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定义篇1
研究金融监管就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金融监管。所谓金融监管，就是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范围涵盖狭义和广义两个部分，狭义来讲，金融监督是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的监督管理，这种监督管理包括金融机构及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的业务活动等方面；广义来讲，金融监督就是在狭义理论的基础上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另外一种对金融监管的通俗解释就是应对金融脆弱性和金融交易信息不对称，保护金融交易双方权益，维护金融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内容涵盖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规范。
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具有重要的意义。1、首先是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金融监管能够有效地保证金融市场的有序竞争，从而能够有效地避免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的动荡，保证各个金融机构进行有序公平的竞争，降低金融业的从业成本，提高金融业的服务效率，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性化的服务。2、有效的金融监管是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有力途径。因为证券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存款人和银行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所以为了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就有必要保证存款人、证券投资者获得足够的信息。所以根据这方面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保证投资人和存款人全面了解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内部控制，资产运用和资本状况。3、金融监管能够强有力的维护信用与支付体系的稳定。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在市场经济中，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调节资金短缺的状况。所以对金融机构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不但能够维护信用和支付体系的稳定还能够化解金融?C构的风险，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
二、金融监管的研究现状
金融监管的定义篇2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原则；必要性；对策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部分是因为政府监管失灵。阐述了金融监管定义、原则和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响应对策，以其为有关金融业工作者提供参考。
1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金融监管的定义篇3
随着金融服务贸易被纳入wto的多边框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简称金融自由化或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问题就成了wto和各成员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寻求金融自由化所需要的多边纪律与各国追求监管目标的自由之间存在冲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取决于二者关系的性质、wto法律框架对该关系的体现以及由此引起审慎监管的标准及涵盖范围。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入世后的金融开放有所裨益。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业通常是各国监管最为严密的行业，监管的背后蕴涵着所追求的政策目标，这些政策目标对各国和都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金融服务由于其战略的重要性和的敏感性在服务贸易谈判中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和备受争议的部门(moore，2000)。首先，金融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关系到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因而成为各国政府调控国民经济必不可少的工具。金融业具有的这种全社会利益和经济政治发展“公共性”的特点使它不同于其他行业，需要特殊的监管。其次，金融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以银行业为例，它是一种典型的高负债行业，是一种以部分准备金为支点、以借短放长的期限变换为杠杆，依靠资产组合的资产扩张来盈利的产业，其经营必然受利率、存款结构的规模、借款人偿债能力、汇率等变化的影响，从而使金融机构面临种种风险。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和内在的不稳定性客观上需要通过监管使金融机构依法运作，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流动性和清偿能力。最后，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商品的特殊，其生存在极大程度上维系于公众的信任。如果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很有可能引发挤兑并波及其他金融机构，从而引起系统风险甚至危及整个经济领域。此外，纠正市场失灵和金融业的外部效应也需要有效的监管。正因为如此，在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对金融服务应当给予特别对待，对金融业应进行严密规制，需要有为实现上述目的而采取审慎监管措施的充分自由(wto Secretariat，1999)。为此，GatS第19条规定，自由化应尊重国内政策目标和成员方的整体与具体部门的发展水平，同时金融附录的核心规定即审慎例外(prudential carve-out)特别指出：“无论本协定任何其他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
诚然，监管不可或缺，但金融自由化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也具有积极作用，而推动金融自由化没有相应的多边纪律约束是行不通的。首先，如果没有多边纪律的约束，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形：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尽可能多地开放市场以便从自由化中获得更大利益，另一方面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则不惜以审慎措施为名逃避承诺和义务。其次，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等审慎监管措施，有时也免不了对GatS下的承诺和义务造成损害，而贸易保护主义可以监管为借口逃避承诺和义务。应对这一挑战需要一定的标准将二者分开，使前者得以解脱，使后者被制止。因此，GatS在序言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服务贸易原则和规则的多边框架，谋求服务贸易在透明及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得到增长。同时附录也规定，监管措施须出自审慎原因，当审慎措施与GatS的规定不一致时，这些措施不得当做该成员逃避其GatS承诺或义务的工具。
自由化与监管究竟是什么关系?附录所规定的审慎措施的标准是什么?哪些国内政策构成审慎措施?这类问题在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会议上发生过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对审慎监管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建立必要的纪律避免监管措施的滥用和对承诺与义务的逃避(wto Secretariat，2000)。这些争论反映了成员国在金融领域追求监管目标的自由与推进多边金融自由化的纪律之间的冲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wto金融服务谈判在减少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限制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审慎措施及国内规制对金融服务贸易的限制作用日益凸显，各国解决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重点，已转移至国内规制的非歧视性措施，包括妨碍外国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的审慎措施和特许要求及程序(wto Secretariat，1998)。因此，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
二、wto框架下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一)金融自由化须以充分有效的监管为条件和保障
金融自由化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和公众福利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Hoj，Kato and pilat，1995；Levine，1997)。金融自由化使金融市场得到深化，从而减少波动并增强对金融动荡的抵御能力，通过当地分支机构的外国总部提供救援等消化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自由化导致的开放和更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以及改善资源配置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然而，金融自由化实现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的效果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一定条件，其中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监管制度的健全(Hoj，Kato and pilat，1995；Levine，1997；Sach and warner，1995)。
需要强调的是，监管对处于开放条件下的金融业更加重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宏观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同时，由于金融开放引起的竞争加剧通常导致金融机构利润率下降。近20年来，许多不同类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时期由于没有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没有对金融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及制定可靠和有效的防范规则与监督制度，因此招致金融困难(edey and Hviding，1995)。
有效的监管能够增强开放条件下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首先，奉行有效的监管标准和原则可以使自由化步入正轨。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例，该机构以监管责任划分和监管标准的充足性为主线，构筑了一个相对严密的监管体系，为金融业特别是国际金融业的监管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蓝本。贯彻和实施这些原则及措施有助于控制、预防与化解金融风险。其次，充分的准入和退出措施可以增强金融业的稳定。最后，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深入开展必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的国际化，使国际金融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潜在风险，并加剧各国金融之间的竞争。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有助于堵塞监管漏洞，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在wto法律框架内的体现
正是因为金融自由化利益的实现需要以监管为条件和保障，wto有关规则允许成员国在削减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和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同时采取审慎监管措施。根据金融附录的规定，wto不阻止成员国采取措施保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机构的存款人等，这一点从附录的性质和GatS的谈判过程可以得到印证。
GatS的各种附录是根据不同服务贸易领域的不同特点和需要制定的，是对GatS基本规则的有效补充，金融附录是在充分考虑金融业特点的基础上对GatS有关规则的重要补充和延伸。按照法律适用中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附录中的审慎例外应得到优先适用。同时，审慎例外(prudential carve-out)本身就意味着审慎措施不必列入金融承诺表，也不受金融承诺的限制。金融附录使用“无论本协定其他条款如何规定”的措辞，充分表明成员方采取审慎措施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或承诺的限制。
附录中的审慎例外明确规定，成员国有权采取措施维护金融业的统一、稳定和保护存款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金融附录规定有足够的监管自主权和灵活性，所以许多国家才敢于在金融业这一高度敏感的部门实行对外开放。“附录规定的审慎监管例外代表着许多重大利益的调和，构成在确需慎重的这一敏感领域里为保留监管灵活性而达成的一项妥协”(wto 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2000)。
三、wto框架下审慎监管措施的标准及涵盖范围
(一)审慎监管措施的标准
wto并没有对审慎监管进行定义或列举清单，然而，透过GatS特别是附录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wto框架下的审慎措施蕴涵着以下标准：
1．辨别监管措施的依据是其目的性。附录规定，不阻止成员国为审慎原因(for prudential reasons)而采取措施。这实际上已经揭示监管的某些内涵即监管出于审慎目的。这一规定表明，wto框架内辨别监管措施的主要标准是其目的性而不是其客观效果，即一项措施是不是审慎措施，主要应看其是否出自审慎监管的需要而不是看是否对GatS下的承诺和义务造成损害。此外，附录在涉及审慎措施的范围时使用“包括(including)”之措辞，表明在附录明示的保障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等具体目的之外还存在其他审慎目的，以及为这些目的而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这对于确定审慎措施所涵盖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2．对于某项措施是否出于审慎目的从而构成审慎措施，通常应根据采取措施国家的情况来认定，且采取措施的国家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首先，从横向方面来说，各国金融市场结构、水平、传统等不尽相同，情况千差万别。对于一国来说是必需的审慎监管措施，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并不构成审慎措施甚至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伪装。其次，从纵向方面来看，金融业在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在不断涌现，有效的审慎监管措施只能是对当时的金融状况行之有效的措施，金融状况发生变化，监管措施亦应随之改变。这说明即便是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阶段也存在监管措施的不同标准。可见，对审慎措施通常应根据不同的金融制度做出不同的解释，否则，监管就很难发挥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等作用，甚至会动摇金融自由化的基础。
3．对审慎措施应当有必要约束。将审慎措施纳入wto多边纪律之中，就不可能不对各国监管权力产生一定的约束。没有约束或限定过于宽松，就会失去纪律的意义；限定过严，又不能适应各国的不同情况。审慎措施的必要约束就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金融附录的相关规定来看约束主要有两点：禁止用逃避金融自由化承诺和义务的手段以及监管措施须出于审慎目的的直接性。前者是附录对审慎措施施加的一项明确限制，禁止在审慎措施不符合GatS规定时用于规避该成员在GatS下承诺和义务的手段。后者是指监管措施须直接出于审慎目的。
一方面采取措施的国家对审慎的认定具有很大发言权，另一方面又要对之进行上述约束，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约束。首先，任何审慎目的总能通过一定的客观因素来衡量，如各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水平、采取措施时的金融态势、措施与目的的对应性等。这就为采取措施的国家进行必要的约束提供了条件。其次，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不同就在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适用规则(麦克威尔，2000)。其他国家有权提出异议并通过争议解决程序来确定有关审慎措施是否违反了必要的约束。否则，会导致这些国家特别是那些强国自行采取措施。“没有争议解决制度，国际贸易关系会很快退化为强权”(Hartridge，2000)。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了具体的办法。
4．审慎措施的标准应照顾发展家的特殊需要，使其享有更多的灵活性。具有不同发展水平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监管措施不尽相同。GatS已经注意到并承认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特殊需要。GatS第19条规定，自由化的进程要反映各国的发展水平和政策目标，明确规定应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当的灵活性。所以，无论从金融业的实际情况还是从GatS的有关规定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具有不同的标准，在实践中就发展中国家的审慎措施提出异议时，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对监管灵活性的特殊需要。
(二)金融附录中审慎措施的涵盖范围
GatS及附录对各国服务贸易政策建立了两套规则，一是国内规制，二是审慎措施。国内规制并非由东道国任意支配，受到GatS第6条诸多义务限制，而审慎措施则不受此限制。金融业受国内政策规制，而wto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重要手段是规制各国政策。探讨附录中审慎措施涵盖范围，是要依审慎标准考察哪些国内政策通常可能构成审慎措施。现有多将金融业的政策分为四类：宏观政策、审慎规制、追求公共政策目标的非审慎规制和对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贸易限制。在此仅考察宏观经济政策、追求公共政策目标两项政策与审慎措施的关系问题。
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常见的对金融自由化有影响的措施有货币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等。货币政策对金融服务的提供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必然影响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从而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影响。GatS及金融附录将行使政府职权提供的服务排除在GatS适用范围外。上述措施无疑构成行使政府职权所提供的服务，因而可以排除GatS的限制。然而，这些措施显然也可以被认为是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审慎措施。对于资本管制政策，根据GatS第16条的有关解释，成员方仅承担与跨境提供有关的资本流动义务和与商业存在有关的资本流入义务。因此，一国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限制短期资本流入等措施，并不都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即便这些措施与上述义务承担有关，但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成员方仍可以审慎措施为根据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进行限制。此外，当成员国出现严重收支不平衡或对外金融困难时，也有权根据GatS第12条对其已承担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进行限制，包括与其承诺有关的国际支付与划拨进行限制。
对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贸易限制主要由GatS第16条和第17条调整，虽然附录规定审慎措施不需列入服务承诺表中，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对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贸易限制亦构成或转化为审慎措施。以商业存在市场准入的贸易限制为例，对实体形式的限制和对外国资本在当地金融机构参股的限制十分常见。尽管这些措施可能受发展本国金融业的政策驱动，但也可能是出于监管考虑，因为对外国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监管需要有关外国总部的信息，这比对在当地注册机构的监管要困难得多。对市场准入其他形式的限制常见的有：对许可数量的限制包括指标和经济需要标准、对金融机构营业机构数目的限制和对金融机构交易额或资产额的限制等。这些措施有审慎的成分，如限制金融业过度竞争以减少行业风险，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主要目的是限制竞争和保护国内的金融业，而不是直接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等，因而通常不构成附录意义上的审慎措施。在国民待遇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对陷入危机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问题。这种救助的主要目的通常是保护存款人和恢复金融业的稳定，因而构成审慎措施，同时亦构成政府行使权力提供的服务。
四、wto框架下金融自由化与监管关系对中国的启示
(一)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有效的金融监管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金融自由化发挥其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要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利益，中国必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和监管的国际合作，并在监管中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惯例。同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本身就意味着必须进行范围广泛的金融体制改革。根据GatS规定的原则、规则和纪律在金融服务领域做出多边承诺，正是这个改革的过程。由于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并非放松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它反而要求加强国内规则的规范作用，突出表现在防范规则和监督制度方面，建立稳定健全的金融体制。因此，wto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制度既为逐步实现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金融自由化提供了工具，也为其成员进行国内金融改革、建立健全的金融体制提供契机。
金融监管的定义篇4
随着经济化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为了稳固各个国家的金融经济环境，国际金融组织开始对各国实施金融监管，当然可想而知国际金融监管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国际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监管对象具有广泛性，这种种因素制约了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顺利运行。
一、当今国际金融监管的意义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国际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际经济监管的主要组成是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对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金融监管的主体有所不同，可以将金融监管分为广义与狭义，狭义的金融监管在广义金融监管范围内。狭义的金融监管主要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当今国际金融业进行监督管理控制，而广义的金融监管不仅包括狭义金融监管的内容，还需要对金融结构进行全方位的内部控制与稽查，另外还要对同行业的自律性自主及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监管，其监管范围较大。
整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无疑会存在着差异不同，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是各种各样的，所以这就给金融监管带来了很多挑战，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针对此问题，必须展开全面普及的金融监管力度，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协调好各国经济的来往和利益往来，积极交流新思想和新问题。
由于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中不受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约束，其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强化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与协调，不然的话，一旦出现金融问题，极易导致国际金融危机或者金融动荡，从而造成整个国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状况，基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性与威胁性，应对国际金融环境进行严格监管，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积极面对金融问题，不断优化当今国际金融环境，从而促进各国金融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说国际金融监管是提高国际综合实力，带动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金融监管国际化趋势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的未来发展也逐渐趋向于全球化，这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这把双刃剑的存在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发展既有着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从积极角度来看，金融监管趋于全球化，能够提高各个国家的生产力，确保资金的稳定流通，提高资金利用率，对国际投资及贸易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实施的好能够快速推动金融产品的大力开发，促使金融产品不断在实践中得以创新。并且合理的金融监管可以使各国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为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国际化平台，从而不断完善与健全各国金融体制，强化各个国家的金融业务交流。从消极角度来看，实施国际金融监管，加大了各国金融政策自主性的难度，从而使各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面临一定的挑战与风险。比如在金融监管工作中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活动中没有认清自身所处的金融经济环境及本国国情，从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且不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政策，有些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时间过早，且对金融经济管制较为放松，这样会导致金融经济发展不稳定等状况，增大了泡沫经济的成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当下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也是如此，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和难题，同时这些问题也制约着国际金融监管的效益。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国际金融监管主体具有复杂性，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其在监管过程中牵涉到各个国家及地区所有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监管机构及区域性、全球性金融组织。由此可见，需要进行监管的部门、人员及内容较多，从而给国际金融监管人员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其次，国际金融监管对象具有广泛性，银行机构、非银行机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证券市场等都属于国际金融监管的范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不断增多，其所产生的金融监管对象也随之增多，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再者，国际金融监管在工作执行中易受利益制约，比如金融监管工作人员在监管过程中涉及到某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遭到该国家的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是无法正常开展的，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工作中要综合考虑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及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国际金融监管活动，在金融监管实践活动中不断优化国际金融环境，带动各个国家金融经济发展，提升各国综合实力。
三、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形式研究
世界是一个大环境，存在着共性和差异性，在实施政策的提前环境、金融的制度、国际金融的监管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更加显著的差异性。正是这些不同造就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形式的多元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规则性协调，另一种则是相机性协调。
针对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以及金融的制度和方式的不同，有效的应用规则性协调这一方法可以有效的促进各国之间经济的差异性发展。以此来规范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金融政策，从而使各国之间在金融经济发展中建立良好互助的合作关系。利用该方式形成的合作关系目的性十分明确，且具有连续性。而相机性协调形式则是利用一些不明文规定，同时根据国际金融经济变化趋势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而后由国际金融监管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与各国协商的方式针对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采用这种形式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灵活性与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合理改善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向国际金融监管的目标迈进。
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必定存在着金融监管合作的多少问题，既合作频率，从此点出发的话国际金融监管被划分为经常性国际合作与临时性国际合作两个方面。
经常性国际合作主要是针对某个国家或者某一领域内存在的金融问题进行经常性的、不间断的监管合作，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时常会为了解决汇率问题，协调各国汇率平衡从而进行长期合作，这就属于经常性国际合作。临时性国际合作则是针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在金融经济发展中突然发生的问题，临时组织成员对其做出政策性调整及改进，做出相应的补救措施，有效解决本国金融存在的问题，使金融经济稳步发展。
国际金融监管又存在着区域性这一特性，基于此点出发的话国际金融监管被划分出了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国际监管的区域性协作，其次是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协作，再次是国际金融的综合协作，最后一个是国际金融的专门性协作。
区域性国际监管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共同进行的多边合作，比如说欧盟为了各成员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利益发起的合作就属于区域性国际金融合作。全球性国际金融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金融监管合作，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贸易组织所发起的多边金融经济合作。综合性国际合作是指各个国家涉及金融经济发展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各个国家在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及金融等多个领域的相互交流。专门化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指金融监管合作主体在某一特定金融领域内的交流合作，一般情况下这种合作形式常用于银行及投资方面。
四、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双重作用
纵观当下国际金融监管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的管制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作不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时机，更是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新问题和很多需解决的矛盾。之所以说其带来挑战是因为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西方国家在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易向发达国家倾斜，从而导致合作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这种合作不具备权威性，那么在金融监管合作中所制定的计划与目标也不易实现。其所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通过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方式，能够有效抑制全球性通货膨胀，稳定国际金融与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防范货币及债务危机的发生，有利于改善国际金融经济运作环境，大大提高了国际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
金融监管的定义篇5
[关键词]忠诚义务；金融消费者权益；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181-05
涂明辉（1969-），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与证券法律制度、公司与企业法律制度。（江西南昌330077）
对问题金融机构在政府实施救济或破产之后责任追究不够，从而加重金融市场道德风险，是世界各国的通病。由于法律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义务规定不详，缺少在经营亏损及案件损失方面的责任认定和资产损失确认的明确依据、清晰的法律界限，使问题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责任得不到追究。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部分原因可归咎于金融机构负责人缺乏对所属企业的忠诚与责任。
一、金融机构负责人忠诚义务的诠释和基本要求
广义的金融机构负责人包括董事、监事、经理、大股东和对某项交易进行实际控制的人等；而狭义的金融机构负责人仅指董事、监事、经理、大股东。本文为了方便论述，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外延进行狭义理解，即不包括直接责任人等。
金融机构的董事、经理以及控股股东对金融机构的效益和安全、稳健经营负有重要的职责，也只有他们才有权采取措施矫正不足，改善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理论上，“如果金融机构的董事、经理和控股股东没有遵守谨慎经营的规则和要求，金融监管机构便可以适用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对他们采取矫正措施”。负责人拥有能够依其自身行为来改变金融机构法律关系的权力，这种权力行使的目的不是为了负责人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促进金融机构的利益，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最终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负责人的权力不同于权利的另一方面是，权力人拥有的权力是一种职权，负责人负有为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金融市场稳定而行为的积极义务。“权力必须行使，不得放弃；权力必须适当地行使，不得滥用。”为了确保负责人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利益正当行使权力，各国公司法或其他相关法律课以董事、经理和监事等信义义务，这种信义义务主要包括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统称为忠诚义务。
（一）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又称谨慎义务或善管义务。其基本含义是负责人“必须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相似的情形下所应表现的谨慎、勤勉和技能履行其职责”。英国1986年《破产法》、美国《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1997年《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和各种散见于判例之中的规定和解释，负责人的谨慎义务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判断：“一是以善意或诚实的方式，按照合理的相信是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履行职务；并且以一种可以合理地期待一个普通谨慎的人，在同样的地位上，类似的状况下，能够尽到的注意，履行一个董事和高级职员的职责；二是做出经营判断的董事或高级职员，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就被认为是诚实地履行了本条所规定的义务：他与该经营判断无利害关系；他有正当理由相信他掌握的上述经营判断信息在当时的情形下是妥当的；他有理由相信经营判断是和公司的最佳利益相符合的。”
现代公司尤其是金融机构，负责人不再局限于董事会或经理阶层，还包括监事、执行业务股东和高级职员等。其中董事分为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最大区别在于，“除了参加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事务、监督措施、内部控制外，执行董事还要负责这些决策的实施；非执行董事的职责是参加董事会，对重大事务进行表决，发挥其决策功能，监督执行董事和其他管理人员的执行工作。”在其他的负责人种类中，经理、执行业务股东和高级职员属于公司的管理者；而设有监事的公司，监事是公司事务的监督者，确保公司负责人依法履行职责。无论是公司事务的决策者，还是公司的管理者或监督者，一样要承担注意义务，但是由于各自的职位和职责不尽相同，所以他们的注意义务也有所差别。在公司法的早期，特别是针对一般业务公司，对负责人履行注意义务的标准很低。1925年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罗默对“城市公正火灾保险公司上诉案”判决时对董事注意义务所作的阐述：第一，一个董事在履行其职务时，他的技能水平应合理地服从他的知识和经验来判断，他不必展示出比这更高的水平。第二，一个董事不必对公司事务给予持续的注意。他的职责是定期参加董事会议以及在偶尔有安排时，参加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会议，其职责有间歇性质。然而他不必参加所有这些会议，尽管他应该斟酌情况尽可能地参加会议。第三，董事的职责，考虑到业务需要以及章程细则之规定，可以适当地下放给其他高级职员。不存在可疑的根据时，一个董事有权信任该高级职员会诚实地履行其职责。随着公司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近期英美和日本等国家对这种传统理解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判断标准也从主观标准转向客观标准。1986年英国《破产法》第214条第（4）款规定，公司董事必须具备合理勤勉之人所具有的：一是人们可以合理地期待履行同样职能之人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二是该董事实际具有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1994年英国法官霍夫曼在审理ReD’JanofLondonLtd案时，援引了上述规定。由于金融机构是公司的一种，只不过在某些方面较为特殊，对社会经济影响更大，所以对金融机构董事等负责人的注意义务要求更高。根据英国普通法的解释，金融机构负责人所担负的注意义务从一般“审慎之人”提高到一般“审慎银行家”所应有的注意义务。
美国法律规定，金融机构负责人应比一般公司企业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虽然在判断负责人是否尽了注意义务时，由于涉及联邦与各州法律之间的差异，适用情况较为复杂，但是联邦法和州法有共同原则：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注意义务比一般工商企业高，因为他们承担着妥善管理存款人和投资者资金的信义义务。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注意义务对象不仅限于股东，还包括存款人在内的金融商品投资者，因为现代金融机构不再停留在私营企业性质，而已经成为准公共机关。在美国近期的金融法发展中，削弱了金融机构管理层在批准银行贷款时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注意义务提出了加重义务。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担保不充分的贷款，对有风险担保物的过度依赖事先固定利息的条款、没有登记的完善担保权益、对逾期不还的贷款授予展期”等，法院判定负责人违反注意义务，构成普通法上的疏忽责任。
除此之外，金融机构负责人还要为内部风险控制的缺陷负责，管理层一旦规避或降低贷款标准，对贷款或其他投资放松管理，就应受到处罚，即使《联邦存款保险法》第182条规定对金融机构负责人要求存款“重大过失”，但这一项最低标准并不妨碍各州的更严厉责任。
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持上述观点，认为金融机构除了保障存款人及其他金融商品投资者权益的目的外，还因为金融机构对居民、对社区，乃至对国家都负有特殊的社会责任，作为负责人有确保金融稳定的义务，所以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加重注意义务责任持肯定态度。
（二）忠诚义务
忠诚义务亦称诚信义务、忠实义务，是指公司负责人在行使职责时，必须维持公司利益，不得使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但是，金融机构作为一种经营特殊业务的企业，其忠诚义务的含义远比一般公司的负责人更为宽泛。
负责人与公司之间是一种高度结合的依赖关系，负责人对公司的首要义务是忠诚。我国《公司法》第148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与普通企业相比，金融机构涉及庞大的资金往来，金融工具和服务品种繁多、流动性强、容易伪造，特别是现在的网络交易，使得损害金融机构和消费者利益的情况更容易发生。
各国法律均对以董事为首的负责人的忠诚义务进行了具体规定，如美国《标准公司法》、德国《股份公司法》、日本《商法典》和我国《公司法》等。因忠诚义务内容抽象，难于判断是否得到遵守，所以法律抽象地规定忠实义务的同时，均在各具体条款中规定了履行忠诚义务的行为标准，如我国《公司法》第21条、第41条、第47条、第50条、第54条等。一般说来，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义务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为了金融机构的利益，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是不得与金融机构从事抵触利益交易，经过金融机构有权批准机关批准的除外；三是不得与所供职的金融机构进行同业竞争，经金融机构相关机构批准的除外；四是不得篡夺金融机构的商业机会，无论是自己获取或者通过第三人获取，否则将被视为背弃了忠诚义务。
金融机构负责人的义务除上述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并应承担加重义务外，还有与金融机构特征相联系的服从义务和特定的法定义务，这些义务由于各国实行的金融和经济体制不同有所差异。各国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表现不同，但也有其共同点：一是金融业是世界各金融大国的龙头产业，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发展；二是各国政府对产业的调整与发展，往往是通过金融手段来进行。所以，金融机构负责人的义务还包括服从政府金融产业政策的义务；抵御风险和稳定市场的义务；保护金融消费者义务等。
二、金融机构负责人违反忠诚义务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行为人因违反第一性法律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金融机构负责人的义务是其承担责任的基础，根据违反义务行为的性质不同，其责任性质也不同，但基本可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一）民事责任
金融机构以董事为首的负责人对金融机构负有受托人的责任，必须为实现金融机构的自身宗旨履行职责。如果金融机构负责人因违反前述义务，致使金融机构重大损失，或造成金融机构破产，构成负责人承担个人赔偿责任的法定依据。
金融机构负责人对金融机构负有忠诚义务和注意义务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该义务的履行以法律责任作为保证，包括对金融机构的责任和对第三人的责任。其中对金融机构的责任主要是体现在金融机构尚未达到破产阶段，负有责任的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职员因为故意或过失存在不诚实行为、滥用权力、内幕交易、金融欺诈或未能制定和遵守相关规则与措施，导致金融机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命令或与监管机构签订的协议，降低贷款标准或同意不提供合格担保的贷款、操纵市场或负责人侵占金融机构资产等。此时，负有责任的负责人应对金融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补偿其在履行职务时给金融机构造成的直接损失，如未设定抵押而使贷款收不回、因违约或侵权产生的赔偿和违规操作造成投资损失等。
然而，金融机构负责人对第三人责任较为复杂。在传统公司法上，董事等负责人只对公司负有义务，对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包括股东个人，并不负有任何公司法上的义务。但是，“由于公司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公司本身是一个集股东、债权人、雇员、社区等多种利益为一体的现实，为保护第三者免受董事不法行为的侵害，许多国家通过立法规定了董事对第三者的责任”。如中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3条规定：“公司负责人对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
第三人具体包括哪些人，各国并没有具体规定，但一般认为第三人为所供职公司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如果是金融机构，则包括金融消费者、股东，受到该金融机构侵害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等。金融机构负责人对第三人的责任既有可能发生在金融机构正常经营阶段，也有可能是在金融机构进入破产阶段之后，负连带清偿责任；其过错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是过失；行为表现为金融机构负责人的错误投资决策，对金融机构管理不善以及对金融机构未能进行审慎性经营，从而引发金融机构的损失和倒闭等。如金融机构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其负责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该金融机构破产已成为必然，但仍然进行交易，这种继续交易属于“不法交易”。除此之外，如判断继续交易对金融机构有利而负责人怠于进行交易，或金融机构进入破产时，负责人仍然领取大额薪金费用，或对某批交易的价值严重低估或高估都将构成不法交易，相应的，所造成的损失则应由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赔偿。
有关追究金融机构负责人法律责任的条款大部分都体现在非金融法律之中，如破产法、公司法和其他民商法典。英国《破产法》规定，破产法庭有权要求那些在公司管理过程中存在欺诈故意的负责人对公司及其债权人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即使没有迹象表明公司负责人有欺诈行为，法庭仍然有权命令其赔偿损失，但前提是破产公司的负责人知道或应当推断出该公司已经没有避免破产的可能，但他们没有“本当将公司债权人可能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目的，采取适当的措施”。美国则授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作为接管人或破产管理人，对在行使职权中存在个人严重疏忽而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的董事或经理提讼。
（二）行政责任
如果金融机构负责人违反法律规定，以及不再符合法定任职条件和执业资格，监管部门有权将其免职。因为负责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人应具有完善的声誉并确保实施“正当行为”，这是颁发金融执业许可证的基本条件；如果作为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不能确保实施“正当行为”，监管机构应将其免除职务。
负责人对金融机构负有尽责管理的义务，金融机构的亏损或陷入破产境地大部分是因为负责管理的人员经营管理不善所导致，所以对其免除职务是其应得的惩罚。《德国银行法》规定，如果银行管理者或者董事有危及信用机构向客户履行义务，以及不再符合职业要求和银行法第33条要求的任职资格，德国银行监管机构仅可以暂停银行管理者或董事职务。卢森堡银行法规定，银行监管机构认为银行董事会成员、经理、决策机构或其他任何人，由于他们的行为、疏忽或轻率，引起银行目前的处境；或者他们继续留任，将会损害到恢复或重建措施的执行时，有权将其停职。
美国法律规定，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在某金融机构职员违反法律规定、最终禁令，或者不符合某项预定条件，违反了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达成的协议时，可对该职员作出停职或免职的决定。但这种违法行为必须已经或可能对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已经或可能损害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或给其个人带来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违法行为主要体现于，行为人以不诚信、故意漠视的态度对待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运营。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认为采取相应措施是为了“保护金融存款机构或存款人利益”，即可对某个人停职或免职，或根据“迅速矫正措施”制度对“任职超过180天的董事或其他高级职员在金融机构资产不足之前立即免去职务”。英国1986年的《取消董事资格法》规定，监管机构可对负有责任的金融管理人员，包括董事和幕后董事，取消资格；在2至15年的时间内不得直接和间接参与任何公司的发起、成立和管理行为。而2004年日本的《证券交易法》，引入“课征金”，即对负责人在传统的行政责任之外课处金钱负担的处罚，赋予监管多元化的行政执法手段。
（三）刑事责任
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以追究刑事责任作为最后的保障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债权人诉诸民事赔偿救济很不发达，更多的是通过刑事和行政手段对负责人进行惩罚性处罚。在近20余年来，随着各国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网络交易的普通化，金融犯罪也产生新的特点。所以，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大国在本已复杂而周密的金融刑事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扩充新罪名和提升刑罚力度。在针对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犯罪方面，加大了立法，如1984年颁布了《综合犯罪控制法案》、1989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案》，1990年又颁布了《储贷机构和银行欺诈检控及纳税人资金偿还综合法案》及配套的《量刑指南》等。这些法案对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交易中新的金融犯罪表现形式进行了规定。归结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金融机构负责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趋势是：一是扩展新的罪名，将以往未纳入刑法调整的，但又严重危害金融安全与稳定的行为加以刑事处罚；二是提高量刑标准，以加强刑罚的威慑力量；三是增加刑罚种类，如在监禁和没收财产之外，对行为人处以刑事罚款措施。
三、我国金融机构负责人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我国法律层面并没有明确规定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勤勉义务，有关金融机构负责人在行使管理与决策职责时仅以《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作为一般性法律加以适用，仅是中国证监会2007年颁发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第40条、2001年颁发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23条和中国银监会在2006年颁发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第7条，对董事及高级职员要求“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但是，由于该等规定仅为部门规章，法律层级太低，所以难以成为追究金融机构负责人法律责任的依据。在近20余年追究金融机构负责人法律责任的实践中，尽管在加大对金融犯罪的查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重刑轻民的指导思想和路径并没能取得最佳效果。即使追究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刑事责任，更多的是非法集资、擅自发行股票、内幕交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商业贿赂、挪用资金、非法发放贷款和金融诈骗等罪名，并未能以违反忠诚义务对其课以法律责任。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与法律实践，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对我国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义务及其法律责任予以完善。
（一）明确规定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勤勉义务
现行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法改革环境下，金融机构负责人忠诚勤勉加重义务要求，使得其与一般公司负责人的忠诚勤勉并不相同。因金融机构业务的特殊性，其风险之高、影响之大，所以对其负责人的忠诚勤勉义务范围的规定更加广泛和严格；在强调对金融机构忠诚和勤勉的同时，还要考虑对国家、对社会、对金融消费者的忠诚和勤勉。在未来制订统一的金融服务法，或在制订统一金融服务法之前对现行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期货法》、《保险法》时，直接规定以董事为首的负责人忠诚勤勉、注意义务，并结合金融机构的特点，列明负责人的服从义务和其他的一些特殊义务，及违反该义务的法律责任。
（二）强化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在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更关注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如2006年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和2007年颁发的《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对负责人的行政处罚进行了规定，具体包括：暂停职务、限制报酬、撤销任职资格、警告和罚款等。相对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我国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一直落后并存在重大缺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重刑轻民”的法律责任思想在金融法律界居主导地位。其次是我国在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更偏好于利用政策和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市场化的民事法律制度不发达，造成刑事和行政责任强，而民事责任弱的现状。最后是有关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民事责任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未能成为指引实践的先导。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国应尽快纠正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刑民法律责任失衡的状况，在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同时，对自己的忠诚与勤勉义务缺失所造成的消费者、金融机构、债权人和社会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金融监管的定义篇6
在金融监管理论体系中，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处于核心地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能否达到监管目标作为衡量的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因此，有效金融监管要从金融系统的有序程度与竞争程度两方面进行评价，其综合目标应当是要达到有利于金融持续发展的最佳效率状态。在信息论的意义上、系统的有序性、组织程度与信息约束程度属于同一个概念，系统有序性增加就是组织程度加深，系统的负熵增加，信息的约束程度加强。而系统的效率由竞争的有效程度决定，竞争的有效程度又与系统的差异度成正比，也即与熵成正比，竞争的有效性加强，就表现为系统墒的增加。在刻划熵对经济的影响时，通常用信息效率e＝H／H表示，其中，H*代表系统最大熵，H代表系统实际熵，因而金融系统的竞争程度表示为F(e)＝ae，约束程度表示为R(e)＝B(1—e)，从而决定了金融监管目标的两个方面事实上是受制于信息效率这一个核心要素。在短期内，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H’可视为不变，则信息效率对有效金融监管的约束就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无法获得H量的信息，使监管控制不力，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降低了监管效率。第二，为了克服金融监管信息的不足，人为地抑制竞争以降低H，造成金融系统动力不足，这种情况下，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控制能力，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金融监管仍然是低效的。
进一步分析，不确定性既来源于自然因素，也来源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两个不同的金融系统中，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与分工程度相等从而H*相等，但是由于人具有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也会导致H的不同，H较大的系统必然会使金融监管面r陆着更大的控制困难。因而对机会主义的抑制是金融监管不可缺少的环节。机会主义倾向是人的一般行为假定，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会加剧人的有限理性，助长机会主义倾向p而机会主义倾向又会导致歪曲信息或信息阻隔，进一步加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信息规范程度是决定环境的不确定与复杂程度的重要因素，机会主义倾向程度与信息规范程度成反比，同时也表现为干扰信息规范，加深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程度，因此金融系统的信息规范程度是制约金融系统机会主义倾向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的质上构成了对金融监管信息约束。金融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可以通过技术加强与机制设计得以提高，但是如果处于一个信息不规范的监管环境中，引入先进国家的监管手段与机制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甚至完全失效。如，采用同样的监管指标体系，在信息高度规范的社会中，其所包括的信息、量足以满足控制要求，而在低度信息规范的社会中，指标所包括信息的可信度降低，就降低了控制质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受到环境信息特征的约束。
二、有效金融监管与信息约束及信息披露的关系
从不同对象看，信息约束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从监管者角度出发，信息约束是金融监管的客观制约条件；第二，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信息约束是金融监管的一种手段。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金融系统中，一切信息应当能够完全在市场公开并为相关各方所拥有，储蓄与投资各方根据完全信息，合理调整风险预期，从而形成资金和利率均衡，此时市场机制完全起作用，不良金融机构将被驱逐出市场。但是，如果对金融机构的任何过失都将导致市场惩戒，那么这种机制反而是低效的。因此，在任何金融系统中都存在着必要的信息约束，金融监管当局代表储蓄者的利益占有信息，从而降低了社会的风险意识与风险预期，监管惩戒机制取代市场惩戒机制。信息约束不仅可以稳定金融系统，而且可以扩大资金供给。如图，
Q代表储蓄资金，R代表利率水平，S线代表资金供给，D线代表资金需求，这是一个新古典资金供求均衡模型。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完全由风险预期决定，而风险预期又由市场信息量决定。如果市场信息完全公开，储蓄方根据理性预期调整所得的平衡利率水平为Ro，此时均衡水平的资金量为Q0。由于金融监管存在，通过信息约束，降低了市场风险预期，从而使5线向右下方移动。此时达到新的均衡点Q1和R1，Q1＞Q0，R1＜R0。可见金融系统可以在较低利率水平得到更多的资金。这一部分资金利益是金融系统利用信息约束所得的租。因此，金融监管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风险防范和稳定系统的功能上，而且是增加资金来源，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金融约束论强调了国家人为降低利率的创租行为，而金融监管可以利用信息约束创租，其意义并无区别，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定的信息约束是必要的，关键在于信息约束所产生的租应当能够用以加强商业银行的资本化，以及保证对产业的资金投入产生实际的效果。
市场信息量由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双方决定，金融监管代表储蓄方提出了对金融系统的信息要求，各种危机处理措施，如存款保险制度等的存在都可以降低市场信息的需求动力，从而决定市场信息可以在较低的水平上达到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状态能否在长期内维持下去，取决于社会的平均风险程度。即使金融监管当局不披露关键金融信息，储蓄方也可以从其他渠道得到一些启示。如果风险程度累积至一定程度，足以改变储蓄方的风险意识，就会改变信息供给决定预期风险的状况。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方并不能区别好银行与坏银行。根据阿克劳夫旧车市场逆向选择原理，市场会高估系统的整体风险程度，在图上，市场利率将上调到B2，资金供给量将下降到Q2。阴区域就是先期信息约束产生的租的返还。如果动态地看，租的产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分布于从1到t各期，而租的返还在瞬时间产生，由于t十1期的社会资金总量是以前t期的总和，从而在t+1期时租削减的基数很大，使社会资金供给量迅速地后退n期，n的大小由风险预期调整程度与t期的长短决定。此时由信息供给决定的资金市场均衡就成为信息需求决定的资金市场均衡。信息约束就会从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形成租的削减。此时，为了降低过高的风险预期，必须向市场披露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以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
信息约束的这两个相反的作用可以从世界监管实例中得到反映。美国监管当局在处理储蓄协会的大量呆账时，不是积极地加以化解，而是修改会计制度，掩盖风险信息以达到信息约束，试图以此取得资金流人从而解决流动性问题。日本监管当局对于金融系统巨额不良资产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一拖再拖，试图加以掩盖而继续取得租。但是无一例外过度的信息约束加大了风险预期，加长了t的期限，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租返还。因此，金融监管在利用信息约束的正效应时，必须深刻认识到信息约束对金融监管逆效应，与此相应，必要的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监管发展的必然成果。
三、我国金融监管所面临的信息约束
从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上末考察，我国金融监管中所面临的信息约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金融监管受到信息低效率机制与低规范度的制约。我国金融系统发展过程中金融管制与放松管制交替产生，总体来说，金融监管成本不断加大，金融风险程度加深，而对金融系统的抑制不断加强。对于低效的金融监管，可归因于诸多因素，但信息约束无疑是核心原因之一。从信息的角度考察，金融放开表现为系统炳的增加，如果金融监管系统不能保证获得完全信息，就只能以管制手段减少系统炳，使金融系统能够处于控制范围内。但是由于此时经济发展扩大了系统的最大炳，因而e＝H／Hx减少，从而金融系统的活力不足，信息约束导致经济约束，因此，只能再次放松管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低效监管系统与低效金融系统的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均衡所反映的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不及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系统复杂程度，金融监管系统信息能力是相对不足，而我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是由社会信息特征决定的。我国是一个规范程度很低，信息高度集中的社会，因此，金融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状况较之其他国家更加明显，也决定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着与日本类似的现象与困难。第二，金融信息对社会实行高度的约束。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与日本一样，必然可以通过高度集中、高度保护的过程，形成金融信息约束，保证金融系统可以获得最大可能的资金资源。但是信息约束必然对金融监管产生反作用，监管的效率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而作为对策，日本开始注重金融系统的信息披露，强迫金融机构以SeC的标准向公众披露信息。日本目前面临的金融困境所产生的根源与中国极其相似，而日本金融监管现行措施也应当是中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因而，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必须注重：第一，提高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这包括改善信息技术条件，提高监管人员素质，理顺信息渠道等方面；第二，加强信息规范，提高信息质量，并逐步走向信息披露。后者不仅具有中国的特色，而且本身受社会习惯与历史传统等影响，对于改革而言，即十分迫切，又更为困难。
四、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约束的化解
1．会计制度的改革。信息规范对会计制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来看，金融创新与会计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冲突已成为信息披露的难题，传统的财务报表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世界各国正在寻求多种方式对会计制度加以弥补。日本大藏省在1994年推行按市价计值的会计标准；在墨西哥已规定各银行采用美国的会计核算标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正在为推出报告综合收益工具而努力，将一些本来不在传统收益表内列示的项目，如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信息，纳入表中加以揭示。我国的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时日未久，在实务中遇到的会计问题更多，比如，目前各银行系统尚未统一会计处理，准备金提取和应收未收利息入帐的制度规定不符合慎审性原则等。表内信息的揭示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而表外信息的透明度更低。当务之急在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会计对金融业风险与收益的揭示功能。
2．信息主体的创造。披露制度是信息供给主体与信息需求主体之间力量均衡的结果，构造合格的供需主体是制度有效性的保证。因此，首先，要界定供给主体，对信息供给形成有效的约束。从对制度的反应和行为动机这两方面来考察，管理者显然比具体操作者更关心信息对自身的影响，因此应确立信息提供单位的管理层为提供主体，并严格规定披露主体要对信息披露行为负主要责任，使其行为更加谨慎，从而减少信息阻碍。其次，要通过各种方式创造合格的信息需求主体。在向市场披露的层次上，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树立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债权人意识，逐步加大市场对内部信息披露的压力；在向监管当局披露的层次上，要明确规定监管者的职责，严格追究失职责任，提高其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在向内部管理者披露的层次上，要根据我国银行的产权特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构造权责对称的约束机制，加强上层对下层的信息要求。
金融监管的定义篇7
2014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简称“107号文”）引起了各界不小的轰动。107号文中将中国的影子银行分为了三类，大致就是按照“完全无监管”和“监管不足”来划分的，并给每一类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都进行了监管归口，各自有了自己的“主人”。但业内人士认为，107号文还只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具体的操作细节还没有出台，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监管漏洞等问题。
定义分歧
自从“影子银行”这个名词在学术界和金融界被提出后，大家对于影子银行的定义就没有统一过，有的强调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机构叫影子银行，有的则认为银行表外的业务叫影子银行，有的则强调类似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叫影子银行。
而这次107号文把我国的影子银行主要分为了三类：一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二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三是机构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国际金融投资家联合会执行主席、经济学家孙飞认为：“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的游资、热资、黑钱、非法资金等，像信托公司、银行理财都在监管的范畴之列，不应该叫影子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范建军则认为：“影子银行在美国主要指货币市场基金，类似于中国的余额宝，就是老百姓用自己的积蓄购买货币市场基金，赚取一定的利差；而货币市场基金将老百姓的小规模闲散资金吸收过来后，去做其他的融资，去购买长期的债权或证券产？品。”
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化桥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银行（理财产品）自己就是最大的影子银行，目前对于影子银行的分类并不重要，我只注重实质。”
有文献记载，最早使用影子银行体系概念的是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执行董事mcCulley，他将影子银行定义为“有银行之实却无银行之名的种类繁杂的各类银行之外的机构”。在美国，影子银行又叫平行银行，意思是与商业银行并存，又完全在商业银行系统市场之？外。
此前，国内经济学界也对影子银行的定义进行过讨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影子银行主要包括非正式金融部门（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私募股权（pe）和财富管理产品（wmp）。而在中国特定的金融体系下，我认为将银行贷款、ipo（首次公开发行）融资之外的几乎全部融资，都归入影子银行系统是恰当？的。
事实上，107号文尽管对影子银行进行了分类，但业内不少人士仍认为对于影子银行的定义并未厘清，因为这样的分类在逻辑上并没有并列关系，划分的实际意义不大。而将缺乏监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也划入影子银行后，什么机构和业务才叫缺乏监管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107号文实际上并未真正给出影子银行的定义。
风险在哪
107号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降低影子银行的风险。文件要求，要做好影子银行的风险防控，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监督检查，并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但是，对于影子银行的风险到底在哪？并未提及。
范建军认为：“美国把没有金融牌照的机构和金融公司定义为银子银行。真正的影子银行的确容易产生风险，尤其是货币市场基金。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市场基金会出现一个短缺的结构，会有大批的货币市场基金破产。因为货币市场基金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就是一般买货币市场基金的人，都想获得短期的利息收益，但是，这些资金汇集起来之后又去做了长期的投资，而且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人根本不关心他的钱被投资了什么项目，整个资产都是混在一起的，这就存在一个期限错配的问题。一旦遇到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基金就会收缩。”
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影子银行进入门槛还是比较高，也都是一些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人去参与影子银行的业务。范建军告诉记者：“中国的影子银行远没有发展到像美国货币市场基金那种程度，美国经济已经很发达了，它不会触及像信托这种融资业务，所以要分清楚中国影子银行与国外影子银行的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用市场型信用机构来定义影子银行，因为这些非信贷融资业务是在银行体系或依托银行体系完成的，所以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银行的影子业务”，以区别于正规信贷业务的其他债务融资方式。
有统计显示，在央行社会融资规模口径之下的未贴现票据、信托和委托贷款余额为13.7万亿元。在这个基础上，社会融资规模中未包括的信托资产和民间借贷大概在7.2万亿元左右，由此估算，影子银行总规模在20.9万亿元左右。如果再加上非银行所持有的企业债券，影子银行数额将达到24.4万亿元，占GDp的46.5%。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数据，2011年年底，G20国家影子银行占其GDp的比重达111%。这样看来，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并不算大。
孙飞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并不严重，中国金融业有180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商业银行占145万亿元，而游离于监管范畴之外的才叫影子银行，这部分影子银行也无法兴风作浪，不会对中国经济构成系统性风险。”
如何监管
由于影子银行是多头监管，监管模糊地带始终存在。107号文件要求按照谁审批谁负责风险的处置原则，合理分工监管责任。这样一来，影子银行的监管部门将涵盖一行三会，并从中央政府延伸到地方政府。
在多头监管的格局下，监管的重叠和漏洞就在所难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空间仍然存在。而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新型金融模式，比如第三方理财、网络金融、非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等，107号文件中并没有进行详细的监管说明，这就会造成在执行过程中仍避免不了监管漏洞的可？能。
有业内专家认为，107号文更多的监管思路仍然是行政导向，要求金融机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事实上，中国的影子银行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规避监管。太多、太严格的监管只会给影子银行更强的规避监管的动力。
范建军表示：“中国的影子银行把信托公司和银行理财产品也包含在内，但无论是信托公司还是银行理财，它们吸收的基本是大块资金，投资者购买这些产品都需要一定的门槛，而且理财产品在发行时，要对购买者进行风险告知。所以，我觉得没必要过度监管，银监会只要要求这些金融机构在发行产品时能够保证信息充分披露，以避免投资者的风险就可以了。”
金融监管的定义篇8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外资银行；金融服务自由化；金融监管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其中金融全球化是当前整个全球化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金融全球化既为世界带来了储蓄国际配置的新机制和发展的新机会，也对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着199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是国际金融动荡不安，地区性乃至世界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势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金融自由化迅速推进，金融创新大量涌现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监管必须要有相应的提高和加强。
1wto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
以《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金融服务协定》为中心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多边规则的达成，创造性采用以最惠国待遇和承诺表为主轴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多边生成机制，使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金融服务自由化的推行，并未禁止成员方基于审慎目的或特定的国内财政金融困难而实施必要的监管，关键在于如何摆正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1.1wto框架下金融监管与推进自由化的多边纪律在相互冲突中制衡
金融行业的高风险性和内在不稳定性客观上需要通地监管使金融机构依法运作，在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导向下，放任自流、毫无管束，给一国经济和作为一国经济中枢的金融业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为此，GatS序言和第12条对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承诺作出总括性例外安排。GatS序言规定，成员方为了实现国内政策目标，有权对其境内的服务提供制定和实施新的限制规定。很显然，GatS强调金融服务自由化，但并不阻止成员为了实现其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而对金融服务采取某些新的金融措施，包括限制性措施。在序言规定的基础上，GatS第12条“对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作了更具体的规定。成员方如果发生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和对外财政严重困难或存在此种威胁，则可对其已承担特定义务的服务贸易采取或维持各种限制措施，这也不视为对GatS条款的违反。当然成员方在采取此类限制措施时，也应受到一定制约。
但是，推动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如果设有相应的多边纪律约束也是行不通的。监管与自由化是wto在金融领域的两大支点，二者在多边意义上的关系最终取决于wto金融服务规则框架对二者的权衡后所作出的制衡安排。GatS序言中同时明确指出，需要建立服务贸易原则和规则的多边框架使服务贸易在透明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得到增长。《金融服务附录》也对审慎措施进行必要的约束，并规定当审慎措施与GatS的规定不一致时，这些措施不得当作该成员逃避GatS承诺或义务的工具。
1.2wto框架下的审慎监管法律问题
在各国的金融监管实践中，为了本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健，成员方都对本国境内金融机构的设立、经营和退出采取一定的审慎监管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以及减少因风险的发生对金融秩序所造成的冲击。wto的审慎措施是什么，也就是说，哪些措施属于wto的审慎措施，从而不受GatS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条款的约束，对待这一问题，wto规则本身并没有进行定义或列举清单加以解决，其他一些从事监管标准的研究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等也只是推出一些上述领域的所谓“最好做法”供各国参考采用。
我国根据wto协定将逐步对其他成员开放金融服务，就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而言，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并未要求放弃或削弱监管权，同时，金融开放应与监管配套协调，实现金融自由化的最大利益。在金融转型期要善于利用监管来维护金融稳定，在多边场合坚持审慎措施的灵活性标准，反对在现有限制之外对审慎监管措施施加新的限制。但无论如何我们已没有理由把行使监管权、采取限制措施作为保护国内金融机构的手段。
1.3wto框架下审慎监管措施对承诺义务的例外
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以及社会福利的效果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监管制度的健全与有效。因为金融自由化利益的实现需要以监管为条件和基础，wto规则在推动成员国取消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和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成员方有权采取审慎监管措施。GatS第十九条规定，自由化应尊重国内政策目标和成员方的整体和具体部门的发展水平，在GatS《金融服务附录》第2条“国内法规”的规定中更是专门对金融服务承诺作出非常直接和有针对性的例外安排，即审慎例外（prudentialcarve-out），这是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最重要条款：“无论本协定任何其他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
2巴塞尔协议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自由化、一体化趋势使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它们的连锁效应也使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同时，跨国银行和国际资本的规模和活动范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跨国银行的许多国际金融业务也超出了一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职能范围，这同样产生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迫切需求。此外，传统的各自为战的中央银行监管机制在金融创新迅速发展和国际游资冲击下显得无能为力，为了控制世界金融体系风险，在金融领域也必须加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1970年代是国际金融领域的多事之秋。1974年，联邦德国最大的私人银行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排名20名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相继倒闭，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界。以此为契机，关于国际银行统一监管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
1974年9月，“十国集团”成员国和瑞士、卢森堡共12国中央银行代表在瑞士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总部开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加强国际银行的监管问题。次年2月成立银行“管理和监管行动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RegulationandSupervisorypractices）”，简称“巴塞尔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目前国际上协调跨国银行管制活动的最主要机构。巴塞尔委员会的目的是促进国际金融监督与管理的合作，并就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问题定出统一的标准和纲领。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了一系列有关跨国银行监管的各项文件，统称为“巴塞尔协议”。
在巴塞尔委员会推动下，1980年成立“离岸监督官员委员会”以监管岸银行业。1981年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银行监管者委员会”，除此以外，还有几家国际性银行监督官组织。
此外，跨国银行监管还在建立双边或多边协调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双边协调机制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监管者之间通过双边渠道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是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在区域性的协调监督方面，欧共体富有成效，在国际监督协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了许多有关银行自由化的指令，并确定了各成员国银行的监管机关间的合作和定期会晤制度，为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创造了一种新模式。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服务贸易协定》（GatS），将金融服务贸易纳入国际贸易体系，这是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的新发展。
此外，为了应对银行机构的集团化和银行业务的多元化，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还与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及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联合公布了《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等。
3金融国际监管的未来与我国金融监管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在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建设性作用，但不可能要求它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国际银行体系的危机。巴塞尔协议式国际监管最终目标的实现，还要走很多的路。不过这不能否认巴塞尔协议的重要贡献，它确立的原则和规则体系，对于国际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所广泛认同和接受，从而成为跨国银行监管领域中最重要的国际惯例。
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各国和地区金融机构紧密相关，相互依存，荣辱与共。可以预见，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1）国际合作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经济体制特别是国际金融体制的不合理性。防止新的危机爆发，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紧迫任务。金融的国际监管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因而对跨国银行行业的监管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将会经常化和制度化。
2）国际合作的机制将更趋完善。巴塞尔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金融组织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各国政府也将成为监管的主体力量，从而使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之间协调与合作机制更趋完善，有机协调、相互联系、相互支持。
金融监管的定义篇9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保护；金融监管目标；金融创新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令全球经济崩陷，在世界经济触底回升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许多国家积极地进行着应对经济危机后果的金融立法改革，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法案)，该新法案体现了保护消费者和解决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等问题的多向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改革新举措：美国在金融监管系统中建立起一个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意在着力保护消费大众，并设计了相应的具体保障措施。对此，中国学界纷纷著文予以褒赞和引介，期望美国的监管机构建设能推动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进程，面对这些呼吁革新的高涨热情与学术期许，本文作者认为对此应采取冷静和沉着的态度，因而，文章首先梳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再结合中国的金融监管条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之主题进行探索。
一、消费者保护的思想与金融监管目标、机构的确立问题
(一)立法考察：金融监管目标对消费者保护思想的反映
美国的新法案是其金融监管史上力度最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在我们进行借鉴式解析时，必须关注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历史延续性。在美国的监管立法中，消费者保护理念早已有之，而且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不断地反映在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系列立法中。这些立法是美国金融监管目标的体现，一直以来，美国金融监管看重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美国列入混业经营的行列，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保护消费者的金融监管目标定位愈发凸显出重要性。在传统的金融监管目标定位观念中，银行监管偏重于体系性安全，而保险与证券更关注消费者利益，由此，分业监管可以排定各个不同领域监管的主次目标，令监管方向清晰。然而，旧有的监管目标理论于金融发展现实面前显得落后，混业经营已经模糊了各业的界限，随着金融监管技术的提升以及各国或是纷纷建立统一集权监管组织模式，或是改进分业监管组织及强化联系机制，加之若干次金融危机中消费者保护问题的逐渐尖锐，这种传统目标定位已经不合时宜，消费者保护成为贯穿于整个金融监管的关键性目标。
实际上，虽然学者们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具体内容有所争议，每个国家监管的特点也有不同，但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监管法定目标的价值取向是基本一致的，如英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明确英国金融监管局(FSa)成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并具有四项法定目标：维护市场信心、增强公众参与、保护消费者、减少金融犯罪。相对于其他国家对于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监管目标定位，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重大意义何在?答案是：在于对金融相关利益人的主体权益保障排序中，美国将金融消费者之保护置于首位，而大银行、贷款人、投资机构的利益维系都在此之后。因此，剖析美国金融监管新法案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的借鉴性昭示应该为：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还处于培育发展中，所以首先必须在金融监管目标和立法中植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想，并逐步考量消费者权益的升位维护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则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监管制度也必须面对的课题。
(二)机构设置：达至目标的金融监管体制构造
在探索实现消费者保护目标的金融监管体制构造时，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将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成立作为一个典型范本加以剖析，对此，我们必须将视野拓展至全球，因为这种构建并非首创，其他国家的学术理论与立法实践已经有之。
就学术研究上看，一些学者对于金融监管中的消费者保护早已提到相当的高度，在各国金融环境变迁、金融风险升级的复杂局面前，金融监管组织体制的分权构造理论有了较大的突破，即主张不受缚于机构类别与业务性质，而是配合金融监管的根本性目标来进行机构的组合。经济学家michaeltaylor的“双峰”理论主张的是双机构式监管组织体制，他把金融监管组织框架简化为两种职能互补的机构：一个是针对金融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另一个是针对金融机构机会主义进行合规监管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学者Stevenm.H.wallman的“目标导向(Goal-oriented)”说建议成立四机构式监管组织体制，具体方案为：按照金融监管之不同目的构设四个金融监管机构，第一个机构的职责是保障消费者作为弱小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其主要任务为制定并督行相关金融市场规则，诸如客户私人信息保密条款、机构信息披露规定等，以防止强势的大型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损害消费者；第二个机构的职责是关照金融业务的系统风险问题；第三个机构的职责是维护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与完整性；第四个机构的职责是监管金融企业个体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妥性。
就立法实践上看，加拿大在2001年6月即颁布了《金融消费者管理局法》，并依法建立了金融消费者管理局，但该局只是众多金融监管组织中的一个分支。金融监管体系中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地位最高者为澳大利亚，澳国自1998年7月开始，将所有的审慎监管交由新成立的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负责，而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则从保护消费者角度统一负责市场一体化管理，包括制定和实施市场行为标准和投资、保险、退休金、储蓄等金融产品的交易标准，以及信息披露、客户保护、市场一致性等。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分别负责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之监管机构模式，是对taylor理论的实践结果。
可见，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机构性设置比之taylor理论和澳大利亚的实践并不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和独创价值，但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监管改革意义最为彰显的标志，它展示的强化消费者保护之意识却有着极高的引领价值。美国乃复杂的分业式金融监管体制，证券业和基金业的监管由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由联邦保险署和各州政府负责，银行业为多头交叉共管，除联邦和州双线监管外，还有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其他机构参与监管。为了突出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视，美国的新法案没有遵循分权监管的传统，而是在联邦层次建设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以避免分权监管机构的冲突或是隔离遗漏问题，这种突破式的革新把关照消费者的精神显示得极为鲜明。
完成金融消费者保护目标的金融监管体制构造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考量的问
题，但选取怎样的理论与机构模式还必须结合国情为之：由于美国原有分散的价管体制导致了消费者保护的不力，因此新法案中采取了在联邦最高层级跨业设立统一保护机构的形式，这样有利于克服监管中的各种弊端；同时，美国之所以能突破既有的分权监管模式来着力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因为该国有长期以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想禀赋与立法资源，这也是客观国情，所以，金融危机后针对消费者的独立机构创设是有意识根基与法制传统的完善之举。由此，美国的范例提示我们：单纯的金融消费者机构设置之效仿是没有意义的模拟，必要性与适应性应该结合思考。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力度与金融创新的速度问题
(一)历史审视：美国次贷危机中的启示
消费者保护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一贯主题，次贷危机前有如《诚实信贷法》、《金融隐私权法》、《公平信贷报告法》、《电子资金转移法》、《信贷机会公平法》、《据实披露存款资料法》等相关立法存在，但遗憾的是，前述立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力度与金融创新的速度并不匹配，由此，也未能有效制止金融自由化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具体分析，其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规制范围狭窄，比如《房屋所有权保护法》禁止贷款机构的不公平交易行为，但该法针对利率高的住房抵押贷款业务、次级抵押贷款等消费信贷产品却不在规制之列。第二，义务内容缺漏，例如贷款人的法定义务中，不作为义务的明确列示欠缺，以至于预付罚金、收取利息外不当费用、发放不公平的大额尾付贷款等侵害金融消费者的行为屡现，同时，贷款人的作为义务条款也不完整，例如既未规定其应披露贷款实际成本的信息义务，亦未要求其合理确定金融消费者的还款能力。第三，责任条款不足，约束义务履行的最利法器是法律责任的配设，无相应责任的义务等同于无齿之虎，不足为惧，比如贷款虚假陈述与欺诈的法律责任缺失，即等同于纵容金融机构违法。第四，救济手段不力，例如1995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证券私人诉讼改革法案》，提高了集团诉讼原告资格的门槛，针对前瞻性披露中的诈欺，严格限定了原告提起集团诉讼的条件，判定因果关系以及个别责任、连带责任的承担标准更为严苛，这些规定皆不利于金融消费者的救济保护。
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监管者将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强弱作为判断金融监管成效高低的关键性标尺，提高金融市场竞争力的目标取向是金融市场的效率，手段是快速的金融创新，其结果是美国金融业在全球市场份额不断增加，美林、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等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不断加强。但由于金融消费者的立法保护没有及时跟进，金融经营者在盈利动机驱使下，向消费者披露的信息具有非完整性或虚伪性，消费者被诱导接受了不适合的金融产品。金融活动的风险由消费者这样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而法律提供的权益救济途径又不畅，滞后的立法实质上形成了对无序性金融创新的放纵，危机越来越深，最后造成的局面是：美国金融机构发放的次级贷款规模过度，房价跌落时，高价购进房屋的消费者缺乏还款能力，同时，滥发信用卡导致的非理性透支以及股票价格的暴跌，致使美国金融消费者的资产严重缩水，数千亿美元的次贷市值制造了虚假繁荣，破坏了社会消费的基础环节，引发了深重的经济危机。而那些盲目追求金融创新的金融机构也在危机中纷纷倒闭，五大投行三个：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破产；高盛和摩根斯丹利被迫从投资银行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变为更多依赖吸存业务的传统商业银行。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度自由化的发展模式及金融市场中监管的相对滞后，这次危机带来的深刻启示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想必须在法律文本化的前提下与促进金融创新之效率相得益彰。金融自由化并不等同于取消风险监管与安全性干预，适配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也正是出自这样的要求。当然，金融危机后国家在改革金融监管方面的积极态度也存在政府挽回公众信心的政治性意图，是其承担责任的表现方式之一，但我们要进一步看到，调整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之立法的制度能效，最终的原因还是在于它可以满足金融发展安全的客观需求。
(二)深度挖掘：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课题
我们探索此主题的当下经济格局是以金融全球化为发展背景的，金融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金融资产在不同国家金融市场中享有进退移转的自由，要完成这样跨国境、跨币种、跨行业的流动，必须是开放式经济结构的国家放松对金融业务拓展的管束，应该说，在20世纪后期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具有了这一市场结构，而通过体制改革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具备了基本性条件，各国金融业所需的是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即实现金融产品的创新与服务价格的市场化，放开金融市场的进入。
金融自由化所倡导的金融经营理念是创新，创新是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组织、金融工具、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等要素的变革创造新事物。在这一理念下，金融市场的业务行为边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多数国家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复杂的衍生产品、多样的金融服务、庞大的交易机构成为金融创新的特色。然而，金融自由化挟带巨大的风险，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在20世纪后30年里的金融自由化总是伴生金融危机。在一次次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业务创新的管制放松后导致风险累积，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问题引发的矛盾非常突出，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力度与金融创新的速度问题需要立法加以重视，这是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各国必须面对的共同任务。
应该指出，兼顾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创新是一个颇具难度的课题，美国新法案就此问题在政界及金融界引发了强烈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保护消费者和确保今后美国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反对者担忧监管过度将有碍金融创新。但激争并没能阻挡新法案的出台，原因在于：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创新从长远效果看并不相损，两者其实是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的。由于金融消费者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等各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为保护消费者需要强化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与责任的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令金融创新更为谨慎，金融创新的步速会有所放缓，但这种谨慎是有益的，金融消费者在享受安全的金融产品后所增加的消费信心，最终会给金融市场带来良性的高效率发展，而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印证了不顾消费者利益的滥发信用，其结果必将造成金融创新的失败。
三、金融消费者立法保护的借鉴与中国本土化问题
(一)观念突破：“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同
要在中国金融监管立法中贯彻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想，首先要破除的是观念障碍，因为学术界对金融消费者之说有许多争议。否定派学者刘少军认为：“工商领域的是消费者，金融领域的是投资者，二者不能混同”，“投资行为与消费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是不可能等同保护的”。支持派学者很多也是持有限接受的态度，如叶林、郭丹指出：“要坚持生活消费与金融消费的基本划分”，
还要关注此种分类的相对性，表明应按照生活消费与金融消费的关联度来决定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可度。再如岳彩申表明：“在集中竞价交易场所购买证券的自然人即股票散户，不宜作为消费者对待，而应当作为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对待。”
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不仅没有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在金融监管的规范性文件中也没有清晰的界定。2006年12月，我国施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表述，指引中提到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而最近2011年3月的《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中也强调要“积极维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尽管银行业金融监管文件有此概念提出，但金融消费者的涵括范围为何?是将进行金融交易的自然人统称为金融消费者，与组织形式的金融活动参与者相区别，还是按照金融产品是否为投资性质来区分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此，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加以明确。统视金融各业，除银行业明确表示对“金融消费者”的认可外，保险业只接受了“保险消费者”，证券业则坚持使用投资者的指称。可见，我国的金融立法距离全面引入金融消费者概念并大力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之目标，尚有较远的一段路程。
在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2010年的新法案采用概念加列举的方式，更为细化地指出金融消费者为“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消费者是指自然人或者代表该自然人的经纪人、受托人或人”，“消费金融产品或服务是指消费者主要用于个人、家庭、家用为目的的任何金融产品或服务”。对金融消费者切实的保护应立足于概念的统一认可与清晰界定，由此，要借鉴国外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立法，目前亟须完成的工作是提升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同程度并予以明晰的内涵与外延确认。
(二)路径设计：金融消费者保护本土化的策略
金融监管的定义篇10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部分是因为政府监管失灵。阐述了金融监管定义、原则和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响应对策，以其为有关金融业工作者提供参考。
1 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4)健全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①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应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对最高权利机构负责的内审机构，以确保最高管理者关注实践中发现的任何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监管的最高权威地位得到明确；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在我国金融机构自我约束不力、内控意识不强、过分依赖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建立内控稽核评价制度显得尤为重要；③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