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1
关键词：新形势内部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建立、推行社会治安综合管理
建立、推行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是党和国家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重要措施，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七大确定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活力，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在新形势下对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和服务，保证内部单位在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中顺利进行。
2.实行社会治安综合管理
实行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是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每个单位都要建立维护稳定的责任制，把维护稳定作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把确保一方平安作为任期目标之一，把“一票否决权制”落实到实处。广泛深入地动员各单位的力量齐抓共管，把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是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内部单位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助于“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搞好普法教育，提高职工的法律意识，使内部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全面开展军警民联防联治活动。
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助于内部单位保卫组织建设，提高单位自防自治能力。目前，许多单位保卫干部力量不强，保卫干部地位低，待遇低，往往没人愿意干，也有极少数单位对综合治理认识不够，积极性不高，认为保卫干部可有可无，甚至没有配备保卫干部，没有把单位保卫工作的治安防范工作放在眼里，给社会治安增加了难度。通过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内部单位保卫组织建设，做到日常治安保卫工作有专人负责，充分发挥内部单位保卫组织在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减少各类案件的发生。
4.新形势下内部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所面临的新趋势和问题
4.1我国现行的经济法规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差距大，法律滞后和不完善的情况比较突出。内部单位在进入市场发展过程中，运行机制不健全，管理制度跟不上，违法犯罪的条件空隙可能增多。
4.2转换机制，进行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整改社会的利益进一步调整。在利益再分配中，一些人的收入可能相对下降，加上物价因素，少数人会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容易被坏人利用，如聚众上访、上街游行、罢工等，形成群众闹事，危及社会安定。
4.3机构改革的进一步铺开，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扰减弱，法律机制跟不上，内部单位保卫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
4.4亏损私营企业和不景气单位，职工待遇低，职工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不满情绪可能滋长，封建宗族、迷信活动又有抬头，加上其他诱因，在内部单位容易发生事端。
4.5随着市场进一步运行，人、财、物流量明显增大，内部单位暂住人口、流动人口将形成新的高峰期，给违法犯罪分子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4.6由于企业破产，职工待业，使本已紧张的就业矛盾加剧，青少年犯罪仍处上升趋势，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增大。
4.7一些内部单位的保卫干部大多数是在将要退休的干部、职工中选聘的，老龄化较突出，文化素质较低，业务能力不强，思维不敏捷，记忆力衰退，遇到紧急情况不知所措，并对本辖区的发案情况，需要监控的违法犯罪重要点人员和“两劳”人员底数不清，由于年龄大，精力不足，治安、安全保卫防范措施无法落实，漏洞较多，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5.新形势下内部单位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对策
5.1新的形势给内部治安、安全保卫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内部单位迎接挑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当务之急是必须落实“两个原则”，实现“四个增强”。
5.2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一票否决权”的原则增强内部单位的综合治理合力。“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和“一票否决权”的原则，有利于明确职责，强化责任感，是综合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在相当一部分单位不落实，综合治理的合力不够，可资违法犯罪漏洞不少。究其原因，除了认识偏颇外，主要是这一项原则缺乏法律上的效力。作为内部单位究竟在什么范围内负责，不负责要承担什么责任，由哪个机关来监督实施，尚缺乏质的规定性和法律的强制性。在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这一问题将更为突出。因此，必须通过立法赋予该原则以法律效力。
5.3致力改革，增强内部单位保卫干部队伍活动和治安实力，根据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必须增强内部单位保卫干部队伍的实力和活力。内部单位要普遍成立“一办一科一室”，既综合治理办公室、保卫科、治安执勤室，以综合治理办公室为核心，建立治安服务体系，增强保卫工作重点，突出综合治理，加强防范控制工作，杜绝漏洞，减少各类案件发生，壮大保卫干部队伍，内部单位应选用身体好、年龄适合、有一定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的青年同志从事保卫工作。抓好保卫干部的培训，提高素质，改善保卫干部工作条件，调动积极性。配置必须的防身自卫武器，逐步实现装备现代化，增强保卫干部队伍战斗力，更好地开展综合治理工作。
6.结束语
当前我国正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社会各方面消极现象反映的社会治安问题，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内部单位如何进一步把握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将是每一个内部单位政工干部必须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史愿春.浅析现代企业如何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J].职工法律天地：下，2015（3）：
192-193.
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2
一、社会治理实质是现代法治精神指导下的社会治理活动
社会治理是社会组织者对社会治理的活动，它的组织者是多样的，既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体现，也是社会自治体、社会群体的自我管理和服务的体现，在此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等社会治理主体，其权力须通过法律赋予并受到法律约束，其行为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有民主的立法保障，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民权利，而这些恰是法治的要求，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
按照西方学说，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民主、人权、平等三个方面。一般意义上说，西方的法治精神源于希腊的城邦民主制，该思想体系经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力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文明成果，并逐渐被世界各国接受。法治的价值主要就是约束公权力，保障人权。尽管在法治的发展中，不同学者对法治的理解不尽相同，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法治主要是一个制度性的概念，是一系列以法律程序制度的建构为主要内涵的具有公开化和科学性的制度体;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是以可能性方式存在的，而无法以必然性方式存在。但是，无论怎样分析和理解，对法治的认识是具有这几点共性的:法治需要科学立法及完备的法律制度;法治需要约束公权力;法治的根本目标就是保障人权。现代社会，社会治理就是要把社会治理主体的权力纳入法治框架下，要不断通过科学民主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只有这样，公众参与、社会组织协同的社会活动才能和谐有序，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才会得到切实保障。对此，只有在法治精神指导下，这些才能实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社会治理实质就是在现代法治精神指导下的社会治理活动，因而，要想促进社会治理的完善，就必须在社会治理中加强法治建设。
二、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建设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己经成为全球经济形式，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正是在市场经济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市场经济是承认并维护私人利益的，是以产权确定为前提的，产权确定是等价交换的基础，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的原理和现实都会告诉人们，市场经济人为降低交易成本，必然会进行不正当的竞争，市场必然会出现负的市场外部性现象，必然会出现单单依赖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单单依靠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需要社会治理主体的出面，社会治理主体可以运用公权力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当然，这类治理主体主要是以政府为核心的。政府如何运用手中的公权力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呢?政府需要依靠法治，也就是说政府运用公权力的过程也是一个运用法律使政府市场化的法治过干市场化政府是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是对传统的政府体制和运作方式的革新。
维护经济秩序，需要运用公权力，如果让公权力行使达到预期效果，公权力就必须要受到限制，必须关进制度的牢笼，不得滥用。当然，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应是通过限制公权力使之不侵犯公民的私权利。公权力得到正确运用，才会达到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协同并用，维护正常经济秩序的效果。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必须依法行使权力，把权力放在具体的一个个法律制度的牢笼中，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坯是要靠制度，靠制度靠得住些，这实质就是予以法治建设。法治的核心含义是治权、治官、治政府而非治民，只有建立法治国家，法治下的公共权力行使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一点在关于依法治国的系列讲话中，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被反复强调。运用法律使政府市场化，就是要使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具有法治观念、法治思维，能够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并促使政府建立提供公共服务的竞争机制，让公共产品的提供具有竞争性。让法治指导下的市场竞争观念进入政府内部，让公共产品的提供具有竞争性，这种创新过程是对传统政府体制和运作方式的一场革新。
在经济全球化下，为保持一国经济的稳固乃至持续快速增长，就需要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为此，需要搞好法治建设，因为只有法治国家，政府权力的运用才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相匹配。当前，中国在社会治理中应尽快地推进法治建设，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社会治理中加强法治建设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加强法治建设更具有必要性，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法治的土壤，传统的中国法律文化与市场经济对法治的要求相差甚远。传统中国的法律观念带有浓厚的人情大于王法的色彩，多主张德治，引入儒家思想，礼入法中。所以，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有大量的家教家法的内容。长期以来，在礼法结合、礼重于法这种法治观念支配下，人们并不是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甚至认为人情大于王法、权力大于王法。即便重视法律，也一直沿袭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事实上，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刑讯手段非常残酷，很多冲突和纠纷都是通过法外的礼教解决的，这样，人们越来越疏远法律，害怕法律，也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当代社会，即便人们开始重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然而，近现代以来，中国的诸多志士仁人都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宪政价值观。
我国传统的法律土壤并不存在法治的内生性，古代传统的法治观念，实质是对法治片面的认识，因而在人们心中也无法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观念。传统的法治观念很难与现代治理匹配，所以，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完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的法治观念并没有深刻的转变，仍然缺乏对法律的重视，即便宪法，比如75年宪法，是完全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制定的，是对文革在法律上的总结，是对无法无天的法律认定。在本质上，那时几乎无任何法律观念。对政府来说，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包办一切，无所不能，权力是无限的。
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随着改革的深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伴随着依法治国的提出，伴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的召开，我国政府的权力在压缩，在把本应属于市场的权力让位于市场，把本应属于社会的权力让位于社会，由原先超级的积极行政或消极行政转为有限度的积极行政或行政不作为。如果说，社会管理既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也是社会自治体、社会群体的自我管理和服务范畴，也即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复合体，那么，当前的社会治理更是如此。在实践中，比如订立行政合同，行政机关要与被管理者进行协商，要了解其需求，征求其意见，并对其利益予以必要的尊重。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目前，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这既是社会治理及其创新中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时代的课题，是法治要解决的问题。执政党因时而异，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正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摆在执政党面前最新也最为迫切的任务。
事实上，现代社会，自从人们提出了服务行政、福利国家的概念后，政府的行政权力的运行就出现了新的形式，更多地强调协商、指导，行政命令、服从在逐渐的淡化，消极的行政转为积极的行政，政府的角色转变为提供服务者，并在打造成无缝隙政府，使民众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得到服务。社会治理面临全方位的创新，相应地，法治建设更为迫切。
四、现阶段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加强法治建设
我国法治建设己经取得了重大成效，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己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是，当前的法治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这表现在:首先，法治理念仍需要加强，法治意识仍然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核心是法律对公共权力的治理，是依照法律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治吏而非治民，但是，尊重法律、法律至上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树立，一切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意识并没有普遍形成，总体情况来看，国家机关执法人员普遍缺乏法治意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理念亚待加强。虽然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但是，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应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要意识到，公务人员的公权力是人民所授予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委托一关系，公民同意推举某人以其名义进行，但是必须满足公民的利益并且为公民服务。如果没有这些观念，就很难搞好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也会难以有实际效果。
其次，法律制度不完备，政府与社会的分工治理不明晰，甚至国家机关自身的职权也不清楚，公权力之间相互交叉冲突的情况比较突出。从形式要件上来说，法治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但是，我国在诸多领域的立法并不完备，比如，在行政法治建设方面，缺少行政程序法、政府信息公开法等专门的行政法律;己有的很多行政法律也需要修改完善，比如国务院组织法内容需要修改和充实，地方政府组织法线条过粗，缺乏可操作性，等等。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机关职权不清、政府职能转变不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编制膨胀等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再比如，在社会组织方面，法律也非常薄弱，至今还没有全国人大层面制定的任何法律。要使社会治理主体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就必须明确其性质、地位、职权、职能等内容，明确机构设置和相互关系，明确内部治理结构。法律的不完备，导致社会治理主体职权不清，既阻碍了法治建设，又让社会治理难以在法制框架下进行。
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规定性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重要概念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标志着我们党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要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理论上予以科学地全面地把握，首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三重规定性，即政治文明规定性、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国别规定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这三重规定性的客观要求，它们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依法治国是这一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由深刻的哲学基础、深远的历史基础和深厚的现实基础所决定。
1.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这一对概念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哲学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共性和个性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过渡；个性包含着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统摄着个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个性必然包含着政治文明的规定性这一共性，体现着政治文明的一般要求；政治文明作为共性不仅寓于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所创造的各社会形态政治文明的个性之中，也必然寓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个性之中；政治文明的规定性统摄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离开政治文明的规定性去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认识论上必然会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上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非横空出世、突兀而起，也非人们纯粹观念的产物、绝对主观的创造，而是人类政治文明长期孕育、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取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它形成和发展于人类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由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反映特定经济基础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相对独立性。同时，它扬弃了人类所创造的既往政治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和阶级进步性。不承认或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上的体现，必然看不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无法全面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正确评价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不利于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只有承认和正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我们才能深入研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政党执政规律，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不因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属性而否认其文明属性，从而在继承和发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同时努力革除其种种弊端，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满足人民需要的更高级的政治文明成果。这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可能，其阶级进步性也才会进一步突显。
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现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的现实基础
人类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主要产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与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相适应，这些国家往往具有浓厚的封建传统，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未能充分发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起点较低，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的设想相差很大。从巴黎公社开始人类社会崭新政治文明的最初尝试到十月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总体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缺乏成功的经验可循。另外，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和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以及革命领导人的历史局限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中有些国家甚至一再出现践踏民主与法制的现象，客观上导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成就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要求不相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状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益扩大的政治需求不相称。可以说，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与此不无关联。
深刻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历史起点较低的国家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须认真研究政治文明的规定性，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继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切实满足人民的政治需求。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于封建传统深厚而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先进行反封建的政治民主启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治文明的充分发育可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奠定牢固而坚实的基础；否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可能因根基脆弱而发育不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既是人类社会主义运动既往实践的深刻启示，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现实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法治作为现代化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平台。这里的法是良法，它必然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自由、进取精神，照顾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要求，其本身就是社会博弈的结果和政治文明的产物。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政治文明的客观要求。这主要体现在：(1)政治制度的有效确立和良性运行离不开法律的最终确认和有效实施；(2)各种政治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政治活动的具体内容和范围离不开法律的规范；(3)和谐政治关系和稳定政治局面的形成离不开法律的调节；(4)进步政治意识的确立和巩固离不开法律的提倡和强化；(5)先进政治管理技术的采用离不开法律的首肯。离开依法治国无所谓政治文明，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客观要求。基于此认识，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进一步强调：“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人民当家作主是这一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
1.现象和本质辩证关系原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实存在的每一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它是一事物和他事物区别的标志。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从不同侧面表现事物的本质。本质决定现象，现象从属于本质。这一原理要求人们既不能脱离现象凭空地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也不能使认识仅停留在现象上，相反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从现象上说，和既往各形态政治文明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都有一套实现政治有效运作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立法制度、政府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等)。但由于这些现象系本质所决定，从属于本质，因而必然体现本质的差异。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仍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最终体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民主最终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的民主，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要求。所以，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具有的社会主义规定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既往各形态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根本标志。由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进步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从价值层面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表现剥削、弘扬两极分化、崇尚强权的旧政治观，代之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政治观；(2)从制度层面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为统治阶级；(3)从发展层面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其对既往政治文明极大的批判和对新政治文明伟大的创造显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人民对其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空间空前广阔。
转贴于 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存发展空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社会主义文明必然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成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时，消亡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之中，与社会主义相始终。其建设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制约和影响。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必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发展空间决定了其不能不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这种社会主义规定性具有阶级性、具体性和多维性。
(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1.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社会主义经济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处于平等地位。这种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反映到政治上即人民当家作主。从经济体制角度看，社会主义经济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原则、自由平等原则、契约原则投射到政治领域，必然要求人民当家作主。从发展动力角度看，只有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权利，使广大人民参与政治决策，才能有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的鲜明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动员、号召和领导人民的锐利武器，对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取得夺取国家政权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革命胜利后，实现其夺取政权前的政治诺言，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便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当然之举。所以，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们才能强化人民政权的阶级基础，巩固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才能有效消除重大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隐患，防止政治专制和政治腐败，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性，进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
3.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应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反腐败斗争尚未结束，领导干部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尚待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机制尚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必须切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1]，“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1]，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
1.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社会发展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使社会形态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横向上表现为同类社会形态既有共同本质，又有各自特点。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特点，体现了各国解决其内在矛盾的能力及其独特的创造性。作为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完全适用这一理论。将该理论具体到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必然得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的基本结论。
2.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国情的内在差异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的现实基础
由于各个国家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传统、民族特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国情不同，决定了不可能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模式。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该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相适应，必须与民族的政治传统相适应。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3]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漠视民意、滞后历史进程的政治僵化还是无视国情、超越历史阶段的政治激进都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都会妨碍社会发展与进步。所以，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这种由于培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花的土壤不同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别规定性，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式的差异性。列宁曾指出：“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经验来表明。”[4]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花也只能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本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根据本国国情，经千百万人的行动来培育，以结出丰硕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果。
(二)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别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考察中国政治国情不能不关注以下四个方面：(1)国家特别大，社会情况复杂；(2)人口特别多，总体素质不高；(3)历史特别长，封建专制传统深厚；(4)地域差异特别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
其中，国家特别大、社会情况复杂决定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要有一个坚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
人口特别多、总体素质不高就必须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考虑到现有条件下人们政治参与动机的复杂性，在特定条件下，广泛的政治动员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以至社会动荡，而我国承受社会激烈动荡对经济破坏的能力有限，所以“中国不能乱”[5]。中国共产党是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组织基础。
历史特别长、封建专制传统深厚则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国是一个自秦汉算起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的政治思想传统极为深厚。中国社会的进步迫切需要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由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将适应时代的要求，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地域差异特别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步伐不一、形式多样。由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国别性的基础上在一国范围内又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别性和地域性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式的多样性。这种由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多样性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所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尚不能做到完全平等一致。解决这一问题惟一的途径只能是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逐步消除地域差异，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切实的物质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在当代中国，惟有中国共产党能凝聚民族的力量，驾驭复杂的局面，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带领人民走向辉煌的未来。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别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总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三重规定性：政治文明规定性、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国别规定性。政治文明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定性，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和继承性，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规定性，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和进步性，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国别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殊规定性，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起点。其中，政治文明规定性和社会主义规定性共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象和本质、继承和发展的统一；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国别规定性共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般和特殊、世界和民族的统一；国别规定性和政治文明规定性共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历史和逻辑、具体和抽象的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重规定性有机结合、辩证统一。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决定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4
关键词：有序政治参与；佘民文化；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政治命题的关键词是“有序”。所谓有序，是针对政治参与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则或程序而言的，是指公民对政治生活合法的、制度化的参与。它表现为公民严格按法律规定的方式、渠道和程序参与政治，不存在参政渠道拥挤、堵塞和排他的现象，不存在寻找制度外的方式和渠道参与政治。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在当前中国，政治参与主要是人民群众试图影响党和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的决策和执行的活动。现阶段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应注意抓好以下工作：
1．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建设，这是保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前提和重要保证。在我国。党和政府不是通过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就一定能获得合法性，也不是按照一定的法律规范活动就必定具有合法性。其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活动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党和政府能够在人民群众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使人们自觉地把对党和政府权威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以公民对于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为其心理条件和行为前提的，它从一个方面表征着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因此，保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对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至关重要，惟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才能带来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反，“合法性危机”带来的则是“政治参与危机”甚或非法的、反抗性的参与。
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保持其合法性，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构筑合法性基础的关键。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发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现阶段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存在，而且在拉大，已构成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就有可能产生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因此，当前及今后，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从而为广大人民普遍平等有序的政治参与奠定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其次，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厉行法治，为政治系统提供法理型的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实践证明，法理型合法性是最稳固、最持久的合法性。在现代国家中，民主和法治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政治权利，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当然，在涉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制度、环节方面还需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实践中继续研究和探索。
再次，必须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这对于维护政治合法性具有决定的意义。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人民是非常关注的，它直接关系到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有序性。当前，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和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端正党风、政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抓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也不放松地抓。必须加大惩治力度，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否则受损害的只能是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合法性。今后，必须落实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要求，求真务实，取得良好的执政绩效，扩充合法性资源，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5
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有着自身的政治道德。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原则体现在 自然法这一传统理念中；在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则体现在“天理”或“天道 ”观念中。政治人是政治道德的载体，政治道德在政治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得以体现。与 此同时，政治系统的性质也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为媒介显示出来。作为一种 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道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中政治主体自觉 努力的结果，它标志着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及其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文化的再铸期，也是政治道德的建构期，这是因为政治道德作为一 种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是政治理性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发展中的 基本矛盾认识和理解的产物，具有对策性价值。社会转型是社会各种矛盾寻求深层解决 的一种集体自觉行为，政治道德的建构便是这种自觉行为中的必然。因此，在我国社会 转型期政治道德的建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我国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状况。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特征
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公民政治意识嬗变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仅拓宽了人们的政 治思维空间，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他们提供了多元的政治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客观上在锻造着一种“市场人格”，即一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 自由意志。无论是合法的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力度，还是非法的政治参与的规模和强度， 都能反映这一点。
就我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意识而言，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参与意识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与这一过程平行的还有一些具有负面意义的倾向：公民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即 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因为利益分配结果的差异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心理的差异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执政党所推行的政策的支持情感的差异；政治价值观的模糊性，即 由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如政治腐败和一些下岗职工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一些农民负担 过重等现象导致的人们对凭借灌输而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念的怀疑；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 性，即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强烈的个人功利意识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人们政治行为 的选择，使其政治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功利主义色彩；社会观念的复杂性，即在社会 转型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立足于自身利益需要和价值取向而自主形成的政治观念的错 综复杂性；政治态度的不确定性，即在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人们对现存的政 治系统的积极支持与消极抵触的不稳定态度。[1]此外，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人 们政治意识中表现出来的“软骨症”和政治冷漠，以及通过政治腐败和政治风波等形式 反映出的被扭曲了的政治主体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2]
二、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与政治道德建构
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其消极性亦是明显的。首先， 公民政治意识中具有负面价值的倾向作为一种消极力量阻碍着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并 制约着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例如，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和社会观念的复杂性隐含着人们 不能在思想上“拧成一股绳”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便是其逻辑的必然；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倾向的存在以及在这种因素作用下其政治态 度的游移不定，导致了一些手中有权的政治人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举 措失当，政治腐败由此而得以滋生和繁殖，其结果是执政党的政治凝聚力下降，政治系 统的运行负荷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政治成本增大，政治风险也随之而增大，同时，政治系 统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投入也因此减少。如此循环，必然会使我国社会转型更显艰难。其 次，在政治主体意识日趋强烈的过程中，公民政治意识中的负面因素会对政治系统形成 额外的高压，干扰政治系统的常规运行。因此，政治系统不仅要同作为其运行软环境的 公民政治意识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它还必须自觉抵制其 自身的异化。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就是防止政治系统异化的举措之一。再其次，“市 场人格”独立自主意识的内涵与政治系统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往往直接对 政治系统造成压力，并打破政治系统的运行常规，造成政治生活的局部震荡。因此，在 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市场人格”大规模地政治角色化也许会与政治系统发生正面冲 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某种个性，但个性却不能取代共性。在“市场人格”成 熟的条件下，官僚主义的压抑与市场人格的反压抑不仅可能以个人与领导集体摩擦的形 式出现，而且还可能会以社会群体与整个政治系统对抗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值得我们 重视的问题。
鉴于以上原因，政治系统自觉建构政治道德就显得非常必要。政治道德建构是以政治 人为对象，以政治系统运行的目标为参照，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现状为出发点的，因为 人是政治体系“原子”。从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讲，政治系统的“卸载”从根本上将表现 为政治人与政治系统之价值追求相一致的道德完善，而引导人的政治道德走向完善又必 须同时关注人们的政治意识现状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必然性。
三、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原则
政治道德建构是政治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是在政治道德层面上对社会现实矛盾反思 的结果。从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克制转 型期我国公民政治意识中负面因素的需要。笔者认为，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应该坚持 如下几个原则：
1.充分尊重人权。人权问题是国际政治舞台中争论和斗争的焦点之一，也是关涉自由 化和人道主义的一个敏感性问题。人类，作为具有共性的存在物，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 要求。在人类理性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当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借助于某种权利话语表达 出来的时候，人权的观念也就形成了，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空中，带普遍性的 利益要求所借以表达的话语不同，从而使人权概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体而已。人作为 类的共同性及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因而隶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的阶级性决定了 人权具有双重属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权等同于抽象的人性要求，也不能通约 为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果这种判断能成立，那么，西方人权理论中是不乏可资借鉴之成 分的。当然，人权的内容是具体的，具有历史文化时空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构不仅导致物质生活层面的巨变，而且还诱发了精神层面的革命，“市场人格”的形成 就是社会转型中人们精神层面革命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基本的生存权得到满足的同 时，人们对自由、自治、有效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以及保护这些权利的诸如思想自由 和言论自由等其他权利要求日趋强烈。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迫切地要求把尊重人 权当作我国政治系统建构其政治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对人权的尊重不仅起着保 护业已形成的“市场人格”并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向前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有利 于培养公民的政治主人翁意识，有利于根除我国政治系统中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 腐败，尤其是将尊重人权确立为我国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与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此，政治系统在自我调整过程中应该形成相 应的结构，完善相应的制度，为基本人权的实现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必须培 养公民，尤其是那些处于不同权力机构的公民尊重人权的意识。应该说，这是建设社会 主义不可缺少的内容。当然，人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态应该具有其特殊性，它与 集体主义和全局观念不仅不应该相悖，而且应该是统一协调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 己主义也不是其应有的“义项”。
2.自觉地平衡利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个人功利意识增强，在集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抉择中明显倾向于个人利益的现象已不罕见，因此，把平衡利益作 为政治道德建构原则是必要的。这里的平衡利益指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 关系，在确保社会利益服务于普遍的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提倡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 社会利益和整体利益。为此，我们既不能无原则、无条件地用社会利益、整体利益或集 体利益来压制个人利益的实现，也不能以前者的名义来否定个人利益，更不能以社会主 义社会中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服务于个人利益的本质属性或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之和为 由，无限抬高个人利益的地位，从而忽视社会利益的重要性。片面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 方都是有悖于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性的。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对社会具有依赖性，这决定 了每个社会成员有义务向社会提供后者可资再分配的某种资源。当社会成员拒绝这种义 务时，社会就会因为其资源匮乏而丧失其功能。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客观上要求处于不同 社会集团中的个人自觉地将自己所拥有的包括个人能力和智力在内的资源的一部分按照 某种比例分割出来交给社会或者群体进行再分配；同样，取之于个人的社会资源必须以 一定的方式和比例返还给个人，对人们因自然能力造成的差异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性补 偿，从而缓解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和能力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讲，平衡利益对 于政治道德建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即使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也未曾忽 视过对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研究和倡导。
平衡利益既是政治系统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也是公民应该自觉考虑的问题。政治系 统坚持平衡利益的政治道德建构原则，不仅要合理地从个人资源中划分出属于社会的那 一部分，确立个人所得和社会所得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并运用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 段确保这种比例关系落实；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既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又 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政治关系和谐的分配制度，为人们平衡各种利益提供一种宏观的 制度框架和政治法律保障。目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屡禁不止的乱摊派、乱收费 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把平衡利益确立为我国政治道德建构原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对 于个人而言，平衡利益原则要求公民全面认识自己的属性：人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 统一，社会与个人在本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客观上要求他们应自觉地将自身所拥有的资 源按一定比例分割一部分给社会。由此而推知，人们不能将市场竞争理解为一场你死我 活、你亏我赚的，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为极端个人主义进行辩护。事实上，竞争作为 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不能取消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义务，相反，它还强化着个体对社会的 依赖，并因而客观上强化着个体对社会的义务。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 中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实际上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内涵是相对立的。因此，在市场经 济的“语境”中，把平衡利益当作我国政治道德建构原则也是必然的。
3.理性地自主自律。市场人格的形成在政治生活中同时表现为公民的自主性，也就是 说，他们的政治价值判断是他们自己根据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益需要，依靠自己的 理性来完成的。这种自主性同时也会以一定的社会组织方式体现出来，群众性的自治组 织就是一例。在社会转型期，通过系统结构的调整为公民自主性的表达创造条件既是我 国政治发展应该坚持的方向，也是政治主体建构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公民的自主性不 仅是市场经济的内涵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必然扩展，而且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具有一致性 。此外，它也是尊重人权的逻辑延伸。公民缺乏政治生活中的自主，其经济生活和社会 生活中的自主就可能会失去保障，“市场人格”的发育也就不可能臻于完善，其最终结 果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受阻。政治系统坚持这一政治道德建构原则，关键是要生发出一种 有利于自主意识发育、自主行为展开的组织结构，完善自主意识得以表达的法律程序， 并赋予和确保它们的法律地位。近几年来，在中国农村已经初见成效的村民自治就是一 种极好的尝试。从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尝试还应该在更大的层面和领 域进行，同时，自治的形式和内容的法律效率亦待提高。当然，自治并非社会成员自由 意志的任性，它与自律是共生的。既然政治道德建构原则的确立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市场人格”的形成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 决定了人们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赖以自律的根本规范：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法制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条。这些观念形态的东西从宏观上决定着人们的自治行为和方 式。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政治系统在坚持这一原则时应当注意营造宽松 的政治环境和宽厚的政治氛围，并以此为基础，在不断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过程 中，逐步引导他们凭借其独立的理性内化上述规范。仅仅依靠空洞的理论灌输或者行政 命令甚至强制性手段都是于事无补的。另一方面，公民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的自我修养， 以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自主权利，在既定的政治法律道德规范之内保障自己的自主权 利。从我国国情出发，对这些规范中暴露出来的弊端的克服也应该在自律的前提下进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社会失范所造成的动荡。
只有坚持上述政治道德建构的基本原则，我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才能沿着既有利 于稳定又有利于发展的方向推进。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6
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有着自身的政治道德。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原则体现在 自然法这一传统理念中；在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则体现在“天理”或“天道 ”观念中。政治人是政治道德的载体，政治道德在政治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得以体现。与 此同时，政治系统的性质也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为媒介显示出来。作为一种 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道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中政治主体自觉 努力的结果，它标志着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及其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文化的再铸期，也是政治道德的建构期，这是因为政治道德作为一 种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是政治理性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发展中的 基本矛盾认识和理解的产物，具有对策性价值。社会转型是社会各种矛盾寻求深层解决 的一种集体自觉行为，政治道德的建构便是这种自觉行为中的必然。因此，在我国社会 转型期政治道德的建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我国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状况。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特征
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公民政治意识嬗变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仅拓宽了人们的政 治思维空间，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他们提供了多元的政治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客观上在锻造着一种“市场人格”，即一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 自由意志。无论是合法的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力度，还是非法的政治参与的规模和强度， 都能反映这一点。
就我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意识而言，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参与意识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与这一过程平行的还有一些具有负面意义的倾向：公民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即 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因为利益分配结果的差异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心理的差异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执政党所推行的政策的支持情感的差异；政治价值观的模糊性，即 由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如政治腐败和一些下岗职工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一些农民负担 过重等现象导致的人们对凭借灌输而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念的怀疑；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 性，即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强烈的个人功利意识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人们政治行为 的选择，使其政治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功利主义色彩；社会观念的复杂性，即在社会 转型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立足于自身利益需要和价值取向而自主形成的政治观念的错 综复杂性；政治态度的不确定性，即在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人们对现存的政 治系统的积极支持与消极抵触的不稳定态度。[1]此外，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人 们政治意识中表现出来的“软骨症”和政治冷漠，以及通过政治腐败和政治风波等形式 反映出的被扭曲了的政治主体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2]
二、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与政治道德建构
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其消极性亦是明显的。首先， 公民政治意识中具有负面价值的倾向作为一种消极力量阻碍着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并 制约着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例如，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和社会观念的复杂性隐含着人们 不能在思想上“拧成一股绳”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便是其逻辑的必然；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倾向的存在以及在这种因素作用下其政治态 度的游移不定，导致了一些手中有权的政治人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举 措失当，政治腐败由此而得以滋生和繁殖，其结果是执政党的政治凝聚力下降，政治系 统的运行负荷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政治成本增大，政治风险也随之而增大，同时，政治系 统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投入也因此减少。如此循环，必然会使我国社会转型更显艰难。其 次，在政治主体意识日趋强烈的过程中，公民政治意识中的负面因素会对政治系统形成 额外的高压，干扰政治系统的常规运行。因此，政治系统不仅要同作为其运行软环境的 公民政治意识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它还必须自觉抵制其 自身的异化。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就是防止政治系统异化的举措之一。再其次，“市 场人格”独立自主意识的内涵与政治系统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往往直接对 政治系统造成压力，并打破政治系统的运行常规，造成政治生活的局部震荡。因此，在 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市场人格”大规模地政治角色化也许会与政治系统发生正面冲 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某种个性，但个性却不能取代共性。在“市场人格”成 熟的条件下，官僚主义的压抑与市场人格的反压抑不仅可能以个人与领导集体摩擦的形 式出现，而且还可能会以社会群体与整个政治系统对抗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值得我们 重视的问题。
鉴于以上原因，政治系统自觉建构政治道德就显得非常必要。政治道德建构是以政治 人为对象，以政治系统运行的目标为参照，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现状为出发点的，因为 人是政治体系“原子”。从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讲，政治系统的“卸载”从根本上将表现 为政治人与政治系统之价值追求相一致的道德完善，而引导人的政治道德走向完善又必 须同时关注人们的政治意识现状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必然性。
三、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原则
政治道德建构是政治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是在政治道德层面上对社会现实矛盾反思 的结果。从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克制转 型期我国公民政治意识中负面因素的需要。笔者认为，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应该坚持 如下几个原则：
1.充分尊重人权。人权问题是国际政治舞台中争论和斗争的焦点之一，也是关涉自由 化和人道主义的一个敏感性问题。人类，作为具有共性的存在物，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 要求。在人类理性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当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借助于某种权利话语表达 出来的时候，人权的观念也就形成了，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空中，带普遍性的 利益要求所借以表达的话语不同，从而使人权概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体而已。人作为 类的共同性及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因而隶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的阶级性决定了 人权具有双重属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权等同于抽象的人性要求，也不能通约 为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果这种判断能成立，那么，西方人权理论中是不乏可资借鉴之成 分的。当然，人权的内容是具体的，具有历史文化时空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构不仅导致物质生活层面的巨变，而且还诱发了精神层面的革命，“市场人格”的形成 就是社会转型中人们精神层面革命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基本的生存权得到满足的同 时，人们对自由、自治、有效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以及保护这些权利的诸如思想自由 和言论自由等其他权利要求日趋强烈。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迫切地要求把尊重人 权当作我国政治系统建构其政治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对人权的尊重不仅起着保 护业已形成的“市场人格”并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向前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有利 于培养公民的政治主人翁意识，有利于根除我国政治系统中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 腐败，尤其是将尊重人权确立为我国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与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此，政治系统在自我调整过程中应该形成相 应的结构，完善相应的制度，为基本人权的实现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必须培 养公民，尤其是那些处于不同权力机构的公民尊重人权的意识。应该说，这是建设社会 主义不可缺少的内容。当然，人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态应该具有其特殊性，它与 集体主义和全局观念不仅不应该相悖，而且应该是统一协调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 己主义也不是其应有的“义项”。
2.自觉地平衡利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个人功利意识增强，在集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抉择中明显倾向于个人利益的现象已不罕见，因此，把平衡利益作 为政治道德建构原则是必要的。这里的平衡利益指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 关系，在确保社会利益服务于普遍的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提倡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 社会利益和整体利益。为此，我们既不能无原则、无条件地用社会利益、整体利益或集 体利益来压制个人利益的实现，也不能以前者的名义来否定个人利益，更不能以社会主 义社会中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服务于个人利益的本质属性或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之和为 由，无限抬高个人利益的地位，从而忽视社会利益的重要性。片面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 方都是有悖于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性的。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对社会具有依赖性，这决定 了每个社会成员有义务向社会提供后者可资再分配的某种资源。当社会成员拒绝这种义 务时，社会就会因为其资源匮乏而丧失其功能。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客观上要求处于不同 社会集团中的个人自觉地将自己所拥有的包括个人能力和智力在内的资源的一部分按照 某种比例分割出来交给社会或者群体进行再分配；同样，取之于个人的社会资源必须以 一定的方式和比例返还给个人，对人们因自然能力造成的差异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性补 偿，从而缓解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和能力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讲，平衡利益对 于政治道德建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即使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也未曾忽 视过对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研究和倡导。
平衡利益既是政治系统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也是公民应该自觉考虑的问题。政治系 统坚持平衡利益的政治道德建构原则，不仅要合理地从个人资源中划分出属于社会的那 一部分，确立个人所得和社会所得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并运用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 段确保这种比例关系落实；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既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又 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政治关系和谐的分配制度，为人们平衡各种利益提供一种宏观的 制度框架和政治法律保障。目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屡禁不止的乱摊派、乱收费 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把平衡利益确立为我国政治道德建构原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对 于个人而言，平衡利益原则要求公民全面认识自己的属性：人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 统一，社会与个人在本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客观上要求他们应自觉地将自身所拥有的资 源按一定比例分割一部分给社会。由此而推知，人们不能将市场竞争理解为一场你死我 活、你亏我赚的，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为极端个人主义进行辩护。事实上，竞争作为 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不能取消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义务，相反，它还强化着个体对社会的 依赖，并因而客观上强化着个体对社会的义务。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 中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实际上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内涵是相对立的。因此，在市场经 济的“语境”中，把平衡利益当作我国政治道德建构原则也是必然的。
3.理性地自主自律。市场人格的形成在政治生活中同时表现为公民的自主性，也就是 说，他们的政治价值判断是他们自己根据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益需要，依靠自己的 理性来完成的。这种自主性同时也会以一定的社会组织方式体现出来，群众性的自治组 织就是一例。在社会转型期，通过系统结构的调整为公民自主性的表达创造条件既是我 国政治发展应该坚持的方向，也是政治主体建构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公民的自主性不 仅是市场经济的内涵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必然扩展，而且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具有一致性 。此外，它也是尊重人权的逻辑延伸。公民缺乏政治生活中的自主，其经济生活和社会 生活中的自主就可能会失去保障，“市场人格”的发育也就不可能臻于完善，其最终结 果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受阻。政治系统坚持这一政治道德建构原则，关键是要生发出一种 有利于自主意识发育、自主行为展开的组织结构，完善自主意识得以表达的法律程序， 并赋予和确保它们的法律地位。近几年来，在中国农村已经初见成效的村民自治就是一 种极好的尝试。从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尝试还应该在更大的层面和领 域进行，同时，自治的形式和内容的法律效率亦待提高。当然，自治并非社会成员自由 意志的任性，它与自律是共生的。既然政治道德建构原则的确立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市场人格”的形成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 决定了人们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赖以自律的根本规范：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法制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条。这些观念形态的东西从宏观上决定着人们的自治行为和方 式。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政治系统在坚持这一原则时应当注意营造宽松 的政治环境和宽厚的政治氛围，并以此为基础，在不断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过程 中，逐步引导他们凭借其独立的理性内化上述规范。仅仅依靠空洞的理论灌输或者行政 命令甚至强制性手段都是于事无补的。另一方面，公民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的自我修养， 以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自主权利，在既定的政治法律道德规范之内保障自己的自主权 利。从我国国情出发，对这些规范中暴露出来的弊端的克服也应该在自律的前提下进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社会失范所造成的动荡。
只有坚持上述政治道德建构的基本原则，我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才能沿着既有利 于稳定又有利于发展的方向推进。
收稿日期：2002-12-23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7
关键词：社会治理格局全民共建共享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我们党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路径认识上的新突破。如何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轨，各种社会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更加明确了社会治理是共同参与的理念，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任务。
（一）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
目前，理论界关于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深刻把握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要把握几个关键点。
首先，从治理主体来看，突出“全民”。传统的管理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是单一主体，独揽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配置，主导公共事务管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全民性，更加突出公众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主体作用。“全民”不仅仅是全体人民，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治理主体作为结构性力量的整合”[1]，其核心是“共治”。各治理主体充分参与、平等协商、协同合作、良性互动，共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
其次，从治理过程来看，强调“共建”。“共建”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本质属性。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其必须靠全民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建设。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治理离不开人民的推动。“共建”的核心是“参与”，是多元主体的积极、有效参与。当前，作为治理主体的三大结构性力量，其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严重不足。搭建共建机制，实现公众的有效参与是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重要突破点。
再次，从治理目标来看，彰显“共享”。社会治理以实现和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其最终目标是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更加彰显让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实现治理过程共享，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享，实现人民群众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共享”不仅仅是物质成果的共享，更重要的是“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的共享”，[2]而且共享必须建立在共建的基础之上。
总之，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各治理主体充分参与、充分协商，并尽可能达成共识，形成良性互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关系和治理模式。
（二）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现实意义
1.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多样性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多样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当前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多元的利益格局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社会矛盾的化解，多元利益的协调考验政府、市场和社会的驾驭能力。二是公众的信任面临系统性缺失。当前公众权利意识有所提升，对公权力不是一味地服从，尤其是当民众与公权力发生矛盾时，其矛头必然指向公权力。群众对公权力的代表如城管、警察、公务员等系统失去信任，众多的发生就是明证。如何赢得群众信任考验着政府的能力。三是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网络化在价值观多元的当前中国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引导的好会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处理不好会发生裂变，导致局面失控。网络虚拟社会治理问题不容忽视。总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必然要求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
2.公众参与不足倒逼社会治理全民共建共享
公众的有效参与是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和核心，是社会善治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治理中，一方面，公众参与的意识不够，欠缺内在动力。公众的参与大多是外力的推动，主要是政府占主导，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社会治理复杂艰巨任务的完成，不利于矛盾冲突的化解；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庞大的公共管理机构面前，单个的公民是缺乏抵抗力量的，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社会组织作为扩大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目前在我国发育仍不充分，活力不足，尤其是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强，与政府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全民共建共享治理格局的构建必然要求全民有效参与。
二、协商民主与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契合性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在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二者在价值、过程和方法等方面高度契合。
（一）价值契合：共享理念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是公平正义。协商民主是指“公民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公共协商，提出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4]协商民主在本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
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和突出特征。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利益的冲突。协商民主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通过理性的讨论、辩论和协商对话的方式，引导不同的利益主体，使其不仅关注自身利益，而且着眼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既有社会精英，又有社会大众，而且更关注的是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这种参与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形式上的公平，有利于机会公平的实现。另外，在协商对话的过程中既关注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也兼顾少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体现了内容上的公平正义。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各个治理主体共担责任、共享成果，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共享理念的体现。协商民主与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价值目标和追求上是契合的。
（二）过程契合：协商共治
平等参与、共同协商是协商民主的核心特征。协商民主强调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平等参与，在参与过程中针对共同的议题协商讨论。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协商共治的局面。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探索出如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听证会、征询委员会等实践形式，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的意见，为普通公民的参与搭建了有力的平台，能有效弥补政府和公民沟通互动的不足；另一方面，协商过程有利于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培养。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诉求。在协商过程中，即使最后参与者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但有了这种理性的表达，公众的意见得到尊重，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了公民意识，便会调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通过民主协商才能实现。社会治理格局中各治理主体之间在本质就是一个互动的结构关系，而形成稳定的关系格局的基本前提就是协商。其一，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作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三大结构性力量，政府、市场和社会平等协商，允许不同治理主体发表意见，进而寻求最大公约数。二是各治理主体之间要多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是单向度的，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公众和社会组织只能服从配合。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各治理主体相互协作，充分互动、共同治理。
（三）方法契合：法治方式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治理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法治。一是协商民主是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法治的核心之一就是保障公民权利。协商民主通过多种协商方式，在协商过程中提升公民意识、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二是合法性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特性。“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民主，强调程序正义，注重体现竞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5]整个协商的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给协商民主赋予了法律的意蕴。另外，协商民主最终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要通过法律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实现对公民权益的保障。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要靠法治方式推进，要有法治的保障。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要实现共享的价值目标，最重要的是要善用法治思维，遵循权责一致的原则，明确界定各治理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明确权利的同时承担共建的责任，共享社会治理的成果。
三、运用协商民主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
（一）基础：树立协商新理念，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1.树立人民主体的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条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协商民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核心，把人民是否能够充分享有民主，特别是政治参与权利，作为民主得以真正实现的根本标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治理格局，突出了人民主体的地位。因此树立人民主体的理念，有利于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
2.树立权责一致理念
权责一致是每个社会治理主体都应该遵循的原则。作为政府，在享有公权力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协商民主的视角下，关注群众利益，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搭建沟通平台是其首要责任。而作为公民，除了享有各种权利之外，还必须意识到参与协商、参与讨论、参与治理是其责任和义务。作为社会组织，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要意识到参与协商和治理是其应尽的责任。
（二）关键：扩大公民参与，培育公共精神
1.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
公民意识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而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公民意识的养成。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途径提升公民意识。在城市和农村，通过宣传引导的方式，让公民意识到参与社会治理是他们的权利，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尤其是对公民的参与行为要给予肯定。特别是要注重运用新兴媒体平台，公布协商议题，鼓励公民发表不同意见和建议，深入普及全民参与的理念。二是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培育公民意识，提升参与能力。鼓励公民参与社区自治，参与基层自治组织，通过各个层次的协商民主实践和有效的实践形式，让公民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参与的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2.畅通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首要条件是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而民众在社会治理中的缺位依然很普遍。为此，一是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渠道作用。人民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其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基本准则，在协商民主中发挥着联系基层、社会和群众的重要渠道作用。但是，目前，人民政协在吸纳新利益群体和行业代表时还是侧重于精英阶层，其整体的代表性不够，为此要完善阶层限制，既要重视吸纳社会精英，更要扩大下层群众和社会组织代表的数量，使人民政协这项制度资源发挥出最大功效。二是完善民主决策机制。要完善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机制，凡是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教育医疗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让公民参与讨论。
3.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
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能将分散的利益纳入机制化通道，通过利益组织化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化解矛盾冲突。公民参与程度不高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活力不足，公民没有组织化的参与途径。为此，一是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参与能力。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二是推进政社分开，扩大社会组织的协商空间。当前，我国社会的治理格局仍然存在“强政府、弱社会”的问题，这种格局严重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此，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使政府真正放权于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商，使社会组织成为协商民主的真正合格主体。
（三）保障：健全协商制度，搭建共建机制
1.健全协商对话制度。当前协商对话制度存在一些诸如弱势群体参与不足、缺乏程序和法律保障等问题。为此，一是在宏观层面，从法律上对协商对话制度予以确认。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各协商主体平等对话、有效沟通。二是在微观层面，完善具体的协商对话制度体系。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等，从制度上保障对话渠道的畅通。另外，要积极推广和发展类似“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互联网公共论坛”等基层协商对话形式，加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对话和协商，积极构建协商对话制度体系。三是加强协商程序性制度的构建。应当对协商议题、参与代表、协商方式、协商对话角色、协商反馈意见等做出详细规定，对协商程序进一步细化、具体化。
2.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当前，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人们的利益表达和实现途径不畅，严重制约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运用协商民主建构利益协调机制尤其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是重中之重。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理性的表达方式是建立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首先，完善法定的如行政复议、仲裁和诉讼等诉求表达途径，使利益关系最好能在法定渠道内解决。其次，充分发展团体型利益表达主体。人大、政协、社会组织应该成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尤其是要发挥工会、农会等团体组织的协调协商功能。再次，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建立利益诉求表达的网络平台。
3.建立协同共建机制。在现代多元社会条件下，唯有协同治理才是出路，而共建机制的构建则是协同治理的核心所在。一是共建机制的构建要以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听证、对话、咨询等协商民主形式让群众广泛参与、协同治理。二是共建机制的构建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政府要与市场和社会充分互动，实现政府与群众、基层组织、自治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从而实现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周红云，宋学增.构建全民参与的共建共享格局[n].学习时报，2016-7-14（a5）.
[2]周红云.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2）：129.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2.
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8
政治是人类社会中最需要理性和法律控制的领域与过程,这不仅是因为政治包含着权力支配的强制性力量,同时也因为它是社会制度的主要来源和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下面是论政治法律的基础。
政治制度的建构与运行对社会和个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没有合理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就不会有合理的社会体制、价值追求以及良好的个人生活品质。政治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表现为社会所必需的公共诉求和权威性力量,同时也是有可能趋向于邪恶的力量,因为政治“具有某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从而潜藏着对人类命运或生活方式加以主宰的危险倾向”;“政治及其权力由于具有自我扩张的必然倾向,从而常常隐藏着突破对它所施加的制度性和机构性制约的危险性”。法治其实就肇始于利益约束和规范政治的客观需要,法治的实质和重心就是要实现政治过程的法律控制和法治化,即把政治过程、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权力驰骋的领域都纳入法律监控的范围,实现政治的规范化和程序化运行———这即是政治法治化的基本目标。法律并不完美,并不能确保权力不被滥用,但相对于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权力统治来说,法律控制下的政治更富有理性,能够减少政治的随意性而给民众以安全。法律的价值就在于使任何个人或权力都受到合理的限制而不能随心所欲。政治是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实现政治法治化乃是实行法治的核心和关键,没有政治的法治化,根本不可能推进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离开法律规范的政治过程就很容易导致专制、腐败和严重的非理性化。要保证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保证社会的理性发展,就必须防范政治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化,实现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运行。政治必须通过法律来确定其运行原则、规则与程序,确保合乎人类的共同理性与价值,而不应该处于完全权力化和宗教(神)化的状态,更不能处于由少数人意志掌握的状态。法律独立于政治,进而超越于政治之上,使政治从支配规则变为服从规则的治理,这既是法治国家必然具有的重要表征,也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径。但遗憾的是,法律天生依附于政治,社会和政治本能地具有权力化倾向,法律本能地具有权力依附性。权力之所以能主导政治,是因为它是一种强制性力量,能够迫使民众服从。法律的效力来自权力,没有权力的支持,法律有可能还比不上道德的社会效应。在权力主导的社会,法律只能是权力的产物,只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不可能具有控制权力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在社会的内在逻辑中,法律要求政治服从的依据与力量何在?
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9
关键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公共安全；综合治理；市场化防控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1－0073－05
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不仅是重要的社会需求。更是重大的政治责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政目标，而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以公共安全为必要的前提。因此，深入研究建设治安防控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新世纪社会公共安全的必然选择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共安全限定于维护治安稳定的狭义范围，是指严密防控违法犯罪，有效应对并解决各种社会治安问题。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构建并完善行政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社会化与市场化相结合、整合各种社会防控资源的治安防控体系，可谓治本之策，也是必然选择。
(一)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推进公共安全体制的转型
从新中国建立到“”前的一段时期里，党和政府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同行政化、政治化高度耦合，封闭型与大一统式的公共安全体制；其特点是同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层级型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来保证其运行，同时淡化法律Ⅲ。这一时期的公共安全体制属于单纯的国家行政体制，政府将公共安全的所有事务均纳入行政管理中，保障公共安全的工作也主要依靠公安政法机关以及各级保卫部门等来完成。这种体制由于能够适应当时的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从而得以发挥其职能与效率，基本上实现了社会由乱到治、人民安居乐业的稳定局面。
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已由原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对内对外的开放状态，传统的公共安全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治安防控的盲区与漏洞，从而为违法犯罪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犯罪率居高不下，也正是防控功能缺位或减损的集中反映。可见，传统的公共安全体制显然已经难以为继；因为传统体制所依托的高度统一且封闭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是同质和单一的，并且必须纳入国家行政管理序列；利益主体的行为过程也比较单纯，劳动者被牢牢束缚在经济组织内。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城乡经济实体和市场利益主体呈现为多元化格局，劳动者也得以在市场中自由流动，致使以往行政层级型的治安防控职能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公众在经济生活多样化的同时，也对公共安全产生了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必然要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总之，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呼唤着公共安全体制的创新，推动着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体现为公共安全的体制创新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严重刑事犯罪急剧增长的态势。面对犯罪的恶性膨胀，公安机关强调通过“严打”来遏制犯罪激增的势头。而实践证明，“严打”是特殊时期维护公共安全的特殊手段，其边际威慑效应也会呈曲线型递减，因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在“严打”中形成的集中打击、统一行动的执法也是一种被动型警务模式。通过对现阶段犯罪问题的深入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国家的政法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犯罪原因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与综合性，必然要求对犯罪进行综合治理。因而公共安全开始寻求体制上的创新，逐渐产生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并发展为治安工作的总方针，为公共安全体制的转型提供了划时代的创新思路。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最大的广泛性、开放性，其难点在于落实；而落实的关键在于建立起治安防控体系，并使之有效运行，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作机制，从而将综合治理的制度、规划等“激活”，推动其落实。可见，治安防控体系是在贯彻综合治理方针的过程中产生并为之服务的。体系的构建是在总结以往治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来设计治安防控网络和警务模式，具有鲜明的指导性与操作性。
(三)维护公共安全必须强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的防控功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之一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一原则要求将打击和防控有机地结合、协调起来；既要严厉惩处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更要注重减少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从根本上控制和减少社会致罪因素。强调“重在治本”，即注重从“病因”、“源头”入手治理犯罪，因此应强调系统的防控功能，尤其是事前的防控。西方有关学者早已在注重防控上形成了共识，以美国学者纽曼的著作《防卫空间》为代表而开创的环境犯罪学，经过不断发展，对治安防控的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无法判断茫茫人海中谁存有犯罪企图，并且即便知晓谁萌生了犯罪动机，而在其付诸实施之前也不能限制其行动。那么，则应当从犯罪的目标与条件上去限制犯罪，设置犯罪的障碍，制造犯罪“得不偿失”的条件，使其想犯罪却无法实现，或者即便一时得逞，也难以得到非法利益以及难于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提高犯罪的成本。已然萌发歹念的主体则可能因为犯罪的难度与风险过大，机会与风险成本过高，而不得不放弃犯罪的企图，由此则大幅度减少罪案的发生。
因此，治安防控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必须正确处理“打击”与“防控”的关系，扭转忽视防控的倾向。因为这是公安实践中极易产生的一种倾向，即防控说起来很重要，然而由于成绩不突出，且难以量化，常被视为“软任务”，而没有真正投入精力来抓。因此，必须强调将治安防控业务摆在重要的优先的位置，制定工作规范，纳入绩效考核，切实抓出成效。而构建治安防控体系使得注重治安防控的理念具有实际操作性与绩效检验性，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四)发展社区警务成为公共安全体制创新的支撑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相当比例的公众由过去的单位所属过渡到社区所属。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各种“社会人”活跃在社区里，社区成为公众聚居的生活共同体；以往通过企事业单位实施的管理措施，必须变换方式转移至社区。因此，发展社区警务成为公共安全体制创新的支撑点，成为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
所谓社区警务，是指警方与社区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共同开发社区治安资源，强化自治互助，形成主动反应型警务模式。发展社区警务是公安工作与时俱进，并同国际接轨的实践。应当看到，欧美国家的社区警务，一是产生于“快速反应、刚性打击”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警务革命之后，有其物质基础条件与训练水平；二是欧美国家的社区明显具有民主自治的文化氛围，公众积极响应、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尽管在这两方面我国尚有欠缺，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发扬公安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战略。
发展社区警务，必须转变观念，将公共行政管理转变为公众参与的公共安全治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呼唤着包括治安防控在内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公共治理”较之“公共管理”，是理念的提升，是公众参与度和广泛性的拓展。社区公众及其组织既有对公共安全的迫切需求。也蕴涵着维护公共安全的巨大能量和参与积极性。社区警务应当整合、释放这种能量和积极性，警民共同构建治安防控网络。
(五)引进市场化防控机制，实现公共安全治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治安防控体系，应当引入市场化的运行与竞争机制，实现公共安全治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因为防控工作如果沿用过去那种政府包揽、行政命令等手段，往往行不通。必须走市场化运行、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业化发展之路；只有遵循市场规律的治安防控才具有生命力。市场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深层次地引导并且决定着人们行为的方向和力度；这在公共安全治理中也不例外。构建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强调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以市场规则来调节治安防控的供求与资源配置，使其具有公众广泛参与的稳固动力，成为自我最佳调节与配置的不竭的动力源。建立以市场为依托、产业为载体、安全服务为核心的防控网络，至少能够预期发挥如下作用：
(1)有利于满足公众对公共安全的多样化需求。以市场机制调节治安防控的供求关系，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能满足公众“花钱买平安”的愿望，达到“双赢”的目的。
(2)有利于缓解国家防控投入有限，特别是警力不足的压力。走市场化调节之路，能够整合并引领民营防控资源。依据防控需求来拓宽其职能。使之成为社区警务的补充，体现了“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理念。既可为国家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又能促进公共行政职能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3)有利于提高民间闲置资本与人力的利用率。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闲散人员增多，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市场化调节与疏导，将这些闲置资本与人力吸纳到防控企业中，既可增加防控力量。又能优化社会结构，促进体制转型。
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概述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如何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维护新世纪的社会公共安全，成为摆在公安机关乃至综合治理工作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内涵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内涵可界定为：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合理配置警力并且整合社会防控资源，以社区警务为基础，以巡逻防控为主要勤务，以刑侦防控为重点环节，以群防群治为依托，以技术防控为支持，形成统一指挥、信息共享、反应灵活、协调有序的“打防管控一体化”的工作系统和运行机制。
构建治安防控体系，是在总结长期治安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既然“严打”不是动态治安的根本对策，而静态防控模式又已经不合时宜，建设治安防控体系则理应成为维护新世纪社会公共安全的必然选择，成为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逻辑性创新。鉴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1年9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重申“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的任务。200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加强治安防范和管理，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增强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应当说，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党中央总结长期的治安防控经验，针对严峻复杂的治安形势，对公安工作乃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所作出的新的部署。
(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特征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对以往的治安整治模式的扬弃，只有把握其基本特征，才能提高构建这一体系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1、长期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往垂直贯通的行政层级序列逐渐被横向发展的社会亚系统所排挤，社会出现价值多元化的趋向。这必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旧有的平衡，经历大幅度的调整和相对无序的阶段，再达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的平衡。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转型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决定了比较严峻的治安情势会长期存在。建立并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任务。另一方面，构建治安防控体系也不会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当依时而变，即根据社会生活的变迁、违法犯罪的规律、治安热点的转换等而有所调整与充实，使治安防控体系更趋完善而高效。
2、整体性。治安防控体系是由多元化的防控途径、主体、目标等构成的统一整体。“在防控体系中，防控主体不是各种防控力量机械地简单迭加，而是公安机关各警种之间，公安机关与群防群治力量以及社会公众之间，按照一定关系和一定规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是公安机关内部警力资源和社会治安资源的整合与重组。”治安防空体系的目标在于将防控资源组合成集约、协同、灵活、高效的系统，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优势，以提高整体防控功能。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正确划分层次并且不断优化系统，达到职责和权利的平衡与统一，以体现整体效益。
3、协同性。治安防控体系充分发挥“打防管控一体化”的协同优势，实现防控结构与效益的最佳化。治安防控的复杂性决定了防控主体及其职能的多样性，各警种以及社会防控资源理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否则，就丧失了主动性与创造性。但决不是各自为战、政出多门；否则。就失去了协同优势。协同性最直接的体现是快捷、高效的信息和指挥调度机制，要求防控系统贯彻信息驾驭型防控的思想，注重科技防控网络建设，广泛收集、分析治安信息，建立检测体系和应急预案，及时调整决策与部署，形成协同配合、信息灵敏、指挥有力、处置得当的快速反应机制。
4、开放性。治安防控体系强调开放性，是由于其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应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防控资源的支持与配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犯罪严重化带来的压力等，公安群众路线有所削弱，导致基础工作薄弱、重打轻防轻建、打防管控脱节等现象。构建治安防控体系并且强调其开放性，为发挥公安群众路线的传统优势，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供了有效载体。是发掘社会防控资源，促进公共安全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契机。
5、规范性。制定规范进行引领和约束，系统才有其稳定性，才能形成治安防控的长效机制。系统的各项规范一经确定，必须保持其权威性、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随意变动。规范性的外在形式是一整套严密规制、耦合联动的规章制度；当然，系统的规范性也是相对的，当治安形势出现变化，而原有体系的结构、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系统则应根据需要而调整。但无论是继续完善，还是自我更新，均必须是系统权威性的变更，是规范性的一种提升，而不是对规范性的减损。
三、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目标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关系国家政治安定和社会公共安全。应当瞄准体系建设的目标，完成下述五个方面的转变：
(一)由静态防控转变为动态防控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高度集中的组织化管理，实现了对静态社会的严密控制，违法犯罪既没有社会空间，也没有个人空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财物的广泛流动，违法犯罪不仅数量激增，而且犯罪方法、手段等不断翻新。流窜作案增多，再延续以往的静态防控模式显然是难以适应了。构建治安防控体系，要求由静态防控转变为动态防控，由单纯的人员防控转变为全方位的整体防控。防控主体上，公安各警种要改革现有体制，克服机关化倾向，要警力下沉、充实基层、立足实战；同时指导社会防控力量的建设，实现市场化、企业化经营。防控模式上，实行警务联勤、治安联管、信息联通，形成动态防控合力，共同对违法犯罪作出动态反应。
(二)由阶段性防控转变为规范性防控
建国以后，国家通过一次次的群众运动来激发社会的活力，公安机关主导的治安防控工作也围绕这些运动而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防控能力受到极大的冲击，公安机关为遏制违法犯罪的膨胀之势，一次次地开展“严打”以及专项整治行动，形成了对运动的依赖性。这种阶段性防控模式弊端明显，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治安状况却末见根本性好转；而反映在人为设计的执法风格上，也难免是“一阵风”，治安防控时紧时松、时急时缓，搞“花架子”。不法分子也学会“听风声、看风头”，犯罪率时起时伏，治安防控陷入“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怪圈。此种防控模式确实应当改变，因而提出了“打防管控一体化”的思路，探索规范性的整体防控。防控职能与规范确定后，管理规制、责任细化、失职究责，力求防控体系规范化、常态化地运行起来。
(三)由粗放型防控转变为集约型防控
传统的治安防控往往以集中警力投入、组织专项整治的方式展开，这种“大轰大嗡”的运动式、单纯打击型的工作模式，比较看重声势，而不注重实效，更不考虑效益，属于粗放型的防控。公安警力以及社会防控资源也是有限的，尤其是以警员体力、警用装备、科技手段等综合形成的“警力”，不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包括严打整治在内的治安防控，必须讲求实效。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构建治安防控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旨在科学地整合、运用防控资源，避免由于重复布警、滥用警力而导致的警力不足；避免由于多头指挥、推诿扯皮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力求通过防控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实现其充分的开发利用，走集约化防控之路。这就要求加大科技防控建设的投入，以技防网拓展监测，引导合理处警，警情主导警务。使有限的警力用得其所。
(四)由封闭式防控转变为开放式防控
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人口流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很少跨地区流动，一切均在掌控之中，治安防控是封闭式的。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必须改变以往对人员和社会组织的封闭管理方式，而实行开放的治安防控，以保证人财物流动的安全有序。在防控目的上，必须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决不能为了维护治安而限制市场、阻滞流通，那就减损了治安防控的社会价值。在防控主体上，除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还应当动员全社会的防控力量积极参与，特别是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安全多样化需求和价值规律，按照“市场化、专业化、企业化”的思路，完善专业辅警、民营保安等的管理体制，以提供有偿的形式获得工资、福利保障，积累后劲并创出品牌，稳步实现治安防控的产业化规模效益。在防控方式上，鼓励运用多种信息资源和防控力量，以联勤联防的形式达到防控效能的最大发挥。
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篇10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基本原则发展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其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要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在“扩大”与“有序”中稳步推进和发展。
正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必须符合我国现实国情，走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在设计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推进路径时，必须切实把握几个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我国人民利益的广泛性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复杂性、艰巨性，必然要求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强的政治核心，来广泛地动员、领导和组织人民掌握好国家权力，管理好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各项事业，这个领导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无从谈起。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毋容置疑亦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这一根本原则要求我们，在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扩大”与“有序”上来下功夫，既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人数，拓宽参与领域、创新参与渠道，又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更进一步地说，“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①这就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之下的政治参与。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是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原则。第一，必须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最基本的国情，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存在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破解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困境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第二，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效果如何，不能靠口头上的争论，不能从书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也不能靠某个权威来评判，而只能“拿事实来说话”，必须靠实践来检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第三，必须要坚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素质总体偏低，而这些综合素质的提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其次，我国政治参与建设本身具有长期性。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国情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而绝非一蹴而就。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是一个数以亿计的社会流动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全面保护，政治诉求能否得到切实实现，既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又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要体现以人为本，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理所当然应必须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要保护他们的政治参与权利。具体说来，以人为本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就是要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价值、尊严为本，就是要维护他们的政治参与权利，拓宽他们政治参与的渠道，创新他们的政治参与形式。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提出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也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注重社会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首要价值原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核心权利—政治参与权利理应得到平等的享受和保护。公平原则，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上，主要是立法公平和权利平等。首先，从法律公平的角度讲，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真正保护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缺乏切实的法律保障。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必须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加强立法，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平等公民权益；其次，从平等层面上讲，体现在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上还有权利平等。实行同票同权，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地位和待遇，共同参与城市的社会管理，共享城市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首要价值原则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及时立法引导原则。民主与法制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人民的民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制度、民主结构、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都需要有法律加以确认、规范，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党的十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当然需要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实施，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保护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缺乏切实的法律保障。因此，国家必须及时尽快制定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或《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以积极的态度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依法维权，使他们自觉地认识到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不合法的，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重要规范作用和引导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既要注重质和量，也要注重合法有序，既要注重“扩大”，又要注重“有序”。“扩大”与“有序”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
“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量”和“质”要求。在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一词的内涵，就是指在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之上，不断地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参与渠道，扩大政治参与客体，增加政治参与主体，既有“量”的要求，也有“质”的规定。
所谓“量”的要求，就是指政治参与的广度，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即社会成员是否实现普遍参与。在我国政治参与主体十分广泛。二是参与客体的广泛性，即参与内容或者范围的广泛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具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和自由，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和游行的自由。台湾学者郭秋永指出：“19世纪末叶以来民主政治的演化，实际上沿循两种方式进行。其中一种方式是‘政治参与之权利项目’的逐渐增加，例如选举权、请愿权、担任公职权、以及结社权等权利的逐一添增；另一种方式则是分享‘政治参与权利之人数’的逐渐增多，例如选举权的历史，便是渐渐取消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种族及性别等限制，从而使得享有选举权的人数，逐步提高，终至成为全体公民所共享的一个过程。”
显然，就政治参与的广度而言，不论是在政治参与主体还是政治参与客体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都应该是扩大的最主要社会群体之一。当然，“扩大”还应拓宽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除了畅通现有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激活现有的政治参与方式之外，还应该进一步探寻其它政治参与渠道，创新其它政治参与形式或方式。
所谓“质”的规定是指政治参与的深度，即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否充分、自主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参与的充分性、自主性、层次性、实现性等方面。政治参与的充分性是指公民对整个政治参与过程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并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和要求；政治参与的自主性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即公民的政治参与完全是出于内心的自愿，而不是他人的物质、精神诱惑或迫于压力；政治参与的层次性主要是指政治参与所涉及的政治权力的层次性。公民政治参与所能够达到的权力层次，直接关系到其参政目标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政治参与的实现性是指政治参与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目标倾向性，即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过程表达利益需求和意愿偏好，影响政治体系和政府官员，促使公共政策有利于实现其自身偏好。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要不断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扩展可以直接反映民主政治发展的深度。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科恩所说：“理想的民主不应仅仅是让公民们在汤姆和哈里之间（或没有竞争对手的亨利）选择一人就算是参与了管理，而应该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识别问题，提出建议，权衡各方面的证据与论点，表明信念并阐明立场。”
当前，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就要求我们从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出发，既要做到增添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人数和拓展政治参与范围与领域的有机统一，又要做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层次、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和丰富政治参与的形式的有机统一。
“有序”：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要求。政治参与的“有序”，是指公民通过合法的方式、以制度化的渠道、有节制地进行政治参与，这是理性政治参与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就应当是理性政治参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尽量减少和避免非理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首先，有序的政治参与就是要合法。所谓合法就是指政治参与符合现存国家和社会的法律规范，表现为有序的政治参与；相反，非法就是指政治参与不符合现存国家和社会的法律规范，表现为无序的政治参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体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法律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因此，在我国应鼓励、倡导和扩大公民合法的政治参与，尽量减少和避免非法的政治参与。
其次，有序的政治参与就是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进行的政治参与。有序的政治参与必然是通过法定的制度化参与渠道而进行的政治参与，例如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等，而不是通过暴力对抗、自杀性威胁、静坐、集体罢工等非制度化方式进行的政治参与。在我国，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时有出现不畅通的状况，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时有上升的趋势。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畅通和拓宽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创新政治参与形式，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最后，有序的政治参与还表现在有节制的政治参与，即政治参与的限度或边界，强调政治参与要适度，在一定范围内的适度参与。这就要求政治参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与社会发展的程度要相适应，其底线就是不允许对现行的政治秩序造成太大的冲击力。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须要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的承载范围之内。在当代中国，如何来评价“有节制的公民参与”的政治效应呢？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要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促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其实，这三条标准完全适用于公民政治参与问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无疑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而我们“今日社会迫切需要的是扩展公民参与的深度、广度，需要的是要提高已经实现的参与的质量，使之更加充实。理想的公民参与不仅仅是让公民在选择代表后就算是参与了管理，而应该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识别问题，提出建议，权衡各方面的证据与论点，表明信念并阐明立场，推定政府的候选人—一般而论，即促进民主并深化思考。如果公共行政不仅准许公民持续、有力、有效的普遍参与，而且鼓励公民了解情况，并且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那么可以讲，这种社会的公民参与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参与。”②从总体上讲，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处于不足而不是过度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政党应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支持、引导和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有序的政治参与。
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广泛而充分的政治参与，就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在“扩大”与“有序”中稳步推进，而不可一蹴而就，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决定的，也是由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既要注重原则，又要把握方向，既要重视参与的广度，更应重视参与的深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
【作者分别为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方略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YJa710079】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