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国际化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是金融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负面影响也逐步凸显。近十年来金融风险事件的频频爆发，而且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越来越强，洗钱、腐败、逃税等跨国经济犯罪的猖獗，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许多国际组织也逐渐重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世界金融监管合作潮流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外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地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已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观点或成果。比如，布莱恩特（Bryant，1987）较早关注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从理论逻辑上演绎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原因，但没有对理论进行检验。martin（1993）、Kahler（1995）、Cohen（1996）分析了各国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态度，指出，与通过国际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相关各国更容易在国际合作防范危机方面达成一致，因为银行倒闭、金融风险等带来的国际风险冲击更直接。Herring和Litan（1995）更进一步提出，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少，目标越趋同，对国际合作未来收益的认识越容易达成共识；金融政策决定机制越相似，越容易达成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eatwell，J.和taylor，L.（1999）以制度比较学的方法，结合实证研究，通过对比现有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现状，指出了存在的差距，还针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现象提出建立世界金融管理局，以解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思路。但是，没有探究失衡的根源。而且他们认为，国际角度的金融监管已经从监管合作发展为监管协调。然而，即便是国际协调，也不能充分解决存在的金融风险，必须向第三个阶段发展，即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成立，它拥有决策权、监督权和实施权。这样的一个超级机构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Hanstietmeyer（1999）提出了面对金融全球化深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
GiorgioDiGiorgio和CarmineDinoia（1999）建议欧元区内各监管机构进行重新组合，重组后的金融市场规管架构的基础是，在国家层次和欧盟层次上，将不同的目标分配给不同的机构。也就是说，金融监管的三个目标――微观稳定，投资者保护，效率与竞争――应该分配给相互分离的三个欧盟机构负责，每个机构都处在欧盟监管者体系的中心。这三个独立的体系应该以类似于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进行组建，并与负责物价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机构紧密合作。这就是他们提出的欧元区的四权监管体系。
GiovanniDell'ariccia和Robertmarquez（2001）构建了“监管中的外部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机制问题，揭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动因，说明了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监管合作的难度。
CorneliaHolthausen和thomasRønde（2004）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假定监管者的目的在于本国福利的最大化。他们把监管者之间的交流视作廉价谈话（cheaptalk）博弈模型，他们研究发现：除非各个国家的利益完美地联系在一起，最佳的披露规管就无法实施；各国间的利益联系得越好，得到的整体福利就越高；银行为了逃避关闭可以选择跨国投资的战略，也就是说，银行倾向于选择最不容易被责令关闭的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这就要求母国和东道国的紧密合作。
二、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
国内学者王伟东（1999）从银行业、投资银行及银行业与投资银行的融合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现状，为了解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提供了便利。李哲（1999）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当前国际合作的特点，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进行了展望。刘宇飞（1999）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探讨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了金融机构日常监管的国际合作，认为这是在最后贷款人不能明确之时的预防性做法，并对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进行了研究。孟龙（1999）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认为金融国际化和全球一体化在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银行业运作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当代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银行监管国际化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要求。他还探讨了国际银行监管的原则和标准。潘金生（1999）认为金融监管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要职责，并对金融监管的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基本方法和目的以及国际金融监管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做法。
汤正旗、邓保同（2000）指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是金融业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并探讨了中国开展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问题。周道许、孔祥毅（2000），陈学彬、邓保同（2001）等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金融监管失灵的角度提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汪倩（2001）从反面论证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探讨了国际合作的一般做法，提出了我国应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
朱孟楠（2003）教授从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动因入手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进行了研究，提出协作的动因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一般理论。他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得出了协调情况下的两个国家能够比不协调的情况下达到更大的福利水平的结论。他还研究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方式和运行机制，分析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其清除的途径。关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他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形式与效应、主体与客体；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及其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等。但从其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一部分的相关内容来看，他的主要注意力在货币体系的协调与合作上。
郭春松、朱孟楠（2004）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考察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的动因，并在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合作的理论和我国的监管合作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孙焕民（2004）也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他将金融监管的国际性互动交往分为三个层次：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式的国际监管和协议式的国际监管。在国际协作中，国际规则也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从上到下的形式和是从下到上的形式。
张伟（2005）回顾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效应，并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进行了展望。梅睿哲（2005）从我国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途径。
邓大鸣（2006）从金融监管区域合作出发，比较了金融监管的全球合作模式与区域合作模式，运用动态合作博弈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金融监管区域合作的成本收益模型，认为金融监管的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模式相比，虽然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但却是一个现实而可行的选择。
林俊国（2007）在阐述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需求、供给和均衡问题，论述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主要内容、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李成、姚洁强（2008）运用供求理论和模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非均衡问题，研究发现，在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方面的差异是造成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据此，他们提出应基于国家利益建立分层次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加强国家之间的沟通机制；统一会计准则，加强信息披露合作，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进步。
三、简要评述
总的看来，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已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在各个侧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人从成因、影响和目标进行研究，有人利用博弈论进行研究，也有人建立了成本收益模型进行分析，还有人对合作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一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政策建议。其主要观点有：利益是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因；国家间的相关度影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决策；监管机构的国际竞争影响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一体化的加强会加快国际合作的进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可以分为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三个层次与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三个阶段；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存在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相对于集中监管来说，竞争性的监管机构会出现低标准监管或监管不足等等。
然而，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这一课题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定量研究数量较少，而且离现实较远，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不强，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方面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CarmineDinoiaandGiorgioDiGiorgio(1999),houldBankingSupervisionandmonetarypolicytasksBeGiventoDifferentagencies?eUiwork-shopon“macroeconomicpolicyafteremU”,october19,1999.
[2]CorneliaHolthausenandthomasRønde(2004),CoopeRationininteRnationaLBanKinGSUpeRViSion，woRKinGpapeRSeRieS，no.316/maRCH2004.
[3]Dombrowski,peter(1998)'Hautefinanceandhightheory:recentscholarshiponglobalfinancialrelations,'mershon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42(1):1-28.
[4]GiovanniDell'ariccia,Robertmarquez(2001),CompetitionamongRegulators.imFworkingpaper,wp/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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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宇飞.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7]孙涛.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进展[J].世界经济,2002(4).
[8]李成,钱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理论解读[J].人文杂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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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2
多元化金融集团（Financial Conglomerates，以下简称金融集团）是指处于共同控制之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律实体组成的至少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金融服务的企业集团。金融集团是跨国银行发展的高级阶段，它的产生得益于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
首先，金融集团是跨国银行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必然产物。随着银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市场上跨国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随着金融机构业务交叉的日益扩大，跨国银行不仅要与其它银行展开同业竞争，而且还要同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跨国银行的盈利大幅下降，为了扩大生存发展空间，增加竞争优势，跨国银行纷纷通过收购、合并、联营等途径，实施多元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在此背景下，形形色色的金融集团便应运而生了。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均以金融立法的形式打破了金融业传统的分业管制“坚冰”，为金融集团的蓬勃兴起破除了法律障碍。其中，英国于1986年以号称金融“大爆炸”的金融体制改革拉开了银行业与其它金融行业融合的序幕，随后加拿大1992年银行法、日本1993年《金融制度改革相关法》也允许商业银行跨营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最具标志意义的实践是1999年11月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颁布生效，它废止了著名的《格拉斯－斯第格尔法》，而后者常被视为金融业分业管制的象征。分业屏障的撤除，使跨国银行一改以往小规模渗透其它行业的谨慎作风，大规模地跨营其它金融业务，一时间金融并购浪潮风起云涌，金融集团的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黄金时期。
再次，现代高科技和管理手段的发展为金融业的集团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金融集团内部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金融实体从事着各异的金融业务，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具体表现为金融集团多通过产权纽带或其它方式，形成一个控股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等多层次、宝塔型的产权结构组织体系。集团内部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集团核心机构的集中统一控制之下，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经济利益，发挥着各自的作用。[1]为了保证金融集团对各子机构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高效可靠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近十年来，信息技术和管理科学的长足发展，无疑为金融集团的蓬勃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金融集团不仅仅是金融机构的重新组合和跨国银行组织结构的简单调整，也不仅仅是跨国银行规模和层次的简单扩张，而是一种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的创新。它对传统跨国银行监管方式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挑战，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容易产生监管失位和监管盲区。金融集团涵盖多项金融业务，涉及多个行业监管当局，在没有既定标准的情况下，各监管部门的职能分工如何，究竟由哪个部门承担对金融集团的并表监管责任等，均难以明确，容易产生“监管失位”的现象。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必要的外部协调，各个监管机构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往往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其监管目的、方法和重点各不相同，尽管每个监管机关可能能够有效地控制各自监管领域的风险，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机制，监管当局很难全盘掌握集团的整体风险状况。
2、资本金重复计算以及控股公司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影响监管机关对集团资本充足性和风险状况的评价。金融集团资本金的重复计算有两种情况：一是母公司向子公司拨付资本金，由于这部分股本已计入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发生资本的双重计算。当上述子公司又持有集团内部另一公司（孙公司）的法定股权，资本就会被三次重复计算。二是子公司向母公司反向持股或子公司之间交叉持股，也会造成类似的资本重复计算现象。资本重复计算的直接结果是集团资本金的总额虚增，导致同一笔资本金被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影响监管机关对集团资本充足性的准确判断。
此外，金融集团内控股公司经常通过发行债券或借款等举债方式筹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权益性投资，这种投资方式将造成整个集团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影响金融集团的财务安全。传统的银行监管方式对此似无妥善的应对策略。
3、金融集团一般规模庞大，跨营多个金融服务领域，具有相对复杂的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增加了集团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并使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急剧放大。此外，多元化金融服务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也影响了金融集团的稳健性。
为弥补传统银行监管领域对金融集团监管的缺失，研究新形势下金融集团国际监管的对策，1996年初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BiS）成立了“金融集团联合论坛”（th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经过三年的研究讨论和征询意见，联合论坛于1999年2月了《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以下简称最终文件），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提出一系列最低原则和实施标准。该文件包括《资本充足性原则》、《资本充足性原则的补充》、《适宜性原则》、《监管者信息分享框架》、《监管者信息分享原则》、《协调员》、《监管问卷》七个专题文件，提出了金融集团架构下保证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营的标准，确立了金融集团监管的国际标准。以下，本文对将其核心问题（资本充足性原则、适宜性原则、监管者信息分享和协调员制度）展开进一步探讨。
二、对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性监管
现有的对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性监管方式是一种在分业管制基础上的单一资本充足性要求（Solo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最终文件指出，这种监管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金融集团的风险水平。在金融集团中，即使每一金融机构都满足了该行业的资本充足性要求，也不能说明整个金融集团的资产处于良好状况，因为集团可能利用内部持股等因素来实现资本的重复计算。此外，多元化金融集团中常有一部分子公司经营非金融业务（如贸易、租赁、保理等），对这些业务一般并没有严格的资本要求，但这些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样会对整个集团的资本水平和风险状况产生影响，因此在进行金融集团资本充足性监管时应将上述子公司的资本状况考虑在内。
为了剔除一些不真实的因素，从集团的整体角度衡量资本充足状况，最终文件推荐了三种资本充足性度量方法，供各国监管当局选择适用：
（一）分类度量方法（Building-Block prudential approach）
分类度量方法的适用前提是监管当局可获得整个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此时监管当局可将集团视为单一经济实体（a single economic unit）来计算其内部各项业务和整个集团的资本充足程度。
其具体步骤是：首先，根据监管要求将合并报表项目分为四类：银行、保险、证券和非金融业务；其次，计算每一类业务的资本要求，对于非金融业务，可以使用替代的名义资本（notion Capital proxy）要求；[2]再次，用每一类业务的实际资本减去相应的资本要求，得出该类业务的资本盈余（或赤字）；最后，用各类业务资本之和减去各类业务资本要求之和，以确定集团的资本充足程度。
分类度量方法的特色在于，它允许资本盈余和赤字在集团内部进行综合平衡，一类业务的资本盈余可以用来弥补另一类业务的资本赤字，使监管机关不必拘泥于单一业务风险状况，从集团总体的角度来评判集团的资本充足状况。
（二）以风险为基础的汇总方法（Risk-Based aggregation method）
以风险为基础的汇总方法（以下简称汇总法）适用于以下两种特殊情况：无法获得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或是集团的内部往来无法轧差（intra-group exposures may not be readily be netted out.）。
汇总法的思路是，在集团的实际资本中，扣除向上、向下和横向的持股限额，然后与集团的监管资本要求进行比对，剔除集团内部持股份额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本的重复计算。计算集团实际资本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扣除内部持股份额，直接计算集团的外部资本。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集团内部持股关系不明晰或持股数额难以计算；或者集团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内部交易。集团外部资本的计算方法是：将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的来自集团外部的资本全部相加。这些外部资本包括：股权性投资、符合条件的外部债务、来自集团外部交易的保留利润和其它符合条件的资本。[3]
（三）以风险为基础的扣除方法（Risk-Based Deduction method）
以风险为基础的扣除方法（以下简称扣除法）也是适用于无法得到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场合，但它与汇总法的区别在于，它是从母公司的角度对子公司的资产负债项目（尤其是净资产）进行分析，并允许以一个实体的资本盈余去抵销另一实体的资本赤字的特殊作法。
扣除法的具体思路是，从母公司的实际资本中减除所有对子公司的持股份额，再加上（减去）它们的资本盈余（赤字），得到调整后的母公司资本。然后，使用调整后的母公司资本与对母公司的资本要求相比较，得出集团的资本盈余（或赤字）。
由于扣除法假设可以转移一个实体的资本盈余，以便缓冲或抵御另一实体的经营风险，所以这种方法适用于按持股比例对子公司合并报表的情况。[4]
最终文件强调，上述三种方法可交由各监管当局视具体情形参酌选用，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法，取决于金融集团的类型、结构以及监管信息的可获性。与现有的监管方式相比，最终文件至少在以下四方面对金融集团资本充足性监管作出了突出贡献：
1、以科学明确的度量公式取代传统资本充足性监管的“数字游戏”，是资本充足性监管方式的一大突破。
2、一改以往不加区分、笼而统之的监管思路，针对金融集团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的监管习性，提出了三套度量标准，供各国监管当局选用。
3、将非金融子公司的资本风险状况纳入监管视野，并制定了可行性规则。
4、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方法都建立在现有的单一资本充足性要求的基础之上，并允许监管当局根据其意愿自由采纳。
三、对金融集团监管的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Fit and proper principles）是对金融集团内部管理层和重要股东（key shareholders）的任职要求。联合论坛最终文件认为，在金融集团架构下，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和对上述实体运作施加实质性影响的重要股东是引领金融集团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正直性和适格性对监管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金融集团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关联机构使监管机关的外部监管大费周章，而金融集团本身又容易受某些重要管理人员或重要股东决策的影响而出现异常情况，因此，通过对决策层人员的资格审查，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金融集团处于有效而审慎的管理之下，避免因决策失误或舞弊交易而出现的金融风险。
最终文件对董事、经理等管理层和重要股东分别制定了资格审查标准。对管理层而言，在判断其适格性时，主要是参考其正式的资格证书、早先的任职经历和既往的纪录；评判其正直性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犯罪纪录，财务状况，是否存在追索个人债务的民事诉讼，是否存在被职业机构拒绝接纳或开除的经历，是否曾受过监管机关的惩戒以及是否存在不诚实的商业实践等。对股东而言，对其适宜性的评价主要通过考察其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是否存在不利于被监管实体的所有权控制等因素进行的。
为了实施对上述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慎和持续性监管，最终文件拟定了7条指导性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1、为了保证金融集团内受管制实体的审慎稳健经营，监管者必须对那些对受管制实体运作施加实质性或控制性影响的经理和董事进行必要的适宜性资格评定和审查。
2、那些持股超过特定界限或者对集团内受管制实体能够施加重要影响的股东（即文件中所称的“重要股东”）必须接受监管当局的任职资格审查。
3、适宜性审查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必须进行：（1）金融机构的许可批准阶段；（2）集团出现异常状况。
4、监管机关应努力使受管制实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决策层持续性地符合适宜性要求。
5、当集团的某一受管制实体的经理或董事可能对该集团内部另一受管制实体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时，后一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应努力与前一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进行磋商。
6、当集团的某一不受管制实体的经理或董事可能对该集团内部另一受管制实体的经营施加重大影响时，该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应努力与同该不受管制实体有业务交易的其它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进行磋商。
7、任何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一旦发现所监管实体的经理、董事或重要股东具有不符合适宜性标准的情形，应立即与集团内部其它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进行信息交流。
最终文件就金融集团的管理层和重要股东任职资格的审查及相关信息沟通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原则和标准，但它也有明显的缺漏，突出表现在它回避了对不合格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惩戒和处置问题。对管理层的处置还可以通过辞退、解雇或执业资格限制等方式进行，但对不符合适宜性要求的股东如何处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几种方案供监管实践中选择适用：（1）强制退股或强制股权转让，由于此种方式会改变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并涉及公司法上的抽回投资和股权转让限制，故仅在极端情况（如大多数股东丧失了对该股东的信任感）下采用；（2）补齐任职资质，这种方式仅在情势尚有挽回余地时适用，如不符合财务状况要求的股东可寻求外部资金支持以改变财务状况，但在不符合品质条件的情况（如股东的商业信用不佳）下，这种措施便毫无用武之地；（3）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对股东权作出限制，这种方式有一定法理依据：不符合任职条件而成为金融机构股东，即股东资格有瑕疵，相应地，为了避免该瑕疵影响其决策或因滥用权力给金融机构带来危害，就其股东权（如表决权）作出一定限制是必要的，但这种作法似乎有违“同股同权”的原则，实践中易招致争议；（4）外部制裁措施，即由监管机关即予外部惩戒，如罚款等，这种措施的适用面广，但似乎对不合格股东的惩戒作用并不明显，也无法恢复金融集团的稳健性。
四、金融集团监管的信息共享原则
联合论坛曾经指派过一个特别小组（task Force）对几个著名的国际金融集团进行过考察调研，得出一份关于对金融集团监管信息分享的总结性报告。该报告为联合论坛最终文件所吸纳，形成了《监管者信息分享框架》和《监管者信息分享原则》两份重要文件。最终文件认为，联络与信息共享是国际监管合作不可或缺的条件（the sine qua non），监管信息共享不仅要在国与国监管当局之间进行，还要在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业务监管部门之间进行，并总结提炼出一套基本原则，用以实现上述信息交流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为了避免监管部门之间“互搭便车”的心理造成某些业务事实上无人监管，最终文件提出了“主监管机构”（primary Supervisor）的概念。它建议，将母公司的监管机构或某个主要子公司的监管机构作为作为一个金融集团的主监管机构，承担最重要的监管责任。例如，由其负责召集主持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汇总各监管部门反馈的信息，对集团风险进行总体评估以及为各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等。
（二）保证通畅的信息流，每个监管者都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包括集团组织结构、公司治理、管理层监督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信息。
（三）每一监管者应当主动向其它监管者提供信息和通报重大事项，当监管者得知这些情况时，应及时作出答复；监管者应当及时向主要监管者交流有关重大隐患的信息，并通报已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
（四）除非在监管情势另有要求，主要监管者应当与其它相关监管者分享影响其它相关监管者负责监管的受管制实体的信息，并通报已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
（五）监管者应当采取积极姿态，以建立和保持与其它监管者之间的联系，并形成相互合作与信任的风气。[5]
五、协调员制度
协调员（Coordinator）制度是信息交流与共享的一项辅助制度，最终文件推出协调员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协调员外部斡旋和协调的力量，实现金融集团各监管当局和监管部门之间定期的信息交流和有效的信息共享。在许多情况下，协调员往往就是承担并表监管责任的监管者或是金融集团内最主要业务部门的监管者。
在协调员的确定上，联合论坛最终文件并没有提供划一的强制性标准。它认为，在是否确定协调员以及界定协调员的地位与职责方面，应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各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可动用的资源、监管技术、采取的应急性救济措施、跨部门跨境信息交换能力、金融集团的业务种类、风险因素及结构以及监管机构从金融集团内部获取资讯的能力等。在各国监管当局或各监管部门已形成制度性的多边或双边安排并能保证对金融集团的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协调员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协调员的职责亦可因情势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最终文件就区分了紧急情形（emergency circumstances）和正常情形（non- emergency circumstances）下协调员的不同职责。但不论如何，协调员的主要职责应涵盖以下几点：协调相关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监管行为，解答其它监管者提出的疑问，充当信息中转枢纽。总而言之，协调员制度只是一种针对个案的灵活安排，并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模式。
虽然最终文件允许设立多个协调员，但它并不鼓励这种作法。它认为，单一协调员（a single coordinator）比多个协调员更容易识别和确定，也可有效避免因协调职责的分工所造成的推诿与拖沓，尤其在紧急情势下，单一协调员的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
协调员制度是最终文件的一个创见。在监管主体多元化的金融集团监管活动中，容易因监管主体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清而产生重复监管和监管落空的问题，因此，促进各监管当局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统一行动就显得尤为必要。协调员制度是在既有的国际监管安排下实现信息共享的一种辅助制度，通过协调员外部协调和中介的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矫正上述监管主体各自为政的弊病，但协调员制度对协调员的责任感要求较高，如果充任协调员的监管者不尽忠职守或是有意推诿，那么协调员制度便会流于形式，因此，仅靠协调员制度并不能解决监管当局和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所有问题。
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3
abstract:thearticlehasanalyzedthefinancialsupervisionmeaningcontentaswellastheexistencenecessitytheoretically,andintroducedourcountrypresentfinancesupervisionsurveybriefly.
关键词: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Keywords:thefinancialriskfinancesupervises
作者简介:李晚冬,女,1987年生,籍贯:湖南省邵东县。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在读本科。研究方向:保险、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093-01
一金融监管的内容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涵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如下内容: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二金融监管的原则
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所谓分类管理原则就是将银行等金融机构分门别类,突出重点,分别管理。所谓公平对待原则是指在进行金融监管过程中,不分监管对象,一视同仁适用统一监管标准。这一原则与分类管理原则并不矛盾,分类管理是为了突出重点,加强监测,但并不降低监管标准。公开监管原则就是指加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监管时须明确适用的银行法规、政策和监管要求,并公布于众,使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明确监管内容、目的和要求的前提下接受监管,同时也便于社会公众的监督。
三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1)金融业的重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金融业的高风险性。金融业存在着诸多风险,又关系到千家万户和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如果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将会对整个经济与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3)道德风险的存在。道德风险是指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个人或集体)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一般而言,金融监管是为了降低金融市场的成本,维持正常合理的金融秩序,提升公众对金融的信心。因此,监管是一种公共物品,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旨在提高公众金融信心的监管,是对金融市场缺陷的有效和必要补充。
(4)金融市场失灵。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金融监管试图以一种有效方式来纠正金融市场失灵,但实际上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监管的效果而不是必要性方面。
四我国金融监管概况
2003年3月10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获准成立;时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并于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三部银行法和《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票据法》及有关的金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行业自律性规范和相关国际惯例中有关金融监管的内容共同组成了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三部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的基本确立。根据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上的职能,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转移给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留了与执行中央银行职能有关的部分金融监督管理职能,继续实行对人民币流通、外汇的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活动的监管。
至此,我国金融监管将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个机构分别执行。为确保四部门间在监管方面的协调一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授权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郭国有.中央银行监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4
我国外汇管理在2012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演化、国际流动性泛滥以及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的改变，对国外和本国资本流动产生影响，跨境资本呈现双向流动的特点。二是出于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调整经济失衡的需要，我国外汇管理部门面临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稳定出口和保增长的双重任务。
对此，从外汇管理部门整年的管理活动来看，我国外汇管理改革核心是促进贸易便利化与加强监测和控制风险的双管齐下，体现出“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转变”的思想，也是我国应对国际新形势以及推进改革深化的必然之举。具体而言，2012年我国外汇管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第一，RQFii的启动与QFii的增容。继我国推出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直接投资业务的有关规定之后，2011年12月，证监会、央行、外管局联合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香港子公司作为试点机构开展RQFii业务，并于2012年增加2000亿元的投资额度。此外，为进一步促进境内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我国相关监管部门提高了QFii的投资额度并加快了审批节奏。
第二，进一步放松直接投资项下资金运用的限制。2012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通知，进一步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式，放宽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账户开立个数及异地开户和异地购付汇限制、放宽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及放款主体资格限制、允许境内主体以国内外汇贷款对外放款、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向其境外母公司放款。
第三，允许个人境内合法资金参与境外股权激励计划。2012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通知，允许个人以其个人外汇储蓄账户中自有外汇或人民币等境内合法资金参与境外股权激励计划。
从总体来看，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实践，可用“坚持”与“调整”两词加以概括。一是坚持限制性的资本可兑换改革。无论是过去遭受资本自由化主流的冲击，还是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资本项目管理的重新评价，我国政府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的基本论调没有发生变化，即强调“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把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与风险防范的统筹安排结合。二是调整了关于资本可兑换改革的表述和内容。党的十七大与十报告的有关表述由“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调整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尽管其中的内容并无实质变化，但是这一更改强调并突出了把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作为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实践。
从具体的改革内容来看，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下的交易和汇兑行为仍然存在较多的管制，而上述改革多为简化程序和促进交易的便利，并未真正触及资本可兑换的实质。而与此同时，发展人民币跨境业务又意味着间接开放了资本项目，支持了套汇和套利行为的发展。故而，发展人民币跨境业务的风险问题以及是否应当先行于汇率和利率市场改革等问题的争论随之产生。从政府文件以及推出RQFii的事实表明，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未变，并期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借以促进相关配套金融制度的改革，这从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以及减少汇率市场干预的言行之中得以反映。
跨境资本流动的均衡管理
自2012年以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出现了明显的双向流动局面，这是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内资本跨境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除一季度外，2012年二季度至四季度资本项目和金融均呈现逆差。一方面，中国经济形势的相对稳定也吸引了境外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2012年总额达1801亿美元。另一方面，汇率预期的变化以及“藏汇于民”的措施，境内企业和银行持有外汇资产的愿望加强，本国资金流出强度随之增加。根据国家外管局统计数据，2012年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25900亿美元，累计对外付款24787亿美元，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付款顺差1113亿美元。此外，2012年的前10个月的银行代客结售汇的顺差形势明显缩小，资金流入增速明显低于资金流出增速。
过去我国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主要放在对资本流入监测与管理方面，而2012年以来，央行与外管局等各方监管机构表达的政策信号显示，我国政府更加认识到需要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均衡管理，具体动向包括以下几点：
2012年2月，外汇管理局提出，从思想上转变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理念，按照均衡管理的要求监测资金流入和流出，防范跨境资金大进大出；要改变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方式，按照主体的监管的要求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预警和预案机制等。
2012年9月，金融“十二五”规划，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下，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指明了方向，要求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资本流出流入均衡管理体制。
2012年12月，外管局要求各境内银行自2013年1月开始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送外汇账户内结售汇、账户信息和银行资本项目数据，将原本独立的三个系统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资本项目信息系统。
从上述我国政策动向来看，我国资金流动管理理念正从“宽进严出”向“均衡管理”转变，但是新的均衡管理还刚刚起步，监管措施的制订与实施面临巨大挑战。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有关理论探讨日渐丰富，尤其在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的影响方面讨论较多。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汇资本流入方面，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入的讨论较为丰富，而关于外汇资本流出以及本币资本的跨境流动的影响及其相应的政策建议还比较缺乏。因此，如何建立适合中国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确定与跨境资金流动走势关联性强的核心指标，对跨境收支影响渠道和传导机制的研究与跟踪等等问题均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此外，跨境资本流动具有顺周期性，如何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了解金融机构外汇净头寸、杠杆率和货币错配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汇率、利率变化等宏观货币政策与资本管理政策的关系也尤为重要。正如外汇管理局所言，“建立健全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
增加汇率弹性与完善外汇市场管理
随着我国外汇市场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大，加之政策当局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与预期已经结束。2012年4月，央行公告，决定扩大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为了配合此次汇率浮动幅度加大的改革措施，国家外管局还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完善银行结售综合头寸管理措施，取消对银行收付实现制头寸实行的临时性下限管理，提高银行外汇交易和风险管理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二是扩大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范围。三是简化外汇掉期和货币掉期业务的市场准入管理。
外汇市场的管理与建设是我国对外金融改革的一部分，是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相互配合、相互联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相对全球外汇交易市场发展而言，我国外汇市场以及人民币交易的地位和影响力还十分有限。根据BiS报告，人民币交易量占全球外汇市场成交量占比0.6%，排名全球21位。就市场监管而言，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衍生品监管制度。汇率机制改革的深化将对我国外汇市场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外汇市场提供相应的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的交易工具。从我国外汇衍生品发展次序来看，我国首先推出了远期人民币外汇交易、接着是外汇和货币掉期交易，进而推出外汇期权交易，而并没有急于推出人民币与外汇间的期货和期权交易等易于出现投机风险的交易产品。这样的管理与建设措施遵循了衍生品风险从低到高的原则，并充分考虑到衍生品的特性及其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影响和微观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由于外汇衍生品市场刚刚起步，一方面的监管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对外汇衍生品的监管涉及多个监管部门，实践中往往存在监管权限模糊或交叉的问题；另一方面，企业关于衍生品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以及相应的会计处理制度等还不尽完善等。
藏汇于民与外汇储备管理
为了尽快改变外汇储备的单一化局面，中国外汇储备管理部门试图加快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最新出台的金融“十二五”规划强调，要进一步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渠道和方式，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2013年，央行和外管局在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机构内，成立了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负责创新外汇储备运用。
对中国而言，优化外汇储备管理的重点内容之一在于如何改变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结构，真正实现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在经常项目方面，我国由强制结售汇制度逐步转变为意愿结售汇制度，取消外汇汇兑管制。在资本项目方面，我国逐步谨慎开放居民与企业对外投资渠道。这一举措的实施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相对应。从居民角度来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放宽境内金融机构境外证券投资和代客理财的措施。从企业角度来看，外管局和商务部依照我国“走出去”战略规划，简化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审批手续和放宽购汇限制。2012年，外管局为了便利中小金融机构参与外汇市场，减免村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费用，这一措施也将有利于我国的中小企业用汇需求及其对外投资的积极性，此外，还扩大银行贵金属业务汇率敞口平盘范围，支持藏金于民。
官方外汇储备增速放缓与私人外汇资产增加成为2012年外汇储备管理的重要变化。在企业与个人方面，2012年我国企业持汇意愿增强，外汇存款增加明显。企业等市场主体在银行的外汇存款余额增加1314亿美元，因而银行系统向央行系统转移的美元资产也有所减少。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并不多见。企业持汇的增加体现了扩大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均衡汇率条件下，我国私人机构在外汇管理条件许可下进行“负债本币化、资产外币化”的财务运作。在官方外汇储备方面，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增幅减速趋势开始确立。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数据，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我国2012年新增外汇储备资产34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少增3501美元，减幅深达91%。尽管外汇储备的增速并非国内外汇管理措施改革所决定，但是藏汇于民的措施以及促进国内外汇资金合理流出理当成为外汇储备的增速放缓重要因素之一。
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转变
近十年来，我国涉外经济规模与跨境资金流动总量迅速增加。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201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提出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的“五个转变”，从这两年的外汇管理的有关改革措施来看，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转变明显贯彻其中。2012年，外管局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外汇管理措施包括：2012年8月起在全国范围实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式，大幅简化事前审批事项，强化事后管理与统计监测工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便利化，简化和规范了外汇登记和外汇账户管理等。
外汇监管理念与方式的“五个转变”其实质就是由过去行为监管向主体监管转变的过程。从这些管理措施改革不难看出，我国外汇管理已经转向强化主体服务、提高监管效率和加强风险监管并重的原则。外汇管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考察金融机构与企业的风险状况，提高我国整体的监管能力与效率，也有利于监管当局将国际收支风险与外汇风险因素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全面把握系统性风险状况。在这些外汇管理改革之中，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的变革最受关注。自改革试点之后，企业对外贸易收付的时间缩短，办理贸易收付效率大大提高，而监管手段的提升也得以体现。、
外汇管理前景展望
2013年国际收支展望
鉴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我们认为2013年我国将延续2012年国际收支的形势特点，经常项目顺差缩小，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特征增强。尽管全球经济失衡格局正向经济再平衡转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订单出现向周边国家转移迹象，并且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将“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作为2013年的重要工作任务。但是，东亚与美国在储蓄率和贸易重组步调方面的差异调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再者，稳定增长仍然是2013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加之，中国目前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廉价高效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因此，贸易顺差以及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主导因素在短期内不易发生重大变化。在经常项目顺差和国外直接投资流入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的结束、“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外贸主体对外汇信贷需求的增强以及我国藏汇于民的外汇管理政策的深入，将会加强人们持汇意愿的增强、跨境资本的流出的可能，这些因素将导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出现双向特征。而影响国际收支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国际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以及事件使得中日两国的贸易金融关系开始恶化。2013年，这些因素将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
2013年外汇管理展望
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监管改革
一、金融监管改革提议概述
在这本名为“金融监管改革:新的基石”的白皮书中,奥巴马政府建议在如下方面对现有金融系统进行改革。
1.有效监督和管理金融企业。对市场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金融机构将受到强有力的监管,再也不允许可能对金融系统造成了重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游离于监管之外。
2.建立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督,使得主要金融市场强大到足以承受系统性的压力和一个或多个大型机构倒闭所造成的冲击。
3.建立对消费者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的强有力的监管,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使他们免受不当金融行为的损害,从而重建民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二、在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监管方面的措施
1.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有漏洞
虽然大多数大型的金融机构受到相应的联邦政府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但事实证明这些监管是明显不够的。
首先,对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过低。监管机构没有要求金融机构预留足够的资金来支付交易资产,高风险贷款和表外承诺可能带来的损失,也没有要求他们在市场情况好的时候留存足够的资本金,以便为市场情况变坏做好准备。同时,监管机构也没有要求金融公司为市场流动性大幅萎缩的情况作出必要准备。
第二,监管机构没有考虑到的相互紧密关联的,进行高杠杆金融业务的大型机构的倒闭对整个金融系统和国民经济可能造成的伤害,更没有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第三,对综合经营的大型金融公司的监管责任被分割在不同的联邦机构中。分割的监管责任和对“银行”的法律定义中的漏洞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可以随意选择由哪个政府机构来监管他们,从而逃避更严格有效的监管。
2.一些衍生金融市场和创新金融产品放大和扩散了风险
新的金融工具使信用风险得到广泛传播,使得投资者获得了将其投资组合多样化的新途径,也使得银行得以将很多业务剥离到其资产负债表之外。住房抵押贷款通过证券化,和其他贷款混杂在一起,然后被分割为具有不同风险特性的部分,出售给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通过信贷产品衍生化处理,银行不需要把这些贷款直接出售,就可以把大量的信用风险转移给第三方。
由此可见,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和缺乏透明度的场外交易市场导致市场参与者无法充分理解他们所交易的金融产品的风险特性,从而导致这些风险在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逐步累积,最终使场外交易市场变成了金融危机一个主要发源地和重灾区。
基于以上分析,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相应的加强和改善监管的措施,以避免金融危机周期性地在美国爆发。其中,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的举措如下。
1.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改善和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这个委员会将由财政部长领衔,成员包括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的主席,以期为这些政府首脑提供一个常设的交流平台,从而促进各部门之间信息交流和协调,及时甄别新出现的风险,并为解决各部门之间司法管辖权的争端提供沟通渠道。
2.所有管理资产超过一定门限值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顾问都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同时他们必须提供有关其所管理的这些基金的足够的信息,以便于监管机构来评估这些基金是否威胁了金融稳定。
3.加强对保险行业的监督。美国计划在财政部内新设立一个全国保险局,以收集保险行业内的信息,谈判国际协定的制定,并协调对保险业的监管政策。
在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如下措施,以期实现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
1.加强对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管理。美国政府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创设和发行方必须在这些资产中保留一部分的份额,从而继续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监管机构随后也将颁布一些补充条例,将市场参与者的薪酬与证券化资产的长期业绩联系起来,同时,进一步增加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透明度和标准化,提高信用评级机构的水准。
2.建立对所有场外衍生工具的交易市场的全面监管,以达到预防这些市场中的交易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危险,促进这些市场的效率和透明度,防止市场操纵和欺诈等公共政策目标。
3.美联储将承担起对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清算和交割机构的监管责任,同时这些机构将被允许使用美联储的金融服务和贴现窗口。
三、简评
仔细研究美国政府的这些金融监管改革提议,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在这次仅次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业的监管改革,与上次大萧条以后的改革的思路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1929年股市暴跌和大量商业银行倒闭的背景下,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根据该法案,商业银行不得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实行分业经营。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银行控股公司法》,进一步要求银行不得从事保险业务,仅允许销售保险产品。这些措施奠定了美国金融业长达几十年的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局面。
而这次的金融改革提议继承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的思想,允许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继续存在,进一步加强了美国联储统一监管者的职能,即对系统性重要的所有金融公司作为一个集团进行并表监管。同时,奥巴马政府以消除监管空白和增加透明度为宗旨,对以前监管不到位的对冲基金,保险公司,评级机构等重要的市场主体明确了监管机构,将以前存在于少数大的投资银行之间的不受监督的场外交易市场也纳入了监管体系。
细细品位这些措施,可见美国政府对这次金融改革的良苦用心。他们既希望通过这次改革加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也不希望肢解现有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以免削弱美国金融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但是,这些措施在给监管者带来了更多权力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比以往更大的挑战。一下子增加了如此多的监管对象和内容,他们能否迅速地了解这些内部盘根错节的监管对象,熟悉其错综复杂的业务内容,从而实现有效监管,达到这些改革措施设计者的初衷,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金融监管改革:新的基石.美国财政部网站.
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6
【关键词】金融创新对策建议
一、西方主要金融创新理论评述
金融创新理论分法众多，但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和规避型金融创新却是每一种分类下必然探讨的金融创新理论，因此，本文重点对这两项理论进行简单叙述和评价。
1.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美国经济学家w.L.Silber从供给角度探索金融创新。Silber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企业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约束而采取的“自卫”行动，是在努力消除或减轻施加给企业的约束，实现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创新，即约束诱导。因此从根本上看，企业之所以进行金融创新，其目的实际在于规避其所面临的两种约束：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外部约束是“政府的控制管理”。内部约束是“企业自己设定的目标”，“影响企业的最大化效用”的实现。因此受到内外约束的金融企业，为避免或削弱约束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影响，而不得不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
2.规避型金融创新。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是由e.J.Kane提出。他认为“规避创新”主要是经济主体为了获取利润而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和政府管制的控制所引发的一种创新行为。Kane认为，“现实中，政府为了保持均衡和稳定的宏观局面，制定了各种经济立法和规章制度，从而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了各种约束”。而这些约束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始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的获利机会，所以在此情形下，经济主体会自发地寻找方法和手段，试图绕过政府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政府也不会坐以待毙，它同样会不断顺应市场状况而加强管制，由此，与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相似，企业必须不断地生成规避创新。
二、我国金融创新现状以及制约因素
（一）金融创新现状
（1）组织制度创新方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体制、成立了多家非银行金融和保险机构、放宽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保险业市场准入条件，同时，外汇市场也初步建立；（2）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中央银行从计划金融管制变为金融宏观调控，调控方式也由计划性、政策性手段为主逐渐转为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同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业务的管制，对信贷资金的管理也在不断改革；（3）金融市场方面：形成了多种类、多层次，初具规模的金融市场体系；（4）金融业务和工具方面：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和各种业务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5）金融技术方面：金融机构电子化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中广泛应用。
（二）金融创新的制约因素
1.思想观念因素。我国针对金融创新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发展战略规划，业务开展也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定位。有些银行虽然开展了金融创新业务，但要么缺少分析、策略和经验，可操作性不强，要么不过将金融创新作为推动金融业务发展的策略之一，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创新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2.外部环境因素。在金融市场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中，法律、金融监管和社会信用环境三个方面对金融创新的限制最为明显。从法律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不尽合理，金融市场相关法律存在缺陷，对各项金融创新活动也缺乏严谨的责任界定和必要的法律支持。从金融监管看，一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限制了金融机构业务领域和业务规模的适度扩张；其次是金融监管力度和协调性不足，且缺乏整体规划；再次是监管政策滞后于快速发展的金融创新，阻碍了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从社会信用环境看，我国的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各经济主体间未形成全面稳定的信用关系，违约欺诈等行为时有发生，明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阻碍了金融创新的开发和推广。
3.人才因素。我国高端金融人才稀缺。高端人才的缺乏使金融机构难以推出一些高附加值、技术含量高的创新产品，市场拓展较大程度停留在传统业务领域，金融创新步伐跟不上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金融创新制度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创新成功经验，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国家信用、商业信用等多种信用并存的多元化信用体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我国的商业银行能够从政府主导的影响下分离出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并同时参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改造我国的商业银行，使其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市场主体。
（二）改革现有监管框架，创造金融创新空间
“要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三）提高人员素质，以适应迅速发展的金融创新需要
目前我国要在对从业人员开展金融创新基本知识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经营管理和金融监管、新技术、新产品以及计算机的熟练运用等高端和专业知识的培训，同时不忘塑造员工的创新和进取观念，使员工能自发地将机构发展与自身利益相结构，谋求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想要又好又快发展我国金融创新业务，不仅需吸取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金融创新方面的教训；同时我国所有的金融创新都必须要建立在经济和市场的实际需求之上；同时我国还需不断完善金融创新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改革现有监管框架以及正确处理风险防范和鼓励金融创新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1]阮景平.西方金融创新理论评述.湖北大学学报，2006，33（02）.
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7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身份
小额信贷制度是我国为发展农村地区经济而进行的一种金融制度的创新，而小额贷款公司则可谓是实现这种制度的载体之一。小额贷款公司于2005年12月开始在山西、贵州、四川、内蒙古、陕西等五省区进行试点，随着2008年5月《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止2011年12月31日，我国已经成立4282家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47088人，实收资本3318.66亿元。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法律问题，为小额贷款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一、小额贷款公司概述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义
国际上，目前对小额贷款公司并没有明确、统一、标准的定义。但一般而言，小额贷款公司是指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信贷的公司。在2008年5月银监会和央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小额贷款公司被定义为：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依法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具有自己独立的法人财产，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可见，《指导意见》并未明确小额贷款公司金融主体的性质，而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主管机关（金融办）并无颁发金融许可证的权力，小额贷款公司也便不能拥有金融主体资格。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特征
1、服务对象的弱势性。根据《指导意见》规定可知，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为低收入群体和微小企业等“弱势群体”解决融资难题。低收入群体和微小企业因为无法提供银行正规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抵押、质押等担保措施，所以往往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小额贷款公司则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创新，专门以低收入群体和微小企业为对象提供金融服务。
2、业务范围的有限性。《指导意见》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原因在于小额贷款公司在性质上并不属于金融机构，同时为了防范风险，所以无权开展存款业务，只能贷不能存。资金主要来源包括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还有来自于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可见资金来源十分有限。
3、运作目的的营利性。《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具体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小额贷款公司只有以营利为目的，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才能让股东收回投资，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商业发展。
4、贷款程序的高效性。贷款投放快速，贷款手续简便，审批时间较短。传统的服务农村及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在小额信贷业务上都是按照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的模式来进行的，由此引发了不少诟病，比较之下，小额贷款公司的手续更为简便高效。
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
根据《指导意见》有关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从事发放小额贷款业务，部分试点省份和地区在此基础上对小额贷款公司从事业务做了具体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在本行政区域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开展小企业发展、管理等的咨询业务以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
1、贷款对象。明确贷款对象是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业务的首要问题。小额贷款公司要围绕农村、农民和农业经济发展服务，面向小微型企业和农户提供信贷服务，在此基础上，扩大目标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
2、贷款额度。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的目标客户的贷款习惯、贷款对象和为了控制贷款风险、扩大小额贷款的覆盖面，贷款额度应该和借款人所掌握的现金流相匹配，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提供小额度贷款。
3、贷款期限。《指导意见》对于贷款期限没有做详细的规定，贷款期限由借贷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依法协商确定。从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来看，大多数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最多不超过3年；从全国首批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来看，贷款期限灵活，以短期贷款为主。
三、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身份问题
《指导意见》中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为企业法人，并未明确其金融属性。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并非金融机构，没有金融许可证，只是依照《公司法》经营金融产品的一般工商企业。但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经营业务上来看，从事的是小额放贷和融资活动，所以业界将小额贷款公司定性为从事金融活动的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却不能享受金融机构的待遇，这一定位会引起税收负担过重、征信系统受阻、融资成本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阻碍小额贷款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二）成本收入问题
小额信贷与银行金融机构一般贷款的操作程序有所不同，具有额度小、时间长，成本高的特点，这使得小额贷款机构需要相对较高的存贷差才能弥补运营成本。国际上成功的小额贷款的平均存贷差为8%至15%。从指导意见表面上看，相关利率政策似乎并没有制约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但实际上利息的收入往往不能够弥补小额贷款机构的高运营成本，更别谈盈利了。而且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成本要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再加上不良贷款、损失贷款和资金成本的核销等成本，小额贷款公司要实现盈利，利率水平就将必然会触及最高法院规定的“利率超过法定利率4倍为高利贷”。这时小额贷款将不受法律的保护。
（三）监管问题
在监管制度方面，指导意见的规定很不完善，并且存在多方面的问题，表现在监管主体、监管标准、监管内容等方面。在监管主体方面，由省级政府所确定的主管部门（一般为金融办）负责监管金融办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固然有在本省范围内贯彻省级政府政策精神方面的优势，但是在监管技术、监管手段等方面与专门监管机构相比其劣势也非常明显，同时也造成了全国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标准的不统一，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在监管标准方面，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属于静态的合规监管。《指导意见》中描述性条款并无具体可操作的监管标准相对应。在监管内容方面，指导意见的规定很不完善，存在大量的空白和盲区。内容完备的监管制度应包括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财务管理风险处置以及市场退出等方面的内容，而指导意见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定很不完善，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
四、相关问题成因分析
作为经营贷款这一金融业务的商事机构，指导意见却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为一般商业性机构，同时在具体规范时又多借鉴金融企业的规范标准，这造成了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定位不够明确，造成了小额贷款公司身份的尴尬。小额贷款公司身份的界定不明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只贷不存的融资困境、导致法律适用上无章可循、监管缺失、政策模糊等。
另外，高利率与小额贷款设立的主要初衷之间存在矛盾也是产生问题的又一原因。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那些低收入群体，小额贷款公司面对的客户也是那些大型金融机构认为存在“风险”的客户。但是考虑到风险控制的需要，小额贷款公司不得不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但这种做法与小额贷款支持"三农"发展、支持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初衷背道而驰。同时只贷不存的原则也恰恰导致了高成本、低收入的现状。
最后，缺乏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同样是阻碍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发展的原因。一直以来，小额贷款被主流的政府人士认为是一种扶贫手段，而并不是一种常态的商业经营模式。这样一来，就导致小额贷款机构没有办法根据市场的规律来制定符合自身的贷款利率，正常规范地开展业务。这意味着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缺乏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对小额贷款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了挑战。
五、完善建议
1、立法上为小额贷款公司正名。确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给予其金融机构的身份，将其纳入到我国金融机构系统之内。这样，小额贷款公司就能够以金融机构的身份实现与央行征信系统对接，按金融机构的待遇享受税收减免征缴，也同时可以进入资金拆借和票据市场进行融资，这种明确身份的做法或许能够解决小额贷款公司长期发展以来面临的资金来源困境，大大减少其经营成本，同时也为小额贷款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增加可能性。
2、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借鉴商业银行的做法，在原有贷款业务的基础上，开展诸如担保、之类的中间业务，提升小额贷款公司的整体效益，弥补贷款利率较低的损失。从长远发展来看，小额贷款公司应该突破只贷不存的模式，只贷不存是为了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但这极大限制了其经营、壮大和竞争，国家应该引导小额贷款公司逐渐吸收公众存款，有效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但是前提是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发展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监管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也实现良好运作，股东以及公司管理人员在基本金融素质、专业知识等方面的意识得到提高。在目前，小额贷款公司还不宜完全放开吸收存款的规定。对于资金来源不足问题，除了与银行合作，提高融资比例，还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给予小额贷款公司优惠贷款，缓解其资金紧张的局面；借鉴其他企业融资的经验，开辟信托融资、私募股权融资等渠道。
3、完善监管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关法律法规阶位不高，应该将人民银行、银监会已经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各地试点中比较成熟的制度上升到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高度，并完善小额贷款公司在市场准入、退出、经营风险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同时加强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从而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缓解了农村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虽然在试点后有了长足发展，但是面临着性质界定不清晰，资金来源局限，监管体制缺失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我认为构建小额贷款公司完善制度，要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发达的先进经验，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小额贷款公司运行体系，这样才能推动小额贷款公司更加规范、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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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8
关键词：国际金融风险；风险指标体系；监测预警模型。
经济全球化是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将推动各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结构走向趋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在金融效率提高、金融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也将加大，防范与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重点。为此，在搞好自身的金融安全、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正确选择适当的汇率制度、准确掌握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度、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等前提下，通过国际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十分必要。为了更好的防范和管理国际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了一个国际金融风险监测预估模型。
一、建立一个金融风险的监测预估指标体系
根据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等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建立的金融市场预警系统要求182个成员国及时提供重要指标，我们在预警体系建立的构想中，除了要求各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资料外，还应该有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指标以及地区外部环境的指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监测、防范金融风险，应设置一些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金融相对量预估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三大部分指标：国内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国内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和金融风险外部环境指标体系。三类指标具体内容如下（各个指标后面的字母数字是为下面计算风险当量所设定的代号）：
1.国内宏观经济指标（G1）。大体上包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1.1）；通货膨胀率(%)（G1.2）；货币供给增长率（包括m0、m1和m2的增长率）（G1.3）；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G1.4）；国内储蓄占GDp之比（G1.5）；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之比（G1.6）；出口占GDp之比（G1.7）；外汇储备所能支持进口额月份数（G1.8）；经常项目赤字占GDp之比（G1.9）；外债结构指标（G1.10）（有：外汇储备占短期外债之比（G1.10a），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之比（G1.10b），负债率（G1.10c），偿债率（G1.10d））；总外债与出口值之比（G1.11）；国际储备与进口值之比（G1.12）；货币化程度指标，即m2占GDp的比例（G1.13）；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的比例（G1.14）；消费率或积累率（G1.15）；货币汇率波动幅度（G1.16）等。
2.微观金融风险指标（G2）。大体上包括资本充足率指标（G2.1）；流动性风险指标（G2.2）（包括：存贷款比例（G2.2a），资产流动性比例（G2.2b），备付金比例（G2.2c））；银行不良贷款比率（G2.3）（包括：损失类贷款比率（G2.3a），可疑类贷款比率（G2.3b），次级类贷款比率（G2.3c））；金融机构海外借款占总存款的比例（G2.4）；金融机构向房地产行业放款占总放款比例（G2.5）；银行同业市场资金拆借利率波动率（G2.6）；银行业风险监测性指标（G2.7）（有：加权风险资产比例（G2.7a），外汇资产比例（G2.7b），利息回收率（G2.7c），资产利润率（G2.7d））；国内证券市场吸收的外国资本数额（G2.8）；股票市场股价指数变动率和日均交易量（G2.9）等。
3.外部环境指标（G3）。大体上有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量（G3.1）；国际资本在地区结构分布方面的变动（G3.2）；主要相关国的短期利率和汇率变动（G3.3）；主要相关国与本地有关的金融、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变动（G3.4）；主要相关国对本地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变动（G3.5）等。
但在评价时应注意上述各项指标尤其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值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其横向可比性与纵向可比性都不是很准确。
二、建立量化分析模型
定量地测定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iskexposure)是建立预警体系的客观要求，注意到上述指标体系框架中，大部分指标存在有经验数据，这对我们采用专家评判求得客观结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考虑到各指标对总体金融风险贡献的非线性性，我们的量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和综合预警评判。
1.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
当某一项指标值极为突出，此时无论其它指标值处于何种状态（良好或突显），都有极大可能引起国内或国际金融风险，即此时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主要取决于此项指标值，与其它指标值关系不大。这是由指标体系结构的非线性引起的，但我们也因此可将复杂的评估体系简化为单指标检验和评估。
例如：当资本充足率指标大大低于8%时，则认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将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再如，当偿债率大大超过20%时，同样应该引起决策层注意。
此步骤虽然简单，却很重要，因为它是下一步得以执行的先决条件。我们这里判断“极为突出”的基础是经验值，是人类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也可以认为当指标值超出经验值范围时，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相应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可以认定为最大值。
2.综合预警评判
单项指标检验剔除掉了指标间的严重非线性关系，使此步骤内所研究的指标值均处于正常范围内。但同时这一范围内各指标间关系高度相关、相互影响，单独那一指标均无法形成对国际金融风险的独立判断。为此我们利用专家知识，借助层次分析工具，构造综合预警评判模型，方法如下。
设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为R，则R=w1G1+w2G2+w3G3（1）
其中G1、G2、G3分别前述的一级指标，而w1、w2、w3为对应的权重。权重的确定是专家综合判断、填写判断表的过程，在一般管理方法书籍中均可找到，不再赘述。
而（1）式中的G1、G2和G3分别为
G1=w1.1G1.1+w1.2G1.2+…+w1.16G1.16（2）
G2=w2.1G2.1+w2.2G2.2+…+w2.7G2.9(3)
G3=w3.1G3.1+w3.2G3.2+…+w3.5G3.5(4)
（2）、(3)和(4)中的w1.1…w1.16，w2.1…w2.9和w3.1…w3.5为对应的二级指标的权重。
同理，二级指标G1.10、G2.2、G2.3和G2.7分别为
G1.10=w1.10aG1.10a+w1.10bG1.10b+w1.10cG1.10c+w1.10dG1.10d
G2.2=w2.2aG2.2a+w2.2bG2.2b+w2.2cG2.2c
G2.3=w2.3aG2.3a+w2.3bG2.3b+w2.3cG2.3c
G2.7=w2.7aG2.7a+w2.7bG2.7b+w2.7cG2.7c+w2.7dG2.7d
式中所有权重确定方法是统一的层次分析法，其优点在于能对专家判断的一致性进行检验，避免出现对复杂问题的某一方面的偏见。
至此，总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可以表示为指标的逐层加权和，具体预警和监测时只需搜集最基层指标（如G1.4、G1.5、G2.2a等不再分解有下层指标的指标）的现实值，逐层代入上述公式即可得R。
需要注意的是，对基层指标值，实践中应该加以归一化处理，即把所可能出现的取值范围等比例折算到0到1区间内，这样处理使得各指标值均为无量纲单位，且结果值R也在0到1范围内，保证了综合评判R，进而进行预警和监测的规范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体系模型体现了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要求。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上述数值权重值不仅取决于专家的知识，也随不同国家和地区及时段而异。
三、金融风险预估监测体系模式的运作
当然，仅有预警指标(甚至说这些指标还不够完善)，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度体系，便难以对国际金融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所以，建立起金融风险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最后形成国际性的金融风险预警网络。
金融业本就是一个技术性强、利润丰厚、竞争激烈因而存在高度风险的领域。想造就一个无风险的金融运行体系，这在任何国家都无实现的可能。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集合风险、管理风险、谋求盈利的金融组织存在的原因。所以，追求金融安全只能是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能引致危机的临界点以下。为了阻止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从统计角度来考察，主要是建立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监测可能产生金融风险的动向与征候，及时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在我国构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应建立严格、完善的统计报告报表制度；各层次的监测预警组织机构在收集到各阶层被监测金融机构上报的资料后，进行整理、汇总和分析，并运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预测出各家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程度，然后找出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时将金融风险反馈给金融机构，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号，提醒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有关部门予以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其金融风险，政府根据金融企业风险程度的差别而实施分类管理。
图金融风险预估监测体系模式的运作示意图
在实际操作时需要成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可由中央金融工委充当，中国人民银行具体执行），协调、管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承担金融风险监督预警工作，通过建立完善的财务信息、统计信息报告制度，获取编制金融风险预警指标所需的信息资料，在此基础上，实行宏观、中观、微观的风险监测预警，由imF、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协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组成宏观预警系统（imF根据国内宏观经济指标编制反映国家信贷风险度的国家风险指数）；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总机构、各金融行业公会等组成中观预警系统；由跨行政区的人民银行分行、各商业银行总行及省级分行，基层人民银行、基层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各证券机构、保险机构等组成微观预警系统，由财政、税务、工商、审计、纪检、监察等公共监督职能机构以及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等市场中介组织机构组成外部监测预警系统。四个预警系统分工协作，自上而下实行监控(运作如图所示)。当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中某一项指标偏离正常水平，超过经验警戒值时，就把它当作金融风险将在某一特定期间发生的预警信号。由于金融风险预警指标较多，在预警期内，达到警戒值的指标越多，发生风险的概率就越大。
目前，我国阿尚未完全开放外汇市场和股票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发展程度也一直受到适当的控制，相应的管制也比较严格，因此我国金融风险多体现在银行业上。相应的对银行业金融风险的监管预警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在指标的设计方面偏重于银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他金融行业风险可以掉以轻心，金融风险的形成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一个十分偶然的因素，就会使潜在的风险转化为现实的风险，并且使个体风险、行业风险转化为系统风险，我们在认识和把握金融风险时必须有一个动态和全局的观点，对金融风险时时都保持警惕，随时观察各项指标的异常变化，及时为中央宏观决策提供依据，以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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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9
金融监管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央行金融监管到位程度、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央行威信和权威的树立，关系到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建立以风险监管内容为核心的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的内容应该涵盖有关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全部业务活动，其中大量和主要的是日常经营的规范性和风险性监管。但我国目前央行的监管内容主要是机构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及经营的合规性，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以后怎样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注意得不够，金融检查或稽核也主要是一种合规性检查，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风险监管。参照《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要求，借鉴国际监管办法，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实际，当前我国中央银行金融业风险监管重点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在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基础上开展风险监管，保证金融业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对上述“三性”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地区金融机构的特点，制订量化监管指标进行具体操作。第二，建立大额贷款的报告制度。严格防止风险集中在少数单个贷款大户，限制贷款过于集中，监管单个贷款比率，并形成风险报告制和备案制。第三，加强重视对表外业务的监管。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有日益增大的趋势，把其纳入金融监管的视野已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要尽快制定专门的表外业务监控办法。第四，制定出能客观反映我国银行业风险的各类资产风险权重和核算系数，定出贷款集中风险、贷款沉淀风险等风险权重。第五，要建立真正的风险准备金，以增加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尤其对中小地方性金融机构加大提取呆账准备金和坏账准备金的力度，简化手续，强制执行。第六，推行存款保险制度，设立由财政部为主注入资金及各商业性金融机构认缴部分资本金，不以盈利为目的，直属国务院，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政策性存款保险机构，利用强制方式对在我国境内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进行存款保险。至于存款保险费用和赔付比例，可依据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比例，资产风险比例等有关风险监管的重要指标来制定。
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当前，金融法制建设应当紧紧围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做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和市场退出等立法研究和起草工作。一是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要抓紧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以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真正解决当前金融监管过程中有法难依的问题。二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重中之重是尽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此外，金融机构破产方式的立法也应当提上工作日程，尽早出台，以避免引起社会的不安定。
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应有直接人事处理权。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对违规问题处理时对事对人的处理要对称，做到“两结合”：一是对事对人处罚结合，也就是既要纠正违法违规问题，又要对责任人进行处理，使其吸收教训，也教育他人。二是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相结合，让违法违规金融机构集中共同承担经济损失，达到相互制约的作用。而且要改变中央银行只有审查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现状，对被监管金融机构享有人事处理权，通过法律形式确定。
简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篇10
内容提要:金融监管不力往往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为克服金融危机，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加强金融监管渡过金融危机后，经济一繁荣，往往会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这一逻辑可以归纳为：“监管不力—金融危机—加强监管—克服危机—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螺旋式上升。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也需加强金融监管，包括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大证券执法、司法力度，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建立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
一部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金融危机史。面对金融危机，人们往往会想到金融监管。那么，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究竟为何？本文从金融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并得出若干启示。
一、金融监管不力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本次金融危机和美联储的监管不力有一定的关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1]还有的学者认为，以1976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推动的保守主义政策革命，是“为现时的金融危机铺路”。[2]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联储长期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这一信条。格林斯潘的著名观点是“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金融衍生产品最佳监管者是市场参与者们自己，而不是政府的机构和法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监管理念实际上听任和鼓励了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冒险行为，结果却酿成了本次金融危机原因之一。
二、克服金融危机，要加强金融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3月31日，公布了改革蓝图（简称“保尔森计划”），提出了短期和中期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议，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以加强监管。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的建议是向着“目的导向”的监管方式（objectives-basedregu2latoryapproach）转变，使监管机构能够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欧洲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这次危机同时暴露了在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方面存在的真空，为此，欧盟公布了关于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立法草案，拟对信用评估机构在注册、治理结构、评级方法、透明度等方面采取比国际证券业协会（ioSCo）原则更为严格的监管。这次金融危机还暴露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漏洞，为此，欧盟正着手修改其2006年《资本充足指引》，试图对交易账户、跨境机构流动性监测及特殊投资管道等内容加以改进。危机爆发后，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步调并不一致，为此，部分成员国建议成立欧洲金融监管局，解决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与各国分散监管不匹配的矛盾。
从历史上看，1929年-1933年大危机爆发后，罗斯福加强监管的措施已在前面有所涉及。此外，美国《1933年银行法》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明确分开，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mpany），用存款保险的方式为商业银行经营提供安全性保证，并相应建立一整套稽核、检查系统，负责监督管理所有不参加联邦储备体系的州注册银行的经营活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国会通过了《韩国银行法》等13个金融改革法案，成立了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的金融监督委员会，着力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自1998年4月1日起，日本启动一项名为“东京版金融大爆炸”（tokyoBigBang）的金融改革方案，实施新的《外汇管理法》和《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著增加。此外，日本还模仿英国，于1998年成立了金融监督厅，原大藏省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并入到金融监管厅内，目的也是为了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泰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时改变了一直实行的钉住汇率制度，坚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4年1月，泰国开始实施新的金融系统总规划，进一步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重整金融体系，解决银行呆账问题，完善金融法规，健全监管体系。
三、金融危机过后，放松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的加强有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束缚企业的手脚，出现监管过度的问题。金融危机过后，会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这里的放松监管，又称放松管制。
1933年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但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滞胀”的到来，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他们重申市场的基础作用和经济自由的价值，私有化风潮席卷西方。在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里根经济学，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放松政府管制，削减政府开支。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去非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在金融领域放松了原来在经营范围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管制。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显著的成果就是美国通过了银行放松管制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取消了1933年以来分隔银行、保险和投资活动的法律。很多人认为，正是该法案使得贪婪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可以肆无忌惮的转嫁风险，躲过监督和问责，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
在大危机之前，还有一段相似的历史。美国1864年《国民银行法》严厉禁止国民银行从事证券市场活动，只有那些私人银行才可以通过吸收储户存款，然后在证券市场上开展承销或投资活动。但美国国民银行想方设法绕过相关的法律规定，通过控股的证券公司将资金投放到证券市场上。美国的J.p.摩根、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就是私人银行与证券公司的混合体。1927年《麦克顿法》取消禁止国民银行承销股票的规定。这导致了1928年的美国股市的“繁荣”，但一年之后，股市崩盘，大危机爆发。于是，《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又收紧了6年前放松的监管。
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可以总结为：“放松管制—金融危机—加强监管—克服危机—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次金融危机都会促使人们深入思考金融运行模式、理念和制度存在的问题或缺陷，并往往能发现金融危机的发生都和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关，于是出台相关法律，加强金融监管。但通过金融创新，突破现有的监管框架，或者游说政府通过放松管制的法律，这在短期内固然能获得一时的发展和繁荣，但盛级而衷，繁荣之后就是又一轮的金融危机。
四、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还是螺旋式上升？
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还是螺旋式上升？放松管制并没有多少积极的意义，如1927年《麦克顿法》。但有的放松管制还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如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遗憾的是，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还要加强监管。这里的放松管制一般是指在经营范围上的放松，这里的加强监管是在监管深度上的加强。
英国是放松管制而加强金融监管相结合的典范。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是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分别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进行监管。80年代以后，英国认识到，分业经营已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90年代，英国启动了“金融大爆炸”，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同时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Sa）。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确认了这种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FSa的金融监管权力高度集中，它继承了原有9个金融监管机构分享的监管权力，如从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将银行业监管的权力接过来；与英国财政部签订协议，将原由财政部拥有的保险立法的职能移交给FSa；对上市公司的审核责任也从伦敦证券交易所转到FSa手中。换言之，英国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服务于该市场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清算和支付系统、有问题的金融案例进行谨慎监管的全部权力，都由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FSa统一行使。FSa除接手原有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以外，还负责过去某些不受监管的领域，如金融机构与客户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金融市场行业准则、为金融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的规范与监管。正因为英国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很好地加强了金融监管，因此，英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出现大的金融机构倒闭。由于FSa的加强监管是以前历史上所没有的，因此，这个加强监管是螺旋式上升。
五、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选择
（一）考虑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对全部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如今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分割的监管体制弊端严重，难免会出现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协调成本巨大。美国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这和分割的监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最近兴起了设立金融“超级监管机构”的潮流。关于“超级监管机关”，有一个争议是成本过高，但还是比造成公众危机的成本要低。[3]因此，我国也应该考虑合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起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对全部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二）加大证券执法、司法力度
目前我国的股市还很不成熟，暴起暴跌，加上其他内外部因素，共同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困难。股市暴起暴跌源于市场不当行为太多，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盛行，公司上市门槛高，证券监管的重点在上市时的审批，而不在上市后的监管。这也暴露了证券监管的不力。针对这一问题，应加强证券执法、司法力度，全面开禁证券民事诉讼，并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尤其是要依靠诉讼的力量，依靠股民、律师、市场和法院的力量，共同提高证券监管的有效性。
（三）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次贷危机的发生，信用评级机构也难辞其咎。那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出现了问题，发行的金融产品漏洞颇多，评级机构“视而不见”，使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一位在某评级机构的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业内人士形象地说，什么都可以评级，我们甚至可以评估一头被结构化的母牛。[4]因此，欧盟起草了关于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立法草案，拟对该信用评级机构实施严格监管。这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也应该制定法律，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四）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建立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
这次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法律对公司高管薪酬不加限制的弊端。华尔街高管的报酬包括基本年薪、分红、股票奖励以及股票期权。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公司的股价与上一年的公司业绩。投资银行高管的薪酬与一般的商业性公司比起来要高得多。例如，理查德·福尔德，这位雷曼兄弟的Ceo，8年来从雷曼兄弟卷走了4.848亿美元收入。法律对公司高管薪酬不加限制的弊端，美国已经对此有深刻反省，并已经采取措施阻止这种“捞一把就走”的投机行为。根据美国《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美国政府将对于受援企业新任高管的薪酬做出限制，不得实行高官离职得到数百万美元的“金色降落伞”计划。奥巴马上台后，则要求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欧盟在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入资本时，也将政府出资与受助机构的高管薪酬及分红限制相挂钩。在我国，部分金融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弊端已经显现。对此，保监会、财政部发文限制国有金融企业对其高管“脱离国情、行业发展阶段和公司实际发放过高薪酬。”[5]但无论是国外对高管薪酬的限制，还是国内高管薪酬的限制，都仅仅针对接受政府援助的金融机构，完全民营的金融机构的高管的薪酬依然没有限制，因此，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构建不区分所有制的金融企业的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才算是“对症下药”。
注释:
[1][美]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3期。
[2]《金融危机或迫使诺贝尔经济学奖改变评审准则》，资料来源：http：//economist.icxo.com/htmlnews/2008/10/06/1318627.htm.
[3]沈联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载《财经》2008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