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一体化篇1
[中图分类号]R47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21（2017）10（a）-0064-04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influenceofhospital-communityintegratedprevention，treatment，andnursingonrehabilitationofcommunity-basedpatientswithseverepsychoses.methodsFrommarch2015tomarch2016，120patientswithseverepsychosishavingbeen“cured”inourhospitalanddischargedfromourhospitalweredividedintoresearchgroup（n=60）andcontrolgroup（n=60）inrandom.inthecontrolgroup，psychotropicdrugswereused，whileintheresearchgroup，onthebasisofthecontrolgroup，thehospital-communityintegratedprevention，treatment，andnursingfor1yearwasadded.panSS-eCscoreandquestionnairewereusedtoevaluateandcompare.Resultsafter1yearintervention，thescoreofpanSS-eCwas（6.3±1.71）pointsintheresearchgroup，anditwasmuch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12.1±1.3）points.intheresearchgroup，monitoringrate，rateofregulartakingmedicine，andsocialparticipationratewereallmuchhigherthanthoseincontrolgroup（p
[Keywords]Community；Severepsychosis；Hospital-communityintegratedpreventionandtreatment；Rehabilitationnursing
各方面?稻菹允荆?精神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很高，因而精神康复服务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1]。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其发病时容易产生冲动、伤人、自杀、放火等肇事肇祸行为，严重妨碍社会治安[2]。针对罗定地区的风俗习惯、对疾病的认识、接受程度、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单纯药物治疗已不能满足本地区重性精神病患者的需求。个案管理作为一种新型医疗管理模式，对医疗结局具有良好成效，是21世纪健康管理与服务的趋势，因此，探讨开展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对重性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康复情况、监护率、规律服药率、社会参与率、复发率及肇事肇祸率等的影响极为重要。如何在社区中管理精神病患者及如何为其提供方便、合理和高效的服务值得研究，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3月～2016年3月曾经在本院“治愈”出院的患者120例，其中男93例，女27例，均符合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诊断标准。入院后经系统的药物治疗“治愈”出院的患者。入选标准：①平均接受教育年限为（8.2±2.13）年，年龄18～62岁，平均（39±6.28）岁，目前与家属一起生活在罗定市的精神病患者；②有一定的理解接受能力；③取得与患者或其监护人知情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的躯体疾病的患者；②有严重的人格障碍、心理扭曲、汹酒、药物滥用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研究组，各60例。研究组男39例，女21例；年龄18～62岁，平均（38±8.26）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2.27）年；均来自罗定的各个乡镇。对照组男37例，女23例；年龄19～60岁，平均（37±8.6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1.83）年，均来自罗定的各个乡镇。两组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地域分布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①患者一般资料调查信息表，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文化、宗教信仰、联系方式、体重、婚姻状况、家庭背景等；②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panSS兴奋因子（panSS-eC）[3]；③自制调查问卷。
1.2.2方法研究组实行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康复护理工作模式，形成以政府组织、精神病专科医院为技术骨干、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患者家庭为依托的社区精神病防治工作网络。对照组只提供药物治疗，具体方法如下。①确定重性精神病患者对象：由本院医护人员在当地派出所及居委的协助下到患者家中排查确诊，并作好登记。②实施惠民措施：对家庭有经济困难的由政府出钱送患者到专科医院接受系统的抗精神病治疗，病情稳定后送回家由其家属监管看护并到社区医院继续免费接受康复治疗。③为患者建立个案管理：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其建立疾病档案，定期电话随访[4]，做好随访登记，与家属联系及时掌握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及时处理。④通过电视网络或现场授课宣教精神疾病知识，讲解引起疾病发病的诱因，使患者或家属尽量避免这些诱因的发生；发病的临床表现、应用药物治疗时可能出现的药物副作用、出现精神症状及药物副作用后应如何处理及预防等知识，使患者对自身疾病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发放精神卫生疾病宣教资料。⑤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月定时免费向患者发送药品，向家属或患者讲解长期服药的重要性，服药的方法，药物的副作用，药物的监管等，使家属或患者对药物有一定的认识。⑥于入组前及干预2个月、5个月、8个月和1年后对两组进行panSS-eC等相关临床表现调查及评定。由经过培训的中级职称以上医务人员进行评定。
1.3观察指标
①panSS-eC评分越高表示精神症状越严重；②参照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文件《关于做好重性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实施》[5]的评级标准对重性精神疾病的肇事肇祸危险度评级。
1.4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输入微机，采用SpSS12.0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干预前（入组前）后panSS-eC评分的比较
入组前，两组的panSS-eC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干预后不同时间的panSS-eC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干预后相关指标的比较
研究组干预1年后的监护率、规律服药率、社会参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2.3两组肇事肇祸率的比较
研究组干预1年后的肇事肇祸率低于对照组（p
3讨论
精神疾病是一种慢性病，病情易反复，所以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每??患者出院后都要回归社会，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程度直接影响其回归社会的能力。如何提高患者院外治疗效果是精神卫生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6]。社区是精神病患者全面康复、回归社会的主要途径，因此，精神卫生服务的目标是将医院为中心的服务转向以社区为中心[7]。社区精神疾病患者需要医院提供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有家庭访视、精神卫生知识、讲座、职业康复、日间康复、社交技能训练等[8-9]。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康复质量的好坏，对改善患者社会功能、能否早日回归社会影响更大，因此，在对重性精神病患者进行药物治疗外，还应为其提供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使患者康复出院后得到全面的身心护理。国内外许多报道证明，对重性精神病患者采取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从表1、2、3中得出，经过“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1年后，研究组患者的监护率、服药率、社会参与率等都明显升高（p
社区治理一体化篇2
【关键词】农村社区农村社区治理法治路径
农村社区是在农村生产方式基础上由相同或相近区域的农村人群，按照共同的生产、生活管理方式和服务所构成的农村社会实体，它是农村整体的组成部分，居民可以在农村社区里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活动，并以此为生存的依托或物质载体。农村社区治理建立在农村区域规模基础之上，以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构建社区组织的管理体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在各类主体的共同参与下，完善社区功能，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解决问题，从而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第一次提出要将农村社区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同步进行。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明确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无疑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社区治理过程和机制的完善仍然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2013年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区治理理应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也应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中的具体体现。目前农村社区治理，“除政府之外的社会其他主体力量十分弱小，公民意识、治理理念非常淡薄，社会治理结构与机制尚未形成”①。
当前，我国法律对农村社区治理工作运行过程与机制的规定还不具体，包括治理主体的导向、调控、监督制约等制度体系的建立尚不明确，村委会与自发形成的农村居民间治理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在法律上进行界定，更没有形成责权利明确、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科学管理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农村治理组织在保障民生方面的功能还不够完备。要明确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路径，主要是坚持党和政府治理主导者地位，严格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切实处理好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指导与服务、协助与监督的关系”②，通过完善制度，构建综合的工作机制，依法实现社区治理的协调与发展。农村社区治理要实现法治化，意味着农村社区治理需要建立一种有法可依的法治秩序。因此，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路径需要从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及其职责、农村社区治理综合机制构建等方面去探索。“只有广大农村实现了依法治理，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也才能真正构建起社会主义新农村。”③
在法律上明确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及其职责
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有党领导下的政府、各类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及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各类主体之间是协作的关系，通过协作共同商讨，作出决策，共同处理社区的公共事务，使过去单一的政府社区管理逐渐趋向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要想和谐有序，就必须有明确的职责划分。法律应明确规定党组织、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规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党组织的职责是起领导的作用，政府的职责是起主导作用即指导、配合、协助社区组织进行社区治理，其它组织及社区居民的职责是相互配合、协同管理，要在法律上界定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利、职责和功能。在建立的多元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中，对于农村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的非营利性自治组织的运行，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支持，以促使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好作用。
党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职责是起领导作用。党组织应协同各方把领导农村社区治理作为重要工作之一，把握农村社区管理的政策和方向。引导各种社会组织、村民组织、自治组织有序地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其中，镇党委在全镇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党组织在村级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镇和村党组织的职责是成立相应的农村社区治理领导小组和农村社区治理服务小组，将镇和村的干部统领到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中，增强他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创新治理意识和责任意识。党组织要建立健全制度，制定出使镇与村的相互衔接的农村治理制度，包括民主治理的规程、为村民服务的内容和程序、农村社区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制度、社区内务监督制度等。在制度实施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职责是发挥主导作用。基层人民政府在农村社区治理中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承担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真正体现基层人民政府服务、治理的能力，重点抓农村社区建设和民生服务。在农村社会治理方面，基层政府的职责是遵循农村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社会综合治理，具体包括：基础服务、整合资源、公共安全、治安防控、网络管理、司法调解、社区矫正、文明建设等，形成综合治理体系，领导农村制定符合实情的乡规民约，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为农村社区营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其它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和职责。其它组织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配合、协同治理，就是要在农村社区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基层人民团体、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等的配合协同作用。其中，基层人民团体包括农村中的共青团、妇联等，这些组织在村民中具有一定的认可度，具体职责是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工作职能，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关系的和谐。各类社会组织包括各种自治组织，比如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义务消防巡防队，还有妇女、计生组织、村经济合作社、村务监督、卫生组织、教育和老年组织。上述社会组织的具体职责是在农村社区从事社区纠纷调解、治安防范、组织文化和体育活动、普及宣传教育、落实医疗卫生、保障养老和维权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工作。
社区居民及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农村社区居民及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发挥人民治理作用的具体体现。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及自治组织应有严格的组织规则，要具备治理意识、参与意识，具备主人翁意识，自觉履行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对社区的治理事务要积极参与，并理性地依法有序地进行，形成居民普遍参与、人人关心社区事务的良好局面。农村社区居民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其权利，社区居民应严格按照法律途径，比如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内容和程序的规定来维护和实现自身的权利，同时根据法律规定的社区服务的内容，自治组织应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满足社区居民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农村社区治理综合机制完善建议
为了使农村社区治理取得实际效果，必须在实践中形成一套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综合治理机制体系，确定农村社区治理的模式、管理方法和组织形式，以达到农村社区和谐有序的发展，从而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提高治理能力构建良好的基础。构建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的制度机制。制度机制的构建需要制定农村社区治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农村社区治理的章程、农村社区党组织和政府解决社区各项事务的议事制度、农村社区治理的各类主体议事会制度、农村社区居民发表民意参与管理的代表大会制度、农村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公约、农村社区各类专项工作制度等。上述制度的制定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执行都需要形成体系。在执行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网站宣传制度的平台作用，将制度信息的具体规定在网站上公开，或在农村各社区实地进行宣传，让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和居民掌握和理解相关制度的内容和要求，以规范农村社区治理的行为。
构建农村社区的民主协商机制。村民集中居住后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和矛盾，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农村社区居民结构在变化。外出打工人员增多，社区老年群体、独居老人数量也日益增多。如何加强留守的老年人和儿童的管理与服务，发挥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作用，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问题；二是农村社区居民需求的变化。外出打工村民对留守人员不同价值取向的影响，形成了对社区不同的认同度；三是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矛盾的变化。集中居住之前，村民主要以物权为主引发纠纷，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出现了因不同的政治诉求而引发的矛盾。传统的农村解决纠纷并不是基于司法的权威，而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基于地缘关系而存在的权威”，这种权威“在乡土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④。于是对于纠纷农村居民更多采取非诉讼或自力救济的协商方式来解决。因此，党组织和政府要通过强制性输入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强有力的指导和协调，逐步建立社区党组织、政府机构、其它组织、社区居民之间面对面地平等对话，共同商讨问题的机制与疏通民主协商的渠道，合作进行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通过民主的方式有效满足农村居民的各种需求，从而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的民主协商机制。
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的监督机制。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应联合成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由党组织、政府、其它社会组织和农村社区居民及自治组织、自愿者共同组成，采取设立对党员干部监督意见箱或等多种形式的具体措施来完善社区监督机制。在监督过程中，重点要构建信息公开制度。具体要求如下：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对信息的公开责任到位，程序明确，规定严格的公开方式和时间限定；二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保密性。政府公开的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违反，要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三是监督信息公开的公平公正性。对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工作上违规的行为，进行曝光和问责，确保信息公开的公平、公正；四是监督检查信息的有效性。对在农村社区治理中不履行职责的行为的举报，主管部门要认真受理并及时调查处理，要给农村社区居民及时通报有效的处理结果；五是保持和增强监督信息的权威性。农村社区治理的监督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落实监督制度和措施，公开的信息不能是脱离实际的虚假信息，通过实是求事的、行之有效的形式让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自觉遵守、维护监督机制的权威性，让监督机制真正具有成效。
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对农村社区的资金投入向法治化方向改革是规范农村社区治理的需要，其具体理由如下：
一是要从法律上明确农村社区治理的财政投入的主体责任。农村社区建设所需要的财政投入主要通过由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中央政府预算内专项补助资金、社会资金等多渠道来解决，这就需要通过制定法律制度明确和加强各级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职责，确保农村社区的财政投入有效性。从立法条款、资金支持、政策引导上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向农村社会福利、社区子女教育投入等薄弱环节倾斜，确保对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辐射到各方面，将农村与城市的社区财政投入规划统筹安排，形成综合均衡设计模式，最终实现为农村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居民大致均等的目标，使“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是通过法律鼓励社会各界对农村社区治理投入资金。农村社区治理要构建由社会参与的多渠道、多主体的资金投入制度。社会资金为农村社区投入公共产品，国家应该从法律上赋予投入主体部分收益权，遵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充分调动社会各方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总之，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物质的支撑，通过立法使政府对社区的投入成为一种硬性的法律约束，而不是随时势变化而改变的规定。除以政府投入为主外，在法律上鼓励民间投资和社会捐助，让这部分经费在法律规则框架内发挥作用。
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的民生服务机制。“法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有效、最根本手段，离开法治谈论保障和改善民生，犹如海客谈瀛。”⑤建设民生工程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具体措施包括：由法院、公安、、计生等职能部门和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律自愿者组织等主体组建农村社区法律服务队伍，定期到农村社区进行服务，依法解决农村社区的法律问题，为农村社区营造出与城市社区同步的法律援助环境。
一是从法律制度上明确和保障农村社区民生法律服务队伍的的职责和工作。围绕建设和谐社区的主题，定期进社区或入户宣传政策、法律，准确解答农民的法律疑难；针对村民利益的重点民生工程涉及的问题，要及时给予解决，化解矛盾并调解民间纠纷；为村民科学种植、养植、合法经营等活动提供法律咨询、指导和依法维权的服务。
二是要维护法律服务队伍工作的常态化。首先要强化服务队员业务能力的培养，根据农村基层社会形态的特点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规律，拓展对农村的认知度，尽力将法律服务渗透到更大的空间和层面。其次是保障法律服务队伍经费的支出。各基层党政领导和司法行政部门应给予适当的支持，将法律服务的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为农村社区法律服务队改善和保障民生奠定物质基础。
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的制度运行质量评估机制。农村社区治理制度运行质量的评估体系主要是为了检验农村社区治理的成效，对农村社区居民（村民）治理制度运行总体质量的保障和提高起到督促作用，其评估指标内容应包括考察社区治理的内容、程序、制度、运行效能以及可持续性等，其中重点考察社区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内容。考察社区治理制度的运行效能，应重点考察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对制度规定的遵守程度、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大小、治理制度运行动力的来源与强弱。考察社区治理制度运行的可持续性，应重点考察社区管理的开放程度、社会化程度、社区居民治理精神和公共服务精神的现状、对社区治理信息反馈的及时度、社区治理的物质基础等社区治理各项目标实现的情况。
（作者为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于莉：“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到社区善治—社区建设的主要研究视角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7页。
②胡谋，王伟：“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关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05年6月9日。
③郑向东：“建设法治化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径探索”，《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④冯志伟，刘志松：“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天府新论》，2012年第6期。
社区治理一体化篇3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社区治理一体化篇4
一、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关于治理的研究始于西方学者，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学者俞可平把治理理论引入我国并加以推广。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管理的内涵、方式、理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七大提出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可见，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同样，我国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也经历了探索、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社会治理主体、客体和环境的现代化，也包括社会治理硬件和软件的现代化。概括地讲，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两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见，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社会治理体系不断优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动态发展、不断深化和不断积累的。
二、民族地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特殊性
研究不同地区的社会治理，首先要分析研究对象的特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特点主要有：
（一）治理基础的制约性
与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础具有一系列特点，如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地缘政治敏感；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滞后；民族宗教复杂、社会矛盾多样等。例如，内蒙古作?榍贩⒋锏厍?，自然环境恶劣，农牧区长期处于小生产分散经营状态；其次，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文化和科技落后，影响现代文明传播与发展；再次，历史上民族压迫、军阀混战、殖民入侵、封建盘剥进一步加剧内蒙古的落后。另外，治理基础的制约性还表现在许多领域内传统和现代并存，民族特性和国家共性同在的特点。因此，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始终伴随着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家、发展与稳定等主题，致使民族地区推进现代化的任务更加艰巨。
（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
社会治理主体包括政府、社会、企业和公众等。民族自治机关承担着“国家治理”和“民族自治”的双重角色。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既包括本地区基层组织、行业协会与社团等，又包括民族地区传统习惯上的社会组织（如“家支”、“理老”等组织。①民族地区的公众，泛指本地区所有公民。例如，内蒙古作为民族地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居多数，包括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49个民族杂居共处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中，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就有8个民族。不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决定了民族差异，进而决定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差异。可见，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主体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三）治理内容的民族性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也涉及社会建设诸多方面，包括教育、医疗、就业、分配、社保、矛盾化解与安全防范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与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紧密关联，甚至相互交织在一起。从国内看，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就需要考虑少数民族的实际需求、接受程度以及自我传承和发展。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政策也需要考虑民族问题。从国际看，有的民族地区还是边疆地区。就国防安全而言，周边国家信仰不同、意识形态各异、宗教关系复杂、民族问题敏感。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内容涉及面广，与民族问题关联性强。
三、民族地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目前，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看，成绩非常明显，但仍然面临一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基础的制约还很明显
在我国，大多数民族地区都是欠发达地区，有的甚至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如六盘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西藏等都涉及民族地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可见，社会建设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而社会建设重点发展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表1对比了2015年广州、杭州、南宁、呼和浩特市GDp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民生支出属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可见，社会事业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无论速度还是质量，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表12015年广州、杭州、南宁、呼和浩特市GDp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比情况表
城市GDp总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比上年增长（%）亿元占GDp的比重（%）
广州市18100.418.4%1728.159.54
杭州市10053.5810.2%1205.4811.99
南宁市3410.098.6%527.6915.47
呼和浩特市3090.58.3%367.711.9
资料来源：根据2015年广州、杭州、南宁、呼和浩特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还未形成
在实践中，很多地区都没有形成协同治理的格局，民族地区尤为明显。第一，党政包揽过多。这是很多地区都存在的现象。现实中由于“全能政府”惯性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取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大包大揽社会事务，忽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甚至将社会组织和成员视为社会治理的对象而不是合作的伙伴，进而导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难以形成。第二，主体多元复杂。这是民族地区特有的现象。如前文所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主体，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公众，都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形成的困难。
（三）民族地区的优势还未充分发挥
立足自身，才能有所发展。从根本上讲，民族地区最大的优势就是制度优势，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在实践中，由于社会各方面对民族政策重视不足，把握不够，执行力不强以及民族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相对滞后等原因，致使民族地区的优势还未充分发挥。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1984年5月颁布实施的，至今已经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操作性更强的单行条例，这就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具体实践中不能很好的执行
四、民族地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路
针对民族地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本论文提出以下四点思路：
（一）立足自身，夯实经济基础
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其他各领域现代化的基础。因此，民族地区要立足自身，发展经济，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当前，民族地区夯实经济基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探索和研究新时期民族地区政策性扶持办法，整合农牧、水利、扶贫、民族等各方面资金和力量，帮助民族地区重点解决农业、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民族地区要立足自身，抓住这个重新洗牌的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外，符合条件的民族地区还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努力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支点。第三，全力推进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和经济发展。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优先安排和重点支持建设一批与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型公益项目，带动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第四，围绕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育少数民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效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二）注重基层，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十八大之后，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重心所在。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平台。伴随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信息化的推进，创新社区治理模式越来越重要。第一，积极回应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提高基层群众对于公共服务需求的满意度，这是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供给侧方面，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要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创新社区公共服务，实现群众诉求表达―群众利益保障―群众权利实现―群众需要满足的良性循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由行政工作向社会工作转变，进而推动社?^认同向社会认同转变。第二，要构建社区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释放社会潜力、激发居民活力。第三，要创新社区网格化治理机制。实现社区网格化由风险防控的单一功能转向多功能、立体化、联动式的社区综合服务载体转变，实现机构、人员、信息和流程的整合，拓展社区服务的内容，延伸社区治理的覆盖面，提升社区治理的效果。
（三）发挥优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制度是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加强制度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首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早已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需要，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与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法宝。因此，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因此，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要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现代化相结合来开展，即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例如，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没有单行条例、民族政策与时俱进的程度不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引发的社会问题、新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利益纠纷等问题都可以通过调整民族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这也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方面。
社区治理一体化篇5
**区**年-**年社区治安工作的总的思路是，以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按照"城区抓防控、社区抓创安、部门抓参与"的工作思路，强化社区治安基层基础建设,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综合"优势，建立健全"打防结合"的社区治安防控机制，全面落实社区治安各项工作措施，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社区稳定"的工作目标，为城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的工作、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
二、工作目标
--社区基层组织健全，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六位一体"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治安、调解、普法、巡逻、帮教、消防）建设加强，资金投入到位，落实报酬待遇，各项制度措施健全。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作用发挥充分，"148"法律专线网络建设加强，矛盾纠纷的预测、预防、预警、预案机制强化,无和"民转刑"案件。
--社区治安稳定，刑事案件发案相对平稳，严重危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杀人、盗窃、抢劫案件逐年减少。
--社区治安的"打防管控"体系健全完善，城区打击犯罪体系、立体化动态控制体系、全方位的基层防范体系、重点管理体系作用发挥充分。
--社区没有突出的治安防范、控制和管理死角，重点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完善、人员、机构、落实全面落实。
--社区居民的安全感明显增强，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逐年提高。
--**年全区省、市级安全小区和安全街道要分别达到60%和90%以上。
三、工作任务
（一）构筑社区治安工作新机制。以创建安全社区为载体，以利益机制为导向，大力推进社区治安管理与社区服务兼备的治安防范产业化建设。以社区治安标志区为龙头，把社区管理与社区教育、社区服务密切结合起来，重点抓好社区治安产业化和住宅防范智能化。加大科技创安力度，按照统一、科学、合理进行规划，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尽快提高技术防范覆盖率。在新建居民小区逐步推行小区重点监控系统、楼座对讲电控系统、家庭防盗报警系统、基层工作电脑化管理系统，不断增强对可防性案件的防范能力。
（二）健全完善社区治安打防管控新体系。
（1）进一步深化公安机关社区警务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以公安机关为主体，动静结合、专群结合、点线面同步联动，全方位覆盖，全天候的立体化的动态控制体系。以社区为重心，调配充实警务力量，改革勤务制度，提高接处警和社区治安控制能力。
（2）进一步加强群防群治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志愿者的力量，构筑社区治安和社会稳定工作新格局。形成并完善以街道治保会、看楼护院队伍、巡逻队为主体的居民住宅自防体系；以护厂队、厂街联防、技防联网为主体的单位内部"三防"体系；以派出所民警、社区保安队、联防民兵、地区治保会为主体的社会面管控体系；以治安亭、报警点、检查站、堵截点为主体的查控体系；以"110"接处警系统为主体的快速处警体系。
（3）进一步强化重点人口、特殊群体的管理工作。强化暂住人口的治安、计生等综合管理，大力推行暂住人口信息计算机联网系统，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达到"底数清、去向明、管得住"的工作目标。加强对租赁房屋的清理整顿力度，努力减少和堵塞漏洞。深入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建立安置帮教工作志愿者队伍，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作好安置帮教工作，逐步实现帮教组织网络化、帮教措施制度化、安置渠道多元化、安置方式多样化、安置机制市场化，搞好监所内的改造与社会安置帮教工作之间的衔接，探索新形势下解决就业安置问题的新路子，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建立健全特种行业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检查，遏制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
（三）积极构筑社区依法治理新载体。
（1）广泛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法制教育、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健全组织网络，发展志愿者队伍，加强基地建设，丰富各种活动，形成浓厚的社区法治氛围，确保社区居民的各项法律权利。
（2）把社区依法治理的重点放在依法规范、依法管理、依法运行社区事务上，健全社区依法治理的监督制约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实现依法治理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3）加强预防和减少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进一步改进学校法制教育，强化社区教育管理服务功能，提高家长素质和改进家庭教育，优化、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打击侵犯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犯罪案件，促进学校、社会、家庭关心培养教育青少年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相结合。
（四）积极推进社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新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形成经常化、制度化、深入持久抓排查的工作机制。要坚持重心下移，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要进一步健全敞开式办公、一次性受理、一门式服务工作机制，为居民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和法律服务。同时要加强"148"法律专线网络建设和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不断强化预测、预防、预警、预案机制，杜绝的发生，推动全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深入发展。
四、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保障机制，确保社区治安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全面加强社区治安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关键在领导。
各级党政要把城区社区治安工作作为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事关社会稳定，事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大事，纳入城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安排，要按照"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钱办事"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各项保障机制，确保社区治安工作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继续加强公安派出所、街道综治办、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社区居委会等社区治安工作机构建设，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确保有足够的警力和人力开展工作。
二要发挥好"综合"的优势。社区治安工作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齐抓共管，共同参与，特别是综治委成员单位，要根据自己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各司其职，抓好落实。
三要加大物质投入。加强社区治安工作，必须加大物质投入，各级党政要舍得花钱买平安，抓好社区治安防范的软硬件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社区治安工作物质保障机制，适应社区治安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
社区治理一体化篇6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创新
新型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是跟风般地向大中城市w徙，而是就地进行非农就业，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政府能将城镇化与产业融合，通过完善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就能逐步实现就地城镇化、农村城镇化，逐步完善中国经济社会。而这些新型的农村社区，既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区，也不同于一般的城市社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其社区治理必然具有自身特点。
所谓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指的是在根据当地城镇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农村社区，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条件下，结合社区治理的特殊性，通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变革，从而实现社区良好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
一、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站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高度，有序变革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目标。但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并不是城乡发展一样化，而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和农村治理变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造新型城乡关系。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切实提高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设施公路、绿化、社区卫生、安全保卫等公共实施建设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的要求为农村社区配置资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运转；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考虑农村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商贸、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健身、娱乐等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从实际出发，按照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新型农村社区特征活设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各自本身的特点，重置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主体在社区资源配置、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关系调适等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运作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三个主体：村居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乡政府。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探索构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框架，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主导社区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社会组织参与自治和社会协管为内涵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
三、理顺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好而有效的衔接。
乡村关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要坚持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原则，首先要调节好好村民自制体系与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依法完善关系定位，理清乡村关系。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是介于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特殊形态，其自治到底是依据哪项法律尚未明确。但在群众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问题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社区负有指导和服务的义务，社区则代表居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予以协助并进行监督。据此，实践中要对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所有相关工作进行明确的清理，划清在这些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乡镇政府及其部门与社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严格分清政府与社区的各自
职责。
在理清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基础上，要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纽带，建立起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这就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促进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区化步伐。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好农村社会管理，而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社区治理。乡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在这里有农村社区治了交集，为理顺乡村关系，构建政府与社区的衔接和互动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善于引进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极其主要的一个环节。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引导居民参与联结，实现利益表达有序化，能够在反映民众诉求、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满足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层政府要努力培育并发展公益类、慈善类和服务类为重点的社会组织，使其与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但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也不应该忽视，在发达地区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不仅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社会力量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积极依托和运用社会的力量包括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民众表达和联结的载体，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程乙悦（199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社区治理一体化篇7
摘要：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城镇化，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城市的建设关键点在于人的组织化，利用城市人对于组织化需求的特点来推动城市的建设，是一种投入产出比极高的管理模式，放在城市社区中，这种人对于组织的需求，就体现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随着服务型城府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政府需要将某些社会治理的职能转移给多元的非政府主体，这种由政府来引导社会进行自我组织的模式也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应有之义，在城市的管理中，这种模式的具体体现，就是城市基层社区自治。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居民；民主合作；治理
一、城市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本理论
所谓城市社区，是指在一定的城市区域范围内，聚集着一群对组织有着一定归属感的人们，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归属感来自于城市对于个体生存空间的压缩而导致的相互依存性。所以，城市社区，兼备了共同体的组织性与个体发展的独立性，城市社区治理正是共同体中的相关主体，对于共同事务进行管理和对于社区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的过程。
在实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社会与公民的多主体参与，才是治理概念中多元化特点的体现。随着我国正在从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中政府的全权负责转向政府与社会并存的治理结构，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也应该是调动社区共同体中居民参与社区共同体治理的积极性，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的召集社会各种力量组织广大社区居民学习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让越来越多的“社区主人”自己协调和管理其在社区中的各种关系，从而创立一个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贴近居民具体生活方式的、满足社区居民日常需求的治理体系。
二、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
1.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考察，社区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和内涵变迁。夏学銮教授将社区作了“组织论”“区域论”和“综合论”三个阶段的划分。在第一阶段组织论时期，社区是自然社区，即农村社区。这时的社区仅指“农村”这一聚落组织，是自然形成的农村社区与理性城市社会相对立的组织形态。第二阶段区域论时期，把社区视作人们在其中共同生活的区域。这一时期来看社区被纳入到政府管控的系统，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局。第三阶段综合论时期，把社区既看做一个互动的体系，又看做一个冲突的场所，还看做一个行动的场域。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不断加快，可以看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生活逐渐从过去的“单位式”向着“街道居住式”，再到“社区式”的变迁过程，城市社区的治理往往也是经历了从基层政权机关的纵向单一管理，向着基层政府机关管理的横向管理，这其中主要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等各种居民事务处理机构的产生，可以说基层政府机关对于基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当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根据利益和权力配置的状况，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我们可以梳理出纵横两条权益关系线:一是纵向的政权机关与社区生活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横向的社区生活者中的社区一般居民与社区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城市社区各主体间的民主合作治理，就是将这两条权益关系线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形成城市社区治理的民主合作模型。
2.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设计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主要强调的是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社区居民以及民间组织参与到其中的一种多元治理，但以往的那种单向的角度往往是基层政权机关在社区公共管理中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色，从这种单向转为多元，就要求形成一种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为主导，社区组织为具体的工作主体，调动居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模式，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主要是从服务社区内居民的角度进行治理，这种治理的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一种强制性的治理方式，而是转化为一种更加具有服务理念的角度来进行治理，通过这个方面的内容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重要作用，也不难发现，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主要特点就表现在了重视社区主体之间的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在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治理的主体与治理的客体之间的合作，在这种合作模式的建构下形成一种具有三层利益群体共同搭建起来的稳定结构关系。
3.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依据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理论依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始的，首先就是来源于直接的民主形式和间接民主形式的现代民主理念。在古希腊城邦社区当中，形成的一种关于统治归于人民或者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表现在了将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归功于人民大众的权力。这是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一种社区治理形式。
其次就是一种要建立在政府、民间组织和城市精英组织间的一种“社会伙伴关系”的新型的合作主义的思想。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建立起的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这第三条道路主要是主张公民与公民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以及重点强调公民与国家的政府机关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最后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产生的一种协商民主的理论，该理论更加重视民主，对于社会共同的治理体系搭建起有效的平台。所谓的协商民主就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通过参与立法和决策等政治过程，所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这种核心概念就是协商和公共协商民主的建立过程。
三、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存在局限性的原因
1.政府角色定位存在偏差与社区组织功能发挥不充分
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文本研究，发现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即政府、社区性组织、社区居民的职责任任然难以定位。
在我国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领导作用，政府的角色不但是具体治理工作的执行者，还是具体治理政策的制定者。新中国成之初，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由于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社会自组织，所以国家在城市管理中，体现出了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但随着社会自组织不断地走向成熟，一味的政府主导不但降低了行政的效率，增加了行政的成本，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从“主导者”的角色转变为“协助者”或者说是“指导监督者”。
从目前我国社区合作治理的进程来看，虽然摆脱了单主体的治理模式，但仍然处在国家总体规划，指导社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中，《国家新型城镇发展规划（2014-2020）》明确指出了“社会组织应该承担起加快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整合人口、劳动就业、社保、民政、卫生计生、文化以及综治、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于此同时，还要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构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发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区单位积极作用，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加强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推进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和职业化。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这一阶段，达成社区职能的实现，任然要遵循国家主导地位，是国家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起到规划与制定社区建设政策的职责，而社区也需要尽快转变角色，发挥自己的组织功能，一方面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与宣传者，一方面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积极性，成为国家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一道桥梁。
2.社区居民主体意识不够强烈
在社区合作治理的多个主体中，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往往没那么强烈，最容易产生参与冷漠的也是社区居民，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政府在实现其主导角色的同时，占有了大量的资源，社区居民作为这区合作治理的一个主体，种种活动却收到了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在官本位思想的控制下，人们长期所养成的一种被动式的管理理念产生起来，这样就容易导致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理念往往受到人们这种思想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合作治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其参与的积极性对于社区合作治理的影响也最大，政府的政策输出，必须要收集大量的居民需要作为前提，另外在政策的反馈过程中，最有发言权的也是社区居民主体，但居民主体的归属感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低的，社区居民无法将自身的利益很好的与社区共同体有机结合，对于社区居民来说，一方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缺乏管理意识，另一方面，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没有很显然的利益，驱使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很有可能是付出了精力与时间去参与管理，却没有获得明显的利益收获，形成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结局。
四、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现实适用性
1.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
如何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应该从“社区认同感”与“社区主体地位意识”两面入手，培养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最重要的就是树立共同利益意识，一方面利用社区共同利益驱动公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另一面增强社区居民间的交流与互动，使其认识到社区共同体的存在。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也是基层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广泛的公民参与，作为社区合作治理的主体之一，如何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的力度和积极性，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其管理的全过程中去，对于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培养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社区发挥其中介作用，一方面对于政府政策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对于居民的主体意识进行引导，利益针对性、多样性的宣传模式，塑造出一种良好的社区共同体氛围，保障社区合作治理能够有效的运转下去。
2.提升社区居民参与能力
目前，中国大多数的社区之中，公民树立了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但存在着“无路”参与的状况，对于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应该从扩大参与渠道、多样参与方式、拓宽参与领域三方面入手，使得居民参与“有路可走”，居民参与能够真正得到落实。
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有三大类型，一是以组织文娱活动为主要工作的社区组织，二是以维护社区居民权利为主要工作的社区组织，三是负责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的社区组织。但由于组织活动的时间差太大以及社区组织自身建设的不完善，使得大部分的社区居民找不到参加社区合作治理的途径，对于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渠道来说，就应该明确各类社区组织的职责所在，而不是只能让居民从社区宣传栏中获得单一的社区信息来源。
对于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而言，其建立的过程应该是在和谐社区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地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其社会的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就需要的是融洽的社区氛围，这就需要社区组织提供形式多样的社区交流活动，这属于社区文化参与的范畴，但将参与的领域仅仅局限于文化范畴是无法提升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能力，还要将居民参与的领域扩大社区政治参与、社区经济参范围内，满足居民参与多样化需求的同时，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共同体重大事务决策的积极性。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也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显得尤为重要，居民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份子，其参与的积极性，直接影响着社区合作治理的运转效率，在社区合作治理之中平衡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需求矛盾，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与能力，不断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丰富居民参与的形式，拓展居民参与的领域，培养起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共同体中的一员与社区合作治理中的一个主体的意识，使治理成为一种依赖于社区居民自觉的权威认同。
参考文献
[1]高瑜.公共服务下社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3(03).
社区治理一体化篇8
同志们:
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时刻，市委决定召开这次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观摩推进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和党的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以创建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为抓手，全面加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为建设“XX”提供有力支撑。
党中央对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高度重视。党的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对这些部署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昨天我们利用一天时间，组织与会同志现场观摩了××县××社区等×个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情况。刚才，我们集中观看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专题片，市民政局、××县、××区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总体进展情况，××县委组织部、××区××街道、××区××街道××社区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各单位的发言思路清晰、措施务实、特点鲜明、成效明显，大家要认真学习借鉴、共同提高工作水平。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大力度、快节奏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责任压得实。市级层面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在县(市、区)构建了由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副县(市、区)长“双组长制”的推进框架，制定路线图、时间表，明确牵头部门、责任单位，建立工作运行机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工作抓得紧。各级各单位把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对标市委印发的《坚持党建引领社区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细化目标任务、制定推进举措，××、××等县(市、区)结合实际创新出台了相关配套文件，建立健全了服务制度体系，有力推动了工作任务落细落实。三是机制建得活。形成了市级统筹主导、县级组织实施、街道具体落实、社区源头治理的严密链条，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社区共建共治、执法力量下沉、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工队伍建设、物业服务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力有序、顺利推进。四是典型树得好。全市各地勇于探索、敢于突破，涌现出了不少特色亮点工作。比如，××市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有序推进老旧小区物业化管理;××市推进基层党组织与管理服务深度融合，在社区网格的基础上，以楼门或楼栋为单位，细化为社区治理“微单元”;××区依托平台建设，整合社区安防、居家养老等服务，实现老旧小区全方位、智能化、规范化管理;××区大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建成了融合党建、安防、养老、教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社区智慧平台。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和短板，无论从市县(市、区)这个中间段看，还是从街道(社区)这个最后“一公里”看：有的地方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缺乏主动推进的劲头、开拓创新的精神，特别是对如何推进党管物业还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全市物业服务企业成立党组织的企业还不够多;社区治理推进工作不平衡不系统，主要体现在业主委员会组建率还不高，全市物业管理住宅小区成立业委会的仅有××个;治理机制运行实效还有差距，居民群众对物业管理投诉居高不下;示范社区综合服务功能不健全，还有××个、社区综合服务场所不足×平米，与打造精品社区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强弱项、补短板，攻坚克难，把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尽快提高到新水平。
下面，就做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我讲三点意见。
一、坚持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好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城乡社区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强调“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近年来，先后深入北京、湖北、陕西、宁夏、吉林等地考察调研，对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抓好新形势下城乡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各级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是为“XX”建设的重要保证，必须将认识向高处提领，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抓好落实。强调，“城市治理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建设“XX”，既要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作支撑，更离不开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作保证。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就是要推动党领导基层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城市基层党建系统建设和整体效应的全面凸显，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加快建设与“XX”目标要求相匹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市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感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倾力打造繁荣舒适美丽的现代化沿海城市，为建设“XX”创造良好环境。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必须加强城市基层治理，以强烈的现实紧迫感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加强社会治理，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集中暴露出城市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差距。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就是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足，抓紧堵漏洞、建机制，完善更加精细、更加高效的应急反应体系，建设全方位、广覆盖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市上下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把社区治理作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着力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必须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增进人民群众福社。2016年，视察××社区时指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工作要时时处处贯彻党的宗旨，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让社区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充分发挥作用、展示良好形象。”目前，社区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但社区管理水平与群众期待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管理的精细化、规范化、智慧化程度还不高，管理不科学、安防不到位、收费不合理、停车不方便、维护不及时等问题比较突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就是要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改革创新，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居民。全市上下要把服务居民、造福居民作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党的建设为引领，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理顺物业管理体制机制为抓手，及时有效回应市民群众关切，多措并举保障居民群众和谐幸福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
二、坚持重点突破、注重常态长效，以有力有效的工作举措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指引了前进方向、明确了方法路径。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组织部印发的《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标升级实施方案》要求，坚持开拓创新、探索路径，着力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城市基层治理的“××样板”，为全省城市基层党建提供××经验、做出××贡献。
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社区党组织是“主心骨”，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着对基层各类组织、各类群体的政治引领和对居民群众的宣传引导职能，把握社区治理的正确政治方向，为建设繁荣舒适美丽的现代化城市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社区居委会是“操盘手”，在社区治理中处于基础单元位置，承接党和政府关于社区治理各项职能措施，负责统筹协调各治理主体形成工作合力;业主委员会是“联络员”，在社区治理中起着重要纽带作用，负责传达组织要求，反映居民诉求，监督物业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是“执行官”，接受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领导、指导，承担着直接服务居民群众、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的重要任务，是社区服务的“睛雨表”;楼门长是“前沿哨”，作为党抓好基层治理的重要触角，在掌握居民情况、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宣传教育、组织互助活动、调解邻里纠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社区服务站是“主阵地”，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延伸到社区的工作平台，是组织议事的基地、宣传教育的桥梁、居民活动的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过程优质服务。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总的要求是，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以党的建设为引领，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楼门长、综合服务站“六方联动”社区治理体系，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建设“XX”提供坚强保证。
(一)坚持组织引领，“全领域”强化党的建设，着力推动社区治理规范化。强调，提高社区效能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只要社区党建做得好，社区治理的规范化程度一定高。要始终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一要用党建引领组织领导体系。构建市、区、街、社区四级联动工作体系，市区两级建立城市工作协调会议制度，纳入党委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规划，定期协调调度，共同组织推进。全面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工作机制，以党建整合辖区内信息、阵地、文化、服务等资源，实现区域内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动，让“地理”上的“近”转化为“情感”上的“亲”，在“物理结合”中催生“化学反应”，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
二要用党建引领基层组织建设。树牢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加强社区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整顿转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安排，今年底明年初要开展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各地要认真开展调研、提前物色人选、制定换届方案，实现党组织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100%一人兼。
三要用党建引领组织机构设置。健全党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统领，居委会为基础，物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参与的工作架构。在全面推行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基础上，大力推进业委会建设，引导和支持业主中的党员、“两代表一委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经历人员参选业委会，业委会中党员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有效加强对业委会及业主的政治引领，切实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居民群众的自觉行为。通过居民自荐推荐、组织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将党员志愿者推选为楼门(栋)长，选派优秀楼门(栋)长担任兼职网格员，建立网格员+楼门(栋)长网格治理组合模式。
四要用党建引领物业企业服务。把物业服务企业党建纳入基层党建工作体系，加强物业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建立物业企业党建工作与登记备案、日常监管、考核评价“三同步”制度，将党建工作作为物业招投标、信用信息管理和评级、行业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打造“红色物业”企业。依托物业服务企业主管部门成立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物业服务企业，都要建立党组织;职工数量50人以上的物业服务企业，都要有党员。市、县两级住建部门要加强物业行业监管，建立健全物业服务质量考核评价和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将业主满意度评价、街道社区党组织评价作为重要考核依据。
(二)坚持统筹联动，“全流程”推进网格建设，着力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强调，各地区要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各地各相关单位要把网格化管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突出“建、管、用”相结合，以流程再造打破部门壁垒，以小网格撬动大治理。
一要在“建”上下功夫。以街道为单位，将综治、应急、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设置的网格进行整合，将基础信息采集、社情民意收集、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政策法规宣传、民生服务代办等各项工作落实到网格，打造基层治理“全科网格”实现“多网融合、一网统管”。将党支部或党小组建在网格上，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或党小组组长，建强专兼职网格员队伍，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网格长，专职网格员一般由社区工作者担任，由楼门长、党员、志愿者担任兼职网格员，定格、定人、定岗、定责，实现多网合一、一岗多责、一专多能，确保需求在网格发现、信息在网格采集、服务在网格开展、问题在网格解决。
二要在“管”上用气力。完善网格管理制度，坚持“采办分离”，建立“发现-推送-处置-协调-监督-反馈”管理机制，实现社区、街道、区级三级贯通，通过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及时处理，确保“快速响应、接诉即办”，提高为民服务精准落地能力。实行专职网格员巡查、兼职网格员协查、物业公司反馈工作方法，结合居民举报、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推行“3个1”办理机制，即对居民反映问题“1分钟受理、1小时到场、1天内办结”，做到“人在格上，事在格中”，增强群众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满意度与获得感。
三要在“用”上求突破。抓好街道体制改革，大力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建强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立由住建、城管执法、公安、司法、消防、市场监督、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以及水、电、气、暖各类专业经营企业共同参与的综合执法联动机制，努力实现“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加快形成“网格管理、条块结合、层级负责”的区域化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完善社区日常巡查执法和应急执法工作制度，有效解决小区内违章搭建、圈占绿地、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违规行为和管理中的各类问题，打通“堵点”、解决“难点”、消除“痛点”。
(三)坚持聚焦基层，“全要素”推进基础建设，着力推动社区治理标准化。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夯实阵地、人员、经费等基本要素保障，确保有资源、有能力服务群众、办好事情。重点做到“四个加强”:
一要加强社区服务场所建设。深入实施“基础提升工程”，全面开展社区党群综合服务场所建设攻坚，通过新建、改建、扩建、划转调剂等方式，推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达标提质，年底前党群服务中心场所面积全部达到500平方米以上，超过1000平方米的综合性示范社区达到××%以上。尤其要加强社区老年人休闲娱乐、配餐服务、社区医疗等配套设施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使社区治理既有深度更有温度。
二要加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目前，全市现有社区工作者人员数量多，身份构成复杂，存在着管理不够规范、培训需要加强，能力素质有待提高、职业通道不够通畅等问题。要全面落实省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办法，实行基层人才评价支持政策，对长期在基层服务且表现优秀的基层人才，在岗位设置、项目申报、职称评审、薪资待遇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通过选举进入社区“两委”，努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能力突出、群众满意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
三要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培育。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发现需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团队参与的工作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直接资助和公益创投等方式，拓展社会组织、协会商会参与社区治理发展空间。积极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引导志愿服务向公益法律服务、居家社区养老、社会心理咨询等特殊领域拓展，向孤寡老人、残疾人、失能人员、失独家庭、社区矫正人员等群体延伸，形成“服务他人、提升自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志愿服务氛围。
四要加强经费保障。将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运行经费、社区工作者基本报酬、社区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经费、人才培养培训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加强政策、资源、项目等统筹，确保社区党组织有钱干事。今年市县两级财政累计支出××亿元资金，支持社区党建工作，及时足额保障了城市社区××万元工作经费、××万元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城镇社区××万元工作经费、××万元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各地要认真执行《城市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管理使用办法》，严格落实社区经费使用标准，明确使用项目，规范使用流程，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发挥最大效益。
(四)坚持创新发展，“全覆盖”实施信息建设，着力推动社区治理智慧化。指出，要强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突出城市智慧属性，在“下基层”"抓堵点”“增效能”等方面助推城市社区治理决策科学化、防控一体化、服务便捷化。
一要在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上升级加力。坚持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加快构建集党务、居务、社会事务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实现社区智慧安防、智慧家居、智慧分类、智慧环测，让居民享受到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服务云端化的便利，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全、舒适、迅捷的生活条件。
二要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升级加力。加快制定《××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推进城市管理服务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大力发展智慧供暖、智慧水务、智慧管网、智慧园林、智慧照明和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服务，建好城市“大脑”，让城市变得更“聪明”。探索建立数字化城管系统，对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市容环境、公共秩序等进行全时段、全覆盖监管，确保城市管理各项问题快速取证、及时响应、全程跟踪、顺畅解决。
(五)坚持服务大局，“全方位”融入中心工作，着力推动社区治理系统化。各地各相关单位要把社区治理与贯彻落实党的五中全会精神，省委××届××全会精神、市委××届××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维护社会稳定。
一要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服务城市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团结凝聚群众的政治引领功能，以“三创四建”活动为抓手，引导居民群众积极投身“六稳”"六保”工作，主动参与××火车站改造、××大道拓宽、××开发区建设等重点片区开发建设，积极配合征地拆迁、道路施工等工作，相关社区也要争取在发展楼宇经济、CBD经济、总部经济，繁荣发展餐饮、演艺、文旅、康养等产业上彰显作为、发挥作用，为城市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二要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促进城市环境改善。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强力推进以棚户区、老旧小区、背街小巷、老旧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城市畅通工程和停车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五改一通一场”工程，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面整治牌匾乱设、摊点乱摆、广告乱贴、道路乱挖、车辆乱停、私设地锁和“僵尸车”等问题，做到清理整治全覆盖、环境卫生无死角，形成城市乱象治理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城市颜值，努力交上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经得起检验的成绩单。
三要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保障城市社会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借鉴××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模式，坚持问题导向，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工作体系，推动调解进派出所、法庭、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推行律师、法律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参与化解信访矛盾制度，着力解决安全没保障、物业没人管、烦恼无人解等问题，做到“小事不出区、大事不出街、矛盾不上交”。借鉴××市“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进一步完善我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要严格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切实筑牢社区防线，坚决避免新冠疫情出现反弹。
三、坚持党的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社区治理工作落地落实
指出，要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各级各部门要把推进社区治理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推进，勇于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为建设“XX”提供坚强保障。
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各级责任。各级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议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县级党委政府要对本地区推进社区治理工作负好属地责任，按照“五个一”工作机制，加强统筹指导，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把推进社区治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调动协调各方资源抓好组织实施，不断提高社区群众满意度。市县两级住建、发改、公安、民政、财政、人社、城管、税务、市场监管、行政审批等部门要依据各自职责，分别制定工作方案，共同推进工作落实，形成整体合力。
二要强化队伍建设，提升执行能力。民政、组织、人社等部门要抓紧细化完善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具体方案，充实社区工作力量，实行员额制管理，建立健全职业准入、教育培训、薪酬待遇、管理考核、激励保障、职业退出等基本制度，确保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要建立社区工作人员知识技能培训机制和激励机制，特别要落实好选拔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到街道领导岗位、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定向录取公务员和事业编人员政策，不断提高职业化水平。
三要强化督导考核，传导工作压力。建立常态化督查机制，对社区治理工作实行全程督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市考核办要建立双向考核评价机制，将城市社区治理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作为干部评优评先、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各县(市、区)要将推进社区治理工作纳入对街道办事处、乡镇和有关部门的年度绩效考评项目，跟踪考核、严督实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要强化宣传引导，浓厚社会氛围。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报刊、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等平台，大力宣传社区治理工作的重大意义、政策规定、工作进展、亮点特色，引导居民主动支持、广泛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特别要宣传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居民满意的社区治理典型，在全市形成共抓基层党建、共商区域发展、共同服务居民、共建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
社区治理一体化篇9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以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成为我国发展的重大目标，加强社会建设成为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三中全会相继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地区在国家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自身团结奋斗的条件下，经济发展虽有所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社会治理滞后、社会矛盾上升等一系列问题，有的甚至更为突出。“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从治理国家的逻辑和历史经验来看，任何社会治理方式产生后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要求也不同，因此，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要在与当地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寻找科学的方法和模式。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从前那些富有成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在今天已经难以适应。加强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尤为重要。基于我国国情，如何实现民族地区依法创新社会治理，使之成为一项形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制度和政策，以此确保民族地区今后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这是一个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与权利意识相一致，降低权力意识与法制观念产生的不平衡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完善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方式，削弱冲突所带来的社会伤害，必须把加强法治保障、依法治国的方针放在首位，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全面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中的重要作用。
一、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必须把法治作为基本遵循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保证，在全社会养成法律至上的社会风尚，是依法进行社会治理的前提。因此，民族地区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教育，深入普及法律常识，把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提升各族人民Ψㄖ蔚男叛龊妥袷亍R把“法律至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在民族地区树立起来，真正做到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人民群众的基本行为准则。
二、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要以长治久安抓发展作为核心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和创新的显著特征就是长治久安抓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周密制定详细完备、规范有力、调控科学、切实可行的区域社会治理体系，为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要从组织上引导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自觉的提高依法治理政治和治理本地社会的能力，努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发展、解决纠纷、反恐维稳的治国理政水平。民族地区政府部门要依法行政，把长治久安作为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在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权利和义务。
三、要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并引领着中国的未来、是实现中国梦的总纲。我们必须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础上，深入基层调研，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如实地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自觉地把一切工作和思想纳入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以“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来指导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工作。
（一）“四个全面”是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指导方针。统筹“四个全面”是民族地区当前和今后都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党中央制定的民族政策要充分体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求，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在民族地区要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步伐放在首位。要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调整社会生产结构模式，调度资源配置，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出发点，坚持“五个发展”的理念，把扶贫工作精确落实到位，争取早日使我国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实现小康生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的同时要兼顾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的开展、从社会治理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出发、促进社会治理中各方面改革的协同发展。
（三）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要全面依法进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要科学公正的建立法治队伍，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提升依法管理民族事务能力，为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和生产生活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努力形成一些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又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法律法规，在法治上为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提供保障。
（四）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始终贯穿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干部作风往往是影响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区较其他地区条件更苦、形势也更为严峻，有的地区还面临的尖锐斗争，加强党的建设尤为重要。必须加强党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领导，建立完善的从严治党的工作制度，促进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把从严治党的工作制度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身上，在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大力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有效的形式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
（五）推进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完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改进，并强调“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方式的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当今新形势下，怎样进行社会治理的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善和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全面提高政府部门的领导和决策能力。由于民族地区本身的特殊性，提高政府部门处理公共安全的能力，是新形势下开展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对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公共安全责任要明确作出规定，各级政府要，大力推行社会公共安全的宣传工作，通过制度完善有效的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使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科学化、规范化。
四、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要以公共政策民主化为价值取向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突发的时期，社会治理面临着新挑战。创新与发展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政府、社会和公民不仅要和谐共事，还要共同面对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政府要充分发挥其公共职能角色，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要民主化，真正实现使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到社会管理的工作中。因此，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部门要端正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公共性角色，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完善公民权利制度，在其位谋其职，形成政府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公共政策民主化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和要求。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制定的各项政策，要集中体现民族地区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与诉求，形成民主的运行体质和决策过程。公共决策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法制化，其中科学化的基础是民主化。完善公民参与本民族公共决策的制度体系，充分保证公民对公共决策过程的“知情权”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和发展和谐稳定推行的前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创新社会治理要从“社会管理”转型到“社会治理”，集中反映了我党在社会建设和治理理念的深化。在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要加强科学管理，把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结合起来，把握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将全面深化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提供多种形式的参与公共决策的途径，是现实性和实效性的体现。激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政策的不妥当，制定客观科学的政策，能充分展现我国人民当家做主、鼓励公民参政议政的人民民主制度。普通公民可以议会、旁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参与政治生活，是完善政府公共决策的重要途径。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罚政策决定要积极听取广大群众意见，对大多数人民群众不理解或不支持的政策做到暂不出台或延缓出台，以此确保政府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方面创新发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改革开放至今，创新与发展我国社会治理，尤其是创新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主要是发展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政府部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积极发挥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能动性，应避免将“法律看成解决纠纷和消除社会问题的规则与技术体系”，而要多一些对这一群体终极关切的积极回应。
五、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工作的重要辅助手段是社会工作的介入
由于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发展条件的限制，贫困一直是阻碍民族地区发展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尤为突出。政府长期扶贫工作的推行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很庞大，其中部分人口还处在绝对贫困状态。因此，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始终是反贫困。扶贫工作要做到紧缺识别真正的贫困人口，做到精确发放，精确脱贫。
社区治理一体化篇10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挑战；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8.113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8-0-02
近年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相对传统的社会群体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城市社区成为基础性的治理单位。同时，在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的现阶段，各种问题、矛盾集中于城市社区，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相关人员需要探究新型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好的解决城市社区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推进社会稳步发展。
1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区治理是将社区作为载体，政府、居民共同管理社区事项的互动，是一种为不同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且各活动相互作用的管理模式。“社区治理通过对相应制度的合理安排，能满足适度开发、调试公共资源系统的需求。”因此，社区治理的实施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社会时能力不足的问题。
2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
2.1社区治理行政色彩浓厚
通常情况下，城市社区的建设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所以社区除了自治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政府转移的职能，导致社区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城市社区治理权力多来自上级需求，社区各组织具有行政化的特征，比如，经济来源的行政化、工作模式的行政化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组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居民委员会多承担“政府代言人”的职责，通常根据政府的需求开展基础性公共服务，并未进行明确分工，未给居民谋取效益。居民选举也常常流于形式，加之居民委员会工作职责、工作角色的错位，造成社区长期处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忙于行政性事务的状态，基本无暇顾及居民的需求、效益。
从另一方面来看，因行政色彩的浓厚，使社区治理出现角色错位、迷失的现象，表现为：从政策上看，国家主张城市社区自治，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但实际的社区治理中，政府却又不可控的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因而在社区治理现实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和主要来源于社区权力、结构的冲突。
2.2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困境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等是最为关键的主体，主体之间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角色混乱等情况，间接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居民委员会是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服务于一体的组织，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对优质的公共服务，但通常不会主动作为，回应社区居民的诉求。近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住房逐渐趋向于商品化，物业公司开始进入城市社区。物业公司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机构，主要工作是为业主提供房屋保养、设施维修、保安等服务。物业公司作为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型组织机构，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然而，由于经济效益的驱使、监管机制的缺乏，物业公司通常因权力的不对称而凌驾于居民、业主之上，导致利益纠纷事件频繁发生。而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社区治理各主体间权责不明确，最终造成角色定位处于混乱状态，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
从另一方面来讲，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业主委员会等机构力量薄弱，相应工作的实施均在物业公司的帮助下进行，而物业公司的经营目标又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成效，导致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情况严重时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还会升级。城市社区各主体不具备完善的监管机制、制衡机制，代表业力的委员会力量薄弱，无法制约物业公司，做不到真正维护业益，最终导致社区居民委员会忙于行政事务性工作，降低了服务效益；而市场化运营的物业公司，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不顾及业主的需求，降低该组织机构的服务质量。
2.3社区居民参与度低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础组成单位，也是整合基层、城市生活的共同体，也应当是表达居民需求、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的单位，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城市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参与是保证社区问题有效治理的关键。居民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成员，通过监督作用的发挥、社区活动的参与，使社区治理成为社会基本单元。但从实际工作上看，因受传统组织参与形式的影响，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性、责任意识差，未对社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大部分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社区活动的状态。同时，个别居民还认为是否参与社区活动，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无法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在社区重大决策中不主动行使发言权。目前，社区居民参与较多的社区活动主要是文体性的健身活动，如广场舞等，参与人群为老年人、妇女，大多数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真正的决策性参与，所具备的监督作用有限，造成社区治理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阻碍了城市社区的发展。
3城市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3.1明确城市社区主体职权
政府需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流程，明确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职权、关系。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想创新治理机制，最为主要的任务是政府转变对基层社区的治理理念，给予社区治理针对性的指导，将权力归还于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明确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主体关系、工作职权和角色，强化居民委员会对业主、物业公司的监管作用。同时，还需适当扶持居民自治组织，以便于充分发挥居民的作用。
3.2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
目前，物业公司普遍存在不公开收支、居民上缴物业费未用到社区硬件维护方面等现象。并且，物业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认真处理居民、社区反映的问题。比如：居民上缴物业费后，物业公司未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常见的有社区卫生、治安l件差等，即便居民一再催促物业公司处理，也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应，总体服务质量低。针对这种情况，需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收费等程序实施公开、透明制度，强化社区居民的监管作用，便于在法律帮助下更好的维护居民权益。
3.3构建社区参与平台，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社区居民参与度是评估社区建设水平的关键。目前，城市社区居民主要从以下途径参与社区活动：在居民委员会引导下参与、在社区党支部引导下参与、通过社区网站或是微信公众号参与、通过社区民间组织参与、通过听证会的开展参与等。由此可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途径越来越多，并且在不断进行创新。但从城市社区的实际参与情况上看，居民参与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城市社区活动缺乏针对性，并不是针对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而开展的活动。因此，除构建相对科学、合理、多样化的社区参与平台外，还要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重点是在参与内容上进行创新，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激发居民的兴趣，提高其参与自主性，并根据社区居民构成的特点开展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进而达到有效治理。例如，基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矛盾较突出的问题，组织双方代表召开恳谈会，让物业公司明确了解居民的需求，让居民了解物业公司的实际困难，双方协调、共同解决问题；在卫生环境差的社区，多组织“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集体活动，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共同改善社区的居住环境；为老年人多组织休闲、娱乐性的活动；为小朋友多组织学习知识的活动等。
3.4再造社区组织，提高运行效率
在全面发展城市社区组织的基础上，保证社区组织真正服务于居民、彻底治理社区问题是创新治理制度的又一主题。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提出的“政府再造”理论中的“再造”是对社会公共组织、公共体制的转变，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并且，还可通过对组织目标的改变，权力结构、组织激励的变革来完成该转型。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
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上讲，其主导思想是将激励机制、管理制度纳入社区治理中，使以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为主要业务的组织机构更好的借鉴先进的管理模式，增强组织发展能力。曾有学者基于社区再造的基础提出了构建企业化的社区，也有学者在再造理论基础上，提出程度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等，这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治理内容的创新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也可以进行再造，现在很多地方的社区对活动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行为尝试采取积分制或是银行储蓄制管理模式，这都是很有益的创新。
3.5将社区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处于统一机构的人通过互动、接触，能建立期望、义务，形成信任关系，能动员社会关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而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当前社区急需解决的问题，以预防社区发展、资本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人员，而社区又是组织居民生活时所形成的主要场所，社区资本主要体现在居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社区服务人员工作状况的认可和相关活动的参与上。而将社区资本运作进行公开作为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的创新，不但能有效解决社区问题，还能帮助社区治理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的质量。
4结语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细胞”，其治理效果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情况的分析，发现社区治理普遍存在主体关系不明确、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效果。因此，相关人员需加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力度，明确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角色；居民委员会要认真处理行政权、自治权关系，加大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功能；重视居民委员会的管理方式、管理机构的改革力度，增强社区居民活动参与性等。此外，物业公司还应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构建相对合适的治理机构，将社区治理作为维护基层秩序的基础，并将社区的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在发挥居民作用的情况下，进一步治理社区，推动基层社会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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