠”的难题；三是有助于解决服务质量的难题；四是有助于解决商业可持续的难题。
随后，李东荣也提到数字普惠金融在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新特点，以及其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都需要引起普惠金融从业者的高度重视。这些挑战分别是风险治理、数字鸿沟、基础设施、监管适应性，对监管体制方面，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前述分析，李东荣认为应该研究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一是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二是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治理体系；三是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体系；四是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基a设施体系；五是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者保护体系。
李东荣表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作为国家行业自律组织，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实践和风险治理，愿与各界同仁一道共同研究、通力合作，努力实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
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边界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要有边界。他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应回归金融的本质，但是不忘普惠初心。这里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普惠金融有别于政府扶贫，它不是慈善金融，也不是扶贫金融，它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金融，就必须履行金融的内涵；第二，它的经营必须要建立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就如何建立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方面，焦瑾璞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第三，探索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第四，规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第五，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边界，焦瑾璞指出，监管体制错配和法律体系滞后，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他建议应当：一是明晰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边界；二是对金融机构采取行为监管；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构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型法律与监管体系；四是发展监管科技，利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监管能力。
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巡视员、副主任，中证监测总经理赵立新就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好金融科技做好证券期货监管发表了看法。
赵立新首先提到了金融科技运用的上三个场景：智能投顾，基于大数据的指数产品、交易策略和信息增值服务以及基于监管科技的风控合规系统。金融科技为这些场景带来了更低的成本、更强的纪律性、更广阔的服务面，相关技术充分利用所有信息发现价值，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能够克服人类在交易操作上的缺陷，还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随后，赵立新也指出，金融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导致的顺周期特征及交易行为趋同可能加大市场波动，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相互加强，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最后，赵立新介绍了金融科技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应用前景，包括探索智能监管和完善市场监管的基础设施。他建议：一是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建立各监管业务条件之间、各市场之间的信息关联；二是进一步整合全市场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技术深挖数据金矿，对监管业务和流程进行集中的再造；三是构建资本市场运行及系统性风险，监控监测指标体系，开展政策效果的检验和评估，努力成为市场决策者的智囊。
信息安全是惠普金融的基石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总经理季小杰表示，想普惠金融走得更远、更稳，信息安全仍然是基石。她就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用户身份精准识别和认证的问题。她表示，核实用户的真实身份是所有金融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现有条件下，建立立体、多维度的认证体系是实现线上业务身份识别和验证的有效手段。
第二，关于保证交易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具体表现为如何保证参与方相关权力与缺失有效的线上证据保全机制两个方面。她认为可以从电子签名与公正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所颁发的数字证书、基于数字签名技术的无纸化解决方案和合同签署的时后保全服务体系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第三，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问题。安全的管理应该是多维度的，除了数据传输的安全外，系统本身的安全缺陷也可能导致信息被偷或者是本身被劫持。定期的信息安全系统检测是必须的，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地发现安全问题，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四，建立共享机制，联防联控安全风险。她建议尽可能大范围地打破行业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建立高效的联网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做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
季小杰总结，在科技驱动的普惠金融时代，金融服务不断创新的同时，安全风险也不断增加，CFCa愿意为普惠金融保驾护航，让金融真正地触达普惠。
普惠金融的商业逻辑
京东金融首席执行官陈生强指出，要做普惠金融，必须找到低成本、可持续的模式。经济学中，企业成本有一个划分维度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成本结构的不同，使得经济实体所能服务的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也完全不同。如果金融机构固定成本低、变动成本高，那么只能去服务高收入人群和高价值的大公司。反之，则相对没有边际的限制，可以快速复制，覆盖更多群体。目前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症结在于变动成本高，而科技正好可以助力金融机构改变成本结构，并通过贷前、贷后管理降低信用风险，优化服务能力。
用科技降低三大变动成本：一是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触达到传统金融难以触达的人群。通过将这种场景开放给传统金融，就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获客成本；二是科技公司可以在生活消费和产业交易场景中获得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真实反应了客户需求和实体经济的产销情况，通过这些数据+风控技术可以去做风险管理与风险定价；三是在流程运营层面，科技公司可以基于更好用户洞察能力、产品洞察能力，实现从客户申请、授信、放款、贷后的全流程贯通，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极大地改善客户体验。
陈生强还介绍了京东金融实践普惠金融的经验，以及其如何为金融机构提供助力。一是在批量@客方面，京东金融基于京东数亿用户的基础以及电商交易场景，2014年推出了业内首款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白条”，切入了传统金融不便触的弱信用人群或较低收入群体；二是在风控方面，依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做风控。智能风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几乎就不再产生变动成本；三是流程运营方面，以农村金融的养殖贷为例，帮助养殖户建立了一套现代化农业养殖管理体系，提高了整个贷前、贷中、贷后的流程效率，也降低了信用风险。
陈生强认为，未来的金融服务要形成一个“o+o”的模式，即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模式。放眼全球，传统金融拥抱新兴科技，利用科技的能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正在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强监管周期下的金融科技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董w就强金融监管周期之下的金融科技以及凡普金科积累的一些实践和创新两个方面发表了演讲。
董w表示，中国的金融科技目前是在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上，这个和在过去几年整个监管当局对于金融科技等新生事物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但是从2016年底开始，更严格的监管正在发生，在新形势下有利于帮助这个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
他基于两个主要判断：一是金融科技创新，使得可以把钱推到个人和小微企业去；二是金融行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生存。所以金融科技机构就需要通过技术让变动成本的幅度和整个服务的门槛降低来寻求生存空间。
在凡普金科的实践方面，董w介绍，该平台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和类似理财的撮合服务，满足用户不同生命阶段的金融服务需求。凡普金科的云图系统整合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使得其在风险的管理和精准获客上面获得一些优势。能通过大规模应用技术使其盈利性可持续化。
最后，董w指出了金融科技领域需要两方面的创新，一方面，专注在金融科技上的公司需要持续创新，才能提供可持续性的低门槛、补充性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需要监管层面上的更多创新，促使行业里面各主体（无论是第三方的机构，还是龙头企业）相互之间的合作，从而使得技术、信息和数据能够得到更多的共享，降低整个行业的运营成本。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发生的未来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以蚂蚁金服的实践举例，并从五个方面来讲金融科技最重要的趋势，探讨金融科技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金融体系的两大问题：难普难惠和脱实向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