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1
2007年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过后，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发达国家也对自己的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了一些变革。但由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多重性，以及各国国情的差异性，目前还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融监管体系。本文系统考察和梳理了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大致历程，从各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变迁过程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规律。
（一）金融结构的变迁决定金融监管体系的变迁方向
从金融结构的变迁来看，基本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从金融业经营体制来看，基本经历了初期的混业经营到分业经营再到混业经营的过程，而金融监管机构也伴随着金融结构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从初期的中央银行，再到后来的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到最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部分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无不显示出金融监管体系顺应金融结构变迁而进行变迁的历史。总结起来，金融结构变迁决定着一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变迁，各国金融业发展历程基本相同，这使得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但各国金融业结构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各国采用的金融监管体系具有差异性。
（二）金融监管体系影响金融结构的变迁
由于监管目标存在着双重性，则金融监管重点存在着效率和稳健的替换问题。每一时期根据不同的监管重点，提出不同的监管目标，基本呈现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相交替的局面。当以效率性为主时，就会出台自由化法案，放松管制，此时金融业会获得发展，金融业的效率性提高，稳健性降低；当以稳健性为主时，就会严格管制，甚至对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此时金融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金融业的效率性降低，稳健性提高。
（三）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体系的相互作用
通过金融创新进行推动，正是创新与监管的不断博弈共同决定了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化。金融创新改变了一国的金融结构，进而导致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的匹配程度下降，由此造成监管的调整，将创新后的金融机构行为重新纳入新的监管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一轮的创新。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之间的作用以金融创新为起点，以严格监管为终点，呈现螺旋式变迁的轨迹。
（四）由于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不断博弈，使得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变迁呈现宽严交替的局面
从监管法律法规发展的历程来看，基本经历了监管宽松-严格监管-放松监管-加强监管的过程。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未来发展的趋势是进一步加强监管，限制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对金融交易和金融产品进行更进一步的限制。
（五）统一监管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方向
从金融结构变迁的历史来看，各国金融结构呈现出由简单到逐步复杂的变迁过程，同时金融业经营体制经历了早期自然混业经营的时期，到严格分业经营的时期，再到逐渐融合混业经营的时期。在混业经营的体制下，统一监管组织架构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统一监管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方向。
二、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逐渐加深，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从内部来说，随着金融业混业化的加剧，监管盲区、监管交叉也大量存在，这客观上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要求，从外部来看，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且随着国际化的不断深入，中国金融业客观上也需要自由化改革，否则将会丧失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监管该如何应对各种挑战，也是一大难题。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通过对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历程的考察，得到对中国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趋势是走向统一监管
从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规律来看，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变迁的方向。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金融业由完全国有逐渐向股份制转变，同时金融业规模开始增大，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开始增多。由于金融业国有化程度依然较高，且金融业混业程度不高，因此，2003年以后中国建立的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是比较符合国情的。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创新逐步活跃，混业化经营的趋势逐渐显现。从金融产品来看，以投资连结保险、银行集合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为代表的一批金融产品已经具备跨行业的特征，从金融机构来看，以平安集团、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银河金控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已经基本具备金融控股公司的特征，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在朝着综合化经营的方向发展。日趋活跃的金融创新进一步改变了中国的金融结构，随着金融业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金融业的效率性有所提高，稳健性有所降低。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应对混业经营所导致的金融结构的变化，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组织架构有向统一架构转变的内在动力。
（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应当循序渐进
虽然中国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变迁的趋势是逐步走向统一，但由于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变迁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中国不能盲目进行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变革，而应该切合中国的体制因素、金融因素、治理因素走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逐步走向统一监管。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由于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变迁还受到金融因素和治理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虽然出现了金融混业化趋势，但混业化程度并不高，且统一监管需要较高的治理水平，但中国目前由于监管经验的缺乏、信息披露的缺失等原因，治理水平还较为低下；二是中国金融监管组织架构改革应该走循序渐进的道路。从短期来看，面对金融业逐渐混业经营的趋势，中国应该逐渐加强金融监管机构联席会议机制，增强三个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避免信息沟通不畅进而影响监管效果，防范监管套利。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中国应该采取渐进的模式走向统一监管组织架构，先借鉴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经验，建成部分统一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其转变为统一监管组织架构。
（三）随着金融综合化经营的不断发展，中国在监管过程中要重视宏观经济的稳定，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目前中国的金融稳定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但由于目前实行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所以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还存在信息沟通不畅的现象。可以考虑逐步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中的作用，在条件成熟时单独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金融稳定监管机构，加强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四）在中国金融监管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金融稳健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尽量做到协调、均衡、稳定地增长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2
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进历经半个世纪，期间的每一个曲折回转、每一次突破发展，都与当时的经济改革背景息息相关。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考察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历程，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有艰难的探索，更有激烈的争鸣。
1行政性金融控制思想阶段
1948年—1957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异化为人民银行的内部行政管理，制度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信贷管制和利率管制，在高度集中的资金管理体制下，人民银行按照行政命令执行信贷计划。从1969年至改革开放前，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在这样的行政隶属关系中，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不过是政府贯彻信贷计划、调控经济的手段。不难看出，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正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必然产物，这种特定的经济体制所独有的局限性特征决定了银行体系的高度集中，“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更加有利于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局掌控，增强了政策贯彻的畅通性。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银行体系具有极强的历史局限性，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层次时，这种银行体系的不适应性和局限性就会暴露无遗。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忽略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得价值规律无法有效地在市场运行中发挥调节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过低，基层金融机构成长缓慢，整个金融系统缺乏活力和动力，起不到经济剂的作用。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高度集中和统一的单一金融体制。在这种金融体制下，金融监督管理虽然也要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但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理念发展缺乏良好有利的制度环境，处于“禁锢”期。应当肯定的是这种控制性的金融管理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完全符合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资金通过这个银行体系有力地集中起来，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相较旧中国的经济面貌，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得到完全颠覆，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尤其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国家颁布了“银行六条”，通过信贷和货币发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和货币发行，使国家很快度过了困难时期，取得了利用金融业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与此同时，由于这个时期以严格的行政指令作为措施手段，因此相应的制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政策特征，控制性金融管理思想过度依赖行政体系和行政权威，以行政指导为主要实施手段，也使金融管理具有政策特征。行政指导的具体内容可能是无法可依、无据可循的，不仅受短期政策目标影响，还受执行机关的意志左右。这种不透明性和无规则性，使得金融管理思想的发展与深化受到了严重的束缚，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我国实施经济改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只有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挥社会主义活力的方针提上日程的时候，克服这种思想弊端的改革要求才有其现实性和紧迫性。
2控制性金融监管思想的形成与弱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行政部门对经济活动具有全权管理的职能，指导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主要思想来自于有关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理论。计划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居于经济社会的核心地位。在金融体制改革以后，政府主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管理职能逐渐的转变为监督管理。简要地回顾金融监管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发现，注重规则监管是改革开放以来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第一阶段。计划体制下的行政主管部门体系虽然经历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基本上保留下来；在主管内容方面，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审批制渐次得向核准制转变、更在一些领域内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等等），但是，对金融机构而言，政府方面“主管”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应该说，现实正处于监督管理的阶段，虽然这一阶段，“管理”色彩还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与此同时，“监督”职能开始凸现出来。1978年—1983年，理论界形成了对中央银行性质与职能的一致看法，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1984年1月，人民银行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这样的思想基础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起点。在金融改革初期，各家专业银行严格执行人民银行的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并将原有的信贷计划推广到四家国有银行，对信贷计划执行的合规性监管是我国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的初始安排，另外，人民银行同时履行着金融机构审批、金融秩序整顿的管理职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实施，迈出了依法监管的第一步。但是，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尚不系统，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方面的规定比较宽松。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的不完善催生了金融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金融业务多元化发展。形成了金融业数量扩张和机构竞争的新格局，同时也带来了金融秩序的混乱。这是学界和政策界都始料未及的。随后所展开的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都始终围绕治理整顿金融秩序为主题。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各种行政性直接调控工具被重新启用，人民银行以约法三章的形式对一些新兴金融业务严厉禁止，以约法三章和信贷计划指标为凭据对金融机构组织实施大规模的临时性的稽核检查。至此，理论界和政策界形成了控制性监管制度思想。在我国，对金融监管的高度重视始于1993年，在此之前，虽然也有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业务的检查，但是，所要达到的目标、采用的手段和检查的内容基本上都只能满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至今，监管工作的开展都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我国15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从业人员的队伍成百倍的增加，初步形成了一个多门类多层次和竞争有度的金融市场，极大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加快增长和取向市场的经济改革。1993年以后，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金融法规，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金融监管迎来了“法制之年”，1995年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等法律法规，对监管市场制度的相关措施从法律上进行了明确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新变革，许多政策措施对控制性金融监管进行了弱化，譬如：取消贷款规模限制、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利率改革、监管组织体制调整等。由此，控制性金融监管逐渐弱化，放松管制和审慎监管的相关措施开始逐步得以推行。但是，理论界仍然存在控制性监管思想的基本倾向，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思想体现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中遗留的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中调整与突破的脉络，由弱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向审慎监管思想过渡的局面。执行初期，由于金融控制思想的遗留，审慎监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为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在冲突中，控制性监管思想逐步弱化，审慎监管思想逐步构建。
3审慎性金融监管思想的构建与强化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3
金融创新需要合理管制
美国科技股泡沫于2001年破灭后,美联储长期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导致流动性过剩,宽松的资金环境使金融机构普遍面临获取高收益率的沉重压力。由于可以通过证券化将信用风险转移出去,美国商业银行开始大胆介入高风险次贷业务以谋求更高的收益率。在信用风险转移过程中,以债务担保债券(collateraldebtobligation,CDo)为代表的信用结构产品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债务担保债券以分档技术为核心,通过剥离和重组基础资产现金流将债券设计成不同档级,以适应投资者在本息支付、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结果是,信用结构产品创新能使贷款风险分散到房屋抵押贷款的非传统参与者身上,高风险次贷也因此得以全面进入金融系统。
与以往金融危机显著不同的是,次贷危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描述的“腐蚀性”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危机以难以消除的流动性紧张方式长时期地在金融系统徘徊,并最终导致金融大动荡。信用结构产品创新与次贷危机的腐蚀性有密切关联。以信用结构证券为载体,次贷风险流动性地分布于金融体系的核心市场――高杠杆机构普遍参与的货币市场。受次贷违约率上升刺激,市场对次贷及其相关证券的信用风险进行重新定价。信用结构证券具有的流动性和复杂性使市场难以准确掌握各杠杆机构的损失,市场疑虑因而难以消除,流动性持续紧张就此形成。在危机之初,美联储试图通过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来摆脱流动性紧张,但由于该政策并不能消除杠杆机构损失的不确定性,因而结果并不理想。按通常理解,金融危机可以视为是金融系统偏离正常状态。而危机之后,金融系统要么回归原路,要么向新体系演变。从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此次金融危机蕴含着脱离传统的巨大变化,即金融创新对系统性金融稳定已经构成了实质威胁。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系统需要重大革新,即金融创新需要合理管制。
金融创新管制需要合理方式
金融创新管制面临两个基本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判断哪种类型的金融创新需要管制。重视金融创新的负面影响并不意味着全面限制金融创新,如何在金融创新正面效应与金融创新负面效应之间保持平衡,是合理管制金融创新的关键。第二个难题是,如何有效率地实施金融创新管制。在金融混业日益深入的背景下,金融创新往往跨越银行、证券和保险的行业划分,跨行业的金融创新既容易形成监管真空,也容易引发监管争执。应对这两个难题需要相应的金融监管安排,基于原则的金融监管方式和目标监管体系值得尝试。
与其他金融管制一样,金融创新管制服务于公共政策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要防止金融动荡,克服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去除市场欺诈。应当说,基于历史经验的描述性监管条例难以胜任金融创新管制这一任务。首先,金融创新的历史经验很难总结。研究表明:由于金融系统没有统计研发和专利的传统,关于金融创新的实证研究非常稀少,已有的少量研究只关注个别金融创新案例,从中很难得出一般性结论。其次,金融创新本质上讲是一种新
生事物,基于历史经验的研究意义有限。
相对于基于历史经验的描述性监管,基于原则的金融监管更适合于金融创新管制。基于原则的监管是指,监管更多地关注原则和结果。金融市场在不断变化,任何一套描述性监管条例并不能应对所有时期金融环境和金融实践的变化。相对而言,原则性监管更为持久耐用。基于原则的金融监管需要一套不同于描述性监管的操作框架。在这一领域,英国监管当局的尝试值得关注。该操作框架重视相对于监管目标的主要风险。过程的第一步是,通过监管接触、消费者接触以及市场监测,来识别相对于监管目标的风险;过程的第二步是,用标准风险评估程序进行一致性的风险评估和排序;过程的第三步是,决定如何对主要风险做出反应。这一套框架在金融创新管制领域具有独特优势。首先,它允许各种金融创新尝试。其次,它能持续追踪和观测金融创新的社会效应,并能够根据阶段性结果做出合理反应。如此一来,有益的金融创新不会受到遏制,有害的金融创新会得以消除。当然,这样一套具有较大灵活性的监管框架对金融监管当局的素质有较高要求,如果监管当局素质不能够满足相应要求,则这样一种监管框架则会制造新的漏洞和不稳定。
针对跨行业金融创新引发的监管困难,金融监管体制也需要相应的安排。美国的目标导向的金融监管改革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有益尝试。目标监管体系是美国财政部近期提出的新概念框架。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了题为《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的报告。目标监管体系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关注监管目标,它分为三个部分:市场稳定监管主要关注会影响实体经济的金融市场总体稳定条件,审慎金融监管主要关注由政府担保导致的有限市场纪律,商业行为监管(它与消费者保护是相联系的)主要关注商业行为标准。
在目标监管体系中,三个截然不同的监管者――市场稳定监管者、审慎金融监管者和商业行为监管者,以排他性的方式关注金融机构。目标监管体系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将具有协同效应的监管区域予以整合。而在目前的监管体系下,这些监管责任被分割给不同监管者。相比于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目标金融监管能更好地适应金融变化。
金融创新管制需要国际合作
管制金融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监管逃避的抵制。过去30多年里,绝大多数国家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尽管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所减缓,但对那些资本项目实行相对自由化和相对非自由化的两类国家而言,这一趋势都是清晰的。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就需要充分的国际合作。
金融创新具有路径依赖特性。也就是说,它与特定的金融制度、金融发展和金融技术有密切关联。从金融创新的背景环境看,金融创新可以大致分为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创新。总体上讲,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当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遭受管制时,对应的监管逃避不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为这类金融创新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对应的金融环境。当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创新遭受管制时,类似问题同样存在。路径依赖的特点决定了管制金融创新的合作应当发生在金融环境相对较为类似的国家。由于金融创新过度的问题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洲,自然就成为开展管制金融创新国际合作的主角。
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发达国家之间就金融创新管制达成合作的主要动力。长期的资本自由流动将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紧密联系起来,金融危机的负外部效应早已因此超越国界。在次贷危机中,欧洲的金融机构就普遍受到美国金融动荡的影响。金融创新管制合作的激励是诱人的,但障碍同样醒目。从理论上讲,金融监管者是从成本――收益视角来分析监管合作,它们寻求边际收益达至边际成本的监管合作水平。由于监管强度和监管效果的衡量十分困难,并且不同国家的主观最优监管合作程度也不尽相同,具有一致性内容的金融创新管制协议难以达成。监管者担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具有一致性内容的金融创新管制协议会降低其金融系统的竞争力。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监管当局(FSa)十分重视“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以及维持英国金融系统竞争性地位的满意程度”。美国也面临同样问题。尽管维持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没有被作为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责任,但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已经开始重视金融监管的竞争性效果,美国财政部题为《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的报告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4
1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内涵及重要意义
凡“体制”问题必涉及机构之设置、职权之划分，金融监管体制亦不例外，它是指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权限的划分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金融监管体制要解决的问题是设置哪些组织机构来对金融业进行监管，监管的对象包含哪些，监管的形式和途径的规范以及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的责任承担的规范。
当今，多国在大力推进金融监管体制革新，以期在促进本国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保持金融业的稳健发展。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科学主张。[1]可见，我国政府目前高度重视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期待其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革除传统监管体制暴露出的诸多弊病，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障人民合法经济利益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不同金融监管体制模式比较分析
各国金融监管体制虽不尽相同，但各种金融监管体制按照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总体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又可细分为不同的类型。
21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
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即在国家层面设立单极金融监管机构，统管本国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业务。此类型代表国家有北欧的挪威、丹麦、瑞典，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但值得强调的是，从纵向角度看，其中部分国家是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属于此种金融监管模式。
以日本为例：从纵向角度分析，日本的金融监管模式经历了由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发展为分业监管，最后转型为混合金融监管体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1998年改革前的日本才属于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1998年改革以前，大藏省（暨财务省）是统揽金融监管大权的行政部门，其下设银行局（其下设“保险部”监管保险业）和证券局。[2]其形式虽然类似分业监管，但实质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监管机构只是形式上的分工而无实质上的分权，实权统归于大藏省，所以这一阶段的日本采取的是较为典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
日本在1998年实施《金融监督厅设置法》，这标志着其在国家意志层面肯定了金融专项监管的重要性，这也为后来设立专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次机构调整，使总理大臣掌握了金融监督厅长官的任命权，并且使金融监督厅继受了原属大藏省的诸多金融监管权力。改革后，大藏省拥有的职权主要限于证券业，以及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22分业监管模式
分业监管模式是指由数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实施监管并且对监管效果承担责任，各国一般会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分别在银行、证券、保险业务领域进行监管，一方面，这些监管机构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监管组织体，另一方面，也分别掌握了某业务领域的实质监管权，彼此相互协调配合。在这种模式下，还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另一种是双层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
以中国为例。我国属于典型的采用单层多头式金融监管体制的国家。即以“一行三会”加外汇管理局等机构来负责金融监督管理工作。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了宏观层面的设定。[Zw（]《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Zw）]现阶段我国主要的协调制度是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但这种部级联席会议实质上是一种“软机制”，它并无明确的法律地位，其所达成的意见更无法律约束力，更多依靠的是各机构的协调与自觉配合，央行在其中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r且在实施过程中，曾出现长达四年的停滞状态，后又因为国务院的批复而重新启动，可见这种协调机制的力度较弱，我国若想克服现阶段分业监管暴露出的弊端，就亟须加以完善或建立新的统筹协调机制。
23混合金融监管模式
这种金融监管模式是在金融混业经营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出的，它适应了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具体分析，又可以分为“牵头式”和“双峰式”两种类型。“牵头式”监管体制可谓“一极多峰”，是指在国家设置一个牵头监管机构，统揽各分业监管机构，并且协调不同监管机构的工作。其典型代表国家是巴西。“双峰式”监管体制的原理是依据金融监管目标和不同的对象在不同领域设置两头机构分别实施监管。[Zw（]具体而言，其中一类机构的监管对象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另一类机构针对的是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管理，并侧重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Zw）]这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有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等。
231“牵头式”监管体制
以巴西为例。国家货币理事会在巴西金融监管体系中处于最高决策地位，它的协调机制促进了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交流，其统管机构包括巴西央行、证券交易委员会、私营保险监管局等。中央银行是巴西金融监管体制中的牵头机构，除证券交易所、保险和养老金机构等少数机构外，其余均受中央银行监管。在央行内部又专设“监督管理局”，该局负责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打击非法外汇交易和非法金融犯罪、金融系统信息管理。[3]这种监管机制使巴西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与责任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232“双峰式”监管体制
以澳大利亚为例。1997年，澳大利亚开展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双峰式”的金融监管体制，由澳大利亚金融体系调查委员会推动，成立了审慎监管局、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审慎监管局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其主要目的是预防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业整体上的健康发展；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管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其主要目的是对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在此体制下，国家财政部主要起到协调者的作用，一方面，对储备银行行长、审慎监管局、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起到一定作用，其拥有提名权[4]；另一方面，财政部统筹协调监管局和委员会，必要时可以直接接入其监管工作，直接影响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3对中国的启示
一方面，从制度建设上来看，我国现阶段仍属于单层多头的分业监管模式；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趋势来看，金融混业经营虽然处于初级阶段，具有局部性、小规模和试点性的特点，但也已然成为现实，并且具有深度发展的趋势。这就造成了“制度”与“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性。毋庸置疑，金融混业经营是世界各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很多国家仍处在分业经营的阶段，但最终还会殊途同归，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互联网+”的时代浪潮下，金融混业网络平台的出现与发展无疑加速了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进程。如果我国金融监管理念、方法和体制不能随金融发展状况而革新，则必将故步自封。所以我国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浪潮中，更应当在改革上未雨绸缪。
31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系
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其能够弥补传统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从宏观角度看，传统货币政策主要是维持物价稳定，但即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形式上呈现稳定走势，但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实际上的波动也可能较大。价格稳定并不等于金融稳健。从微观层面来看，传统金融监管体制注重针对金融个体的监督管理，但在金融领域，有时“1+1”未必等于2，一些个体的健康发展并不必然构成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营，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以及金融机构个体之间关联的密切性，都会导致整个金融业在一定时间和地域的危机。
所以，现在我??金融监管领域最大的灰色地带就是对金融业各方监管进行整体性的协调，换言之，在制定落实货币政策和实施个体监管之间，缺乏宏观角度的风险评估与应急机制，因此，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系是必须把握的关键点。
32加强市场行为监管，落实金融消费者保护
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相比显然在金融市场中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但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无疑需要金融消费者的广泛参与。在现实金融市场交易中，金融消费者往往因为信息不透明、市场操纵、违法套利、欺诈等活动而受到实质损害或需承担较大的风险，所以金融监管体制的设计和运行应当更加注重对于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的保护。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通识，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Zw（]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法案》，这为次年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提供了法律保障。南非通过了《公平对待消费者倡议》。俄罗斯颁布并修订《自然人银行存款保险法》，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金融消费者的市场地位并逐步提升了对其保障的法律标准。[Zw）]
一方面，我国应在法律层面落实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我国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方面的法律有十分严重的缺位现象。如何让决策者和金融消费者不再受到既得利益者的“绑架”是一个严肃的命题。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终究是利益的博弈，但在我国现阶段金融机构明显占据强势地位的情形来看，必须建立健全和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和执法规范，至少需要国务院组织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另一方面，应设置专门负责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机构。目前“一行三会”内部均设有相关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组织体，如将这些内设机构整合改组成统一的市场行为监管机构，便可以健全金融监管框架，为落实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组织机构保障。[5]
4结论
纵观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有部分国家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监管模式到分业监管再到不完全统一监管的改革过程。这看似是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实则蕴含着金融发展层级由低到高的内因。比较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及其演变脉络，不难发现这样三条规律：改革围绕着不断调整中央银行的职能定位而展开；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变化影响着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对金融监管体制产生影响。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5
摘要:随着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也日益显著.本文通过回顾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详细分析了分业经营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金融业发展的利弊影响，继而分析了金融业合业经营这一不可低档的潮流的产生及影响，阐述了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及当前在此潮流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其次，合业经营也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金融机构自身都更清醒的认识到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而对于某些项目，即使那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对其所面临的新的风险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综上所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经济金融形势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才能够适当放宽对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所采取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为健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便可朝着业务监管综合化方向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6
关键词：分业经营；混业经营；金融业
金融业混业经营是指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务及其他投资性金融业务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范围上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经营体制。
一、金融混业经营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动因
1999年11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机构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兼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美国由分业向混业的转变，标志着在20世纪作为全球金融业主流的分业经营模式已被混业经营所替代。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经营体制都经历了一个混业－分业－再混业的变迁过程。尽管各国的制度变迁路径有所不同，总体来看，金融混业经营有其内在规律和外在动因的驱动。
(一)内在规律
第一，银行业和证券业天然就是融合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于资金融通便利的需要，世界各国不仅在银行业和证券业之间，其金融领域的其他各分业的业务范围之间也没有严格的限定。第二，分业体制主要是国家管理力量强制推动的结果。通过法律和监管确立了分业体制，分业体制的确立更多的体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而非金融发展的自然选择。第三，混业行为先于法律突破，商业银行是混业的主要推动力量。20世纪60年代，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出现了向混业转化的迹象。这些国家一般都经历了微观金融主体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对法律限制不断突破的渐进过程。在各类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对混业经营的需求最为强烈，是金融创新的核心主体。不论是采用全能银行制的德国，还是采用金融控股公司的美国，均体现以商业银行为主要的特征。第四，金融业经营体制的变迁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金融业最初的混业到分业，再到混业的变迁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个在更高的阶段上的发展过程，是在金融机构健全、自律机制和法治秩序良好、金融市场发达、市场规管完善条件下的混业，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混业。
(二)外在动因
第一，金融结构显著变化，直接融资比例迅速上升。二战后，新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抢走了商业银行的大批客户和业务，银行传统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面临严峻的挑战。为适应这一变化，商业银行必然要想方设法绕过法律的限制，向证券业等其他金融领域渗透，导致金融分业的壁垒逐渐被突破。第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各国金融业竞争在全球范围展开，推动了各国经营体制的趋同。进一步加快了各国金融混业经营的步伐。第三，金融创新迅猛发展，金融业界限日益模糊，在分业体制下，金融机构往往通过金融创新摆脱金融管制，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推动了金融业的融合。第四，西方各国监管理念发生变化，金融自由化思想深入人心。金融自由化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于严格的管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在金融自由化思想指导下，放宽金融业务范围的限制是必然趋势。
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必要性及经营现状
(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必要性
我国分业经营体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确立的，其出发点是制止金融领域的混乱，防范金融风险，在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具有合理性。然而，随着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很多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分业经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第一，金融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分业经营体制难以适应市场的发展和客户的需求。客户对证券、保险、衍生金融工具等金融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一站式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分业经营模式使商业银行业务范围受到限制，不利于其满足客户的多层次需求及进行业务拓展。第二，从国际来看，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流。金融全球化导致全球金融业的竞争激烈，世界各国银行业为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加强调整、兼并、重组和金融创新，银行与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界线逐渐模糊。随着加入wto承诺的逐步落实，内地金融市场将全面开放，外国商业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将更便于按我国的分业经营的要求开展业务，即它们的前台是分业的，而它们的后台即他们的总部则是混业的，它们的前后台配合就可以为客户提供包括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等一系列综合金融服务。如果内地商业银行仍然固守这种单项分业经营的体制，在与外国商业银行的竞争中将难以匹敌。
(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现状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在人财物等方面与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脱钩，实行分业经营”。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我国金融分业管制正在逐渐放松。金融业混业经营初见端倪。
首先，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出现了不小的松动。从1999年8月开始，我国已允许部分券商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打开了银行信贷资金流向证券市场的通道。2001年6月，央行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在法律不变的条件下使商业银行能够跨业经营。《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商业银行法(修订)》草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草案三审稿中，也出现了有利于混业经营的突破性改动。2004年10月24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了《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保险公司将正式以机构投资者的身份进人资本市场。2005年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联合公布并开始实施《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试点管理办法》。按照规定，我国商业银行可直接出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成为首批直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
其次，在实践领域，中国金融机构一直没有停止在混业经营上的探索和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信银行、光大集团、平安控股等大型综合性金融集团，通过资本运作将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招致麾下，搭建了统一的业务平台，为消费着提供综合服务。2002年底，银证通、投资连接保险、银行保底基金、证券公司债券、货币市场基金、贷款资产转让等产品的开发，突破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限制，而类似的产品创新步伐还在不断加快；2000年9月5日，我国推出第一支具有保底基金概念的投资工具；2000年10月17日，中国银行和平安保险公司签署协约，3年之内中行70％的优质网点销售平安保单，并且共建中国银行保险部。2003年底，平安的资金清算和结算将统一到中行账下，中银国际成为平安境外上市的主承销商之一，双方可以交叉销售产品。银保合作方兴未艾的同时，银证合作如雨后春笋，2005年4月29日南方证券宣布关闭，建银投资将最终获得这部分证券业务，并将以此为基础设立新的证券公司。这些运作为金融企业混业经营创造了条件，为综合性银行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三、促进我国金融实行混业经营的建议
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实现顺利过渡，现阶段应重点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金融法律体系建设
立法先行是保证金融体制改革在法律框架下稳健推进的根本前提。从立法的超前性出发，制定新的金融法律法规要充分考虑未来混业经营的要求以及国际相关法律法规的标准。同时，要对已实施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明确规定实行分、ip经营，这需要我们对这些法律进行进一步合理修订，从法律上确定金融混业经营制度。从而给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法律保障。
(二)积极鼓励金融企业之间的合作和金融创新活动，提高金融企业的竞争力。
从各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实现完全的混业经营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当前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法律框架下，应大力推进银保、银证和保证之间的合作，尤其是银行和证券之间的合作。应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全面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力。
(三)加快金融机构改革步伐，健全金融机构内控制度
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混业经营要求参与市场的金融机构必须是风险自担的真正市场主体，各类金融业务间也必须保持相对的对立性。这就要求金融机构不但要有明晰的产权基础，也要有一套保证不同业务独立运作的机构、人员、管理和监督制度。因此，必须加快我国商业银行体系改革步伐，推动我国金融业的产权重组，建立完善内控制度和风险监控体系，解除我国向混业转变的微观制度约束。
(四)借鉴美国经验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实现混业经营
由于美国金融体制结构的变化历程类似于我国，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的过程。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实现混业经营。这种机构的模式是由非金融的母公司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业务协同，实现银行同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益共享，提高整体竞争力。金融控股公司代表了未来中国混业经营的方向。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7
整个实习分为三个阶段：首月，在市分行会计部综合科和结算科，从阅读会计制度汇编和分析财务报表着手，重点了解建设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会计核算相关流程和运行模式，以及对公支付结算业务的基本制度和相关流程；次月，在渝中支行公司部和个银部，从了解各种主要资产和负债业务的流程出发，重点领会建行各项内控制度在具体业务流程设计中的体现和运用，尤其关注信贷业务流程和各个环节风险的控制措施；最后月余时间，分别在观音岩分理处和渝中支行营业部，通过对记帐、复核、交换、信贷、出纳、个人理财、银保、银证等柜台相关岗位业务的学习，更为直接的观察到各种业务的工作流程尤其会计核算，以及建行基层分支机构日常运营情况，更在成功转型的观音岩分理处体会到了有效的制度带来的秩序与效率。期间，还先后参加了局机关年中工作会议及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新会计准则、三大模块等方面的培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对银行监管工作有了初步的轮廓。
实习期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从“两房”托管到巨人雷曼轰然倒下，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正迅速席卷全球。虽然得益于银监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所倡导和指引的逆周期建设，使得我国银行金融体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和对次贷危机的“免疫”。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无国界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亦难完全独善其身：四大行投资次贷亏损，更值得担忧的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运营环境骤然变差；当前，房地产业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实体经济下滑和宏观政策压缩利润空间都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业经营风险不可小觑。张瑞敏的成功秘籍是“向失败学习、向成功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检查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镜子。因此，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监管如何失灵，以及如何提高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思考就一直贯穿在实习过程中。
虽然关于此次金融动荡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例如超前消费的长期积累、金融领域激励制度的扭曲、金融创新领域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欺诈、表外业务信息披露的不充分等等，但是各国监管当局没有阻止这些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在我看来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而监管体制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在过度相信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的思维下，没有处理好安全和效率的平衡。监管机构不但没有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风险防范，使得金融衍生品不但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而且也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督；而且缺乏对创新产品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的重视不够，没有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另一方面，监管机构缺乏全面严格监管的激励，因为实施严格的风险管理程序会提高服从成本，从而降低本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同时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可能将部分业务向某些监管宽松的地区转移（本人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规制、管制或者监管竞争，只不过研究是环境保护领域）。
在我国，银行业的资产约占全部金融资产的九成以上，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业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通过实习期间对国际上银行监管理论的新发展，次贷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国外银行监管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历史现状的学习，结合对建行内控制度，尤其是相关高风险业务的工作流程以及主要风险环节措施的了解；我意识到，当前银行监管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予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新的银行监管理念和技术的运用，虽然监管理念经历了从重市场准入管理到重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到以风险监管为中心，重外部监管到强调银行内部控制，但是这些理念要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尚需完善非现场监管技术、风险识别技术以及信用衍生品监管技术上。其次，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当前人行和银监在监管主体职责上存在不明确的地方。而随着金融控股公司，银保、银证以及外资银行进入，混业经营已经出现并必将成为金融业发展趋势，传统金融子市场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因此，跨部门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日趋重要，不同监管部门之间更好和更紧密地监管协调和合作势在必行。其三，提高信息供给质量。信息是决定监管有效性的关键，信息供给不足会产生监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目前存在信息缺乏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披露不统一（如会计制度的差异，是否上市），信息披露失真等现象。信息质量不高将直接影响直接监管，以及通过市场、中介组织和大众传媒等非正式渠道监管的有效性。第四，矫枉不能过正，也不能因噎废食。当前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下人们更关注的是金融安全，但不能因此弱化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的盈利目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效率与稳定并重，在二者的平衡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强大自己和增强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机会。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加强金融体系核心竞争力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稳定的长远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在自身特色的企业愿景和企业文化，这是一家银行的成败和是否能够长生不衰的根本。
【1】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监管人员不仅要熟悉被监管机构的内控机制、信息科技系统，还要具备良好的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从而能对风险管理系统的合理性、可靠性、有效性及商业银行的风险程度进行检查和评判。实习结束以后，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基础理论学习，首先是商业银行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以及银行监管理论等金融理论的学习，尽快弥补自身在某些专门领域理论知识方面的先天不足；其次是会计理论和会计业务，要在实习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分析和评判财务报表并从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最后是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加强对我国银行监管法律和政策的学习和研究，提高政策理解和把握能力。另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大量新知识、新的管理技术和新产品，监管人员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银行业的发展、实施有效监管，因此学习应当成为我以后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要积极参加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另一方面，希望能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不断提升作为监管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各种专业素质和能力，争取早日成为合格的银行监管人员。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8
【关键词】私募基金监管研究
一、私募基金的定义及类型
（一）私募基金的定义
私募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根据我国的监管机制要求，私募基金更为准确的概念应该是契约型私募基金。2014年8月，中国证监会对外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这是第一部针对私募基金的法律规范，意味着私募基金正式被纳入到金融行业的监管体系之中。在私募基金的各种形式中，契约型私募基金因为其具有发行成本低、运行机制灵活、管理操作简单易行等明显优势，成为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主要形式。
契约型私募基金，就是指当事人各方基于特定的投资目的，共同签订的一份基金投资管理合同（或者是契约），在这份合同中委托人与受托人各自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私募基金运行管理过程中，委托人即为投资人，而受托人包括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和私募基金的托管方。
私募基金中的“私募”定义，是“公募”的对称。私募是指定向、非公开发行的意思，而公募则是不定向、公开发行之意。
在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定义私募投资基金，是在我国范围以特定投资为目的设立的，只能够向投资者以不公开方式募集资金的基金。当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私募基金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理解：有的著眼于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的区别，强调发行方式的非公开、定向的特征；有的则倾向于私募基金相比公募基金具有更大的风险、更高的收益特征，等等。
二、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历史
我国私募基金发展历史并不长，基本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步壮大。私募基金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初期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从1992～1996年。我国第一支外资私募基金是1992年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设立发行。1992年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陆续设立，证券公司的部分大客户开始将自有资金委托证券公司代客理财，这也是私募基金最初发展过程中不太规范的一种发展模式。
（二）发展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从1997～2000年。这个阶段，国家政策开始逐步扶持各种风险投资，得益于风险投资的快速增长，私募基金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这一阶段的私募基金存在形式以各种投资咨询公司、投资管理公司为主导。
（三）调整管理阶段
这一阶段从2001～2004年。这一阶段由于国际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影响到风险投资的发展，使得我国私募基金行业也面临重大调整。同时伴随着股市长期进入熊市阶段，私募基金进入了调整管理阶段。
（四）恢复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从2005～2008年。这一阶段迎来了中国股市的新一波牛市，中国的投资者信心也迅速恢复，在这一背景下私募基金也逐步恢复并快速发展起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为私募基金后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
（五）快速增长阶段
这一阶段从2008年至今。尽管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更为有序、健康。随着中国证监会一系列创新业务的不断推出，私募基金也迎来了难度的发展机遇。特别是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一般通称为“新国九条”），其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私募投资基金。按照功能监管、适度监管的原则，完善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私募集合理财产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各类私募投资产品的监管标准。”私募基金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
三、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我国私募基金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需要科学的监管。政府机关和资本市场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措施、方法和体系也在不断优化，但是监管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备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私募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私募监管的法律主要是：2003年颁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2015年修订）；2016年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等。《证券投资基金法》着重是对公募基金进行监管和规范，其中关于私募基金的监管涉及并不多。2016年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也主要是集中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等方面的规范。目前资本市场没有一部专门针对私募基金的法律规范。
（二）私募基金的主体适当性存在问题
目前发行私募基金无需到国家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只需要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私募基金的发行过程中涉及的主体包括：基金委托人（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投资合作的券商或者期货公司等。但是上述的主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事主体。
（三）私募基金资金来源的问题
私募基金的委托人（投资者）的类型包括：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还有企业法人、各类社保基金等。从资金的来源看，这其中极有可能吸收个人投资者的非法收入、企业不合规的资金等。此外，还有部分机构投资者利用私募基金监管上的漏洞进行分仓交易。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私募基金的监管都没有非常明确的应对措施。
四、国际上其他国家私募基金监管的经验
从私募基金的发展来看，美国相应的金融产业远远要比国内发达。因此美国的私募基金监管经验值得我们进行借鉴。
（一）对私募基金监管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本国的私募基金监管，并不是简单一两部法律进行完全概括。美国针对私募基金进行监管的法律包括专门的《证券法》，还包括总统签署的各类法案，还有各州自行制定的《蓝天法》等。
（二）私募基金的良性发展需要一个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支持
从整个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看，私募基金是金融创新的一种较为成功的实践。私募基金市场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的得以快速发展，与发达国际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序的金融市场密不可分。私募基金的发展，既需要畅通的投资资金来源，也需要基金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还需要一个流动性充足的投资交易场所。私募基金需要三个畅通的渠道：融资渠道、退出渠道和投资渠道。
五、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改进的建议
针对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结合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本文对于我国私募监管工作提出了如下四个方面的改进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的准入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发行只需要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即可。针对这一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完善私募基金的准入：
1.加强对基金管理人资质的管理。2016年中国证o会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对于基金管理人的资质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当然这个规定仍然是着眼于规范各类私募投资机构担任投资顾问角色的规范性要求，对于私募投资机构自己担任管理人反而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从管理人资质要求看，应该进一步明确其注册资本、企业法人、重要投资经理的过往投资经历要求、技术系统要求等。
2.加强对委托人资格的管理。2016年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对于投资者的门槛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仍然面临如何对投资者资质进行实质性检查的难度。
3.加强对基金的资金来源管理。在私募基金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肯定会面临违规资金借道私募基金通道进入金融市场的问题，甚至还有反洗钱的问题存在。因此，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如何检查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合法性问题；同时对于违规、违法通过私募基金通道进入金融市场的资金如何处理也需要明确规定。
（二）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投资环境
私募基金投资需要良好的融资渠道、退出渠道和投资渠道。要确保这三个渠道的畅通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投资环境。
1.加强对私募基金投资托管的管理。目前私募基金实现财产托管制度，但是能够提供托管服务的仅仅只有有限的商业银行和少量的证券公司。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的托管服务也缺乏高效性，无法满足私募基金投资决策的实时性、流动性的要求。因此，应该尽快建议私募基金托管管理制度，拓宽托管机构范围，明确托管服务要求，并适时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
2.完善私募基金的税收制度。2016年5月份，我国开始全面推广增值税制度，逐步取消营业税。2016年底，我国财政部、国家税负总局下发的“140号文”中明确“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但是，对于私募基金到底适用那种税负、何种税率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因此，应该尽快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本身的税收制度予以明确。
（三）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退出机制
我国的法律对于私募基金份额转让等提出了明确的合格投资者资质条件，但是对于由于继承、强制执行、企业分立等情形导致的私募基金份额转让却没有明确规定。因此，需要尽快放开私募基金进入交易所场内交易或者通过柜台市场交易，拓宽私募基金退出机制，增强私募基金的流动性。
参考文献
[1]宋芳，柏高原.美国私募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理论与现代化，2012（9）.
[2]王瑜，曹晓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监管.社会科学家，2016（6）.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9
这十年中，我就职于银监部门，全程参与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改革的历程，品味改革的片断，多少期待在心里，多少精彩在其中——
市场化改革奠定发展基础
十年前，福建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明晰、机制不健全、体制不明确、管理不到位。深化改革之初，福建银监局克服重重困难，引导和推动福建农村信用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
在统一法人改革过程中，通过市场募集股金，坚决制止存款化股金和以贷入股；通过市场遴选理、监事成员，让资本发挥决策和监督作用；通过市场决定经营目标，建立灵活自主的经营机制，提高市场的适应能力，从而奠定了改革与发展的良好基础。即使面对全省改革最为艰难的柘荣联社，也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导向，创造性地引导省内经营状况良好的农村信用社跨区域战略入股，采取以强带弱的方法，使柘荣联社绝处逢生，成为全国首家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战略投资组建的股份制联社。到2007年底，福建省完成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体的统一法人社组建工作，改革进度位居全国第二批试点省份首位，提前两年实现了银监会提出的“力争在三年内基本实现农村信用社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目标。
2009年，福建银监局乘势而上，在全国率先引导农村信用社全面推进股份制改革。通过市场引导，完成3亿资格股全部转换为投资股；引入优质股东，采取新股东出资购买不良贷款、土地置换、现金注入、溢价发行等方式，化解历史包袱，激活股权价值；促进股权适度集中，法人股比例接近50%，产权形式由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迈进；推动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实现农村商业银行省内各区市全覆盖；不断推进法人治理由“形似”向“神似”转变，在全国率先开展理（董）事、理（董）事长、监事长和高管人员的年度履职评价工作，率先开展外部理事、监事培训工作，率先建立小股东委托机制。
创新性监管构筑风险防线
十年前，福建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差、经营困难多、潜在风险大、历史包袱重。面对严峻的现实，福建银监局一手抓监管，一手抓改革，围绕“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的持续监管思路，以资本监管为核心，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为巩固农村信用社改革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创造出诸多的第一。
在监管方式上，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试点工作；率先实现农村信用社贷款四级和五级分类双轨运行；率先开展农村信用社资本监管方式，实现资本监管路线图的几个跨跃；率先实施统一监管标杆下的分类监管。科学的监管方式，促使福建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主要监管指标位居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前列，成为全国农信社稳健发展的典范。
在监管手段上，在全国率先建立较完整的农村信用社风险监测和预警网络，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成功运行该软件并完成全部历史数据采集的省份；率先研发和推广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单机版，多策并举提高数据审核效率和分析水平，是全国最早实现非现场监管数据报送及时性、完整性100%的三个省份之一；率先实行全省统一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考试制度。有效的监管手段，提高了农村信用社监管的效率和水平，增强了监管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和预见性，得到了银监会的充分肯定。
在监管措施上，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1083家信用代办站的平稳退出；率先组织开展借冒假名贷款案件专项整治工作；率先开展从业人员经商办企业清理专项整治活动；率先全面建立农村信用社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率先开展突出替岗工作。一系列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铲除了滋生案件的土壤，堵塞了案件易发高发环节的漏洞，强化了技防和人防手段，建立了案件防控的长效机制，有效遏制了案件高发的态势。
全方位支农建立长效机制
十年前，福建农村信用社经营实力薄弱，支农资金不足，服务意识淡薄，支农功能弱化。为了增强农村信用社的支农服务能力，十年来，福建银监局积极引导和推动农村信用社大胆创新，勇于探索，不断加大支农力度，提升支农服务水平，支农服务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面上，抓支农服务政策指引，有序推进支农服务工作。十年来，福建银监局立足福建经济发展对支农服务的要求，及时出台政策指引，及时组织会议，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支农服务工作。先后出台多份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有针对性地加强支农服务的政策引导；多次组织召开全省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工作推进会，部署农村信用社支农工作；多次组织开展全省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大检查和服务质量的评比活动，提升支农服务质量。
在线上，抓支农服务平台搭建，为资金供需双方牵线搭桥。十年来，福建银监局与团省委协作搭建农村青年创业融资服务平台，与农业厅协作搭建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平台，与林业厅等部门协作搭建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融资服务平台，与地方政府协作搭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平台，组织各类银企、银农、银政对接活动，让融资供需双方自主决定，降低支农服务成本，实现多方共赢。
在点上，抓机构、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丰富支农服务功能。通过增设机构，设置atm机、poS机、电话银行等方式，妥善解决空白网点乡镇金融服务覆盖问题；组织开展支农信贷综合试点，引导支农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林权、海域使用权、采矿使用权、商标专用权、钢质渔船、茶园等具有福建山海特色的新型担保贷款层出不穷；推行小额办贷中心和阳光办贷等新型服务方式，有效缓解农户融资难、担保难问题；推广“金融服务不出村”工程，规范布设1.5万个小额支付便民点；部署开展进村入户建档工作，已完成400多万农户建档，农户建档面达到60%以上，满足农民基础性金融服务需求；在沙县组织开展普惠制农村金融的改革试点，成功申报部级农村改革试验区，为全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篇10
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版权所有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其次，合业经营也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金融机构自身都更清醒的认识到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而对于某些项目，即使那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对其所面临的新的风险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综上所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经济金融形势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才能够适当放宽对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所采取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为健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便可朝着业务监管综合化方向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