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建设性模糊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9-0078-04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业造成了沉重打击，为维护金融稳定，作为世界上金融监管经验丰富的金融监管者，美国充分实施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美联储充分行使自己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其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一些做法，对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金融业还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最后贷款人职能行使分析
最后贷款人(LenderofLastResoa，以下简称LLR)是指在危急时刻中央银行应尽的融通责任，它应满足对高能货币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收缩(《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设立LLR法律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防止暂时流动性危机向清偿危机和系统性危机转化，使陷入困境的银行走出困境。中央银行通常作为LLR，向可能或已经发生信用危机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3月由于大量涉足抵押担保证券业务，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短缺，贝尔斯登属优先级市场交易商，管理着大量的客户资产，在债券市场被称为“聪明的交易者”，交易规模在投行中位居前茅，同时为大批中小券商提供担保和清算服务。如果贝尔斯登因流动性不足倒闭的话，美国的债券市场将受到冲击，数以万计的投资者资金将被冻结而停滞。为此，美联储通过摩根大通向其提供了为期28天、利率为3.5％的紧急资金援助。2008年4月，由于看不到贝尔斯登起死回生的希望，美联储决定让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2008年9月继贝尔斯登之后陷入绝境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由于未能得到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援助，只好申请破产保护。雷曼兄弟是一家大型国际性投资银行，其资产规模高达6390亿美元，约占美国金融业16万亿资产的4％，具有158年的悠久历史，经历过数次金融危机的考验，被业者称为“一条有着19条命的猫”，曾经在美国抵押贷款债券业务上连续40年独占鳌头，是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上最大的承销商。尽管这样，美联储并没有像对待贝尔斯登那样对雷曼兄弟伸出援助之手，以致本来对其有收购意向的英国第三大银行――巴莱克银行和美国银行先后弃它而去，终使其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也重创了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internationalGroup，以下简称aiG)。受投资评级下调预期及公司大幅举债等消息的影响，aiG股价大幅下跌，单日跌幅高达61％，市值一天内蒸发近180亿美元。投资评级下调和股价跳水使得世界各地投保人对美国国际集团的信心大减，骤增的解约压力使美国国际集团陷入了流动性困境。美联储向aiG提供了为期2年、利率为3月期libor利率再加850个基点的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之所以对aiG实施救助，是因为aiG属于那种“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拯救aiG就是在拯救其遍布全球的交易伙伴。当然，美联储对aiG的拯救并不是无条件的，aiG要以其全部资产为该紧急贷款提供抵押；美国政府可获得aiG几乎80％的股权，有权否决普通和优先股股东的派息收益，有权撤换其高管等。从美联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行使LLR职能的情况看，其行使LLR职能有以下特点：
第一，受援助的金融机构是因流动性不足而非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该金融机构的危机对其他金融机构具有传染性，对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已构成威胁。第二，金融机构发生的流动性而非清算性危机以及该危机对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构成威胁这两个条件只是金融机构获得LLR救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LLR在决定是否对发生危机的金融机构实施救助时，不仅要考虑危机的类型以及其是否具有传染性，同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第三，在决定是否对发生危机的金融机构实施救助时，美联储具有完全自。第四，接受援助的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要受到惩罚。金融机构受到的惩罚是其要为紧急贷款支付高于普通贷款的利息，管理层受到的惩罚将是被撤换。第五，作为LLR的美联储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援助资金一般都是短期的。第六，美联储对危机金融机构的救助仅限于解决其流动性不足，并不保证其不被兼并或破产。第七，接受LLR援助的金融机构都要为此提供抵押。
二、我国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的现状与缺失
我国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等规定之中。在金融实践中，1997-1998年，我国有42家有问题的吸收社会公众存款的机构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为防止个别、局部的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区域性甚至全国性危机，在对问题机构的处置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向这些机构提供了数额巨大的紧急流动支持。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国LLR法律制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些不合理之处。
(一)最后贷款人的法律职责不明确。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3条第3项中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账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第4项规定，可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第28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的需要，可以决定对商业银行贷款的数额、期限、利率和方式，但贷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第32条第2项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与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有关的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同时指出，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是指国务院决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的用于特定目的的贷款。上述规定，虽然包括了LLR定义的“特种贷款”，但更多的是指在正常情况下由中央银行提供的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一般再贷款，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的临时头寸不足，对于中国人民银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履行LLR职责没有进行明确规定。
(二)最后贷款人的法律架构不清晰。我国
LLR的救助工具过于单一，无论在法律规定中抑或在实践操作中都以央行提供再贷款为主，其他方式如组织商业银行进行联合贷款救助安排等基本没有涉及。《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从目标、贷款条件、贷款用途、期限、利率、贷款管理等方面对紧急贷款的方法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并未从问题银行处置的流程上进行说明，只有在《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中，才明确了一旦出现暂时支付风险的处理办法。
(三)最后贷款人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人民银行法》有关最后贷款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2条、第4条和第23条之中。《人民银行法》仅仅确立了人民银行的LLR地位，至于人民银行如何行使该项职能则没有规定。《暂行办法》规定了包括动用存款准备金、采取各种自救措施、提供担保、实施现场监管等七个方面的措施，但对紧急贷款条件、利率和期限等规定的不具体。如，关于紧急贷款条件，美联储在决定是否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时不仅考虑金融机构的危机是流动性危机还是清算性危机，更关键的是考虑危机的传染性和对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是否构成威胁。而我国的《暂行办法》却没有把紧急贷款的关键条件定位为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以及对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构成威胁。我国《暂行办法》第7条规定，紧急贷款仅限用于兑付自然人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并优先用于兑付小额储蓄存款。这样规定，严重削弱了LLR制度的价值，限制了其解决流动性不足的功能。如，关于紧急贷款的利率，我国《暂行办法》第9条规定，紧急贷款应执行总行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发生逾期的紧急贷款，应执行再贷款罚息利率。美联储对aiG进行救助时适用的利率是3月期libor利率再加850个基点，年利率将在11.5％。美联储LLR职能行使的是惩罚性利率，从而把紧急贷款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紧急贷款的对象是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困境的银行，紧急贷款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风险要高于正常贷款。另外，对紧急贷款适用惩罚性利率也有利于防止道德风险，促使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如，关于紧急贷款的期限，《暂行办法》规定紧急贷款的最长期限2年；贷款到期归还确有困难的，经借款人申请，可批准展期一次，展期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LLR制度的建立是为了解决金融机构因暂时性流动不足而给金融体系整体安全带来的风险问题，并非金融市场的整体流动性。因此，我国最后贷款的期限不应过长。
(四)最后贷款人执行“模糊”与“透明”相结合的原则不紧密。有学者认为，在LLR是否对危机金融机构进行援助的问题上应遵循“建设性模糊”原则。所谓“建设性模糊”是指LLR在事前向所有的金融机构表明，如果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其不一定会进行资金援助，是否援助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学者认为，“救援标准不明确，对哪些机构应该拯救，哪种程度应该拯救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以致实践中对危机金融机构的救助基本上是无限度的支持，对所有出现危机的金融机构都实行贷款援助、对所有的存款者都实施赔偿的过度保护，客观上鼓励了银行进行投机行为，加剧了金融风险。”虽然学者认识不一，但“建设性模糊”原则已在西方各国的LLR制度中普遍得到实施，美国也不例外。实际上，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联储之所以能选择性对发生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就是因为美国的LLR制度遵循了“建设模糊性”原则。美国LLR法律制度没有规定只要金融机构发生危机，美联储就应进行救助，而是赋予其相机抉择权。同时，坚持事后的“透明”，通过采取透明的有效措施向公众证明中央银行对事件的干预能力，加大对央行LLR角色的外部监督，防止最后贷款被滥用，确立抵御恐慌的信心。目前我国LLR制度的事前“模糊”性和事后的“透明”性结合的不好，不论是发生流动性危机还是清偿性危机，央行总是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进行干预或救助，央行的独立性被过多的社会职能冲淡。在多数情况下，央行的处境相当被动，在救助时机、救助方式等的决策上，没有相对超脱的决策权。
三、完善我国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先后完成了股份制改造，金融业“一行三会”的管理体制随着银监会的成立而确立，金融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虽然没有明确的LLR制度，实际却是存在LLR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担负着LLR的职能。因此，我国的LLR法律制度也应随着金融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完善。
(一)科学界定最后贷款人的法律地位。要建立规范的LLR制度框架，明确LLR的宗旨、目标、责任、范围、方式等，增强救助的目的性、规范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增强我国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要制定专门的《最后贷款人法》，合理划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各级分支机构在危机救助中的职责，对运用再贷款、动用存款准备金的权限可依据数额大小在总分支行间进行划分，以把握救助时机，降低拖延成本，提高救助效率，最大限度地防止危机蔓延和减轻存款人的损失，防止单个银行危机演变为系统性危机。要在立法实践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组织多种形式的救助行动，商业银行应在自愿的基础上，积极配合；明确LLR可以不作为的情况，如对于陷入清偿力危机的金融机构、股东没有采取措施进行自救的机构、经判断不会引起系统性危机的单个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有权决定不对其进行救助，使人民银行可以从法律上获得充分的“自由量裁权”。可以考虑以清晰的方式确定人民银行贷款数量的最高限额、最低利率、最长期限、担保及抵押品的估价方式、操作程序、与银监会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和罚则等。
(二)逐步完善最后贷款人的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法》应对中国人民银行如何行使LLR职能的程序和要求作出具体规定。尤其是对《暂行办法》要规范化、具体化，其第5条中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统称借款人)申请紧急贷款，应符合下列条件”应修改为“应符合下列必要条件”。其第5条中应增加一项金融机构申请紧急贷款应符合的条件，即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流动性不足，而非资不抵债。第2章最后应增加一条规定，金融机构满足前述贷款条件并意味其就有权要求人民银行发放紧急贷款，其最终能否获得紧急贷款还需人民银行结合其他情况综合考虑。其第7条应修改为：紧急贷款仅限用于解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不足。金融机构在用紧急贷款解决流动性不足时要优先满足存款自然人的资金要求，尤其是小额储蓄存款自然人。其第8条应修改为：紧急贷款的期限为3个月。贷款到期归还确有困难的，经借款人申请，可批准展期一次，展期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紧急贷款展期，应按本办法规定的权限报批，并由担保人出具同意的书面证明。其第9条应修改为：紧急贷款的利率应高于正常情况下再贷款或同业拆借利率；
发生逾期的紧急贷款，应执行紧急贷款罚息利率。
(三)积极实施“模糊”与“透明”相结合的救助规则。对于央行在提供流动性救助时是否应设计一些明确的规则，目前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我国制定一个明确的救助规则是必要的。LLR救助不当会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这也是LLR政策难以解决的间接成本问题。在LLR制度的设计上，既要考虑到“大而不倒”的正效应，又必须确立“让失败者出局”的制度。具体来说，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对问题机构的“生存能力”和“系统性影响”做出实时、动态的判断和权衡，对那些基础薄弱的机构，可直接采取接管或并购的救助措施，慎用最后贷款。应尽快完善《破产法》，对于那些明显不具备“生存能力”的机构，要坚决执行破产程序，严格执行对“股东或管理层惩罚”的罚则，不仅要对问题机构管理层进行处理，亦要对其总行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尽管现阶段宜采取明文规定的立法原则对央行LLR职能权限和不作为的标准进行界定，但在是否对特定的机构行使LLR职能、何时行使LLR职能、采取哪种具体的最后贷款方案上则应该实行“建设性的模棱两可”，以规避道德风险，减少问题机构的盲目依赖，同时确保央行相机抉择的权利。
(四)注重加强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的合作与协调。我国建立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之后，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专事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职能的划分决定了只有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才能快速地得到金融风险方面的信息，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不可能给发生挤兑风险的金融机构以资金救助，因为中央银行是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履行者；而金融风险一般都具有暂时性、突发性的特征，一旦不及时救援就会发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新的监管体制下，必须强化中央银行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合作与协调。要建立日常的信息沟通渠道，使各监管主体对监管对象获得及时、全面的了解，防患于未然。要健全监管主体高层的互相参与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联席会议。在监管联席会议代表的基础上，再邀请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金融专家、民间监管代表等召开研讨会，针对当前的重大经济金融问题展开讨论，以集思广益，协调多方行动，提高监管效率。面临金融危机时，各监管主体及时进行磋商，采取一致行动应对危机，考虑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性，在危机发生时尤其要加强与国外监管机构及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
(五)建立健全被援金融机构的破产机制。鉴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光有单个破产法还远远不够，要抓紧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规，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内控系统、外部监管、拯救机制、存款保险机制等支撑体系建设的配套措施和规定。同时，必须明确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存款保险公司、人民银行、司法部门在破产过程中的权责利。如，金融机构发生风险，应该由谁担当管理人；金融债权申报程序如何，债务人财产如何评估和处理；一旦破产，金融机构管理人是否必须由监管部门选任，司法部门是否派驻等。另外，还要制定统一标准和程序，规定金融机构什么情况破产，行政如何介入，何种情况动用公共资金和储备基金救助等等，真正提高被援金融机构破产的可操作性。
(六)切实强化最后贷款人的法律责任。要对最后贷款中的违规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在罚则中确定具体的惩罚性措施，严格执行LLR制度中罚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向市场揭示对违法行为的处理，营造良好的法治秩序。另外，LLR还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套，如，银行业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制度，实现商业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增强银行信息的透明度，防止发生单个银行挤兑的恶性传染；银行业监管机构应履行好对银行的监督治理职能，惩治违法违规银行，保证银行的经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参考文献：
[1]关联储批准贝尔斯登交易[oL].省略.
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影响
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市场,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导致企业生产减缓、停顿,甚至倒闭破产。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也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说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直接的、严重的、深远的。
1.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环境的影响
1.1金融危机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引致需求
在市场经济中,各个高等职业院校对学生的需求情况直接受制于各个企业对各种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的需求情况。具体说,如果市场和企业的发展环境好,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数量就大,这样就促进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出更多适合各个技能岗位的优秀学生,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数量的需求也就随之良性地增大了;相反,如果市场和企业的发展环境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萎缩,失业人数逐渐增多,就势必加大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这样学生对在校教育后就业的信心降低,从而使得高等职业院校对学生数量的需求也就随之不断减少了。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混乱、企业破产、失业人口急剧增长、全球经济放缓,而外部需求的减少、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等因素使我国经济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对于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急剧减少,导致高等职业教育的引致需求降低,从而给高等职业院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2内涵发展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效内需
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与发展,是指高等职业教育中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及科研成果数量的增加。大力促进高职院校内涵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居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凸显,选择教育质量高、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好、动手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强、就业面广的社会心态剧增。面对这种情况,高等职业教育应作出内涵发展的应对,追求有品质的教育,发挥出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与特色,为企业和社会培养更适合的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
1.3金融危机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环境的理性预期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教育是一种投资,接受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它具有投资的共性。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投资是否值得,主要取决于教育的成本支付与教育未来预期收益的大小比较。首先,从成本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分担制度,国家财政大约承担四分之三的培养成本,学生本人承担四分之一的成本。其中学费、书费、住宿费、生活费及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构成了学生家庭投资教育的全部成本;其次,从收益角度看,尽管学生家庭负担了不菲的教育成本,但几乎所有家庭还是愿意花费这样的支出,这是因为教育作为一种长期投资,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在受教育者身上获得收益,这种收益包括受教育者在未来获得更多货币收入及非货币收入,后者如较好的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较高的社会地位及个人可持续发展潜力、综合素质的提高等;最后,从风险角度看,教育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依然存在投资风险。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风险、预期收入风险、专业风险等都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一切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金融危机的世界背景下,一方面教育投资的绝对成本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居民家庭预期收入下降而使教育相对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教育预期收益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悲观社会心理预期,教育的预期收益在下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教育的风险成本在扩大。总之,金融危机使教育成本和风险增加、教育预期收益下降、教育投资最大化利益下降、家庭投资教育的热情与信心下降,大众对教育的消费将更趋理性,金融危机将使高等教育投资能力下降。
2.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环境的影响
2.1金融危机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理性回归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随着当年开始的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以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迅速增长为主要标志,高职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另外,国家已经启动了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决定重点支持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目的就是通过示范建设,带动全国高职院校办出特色,提高水平。“十一五”期间,为社会输送1100多万名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称赞。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曾给我国高等教育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时至今日,我国高校在校生数增长了5倍,但历史不会重演。2008年9月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又形成了巨大挑战。与10年前相比,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为高校扩招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国家政策也支持银行大量贷款给高校建新校舍,以适应迅速膨胀的办学需求。现在,高等教育正处于发展过快、办学和教育经费紧缺、招生和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社会需求又处于低迷状态的阶段,使我们对当下的高等职业教育有了理性的回归,不再一味地赞扬和保有乐观的态度,认清了金融危机下高等职业院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2.2金融危机对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的反作用力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基本动因源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最直接的动力还是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调整。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调控力度,政府先后出台了两年内四万亿的拉动内需计划。为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及经济振兴的要求,政府提出要“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了早日实现经济复苏,解决事关民生大计的就业问题,政府无论是从政策,还是从舆论导向,以及经费投入上,都会给予高等职业教育以更大的支持,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师资队伍、示范专业建设和开发、课程细化调整、职业发展规划拓展教育、校园先进设施设备、虚拟化网络教学平台等文化领域的建设。
2.3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发展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文化方面发展的影响非常大,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2.3.1对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的影响。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当下企业的需求更偏向于高技能和实用性的人才,这就对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各个高校最缺的是应用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即应用型教师。
2.3.2办学模式的转变。金融危机下高等职业院校应从单一办学向多元化发展办学模式转变。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以学养学的模式难以支撑高职院校的发展,因此从单一办学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变成为一种必然,以提高高职院校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3.3专业调整和课程内容改革问题。这些年来,我国许多高职院校几乎都设置了一些热门专业,如财政金融、会计、外语专业、工商管理等。金融危机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金融人才,下岗最多的恐怕也是金融人才。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专业结构的调整。除了专业方面的调整外,高职院校还要对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材内容等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培养金融危机环境下社会所紧需的人才。
2.3.4学生职业发展能力欠缺。目前,我国职业发展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学生们对自身的职业发展往往缺乏科学合理的认识及整体规划,由此出现了盲目报考高校、盲目就业等一系列现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国大学生就业难、择业盲目的问题尤为突出。
3.金融危机对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和就业环境的影响
3.1金融危机对高职院校招生环境的影响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与经费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人就业发生困难,很多家庭收入减少,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学业。这样家庭的孩子,可能就不会选择上学,而是出去打工减轻家庭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些人,对金融危机下高校毕业后的前景没有信心,认为上学和不上学一样找不到工作,所以也放弃了上高等职业院校读书的想法。根据上面的分析,金融危机对高职院校招生的影响都是负面的。但实际情况也不全是这样,一些高中毕业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选择到高校来读书;一些企业的员工应不适应金融危机下企业对员工工作技能和素质的要求,到高等职业院校进行定期深造等,这些都给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金融危机对高等院校招生问题的影响。
3.2金融危机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环境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中国金融体系也不能幸免,对中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不可回避,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状况向来是就业水平的晴雨表,金融危机在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将会对人们的就业特别是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对就业的拉动力减弱。企业用人需求与往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二是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特别是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停产、歇业,给就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三是部分对外依存度高的外贸出口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减速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四是大批的农民工从“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返回原居住地与高职毕业生竞争有限的岗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趋于严峻。
参考文献:
[1]刘光溪,苏鹏.新货币主义与美国金融危机[J].国际贸易,2008,(11).
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理论价值;实践意义
一、引言
2012年6月8日中国银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是近年来对银行监管领域最严格的规范措施。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新办法不仅体现了更严格的监管规则，更树立了监管当局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的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比发达国家更高，且金融危机表现最集中的领域就在银行业，所以政府要加强对金融体系质量的监管和法制程度的完善。[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催生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新标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巴塞尔协议Ⅲ》是对《巴塞尔协议Ⅱ》监管漏洞的补充，如针对次贷危机中银行过度信贷行为导致的顺周期性要求银行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缓冲。[2]新办法体现了《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核心内容，在中国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下，研究《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特点
（一）严格明确资本定义。新办法明确了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其它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具体内容，如商业银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规定了各层资本充足率监管中资本的具体组成部分和扣减项内容，如提取的超额资本缓冲只能由核心一级资本补充。新办法还为不合格的二级资本工具设定了每年递减10%，为期10年的递减期。这三个举措将商业银行资本严格划分，有利于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及商业银行之间的同业比较。
（二）完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新办法中明确说明了资本工具的合格要求，并提出了四层资本充足率要求，具体包括最低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和储备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和第二支柱资本要求。[3]这一资本监管要求覆盖了银行的预期和非预期损失，涵括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和个体风险。作者统计了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5年以来的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发现2007-2012年间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总体水平均在10.5%以上，2007-2008年高达15%以上。这说明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在总量上满足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要求。但相较于欧美银行业资本缓冲水平，我国银行业存在资本富余，有资本浪费的现象。
（三）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明确了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新办法将风险加权资产细分为三个部分，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其中操作风险的资本系数为18%，高于《巴塞尔协议Ⅱ》中15%的规定。新办法细化了各类资产风险权重体系并对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如将国内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从20%上调至25%，将个人贷款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等项目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到75%。这些举措目的是引导银行风险管理创新，扩大对小微企业、个人的扶植力度，以便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监管指标要求更为严格。新办法改革的目标是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预防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监管当局将实行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我国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5%，高于《巴塞尔协议Ⅲ》对国际银行业4.5%的要求。杠杆率水平要求为4%，高于《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3%的要求。类似的高于国际标准的监管要求，能够有力的约束银行体系的高杠杆运作行为，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在对银行合规的监督上，除了市场监管，内外部监控三方联合监管的方式，新办法还要求银行主动披露信息，提高银行业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约束。尽管成本会提高，但其社会效益远高于给单体机构带来的成本，也就是说加强监管的长期效益远足以抵消短期成本，严格监管行为利大于弊。
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理论价值
（一）将《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形成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统一的监管体系。《巴塞尔协议Ⅲ》是《巴塞尔协议Ⅱ》的延伸与完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系统性风险问题。目前我国银行业一级资本主要由普通股覆盖，资本充足率较高，银行主要靠净息差为主的盈利模式也比较稳定，有利于银行业对系统性风险的防控。然而正是这种以信贷为主的业务模式要求银行业更加注重微观层面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因此，中国银行业在推进《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过程中，要同步推进《巴塞尔协议Ⅱ》。
新办法体现了国际监管新规，又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的资本监管制度。此次颁布的新办法中按照《巴塞尔协议Ⅱ》确定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等微观范畴的指标体系。另外还将系统性风险纳入了资本监管框架，参考《巴塞尔协议Ⅲ》引入逆周期资本要求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即提升了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又增强银行业整体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二）体现了监管标准的统一性和个体差异性。不同银行在资产规模、国际化程度、风险管理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银行之间，也表现在同一国家不同层次的银行之间。新办法实施后，监管机构将针对部分资产组合提出特定要求，并针对单家银行实行特定资本标准以满足第二支柱要求这样即统一设定了适用于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又根据不同机构的情况设置差异化的过渡期安排，确保各类金融机构向新监管标准平稳过渡。又如，新办法要求银行业统计进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单对计量方法的选择上可以体现个体化差异。2012年11月，我国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申请成为首批使用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银行，计量方法的改进有利于银行节约资本，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三）形成了我国银行业目前最大的监管理论框架。
新办法借鉴国际资本监管的标准，形成了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最完备的监管标准，从该办法的内容看，包含了对资本的严格界定、风险的计量和监管工具的运用，对于我国研究银行业的监管机制具有指导作用。与旧的方法相比，新办法在一些指标体系的标准、计量、评估和披露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计量和控制，这有利于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和资产负债结构管理的研究。另外，新办法覆盖的范围更广，不仅适用于商业银行还适用于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公司及其它金融机构。
四、《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实践意义
（一）对银行业稳健性的影响。
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4]新办法中的资本监管策略体现了监管机构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银监会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1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95%，拨备覆盖率达282.7%，可见我国银行资本金比例从质量到数量上均远远高于欧美银行同期指标。因此从短期来看，我国银行业基本满足资本充足率的水平，增强了单个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避免银行间流动性危机的相互传染。另外，新办法重视了银行业“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提高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标准，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多提取1%的资本缓冲。目前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定办法尚未出台，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均被巴塞尔委员会纳入全球2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中。
（二）对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的影响。
充足稳定的资本金来源是银行满足监管要求的基础，在新办法的约束下，银行要提高资本充足率，从分子策略来说就是要增加资本，建立良性的资本补充机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主要来源于银行利润，而银行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银行业务多元化程度较低，对风险的控制水平不高，为了达到监管要求，上市银行面临资本补充的巨大压力。如2013年以来余额宝、理财通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出现抢占银行部分存款，2014年1月银行存款减少9447亿元，而同期仅余额宝规模就增加了2000亿元。另外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现象的冲击导致银行存款成本的提升。所以面对冲击，商业银行要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本的补充工具和渠道，尽快完善内源性增长为主、外源性融资为辅的资本补充机制，建设应急资本机制，进一步提高资本质量。
（三）对银行业务发展方向的影响。
在新办法的监管要求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将面临更严格的资本约束。因此，我国银行业应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在新办法的指引下进行金融创新。比如权重法下风险权重的设置明显体现了政策倾斜，发展小微型企业和个人业务可以降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从而提高资本充足率，如工商银行向小微企业推出的信用贷款――“小额便利贷”业务。我国银行业应借鉴欧美银行业先进的产品创新和盈利模式，提高风险定价水平和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战略转型。当前，利率市场化的金融环境以及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益拓展给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契机，我国银行业应在监管约束下转型。如银行可以加强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适时推出一些类似于2003年商业银行开始在一级资本之外发行附属债的债务型的资本工具。另外银行可加强理财产品的优化升级，如工行2014年2月在江浙地区试点推出的“天天益”，具有1元起购，可24小时购买和赎回的特点。
（四）对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结构模式以经济资本管理为主，在风险覆盖范围、计算结果准确性等方面设计并不合理。从国内金融现状来看，随着利率
市场化的冲击，银行以存贷利差
为主的业务收入模式将给银行盈利造成巨大影响。新办法
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从微观审慎管理的层面讲，新办法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覆盖风险的范围更加广泛;允许商业银行自主选择风险计量方法，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等高级计量方法。这个过程本身也会促使银行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如目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家大型银行内部评级法覆盖率平均约为71%，自行估测自身的pD、LGD及有效期限等参数值，可以更好的衡量风险、节约资本。从宏观层面讲，新办法明确了监管主体以及监管范围;防治高杠杆率并抑制顺周期性;建立了信息采集及共享机制并要求银行计提超额资本缓冲，以应对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1]武力超.金融危机前后金融体系结构变化和制度因素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
2013（2）：85-96.
[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成本控制；困难；措施
一、加强成本控制的意义
(一)在经融危机来临之时，许多关联企业，或者经营不善的小企业，最先垮掉，存活下来的企业，也会因为资金流的短缺或者应收账款未能按期收回而困难重重，所以，在收入不佳的情况下，必须财务降低承办的策略来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这是最有效、也是采用最多的一种策略。
(二)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市场环境大多为买方为主，同一性、雷同性、相似性的企业就会竞争加剧，有可能上演不光彩的恶性竞争，如何最快的降低成本，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维持企业生存，当属控制成本之策。
(三)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成本的竞争，当今社会分工细化，各种企业之间都面临竞争，企业要从长远发展出发，树立成本控制理念，功夫下在平时，确实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赢得市场和客户信任。
二、企业控制成本的困难
(一)转危为安的意识不强。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有相当的企业在思考如何应对之策，充分利用成本控制之法，降低企业负担，降低原材料采购价格、降低管理费用等，真正使企业减轻负担，轻松上阵，还有一部分企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能积极实施承办控制，导致企业负担更重，最终走向了不归之路。
(二)成本控制体制机制不健全。在我国企业经营过程中，决策层权力大，如果对成本意识不强，必然导致成本控制不能实施；基层员工缺乏忧患意识、对成本控制缺乏了解，成本控制实施起来步调不一致，不在统一频率上。
(三)成本控制内容不清楚。大部分企业理论性不强，对成本控制只是了解，掌握不透彻，在金融危机来临时，不会用，对经营、管理成本、各种费用不清楚，不知从哪里入手开展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无从下手。
(四)成本控制与各项规定的关系不清楚。有的企业谈及成本控制就是节约，降低工资、不缴纳五险一金等等。这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是不允许的，成本控制要考虑长远，不能挫伤职工积极性，影响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对企业长远发展都是得不偿失的。
三、企业加强成本控制的对策
(一)宣传成本控制战略，形成成本控制意识。从企业决策层到一般干部，都要将企业成本控制学深学透，理论精髓，形成人人都有主动性，深刻认同企业成本控制文化，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企业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让员工理解企业采取的措施，配合并行动起来，形成人人参与成本控制的良好氛围。
(二)企业战略与成本控制紧密结合。金融危机来临时，成本控制不是简单的不花钱，而是及时的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企业发展重心，以图利用刺激政策或者自身低成本的优势，使企业灵活应对金融危机，在危机中成长，在危机中发展，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建立健全成本预算。加强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规范发展的必要步骤，据统计，有效的预算可以为企业节约10%的成本，通过成本预算，能够明晰单项成本的具体数额，根据市场行情，是否有降低的可能等信息，为企业决策者提供准确的数字，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
(四)当金融危机发生后，整个市场环境就会低迷，如何在众多的企业中脱颖而出，迅速占领市场？就需要企业推进低成本创新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做好：一是鼓励员工创新，从每一件工序的改进做起，争当创新先行人。二是可以和众多企业进行学习交流，学习先进技术，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方法，降低企业成本。三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崇尚实干，采取成本控制策略，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任务中去，用实际行动检验成本控制的效果。
(五)适当降低成本。在企业发展中，原材料采购、人工费占的比重较大，一般来说，可以利用各种方法，在确保采购原料质量的同时，降低采购成本；可以对企业高收入群体进行限薪，由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压力剧增，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高收入群体采取限薪做法，达到薪金的合理区间，稳定一般员工心态，降低企业负担的目的。
(六)依托电算化进行成本控制。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电算化已非常普及，采用电算化能有效提取数据，计算简单、结论准确，为决策分析提供有益的参考数据。金融危机在给企业带来风险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机遇，想变压力为动力，就必须对成本控制进行学习，掌握成本控制的关键点，解除成本控制就是节约的误区，放眼全球，放眼经济界，采用成本控制能给企业带来资源重新配置，促进企业发展。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企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成本控制的背景分析，得出了采取成本控制的必要性，通过对采取成本控制存在的困难的分析，制定出应对成本控制的六项具体措施，从宣传、经营战略、电算化等方面对成本控制进行了详细阐述，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企业将成本控制运用得当，就会在转危为安。
参考文献：
[1]RobertBear，FelixSchmid，Rogermills著.陈良华，等译.成本管理系统设计——用作业成本法建立成本控制模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徐丰利，胡建忠.企业成本核算、管理和分析[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5.
[3]杜晓荣，陆庆春，张颖.成本控制与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5
对于希望利用外国资金但金融体制脆弱的国家来说,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教训是: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管理,否则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具体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泰国危机的性质,学界有各种不同说法: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银行危机、资本项目危机和“双重错配”等。
泰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危机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泰国危机是国际收支危机: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民总产值的8.1%,超过了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的比——7.8%,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5%。
但是,泰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近20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之比上世纪90年代初曾高达8.5%,1995年为8.1%,都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为什么到1997年却发生了危机?其关键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从而使泰国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以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在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两天中,泰国存户从泰国银行和金融公司提走存款300亿泰铢)。危机前,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已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已经倒闭。其次,泰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双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负1.9%。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由于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外资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泰国就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息率或使泰铢贬值。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利息率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进一步提高本来已经相当高的利息率必将使泰国金融机构遭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在1997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已将利息率下调了50~100个基本点。
当时泰国也没有贬值计划。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泰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外债负担沉重,贬值将使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大量早已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破产。第二,贬值和贬值预期将导致外资急剧抽逃,从而无可挽回地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第三,尽管外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但直到危机爆发之前泰铢似仍未受到难以抵抗的贬值压力。直到1997年4月泰国仍能在美国成功发售7亿美元的扬基债券。这种情况可能使泰国货币当局心存侥幸,认为不用经过痛苦的调整就可以度过危机。
正当泰国货币当局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这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判断,泰铢贬值是使泰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摆脱国际收支危机的唯一选择。既然泰国既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只有370亿美元左右)来干预外汇市场,也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办法保卫泰铢,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就会得到巨额收益。国际投机者对泰铢进行了卖空操作。其具体过程为,在泰铢贬值之前,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泰铢。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
简单来说,造成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经常项目逆差过大、金融体系脆弱、投机资本的冲击。泰国金融危机同墨西哥金融危机存在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克服国际收支危机的典型处置方法是升息、贬值。泰国金融危机不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泰国在危机爆发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升息措施,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加重了危机。
最近,一些泰国经济学家把泰国金融危机定义为“资本项目危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萧何”就是外资,外资的过度流入为危机准备条件,而外资流动的突然转向则导致危机的发生。
一种观点认为,升值预期导致的外资流入推高了泰铢,进而导致了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相当稳定(泰铢事实上是钉住美元的)。而经常项目逆差是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流入使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债得以超过合理的限度,且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泰国经常项目在1994年就出现恶化的迹象,如果泰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就让泰铢贬值,泰国金融危机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泰铢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让泰铢贬值呢?一个办法是由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卖出泰铢。问题是,当时泰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泰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了防止干预外汇市场导致通货膨胀,泰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对冲。而此时泰国的利息率水平相当高,对冲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大量损失。如果泰国中央银行不愿承受对冲损失,因而不愿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目的管理或管制抑制外资的流入。但是,由于泰国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泰国中央银行丧失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当泰铢在1997年4~5月份突然突然面临贬值压力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只有两个选择:听任泰铢贬值或保卫泰铢。两个选择风险都很大。但现在看来,听任泰铢贬值是较不坏的选择。在此阶段,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管理,则泰国可以让泰铢逐步贬值。而泰国仍然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媒业口红效应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由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强大影响力以及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使它的次贷危机迅速扩大化，蔓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从2007年开始中国就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进口国，在对美贸易方面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正是由于中国与美国经济这种紧密的关系，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影响程度必然颇深。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1月22日召开的新闻会上公布初步核算的数字：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增长6.8%。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中国的经济是处于一个放缓的趋势。在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的传媒业无法独善其身。
一、面临挑战的传媒业
传媒业的传统盈利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广告获得资金，另一种是通过贩卖内容获得发行收入。对于我国和大多数国家的传媒业，大部分都是通过第一种方式取得盈利。这种盈利模式，被《时代》杂志的前主编，Cnn的前董事长沃尔特・艾萨克森称为“独腿模式”。单纯从经营角度看，这样的盈利模式最大危险在于对传媒业外部的经济环境依赖过大，不稳定的因素更强，经济情况好则媒体收益大，经济情况下滑传媒业必然随之衰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传媒业深受影响，很多国际大型传媒集团都削减了日常经营项目的支出以压缩成本，2008年10月《洛杉矶时报》裁员一成，哥伦比亚公司压缩项目经费，nBC环球公司宣布2009将减少3%――约五亿美元的预算开支。
在金融危机中很多广告主选择了减少广告的投放或者更谨慎集中的投放方式来压缩宣传成本。毕竟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企业的性质始终不变，它是一种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目的是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时，很多企业减少或者放弃了广告方面的投入，或者转投互联网广告。传媒业广告市场面临的是大幅缩水，据法国实力传播公司（Zenithoptimedia）在2009年2月预计，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广告市场增速将大幅放缓，2007和2008全球广告市场增幅为4.3%和4%。该数字低于其在2008年6月份预计的6.6%和6%。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北美和西欧，广告市场增速放缓幅度最大。
由于广告主投放广告缩水，依靠广告维持的中国传媒业也面临考验。由于有很多企业都在2007年暂时控制广告投入准备在北京奥运会上大量投放，因此即便在情况复杂的2008年，中国传媒业依然在北京奥运会的带领下从广告上获利颇丰。然而2008年底开始，金融危机形势更加恶劣，媒体广告收入开始下滑，最大的广告主――房地产业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一直处于低迷，广告投入也大不如前。中国传媒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二、“口红效应”带来的矛盾
在压力和挑战下却隐藏着另一个机会――“口红经济”。“口红经济”这种现象最典型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在经济困难时很难买得起一些除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商品，口红由于既非生活必需又相对奢侈品较为廉价，既在人们的经济负担范围之内又能给人们带来一点消费的快乐，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口红的销量不降反升。“口红效应”的实质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往往想逃避开现实生活而转投到一些既能负担得起又能带给自己一些慰藉的非生活必需的活动中去。自从去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妆品产业的口红、面膜等低端消费品的消费同样逆势上升。
“口红效应”在人们对媒介的使用方面同样体现出来。社会学家拉斯韦尔和默顿早在1948年所著的《传播研究》一书中就对大众媒介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媒介主要除了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之外，还具有“麻醉功能”。现代人能够在大量的媒介信息与通俗娱乐中逃离现实生活的痛苦，暂时忘记生活中的不如意。大众媒介提供的娱乐节目能够带给人欢乐带来“麻醉”的效果，可以说“麻醉功能”是大众媒介娱乐功能的延伸。在经济遭受寒冰的环境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消费受到了限制，于是有很多人选择回归到家庭中看电视、看报纸或者上网这些既省钱又带来欢乐的娱乐方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早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卓别林的电影备受人们追捧，童星秀兰・邓波儿成为最走红的抚慰人们心灵的良药。当时并没有普及电视机，因此电影产业就成为逆势上升的“口红”。这次的金融危机稍有不同是，由于中国电影比较高的观看价位，电视、报纸和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低收费和易获得使它们代替电影成为这一波金融危机中的“口红”，因为媒介的使用率是和获得的费力程度是成反比的。
传媒业能够呈现出“口红效应”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作为信息的提供者。金融危机下的人们比较急切地想获得经济方面的信息来消除一些不安定心理，信息的功能就是消除不确定性，人们在变动的环境中更加希望获得更多的有关信息来消除自己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来稳定自己的心理，做出正确决策。比如在2007年中国股市“牛市”中有大量的普通老百姓从过去的对证券市场的不闻不问而变成了“股民”和“基民”，以为可以在“牛市”中挖到一桶金。金融危机到来，股市迅速由“牛”转“熊”，很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就已经被套牢，于是有更多的人开始更加关心金融危机怎样发展，股市何时“回暖”等等，结果就是过去不太关注经济信息的普通人也急切地搜集各种信息，最主要的方式自然就是通过大众媒介。大众媒介的经济信息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
在金融危机中有很多人失业或者工作减少，产生了大量剩余的时间，这些时间的打发有一大部分也转投到了对媒介的使用上。
正是以上三个原因使得中国的传媒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出现了“口红效应”，使用率并没有随着经济下落而降低，反而得到了提升。
当然，“口红效应”给传媒业也带来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市场出现萎缩，广告主开始削减广告投放量，另一个方面却是媒体的使用率上升，资金萎缩必然要求压缩成本，前期投入减少，媒介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难免受到影响。尤其是报业，中国报业除了极少的比如《体坛周报》等几份报纸外绝大多数都是以低于报纸本身成本的价格在发行，在发行渠道中报业多数是挣不了钱的，靠的是大发行量引来广告所带来的资金来填补，广告市场萎缩带来的危险是直接的。本来在“口红效应”的作用下，传媒是该大有所为的，却因为广告市场萎缩而无法作为，这是摆在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传媒业面前的一个矛盾。
三、缓和矛盾
金融危机并不会永远存在，但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是数不清的不确定因素。随着将来全球金融危机慢慢消退，“口红效应”也不会一直在经济中体现出来。然而，从这次的金融危机带给中国传媒业的矛盾中能看出中国传媒业明显的软肋，太依赖广告市场，无法依靠有价值的传播内容来从发行方面获得利润，这个弱点一直存在于中国大众传媒业当中，只是在经济比较景气的情况下不易被人注意。这次金融危机虽然给传媒业带来了一些利益上的损失，但对于资金链条发育非良性的中国传媒业并不一定是坏事。大浪淘沙，只有经过锤炼的中国传媒业才有可能更加健康的发展。
对于目前情况下传媒业体现出来的矛盾，可以有一些缓和的办法：
1、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看：扩大内需。
中国经济长期是一种内需不足的局面，金融危机之所以对中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于它直接影响了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中国早就出现过果农让水果烂在树上，奶农倾倒牛奶的事情，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但在外部需求也萎缩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真正受到比较大的影响。GDp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GDp增长也并不是越快越好，这次金融危机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扩大内需”成为2009年开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国家果断地拟定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来扩大内需，并且扩大内需在中国尚有非常大的空间，若能调控得当，把内需在GDp中的百分比提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乐观的。
在扩大内需方面传媒业也并非只能袖手旁观，作为国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传媒业也大有可为。作为第三产业的传媒业必须要做好产业调整，生产出更多价值，传媒业要做好创意产业这个角色，占领价值链的顶端，才能有效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意义是巨大的。扩大内需能够使中国经济更加良性运行，在全球化浪潮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更强，经济基本面的良好传媒业才能有好的土壤。
2、从传媒业本身看：改变盈利模式。
我国传媒业抗风险能力的弱点就在于过于依赖广告收入，而无法回归信息传播业的本质――贩卖有价值的信息给受众来获得收益。这种盈利模式太单一，就如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是不稳当的。
改变盈利模式的重点应该在于让传媒业靠内容取胜，把内容贩卖给受众，获得收入。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条清晰简便的让观众收看收听和付费的渠道，比较好的办法是发展“三网融合”，它并不仅仅是指电信网、互联网和电视网这三大网络的物理联合，主要是一种业务层面的媒介融合，比如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是观众如果想要收看电视节目和互联网上的信息，通过电信网就可以轻松用电话或者手机付费，数字电视就是“三网融合”的开始。
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7
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的根源是产品创新的速度跟不上工艺创新的速度
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产能过剩。为什么产能过剩会导致金融危机呢?产能过剩的结果是价格下降,价格下降就会导致利润下降,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愿望就会减弱,于是经济中本该用于投资的资金就流到了资产市场,这就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泡沫破灭就产生了金融危机。
那么,产能过剩的根源又是什么呢?这得从技术进步说起。现在大家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对大家技术进步区分的不清楚。在我看来,技术进步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产品创新,一类是工艺创新,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现在经济学把它混为一谈很不恰当。产品创新增加的是总需求。一个产品,不管开始时多么吸引人,最终会达到饱和,包括电脑和电视机等等。此时,如果没有新产品的出现,消费就不再增长。而随着新产品的出现,人们的消费需求就会上升。因此,长期来看增加总需求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有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工艺创新增加的是总供给,也就是导致产能不断扩大。要想使宏观经济平稳发展,这两种创新就必须取得平衡,如果产品创新的速度跟不上工艺创新的速度,就会导致产能过剩。产能长期过剩的结果最终就是金融危机。
我国产能过剩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
我国现在产能过剩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了。大家都看到了,每年大约35%的GDp都是出口到国外,就是国内需求不够的反映。而我国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又都对我国的总需求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扩大产能过剩的程度。人民币升值、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欧洲各国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我国为调结构所采取的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都将对我国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为了挤除房地产价格的泡沫,我国采取了房地产新政,这将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房地产投资现在占到GDp的1/8,往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大概在30%左右,因此房地产这一个行业的投资的增长每年就使中国GDp大概增长3个百分点,今年调控房地产价格泡沫,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下滑到零,那么这一块就使增长率马上掉3个百分点,这就非常严重了。
产能过剩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在对外投资这么多。现在许多人都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有疑问,我国的资金不在中国创造就业,却跑到国外给外国创造就业。我觉得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中国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于是就出现资金过剩,这跟传统经济学理论已经完全不一致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理论上说应该是资金稀缺的,而实际情况是现在我们资金不稀缺。资金多了,就得有个去处,要么流到国内的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要么流到国外,这就是我国的对外投资。因此,在实体经济或者金融市场之间,存在一个翘翘板,如果实体经济形势好,那么资金就会流到实体经济;否则就会流到金融市场。在我看来,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其实已经是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理解的范围,已经不能按照正常经济规律来解释了。
中国出现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较大
现在中国产能过剩这么严重,下一步中国很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如果中国真的出现金融危机,那会在哪个领域发生呢?无非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股市危机,一个是房地产危机,一个是银行危机。当然,危机在这三个领域都可能发生,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影响不一样。股市危机在我看来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不大,因为中国人炒股不贷款的,不像美国融资融券发展的很厉害,现在中国也有这些,但规模比较小,所以股市危机如果出现也仅仅就是股市危机,不会波及其他,对宏观经济影响不是很大,最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房地产市场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房地产贷款比较严谨,首付至少20%,再加上买房后的还款,中国房地产价格就算跌30%对银行也不是大问题。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银行危机,银行危机有可能两个来源,一个是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一个是企业不良贷款的增加。本轮金融危机中,政府的调控措施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和对企业贷款的巨幅增加,而这些资产的质量很成问题,而这些投资也导致进一步产能过剩,所以下一步危机可能在银行业。
对策
对策的主要着眼点当然还是扩大总需求,从而缩小产能过剩的程度。首先是产品结构的调整,我们国家现在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就要引进一些我们国家可以生产的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实现一些产品从发达国家向我们国家转移,引入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我国出口规模很大,但进口规模也不小,除去对能源、原材料、矿石的进口之外,我国还进口了大量机电产品等制成品。如果我国能引进这些产品的生产,就可以把我国对国外产品的需求转换为本国产品的需求,同时也可以把我国对这些产品的进口转换为出口,扩大我国的外需。
其次就是扩大对现有产品的需求。这就是在目前的产品结构下,尽量扩大对现有产品的需求。对于这个方面的政策,学术界讨论了很多,包括健全社会保障体制、调节收入分配、城镇化等等,我就不再赘述了。
关于缩小收入差距,我想多说一些。现在大家谈到缩小收入差距时,心里暗含的其实是对GDp的分配。实际上,个人收入不光来自GDp,还可能来自资产增值。前者是劳动性收入,后者是资产性收入。收入分配不仅应该考虑对GDp的分配,还应该考虑个人收入来源中劳动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的相对比例。对中国来说,现在资产收入占的比例太大,而通过增加生产,就是通过GDp得到的收入占的比例比较小,尤其是去年房价上涨过快,资产收入占的比例太大,劳动力收入比例过小。你想想,假定某国一年的GDp为10亿元,这本来都是新生产出来的成果,本该属于参与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尤其是劳动;但房价总额突然在一年内涨了10亿元,这就相当于50%的新产出马上由于房价的上涨转移到并未参与生产过程的这些人手里。说的稍微严重一点,这就是老年人对年轻人的剥夺、富人对穷人的剥夺、资本收入对劳动成果的挤占,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年轻人劳动积极性会下降,整个经济的投机性增强。这最终也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当然,只有资产必须有收益,毕竟大家储蓄都是为了未来没有劳动收入的时候有个稳定的生活,但资产收益与劳动收入之间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否则就会扭曲经济的激励结构,降低经济的活力。
第三个办法是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我从两年前就开始呼吁,在多个场合谈了很多次,最近连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两篇这样的文章。开始时很多人不了解,说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了。现在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时要解决的消费过多、积累过少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代之以消费过少、积累过多,跟马寅初先生面临的经济形势已经完全相反。而从目前世界人口形势来看,随着收入的增加、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节育措施的普及、生活成本的上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在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已经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情况,实际上,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已经不再按几何级数递增,而是按几何级数下降,跟马尔萨斯的时代也恰恰相反。马尔萨斯所说的粮食按算术级数增长也不再成立,近百年的粮食史表明,粮食实际上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人口论的前提假设已经完全失效,以其为基础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也就不再必要。现在我国人口学界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同意我国应该尽快放开二胎政策。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长自然会导致消费的增长,从而扩大内需。
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64-05
一、问题的提出
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企业面临的危机主要有信息危机、产品危机、价格危机、商誉危机、财务危机、资产危机和人力资源危机等。
商业银行危机是对银行价值或目标造成的一种威胁和危害，不仅威胁到商业银行基本目标的实现，使商业银行组织体系紊乱，给商业银行带来经济、财产上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危机具有巨大的传递效应，而且在当今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速度高速化的情形下，商业银行一旦发生危机会迅速公开，造成的社会影响特别大，如果处理不当，甚至会引起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
商业银行危机虽然具有难以预测性，但并不代表危机就无规律可寻。危机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从大环境来讲，政局不稳定、物价飞涨、突发性事件的出现，容易使商业银行处于危机状态。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高负债性及由此引起的银行脆弱性也增加了商业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概括起来说，商业银行危机主要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威胁和内部控制机制二个方面。外部环境的威胁因素主要有政治经济运行形势、市场经济要素价格变动等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影响而银行又无从加以控制的宏观、中观因素。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因素则主要有银行治理结构不完善、文化理念不健全、员工的业务素质低和业务流程不完善、部门间协调和沟通不畅、科技和产品升级重视和投入程度不够等等。[1]
目前关于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研究大多是从商业银行内控机制角度进行探讨，而从外部环境角度探讨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文献则较少，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研究比较薄弱的地方。本文在借鉴国外商业银行危机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主要从改善商业银行外部经营环境的角度，提出加强我国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战略思路。
二、国外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经验借鉴
（一）不断提高国家对商业银行危机的综合管理水平
银行危机一旦发生，单靠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是难以控制危机的，因此，不断提高国家对商业银行危机管理整体水平是面对危机的一种积极的行为。
1.要准确无误地判断危机的性质并采取最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面对商业银行危机，政府对危机的判断、态度和采取措施的不同会使结果不同。亚洲金融风暴初期，新加坡金融当局根据泰国金融体系崩溃前后的信息，立即判断出这是一场国际性危机，立即实施汇率浮动，虽然货币贬值了20%，但却避免了重大的损失。我国台湾金融当局却认为泰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不过是银行缺乏流动性，是一个地区性问题，不至于对台湾产生太大冲击。当突然出现大规模挤兑新台币浪潮的时候，台湾金融当局按照常规释出美金，维持汇率稳定。台湾在坚守汇率14天，抛出1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之后，才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新台币贬值19.83%。
2.要以可控的国力资源将商业银行危机一步治理到位。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低估了银行不良贷款的数量，只动用了几百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成效不大。1995年9月日本大藏省颁布了三项处理不良贷款的法律，前后再投进去1000多亿美元。投进去之后，还是没有解决银行的流动。到了1998年11月，日本小渊内阁把处理不良贷款作为政务重点，通过《金融重建法案》，下决心投入60万亿日元，相当于517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试图一举恢复银行正常运作。这个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救援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3.要以最快的速度来处理商业银行危机。处理危机的速度将直接影响危机管理的效果。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提出金融危机管理的“48小时法则”，即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必须在48小时之内稳定金融体系，切断金融危机蔓延的渠道。台湾有关部门在1995年8月4日收押了涉嫌使用假本票欺诈的杨瑞仁，媒体当天下午3点就披露了“国票”发生弊案的消息，8月5日星期六上午7点多，“国票”营业厅就发生客户集体提取存款。为稳定人心，“国票”宣布对所有来挤兑的客户一律给予办理。本来星期六只营业半天，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宣布无限延长营业时间，一直到午夜12点，当天被挤兑的资金就高达270亿，8月7日星期一挤兑金额则下降到150亿。到下午3点，已经没有前来挤兑的客户，暂时解除了危机。“国票”能够度过这次危机的关键在于能够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采取各种危机管理措施，控制事态。
4.要以最科学的方法来管理商业银行的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关闭问题严重的银行，追究金融官员的责任，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对外出售韩国第一银行，引进先进的金融管理制度。由于韩国能针对本国的国情和商业银行危机状态采取系列措施，韩国很快就走出危机，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8%，大量外资再度进入韩国。
5.要以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来规范商业银行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是一项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冲突的管理行为，要有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快速的反应机制等，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危机一旦发生，机制才能有效的运行。如美国有“紧急状态法”，俄罗斯有“紧急事态法”，日本也有“紧急事态法”，实际上都是危机管理法。因此，要提供金融危机管理的立法保障，一旦遇到紧急状况就可以依法办事。[2]
（二）以多样化方式及时消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
商业银行存在不良资产带有客观必然性，但其数额超过一定比例就会造成危机。各国都把管理不良资产作为化解商业银行危机的主要措施。
1.成立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独立于银行之外的中介机构，架起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桥梁。资产管理公司既能经营货币资产，又能经营实物资产，可以使中断的货币资金运动连接起来。成立专门机构尤其是资产管理公司几乎是各国共同的选择，如美国、法国、瑞典、东南亚等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均在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美国1989年8月9日依法成立临时机构―生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以下简称RtC）专门负责管理、处置经营失败的储贷协会及其资产和负债；20世纪80年代，日本162家民间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了共同债权收购公司、共同债权收购公司、“住专”债权管理公司、东京共同银行汇票、债权重组托管银行等，专门收购和处置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日本政府于1999年4月1日按美国RtC模式设立“不良债权清理回收机构”，堪称“日本版RtC”。
2.将好资产与坏资产分离经营、折价出售，尽快消化不良资产。对商业银行的好坏资产分离经营，使分离后的好资产采用责任到人的方式经营运作，而坏资产采取折价出售的办法收回资产。美国推行的好银行、坏银行模式即把不良资产从一家问题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分割出来，由另一家特别成立的专门用来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即所谓的“坏银行”）来处理。
3.银行与政府同时通过市场与行政手段“双管齐下”化解不良资产。各国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时，政府、金融监管当局的参与及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是成功的重要条件。美国国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向atC提供了近2000亿美元用于不良资产的处理；日本为解决银行体系的巨大不良债务，向银行体系注入了60万亿日元的财政资金；北欧四国为银行注资金额，瑞典650亿瑞典克郎，丹麦51亿丹麦克郎，芬兰524亿芬兰马克，挪威249亿挪威克郎。
4.推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一个普遍采用的金融工具，是处理不良资产的主要方式之一。据统计，近年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利用证券化手段处置的资产占其全部处置资产的1/3。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商业银行体系改革
经济发展对商业银行体系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商业银行改革成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反之，则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银行业危机。因此，必须处理好商业银行改革与加强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关系。
1.严格控制商业银行机构增长速度，保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金融业对内开放也要贯彻监管优先、金融机构健全优先以及逐步、有序开放的原则。1990年台湾开放民间设立商业银行之后，3年内就设立了16家新银行(老行库仅26家)；票券公司在1994年之前只有3家，但开放之后3年内就增设了9家。在金融危机之前的1995至1996年，台湾也曾发生过华侨银行、台东企银被大规模挤提的事件。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台湾曾先后出现了台中地区中小企业银行和板信商银被挤提以及宏福票券公司被重组等一系列金融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台湾金融业对内开放速度太快造成的。
2.规范外资银行的准入标准。最近20多年，拉美国家频繁出现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大都与外部因素有关。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对经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经济一旦出现波动，国外资金流入突然中止，资金流出量增加，造成资金链断裂就会出现危机。如1998年拉美7个地区大国的资金流入突然中断，造成信贷规模急剧减少，债务链条断裂，经济危机使GDp的增长率由7%下降到－2%。而美国在引进外资银行时实行的是有条件的引进，美国法律要求外资金融机构董事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美国公民，或要求外资金融机构的发起人或组织者为美国公民，限制外国银行通过设立或收购分支机构的办法从其注册州进入另一州进行跨州经营等等。这些规定，对防止由外部因素带来的商业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3]
3.积极稳妥地进行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商业银行体系的重组必然带来经济要素的重新分配，体系变动往往会加剧或诱发经济或商业银行危机。1991-1996年墨西哥银行业开始私有化改革，结果到1996年末，墨西哥银行业公开的不良贷款总额、续期的不良贷款本金总额与承诺期票数额三者之和占到银行总贷款的52.4%，银行体系存在大量风险。1995年12月到1997年9月，墨西哥银行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差为负值，银行无法正常运作，标志着墨西哥银行业私有化改革的失败。1997年后，墨西哥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银行拯救计划。外资银行进入成功地充实了墨西哥银行体系的资本，未进行风险加权的资本与资产比率从1997年开始持续上升，1997年末为9%，1999年末上升到10%，2003年末达到12%；大大降低了银行不良贷款水平。从墨西哥改革实践来看，依靠内资的私有化改革对银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而1997年开始引入外资后，却使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四）从加强银行业监管入手保持商业银行稳健运行
商业银行主要依赖高负债率进行经营，以较小的资本经营着较多的资产，也剌激商业银行的高管人员充当风险爱好者的角色。监管是从外部来约束商业银行的风险冲动行为，监管效率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业银行危机可能发生的概率。因此，国外都把加强商业银行监管作为加强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一是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提出了银行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协议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银行管理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二是实行多元化监管。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但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三是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国外一些监管当局非常注重监管人员的专业结构配置及培训，如oCC拥有法律、计算机、会计、信贷、反洗钱等各项领域的专家队伍，对监管人员安排了系统全面持续的培训计划。
（五）建立以存款保险为主体的商业银行危机救助机制
危机的救助机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化解或减轻危机。存款保险制度、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被公认为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支柱。存款保险制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银行破产，由此催生出美国全国性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应运而生。从美国联邦存款保制度建立到1993年的近60年时间里，全世界共有48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到2006年6月，全世界共有95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还有20多个国家正在研究、计划或准备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也有弊，但国际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抵御金融风险的一道重要防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极大地减轻银行的压力，是化解商业银行危机中是最有效的、最市场化的渠道。[4]
三、加强我国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商业银行稳健发展的条件。从宏观经济层面来分析，可能引发商业银行危机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当前我国应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不违背wto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加快外贸政策转型，加大资源节约和环保工作力度，同时还要重点关注与商业银行危机关联度大的几个要素：一是人民币升值。汇率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适度增加弹性应是当前的货币目标。要改善宏观调控，营造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良好经济金融环境，运用多种政策手段，促进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在适度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利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最终达到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目的。二是外债余额。我国对外短债比重的持续、快速上升，应予以高度重视，要进一步完善期限结构，严格控制对外借债的时间、金额，要防止发生大量债务集中清偿的挤付现象；严格控制外债流入，保持适度外债规模。三是自由化改革。在我国金融机构的体制还不够健康，监管部门人员缺乏的情况下，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商业银行开放度改革应该贯彻逐步、有序、危机可控的原则。四是股市的增长。当一国货币处于升值预期时，大量跨境资金就会持续流入，股市不仅会大幅上涨，还有可能出现泡沫化问题。因此，应加快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对金融市场投资品种的开发研究，避免出现众多投资形式单一化。五是房价水平。房价过高，一旦泡沫破灭，居民资产缩水，就会发生消费需求下降以及银行呆坏账大幅增加的局面。目前商业银行要建立一个健全的住房金融体系和良好、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更好地预测各种风险。
（二）加强国家对商业银行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要完善商业银行危机管理机制框架，商业银行危机管理框架至少应包括危机预警机制、危机处置机制、危机善后机制、危机管理辅助机制等功能部分。二要重点建立和完善国民经济质量预警机制，加强对商业银行危机指标的预警与监督及时发现危机苗头，有效地采取措施。三要制定商业银行危机处理应急预案，通过对各种危机的可能性进行深度分析提出各种有效的治理预案。四要建立商业银行危机处理组织机构，可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为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指挥中心，代表国家履行对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职能。五要建立商业银行危机处理资源储备，这些资源包括财政资金、保持流动性资金积累、发展存款保险机构等。六要建立商业银行危机管理法律规范，通过法律规范的强制力来推动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有效性。
（三）建立可持续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机制
一要继续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不断探索其发展新思路。二要发挥资产公司在持续地消化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中的作用。因此，资产公司要不断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化解方式，适应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变化。三要强化商业银行自身消化不良资产能力，实现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均衡化解。四要增强商业银行积累能力，通过税收入政策调整鼓励商业银行多提各种拨备，降低“核呆”条件，只要商业银行有能力消化的，应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核呆”政策。
（四）积极稳妥地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
一是对外资银行要实行有条件的准入。二是不断优化商业银行结构体系，对运行质量差的商业银行坚决实行退出机制。三是在积极探索商业银行的合理分工，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是根椐计划经济体制要求设立的，如今市场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都在耗费国家资源之间进行同质化竞争，因此，对大银行可适当归并，如“四合一”或“四合二”模式，通过改革实现各银行间合理分工、增强竞争实力。
（五）切实加强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
国家银监会在防范银行业危机、促进银行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开放、多变的市场环境下，防范商业银行危机必须实施积极、有效的银行监管。当前，在商业银行的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要坚持监管优先原则。必须先有完备的监管体系，才能积极推进商业银行各方面的改革。要加强监管合作，增强监管合力。银监会要与各内外部监管部门之间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实现信息共享，充分利用外部中介机构的专业资源优势来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效率。要按监管强度有效配置监管人力资源，建立一支专业化、国际化的监管队伍。[5]
（六）建立市场化为核心的多元化危机救助机制
由于商业银行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十分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并会影响公众对整个商业银行的信心。但有效的救助机制可以化解或减轻危机造成的危害。我国商业银行危机救度助机制建立应立足于下列原则：一是多元化原则。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庞大，一旦发生危机，单靠某一方面力量是难以成功实现救助，因此，必须通过多元化的渠道救助。这些渠道包括：商业银行自我救助渠道，通过计提风险驳备、各种专项驳备、各种准备、各种积累等等，一旦发生危机可以先行自救；社会救助机构，主要有保险机构、各类投资公司、大型企业集团等；政府救助，政府利用可控资源对商业银行进行救助；国际救助，当危机发生时由国际金融机构实施救助。二是市场化原则。危机救助方式可分为法律、经济、行政、道义救助四类，但经济救助是危机最佳救助的方式，因为商业银行的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经济问题只有用经济手段解决才是最佳的选择。三是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体系原则。构建商业银行危机救助机制要推行以存款保险制度为体系核心，让存款保险机构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危机救助机构的主力军。
总之，国、内外商业银行都面临着危机的威胁，我国应结合国情，借鉴国外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经验，探索我国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的新思路、新策略，就可能成功的防止、化解和转移商业银行的危机。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九十年代世界经济与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2]中国人民银行智力引进力公室编.国外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学习与借鉴[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张青松.银行危机的防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9
一、金融危机情境下法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一是受案数量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相关司法统计，我院2008年全年受理各类案件6260件，相比2007年增长了24.2%，虽然不能将全年受案数量的增加完全归结为经济危机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危机的爆发是受案数量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依据以上的司法统计，仅09年第一季度，已经累计受理各类案件2038件，相比2007年同比增长30.2%。可以预见，2009年受案数量必将大幅上升。
二是部分企业经营状况堪忧，劳资关系紧张。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经济刺激方案，并初见成效，但是危机还是对企业经营造成严重影响。一些资金链条短、经营体制不完善、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受危机影响最为明显。出现了企业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出现困难，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不能按时发放，或者裁员减薪等情况，势必引发劳资关系紧张。劳动争议案件也会随之增多。如何处理好这些劳动争议案件，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企业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三是多角债纠纷高发。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企业之间的相互借贷非常普遍，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借贷、担保等多角债的融资关系。随着危机的到来，一旦一个企业资金链条出现问题，必然会牵扯到其他企业。一个债务纠纷，必然会牵扯出多个相关方。这样复杂的债务纠纷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从而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四是案件自动履行率大幅降低。伴随着危机的继续，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人们的购买力普遍降低。相应的，当事人在法院判决后自动履行的能力必然相应降低。由此一来，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
二、我院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妥善审理、执结好各类案件。面对当前金融危机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我院适当调整审判工作思路，创新工作理念，转变工作方式，确保妥善处理在当前金融危机下所浮现出来的诸多矛盾，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
一是依法审慎受理涉金融纠纷相关案件。加大对合法金融债权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审理各类信贷纠纷案件。严格审查确定借贷双方的责任，防止企业以“假破产，真逃债”等方式逃避银行债务，维护正常的信贷秩序，促进和保障国家信贷政策的顺利实施。在处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并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审查的重点应当围绕诸如转让标的、转让程序、受让人资格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所制定的各种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防止追偿诉讼成为少数违法者牟取暴利的工具，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相关当事人行为涉及犯罪的，及时移送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二是妥善审理企破产案件。在审理破产案件时，依法、及时受理债权人提出的企业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申请，防止因受理不及时而给债务人提供隐匿、转移财产的机会，导致矛盾激化。鼓励运用企业重整、和解制度，尽可能维持暂时性资金周转困难但管理规范、有发展前景企业的生存。对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问题较多、挽救无望的企业，要优先保护企业职工债权，配合有关部门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2008年，我院共审结破产案件8件，挽回国有资产1200余万元，协助相关部门妥善安置职工1000余人，实现了“零振荡”破产。
三是加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下，一些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因面临债务危机而被迫裁员，由此引发了大量劳动争议案件。法院在严格依法审理的同时，应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既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降低实现权利的诉讼成本，又要适当平衡劳动者与企业双方的利益，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缓解困难企业的支付压力，引导劳动者与与企业共度危机，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公平。2008年以来，全院共审结劳动争议案件307件，同比上升39.3%。四是妥善审理企业债务纠纷。对企业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但有对外债权的企业，要充分发挥速裁机制的作用，帮助企业尽快收回债权。要依法维护合同的效力，对因金融危机而导致履行合同的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一方当事人确实难以履行的，要加大调解力度，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企业主有外逃苗头的，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信息，防止因企业主外逃引发集体讨债事件。五是妥善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妥善审理农业承包、转包、租赁等合同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合法流转，维护农业生产秩序，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要注意对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土地承包经营各项权益的保护，预防和化解因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生产引发土地纠纷及其他社会问题。加强对当前情况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法律问题的调研，及时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执法尺度。六是在执行工作中要坚持债权人权利、企业生存、职工利益和社会稳定相统一的原则，处理好“快执”与“缓执”的关系。认真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各种手段和措施，依法加大、加快对涉及经济增长、民生保障及社会稳定案件的执行力度。在执行过程中既注重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注重维护被执行企业的正常生产。对于暂无执行能力的被执行企业，可以通过执行和解、债权转股权、债权转经营权等灵活多样的执行方式，在依法办案的基础上帮助被执行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二）主动延伸司法服务职能。拓展审判职能，提供法律帮助，以司法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在认真做好审判工作的前提下，还要注重扩大服务领域，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协调。积极开展司法建议工作，充分运用司法建议促进企业发展，力图使司法建议的服务功能最大化。
一是继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在工作中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建立执行救助、涉诉救急资助制度以及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的衔接制度，确保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生产、生活困难的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够依法及时实现和维护自身权益。加大对民生案件诉讼费用缓、减、免的司法救助力度，保障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平等行使诉讼权利。
二是完善和便利为企业服务的措施。首先，开展“法官进企业”活动，深入企业进行司法调研。08年，我院多次与辖区企业建立联系点，先后确定了工友、金泓、海王等三十多家区属重点骨干企业，为其提供法律支持。其次，采取邀请座谈和上门服务的方式，帮助企业审查经营合同，完善依法管理，堵塞经营漏洞。2008年，我院针对辖区的部分企业在经营中存在的法律缺陷和管理漏洞等,及时提出司法建议8条，有效的规范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再次，对利用非法手段损害外来投资者及企业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合同诈骗、侵占企业资产等扰乱经济秩序的犯罪，提前介入，重拳打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进一步建立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和谐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时总结调解经验，努力提高调解工作质量水平，积极扩展调解工作领域和方法，最大限度的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案件纠纷，促进当事人之间诉讼关系的协调、当事人与人民法院之间司法服务关系的有序，努力实现执法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
一是加大案件调解力度，积极推行和谐司法理念。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在调解的主动性上下功夫，在调解的方式方法上寻求突破，把调解工作贯穿于庭前、庭中、庭后的各个环节，努力使矛盾平息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尤其是在审理劳动争议、伤害赔偿、物业管理合同等群体性纠纷中，注意摒弃“就案办案”、“片面办案”等单纯业务观点，避免矛盾的激化、上访问题的发生。例如，受全球化金融危机的影响，羊亭一知名企业，因为资金周转失灵，陷入了借贷纠纷的诉讼中，且案件数量较多，标的额超千万元，为使企业能够正常经营，不致因财产保全或判决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审判人员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主持双方在充分沟通和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全部调解结案，既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赢得了债权人、企业和管委会的一致认可。
二是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调解作用。加强与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群众诉求调处中心的联系，运用诉前调解、诉讼调解等措施，使调解渗透至诉讼的每一环节，以和谐的方式定纷止争。同时加强指导建立完善的人民调解组织，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邀请调解经验丰富的法官针对当前高发的借贷纠纷、劳资纠纷进行有针对性的经验传授，提高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纠纷的能力。建立起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的案件以法院裁判文书的形式对其效力及时予以确认，以充分发挥调解这一结案方式的作用，将危机对人们正常生活所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
三是借助巡回审理平台，进行多渠道的法律知识宣传。巡回法庭在办案过程中应加强与辖区职能部门的联络沟通，加强诉调对接，有效化解矛盾。在巡回审理中，将当地的实际情况与法律法规相结合，通过以案释法、法制讲座等手段进行法制宣传。并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义务，引导矛盾双方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缓解社会民众对危机造成的担忧情绪。
金融危机最好的应对办法篇10
地方债，理性看
《新理财》：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非说不可的程度，您是怎么看的？
张德勇：对于地方债务的关注始自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此次地方债务又到了一个不得不关注的时点，这与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密不可分，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可以说达到一个“饥不择食”的程度。较之亚洲金融危机，此轮地方债务压力可谓空前庞大，且逐渐显示出向下游基层政府转移的趋势。
《新理财》：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成了地方债务的“催化剂”，那么这样的债务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导致如希腊债务危机这样的情况发生？
张德勇：我感觉，尽管中国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形式严峻，地方财政面临还债难的问题，但整体讲，还不会构成如希腊债务危机那样的局面。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地方政府也曾大肆借债，一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引发了地方政府自身的重视。这几年，陆续出现地方政府对债务管理和风险防控进行研究，一些积极地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下级政府债务出现严重问题，上级政府不会“见死不救”，从全国角度去看，中国的财政收入还是有稳定的保障的，从全球水平看，中国政府仍是令人羡慕的“富政府”。
再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制度决定了政府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所谓政府“破产”是指资不抵债，国有资产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
现在所谓的地方债务“隐患”，其实是现金流的问题，我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债务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
风险防控薄弱
《新理财》：地方政府具备风险防控意识吗？
张德勇：目前地方政府更多地是考虑建设的需要，对偿债机制和债务风险还没有系统化的管控，尽管在项目申报审批的过程中有一些文件，但多流于形式。投资风险预警和债务的实时监控处于缺失状态，财政风险意识相对薄弱，融资规模与偿债能力是否合理，以及“坏账”风险概率均没有系统和精细化的考虑。
银行通过融资平台向地方政府放贷，其自身的放贷依据其实仍存在不合理性。目前《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向银行借贷或参与担保，贷款以政府授权和财政承诺还款文件为依据申请贷款，这种简单的书面承诺，是不具备完善的法律效应的，不正规、不合规。《预算法》进一步修改，除了考虑是否给予地方政法发债权，还应明确融资平台所涉及的债务，算不算地方债？一旦出现风险，谁来承担，如何承担？
《新理财》：尽管法律不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做得不到位，银行仍然愿意贷款给政府？
张德勇：银行作为一个趋利机构，在金融危机的非常态情况下，比起把钱借给企业从而承担高风险，更愿意借钱给政府。因为企业可能面临倒闭破产，而政府不会“没了”，即便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到了悬崖边缘，它还有上级政府，还有国有资产，这无异于背上了“降落伞”，总能“安全着陆”。
合理花钱，科学控债
《新理财》：由于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感觉到了空前庞大的偿债压力，那么地方政府钱不够花，怎么办？
张德勇：好，地方政府钱不够花。那么，我反问一句，究竟地方政府要多少钱才够花？你挣五千块不够花，你挣一万块，还是不够花。所以，财政体制是一方原因，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扩张和需求，还有出于政绩的考虑，让政府对资金的需求永无止境。一个病态的现象，就是以支定收，而不是以收定支。在税收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不足的时候，就会通过借钱来满足支出上的需求。政府支出是刚性的。只要是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收入总难满足支出需要。所以关键不是够不够花，而是要去想，该怎么花？
《新理财》：据我们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对其目前的债务总额和偿债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不容乐观。河南省焦作市推出了一套预算控债机制，说明地方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债务风险的防控。
张德勇：是的，焦作试编债务预算的尝试在全国层面上属于走在前列的。同时，像北京已经开始实施信息化动态管理债务，实行网络实时监控，而且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在我们的调研工作中，已经发现很多地方都在这方面开始了探索，只是目前还未公布。目前省一级的政府已经初具相对成熟的债务管理办法。对于负债经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其债务规模与还本付息情况，都应进行预算控制。每年的债务融资规模，要根据当地可支配财力的情况设置上限，防止过度债务融资；根据债务还本付息情况，建立健全与当地可支配财力相适应的偿债机制，在每年的预算支出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偿债基金，避免偿债高峰期时无足够的财力可动用。
《新理财》：据您了解，地方政府在制定债务管理和风险防控机制中所面临的最大的难处在哪？
张德勇：我感觉，在制定债务管理机制的过程中，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具体额度的制定都比较主观，都是根据一些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很难有说一个唯一可行的办法。例如，风险的一个警戒线，很难决定设定在一个什么程度上，即便定了，也难说超了警戒线就一定有风险，不超就没风险。地方与地方之间，自身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也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就像欧盟现在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很多都超过了警戒线。
《新理财》：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上，这些钱投下去，怎么收回来？
张德勇：这是让地方政府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地方融资平台目前存在经营性质不明确，经营性资产缺乏，经营收入少等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将大量道路、桥梁以及公园等公益性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由于这些资产无法产生收入，因此往往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缺乏经营收入，部分区级和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甚至完全没有经营收入。这些问题现在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了，一方面说明了地方政府举债存在一定盲目性和过度性，另一方面，亟待出台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制度，加强监管，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地方融资平台不应再从事融资业务。
没钱还债的窘境
《新理财》：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这种没钱还债的局面怎么解决？
张德勇：我认为，政府借债行为出现“坏账”、“死帐”、“跑帐”的现象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借新帐，还旧账”。
《新理财》：那是否会造成债务“滚雪球”，越来越大，迟早会有一天无法负荷？
张德勇：当然，这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缓冲的办法，而非长久之计。但从目前的统计数据分析，虽然中国少数地方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偿债压力，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如果少数地区发生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应当有能力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