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1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2
关键词：土地征收纠纷；行政救济；司法救济
1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现状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需求量逐渐加大，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就成为满足我国各类建设用地的主要途径。[1]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的梳理和研究，发现土地征收纠纷的一些问题，在这些纠纷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权利主体不明确。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各地都采取不同的标准。根据《立法法》，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就是说，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明确，而各地根本无权自作主张。因此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不具体和不具有可执行性。[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在纠纷类型中占有较大比重，多表现为出嫁女、入赘男、迁入户口和新生儿的成员资格无法认定。
1.2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导致的纠纷
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土地的流转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并在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但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限制，在进行土地流转时，未能完成全部程序，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有瑕疵。
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应当进行相关手续的办理并有序流转，如签订合同，更改登记簿，颁发权属证书。但在实践过程中，土地流转多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备案的少；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
1.3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导致的纠纷
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土地集体所有制规定土地为集体所有，而承包的村民仅享有使用收益权，其所有权和使用收益权是相分离的。在土地被政府征收后，集体组织以村民自治组织的名义将所征收土地的补偿款进行分配，但是因为集体组织成员的意见不可能全部一致，因此村民与集体组织的意见产生矛盾。
征地补偿的分配工作中存在着补偿低、费用不到位、安置不落实，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使用不公开等问题，甚至可能存在贪污、挪用、挥霍土地征收收益的现象，损害了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3]
1.4征地目的“公共利益”界定纠纷
“公共利益”界定含糊。法律规定征收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但对何为“公共利益”，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并不具体明确，公共利益的具体认定仍是我国当前土地征收中的热点和难点。没有一个明确标准，无法准确衡量是否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这就无法避免权利的滥用。
在实践中，公共利益的需要早已演变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如许多和公共利益无关的商业开发被冠以各种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1.5征地程序合法性纠纷
征地补偿及救济程序不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征地方案确定之后的公告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宣告，对于征地方案农民虽然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否听取主动权仍在政府，并且政府听取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见，农民参政的机会较少，在补偿安置方案表决和补偿款如何分配⒂攵炔桓撸民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并未真正实现。
1.6征地补偿标准及范围纠纷
补偿范围狭窄，参照因素单一。补偿标准计算按年产值倍数法统一计算，只参考年产值这一个因素，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过于单一的参照模式脱离市场现实，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补偿不能因时制宜，在物价飞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忽略这些社会客观因素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补偿原则和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根据以上的补偿标准和程序，被征地农民并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补偿。在实践中，这种极低的补偿依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补偿款经过政府、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层层盘剥，最终落到农民手里的补偿款已经少之又少了，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又不能得到很好的安置，因此他们往往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
2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解决农村纵向的土地征收纠纷的两大途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4]行政救济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制度，司法救济则为诉讼制度。以及在各个领域全面适用的制度。我国在农村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在化解农村土地征收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
2.1行政裁决
我国没有统一的土地征收立法，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规定相当少，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中。《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不服的救济措施，即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应当先由县级人民政府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批准征地的行政机关进行裁决。[6]
2.2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土地征收及补偿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首先，涉及土地征收及其补偿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涉及的利益主体很广泛，而行政机关具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平衡各方利益的能力，能较快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决定。其次，由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征收补偿行为进行复议，对错误的征地行为进行纠正，[7]提高办案效率。但在实践中，行政复议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3诉讼
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类型主要分为行政和民事两大类，以民事争议居多。土地征收的民事案件，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因为土地征收牵涉的利益甚广，最大困扰是纠纷当事人是否为平等主体，法院一旦认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就很难受理。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4机制
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意思。根据国家局统计，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土地纠纷占社会上访总量的40%。[8]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兼具征收决定者、裁决者、土地交易者等多重身份，因此政府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过程中很难平衡各方利益，行政救济的手段在实践中得不到被征地者的认可，加上司法救济效率低，成本高，百姓的厌讼心理，被征地者更倾向于的方式反映问题。
2.5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是指依法设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事实和法律，居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一种法律制度。[9]1994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事隔15年之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得以颁行，拓宽了被征地农民解决纠纷的渠道。
3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存在的问题
3.1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体系比较混乱
具体的纠纷解决途径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诉讼、行政复议等，这些规定看起来比较完备，但是由于缺乏整体上的衔接，或者可操作性不强，不同的规定之间相互矛盾，导致各种纠纷解决途径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体系。
3.2行政裁决的适用范围窄且裁决的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裁决仅仅适用补偿标准争议，其他纠纷并未纳入到行政裁决救济的途径之中。在实践中，大量的纠纷是围绕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以及政府不按照法定程序征收土地等产生，这些纠纷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加以解决是不合理的。同时由于批准征地和裁决补偿争议的是同一级人民政府，纠纷解决主体不具有中立性，其裁决的公正性也就大打折扣。
3.3司法救济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司法救济的诉讼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主要的、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司法救济机制作为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依据不明确；其次，有效的司法审查缺位，司法手段介入不足，导致矛盾久拖不决。[10]
4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4.1完善诉讼救济途径
完善行政诉讼救济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防止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相互推诿，尤其是可以改变被征收人状告无门的情况。其次，要建立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机制。为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在发生纠纷后，当事人选择行政诉讼之前，可以设置前置程序，如协商不成，既可以选择复议，也可以选择行政诉讼。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法院必须在作出判决之前，进行调解。
4.2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复议机关受理被征收人提起的复议案件后，依据法定程序和权限，对纠纷作出处理。行政复议只能提起一次，若被征收人对复议机关的处理有异议的，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也可以不提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完善行政鸵橹贫龋首先，理顺政府行政复议体制。明确土地征收争议的受案范围，对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征地行为，要通过行政复议坚决予以纠正，严格依法执行。其次，建立行政复议监督检查机制。结合土地征收纠纷争议案件行政复议工作的实际，制定和细化一系列有效的监督措施，使行政复议的监督制度化，更加有效的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公信力。
4.3健全调解制度
调解是土地征收纠纷当事人在第三方的参与下，自主协商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土地征收纠纷中，主要涉及到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两种方式。完善调解制度，首先要扩大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因为代表土地所有权的是村委会、乡镇政府等组织，而上述主体在行使职权时，往往会与土地承包人产生矛盾，扩大适用范围，可以解决这部分纠纷。其次，要加强法院对调解协议的监督，促进执行。
4.4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
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实现对仲裁活动的监督和制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保障当事人对仲裁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权利，是确保仲裁工作公正开展的有效途径。首先，当事人申请仲裁的途径要畅通，仲裁委不予受理农村土地纠纷的理由要明确。其次，保障当事人选择和更换仲裁员的权利。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
灵活设置仲裁机构，在纠纷多发乡镇，根据需要送裁下乡。在我国的仲裁试点工作中，不少试点地区将仲裁庭设置在乡镇，还有一些地方采用流动仲裁庭的方式深入农村土地纠纷多发地区现场办案。实践证明，在纠纷多发的乡镇设立仲裁机构便民利民，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11]
4.5完善行政裁决制度
行政裁决制度相比其他救济手段更具有优势，行政裁决具有专业性和技术化程度高的特点，行政裁决能够从专业领域解决纠纷，而且行政裁决成本较低，效率高。现今应该更加完善行政裁决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
实行协调前置原则，未经协调的案件，不能进行裁决，裁决机关受理裁决案件后，也要先行组织协调。
成立专门的裁决部门，解决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可以借鉴英美的土地裁判所制度，使裁决部门专门对土地征收行政案件作出处理，这样裁决部门将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12]
注释
[1]陈志科：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J]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亟待法制完善》-中国商报网
[3]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征收收益分配管理的通知》
[4]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5]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6]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7]季金华、徐骏：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J]
[8]李春燕：关于集体土地征收案件的争议焦点和裁判结果的调查与思考[J]
[9]贺海波：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研究[J]
[10]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11]贺海波：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研究[J]
[12]沈裴：行政裁决的救济制度研究[D]
参考文献
[1]陈志科.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0年
[2]李海洋，杨宏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亟待法制完善》[n].中国商报网，2015年06月03日
[3]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征收收益分配管理的通知》（青政k发〔2015〕35号）（2016-01-04）
[4]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D].郑州大学，2011
[5]季金华、徐骏.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J].《金陵法律评论》，2006（2）
[6]李春燕.关于集体土地征收案件的争议焦点和裁判结果的调查与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20151期
[7]贺海波.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研究[D].湘潭大学，2010
[8]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D].郑州大学，2011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3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诉讼观念;纠纷解决机制;应对
经济危机下,全国出现了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情况。以四川省泸州市为例,截止到2008年12月26日,泸州市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倒闭或减员而返乡的农民工有48512人,占返乡总人数的44%。其中,表示返乡后务农的有43132人,表示返乡后创业的有3358人,表示现在没有明确去向而在等待的有38779人。这三类可能继续留在当地的返乡农民工总计88627人,占返乡总人数的81%。
人数如此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给当地带来的不仅是就业压力,还有巨大的社会稳定的压力。这种社会稳定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失业所可能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也来自于返乡农民工观念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与旧有环境的矛盾――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诉讼观念会对当地旧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一、返乡农民工的诉讼观念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但诉讼热情并未提高
走出去的农民工在法律知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具体表现在“诉讼观念”上:农民工获得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对法律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法律的预期更加理性。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农民工认可法律在解决私人间的纠纷时所拥有的权威,比如部分返乡农民工认为离婚判决更容易得到执行而直接选择诉讼离婚;第二,农民工对诉讼“费时、费力和费钱”的特点(或缺陷)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使农民工一般不会选择通过诉讼解决纠纷。
在选择纠纷解决的途径时,新旧观念都在起着作用,诉讼并不是农民工纠纷解决的首选,甚至法律本身对纠纷涉及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规定有时都并不是纠纷解决时应着重考虑的因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传统的“厌讼”心理外,诉讼本身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实用主义”已成为农民工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的基本原则,那些更快捷、更低廉和更有实效的方法更有吸引力。通过舆论报道或者从亲戚朋友处得知的诉讼中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也使得农民工远离诉讼。
2.有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纠纷的意愿,但乡村一级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问题
被调查的返乡农民工都表示,当纠纷超出了自己的解决能力时,希望能有代表自己利益的个人或机构帮助解决纠纷――该个人或机构必须是自己信得过的,或者由中立的第三方解决纠纷――该第三方在解决纠纷时必须满足公正和快速的要求。从理论上讲,利益代言者必须经过被代言者的民主选举产生才具有公信力,作为纠纷解决的第三方则必须具有“权威”或来自于国家的强制力或来自于当地民众的信任。
从这个角度看,村民委员会及其下设的“调解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妇联、消协等社会机构,乡镇司法所、乡镇派出所等行政部门,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实际上,在乡村一级的纠纷解决机制中,上述组织或部门并没有完全发生作用。如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选举出的村民委员会没有足够权威解决村民间的纠纷、也不能代表并维护村民的利益;再如,妇联、乡镇司法所和乡镇派出所等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存在着工作不负责、态度恶劣、相互推诿甚至是尸位素餐的情况。
3.传统观念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
上文已经提到,农民工法律知识的增加并不必然增大其使用法律的可能性,诉讼缺乏吸引力。调查中却发现离婚诉讼却在增加,特别是离婚在农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体面的事,都不愿以诉讼这种“广而告之”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返乡农民工离婚后将不会继续在村子里居住下去,以前能给其带来道德压力的封闭环境将不复存在,因离婚而“颜面扫地”的传统道德观对其已没有了现实的约束力。虽然这并不能推出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要继续留在原村庄居住就可能不会选择离婚的结论。却可以说,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传统观念仍然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调查中还发现,年龄在40岁左右及以上的返乡农民工在发生纠纷后,如果忍让和妥协不能解决纠纷,一般仍习惯于找大队或村民委员会的人解决纠纷。当年轻人发生纠纷后,这个年龄段的返乡农民工都愿意充当调解人,调解效果一般都比较好。这说明,在一个“熟人社会”里,由有威望的人快速而简洁地解决纠纷是一种带有习俗性的常态纠纷解决途径。
二、乡村纠纷解决机制对返乡农民工诉讼观念转变的积极应对措施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就诉讼观念而言,返乡农民工已经有了变化:首先,尽管已经有愿意直接提讼解决纠纷的情况,大多数返乡农民工仍然不愿意采取这种方式。这其中的原因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变化:如果说以前是基于耻于“打官司”的历史心理传统和法律知识匮乏引起的恐惧感而作出的感性反映,现在则是基于对诉讼有了更深认识而作出的更趋理性的选择。其次,返乡农民工寻求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愿望更加迫切。最后,不管是何种纠纷解决途径,返乡农民工对公正、效率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1.谨守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保障的地位
司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谦抑原则”,即法院解决纠纷是以提讼为基础,法院应处于消极的地位,而不应主动参与到纠纷的解决中。这一原则也表明:诉讼只是纠纷解决机制中一种可供公民选择的方式,它应该是最有权威、具终局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却绝对不是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基于上述认识,乡镇派出法庭在纠纷解决中应坚持“有所不为,有所为”的原则。
首先,“有所不为”是指派出法庭不主动介入到纠纷的解决中。如派出法庭不能应行政要求而参与到所谓的“纠纷排查”中,这不仅破坏了司法的独立性、违背了司法“谦抑原则”,而且长此以往,法院的权威会被行政权威所取代,最终结果就会导致寻求行政救济的“上访”愈演愈烈。
其次,“有所为”是指纠纷一旦诉诸诉讼解决,法庭应采取积极措施解决纠纷。这里的“措施”,不仅包括运用调解、判决等审判方式,还包括就案件相关情况建议、督促有关行政部门、社会机构或自治组织加以解决――通过不同纠纷解决部门的协作有效解决纠纷正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应有之意。
2.确保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威性
如前所述,村民自治组织既是村民间发生矛盾时最基本的纠纷解决机构,也是能代表全体村民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协商的组织。村民委员会要真正起到解决纠纷和帮助解决纠纷的作用,其产生就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即只有通过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才可能具有普遍认可的权威,才能真正起到“自治组织”的作用。
2009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已经初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并向社会征集修改意见。有理由相信,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基础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在这种背景下,村民自治组织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将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其也是属于可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之一。要确保这种地位和作用,乡镇一级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机构:
首先,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政――现实中有不少问题之所以产生,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干涉选举。
其次,必须积极转变观念:村民自治组织是个过滤器,能在基层化解很多矛盾,地方政府将不用花更多的人力、物力去解决较小的纠纷;村民自治组织是个利益诉求表达工具,政府通过与其沟通可以有效化解可能的,而不必直接去面对众多的利益诉求者,这有利于地方政府集中精力解决较大的纠纷,最大程度地减少正面冲突。
最后,必须规范具有解决纠纷功能的职能部门的行政行为,为村民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
3.正确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
大学生村官的优势在于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对于推进农村行政的文牍――甚至是电子政务――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行政的规范性有着极大的作用。大学生村官解决纠纷经验的欠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的身份以及其对自身身份缺乏认同感等特点,决定了其在农村纠纷的解决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在于直接处理纠纷,而在于为当事人提供解决纠纷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包括向当事人提供相关的基本的法律知识和建议当事人向哪些国家职能部门或社会团体寻求解决或帮助。
从具体制度的层面建议:在“村调解委员会”内设置专门的“纠纷咨询办公室”,由大学生村官以驻村办公的方式全面负责咨询接待工作;为节约村委会行政和村民解决纠纷的成本,该办公室应和“村调解委员会”一起设在村委会办公的地点。每次提供咨询时,大学生村官都应进行记录,记录的内容应该包括当事人及其住所和联系方式、纠纷发生的时间及其大致的内容、建议可以采取的解决途径或可以寻求帮助的部门。
大学生村官应该在提供咨询后的十五日至三十日内进行回访;回访主要围绕纠纷的解决情况展开,包括当事人找了哪些部门或机构参与纠纷的解决,特别是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满不满意;如果纠纷仍未得到解决,则应帮助当事人询问或督促相关部门、机构解决纠纷,如果纠纷未得到当事人认可的解决,则应继续为当事人提供纠纷解决的信息;回访情况也应记录在案,这样就可以实现对前述具体行政部门间对纠纷相互推诿或不切实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部门外的有效监督。
这样的制度设计,既能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具有操作性的考核,也可以对具体行政职能部门是否有效行使职权进行监督。对大学生村官做好这项工作持乐观态度。
三、结语
只针对小范围人群在纠纷发生后如何选择纠纷解决方式进行探讨,并没有针对如何避免纠纷的发生进行讨论,如如何增强农明工的婚姻观念以防止离婚诉讼的增加。这不仅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而且试图通过这种制度的设立以达到避免纠纷产生的目标,其效果本来就是令人怀疑的,只要有不同利益的存在,纠纷就是不可避免,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更应着重解决的是,当纠纷发生后,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纠纷当事人可以迅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使纠纷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1]徐昕.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4
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
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环境侵权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根据预先约定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当事人双方一旦达成仲裁协议，请求仲裁机构进行裁决，则仲裁机构的裁决就具有拘束双方的效力，其效果就如同法院判决一样确定，当事人非有法定情形，不得申请撤销裁决，必须服从。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之间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将不予受理。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5
关键词：美国；高校；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纠纷逐渐增多，高校纠纷机制的建构问题开始跃入我们的视野之中。由于高校中许多纠纷并不适于全部推向法院，许多案件如一些学术纠纷并不适合由人民法院受理而需要司法机关保持合理的司法节制主义精神[1]，因此，从大学自治的角度出发，立足大学自身解决问题，建构高校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便摆在了我们面前。这方面的讨论中就已有文献指向了已经建立但是实践中运行并不成功的高校内部学生和教师申诉机制的完善问题。[2]学界在批判我国既有制度的过程中，纷纷将目光转向国外，介绍、比较和研究国外高校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实践经验。本文也不揣浅陋，希望以美国几所高校中的纠纷解决机制为例，总结和介绍美国高校中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
一、重视和倡导非正式途径解决纠纷
从理论上来说，凡是通过法院之外的途径和渠道来解决纠纷，或者更准确地说，凡是通过非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的机制，都被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aDR）。因此，在高校内部自行解决纠纷的机制，毫无疑问也属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范畴。然而，与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同的是，美国高校中的纠纷解决也区分为两种：一是通过专门机关受理的正式裁决（Judgment）机制，此机制往往需要经过严格规定的程序，如举证、审前交换证据和质证、正式开庭、判决乃至上诉等程序。对此，下文将专门论及。二是通过非正式途径来解决纠纷。这就是纠纷解决理论上为人们所熟悉的谈话、调停（mediation）、和解和谈判等途径。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有着法律泛滥主义色彩的国家。法律无处不在，法律意识深入人心。正是这种背景，人们通常容易认为，选择诉讼解决纠纷是一个人们通常最爱的方式。在高校中选择通过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也是高校教师和学生或高校其他成员最倾向的方式。然而，正是在这个法律制度非常健全、有着深厚的法治传统的国家，在对诉讼爆炸现象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酝酿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并广泛实践这样的理念。这种通过非正式的诉讼机制来解决纠纷的理念，在美国学者看来是来源于东方中国的经验和传统，如今从美国向全世界广泛传播。同样，在美国高校治理经验中，也倾向于通过非正式的途径来解决纠纷，这样的倡导也通常会在高校章程或高校的政策文件中体现出来。譬如，芝加哥大学的大学政策中，针对性骚扰案件的纠纷解决，就明确主张“芝加哥大学处理非法性骚扰纠纷的程序高度强调通过非正式程序来解决”，或者通过建议（advising），或者通过调停（mediation）。甚至更进一步，该校政策甚至明确申明，“正式程序并不具有比芝加哥大学校园内其他非正式或正式程序具有更优先的效力”[3]。在这种非正式程序中，包括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通过与教师、系主任、导师讨论，进行非正式的谈话，也可以要求教师、学院院长、导师向被控告者进行非正式谈话。[4]耶鲁大学在其教师手册中倡导，希望和鼓励教师通过非正式程序，譬如与责任人直接谈话和讨论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作为鼓励当事人通过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的措施，大学将可以派一名教师或管理人员作为建议者（advisor）通过非公开的方式来参与纠纷的非正式解决。[5]普林斯顿大学也主张“通过大学成员之间开放和坦诚的沟通来解决纠纷”，为此，“学院院长、本科生负责人、研究生院院长、导师的监督、系主任、人力资源代表、雇员辅助计划咨询人（Counselor）等等均可以应邀参加协助处理冲突的非正式解决”[6]。上述各校的举措表明，各校除了在重要的学校文件中载明学校鼓励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纠纷的理念倡导之外，还有具体措施，如派遣教师乃至负责人或负责机关在非正式途径中介入纠纷的解决，从而避免正式纠纷解决程序的启动。如此现象似乎多少体现了美国高校也在践行构建和谐校园的理念。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6
一、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民事性的双重特征
合同，亦称契约，原本是私法的范畴，将其移植到行政法领域的结果，就使行政合同具有了它有别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和一般民事行为的特殊性，成为一种“混合性合同”，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主体地位不对等的前提下，达成双方协商一致的合意；二是合同虽具有公益性的内容，但却以私法上的契约形式存在。
地位平等是民事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而行政合同中的主体一方是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它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行政管理权力；合同的另一方，则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需要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在合同订立时，行政主体为了推行行政政策和国家管理的目标，就必须要保持在合同订立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地位。合同中权利义务的配置也必然是向行政主体倾斜，民事契约中的平等原则，在行政合同中是不适用的。主体的不对等还体现在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具有行政法上的监督权力和变更、解除合同上的优益权，如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履行，作为合同一方的出让人可以土地管理部门的身份对受让人依照出让合同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行使监督管理权。
地位的不对等并不没有排斥彼此间自由合意实现的可能性，行政合同毕竟不是单向性的行政行为，尽管它突破了民事契约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但它仍须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行政合同不象具体行政行为那样建立在单方权威和服从关系上，行政主体没有强制相对人必须接受合同的权力，合同法律效力的产生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达的一致，而非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
具有公益性，也是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点。行政合同是为实现行政目的而设定，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它属于公法的范畴，不少学者认为它也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它所具有的公益性已决定了合同的根本属性。但由于存在一定给付内容的对价关系，混杂着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必须以契约这种“私法”上的形式存在。行政合同在援用契约这种私法形式时，也必然要援用相关的民法原理，如合同的要约与承诺、契约自由、缔结契约的行为能力、、合同的效力、不可抗力等等。这些民法规则在行政合同中的大量援用，使这些合同的“私法”味道更为浓厚，民事性质更为明显，行政和民事的混合特性更为突出。
二、我国现行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双重特性，使行政合同出现争议时，如何实施救济，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实践中，单纯适用行政或民事的救济程序，都无法解决行政合同这种混合合同所具有的所有问题。
不少行政法学家主张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其所产生的纠纷只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政救济的途径解决。更有学者认为：“在行政契约纠纷进行司法救济上，则应肯定行政诉讼制度是唯一的司法救济途径，这是我国根据法律关系性质而区别救济途径的制度下，行政契约作为行政法上的争议从性质上排斥其他司法救济途径的结果。”（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184页）这种根据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观点是符合我国传统的法律救济理论的，但本人仍然认为这些观点过重地强调了行政合同的行政特性而忽视合同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行政合同违约中存在的民事法律责任承担问题。排斥民事救济途径，单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是无法满足解决行政合同纠纷需要的，因为围绕权力支配关系而建立的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并没有给行政合同留下空间，它只是一种为相对人提供的单向救济的制度：（1）诉讼的提起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利于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寻求救济。首先，行政主体没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法定权利，无法主动寻求救济；其次，当相对人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时，举证责任完全在行政机关一方，责任分配明显不公平；（2）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确认和追究行政相对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行政救济程序只着重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缺乏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确认的机制；（3）行政法对单向性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极其严格，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处理行政合同纠纷时，也必然要进行同样的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这也使行政主体在复议和诉讼中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可以认为，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单向性构造不能满足行政合同救济的需要。
适用民事救济程序，同样不能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仲裁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对于行政合同，这两种救济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仲裁救济，是一种适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救济方式。行政合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因此，此类合同的纠纷显然不在《仲裁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且，仲裁机构是个解决民事纠纷的民间组织。如果允许民间组织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裁决，实质是允许民间组织对公权力进行干预，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同样不能彻底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行政合同的纠纷，归根到底仍是行政性纠纷，而且，产生纠纷的原因和形式往往是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施加了行政强制权，甚至是行政处罚权，一旦涉及行政行为，必须适用行政法予以调整，其纠纷就不是民事诉讼程序所能解决的。
既然行政合同具有的双重性使行政救济程序和民事救济程序均无法独立解决合同的救济问题，这就必须在现行救济制度下考虑行政和民事并用的双重救济途径。尽管循行政或民事的途径对行政合同实施救济均有不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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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对合同救济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行政合同具有的行政和民事双重性，使其在违约责任上也具有双重性。而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给人们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司法实践中提供了一个选择救济途径的可行标准。
与民事合同比较起来，行政合同的违约，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且，在承担违约责任上，当事双方是不对等的：行政主体违约，一般只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政相对人违约，则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为主，其次才是民事赔偿责任。基于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公益性，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目的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同时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并可施之以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是典型的行政合同违约须承担行政处罚责任的规定。
在行政法中，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是行政处罚，由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属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土地使用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承担的应该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而非行政法律责任。从对立法习惯用语的理解上，“请求”一词的使用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行政强制力的行使来强令相对人作出赔偿，只能通过协商或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由法院进行判决。同样，行政机关违约，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赔偿，不能认为是一种国家赔偿，因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是有归责条件的，包括：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和损害结果的事实存在。但行政合同的违约赔偿不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显然属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更无法承担行政处罚这种行政法律责任。可见，在行政合同的违约中，确实存在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既然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具有双重性，在救济制度上，就必须适用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和民事并用的救济途径。据此，本人认为，行政合同的救济，应根据责任方式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救济方式：（1）行政主体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实施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使合同的相对方承担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就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实施救济；（2）行政主体并未运用行政强制力追究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而是请求经济赔偿责任的，或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提出违约赔偿请求的，则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问题在于，行政合同的纠纷中出现了同时承担两种法律责任的情况时要分别两种途径实施救济，仍具有不合理性。这只能通过改革现有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予以解决。
四、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和观念的进一步转变，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必然会在经济管理领域以及行政管理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行政合同法律地位及救济制度的不明确，将使大量的行政合同关系处于不规范状态，合同出现的纠纷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立法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既然行政合同不论循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均有不合理之处。就必须针对行政合同的特性重新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需要。
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仍应根据我国以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理论，以行政救济制度作为构建行政合同特殊救济制度的基础，着重对现行行政救济制度中的单向性构造予以调整，建立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具体构建方式是：
（1）明确将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并列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未排斥双方的行为，行政合同的纠纷已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类似行政合同之类的双方行为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但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1999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进行了修正，取消了对单方行为的限定，恢复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受案范围。但要将行政合同的纠纷，包括其中涉及民事性质的纠纷，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需有专门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
（2）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继续适用的基础上，引入民事救济的基本规则，构建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诉讼，有范围、有限度地引入民事救济的规则，包括：第一、在诉讼权利方面，增加行政机关提起诉讼和提出反诉的权利，将行政诉讼的单向性结构改造为双向性结构，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诉讼；第二、在适用调解原则方面，改变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允许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合同纠纷，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民事性利益的行政合同纠纷；第三、在合同效力的确认方面，增加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对合同订立中的意思表示问题，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在违约处理方面，增加违约责任处理的内容，使审判机关可对合同履行和违约赔偿问题予以审理和判决；第五、在举证责任方面，修订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则，对违约问题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涉及合同的合法性问题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以及行政处罚的问题时，则仍由行政机关负责举证。此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对行政救济进行改造时，须维护行政救济基本原则在救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对诉讼案件审理的重点仍应是以行政法为依据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才能使救济制度与行政合同的根本特性相适应。如果不考虑行政救济自身的特殊意义，使主体与审查内容都与民事救济一样的话，那还不如对民事救济进行改造，这样更为简单和方便。
（3）明确界定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不改变现行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和原则，涉及民事性质的合同纠纷不列入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复议，其复议范围可具体限定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应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二是行政机关在监督行政合同的履行中实施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而引起纠纷，由复议机关将此类行为视作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并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复议审查。
主要参考文献
1、余凌云著《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7
纷争双方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授意对方以某种有利可图的条件来交换,以平息纷争为诱饵,让对方逃避法律追究和道德谴责,这样的“私了”行为一旦被滥用,表现上看似乎矛盾纠纷已经化解,事态已经平息,但实质上这是在逃避法律,对法治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只有对滥用“私了”行为加以预防,才能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人们才会更加守法,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昆明市某中学老师程先生应朋友之邀小聚,餐桌上一北方女士为显豪气,大口喝酒,最终不省人事,醉倒在餐桌上。女士的朋友知道后,以为是“臭男人”灌其女友所致,遂邀十余人乘宝马等豪车赶到,对饭局上的人大打出手,将程先生打致轻伤(法医鉴定)。110接警赶来后带回警局处理,打人者当晚赔礼道歉,并将程先生送到医院医治,垫付了医药费。由于构成轻伤,程先生欲对方,但警方人员劝其要对方给予经济补偿了事,称取证困难,诉讼时间长,能不能判对方刑还是未知数,即使判个缓刑也没有多在意义,不如拿钱走人。最后多次谈判,对方赔偿了一笔钱了事,像这样的“私了”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私了”是指纷争双方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授意对方以某种有利可图的条件来交换,以平息纷争为诱饵,让对方逃避法律追究和道德谴责的这样一种行为。一些不太严重的纠纷,通过协调双方当事人“私了”,其弊就明显大于其利,甚至容易成为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障碍。
“私了”的类型及其特点
家庭型“私了”。这种类型以维护家庭经济和家庭名誉为落脚点,实际上是一种道义上的良心发现。如故意伤害行为发生后,行为人会以求情的态度去迎合受害人,通过支付部分医药费,对受害人给予安慰。而受害人也碍于情面,挨了打也不告发。
个人型“私了”。这种类型一般发生在特定的场合,行为结果的发生会影响着个人在公众中的声誉。如,本来是对妇女儿童性权利的侵犯,行为人依仗某种特权或某种势力,使受害人不敢告发;同时受害人也担心个人的名誉受损,害怕在社会上招来非议。因此,行为人实施行为后,为不让受害人告发,给受害人一定经济补偿作抚慰,而受害人只好带着创伤的心灵生活,这类型尤其是被显得尤为突出。
公众型“私了”。体现在维护其整体和集团利益上,因群众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如打群架,组与组、村与村之间因某种利益引发纠纷,这类型的纠纷一般双方同时存在“行为人”与“受害人”。因此,双方认为事态已经“扯平”,没有必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组织型“私了”。这类型存在着对一种职权利益的维护,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情况下,组织者为维护某种职权利益,应作为而不作为。他们往往轻信矛盾可以避免或事态不会再扩大而静观其变,这纯属一种消极的处理状态。因此,双方无法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矛盾处于休眠状态,有可能还会一触即发。
“私了”产生的原因
“私了”现象的存在,有其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原因。
主观上,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纠纷出现后,在寻求解决途径中怕麻烦,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认为执法部门处理纠纷都以支付金钱作为前提,怕纠纷处理下来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如当事人拿到法院判决或裁定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执行,权利人就产生“当初不该通过法律进行解决”的后悔心理。有的当事人还不相信执法部门的能力,怀疑处理纠纷的公平性,因而另辟蹊径寻求“私了”的解决途径。
客观上,执法环境欠佳。可以说,能够“私了”的案件,大多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范的范围。然而一些地方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出现该处不处、该罚不罚的现象。一些基层组织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从司法实践来看,“私了”大部分发生在农村,一些村级组织调解不健全,有的组织虽然成立了,但不能履行职责,他们连基本的调解程序都不掌握,一些基层组织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达标,机械地把“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组,丑事不出门”的规则当成处理纷争的法则,纠纷处理过于简单,一些偏远地方还用“寨老训话”的方式来调解纠纷。“不痛不痒”的处理令当事人觉得不如“私了”合算。
滥用“私了”行为的弊端
“私了”行为一旦被滥用,表现上看似乎矛盾纠纷已化解,事态已经平息,但实质上还是在逃避法律,对法治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法治的良知受抨击。社会主义法治的良知,也是法治的初衷,就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确立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私了”在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往往会扮演“假面孔”的角色,表面上矛盾纠纷已经处理,实质上矛盾还愈演愈烈,这与法治的良知背道而驰。
“私了”并不利于稳定。“私了”现象所产生的后果,从表面上看似乎稳定,但实质上存在着矛盾冲突无规范性解决的状况。“私了”的过程会有很多不熟悉法规的人参与,他们或凭着哥们义气,或凭经验办事,难以从本质上解决问题,随时都会引发事端,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对执法行为的规避。执法行为是法律规定解决争议的一种渠道,有治安处罚、行政调解、行政裁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判决等,从执法行为启动开始,都有一套严密调解的程序,离开了这个程序就是执法行为违法。很多“私了”行为都打乱了这种程序,在无序状态下做出的处理结果,眼前看似平静,隔一段时间纠纷往往再起,到时当事人想从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已过诉讼时效。
对执法部门的轻视。“私了”是当事人在对自己的纠纷感到无法解决或认为执法部门无能力解决的情况下寻求的途径。信任执法部门,是因为执法部门在解决纠纷时能做到依法、公平、公正、公开、及时,案结事了。不信任执法部门,是因为执法部门在解决纠纷时,不能公平、公正、公开、及时、抑或存在乱收费以及存在“生、冷、硬、横、推、拖”的现象。种种情况表明,当事双方就是因为不信任占上风才“私了”的。
对滥用“私了”行为的预防
如上所述,“私了”行为被滥用对法治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必须加以预防。
提高效率,创造良好法制环境。宪法规定,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公安机关力求做到快立、快侦、快捕。对不构成犯罪的,该治安处罚就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该报捕就尽快报捕。检察机关要尽快批捕,尽快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要快立、快审、快执行。对民事案件要以“定纷止争、胜败皆明”为目标,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8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保护工作亦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从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来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只不过是保护消费者法律体系的初级目标，以保护消费者权益来维护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所在。所以保护消费者权益途径的利弊，应当以是否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否有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为判断标准。为了更好的使消费者权益争议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定了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五种渠道途径。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可根据所遇到情况不同的纠纷，进行选择适用。虽然这几种途径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在实践生活中，如果选择不同的途径产生的效果也就会有差别。这不但影响了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也影响了法律价值的实现。本文通过对我国现有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五种途径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剖析、比较，提出如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合理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一些合理建议。[关键词]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权益纠纷仲裁一、引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迅猛发展、我国消费者权益问题日益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件非常突出，侵害消费者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不但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而且打击了合法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令消费者怨声载道，并且损害了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状况如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例如《价格法》、《商标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尤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成为消费者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坚强后盾。本文通过分析、对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五种途径，给消费者指出一条如何保护自我合法权益的清晰思路，并在这基础上，给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提出一些建议。二、协商和解和解是指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的形式分清责任，取得彼此谅解，最后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消费者争议协议的一种方式。协商解决是指在争议发生后，消费者与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有关争议进行协商、交换意见而最终达成解决争议的方案。消费者在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或就与自己利益有关的问题与经营者发生分歧时，可以主动与经营者联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看法。这种方式具有简便、高效、经济的特点，且涉及的消费者争议大多数是标的不大，案情比较简单的争议。协商和解在实际生活中最普遍，如果这种方式一旦被接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保护，同时经营者在利润和商誉上也不会受到损害，而且程序简单、节省时间和精力。这种方式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都不会产生任何消极的影响与其他的途径相比成本最低，无论是对消费者或经营者，它都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途径。因而也是世界各国消费者与经营者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但是这种方式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消费者个人的力量和经营者的态度，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因双方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只有双方都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才能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消费者与强大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具有优势地位的经营者抗衡。如果经营者以消费者的利益为重，就会为消费者解决问题。如果经营者不讲信用，就可能会推诿，逃避责任，那样消费者的利益就会得不到保障。协商和解的缺点就在于缺乏国家强制力，它可能使消费者在遇到不负责任的经营者时候消耗精力、时间而问题仍得不到解决。那样的话就应当寻求其他更好的解决途径。三、调解调解指在第三方的支持下，由当事人就有关问题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民间由来已久的解决方式，其中以消费者协会调解最为正规。消费者协会调解是指消费者和经营者将争议提交消费者协会居中调和，双方相互协商调解，从而达成解决争议的方式。调解不同于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和解只有消费者与经营者参加，而调解是消费者、经营者、消费者协会三方参加，由消费者协会居中调解，此时消费者协会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它必须公正的调解；另外消费者协会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无论调解是否达成协议或怎样达成协议，应当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如果达成调解协议，即由双方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消费者协会不得强迫履行。消费者协会还可以在调解过程中提供双方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参考方案，但是不能代协议双方当事人做决定。在我国，消费者协会可谓是联系国家与广大消费者的纽带。各级消费者协会广泛的吸收国家政府机关的代表参加，为消费者协会争取国家对支持消费者保护工作开辟了一条有效道路。续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将每年的三月十五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1984年12月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之后，全国各省、市、县等各级消费者协会相继成立，目前全国各地已成立消费者协会及相应组织五千多家，每年都要受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投诉几十万件，截止2005年3月份、全国消费者协会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达到224万多件。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与各方进行交涉、调解，为消费者挽回4亿多元的经济损失。消费者协会受消费者委托时，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是消费者的人。受理消费者投诉、为消费者排忧解难、并进行处理是消费者协会直接帮助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消费者投诉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过程中受到侵害，往往标底金额较小，消费者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但这些小事如果不及时的解决处理，往往又会纵容不法经营者继续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投诉案件并非都表现为争议案件，有时消费者只是希望能够制止某些经营者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并不一定要求经营者给予其赔偿。可以说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对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在总体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部分冲突，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负担，也是市场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不仅在我国，在其他国家、民间社会组织的调解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但是消费者协会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没有法律强制力，实际工作起来没有威慑力度，常常力不从心，使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所以往往只有依托于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来解决那些令人厌恶不讲诚实信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投诉。四、申诉行政申诉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予以保护的请求。行政申诉提出后，由行政机关依法做出处理决定，及行政机关解决一定范围内带有民事性质的争议案件的活动，属于行政裁判行为的一种类型。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目前已制定的法律、法规大多数要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行使。行政机关的经济监督，在国家经济监督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在整个国家监督机关的建设中，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直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关有——负责对一般商品、服务进行综合管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分支机构；负责食品、药品、化妆品质量问题的食品卫生部门；负责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问题的物价部门；负责商品质量、服务标准、商品计量问题的技术监督部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听取消费者及其他社会团体对经营者的交易行为、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的意见，及时调查处理。”因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行政规章，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理消费者申诉实施办法》等。工商、物价、卫生、质检等行政部门实际履行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能，促使其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的主要因素有如下：（一）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在市场经济中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最高的经济利益，有时会损害社会利益，也包括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仅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以“裁判员”的身份出面去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才能保证市场经济迅速健康的发展。而行政机关对消费申述的解决就是一种对市场经济竞争的维护，大量实践证明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维护方式。（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上来看：通过消费者向行政部门申述，行政部门能够利用强制的执行力及时地打击那些坑害消费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行政部门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尤其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着对市场流通领域商品进行监督管的重要职责，做好消费者申诉工作，将会为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提供良好数据，为繁荣市场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按《环保法》的立法模式，予工商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就能更好发挥其完备的体系与消费者、经营者联系密切的优势、高效地处理权益纠纷、防止纠纷的扩大化、及时制止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三）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上来看：要以申诉的方式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纠纷有很多优点；1、以申述的方式解决与协商、调解相比较，申诉的程序比较正规，对于消费者来说可靠性会更强些。《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的程序，包括时间规定、回避制度等，这些程序上的规定保证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行政申诉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地将纠纷交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解决。2、以申诉方式解决消费纠纷会更经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规定行政申述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对于小额的消费纠纷，以申诉的方式解决，会更有利于消费者。不会出现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后果。3、另外申诉还有高效、快捷的特点。《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理消费者申诉实施办法》规定，以普通程序解决消费纠纷的时间是60天，对于争议金额较小的消费纠纷可以采用简易程序，花费的时间会更短，同其他保护途径相比效率要高的多些。五、仲裁解决消费者争议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由仲裁机构仲裁。仲裁也称“公断”是指发生纠纷的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行为。消费纠纷应当以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裁法》）的规定进行。与其他处理消费者纠纷的方式相比，仲裁是由消费者、经营者、仲裁机构三方当事人参加，但是必须有仲裁协议，才能申请仲裁。它是一种准司法活动，并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经济性、快速性、保密性强的优点。根据《仲裁法》第十五条规定：“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仲裁委员会，是指依法成立的有权根据仲裁协议受理一定范围的经济纠纷，进行法院外仲裁的机构。而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由此可见我国仲裁委员会属非政府民间机构。根据《仲裁法》的规定，我国大中城市，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及有建立仲裁机构需要的其他设区的市，都应设有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没有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因仲裁机构只在设区的市设立，对于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如果要想以这种方式解决纠纷将会非常的不便利。而且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选择仲裁的方式，仲裁机构将不受理。所以这种途径在我国并不被争议当事人看好，现在选择仲裁方式做解决消费纠纷的不太多。美国是最早尝试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国家。美国仲裁协会在1968年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全国解决纠纷中心”，该中心确立了消费者权益纠纷仲裁制度，并开始在全美范围内进行运作。在美国，一些商家往往通过合同约定将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首选方式，尤其是在汽车销售、金融服务、医疗和其他家庭服务机构，都将仲裁条款纳入合同的必备内容。如果消费者和经营者愿意选择仲裁为解决消费纠纷的途径，将是一种对社会和市场经济都有利的方式。我国某些城市也开始了消费者权益仲裁的尝试。例如从2000年湖州消费者协会成立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以来，浙江湖州市消费争议仲裁中心已经为消费者解决了170多起纠纷。经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各地消费者协会的努力，在同各地区仲裁委员会协商后，我国已经在河南、山东、河北、浙江、辽宁、等地，设立了以消费者协会为依托的仲裁委员会分支机构，专门受理消费纠纷，尤其是小额消费纠纷案件。当然，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要想正常发挥作用还需法律制度的认可，必须为现有的仲裁法所接纳，其做出的裁决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否则，仲裁裁决的效力将仅相当于现在的调解书，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也只不过是现有消费者协会协调解的又一翻版而已。六、诉讼在我国消费者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决争议。诉讼是解决争议最有力的方式。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其判决具有强制力。另外法院可以依自身职权强制执行生效判决。消费者的诉讼可分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三种。在这，我们一般讲的主要是民事诉讼。虽然这种途径十分有力度也最有效，但是在实践生活当中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考虑，民事诉讼不应该成为解决消费者纠纷的主要途径。（一）社会利益的角度上来看：以民事诉讼保护消费者权益，只能是保护消费者的最终途径，不应当是首选途径。消费者在寻求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不仅自身要花掉一定的费用，而且还要花费法院的司法成本费。如果所有的消费纠纷都交由司法机关解决，那么司法机关必然会不堪负重，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将会受到损害。所以从考虑社会利益的方面看，分散消费纠纷解决渠道，将会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二）场经济的角度上来看：虽然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有一些完善，但尚未完全走上正规轨道，大量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充斥着市场，所以必须靠效率高、效果显著的方式调控市场，显然实现这一目标靠行政保护途径要比司法途径更可行些。（三）从消费者的利益角度上来看：在我国，一般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差，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听之任之、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到法院打官司。而且，一些消费者对法律缺乏了解，加上其所面对的经营者大多数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对其是否能够胜诉缺乏信心，害怕打官司后，不仅受到的损害得不到补偿，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人力、财力的浪费。伴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宣传力度的提高，特别是“王海打假”现象的出现，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法律意识已培养起来。依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消费者在诉讼中的各种开销费用全有投诉者承担。但由于消费者的收益是有限的，既便赢了官司，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最多能得到增加一倍的赔偿金额。对于那些小金额的消费纠纷，消费者要以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就显然得不偿失。显然诉讼成本高已经成为消费者选择民事诉讼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绊脚石。随着国家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不断的完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等一些法规的出台，使消费者在民事诉讼领域里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有简易程序的规定，但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比较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消费者往往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因此，在程序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应当仿效国外设立小额程序，专门受理并解决消费者因缺陷产品造成损害、争议的金额较小的纠纷案件。七、结束语通过我们对比、分析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五种途径。笔者认为现实我国消费者在解决消费纠纷时可根据不同的标的、不同的情况选择其相应的解决途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应以行政保护为主，以调解、仲裁为补充，以民事诉讼为最后的渠道。同时加强规范、完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法规章，增强行政执法力度提高其法律层次。抓紧制定消费者援助制度，消费者援助制度实施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另外，还可利用社会传播媒介和消费者运动，广泛宣传消费者维权意识，形成“讲诚信、反欺诈”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自我保护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气。通过社会舆论，使假冒伪劣商品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向前推进，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途径将会更加完备、高效。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9
关键词教育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完善
调解是我国解决教育纠纷最重要的传统手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作为调解形式之一的行政调解，对于处理教育纠纷、解决教育领域内的各种矛盾等方面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教育行政调解制度具有较为浓重的政治色彩。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5年《教育法》颁布之后，随着教育法制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和学术界开始对诉讼介入教育纠纷解决予以了高度的推崇。然而，近些年来，面对日益激增且类型日趋复杂的教育纠纷案件，依靠以诉讼为主的解决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教育纠纷解决的需要，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渠道解决教育纠纷的机制，成为现代教育与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2002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确立了校园伤害事故处理中的教育行政调解制度。在此之后，教育行政调解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教育纠纷解决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教育改革日趋深入、教育纠纷不断增多的背景下，进一步明晰教育行政调解在解决不同类型教育纠纷中的独特优势，全面检视当前我国教育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并积极探寻完善教育行政调解制度的相关策略，对于及时化解教育纠纷、促进教育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行政调解在解决教育纠纷中的功能优势
教育纠纷，即指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以《教育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各种争执。依纠纷的性质不同，教育纠纷可分为教育民事纠纷、教育行政纠纷和因犯罪引发的轻微刑事纠纷，同时也包括学术纠纷等其他性质的纠纷。由于教育活动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领域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各种矛盾日显突出，导致教育纠纷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趋势。出现纠纷，就要有相应的方式加以解决。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不利于教育和谐稳定地发展。
因教育纠纷的性质及特点不同，解决途径必然有所不同。我国目前解决教育纠纷的途径主要有：（1）纠纷双方自行协商解决；（2）通过第三方主持调解解决纠纷，依调解的性质、范围和主持者的不同，可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3）通过行政复议解决纠纷；（4）通过《教师法》《教育法》特别规定的教师申诉和学生申诉解决纠纷；（5）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即通过民事、行政及刑事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教育行政调解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纠纷解决机制，是基于自愿原则，由教育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在尊重事实、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当事人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从而使教育纠纷得到有效解决的活动。作为一种“柔性”解决教育纠纷方式，教育行政调解与其他调解形式一样，都是建立在纠纷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之上，经争议双方协商后达成调解协议。所不同的是，教育行政调解是由教育行政机关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居中处理纠纷。在现有的教育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东方经验”之称的行政调解，依其独特的特点和优势备受重视。
1.专业性优势
“法院的机制并不适宜于解决每一纠纷，原因之一是缺乏公正而经济地解决某些纠纷所需要的专门知识。”[1]教育活动不仅涉及主体广泛，而且活动内容、活动过程及方法手段也体现了极强的规律性和多样性。为此，针对纠纷所呈现的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相应专业知识就成为纠纷解决者所必备的条件。比如在校园伤害纠纷案件中，学校是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应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判断学校在履行教育、管理、保护职责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而教育行政机关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界定纠纷性质、调查事实真相以确定责任大小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从事教育纠纷行政调解工作的一般为教育行政部门为调节行政纠纷而专门设置的机构，调解机构一般由具有教育领域专业化知识以及业务水平娴熟的调解人员构成，并能够运用专业化的知识与业务常识对具体纠纷事实进行鉴定，进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调解。
2.权威性优势
“一般说来，第三者介入纠纷解决的效果取决于其在社会上和当事人心中的权威性，权威性越高，第三者越容易实现对纠纷的有效解决。”[2]教育行政机关是依照宪法和行政组织法成立的、代表国家行使教育行政管理职能、领导和管理教育事业的行政机关[3]。一方面，教育行政机关本身的地位及职权属性，必然会使其在当事人心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作为国家教育公权的行使者，教育行政机关掌握着众多的教育行政资源，使得无论是专门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还是依法享有受教育权的受教育者以及其他可能的纠纷当事人，对主持纠纷调解的教育行政机关产生一种当然的敬畏心理，从而有利于纠纷得到迅速解决。另一方面，教育行政机关主持调解教育纠纷，往往都是由熟悉教育政策法律、具有丰富教育管理和教育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纠纷当事人在与其接触过程中，会形成对调解人员的信任和依赖，调解工作自然更易于当事人接受。而且，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普通民众在教育纠纷发生后，都倾向于向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寻求帮助，这种类似约定俗成的习惯，也体现出在我国教育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在无力解决纠纷时，表现出对政府或行政权威的需求和信任。
3.效率性优势
一旦纠纷产生，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理性地选择成本低廉、高效快捷的解决方式。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不仅要耗费较高的经济成本，如当事人须支付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交通费等诉讼所需费用等，同时，由于诉讼程序复杂漫长，当事人还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成本。教育行政调解是教育行政部门履行教育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为，不允许收取当事人任何费用，这无疑为当事人节省了解决纠纷的经济成本。更为突出的是，相对于复杂而规范的诉讼解决教育纠纷，教育行政调解程序更为便捷，方法更为灵活，周期短，这又为当事人解决纠纷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如现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60日内完成调解。而一些地方性教育法规，如《辽宁省学校安全条例》则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受理此类纠纷，应当在30日内完成调解。这更加有利于当事人通过最快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有效地解决纠纷，避免纠纷久拖不决。
4.效果性优势
解决教育纠纷，不仅仅是从表面上对当事人之间“是”与“非”以及赔偿数额“多”与“少”的简单划分，更重要的应是从根本上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从而达到和谐的状态。以诉讼方式解决教育纠纷，往往是以法院的判决来“了结”纠纷，但“这里所说的解决并不一定意味着纠纷在社会和心理意义上也得到了真正解决。由于败诉的当事者不满判决是一般现象，表面上像是解决了的纠纷又有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4]。教育活动本身具有特殊性，长期以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形成的特别关系，使无论是接受教育的受教育者，还是专门实施教育教学的学校，都不愿意以“对簿公堂”的方式解决纠纷。因此，行政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是指在发生教育行政纠纷时，由教育行政机关主持，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而达成类似“互利共赢”局面的纠纷解决方式。这种将情、理、法综合融入其中的柔性、温和的解决方式，更有利于消除当事人的对抗情绪，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理性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降低纠纷产生的不良影响。
二、我国现行教育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教育行政调解在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对比之下凸显出不可多得的优势，但在现实纠纷解决的执行中，教育行政调解制度仍有较多不尽人意之处，严重影响着该项制度作用的发挥。
1.立法缺乏明确规定
目前，我国已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育行政调解涉及甚少，鲜有专章、专节对教育行政调解进行规定，只有一些零星的条款对其进行了简单描述。如，2002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9条、第20条规定，学生在发生伤害事故后，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请求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对纠纷进行调解，教育行政部门认为必要的，可以指定专门人员进行调解，并应在受理申请后的60日内完成调解。而我国现有的《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专门的教育法律，对教育纠纷解决途径的规定很少，有关教育行政调解制度几乎没有涉及。可以说，《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只是规定了教育行政调解可以是解决事故纠纷的一种渠道，而这一制度究竟如何运作，诸如当事人如何提起申请、申请之后具体由教育行政机关的哪一机构受理、受理机构组织调解的规则和程序是什么、当事人在调解中有哪些权利等具体问题，均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正是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教育行政调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调解规则和程序的缺失，使得教育行政调解随意性较大，这一方面容易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了该制度功能优势的发挥。
2.调解范围过于狭窄
目前，依据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纳入教育行政调解范围的仅限于教育民事纠纷，而且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可以纳入行政调解的教育民事纠纷的列举也非常有限，仅涉及到了因校园伤害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事实上，随着平权型教育法律关系的不断增多，教育领域中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民事纠纷越来越多，诸如财产权引发的纠纷、知识产权引发的纠纷等都时有发生，但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将上述民事纠纷纳入教育行政调解范围之中。至于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学校因行使管理权与受教育者产生的各种纠纷，因其纠纷性质比较特殊，法律只规定了可以通过申诉或诉讼等途径进行解决，尚不属于教育行政调解范围之内。由于行政权力一直被认为具有不可处分性，因此，教育行政机关在履行职权过程中与相对人产生的纠纷更是被排除在行政调解范围之外。
3.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欠缺
教育行政调解所追求的最终结果，是指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能够就争议的事项最终达成类似“互利共赢”的调解协议。但目前的缺漏却是法律对于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一般只是规定调解不成或反悔的，可以依法提讼。《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1条规定：“对经调解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反悔的，双方可以依法提讼”。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肯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但对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并没有给予明确规定。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赋予了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但也同时规定了这种调解协议需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经由人民法院确认后方可获得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还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调解、裁决或者其他处理，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就原争议向人民法院的，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这不难看出，经教育行政机关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在法律效力上是欠缺的，没有经过司法确认的行政调解协议在当事人不服或反悔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原争议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讼，由人民法院重新进行审理。这也意味着，争议的解决可能又回到了原点，教育行政机关所进行的调解没有起到解决纠纷的作用，等于白白浪费了时间和资源。这不仅会严重影响教育行政机关介入纠纷调解的积极性，同时也抑制了当事人寻求调解的主动性，极大消弱了教育行政调解在教育纠纷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三、我国教育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完善教育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教育行政调解独特的功能与优势，是健全我国教育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教育和谐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健全教育行政调解相关立法
完善我国教育行政调解制度，首先必须解决立法问题。当前，针对教育行政调解专门出台一部法律，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可以依托普通的行政法治建设和现有的教育法律体系建设来加以解决。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家相关行政立法，如制定《行政程序法》等对行政调解做出专门规定，或直接制定《行政调解法》，来明确具有共通性的行政调解的基本规则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对于教育行政调解制度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如调解机构的设置、调解人员的选配、处理权限以及具体调解过程的监督等具有专门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则可以在涉及教育行政调解的教育单项立法中来予以特别规定。这样就可以通过全局性的统一立法与特定领域的专门立法相结合的形式，使有关教育行政调解的法律、法规形成有机协调的体系。在内容上，教育行政调解具体机构各类事项及其该机构的职责权限、调解的范围及程序、调解的效力以及调解过程的监督等都应该是教育行政调解立法应明确规定并不可或缺的事项，这样才能用以保证为实践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2.拓宽教育行政调解受案范围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教育行政调解的受案范围应具有广泛性，不应仅局限于校园人身伤害赔偿等极少数的民事争议，还应包括：第一，不同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与教育管理活动有关的其他民事争议。之所以强调与教育活动有关，在于强调并不是主张将全部民事纠纷都纳入教育行政调解而使其受案范围无限扩大。基于教育行政调解专业性、权威性等特点，一般而言，与教育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本身属于教育行政机关的职权管理范围，教育行政机关解决这些纠纷可以发挥独特优势，如基于教育活动而产生的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第二，学校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与受教育者及其家长、教师等因教育管理而产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纠纷。在现代教育发展中，由于学校、教师以及受教育者法律地位的变化，学校与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学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变得复杂、多样，学校与受教者及其家长、教师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多。对于学校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与受教育者及其家长、教师等因教育管理而产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法等纠纷，也适于纳入教育行政调解受案范围。第三，教育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行政争议。随着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将部分行政争议纳入行政调解范围已是大势所趋。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教育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引起的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案件适合于先行调解的，受教育者或教师对于涉及学校行使国家教育公权做出的决定不服而向教育行政机关提起的教育申诉案件，以及其他涉及教育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行使行政争议案件都可纳入教育行政调解范围。
3.明确教育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行政调解解纠功能，必须在原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需要在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教育行政调解协议的性质以及该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因此，针对于这一问题，可视具体情况做出如下规定：第一，对于民事纠纷所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体现的精神以及若干规定的要求，赋予教育行政调解协议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且，纠纷双方的当事人在达成行政调解协议后，需要共同送交人民法院进行进一步的审核，通过法院审核并准备确认后的协议及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以及强制执行力。第二，经由纠纷当事人申请在教育行政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设定一定期限的反悔期，如果在反悔期内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反悔的，视为调解无效，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等其他途径解决纠纷，逾期未提出反悔，且也不主动要求法院确认的，视为协议生效，可由教育行政机关直接要求法院审核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第三，对于行政纠纷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可以规定生效期，当事人在生效期内未表示反悔的，则该调解协议具有相当于行政判决书的效力，一方不履行协议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完善教育行政调解制度，还要健全救济机制和监督机制。如果教育行政调解机构存在违法行为，侵犯了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争议当事人通过行政监察、行政复议等途径维护受损权益，并对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教育行政调解不仅应当而且能够在教育纠纷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教育法治建设的发展和教育行政调解制度的不断完善，教育行政调解在教育纠纷解决领域中的作用将会得到日益凸显。
参考文献
[1]张越.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喻少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行政调解[J].学术界，2007（6）.
[3]张维平，石连海.教育法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篇10
关键词：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优化司法资源
近年来，医患纠纷成为日渐凸显的社会问题，如何化解、减少纠纷已经成为卫生行政部门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医疗纠纷中患方弃法律途径而采取非法律途径维权的现象日益普遍，不仅扰乱医疗秩序，激化医患矛盾，还产生了不良示范作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设定的自行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解决方式，为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但是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三种途径暴露出了很多弊端。从医患双方协商中延伸而来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在我国各省市发展开来，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衔接司法诉讼和医疗事故鉴定，统一医疗损害鉴定与赔偿标准，在目前是解决医患纠纷，维护和谐医患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
1、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案件中的适用空间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设定了自行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解决方式。医疗纠纷协商乃医患双方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就争议问题进行磋商、谈判，最后达成一致，从而化解纠纷之行为。大量数据为证，医疗纠纷协商是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方式，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但自行协商难免医患之间矛盾激化，认知差距大，恶语相向，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不利于矛盾解决；而行政调解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解决，它既是医院的管理部门，又是责任认定部门，很难得到患方的信任，调解结果多数不被接受。通过诉讼解决医患矛盾，诉讼成本和诉讼周期对患方欠公平。法律途径解决医疗纠纷存在的不足使患方丧失了对之的认同。因此，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三种方法存在不同的弊端暴露无遗。医患纠纷的解决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置，反而患方非理性的采取非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日渐严重。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的共同意愿是公平合理，简化程序尽快解决，这就为第三方调解机制去化解医患纠纷创造了使用空间。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不同模式的第三方调解机制，且运行良好。它的共同特点是调解周期短，环节简洁，调解机构中立，医患双方均能认可。
2、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类型
目前国际上“第三方调解”普遍做法一是医师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彼此共担医疗纠纷风险；二是医务人员行业协会参与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且调解的费用通常也由医疗保险责任公司支付，患方求助时，几乎不用支付费用。若患者对调解机构处理结果不满，仍可以向法院提讼。国内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主要模式有：“宁波模式”主要的做法是在宁波市县两级均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全市所有县及县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和绝大部分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并确定4家财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下设医疗纠纷理赔中心，负责全市医疗纠纷理赔服务。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投保医疗事故责任险，发生医疗纠纷后，由保险公司组成的共保体下属的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参加处理、理赔。调解不成，医调委书面通知患方经法律途径解决。“天津模式”成立天津市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山西模式”即第三方援助机制。成立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启动“医疗责任保险”，以切实解决赔付难题。“南通模式”是由南通市党委、市政府统一领导，政法部门牵头协调，卫生、司法部门业务指导，公检法整体联动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
3、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法律依据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卫生行政机关调解的范围是当事人之间关于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调解是可选择的并且不具有强制力，其履行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医疗纠纷作为民事侵权可通过法院调解解决。因此，卫生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在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第三方调解机制是非诉讼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美国的非诉讼纠纷程序和种类繁多，机制完善是世界上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解决民事纠纷最为典型和成功的国家。而在日本调解和仲裁是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的代表性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方调节机制是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即意思自治在当代法治文明的体现，当事人只要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不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双方可以选择较大的利益平衡空间来解决民事纠纷。政府建立包括协商、中立性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会打破目前医疗纠纷解决的“瓶颈”，提高医疗纠纷解决效率，优化司法资源，实现医患和谐。
4、第三方调解机制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意义
调解机制的介入，在医患双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调解时双方地位对等，使得和解变得可能。调解的成功有利于缓解医患关系，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程序的便利性和处理的灵活性与合理性是调解的优势所在，具体体现在：调解程序非正式化，有利于当事人本人参与纠纷的解决，即使当事人本人行为能力较弱也不致于影响调解的结果2；不公开的调解过程使当事人的隐私免于暴露；规范适用的常识性和广泛性使当事人易于达成一致满意的处理结果；调解还可以在一个受控制的安全氛围下，通过开展对话重建被破坏的相互关系。
通过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被告可以解释纠纷背后的原因，对已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原告公开接受道歉并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这些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巨大的解脱。调解当事人通常都希望取得双赢的效果，这样的调解往往让双方免于争论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妥协。
5、第三方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5.1尽管目前开展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解决重大、恶性影响严重的医疗纠纷，社会效果明显。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存在的问题。第三方调解机制还没有合法的地位，应通过立法来规范3。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性。医疗纠纷的复杂性给参与调解工作的人员结构和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5.2卫生部部长陈竺于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联组会上强调将于两年内将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推向全国。第三方调解机制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一种方式，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客观分析责任和判断责任；规范工作流程，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医疗事故界定、鉴定程序、患者利益保护、损害赔偿标准等方面制度建设。坚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医疗纠纷，衔接司法诉讼和医疗事故鉴定，最终通过完善法制建设来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4，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能够有效的减少司法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医疗纠纷案件的及时解决，维护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建立和完善医患满意的医疗纠纷处置机制势在必行。（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祝彬，医疗纠纷替代解决机制的分析、评价与选择；《中国医院管理（第30卷）》；2010年第1期。
[2]种衍军，朱玉久；第三方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0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