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散就散篇1
写了两张小卡片，都是给老哥的，但是我想，应该是单纯的吧。
后来我跟好友说，想发给老哥啊。然后好友说是单纯的感情吗？我说是的，她说那就写点友谊的吧，我说这个主意好，然后我说那就写你是我要珍惜的朋友吧。然后好友说好一个直接的友谊表达。
进了他的空间，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彼此关注了。然后也发现自己好久没有给他推荐歌曲了，然后他也好久没有跟我分享哪一首歌比较不错了，点进去他的音乐空间，觉得，我们已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一条路，已经，恩，无药可救的关系啦。
比较伤心的大概是曾经我们共同喜欢的歌曲都被他删了，喜欢的歌曲仅剩下98首，而我用三个音乐软件，在高一之前一直很钟情QQ音乐，因为觉得里面收藏了很多我真心喜欢的歌曲，歌曲里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回忆，所以即便后来我发现还有更好的音乐软件，自己也一直都没有常用，所以，自己从一开始用QQ音乐到现在，喜欢过的从来就没有删过，即便现在里面有600多首被我喜欢过的歌，但再次听起，还是很喜欢的，还是舍不得删的，只是老哥竟然都删了，很生气啊，但大概生气的是对我自己的举动吧。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那些快节奏的。大概就如此，说散就散，感情本来就这样。习惯就好。
说散就散篇2
就以“五·四”为界来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百家争鸣意识，各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和思想流派，都相对重视利用散文作为文化软武器来抒发哲理，阐述政见，传达观点。那时，通常把韵文以外的文章统称为散文。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散文从形式到内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尤其是地质学家徐霞客的那部内涵丰富厚重的《徐霞客游记》，颇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已不再是单纯的借景抒情休闲文章了，而是一部集地理历史、人文风情、态生资料、作者思想和精神，既是地理文献又是文学典范，既成了具有供后人学习研究价值之作，又开创了散文新的体裁。
“五·四”之后，散文渐渐地有分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广义散文的概念，除了散文最基本的“思想开放，用情真诚”原则外，散文的范畴却随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文化演进和文学体裁衍变发展而变，从“通常把韵文以外的文章统称散文”，到“广义的散文，是指除诗歌、小说、戏剧、曲艺和电影文学那些有指定体裁以外的一切文学体裁。如书信日记，随笔杂文，记事抒情游记通信，人物传记，报告文学等”，直至现在叙事散文中的通讯特写、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文体，各成一类；议论散文则有了专门的名称——杂文，也从散文中分了出来。这些散文范畴的改变，是赋予时展规律的意义，自然是被人们接受。但除此以外，往往还存有个人臆想的人为因素，牵强地给散文冠上各种各样的“标新定性散文帽”。近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标新定性散文帽”上巿，诸如：文化散文、行走散文、学者散文、小女子散文、后散文、原散文、新散文、原生态散文等等，其中有一部分在上世纪初期已经有人提过的效仿再版，更多的则是目前散文作家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和需要所自创自立的。
其实，我们心里不是不明白，散文就是散文，也只能是散文，再怎么折腾也不可能篡改散文有其不可改变的原则定性，就是——“必须以思想开放，用情真诚来铺垫文本基底”，这是无是非可辩的。那些给散文冠以各种各样的“标新定性散文帽”，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何种需要，只能说仅仅是个人臆想的一种愿望。避开个人私欲目的不说，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改革创新的愿望，想推翻散文传统性质假设的一种愿望，是一种因为有愿望而激进的行为。如“文化散文”之说，就颇为不妥。因为凡是散文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强调这个散文叫文化散文，那个散文不是文化散文，没有具体的条规毕竟是不合适的。不说这个提法合理与否，从我读过的那些特别调强为“文化散文”的本文来说，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卖弄文化。有些人读了某一史书，或看到了一个古代遗物，就自以为可以作文了，就有资格写“文化散文”了，但只是大量地引用资料进行感叹。如果是资料多，感悟少，倒也算是多少还沾有一点文化的边；而有些甚至连写作者自己都难以说清其“文化根”在哪里，东一句“孔子”，西一句“老子”，显得有多文化似的，纯粹是挂羊头买狗肉，糊弄读者，简直是瞎扯！
有人认为，新散文的出现，传统散文“小说重虚，散文重实”的观点受到了挑战。我个人不接受这一说法。因为无论冠上何种“散文标新定性帽”，只要是散文，都不可能改变“小说重虚，散文重实”的原则，只是人们对“虚实”的理解与诠释略有不同罢了。散文的“虚”有其底限，即便是在“虚构”叙述时，也重在真诚的坦然，重在性情的展露，这与小说的虚构叙说重在遮蔽、重在刻画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现在小说散文化和散文小说化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温瑞安的小说，古龙的小说，都有很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可加入散文美感的小说确实递增了小说美感的力度，而小说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小说还是小说。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庄子的《逍遥游》，卞毓方的成名作《煌煌上庠》，杨永康散文的“多层在场叙述”，都有明显的小说倾向，但他们大多是基于“在场”这一原点上，在不违背“必须以思想开放，用情真诚来铺垫文本基底”的散文原则上，点缀一下自己情感想象的坦然与展露，用自己的灵魂在与某地某事（某人）相遇而撞击所产生的那份真实情感，和着自己对散文的真诚去分析（怀疑、否定、或肯定）所谓的真实，用来自心魂深处的感悟，否定或肯定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哲理，为读者营造想象旷野，使文本总有一个接着一个，一缕累积一缕的神秘之美。
在一次访谈中，有朋友问我：“散文之难，难在难于掩饰！可以空洞，可以言轻，但那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不是技巧的问题。散文之上品在于毫不掩饰。所以，现在很多名家不敢大写散文啊！是不是？”
我的回答是：每个写作者的成长，都是在坎坷中走向成熟的，我们心中的散文也是这样的，只要我们写作心态是纯的，写作的动机是洁净的，为人之本是善良的，为文作品是上格的，那么在好多地方，在好多时候，在许许多多的领域，就是出现了过犹不及的尴尬又有何妨？我们有什么不能坦然面对正是发展中的问题呢？
说散就散篇3
一、电脑里的各类散热器
电脑中的散热器种类很多，像CpU散热器、显卡散热器、机箱散热器、硬盘散热器等都是常用的散热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电脑机箱里的各种散热器吧。
1.CpU散热器
众所周知，CpU可是电脑内各部件中的发热大户。大家平时可能没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CpU散热器是有一个使用范围的，不是说同一个CpU散热器就可以适用全部的CpU的，比如说amDathlon64X24400+am2的盒装散热器是无法应用于amDathlon64X26000+am2处理器的，硬要使用的话有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散热而导致CpU温度过高而损坏。
常见CpU散热器一般由一块散热片和一个风扇连接组成，通过散热片连接CpU来吸收热量，再由风扇对散热片进行散热。
2.显卡散热器
电脑里除了CpU是发热大户外，显卡在工作时会释放出巨大的热量，特别是在运行一些需要进行大量图形运算的软件时，比如说大型3D游戏。这时就是考验显卡散热器的性能的时候了，如果散热量不足将会导致显卡温度过高，一般在80度以上的时候显卡就会罢工了，具体表现为花屏，重则烧毁。常见的显卡散热器一般为随显卡附带的散热片加风扇。
3.机箱散热器
机箱散热器的作用就是作为电脑各部件散热的一个总枢，主要作用是加快机箱内的热量循环排出，以避免机箱内温度过高。目前主要使用的机箱散热器是散热风扇，其可以很有效地保证机箱内的空气流通，从而使机箱内部保持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温度。
4.硬盘散热器
当转速7200Rpm的硬盘甚至是10000Rpm的硬盘普及的时候，硬盘的散热问题也就开始出现了。特别是有很多朋友用几块硬盘组成磁盘阵列（Rain），几块硬盘在狭小的空间里一起运行，其叠加起来发出的热量将会非常可观。硬盘散热器就是通过被动或者主动的方式带走硬盘的热量，被动散热方式主要是散热片，主动的散热方式主要是风扇。无论是哪种散热器，其目的都是可以快速地带走硬盘的热量，使其保持正常的工作温度。
小提示：
本文介绍的散热器主要是用于台式电脑的，并不完全适用于笔记本电脑。有一类散热器是专门针对于笔记本电脑散热设计的，被称为笔记本散热器。众所周知，笔记本电脑的发热问题可不是被提了一天两天了，像前段时间出现的索尼笔记本电脑出现大规模返厂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发热量过大而无法长时间使用。对于长时间使用笔记本工作的用户来说，配置一个笔记本散热器是必要的。常见的笔记本散热器有风扇散热器和散热片，可安装于笔记本显示的后盖部分和整机下部。
其实，电脑机箱内的散热器种类远远不止上文所说的四种，还有诸如北桥散热器、内存散热器等等，这些散热器与上文介绍的四种散热器也大同小异。好了，现在知道电脑机箱里有什么散热器了，接着是不是就想知道它们的工作方式了呢，到底我们平时常听到的风冷、水冷、热管散热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各种散热器的工作方式吧。
二、散热器的工作方式
散热器的工作方式或者说散热器的种类大体上来说有以下几种：风冷、水冷、热管、散热片、压缩机制冷。又可以分为主动散热和被动散热两种，主动和被动的概念也就是散热器工作时需不需要电源供电，比如常见的被动散热器是散热片，主动散热器是风扇。下面就让我们来看这几种散热器是如何工作的吧。
1.风冷
风冷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散热方式，具体散热形式就是使用散热片和风扇相配合，让散热片紧密地连接发热部件，然后由风扇带走散热片上的热量，以达到散热的目的。CpU散热器、显卡散热器、机箱散热器大多数都采用了风扇散热的散热方式。
2.水冷
对于一些电脑发烧友而言，我们平时使用的风冷已经不再能满足他们的散热要求，这时水冷就成了他们的最好选择。水冷的散热量相当于风冷系统散热量的5倍，但是由于其价格和安装要求都比风冷高，所以水冷现在并不是主流。水冷系统一般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热交换器、循环系统、水箱、水泵和水。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高比热容的东西，水冷系统正是应用水的这种特性。在水冷循环系统里，流动的水能很快地带走电脑各部件的热量。通常使用水冷散热方式的电脑部件主要是CpU，少数显卡也会应用。
3.热管
热管散热器相对于传统散热方式具备低噪声、高效能的技术优势。热管的散热效果略优于风冷，但是比不过水冷。热管散热器一般是由管壳、吸液芯和端盖三个部分组成，主要是利用工作流体的蒸发与冷凝来传递热量，当接触需要散热部件的热管一端受热时，管中的液体会汽化，蒸气流向热管的另一端放出热量并凝结成液体，而液体则再次用于汽化散热，如此实现循环。目前热管散热器主要应用于CpU、主板芯片组等部件。
小提示：
一般水冷系统和热管散热器会配合风扇，以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
4.散热片
散热片一般很少用于单独散热，主要是配合风扇构成风冷系统，也可独立运用于发热量较小的部件。散热片主要是由一类导热性能良好的材质构成，比如铜、铝和钢。其工作方式是紧紧贴住需要散热的电脑部件，吸收热量并用更大的散热表面积实现散热，单独的散热片通常使用扇型的结构。
纵观目前所有的散热器散热工作方式，最为主流的还是风冷散热器，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风扇，譬如CpU风扇、显卡风扇等。风冷的优点是以不高的成本实现较高的散热效果，影响风冷系统散热效果的最主要因素就是风扇的好坏了，那么如何判断一个风扇的好坏呢？
三、轴承决定风扇品质
上面我们已经说了，一个风冷系统的好坏取决于其风扇的好坏，那么风扇的好坏又由什么决定呢？答案是风扇的轴承，风扇的轴承品质直接决定了风扇的转速，也就是散热能力的高低，以及噪音的大小。当我们在购买散热风扇时，一般都可以从它的标签中获取相关的轴承信息，了解这些轴承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选择自己需要的散热风扇，下面将介绍几种常用的轴承。
1.含油轴承
含油轴承(SleeveBearing)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散热风扇轴承。其优点是价格低廉，不过因为其使用油作为剂和减阻剂，用久了以后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噪音会比较大，轴承套筒里的油会泄漏出来。另外轴承较易磨损，寿命较短。常见的ttiFlash+散热器风扇就是使用了含油轴承。
2.单滚珠轴承
单滚珠轴承(oneBallBearing或Ball+SleeveBearing)对传统含油轴承进行了改进，混合了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由一个滚珠轴承和一个含油轴承组成。它集合了含油轴承和双滚珠轴承的优点，比之双滚珠轴承制造成本更低。但是缺点是噪音比含油轴承的风扇大，不过仍小于双滚珠轴承。
3.双滚珠轴承
双滚珠轴承(DualBallBearing或twoBallBearing)使用两个滚珠轴承以滚动摩擦代替了传统的滑动摩擦。其优点是不需要使用油，使用寿命较长，更适合转速快的风扇。其缺点为制造成本高，并且使用该轴承的风扇噪音在所有风扇里是最大的。
4.液压轴承
液压轴承(HydraulicBearing)是含油轴承的一个改进版。比之含油轴承，液压轴承拥有的环式供油回路大大的减少了漏油的状况，并且延长了风扇寿命，运行噪音是目前所有轴承中最小的。
5.来福轴承
来福轴承(RifleBearing)的散热风扇是著名风扇品牌Coolermaster（酷冷至尊）的代表作，这也是对传统含油轴承的一种改进。来福轴承使用耐磨材料制成高含油中空轴承，在风扇运转时油将形成反向回流，从根本上避免了漏油的问题，并且把运行噪音控制得非常好。
除了上述的5种常见轴承外，还有纳米轴承、纳米陶瓷轴承、磁悬浮轴承和流体保护系统轴承等，不过这些轴承成本过高，不便于普及推广。
通过上面对风扇轴承的了解，大家现在已经了解了如何选一台好的散热风扇了吧。虽然说轴承决定了散热风扇的好坏，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风扇的其他性能在风冷系统中的作用。
四、风扇的其他重要性能
影响散热风扇散热好坏的几个重要性能分别为：风扇功率、风扇口径、风扇转速、风扇材质、风扇噪声、风扇排风量，这些性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风扇的散热性能好坏，希望大家在购买风扇时注意。下面我们对这几个散热风扇的重要性能一一进行讲解。
1.风扇功率是影响风扇散热效果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功率越大通常风扇的散热效果也越好。不过在选择风扇功率时要注意遵循够用为原则，不是说风扇功率越大越好，过大的话会增加主机的功耗，从而导致出现不正常情况。
2.风扇口径的大小对风扇的出风量也有直接的影响，在适用的原则下，我们应选择较大口径的风扇。
3.风扇转速对散热的影响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选择风扇的转速时应该根据CpU的发热量来决定，最好选择转速在3500转至5200转之间的风扇，否则过快的转速将会缩短风扇寿命和增加其噪音。
4.风扇散热片材质的选择也很重要，散热风扇所能散热的快慢是由风扇散热片的材质决定的，常用的材质是铜和铝，铜材质较之铝材质导热性更好，不过成本比较高。目前风扇散热片的材质大多数是铝。
5.风扇噪声就是我们对一台风扇进行评价的最直观的方式了。过大的噪音会让人非常烦恼，在选择散热风扇时最好让其全功率运转，在其热身完毕后再听其发出的噪音是否在自己接受的范围。
6.风扇排风量就是我们衡量一台散热风扇好坏的综合指标了，排风量直接影响了其散热性能的高低。对于该指标的测试很简单，将手放在散热片附近感受一下吹出的风的强度即可，一台好的风扇，就算我们离它很远，对风扇制造的气流依旧感觉明显。
说散就散篇4
有位学生曾问我：老师，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也是散文吗？这个问题引起我深长的思考。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简单问题，其实牵涉到散文内涵与外延的问题了。目前来看，许多“散文”的定义及对散文的分类本身就很模糊混杂。所以，具体考察和审识不同的散文品类，是散文教学中必须重视的一个基本问题。只有审识不同的散文品类，抓住不同品类散文总体营构的艺术焦点，深入透视它们的个性特征，把握它们不同的艺术创造规律，才能引导学生切入散文内部构造的深层领域。
中国古典散文的概念、范畴相当宽泛。所谓“非韵非骈即散文”的定义，仅仅把它和诗歌、骈了一点粗简的界定，其余则一概包容。中国现当代散文又有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之分。广义散文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一切文学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大类：一是叙事散文，包括报告文学、传记、特写、速写;二是杂议散文或议论散文，包括杂文、随笔;三是抒情散文，包括抒情小品、游记。狭义的散文是以记人叙事、咏物议论、写景抒情来表达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写法自由，形式多样，语言优美的“艺术散文”。不过，这些知识如果直接照搬给学生，不一定能替他们理得清。其实我们可以按内容为主、形式为辅的分类方法去简单划分，如状物、写景、叙事、记人、游记、历史、文化等。这样一来，学生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二、在明确散文文体特征的同时，我们还需了解散文的审美特征：
1.为文适性，高扬个性。
散文的“主角”是作者自己。“我”是散文审视、表现的审美“对象”。“自我”即性灵，即个性。散文是“自我”的文学，“个性”的文学。“性灵”的文学。因此散文是个性化的、散文是体验历程的产物，是纯正思考的结晶。作者的感悟，是散文的思想感情、意味情趣的本源。这种感悟的特点，首先是它体现着作者的个性。也就是说，作者披襟剖心，真诚道白，让读者从文中见出作者本人的经历、个性、趣味、爱好、志向、学识、修养……
刘锡庆除了关于散文姓“散”（散行成体），名“文”（文学），字“自我”（具有独特个性的真实作者）的这个巧妙概括之外，还在《中国现当代散文欣赏》等文章中，充分引用郁达夫、林语堂、周作人、叶圣陶、蒙田、巴金、叶至诚等人的言论，反复强调：散文必须要有“我”！
所以，散文的阅读往往需要与作者这个人联系起来：我们通过作品来了解、感受作家这个人，通过作家这个人来分享、领会他所写的散文这个作品。忽视散文背后作者的存在，往往会造成教学内容的偏差甚至错误。
2.化物为心，以小见大。
外物（万事万物，客观世界）是要写的，但这个“物”是被“情感化”或“心灵化”了的，即“内化”之物。散文写作，题材广泛，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文，即指此意;但从写作实际来看，散文多却具有“即小见大”的特点。郁达夫说：“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散文能包罗整个宇宙、全体人生，但又不能包罗这些，它只能动用精致而微小的钻头，凿开生活中的一个小点，即“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葛琴《略谈散文》），或者说，“只写一个情节、一段心情、一片风景”，“说明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一种论断”（李广田《论散文》），而这些又是作者所熟悉、所经历过的。你看陆蠡《囚绿记》（人教版），也写小事小物，仅一小小绿枝条而已，不见卢沟桥变事的始末，更不见中国抗日战争宏大场面，“如斯而已，如斯而已。但这些小事里面的任何一件都胜于出一百本反日救国宣言，贴一千张打倒倭奴的标语”（陈叔华《娓语体小品文释例──小大辨》）。
在季羡林看来：时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作为“散文”写作成功的一条“规律”，它无例外地都是“即小见大”！
3.率真，自然，笔墨自由。
真人，真情，真心，真语，离开了“真”，散文就失去了生命。散文在内容上体现为一种“自然美”;在结构上追求一种“自由美”;在语言上讲究一种“自性美”;在情感上呈献一种“自制美”。真实是散文的生命，那么情感的真实就是散文的灵魂。对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进行深度提炼和精致加工，用文字进行的一种回忆或反刍，经过艺术的表现形式，就成了散文。作者不论是述说人生，还是描写自然，不论是说“自家事”，还是说“人家事”，无不从自我感悟出发。这是一种心理真实。这种感悟，既是对事物的特殊意义和特殊美质的发现，也是作者感情激荡、神思飞扬的心灵体验过程。作者的感悟，是散文的思想感情、意味情趣的本源。巴金在150篇、42万字的《随想录》里，坚持说“真话”、吐“真情”，把心掏出来“交给读者”，将自己以性命换来的“人生探索”经验和痛苦的“心灵解剖”纪录留给历史，留给后人，作为自己告别文坛前的最后奉献。
4.短文韵长，风格各异。
说散就散篇5
“形散神不散”散文理论出现于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称为“散文年”的1961年，它是“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与文学思潮、散文写作等综合因素所整合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散文写作上，表现为建国初期大量热情洋溢地歌颂新生活、新制度、新建设等方面成就的特写类散文的兴盛。这种特写类散文虽然有着可以及时、迅速、生动地报告社会生活的新人、新事、新景观，但是在艺术形式上有粗糙之气，摒弃了写作者个人的抒情空间，降低了散文的美学品格。这样，如何在一元的抒情机制里使散文“既好看又好吃”，成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诱人“菜肴”，这成为文艺界所思考的问题。1950年代中期的“复兴散文”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复兴散文”运动中所出现被称为“佳作”的散文，如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魏巍的《我的老师》、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老舍的《养花》等，形式灵活，文笔优美，所表现出的是与工农兵具有“同质同构”的情感关系。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知识分子自由言语的空间彻底丧失，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虚幻抒情状态，表现为对“共产主义”一相情愿式的幻想与渴望，对社会生活赋予诗意的浪漫情调。形式灵活、文笔优美的抒情类散文，成为热爱国家、颂扬人民的有效文本，走到当代文学写作的前台位置。
1961年之所以成为“散文年”，它有这样几方面原因：一是抒情散文写作获得丰收，大量意境隽永、文体优美的“抒情散文”涌现出来；二是许多全国性的报纸展开对散文创作理论的讨论，形成了相当的气候，出现了为多方所激赏的“形散神不散”散文理论。换言之，“散文年”是散文写作实践与散文理论探索“水到渠成”的结果。总体而言，1950年代的散文研究，基本上集中到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上，虽说出现了一些凤毛麟角的探讨散文特质的文章，但没有形成大的冲击波。抒情散文的写作虽说队伍扩大、作品大面积丰收，但同样也出现写作题材狭窄、风格单一等状况，这样势必要求散文研究者对散文的概念、范畴、特征、传统等方面内容做出相对明确的探讨，以指导散文写作实践。应该说，到了1960年代之初，探讨散文基本内涵、特征理论准备的时机相对成熟。《人民日报》专门在1961年1月28日至6月5日，在第八版开辟了“笔谈散文”的专栏，发表了二十来篇文章，专门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散文的诗意、意境、结构、范畴等艺术问题。此外，《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也刊发了提倡、议论散文写作的文章。这次“散文笔谈”的重点，不是讨论散文生存的土壤问题，而是把精力集中到散文文体等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估计也有像一些学者所猜度的原因：“这次‘散文笔谈’的策划者尽量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散文的本体建设和艺术表现方面，从而避开来自政治的干预，这是颇具策略的明智做法。”
对散文“形散神不散”特征的概括和论争，首先成为当时讨论较多的话题。有人认为“散文忌散”——李健吾提倡散文的“竹简精神”，作家师陀也提出了“散文忌散”的观点。也有人提出“散文贵散”的观点，把散文形容为“文学的轻骑兵，是从战斗的风沙中跋涉过来的”、“散文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自由活泼，最没有拘束的”。与此同时，王尔龄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的“散”》文章，也赞同散文的特点在于“散”。萧云儒的千字短文《形散神不散》，综合“散文忌‘散’”与“散文贵散”观点，提出自己关于散文“形散神不散”的观点：“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而言。‘像煞有介事’的散文不是好散文。会写散文的人总是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的见闻中有所触动，于是随手拈来，生发开去，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信笔所至的叙述上，笔尖饱蘸感情，时而勾勒描绘，时而倒叙联想，时而感情激发，时而侃侃议论”。萧云儒不光认为散文的“散”与“不散”相互统一、相映成趣，更具体地发挥了这种“神不散”的观点，即“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珠玑，环扣主题”、“形似‘散’，而神不散”。
“形散神不散”观点是对当时文艺主潮的一种阐释：作品的主题必须明确与集中，完全符合当时盛行的反个性主义的大一统文艺思想。《形散神不散》的短文一出现，立刻引起评论家们的重视，经过宣传、推广，终于构筑成当代散文的理论框架。与其说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推动了当时散文写作的发展，毋宁说是对当时散文状态的理论总结与进一步规范，给散文的发展戴上更为沉重的“紧箍咒”，由此，所谓的“散文年”真正形成了属于“十七年时期散文”的理论与创作模式。
在拥有具体的“形散神不散”理论指导下的散文环境中，散文“诗化”这种散文写作的技术方法，成为散文作家们自觉的追求。当然，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普遍的，既表现社会大众对于“三大家”散文创作的“诗化”方式的模仿上，也表现在当代的文学教育上的一种全力引导与灌输。就拿“十七年时期”散文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来说，到了“拨乱反正”后的“新时期”，“十七年时期”所涌现的散文佳作，如杨朔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泰山极顶》，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日出》，秦牧的《花城》、《土地》、《社稷坛抒情》，冰心的《樱花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猎户》，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袁鹰的《井冈翠竹》等大量散文作品全面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全国统编语文教材，成为全国中小学生所诵读的名篇佳作。就是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也一度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其关于散文特征的论述“形散神不散”，成为中学生必须牢记的散文特征“定律”。这种影响所造成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二、对于“真情实感”的讨论
1980年前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连续发表了《说真话》、《写真话》、《三论说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随笔文章，并在1982年把“讲真话”的一组随笔辑成《真话集》出版。巴金先生反复说“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表现出了一位具有“五四”文化精神的老作家的社会良知。现在有人看“说真话”这个命题似乎很幼稚，其实在没有明确的社会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说真话”并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新时期”之初的特定社会语境来分析，“说真话”应该成为散文写作的最基本条件。因为能否忠实而冷静地记述“文革”乃至“极左路线”时期的历史现象，能否客观地追述那些已经在“文革”中逝去的人们的历史功过，能否真实地表达作者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理解，这些均不是易事。
其实，“讲真话”曾是当代许多作家的共同心声。早在1962年，作家周立波主编的《散文特写选》（1962年）序言中这样强调：“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写绝对不能仰仗虚构。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秦牧说：“文学作品应当宣传真善美，反对假丑恶”，他认为的“真”，就是“要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弄虚作假，反对粉饰太平，反对掩盖矛盾，反对诓诓骗骗”。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散文的“真实性”问题，一直被视为散文不可动摇的基石和不容偏离的创作原则。众多作家对于散文“真实性”原则的强调，主要是捍卫最基本的写作权利。这里既有对当代散文创作中长期出现的“假大空”、“假嗓子”的不满，也有对于散文生存语境的反思。
80年代后期，林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散文的“真情实感”问题，他指出：“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情感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林非这里反复强调“真情实感”对于散文创作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散文审美价值观的核心问题。
林非引出的对散文“真情实感”探讨的话题，成为新时期以来散文研究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楼肇明认为：“‘真情实感’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它在扫荡‘瞒和骗’的文艺中是立了功劳的”；“其二，‘真情实感’论因过于普泛，不可避免地非文学、非艺术的因素也一古脑地全包含了进来”；“其三，真情实感，本身包含着若干层次，又人和人不尽相同，这样就为相对主义留有藏身的洞穴”。陈剑晖也认为：“‘真情实感’是可以作为散文的本体范畴和对散文的文体进行规范的，它的功劳也是别的散文概念所不能代替的”“问题在于，我们充分肯定这一散文范畴的同时也应看到：首先，散文虽是‘表现自我’的‘主情性’艺术，但它的情感抒发和小说、诗歌的情感抒发有着较大的区别……”；“其次，感情有文学的因素，也有非文学的因素；有具备很高审美价值的真，也有毫无艺术意义的真”；“再次，还应注意到，感情还有‘大’、‘小’和‘高’、‘低’之分，这是就散文的情感质量而言。事实上谈论散文的情感，必然涉及作家的主体人格结构、思想涵养、文化心理等因素”。那么，“真情实感”是不是散文的内核，是不是散文创作的灵魂？我以为应该这样回答：“真情实感”仍是文学进入审美需求的最基本的层次，它是一种外在现象，“真情实感”的内核应当是“个性”精神，正如郁达夫所言：“散文的解放，第一要写‘散文的心’”，“散文的心”就是散文创作者所释放的“个性精神”，而这种充分与自由的个性精神的释放，必须有足够的社会条件来保障。
探讨散文在技术上可否进行“虚构”的问题，也是对于散文“真情实感”的讨论逻辑必然。90年代初，秦晋坚持认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散文如果描写不是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关于可能发生的事情，读者就会出现阅读障碍……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散文中像小说一样虚构事实情节，那无疑是‘自毁长城’，失去疆界的散文也就失去了散文自身。”秦晋对于散文“真实性”的讨论，已经不是简单层面的情感诉求了，而是上升对于散文特质的探讨了。可是，陈剑晖却认为：“从散文的创作规律和散文发展趋势来看，要使散文所描写的内容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把握好‘真实与虚构’的‘度’，既不要太‘实’又不要过‘虚’，则散文的‘真实性’这一古老的命题便有可能在新世纪再现它的原有活力。”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在“真实性”问题上纠缠不休，“真实性”就是现代散文不容动摇的特质之一。现代散文具有“现代性”、“真实性”、“自由性”三大特质。所谓“现代性”就是一种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等普遍原则的现代意识精神；“自由性”，既是散文写作者心灵的最大自由，也是散文文体的自由，呈现一种开放的态势；而“真实性”就是写真相、表真情、诉真心，散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都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虚构和杜撰。也就是说，散文的“真实性”所符合的原则是真人、真事与真实的时空场景，但是作者在真实时空中包括想象、幻觉等心理体验，则不能以简单的“真实性”来加以限制了，因为人的思维具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功能。如果否定散文中的合理想象，某种意味上也就是否定散文的“文学性”特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讲真话”是对散文生存环境的强烈质疑，是对散文作者自我权利的捍卫；而“真情实感”论，已经上升到对于散文本体特点的探讨上；对于散文“虚构”的讨论，虽说停留在散文写作的技术层面的讨论，但因为涉及到散文的本质性内涵方面，仍能吸引人们的关注。
三、对于“形散神不散”的质疑
和对于“三大家”的重新审视
1980年，松木在《语文战线》1980年第8期发表《“形散神不散”质疑》。此论文主要从散文文体的角度来深入探讨散文的特点，对“形散神不散”理论进行大胆的质疑，开启了新时期对于“形散神不散”理论的重新认识之门。到了1980年代中期，散文研究界对于“形散神不散”批判之风日盛。这些研究文章对“形散神不散”的批评角度不一，对“形”与“神”的解释亦各有出入，但如同楼肇明所指出的那样，“基本上都认为‘形散神不散’说对散文写作主导造成境界狭窄，主题单一之弊，促使散文写作单一化、格式化，束缚了散文艺术追求，是一种封闭的体系规范”。需要指出的是林非的《散文创作的昨日与明日》，不仅仅从文体角度加以探讨，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形散神不散”与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契合性，抓住了其实质问题进行批判。“（形散神不散）这个主张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我们当时一种相当盛行的文艺思想：作品的主题必须集中和明确（这其实是古典主义式的艺术趣味）。短论《形散神不散》具体地发挥了这种‘神不散’的主张，即‘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玑珠，环扣主题’，完全符合于当时盛行的这种文艺思想，所以它得到广泛的流传是可以理解的”、“追求单一化和模式化，必然会使散文创作陷于僵化和停滞的境地；只有冲破单调和模式的多样化的趋势，才有可能使散文创作得到充分发展和繁荣”，这种分析令人信服。
由于“形散神不散”观点出现于1960年代，当代散文研究界要质疑这个散文理论，就势必要对形成此理论的经典作品进行重新审视。因此，对于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的重新审视，也成为“新时期”散文研究的一道风景。
1、对于杨朔散文创作的再评价。对杨朔散文写作的“再评价”问题，当代散文研究界在1980年代之初就开始了，也已经触及到杨朔散文的弊病了。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吴周文《杨朔散文的艺术》，是较早出版的杨朔散文研究的学术专著。吴周文认为，杨朔诗化散文的理论所指导下的创作实践，使其作品在意境创造、艺术构思、人物描写、结构艺术、文学语言和个性风格等方面，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比较完整地构成了他的散文美学，形成了“杨朔体散文”。吴在论及杨朔散文缺点时也认为，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杨朔散文仍沉浸于光明的歌唱，他没有能够很清晰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现实社会的许多矛盾，更深一步地去发现与研究当时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存在的“左”的问题。这使他的散文存在思想方面有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而在艺术方面，由于刻意追求“巧”的构思，也使他的不少散文结构雷同。
1980年代后期，佘树森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杨朔现象出现的社会原因。认为1950年代中的散文“复兴运动”及60年代初的“诗化”，是对40年代散文通讯化的反拨。由于政治功利观念的主导与制约，杨朔散文形成了“强化群体意识而淡化个体意识的‘载道’精神，托物言志（包括借景抒情）的表现方法，以及‘三大块’的结构形式”，导致了“散文创作上题材的狭窄，真实品格的贬值、艺术形式与风格的单调”，并由此走上了“模式化”的路子而束缚了散文的发展。
1990年代初，溪清、渝嘉认为“杨朔散文致命的弱点恰在于‘自我’的弱化，‘主体意识’的隐蔽”。我的理解，类似这样的评价似乎“有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感觉。试想，整个社会尚对于“个性”封杀的特定年代，杨朔作为一介文人，他有何力量与整个社会对抗？他只能顺应形势，并在顺应形势中进行力所能及的及时调整，追求在形式上“诗化”的突破；再之，单就杨朔的出身和成长经历而言，他已经经过革命之风的熏陶，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又怎可能走“个性化”之路？
而吴周文在其著作《散文十二家》的自序《“杨朔模式”及其悖失态势》中进一步分析“杨朔散文现象”的成因与影响，并指出：“如果说，十七年散文因说真话抒真情美学原则的弱化以致丧失而形成了散文创作一统化的审美思维方式，是‘杨朔模式’的第一层含义；那么杨朔和众多散文作家在艺术表现的诗意倾向与追求，则是‘杨朔模式’的又一层含义”。应该说，吴周文的观点摆脱了就事论事的简单分析，而是通过“杨朔现象”来把握整个当代散文的走向问题，其观点更有深度与新意。
2、对于刘白羽散文创作的再评价。早在1960年代，井岩盾认为，刘白羽散文的优点是包含的感情比较丰富，他能以热烈的感情、生动的形象赋予战斗的思想以感人的力量；同时，他的散文又兼含意境的清新和文辞的优美。不过，他认为刘白羽散文的缺点在于有些概念化，同时在文字上功夫也不够。这可以说是较早注意到刘白羽散文缺点的论文了。
到了1980年代，对刘白羽散文创作研究逐渐深入，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论著。当然，这些研究性论著主要是研究刘白羽散文的特点为主。也有研究性论文在指出刘白羽散文优点的同时，进一步分析其散文创作的缺失。如郑锹称赞刘白羽散文“如飞瀑，如奔马，感情豪放，境界壮阔，气势沉雄，给人昂然向上的力量和一种奇伟、刚健的美的享受”。不过，他也批评了刘白羽散文议论过多的缺点。认为，刘白羽力求在几千年散文传统和五四以来散文传统的基础上，创作“我们时代的新散文”，主要表现在他要把先进的革命思想引进作品中来。这是造成刘白羽散文过分强调思想性与政治标准，而忽视散文艺术美的原因。溪清、渝嘉也认为刘白羽散文，“看起来，表现的是‘个性’，但实际上‘共性’的成分很浓；抒发的是‘个性’感情，但实际上‘阶级’的感情比重更大”。应该说，这些分析还是切中肯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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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秦牧散文创作的再评价。秦牧散文融说理、叙事、抒情为一炉，使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结合，借谈天说地、辨析名物之方式，来寄寓对人生的褒贬。同样，早在1960年代，研究者对于秦牧散文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作家观察生活与选取题材、艺术手法、语言应用等方面的独特性上认为秦牧散文的特点在于其“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到了1980年代，随着对秦牧散文创作研究的深入，出版了不少有着真知灼见的研究论著。研究者的主要着眼点开始转向对于秦牧散文创作的总体得失反思上。溪清、渝嘉认为：“他的散文接近于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的一路，但‘知识性’被推到了极致，语言的‘趣味’实已不足，‘感情’的调和则尤欠功夫，这就大大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循着这个思路，刘锡庆在1990年代后期为中进一步指出，秦牧散文是《讲话》所孕育的“新散文”表现形态之一——以“谈天说地”的软性题材，以富于知识趣味的健康情调和明快、畅达的轻松文笔所写出的一种新型的、大众化的随笔。其根本缺点在于用“知识”替代了“自我”，也丧失了抒情的自性，从而使得他的作品未能超越“知识小品”的藩篱而进入“艺术散文”的殿堂。有意味的是，刘锡庆先生始终是以“艺术散文”的钢圈来套当代散文作品，这种方法的确有些捉襟见肘的尴尬。事实上，散文的现象具有丰富性，一味地要求其表现“个性”，那岂不是一相情愿的事？
还有1990年代中期，林贤治在中更是给秦牧下了危言耸听的判词：“对个性的遗弃：秦牧的教师和保姆角色”。他决然认为，秦牧并非文学史所称誉的“散文大家”，而是“一个思想贫乏而语言平庸的作家”。他之所以获得了与其实际水准不相符的地位，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两个死结：一是降低了标准，一是放大了成就”、“一个统一有序的社会，必然要成批生产与之相适应的作家……而且，必然要从中推举出某位代表人物，极力树作优秀的典型，以期群体仿效，免得标新立异。制造优秀，是政治手段在文学方面的运用，是政治入侵文学的众多现象之一”。批评不是作秀，任何脱离作家生活的社会现象而强作家所难的批评方法应该为我们摒弃。事实上，在一个整个民族整体“失语”的社会机制里，即使有个性的作家又将如何？文学批评的目的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认真地总结文学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启迪未来。
四、1990年代消费环境中的几种散文观念
早在198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长期背负着“形散神不散”精神枷锁前行的当代散文产生深深的失望。有人认为“散文已趋于解体”，当代散文“以广泛的萧条来慢待这个对文学充满厚爱的时代”，“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在“旧有‘散文’概念的内涵已经分化完毕”的今天，“‘散文’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还有人认为“一直被误作文学的散文”，“已完成了它的历史文化使命，它应当寿终正寝了”，“当代文学不再需要散文”。
可是，散文沮丧地告别1980年代，来到1990年代后，却出现了人们事先所没有料到的“散文热”现象。1990年代，我国进入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型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日趋复杂。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给人们带来了更多表现情感与思想的诉求，散文这种最善于直接表现人们真情实感的文学样式，正好就承担了这一使命。各种随笔类图书的销量一路看好，刊载承载百姓情感的都市平民报纸一时走红，众多作家纷纷转型，专门报纸、刊物的随笔写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要求散文求新、求变的“大散文观”的声音。
在1990年代较早提出“大散文”概念的是贾平凹。1992年《美文》杂志创刊时，贾平凹作为主编旗帜鲜明地提出“大散文”概念。他说：“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为何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贾平凹当时是有现实考虑的，“我们确实是不满意目前的散文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因此，“我们的杂志挤进来，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实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大散文”概念的提出，是针对流行于当时社会上的那些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抒情的抒情散文的。也就是说“大散文”的概念尽管笼而统之，但作家更注重一种风气，一种关注社会的境界。因此，作为散文期刊的宣言的“发刊词”，对于“大散文”的鼓与呼，无疑是当代散文创作求新求变的催生剂。
“大散文”概念提出后不久，就遭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锡庆先生的反对。他先是在《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中提出了“净化文体”的观点，认为散文的文体特点是“自我性”、“内向性”、“表现性”，提出“创作‘主体’以第一人称写法和真实、自由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表现个性、裸露心灵的艺术性散体短文，即谓之散文。”他用更为随意性的解释进行翻译：“散文就是更本色、更自由地表现自己”；“散文即个性和心灵的赤裸”；“散文是作者性灵（独特个性）的自然流露和自由展现”；“散文即自我心灵美、人格美的本质‘对象化’”等。他还对散文的审美“特征”加以规范，提出四个特点：“篇篇有‘我’，个性鲜明”；“外物内化，以小见大”；“真实、自然，笔墨自由”；“纸短韵长，风格各异”。后来，刘锡庆在进一步展开对中国现当代散文流变史的把握的论述中，强化其“散文净化”观。
刘锡庆文章资料丰厚翔实、论述严密自恰，其征引考辩、爬剔、梳理的实证功夫和务实风格，实为诸多散文研究者所不及。然而，他的“净化文体”观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散文本身就是“文类”的问题，而不是“文体”的问题。二是散文的基本特点是“有神无形”，其“形”之丰富，非其他文体所能比。散文过于“净化”，导致了所谓的“艺术散文”才是“散文”，其他散文不是散文。他连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散文热”都视而不见，认为“从艺术散文的观点来看，散文并不‘热’；不仅不热，还有些‘冷’呢”。这样严格的“门户清理”，只能造成散文品种的单一。因此，正如陈剑晖所指出的那样：“无视90年代散文的繁荣主要是思想随笔繁荣这一基本的文学事实，而偏执于‘艺术散文’这一隅，一味追求散文的净化，这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苟同的，也无益于当代散文的健康发展。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刘锡庆的‘净化’理论发表后便一直遭到世人的诟病”。也有学者指出：“搞‘文体净化’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技巧修辞层面做些调整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散文理论家的楼肇明先生在对20世纪中国散文进行历史评判的基础上，与人合作编辑“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对当代散文写作潮流进行扎实而细致的案例研究。他提出散文最基本的三个本质规定是：“散文的文化本体性”、“与史与哲学相綰结的思维性”、“审美变革中的前驱地位”。在对散文本体研究的基础上，他还提出“复调散文”的概念，即：“一是维度的改变，不再是一件事，一种情感、一个道理；二是一个主题包括二个母题、一个意象包含二个缩影，在两个层次、两个侧面展开；三是宏观时空和微观时空碰撞，两个叙事人，双重视角；四是七嘴八舌，叙事人非常隐蔽”。他还认为“复调实际上是对完整的要求。艺术的根本原则是经济原则，复调散文就是要求在一定的篇幅内表达比较多的内容，它要求作者改变以往那种唯我独尊的写作态度，召唤读者参与作品的完成”、“要打破这种近乎宿命的循环，就必须提倡思想者、学者和诗人的三位一体，提倡复调散文”。楼肇明将散文写作的主体——作家定位在思想者、学者和诗人，集三位于一体，视散文文本为思、史、诗的三维于一身。在这三者中，思是灵魂，史是骨架，诗是主观形态或承载方式。他心目中的最高境界的散文是文化、历史、哲学与诗性完美结合的散文。他认为“散文的文化本体性的核心部分，即在于重铸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或者说是旨在创造性地转化民族文化性格”。应该说楼肇明先生“复调散文”观的提出，就是对于我国消费文化环境中文化缺失现象的回应，要求散文必须负担起“重铸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的使命，而不是一味地成为大众情感的消费“甜点”。然而，他将散文写作主体的定位于“思想者、学者和诗人”，虽然是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但似乎也有些不切合实际。其一，散文本身就是社会情感与思考的载体，它的门槛很低，只要有情感有思考，谁都可以涂抹几笔，不是说只有思想者、学者、诗人能够写作，而一般的普通大众就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其二，在人心浮躁的市场经济年代，人们以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许多“思想者”热衷于制造“噱头”而沽名钓誉、许多“学者”热衷于制造“泡沫学术”、许多“诗人”热衷于进行“下半身写作”之时，他的这种“空谷清音”又有几人能够善于倾心聆听呢？
正如美国学者杰姆逊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已经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已经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文学的生产同样受制于文学的消费，受制于为文学消费所服务关联的如市场、读者、出版、发行相关环节，而批评者的引导只能占到很小的比重。也就是说，广大的作者更愿意投市场、投读者所好，也不愿意让批评家的颐气指使。对于1990年代的散文写作者来说，他可以不考虑何为“大散文”、何为“艺术散文”、何为“文体净化”这些理论家们所设定的问题，可是绝对不会忽视社会的需求。也就是说，面对消费市场，散文理论家、批评家越来越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散文一方面朝着“形而上”学识与思想的高度挺进，涌现出诸多标识“思想散文”、“思想随笔”、“文化散文”、“文化随笔”、“学者散文”、“学者随笔”、“学术随笔”等散文的风行于市；另一方面也可能朝着如“小女人散文”、“生活散文”、“媒体散文”、“城市散文”、“经济散文”、“网络散文”等更能从容不迫地表现平民百姓闲适情感与希冀的散文内容靠近；当然，这种散文的探索，还可能出现类似“新潮散文”、“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等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探索精神的散文形式。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各种眼花缭乱的散文概念的背后，是不同档次、不同规格的文学、文化期刊上各类铺天盖地的散文作品，是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充斥着人们视野的散文随笔类图书。
注释：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2）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文艺报》1959年第14期）；吴调公：《什么是散文》（内蒙古《语言文学》1960年第2期）。
（3）（38）陈剑晖：断裂中的痛苦与困惑——20世纪散文理论批评评述[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55页，第52页。
（4）李健吾《竹简精神——一封公开信》，《人民日报》，1961年1月30日。
（5）师陀：《散文忌散》，《人民日报》，1961年2月27日。
（6）柯灵：《散文——文学的轻骑兵》，《人民日报》，1961年2月28日。
（7）王尔龄：《散文的“散”》，《光明日报》，1961年4月23日。
（8）萧云儒：《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
（9）巴金：《随想录》，新知·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7年第506页。
（10）秦牧：《三十年代的笔迹和脚印》《秦牧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27页。
（11）（19）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第37页，第39—41页。
（12）（18）楼肇明等：《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第144页。
（13）（16）陈剑晖：《中国散文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跨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5页，144页。
（14）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年，第4页。
（15)秦晋：《新散文现象和散文新观念》《文学评论》，1993第1期，第133—134页。
（17）喻大翔：《散文观念更新谈》（《散文世界》1986、7）、《历史与现实：形散神不散》（《河北学刊》1988、1），王尧《散文艺术的嬗变》（《当代文坛》1986、5）、叶公觉《新时期散文发展浅说》（《当代文艺探索》1987、1）、郭风《关于“形散神不散”》（《解放日报》1988、2、25）、杨振道《散文艺术形象的形神统一》（《河北学刊》1988、2），以及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与明日》（《文学评论》1987、3）。
（20）张明吉《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光明日报》1982、8、19）、创淮《成就与局限》（《光明日报》1982、9、10）。
（21）佘树森：《当代散文之艺术嬗变》，北京大学学报，1989第5期，第6页。
（22）（27）（30）（37）溪清、渝嘉：《当代散文纵横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2页，第84页。
(23)吴周文：《杨朔模式”及其悖失态势》，《散文十二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
（24）井岩盾：《评〈冬日草〉和〈平明小札〉》，《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25）如胡树琨、谭举宜著《刘白羽作品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孟广来、牛运清编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刘白羽研究专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牛运清著《刘白羽评传》（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朱兵《刘白羽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6)郑锹：《他歌唱红日和大江——漫谈刘白羽的散文创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28）杜埃《论秦牧的散文——〈花城〉读后》，《文艺报》1962年第12期，收入《笔谈散文》1980年版；易征、张绰、关振东《十里花街——谈秦牧的散文》，《上海文学》1962年第4期）。
（29）林湮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秦牧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其光、陈碧秋《秦牧散文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张振金《秦牧的散文艺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
（31）张炯等人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10卷“当代文学编”，华艺出版社，1999年版。
（32）林贤治：《对个性的遗弃：秦牧的教师和保姆角色》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33）王干、费振钟：《对散文命运的思考》《文论报》(石家庄)，1986-7-21。
（34）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35）（39）王聚敏：《散文文体净化说质疑》，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6）如《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2）；《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1）。
（40）楼肇明、老愚主编：《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共六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43）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楼肇明、老愚主编“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第5页。
说散就散篇6
中国散文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从中国文化最根基性的方面，记录了中国的历史和普通人的生活与感情，所以散文与现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我们知道，中国有强大的诗歌写作传统，在文学长河中，诗歌一直被视为最高级的文学样式。但事实上，自唐代举行科举考试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文章，散文的作用越来越大。及至到了“桐城派”，散文更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风。所以，从整个历史的演进来看，“文”对中国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它比诗歌更全面地影响着当代文化，直至今天，散文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的日常生活。散文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雅”的方面看，它和诗构成了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诗文文化”传统。由于长期浸淫于“诗文文化”中，中国古代的文人一般都能诗能文，这不仅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能力，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标志。因为诗文已经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渗透进他们的精神和血脉之中。可以说，中国最早的全部文学，就是诗歌和散文。它们经由历代封建文人士大夫之手而逐步完善成熟，特别在散文领域，名家大师辈出，不胜枚举。二是从“俗”的方面看，散文的门槛较低，书写较自由随意，由于贴近现实生活，最适宜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所以从古至今，在诸种文学体裁中，散文的产量最多，影响最大，拥有的读者也最为广泛。散文不但最贴近日常生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它还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结晶。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散文，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感情结构和心理结构。赵与时《退宾录》载：“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1]这里的《出师表》、《陈情表》、《祭十二郎文》，都是我们民族散文的瑰宝，在这里面就有着我们民族情感的密码。可见，散文这种文学形式在整个中国文化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作为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方式，和中国人的生命活动密切联系。它凝结着中国人的思想价值、文化理想，渗透进了中华民族浓厚的情感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中国散文就不仅仅是研究一种文字的写作，而是探究一种深植于文化中的大爱和人文情怀。比如朱自清的名篇《背影》，作者采用长镜头聚焦的方法，集中浓缩了父亲的“背影”。这个“背影”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情感的原型，一个民族的文化代码。《背影》感人的秘密，不在于它的文字，而在于感情与文字之间，有一个文化结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感情沉淀。正由于《背影》中父子的感情都浓缩在这个情感原型中，这样“背影”也就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成了一个苏珊•朗格所说的“生命的投射”。像《背影》这样蕴含着民族的感情密码的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还有许多。因此，我们的散文研究，要尽量透过散文作品的表层文字，挖掘出深藏于文字背后的民族情感原型和精神原型，使其更好地融入到当代文化建设中。除了上述两方面，中国散文还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散文里充满着一种东方式的智慧，这种智慧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寓言为广，即《庄子•天下篇》所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从《庄子》文本看，庄子实际上就是借助丰富的想象，通过对人、事、物进行形象化的描述，来表达自己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以及对生于其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把握和对于人生的感悟体验。如《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就相当典型地体现出庄子这种诗性智慧写作的特色，那就是通过庖丁高超的解牛技巧来隐喻某种生存之道。二是倾心于“平常心是道”的禅风，即“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直觉思维方式。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始得西山宴游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都是颇具“禅味”的散文小品。可见，禅宗不仅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于中国散文尤其是其中的散文小品的渗透，使我国的散文呈现出了一种绝不同于西方散文的诗性智慧。综上可见，中国散文在漫长的发展建构中，已逐步形成了一套包括民族感情、智慧和精神在内的富于中国特色的“散文文化”。这种“散文文化”既是一种文学的写作，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文本体制，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散文既是现代人感情和心灵的栖息地，同时也担负着守护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高地的使命。
二、文化生命理想和文化人格
文化生命理想是在文化的框架中更符合现代文化精神和现代人格的一种文化建设。它既重视人的生命体验的价值取向，也具有比较清醒的层级文化价值目标，即重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和实现全人类文化价值的终极目标。因此，它既是个人的、民族的，也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复杂文化心理内容的核中之核。因为现代社会文明越是发达，人的生命的文化那一部分就越重要。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散文作家都明确地以文学与文化的建设为基点，并以各自不同的创作追求与创作实绩标示出作家不同的文化生命理想。鲁迅杂文以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犀利与辛辣，构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文化生命理想，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价值被现代文明所深度污染的各种异化的生存形式，一方面又体现了鲁迅对于知识分子怎样担当历史使命的独特理解。周作人在寻求社会文化建设的理想框架时，更多钟情于对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的想象与依持，突出作家自我本真原初的人生体验。他不是从当前现实需求的逼迫出发，而是从非实用的更加内在的基因传承的高度，去把握人们当前精神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何其芳的散文在象征人生里往往表现自我的“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的文化追求。炽热地爱恋人生、清醒地理解人生的梁遇春的散文始终追求着一个可以理解的人类生存，他以“快谈、纵谈、放谈”的方式探求着“建在理智上面的天真的”生活艺术。李广田的散文则以叙事的方式传达了他关于“人的改造”的本质和意义。这些散文家的创作广泛联系着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其潜在的文化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散文不仅揭示了新旧文学转换的重要意义，而且代表了新型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追求，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相对成熟的文化生命理想。与文化生命理想相联系的，是对于中国散文与民族文化人格的塑造。一部中华民族散文史，其实就是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所以，散文创作和研究的一个任务，便是通过对中国散文的文化诠释，去把握传统散文中文化人格的延续性与变动性，不仅再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内心冲突，同时还要通过文化人格的发掘，去再现一种灵性与浪漫，去探测一种社会文化心理和生命价值取向。在这方面，《史记》堪称典范。在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一个王朝的背影》、《风雨天一阁》等散文中，塑造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人格类型：一是追求自由独立但又多少有些神秘乖戾的文化人格；二是强健开放、积极进取的文化人格；三是具有圣洁和崇高的文化良知的文化人格。由于余秋雨将文化人格的建构和升华作为他的文化散文创作的一个中心，而这种文化人格的建构又以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作参照，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认知和情感体悟为依托，在此基础上，再配之以诗性的生命激情和文化想象，此外，还有一套属于“余秋雨式”的个体的话语，这样，余秋雨文化散文中的文化人格的建构自然便比以往散文中那种纯粹从政治层面或道德层面的人格建构要开阔得多，也复杂和深刻得多。在如何塑造理想的文化人格方面，当代不少散文家都做过努力。除了余秋雨之外，王充闾、梁衡的散文也值得一提。王充闾在《渴望超越》中认为散文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他的文化散文《两个李白》、《用破一生心》，在剖析展示李白、曾国藩复杂人格的同时，也肯定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对于塑造理想文化人格的作用。梁衡在《大无大有》中，从多个角度描写了既“大无”又“大有”的伟大文化人格，这种理想的文化人格是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理性思辨精神与生命文化感悟的完美融合。显然，这样的理想文化人格正是当前深受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冲击的社会现实所缺乏的，也是当代的文化建设所迫切需要的。可见，在消解了深度模式的当下，文化散文以其启蒙现代性的思想价值取向和对独立人格与理想精神的探求，不仅奠定了其不可取代的文学史价值，也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养料。
三、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与当代文化建设
庄子的散文，姿肆，想象超拔，激越宏丽，巧譬善喻，生动形象。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庄子属于“文辞之美富者”。[2]闻一多则认为庄子堪称先秦诸子中最杰出的文学家：“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足够你欣赏的，采撷的”。[3]《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先秦散文成熟的标志，而且开创了中国审美文化的范式。如果说庄子是中国抒情散文第一家，那么司马迁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抒情散文第二大家。过去的研究较多地注重司马迁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充分肯定其对于中国史学的开创性意义，相对来说，对司马在散文艺术方面的贡献则有所忽略。其实，司马迁既是一个史学家，也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感情极其充沛的大散文家。司马迁写史，以雅洁为世人所称道，班氏父子称其具备“良史”之才。可贵的是，司马迁并未因雅洁而丧失散文审美和感情的力量。读他的《报任安书》，你会感到他的文字“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4]他“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唯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5]司马迁可谓“极尽文章的能手”，他的爱憎感情，常常借助叙述语言托出。他的文辞，笔力劲拔，在悲痛之处如火如荼，在悲哀之处又异常凄绝，这些抒情特色，在被称为战国四君子传的《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魏公子列传》中都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中国古代散文的抒情审美传统，在陶渊明、柳宗元、苏轼、袁宏道、张岱等杰出散文家中也有着出色的表现。陶渊明的文章语言朴素而优美。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的风光则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6]在这里，“世外桃源”的宁静淳朴，乡村景象的描绘，抒情的笔调，优美的文辞与田园诗般的意境可以说是水融，达到了和谐统一的境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既是艺术成就很高的山水散文，也是优美漂亮的抒情审美散文。他的散文没有学究气，且极富个性色彩，往往借助景物书写胸中的不平，这使得他的山水散文有了人的性格。在文笔方面，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多用短句，文字简洁生动，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而且常用虚实结合方法谋篇布局，从而使文章妙意横生。苏轼的散文品类众多，既有《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议论性散文，又有《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等山水游记。苏轼的散文常熔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勇于创新，不拘常格，在文风上则是随笔挥洒，不加雕饰，因物赋形，行云流水，深得《庄子》真传。至于晚明的袁宏道，虽然他的散文多以尺牍为主，且注重游玩时的趣味，但他注重散文中的个性自我，强调散文需真实，感情需从胸臆中流出，这样他的散文一方面具有“短而隽异”的特点，一方面又贴近人的性灵，这是袁中郎在古典抒情散文方面的贡献。而晚明另一位杰出散文家张岱的散文，更具鲜活灵动的艺术情韵。他的《湖心亭看雪》，以传神生动的量词描写西湖的雪景和人物，展示了山水的生命脉搏，其散文静中有动，冷中有暖，抒情中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实乃抒情写景的大家。以上所列举的中国古典抒情散文大家，他们的散文有着共同的特征。其一是他们的散文与以唐宋诗词为代表的中国诗词，共同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诗文文化”，这种“诗文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诗性精神，可以说是一种诗、思、史三位一体，融会贯通的审美范式。其二是中国古典散文特别推崇崇高和谐，优美雅洁，强调散文的精神性、感情性和心灵性。其三是中国古典散文十分讲究文笔修辞，炼句炼字，以及语言的弹性，所以古典散文基本上都是“美文”。上述几方面正是中国古典散文所特有的内在审美性，这种审美性不仅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而且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当代文化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正处于转型期，而转型期的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构一种适合时代要求，能有效提高国民精神和审美感知的审美文化。而中国古典散文的审美范式，正好可以纳入当代文化的审美建构框架中。当前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低俗文化、娱乐文化泛滥，高格调，高品位，既能给人以思想滋养，又能提升当代人的审美情趣的优美文化太少。在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和平面文化的同时，人的审美感知日渐迟钝和粗糙，感情和心灵也越来越沙化，正由于优美文化在粗坯文化面前相继沦陷，当代文化建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审美的介入和支持。笔者认为，所谓审美文化，指的是从文化的本质上，认定文化就是审美的。审美既是文化的起点，也是文化的终点，是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旗帜。因为文化建设如果没有审美的介入和渗透，则这种文化建设只能停留于方针和政策的显层次上，或者只是一些了无生气、冰冷僵硬的统计学上的数字和建筑物的堆砌组合。而有了审美文化的滋润，文化建设便不仅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情有味，而且可以使国民的审美感知变得精致敏感，从而提高他们分辨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的能力，并由此迈向良性健康的审美之途，进入一种安详和谐、宁静澄澈的真善美的境界。而在当代审美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散文的确可以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其审美上的优势。且不论灿若星河的古典散文，仅就现代散文来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不知影响了多少读者，陶冶了多少人的心灵。当代台湾散文家龙应台的《目送》，自2009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短短两年间就重印十多次，累计印数达到五十多万册。《目送》与《背影》一样写的是亲情题材，但因作者抓住了人类共有的普遍情感和价值观，加之情思内敛，文字优美，文化与审美达到了高度统一，因此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往往忽视了散文的审美价值，没有很好地去挖掘散文这一块富矿，更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如果我们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审美文化的建构，同时注重挖掘散文的思想和审美资源，则我们的当代文化建设有可能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四、互联网时代的散文价值
说散就散篇7
与儿童小说不同的是，儿童小说的作者往往能直接地以儿童的身份抒发儿童的感情，因为小说是虚构的；但儿童散文则不然，儿童散文中的“我”是成人，他只能忠实地抒发成人的情感，因为散文是纪实的，散文强调的是真情实感。
有一种情况例外，即作者叙述自己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类散文中的“我”，就具有了孩子的身份，能以孩子的心灵直接地抒发儿童的感情。但这类散文难以成为儿童散文的主体，因为作品中的“我”实际上已是成人，他以回忆的口吻来叙述，既不能自由畅达地抒发成人的感情，又不能像小说中的“我”那样完全地“儿童化”，因而往往显得有点尴尬。这类文体常让人觉得有点像小说，或者像是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边缘文体。
在多数的儿童散文中，“我”是以成人的面目出现的，或者是以“隐性”的面目出现，即作品中有时会没有“我”。但即便是以“隐性”的面目出现，“我”依然是存在的，叙述主体和抒情主体（隐性的我）并不会消失。
儿童散文天生的难处在于，如何处理好作为成人的“我”和作品的儿童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成人情感和作品的儿童性之间往往是有矛盾的，有时是相互排斥的。
于是有的儿童散文采用了两代人对话的形式，来实现两者的沟通，如冰心的《寄小读者》。但这类作品的数量不多。
更多的儿童散文是采用了淡化叙述主体形象，强化叙述对象形象，同时使叙述方式、叙述语言和叙述风格更契合儿童审美趣味的方式，来体现散文作品的儿童性，化解作为成人的“我”和儿童读者之间的多种审美差异。
但由此带来的缺憾是，对于散文中“我”的形象的淡化，常常导致了儿童散文作品中个性的淡化、人性的淡化和生命感的淡化。
散文理应是最自由、最无拘束、最个性化的文体。因为散文最易触及最真实的性灵，最易表达最真切的感情。个性无疑是散文的生命。
相比成人读者而言，儿童的审美更为感性。儿童更喜欢能感觉到、触摸到，并且可亲可近的人物情感和人物活动。
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悖论，儿童散文作者为了能让儿童读者接受而隐去自我，压抑成人情感的流露；而淡化了自我的散文却因失去个性而难以让儿童读者由衷地喜爱。
要让儿童散文打动孩子的心，需要有感染力和冲击力的真情实感，需要有个性的魅力。而真情实感必然来自于真实的“我”，个性的“我”。
成人的“我”和儿童读者间其实并非是天然对立水火不容的。只要“我”的形象是可亲可近的，“我”的情感是孩子能理解可接受的，“我”的追求是孩子们感兴趣的，儿童散文中的“我”就能成为孩子们的朋友。而做到这些，应是儿童散文作家的天性使然。
可怕的是为了一己的痛快，不顾儿童读者的感受与兴趣，一味抒发只有成人才能理解、与儿童的经验相去甚远的情感与情趣，甚至阐发深奥而抽象的成人思维。这样的散文，写得再好也不是儿童散文。
既要有“我”，又不能由着性子让“我”随心所欲，而必须顾及儿童读者的审美需求与审美特点，这是儿童散文写作的难点之所在。就这点而言，说儿童散文比成人散文更难写，一点也不矫情。
说散就散篇8
林散之出名之后，各种传说纷纷而来。有的见诸街头小报，有的网上流传，更多的是民间口头传说。传说之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当面向总理提出希望得到林散之的墨宝。不知道林散之其人，派人了解得知是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师，年事已高。即命江苏省委厚待其人。于是，林散之名声大作。传说之二：郭沫若来南京，很多人请他写字，他一一婉言谢绝。他说：“南京有林散之在，我不敢写。”传说之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央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休息时客厅里坐了不少人。、董必武、谢觉哉、郭沫若、赵朴初等人也在座。这时，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书法家，你们说说，能否排个名次，谁的书法最好？”推来推去，谁也不肯首先开口。说：“还是请郭老谈谈吧。”见主席点了名，郭沫若也不敢推辞，缓缓地排起了名次：“第一名应是林散之。他的狂草当代可数第一，堪称‘当代草圣’。第二名应是费新我，他不仅书法好，而且自从右手有残疾，改左手写字，练就一身真功夫，实在是难能可贵。”说到这里，插话：“费新我身残志坚，以左手练书法，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郭沫若接着说：“那第三名嘛，我看应是赵朴初，他的字非常秀气。”赵朴初连忙说：“我的书法不应排得这么高。我看郭老的书法应排上。”等等。这就是流传一时的主席请郭沫若为中国当代书法家排座次，林散之排第一的传说。
“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这副《五言联不俗》是林散之先生在1981年创作的。尺寸为95×23×2，约6平方尺。落款散之，印有“散之信玺”（朱文），“生在戊戌”（朱文）。水墨纸本，生宣纸，长锋羊毫笔，宿墨。裱工精细，十全品相。林散之对这幅作品十分满意，1985年12月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林散之书法选集》，先生特地将这副对联收入其中。
林散之次子林长庚教授说：“这种内容的作品，我父亲写得比较多。”查看有关书法集和资料，的确如此。不仅写得多，而且时间跨度大，风格又各不相同。江苏省国画院有一副，写得很精，是林老晚年创作的，2000年7月收入《林散之书法精品集》。但是，与这副相比，此联更为精妙。
草书《五言联不俗》的特点是布局疏密有致。对联虽然只有10个字，却字字有疏密。疏中寓密，密中有疏，疏密结合，疏密有致。如“骨”字是上疏下密，“情”字是上密下疏，“俗”字是左疏右密，“即”字是左密右疏，“多”字是上下密中间疏。“佛”字三竖粗细不一，中间一竖粗而短，是“佛”字的重心之所在。右边一竖是长而粗，十分有力，是“佛”字的支柱。“情”字中的“青”上重下轻，上部所有的重量全部压在一根既细又弯的弧线上，显得又惊又险，但是由于下面“点”的沉重和细线的坚挺，将“青”的上半部稳稳地托起。翻开林老的书法集，像这种疏密有致的布白到处可见，看上去像匠心所致，其实是自然天成，这也是林散之草书功力深厚，下笔得心应手的具体体现。
关于草书《五言联不俗》的背景，这里也有一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是真实的。赵朴初在南京和林散之见面，林散之耳朵不好，听不到声音，朴老用纸笔与林老进行“交谈”。朴老称赞：林老书法，举世无双。交谈之中，朴老看到林散之有一副对联，内容是“不俗即仙骨，多情是女郎”，便对林老说：“‘女郎’，能不能改一改？”林老笑了一笑，又想了一想，就改成了“多情乃佛心”。朴老看到“女郎”改成“佛心”后十分高兴，称赞说：“改得好！改得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赵朴初就以佛教救济会的名义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林散之的巧妙改动，不仅显示出他对朴老的敬重，更折射出两位大师艺文应对之间的智力和情趣的火花，使后人对他们在耄耋之年发出的人生共鸣增加了一份理解。2001年，南京组织拍摄林散之专题片，赵朴初的夫人陈邦织女士接受采访时说：
“朴老对林老十分敬重，他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到南京和林散之见面的。”谈到朴老和林老改对联的事，陈邦织女士又说：“我对‘佛心’的理解是，‘佛心’包含有慈悲心，慈悲心和爱国心是相通的，是能够圆融的。”
林散之草书精品《五言联不俗》先后3次著录：1985年12月，《林散之书法选集》，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年5月，《林散之草书精品赏析》，文物出版社。2014年6月，《华人时刊》杂志第6期。草书精品《五言联不俗》，现由南京市书协副主席端木丽生女士收藏。
（作者系林散之草书收藏家、林散之草书鉴赏家）
说散就散篇9
前几天。我们几个股友在一起谈论近期股市时。大伙脸上笑开了花，赚了点钱，心情自然舒畅。只有小刘闷闷不乐，我问：“现在股市这么火，你前段时间一直持有的云铝股份近期暴涨呀!赚了钱，怎么还不高兴呀?”小刘苦笑着说：“别提了，提起这事我就郁闷!咱运气真背，持有云铝快一个月了，可就在它将要大涨的时候，我却抛弃了它，换了前期涨势凶猛的医药股，哪知道，我前脚刚走，有色金属板块大涨，特别是云铝‘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我倒不生气，毕竟，是我抛弃了它，踏空行情也就算了。可最令我郁闷的是我换的医药股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大盘上涨，它一个劲下跌。我重仓买进的，现在全套牢了。想换股翻身吧!没资金了!”
我很同情地拍拍他的肩膀，说：“总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小刘摇头说：“以前我炒股。买好股后就放在那儿，一般不怎么看盘，主要是咱工作忙没时间关注。因为不怎么关注，也不太清楚庄家怎么操作，反正，过一段时间，见股价和自己的心理价位差不多时，就卖出。因而，我还常能获利。这些天，休息在家，闲着无聊就上网看看盘，顺道到股吧里转转。坏就坏在这儿。我这个人性格比较优柔寡断，耳根子软，一有风吹草动，就如同惊弓之鸟，变得患得患失。股吧里很多人都说现在医药股比较好，要炒就炒这个题材，我结合盘面分析，想想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上半年，我要是一直持有康美药业，现在获利也不少。再看看云铝股份K线图，这只股票很不稳定，涨了一点，又落下去。还不如落袋为安为妙，就这样，我一时冲动，错失行情。”小刘最后说了一句：“还不如不看盘!”
其实。散户炒股主要是和庄家斗法。庄家不怕散户有多高的操作技巧，最怕的是散户不看盘。庄家就是利用散户的贪婪与恐惧，制作一些所谓的消息、盘面让你关注。他让盘口风起云涌，使你就变得患得患失，神魂颠倒，丧失理性。散户岂有不败之理!
说散就散篇10
在中国古代诗歌三大体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诗词艺术而又别开新面，不仅体式繁多，而内容亦最为驳杂。论体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带，其体之繁富，非诗词可匹;论内容，“我国一切韵文，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论》)。要之，在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诗歌艺术中，散曲实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个世纪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新的世纪里，散曲研究却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笔者谨就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关心散曲学和民族文化承传的学人们共同关注。一20世纪散曲研究的简略回顾
回忆上一个世纪中国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绩，有两个时期是令人骄傲的。
第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学者们投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在这一时期，任中敏先生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观，是奠定散曲研究学科基本框架的开山之作。他编辑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分别是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如卢前的《散曲史》、《词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开启了散曲史研究中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卢前的《饮虹卷所刻曲》也是可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另如陆侃如、冯玩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关章节，也是当时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之，这是20世纪散曲研究中成绩很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使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焕发了青春，几乎被人遗忘的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开，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如在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方面，谢伯阳先生辑编的《全明散曲》、谢先生与凌景诞先生合编的《全清散曲》，分别是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献;还有王文才的《元曲记事》、《白朴戏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青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隋树森的嵘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张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及其与谢伯阳一起编注的《元明清散曲选》、宁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选粹》、蒋星煌等人的《元曲鉴赏辞典》、黄天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吕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本阶段中，有较高质量的散曲通史、断代史、通论、专论和辞书类著作也不断涌现，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元曲管窥》、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论》、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斜出斋曲论前集》、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洛地的《词乐曲唱》、汤易水的哎散曲艺术谈》、的《元散曲艺术论》、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顾学领、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健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本时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被进一步强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炕烈《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和《两小山斋杂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学论文，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赖桥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扰太多太大，大陆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气，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在50年代，隋树森先生先后对《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选集进行了精细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广搜博览，最后编成《全元散曲》，总辑一代文献。在作家考订方面，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谭正璧的《元曲六大家传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阶段，港台方面的实绩要超过大陆，特别是在曲谱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罗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谱》、罗锦堂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汪经昌的《南北曲小令谱》、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郑赛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北曲新谱》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创作、艺术形式和发展历史等研究方面，有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郑赛《从诗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与研究》、王忠林《元曲论丛》等专著，另如郑赛《景午丛编》、罗锦堂《锦堂论曲》等论著中也收人了他们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纵观20世纪的散曲研究，除中期几十年大陆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外，在前后两个时期，成绩是很显著的。学人们大多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扎实的资料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性的理论阐发，一些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新思潮基本未冲击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在诸如散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汇编、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家作品、体式特征、风格流派和发展史的研究等方面，都成绩斐然，非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可比;尤其是散曲研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学科，就更是二十世纪曲学研究的重要成绩。
但是，20世纪的散曲研究也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作家个案研究范围狭窄，在元明清960多名散曲作家中，卓有影响的重要作家至少有150余人，但在20世纪中先后进人专文研究行列的不过才40余人，出现过有一定分量研究论著的曲作家只有30人左右。这与诗、词的作家个案研究，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作家个案研究不够，直接影响到流派研究和发展史研究的质量和进展。其次，研究领域未能得到有效拓宽。就时代而言，我们多局限于元代散曲的研究，对于明清，关注的人甚少。就文体而言，我们还主要局限于散曲本身的研究，与相关文体如诗词、戏曲的比较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再次，研究方法比较单调，学术思想未能不断更新。虽然前些年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诸多新方法没有冲击和影响散曲研究这一学科，这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散曲研究学风的端正朴实，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研究者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进展缓慢。凡此，都阻碍着散曲研究的发展。
二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
回顾过去，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这不但激励着我们对散曲研究的信心，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展望未来，新世纪散曲研究的前景是令人担优的。就目前情况而言，种种问题已经日益暴露，散曲学生存、发展的危机已经显而易见。主要说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散曲研究学人较少，目前专门耕耘在散曲领域内的中青年学者就更少，绝大多数是“业余”或“兼职”，像20世纪前期的任中敏、卢前，中期的隋树森和后期的谢伯阳、吕薇芬等先生那样，数十年坚持一直做散曲研究的，恐怕就鲜乎其人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20世纪中叶的大陆，因为文化学术的政治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地强调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以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散曲因为缺乏这些内容，逐渐受到冷落甚而慢慢地被人遗忘，当然就很难再有专门的研究家了。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时，二三十年代卓有建树的一些散曲研究专家却先后谢世，在此时进人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多半只能是半路出家。既然是半路而来，所以一方面既做散曲研究，另一方面也难以离开另一半研究对象。当然，这不是说搞散曲研究就不能搞别的研究，相反，要把散曲研究做好，还非得要做其他研究不可，比如对剧曲的研究，对诗词的研究，对音乐的研究，对作家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思潮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的，但这里有以哪一个研究对象为重心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总之，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家长年累月地扎根在那里进行辛勤的耕耘，要想使该学科得到长足发展，那是绝无可能的。第二，散曲研究成果没有专门的发表园地。像戏曲、小说、诗词等文体，研究的人多，每一学科都有好几种专门的刊物，但散曲研究却不但没有专门的刊物，在全国上千种报刊中，似乎连固定的专栏也没有。因此，散曲研究成果就只能在像《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韵文学刊》等很少的几个文学类综合性刊物和学报类社科综合性刊物发表。当然，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因为研究队伍人数小，专门家不多，高质量成果的产出自然有限，事实上也很难供养一个散曲研究的专门刊物，既然没有一个专门刊物，成果发表就又相当困难，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散曲研究后继乏人。这可以说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散曲研究的后继人才从哪里来?当然只能靠我们现在培养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来接班，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在职的散曲研究专门家已经很少，在现有的古代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中专门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恐怕也就屈指可数。在大陆的古代文学博士点中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除扬州大学以外，我目前尚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家;在硕士点中设有散曲研究方向的，近几年与一些同行谈起过，好象也只有两三家而已。其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如果说现阶段的散曲研究靠我们一些“兼职”的专家还勉强可以支撑局面的话，那么，再过10年20年，情况会是怎样呢?关于学科的后继人才问题，是许多传统学科共同存在的危机，但这一点也许在散曲研究学科中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吧。由于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得散曲研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三对策思考
如果从学科生态的角度看，一个学科的衰落，必然会影响到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拿散曲研究来说，如果它一旦衰落下去，从文体的角度说，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的研究，使中国诗学显得残缺不全;如果从时代的角度说，也会使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那么，怎么办呢?靠谁来改变这种局面?应该说，重振一个学科，最可靠的，还是这个学科的学人自己。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团结一致，知难而进，努力拼搏，自振自救;要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坐以待毙。我想，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有责任感的学者，是一定会选择前者的。不然，让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来面对散曲学的衰落或者消亡，我们会愧对祖宗!愧对先贤!有什么具体办法呢?办法只能由我们大家来想。这里提出几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积极树立和努力强化学科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散曲学在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以及元明清思想文化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了解这一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曲文学研究自身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有助于在前后对比中重新认识整个曲文学的构成与曲体形成、发展、演变和衰亡的历史。其次，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散曲文学从主流精神上说，是一种牢骚文学，也是一种说真话的批判性文学，最能真实地反映失意文人的心态，因此，深人研究散曲文学，非常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文人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这对整个元明清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再次，就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而言，散曲文学从语体形式上说，总体上又是一种“白话”文学，它很可能是现代新诗和现当代歌词的直接源头，深入研究散曲文学的历史演变，对认识现代新诗的形成和现当代歌词的创作走向亦有重要意义。最后，就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和整个散曲文体的发展演变历史，还有助于古代诗学、词学研究的深人和三者比较研究的开展。只有充分认识散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昌集先生的《中国古代曲学史》和杨栋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等书先后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散曲学的学科意识的呼唤，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要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中敏等先贤建立这一学科的艰难和王季思等前辈学者继续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不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光大这一学科，但事实上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比如，任中敏先生的《散曲概论》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考》都处于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首开风气的重要地位，尽管任先生的《散曲概论》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略有可商，但总体上要比《宋元戏曲考》存在的问题少得多，然而，《宋元戏曲考》已经一版再版，可《散曲概论》自1931年出版后却迄今未能重印，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愧对先贤了!有了使命感，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清贫，从而坚定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勇气和信心，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第三，要了解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现状。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才能更好地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有所建树。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学人对散曲研究的发展历史以不同形式做过一些回顾与总结，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昌集、杨栋先生的著作而外，另如李修生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卷》，拙著《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香港何贵初先生编辑的《元明清散曲研究论著索引》、《金元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等，也都是值得散曲研究学人参考的重要著作。
第四，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互通信息，可以避免一些重复劳动;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交流，可以把散曲研究融于整个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避免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游弋于其外。只有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时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否则，我们就要落后，就可能消亡。
第五，要努力拓展散曲研究的范围。首先，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元代，要注意研究明清。虽然元曲与唐诗宋词并提，鼎足而三，是散曲文学最为兴盛和繁荣的时期，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但是，散曲文学在明代成化、弘治一直到嘉靖、万历年间也还有一百多年的另一个辉煌时期，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其次，与相关文体的比较研究，如词、曲比较研究，剧曲与散曲的比较研究等，也应努力展开。再次，多种研究角度，如社会学的、文化学的、民俗学的、心态学的、语言学的、修辞学的、叙事学的、风格学的等等，也应该全方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