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诉状篇1
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3、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类7件，占11．29%。如农嫁女、招赘婿、户口未迁出子女等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上不平等，要求平分收益；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村集体资源或企业发包给他人经营，以及收益分配不公开等引发村民状告村基层组织的群体性诉讼。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5、城市房屋拆迁类9件，占14．52%。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拆迁主体或拆迁手续不合法引发群体一方诉请停止拆迁；政府安置补偿方案不合理或补偿资金不兑现引发群体一方要求得到充分安置补偿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1、规模较大。62件案件中，群体一方人数在100人以上的案件有27件，占43．5%。其中兰溪市城南办事处中吴村诉该村经济合作社承包合同纠纷案的群体一方人数多达848人，由此引发的纠纷规模大、影响广。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
经济纠纷的诉状篇2
本文所探讨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简易程序更为简便的、专门用来解决标的额极小的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并非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相比起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围特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且适用的诉讼标的额极小，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程序简便，审理形式非正式化。“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贯穿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审理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不经过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状和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和裁量权。在小额诉讼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过法官的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缩短诉讼周期，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四)低成本、高效率。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同时，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禁止律师诉讼。由于审判多数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当事人得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
二、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颤诉讼程序的必耍性
在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纠纷解决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小额钱债纠纷在农村经济纠纷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呈上升趋势。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村民间的商业经济交往活跃。村民间的借贷比较频繁，如借钱来投资小生意或盖房子的现象、买卖赊账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借贷的金额比较小，大多在5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下的也很常见。二是诉讼成本的高昂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诉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纠纷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正在逐步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LzJ。但由于在司法诉讼成本高昂、农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司法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效率还不尽如人意。特别对于涉案金额小而诉讼的成本太高的小额钱债纠纷，如果通过诉讼解决，结果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为合理分配资源与提高诉讼效率，完善当前农村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足之处，小额诉讼程序尤显必要。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在解决农村小额纠纷的困境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实质上只是普通程序在某些环节上的简化，而非一个完整的独立程序，对于农村的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不灵活、不经济、不方便，难以满足法院处理简单涉农民事纠纷的要求。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开庭时间、地点不够灵活。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把简易程序视为独立于普通程序的一种特别程序，没有为其设计单独的程序运行环节，简易程序中很多情况只能适用普通程序的内容，如开庭时间只能是在工作日，而不能是在节假日，开庭地点只能在人民法院或派出法庭。第二，、传唤、应诉、举证等程序对于农村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繁琐。如民事诉讼法本来允许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入、证人”，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却将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案件规定为再审的法定条件之一。这等于否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使用简单的方式传唤当事入、证人的做法。第三，3个月的审限对农村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不仅如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隋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有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不同的新型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适应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要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能大大降低农民进入诉讼救济程序的成本，合理避免农村解决数额较小的案件时的不必要损耗，是实现司法为民的有效途径。程序的简便化、诉讼成本低是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状、答辩状和判决书多采用表格化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放在休息日甚至晚上；开庭地点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判决通常只宣布结果，而不是必须说明理由。由于程序简便，当事人通常不需要律师即可操作。程序的简易性对于农民大众来说更加容易理解与执行，必将受到农民百姓的欢迎。在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广大农村，高昂的诉讼成本是阻碍当事人选择诉讼的重要原因。“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而且结案效率较高，开庭地点甚至可以在村里的祠堂或田间简便的诉讼程序使得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从而节省律y币费用。可见，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减少国家和当事人双方的负担，而且有利于社会整体规模上正义的实现。建立小额诉讼程序，更能对于促进农村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因为“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育国民的司法根基”。
(三)小额诉讼程序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建立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利于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纠纷当事人的不同要求，而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均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农村纠纷解决中，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如经民间调解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无强制执行力，若该和解协议无法履行，当事人仍需求诸司法。而关于仲裁，目前我国的仲裁方式主要有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对于商事仲裁，许多农村小额钱债纠纷往往难以适用，由于我国的商业仲裁机构大多设立在大中城市，其受理的案件通常是标的较大的商事纠纷，而且仲裁费用相对比较高。至于目前我国某些省份已设立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对农地纠纷进行行政裁决，但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某些农地纠纷，小额钱债纠纷无法适用。诉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并具备其他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农村特别是发达省份的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已逐渐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方式。因此，我们在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不能因强调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弱化司法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由于简易性和灵活性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求，导致司法手段未能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以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三、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颧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
(一)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应遵循之原则任何制度的建立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包括本国的诉讼体制、诉讼文化以及其他机制等)，笔者认为，在我国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独立原则，指小额诉讼程序应与简易程序应相互独立，互不包含。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法没有小额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对小额纠纷和简易纠纷不加区分，均适用简易诉讼序。因此在立法设计时应注意体现小额诉讼程序在立案、受理、证据规则、庭审方式、判决方式等各个方面与简易程序的不同，并明确小额诉讼程序是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并列的第一审程序。二是区别原则，指在农村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如受案标的金额、案件处理地点和时间)上，应充分考虑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发达省份农村与欠发达省份农村的差异，不能一味地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应考虑我国经济层次的复杂性和城乡差异性，允许各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规定各省的标准。三是衡平原则，指农村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应处理好国家法与乡土正义的关系，把握法定程序与灵活方式结合的尺度。审理方式的非正式化是小额诉讼程序的一大重要特色，审理方式的灵活性有助于发挥法官的办案智慧，高效率地解决纠纷。但过度灵活和简化的诉讼程序则很有可能侵害到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从而影响诉讼结果的公正性。因此，需要在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中规定哪些基本程序不得简化，哪些程序可以由法官灵活决定，并规定灵活程序的限度。如一方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出席庭审，法官不得任意缺席判决，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和辩论权。
(二)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设想
1、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受案范围和机构设置
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应当限于小额钱债纠纷，即以金钱给付请求或者其他替代物、有价证券为给付请求的纠纷，身份关系的案件应排除在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在确定小额诉讼的受按标的限额时，应遵循区别原则，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最高限额，如人民币5万元，再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隋况确定本地的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对于我国小额诉讼机构的设置，可在基层法院内或派出法庭设立专门的小额法庭。
2、关于小额诉讼具体程序的简化
(1)和答辩的方式。小额诉讼使用表格化的状和答辩状。无论是、还是答辩鼓励口头形式为主，不能要求当事人必须出具书面状或答辩状。当事人以口头方式的，法院应记入笔录。对于当事人的，法院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以当天立案。
(2)减免诉讼费用。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简易，廉价的司法程序。诉讼费用的减少，可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也可鼓励当事人利用该程序，而且有利于贫困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实现。
(3)开庭地点与时间的灵活性。如果当事人同时到法院请求解决纠纷，审判人员可以当天进行审理。具体的开庭地点可灵活设定，可设在乡镇的司法所内，或根据具体情况在祠堂或田间开庭，以方便当事人。在经过与当事人的协商或经其同意后，可采用夜间或周末开庭、节假日开庭的做法。
(4)开庭程序的简化。小额诉讼原则上以一次开庭审理即告终结。同时为了避免使案件变得复杂化，导致诉讼迟延，在小额诉讼程赓中被告不得反诉。小额案件应鼓励当事人亲自参加诉讼，允许由当事人亲友诉讼，但限制聘请律师，除非当事人或其亲友确实由于缺乏基本法律常识无法参加诉讼，经主审法官权衡利害后，允许其聘请律师诉讼。小额诉讼应由小额庭法官一人审理，鼓励法官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采用灵活程序以高效解决纠纷。
经济纠纷的诉状篇3
[关键词]社会纠纷；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7－0033－03
纠纷(dispute)或称争议、争端、冲突，是特定的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者多边对抗行为。当前，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我国正处于社会纠纷的多发期、凸显期，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多元化，涉及到土地征收、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方方面面。与之相应的，社会纠纷的解决方式在不断适应纠纷新情况的过程中也逐步发展演进，如出现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扩张趋势等。任何一种纠纷都具有独特的个性，而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是利弊共存的，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纠纷的解决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只有遵循纠纷解决的固有规律，针对纠纷的不同特性，对症下药，合理利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纠纷，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一、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纠纷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般而言，纠纷的发生要经历单项的不满、具体的对抗行为等阶段，纠纷得不到良好的解决，当事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保护、情绪得不到释放，还容易引发冲突的升级甚至上升为严重的社会。
纠纷的单项不满阶段即主体把某种情况的出现视为不正义，这是纠纷发生的前奏，在这一阶段当事人一方面可能通过成本分析等理性判断选择忍受或者回避等进行自我疏导、自我处理，使纠纷保持在潜在状态或归于化解；另一方面也可能向对方表明问题或予以谴责使纠纷公开化。一般而言，促使纠纷当事人进行自我疏导、自我处理的社会和个体的综合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社会的宽容、他人的帮助和劝解以及个体的修养和理性都有助于不满的化解或个体对纠纷作出正确的应对；而对社会正义的不信任、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纠纷双方实力的悬殊等也可能从消极方面打消当事人采取具体纠纷行为的念头。
当当事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疏导时，就可能出现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交涉和对抗情况。在对抗起始阶段，纠纷当事人一般不会立刻采用严重的冲突手段，社会纠纷尚处于轻微阶段。在这一阶段，纠纷的解决难度相对较小，很多情况下，纠纷当事人能够依靠双方自身的力量将其解决，即所谓的自力救济，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最低；在双方当事人无法自行解决的情况下，中立第三方在此阶段介入解决纠纷一般能较为容易的定纷止争，达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一阶段纠纷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当，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情绪得不到平复时，往往会导致当事人采用更为激烈的对抗手段，从而使纠纷升级，出现集体上访、群体性诉讼、抗争性聚集和等严重的社会纠纷，所谓“小矛盾不及早解决势必会引发大纠纷，小隐患不尽快排除难免会引发大事件”就是这一道理。
“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是国家一贯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纠纷的解决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要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及时有效化解矛盾。在这一阶段解决纠纷其难度小、成本低，可以及时有效的恢复因纠纷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要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就应当建立、健全纠纷的发现机制，这是及时解决纠纷的先决条件。为此，2010年中央综治办下发《关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预警在前、调解优先，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坚持党政主导、部门协作配合，整合资源和力量；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努力使纠纷早解决、矛盾不上交”，并且要求认真抓好源头预防和排查预警工作，建立健全纠纷的发现机制，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二、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之原则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在第三者的主持之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者行业惯例、民间规范等为依据，通过各种方式予以说服教育、疏导化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我国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调解制度，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调解主持人的不同，就人民调解制度而言，其是在民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之下进行的；而司法调解的调解主持人为国家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其发生在诉讼当中；行政调解的主持人为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国家行政机关。
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原则是说同一纠纷，在依性质既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亦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情况下，就纠纷当事人而言，应优先考虑调解而不是首先考虑付诸诉讼，而国家亦对此予以政策引导以促使纠纷当事人观念转变。我们主张要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原则，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调解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现实基础。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植于我国“和为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调解的主持者官名为“调人”，“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调解成为西周民间乃至官府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之后的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调解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调解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不断发展完善，成为我国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防止和化解社会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之花”。其次，调解在纠纷解决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是在第三人的主持之下，采用说服教育、疏导化解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权衡利弊、互谅互让进而达成一致，这就有利于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恢复因纠纷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纠纷，尤其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纠纷，如婚姻纠纷、劳动争议、损害赔偿、“三养”即抚养、扶养、赡养纠纷等，调解可以把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整体社会关系纳入考虑的视野，从而更有可能谋求一种合理的更能为纠纷当事人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以恢复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再次，更多采用调解的方式是国家政策的导向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
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宣传调解工作的作用和效果，引导群众自觉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要选择，积极推动排查调处工作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至2010年《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都体现出国家对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日渐重视和相应的政策导向。
同时，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前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重诉讼、轻调解，导致对诉讼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的“一口吐沫找两级法院”、“一堆垃圾打两年官司”等大量的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导致诉讼爆炸，以致法院超负荷运转。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调解的运用，更正一旦有纠纷就首先考虑付诸司法的观念，对于大量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纠纷，应当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理念。
三、规范，贯彻司法优位之原则
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权在实质上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其规范的称谓应当是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来信来访只是对上述宪法性权利的行使形式。就作为纠纷解决方式来的来看，我们应当对其予以规范，在解决纠纷时贯彻司法优位的基本原则。
我们应当对制度的运行进行规范，新的《条例》已经于2005年颁布实施，其中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工作机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机制，其实并不是负责解决纠纷的具体机关，而是将有关事项移交相应机关处理的中转站。但是，制度在实际的运行中突破了这一定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由于不受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确定性要求的限制，在个别时间和个别案件中可以做到“一步到位”甚至“突破法律底线”解决问题，有关部门的领导处于维稳的需要进行个别批示，特事特办、法外解决有关问题，这就更加误导了人，加剧了潮。越级上访、闹访、缠访等现象严重，有的地方为了维护一时稳定而采取、甚至限制上访人人身自由的措施，从而进一步激化矛盾。“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几乎成为上访人的信条，领导批示、个案个别处理的方案，损害了社会的整体正义，对国家法治的权威和稳定亦产生了不良影响。㈨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上，应当回归的法律定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限制的范围，把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贯彻诉讼优位的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诉讼先于，对于未经法院依法审理的案件，不应予以受理，这一点也符合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另外一方面，诉讼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司法终局裁决原则是现代法治的最基本原则，在法治社会，应当将民众的诉求以及各类争议的解决引导到法治轨道上，使纠纷解决的权威向法治转移，进而使法院成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场域。在纠纷的解决中，要规范制度的运行，贯彻诉讼优位的原则，引导纠纷主体树立诉讼的权威，而不是有纠纷首先想到，使归位于群众陈情联系政府的制度本源，排除权力的干预，形成纠纷解决的法治根基。
四、对症下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对于不同类型的纠纷，应当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予以应对，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化解纠纷。人类历史上，纠纷解决方式历来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社会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的与非诉讼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国家公力救济与民间社会救济、合法私力救济等协调互动、共同构筑的系统。
首先，对症下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纠纷的发生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原因，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矛盾更加突出，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复杂化，即除了传统的社会纠纷类型之外，还有由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新型纠纷。纠纷主体的利益需求是多元的，对于纠纷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应当尽力予以满足，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和利益本身都是多元的，不能采取单一的思路，而应当使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达到相对的公平与协调；纠纷主体价值观的多元也是我们应当避免采取同一纠纷解决方式解决不同类型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应当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所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对于不同类型的纠纷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妥善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
其次，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在我国目前主要存在着诉讼、行政复议、、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具有适用性，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诉讼而言，诉讼是一种遵循“证据裁判”、“形式理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公力救济代替私力救济的结果，它是人类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革命性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诉讼适用于全部的纠纷，其也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能得到最佳的结果，就当事人未注意留存证据的纠纷，适用这一方式无法获得司法保护；当事人关系越近，往往越不适合用对抗性的诉讼方式，同时诉讼还存在成本高等问题。就而言，它是一种在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之外设立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制度，其对于纠纷的解决往往不具备规范性和专业性。而行政复议是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程序，其受案范围、处理程序等方面均有诸多限制。
再次，对于单一纠纷解决方式过度的依赖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不仅不能使纠纷得到恰当解决，而且会导致负责解决纠纷的机构压力增大、不堪重负，同时还会导致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并进一步制约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如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前后几年里，司法机关始终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向基层社会渗透，甚至出现了“乡乡建法庭”的口号和高潮，有纠纷找法院成为民众共识，使大量的本应通过民间调解等其他方式解决的纠纷涌向法院，导致法院最终陷于诉讼的大海。相伴而生的是纠纷解决成本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大量并不适合由法院处理的纠纷涌向法院，还导致了涉诉等问题。
纠纷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固有适用范围，要求我们必须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能够相互配合互动、各司其责。在纠纷出现时，我们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寻求最有效、最经济的解决方式，以妥善化解社会纠纷。
参考文献：
[1]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6，79.
[2]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人民调解法学习读本[G]，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3]马怀德，“不信法”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U]，学习时报，2010－1－25.
经济纠纷的诉状篇4
关键词：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纠纷的诉状篇5
【关键词】行政性aDR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而司法资源有限，法律又往往具有滞后性，如何运用行政的裁决功能、发挥非司法性的公力救济功能，是理论及实务界亟需面对的问题。而行政性aDR在实践中具有专业性、权威性、高效率及低成本的优势，正是符合我国行政、法律文化的传统，能够与行政诉讼制度形成有效互补，满足现代社会利益和冲突多元化对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需求。鉴于以上优点，我们有必要厘清行政性aDR的基本内涵，并探讨该制度存在的法律依据和运行的法律保障等相关问题。
一、行政性aDR的内涵
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DR）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aDR可分为民间性、司法性和行政性三类。而行政性aDR，即国家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其概念分为广义与狭义两方面，广义的行政性aDR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进行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狭义的行政性aDR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特定的民事纠纷居间处理的机制。二者的不同在于纠纷处理对象是否包含行政纠纷。本文采用和探讨的是狭义概念。如今，行政性aDR是新公共管理的途径之一，基本形式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其有别于司法诉讼的公力救济，且在解纷方面越来越多采用了协商与调解等多元方式，具有专业和权威优势，比司法机关更适合解决群体性与复合性纠纷。
行政性aDR相较于诉讼及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主体的特定性和权威性。行政性aDR的主持机关是行政机关，尽管处理民事争议不是依职权行为，但与行政职权密不可分，并且参与解决纠纷的人员往往都具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行政性aDR机制的法律地位一般由行政法规确定，它比司法诉讼程序更适于处理一些包括群体性纠纷在内的多发性、社会性、新型的和复杂的案件，有利于直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二是处理的高效性和及时性。行政性aDR机制可以趋利避害，相对快速、低廉、便捷的解决纠纷。行政机关一方面进行行政执法，一方面居间解决纠纷，既可体现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公正性要求，又能体现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信任，结果易为双方接受，可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纠纷的目的。三是程序的简便和灵活性。行政性aDR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综合权衡法律、政策、公序良俗和行业习惯等方面，避免因个案的差异造成处理结果与预期的反差。其次，行政性aDR在程序上既有正规的准司法程序保证，又可启动灵活机动的程序。
二、行政性aDR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
诉讼解决纠纷存在不足。诉讼是解决纠纷最主要和最常见的方式，因其以国家公权力作为基础，但诉讼的客观缺陷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必要的存在空间，为行政性aDR提供了客观基础。相较于行政性aDR，诉讼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诉讼的正式性、程序性和阶段性使案件从到判决往往需要经年累月，造成诉讼迟延。二是在诉讼中，诉讼程序具有专业性和正式性，每个阶段和环节都有自己独特的程序内容，程序复杂。三是法官仅适用法律和就部分是非曲直加以裁判，往往会忽略纠纷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判决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合法却不合理。四是诉讼手段用来解决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数众多、具有集团性或扩散性的现代型纠纷，往往容易产生费用高昂、程序复杂和诉讼对抗等问题，使后果变得更加严重。而针对以上的弊端，行政性aDR机制在解决相关的纠纷上具有便捷性和专业性等优势，可以弥补诉讼的不足之处，减轻诉讼的压力。同时，行政性aDR灵活、便捷的解纷方式为当事人提供了亲自参与的机会，可以避免诉讼的对抗性和形式主义特征。
（二）可行性
（三）首先，aDR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符合我国行政、法律文化的传统。一方面，与我国“和为贵”的观念相契合，使这种有别于司法的公力救济方式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实效性；另一方面，在我国广大当事人较为看重纠纷解决这权力背景的条件下，这种有权力依托的纠纷处理方式能够满足当事人对权威性、强制性的要求，效率也相对较高。
（四）其次，构建行政性aDR可以实现诉与非诉机制的衔接。当今社会，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充分发挥效能的有机整体，使整个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每一种方式达到相互衔接相互作用的有序合理状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aDR倾向于程序的非正式性、参与性和当事人的意见一致性，且能够在效率、成本、发挥专家作用以及提供当事人更多参与机会方面弥补诉讼制度的不足，使正式的国家法律体系和非正式的调节机制协调互动。由此可见，行政性aDR将可以在构建诉与非诉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五）最后，行政性aDR具有专业基础和资源优势。行政机关以平等第三方介入纠纷，一般有自己的调查机构，处理的纠纷也是与其日常行政管理相关的一些纠纷。对于这些纠纷，它们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非常熟悉，而且它们对有关信息的收集和判断，以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运用和理解要比一般机构甚至法官都有优势。同时，纠纷当事人有往往是行政管理和监督的对象，当事人往往更容易接纳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各种建议和解释。这有利于行政处理机关的合意诱导，促使纠纷的合理解决。
三、中国行政性aDR立法现状
从我国目前法律规定来看，调解等aDR方式并没有被纳入行政过程争议解决体系之中。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1999年废止的《行政复议条例》中曾规定：“行政复议不适用调解”。《行政复议法》对此也未做规定，但根据一般理解，未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中应当也不可适用调解等aDR方式。对于行政决定程序中产生的争议，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使用aDR程序解决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总而言之，我国法律上对行政过程中aDR呈现是消极和否定态度，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aDR的运用。例如，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相对人与执法机关之间就违法性质、处罚种类和幅度等问题的交涉，实质上都是aDR的方式。可见，立法上的排斥并没有消除aDR在行政过程中的适用，立法与实践处于脱节的状态。
四、完善中国行政性aDR须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中国特色行政aDR制度的完善，要结合我国体制和法律实情，其别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应当明确行政性aDR的适用范围，要体现既最大程度的实现权利救济功能又不致损害和弱化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传统上，行政性aDR主要用于特定类型纠纷的解决，即行政机关或其附属机构作为中立第三者解决民事纠纷的专门活动，而如今世界各国都逐渐扩大行政性aDR的适用范围，但在涉及公共行政政策及和公共安全等管制领域，为避免公权力机关规避职责、逃避法律监管和制约、侵害社会公益，应当限制甚至禁止aDR的适用。
其次，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的完善。我国行政性的纠纷处理机制根据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同性质，基本上可分为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但最近几年，政府主管机关的纠纷解决能力和责任严重弱化，行政性aDR缺乏独立的机构和程序，尤其其调处结果缺少法律效力，严重影响了基层纠纷解决的便利、公正和效率。我们应当要确认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为有效发挥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制度的纠纷解决作用，必须使其具有与其职责相应的法律效力基础。同时，因我国设定行政裁决、调解的法律文件相互之间冲突，难以形成统一的行政解决民事纠纷规范体系，所以还应当规范行政裁决、行政调解的设定依据，强化整体设计。
再者，针对申诉制度，在救济未来的制度创新中，应该发挥救济的独特优势，集中矫正其不讲程序，缺乏规范，充满恣意的根本弊端，将救济规范和改造为行政诉讼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的过滤机制、补充机制和疑难处理机制。
最后，为了防止行政性aDR被恶意使用，人民法院对已经行政机关处理的民事纠纷，应侧重对aDR程序的审查。法院介入时必须持审慎的态度，坚持必要的原则，并最大限度的避免司法程序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于符合程序并且不违反公共利益的aDR，法院即应维持其结果。
参考文献：
[1]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2]潘乾.行政性aDR理论基础浅析[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3]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经济纠纷的诉状篇6
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本情况
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经济纠纷30起，化解30起；排查劳动关系纠纷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恋纠纷15起，化解15起；排查邻里纠纷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纠纷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纠纷数据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纠纷119起，较5月份168起环比下降29.2%，其中经济纠纷减少12起，劳动关系纠纷减少2起，情感婚恋纠纷减少9起，邻里纠纷减少3起，其他矛盾纠纷减少17起。化解率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状分析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类型包括情感婚姻、劳动关系、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等占主流，并且还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交织发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冲动、易激怒等特点。
（二）矛盾化解复杂化。矛盾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而造成矛盾纠纷升级，轻者破口大骂，重者拳脚相加。2021年来，各派出所调处口角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就有294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39%。同时，少数群众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三）规模日益群体化。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甚至有极少数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层层向党委政府施压，逐步加码，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处置呈现对抗化。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人价值观出现变化，通过正常的诉讼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语言威胁等手段来表达诉求甚至获取不法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原因错综复杂，警情居高不下。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容易升级成为现实形态纠纷，民间纠纷的内容、层次和领域日益复杂，牵涉范围不断扩大，且复杂性成为了群众纠纷突出特点，纠纷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民间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范围界定模糊，法制观念缺失。派出所调解的纠纷各式各样，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又有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新问题，纠纷类别各式各样。而在实际中，应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的纠纷，因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调解方便、快捷且免费等诸多原因，导致基层派出所接处的纠纷类警情大幅增长。
（三）调解合力不足，工作质效不高。虽然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调解室，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现行调解体制还未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导致许多矛盾纠纷久拖不决，有的甚至转化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当前村级两委、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单位和部门，都有调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与义务，但没有形成高效的调解合力，导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质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厘清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职能职责。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对不属于公安管辖范畴的纠纷，先行受理后，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对照各调解组织的职责，合理地将矛盾纠纷进行移交分流，积极引导矛盾纠纷双方到归口部门调处，做到各司其职，从而改变公安调解大包大揽的状态，避免不作为或乱作为。二是要厘清当事人诉求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诉求是否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问题，做到“合理诉求想方设法解决，不合理诉求耐心调处，对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诉求的坚决打击处理”。
经济纠纷的诉状篇7
自世贸组织1995年1月1日成立至2000年9月底，其争端解决机制共受理了205起国际贸易纠纷，其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案件有22起，占同期受理纠纷总数的10.73%.从世贸组织受理的各种类型的纠纷所占比例来看，它排在第三位。这些案件中，有6个已经或正在通过专家组程序处理，5个案件经双方蹉商取得和解，其余案件都在蹉商过程中。
这些案件呈现下列一些特点：
1、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其知识产权法律要求的有力工具
世贸组织处理的22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全部由发达国家提出。美国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极力倡导者，最积极地运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推行它所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在22起案件中，由美国提出申诉的就占了15起，其余7起案件分别由欧共体（6起）和加拿大（1起）提出。
知识产权起源于欧洲，于革命时期。知识产权制度创立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给予权利人对其发明创造和作品的独占权利，激励人们更多地创造，同时以独占权利换取发明创造或作品的公开，促进整个的技术、文学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及其保护程度与这一国家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国内的发明创造数量也较多，这就需要有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同时，科技水平的发达也为保护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作品的创作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作品的版权保护却有赖于技术手段。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长、保护程度高、制度比较完善；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大多数历史比较短，保护程度相对较低，制度也不够完善。
在18、19世纪，虽然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当时已经有了知识产权制度，但由于国际经济交往不太频繁，知识产权保护基本上一国的国内事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科技发展速度加快，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的含量也上升。由于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程度的差异，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尽管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世界上就有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进入20世纪之后，各国又制定了不少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但这些国际条约大多数只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原则或最低保护标准，都没有规定达不到这些标准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没有规定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处罚措施。
为了解决国际条约不能对本国知识产权提供有力保护的问题，发达国家制定国内法，力图通过国内法的适用来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特殊301条款。美国政府多次运用这一条款，对它认为未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发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些国家列入“黑名单”，迫使这些国家修改自己的知识产权法。美国的这一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的目的，但却不利于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发达国家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国际裁判所”。美国1974年贸易法在1984年增加了特殊301条款之后，当年美国贸易代表就对对电影的进口限制进行调查，从1990年到1994年，美国贸易代表平均每年发起2起特殊301条款调查，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说三道四，而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之后，美国贸易代表仅在1996、1997、1998年各发起一次调查，美国在世贸组织提起的其余14起知识产权纠纷都未经过国内的特殊301条款调查而直接向世贸组织申诉。这些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已经可以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达到原来通过适用国内法想达到的目的。
2、知识产权国际纠纷不受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
从提起申诉的时间看，知识产权案件的提出呈均匀分布。从1995年到2000年9月中旬，除了1995年没有提起一件知识产权纠纷外，每一年提出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都在4至5件.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反补贴协议和反倾销协议纠纷相比，后者呈现明显的不均匀分布。可见，知识产权更少受到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倾销、补贴、进口限制、保障措施等等贸易措施都与商品进出口直接相关。一国国内的经济运转状况、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决定了一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较开放的态度还是较严厉的贸易保护。此外，如果某种产品对一国的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这个国家的该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都会影响这一国家对这种产品实施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各国实施上述贸易措施的时间是不会均衡的，由此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从时间上看呈现比较明显的峰谷态势。但知识产权纠纷则不然。尽管从上说，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也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它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国内经济运行良好而不提出关于知识产权的申诉。
3、申诉方举证责任轻，而胜诉率极高
所有的纠纷都是针对某一成员方的知识产权法律，而且可以说是每诉必胜。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与其他贸易纠纷（特别是关于反补贴、反倾销协议的纠纷）在这一方面的区别非常明显。大多数贸易纠纷都是因某一成员方的国内具体措施引起，如关于反倾销协议的纠纷，或是因某一成员方对其他成员方的进口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或反倾销调查；又如关于反补贴协议的纠纷，则可能是因一成员方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或一成员方指控其他成员方对某个产品提供了补贴。而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则不是针对某项具体措施，更不涉及某个权利人的具体知识产权。
在世贸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纠纷：一种是违反世贸组织各项义务之诉，另一种是损害或剥夺某个成员方在世贸组织可享受之利益之诉。在前一种类型的申诉中，申诉方必须明确指出被申诉方所违反的协议。由于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的要求不同，申诉方实际上承担了相当的举证责任。比如在涉及反倾销协议的纠纷中，申诉方必须证明被申诉方违反了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而在涉及tRipS协议的纠纷中，申诉方只需要指出被申诉方的规定不符合tRipS协议某一条的规定，不需要提供其他证据。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结案的知识产权纠纷看，所有的案件都以给申诉方败诉告终。其中典型的案件是欧共体针对美国修改版权法提出的申诉：美国1998年10月27日修改了版权法。欧共体1999年1月就提出要求蹉商，经过各项程序，专家组于2000年5月作出报告，争端解决机构于7月27日通过专家组的报告，确认美国在版权法修改中增加的“商业豁免”不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要求美国使其版权法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美国的一项法律在修订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必须重新修改，而所有这一切只需要申诉方做一些法理上的，无需任何事实证据。
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比较晚，在立法和执法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尽管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必须承认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与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规定还有差距。我们应当认真分析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根据我国的需要和可能，主动去弥合这一差距。
附录
世贸组织受理tRipS协议有关案件一览表（资料截止日期：2000年9月28日）
注：
1、其中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院法学所郑成思教授的《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知识产权法》，见《中国知识产权报》2000年2月18日、25日第二版。
3、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贸易纠纷中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案件，总共26起。
4、排在前两位的是有关反补贴协议的34起案件（占16.59%）和反倾销协议的25起案件（占12.20%）。
5、笔者认为，我国1992年对专利法的修改和1993年对商标法的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美国通过特殊301条款施加的压力有关。
6、其中1996年的一次，美国在对印度调查的同时也在wto申诉，美国胜诉，遂终止了国内调查。另两起调查分别针对洪都拉斯和巴拉圭。以两国分别与美国签订协议告终。
经济纠纷的诉状篇8
1、协商:消费者发现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与用户、消费者首先通过协商,达成和解。
2、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
行政调解是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主持的调解。
法院调解是以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先进行的一种调解。
用调解解决产品质量纠纷的范围和程序,一般没有严格的规定,但调解必须遵循合法和自愿原则。调解协议不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调解不能强加于人,调解人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或必须达成协议。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要签订协议,但协议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也不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
4、仲裁: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自愿而且达成书面协议将纠纷交给第三方——各地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纠纷双方有义务执行该裁决,从而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仲裁裁决一裁终局而且具有强制性,表现在当事人一旦选择仲裁解决纠纷,仲裁者所作的裁决就具有法津效力,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也是仲裁和调解的区别所在。
仲裁是一种第三方的公正活动,进行仲裁的第三方是仲裁组织,承担仲裁任务的是仲裁庭或独任仲裁员。仲裁程序包括申请、答辩、庭审、调查取证等。
我国《仲裁法》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不能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当仲裁裁决结果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消或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就该纠纷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我国的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经济纠纷发生后,是否选择仲裁以及选择哪个仲裁委员会仲裁都由当事人自主决定。
5、诉讼:当产品质量发生民事纠纷,当事人各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法律规定的解决产品质量民事争议的最后途径。诉讼由起诉、审判、执行三个基本阶段构成,根据诉讼所要解决问题性质分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产品质量纠纷属于民事纠纷,采用民事诉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保护,必须经过以下步骤:
(1)起诉和受理。提起诉讼的人称原告。原告起诉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告与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二是有明确被告,即原告认为侵犯其权益的人或组织。三是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是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起诉应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被告人数提交副本。特殊情况下也可口头起诉。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后,依法进行审理,对符合条件的,决定立案管理,对不符合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
(2)审判。案件决定受理后,开庭前人民法院要做好准备工作,包括发送起诉书副本,审阅诉讼材料、调查收集证据,更换或追加当事人等,准备就绪,通知开庭。
开庭审理经以下步聚:一是准备开庭,二是法庭调查,三是法庭辩论,四是法庭调解,五是合议庭评议,六是宣判。
经济纠纷的诉状篇9
关键字：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行政调解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等现行法律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纠纷以及环境污染发生后的污染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然而，对于该“处理”的法律性质，目前的法律一直没有明确。具有代表性且针锋相对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环境民事纠纷行政调解说，即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处理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环境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说，即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处理属于行政行为，有法律约束力。笔者认为，对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性质认识的不同，直接涉及到环境民事纠纷能否得到及时、合法、有效和公正的处理，影响到对纠纷处理结果的认识及其执行，并将必然涉及到对相关立法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加以研究和澄清。
一、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现状概览
（一）我国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及其评价
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和公民环境意识与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环境民事纠纷也不断增加。现阶段，因环境问题引起的纠纷，既包括由企业生产排污引起的厂群纠纷，也包括不断出现的光污染、热污染、娱乐场所噪声污染、饭店油烟污染、交通运输工具尾气和噪声污染以及各类社会生活性污染等新型环境纠纷。当然，环境民事纠纷内容本身无需过多研究，值得关注的是既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否具备化解纠纷的能力。
在我国，受到环境污染危害的人解决与污染者之间的环境民事纠纷时，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五种途径解决：
1.双方平等协商解决。一旦发生了环境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首先自行协商，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约定互相让步，签订协议，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用这种方式解决环境纠纷，非常简便易行，而且有利于团结和社会的安定，省钱又省时。
2.调解解决。调解是指由第三者主持并促成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通过调解的方法解决纠纷，在我国早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而且是解决纷争、增强人民团结的一种有效方法。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政机关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方式，目前，行政机关调解已经成为解决环境纠纷的主要途径1.但是，由于调解的自愿性色彩较强，在当事人根本利益对抗而且实力不对等的环境纠纷中，往往很难达成最终一致的结论。而且，根据法律的规定，调解达成的结果当事人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强制性，调解结论的实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3.申请行政机关处理解决。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涉及以下三种问题时，受害人可以通过申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方式解决。这三种问题是：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纠纷以及环境污染发生后的污染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然而，我国目前缺乏一套行政机关处理解决环境民事纠纷时需要遵循的完整缜密的处理程序，行政机关之间管理权限的划分也比较杂乱，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多个行政机关都处理同一案件和遇到棘手的环境纠纷时相互推诿的现象2.
4.仲裁解决。仲裁是指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争议由第三者居中调解，作出判断或裁决的活动。如果当事人之间是因为海洋环境污染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可以通过申请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如果当事人之间的污染纠纷属于其它类型，但只要涉及到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达成协议之后，向我国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是，由于环境纠纷具有公益性、科学性、损害结果的持续性和金额估算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很多情况下，一个“非黑即白”的仲裁书不能全面考虑到纠纷涉及的利益，由仲裁机关解决不能算作一个适宜的选择。
5.诉讼方式解决。诉讼解决指的是环境纠纷当事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使其争议得以解决的情况，具体包括以下两种：以污染者为被告进行民事诉讼或者以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为被告进行行政诉讼。诉讼是解决环境纠纷最正式的途径。然而，考虑到环境民事纠纷当事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以及诉讼费用高昂和诉讼程序繁杂迟延等问题，很多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会望而却步。
（二）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主要法律依据及其评价
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宪法》有关规定，《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法律的有关规定以及《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自然资源保护法律的有关规定，并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密切相关。对于破坏土地、森林、草原、水、矿产、渔业、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侵权行为，我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明确规定：原则上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加害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即采取行政裁决的途径，且此类行政裁决不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有关行政机关得主动进行处理3.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第41条规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修改）等其他污染防治法律也作出了与此类似的规定。1992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答复”中强调：当事人对环保部门就赔偿纠纷所作的调解处理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应以环保部门作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应就原污染赔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和审判。
然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和《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却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示，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学者认为，后者将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范围缩小，处理的方式被强调为行政调解，从立法上回避了在处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时调解不成时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方法4.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依据可以从很多法律中找到渊源，然而，这些法律规定多为综合性、概述性，具有直接操作性的程序性法律规定较为罕见。而且，关于环境行政调解和环境行政裁决的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协调和配合，使得行政处理机制的性质和特点更加不明确。另一方面，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立法内容存在交叉和矛盾，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弊病的根源。
二、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性质解析
（一）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适应性
环境行政机关处理环境纠纷具有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目前，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专业性和技术性。按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人民政府下设的环境行政机关是对本行政区的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管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拥有专业的技术队伍和相应的环境监测技术手段、取证手段，依法享有现场检查、调查、采样监测、拍照录像、取证、污染防治设施监理、检查运行记录等行政权力，可以对环境侵权者依法行使各项行政管理权力，并可以对正在进行的环境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如警告、罚款、吊销排污许可证、责令停止排污、限期整改等。除了对当地环境状况、环境问题和企业排污状况最熟悉之外，环境保护行政机关较为全面地掌握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这不仅可以克服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缺陷，还可以借助专家的力量准确确认环境污染的事实和原因，确定责任，计算损害大小，并得到比审判更为合理的解决结果。
其二，社会利益的综合衡量。众所周知，对抗制的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个是非明确权利义务清晰的结论，而这一点对环境纠纷的解决而言，恰恰是最招致批评的5.因为环境纠纷具备涉及面广、权利义务关系复杂、责任认定时争议大、损失难以确定等特点，因而不适宜作出“winner-takes-all”或者“win-or-lose”的司法判决6.这是因为，环境民事纠纷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涉及的当事双方的利益可能都有其合理性，而唯独缺少社会利益的代言人。在解决纠纷双方争议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可以把社会利益考虑其中。
其三，经济效益。对跨行政区域的污染等环境问题，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更容易进行而且可以大大节省经济成本。这要比当事人选择诉讼好得多。这一点不管对当事人还是对整个国家而言，成本的节约显而易见。
最后，选择上的优先性。从现代环境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法律传统上看，我国环境法属于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有极其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自环境法制建设之始，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就一直是由一系列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政策和制度推动。整个环境法律体系中，行政性的处罚条款比比皆是，而有关公民环境权益保护的实体以及程序性规定却是模糊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同时，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心理和“厌诉”的心理一样根深蒂固。在纠纷发生后，公民会首先想到向有关行政机关投诉，请求行政解决。只有在这种努力不产生效果时，公民才会迫不得已的选择诉讼。
（二）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局限性
与适应性比较，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局限性并不突出，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法律规定上的局限性。在环境民事纠纷的处理问题上，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授权不够充分、清晰。不同的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之间职能存在交叉和重叠，比如：在管理渔业污染纠纷时，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和环保部门就常常互相推诿7.另一方面，关于行政机关处理环境民事纠纷的管辖范围上，我国法律仅仅规定涉及到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时，当事人才可以选择行政处理的方式解决纠纷。然而，相当一部分环境民事纠纷仅仅是对当事人的生活居住环境或者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尚没有形成可见的损害，这时候当事人就不能选择行政处理方式。行政机关也往往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以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理由，拒绝当事人提出的解决纠纷的请求。
其二，行政机关自身的局限性。在较不发达地区，污染企业往往同时是当地政府重点保护的经济支柱。环保部门在正常处理纠纷时，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阻力和控制；而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当地环保部门的主管机关，掌管其资金预算、人员编制和官员升迁等事项，因此，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和中立性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企业家进入行政的状况很常见，这意味着行政人员与企业有更多的牵连，更清楚企业的困难，对企业可能存有内心的偏袒。此外，由于行政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大，容易换任，所以对于环境民事纠纷的解决，尤其是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容易久拖不决。
其三，对法治不利的社会效果。行政处理纠纷可能形成各种不一致的结果，虽然我国没有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但是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大致相同的社会期待，使纠纷的处理结果成为一个可期待的目标，这对法治的建立和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破坏力。
三、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构建
（一）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基本思路
由于法律的逐步健全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我国的民商事纠纷近年来剧增，但是不成比例的是，我国法院的规模却基本保持不变，这种比例的严重失调直接导致了法院积案如山。解决积案问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扩大法院规模，二是促使案件分流到法院之外解决。出于维护法院权威、保证法官素质、以及节约司法资源等多方面的考虑，多数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并不采用第一条途径8.分担法院压力的aDR（alternativeDisputesResolution）因势就利，获得了蓬勃发展9.
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或实体上权益的处分，不仅是妥善解决社会纠纷、节约社会资源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基本自由的尊重以及相关制度保障体制的完善10.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一方面为实现环境民事纠纷的迅速与公正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以谈判为运作基础也使其适用淡化并模糊了环境民事纠纷中法律责任的查明，导致不少民事纠纷的解决成了妥协的产物。因此，从切实维护环境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并完善我国环境法体系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在我国倡导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适用，从而达到明确责任解决纠纷的目标。
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行政处理能否以及应否作为环境民事纠纷诉讼解决的前置程序。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了赔偿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或者“调解处理”，法律没有规定该程序是必经程序，也没有确认环保部门处理决定的效力，使得环保部门对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缺乏热情和责任心，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处理环境纠纷中的作用。考虑到应该把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赋予纠纷双方当事人，因此，不应当规定行政处理程序为必经程序。但是，一旦纠纷双方选择了环境保护部门进行行政处理解决纠纷，就应该赋予环保部门的处理决定以强制执行力。这样可以省却受害者不断收集证据的困难，又可以为法院处理纠纷打下基础，弥补法官对环保技术知识的欠缺。
其二，跨行政区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问题。对跨行政区的环境纠纷，现行的环保立法只概括规定了通过有关人民政府的协商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协调解决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解决程序。而且，法律对于这类纠纷没有诉讼救济的规定，不少跨行政区的受害人都在损害发生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法院虽然判原告胜诉，但判决结果很难执行11.因此，应当对跨行政区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规定更具体的救济程序。
其三，各种环境民事纠纷处理方式的程序、效力；纠纷处理机关的取证规则、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赔偿损失的原则和范围以及损失的具体计算方法；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与诉讼制度的衔接等等问题，都是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应该明确的问题。关于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的各自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调解应该主要针对“赔偿金额的纠纷”，对“赔偿责任”的认定不能适用调解，这是由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职责决定的。环境民事纠纷的合理解决必须以污染或者破坏行为的发生以及法律责任的明确为基础，否则，所谓的纠纷解决只能是和稀泥，双方当事人很难切实履行协议；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也不能在纠纷解决和处理的过程中达到加强环境管理、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对整个社会秩序而言，更是害莫大焉。只有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分清纠纷双方各自的法律责任，才能达成使双方当事人都比较满意的调解协议，从而有利于调解协议或者裁决决定的自觉履行。
其四，环境信访的处理。环境信访直接影响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的案源，在整个机制中应该受到重视。日本的《公害纠纷处理法》规定各都道府县要设置公害投诉相谈员，其任务是接待居民的公害投诉，调查公害的实际情况，对当事人进行帮助、斡旋、指导12.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害纠纷处理法》也规定：各级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应设置专职人员，处理公害陈情，对公害陈情作调查，直到陈情人申请调处或裁决13.1997年，我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了《环境信访办法》，其中第12条规定：“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方便群众、有利工作的原则，设置专门的环境信访工作机构或者指定其他机构负责环境信访工作。”笔者认为，这一点能否得到落实对构建一个完善的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而言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虽然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种合理的趋势和势不可挡的潮流，但正如不是所有的纠纷都适合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解决一样，行政处理机制也不会适合于所有的环境民事纠纷。这一点，正是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立足点。
（二）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建议
鉴于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对解决环境民事争议的适应性，建议在我国建立隶属于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内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专门处理机构，分为国家，省，地市三级，各自在本辖区有管辖权。组成人员应当包括有相当丰富环境纠纷解决经验的行政人员、专家、环保社团的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为纠纷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不作为环境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但是应该赋予环保部门的处理决定以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比如15日内）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时可以直接适用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裁决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诉讼实际不属于环境诉讼的类型，法院按照一般的行政诉讼受理。
如何在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是纠纷处理机制的研究者们必须不断反思的问题。如何保证“从对抗走向对话，从抗争走向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14这是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者们更应该深思的问题。法学理论的选择将会对制度的构建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在中国，理论的薄弱却不可避免的波及立法。虽然近20年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发展很快，且已初步形成了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为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15.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仅仅有环境行政管理的立法已经不能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中诸多未解决的问题在实际的操作中亦不断的凸显，对该理论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加强16.
参考文献：
1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2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8月，第50页。
3王明远：《中国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载于《环境导报》，2000年第3期，第7页。
4王明远：《中国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载于《环境导报》，2000年第3期，第7页。
5nancyK.Kubasek、GaryS.Silverman：environmentLaw（Fourthedition），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6nancyK.Kubasek、GaryS.Silverman：environmentLaw（Fourthedition），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7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8月，第50页。
8赵明：《美国aDR对中国纠纷解决资源利用的启示》，载于《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9[日]小岛武司、伊藤真编：《裁判外纷争处理法》，有斐阁1998年1月出版，第9页。
10章武生等著：《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重构》，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46页。
11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10月。
12原田尚彦著，于敏译：《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13吴嘉生：《环保纠纷解决之研究》，台湾中兴法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4美国仲裁协会（aaa）出版的《DisputeResolutiontimeless》和《JournalofDisputeResolution》中的表述，转引自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5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10月，第18页。
经济纠纷的诉状篇10
关键词：新闻纠纷新闻调解调解前置
新闻纠纷是由新闻采访行为或新闻作品引发的、存在于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与新闻作品相关的法人或公民之间的冲突。自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以来，诉讼作为最具权威的争端解决机制，一直是我国新闻纠纷解决的主要形式。这一方面是我国公民依法维权意识高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新闻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方式匮乏的体现。30余年后，人们更能理性地看待诉讼的优势与局限，认识到诉讼并不是解决新闻纠纷的最好手段。在国外aDR（诉讼外纠纷解决）运动蓬勃发展、国内人民调解制度成功实践以及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重视运用调解手段来调处各类纠纷的背景下，调解这一诉讼外争端解决方式运用到新闻纠纷的解决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只要新闻调解机制设计科学、合理，人们选择使用方便，新闻调解未来极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生活中替代诉讼的新闻纠纷解决方式。根据我国调解制度多年的实践经验，从强化新闻调解的地位及功能出发，在法律上明确新闻调解前置制度，是弥补新闻诉讼在新闻纠纷解决上诸多缺失的理想制度选择。
新闻调解前置的概念及特征
新闻调解，指在中立于新闻纠纷之外的新闻纠纷调解机构的主持下，以关于新闻活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新闻职业道德为依据，对新闻纠纷当事双方进行斡旋、疏导、劝说，促使他们相互谅解、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新闻纠纷的活动。将新闻调解作为新闻诉讼必经的前置程序，就是在新闻纠纷案件为人民法院受理之前，强制性要求新闻纠纷的当事人经过人民法院委托的新闻调解机构先行调解，在调解阶段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则争端就此终止。只有在调解不成功后，争端才能进入案件的审理程序。作为一种规范的纠纷解决制度，新闻调解前置程序具有如下特征：
程序适用的强制性。调解前置制度一旦为法律所确定，就具有法定的强制性，属于纠纷当事人不可选择的必经程序。新闻纠纷发生后，纠纷当事人应当首先申请调解，如果纠纷当事人不经过调解过程而径行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依规指定或委托新闻纠纷调解机构进行调解。也就是说，新闻调解前置制度，为新闻诉讼案件的提起设置了一道强制性的门槛。
调解本质的自愿性。调解前置的强制性仅体现在诉讼之前的程序上，本不强制要求纠纷当事人必须达成调解协议。调解的基础是合意，对新闻调解来说也是如此，即要求纠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双方可以共同选定新闻调解机构的调解员，共同就新闻调解的程序及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自我约定，新闻调解的过程完全自愿。如果新闻调解协议最终无法达成，也即调解失败后，当事人仍然可以启动诉讼程序，并不妨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新闻调解前置程序仅适用于人民法院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新闻纠纷，即是那些新闻法律关系明确、事实简单清楚、案件标的数额不大，并且在群众生活中发生频率较高的新闻纠纷。对这些纠纷采取诉前强制调解的方式，有利于纠纷的快速化解、协议的自觉履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对于涉及刑事内容、危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明显不具备调解价值的新闻纠纷，可无需调解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新闻调解前置的可行性
由于人们对诉讼制度的过于推崇，制约了新闻调解制度在新闻纠纷化解中的功能发挥。国内外的新闻纠纷解决实践表明，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有利于引导人们充分使用这一非对抗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相当的可行性。
调解相较于诉讼更适合于新闻纠纷的化解。根据国内外的纠纷调处实践，适用诉前调解的纠纷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纠纷内含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如果单纯用法律规范去调整，难以判断是非曲直，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纠纷关系到当事人的生活秩序和环境，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未来继续合作、和睦相处；纠纷事由简单明确，双方不存在较大争议，且不包含数额较大的经济纠纷。从众多已诉诸法院的新闻官司案例来看，具体的新闻采访行为是否被认可、新闻作品的部分表述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是新闻纠纷发生的主要事由，寻求不菲的经济利益并不是新闻纠纷当事人的主要诉求。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目前却尚无直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新闻纠纷案件时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畸重畸轻，审判的结果也常常难以让当事双方都满意。新闻纠纷一旦发生后，如果只能采用诉讼这一对抗性极强的方式来解决，不利于新闻传播者与受众在案件审判后和谐相处，如果采用调解的方式，前述状况出现的几率将大为降低。新闻纠纷的调解过程，也是新闻传受双方相互了解的过程。在关于新闻纠纷事由的沟通过程中，受众一方对新闻传播的业务流程、运作方式及功能特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新闻传播一方也知晓了受众对新闻报道的关注点和敏感点。新闻纠纷调解协议达成后，化干戈为玉帛，新闻媒体可获增来自受众一方的信任度，进而维持甚至扩大新闻作品的发行量（收视率），以保有新闻事业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而受众一方也有望接受更多来自新闻媒介有规则的信息，为自己的生活、学习提供有益的参考。
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的主张，在我国有着法律基础。2003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在该规定的第14条中，明确了涉及六种情形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也就是调解前置。这六种情形虽不直接包括新闻纠纷，但其中有一种情形是“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新闻纠纷在大多数时候表现为纠纷当事人对特定新闻事实理解的偏差或观念的冲突，不必然涉及较大的经济利益纠葛，从已发生的新闻官司来看，大部分诉讼标的额并不十分大，因此可以将新闻纠纷理解为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调解前置的范围。
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其第14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收到状或者口头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后，委派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这实际上是我国法院系统扩大了适用调解前置制度的纠纷范围，将包含新闻纠纷在内的所有适合调解方式来解决争端的民事纠纷囊括在内。当然，《规定》中该条关于“可以……进行调解”的表述，与法律上完全明确新闻调解前置制度还是有距离的。
域外调解前置制度已有成功经验。德国与我国一样同为大陆法系国家。2000年1月1日，《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开始生效，这是德国第一条具有较广泛效力、规范前强制调解制度的法律。《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15a条授权各州规定三种争议的诉讼提起只有在州司法管理机构设置或认可的调解组织对争议调解之后才可被受理：（1）地方法院受理的财产争议低于1500德国马克；（2）邻地争议；（3）没有经过媒体广泛报道的个人名誉损害。这一法律规定明确将没有经过媒体散播的名誉伤害案件归入前强制调解的管辖范围。德国的名誉伤害案件中受害人的诉讼请求与我国新闻纠纷主要形式――名誉权纠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基本相似，常常包括停止作为、撤销不当的意思表示和损害赔偿，这些诉求很容易在调解达成协议后得到履行。从立法意图来看，德国是将个人名誉损害案件视作小额诉讼案件交由调解机构解决，以缓解司法机构的负担。
美国是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运用得最为广泛的国家之一。对于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等案件，以及包括没有大额经济诉求的新闻纠纷在内的小额民商事案件（具体数额根据各地经济水平决定），许多州的法院都设立了强制调解制度，法官会要求争议双方在进行诉讼之前首先利用调解来解决争端，若调解不成，再行。
新闻调解前置的现实意义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讼累、减缓法院诉讼压力。新闻调解为当事人提供了低成本的纠纷解决程序，避免了纠纷当事人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精神压力和付出相应物质代价的尴尬。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新闻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在保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同时，还能有效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同时，新闻调解的大量运用，明显分流了法院审理新闻官司的负担，避免或缓解了“诉讼爆炸”局面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系统也成为调解制度的受益者，因此他们出台支持调解的规定也较多。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专业化解决新闻纠纷。新闻纠纷属于行业性纠纷，其争端的有效化解应建立在遵循行业规范及特点的基础之上。在我国，由于新闻官司审理可直接依据的法律不健全、法官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涉及新闻媒体的官司易受舆论干扰等诸多因素，新闻纠纷案件审理的上诉率较高。美国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之所以成效明显，与他们拥有由高素质的专业律师组成的调解队伍不无关系。在新闻事业发达的西方诸国，普遍存在着诸如“新闻评议会”、“报业投诉委员会”等组织，瑞典、荷兰、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还设立了“报业荣誉法庭”、“最高记者法庭”等行业执法机构，这些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新闻调解，显示出现代社会新闻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专业化倾向。如能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并在我国建立相应的新闻调解机构和新闻调解队伍，就可以很好地弥补诉讼在解决新闻纠纷上的种种缺失。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新闻纠纷的彻底解决。新闻纠纷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当事双方在观念和看法上的差异，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出现这种差异是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必然得出结论：旁观者就一定客观，或亲身经历者的事后描述就一定真实。我们做不到，法律当然也做不到。在现实生活中，观念的冲突并不适合以对错来判断，观念冲突的结果也没必要是刚性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分歧的双方面对面交流、沟通，可能最终无所谓观念的是非对错，但至少可以做到相互理解与体谅。这样的结果，更容易在新闻调解这种非对抗性的争端化解中得以实现；而在诉讼的对抗过程中，处于极度防卫状态下的纠纷双方，实现互谅互让的可能性无疑是极低的。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完善新闻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体系。诉讼作为最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本应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新闻纠纷一经产生就直接诉诸法院的现实，却让人民法院成了解决新闻纠纷的第一战场。相反，本可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调解制度，在新闻纠纷的化解中却无所作为。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可以将解决新闻纠纷的关口前移，引导纠纷当事人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通过沟通、交流，有效地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从而腾出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更需要司法解决争端的纠纷中去。
合理解决纠纷是纠纷解决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只能根据纠纷的特征设计相应的解决机制，而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追求制度的貌似完美而忽略了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看似部分限制了纠纷当事人的诉权，却也避免了诉讼这把双刃剑在斩开纠纷双方的同时，也伤害了纠纷主体。（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